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接待我们。他说居民比较团结，但生活条件差，饮水特别困难。在居民申请下，港英政府也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与实际要求差得很远。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表示在现在情况下，还只能靠他们自己向英国政府争取改善。我也考虑适当时候向港英政府提出jiāo涉，但当时没有公开承诺。刘子群还说，不少大陆逃港居民担忧九七后，会遭“秋后算帐”。也担心将来香港同胞会歧视他们。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顾虑，就利用此机会说：“香港市民同大陆来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来了就来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新华分社内专责新闻通讯的机构“小分社”的资深记者殷新诚陪同我一起访问。原来约定，此行只发“内部参考”，不发新闻稿，他听了我这一段讲话，建议发新闻，对安定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香港多数日报在主要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有些报刊还发表评论。同天港英政府发表声明，指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非注册团体，其会员数目及选举程序亦无记录，并说政府对城寨居民情况向表同情关注，因环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等。声明特别强调，我在访问前，没有知会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边沿地区“视察”，还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访问还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港英政府的反应，显然过份。城寨属中国地方，社团为何要向你英国注册？我“跑”了香港那么多地方，没有触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国城寨参观，为何须“知会”港府？
我和新华社外事部商量最后决定对港府声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还是向外jiāo部报备一下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义发文向外jiāo部报备。
对于舆论界的批评，宣传部认为有些报刊为了配合港英，对我这次访问批评得过份，主张“反击”。我初来乍到，不知深度，不仅同意，还主张对过份者可以点名反批评。从而又引起反批评，说我们“随便给人扣帽子”，反应很差。
我接受教训，与宣传部商量，以后对批评谩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评，特别是点名反批评，须采“正面宣传”作法。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以为事件就过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职，去看望国家主席李先念。
李问：“你去看了九龙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说：“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层，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对我有批评。李先念是在保护我，为我抱不平。
后来有人告诉我，港澳办和外jiāo部为此事都写了报告，就是说，向中央告了我的状。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纪念二次大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统治的节日），副社长陈达明拟会同东江纵队（共产党抗战时在香港附近的武装游击队）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工委会议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汇》等报做了报导，《文汇报》还发了专页。当时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李后将《大公》、《文汇》的相关剪报拿给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条：“请鹏飞、家屯同志阅，李后。”
我意识到，李后不同意陈达明参加纪念活动，不同意公开报导。我立即向李后解释：“纪念活动，不违背香港法律，有助于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识，是经过工委讨论同意的，报纸这样处理，并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李后听了没有表态，随机将剪报拿给姬鹏飞看。姬鹏飞正在讨论问题，只看了一眼便放下。我奇怪为何事情已发生了一个多星期，李后现在才发觉有问题？后来还是港澳办的工作人员透露：香港有人“告状”。
我开始意识到，我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一次和我漫谈时，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香港码头这口饭，可不好吃呀。”
我理解他话的意思。
12
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社会知道新华分社的人并不多，即使知道，大多以为它是个新闻机构，真正了解这个特殊形态组织的人很少。说是个新闻机构，但它发的新闻不多；说不是，出去的人拿出名片都说是记者、编辑；更多的人连名片也没有，既不像记者，也不像编辑。总之，在很多人心目中，新华社很神秘。
新华分社同外界有接触，但圈子窄，领导人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到港后，拜会一些外国驻港机构，包括领事机构时，发觉部分人士竟然不知道新华分社还负责外jiāo职务。
一九六七年所谓“反英抗暴”（香港左派bào dòng）后，香港有些人对新华分社，对中资机构还产生恐惧心理，本地干部形容：“一个时期，中国的国货公司，香港市民都不敢进去买东西，有些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接近。”“我们与外界接触也不敢公开身分，社会上对中资机构的人另眼看待，有鄙视心理，背后称呼为‘左仔’。”
我问“左仔”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这是“反英抗暴”后，香港社会对“左派”机构中言行“极左”的人的贬称。他们还反映：社会上对新华分社有几种形容，一种称谓“城隍庙”。城隍是yīn间小鬼的头子，城隍庙既神秘又yīn暗，显然是个贬词。
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华分社干部不接近人，很少接受社会上的宴请，主动请人吃饭就更少。有人形容新华分社的人，是“属虎的”，不请人吃饭，却专门“吃人”，反映了同新华分社有来往的人的不满。
在分社新闻机构和中资机构内工作的干部，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反映，分社领导限制他们活动，对大陆派出干部如同对驻外使馆外jiāo人员，规定不许一个人单独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汇报；香港本地干部也要汇报自己的行动。
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家庭、亲戚、朋友，怎么可能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关系回来都要汇报？这是很难做到的，做不到，硬要做，因此机关人员很有意见。中资机构的人说，他们对分社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怕招惹是非。
这些反映，使我感到必须改变作风，让新华分社和分社干部同社会接触，让他们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分社，了解中国机构的干部，只有放开干部的手脚，广泛开展社会活动，才可能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向社会人士宣传，争取他们接受我们试图建立的新形象，包括干部个人以及机关的形象。要香港社会接受我们这批人，我们必须地方化。必须与地方“同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李菊生说：“这样做，会不会被资本主义融化？会不会庸俗化？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派人员应该‘出污泥而不染’，应该保持纯正清洁。”
