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汤、两道菜、一道甜品。时间却长达三个多小时，作陪的是议员谭惠珠、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了），还有我的英语翻译。
讲话最多的是谭惠珠，看来是有备而发。她也从社会人心动dàng讲起，讲到香港人对中国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资。（她也用“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类词，但不用“逃资”。）她建议中国政府采用“香港公司”办法，当香港的“董事长”，聘用英国当“总经理”。她很露骨地说：“这样的办法，英国可以接受。”
因为她用英语讲，连同翻译，用掉两小时。我虽和她第一次见面，其实已发现她普通话说得还可以。
沈弼在谭惠珠讲话后，画龙点睛说了十多分钟：“就在社长先生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他指着我坐的长靠背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前次来，也坐在这张椅子上说：‘香港应该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绝缘体，起这个作用。’”
沈弼加重语气说：“李光耀先生说得好。如果贵国政府采用谭女士的建议，香港人就可免于恐慌，保持稳定繁荣了。”
沈弼这番坦率的发言使我了然于心：以主权换治权，已成为英国政府对付中国收回香港的主要谋略。这个谋略的创始者是香港人，还是李光耀？为英国所接受？还是英国人自己创造，利用香港人传播？这有待验证，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这一阶段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谈判斗争，谋略已明。
我回社后，立即把我的分析电告中共中央。
中国政府掌握各方面反映后，通过政府发言人和领导人讲话，重申主权治权不可分，没有治权就谈不上主权；“九七”后主权、治权要一起收回。
沈弼口中所说的李光耀“绝缘体”理论，大陆决策部门认为，同戴卓尔夫人讲的“独立”有关系，她曾经讲，“假如香港是一般的殖民地，香港早就是另一个新加坡了。”这对香港社会某些人影响颇深。在我同一些港人的谈话中，就有人讲，“应该有香港自己的李光耀”，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希望“独立”。有人干脆公开提出，希望在联合国或英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赞成独立。也有一些学者建议用波多黎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认为波多黎各是美国辖下的一种“半独立”或“准独立”的自治模式，香港应该借鉴。
所有这些言论，同“绝缘体”一样，都是希望香港脱离中国“独立”，或者成为某种变相的“独立实体”，这当然不符合香港是中国固有国体一部分的实际，不容允许；而在客观力量上，香港要像新加坡或英国其他殖民地那样“独立”，也是做不到的。
当时更多的一轮，是希望保留英国人管治。实际上是希望香港成为变相的“独立实体。
八三年七月，中英两国第二轮谈判开始后，英国代表果然提出了“过渡论”：认为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实现本地化，需要过渡，距离“九七”只有十四年，时间不够，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来过渡，香港才会稳定。这个过渡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由英国继续管治。
至此，一直在香港各界酝酿传播下未公开的英国官方的“以主权换治权”谋略，终于明朗了。“过渡论”、“绝缘体”和“公司论”异曲同工，如出一辙。钟士元、沈弼等见我，是表达自己见解？还是英国透过他们向中国传达信息，进行试探？都有可能。
然而无论如何，英国动员各方力量，为其谋略服务的本领，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21
英国在谈判的同时，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不断影响舆论，刻意发挥“民意牌”作用。对此，中国方面也动员舆论配合谈判斗争，不仅在内地，《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要发挥作用；在香港，对英国的“民意牌”也要有反应，不能回避。
围绕“治权能否延续”等问题，中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战。
我们在香港发动了“左派”七十二个工会举行座谈，表达香港劳动群众赞同中国收回主权、“港人治港”的决策，在香港社会引起轰动，有报刊评论：“颇具声势”。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我走访香港的工会、农会、群众团体、新界的居民区。我还广泛地接触中上层人士、传播界负责人，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政策的支持。
对此，香港报刊评论说：香港有些奉“中华民国”为正统的报纸，或者一向立场较为fǎn gòng的报纸，在许家屯的宴请攻势下，逐步调整言论尺度，不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政策唱太明显的反调。电视台也起了一些变化。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夸大了。
我也积极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资财团的负责人宣传中国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长西门凯瑟要求见我。怡和是鸦片战争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这是主动要见我，估计是代表在港英资财团，推销英国政府以主权换治权的谋略。
我们在新华分社会客室见面。西门凯瑟由怡和的一位华人买办陪同，他年约三十岁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气。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销英国谋略而来的。我在他讲话后，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方针和想法，他很不以为然，多次打断我，批评中国政府的不讲信用。
我耐心解释：中国情势已变，未来不会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损害私人和企业家的财产。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大陆的产业损失殆尽。
西门凯瑟年少气盛，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香港现在被英国人管得很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变，为何要把英国赶走！”
看来，他祖先的侵略心态依旧，我正色回答他：“为什么要收回？道理很简单，这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结果，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制度虽然不变，要变的是英帝国的侵略历史。英国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lún敦！”
他见我面色起变，忙承认自己失言，请予原谅。
我当即表示谅解，说：“我愿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间偶然说错话不要紧，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迁册百慕大，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内地遭受的待遇，给西门凯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长江大桥边，现在的江苏ròu联加工厂，过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个大企业。中国实际上是把它没收了。因此，他们怕香港收回后，对怡和进行第二次“共产”。
我曾想，我的话是否也成为西门凯瑟家族决心迁册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缓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发生？当然，这是个我无法得出结论的猜想。不过我当时想，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我将更理智对待。
