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 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yù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jiāo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 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法治没有免费的公平
中国提出以法治国好多年，中国也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治”与同样存在着“效率低”和“成本高”的特点。公平本来是一种“免费资源”，而法治时代公平成为了“有价资源”，民众获取公平从“免费”到“付费”，无疑提高了获取公平的门槛及难度，因此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原因就在这里。
行业组织应该负起行业管理职能
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迷信应该有所清醒了，在某些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没有任何“公权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会员之间制定一些自律xìng公约，这些公约对自己的会员企业基本上也没有约束力。对非会员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约束，中国的中钢协在中国的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就是与其缺乏权威xìng有关，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管理不能面面俱到，中国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适度的加强行政xìng管理和赋予一些行业协会部分公权力，以协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六、民生困境继续加剧的后果是什…
第六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四：
民生困境继续加剧的后果是什么？
贫富分化使社会出现“水葫芦、巴西龟现象”
在自然界中存在这样一类生物，他们只要疯狂繁殖起来，整个生态系统都会被破坏，其他生物的生产空间都被他无情的挤占掉。比如世界十大dú草之一的水葫芦在一百年前引入中国，后来在中国的自然水域大量繁殖，导致其他水生植物全部死亡、水体变臭，我国目前打捞水葫芦的费用每年至少1亿元，其他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巴西龟也是作为观赏物种引入后在自然水域大量繁殖，本土龟种将无法生存，导致生物链紊乱，这样的物种很多，恐龙的灭绝虽然众说纷纭，我猜也是这样的原因，恐龙大量繁殖将其他生物的空间全部挤占，当世界上只剩下恐龙时，那它还能存活的了吗？
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也会出现自然界里的“水葫芦”、“巴西龟”现象，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国企改革、国退民进在不完善的规则下推进，使中国迅速崛起了一大批“改制大鳄”，而““新五蠹””的存在又使财富迅速的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法制的不完善使中国成为最容易暴富的国家。
中国的贫富分化十分惊人，有研究表明中国千分之四的人掌握了全社会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从199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与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倍上升到23倍，而占中国人口20%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及国家所得税收入的11%.
新五蠹破坏社会生态系统的和谐
“新五蠹”，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他们又利于这些财富疯狂投机，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及泡沫化，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道路普通民众身上，这已经形成恶xìng循环。对于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兼顾，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强势集团就会疯狂的瓜分社会资源，而弱势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经济生态平衡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均富于民非常的重要。
八、国需要均富于民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中国需要均富于民
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1、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制定《反投机法》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
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立法限制上市公司薪酬
2、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xìng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xìng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
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jiāo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3、设立中国慈善日 加强社会互助
在中国，2007年以前中国的慈善捐款约占中国GDP的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震其捐款总额也才600亿元左右，而2010年的西方五省大旱灾中国的捐款总额也才100亿元左右。在美国每年慈善捐款要占到GDP总额的9%左右，而在中国2008年最多也就占到GDP的3%左右。慈善捐款是社会互助一个非常大的资金来源，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也才占到GDP的3%，中国每年的军事投入也只有GDP的5%。如果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总额能够达到GDP的3%左右，那么这将是与中国的教育投入相当的一大笔资金，这对于社会救助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能够设立中国慈善日，以全社会的力量来办这件事，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4、民生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xìng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现在教育手段非常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xìng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官员的注意。当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将官员不关心民生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笔者的建议就是将民生教育业纳入官员教育的范围。
九、本章主要观点
第九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中国主要矛盾，笔者指出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国富民穷”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2、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笔者指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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