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意见，要顶住，原地不动。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中国顶不住，将来香港政府遇事更顶不住。”
中央既已决定，我回港后，只有争取港英政府合作，尽力做好市民工作。
对于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动，工委做了两方面的考虑，既要妥善应付“压力”，更要争取港人，平息风波。首先要力争港英政府合作解决，因为核电站是中英合作项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动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到法国、美国、日本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财政司瞿克诚发表公开报告说，已批准向核电厂购电的和约、已批准的中电参与核电厂计划，都不能贸然撤销，否则香港信誉及对外关系将大受影响。
中英双方在民间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对核电站的了解。核安全咨委会就是那时候成立的，现在仍在运作。
我们派副社长陈达明专门与水电部和大亚湾核电站筹备处联系，并取得中国科学院的帮助，公布了对核电厂技术安全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一致的：法国核电制式反应炉是安全的，与苏联用的不一样。我们还组织内地专家到香港办核技术展览会，组织港人去大亚湾工地参观。中国的核能专家、香港数所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纷纷就世界核能科技的进步、泄出辐shè对人体的影响等等，在大众传媒发表意见。
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虽然香港社会仍有不少人有意见，但激……（录入者注：扫描件中此处脱漏）建核电厂”风波逐步平息了。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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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北京开会。到了北京，办公厅接我的人告诉我去北戴河，中央负责人正在那里开会，姬鹏飞也去了。
我到达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鹏飞，他没有对我说什么，让我先休息几天。第二天，派秘书送了两份材料给我，是准备做为发给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关于香港工作的，对各地去香港的人员做了一些规定，其中对港澳工委当时的工作有评论。第二个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时应掌握的几条原则。我看过之后，看出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是批评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是针对港澳工委，针对我的。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就这样拟定文件jiāo中央政治局讨论，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错误“向全国各省市、各部委通报，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务看了文件，中午就给姬鹏飞打电话，我说：“两个文件我看过了，对《基本法》这个文件，没什么意见，另一个文件，我有意见。这个文件定稿没有？假如没有定稿，假如在中央会议上讨论，我准备发言，提出我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请示你，这样处理如何？“
姬鹏飞表示要考虑一下。晚上，他叫秘书通知我，他同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商量了，明天中央开会，只讨论基本法那个文件，另一个文件，条件不成熟，这个会上不讨论了。这件事就暂时这样过去了。
自从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级为正部、省级，直属中央管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与香港新华分社成为同级的“兄弟机构“。按中共组织原则，地方党委对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导，与王匡士气港澳工委在党内地位相比，不同在于：廖承志个人代表中央管理，改变为直属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汇报请示，不能直接上达中央、国务院，及任何中央负责人。我到任后，按组织原则，港澳工委的报告，只须报中央或国务院即可，中央、国务院收文后，秘书长或常务书记、常务副总理会批给有关部门提意见或办理。我开始几个月也是循此处理的。以后听到反映，港澳办、外jiāo部有意见，我就把对中央、国务院的汇报请示，改为“中央、国务院，并港澳办”，如属党务问题，则仅向中共中央报告，如属外jiāo问题，则为“国务院，并港澳办、外jiāo部”；同时，对纯属事务xìng、部门xìng的问题，不以工委、香港分社的名义，概由部门直接向港澳办、外jiāo部报告请示。胡启立曾对我说：“报告提头（即称谓），不必提港澳办，我们会批给有关部门办的。”我为缓和关系，还是用“并”报办法处理。姬鹏飞是党内资深党员，我的老上司，我对他本来就尊重。他当了港澳办主任，受中央委托，主管港澳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有需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的事情，除文字报告外，口头的报告一般都先向他汇报，听取指示。
