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十七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是其他经济特区没有的特权，而且规定海南岛组织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得以留用，这也优于其他特区，以深圳为例，规定七成留用，三成上缴。
在“八项规定”中，没有明确海南岛进口这十七种商品，不得转卖到大陆腹地，而海南与大陆腹地之间没有海关，这就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成为一条畅通无阻的致富之路。
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当时，一辆十二人座客货两用车，进口价五千美元，转手可净赚一万两千美元，一时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转卖汽车数以万辆计。
附带汽车厚利的，是套汇的厚利。海南岛进口汽车的外汇，都是用高价套购来的，有报刊指出，海南一个单位，一次便从银行提取一百万元人民币现款，用车拉到深圳等地区套外汇。海南岛的外汇黑市买卖更是盛行。
就在海南进口汽车转卖的高潮中，广东省长梁灵光向中央汇报海南的混乱情况。八四年十二月，副总理万里率工作小组，调查汽车时间，并迅速制定紧急措施，包括立即冻结运抵海南的汽车，由中央安排运离，中央按统一牌价（一美元兑2.8人民币）向海南收购汽车，不许自由买卖；所有与外商签订的购买汽车合同，一律暂停执行，外商要求索取赔偿的问题，由中央统一处理；已卖出的汽车，要追查外汇来源及税项……。
紧急措施贯彻后，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汽车和进口物资挤压，高价进口的汽车被中央调走，中央只付给按平价外汇折算的货款，使海南各公司过去转卖汽车所赚的巨额盈利，顷刻间亏蚀。
回香港后，我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我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盗），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我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赵在我的信上批示：（大意）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很快地，中央任命原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为首的建省筹备组，进入海南。海南要建省和设大特区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外，考察投资、洽商、求职的人潮，源源不断地渡过琼州海峡。海南还未建省，就已经热火朝天了。
海南于八八年四月二十五人正式建省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邀请我做顾问，中央也予承认。遗憾的是，特区政策一直没有完全落实，李嘉诚投资海南的事没有取得进展。
开发海南岛的想法，是我从认识香港开始，体会到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实体和经验的过程。我到香港工作后，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需充分利用香港这一问题的重要xìng。从一开始认为香港只是进出口的渠道、跳板，到利用香港吸收外面的资金、人才；到认识到利用香港经济发展的经验；到利用香港英国政府管治成功的经验来制订基本法，以至利用港人中西融汇的独特文化；这是一个几年来逐步发展的过程。
利用香港的经验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领域广泛，内涵丰富，现在要把这认识完全整理出来，还有困难。但我认为，在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道路中，充分利用香港经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越早认识它的价值，将会越快越多地对内地、对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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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与上下文似乎不相符，疑为“一九八八年”之误），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希望我对利用香港、开发内地的问题，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因此，新华分社调研室根据我的意见，起草了文件的初稿。张劲夫受赵紫阳的委托，在深圳召集了两次座谈会，研究讨论。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一些在香港中资机构做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新华分社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张劲夫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专家与会。
会议之后，新华分社研究室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对文件初稿做了修改，jiāo给张劲夫，张又亲自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形成一个正式文件，由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以此文件内容为基础，我写了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充分发挥香港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我们只是提沿海地区，但实际上是着眼全国的。这样提法上只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让沿海地区首先同国外市场结合，进入国际市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先行一步，这也是中央全面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文章着重讲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的问题，没有探讨政治上、文化上如何利用香港。我提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谁充分利用香港，谁可能将来得益最大。我们中国内地应该最充分利用，因为香港是中国领土，是当前唯一在英国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不管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考虑，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特殊资源，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服务。
当时，内地对外面情况了解很少，而且很慢，如何把香港经验推向内地？如何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信息中心，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信息网络？为此，我们在香港一直进行让内地多了解香港的努力。除了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刊物、印刷品，将香港的信息经验发往国内，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材料，还经常在新华分社编印的《港澳情况通报》登载，以便让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市、部委的负责人尽快知悉。
以前，中华总商会不定期地在香港开办训练班，专门培训内地一些中级干部如工厂厂长、省、市的经济管理干部等，向他们介绍一些香港的情况、香港经营的经验，组织一些短期的参观，每次一至两个月，这个办法很好，这些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香港，但可以打开眼界，开拓他们的思路。
我提议并在深圳也办了这样的训练班，请香港的学者、企业主管到深圳讲课，这样参加的人可以更多一些，同时，把香港培训班的档次提高，由培训中级干部改为培训省市级负责人，让负责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书记来学习。
