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台湾政治那时不许与大陆有关系的影星的影片在台湾放映，不便与我们接触。
几所大专院校，是我们工作的薄弱部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较好，我们与两校前后任校长都有友谊jiāo往。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与教授间的jiāo往，和总人数相比，能jiāo上朋友的，就显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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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jiāo新朋友的工作中，听到一些老统战对象的反应，他们表示不满，讲我们“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我听到这些反应之后，感觉我们虽然没有对老朋友故意忽视，在客观上会不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在工委会上明确提出“jiāo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工作方针。
利铭泽在世时，当时新华分社的社会关系少，如果春茗由新华分社出面邀请，估计一些人士不会参加，利铭泽就主动出面邀请，这样他请到一些当时新华分社请不到的客人，使新华分社负责人有机会同他们接触。利铭泽去世后，利太太秉承他的遗志，继续担任这样角色，由她出面邀请，八四年元旦这样做，八五年也是如此，实际上，到八五年已无此需要了，新华分社已经打开社jiāo局面，邀请的对象已远为超过。但为了尊重利铭泽以前对中国和新华分社的帮助，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感谢，我同意协调部意见，请利太太继续做。
利铭泽生前曾率先集合香港其他一些大资本家与广州合资经营广州花园酒店，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杨尚昆并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决定的。
香港资本在广州花园酒店的投资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一，控股，但实际拿出的资金比较少，绝大多数是中国银行贷款，还由中国方面担保。
项目开始建设后，由于香港正处于经济低潮，内地也开始紧缩经济，中国银行决定对外资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不再担保贷款；香港方面增加资金也有困难，而项目必须增加资金才能继续下去。为此，广州市方面组织了一个公司来经营这个项目，提议要不港方增加投资，要不港方把股份让出来，由广州市单独继续经营。
这时利铭泽已去世，利太太主持香港投资方面的事情，找到杨尚昆申述困难。杨尚昆就找我，要我出面帮助解决，实际上是要我出面找广东商量，仍然维持原来的协议，支持利家。杨尚昆自己也可能向广东打过招呼了，我找到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叶选平，又找了当时经办此事的副市长朱森林（现任广东省省长），经过反复困难的jiāo涉，总算维持了原协议。
对一些著名的老朋友，每年春节我都要去他们家里登门拜年，探望问候。如中华总商会里当年第一个挂中国国旗的爱国商人高卓雄，以及费彝民、安子介（南联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李子诵（香港《文汇报》社长）等等，表示对老朋友的尊重。费彝民去世后，我仍去他家，向他夫人苏大姐拜年，并让有关部门经常注意关心她的情绪，照顾她的生活。
何贤（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和霍英东（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政协常委），都是中国的老朋友，何贤在澳门、香港很得人心，他虽然出身基层，但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中国在澳门的工作，一直对他倚重很深。
八三年，他同霍英东同时患上癌症，我知道后，立即向他们两人建议去北京治疗，我表示愿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给予特别的关心。结果霍英东同意了，何贤仍决定去美国医治。
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jiāo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电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部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何贤在美国没有治好，回来之后不幸去世。他的去世，同利铭泽一样，对中国的港澳工作是一大损失。在香港举行追悼会时，我同样参加，并为他扶灵。
何贤去世后，家庭内有纠纷，事业也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在工委会上经过讨论，确定支持他的公子何厚铧，帮助他解决银行的麻烦，继续何贤的事业。
香港的左派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国商品，即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改革开放之后，外贸渠道多元化，不再完全由外贸部和华润公司控制了，各省市、各部门都在香港自己经营进出口，都有自己的代理。这样，原来国货的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就受到相当的影响，不仅经济利润降低，政治上也感到受冷落，因为以往新华分社主要就是和他们jiāo往，我去香港为打开局面，重点做大资产阶级、大右派的工作，相形之下，同他们的jiāo往就显得少了。
既然听到反应，我就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我在工委会上提出，要避免冷落他们，应与他们多接触、多关心，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对中华总商会的老关系，要多尊重，多在经济上予以照顾。
因此，新华分社同仁便加多与他们接触，关心他们的利益情况。我并jiāo代华润总经理张建华、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在外贸和资金上予以注意照顾，帮助了一些老朋友，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第五章 展开“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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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工委扩大会上，正式提出执行“一国两制”，依靠“两翼”的方针，一“翼”是依靠工人阶级，另一“翼”是广泛开展爱国爱港、澳统一展现，这和一贯提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大大“出格”的。
这是我认识上的变化，“出格”有据：
其一，中央决定，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由当地人实行“港人治港”，未来特区政权应是资产阶级为主，有工人阶级参与，各阶层联合的政权，它基本上属资产阶级xìng质。这就需要有一个广泛身后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工作为基础。
相反地，如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组织特区政权，“港人治港”成为“港共治港”，其政权属工人阶级xìng质，显然不符中央所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其二，重新分析香港的工人阶级。香港新华分社以前的领导层，仍停留在划分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这样的层次上（蓝领从事体力劳动，白领从事脑力劳动），对中间阶层既未涉及，也未分析。我初到香港也是按这样的区分来认识问题和确定方针的。不久，在认识到香港有一个中产阶层后，我感到把香港工人阶级局限在八十多万产业工人上，显然不符合已发生的阶级状况。
