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议：“郑伟荣怎么样？”会上无人反对，姬鹏飞说：“就郑伟荣好了。”我对郑伟荣知道不多，当时以为他合乎我考虑的几条。后来才知，对他的了解不全面。
确定的名单经中央批准后，香港新华分社才同被提名人接触，征求各人意见，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提名。一般说，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在港府有职位的人士，如港人称为“四料职员”的谭惠珠（指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区议会四职）、上诉庭按察司（大法官）李福善，我们特意向港英政府征求意见，回应是“乐意见到他们的任命”。
香港社会有对此表示满意的，认为香港人能参加起草、制订基本法，直接反映港人意见，争取港人权利，这对港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也认为这份名单：“保罗各界精英，照顾各方利益。”
但也有种种一轮，认为偏重上层、商界；而地区人士、中下层人士参加不够等等。
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二十三位香港委员，同三十六位内地委员一起，为十二年后，在香港实行的基本大法共同筹商。很巧，十二年后的这一天，即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港人参加起草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各委员颁发聘书，仪式隆重，这是全国人大从未有过的做法。以往人大常委会成立若干委员会，从未举行过委员长颁发聘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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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就已考虑如何让港人更充分地参与起草工作，因为二十三名草委委员毕竟有限。
我与姬鹏飞jiāo换意见，说到香港政府通过三百多个咨询组织，施行“精英民主”，我们在香港也可成立一个起草基本法的咨询委员会，做为民间团体，使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参与起草基本法。姬鹏飞可能将此设想报经中央批准，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即将此设想征求香港委员的意见，获得一致赞同，并推举在港的草委会副主任负责筹备。
在港的副主任，就是安子介、包玉刚、费彝民、李国宝（东亚银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许家屯五人，其中只有我不是香港人，把我包括进去，内部讲，我是工委负责人，原则问题上要我负责；对其他四位副主任声称，是考虑一些具体工作，可能要动用我出面安排。
姬鹏飞召集草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建议这一方案，香港的副主任都积极赞同，包玉刚首先表态赞成。安子介提出：按照香港法律，在香港成立一个组织，要向香港政府注册，但基本法咨委会这个组织，要向港府注册，感到有点别扭，认为应该向港英政府jiāo涉，免于注册，他建议，是否找谭惠珠商量，请她出面同港英政府沟通。大家认为可以一试。会后，安子介即与谭惠珠、黄丽松、司徒华一起，通过长途电话与当时正在lún敦的港督尤德联络，尤德一口允承咨委会无需办理社团注册。安子介表示，应该要求港府对此有书面承诺，并且十分坚持。大家没有公开表示意见，私下里姬鹏飞要我出面，劝安子介不要强港府所难。
咨委会免于注册后，章程便无须由港府批准，成员名单和活动也无须向港府报告。
成立咨委会，首先有一个起草章程和筹备经费的问题。五位在港副主任商量是否召集在港的起草委员一起研究。安子介又提问题：在香港开会，是否会抵触香港法律，被称为非法集会？其他几位副主任都认为，既然港督已经表示咨委会是做为个案处理，无须向港府注册，开会应该也没有问题。这样，就决定在湾仔华润大厦五十层上的会议室，请在港全体草委座谈咨委会成立事宜（二十三名香港委员加上我和毛钧年）。
座谈由包玉刚主持，提出推选五个人，起草咨委会章程。二十五名委员中，有四位法律界人士，他们是李福善、李柱铭、谭惠珠、廖瑶珠，他们成为当然人选，安子介提名新华分社副秘书长，也是草委会的副秘书长毛钧年参加，因为事实上，筹备咨委会要依靠新华分社来做具体工作。这时，司徒华自己提出，他愿意参加起草，李福善表示反对，很激动地讲：“假如他参加，我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同包玉刚商量，多一人，少一人，不存在原则问题，单数、复数也不要紧，因为只是起草章程，小组如有异议，三票对三票，可以提jiāo全体香港草委议定。包就出面打圆场，缓和气氛，最后，通过六人小组来负责起草章程。
