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仪式，采访的中外记者多达两百人，中国还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转播仪式实况，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被安排在签字绿绒长桌的斜对面，目睹这历史场面。
在摄影机的银光频闪中，赵紫阳的戴卓尔夫人分别在声明文书上签名，然后在一片掌声中，互相jiāo换文书，正式完成签署中央联合声明。从此，殖民统治即将过去，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那天十分高兴，仪式结束后，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到九七年体力仍能支撑，一定会到香港看看。在场的港澳人士听了十分高兴，船王包玉刚，巨商李嘉诚、查济民等人立即向我表示，非常希望邓小平在九七以前就到香港看看，盼我促成。我转告赵紫阳、姬鹏飞，他们都笑而不答。我知道他们不便表示可否。我动员赵紫阳：“你可以到香港看看。”赵反问我：“怎样去？”使得，他是总理，没有邀请怎样去。“将来你访问英国，回国时，可以顺道访问。”我说。赵紫阳笑笑，“是个办法，但手续也不简单。”我看他有些心动了。
回港后，包玉刚等又提到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九七”前来“看看”的事，谈到谁邀请，以及住宿问题。我说：“姬鹏飞来港，可以接受港英政府邀请，新华分社出面也可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就不适合了。”包玉刚满有信心地说：“总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由我们出面也行。”他和邓小平有死角，我考虑这个可能xìng也不大，但我没有说出来。
谈到邓小平来港住在什么地方？酒楼总有些不便。包玉刚便带我到他石澳的别墅看是否合适。亚视老板丘德根也请我到他家吃饭，顺便看看，中央领导人来后可否供他们居住。他们的房子都很宽大，包玉刚的别墅踞山面海，风景极佳，但都只能住主客，随从及保安人员无法安排。我经工委同意，姬鹏飞批准，购买原佳宁集团主席陈松青赤柱住宅，一个院落里的七栋住宅，作为招待所，北京领导人来港可作住所，平时并可招待香港各方面的朋友。陈松青企业破产后，这七栋住宅为银行没收并转手卖给包玉刚，当时已属包玉刚的产业，因此很快成jiāo。买时，社内有些同仁担心价格高，恐有反映，我说服他们，作为地产投资，也可买下。七栋高级住宅，当时购价为四千七百万港币，现价可能达一、二亿。
第四章 “统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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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并不同内地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中央起初提五十年不变，后来胡耀邦又公开讲：“一百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一总的方针、任务，确定了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内地有显著不同。
我的理解：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前没有提过。列宁曾讲过利用资本主义，是一种局部的利用。以全中国范畴来讲，香港是一个局部；然而，从香港地区来讲，却是一种全面、长期的利用。“九七”前后，如何规定香港共产党组织的责任，不管称之“领导”也好，“推动”也好（我后文将有论及），都要在那里实行“一国两制”，贯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原则。而要长期不变，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中英联合声明中提的要求是要“保持繁荣、稳定”，因此，香港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就必须研究如何使当地的资本主义不断繁荣，亦即不断有所发展，以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对香港的共产党组织来讲，这个命题完全是个崭新的课题与挑战。
这就需要研究香港过去的发展经验，以及今天的状况，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就必须重新认识香港，对香港社会重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这也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前提。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要从重新认识香港开始。重新认识香港，又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认识其在战后进行改革演变，适应发展规律，得到新发展的经验，求得香港资本主义继续繁荣稳定。
邓小平讲过多次，在香港不实行包括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坚持”[注]，在此原则下，“港人治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资产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阶级为主执政下的“港人治港”，因此，也不可能由北京派人来“京人治港”。
注：思想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máo zé dōng思想。
作为中国在港的派出机构，港澳工委、香港新华分社，也不能派出人员参加治港。毛钧年虽是道地的港人，但他已是新华分社的副社长，公开的共产党员，不管未来其个人主张为何，如果他以共产党员身分参加“港人治港”，不论实际上，或观感上，都是中共代表治港。即使有少数隐蔽的，即秘密共产党员以港人身分参加治港，他们也要执行基本法与香港原有的法律、规则。如果党那时有“指示”，不符基本法与香港原有法规，他应拒绝执行。除非依法定程序，修改基本法和原有法规。
总之，未来的“港人治港”，其xìng质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联合政府。有别于大陆的工人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经济的改革，未来发展会有变化这是我现在的观点。）也有别于港英统治下的殖民专制政府。还可能有别于西方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工人阶级很少能直接影响的政府。
我和赵紫阳、姬鹏飞个别jiāo换意见时涉及这一认识，没有深入探讨。赵紫阳的回应很简单：“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看来他是同意的。我还估计：“第一任行政长官，很可能是‘亲英’的。”两人都没有表示反对。
这些认识，不仅成为我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依据，也成为后来制订香港未来政治体制模式的主要考虑。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当前是为了多jiāo朋友，争取香港通报关心；并为九七后，无色、培育治港人才。
根据邓小平意见，香港统一战线不要求和内地一样：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所提“更广泛开展港澳统一战线”的概念，对港澳统战对象只要求“爱国、爱香港”。这是符合香港、澳门当前实际，可以广泛团结港澳各方人士，实践“一国两制”的设想。我在统战工作上的思想和作法，都是根据他的这些思想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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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和中共中央常委的一次谈话中，主张在港澳的统战工作，“要敢于做大右派、大特务”的工作，“敢于和他们jiāo往，做朋友”。我决心打开统战局面，就从这方面着手。
