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像。余兆麒表示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策很欣赏，对邓小平评价很高。他说：“共产党现在变了，变得好，既然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产党，叫民主主义党或其他什么。行吗？”他说过去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他向我讲了他们从大陆撤退时的情景，还讲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话。对他的态度和说法，我没有介意，我讲：“国共两党过去的帐，不管谁欠谁，都过去了。都是中国人，不要再做什么回忆了，还是面向今天，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民族的统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现在大陆改革开放，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放弃，你的想法很好，但这种想法是互相不够了解造成的，谢谢你的好意。”我同这位老人，以后就相处颇好，每逢过年过节，他还特地送些小礼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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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稳定香港，我领会中央意图，首先要把华人资产阶级中的大资本家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对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以及在港的华侨大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香港资金流出多少，流进多少，他们的动态如何？
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同香港著名人士会见，都是经过新华分社提名，大多认为是爱国的资本家。中央负责人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也听取了他们对收回香港的意见，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开始向境外转移资金。这种事瞒不了社会，引发社会xìng的移资、移民潮。因而，稳定和争取大资产阶级，成为稳定社会的重心。
对这些人做工作，困难在于不易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和过往的实际，本质上是对付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其次，香港许多资本家，在内地有被“共”了一次“产”的经验，对共产党怀有戒心，他们担心“九七”后，在香港新发展的财产，又可能被共产党没收或者“公私合营”，当时，香港流传一个说法，叫“联合国”，意即共产党先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同你“联合”，后再“国”有化。包玉刚便亲自向我提过：“香港人怕‘联合国’。”
我相信：“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了解香港中外资产阶级心态，为长期利用香港，稳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政策中，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立面，也不仅是同路人，而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当地人治理”的实质，是由当地各阶层香港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己管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在香港，不实行“四个坚持”的具体内涵。除外jiāo、国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将尽量不管；只是如邓小平所说，在香港自己无力管治的特殊情况出现时，中央政府方出面给予支持、干预。
而且，中央对香港不仅不会改变私有制，实行所谓“联合国”，又来一次“共产”运动，还会给予新的发展条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为这样的认识，是接近这一要求的。
这也就是我在深证工委扩大会上，关于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既依靠工人阶级，又依靠统一战线，制定“两翼”理论和原则方针的依据。这一依靠两翼的方针后来经总书记赵紫阳口头批准。具体情况后文jiāo代。
我在港澳的统战实践，就以此为根据。
我们开始设法打开接触面，特别是一些以前同共产党、新华分社少接触或没有接触的人。香港华人资本家当中，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产生不同的派系，如广东帮、上海帮、福建帮、齐鲁帮……广东帮里又有潮州帮、番禹帮……，附件帮又有侨帮……侨帮里又分印尼的、泰国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从关系上分又有亲英的、亲台的、亲美的、亲日的；还有一些豪门世家，是由过去英国的买办家族发展起来的。
