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见面。邵逸夫表示谢谢，会考虑我的邀请，但认为“时机未到”。我表示理解。因为他的事业同台湾联系很深，至少他的影片和录影带要在台湾发行。他如同大陆关系过于密切，会受到影响。当然，他同台湾的关系、利益可能还远不止此。
邵逸夫自从到大陆参观、了解情况后，就开始向内地捐款，主要对象是教育界。第一次捐给内地十几所中学，总共一亿港币。教育部门很重视，由国家教委负责人腾藤带队，组织内地著名大学的校长来到香港，一方面接受捐款，一方面表示感谢，在香港举行隆重仪式。各大学都准备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礼物、纪念品回赠给邵逸夫。
以后，几乎每年邵逸夫都有捐赠。内地许多学校，知道消息后，纷纷对邵逸夫提要求，有些直接写信给邵。后来，国家教委自己也提了方案，要求邵逸夫继续捐助，要新华分社转jiāo。
工委讨论后，一致认为，邵每次捐款，都是主动提出的，国家教委这种做法，对邵可能产生误解，仍应该让邵主动，我们都不同意把教委的信转jiāo给邵逸夫。
果然，邵逸夫把那些单位直接给他写信，以及口头向他提的要求，全都转到新华分社给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后来，邵逸夫主动提出方案，每年捐港币一亿左右，捐赠单位增加，但捐给每单位的数量减少。以后，他又改为资助小学。那几年，他前后捐给国内教育界五亿多港币，应该说，不少于李嘉诚捐给汕头大学的数量。
邵逸夫关心甘肃敦煌古迹，捐出三千万港币，资助保护莫高窟壁画。李储文退休回上海后，曾专程到香港要求邵逸夫资助上海天蟾舞台改造，邵捐了一千万港币。
邵那几年是香港艺术节的主席，每次请内地剧团到香港表演，总会邀请我们去看看。也经常招待我们到九龙邵氏影片公司片场吃饭、看影片。他希望内地能放映他的国语影片。我让文体部负责人韩力去同中央文化部、中影公司商量，希望他们能满足邵逸夫的要求。我讲邵的要求并非为赚钱，而是希望他的影片在大陆发行，有些片子，我看是可以在大陆放映的。我希望内地能够多买些邵氏的影片。韩力跑了几次，有关方面表示可以买，但出价很低。其实，邵逸夫要求并不高，实在是内地出价太低了，邵逸夫不肯这样子卖。我理解，他不是在钱上计较，而是面子上过不去。邵逸夫希望他的影片能正常地进入大陆，“送”不好，但卖也要有个合理价。价太低，市场上不好jiāo代。
我一再要韩力与文化部门和中影公司做工作，都做不通，这件事就一直没做成。
邵逸夫很欣赏大陆的艺术发展，特别对昆曲感兴趣。他也很欣赏河北梆子著名的女演员裴艳玲，认为她文武双全，既精梆子，又善昆曲，认为大陆称她国宝，当之无愧。邵并建议用录像把她的艺术保留下来。我有意让裴艳玲与邵合作，满足邵的愿望，后因“六四”发生，未能实现，亦一憾事。
亲台的江浙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徐季良，我请人向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表达问候，听说他身体不好，我愿意登门拜访。他回复，表示感谢，称身体不好，会见之事，以后再说。但他让一些副会长出面在江浙同乡会俱乐部邀请我共同聚餐。见面时，在笑谈中叙述乡情。我还表示希望能成为同乡会的会员，他们当场表示欢迎，一下子情绪融洽起来了。他们向我问了一些有关香港的政策问题，没有谈两岸关系，以后，继续接触。
后来，大陆经济学家千家驹到香港访问，我请他夫fù吃饭，千家驹说，他同徐季良是老朋友，想去看看徐。徐表同意，并邀请他吃饭。千家驹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讲，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要去见徐季良，他不肯见我，现在他要见你这是再好没有的事。
这件事使我更深信：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包括内地的关系，进行香港工作，是我们开展香港工作的重要“资源”。
我多次邀请《星岛日报》的老板胡仙吃饭。胡仙是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女儿，她都只表示谢谢。十一国庆酒会、春茗，也都发请帖给她，她请人向我表达：“丑媳fù总要见公婆的”，信息很明确，见面尚不是时候。后来，终于在一次酒会上碰面，她主动上前同我握手打招呼。她的报纸几十周年的纪念日，主动邀请我参加，我和杨奇去了，她在宴会厅门口迎接。这也算是一种接触方式：什么话都没有谈，但见了面。
八四年中秋宴会后，通过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介绍，认识一位由台湾来香港从事粤港船务，创办粤丰公司的朋友范澄，并安排我与亲台的《工商日报》总编辑喻居一起吃饭。席上很自然的谈论到两岸的统一前景。我讲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和平协商，统一中国，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你行你的三民主义，我行我的社会主义。喻先生则表示，国共两党恩恩怨怨二十八年，现在又隔绝、对峙了三十多年。大家都要重新反思，重新了解。中共不要急于统一，guó mín dǎng不必害怕统一。现在大陆是大哥哥，台湾是小弟弟。希望大陆有“以大事小”的气度。只要都以民族大义为重，总有一天“水到渠成”。我对他的意见表示欣赏。
