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决定，要你在香港继续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现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七年底召开）。
赵紫阳听后一愣，没有再说什么，他问我：“你同姬鹏飞不是老同事吗？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呢？”我没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对赵紫阳讲，到现在为止，中央组织部没有派第二把手，我没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难，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接班的人。耀邦曾经表示考虑过几个人，后来又说不行，希望中央进一步再考虑。我还要求：工委的领导班子要再调整一下。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与姬鹏飞商量具体的人事安排，再告诉中央组织部，并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鹏飞谈一谈。前后也只是谈了十几分钟。
谈话后，我即去见姬鹏飞，告诉他赵同我谈话的内容。看起来，赵同姬也是谈了这些内容，因为他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鹏飞听到我讲，在人事调整问题上，赵要我同他商量时，很感动地说：“赵紫阳一贯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满意，我征求他意见，让李储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储文共事三年多，一开始对他极为信任，极为重用，几乎言听计从；对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储文在私下批评我，甚至说，李可能想当社长。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吴学谦数次出国访问，途经香港，李储文都不告诉我，迳自去机场迎接，并陪送到深圳，不让我接触，我未曾怀疑，因为李储文分工管外事，吴学谦是他业务上的顶头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为是他的疏忽。
后来，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他以前在上海是个“两面派”，见风使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赵行志，同李在地下党时期就一起工作，关系很好。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彭冲主持上海市委，李在这一时期观点同市委与赵行志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ròu麻地吹捧赵行志。可是批判华国锋士气，中央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们发动批判苏振华、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李储文立刻应声转向，反过来公开批苏、彭、赵。上海的老同志称他为典型的“风派”。
他们警告我：“你要小心！”我还将信将疑。
共事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李储文比较专长具体事务；但做领导，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并不适应。自己做可以，调动广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这可能是与他以前长期在宗教界工作、经验狭窄有关，我曾数次要求他拿出一个他所分管的统战、宗教工作的规划，迟迟拿不出来，使我深感他缺乏负责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李储文在社会上反映大致还好，也有负面反映。guó mín dǎng政府时代，李储文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当牧师，曾为现在香港事业发达的“上海帮“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礼。这些人士私下一轮：共产党太可怕，李储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测。
李储文在机关内的反映比在社会上的差。他分管的几个部门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对下属不信任，只信任他从上海调来的那几个人，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我只当个人气质、修养看待。
他从上海调人来，事先没向我打招呼，调来后，也不告诉我；后来参加会议，我看到有不认识的人，询问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负责台湾工作，对一些台湾、美国的秘密关系不告诉我，只讲这些关系的代号；与他们接触事先不讲，事后也不告诉我结果，直到要向中央发报，需要我签名时，我才有机会知道。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关系，都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样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负全责，除非中央有讲许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诉他，否则不可以这样做。
即使这样，我仍然与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态度。
但是，这次他在“谈心会”上的表现，证明他确是个“风派”，工委讨论方针时他是表示赞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样以来，他对香港工作的认识已与我意见不一致了。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与做法，获得中央的肯定，他却站在港澳办、外jiāo部一边，对我进行全盘否定，如何继续合作呢？况且他已到退休年龄，也该退下了。
综合“谈心会”前后看来，实际上是以姬鹏飞、吴学谦为主导，要拉我下台的会。在北戴河就想发我的“通报”未遂，又变成搞“谈心会”，实际上是开批判会、斗争会，他们还把会议内容印成不是简报的“简报”，向中央领导层造舆论，李先念劝我退休，赵紫阳问我同姬鹏飞的关系，都说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当时香港传言，我要调回内地。北京则有传说，周南要来接我的工作。我曾询问中组部主管港澳干部的某副部长，他力言中央没有jiāo给任务，也没有这个考虑。并说：“周南不是这块料子，他只有办外jiāo的经验，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也是这原因。”还说：“他从联合国调回来，是因为他内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给外国人抓到，怕他出大问题，怎会再让他去香港呢。”看来，当时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还没有落实到中组部，在等待“谈心会”后再定。
我向邓朴方谈这件事，只不过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确实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对赵紫阳讲，工作到“十三大”。
49
宋任穷和中组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一齐约见我，征询港澳工委班子改组的意见。
我提出方案李储文退休调回，毛钧年、乔宗淮提为副书记、副社长，并要求中央选第二把手，帮助我掌握全盘工作，便于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长建议：陈达明也届退休年龄，可考虑和李储文同时调回。我领会这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李储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陈达明是广东人，情况熟，可否循祁锋例，当顾问，留港工作一段时间。宋任穷表示，同意陈达明留港帮助工作一段时期，不同意当顾问。至于提拔两位新人，是我大胆的建议。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组织部将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现，而后再定。jiāo代我回港后，不要在工委讨论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决定；关于提拔信任，工委应广泛征求意见。
