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及主要新闻译成简报供我阅读，此外，还订了十多种杂志。
从我的沙发椅在六年内更换两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发阅读传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浏览大标题、要闻、社论。晚上酒店后或应酬以后，再用三至四小时边看电视边详细阅读，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广东话了。偶尔出差内地，回港后便要“恶补”。香港情况变化速度太快，几天不阅读报刊，便有脱节之感，非“恶补”不可。每日坐沙发数小时，八七年沙发坐坏换成皮沙发，不到三年，新沙发又给我坐坏了。
我阅读报刊的方法，几乎是遍及各版，不仅看新闻、评论，还看专栏、娱乐新闻，连马经也扫一扫。一些看似不重要，实际很有用的情况，往往从中可得。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信报》曹超仁的《投资者日记》，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金融动态。他讲某些闻人，多用代号，如称王某某为“红色肥猫”，邵某某为“排骨”……。
香港还有一份半公开的小报，姑隐其名，它专好揭工商名人隐私，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挟。阅读此报，可获知一些坊间流行传闻。例如它曾刊登大陆某公子在港奢侈、阔绰的生活消息，报导他有高级住宅、数辆名牌汽车、两艘游艇、高级音响、打高尔夫球入会费就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等等。有人把这张报纸送到北京，赵紫阳、张劲夫都看过。某公子声称该报捏造，到处喊冤，声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诽谤，后来不了了之。
此外我还广泛接触社会，与社会各方人士会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倾听，了解他们的心态。接触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越多。我就这样逐步加深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jiāo了不少朋友。
15
奔波了三个月，对香港有了初步认识。九月中，带着自己草拟的汇报提纲，回到北京。请示了耀邦同志，他请外事领导小组听汇报。
汇报安排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厅，外事小组组长李先念、副组长赵紫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先后到场，胡启立也来了。到会的还有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炳乾及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他两人是我向胡启立点名邀请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钱、要人。
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说时间只有一个上午，要我择要汇报。
汇报围绕三个问题：香港形势、经济情况、党和干部队伍。首先报告香港形势。我说，香港通报知道中央决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现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尤为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他们即使不赞成、口头上亦要说拥护，至少也不好说反对香港回归。但实际上，他们担心九七后私人财产被社会主义改造、共产。担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识分子怕“洗脑”，中下层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据我这几个月的接触，香港多数同胞还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少数知道的，担心将来会变：他们对党不信任。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世纪末来临的气氛，逃资、移民情况在发展中。
我注意到与会者都在专注地听。
李先念chā话：“逃资严重不严重，逃了多少？”
“根据我了解，情况是严重的。带头逃的是一些爱国资本家。中央负责同志请他们来北京谈话，他们得到消息，回香港转头便逃。但据香港中国银行的估计，进来的资金比出去的多，他们认为，只要香港继续有钱赚，出去的还会回来。”
李先念再没说什么。
我说，这几个月我接触过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层人士，希望维持现状，让英国人继续管治的不是少数。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公开提出要中国当“董事长”，英国当“总经理”，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究竟是英国人的策略，影响了他们，还是英国人接过他们的想法，形成英国人手中的“民意”、斗争策略，我的看法是两者皆有可能。我说，当前香港同胞正在“信中”还是“靠英”、留港还是移民的天秤上动dàng、摇摆，加速分化、重组。争取香港同胞信任，是迫切任务。
李先念听到这里，有感而发地说：“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对香港经济，我说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七十年代后半期“大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前外在由于国际经济因素，内在是港英的高地价政策，导致楼宇供过于求，加上“九七”因素，地产市场正处于低潮，香港消费市场亦受到拖累。赵紫阳chā话：“地产活动，只是整个经济其中一环。”
提到香港工业问题时，我说，香港工商界要我转达，请求中央允许香港工业产品进口大陆。我解释，工业是香港经济支柱，让工业产品开拓大陆市场，可令当前不景气的香港经济有所转机。
李先念立即chā话：“不行，香港应去找世界市场，国内市场有限，不要来挤国内的产品。”我理解他认为允许香港产品进口，会减少国家外汇收入，并影响大陆工业的发展。
我继续说，香港经济是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英资依靠特权、垄断、控制不少经济部门，处于举足轻重地位。近十年来，华人资本崛起，他们不少依靠英国起家，现已逐步成长为英国资本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华侨资本、台湾资本，以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都认为香港是容易赚钱的地方。“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为他们带来不同的忧虑和打算，要繁荣香港，必须争取他们继续在香港投资。我说：“我们考虑的方针是：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
胡启立听了很感兴趣，他重复说了这二十二个字，和我一句、一句核对，做了笔记。
我对实施这个方针，汇报了初步想法。说到壮大香港中资企业时，我建议说到：可否学习香港商人改革进出口业务的经营。对投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业务，进行试点，而后考虑逐步推开。
李先念立即回应：“陈云同志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国内资金还不够用，哪有钱出去投资。”
此外，我又提到中国银行做生意的手法太谨慎，生意对象只集中在中小户，开拓大户不够，要改善。
对此，李先念、赵紫阳都没有chā话，散会后，赵紫阳个别做了jiāo代：中银的改革要小心，整个国家的外汇都靠它！
最后，我提议整顿新华分社、港澳工委的组织，改善干部士气低落，以及“一左二窄”的情况。要求中央批准扩充新华分社编制，增加经费，改革工作员工工资制度，逐步向社会工资靠拢。
赵紫阳说：“要人问组织部。”那位组织部副部长随即问我：“要扩编多少？”我已估算了今后的工作量，回答说：“分社现在连看门、司机等勤杂人员只有百多人，难以应付今后任务，估算要五、六百人。”他嘱我弄个详细编制，让他们考虑。（结果认识编制后来扩充到四百人。）
