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基本上在原有报告基础上，加了一些说明。
报告送中央后，赵紫阳当面对我讲，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我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问题上你再征求征求姬鹏飞，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赵紫阳讲的这个“我们”代表了中央和国务院。我把赵的意见告诉了姬，他没提什么意见，我讲：“你们都同意，最好有个文字的东西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按报告执行。”我的意见是让港澳办替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文字的东西，答复我们。我想，在“谈心会”最后我说过：“以后大事我会请示”，这报告就是“大事”，姬鹏飞当时口头答应了。我希望有个文字上的根据，以防万一。可是以后一直没有下落。
在香港工作上，不少事情都是港澳工委主动；我想，港澳办、外jiāo部对此是有意见的。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姬鹏飞召集不少会议讨论具体问题，我们也提了不少建议，如未来政府体制方面，我们做了研究，有几次会议，是工委提出要汇报才召开的。李后、鲁平在不少场合发表谈话，香港社会反应激烈，我们认为也有不够妥当的地方，我几次向姬鹏飞提出，要李后、鲁平少讲话，如果要讲，最好事先多做些考虑。有一、两次，我还当着李后、鲁平的面提出这样的看法。姬鹏飞都没有表态。
这些矛盾，发展到“六四”以后，就更激化了。
第九章 让明珠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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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其繁荣的经济而被誉为东方明珠，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如何保持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上升，让这颗东方明珠更为绚丽夺目，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在香港工作的重点所在。
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出我们在香港的经济工作方针，用了五句话、二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争取外资，团结侨资、台资，壮大中资。”对这一方针，我看中央领导人当中，赵紫阳基本上赞成，胡启立更肯定一些，李先念有不同看法，例如对壮大中资，他有不同看法。
港澳工委内部讨论此方针，多数同仁是赞成的。但我们香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和部分香港当地干部并不赞同，银行负责人认为这不是经济方针，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从银行经营出发，而不是从整个香港经济出发的，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香港不是处在管治地位，我们不可能对香港经济提出一整套详尽的具体方针，提出来也是空的，不可能形成政策、形成法律，因为这是港英政府的事。
部分香港当地的同志不赞成壮大中资的做法，他们认为中资不需要也不可能壮大。我表示只要我们采取香港市场通常所采用的做法，来经营中资机构，只要我们不搞特权，不要同港人“抢饭碗”，我们参加香港的市场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可以增加香港的财富，还可以提供香港许多新的发展机会，增加港人信心。中资壮大了，对未来香港经济，也可起稳定作用。
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坚持按这二十二字方针，事实说明，这是合乎香港实际的。
英资在香港的几大财团，有基本上属于以香港为经营基地的财团，如汇丰、怡和、嘉道理等；也有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大财团，如太古、渣打的。随着华资力量的发展，一些英资财团被华资收购，如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包玉刚收购“汇德丰”；尽管这样，华资、中资在短期内，仍很难替代英资在香港经济的主要地位。比如汇丰在金融界的地位，即无人可比拟。
英资财团的特点是靠殖民政府支持，靠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起家和发展，最典型的是汇丰。
汇丰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银行的某些特权，可以印发钞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库、出纳，并且替港英政府监督管理金融机构，负责香港银行的结算，因而取得了并了解香港其他银行的业务情况。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他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司的当然议员，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经济政策时，汇丰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可见汇丰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汇丰董事会里的理事、董事几乎都是英国人，董事会主席按会章由董事会推选产生，实际上究竟由谁来决定，是港英政府？还是lún敦某一机构？我们一直没摸清楚。我曾亲自请教过曾任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的包玉刚，他也不清楚。据汇丰一位老职员提供的资料，他认为汇丰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董事会主席、总经理等五、六个英国人手中。
中国要收回香港，汇丰会做何反应，是我们需要预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组织香港新华分社经济部和调研室成立专门小组，对汇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总的看法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汇丰从中国内地撤出时受损很大，余悸犹存，汇丰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会全部撤离。它们会视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未来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这一看法，与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不同，他们认为：“只要香港有钱赚，汇丰不会撤走。”北京港澳办、外jiāo部、中国银行总行也赞同此种看法。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
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季辛吉）访问北京，传递当时英国首先戴卓尔夫人托他带给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口讯”：“汇丰准备同英国莱斯银行合并。戴卓尔夫人表示，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见，而是汇丰商业上的决定，汇丰希望把业务扩大到欧洲去，因此要把总部搬去英国。同莱斯合并后，银行总部将设在lún敦。”
这实际是汇丰以合并为名，行撤离之实，证实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鹏飞主持的讨论对策会议上，大家共同的意见是，不能同意汇丰这个决定。
国务院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基辛格，请他转告英国。这之后，汇丰放弃合并莱斯的打算，只收购莱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后，汇丰进一步收购莱斯股份，并把总部迁到lún敦，终究还是实现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汇丰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把总部撤出香港，显示它对中国的政策无信心，影响香港市民的心理。不过汇丰的业务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国，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也有了新的发展。
