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的根据，又是“九七”后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据。
注：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外jiāo由中央管理；（3）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人员和警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灌水地区的地位；（7）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卷、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自由兑换，继续流通；（8）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不向香港征税；（9）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10）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11）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12）中国将以《基本法》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及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五十年不变。
后来，我才知道，这十二条基本方针，是麦里浩访京要求续约被拒之后，中央负责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几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有关部门又配合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的。
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九七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九七年以后的管治解决了，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主要的一条策略；二、谈判日期要设限，订八四年九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具体的收回限期，邓小平没有讲。会议上估计，一种可能是，如果谈判无结果，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强制收回；另一种可能是，加入九七年前，英国既不合作，双方又谈不拢，“他又在香港捣乱，‘拆烂污’，或者香港发生意外的动乱或暴乱，那中国也可能提前收回，不至于搞到不可收拾。”（这是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活动基本上依次设计展开。
然而有些干部对邓小平的“谈判设限”策略不理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梁威林、现任副社长的祁锋，在广州回答记者说，关于中方规定谈判最后时间是属于咨询。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
19
中国要收回香港，需要争取人心，前提是要真正了解港人心态。多数港人看法如何？中国共产党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
来香港前，所有向我介绍情况的人都讲，大多数香港同胞拥护祖国收回主权；只有“极少数”不愿香港回归。
来港不久，我就感觉，这一估计和实际情况差距甚远。我估计实际状况是，相当多人不愿香港回归，但不便公开反对；只有极少数公开表态。
虽然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香港一直是个华人城市，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国人不到百分之二，其中英国人只占百分之零点几。从民族感情上讲，中国收回香港，港人应该感到高兴。然而事实使我改变了看法。
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各阶层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文化教育水准提高。英国殖民政府利用时机，改善和市民的关系，扭转形象。在它的诱导下，相当多的香港人特别是在中青年港人中，产生一种“归属”的情绪，自称“香港人”。我在和社会各方人士接触中，有强烈感觉，不少人出口便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似乎香港已非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实体似的。
有一次，我接受某巨商宴请，他的三个公子在座。谈到热门话题收回香港，我解释中国政策是“一国两制”，一切不变，要变的只是港府英国国旗换中国国旗，英皇委派港督换成港人自选的港督，不再是英国殖民地。一位公子很不以为然地反诘：“那不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了吗？”他那时脑袋中，已视香港非中国领土，自己是具独立xìng的香港人了。
对于“爱国”，港人也有新的定义这也是我的新知识。有一次，我和一些反对共产主义倾向的文化人接触，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爱国者，但爱的“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爱guó mín dǎng中国”，“我们爱的是中华民族。”
香港五百五十多万居民，约一半从大陆来。主要有两次入潮，一次是四九年前后，guó mín dǎng政府从大陆撤退，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那次有六十多万人。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不少人逃离内地移居香港。
这些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人，相当多数曾在大陆遭受过政治、经济，以致精神、ròu体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香港相当多数居民中，存有“惧共”、“仇共”情绪。几十年来，他们在香港立足生根，有些发家致富。中国要收回香港，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会不会再来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产党又要对他们“共产”。我和江苏籍的几位巨商比较熟悉，他们中有个第二代，更出言直率：“华人资本家怕共产党，‘上海帮’更怕。因为已经被共产了一次，余悸犹存。”“你说一国两制，不会共产了，máo zé dōng开始不也说，资本主义太少了！后来还不是‘共’了！”当时，我只能解释，共产党已经接受教训，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
一些大陆出来的知识分子则担心，“九七”后共产党在香港搞政治运动，“秋后算帐”，他们有些已成香港文化传媒闻人，在他们的制作言行中经常批评共产党。大陆移民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受西方教育，普遍担心香港的自由环境能否继续，相当多的中年人怕共产党来对他们实行“洗脑”运动。