八八年我到河南省参观，原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在河南当省长，我与他比较熟悉。我看了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同当地的领导干部接触之后，深感他们对外面情况了解甚少，对经济改革的想法保守。因此，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香港、深圳去看看？他们回答：“去看了，我们也学不起来，没有条件学。”
我向程维高建议，我说学得起、学不起是另外一回事，首先要开拓眼界与思想，现在他们这一级干部对外面情况知道得太少，现代社会的知识太欠缺，这种现象应该改变。我建议：县以上干部分期去香港参观，可以由省负责人，或者地（委）、市负责人带队组成参观团，一年组织几批，一批几十人，去香港参观；县以下干部，可以到广东、深圳去参观。我说，只要你们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人，或其中一人写信给新华分社，我们可以立即就批。程维高当时听了非常高兴。
我回香港后也特别通知有关部门，要他们注意这件事，可是后来，我看河南方面来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在香港或深圳组织一些研讨会，听取各方面对国内改革开放的意见，这里我想介绍两位热心将香港经验向国内推广的人士。一是罗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关商业改革的建议：发展民营，改变国家垄断商业批发、零售的情况，换言之，商业流通由国家独家经营，改为多种经济成分来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罗桂祥的建议书里还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商业发展的情况。
我看了罗桂祥的建议，立即直接送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看了建议，很快就批示：（大意）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要赵紫阳研究。赵紫阳即批给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过后，我去找刘毅询问研究结果，他说，其他意见都很好，就是开放私商经营批发业务，还不能同意。因为我同刘毅比较熟，互相谈得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平都认为大胆，大胆就在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经营。”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方案。以后我看商业部门实际上也逐步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可以说，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议对内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贡献的。
还有一位是查济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在广东、广西，搞一个开放的大特区，采用香港的经验和法律来开发和建设。二是建议在上海、福建及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采用台湾的经验和法律，建设另一个经济特区。他提出一个方针xìng的意见，就是经济改革迈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对查济民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我向他建议，将采用香港和台湾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于国内易于接受，尽可能减少误解。
查济民的建议书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后，又jiāo给了我。那时送中央已不是时机，但我还是决定往上送，果然遭到jiāng zé mín、李鹏的批评。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仍然送去，是因为这样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希望邓小平能看到，有所考虑。
我在八七年调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发展情况时，感觉如果香港经验同内地结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广东省顺德县有一个小厂，生产结合灯具的吊式电扇，专销美国。工厂向我们介绍，美国人喜欢这种电扇，因为既可调节空气，又可作为室内装饰。这家工厂与香港合营，港商把美国市场需要的式样了解清楚，向工厂提供样品与设计，他在接受订单时，可以做到依据美国客户需求，立即修改设计。一个电传，当天即通知工厂。工厂马上可以改出来，以最短时间jiāo货。内地工厂一般对外面市场要求不清楚，有时虽知道货不对路，但要及时了解，及时更改，就很困难，香港商人起了灵活反应的作用。
这使我得到很大启发。内地工厂由计划生产转为市场生产，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厂某些零件、设备，中方自己搞进口，要经过层层报批及相当繁杂的手续才能解决，而且外汇也很紧张。现在同香港商人结合之后，他们可以及时把需要的设备、材料送到国内，往往随着样品、图纸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香港商人纷纷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设厂，或利用内地原有工厂加工产品，或来料生产香港设计的产品，港商在这种“前店后坊”的形式中，起了生产经营组织的中介作用，内地的产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资金、人才、技术进来，通过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讲是香港经验在起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内地可以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很快学到香港的生产经营经验。这个作用应该充分地发挥。
外面的资金到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始终占第一位，香港银行界对内地提供资金的积极xìng越来越高。
我考虑让香港的中资机构，利用香港的资金进内地投资，凭借他们在香港建立的信用，向香港的中、外国银行贷款，然后到内地投资。我向赵紫阳、姚依林、张劲夫谈这个问题，建议能否让香港中资在内地投资时也可以享受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赵表示可以考虑。不久，国务院正式发文，宣布香港中资去内地投资、合资，都可享受外资一样的优惠待遇。这就是后来被谑称为“假洋鬼子”的政策。
这政策使香港中资进内地投资的积极xìng大为提高，而且对中资带领外资进入内地起了促进作用。原来外面不少投资者进内地信心不足，担心手续冗长，关系复杂，进程缓慢。现在可以由香港中资出面处理，容易打通上下层关系，有利事业进展。中资还可以在香港为内地做担保，很受外面投资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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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在海南岛西北部，属儋县，虽然具有建设天然良港的海湾，一直没有开发，仍然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沿海是荒芜的盐碱地，丘陵高低起伏，只有仙人掌一类的沙漠植物。
洋浦开发计划，是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与海南省直接洽谈的。于元平曾找过我，海南省长梁湘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因整个海南特区的政策，迄未落实，赞同先在洋浦突破。于元平也直接同赵紫阳、王震有接触，王震也表示支持。王震同梁湘关系较好，对梁湘比较欣赏，他在经济改革开放问题上并不像他在政治上那样保守，对海南和洋浦的开发，一直是支持的。
海南以很便宜的价格把洋浦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熊谷组，使用年限七十年，由熊谷组开发，采取香港的做法，使洋浦成为一个自由港，海南特区中的特区，四周用铁丝网同海南其他地区隔绝，成为第二关税区，产品自由进出，可以减税或免税。产品由洋浦进入海南其他地方，则需纳税。在洋浦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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