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不愿提供便利。
其他几位副社长见面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对我态度不冷不热，介绍内容不生不熟。
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诫：“广东有些人地方观念和排外意识很强，你这个‘外乡佬’可要当心。”还有人指出，香港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广东人。那时我还不相信，几天的接触下来，开始有所体验。
当然，也有例外。副社长李启新，也是广东人，就相当热情、诚恳，详细介绍了他主管工作的情况和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是老华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在马来西亚共产党中任过要职，当时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负责，也接受王匡的指导。李启新批评王匡：平时多半不闻不问。不过，李启新七十开外，当时已决定同王匡一起退下来。此外，新华分社留守广州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从李启新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香港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是李启新领导的当地地下党员，另一部分是新华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机构派驻香港机构的党员（身分也不公开），由港澳工作委的组织部领导；副社长罗克明主管。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分成两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问题。后来，我上任之初立刻进行内部整顿，将港澳党组织合二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启新的启发。
在广州期间，本来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人对我的帮助反而很大。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况的要求，他不仅自己向我介绍香港、澳门的情况，还找来了一些曾经在港澳工作过的人，为我做介绍。其中一位，是曾经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热情，和我jiāo谈的时间也比较长，向我介绍了不少香港社会的情况。可是，对于我很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北京领导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体情况，他却一再回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文革”中所谓“反英抗暴”[注]运动的领导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极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总之，上任前的“热身”，由于时间有限，又有种种阻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事件，这是左派人士的说法，一般香港人称为“左派骚乱”，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左派群众的情绪、行动与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的“文革”如出一辙。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络绎不绝前往慰问，变成向港英抗议的示威行列。狂热的人群手持《毛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壁贴上抗议书和大字报，一如国内红卫兵的行动。
港府出动大批警察和防暴队镇压，双方冲突扩大，左派人士提出“爱国无罪，抗暴有理”，组织“各界斗委会”，发出“立即行动，准备战斗”的紧急号召；后来又号召罢工、罢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规模的镇压，事情延续约三个月才结束。
这次事件，是在当时港澳工委书记、新华分社社长梁威林，常委、副社长祁锋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后来，周恩来得到máo zé dōng的批准，纠正了这一极“左”错误。责任在中央的“四人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责任在港澳工委的领导人，但由于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这一错误时，没有明确指出责任在上面，基层党员原以为是抗英爱国活动而参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狱，还有的被资方解雇失业，却被批判。这是港澳地下党员长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带着满脑子的新情况、新概念以及许许多多的疑问，一腔迎接新挑战的兴奋和激情，我终于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来还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长，一个叫李储文，原是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个叫陈达明，原为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另一个是郑伟荣，廖承志的秘书。中央让他们在六届人大闭幕后，来广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后来廖承志突然病逝，郑伟荣在北京帮助料理后事。陈达明是广东人，久离家乡，希望多留几天，访亲拜友，我同意了。结果，最后同行的只有李储文。
据中组部长宋任穷介绍，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荐的。我以前则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连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储文从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据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担心对外影响不好。但他英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廖承志坚持要他去香港新华分社。陈达明曾是广东东江纵队九大队的政治委员，广东、香港关系多，情况熟，英语也不错。我在广州同他们初次见面，两人都文质彬彬，给我好感。动身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郑伟荣工作有变，不来香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广州香港的直通列车，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车到罗湖桥，中国乘警在桥这一边下车，港英警察在桥那一边上车。
当列车隆隆作响地驶过罗湖桥时，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国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但实际上，英国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这是个不是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
过了罗湖海关，已是英国国旗高挂，火车行不多远，又看见guó mín dǎng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飘扬。
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职务，一个特殊的使命。
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随行人员的介绍，一路筹划着如何在香港打开新的局面，应对不测的风云。
第二章 初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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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车缓缓驶入香港九龙红车站。
陪同我和李储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的后方机构）主任李相国。
动身前，李相国通知我，第二社长李菊生会到车站接我。
火车停稳后，我看到新华分社副社长李启新、曹维廉、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现英国驻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并没有来。
