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语相当严重。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则要求我：“你能不能三个月内，向中央做一个较完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我作为任务接受下来，也完成了，此为后话。
还有一件在组织原则上很特别的事。诺贝尔奖得奖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很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对香港新华分社不满，说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见。杨振宁建议：另设渠道。办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负责人反映港人意见。胡耀邦同意了，由万里选人。选的是已故外jiāo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他早我三个月去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条直通中央胡耀邦、万里的专线。在我临行前，万里见我，jiāo代说：“中央认为这条线没有必要了，决定jiāo给你。”由此亦可见习仲勋所言“垄断”，在一些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严重程度。
5
廖承志去世后，中央在姬鹏飞（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谷牧（国务院副总理）两人中选择继任者，李先念力主姬鹏飞出任港澳办主任。
李先念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为副组长。港澳工作也属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管辖范围。我和李先念过去在工作上接触多，比较熟悉。早在他当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我当江苏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在中央会议上就经常见面。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期间，华兼总理，李先念是当家副总理，兼管经济建设；我已任省委第一书记，直接抓经济工作。那时，我们是“洋冒进”错误的“共犯”。江苏许多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如南京的三套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就是李先念在上海时，经我当面要求批准的。江yīn长山两座九十万千瓦的核电站项目反“洋冒进”时被迫下马，后来移至广东大亚湾也是他统一的。所以，李先念可以说是我多年的老领导。
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身体不适，在家休息。我去看他，请求给予指示。一见面，李先念就说：“你去办洋务，好啊，我支持！”随即发牢骚：“你看看，他们计划订得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我理解，他指的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当年为反对华国锋的“洋冒进”，波及李先念；如今六届人大提出的经济建设计划，规模远远超过“洋冒进”。李先念当然愤愤不平。李先念说这话时把我也拉进他的“我们”里去了。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姬鹏飞、谷牧，哪个当港澳办主任合适？”李先念突然向我征求意见。
我事先对中央内部考虑的人选一无所知。不过，因为和李先念平时很熟，就毫无顾虑地随口答道：“恐怕谷牧比较合适。”我同姬鹏飞、谷牧都挺熟，也并无任何成见，只不过感觉上似乎觉得后者更好相处些。
“谷牧是革命派（我理解即海外通常所说的‘改革派’），我不欣赏！”李先念提高声音说。
我还有点不知趣，坚持说：“姬鹏飞外jiāo有经验，经济上还是谷牧……”
李先念没有等我说完，打断我说：“我还是主张姬鹏飞当。”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姬鹏飞接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6
五月十九日，新华通讯社正式向外界发布消息：人大常委会通过对我的任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六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我作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但参加的是港澳小组讨论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等活动。同时，还列席全国政协港澳小组会议，探望与会的港澳委员，其中多是港澳社会的知名人士。李先念接见香港名流世家利铭泽，我也参加了。这些是我公开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身份，接触香港社会的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招待我去他在中南海的家里吃饭。胡启立有事找万里商量，碰在一起。万里喝了两杯茅台酒，谈到我去香港，说：“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难以打开。”胡启立点头称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也邀我去他家谈谈，话题一样，批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他具体谈到对过去廖承志“垄断”港澳情况的不满，同时批评香港新华分社前任社长王匡等太“左”，特别提到：“何铭思粗暴，在政协小组会上，不让党外港澳知名人士发言，随便批评人家。王匡让这样水平的人当新华分社的统战部长，还推荐他当全国政协委员，真不像话！”我当时还不知何铭思为何许人。习仲勋又说：“尚昆同志要我对你讲，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当统战部长了。”
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我以前在会议上见过面，我认识他，他是否认识我，就难说了。他着人通知我，要来看我。杨尚昆是党内老前辈，军委负责人。我去香港工作，他可能有任务要jiāo代，我应当去请示，接受任务。我表示他来看我，不敢当，要求去看他。结果，他仍然来到我住的房间看我。至此我们才有直接的jiāo往。
见面中，杨尚昆也批评了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问题，要我到香港后注意改正，否则香港工作打不开局面。
杨尚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讲话直率，坦诚，能听进不同意见；对港澳工作关心、支持。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每次我返回北京，或他南下广州，有事无事我们都要见上一面。这样，我们在公谊的基础上建立了私jiāo，彼此相当融洽。
后来在“六四”事件中，他同意我的“游说”，支持赵紫阳于先，但又镇压民运于后，这是共产党专政体制的悲剧，也是杨尚昆自身xìng格的悲剧。杨尚昆的一位秘书私下议论他：“原则清醒，不能坚持。”我深有同感。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7
上任之前，除了在北京面会有关中央领导人外，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休假旅行与阅读有关文件、材料。养精蓄锐，准备一搏。
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意我去香港之前，休息一个月。
参加共产党四十余载，终日忙碌奔波，没有想过暂停工作，休息十天半月。只有两次例外：
一九四八年在江苏苏北地区的新安镇，我所在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与guó mín dǎng部队激战，一发迫击pào弹打过来，我身边的警卫员当场牺牲，我身上三处受伤，住院开刀，算是休息一个多月。
第二次不言而喻，是“文革”期间作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时，“休息”的时间可谓比较长。只不过那种在“牛棚”里的“休息”，比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还要难受。一个星期七天，一、三、五“好”派批斗；二、四、六“屁”派批斗江苏省当时“造反派”主要分两派，一派夸他们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另一派斥之为“好个屁”，人称“屁”派。只有星期天让我们这些“走资派”苟延残喘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好得很！”“好个屁！”
如今我已届退休之年，眼看要退下来了，本想这次真的该长期休息了，甚至打算好要趁腿力未衰，到名山大川悠哉一番；岂知党中央又要我重新披挂上阵，而且新任务要求从头学起，真是“老来重学吹鼓手”，又要过紧张的日子了。
因此，平生第一次向党提出：休息一个月。休息的形式是到各地走走。
