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信谈及香港政制改革时，同样也用了“不要犯经验主义”这个词汇。
尤德在江苏访问时，闲谈中提到他们夫fù对中国古文化很有兴趣，我便建议他们去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尤德很高兴，表示愿意找机会一游。回香港后，尤德公务繁忙暂无空闲，夫人愿意先行，我便请西安当局做了邀请和安排。
尤德去世时，他的夫人正由邓莲如陪同在西安旅游。消息传来，我正在北京参加港澳办的会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因为前一天晚上，尤德参加姬鹏飞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也在座。他身体、情绪都很好，还饮了几杯茅台酒。听说他是夜里心脏病发作，被人发现躺在地板上。有人估计，可能是他发病，自己去取yào，没来得及，就倒下了。我为他这样去世感到惋惜，回港后参加了他的丧礼，毕竟对手了一段时间，感到彼此熟悉了，并非不能沟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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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国纽约股市狂跌，世界xìng的股市危机波及香港，恒生指数一日下跌约一千点，被成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联jiāo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终日，一片凄凉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为筹办亚运会，来香港募款。我请了一批工商巨贾，设宴美丽大酒店，准备席间请他们慷慨捐赠。当时已知发生股票危机，未开席即谈论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损失很大，他们人虽到场，看起来却心不在焉，勉强应酬的样子。我向张百发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议吧。”张百发表示理解同意。
我请教人称“香大侠”的股票专家香植球，他主张：“香港政府应该出面挽救股票。”并简要解说了些道理，我虽然没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这句话听懂了。
隔了一天，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来电话，为股市有急事要见。我请他即刻来。他告诉我，汇丰主席蒲伟士央请中银出面，一齐挽救股市，并说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亿港币，三家出资，港府十亿，汇丰五亿，中银也是五亿。征求我的意见。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经济领导小组商量，大家认为，中英现在关系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汇丰在港的业务范围比中银大，他在股票市场利益也大，不应要求中银承担同样负荷；同时，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风险，总要有人负责任，不能只由中银负。中银可以不要利润，不管出资多少，“社会知道中银参加‘救市’，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成为会议的共同认识。
我将结论电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请求批准。
第二天商务，汇丰主席要求来新华分社见我，见面后，提出同样要求。我回答他原则上可以考虑，并告已电报北京请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诉结果。也向他提出：“汇丰、中银都出资五亿，有欠公允，你们应多拿一点。”蒲伟士表示感谢中银合作，出资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时，新华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样要求。财政司长瞿克诚，也请人转话向我提出同样要求（以前从未有港英政府官员这样做过）。我把回答蒲伟士的内容转告他，请他考虑。
这几天晚饭后，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复，一面请专家为我补关于股票市场的课，一面研究股市情况，也查询了中资从事股票jiāo易的情况。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经营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他方面不多。新华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损失多少尚不明，但数字不大。
