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研究室，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为适当；特别是未来几年，可以不会因批地过多，使地价下降，也不会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使房地产价格猛升。这个拿捏分寸的课题，我在八七年以后才提出，但未取得结论。
我们也协助华人资本家解决困难。东亚银行主要股东中，有人因信心问题，想撤出资金，股东间发生纠纷，法国某银行想借机收购，银行处在危机之中。董事长李国宝向中银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国银行，并到新华分社找我。银行工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支持东亚银行，由中国银行出面帮助，中银掌握的东亚股票不仅不出让，还适当增购，帮助李国宝度过危机。
在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华人资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损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社长曹维廉（他原是机电部副部长，同jiāng zé mín关系很好），向我介绍，康力公司是香港电子工业的大企业，老板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赏，有理想，经营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业的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曹维廉希望柯俊文去内地投资，亲自陪他去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参观，向中央领导人推荐，国务委员谷牧也同他见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资与他合作，我们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银、华润、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资与他合作。注入资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们调查发现，他还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把康力的资金、动产转移了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由内地专家对康力的不动产、设备，做了评估，认为设备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内地还没有的，经济上的损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经营中不断亏损，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华人资本家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应湘同李嘉诚一起来找我，提出开发香港岛西区海绵和大屿山的计划，要在大屿山建第二机场，地点一是考虑在赤角，一是在大屿山和香港岛之间；还准备在大屿山和香港之间，填海建新码头、住宅区和商业区；建大屿山通往香港岛、大屿山通往九龙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屿山至深圳新的边境口岸落马洲的高速公路。
我听了他的计划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满足九十年代，还可能满足廿一世纪上半世纪香港海、陆、空运的需要，使香港进一步发挥南中国进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负责。”我的考虑是，现在还由港英政府管治，这么大的工程理应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还建议他们在港英政府表态之前，不要让外面知道。李嘉诚问胡应湘：“记者知不知道？”胡讲他已准备开记者会，我建议不要开，李嘉诚也赞同我的看法，胡还是坚持。结果媒介公布以后，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反应，搁置下来。
“六四”之后，港英政府公开了自己建新机场的计划。我想，如果当时胡应湘他们能先征求港英政府意见，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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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国际xìng的大都市，各国各方对它都有兴趣。外国资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东南亚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的中间地位、跳板地位、桥梁地位，使认识香港作用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多，香港对外国资本越来越具吸引力。
在这种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外jiāo机构和商业机构密切接触，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成为新华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华分社为此在内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门主要负责广泛接触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外jiāo机构，经济部门主要接触各国商业机构和一些社团，如美国总商会等，我自己也经常接受邀请，同他们会面，根据他们要求，回答一些问题，外国资本当时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二是对英资在香港的垄断地位不满，希望改变。
例如，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汇丰享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权，却不承担中央银行的义务，意见很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银行，他们向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希望中国在制定基本法时，在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对英国加以限制。
我考虑在不过分影响英政府和英资利益的情况下，应尽量照顾外资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资银行迫切要求有发钞权，我就积极向姬鹏飞、赵紫阳提出建议，考虑让美国、日本、法国银行少量参与发行钞票，让港币更具国际xìng。后来，基本法对此做了原则xìng的规定，提到：“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基本法咨委会里，也吸收了几位外资金融界人士为委员、顾问，让他们表达意见。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在港越来越活跃，做好外资工作，是稳定繁荣香港绝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对香港华侨资本的工作十分重视，除了自己广泛地与他们接触，直接做工作外，还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中资机构做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增加他们进一步利用香港或进入香港的决心，给他们便利，与他们合作，为他们服务。
侨资主要是指在香港的东南亚华侨资本。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侨资本家，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在香港都有相当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比如林绍良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一个时期苏哈托地位有不稳现象，林绍良就把香港作为一个资金避风港看待。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时期排华，那里的华侨往往也以香港为资金的避风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资本又纷纷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因此他们对香港的作用历来都比较重视。
东南亚华侨当中，福建人居多，我们指定副社长曹维廉专门做福建帮华侨的工作。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但他发迹主要通过经营糖，是有名的糖王，与华润的关系良好。我们通过华润对他做工作。郭鹤年逐步把经营基地转移到香港，不仅在香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积极进入中国内地投资。
黄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动的地产商，与原本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任总经理，现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薛文林熟识。新加坡房地产高潮过后，黄廷方与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地产正处在低潮，黄就在此时大量购买土地，运用他同薛文林的关系，我们又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港人信心，对黄当时敢于大量吸纳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中国银行也积极给他融资。黄廷方在这样的支持下，放手收购土地，面积几乎与地产巨商郭德胜相等，不久，香港地产恢复景气，黄廷方获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黄廷方是继李嘉诚、郭德胜等善用时机，廉价购地致富的另一个大地产商。