汇丰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汇丰中央银行职权如金融管理逐步转移，另外成立新机构来执行，可见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后，汇丰才公开撤出行动。
对汇丰会否撤走的估计虽然不同，港澳工委仍采取同汇丰密切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设法增强汇丰的信心。同前后任沈弼、蒲伟士经常接触，合作挽救香港股市、处理香港华资中小银行危机。在制订基本法时，为了拖住汇丰，也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不设中央银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汇丰某些中央银行的职权，继续由它发钞，中国银行参加等方针。
汇丰进入内地后，有一次蒲伟士告诉我，他们在内地有些坏账，收不回来，并举了一些例子。我听后，立即答应帮助他们，要他把坏账的项目、情况相告，我们帮他去向内地jiāo涉。后来经过jiāo涉，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不能解决，我把jiāo涉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了解和放心。这些工作，对拖住汇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们在认识上不一致，有些做法也很难讲其什么作用。例如李鹏（当时任副总理）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不通知我们，就给荣智健（中信集团在港负责人，荣毅仁的儿子）资金，让他到香港收购“港灯”的股票，没有收购成，就收购国泰的股票。这种收购股票的做法，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从拖住英资来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忧虑：中资这样的“大手笔”是否想通过收购把这些企业国有化？会否先收购股票而“联”，以后控股而“合”，然后“国”有化，搞“联合国”？这种疑虑不利于拖住英资，稳定华资、侨资、外资。
香港英资财团凭借殖民政府的支持，不仅具有殖民xìng，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垄断xìng，这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即邮政、电讯、能源、电力等行业上。对这一现象，我们主张为了拖住英资，对其垄断xìng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改采限制发展的对策。限制也不是通过确立法律、政策或政府行政措施来解决，而是通过市场规律逐步解决。
我曾参观香港电话电灯公司，他们向我表达了去内地投资、发展事业的愿望。我即找国家邮电部长商量，能否允许他们去内地，帮助改变邮电事业落后的状况。事实上，资金和技术方面，我们都需要外面的帮助。这位部长基本上不考虑我的意见，他表示，外资进中国搞电讯已有四家；香港在深圳已有投资，还积极活动想进入江苏。他讲，邮电部反对这样做，因为会造成制式太多、太复杂，他倾向不能让外商投资电讯的事情再发展了。我的努力没有获得他的支持。
总体来说，拖住英资的工作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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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资本家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主权后，华资中一些人率先转移资金，资金外流和移民日益严重。因此，稳定华资成为稳定香港、繁荣香港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工作。在政治上，广泛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通过首先做上层大资本家工作，稳住他们，以期影响其他华人资本家，达到稳定大部或稳定全局的目的。同时，应用经济手段，支持和帮助华人资本家，使他们解除疑虑，建立信心。
当然，仅靠我们在香港工作是不够的，很重要的是要依靠内地。内地坚持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对香港的利用日益增多，很自然的，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华人资本家对内地的看法会随着改变，信心也会日益增加，这是稳定香港的大势。
华人资本家中有不少人是靠英国人支持，靠英国银行支持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依靠中国的支持。中国的支持，有政治上的，但主要是商业上的支持，政商实际上很难分开，有些固然纯粹是从商业上考虑，但也有从政治上考虑，或政治、商业上共同考虑的。
我们要求香港的中国银行、中资机构，在稳定华资工作上多起作用，更广泛地同他们合作，做生意。即在货源、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争取华资进入内地投资。这是一个两利的方针，即使商人能够赚钱，也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增加出口，吸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内地各省市部委来港经营，是稳定华资的重大“资源”。随着外贸政策的改革，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愿望要单独经营自己的产品，希望自己到外面接触市场，这就给香港的华资不少机会，他们可以当内地商品的代理，做批发，也可以做零售，还可以做其他方面的合作。我们支持各省市部委来香港设机构，并帮助他们介绍关系。
为争取香港资本家到内地投资，我们多次组织香港工商界名人代表团赴内地重点省市参观、访问，增加相互接触、了解，以加大双方jiāo易的机会。我几次亲自带领这样的组团，赴江苏、福建、上海等地访问，请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接待。例如有一年在江苏，由省长顾秀莲，在上海，由市长jiāng zé mín，亲自出面接待、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香港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内地投资的不多，大量进入内地的，主要是中、小户。为争取大、中资本家能进入内地投资，减少他们的困惑，增加他们的信心，我们改组港澳国际公司的股权和职能，给他主要任务，是带领港澳及东南亚华侨大、中资本家，进入内地投资。可以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搭桥开路”，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肚子经营的困难。因改组后不久，发生“六四”，收效甚微。
我们建议中银增多同大、中户往来。香港的中银集团作风稳重保守，贷款工作的重点是中小户、工业户，做得很有成绩，欠缺的是同大户来往较少。从中银集团本身的发展考虑，从香港统战工作需要出发，都要多做努力，增加与大户往来。当然，这样风险会大些，但不能因而不进行改革。这样做，中银的业务会得到新的发展，增加同大、中户的关系，可以像中小户一样，通过联系，从经济上逐步稳定他们。
中英协议规定，香港土地的使用，要通过土地委员会批准，每年批地不能超过五十公顷，中国确定这一方针，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九七年以前不能让英国人把香港地皮卖光。要加限制。为便于中英双方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专门成立土地委员会，并规定港英政府卖地的收入，要留一半给特区政府使用。
香港的地产商，尤其是大地产商，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们手中握有大量地皮储存，政府限制用地，有利于他们在经营中获取更高的利润。有些大地产商在同我们jiāo往中，反复要求我们：“土委会不能多批土地。”因为中英之间已有了不能多批土地的协议，同时我们也确实没有经验，这样做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什么影响，因此那几年基本上是按协议执行，虽然多批了一些，数量很有限，对稳定大地产商，起了作用。
但是，我们很快也注意到，几家大地产商正逐步对香港的地产形成垄断。我要求土地委员会中方委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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