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他是指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我说：“是啊，引起不少麻烦。”邓讲：“你没有错，你假如不讲，让英国那样搞下去，香港非乱不可。”当时国务委员谷牧在座。我回到香港，对新华分社一些同仁谈到此事，他们建议：“你应该向外jiāo部、港澳办写给报告，让他们知道一下。”同仁们想法很好。我感到无此必要，因为我始终感觉我没有做错。
“本子风波”后一个月，英国就表示接受代议制要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虽然政制问题上彼此还有许多争论。此后，在基本法草拟过程中，基本上，双方走上合作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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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曾经提醒我，要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经济上不能垮。（万一）垮了，这个报复太大，我们背不了。”
我同意赵紫阳的观点。当时计算了一下，香港政府年收入三百六十亿港币，支持三百多亿，按当时汇率计算，港府的支出抵算人民币近一百多亿，比江苏省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当时江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十多亿人民币。
假如香港经济垮了，想要维持港府的支出，别说一百亿，中央政府能拿出三、五十亿来支持香港政府吗？可能xìng极小。而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际考虑，首先要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或说相对地稳定，方可求得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这无论在中英谈判，还是在基本法草拟过程中，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香港位居亚太之中心，相较其他地区，唯独香港较稳定。中国本身动dàng几十年，东南亚地区也不断动dàng。
香港的稳定，主要是依靠中国的因素。guó mín dǎng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是回归，而是维持现状；新中国成立，政策也相同。近代史上，香港只有两个时期不稳定。一是日本侵华，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这是香港史上最长的动dàng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短暂的不稳定：五六年，guó mín dǎng在九龙、荃湾策划的bào dòng，以及六七年中共领导的所谓“反英抗暴”。这两次不稳定，为时都不长。
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也出现了大动dàng，股票和地产猛然下跌，资金外逃和移民潮日益严重，根本因素是经济因素，供过于求；加上政治因素中国要收回香港，引发了这次动dàng。
总体来说，香港是长期稳定的，加上香港的经济与金融采取自由政策、低税政策，使香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与地区，资本、难民的避风港，这也是香港资金、人才得以发展的因素。可以说，正因为香港比其他地区稳定，香港才得以繁荣。
如何才能继续稳定？外来因素很难预料和估计。假定英国工党上台，是否会改变香港政策？例如激进地改变香港民主进程，在中英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台湾会不会采取过去搞乱香港的做法？估计这种可能xìng很小，因为台湾自顾不暇，把香港搞乱了，好处也不大。中国本身，变“左”的可能xìng还有，但当时并未视为主要问题予以考虑，认为这种可能xìng不大。
我们最主要考虑两种可能：首先是西方、台湾势力利用香港影响改变内地的制度，破坏内地的治安，使香港成为反攻前哨基地。事实上，他们早就这样做了。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过分，发展到令中国不能容忍的程度？
其次，就是担心施行民主代议制的过程太快，引起社会各阶层不适应，造成动dàng，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从菲律宾、台湾、南韩，以及过去印度、非洲一些国家实行民主政制的过程看，殖民地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上几乎都出现动乱，影响投资人信心。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比香港大。香港弹丸之地，人又敏感，一旦发生马尼拉、汉城、甚至印度出现过的动乱情况，就很难想象了。
香港的稳定繁荣，除了外在因素外，内部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英国的管制，二是当地华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主要是当地人，特别是华人的努力起作用。但从决策、管理等角度看，港英政府的管制促成了香港的稳定繁荣，这也是不应派出的客观事实。
