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念之后，看来李先念尊重邓小平党内的资历，让邓小平先走，双方谦让了一会，邓小平很严肃地对李先念说：“按原则，你应先走。”李先念很尴尬地只好先离开。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邓小平一丝不苟的印象。
汇报一开始，我就发现邓小平对我的话题很有兴趣，他不但专注地听，中间还不断地提问。王瑞林约定的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看见王瑞林在门口转了两趟，见邓小平和我谈兴正侬，就走开了。
我首先告诉邓小平，江苏省的情况有别于许多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党政，宣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江苏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几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农业成长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据现实，在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江苏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要有一个新的跃进。结果招致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一九七九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一位。其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调拨给国家的粮、油、猪ròu等连续几年高居第一、二位，成为支援全国的重点省。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我分析说，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期间许世友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做了两件好事有关。一是把江苏省造反派两个主要派别的坏头头压下去了，使江苏省比起其他地方乱的时间比较短，范围比较小，程度也较轻；二是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干部，从省、市到县、公社，掌握生产的，大多是原来有经验的干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现军人“瞎指挥”的现象，基本上没有走很大弯路。
我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时，确实认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错误，‘解放’后，根据这些认识，主观上尽量避免重犯，同样有这样经历的地方干部不在少数，我看也是一个原因。”
邓小平频频点头。
接着，我大胆说明了江苏省近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一些有所创新的尝试，我说“我们走的是与全国不同的路子。”
我说：在农业方面，江苏省的“农业学大寨”，实际上有点“走样”。就是说，我们主要学大寨“改天换地”的精神，我们一方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土壤改良，提倡科学种田，尤其是使苏北、苏中地区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六、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到了旱涝保收，从根本上改善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荒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搞全国风行一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没有没收农民的“自留地”，没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没有去“杀小刘少奇”这是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的代名词强迫农民把自养的猪、禽等宰杀，不允许再养殖。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出格”的做法。
在农村，我们发展了社、队企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企业”），农村兴起许多新的小城镇，广大农村从小农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讲到这点时，我担心邓小平批评，就先来了个自我检讨，说我们说“钻了国家政策的孔子”。因为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利润百分之五十一作为税金上缴国家，其余自己处理，自定投资项目，冲击了国家计划经济。
邓小平没有chā话，依然饶有兴致地听着，我就具体介绍了无锡县等社、队工业和企业大发展并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工促副”、“以工补农”的做法，以及农民“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认为是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是创造小农自给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同时，我也汇报了某些尖锐的，甚至将此指责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反对意见。
工业生产方面，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和乡村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江苏省工业成长的主要因素。我们根据江苏的具体情况，以发展轻工业为主，中、小型企业为主。这些中小企业占江苏省工矿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特点是投资少、见效快、转产易。集体所有制占工矿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我坦率地对邓小平说：“中央对市场经济曾有肯定，后来又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我们公开只得跟着这样提，但实际上已经退不下来。江苏全省经济中国家计划和市场的比例，大致是各占百分之五十：市、县国家计划所占比例，比省更少，一般为四、六开乃至三、七开，大部分是市场经济；苏南地区有些县甚至有二、八开，一、九开的，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集体工矿企业和部分国营企业，自供、自产、自销，催生了市场经济，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江苏省经济不到六年翻了一番，主要靠这些。”
邓小平听到此处，高兴地chā话：“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至此，汇报看来要结束了。邓小平突然又问：“你看上海、浙江怎么样？”我理解他问的是关于上海、浙江“翻番”的看法，因为邓小平肯定了我的观点，我就放胆答复：“上海走的路子和全国一样，它基础好，能量大，包袱重，能量还未释放出来！浙江、山东，他们来江苏看过，开始走江苏的路子了。山东条件比江苏好，天然资源底子厚，江苏不能比，未来几年，有可能超过江苏。”
这是，王瑞林进来催吃晚饭，我起身告辞，邓小平站了起来，与我握手道别。出来后一看表，竟然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3
一个月后，胡耀邦电召我去北京，当面告诉我：“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在常委会上表扬了你，说江苏搞得不错！让许家屯再‘过渡’一段。常委都很高兴，一致同意小平的意见。”
当时中共中央正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实现干部的年轻化，进行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年届六十七岁，已超过正省级干部的退休年龄规定。“过渡”，意指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耽误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所以让一些超过规定退休年龄的老干部留任一段，作为中青年干部接班“过渡”的桥梁。