席上，谈论到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时，也谈到了九七之后，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区政府，台湾人士能否在香港继续活动的问题。
我说：台湾在香港的各种活动，只要在一个前提下，不搞台独，都可以继续，报纸可以继续办下去，按邓小平的意见还可以继续“骂共产党”。求大同，存大异。我还估计，国共两党有可能在香港开始接触，jiāo谈。谈到华航飞机九七后能否飞香港时，我讲：“guó mín dǎng‘国旗’换成guó mín dǎng的党旗就可以了。”
陈香梅是个两岸都可来往的人物，她向北京外jiāo部提出，希望能见我。外jiāo部也建议我见她。因此，她每次经过香港，我都请她吃饭，与她见面。她来往两岸之间，有无政治xìng活动，她没有任何透露，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女士主要是为做生意而来中国的。她已故的丈夫陈纳德，在抗战时期，组成航空飞虎队，支持guó mín dǎng政府抗战，她现在也想做飞机、机场都有关航空方面的生意。她希望见我，可能是想扩大她的知名度。社会上不少人士建议我不要见她，特别是一些接近台湾的朋友，更是强烈，但我从广jiāo朋友的角度出发，还是每次都与她见面。
陈香梅有个妹妹陈香桃，在香港做黄金和夜总会生意。我到香港不久，陈香桃经营的大富豪夜总会开幕，陈香梅托人请我去剪彩，并告诉我，请了我和王光英，王光英已经答应了。我考虑陈香梅是较重要的统战关系，就应允了。开幕式那天，正巧我和李储文一起去深圳办事，我一时无法离开，就同李储文商量请他代表我去剪彩，因为报纸上已经刊登广告说许某要去剪彩，不去不好，李储文就去了。
香港社会、报刊后来非议此事。事后看，最好不去，但是去了也不是什么错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为夜总会剪彩也可体现“马照跑，舞照跳”的政策，并不表示新华分社人士参加了夜总会活动。
对于社会舆论非议，我们接受善意的部分，恶意的部分，可以置之不理。以后这类事情，不去参加就是了。
可是李储文因此怀着一腔冤屈似的，认为我有意“整”他，在新华社内部以至外面表示，他是“替罪羔羊”。其实，何罪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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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台湾的军政界人士到香港，港英政府是有限制的。中国政府可能曾与英国政府有过jiāo涉，港英政府才作出限制。
蒋经国去世之前，台湾逐步开放，对大陆的态度，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台湾商人开始通过香港到内地经商，还有一些到内地投资，台湾人民回大陆探亲也逐步开放。当时台湾有些关系人，直接或间接地向香港新华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们能影响港英政府，使他们经香港去大陆时，香港的签证可以办得快一点；并要求放宽台湾官方人士进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陆施加影响。
我考虑形势发展确有此必要，也征得姬鹏飞同意，就在一次与港督卫奕信面会时，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他考虑港府对台湾往来人员的签证尺度放宽一些，速度快一些。卫奕信反问我：“是不是也包括他们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说：“假如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反对。”以后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确放宽了许多。
经香港《明报》查良镛介绍，我与台湾号称“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会面。他是台湾较有名气的人物。
查良镛喜欢下围棋，他将大陆的围棋国手陈祖德请来香港，在他家里教围棋，并把沈君山也请来了。查知道我也喜欢下围棋，就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下棋”，同时告知沈君山在，征求我意见，有无兴趣会会此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镛家里，欣赏了陈祖德的弈局，我并和查良镛对弈了一局。
饭后，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jiāo谈。沈君山说道台湾有个青年篮球队，到日本参加亚洲地区比赛，由于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遭到大陆反对，未能参加比赛，青年人很丧气地返回台湾。他说，北京为何坚持用“中国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华台北”呢？在英文里，中华、中国是同一个字，一样的意思，外国人不能理解两岸的中国人在争些什么？沈君山说，他主张统一要水到渠成，先从文化体育着手，先把文化体育上可能障碍统一的渠道疏通。现在，中华、中国成为障碍之一，能否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感到这个说法有道理，答应向北京反映。回来后，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这个意见。不久，国家体委同意台湾可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解除了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碍。