我们对各方统战人物广泛接触，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长、副社长分工，固定经常联系jiāo往对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增长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刚、李嘉诚、郭德胜、邵逸夫、霍英东、查济民等十多名，都是华人大资本家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关心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也关心内地经济、政治方面发展情况，经常向我提问，探讨发展趋势。
生意上的事，他们反而谈得少，他们多是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jiāo往期间，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过经济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后那几年，正值香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对于在香港“投资”，感觉彷徨。尽管邓小平要“投资者放心”，但大多数资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邓小平的话，固然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为稳定香港资产阶级而发，也说明要稳定香港，主要对象是“投资者”：资产阶级。
香港的“金王”胡汉辉约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请我吃饭。“赌王”何鸿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会说笑话、健谈之士，饭前几乎他一人“包场”，他说完一个笑话，大家笑一阵后，他又来一个，又笑一阵；席间，胡汉辉才涉及他请我赴宴的“正文”，他径问：“社长看香港前途怎样？”胡汉辉和杨奇是老同学、老朋友，他大概从杨奇那里了解到一些我的情况，也就开门见山，不怕我见怪。我也乘何鸿渲染的欢乐气氛，简单地笑着回答“谁有信心，谁未来得益最大！”胡汉辉也许听进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句话，表示“欣赏”之意。我知道他那几年生意做得比较称心。
我到港不久，体会到：商人的政治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钩”。生意上、融资上，得到谁的支持，往往就倾向谁。多家支持，就看谁支持得多。有些人时东时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谓“亲中”、“亲英”、“亲美”，大体如此。我就在工委会中提出：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资源”，在港澳培养一批亲中的资本家。在港的中资机构，不要怕受指责，要为此方针做贡献。还要运用内地“资源”这是更大的“资源”，为争取人心、繁荣稳定香港做贡献。
香港中资机构的客户发了财，内地往往批评说：“外贸公司养肥了资本家。”这种批评本来就是错误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发财，难道还为你外贸义务服务？我的提议得到做财经工作大多数同仁的赞同。
几年来，我们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发了财，也做了一些努力，影响内地决策，为香港人经营内地业务，增添条件，帮助港人发财。
对于一些遇到经营困难的人，我们还给予支持。有人批评我们这种作法是政治“救火队”，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可能对自由市场起破坏作用。但是，只要不违背当地法律、规章，我认为，这是过虑。事实证明，我们的几次“救火”，不仅使困难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也使不少资产者相信，共产党确是变了，不再“共产”了。还帮助他们免于破产，支持他们继续发财。
已故巨商冯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银行的合作中发生困难，失掉了控制权和基本的领导权。社会舆论因他平日作为，多不同情。但他的创业与从业精神，社会颇为称道。冯景禧找到新华分社寻求援助。我开会讨论，中银集团负责人，以及社内的广东籍同事都不积极。我说服了蒋文桂，还是协助冯，让他有条件进行重组，重新控股、当董事长。事后冯景禧高兴地去休息旅游，不幸中风去世。我们继续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业。
还有一位姓冯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发生财务危机，要求新华分社、港澳办给予支持。他是中国的老朋友，港澳办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银行不同意。不仅香港中银集团，北京总行也不同意贷款。港澳办李后出面和北京总行jiāo涉，仍坚持不同意。李后没办法，要郑华转告我，斟酌怎么办？他把棘手难题踢给我。既然是老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我决定在中央给工委的“特费”中，拨出他们要求的数字，存入中银作为抵押，再由中银拨给他们同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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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年深圳工委扩大会，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统战工作主要争取的对象，是中间阶层，亦即中产阶级。为打开香港的统战工作局面，必须从大资产阶层突破。一旦大资产阶层代表人士肯与我们接触，中产阶层人士便易于和我们jiāo往。