和麦若彬在火车站贵宾室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告诉我，一群香港记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讲几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立即说“不接受采访”。
当我随着新华分社保安人员匆匆步出禁区时，没想到香港记者一下子便围了上来，保安人员和我走得很快。他们也追得快，边追边问：“你为何来港？”匆忙之间我只好从实说：“为祖国统一而来。”没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红火车站的首次亮相，给香港人的印象竟是个大陆“土”高干。
几十年来，我从未穿过西装。即使七十年代出国几次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访问，穿的都是“中山装”。八三年春节前，心血来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做好了一直放着没动。来港上任，把西装也带过来。动身前一天，首次穿上，并请李相国品评。那几天，李相国很照顾我，为我打点一切，李相国看了，很正经地说：“不行不行，这是冬天的料子。”其实，这不仅是冬装，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装。镜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难看。一时无法，便打开衣箱找，李相国指着一件短袖衬衫说：“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这件香港传媒称为“夏威夷装”的短袖衬衫来港。我夏天经常戴墨镜，赴任这天，我也习惯xìng地戴了。
想不到这身打扮竟变成话题。当时有报导形容：“当他步出红火车站时，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镜，身穿不称身的衬衫，披着一头乱发，完全是一个共干的典型打扮。”
社会上对我戴墨镜反应很强烈。一些报刊专栏著文正面规劝、侧面讽刺都有，新华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来信”，建议我摘掉墨镜。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镜，人们一般视为黑社会人物，有损中国政府干部形象。”当时，在大陆，高级干部夏天戴墨镜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严重问题。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注意形象绝不是只关个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问题上，《百姓》杂志社社长、资深记者陆铿还为我上了专门一课。经过社内一个较开放的同仁的介绍，我会见了陆铿。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我知道他坐过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让他多讲，给他发抒一下。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多是听他的。陆铿姿态高，不提个人恩怨，所谈多属批评中共之意见。最后，他直率批评我不懂资本主义礼仪，特别指出我有时见客不打领带之不当。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见要人能接受，影响上占的分数很高。美国总统雷根每次见记者，上电视发表讲话，都有专门的形象顾问负责为他打扮。“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当即真诚地表示：”谢谢你的好意见。“以后，打领带就成为我见客的必修课了。
到港第二天，头一件事便是到国货公司做了一套西装。用国货公司发给新华分社人员购货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币。我感到很不错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个干部好心地对我说：“外面有反映，说你的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长们在机关里都穿便服，外出时才换穿西装，且看来多属穿着已久的。我在开会时谈到这件事，大家认为靠现在的低薪，没有办法解决。国务院规定，副社长以上，每年每人补助一套服装。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次谈论，虽然无法解决问题，却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识。一年后，经过争取，征得财政部同意，新华分社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有一套衣着补贴，副社长以上则增加一套。
不仅穿着打扮，连座车也有考究。行政处主管征求我的意见，喜欢坐什么型号的车，我回答他，在江苏用的是日本车“皇冠”。还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长的身分不称”。有些地方的大门都进不了，要我坐“平治”。还问我座车用什么颜色，我不理解，难道座车颜色也有什么考究？他解释说，原来社长们用的车是黑色，与港英政府高管用车同一颜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华分社保安部门提意见，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长没有同意。他还介绍有关用车的安全问题，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我便说：“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顾了英方要求。”
座车型号代表身分，还有两个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愿以九十万港币将一辆九成新的劳斯莱司车，指名让给我，这样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过一位副社长向我提出的，指这样的车“才合社长身分”。我谢谢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诚更是一年内两次当面向我建议：“以你的身分往来香港、北京，应有一架小型飞机，这样便利得多。”这个建议较称作劳斯莱司更不可能。我推托：“没有小型号的喷气机吧？”李嘉诚认真地说：“有，xìng能和大型的一样平稳。”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暂时没有迫切xìng，谢谢他的关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内地述职之便，花了十几元人民币，在南京买了一副平光镜，国庆前夕，我又花了八百元港币，做了一套西装。在“十一”国庆酒会上，我带上新眼镜，穿上新西装“亮相”，果然，朋友们看了称赞有加，一些专栏作家以及“人民来信”称我“从善如流”。一位专栏作家甚至估评我的新眼镜要花一千港币，我为自己的形象能获得香港社会的接受而高兴。
11
我做过地方工作，带过兵，打过仗，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先看看“地形”。到香港头两个多月，香港岛、九龙、新界，能通汽车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会注意的，首推九龙城寨。
一八九八年，英国租借九龙北部，即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区，清廷坚持保留九龙城寨不让，派官员镇守。但租借第二年开始，就没有再派官员驻守。关于城寨的管辖权，晚清至民国初年，jiāo涉频仍。由于城寨地位特殊，港英政府人员不能进入，成为三不管地区：guó mín dǎng政府不管，中国政府不管，英国政府也不能管，成为“黄、赌、dú”肆虐地区。
分社副秘书长黄文放，是老香港，他对城寨情况比较熟悉。我提出要去城寨参观，请他介绍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城寨黑社会势力已减弱，“黄、赌、dú”情况较前改善很多，“城寨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是居民自己成立的自治社团。城寨里有几个中共党员，和自治组织的秘书自治社团实际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他认为，我去参观，安全不会有问题。
八月七日我在办公室主任陈伟陪同下，驱车前往，我们在城寨边下车，步入狭小街道，只见两旁楼房破旧，抬头望去，上空被床沿、走廊盖满，黑暗潮湿，一线天空也看不到。保安人员不让我停下来去找居民访问。走不多久，出乎我意料，陪同的保安人员说，已经出了城寨了。我诧异地问：怎么这样短！陈伟建议去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访问，我跟他沿城寨外边街道走去，看到不少牙医招牌。陈伟介绍，这些多为无牌照医生，港英政府管不到，收费便宜。“我们分社职工，也有到这里看牙的。”
走过一道狭窄的楼梯，在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见到自治组织的办公室秘书刘子群，他年轻精干，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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