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
有专栏作家嘲笑：新华分社把máo zé dōng的“红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不以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实际。
在吃饭当中，做工作jiāo朋友，开始我很不习惯。
广东菜有许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贵的石斑鱼、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黄鱼，后来有几家我常去的酒楼知悉，在上鱼时，专为我做道黄鱼，变成吃“小灶”。黄鱼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说：生来“穷嘴巴”。我也不太能饮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饮XO）。
“吃饭”不久便变成很重的负担，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时还要一晚赶几场，令我经常是借吃饭来谈事。每次吃饭，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题已讲过，必须不断找话讲。政治话题，客有问，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讲，不随便令宴席气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后学到的经验：只有不停搜肚刮肠，锻炼闲侃的本领。结果每次吃饭嘴巴用来“吃”的时间少，“说”的时间多，这是我过去未曾经历过的训练。
至今我仍认为这种作法相当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铺张浪费，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我到美国听到这说法后笑一笑：他们既批判了，就应该完全放弃这作法，周南能做到吗？周南在新华分社这几年，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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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máo zé dōng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风”运动后，成为我党xìng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地方上的党政领导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每接触一个新情况我都会全力以赴，都要先调查研究一番。
来港前，我对主管香港事务那些同志介绍的情况，深感不足，觉得介绍浮面现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们估计香港同胞普遍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并以英首相戴卓尔夫人北京谈判回到香港机场，遭香港学生抗议为例。事实上，这只能视为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赞成回归。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正确决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几天后，在港澳工委的会议上，我提出重新认识香港问题，建议把调查研究列为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大家都动手。
这时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新华分社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派出机构，我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谈判斗争，摸清楚英国将在谈判桌上采用什么战略、策略，什么战术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和英国斗争，从来都是‘后发制人’的。”当时我对分社的情报工作还不知底细，没有和他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斗争后，我们的情报系统遭港英政权严重破坏，已无可能事先掌握情况。李菊生所谓的“后发制人”是完全被动的。
于是我在工委会上做了评论，我认为“后发制人”必须事先掌握对手的基本情况，知道其斗争策略、手法、步骤，而后制订我方的斗争策略、方法、步骤，待对方出手后，予以还击，才能主动地“后发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对方底细，待对方出手后，才一点一点明朗情况，再予还手，虽“后发”，却不见得能“制人”，更无法主动控制全局。这种没有主动权的所谓“后发制人”策略，应极力避免。
经过考虑，我决心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强分社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整顿充实政策调研室。刚开始，我对于由李伟庭负责的政策调研室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为中英谈判，提供不少材料及建议，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我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往往感觉不足。
李伟庭他们搜集的，几乎都是公开材料，且缺少深入分析。例如，我要社会人物资料，他们只能提供报章杂志的现成文章，却没有自己独到的调查了解；对人的评论往往也浮于表面。
调研室人员当时所占比例很大，新华分社全体只有百余人，调研室就有二十多人。李伟庭凡事自己动手的精神不错，但手下干部只能听命找材料，无法主动，即使从广东调来几个水平较高的研究员，也因李伟庭不放手的作风，无法相处。有一位实在无法工作，要求去香港大学深造，我无法挽留，只好放走。
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改进，后来在起草基本法期间，我只好另成立调研小组，由乔宗淮、毛均年负责，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八八年，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借调他们的高级研究员佐牧，出任调研室主任，李伟庭调任中区分工委书记，给他到基层锻炼的机会。
二、要求小分社（北京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专门从事新闻工作的部门）加强采访社会新闻，将不宜公开报导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我供稿，帮助我了解香港，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罗保动议事件中他们就为我提供了社会上罕知的情况。
我还要求“小分社”派记者参加我的一些公开活动，向中央发报有关工委和我的活动的“参考消息”。
根据我在江苏的经验，地方上某些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党委一时不能或不宜向中央报告的，可以由记者发“内参”，这个方法有助中央领导及时了解下情，并且融洽地方党委和新闻机关的关系。
三、扩大动员各机构参与调查。大陆派出的外贸机构，如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华润贸易公司等，都设有调研机构，暗示发表调研结果对内发行，我建议他们扩大发行，供给有关中资机构阅读，我还将其中有价值的资料批示给工委编辑的刊物《香港参考》转载。以便让全国省部级的领导干部都有机会看到。
四、为了加强掌握国际经济信息，我决定成立“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经济讯息，研究后提供见解，供工委、北京领导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参阅。
“中心”并接受委托，提供调研服务，打算由研究香港问题开始，再逐步发展成类似美国“蓝得”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权威。
我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负责，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由我兼任，但不对外公开。可惜的是，九零年周南上任后，以一句“不务正业”，把“中心”解散了。
