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作成绩部分。对第二类意见，没有作解释，留待未来实践检验。
第三类批评，做了解释。我说：作为新闻机构的新华分社，人们不可能视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作为国务院派出机构，它要代表国务院尽派出机构之责，进行一定活动，在当前中英谈判回归之际，香港同胞承认新华分社为祖国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争取人们归心工作的初步成果。在“九七”之前，新华分社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侵犯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会议休息期间，私下品头论足的还不少。因此港澳办的两位处长，将这些议论，自然都带回去了。
从我七月上任到工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以往香港工作“一左二窄”的倾向，改变工作作风，希望能借此打开局面，改变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争取人心回归。也期望通过这次深圳扩大会议，落实香港工作的全盘方针、政策，团结全体香港党的组织和工作干部，为保持香港继续繁荣，贯彻“一国两制”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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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依靠苏联援助进行北伐，从那时起，香港就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九三八年中共在香港公开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港英政府之所以允许中共机构在港存在和活动，是迫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希望得到中共抗日武装东江纵队九大队的配合，保卫香港。香港沦陷时，中共游击队曾拯救了不少英国人逃出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曾设在香港。
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同时中共南方局成立了港澳工委，以新华分社的面目出现，第一任社长是乔冠华，他也是工委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南方局撤销，中央委托广东省委代管港澳工委。
文化大革命前，港澳工作一直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小组长是廖承志，党的工作由广东省委管理。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成立港澳办公室，廖承志为主任，直接管理港澳工作，港澳工委也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由廖承志代表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三年廖承志去世，我上任之前。
长期以来，香港始终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香港一直在英国管治下，中共只能秘密活动，是“白区党”。新中国成立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在处理上不得不有所改变。同时，随着中国在香港的外派机构逐步增多，外派人员增多，党员也增多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发展，特别是中英两国进行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以来，英国统治香港已时日不长，香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虽未公开活动，港澳工委的领导机关即新华分社的一些活动已经半公开化了。中共在港澳有组织存在，一直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已成公开秘密。
中共港澳工委在我的前任王匡领导时期，领导班子的组成，有书记、副书记、工委委员，约四十人。工委委员中，除了书记、副书记外，还包括工委机关各部负责人、内地在港企业机构的党员领导干部。如当时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建华，招商局代董事长袁庚等，都是工委委员。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内是中央侨委在香港设的港澳侨务领导小组，其负责人也是工委委员。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这是澳门的特殊情况，葡萄牙澳门政府柯正平是中国政府代表。分党委书记是郑华，他和柯正平都是工委委员。
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在廖承志主管期间，大体分两部分，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jiāo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比如王匡任内，曾打算由工委统一管理中资机构的一切工作，包括其业务部分，没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认为不可行。各中资机构分属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门管辖，别讲共产党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我在江苏的时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属机构也很难统管。他们对中央外经部业务的指示更尊重，因为他们要项目、要钱、要物，要靠业务上司。
我认为，只要求中资机构在涉及香港、澳门的问题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见，做到这条就很不错了。
果然，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分歧。如工委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中国银行贷款给某人，开始还勉强做到，后来却坚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也不反对，双方都向北京请示。可是要获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强同意了，意见却很大，他们向中央告状说，许某人“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太多了”（指政治xìng贷款）。
其实，贷款基本上仍是按业务规则办理的。无条件贷款仅属个别现象。银行要我代表新华分社做担保，我照办，出具字据。
