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80年代中期，高层曾经想打一仗改革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即党政分开，但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高层在政治改革方面变得极其保守，从来不敢触及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同时，改革又不得不进行，于是打外围战成了高层的一贯做法。
外围战侧重于几个大的方面。首先就是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它是以国家机构的理xìng化和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为目标的。几乎每一任新总理都会拿国务院系统开刀，经过几轮的“手术”，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是经过朱基1998年的改革之后，无论在精简机构和人员还是在官僚组织合理化方面，今后再也难有这样大幅度的改革了。
第二方面就是所谓的技术官僚运动，就是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良好政绩的官员录用进中共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相当成功的，十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差不多都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但是，这个运动的局限xìng也是很明显的。年轻和高学历等因素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治的进步，尤其不能保证执政党本身的长治久安。这些新官员比没有文化的人对党更忠诚吗？不见得。他们就会自我克制腐败或者少腐败吗？更不见得。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员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们也还是要表现人xìng恶的一面的。
第三方面就是法制或者法治建设。这方面较之前面两方面更接近政治制度的本质。法治建设是中共十五大所定下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答案是很显然的。当然，人们不可能希望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问题在于，在缺乏党本身的改革的前提下，建成法治社会有没有可能xìng？中国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复杂，但国家是否已经成了法治社会？法治的建设有没有遏制腐败？官员腐败的情况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毫无疑问，在党没有改革自身的情况下，法治最多也就是领导人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除非法律能够管制党本身（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党的所有领导人），否则法治社会永远会是一句空话。
第四方面就是政府之外的民主化，即农村的村民自治运动。这个运动从1987年开始发展迅速，起初人们给以非常高的期望，认为这可以成为国家民主化的起点，但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想了。村民自治本身是个很好的民主试验，但已经走到了尽头，原因也在于没有党本身的改革。尽管说是村民自治，但党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农村的管制。既想让农民自治，又想对农民进行政治控制，这两者不见得是一对矛盾，问题在于党本身没有改革，不知道要和村民自治组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关系。这样，不仅村民自治本身有问题，更不能希望村民民主能够一级又一级地往上提升。
现在，该打的外围战都已经打了，这些外围战的优劣之处也已经显然。一句话，没有下一步党本身的改革，这些外围战不仅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而且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各方面的迹象都在呼吁党本身的改革了。
“三个代表”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预示着领导层有改革党本身的意愿。但是有这些意愿并不意味着党本身改革的可能xìng。人们并没有期望共产党能够开始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也并不希望党只是在意识形态说教方面改头换面。如同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党至少可以着手进行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理xìng化了以后，才会有可能调整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才可以调整党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是这些最基本层面的改革，对党来说似乎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31日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将在十六大来临之际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每次党代会之前，人们都会产生类似的期望。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有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直接民主），也有强调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核心的。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无其合理xìng，但都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党的改革。
党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这一观点可以说始于邓小平。邓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论述政治改革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说，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这两者关系的改革。邓小平也努力这样去做。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1987年的十三大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强调党本身的改革和党政分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政治改革很快就流产了。
受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影响，邓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改革上。在此之后，整个jiāng zé mín时代中共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改革。其间，高层也经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可以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举措都是侧重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而非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在80年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失败之后，党的改革已经从中共政治议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体制不改革，不仅国家领导体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整体的政治进步。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一是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大制度本身还是其立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没有党的改革，全国人大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阻碍。首先是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不能独立于党中央，没有自治xìng。只要人大是党中央的附属品，人大的制度建设就很难有实质xìng的进展。其次，党还是凌居于法律之上。全国人大在完善国家的法制体系上不遗余力，高层本身也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但只要党高居法律之上，法治国家只能是空谈。
第二是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对国家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这方面的改革从赵紫阳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朱基当总理以后，机构改革（或者说机构合理化）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再进步显然也取决于党的改革。和全国人大一样，国务院的权力也高度受制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很多机构是重叠的，国务院所有重要的政策都要经过党中央机构的制约。在国务院权力高度从属于党中央的情况下，其行政权的效率就得不到保障，所谓的机构有效xìng也是空谈。
