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香港社会一些思想混乱。如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麦扬公开说：“香港未来会包括在以广州市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圈内”，引起港人许多猜测和不安：香港将来是否会划给广州，成为广东或华南的一部分？
我发现后，立即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澄清。广东省就安排报社记者再去采访他，让麦扬公开表示：“珠江经济区应包括港澳在内，只是个人设想，对引起的误会表示歉意。”以此来解除港人的疑虑。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北京有些负责人，对香港政策的一些说法，同邓小平、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如人大副委员长、前国防部长耿飙在人大湖南小组上讲：“中国军队不驻香港。”被香港记者公开报导了。耿飙这一说法，和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的决策是不一致的。邓小平说过：要在香港驻军，以象征国家主权。我看到人代会的简报后，很讶异：为何没有把邓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达？我当时就在考虑，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中央注意，尽快纠正。
我着重当前香港同胞，对中央收回香港方针、政策的种种疑虑，概括地做了汇报。也说到我们对香港同胞讲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够。还有一些负责人，讲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话，包括少数中央负责同志在内，增加了香港社会的不安与疑虑。
邓小平立即追问：“是哪几个（中央）负责人？”
我举了耿飙、黄华的例子，他们都是人大副委员长。耿飙说：“中国在香港不驻军”，与中央决策“在港驻军象征主权”完全相违。黄华说：“九七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可以有香港代表”，为中央已定政策中所无。按中共规定，中央未定之事，负责人不应做公开承诺。
邓小平听后没有再说话。汇报结束，我们陪着他走向东大厅会场，代表、委员们已站好，等待摄影，而后到会场就座。
根据会议秘书处和记者的约定，开会之前给记者五分钟时间拍照。记者退出后，会议才开始。港澳和大陆记者数十人拥挤着对邓小平照相、摄影，银光闪闪。五分钟过去了，大会工作人员请记者退出。记者们依依不舍，有的一边倒退，一边仍抢着拍照。
就在这时刻，邓小平突然向记者招收，高声说：“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
太意外了。全场惊愕地看着邓小平发脾气的模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记者们又回到大厅，有些记者竟惊吓得面色铁青，有些则手忙脚乱，在找什么东西，原来有人连录音机都没有带。
邓小平开始很激动地讲话。他的谈话内容，香港记者都如实报导了。邓小平说：
“第一，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发言，我说是正式的，赵总理说是正式出。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港澳办公室，姬鹏飞当主任的；一个是我们的外jiāo部，有部长和主管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还有，我相信许家屯会按中央意见讲，不会乱说的。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发言都无效，都不是正式的。
“第二，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两位胡说八道，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么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
“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他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
“明确得很的。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作为港澳首席代表，坐在邓的旁边，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言不由衷地说：“五分钟拍照时间过了。”他说了几次。我想他是为了提醒邓小平，要记者退出，可是他忘记了，记者是五分钟拍照以后被邓小平留下来的。
我当时坐立不安，没想到邓在记者面前发那么大脾气。一方面，我为香港将会振动感到不安；另方面，也为邓在公开场合指责耿飙、黄华感到不安，对他们深感抱愧。
会议结束，我赶紧出来找香港记者，他们有人也在人大会堂的北门外等我，想要探知他们退出（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他们见到我先问：邓小平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我则问：你们稿子发了没有？他们说：我们一出来就发了。我原想，说服记者们不要发，或换一种“说法”，以减少香港社会的振动。（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只是想努力试一试。）既已发出，我只好无奈地说：“那就算了！”
这时，费彝民也走出大会堂，被记者留住，也利用这机会，对驻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解释。当日下午，我请新华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将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谈话，较全面地搞了一份材料，分发给香港记者看，供他们做报导参考，力求减少港人的疑虑和社会震惊。
后来回到香港，我也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解释：中国在香港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驻军费用不需香港负担，现在英国驻军，香港要负担四分之三，中国不会如此。驻军人数不会太多，邓小平讲只需三、四千人。驻军不会干预香港的日常事务，也不会管社会治安，治安由警察负责；只有在遇到灾害或者发生动乱时，应特区政府要求，军队才会出来帮助稳定。驻军只是预防xìng质。
当时香港社会有相当多的人不主张驻军，他们担心解放军干预地方事务，不遵守地方法令等等。有人主张军队驻在深圳，不要来香港；有需要时再过来。
邓小平关于驻军问题的讲话由香港传媒报导后，社会上果然出现强烈反响，恒生指数下跌三十点。我迫切感到，有关中央的香港回归方针政策，我们的宣传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该筹划加强。
24
八四年元月，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第八轮，中方宣布更换谈判代表团团长，由外jiāo部部长主力周南接替姚广。据我所知，这次“阵前换将”，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他们认为在前几轮谈判中，面对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纠缠，姚广斗争不力，致使谈判没能按照中方的设想展开。
第八轮以后，谈判总体来讲是顺利的。四月，英国外相霍维访问北京后抵港，公开宣布英国在九七年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他还说：“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说明，英国已决定，九七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一起jiāo还给中国，谈判的主要问题应该讲已经解决了。
然而，根据外jiāo部通报和乔宗淮自北京谈判桌上带回的消息，我知道，中英双方仍在为一些问题争执不休，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中方有关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提议。