要人后又要说钱。赵紫阳指着王炳乾说：“要钱，你找他。”王炳乾是铁算盘，我在江苏工作时，每年至少和他吵一次架：地方要少缴多留，他则要多缴少留，最后总是算不过他。他这次说得慷慨，笑着问：“你要多少，预算带来吗？只要先念、紫阳同志点头，我给！”我也笑着说：“工作还未安排，哪来预算，你们给香港、澳门的钱也太少了，全年才给三千多万（港币），这点钱，就可以拿回香港吗？”说得几位负责人都笑了，赵紫阳也笑着说：“你向王炳乾开个价吧！我和先念同志都没有意见，是吗？”李先念笑着点点头。后来，经常费、特费共给了三亿多港币。第一年，没有用完，“盈余”了一亿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见胡耀邦，简要地汇报一遍。胡耀邦说：“你三个月内做到这样的汇报，我很高兴。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阳他们负责，以后你多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接着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办公的胡启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应，极为简单，他们个别就餐，没人一份，两菜一汤，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谈，我说：“你jiāo代三个月要做到的任务，我总算勉强jiāo差了。”胡启立笑着说：“不错！不错！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荐几个。”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说：最需要一个“二把手”，能够帮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传的人才“秀才”。他告诉我：“‘二把手’中央正在为你找。”他倒想起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向我推荐，说着便放下碗筷，写了两个名字给我。（这两个名字递给中央组织部考虑后，结果只来了一个。）我将胡耀邦的jiāo代，向他复述一遍。两人又闲聊一会，很愉快地过了一个中午。
这次汇报，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没有白费，兴奋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专门去见了姬鹏飞。他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顶头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鹏飞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内。和其他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一样，他的办公室共占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两个秘书，一间会客兼作小型会议厅，一间姬鹏飞办公用。三个房间都明亮宽敞，我们两人谈话，多在他的办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开港澳工委扩大会议，落实对港澳党组织的整顿调整，请他或李后届时到会指示，他听后表示同意开会，问谁来参加会议，“到时再说。”我又征求他对我的汇报作指示。（汇报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可以，先念、紫阳都讲了，就按他们的指示办。”
回港传达后，工委扩大会的筹备活动随即开始。所谓工委扩大会，即与会的不仅是工委委员，还包括工委领导下所有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代表，与会人员约有一、二百人。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任务光荣、艰巨，一国两制，又是一项历史xìng创举。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门，港澳工委本身，竟无通盘部署，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当时港澳地区党内，新华分社内，干部工作散漫，思想问题多，多数人工作上处于半盲目状态，要他们做些什么，无明确要求。正如一个企业，要办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开扩大会议的目的在此。
开会的地点有人主张在广州，我主张在深圳，我的考虑是，会议预计要开一个星期，与会者多是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期间单位有事，可以随时回去。
离开香港开会，主要考虑是保密；即不能让外界知道港澳共产党在开会，也不能让外界知道开会内容。香港太敏感！我考虑，这么多单位负责人同时过关离开香港，能瞒得过港英政府？何况，港英政府有专门机构全天候监视新华分社和中国在港机构的电话，他们的情报部门也并非白吃皇粮，但事在人为，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们又担心如果传媒获悉，向社会报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为了掩护，对外采用了一个经济研究会的名称。果然成功地瞒过传媒。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很帮忙，让出新园宾馆作会址，会期中要他帮助，有求必应，真的尽了我对他的要求：深圳是新华分社的“后方”。
最主要的筹备工作是会议报告，由分社代秘书长杨奇找人撰稿，内容以汇报提纲为基础。十一月开会前几天，看了初稿后发现无法使用。这不能责怪杨奇，王匡任期内，他虽然是代秘书长，但基本上“闲置”，办公室主事的是号称“二社长”的办公室主任。此人和办公室的秘书们看来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只好用了几个白天黑夜，自己重写了报告提纲。
会议是在十一月召开的，我发表工作报告一天，接着分组讨论。
港澳办姬鹏飞、李后都没有来，只来了两位处长列席会议。不可能请他们在会议上作指示了。他们也声称没有带指示来。一年多以后，我方知姬鹏飞、李后故意不来。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工作报告，有几个要点：
一、从中英公开谈判香港回归开始，到“九七”中国恢复主权十六年过渡时期，香港社会是处于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时期。争取人心是第一要务。
二、过渡时期，中英矛盾是香港的主要矛盾。中国对英斗争策略，是通过和平谈判，既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取得联合，保证香港回归，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稍后，改“联合”为“合作”，词意更确切。）
三、依靠香港工人阶级、依靠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的两翼，缺一不可。
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国两制方针。在意识形态上求“大同”爱国爱港、赞同香港回归；存“大异”可以批评共产主义、共产党，可以宣传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主义。
五、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维护香港经济繁荣。
六、整顿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香港、澳门就是实行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港人高度自治方针。坚决客服“一左两窄”错误倾向，要走出“左派”狭窄圈子，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派”。
小组讨论很热烈。同意、补充的意见较多。部分本地党员代表有异议。会上讲出来的，主要是：第一类，对过去工作成绩肯定不够，责备多；第二类，有些话是中央没有说过的，是否妥当，有怀疑；第三类，外界有人认为，我来香港后，新华分社成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
讨论结束，我做了“总结”讲话。接受第一类批评，补充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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