咨委会所需经费，在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自愿负担，他们不希望公布。为尊重他们意见，迄未公布。具体情况，新华分社也没有过问，由咨委会正副秘书长迳向主任、副主任报告。咨委会名额，港澳办通知新华分社，主张八十人，不超过一百人；一些香港草委提议二百人。我jiāo代毛钧年和协助他的协调部部长杨声，“排排名单再说。”我主张范围要更广泛，人数尽量多一点。名单基本上要涵盖上、中、下；左、中、右；中国、外国；男、女、老、少。所谓“右”，包括反对共产党，当前不赞同收回香港的人。我们排了一百人、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三种不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再三考虑，最后定下咨委会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经几位在港草委副主任同意后，报港澳办备案。
在酝酿名单中，曾经考虑争取钟士元、邓莲如参加。派人向他们本人征求意见，被婉言拒绝了，没有多讲理由，只说不便参加。
台湾在香港的势力，也考虑应该争取他们反映意见，当时，台湾政坛对大陆态度，还很僵化，对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持反对态度，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台湾政府也发表声明，声称要保护他们将来通过谈判收回香港的权利。对“九七”之后，他们继续留在香港，还是撤退，也未明了，处在混乱状态。为了争取台湾方面减少顾虑，争取他们对基本法的草拟和制订有所反映，影响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设想争取他们之中有影响的人士参加。即使他们本人有顾虑，可能不敢参加，台湾政府不愿意他们参加，也可以公开表明，我们团结为国的意愿。我就公开点了三个人的名，一是台湾政府在港的实际负责人、guó mín dǎng港澳支部书记陈志辉，一是《香港时报》董事长曾恩波，还有一位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卜少夫，三人中考虑到思想开放、民间立场的卜少夫较有可能应邀，便将他列为首位。结果他们都没有回应。后来，卜少夫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谢谢许家屯的好意》，给予善意的回应。我们又重新选了三个同台湾关系接近的人士参加咨委会。
在所谓“飞石事件“刘千石事件的处理上，我有些偏激。刘千石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负责人，香港中间工会的领袖，当时认为他有政治背景，某一势力想通过他在香港搞波兰式的团结工会，培养他成为瓦文萨（华勒沙）式的人物。香港不少工商界人士认为刘千石是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人物，在处理劳资纠纷当中，他主持的工会，要求往往过高，令资方难以接受。从不能再助长提高他的知名度出发，我不同意“左派”工会“工联会”提出的，让刘千石也参加咨委会的意见。因为“工联会”已经公开进行了酝酿，我这个决定，招致他们要公开改变承诺，给他们带来困难，引起中间、左派工会的不满，社会舆论也不佳。事实证明，工联会的意见是对的，不让刘千石参加，反而增加了他的知名度，得到相反的效果。况且，即使是有背景的人物，也要jiāo朋友，做工作。
咨委名单经过香港草委同意后，安子介提议增加几位外籍金融界、商界人士当顾问。几位副主任没有异议。我为平衡计，建议增加陈耀才“左派”“工联会”老工会领袖，业已退休，安子介立即表示反对，表情异常坚决，完全出乎意外。在场其他几位副主任，面面相觑，显有难色。为不使大家为难，我就放弃了。
咨委会筹备期间，在选举执行委员和咨委会的主任、副主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风波，香港报纸形容为“茶杯里的风波”。选举在中环连卡佛大厦举行，这座大厦是包玉刚先生收购“汇德丰”之后的新产业，他主动提出可以让出一层来给咨委会使用，做为办事处。
执行委员的选举比较顺利，由咨委会全体委员选出十九名执委。只是我们原先认为很有希望当选的劳工界代表“工联会”的负责人郑耀棠，以一票之差，没有选上。
执委会选出之后，稍事休息，五位发起人商量选举主任、副主任事项。我表示，按照内地经验，先让执委们酝酿一下候选人名单，再进行选举。但其他几位都主张立即就选，我也就没有坚持。这样，就在选出执委后，立即召开第一次执委会，由包玉刚主持。他一上来就宣布要选举主任、副主任，并宣读了拟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名单，执委们感到很突然。包玉刚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有一位执委表示没有意见，包玉刚讲：“如果没有意见，就请鼓掌，表示通过。”结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过了。会后，执委们反映很大，认为这样的选举太仓促，没有准备，不符合咨委会的章程等等。记者们问我，我也只是很勉强地做了解释。当然，这也不能责怪谁，只能说明，几个副主任都缺乏民主训练，包括我在内。为了挽回影响，我要毛钧年与几位副主任协商，同意重新按章程提名和选举。选举结果，虽然仍是原先当选的那几位，仍引来一些批评。
