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遭到香港一些人士的批评。
其实是两地对此的理解不一样，协商也有在平等地位上的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有坚持的一面，也有接受、附和的一面，或双方都有让步。后来，在基本法制订的实践中，香港的草委、咨询委中有许多人接受了这种方法，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协商，成为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
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前，秘书处把拟好的基本法结构草案，先寄给主任、副主任委员看。记者问后，我讲：“我已经看过了，但不允透露内容。”没想到引起香港社会一阵风波。廖瑶珠质问：“我们都是委员，为什么他可以先看？”这使我接受了教训，在内地，我们开会一般都不注意程序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先看草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程序，所谓的游戏规则，是民主很重要的部分。
后来负责秘书处的草委会秘书长李后也表示：“我们原来觉得结构好像不是什么实质问题，不涉及具体内容，不妨由我们先草拟，岂料引起误会。因这件事，我们决定成立专题小组，由国内和香港委员组成。”以后的实践证明，专题小组这种工作形式很有效。
基本法是内地的专家及关心香港问题的人士，结合香港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外国人士，共同提出意见，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传播媒体，互相争论、协商，最后写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定案”。我的观察，总体来讲，香港各界对基本法原来还算是满意的，“六四”之前，港人主要反应在于“九七”后能否实施。“六四”以后，港人对基本法政治体制的定稿，尤其是第二十三条关于反颠覆条款的修订，增添不满。
总的来说，基本法是以集思广益为基础，通过复杂的协商过程，综合而成的，是妥协的捷径，也是共同发挥智慧的产物。我到现在仍认为，这是港人走向民主自治，较好的一个选择。
38
中英两国八四年九月草签香港联合声明，港英政府在七月份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绿皮书》，又抢在十一月，中英联合声明十二月正式签字前，推出《白皮书》，在香港，引起我们的注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港英政府在《绿皮书》中提出的目标，是要“逐步建立一个政权，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地向港人负责。”到了《白皮书》，目标更为明确：“要在政府中央阶层逐步建立一个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议制。”
英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个代议政制，实施所谓“还政于民”。
我们从内部情报和社会舆论趋向看，证实了英国这个打算，英国准备在“九七”前，把香港政府的架构进行根本xìng的变更。
香港现在是殖民政府的政制架构，港督由英皇委任，他拥有最高统治权，实际上是个港督专权的专制政府。香港政府的行政、立法局只是咨询机构，立法局并非真正的立法机构，不像英国本土那样，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机构。
《绿皮书》也好，《白皮书》也好，明白宣告了英国企图把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也在香港实施。但是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一样，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问题。英国应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还政于中”，而不是“还政于民”。还政于民，那是中国政府的事。
从《绿皮书》看，步骤还慢一点，推出《白皮书》时，步伐又加快了些。例如立法局议员选举名额，原来八八年的计划，提前三年到八五年实施。《绿皮书》确定八四、八五年为六名，八八为十二名；到了《白皮书》，八五年就十二名。
港英方面还通过舆论，和某些议员如邓莲如在施政报告辩论中，提出实行部长制，认为政府应当重新评鉴中央组织，迈向部长制形式的制度，采用类似美国的制度，使立法机关有决策权。把现在香港政府行政局的决策权实际上是港督的决策权，转移到立法局手中，根本改变目前政府的架构。
对英国政府竭力推行代议制，想急剧改变香港政制架构的做法，香港社会不少人高兴，主要是对中共不放心的人；也有不少人担心，主要是上层及部分中上层。
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当时有两篇专访，一片是对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另一篇是对香港政府当时即将退休的高官民政司黎敦义。他们两人的谈话，透露讯息十分明显。
