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
总之，陈云的指示：“肥水不落外人田”，是政策的主要精神，对中资在香港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有不满情绪，我也不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问我：“为什么中央开这样的会议？”我回答：“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没有发言，保持沉默。
我想说一段chā曲。八四年我去北京，陈云知道了，要他的秘书朱家穆见我。朱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要看看陈云同志吗？他最近身体比较好，你要不要见见他？”
显然，陈云想见我。什么事呢？通电话间不容考虑，我立即回答：“好呀！我好久没有看陈云同志了，很想见他。什么时间，请你安排。”
他约了时间。那是一个下午。
陈云住在中南海，位于máo zé dōng曾住过的丰泽园的西北角。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拆掉一部分故宫建筑，新建的宽敞平方。我准时前往，在前厅见到朱家穆，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坐，说：“陈云同志午睡才起来，请你稍待，我去看看他出来没有。”朱家穆才走进里厅不久，就又出来请我进去，说：“陈云同志在等你。”
汪东兴新建的平方，设计和北京的四合院相似，整座住房分三或四进，有走廊相同。陈云的住房有几进，当时我心情不在此，无暇估计，我随朱家穆进入客厅，陈云早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连忙大步上前，问候道：“陈云同志，你好！”
我前次见到陈云，是五七年，他在江苏无锡蠡园休息。他那时还带着máo zé dōng批评他“右”的帽子，很不得意。我陪他在蠡园画廊里散布，他边走边问我江苏农村情况。他忽然冒出一句：“主席（指máo zé dōng）是民主的，能听得进意见。”那时我仍不懂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懂陈云说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搭腔”。
陈云见到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朱家穆忙上前扶了他一把。他面色苍白，看来身体仍很弱。他双手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
“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
我惊吓得不知怎样好，一个劲地说：“请你坐下，请你坐下。”
陈云坚持着不肯坐，仍然站着，认真地用他带青浦口音的普通话说：“你比我聪敏！我多年想办没有办成的事，你办到了。”
又加重语气说：“你比我聪敏！”这才坐下去。
我也坐下，既兴奋，又惶恐，说：“我们都是在你们老一代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还是这样。”
他点点头。
我说的是真话。我对陈云很尊敬，尊敬他的清廉、正派；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党、对人民有感情，耐劳耐怨。我知道他受máo zé dōng多次批评（我当时认为máo zé dōng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没有听说过他对máo zé dōng有不满。当然，对他的“右”，我也有抵制。
他曾经批评过我几件事：
我在江苏搞“小化肥”设备，那是一种年产八百至两千吨氮肥的设备，是江苏化工研究所自己研究制造的。那时，年产三、四十万吨的化肥设备，基本上需要进口，需要动用外汇，需国家计划批准。而当时，农民已经尝到化肥对粮油增产的甜头。江苏每年用一半以上本省的外汇，进口几十万吨花费，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了这个“小化肥”设计，便进行试验。陈云派他的秘书周太和（是部级秘书，比我的级别高）到江宁县、丹阳县（“小化肥”在该两县设厂试验）考察几次，周太和转告我：“陈云同志认为‘小化肥’技术关难过，产量低，投资和大化肥相比，不合算。”不赞成搞“小化肥”。我当面没有表态，仍继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máo zé dōng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máo zé dōng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籍。我对赵讲，这个会开得不好，他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会议对中资在香港的经贸活动，这也不准，那也不行，不是从积极发展出发，而是消极防范，同中央向外发展，利用香港的精神不一致。”赵讲：“你为什么不提意见？”我说：“你们常委在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上，都画了圈，我怎好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呢？我只好向你反映，向你提意见。”
赵紫阳考虑了一会，问我：“那怎么办？是不是重开一次会，再发一个文件？”
我理解，他个人不好立即否定这次会议，我则顾虑如不立即纠正，会后就要执行“九不”，损失便大了。我就说：“这样处理恐怕不行，我建议这个会议的文件不要下发，我们回去也不传达了。”
赵紫阳当时没有表态。我认为他是默许，但不好立即表态，毕竟他还要做常委的工作。
回香港后，我向参加会议的中资机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暂时不要传达，等文件来了以后再传达、执行。后来这个文件果然没有发下来，会议的“精神”就没有被传播，香港中资的发展避免了这一劫。
