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第二节
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据说，郑观应的爷爷，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应该向郑观应学习什么？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而现在中国的买办阶层，则直接充当着掠夺中国财富的急先锋，甚至有的已经加入外国国籍，比如胡士泰等，试想一下，如果今天高盛、摩根、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不幸的是，他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 1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jiāo、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yào。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yào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máo zé dōng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孙中山“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 1894年，孙中山yù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pào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yù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的商战思想来源于郑观应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十九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主要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我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的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大转折：莫干山会议
第三节
“莫干山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为标志的，这是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会议，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很多人还是在校学生，比如华生、张维迎等，他们的思想与以前那些*主义经济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 “莫干山会议”就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xìng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 “上山”开过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是由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很大。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当时上山的有总理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以上这些人的出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 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会议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当时还没人开过这样的会。会议的题目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就完成并上报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七份专题报告。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莫干山会议的影响
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论文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
莫干山会议之后，《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等文章。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会后不仅*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2
四、西山会议，自由派失势
第四节
西山会议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在政治上失势
莫干山会议20年后的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其极富煽动xìng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无计其数的网民在网上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之后中国涌起了“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沸沸扬扬了近两年，
此次大争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九十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上两次大讨论，在*的主导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次争论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比较沉寂，知道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jiāo换意见，提出对策，会议没有记者参加，出席者几乎是来自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精英。由于与会者的特殊身份及志同道合使会议的发言由放肆、露骨到肆无忌惮。
会上，改革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中国经济私有化在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改革己经实际上结束了，下一步要为政治的宪政*化”，他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3
会上北大教授*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xìng。他：“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声称：“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律上”不具有“团体”的“资格”，“是严重的违法”。这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被他非法地定xìng为非法的组织。
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顿时引来了另一片大争论，特别是乌有之乡、máo zé dōng旗帜网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大揭露，大批判，并与当年guó mín dǎng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
当年guó mín dǎng的“精英”们开了个“西山会议”，成立了个“西山会议派”。其骨干分子后来成立了个“孙文主义学会”，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屠杀共产党，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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