我说：“孤芳自赏只会脱离群众，单只这么一条原则不能适应香港今天的任务，要再加一条：‘同流而不合污’，要适应这个社会，要迎合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接近社会，进行工作。当然，对这个社会腐败的、肮脏的东西，我们不靠近，不沾污。不仅我们，共产党人排斥这些东西，我想香港社会正派人士也是排斥的。”
13
要打开香港工作局面，我知道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以往港澳工委在工作上“一左二窄”的种种设限和禁忌。
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被视为“深似海”的“侯门”，有人说，过去几位社长大都是“闭门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点夸张，形象保守则无可置疑。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华分社大楼里设宴招待刚夺得世界超级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队，借此邀请了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请香港人士进新华分社大楼，也不只是参加社jiāo活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jiāo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我邀请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来新华分社见面，陈达明、杨奇一起参加。这批学生是八月中旬来分社递jiāo请愿书，对时局提了他们和中共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与我会面讨论。我希望借此会面，让外界知道我们不只听所谓“亲中”人士的意见，也听其他反对的意见。我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青年们热心社会，关心祖国，天真纯情，十分可爱，和他们在一起，自觉也年轻很多。会上我首次公开表示，中共容许将来香港存在不同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出版报纸刊物，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报刊进行了广泛地报导。
利铭泽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场，后来李先念在中南海请吃饭，我们又再度碰头，席间天南地北一番。
利铭泽回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住进养和医院，我得讯去看他，已是发病的第三天。利铭泽夫人告诉我，“利先生平常身体很健壮，过去也没有发现心脏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帮忙，劝劝利铭泽，再住院休息几天。我进病房见利铭泽时，他已下了病床，坐着等我。我向他问好，他说：“我很好，他们太紧张。”我劝他留院多休息几天。我说：“我看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老人家还是要多注意，越是身体好，越要注意，还是听医生意见，多休息两天。”利铭泽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有数，谢谢你的美意。”寒暄几句后我便告退，利铭泽跟着出院回家。岂知，第二天他又心脏病发，终告不治。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统战对象，副社长祁锋参加他的治丧筹划。祁锋提议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当主任委员，但举行葬礼仪式时，能否参与扶灵却不能决定，因为这是没有先例的。
港澳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国务院的代表。为一个过世的资产阶级名人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他扶灵，做“孝子”（习俗上，扶灵者多是死者子孙），是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祁锋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何就不能扶灵？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惯例，这种事情须报北京批准，我担心北京办事的人又会有异议横生枝节，就不提报此事，其他副社长也没有提，决定就通过了。
七月十一日葬礼那天，用的是佛教仪式，我随俗参礼，出席全部过程。扶灵仪式进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灵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等。我们缓步扶着灵柩走出礼堂。站立在两旁参加丧礼的来宾肃默地注视者。
我思绪万千，为了实践一国两制，我愿意承担任何风俗。事后我同几个较谈得来的同事半真、半开玩笑说：“万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这一段，恐怕说也说不清楚了。”他们说：“怕什么？为了工作才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个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个公开为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党内可能有人视为丧失阶级立场。但利铭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们应表达诚挚的怀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资本家及市民看到，共产党并非无情，是不能共处的异类。
参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礼，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沪籍富商，在大陆有投资，也是老统战对象、老朋友。他公子结婚，送喜帖给我。我查问统战部，新华分社惯例如何处理。他们说：王匡没有参加过这种场合。这里也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为了表达中共实践一国两制的诚意，为了顺应民俗，进入社会，我送了贺礼，也出席了唐府的婚宴。我记得婚宴在尖沙咀丽晶酒店举行，当日宴开百席，贺客盈门，热闹非常。唐家见我参加婚宴，欣喜非常。我自始至终出席了宴会，观了礼、听了歌、看了舞、吃了菜，尽兴而归，心中坦然已没有什么顾虑了。
为了争取接触社会，融入社会，很多场合如某些公司企业开幕或周年纪念、建筑物平顶、展览会开幕、酒会宴客、体育比赛、戏剧活动，我都出席。
八四、八五年的时候，此类活动一年出席五百多次。我动员大家改变作风，多参加社会活动，多接触社会人士。特别希望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生意来往多，接触人也多，我不要求他们见人就谈政治，能多jiāo朋友，就是工作。
我也入境问俗，逢年过节，对重要的朋友和统战对象送礼问好，一则联络感情，一则也让对方觉得受尊重。开始时我请统战部门拟了三、四十名对象，送中国名产水果，荔枝上市送荔枝、哈密瓜应市送哈密瓜。这是大陆出产水果中，少数可送人的礼品。香港水果供应丰富，世界各地的水果应有尽有，但大陆产水果，有资格上席面的只有两个半：荔枝、哈密瓜，还有半个是天津鸭梨，这是大陆多年执行“以粮为纲”方针，忽视水果培植，品种退化的恶果。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送礼对象也扩增至一百人。每年春节、元旦，必发贺年卡，从一千多张增至三、四千张，对少数社会名人我们又赠送牡丹花，送果送花对象，包括港督、布政司等港英政府高层，这都是新华分社过去未曾做过的事。
香港社会jiāo朋友、谈公事，谈生意，多通过吃早茶、午餐，更多是晚饭进行。我在工委会上提议，要将主动请人吃饭，也接受被请，列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方法。并规定分社领导干部及各部的负责人请客人吃饭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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