怡和迁册以后，收到香港各方面舆论的斥责。西门凯瑟又要求见我，这次他改变了态度，解释怡和迁册纯属商业行为，希望予以谅解。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你们迁册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过去在上海所执行的政策不会再继续，我们在香港完全采取新的作法。当然，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来他很感动。我考虑，怡和已迁册，不可能再挽回。我们的政策是“拖住英资”，希望英商继续留在香港，并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还是应该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门凯瑟也表示：虽然迁册，怡和的主要业务仍在香港，今后也还有兴趣进大陆投资，重点仍在香港和中国。他这话并非全属敷衍之词，我知道他们在广州有投资。我表示赞同。
我和西门凯瑟兄弟还真的做了朋友。以后他兄弟每年来香港，双方都有宴请。西门凯瑟不再称我“社长先生”，而称“叔叔”。我临退休，他还送我四幅画，要为设宴饯行。我那时心情不佳，也不愿再给李鹏等人增添借口，对外界饯行活动几乎一律谢绝，自然也没有应他们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学评议会例会，校长黄丽松邀请我到会讲话。那天，黄丽松主持会议，一百多位港大教职员和毕业校友出席，他们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学者、教授、社会各界的精英。
我根据中央制定的“十二条”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题为“前途和希望”的讲话，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由负责官员，较正式的公开、全面地做有关收回香港政策的讲话。与会人士很重视。香港中外报刊、电视台广泛地做了报导。也在社会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响。
不久，邓小平见到我，讲：“你那次讲话，反应很好！”给予肯定。显然，邓小平也知道了，因为我并没有向北京报告这次讲话的反应。
总之，针对英国打“民意牌”，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争取人心，打开香港工作的局面，也为了配合谈判。当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
22
八三年九月八日，台风“艾lún”袭击香港几天几夜，整个港岛风雨jiāo加。中英双方“民意牌”之战，也随着风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英国一直坚持“过渡”，“以主权换治权”，谋求先谈香港的主权问题，而中国则坚持主治权不可分割，九七年整体收回，先谈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双方谈不拢，关系很紧张。从第三轮开始，公报上就没有“有益的”、“建设xìng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惶恐心理，股市、地产不振，港币币值节节下降。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批评这是中国收回香港的强硬态度使然。
我们认为港币贬值确有政治因素，但并非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地产不振，还有供过于求因素，更非中国造成。更不寻常的是，通常各个国家在币值失控时，政府都会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让它动dàng，港府财政司彭励治还公开发表讲话，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币值的趋向。”也就是明白告诉香港同胞，是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币贬值。矛盾指向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强英国的谈判筹码。
香港政府执意不采取措施的态度，无异对形势火上加油。我察觉到港英政府在对陷入僵局的中英谈判施加压力，不惜牺牲港人利益。当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电话给北京港英政府对新华分社电话全天候舰艇，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电话。我连夜找主管宣传的杨奇商量，针对英国这种作法，在舆论上予以揭露。
当时大陆三位理论权威正在香港访问，他们是经济学家钱俊瑞、许涤新，以及外jiāo、政治学家宦乡，我曾就港币贬值问题请教他们。于是就决定请三位专家用适当的形式公开发表意见。钱俊瑞、许涤新都公开表示了态度，批评香港政府对港币不断下挫不负责任。
中央之间“民意牌”之战，延伸为“经济牌”之战。社会心理，更为紧张。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在北京结束，因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消息传出，香港金融外汇市场立即发生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使港币从一美元兑八一二，急剧下降至九七，并且大有破十之势；金价狂升达每两七零五港元；人民币半日内调升三次，卖价达每百港币二二一二元。
报刊对那两天的描述是：整个市“癫”了。称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对挤兑美元的情况描写道：“银行出现两条人龙，一条是兑换美元或提取美钞的，另一条是把美钞放进保险箱的。”
在超级市场内，抢购油粮食品的人潮，把货架扫dàng一空，一些地方乘机把视频价钱一再提高，原来十八远一包的米改售二十三元。一位大学讲师说，他明知抢购食品是毫无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多买几罐nǎi粉，因为家里的婴儿是不能没有nǎi粉的。
香港政府这时才紧张起来，港督匆忙从北京返回香港，第二天即发表声明以稳定人心。财政司彭励治这是仍在国外，香港社会对他批评纷纷，港府压力很大，原先声明自由市场，货币不容政府控制，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干预了。十月中旬，港府宣布挽救港币措施：实行联系汇率，港币同美元重新挂钩，订出一美元兑七八港币的“官价”，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币存款利息税，港币就此稳定，直到现在。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来，我看正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中国政府也一直表示支持实行联系汇率。
经过这一役，英国政府总算了解中国决心了。在接下来五轮、六轮会谈中，英国放弃“过渡论”、“以主权换治权”的策略，接受中国的“十二条”，从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香港着手，双方开始了实质xìng的讨论。
自此，英国的策略改为要对香港“继续保持联系”。不仅在九七年以后要保持经济上的“联系”，还要尽可能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保持“联系”。这在后来的谈判过程，及制订基本法的过程中，都明显、具体地表现出来。
23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商务，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大会秘书处通知我提前半小时到福建厅。
我按时到达，姬鹏飞、李后也先后到达。
李后告诉姬鹏飞和我：“邓办通知，用二十分钟时间，向小平同志做汇报。”我理解，邓小平要了解最近香港社会和人代会期间港澳代表的情况。这是姬鹏飞出事，可是姬鹏飞调转面吩咐我：“你汇报吧！”事出意外，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邓小平已经走进来了。边和我们握手，边说：“好啊，今天讲些什么？”随即坐下，听我汇报。
最近，国内一些有身分的人，随意对香港问题发表讲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