港澳工委，新华分社传统把社会各界从政治倾向上，分成左、中、右。社会上也有类似这种分法。所谓大右派，是指大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亲美派、亲台派等等香港社会上层人士。
自我和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在中文大学马临处会面之后，就与他们建立了一个经常接触的“君子协定”。钟士元是行政局首席议员，是华人参加香港政府的首席；邓莲如是英资财团太古洋行出身，是英国政府和英国财团培养推重的首席精英，后来，英政府还让她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皇室授予她勋爵爵位，可见倚重之深。利国伟是香港世家之后，恒生银行董事长，属于汇丰集团，在华人银行界居首位。我想，同他们建立定期直接接触关系，可以了解香港亲英阶层，以及港英政府的意见。我们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李储文在职时，李同我一起去；李去职后，乔宗淮同我一起去。主要是一起吃饭，多数由他们请我们，地点在利国伟恒生银行的俱乐部，也有几次我们出面请他们。吃饭时，互相jiāo换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比较融洽。因此后来也逐渐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们要求以行政局、立法局的名义同香港新华分社、同我接触。对此，港澳办表示反对，坚持不承认他们代表行政局、立法局与我们接触，认为他们意图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国机构承认他们两局的地位。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不但同他们进行私人个别接触，并利用春节、国庆节宴请两局全体议员，也接受他们集体请我吃饭。
中国承认不承认香港政府两局地位，一时也成为香港的敏感问题。在记者问我既然请两局议员一起吃饭，为什么又不予承认，我只回答：“尊重不等于承认。”因为我在宴会上讲了“尊重”两局的词汇，免与北京相违。考虑他们在香港的地位，在中、上层甚至下层某些人心中，他们有相当影响力。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在未来特区政府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地位，争取他们，无论在当前或以后，都非常必要。
为了对港英政府中的华人高级官员开展工作，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告诉我，他部下总政文工团有一女团员要到香港来，她的义父张有兴是香港市政局议会主席，因为有这层关系，河北省委不批准，要我帮忙。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向总书记胡耀邦打电报，希望能批准她到香港，打开与张有兴jiāo友之门。胡批准了，并指示公安部派专人去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办理这件事。经过她介绍，我们与张有兴有了接触。
当时港府华人官员与新华分社接触，包括接受邀请吃饭，都要事先经过港英政府批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主动争取多联系多接触了一些人。后来包括警务处长李君夏及他的英籍前任，我都请他们吃饭，开始有了个别接触。
在jiāo朋友、互相增进了解和沟通的目的下，我们同香港政府高层官员的jiāo往逐渐增多，不仅是我，分社的其他同仁也jiāo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情况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人，在“九七”后的特区政府中可能会继续任职，对政权延续、顺利过渡，将会起很大作用。
在文化界、传播界的一些所谓大右派，很多都是反对共产主义，以至反对中共的。有些人还经常发表文章批评中共，“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属于这一族。这一族人士也有区别，不少表示反中共，但爱中华民族，也有一些人当时“批毛不批邓”，批判máo zé dōng，赞成邓小平，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香港有相当多数年纪大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传播界人士、专栏作家、评论家、老报人，是从大陆到香港的，对共产党多少都有意见，以至怨恨，他们有些坐过中共的牢，受过摧残，吃过苦头。
和这些人相聚，我同他们采取不强辩观点，意识形态的差异暂搁起来，先求缩短差距，“求大同，存大异”，在爱国，或爱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上jiāo朋友。前景社的人士与我第一次接触时，尖锐地批评中共，但他们表示不反对香港回归祖国。《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李怡当时问我，“我们是不是爱国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是爱国的。”我至今仍然这样看。我当时在另外一场合曾表示：在爱中华民族，在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赞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在批评máo zé dōng，批评共产党方面，可以存异。
当时在报上几乎天天写fǎn gòng文章，尖锐地笑骂讽刺中共、拥有相当读者的《明报》专栏作家哈公，他也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且在香港中方机构工作过。此公好酒，我同他接触，就是吃饭喝酒，我酒量不好，只能勉强陪他喝几杯，不谈他写文章fǎn gòng的事，也不谈政治。他真名叫许国，与我同姓，酒过三巡，他称我本家，彼此间距离拉近，jiāo上了朋友。可惜他不久去世，结束了再进一步jiāo往的可能。
我想，同反对派对话，就有沟通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减少阻力，有些人还可能成为助力。当然，不能讲反对派意见没有正确的部分，从马克思主义观念讲，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是发展的，真理是相对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总应该注意接受他们意见中正确的部分。
我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待人以诚、以信、以礼、以师。对待朋友，相待以诚，不虚情假意，不搞权术。相处之道，不说假话，一时不能说的，可以暂时不说，或用另一种方式说。平等待人，相见以礼，“大”人物、“小”人物都一样，还要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求教态度。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有容有忍，特别是要容忍别人反对甚至当面责骂，否则难与反对我们的人相处，也就无法去争取反对派。对反对的批评和舆论，如有必要，可以在报刊上辩论，但仍可继续做朋友；见面时，可以辩论，可以少辩论，也可以不辩论；甚至只讲友谊，不谈政治，通过朋友之间jiāo换意见来谈一些问题。友情深，可以适当辩论，由浅入深，视对象而异。从淡淡之jiāo走向逐步深jiāo，以求逐步改变反对者的质与量。可惜在这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够，失去不少机会。
香港中国联合银行董事长余兆麒，是一个国际fǎn gòng组织的副会长（会长是台湾的谷正纲），有人介绍我同他见面，他提出要我去见他，我同意了，他年岁比我大，依中国人尊老的习俗，我应该“移樽就教”。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房间正中挂着蒋介石的大幅照片，室旁还chā有一面台湾guó mín dǎng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幅“国旗”。老人八十多岁了，身体显得很好。见面时，我们相对而坐。我就面对着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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