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缝，而且是世界的缝；钻缝精神越来越精，水平越来越高。这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适应精神，是一种寻找机会紧抓不放的精神，香港得以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讲，香港把每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机会都充分利用了。利用韩战、越战的机会，香港不但成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之一、休息基地之一，而且由于中国打破封锁，香港实际上成为外国商品向中国国内走私的基地，香港不少资本家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很主要地是当年靠走私起家，不仅他们个人得益，香港也从中得益。
在世界经济转型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劳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过程中，香港又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廉价劳动力，使自己低成本产品向国外，特别是美国倾销，当时香港获得大量的配额，在七十年代后期，香港成为以纺织品为主的出口中心，就是利用世界经济转型机会的结果。
顺便说一个故事，香港有一个年轻资本家，三十多岁，经营纺织成衣，主要做牛仔裤，很遗憾，我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人称“裤子大王”，他是广东惠州人，文革中他是红卫兵中的“逍遥派”，偷渡到香港，开始在小成衣厂里做工人，自己份内工作做完后，主动帮老板做杂物，老板赏识他，提拔他当监工，以后又提拔他当副厂长，帮助经营。在七七年石油危机中，香港经济不景气，老板无意经营，就把工厂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他。他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美国的订单，又争取到配额，就这样起家了。
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在美国有了分公司，在香港、非洲、大陆办了十多家成衣工厂，不但拿到香港的配额，而且拿到大陆的配额，销售额一年达到两亿美元。这可说是香港人抓住机会发展很典型的例子。这位青年人吃素，还没有结婚，很艰苦朴素，他把他兄弟从广东接到香港，在自己公司里分别负责，我同谭云一起去他工厂参观，他摆开架势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多小时，讲他如何运用máo zé dōng的辩证法来经营业务起家的。他把《máo zé dōng语录》稍微改变就成为他对职工教育的思想、条约、规则，在工厂的墙壁上到处贴标语。他告诉我，他是凭一本《máo zé dōng语录》起家的。我看他不像是故意讲奉承的话，是把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市场经营中了。我当时问他，像你这样的人香港有多少？他说：“不止我一个。”我听后很感慨，社会上传说：“内地一个虫，到香港成一条龙。”很形象地说明内地这套制度，限制了人的发展，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再说一个“虫变龙”的故事。刘永龄是六十年代到香港的，刚到时，身上只剩二十块港币。我在香港工作时，曾到他家去，他的家不比包玉刚的别墅小。
他与南京第八机床厂、苏州长风机械厂合作生产铸塑机。当时，大陆的塑料工业刚开始发展，铸塑机需要量很大，他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从国外进口一些不见，在这两家工厂搞大的铸件，然后装配成机。事实上，以成机的工作量计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内地自己加工的，基本上可以讲，是内地自己制造的产品。可是当时中国的政策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不算中国制造，基本上要外销。刘永龄钻空子，采取所谓外销万聘国内提货的办法，把产品在国内销售，就这样发展起来。而后，他在沙头角保税区办了加工厂，很成功，经过香港有关机构评估，价值超过他原来的投资。再用抵押资产的办法，又向香港银行贷款，在深圳蛇口之间建了一幢面积十万平方米的工厂。
八九年新厂开幕，我去剪彩。他当时告诉我，准备招收一万员工，现在已有三千人，其中数百个是中国各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他已不仅是制造铸造机，还生产一些机电产品。开幕那天，他同时邀请了北大、清华、复旦、上海jiāo大、南京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参加。他告诉我，他同这五个注明大学签订合同，搞科技开发合作。我感到他看得远，取得科技开发之先，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现在聚集了几百个大学毕业的科技人才，又同五所名牌大学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在香港商人中能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人。在言论上，他也有独到见解，他表示不赞成共产主义，赞成现在中国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商人钻空子的精神，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中国是香港商人投资的主要地方，九零年以前，外国、外地区到中国内地的投资，香港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虽然台资、外资大量涌进，香港资金投资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现在不仅香港的中小商人进行内地投资，一些大的商人如李嘉诚、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也进去了。他们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可以说，世界和东南亚每一次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机遇，香港都没有丧失，都得到及时的发展。香港已成为自由、开放、多元化的市场，在很小的体积上，发挥了很大的能量。现在香港的商人、资金遍及全世界，也可以讲几大洲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香港的商场与经营舞台。
香港，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奇迹。
56
一九七八年，我和国务委员谷牧访问日本，对横滨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八大城市中，中央政府对其他城市都需财政补贴，唯有横滨市能自给。我们参观该市时，市长专门介绍他们的经验，我很感兴趣，问得比较具体。谷牧取笑我，对市长说：“许先生对你们的经验这么感兴趣，是想把你们的经验用到江苏去。”
横滨市之所以能自给，主要是市政府自己经营了许多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为了建造世界博览会会场，他们削平山头，用山石填海，造起一片地。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德国银行贷款。银行同他们一次签约，分次借款。
我当时不懂为何向银行贷款，要分多次？我请教横滨市长，他解释，第一次的贷款用于开发，初步开发之后，就转让给商人继续开发，商人要jiāo百分之几十的订金，市政府用订金开发新的项目，而银行的第二、第三笔贷款是用来偿还利息的。市长表示，不仅在海里填地，山上削土平石处又有了一片新的地，又可以开发山上这片地。这些土地开发，都由市有公司主持，市政府靠这些市有企业自行解决税收不足、市政经费困难的问题，所以无需中央政府再给予补贴。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经营房地产开发得益的认识。
