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委会议和全体机关干部会上宣布：今后必须遵照中央规定，在内部不允许搞党员、干部的“情报”，调查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不管什么人，违者必究。但发现某人有叛逃、叛党、叛国行为，可向领导人检举，也可越级检举。如果须进行审查立案，仍须经工委集体讨论批准。就此安定了内部。
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很多，当地的地下党员百分之七十是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蓝领工人多、分布面不广。在“反英抗暴”斗争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暴露了，被破坏。但又不清楚究竟哪些暴露了，哪些人没有。据李启新向我介绍，地方党组织分两大线（即两大部分，工委称之为“线”），工业线和学校线，两条线的主要负责人家里，港英当局都曾安过窃听器。其中一线的负责人，不仅家中被装窃听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有被港英“策反”的。
地下党员情绪普遍不振，认为“反英抗暴”出于爱国，现在反而受批评，心中愤愤不平，工作没有积极xìng，也不知怎么做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已有好几年陷于停顿。
眼见香港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这样一个状况，我感到十分焦虑，依靠这样的队伍来贯彻中央jiāo给的香港回归任务，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试验，太困难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整顿党组织。
整顿从调整机关部门开始。工委经过讨论，决定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因为香港人对统战这个名词反感；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工作由保安部统一起来；成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fù女工作领导小组，以开展青年与fù女工作。最重要的调整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成立三个分区工作委员会，作为港澳工委的派出机构，领导这三个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展开群众、社团和屋居民工作。
对党的基层组织也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来地下党和机关、企业党两条线的做法，把两条线合并起来，以期让地方上的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估计港英方面已相当了解地下党组织情况，继续依靠他们来发展新的组织，不可能保密，因而改变原工委不准他们公开活动的决定，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下，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为了今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个绝对秘密的新组织，决定在原地下党组织里，筛选一些估计港英可能没发觉身分的党员在社会中、上层做工作。这部分人仍然实行单线领导，采取地下党严格的秘密做法。其余的合并以后，归三个分区工委管理。
随着机构、部门的变动，对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调整，也任命了一些新的部门负责人。
这一次调整，使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顿是不顺利的。几位原副社长实际上不肯合作，会议上，李菊生、罗克明讨论问题不表态度，或对一些问题三言两语、冷冰冰地持否定态度，如在工委讨论设立三个分区工委时，李菊生只说了一句：“为时过早。”在杨奇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秘书长的讨论中，他和罗克明都不直接表示意见，只讲几句言不由衷的话。
李菊生等几位不合作的态度，延误了不少工作。中央书记处也知道他们和我“不团结”，我虽然反映过情况，但未提出改组要求。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经他启发，我正式向胡耀邦提出改组要求，胡耀邦原则上同意了，jiāo代习仲勋与中央组织部和我商订调整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李菊生、罗克明退休调回内地，当时副社长中，李启新已退休，叶锋另行安排工作，两人已先行回到内地。副社长祁锋和曹维廉经我要求中央后，继续留在香港帮助工作，对内任顾问，对外保留副社长职称。习仲勋推荐调澳门分工委书记郑华到香港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新华分社副社长，获中央批准。澳门分工委书记一职，我建议调前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继任，时周鼎已调出深圳，传说广东省委准备向省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他出任副主席，我征求赵紫阳意见，他高兴地说：“我正为他的出路发愁，你的考虑我赞成。”又说：“好是好，他经济工作还可以，政治上经验不够。”我说：“政治上可以锻炼嘛。”赵紫阳指示秘书打电话告诉中组部，说他同意这个安排；中央同意了。这样，我的班子不再设第二社长职务，副社长从原来几人（包括第二社长），减至四人，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包括部以上，从六十五岁降至五十五岁，具体情况是：
社长、港澳工委常委、书记：许家屯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副书记：李储文、郑华
副社长、港澳工委常委：陈达明、陈伯坚
港澳工委常委、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
中资机构的常委不变。
顾问（对外称副社长）：祁锋、曹维廉
秘书长杨奇获真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原书排版错误）并列席工委常委会。对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了调整，主要是新设社长助理职务，人选包括：
谭云、陈凤英、王如登
副秘书长：乔宗淮、毛钧年
几个月后，祁锋退休回广州，曹维廉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在港去世。
第三章 中英谈判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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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在我任职香港的第二天，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将于七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这一宣布，对当时正为香港前途持极为复杂心情的五百万香港同胞来说，是一件有人欣慰、有人期待、有人焦虑的事情。对一直关注香港问题的本地及国际投资而言，也是瞩目的大事。
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在英国的pào舰下屈服，鸦片战争后，先后同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还有一八九八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二百三十五个岛屿九十九年。凭借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迄今已有一百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不承认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自然包括这三个条约在内。但是máo zé dōng、周恩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严峻形势，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使香港成了中国对外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对打破西方的禁运和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建jiāo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解冻，香港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利用。周恩来曾经讲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做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几十年，一直不收回香港的原因。