钟士元认为中国讲五十年不变，不是九七年当时的情况不变，而是指在目前情况下，五十年不变，因此，他有三个担忧：一、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二、能否保证真正的不干预，是否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经理人所说的真正的不干涉。三、中国能否保证继续开放，不回到极左路线去。他讲，香港已经输了第一局，所以香港没有理由沿袭殖民地政府的组织，而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要利用十三年转变成民选的代议制。
钟士元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他明知中国讲五十年不变是讲现状不变，不是指九七年时的状况不变，但他们想要在十三年中改变现状。二、怎么变？就是“要跟从一套民选的政制”。
钟士元所透露的讯息，明确显示了英国对中国收回香港的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因为中英谈判每一个回合，行政局议员都知道，他们很多意见是反映港英的意见，或与港府的意见一致。
黎敦义讲的就很露骨了，他明确提出：“今天不同往日，要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原有的情况，港督是由香港以外的其他人委任的，我们希望他们善待人民，但他们也可以是坏家伙，我想，没有人乐见目前这种情况在未来十三年，以及在权力转移时，仍维持下去。所以我们要转到另一种情况，就是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他对香港人讲：“以后要靠你们自己。”采访他的《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问他：“过去政府一直说避免改变政制，还说要求改变的本地居民亦不多，而现在我们不但有政制的改变，而且是急剧的改变？”对这种矛盾现象，黎讲：“我们怎样自圆其说呢？”李又问：“是不是为势所迫？”黎回答：“绝对是。”李又问：“过去一些政府官员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说：‘民主不是唯一的好制度’，而我们也没有民主制度。……”黎讲：“对，在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时，生活显得更平静。”
黎敦义是港府高官，虽即将退休，估计他知悉港英内情，不为过分。他提供的信息证实英国改变了对中国斗争的策略，也尴尬地显露了英国政府对“还政于民”的虚伪心态。
当时，香港有文章评论说：“英国想搞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
刚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只知道英国要搞代议制，但对他们想急剧改变的意图没有摸清。北京方面如何，我不了解；我们在香港是如此。当北京的口径是“不予置评”时，我们在港也根据北京的口径讲。有记者问我，我增加一句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后来北京也说：“这是英国政府的事，我们不承担义务。”英国可能认为这是中国默许的表示，就越来越表现出“势所必然”。
根据各方讯息，尤其是“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这句话的提示，我们判断英国政府确已改变对中国收回香港的策略。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抢步”，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是它所谓“九七”后继续与香港“联系”、保护利益的策略的具体化。它可以继续打民意牌，并发展为民主牌，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九七”后特区政府体制改革的规划，提前实现，成为英国对香港的“德政”，取得港人好感的支持，又可从而加速香港社会的分化，加强培植、发展亲英势力，在“九七”后，搞一个没有英国统治的英国代理人继续治港的局面。我要求姬鹏飞召集一次会议讨论此事，港澳办、外jiāo部、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当时，中国外jiāo部已经向英国jiāo涉，要求代议制的变革，要与未来的香港基本法衔接，不要影响“九七”的顺利过渡，英国还未有正式回应。会议上估计，英国可能搞另一种“衔接”：通过“抢步”，要基本法与既成事实衔接，达到“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放弃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这是中国不能接受，而亟思防止的。我们也考虑到英国已发表《绿皮书》、《白皮书》，引发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民主yù望，如果十三年内完全不变，会与这部分港人的愿望脱节；同时，也需给英国政府下台阶。按邓小平所提，“一步一步来”的设想，争取政体的变动，步骤也要小一点、稳一点。