到香港工作后，我感到香港人对房地产的做法，至少不必横滨市差。
例如前guó mín dǎng将军王耀武的女婿黄锦辉，在新界开发房地产，建了一片新村。因为费彝民同黄锦辉的关系好，就竭力向我推荐，为他的开幕式剪彩。我答应了。
费彝民的儿子在黄的公司做经历，开幕那天，他来带我去开幕式会场。途中，在汽车里，他就向我介绍他们的做法。黄锦辉当时在新界花了一亿多港币买下这块地，开发以后，就卖楼花。所谓卖楼花，就是房子没有造起来前，只有设计图纸，就开始出售，买主需付一部分订金。
黄锦辉所建造的新村，买主订购先付百分之三十的订金，有了这笔订金，建房的成本就够了，不需再向银行贷款，就可以经营下去。分期付款使得较多的人负担得起买房子，卖主也就比较容易销售。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加快房地产的资金周转，给我印象很深。
我向赵紫阳、李先念汇报了这种做法。我说，香港的房地产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香港房地产发展很重要的经验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土地所有权属香港政府所有，使用权实行油价转让，并且使用有限度，港岛是九十九年，新界是七十五年，我建议国内是否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发展房地产，所有权是国家的，公有的，不损害公有制，使用权可以属于私人。他们虽没有表态，但看来是注意的。
在运用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方面，香港人十分精明。从香港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建酒店的做法上，可见一斑。香港商人到内地投资酒店，动用自有资金很少，收益却很大，他们主要用银行的资金，而且开始时，由中国银行担保。从酒店的选址、设计、施工、安装、内部装修到营业，几乎都由港商一手经营，往往在购买材料、设备，内部装修的过程中，已把投资收回，还取得了盈利。我起初对有些酒店由中方出地皮，港方控股经营，十五年、二十年后酒店归中方所有的做法不够理解，后来才搞清楚。因为酒店归中方时，香港商人几乎已经坐收盈利十五至二十年了。
香港社会开放，信息灵通，商业竞争激烈，使香港人在现代市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能很快适应并采用新做法；并且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八六年，香港一位企业家向我介绍基金会这种投资形式，当时在香港没有几家；没有几年，已被广泛采用，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香港人接受并运用现代最新进的工具和管理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背后动力是香港特有的文化形态（同时，它本身也成为香港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正是香港能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要从香港发展的教育背景讲起。香港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以英语为主，英语成为中上层的第一语言，政府的文稿、公司与机构往来的文件，都以英文为主。正因为有这样的语文基础，香港人才可以无需倚赖翻译，阅读世界各地通商；世界各国商人来活动和经商，也因共同的语言工具而倍感方便。
香港的中下阶级仍以广东话为主，但香港的广东话不同于广州的广东话，它吸收了大量的英语词汇，成为普通民众都能使用的词汇，如公共汽车叫“巴士”（Bus），打球叫“打波”（Ball），出租车叫“的士”（Taxi）等，不胜枚举，有些人讲，香港文化不中不西，中文、英文都不精通。认为是一种倒退，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香港文化融汇中外文化，有其进步的一面，不能只看它继承、吸收固有文化有限制的一面，还应看到新发展的一面。
香港的语言、文化，成为香港有利国际jiāo往，迅速吸取现金经验的优势条件，这个条件在远东大城市中，除新加坡外，东京、上海、台北、汉城在短期甚至长时间内，都难具备，无法替代。这真是香港得“英”独厚之处。
57
利用香港经验，开发海南特区，是我给邓小平的一封建议信中提出的构思。
大约八六年我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会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他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他说：“我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开发海南。但有个条件，你到海南当领导你可以兼（职），或是我组织一个公司，请你当董事长。”
我到港不久，李嘉诚曾表示无意到内地投资。他当时抱怨说：“我项目还没有谈成，就有人说我赚了国家多少多少钱。我决定不再到国内投资，要我捐款可以。……”这次他主动提出要到海南投资，完全出乎我意料。我连声赞好，但也解释：“我已七十多岁了，要我去海南当第一把手，已经超龄，中央不可能让我去。我年岁太大，精力也不济了。要我当董事长，我们中央也不可能同意。不过，如果你去投资，我可以当你的顾问，我估计中央可能同意。”
我估计，李嘉诚担心去内地投资，各方面关系很难处理。我可以他顾问身份，帮助他处理这个难题，多少大小他这方面的顾虑。
李嘉诚听了我这番话，问我：“李鹏飞当董事长，你看怎么样？”我表示：“只要你信任，就可以。”我答应李嘉诚，向中央反映他的打算。
我当时考虑，如果李嘉诚真能到海南岛投资，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可是，海南岛我从未去过，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也是间接得来的。我便下决心，要去看一次。当时正值全国人大开会，我找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表达想要利用大会开分组会期间，去海南参观的愿望。他们都表示欢迎，叶选平并表示，他是代表团团长，不便请假，不能陪我，随机电话告诉海南行政区党委，为我做了安排。
我向大会秘书长请假后，就迳去了海南岛。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接待我，并陪同绕了海南岛一圈。姚文绪及海南区、县、市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情况，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开发。
我向姚文绪讲了我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并说，海南从“汽车事件”后[注]，这样把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我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我理解，他对建大特区，能否获批准，没有信心。
注：海南岛汽车事件。一九八三年一月，胡耀邦、赵紫阳、谷牧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岛，决定加快海南岛的改革开放；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记要”的文件，同年十月又发布“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
凭借这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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