五、编纂《香港概论》。当时中央宣传部要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部长邓力群主编，各省、市分工写自己省市的专册，要求我们写香港分册。我支持分社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杨奇的主张，编纂《香港概论》，作为《大百科全书》的“附册”，以示区别（因为香港尚未回归，出“分册”不宜）；同时还可以结合我们试图重新认识香港的要求。
杨奇约请了内地与香港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专职编撰。经过三年努力，他们jiāo出上卷经济篇初稿，我参加讨论，肯定他们的成果，也提供修改意见。
来美后我曾担心能否出版，可能周南还未曾有暇顾及，终于看到它问世，很兴奋。前不久，又看到下卷出版的报导，我托友人邮购，一气看完，感觉基本上做到了“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香港现况及其历史背景”。然而看到金应熙教授名字加上了黑框，不禁黯然良久。一个默默耕耘，头发花白，面布深思皱纹的学者面孔，不断在眼前闪耀，他对《香港概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遗憾的是，在一些篇章的叙述中，渗入了某些当前“左”的观点，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原作者们的手笔。
六、整理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规定，邓小平也指示，中国驻外机构不搞情报工作，但香港新华分社不在这范围内。
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组织，以往颇有基础，港英政府内部，有较高层的关系。例如目前广东省某位省级官员，就层在港英政府任高级警司，因暴露身分撤回大陆。
大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也渗入台湾在港澳的特工人员内。在“反英抗暴”以前，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在香港称作印航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台湾方面认为周恩来在飞机上，趁飞机在港停留时放置定时zhà弹，台湾这项行动事先已为中国获悉，通知英国注意预防，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飞机bàozhà后，大陆又加强对台情报工作，记不清哪一年的国庆，台湾拟趁yóu xing活动，máo zé dōng登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机会，谋杀中共领导人。大陆据香港情报侦知情况，在台湾特工人员从香港携带武器过罗湖桥之后，即予逮捕。那几年，台湾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港澳反特情报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然而“反英抗暴”时，对台的情报工作也遭严重破坏，重建也没有达到原来水平。
在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中，港英政府大肆逮捕了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在港英政府内部、社会各方面的情报组织濒于瓦解。
大陆派到香港管理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内的保安部。成员来自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任务主要负责新华分社（港澳工委）、中资机构的保安工作，也管理少数情报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派出人员，主管社会情报工作。
军事部门也有派出管理情报的人员，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出人员寄职在新华分社或中资部门。如总参派来某人，以新华分社文化体育部副部长面目出现，管理该部在港的情报人员。八十年代后期他年届退休调回。又被派来香港，自组公司掩护其工作。
社会上的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多数是香港本地人，大陆也派出一部分。发展情报人员的惯用手法，是“派出去，打进来”。
有一个曾任香港政府行政局议员的某人，通过关系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要和我jiāo朋友。我去了，坐下来才闲聊了几句，他突然申明：“我不会给你们做情报。”我感觉奇怪，这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既不礼貌，也不自重。我正经地回答：“我们是jiāo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绝不会有对不起朋友的要求。”但更奇怪的是，随后的谈话中，他又讲了不少港英政府内部，也可说属于情报的故事。我深感香港社会的复杂，人们xìng格中的矛盾；同时也警惕到，我们发展情报人员是否过多过滥，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
回北京我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谈及此事，彭冲曾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过公安、安全、政法部门。离任后，因他好客，原下属部门一些负责人还时常来往。这次谈话，在座的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听了我的故事，既嘲笑了“这位仁兄”，也感叹香港的情报工作有些做法的不当。
据我了解，沿海一些省，如江苏、浙江、福建的国家安全厅，一些大军区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都派有情报人员在港澳。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曾介绍军区联络部长与我认识，要求我给他的情报关系予以支持。有些香港商人为了做大陆生意有靠山，也乐意接受。结果是多头派出，管理混乱，数量虽多，质却不高。一个关系替几家做事，向几家送情报，拿几家的钱，我就不止一次接到几家送来同一内容的情报，还看出其中有一份是我认识的人提供的。
我同分社主管情报工作的副秘书长商量如何整顿。他主管情报工作多年，有经验，公安部已决定他退休，我取得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同意，留下他当分社保安部长。
我问他可否统一管理在港澳的情报工作，以加强香港方面，特别是高层方面的情报。他说，邓小平也曾有过指示，对外情报尽量避免重复。
九月我回北京述职，将这想法向胡耀邦、赵紫阳、姬鹏飞提出，胡、赵要我提具体方案，姬则不置可否。报告送到中央后，我找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刘复之商量，他们同意合并，但条件是为了保密，有个别重要“关系”（特别秘密的情报人员）不jiāo给工委，仍由他们管理。我表示同意，也提了一条：这些“关系”提供的有关港澳的情报，要送给工委一份，如含有内容不宜扩散的，可只供我一人阅读。有关港澳的台湾情报，也按此办理。他们也同意了。
军事部门不同意合并，他们通过杨尚昆向我打招呼。杨尚昆派副总参谋长徐信与我商量，主张军事部门派出单位，由军方统一管理，不和地方合并，并说这是杨尚昆的意思。中共中央书记胡启立、习仲勋为此对我打了招呼：“不好勉强。”我向徐信提出同样要求，即有关香港情报，要送给我看。他也同意了。
地方两大部门的情报工作合并以后，经过整顿，不断改善，有了新的发展，在中英谈判中做出贡献，两次得到外jiāo部、安全部的表扬。但仍未达到反英抗暴以前水平。
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我在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上全力以赴。我几乎调看了港澳工委历史上所有的主要文件，对前任王匡他们“一左二窄”的错误作法有了更形象的认识，我还大量听取汇报，深入了解下属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换约见一些专家，请他们为我“上课”，增加知识。我把香港所有的报刊都浏览了一遍，了解全貌后选择订阅十二份港澳出版的中文报纸，连内地报刊在内，每天必读二十份左右。又请分社宣传部、外事部将每日的英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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