台湾在香港负责文教事务的黄也白，是我江苏如皋的同乡，主动透过关系找副社长祁锋，表示希望能与我见面，请我看电影。后来知道是放映台湾拍摄的“八百壮士”，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的。我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请祁锋与对方进一步约定时间，并向北京发电报备案。
到了约定时间前一天，黄也白突然通知说，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计可能他们的上层有不同意见。于是，决定由祁锋去看。
当时，guó mín dǎng在港机关的上层人士不敢见我，黄也白敢主动见我，我开始以为guó mín dǎng的在港工作方针有了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计不对，这次可能是黄也白的个人行动。
我们在发出国庆酒会请帖时，工委讨论是否对guó mín dǎng在港机构负责人发请帖，因为以前从未发过。我主张发，估计他们不会来，不过我们发出邀请，表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他们能来最好，不能来，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共发出十几份请帖，包括guó mín dǎng在港的党部负责人陈志辉，党报负责人曾恩波等；多数没有回应，少数请人带信表示谢意。
还有一些guó mín dǎng派出机构的人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私下请人带信，送小礼物给我，表示愿意同我建立联系；某些事情他们请我帮忙，我也帮了一些。这些人的情况，这里就不叙述了。
香港一位华人资本家与guó mín dǎng一些党政高层人士有jiāo往，为了争取这位资本家，征得中央同意，我把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内地的副省长请到香港，协助做这位资本家的工作。因而间接与台湾几位高层人士有了些沟通。这位资本家说，在他与台湾一些老年和新生一代领导人接触时，他们对中国统一问题有个一致看法，就是要观察中国领导人有没有诚意，如果依香港模式，“一国两制”，把台湾矮化成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他们主张实行联邦或邦联制。
我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央与邓小平。也向邓小平做过当面汇报，邓虽没有表态，但看起来是听进去了。后来又与邓朴方谈及这件事，邓朴方告诉我，他父亲知道台湾有这种情绪，他父亲认为，只要两岸能谈起来，总可以商量。我当面和赵紫阳谈及，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或接受，只是笑笑讲，他们大概有个“面子”问题。我对赵讲，也许他们因为台湾现在是“中央”政府，假如变成地方政府，所有中央政府人员的地位、职位都将下降，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接受的原因之一。当时，还没有把“台独”的阻挠因素考虑进去。
对台独的看法，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从“对台办”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台独是个反对统一的力量，“对台办”的主张是不予接触。香港有不少人建议我们同台独建议联系，让台独某些人来大陆访问，我们曾向杨思德反映了这个建议。
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变化，将原来“国共两党谈判”的提法，加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独包不包括在台湾人民内呢？按当时中央的态度，台独是不包括在内的。我根据在香港的观察，又向杨思德建议，应该同台独进行某些接触，做些工作。因为台独里面也有派，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分化工作，杨思德还是没有表态。
我与台湾的文化、电影、宗教界也有些接触。台湾电影界有些人找到新华分社，希望能去大陆拍电影，杨奇、韩力很积极，我支持他们的做法。除了介绍一些国内关系给台湾电影界之外，还协助他们向中国银行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业，中银提出条件，要求新华社担保。我同杨奇、韩力商量，他们主张我出面担保；万一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动用电影基金弥补损失。这样，支持他们拍了几部知名的影片，jiāo了不少朋友，而且并未动用过基金。
童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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