八五年间，统战工作已打开基本局面，我要求主管统战工作的工委副书记李储文，对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包括宗教工作，提出规划，以供讨论执行，他拖延很久，直到退休，迄未做到。
接下来乔宗淮分管统战工作，我请他筹划一个统战工作规划，巩固既有统战关系，扩展新关系，重点放在发展中间（中产）阶层。
我们试将香港的中间阶层分为三个部分：中上、中间、中下。我们分析，中间阶层是个变动的、过渡的阶层。相当多的人会从中下、向中间、中上发展，已有一部分人接近社会上层，或已成为社会上层。也有人从中上、中间向下变动。
中间阶层的普遍个xìng，是企求向上爬，思想倾向满足于沿现社会阶梯发展。也有不满足的人，他们正在日见增加，要求有一个较平等发展的民主环境。
中英香港回归谈判斗争中，他们在维持和改变社会现状之间，急剧地变异、分化。他们政治倾向上的独立xìng本来不多，又夹在两大政治（中、英）势力jiāo锋的夹缝间，因而不太可能摆脱两者的影响，真正独立行事。
中间阶层也普遍存有惧共、拒共的情绪，这正成为英国争取他们较易，中国争取他们较难的所在。因为他们多数受西方教育，受益于港英经济发展；加之新中国建国以来，运动频仍，受害者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们从两方面开展中间阶层统战工作。一是工作基础，改进“左”派社团的工作方针，从“一左二窄”的框框里解放出来；二是工作重点，加强和各类社团jiāo往。
新华分社内部为此新建科技部、文教部，加强文体部，重点是在加强科技文体界的中间阶层的工作。
香港中小学教职员，既是群众工作，也是统战工作的对象。我和“左派”教育团体负责人座谈，建议他们从自己的圈子里走出来，把全市广大中、小学教职员列为工作对象，要像司徒华那样，把全市大多数教职员团结起来。香港中、小学教职员薪给较高，生活比较稳定，但部分人士也对现状不满，亟yù向上发展。有些人还可能对港英统治不满。我们应多了解他们，依据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组织起来。
我说：“抗战时，我开辟敌后根据地，先从中、小学教师做工作，出干部。他们不满现状，为求个人出路参加革命。收回香港和敌后打游击，虽然是两种不同xìng质问题，但这个经验还可参考。”
我也接触了不少社团的代表人物，请他们吃饭、jiāo换意见。有些歧见过大的，就不谈政治，只做感情上的联络，让对象感觉，不因政治见解不同，就不能共处。李柱铭、司徒华推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我照往常一样，个别宴请他们。李鹏飞、谭惠珠找我诉说政见，以及对中英两方的感受，我耐心听取并回答他们，表达中国方面对有关问题的主张。在我宴请新界几位政坛“新秀”时，立法局议员黄宏发批评中国不重视香港民意，赞美港英政府；我虽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没有和他辩论。
一些社会团体如狮子会、香港杰出青年商会的聚会，我也出席发表讲话，表达中国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前者是个世界xìng的民间社团；后者是历届青年精英组成的联谊组织（香港每年选出十大杰出青年），李柱铭、李鹏飞都是会员。
压力团体“汇点”成立一周年纪念会，邀我参加，我欣然赴会。会场布置简单，人数似不满百，我随便坐在一张排椅上，听该会副会长杨森致辞。他在致辞中批评了中国。有位政协委员也应邀与会，见到此情景，在会后好意地和我打招呼说：“你怎么也参加这种会？以后不要再来了。”他的善意我领情，含笑点头致谢。香港记者没料到我会出席这种的会，只来了二、三名记者，追上来采访，问道：“你为何来参加？”我答：“他们请我来，我就来了。”他们又问：“其他压力团体请你，你会不会去？”我答：“只要他们邀请，我都会参加。”可惜后来并未再有其他邀请。
每年的春节活动中，科技、文艺、新闻传媒界精英，新华分社能够邀请到的，我们都邀请。我了多次参加香港京剧票友清唱会。在赤柱招待所，我也举办过京剧程派清唱会，邀请了几十位程派名票友聚会，互展歌喉，大饱耳福。想不到名影星夏梦，也是程派名票，一曲“锁麟囊”，倾倒全座。
参加名歌星的演唱会，以示我们对演艺界的尊重，也是工作之一。徐小凤婚后宽广的女中音，我很欣赏，两次观看她在红的演唱会。林子祥、钟镇涛的演唱会，我也去听了。梅艳芳的演唱会，我本想去“捧场”，因为去了内地，未能如愿。我很喜欢听她的一些歌。
为了争取演艺界的友谊，我参加了钟镇涛的婚礼，还专门安排无线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为人大代表。汪明荃政治倾向上属中间xìng，在演艺界有一定代表xìng。以往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香港演艺代表多属“左派”人士，我亟思突破这种现象。但争取增加人大代表名额未果，只能请原代表让位。我也很欣赏原代表的艺术成就，为了工作，不得已方出此策，结果未获谅解。
至于未能与成龙等名影星相聚，我迄今引以为憾。大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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