这些年来，在港澳工委的干部调配上，在内地干部到香港新华分社工作的调配权限上，做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改变了港澳办的权限，他们的抵触很大。在我们的要求下，港澳办放弃了调配一般工作人员（科员级）权力，让港澳工委自己处理。然而对干部调配权，他们迟迟不放。后来中组部出面干涉，决定科级干部由工委自己选择、任命，护照手续由港澳办、外jiāo部办理。以后又放宽到处级。最后确定，副部长一级的干部也由工委自己提名和决定，报中组部批准；组织手续由中组部办理，外jiāo手续由港澳办、外jiāo部办理。放宽到这一级，港澳办的情绪究竟如何，我自然不便猜测。
从对我上任的冷漠到对深圳会议的消极对待；从视察九龙城寨引起的议论到本子风波的处理，我逐渐感觉，在对香港的认识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上，自己与港澳办、外jiāo部存在许多矛盾，而且一直在延续和发展，虽然这个“通报”xìng的文件暂时不jiāo中央讨论了，事情并没有过去。我预感，不久还将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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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会议以后，北京与香港新闻界都传出我要调动的消息。对这些传言，我没当一回事。我明白自己是超龄服务，随时准备退休；但我一贯的总之，中央让我在职一天，我都应尽力把工作做好。
过了两个多月，港澳办通知我，要召开一个负责人谈心会，由外jiāo部、港澳办、外事办公室，和港澳工委四个单位参加，要求工委去三个人，没有指名，我决定李储文和郑华同我一起去。
我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港澳办是李后、鲁平，外事办公室由李钟英参加，外jiāo部是周南和柯在铄，但柯在铄请假没出席（究竟是真有公务还是回避，就不得而知了）。
谈心会在中南海召开，由姬鹏飞主持。会议开始，姬鹏飞要我发言，我感觉会议似乎是针对我的，我就讲：“我不知道要发什么言，谈什么心，还是你们先谈吧。”李后就先发言，讲我在中央关系上处理不当，他没举什么例子，只是把周恩来对外jiāo工作的指示读了一遍，大意是：在外jiāo问题上，中央对驻外机构授权有限，大事一定要请示，不能擅自主张，李后讲，香港新华分社也是个外jiāo机构，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指责我在这方面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
鲁平接着发言讲群众工作，说我到香港以后，在群众工作上，过分张扬。在有些方面，给人形成第二权力中心的感觉，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去了。
周南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我在香港工作方针报告中，关于“香港社会正在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认为这个估计不恰当，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不存在“三大”。并说，这是máo zé dōng的语言，不应该用。
一上午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看来事先有准备、有分工。下午，针对他们的说法，我做了发言，我也讲了三个问题，一讲对形势的看法，二讲中英斗争，三讲统一战线、群众工作。
我说，“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香港发生的事实情况。香港人虽然对英国近几十年的统治有不满之处，但由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香港人是满意的。对中国却存在疑虑。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在道理上，在民族感情上，有些香港人拥护，有些心理不用户，嘴上说不出口。即使拥护的人，也害怕将来生活受社会制度改变的影响，心理上动dàng很大。
英国不愿意jiāo回香港，搞殖民地撤退的那套办法，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分化。香港因要收回，本身已在分化，加上英国人的动作，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化。具体表现包括：相当多数人赞成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不赞成我们的主张；移民人数在增加，资金外流在发展……，这些都是动dàng、分化深刻的现象。
从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所谓亲中亲英来分析，两极分化日趋激烈，当然也有人对双方都不相信，离开香港。社会改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趋表面化。
我讲，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可用也可不用“大”字来形容，用了不一定不对，毛主席晚年犯过错误，不等于毛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引用。