中英之间设立这个小组，是邓小平的主张，目的是在九七年前即香港回归祖国前这十三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问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设立的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此提议，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英国不愿意当“跛脚鸭”。“跛脚鸭”是个美国俚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再有所作为，被成为“跛脚鸭”。
英国不愿意“九七”前的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他们顾虑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或另加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抗拒情绪很大。他们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地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提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
中方向英方解释，联络小组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利执行机构，而是双方遇到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它既不参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
在后几轮谈判中，这个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眼看中国设定的谈判限期九月快到了，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团很紧张，似乎找不到解围之道。
八月，我返北京述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迎接，告诉我，中央负责人都去北戴河度假，姬鹏飞也在那里，要我立即去。
北戴河的夏天凉爽宜人，海滩绵延几十公里，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铁道部都要为全国各地涌来的旅客，增添加班列车。我先乘车去海滩，弄潮儿众多，五色缤纷；午间，我也参加行列，到近海去“泡”了几趟（我游泳技术太差，只有“泡”的份）。
中央负责人住在以往外籍人士构筑的红色铁皮顶的小别墅内，他们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住宅附近沙滩上，完全另个样，静悄悄看不到几个人。
晚凉时，我在树荫下，向胡耀邦汇报香港近况，一轮到最近中英会谈的僵局，胡耀邦说：“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记录太差。香港收回，过渡期还有十多年，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两国商量着办，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汇报了香港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要借小组干预香港事务，以及英国人不愿做“跛脚鸭”，然后说：“为免除英国和香港某些人的顾虑，我有一个想法，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时间，设定到‘九七’以后，让他们理解，如果‘九七’前联络小组会干预英国对香港事务的管治，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九七’后岂不也会成为干预中国管治香港事务的第二权力中心？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同时，在面子上也让他们过得去。此外，从我们的立场着想，可能‘九七’后有些事，还需要英国合作处理。”
胡耀邦很高兴，要我找赵紫阳，把这个意见告诉他。
第二天午睡后，我去见了姬鹏飞，告诉他同样的意见，姬鹏飞没有表态。赵紫阳的秘书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姬鹏飞说：“你去吧，把你的意见讲给他听听。小平同志这几天可能要讨论这个问题。”
赶到赵紫阳处，他等得很急。原来胡耀邦告诉他，我有打开中英谈判僵局的建议，他急于知道，因为邓小平就在当天五时，约好中常委讨论这个问题。
我做了简要的说明。赵紫阳问：“你看延到‘九七’后什么时候？”他急匆匆看表。
看来无时间细说了，我说：“时间也不宜太长，二、三年可以，最长不宜超过五、六年。”
赵紫阳点点头：“时间快到了，我们找时间再谈。”匆匆离去。
第三天，姬鹏飞告诉我：“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许家屯的注意’，小平同意了。刚才紫阳已经通知我们。”
李后在座，听到姬鹏飞讲话后，自个儿喃喃自语：“我们也有过这样意见的。……”他面部表情复杂，给我印象极深。
不久，中英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中英联合声明中，决定联合联络小组一九八八年后设在香港，工作到二零零零年，即“九七”之后三年。
我和姬鹏飞还讨论了航空权问题。我考虑，我们应该维护英国的权益，但也要防止他们的垄断；特区政府成立后，香港不应该只有一家国泰航空公司，即使现在也不应该这样。这问题我也向赵紫阳提过，赵紫阳同意我的看法；并从中国民航管理落后，屡训不改考虑，他认为在香港成立一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刺激”民航引进外国管理经验。
姬鹏飞同意我的意见，但因为时间急促，双方等着要草签，没有时间形成具体协议，就未能避免中英在航权问题上后来发生的争论。
25
经过二十二轮、一年多时间的谈判，中英两国于八四年九月廿六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审议通过。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两国政府负责人赵紫阳、戴卓尔夫人，将在北京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告：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xìng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开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这是中华民族洗雪国耻的大事。港澳办提议邀请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体赴京观礼，我和副社长们很赞同。但港澳办通知的名额，只有六十至八十名，显然少了。
我到港已一年多，频繁接触中外人士，广jiāo朋友，初步改变了过去新华分社“一左二窄”的局面。我的头发，要创造、利用每一个机遇，进一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观礼活动有两国领导人出面，尤其有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出席，是动员一些平常较少和我们接触的统战对象参加，对他们进行工作的好机会。因此，拟定邀请名单时，我jiāo代协调部的负责人，除照顾到各阶层，都要有代表人物参加外；尽可能多邀请社会上的“右派”人士，特别是港英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以突破港英政府限制官员与我方jiāo往的规定。协调部据此，排出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超出港澳办的规定。经与港澳办磋商，同意增至一百名。协调部再做挑拣，提出一百零一人的名单，说没办法再减了。我们也就这样决定下来。
观礼名单涵括中英籍人士，八名港英政府官员，十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议员都在邀请之列。英国在港巨商有汇丰、太古、渣打的主席。（我一直抱憾的，没有邀请怡和与港电的主席。）此外，我们试探在港台湾势力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或无回应，或表婉谢。总之，这个名单，有所突破，也有不足。既限于名额，也有港澳工委思想“解放”不够的因素，包括我在内。
北京同意这个名单后，再由新华分社外事部出面，征得港英政府及受邀人士同意，由我陪同，在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乘机飞北京观礼。
十九日下午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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