第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问题。中国的地方（村一级）直接选举从1987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其进步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从前几年开始，外界就希望这样的直接选举能够从村一级提升到乡一级。但是期望还只是期望，原因在于党的制度没有改革。缺少党的改革，中共就担心地方选举会削弱党的领导权，甚至使党失去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权。当然，地方民主得不到提升和中共高层没有总体的民主化改革的计划也有关系。没有理由相信在党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之前，地方民主会得到实质xìng的发展。
第四，党的改革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改革。这一点鲜为人知。人们总以为经济改革只和政府改革有关，即所谓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已经成了党和企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尤其如此。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政企分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党却牢牢控制着企业。要知道，数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老板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几百家最大的国企老板甚至是由政治局任命的。只要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深化？
最后，党的不改革更是成为政治腐败的最终根源。jiāng zé mín在1997年的时候曾经表示要花五年时间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这五年来高层的确在反腐败方面有诸多的努力，但是党内腐败却越来越甚。究其原因，也是党本身缺乏改革。党高踞于法律之上、党和经济的关系、党不受其他机构的任何制约，等等，都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中共高层一直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实际上党如果不改革，将会是亡党亡国的最终根源。
高层已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希望以这个理论为起点来改革党，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仅有关党的改革的设想还远没有达到80年代的程度，“三个代表”理论本身也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党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客观上的压力，但党如何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连党的改革能否成为中共十六大的主议程也是一个未知数。
原刊于《信报》2001年1月8日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今天，几乎所有老牌政党都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兴起等，都对传统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挑战。当非政党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履行传统上政党所履行的功能的时候，政党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要不然，党的高层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党内反对力量来容许资本家入党了。不过，共产党和民主国家的政党危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没有正式的党外政治反对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形式的市民社会力量并不很强大，就是说，中共并不面临政治反对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如果说民主国家政党的危机与政党之间、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利益代表相关，那么中共面临的则是能否以及如何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经济利益急剧分化，中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光靠组织的武器来统治国家，而不用考量利益代表问题。尽管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政治力量，中共没有像民主国家那样的利益代表竞争者，但仍然存在着利益代表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利益，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相关xìng，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统治合法xìng问题。近年来，“三个代表”理论和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都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
尽管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xìng，并且正式提出了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落实代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的变化、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代表机制的变化、一种制度的变迁。在这方面，中共还面临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但只有克服这个困难，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才能解除。
在很多种类的困难当中，最重要的是中共本身的定位问题。定位问题不是指中共是否会容许其他政党的出现（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而是指中共是把自己当做政党还是政府来使用的问题。
尽管是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并没在履行一个政党应当履行的功能，而是在履行政府的功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一个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社会的利益，无论代表谁的利益，“代表”是党的立命之本。一个政党如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有权利组成政府，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为政府的政策来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这就是利益代表的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党应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党的一面应当是人民，而另一面则应当是政府。人民政党政府应当是个有机体。一方面，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时刻把握社会的需要，与时俱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党又代表人民在政府中运作，不断调整政府政策，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但现在共产党的定位是：党政府人民。党和政府在人民之上，党又在政府之上。党甚至把自己当成一级政府来使用，而把政府当做二级政府。这样就产生了一些致命的后果。第一，中国只有行政，而没有政治，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行使行政。很多年来高层都在讨论“讲政治”，但目的是为了服从党中央，为了反腐败。最大的政治则没有人讲，即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政府抓行政，党也抓行政，互相制衡，使得真正的政府行政没有效率，很难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党和人民没有有机的联系。党的干部和政府的官员本来应当是分工不同的。党的干部应当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政府官员则应当是专业技术精英，专长于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在的中国，干部和官员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两者的录用方式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从表面上看，党什么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党员干部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专业水平有了提高，并且越来越年轻了。这种趋势不仅能迷惑外国的研究者，而且也会迷惑中共高层本身。这几年有关中共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但同时，党在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教育程度、年轻化和专业化并没有能从制度化方面解决中共面临的转型危机。明显的例子就是腐败。腐败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变化而有所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严重。要知道，所有这些所谓的积极的变革都是挽救不了党的衰退的。台湾的guó mín d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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