我在会议中向姬鹏飞报告，回香港后要开记者会，这是我来北京前对记者们的许诺，可能会有记者提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我将按会议“精神”回答。姬鹏飞点点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新华分社内，召开了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记者会，两个电视台记者也来做现场转播。
主持杨奇要求记者书面提问，汇集后由我一并回答。
记者会将结束，亚洲电视台女记者忽然发问：“香港繁荣安定问题，关键何在？目前有何因素会破坏繁荣安定？”
我的回答主要内容是：“关键是按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坚决地、全面地、实质地按声明去办。”……“离开声明的规定办事，就有破坏（声明）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办事的趋势，我们不能不关注这问题。”“假如有意想不到的变化，我想就是这个。”
记者又追问：“究竟谁不按本子办事？”我回答：“时机未成熟，暂不讲。”
陪同参加记者会的副社长陈伯坚说：“谁不按本子办事，大家心里有数！”
当记者提这最后一句时，我已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眼镜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着眼镜，左手拿着中英联合声明的小册子，边比划边晃动边回答问题，从画面上看来，似乎很激动。
我公开指出当时中英之间的矛盾后，立即引起一连串的反响，香港传播界谓之“本子风波”。
港英政府、lún敦外jiāo部立即反应，英国舆论也动员起来，评论我的讲话。英国外jiāo部发表声明，重申他们“有责任管制香港至九七年，中国政府则负责制订基本法，两国政府都是从中英联合声明出发。”强调他们没有违反联合声明。一些舆论说“北京现时采取高压态度，中国会允许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令人产生怀疑。”香港社会反应强烈，恒生指数下跌五十点，有些团体甚至来新华分社抗议，指我讲话不负责任。
各国际通讯社也进行了报导，引起一些日本银行、法国银行托他们在香港的关系，直接找到我谭文：“中英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有位新闻界的朋友托人转告我：“讲得太激烈了，形象损失太大！”
我直接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有告诉我社会、国际上反应的，有表示支持的，也有籍间接反应不同意见，善意建议：以后讲话注意仪态。也接到一些“人民来信”，表示支持，赞好的。
包玉刚也找我表示支持：“讲得很好，很是时候。不但一些华人朋友赞成，一些英国朋友也赞成。”他还说：“嘉道理也说你讲得好！”
后来，怡和的西门凯瑟也当面对我表示，不满港英政府对代议制的做法，同情我的讲话。
不同立场，有不同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对分寸掌握，特别是对仪态的反应，始料未及。我接受教训，以后在公开场合，力求避免再现。
“本子风波“也引起北京注意，外jiāo部、港澳办打电报来询问我怎么讲的？新华分社同仁很紧张，认为查询是否意味做错了。我把报纸记载报给外jiāo部、港澳办，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安慰同仁不必担心，这事没有做错，加入做错了，北京批评，由我承担，因为：“话是我讲的。”
外jiāo部对外发言，采“顾左右而言他”的辞令，根本不置可否，显示出中国对我的发言处理上的矛盾。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铄，在小组内英方批评我的讲话时，用“不公平”驳回，比外jiāo部默然接受，不一样，勉强表达了中国的立场。我估计他可能没有遵照外jiāo部指示，或没有街道外jiāo部指示（这个可能xìng不大），才会作出这种“中xìng”的措辞。我想，他是很为难的。
姬鹏飞继而访问香港，，见面后，他问：“当时怎么讲的？”我回答后，他没有再说什么。（事实上，他多此一问，因我已电告，并附送了报纸记载。）我知道他有不同看法，也就没有再谈下去。在公开场合，有记者问他对“本子风波”的看法，他不表态。在工商界招待他的酒会上，香港总商会（社会通称西商会，会员多为英商）的麦理觉向他“告状”，批评我的讲话，当时，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姬鹏飞竟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做得未免过分。然而，待他与港督卫奕信jiāo谈后，在一次餐会中，有人又提到“本子风波”，他这才讲了一句：“看来推动英国接受‘衔接’，还是有作用的。”
就在姬鹏飞访问香港期间，北京传来消息，“本子风波”在北京也起了“风波”，外jiāo部、港澳办向中央、国务院告了我的状，引起中央的注意。万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我把许家屯讲话的全文都看了，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嘛。”看来，由于万里等人的支持，北京的风未能刮得起来。
八六年上半年，我见到邓小平，邓问我：“你不是有一次讲话引起争论吗？”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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