因为邓小平已经表态，我当即欣然接受。回到南京后，我遵照胡耀邦的jiāo代，暂不宣布，等待中央的正式通知。
没想到江苏省一直和我作对的几个老人坚决反对我留任。他们得到陈云的支持。中央派专人工作也不行，形成了僵局。最后，中央常委做出了决定，将我调出江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经问我：“为什么陈云支持他们？”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其实，那几个老人同我的矛盾，主要并非是个人恩怨，而是工作上的是非之争。他们坚持反对在把经济搞活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尤其反对放手发展社队集体企业。此外，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在党内资格比我老，认为我对他们不尊重。他们都按规定先后退下来了，而我却继续留任，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两年前，江苏班子也经过一次调整，中央调整方案已定案，他们找到陈云出面反对，结果推翻重来。其反弹之强烈，能量之大，令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奈何他们不得。
正式通知我的还是胡耀邦。他说：“中央考虑，勉强下去，你的困难太大；决定另行分配你的工作，江苏就不用回去了。”同时要我帮助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我无话可说，点点头表示理解。
在组建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基本完成时，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场面。我接受了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任命后，向胡耀邦请示：“要不要去看看邓小平、陈云同志？”胡耀邦说：“不用了，不要去影响他们的休息。”
不过，为了表示对邓、陈的尊重，我还是给他们两位的办公室打了电话，“邓办”回答：“小平通知说，耀邦都已谈了，以后有事再见。”“陈办”回话：“陈云同志身体最近不太好，他说你下次来再见。”
后来我去见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他向我透露：“常委对你的去处讨论了几次。紫阳有次主张你去华东经济协作区（属国务院管辖，负责协调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市场经济建设事务）当主任。常委讨论，这个安排还是没有脱离江苏，仍会有麻烦。后来耀邦提出让你去香港。耀邦说，香港需要人，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许家屯有魄力，是合适人选。这样安排，对许家屯本人也好jiāo代，党内也过得去。结果常委一致同意。征求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的意见，廖承志表示‘欢迎’。报告小平同志，他也表示赞同。”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从留任江苏变成了改去香港就任新职。
4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今后是我的定投上色。接受任命后，我最先要做的就是去见他。
我以往和廖承志见面的机会不多，在我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后才有所接触。久闻他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胡耀邦向我介绍他时评价很高：“水平高，原则xìng强，很坚定。容易相处，为人厚道。”他是中共首屈一指的华侨事务专家，港澳通，日本通。除党内高级领导人仍习惯地称他为“小廖”外，党内党外都尊称他为“廖公”。当时我已得悉，在六月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推荐他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说起来，廖承志还帮过我一个忙。那是一九八零年清明，他到南京扫墓他的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合葬在中山陵，南京称为“廖墓”。我到他住的中山陵五号高干招待所去看他，谈起外商投资的南京金陵饭店已经建成，外界反应不错。他很感兴趣，于是我陪他去参观。他见金陵饭店的总经理是本省人，就问道：“有没有外边人参加管理？”我理解，所谓“外边”，指的是外国或香港。我告诉他，原来拟请香港南华酒店来人管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而作罢。回到招待所，我向他请求指示。廖承志先批评了北京饭店搞得乱七八糟，原因就是不肯让外人来帮助。接着说：“我们自己没有管理现代化大酒店的经验，沿用招待所的老一套，不去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进步不了！管一个现代化的大酒店，各种用具、器皿就有三、四万种，总经理应该都知道。就这一项，就不是我们管招待所的人可以做到的。”廖承志的这番话，说到了我的心上。
南京金陵饭店是在华国锋当政时确定的项目。是当时全国楼层最高的饭店，后来北京发动“倒华”，反“洋冒进”，全国同类项目纷纷下马。我坚持不能对外商失信，才保住金陵饭店建成。但因省委内部有人反对，游泳池、商场等被砍掉；原来计划请香港有经验专家帮助管理，以及派送服务员到香港培训等，也被认为“花费太大，没有必要”，给反对掉了。
廖承志对北京饭店的批评，成了我“翻案”的资本。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传达”，同时重提金陵饭店请香港专家管理和派人去香港培训之事，借廖公之权威，把反对者的嘴堵住了，提议通过了。金陵饭店开张后的几年中，备受中外宾客赞扬，在全国也获得普遍好评，各地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这里面有廖承志一份贡献。
廖承志在家里见我，方式很特别：他同时接见查济民。查济民是香港有名的华人企业家，浙江人。由于他又是我们江苏省党外副省长刘国钧（以前江苏纺织大财团的老板）的女婿，我们曾经见过面。我知道，他是廖承志的老朋友。在廖承志家碰面时，我们双方都有些意外。查济民找廖承志要谈的是有关中国收回香港时的建议，当时我去香港工作尚未公布，他不知我为何始终在座；而我是第一次见顶头上司，按照中共党内的做法，上级要jiāo代工作情况和任务，有一个党外的香港人士在场，多有不便。
三人谈话历时一个多小时。廖承志把气氛搞得很轻松。开始时他养的宠物一条小狗跑过来，他摸摸它的毛，然后轻拍它的臀部，挥手说：“去！到外边去玩。我们要开会了。”
廖承志手执查济民给中央负责人可能包括廖承志在内的建议书，侃侃而谈。查济民看来花了很大功夫，建议书内容详细广泛，共二十多条，均属政策xìng问题，廖承志首先表态：“建议书不错。”建议书是英文，廖承志边译边讲，读一条，评一条，“这可以，同意。”“这条某一点需要斟酌，这一条可否改一改。”等等，一气呵成。他也不时看看查济民的反应，然后又继续下去。
事后我才理解，廖承志是利用和查济民商讨建议书的机会，既给查济民以答复，讲述了中共关于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表达了对查的尊重，又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党对香港的主要政策精神，给我上了一课，可谓别开生面，一举两得。廖承志思想之开放、敏锐，风度之潇洒，外语之熟练，谈话之深入浅出，都令我深为折服。
廖承志以后几次同我见面，也没有专门谈情况和工作，只jiāo代我看文件找谁，了解某方面的情况找谁等等。我见他很忙，也就少去打扰。没想到不久后六届人大开会期间，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廖承志在，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多，是否会是另一个样？是否会提前离开？当然，这是无从回答的假设。
我这样想是事出有因的。接任前夜，在北京接触中央负责人多了，或明或暗，察觉中央一些人对廖承志有所不满。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一次要我今后多向中央反映情况时漏出一句话：“廖承志很少向中央汇报。他垄断港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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