对李后的观点，我指出，香港地位同外国不一样，它既是“外国”（因为是英国殖民地），但中国又不承认它殖民地的合法xìng，我们要收回主权。香港新华分社是外jiāo机构，又不完全是外jiāo机构。我们港澳工委在香港未收回之前，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人，我们天天同英方打jiāo道，假如像驻外机构那样，每件事都要等北京答复后再做，不仅你们不胜其烦，我也不要做事了。大事我会请示的，但我不可能像纯粹的外jiāo机构那样，事事请示。
至于“第二权力中心”的说法，是否真是那样，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我在香港也是尽力避免外人有这种印象的。但是面临即将收回香港，作为中国派驻在香港的机构，需不需要公开做工作？既然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出去，我就应该代表他们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当然，在方法、形式和内容上，同内地应该有区别，但总要公开做工作。如果不公开，岂不是自缚手脚吗？
第二天，他们要李储文和郑华发言。李储文的讲话，同李后、鲁平、周南完全一致。后来我才知道，他到了北京，即先去看望他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副总理兼外jiāo部长吴学谦，预先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底”，就一反常态，完全站在港澳办一边批评我。郑华对我做了一些批评，也做了一些解释。
我们三人发言之后，李后、鲁平又讲了话。李后发言主要是批评我，讲我骄傲，对他们的意见一点都没有接受。鲁平发言讲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多方面的，有时候这方面矛盾突出，有时候另一方面矛盾突出，不能讲主要矛盾是中英矛盾。
他们发言之后，还要我讲，我表示时间不多，明天再讲。这时姬鹏飞开口了，讲了十几分钟，批评我在香港的工作犯了“左”的错误。
真是出乎意外，我意外他们会批评我“右”，却给带上“左”的帽子。我才意识到，他们所列举我的“错误”，加上具体如九龙城寨事件，特别是“本子风波”等，都属“左”的错误。（邓小平肯定“本子风波”：“你讲得对”，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
会后，我考虑姬鹏飞的表态，意识到这个会的不寻常，本来讲是谈心会，却做了详细的记录，印成“简报”，实际上是“繁报”，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来全文刊登在“简报”上，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总理、副总理。从发的范围说明问题之严重，实际上是开了对我的“批斗会”，他们是有备而发，是北戴河事件的继续，我再发言已是多余的，至少在这个范围内是如此。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会上不再讲话。
第三天的会议，一开始姬鹏飞就要我们港澳工委的三个人发言，李储文表示完全同意姬对我的批评，也“上纲上线”，批评我犯了“左”的错误，并列举了他认为我“左”的事例。郑华仅做了一些解释。我简单地表示了态度，说：“我原来准备发言的，现在不准备讲了，你们的意见，我考虑；但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按党章办事。以后，大事我会向你们请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他们看我这个态度，知道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只好怏怏收场，结束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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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会刚结束，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先念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我表示要去看望他。当天，我就去李家。
李先念见了我以后，没有谈这次会，寒暄一番之后就讲：“你岁数不小了，辞职吧。”我回答他：“我早就想不做了，是中央要我做的。”李问：“哪些人要你做？”我讲：“不久前，胡耀邦还说要我做。”李讲：“假如胡耀邦要你做，你就做下去吧。”
从李先念处出来，我思索他的话应该事出有因。郑华告诉我，当天下午，赵紫阳把他找去，仔细询问了会议情况，在得知李储文发言情况后，赵紫阳表示：“这样子，他们怎么能够合作下去。”
我回想起这次到北京，接触到习仲勋、杨尚昆，都赞许我在香港的工作做得好，习仲勋甚至说：“有人讲你是香港的邓小平，中央很满意。”和港澳办、姬鹏飞的态度完全相反。我有必要在中央搞清楚。
我先找胡启立，要找胡耀邦谈话，胡启立要我先同赵紫阳谈，我就同赵的秘书约，赵没有马上回话给我；我想找邓小平，但觉得这些事情太具体、太麻烦，又涉及我个人，不合适。
正在犹豫之中，恰好邓朴方来看我。以往每次我去北京，邓朴方都会同我见面，或是我约他，或是他主动找我。见面之后，我向朴方讲了会议的情况。
可能朴方回去向邓小平反映了。隔了一天，赵紫阳约我去谈话。我知道他与姬鹏飞先谈了十几分钟。赵紫阳首先肯定我在香港的工作，然后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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