香港政府有三个特色，一是殖民地xìng。英皇委派的港督，是集权的，他不仅掌握政权，而且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还可能是这一地区情报系统的最高主管人员。香港政府不仅代表英国政府，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既有香港当地的英资财团代言人菜价，如汇丰、怡和集团代言人任行政局议员；也有英国本地财团的代表，如行政局内有太古、渣打的代表。（这是八三年以前的情况，怡和、渣打后几年在行政局已无议员。）
后来，香港政府开始吸收同英国关系良好的华资代表参加，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吸收的多为未来特区政府中，能与英方保持更多联系的人。在政府领导层中，也出现了非殖民化的变化。
第二，香港政府建立了一个精英咨询政制架构。
香港行政局、立法局明确作为港督的咨询机构，以港督为两局之主席。行政局是港督进行咨询决策的最重要机构，港府一切重要决策都由港督制定。港府所有最高级官员几乎都参加了行政局。
香港政府的立法局，除了委任一部分政府官员当“官守议员”外，还吸收了一部分社会的精英，包括工商界、专业界、一些社团的社会中上层精英。香港社会每年选举十大精英青年，其中很多精英分子被香港政府吸收参政，如李鹏飞、李柱铭等。
这些人士参加政府，还是咨询xìng质，不具决策权。行政局的议案jiāo给立法局讨论，立法局可以提修改意见，至于是否接受，最后决定权在港督。
港府施政采取咨询制度，有利香港的经济发展。
香港政府组织了三百多个咨询会，委员由港府委任，囊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尤德讲，他的政府是个精英政权。一般来说，某一问题，或某一行业有什么立法问题，政府有了方案，有关部门就会对咨询会征求意见。咨询会的意见，供有关部门、行政局、港督考虑采纳或修改。
这样一个咨询体制，实质上是在港督专权的政制架构里，港督在一定范围内，给了社会中、上层一点“民主”，给他们事先了解政府有什么决策的机会，也给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可说是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
香港十九个区议会，也是一个咨询xìng质的架构，目的是让居民一定成都参与区域内的事务。区议会以联系基层的中层或下层为主，各区议会都推行“会见市民计划”，以便区内居民可以约见区议员，就区内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改善方法。
全港十九个区有七十一个咨询服务中心，免费解答有关政府工作的一般询问，一百二十七个分区委员会和四千多个屋屯组织，为政府与基层居民提供了一个既广泛又较有效率的联络网。
香港政府通过这些渠道来向市民咨询，因此，在香港政府政务司的掌握下，咨询组织成为重要的统治架构。
香港人讲，香港有三个港督，一是英皇委派的港督，二是汇丰董事长。汇丰以它在金融上举足轻重的实力和特权，成为香港金融上的“港督”。第三就是马会，可说是相当多数港人精神上的统治者。
马会一星期跑两次马，每年四个月（六月至九月），一场赛马投注额几千万，一个赛马日投注额便几亿；一九八三全年一百廿亿，到我离任前夕的八九年，已达三百多亿。香港有两个跑马场，老的在跑马地，新的在沙田，每次跑马不仅马场内几万人bào满，而且还有场外投注，吸引上百万人，大家都想中彩。每星期有两次机会在投注者中造就几个暴发户和中小富翁，也有人破产、跳楼。我认为大多数人可说是向政府“自愿缴税”。马会起了麻醉市民，使市民不自觉地满足现状的作用，许多人企图侥幸发财，不想另觅致富途径。
还有一个六合彩，每星期两次制造几个小富翁，几个暴发户，起了同样的作用。
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比较成功，社会的中、上层基本上并未出现有组织的推倒殖民统治的心理，反而较普遍地存在依赖心理。香港的上层以至相当多的中层人士，在政治上缺乏独立xìng，不能不说英国这一套殖民统治的方法产生了效果。香港政府每年还颁发一些皇家勋章，分不同等级，如“太平绅士”、“OBE”等，由港督本人，甚至英皇授勋予社会各方面精英，以及港府内部“有成就、有贡献”的官员，以此笼络香港人心，使他们有荣誉感、归属感。但也有些港人从勋章的形状戏称，这是些“荷兰水（汽水）瓶盖”。
总体来说，香港政府以法律、警察、驻军、咨询组织，配合马会等的社会团体、慈善团体、教会等，形成了港府统治香港的结构。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实施了一种所谓“仁慈”的独裁统治，换言之，是怀柔xìng质的统治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民主，但又可以让人们在不危及英国殖民统治的程度下，有各种机会来宣泄他们的不满或意见，而这些不满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倾听和改善。
香港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行文官制。香港政府各部门的组chéng rén员基本上是固定的，他们需具备一定条件（如专业知识），经过一定程序，历经内部培训、升迁、终身雇用。并且官吏宣誓效忠英皇即可，不存在须在党派斗争中保持中立的问题，更促使他们有事业感。