回到香港，我根据宋任穷指示，在工委机关“处”以上干部中征求意见，反应虽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组织部考察组来了以后，考察结论是：同意两人任副社长，暂不考虑任副书记。考察组正副组长向我介绍了考察情况，并征求意见。我不表反对，同意让毛、乔二人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一阵，再考虑是否当副书记。
郑华为人谨小慎微，完全视领导意见行事，工作不主动，欠缺赶紧，不适合当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关系，主动提名吴官正来港。吴当时是武汉市长，不久，胡又告诉我，吴官正另有任用，不能来港，要我另外提名，并说：“江苏情况你熟，可以在江苏调人嘛！”我说：“我不想在江苏调人，免起误会。”因为党内、社会上都有留言，说我搞“江浙帮”。胡耀邦点头称是。
原港澳工委绝大多数干部是广东籍。广东临近香港，语言相通，关系多，容易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是开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于前工委领导人思想上“窄”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观念。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在干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顿组织时，向中央建议，从内地抽调干部，充实港澳工委。
除中组部直接从北京调派外，我要求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选派人才。中央同意了，决定由中组部会同工委，赴四省一市进行选拔。工委派郑华参加，经过一个多月，选拔了二十余名新华分社部以上干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谭云（后任社长助理、经济部长），杨振汉（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的弟弟，任东南信息中心负责人），浙江的张浚生（任宣传部长），福建的翁心桥（任文教部副部长）等等。江苏省我曾提名几人，结果一个都未获省委同意，后经jiāo涉，才同意让“秀才”牛钊调来，帮助我做文字工作。这批干部和原有干部关系大多不错，也能较快适应香港工作环境，新华分社因而风气一新，社会上出现的负面反应：“许某人搞江浙帮。”我想，这只是反映了内部某些人的反应。
国务委员张劲夫很热心，他向我介绍：“朱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当你二把手很合适。”朱基以前是张劲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认为朱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我当然表示欢迎。两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荐。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我再问张劲夫，他说：“中央已决定朱基去上海当市长，你重新找人吧。”又没有成功。
有人推荐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可任我副手。还告诉我：他是赵紫阳在广东就赏识的人，也因此调去国务院。要调用他，还得赵紫阳同意。我见到赵紫阳，就请他同意把李灏调香港，赵紫阳摇摇头说：“你不要打他主意。”原来当时副总理田纪云很倚重李灏，不愿放任。可是，不久李灏调去深圳当市委书记、市长。田纪云为何又放他？后来我听说，“李灏和田纪云为了某些事闹翻了”。我私下庆幸，若不是赵紫阳不肯放手，我的麻烦可能也会很大。
我与姬鹏飞商量，可否调鲁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当时对鲁平印象较好：熟悉港澳情况、思想较开放。姬鹏飞说他已经报中组部升任鲁平为港澳办副主任，而后对我说：“已报了很久，不知什么原因，中组部搁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鲁平做些解释。”他知道我和中组部关系较好。我问了有关副部长，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时，鲁平也“造反”，写了攻击领导的大字报。我当时替鲁平说好话：“李后在文革中表现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严重，现在认识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组部批准鲁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说项起了作用，我则不敢肯定。
几经波折，工委副书记仍由郑华担任。
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找我，要调张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老浙江”）王芳说：“张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应他两年调回，到省里工作。”张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张浚生来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省委已决定，调任副省长。张浚生本人知道，不愿调香港工作。由于港澳工委，中央组织部指名“借用”，经王芳“说服”才就道的。
张浚生工作积极，适应力强，思想上比较开放。王芳和我谈他时，我已向中组部提出，提升他为副社长。中组部原则同意，待考察组考察后再定。王芳知道后表示：“这样安排也可以了。”
中组部提出，拟派潘曾锡为副社长，据说是姚依林推荐的。潘曾锡曾任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我同意了。这是，张劲夫又向我介绍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表示他虽然已届退休年龄，本人希望到新华分社当副社长，管中资业务。由于中组部推荐潘曾锡于前，我已同意，并也打算安排他协助郑华分管中资业务。我就向张劲夫说明情况，他同意收回推荐。
港澳工委委员多达三、四十人，在香港现实条件下，不易开全体会议。我向中央建议，改组为短小精干型的新工委，由社长、副社长及澳门分工委书记组成，便于随时集中议决问题。为配合即将开展的澳门基本法草拟工作，建议中央将原拟由南光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出面的做法，改为设新华社澳门分社，周鼎任社长。
经过两个多月，中央批准新的工委：
工委委员、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工委委员、副书记、副社长：郑华。
工委委员、副社长：毛钧年、乔宗淮、张浚生、潘曾锡。
工委委员、澳门分工委书记、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
既然邓小平和中央要我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我除了向赵紫阳提出调整班子的要求外，还提出港澳办对香港工作缺乏整体打算，没有完整的指示，又不对我们曾经写过的报告表示意见。我对赵紫阳讲，我希望在原报告基础上再做些调查研究，重新向中央写一个香港过渡时期方针、政策报告，请中央批准，使我们工作可以有依据。我说，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姬鹏飞，赵表示同意。我又对姬讲，姬也表示赞成。回香港后，我花了三、四个月重新写了报告，并把报告草稿送港澳办提修改意见，结果他们只是对文字提了一些意见；对内容，原则上没有提修改意见。
我就把报告正式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当然也送港澳办、外jiāo部。在报告中，我坚持了谈心会中讲的自认是正确的观点，例如对香港的分析，我坚持“动dàng、分化、改组”的说法，有变动的只是把“大”去掉。关系中英关系，我仍然强调，香港在过渡时期中英斗争是矛盾的中心，过去我们提“中英关系有联合，有斗争，以联合为主，以斗争求联合”，现在把联合改为合作，讲中英关系有合作、有斗争，以合作为主，以斗争求合作。对统一战线工作，强调主要对象是中间力量，继续强调从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工作着手，以此为突破，以影响扩展中间力量；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是香港工作的两翼。群众工作坚持提劳资两利，不仅做好劳动人民的工作，还要做好居民工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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