第一站是天津。市长李瑞环知道我要到香港去，在介绍天津经济、外贸发展等情况的同时，希望今后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李瑞环说：“这是我的职责。天津市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吩咐，我尽力照办。”
此行我所到之处，各地负责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为他们所在省市与香港及海外的经、贸jiāo流方面做些事情。游山玩水之外，听取介绍成为不可获取的日程。我从地方来，对他们的心情感同身受，决心今后在香港为内地多做些出尽改革开放的事情。
随后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轻时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战时期曾经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党员说服，在河南参加了guó mín dǎng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创办的“抗日青年军团”接受训练，进行工作，没有去成。这次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身临其境，见到以往只在电影、照片上见过的众多革命遗迹，虽然敬意犹存，但看到延安地区依然保持着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风貌，结合自己大半生党内外的种种经历，又多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最后一站是广东，主要在广州、深圳、珠海参观它们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临近香港、澳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数千万海外侨胞的关心、支援，正面临起飞前夜，一片兴旺景象，令人兴奋、鼓舞。特区及广东的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预感到，前几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苏恐怕很快要被别人超过了，特意托人给江苏省的领导班子捎话，建议他们带领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经济特区参观学习到底是“旧情难忘”啊！
后来，省长顾秀莲来了，但省委第一书记始终没来。中共党的体制，第一书记是关键人物，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行起来，往往是第一书记说了才算数。我在香港几年，眼看江苏的改革开放起色不大，内心虽是焦急，但碍于多种原因，yù助无方，徒呼奈何。
认识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和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后，他们改革开放的精神，处事的魄力及勇气，给我很深印象。当时有人批评梁湘：“深圳只对旅游事业有兴趣，不似蛇口，着重发展工业。”旅游业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强调要发展“无烟工业”，并办了全国第一间专门培养旅游业人才的学校。两人相谈下，成了知音。他庆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对特区不支持。成立经济特区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为什么不支持。到香港后，听到原《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讲的两个故事：特区成立之初，王匡评论：“多此一举。”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区搞一个华侨、港澳同胞死后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对说：“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如此上纲！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开放、勇敢精神。当时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对广东、深圳特区非议甚多。有人还“上纲上线”，职责特区是“新租界”，“经济上天，红旗落地”，“几十年闹革命流血牺牲，换来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压力很大。
任仲夷处变不惊，提倡“中央给的政策，要用够用足”，遇事要“变通”，灵活运用中央政策，鼓励和支持广东干部大胆放手创造，开创了新的经济局面。广东民间有新谚语：“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了群众对一些保守政策和横加指责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谈起这些，对此表示欣赏。他笑而不语，看来是默认、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赵紫阳反映了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欣赏他们抵制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的做法。赵紫阳同样笑而不语，体现了一种理解、支持的态度。
8
胡耀邦叮嘱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关香港、澳门的文件。胡启立介绍我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那里有全套有关文件。廖承志也向当时的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后为副主任）做了jiāo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见面。他冷冰冰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严肃得怕人。
李后找出几份中央文件，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可能专供外来干部看文件用的，让我在里面阅读，同时声明不能带出，不许摘录。
我很专心地阅读了两个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说主要的就这些，都看过了，让我提出还想看什么。真是见鬼了！我怎么知道还有哪些文件？尽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客气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过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仅李后，几乎港澳办的每一个我见到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没有笑脸。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点头打招呼，可对方偶尔有人点头回应，多数是毫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头走过去。两天来唯一见到的一张笑脸，是一个给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书也遇到类似问题。他办理一些我们去港前的具体事务，也不顺利，港澳办的工作人员缺乏合作的态度。他问我：“港澳办的人似乎不欢迎我们去香港。”我当即批评他：“不要胡思乱想。”
不过，我隐约感到，今后我这个派驻香港当地的“现管”同北京港澳办的“京官”之间，弄不好会有些麻烦。
六届人大闭幕后，我抵达广州，准备赴任。在广州，我抓紧不到十天的有限时间，连续了解情况热身。
香港新华分社在广州设有“后方”办事处，对外用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名义。我请香港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一天一人分别来广州见面相识，介绍他们各自分管工作的情况。
第一个来的是第二副社长李菊生。他协助前任社长王匡管全面工作，并兼管外事、情报。我对他的介绍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况根本不讲，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讲得很少，概念多于具体，叫人理不出头绪。谈话中，他还给我泼了冷水我说起胡启立要求，三个月内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香港、澳门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的比较全面的报告。他不以为然地冷笑说：“港澳情况复杂，我看没有两年，不可能有发言权。”听得我目瞪口呆。请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说文件都留在广州存档了，让我自己直接找第八办公室索阅。李菊生同李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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