在积极支持各省市、各部委到港设立机构的同时，我还主张各省市、部委负责人应该多来香港参观，拓宽眼界，学习市场经验。当时，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肤浅，只是从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角度来认识：内地基本上是卖方市场，按计划生产；而买方市场要根据消费需要、销售情况，来决定生产。
七九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途径香港，一些香港的资本家向我介绍如何做生意，讲怎样去适合市场需要，怎样按优胜劣败的规律来参与竞争。他们说，企业不仅是讲生产、管理，首先要讲经营。产品生产再多，如果卖不出去，只好积压，企业就拖垮了。
回到北京，我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汇报，强调国内工厂只讲管理，不讲经营的做法不行。华国锋同意我的看法，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企业的经营问题。
到香港工作后，更深感内地领导人应该到香港来看看香港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我竭力主张放宽到香港参观考察的审查尺度。我前文也曾提过，港澳办过去一直控制很严，我几次建议放宽，他们都不加理会。直至八六年，中央把到香港参观、出差的审批权，下放给港澳工委，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港澳工委代批，才真正解决问题。我叮嘱新华社主管部门，尽量放宽尺度，让内地更多的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特别是广东，他们是“近水楼台”。中资机构在此一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使香港原有的几家“老字号”中资机构，也有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中资业务怎样改进或改革以适应国内的需要，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招商局的袁庚。
袁庚在深圳蛇口建立了一个新区，虽是深圳的一部分，一开始走的路子，就同深圳不同。深圳偏重旅游、服务业、房地产，而蛇口着重小工业，发展同深圳不相上下。
在行政上，蛇口属深圳市的一个区，但他是独立的，干部都由招商局自己调配。袁庚很善于用人，也采取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他经常召集一些内地的学者、专家探讨经济改革的问题，后来发生著名的“蛇口事件”，就是在蛇口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触犯了北京一些老人，在中央常委会上，有人点了袁庚的名，批评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中央没有正式通知我，但有人告诉了我，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实际上保护了袁庚，没有让这件事发展下去。我对袁庚“打招呼”：改革要搞，但要注意一点，免得有人找麻烦。
蛇口发展很快，招商局本身发展也快，袁庚采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营方法，招商局海轮运输吨位发展很快，各方面的业务也蒸蒸日上，jiāo通部很满意，当时的部长叶飞，对袁庚更是欣赏。
华润在形势的逼迫下，业务也开始多元化。以前，做为经贸部在香港主要的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在香港的对外贸易；现在，各省市自己开始经营，华润的垄断地位逐步消失，不得不从多元化着手，改善经营，董事长张建华改革意识很强，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大。他们不仅在香港发展，而且向外扩展业务，在美国、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华润集团已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一大企业。
即使原来比较保守的中银集团，也有了改进。我初到香港，听到不少反映，讲中银放款太谨慎，对大项目不积极，反而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声誉颇佳，认为他生意做得很活。我向中银蒋文桂、黄涤岩求证，他们同社会上看法不一致，认为庄世平的胆子大，但放款烂帐多，我还是建议他们对外界反应多做考虑。
中银负责人熟悉业务，不断扩展、改进他们的业务，在香港金融事业、经济发展、支持内地改革，尤其团结香港华人资产者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曾引起一些当地华人资本家的疑虑。首先是国货批发商的疑虑，过去中国主要通过华润统管外贸，华润再通过本地批发商来销售。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逐步改革，经贸部允许一部分商品，由各部委、各省市自己来经营，各地纷纷重新寻找自己商品的经营者、代理商，损害了原国货批发商的利益。这种情况，应该说，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对港商来讲，原来的批发商受了影响；但香港另一部分新的代理商得益了，因为各省市、各部委仍是通过香港的市场来经营的，因此，从香港总体来讲，只是有失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
工委内部针对这个现象讨论，确定尽可能照顾原批发商，例如介绍他们同各省市、部委接触，获得一些新的货源，也要华润注意用新的业务，进行一些补偿等等。
中资业务的开展是多样化的。本来港人担心中资机构拿的是国家资金，不管赚钱蚀本都会硬搞下去，香港人竞争不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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