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一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姬鹏飞以草委主任身分，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当时应港英政府和香港新华分社之邀请，正在香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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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民主的气氛可说是空前的。
起草过程实际上是各方面（中港为主）合作、协商、妥协的过程，也是充分民主的过程。在四年又八个月时间内，起草委员会开了八次大会；五个专题小组，前后开了六十多次会；内地草委多次到香港征求各方面意见，其中两次正式组团到港全面地征求意见，所谓两上两下。第一次是八八年五月至九月，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是八九年二月至十月三十一日，对七届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审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
咨委会征求意见采客观、全面的方式。咨委们在香港活动频繁，还不断去北京反映意见，两次全国征询意见时，咨委会收集了大量意见，整理成书面意见。为使原始意见保持原来面貌，没有综合整理，而是逐项收集逐条记录，忠实反映，没有曲解，没有简化。只做“归类”处理，便于参阅。
此外，香港新华分社通过与个人、社团以及各方面的接触，也收集了不少意见，新华分社对各方意见做了专题研究，在港的中资机构也听到和收集到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数都反映到新华分社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港澳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港澳各界人士时，也都听到不少意见。
应该说，港人意见在四年八个月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绝大部分获得重视；特别是在草委会中，这些意见得到反复地研究和讨论。
香港草委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场，意见分歧。比较单一、合理、争议较少的议题，草委会就容易接受，如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继承权问题，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地方没有冲突，所以很快通过，现在反映在基本法第四十条中。又如宗教界顾虑宗教财产的使用、继承、接受资助等问题，较少牵动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基本法上也很快确定下来。
然而涉及各方利益，产生冲突、矛盾的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关于港人自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彼此关系如何界定，争论很多；草委会当时确立一个原则，先易后难，先把容易的、争议少的问题定下来，累积了基本法的部分基础，便于有充分时间来考虑和讨论难题。
在草委会内部，内地草委与香港草委之间，以及草委会与外界关系的处理上，改变了许多内地的习惯做法，以便互相能妥协合作。
如内地工作一般有保密原则，秘书处按内地惯例，在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保密问题，香港草委和新闻界不赞成，社会舆论要求草委活动公开化，于是秘书处在主任会议上提出讨论，认为应该接受意见，有所改变，以后就确定在专题小组会议之后，推选发言人向记者通报会议内容，只提出一条需保密的，即不透露是谁讲的，可以透露争论的内容。假如个别草委他自己在另外场合透露自己讲的内容，草委会无权干涉，但正式的吹风会（新闻背景说明会），不透露人名，保留委员个人的选择权利。发展到后来，会议越来越公开，整个起草过程，基本上是个公开的过程，透明度很高，大大改变了内地在这方面的作风和做法。
在内地委员和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委员尽量让香港委员发表意见，听取他们意见，落实到文字时，也尽量满足香港草委的意见，尽量考虑香港各方面人士的合理反映。
香港草委们对内地的议事规则和作法，也做了适应。例如咨委会在订立章程时，有些委员反对在章程中提“民主协商”，认为这个词“词意不明确，欠科学”；还认为在内地具有民主党派附和执政共产党的涵义。但在内地，民主与协商是连在一起讲的。后来还是有了妥协，把这个词写进了章程。我曾经讲，协商也是民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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