到任后，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体表现，成为我和干部及工作人员jiāo谈的重点。几位原社长、副社长，大都沉默相对，不提供材料，不表态，部门的干部在会上见他们不讲，也都不讲了。个别谈话时，少数广东籍干部也不肯讲。内地来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诉我一个走极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对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持支持态度。西单“民主墙”事件后，这两个刊物态度改变，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当面jiāo代：“把他们彻底搞垮！”王匡回来要杨奇坚决执行。杨奇表示：在香港条件下，“彻底搞垮”有困难，而且和两个杂志以往关系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还是从“左派”机构出去的，还有个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机构印刷，也不再替它们印了，想用这样的手法来“摧毁”这两个刊物。在香港社会，怎么能做到呢？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对这两个刊物的同情，不仅本地，海外也一样。两刊非但没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发行量有所增加，影响更为扩大，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作法，连廖承志也不能免。
机关风气保守，不lún不类。比如机关互相之间，文件上统称“兄”，例如一部门称另一部门“李兄”，保持地下党做法。事实上，看了文件内容，就会知道“某兄”是哪个部门，文件泄露出去，一样保不了密。部门之间互不沟通，把自己管的工作与“关系”，看作是个人资本，不允许别人过问，具体说法是“他不能chā手”。这种作风，连工委一些主要领导人也不能免。
李菊生当外jiāo官多年，实属中共中央调查部管辖。后来中央调查部撤销，转归国家安全部管理，是职业外jiāo官，也是职业情报人员。在工委，他是第二社长，帮助王匡处理全盘事务，还分管情报保安工作。我遵中央指示，要纠正工委的“一左二窄”，除王匡外，他反感最大，只要会上提及有关反“左”反“窄”的事，他总是紧皱眉头，板着面孔。见面笑容很少，严肃异常。他开会时也很少发言，有不同意见，也只简单表达，给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
我到香港前后，他从未向我主动介绍工作情况。他专管的情报工作，更神秘得一句也没介绍过。
中英第二轮谈判，李菊生是中方代表之一，以工委的副书记、第二社长身分安排他参加会谈。按理，他是代表工委参加，就如尤德参加英国谈判代表团一样。（中方不承认尤德代表香港政府，只承认他为英国代表，避免英方借“民意”为谈判时的筹码。）李菊生应该每次参加会谈前，将本次会谈主题内容、我方的斗争策略，向工委汇报，以便工委根据本地各方反应，提出建议，供北京参考；会谈回港，亦应将北京对工委建议的看法、会谈情况，下次会议主题，工委要为那些问题搜集资料等事做汇报。李菊生从没有向工委或我个人这样做过，至于他有否以第二社长身分去搜集资料或找研究室研究课题，我亦不得而知。
中英谈判的情况，李菊生对我和工委是封锁。我了解谈判情况主要靠两个渠道：一、参加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二、阅读外jiāo部编印的“情况通报”（专供部长以上参阅的内部文件）。这种情况，至乔宗淮接管李菊生任谈判代表后才改变。
李储文和祁锋合作，分管统战工作。祁锋在港工作十多年，工作关系较多。李储文和他合作半年多后向我诉苦：祁锋从不向他介绍情况与工作关系，什么也不告诉他。李储文抱怨，无法再合作下去。我说服李储文：“他们几位差不多，不只祁峰，我们不要受影响，要放手工作，有问题，我会支持你。”
在干部使用上，原工委领导人有宗派情绪。我来港前就已听说，他们搞“广东帮”。七个社长、副社长，有三个是广东人，他们的小圈子，连广东省籍的干部也感到被关在门外，受歧视。
杨奇是代理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但王匡等对他并不信任。王匡如有事，不论公私，不找杨奇，直接jiāo办公室主任处理。机关内部，称这位主任为“二社长”，对他意见很大，反映他眼里只有王匡、李菊生。只要是这两人jiāo代的事，即使不符原则，他也会照办。对其他人，则一律“不买账”，对同级“目中无人”，对下霸道，分社做事务的员工，多是所谓“反英抗暴”中失业的地下党员和“左仔”社团职工，这位办公室主任对他们态度粗暴，极不尊重。被员工视为“虎”。
特别使人反感的，是不少干部反映一件事：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外地（非广东籍）副社长，与王匡等关系很紧张，北京将他调回内地。按规定，副社长持有外jiāo红皮护照，过海关免检，多带一些规定外的小件物品，一般不会引起海关例外检查。主要靠持照人自觉。据说在王匡、李菊生授意下，办公室有人写信给深圳罗湖海关，检举这位副社长携带走私物品。海关因此搜查了他的全部行李，查出多带了一块手表。海关上报到北京，这位副社长不仅做了检讨，还受到全国通报处分。当然，这位副社长多带一块手表是不对的，工委领导人既然发现了，就应该与人为善，当面指出错误，帮他改正，可是他们竟然当面不提，背后整人。这种作法，在党内、在同事中，很不光明磊落，连与王匡同过事的一些副社长，都觉得寒心。
王匡、李菊生还在内部搞情报，造成干部人人自危。他们对某些人特别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一言一行都持怀疑态度，向上打报告或小报告，甚至动员安全情报部门，对一些人设立专案调查。按中央规定，干部管理，属党和政府的人事、组织部门，他们的日常工作、思想表现，由人事、组织部门了解。犯有错误，由人事、组织和纪律部门共同调查处理。情报部门没有调查干部情况的任务，除非干部有外逃、通敌等行为，否则情报部门不能对干部作情报活动。我阅读有关档案，果然发现王匡、李菊生将一个有关在港高干子弟情况的调查报送北京安全部。（王匡有一个女儿，李菊生有一个儿子在香港，都没有列入报告。）按规定，这种事可以调查，也可以向上级做报告，但这不是情报、安全部门的业务，应有人事、组织部门主管，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与“敌我矛盾”混淆。
他们又对代秘书长杨奇成立“专案”，指杨奇社会关系复杂，和港英、台湾等方面常有来往，怀疑杨奇传递情报。另外《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亦有“专案”，指李子诵接受台湾某高层任务，并有信件为证。被立了“专案”的还有外事部负责人谭干，甚至安全部本身负责情报工作的XXX，也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依据是他和谭干二人参加工委会议时，详细做记录。王匡等人规定，会议不许详细做笔记，只能用脑。要做笔记也只能提纲式。二人不遵守规定，便怀疑他们为敌方做情报，成立专案审查，这种立案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不接触社会，不接触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做外事工作，不接触各国政府在港人员，能团结绝大多数吗？领导对干部的工作接触不放心，甚至怀疑，令干部人人自危，担心被误解、被调查，工作如何开展？局面如何能打开？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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