香港政府这三大特点，证明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后几十年的统治，在保持香港稳定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因此，我们在制定基本法时应该予以重视、加以利用；扬弃其殖民xìng，吸纳其自由xìng，发展其民主xìng，作为“九七”后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繁荣、稳定局面的主要根据之一。
政制方案，即九七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争论最大、情况最复杂、难度最大，因而费时最长、前后变化也最多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香港“九七”后政治体制的设想，是维持港英政府现状，基本不动。廖承志“换面国旗”、“港督换成港人，由中国委任”的说法，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想法。
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关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条文，与中国政府原有设想比较，实际有了改变。
在起草基本法时，引起激烈争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二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构负责”。争论的焦点在于：特别行政区的政体，是否实行三权鼎立，相互制衡？是“行政主导”？还是“立法主导”？
我没有参与中英会谈（前阶段李菊生对我封锁会谈情况），能见到的记录多属“结论”，很难看出争论所在。到草拟基本法时，争论出现。我当时估计，中方考虑到“九七”后，原殖民政府非民主xìng质，总须有所改变；中方有某些民主设想，引致英方推销代议制。或英方在会谈中，提出代议制设想。但不论是谁方引导，可以肯定的，中国在谈判时，未曾估计到英国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偷步”，在它管制的十二年期间，“抢步”推行代议制，改变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不是“还政于中”，而变成“还政于民”。（中英联合声明：“联合王国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jiāo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方却推出《白皮书》：“要在政府中央阶层逐步建立一个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立根于香港的代议制。”）
李后开始似乎不明白英国的图谋。在他主持的基本法政制小组厦门会议上，提出特区政府未来实行“三权分立”方案，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和当时港澳工委所了解的中央意见不符。果然，邓小平不久表示不同意见。
关于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一词，鲁平向香港记者解释说，与现在港英政府和立法局关系一样，是实施立法咨询。社会上要求英国政府解释，他们也含糊其辞。我当时对中英会谈，中国负责筹划会谈的“高级参谋”，是否搞清楚问题，产生疑问。因为在讨论“十二年大变，五十年不变”那次港澳工作会上，“主帅”姬鹏飞对“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的规定，感慨地对我讲：“当时没有也加上‘协商’一词，对英国（意图）估计不够。”（中英联合声明中，对特区行政长官，规定由选举或协商产生。）
港英政府“偷步、抢步”推行代议制，引发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民主浪潮。这是港英政府“民意牌”的高招，加深了香港社会的分化和动dàng，对中国无信心、对社会现状以及自己处境不满的中间阶层、基层中的精英，脱颖而出，为民主奔走呼号，他们中有些人既依靠港英施予，又感不足。当然，也有不少是利用中英斗争之机，向双方争取民主。以致各类主题的民主浪潮澎湃而起。虽然，“沉默的人”可能仍属多数。
应该说，香港以往不问政治的社会风气，从此起了根本变化，逐步演进成当前世界上少有的、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对民主潮流，社会上层多数人忧心忡忡。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经济上多数依赖英人起家，后来有些人在市场竞争中虽然战胜英资，甚至某些方面取而代之，但至少在金融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依赖。他们在政治上缺乏独立xìng，主要愿望是维持现状。对待日渐汹涌的民主浪潮，他们开始无思想准备，更没有准备参加民主游戏，继而担心中下层参政、执政、改变现状，大搞“免费午餐”，大量增税，丧失香港赚钱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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