当时，正值人大常委例会开始，已通知我出席。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会发电请假，留在香港参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银蒋文桂几次讲话，说汇丰追问结果，蒲伟士也和我直通一次电话，内容一样，他们显得很急。到半夜三时左右，瞿克诚又请人找我，催问结果（我那几夜都是凌晨才睡），我即直接拨电话找赵紫阳，我估计他已睡，通话第一句就说：“把你吵醒了。”岂知对方说：“哪里，我们正在开会。”我告诉他“共同救市”一事，港府催得很急，请他早给回复。赵紫阳说：“我们正在讨论，我请劲夫同志告诉你。”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随机在电话中问情况，回答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支持港英政府参加救市。他们要答应三个条件，第一，主要负担应是港英政府；第二，我们负担不能像汇丰一样，他们出五亿，我们应少一点，中央同意中银出三个亿；第三，港英政府担保，中银如有损失，他们要负责。”我随机告知蒋文桂，请他转告对方。这期间，中银集团并出面发表支持股市的谈话，以安定人心。
事后，有人告诉我，汇丰在这次股灾中不仅未遭损失，且借“救市”获利甚丰。香港某巨商也获巨利。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新华分社做了“傻”事，社内经济领导小组的同仁中也有类似看法。我解说，我们不应只从经济上考虑，主要仍应从政治着眼。我们支持港英政府，与他合作，是让香港以及国际上知道，我们执行联合声明规定：在香港仍由英国管制的十二年间，中国给予配合合作。“何‘傻’之有！”
王光英做股票jiāo易，是国务院批准“试行”的，他不承认有什么损失，我也无法查核。“鑫隆”做“期指”损失了一千多万港币，其他中资公司那时还没有放手做股票jiāo易，损失也不多，这次股灾，多少都增加了他们对股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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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外jiāo部jiāo涉，要拆迁九龙城寨。乔宗淮带回这个讯息，并说港澳办、外jiāo部都倾向同意，征求工委意见。
九龙城寨名义上仍是中国领土，实际上中国管不上。英国人也限于条约规定，不能管。并且中英联合声明已肯定，一九九七年英国要将香港jiāo还中国，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提出要拆迁，改建为公园，究竟是什么动机？颇费周详。最大的可能，估计是想多做一件好事，在香港人心中，多留一些好感。
我到过城寨，了解其中不少居民的衣食来源依靠城寨的特殊条件，例如无牌照牙医，有些人并非江湖郎中，他们不少是从大陆来的习医人士，有较高学历，在大陆医务界也有地位，因故来港后，受限于香港法律规定，无法公开行医，不得已才到城寨谋生的。一旦城寨拆除，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刚开始，我不赞成现在就拆迁。我尤其不赞成港澳办某些人的理由：“将来也是麻烦，不如现在让英国处理，由英国政府出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对他的国民怕麻烦吗？港英政府的钱，不也就是香港同胞纳的税，用的香港同胞的钱吗？
新华分社不少同仁都赞成拆迁，包括乔宗淮。我要他去城寨问问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得到回复是，他们认为有条件的拆迁可以接受。
这样，我同意有条件拆迁的意见，坚持两条：
第一，香港政府要负责安排城寨居民拆迁后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如拆迁户要给予优于现居的安排；无牌牙医要给他们继续行医的条件，或帮助他们专业。
第二，部分街道自治组织成员，须参加香港政府主持拆迁的组织，并且意见得到尊重。
乔宗淮转告了北京，他们同意。乔宗淮同时也接触港英政府的有关人员，代表港澳办、外jiāo部和新华分社，进行沟通。我们也指定他参加主持拆迁的中英联合工作小组，不过未予公开。后来，港英政府在拆迁九龙城寨问题的具体处理上，还是尊重中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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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嘉华银行发生危机，八三年以来接连几家华人的私人中、小银行发生危机，原因都类似，除受八二年以来香港经济低潮影响外，多数家族式银行，内部管理不当，违法贷款，以至坏账太多所致。
嘉华银行为陈氏家族式银行，在危机发生时，找到中银港澳管理处，以及香港中国旅行社，希望中资参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中旅经中侨委（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当时廖晖为主任）同意，正与马来西亚一侨商合作，考虑增股嘉华银行。港英政府可能由于该行以难以维持，无法任令其拖延，引发新的全面银行危机，就由香港银行业监理处出面，找中银港澳管理处的蒋文桂，要求中方出面，协助解决嘉华银行的问题。
过去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行、友联银行等发生危机，港英政府为免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秩序，维护香港金融中心形象，保护存户利益，多由自己出面处理。以恒隆银行为例，港英政府重新立法，动用政府外汇储备基金收回为政府银行。
中银港管处将问题提到工委经济领导小组讨论。我是小组组长，讨论了三方面的事：