香港人称为“打工仔”的范围很广，凡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服务的人，都包括在内，总人数不仅是八十万，而是二百八十多万。香港还有一个名称“打工皇帝”，是指企业、机关管理阶层的中、高层人士，他们虽然并非投资者，不是资本家，月薪却很高，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从阶级观念分析，实际上，称中产阶级为中间阶层更符合实际，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其中一部分已属于工人贵族，接近资产者，他们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已不完全属于工人，而更接近资产阶级。广泛地讲，依靠工人阶级应该包括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中、下层。
从香港社会实际看，很多人又不完全是“打工仔”，从某个角度看，他们自己也是投资者，所以工人阶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分化。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他们追求的是现实利益，情况比原来想象的复杂。
要保持香港政权的资本主义xìng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至少在当前是矛盾的。当前实际状况和“一国两制”方针，都不是“埋葬”，而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埋葬”至少是个长期的未来。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对当前和“九七”后“一国两制”方针下，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亦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在资本主义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下，要不断改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素质，这样才能不断改善劳资关系，使双方关系不至于恶化以至对立，保持香港长期和平共存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劳资两利，在政治上合作共处。由此也决定，在“一国两制”下，工人阶级对政权的参与，是合作、监督、影响，而不是领导、实行专政。
我理解这就是邓小平所说，不在香港实行“四个坚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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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工会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应、支持内地的运动，成为主要任务，忽视为香港工人争取自身福利，严重脱离香港实际，“中间”工会乘此空隙，脱颖而出。我在新界见到一个老工友，他很不满地告诉我：“我们不断搞运动，忘掉为共有争福利。刘千石到处为工人争福利，哪里闹劳资纠纷，哪里就有刘千石。现在刘千石在全香港有名，我们工会领头的没人知道。”那时我刚到香港几天，还不知道有个人名叫刘千石。
“反英抗暴”活动就是受这种“左”的政策影响。主导这个活动的“左派”工会，在香港社会的政治形象损伤很大，甚至被视为“暴徒”，英国政府逮捕几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会的工人，被释放后，又被资本家大批解雇。此后“左派”工会就处于停顿状态，共产党员身分暴露，党组织被英国掌握；再加上工会领袖年岁大，社会形象不佳，有些人被直指为“左仔”，又对现状拿不出办法来。而且工会会员大多属于蓝领阶级，文化水平低，年纪大。
因此，整顿“左派”工会，确定工会的正确方针，解决工会干部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就成为我到香港后很重要的工作。
许多工会干部和工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不理解为何“反英抗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反对英国有什么错？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应该反吗？他们对中央新的香港政策也不理解，认为香港“收回不解放”，仍然保持资本主义那么多年，“港人治港”实际上是资本家治港，岂不违反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什么香港不能让工人阶级领导？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反复说明“反英抗暴”是四人帮利用香港工人的爱国情绪，试图改变中央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确方针，使用暴力提前收回香港。这是四人帮控制的中央犯的错误，不是香港工人阶级犯的错。但香港工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对“收回不解放”的问题，我们说明工人阶级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原则，希望能说服他们，“统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党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当前实现社会主义，演绎到香港的现实斗争中，“一国两制”是党在香港的最低纲领，是当前斗争的纲领。我们没有放弃在香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提法，但那是远期目标，至于将来怎么实现，要在今后实践中探索。
我们确定了工会的新方针，即香港工会要为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服务；当前，要为争取工人本身的福利服务。工会应该关心香港社会，关心自身福利，这是主要任务。配合内地，应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不能同内地采取一样做法。在争取工人本身利益时，应服从“一国两制”的总方针，在同资本家的矛盾和斗争中，应采取劳资两利的政策，劳资协商的方式，不要动辄用罢工斗争手段，必要时才考虑其他适当方式。换言之，应该视协商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形式。
八五年“的士”司机大罢工，在九龙弥敦道yóu xing，罢工代表到新华分社请愿。我们由祁锋出面接待，并告诉他们，这是香港政府管的事情，应该去找他们解决。社会舆论反应很好，认为新华分社没有利用罢工干预香港政府的事务。让祁锋出面，是我们商定的，因为祁锋曾指挥“反英抗暴”，被某些港人指为“左仔”，对他印象不好，我们想通过这次，改变他和“左派”工会的形象。后来，工会根据“劳资两利，协商解决”的方针，与资方协调，很快达成了协议，顺利解决了罢工问题。在香港社会，尤其是工商界反应比较好。当时“中间”工会也介入了罢工，争夺罢工的领导权，提的口号、条件高，但未被工人接受。
事实说明，“左派”工会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后，符合香港实际，能被香港工人阶级和香港社会接受。
在新形式、新工作方针下，我们对“左派”工作进行了整顿，依靠工会自己的努力，培养新领袖，以代替老领袖。老一辈思想上“左”的意识多，社会形象不佳，要改变很困难，所以需要培养年轻、有知识、思想开放的一代。现在工会的几位领袖都是这样产生的。我jiāo代分工管理工会的郑华，允许工会领导人有自己的风格、语言，对外言论可以不同于内地、新华社的表达方式，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责备追风，放手让他们去做，以免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还让谭耀宗专门去英国学习，这几年他在立法局表现不错，既能代表工人，又不给人“左”的印象，社会上比较能接受，知名度也高。他同右派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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