我感觉基层（香港称“普罗”）阶层多数有爱国热情，但也并非全数真诚“拥护”香港回归。即使“左派”阵营内的基层群众，他们对“一国两制”方针也有意见，认为“回归不解放”，即不能和大陆解放后一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平常不关心政治的多数基层一样，他们担心“九七”后，生活水平下降，对大陆“大跃进”后，向大陆家人、朋友寄送粮油视频的记忆犹新。
这些“惧共”、“拒共”、“fǎn gòng”情绪，在香港社会弥漫着。相当多数港人开始希望英国人不要走，中共不要来。后见收回香港已成大势，又希望英国人多留异端时间；或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国际共管”。
后来，港英政府公开打出“代议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内涵以香港民意为基础抗拒中国对港事的干预。中英开始谈判以来，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参加，影响两国谈判，争取有个好的前景。
英国在谈判斗争中，采用的“三脚凳”、“民意牌”、“代议政制”等策略，我认为，是英国基于前述港人的情绪，并加以利用；既赢得港人的信任，打击中国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中英在谈判斗争中，“针锋相对”，势所必然。
英国政府常根据谈判斗争需要，不断“放风”，运用得比较灵活。中国方面则僵硬不化，固守“保密”原则，常陷于被动。
我逐渐理解香港人这种在“两大”之间，极力争取自我存在、自争前途的情绪。于是尽力设法，增加他们有接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的机会。例如，尽可能多组团去北京会见中央领导人。然而限于两国谈判斗争策略，和谈判保密原则，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满意的途径。
相当多的香港人在无法直接参与谈判以影响自己前途的情况下，不但对中共不信不满，也对英国失望。英国口头虽说，“从道义上讲，要尊重港人议员”（戴卓尔夫人语），使一部分港人想依靠英国抵制中国，以维持现状；但事到临头，英国本身利益与港人意愿矛盾时，便弃港人意愿于不顾，英国抛弃“三脚凳”策略，同意谈判只在两国之间秘密进行，使港人感觉被出卖。
《信报》林行止在他的评论里，概括称：“中国不可信，英国不可靠。”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港人心态。
当时，相当多数香港人对前途无可奈何，非常悲观，视香港回归之日，中国管治香港之始，即香港末日到临，相称一种世纪末的思想，在口头与文字上出现“九七大限”、“时光倒数”等悲凉词汇。不论有财无财，都尽量设法在“九七”前多搞一些钱。有人一面移民逃资，一面搞钱；有人则是准备有钱后，再移民他国。社会上也出现“无厘头现象”，即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嬉笑人生。
几年来，我深感香港土地回归较易，香港人心回归很难。地归人心不归，不能算完全回归。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很难。
20
推盘恢复后，英国在香港就玩起民意，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另一方面又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新策略，和中国政府的主治权不可分的立场对峙。一时间，香港社会纷纷出现代表英方立场的言论和方案，以主张“公司论”与“绝缘论”者最活跃。
乔宗淮来港后，通过中文大学校长马临，认识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议员邓莲如、利国伟。他（她）们是当时华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们就是杨振宁向北京领导人所反映的，不满香港新华分社的代表人物。
我来港三天，就约见了乔宗淮，随机在中文大学的校长别墅，一起会见了钟士元等三人。那是在新界中大校门对面的一处半山上，风景极好。校长马临出面设宴款待我们。吃饭之前，大家先在花园内坐下饮茶，闲聊起来。
他们先向我“介绍”了香港人心动dàng的情形，移民日益增多、移民心态无奈；又谈到投资者不放心，把资金分散“鸡蛋不再放在一个篮子里”，纷纷外移。主要原因都是中国要收回香港。
他们建议，中国稳定香港人心最好的办法是，采取香港经营“公司”的作法：中国收回主权，当公司的董事长，聘请英国为总经理，继续管治香港。英国驾轻就熟，香港人心就可稳定，投资者放心。
主讲者是钟士元，他普通话生硬，结结巴巴，三人中邓莲如普通话说得最好。他们极力迁就我这个不懂广东话的内地人。
我向他们较详细地推荐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看来，他们已有所闻，语气婉转却直率地表达：香港人对中国没有信心。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并无先例，试验能否成功，港人没有信心。而且还说中国政府也曾对西藏允诺给予高度自治，后来还是变了。中国过去的记录，使港人疑虑。
我注意到，他们用词极为小心，不似香港多数传媒称“中国”为“中共”。
我对西藏情况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只是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到西藏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以后是不会改变的。”
我应允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反映。
我估计自己并未说服这批香港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同英国政府、英资财团关系较深，知名度高，具有社会影响力。要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了解、赞同中国政策，需要费较大功夫。我考虑让他们去见北京高层领导人，这样不仅可以让领导人直接听听他们的反映，还可以争取领导人对他们做工作。而他们也有此愿望在他们去lún敦向英国政府游说之前，曾向我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去北京，代表香港政府行政局反映意见。
我立即向中央报告与三人会面情况，建议邀请他们去北京，特别建议邓小平接见他们（邓小平很少会见宾客），北京很快便同意了。由我出面邀请他们以个人身分访问北京，而不是代表香港政府的行政局。邓小平见了他们。钟士元虽然比较老练，但思想比较固执，同邓小平见面时，仍然强调他们代表港人；邓莲如比较灵活，她随机应变，扯开话题。邓小平一开始讲话就不承认他们是港人代表，强调他们只是以个人身分来见面的。
北京之行后还有个chā曲。他们三人回港仍向新闻界表示是代表港人去北京反映意见的。我们立即向港澳办提出要求，将邓小平与三人谈话记录传来香港全文发表，一方面是不要港人产生错觉；另方面让港人了解邓小平讲话的全部内容，由他这位权威人士谈方针政策，争取港人放心。
为配合我们的舆论，我利用向青年经理午餐会发表演讲的机会，批评某些要求英国继续管治的人，用了“殖民主义的孤臣孽子”这个词，试图对他们心理加压，改变他们的想法。后来听到社会上负面反应，感到用词确实重了一点，以后就吸取教训，注意讲话用的词尽可能照顾港人的心态和情绪。
不久，汇丰董事会主席沈弼请我参观汇丰银行，并在顶楼宴会厅设宴款待。
当时，汇丰新大厦尚未建，老楼低于中国银行大厦，大厦面临维多利亚港，可惜沈弼没有请我看海景。宴请用的是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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