黄廷方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投资房地产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厦门进行房地产投资，与厦门市政府签了合约，负责改造厦门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在他家乡福建省长乐县进行房地产开发。“六四”后，别人停止了，他仍继续经营。黄廷方对香港有信心，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开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当时，是突出的一个。
我们对华侨到香港发展的愿望和设想，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毛钧年有一位柯姓同学，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事业有成。毛钧年介绍他同我见了面。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在九龙最繁华的尖沙咀到弥敦道旅游中心，建一条地下电径，以增加吸引游客。所谓地下电径，就是在地下建一条由传送带带动的金属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随传送带往前；在电径两旁建地下街道，发展商业或服务业，在地下电径的入口处，建地面商场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筑。他准备投资，并希望和中资合作。
我支持他这个新颖想法，同意同他合作，关键是必须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请他按社会正常程序进行工作，先研究设想的可行xìng，做好可行xìng报告，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他很快都做好了这些工作。我让副社长郑华专门同港府有关部门联系，并宴请他们表示我们对此都有兴趣，认为会有益于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虑。但是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我离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令人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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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在香港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搞了一些商业机构。以后为了外贸进出口的需要，又逐步发展一些机构。
guó mín dǎng退出大陆后，接收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机构，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础上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从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有关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设立机构，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张，让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适当的据点；也有人主张，不能多设，并且认为已经够多了，要整顿精简。八三年，在港澳办、外贸部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关部委到香港增设新机构，原有机构要进行整顿。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给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后执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从省市地方、有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既然实行改革开放，在香港就须设立据点。以江苏来讲，江苏在香港有个小机构，附设在华润，只有两三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触，以增加进出口机会，学习和适应外界市场运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不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而倾向在香港发展中资机构。当时廖承志还没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文件。他们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后，又向他们提议，请北京派人到香港来，共同进行新的调查，国务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来香港调查。调查两至三个月后，重新写了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大不相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建议国务院允许省市、部委有条件地来港增设机构。在我积极建议下，不久，这位副部长又率领内地大多数省市的代表团，来香港举行空前规模的展销会，内地有几百人参加，在香港产生较大影响。
以往，内地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行，生产部门对外界市场情况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贸部门下计划、订购，由外贸部门销售。各省市、各地来港设机构，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做法，自行摸清市场情况，研制生产计划，对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从香港本身发展考虑，在保护英资、外资、华资、侨资、台资在港利益，让他们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应该有一定的份量。中资可以，也应该不凭借特权，通过学习和运用香港市场经验，在不和香港人“抢饭碗”，不影响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来，香港万一出现不稳定因素，凭借这个基础，可以减轻对香港的消极影响。
我认为，中资应该不断壮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国的“汇丰”银行，中国的“怡和”、“太古”？我们不凭特权取代它们、排斥它们，而且与他们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尽力发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领导人也不赞成。前文已经提过，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汇报香港工作时，李先念就认为香港中资机构不应发展，他还提出不赞成搞股票，认为是“投机倒把”，不赞成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并且要中国银行对放款房地产加以注意和控制。
这次汇报后，八三年底，港澳办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港澳经济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及与外贸有关省市的负责人；香港、澳门参加会议的有中资机构各部门的负责人，港澳办指名我和李储文出席会议。
这样专门讨论港澳经济工作的全国会议，过去没有；由港澳办代表国务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会议有两个文件，一件是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他们根据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讲话、指示，包括九月我汇报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几条政策xìng意见，请示中央，建议开一次全国xìng会议，予以贯彻。中央几位常委，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批准开会。另一件是会议决议的草稿，供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国务院批准，成为正式决定。
与会者近二百人，我记忆中，会议开始，似乎没有人讲话，便讨论文件。多数与会者对文件都有异议。
文件中的政策xìng规定，与会者归纳成“九不”。我大概记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许到香港设立新的外贸机构；不允许中资在香港进行投资活动；不允许中资机构搞“投机”事业；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炒”外汇；不允许“炒”房地产；不允许“炒”黄金；中资机构外汇不允许存放外国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不同意香港产品到国内开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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