一、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中英合作关系发展颇佳。现在港英政府处理香港金融市场有困难，我们应给予配合。估计他要求中方出面，是由于前几次直接动用外汇基金救市，受到香港舆论和各界批评有关。
二、根据中银派人到嘉华查阅账册的初步了解，该行坏账甚多，多系家族另组公司出面贷款，却无力偿还所致。这是违反香港银行管理法的。并且家族成员多为行内高级职员，不顾念银行亏损，照领高薪。
因此，中银港管处对增股事有两种意见，一是从管理与坏账情况出发，主张不予支持；一是从政治上考虑，如果港英政府肯负责处理坏账，可以考虑。
三、中资方面，中侨委已同意香港中旅与侨商合作参股，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也有意单独参股。如果答应英方与其合作，中资由谁出面？是参股还是接收？需做决策。
除第三问题，小组决定，同意英方要求，但对坏账应请做出保证。并同时报中央、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求批准。也请求北京裁示中资由谁出面。
我随即去深圳，用电话向张劲夫汇报，请他从速批复。
中侨委与中信纷纷表示对嘉华有兴趣。中侨委要香港中旅负责人找陈达明（他分管港澳侨委工作），要求支持他们参股或接管。中信董事长荣毅仁要他的副董事长唐克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原则上我们没有意见，只要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同意。但中侨委也有此打算，而且是在中信之前已和嘉华有接触。因此，究竟由谁参股、接管，请各家在北京解决。
最后结果是，港英政府同意利用外汇基金担保，对该行坏账负责；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的中信接管，并派中国银行前董事长金德琴，担任嘉华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过一年整顿，即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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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早年动议，后经中国政府同意，港英政府决定参与兴建大亚湾核电厂。八六年四月底，苏联彻诺比核电厂、美国三岛核电厂发生意外事故，引起港人担心未来安全，引发了香港市民反核活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这座核电厂的核反应炉由法国厂商制造，发电设备由英国厂商制造，而由中国水电部所组成的公司，与香港英商嘉道理旗下的中华电力公司合营，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八六年三月，有关双方签订“大核”的主要合同，距动议初始已历七年，社会给予正面评价，认为有助维护港人和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双方在谈判合作的最后阶段，一度为了一些“条件”讨价还价，争议不得解决。李鹏当时是国务院主管水电业务的副总理，找我到深圳宾馆，要我出面找嘉道理协商。他对我执礼甚恭，一口一个“社长”，向我介绍情况，要我出面同嘉道理讲一讲，转告李鹏的意见，假如再谈不拢，就准备拆伙了。（究竟哪些问题谈不拢，我也不清楚。）最后送我到宾馆门外，还笑着说：“烦请‘社长’帮忙。”
我回港后，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内的“美心”宴请嘉道理，很婉转地传达了李鹏的意见，没提“拆伙”，我讲，李副总理希望合作，关于纠纷，有关部门的最后底线，你们也知道了，他不准备改变了，希望能谈好，不要终结。嘉道理二话没说，看来他是听懂了。老人可能罹患帕金斯症，双手颤抖不易进食，我一再为其助食。不久，双方签约。
大亚湾核电厂离香港五十公里，处于香港上风。开始遭部分环保团体反对，继而一些压力团体参加，四月下旬终于引发号称有一百万人签名、声势浩大的反核活动，还遣专人将签名送北京，向国务院请愿，要求大亚湾核电厂停建或迁厂。
反核声浪与日俱增，最为港人听得进的口号是，对安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是一个虽具理xìng，却偏重感xìng，很难解说的心结。同时，还对中国自己管理不放心。
我专程赴北京，直接向赵紫阳建议：“可不可以考虑，把核电厂换一个地方，离香港远一点？”
华国锋当政时期，我在江苏工作，争取到国务院批准，在江yīn县长山建中国第一座核电厂，发电量也是九十万千瓦，还在苏州市成立了核电研究所，做筹备工作。为此，将水电部已决定在江苏筹建自行设计的三十万千瓦的核电站，迁往浙江省秦山，以便集中力量搞大核电厂。后来，反“洋冒进”活动，迫使长山核电厂“下马”。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省捷足先登，将此“下马”项目争取到大亚湾“上马”！
我和赵紫阳开玩笑地说：“假如核电厂仍在江苏，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事了。”
赵紫阳答复我说：“这事已经考虑过，一个仍在原地建，一个搬个地方。小平同志已经过问这件事了，要看他的意见。”
赵要我等待几天。
隔了一天，赵紫阳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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