据我所知，中国并没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的计划。问题是英国提出来的。
一九七九年，港督麦里浩访华，他向外jiāo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将于一九九七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九七年以后继续租让。”很明显，麦里浩是来进行续约试探的。外jiāo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中国要收回香港。”外jiāo部还希望他在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提出这一问题。麦里浩仍然坚持向邓提了，结果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麦里浩表示这样做，香港人会担心，邓讲了一句名言：“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请他回香港公开声明。
邓小平这样一种说法，我估计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参与有关香港的工作，这段历史情况不甚清楚，但可以讲，如果不是麦里浩来试探续约，不是英国首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会那时开始，很可能会推迟。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港督尤德从lún敦回到香港，记者们知道英国谈判代表团名单中有尤德，并且排名第二，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问他：“你是代表英国？还是代表谁？”尤德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回答：“我以港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参加会谈。”第二天，中国外jiāo部发言人即对尤德的讲话予以反驳，声明港督尤德只代表英国政府参加谈判。
这是中英谈判活动中，中方第一次公开进行反对英国“三脚凳”谈判策略的斗争。北京会议上，我们曾议论到英方这一谈判策略，结论是：英国企图在两国政府代表之外，挤进一个代表香港的席位；在会谈中，借代表香港“民意”，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决议，中英谈判，是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不容许有“第三脚”参加。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会征集尊重香港同胞意愿，那是中国政府应做之事，无需英国政府代劳。
为此外jiāo部还拒绝尤德的谈判随员、港英政府的新闻处长曹广荣，以港督私人秘书身分参加谈判的入境申请。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英国驻华大使很快宣称：英国政府不坚持曹广荣赴北京参加会谈。
这样，几经周折，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两国终于在北京台基厂头条三号外jiāo部宾馆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
我开始接触中英谈判，是在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廖承志去世，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新官上任，第一次召集了由他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这是一种由港澳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不定期召开，分析研究港澳情况，拟定港澳工作方针政策，供中央决策。
会议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举行，与会的除主持者姬鹏飞外，还有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钟英，李后（李后这时已从秘书长提为副主任，乃兼秘书长），外jiāo部副部长、第二阶段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陈楚，我以即将上任的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身分参加了会议，陈楚开我玩笑，见面握手戏称：“我们的港督。”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专门研究香港工作的会议，自认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听。
会议的主题关于中英香港谈判问题，先谈到英国首相戴卓尔给赵紫阳总理的一封信。姚广读了信，信中戴卓尔表示对中国主权的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并表示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jiāo国会重新讨论。
我知道，自八二年九月戴卓尔访问北京，两国高层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以来，中英一直未能开始正式谈判。英国不愿意jiāo回香港，戴卓尔始终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她访问北京前不久，英国在与阿根廷争夺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她是挟胜利余威到北京的。无形中表明了英国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甚至不惜一战。她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傲慢地表示，维持香港的繁荣，需要英国人留下来；并警告说，香港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有灾难xìng的后果。
邓小平非常强硬地回答她，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信心，不认为收回香港会有灾难xìng的后果；即使有，中国人也会勇敢地去面对。邓小平还告诉戴卓尔：“中国希望和平收回，谈判收回，如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虽然没有讲用什么手段收回，但意在不言中。
以强硬见称的“铁娘子”碰了这个“钉子”，精神恍惚，在走下北京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跌了一跤，虽然这只是意外，实际上显示戴卓尔受挫折之深。尽管她在尔后的记者会上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声称：“从国际法论，这三个条约是有效的，我们的一切行动也是以这三个条约为依据的。”但她也不得不签署表示两国要对香港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联合公报。
戴卓尔访华之后，两国外jiāo部一直为谈判程序jiāo涉。英国坚持要把主权问题列入谈判内容，中国则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只谈如何移jiāo主权和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双方僵持、胶着了半年多。
现在戴卓尔这封信显示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三条约有效”的立场。姚广读完信后，会场笑声一片，都为这个结果高兴不已。
英国政府为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会议并未讨论。会后，我与几个当过大使的朋友一轮，得到几点“共识”：
第一，中国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也并未主动提出提前毁约收回的要求。问题是英方首先提出来的。说到底，三个不平等条约是大英帝国不光荣的侵略历史，在国际道义上站不住。
第二，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无力用福岛的方式，赖在香港不走。
第三，英方已知中国收回香港的“底牌”：采用“一国两制”方针，这不仅可保持英国在香港既有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一方针，争取更多的利益。
第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让香港回归中国，避免中国采取其他方式，英国可以光荣撤退。
姚广又把外jiāo部正与英方就谈判开始时间，以及谈判代表问题进行jiāo涉的情况，向与会者通报，大家都认为，中英之间可以开始正式谈判了。
李后将港澳办准备的一份文件发给与会者，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收回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注]，对香港回归和“九七”以后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则xìng的规定，既是和英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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