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江边挪去。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在会理休整5天的电令：
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bàozhà会城亦须14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迫敌、打击援敌并bàozhà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yào，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6）
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集结于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来路侦察警戒；红五军团集结于会理城东北之jiāo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警戒；军委干部团集结于景庄庙、沙坝一带，分别向白沙、大栏河两方警戒；红九军团则在巧家附近执行破坏渡船的任务。
军委纵队先驻朱家坝，后迁铁厂。
同日，蒋公飞抵昆明，南岸各路“剿匪军”始陆续抵达金沙江边，开始架桥。
多年后，对máo zé dōng成见很深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坦陈：“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7）”
但这并不是当时所有中央红军领导层成员和红军将领们的共识。四渡赤水西进云南期间，因为战争指挥活动所特有的上下级信息获取和jiāo流的不对称状态，以及因各自所处环境、地位、视野的不同所产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中央红军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这期间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上上下下都存在着的跑路的情绪和怨气一经jiāo汇，就自然要寻找渠道予以渲泄了。
在会理攻城和休整期间，máo zé dōng的爱将林彪就渲泄了一把。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máo zé dōng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袍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máo zé dōng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qiāng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笔者没有发现过林彪这封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是怎么说的。除了聂荣臻上述回忆外，我们现在能得以确证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而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大致可以这样解读：máo zé dōng不要再chā手军事指挥。
爱将向统帅发了难，真稀罕！
五
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彭德怀。
据有关回忆称，遵义会议后，刘少奇曾接替袁国平在红三军团当过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那段时间又正是红三军团上上下下牢骚最盛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在部队中收集了许多反映给中央写了个情况汇报。这个情况汇报刘少奇杨尚昆都签了字，但彭德怀却觉得与自已观点并不相同因而没有签字。
于是汇报便以刘少奇杨尚昆的名义电告中央了。
按理这个汇报也是“政治部主任”掌握部队思想动态的份内工作，然而据说这个汇报里反映的意见是跟林彪那些“弓弦”、“弓背”的议论差不多这也不难理解，跑路的怨气大家都有，象“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也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什么前方后方，前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之类的牢骚话，非常普遍，肯定也会传到中央决策层诸公耳中，如此便让读到了这个报告又读到了林彪那封信的máo zé dōng很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些猜测：林彪这封信后面会不会不还有什么“始作俑者”？有人说、彭德怀曾鼓动林彪闹情绪。从种种迹象分析．十有八九不虚。不然，林彪为什么单单提出让彭德怀直接指挥部队呢，彭德怀为什么又不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上签字呢，是否是为了避嫌？所谓虚则实之，一种计谋。此外，洛甫（张闻天）也不大明朗，每每反映王稼样的意见，面露模糊之色．是不是和彭德怀达成了某种共识……
máo zé dōng肯定非常恼火：我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好容易才使这支队伍暂时摆脱困境，现在就连一直都没有服气的博古、李德等人都没了话说，自己的爱将却对自己发难了！而前头还有恁长的路要走，恁多的事儿要办，要不解决这个问题，还怎么去走后头的路，办后头的事儿？
máo zé dōng向中央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张闻天和周恩来读了林彪的这封信后，也认为信中流露的是一种消极情绪，既不利于团结，又有碍于发展，必须予以澄清、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而此间张闻天本来就听到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的不少意见，也觉得应该开个会让大家议一议统一一下认识，遂提议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下边议论的事拿到会上来说道来解决。
于是中央决定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中革军委向与会者和有关当事人发出会议通知：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德怀）、杨（尚昆）、少奇三人及林（彪）聂（荣臻）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德怀）、杨（尚昆）不在时，由叶（剑英）、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彪）、聂（荣臻）不在时，由左（权）、朱（瑞）代理。（8）
是日14时，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
这个“铁厂”所在地域现在是会理的红旗水库，会址已没入一片汪洋而无从寻觅。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纪录，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也只是与会者的一些回忆，甚至连会议究竟开了多久也有多种说法，有称当晚就结束了的，有称开了三天的，等等。
这个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现如今对这次会议作文学xìng扫描的作品很多，中间夹杂着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很多都没有原始出处笔者也不敢胡乱引述，只能根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刘英等与会者们或知情者们有限的回忆资料，将会议的基本概况和结论作一简要归纳：
一、会议是中共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四渡赤水以来的军事指挥。
二、máo zé dōng在会上发了言，对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作了总结，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还称“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批评彭德怀“右倾动摇”。
三、彭德怀批评了林彪：“林彪同志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由于在土城、鲁班场战斗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打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彭德怀对máo zé dōng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没有辩解，后来在自述称他当时的想法是“日久自然明”。
一九五九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为此作了说明：我写的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四、林彪在会上作了解释：“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
五、周恩来、朱德等在发言中都支持máo zé dōng，批评了林彪。
六、除了会议发言中被点名批评者以外，máo zé dōng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也产生一些看法，认为彭、林的牢骚和信件与他们也有关系。7年后在延安整风期间，因有人反映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拔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张闻天还专门找到有关人士调查取证，并在自己的“整风笔记”中对此说予以澄清。
……
林彪写信这件事儿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被上了很高的路线纲，甚至八九十年代还有文学作品称此间的林彪鼓动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是假，自己想谋取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真，不知道这些说法都有什么过硬的客观依据。其实那个时候的“林总”虽然很能打仗，在中央领导层眼中却仍然是个“娃娃”，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中地位甚至还低于彭德怀彭德怀与máo zé dōng在井冈山时期还曾经是合作者的关系，而同时期的林彪跟máo zé dōng最多也只能算作师生；彭德怀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林彪那时还在这个圈子之外；彭德怀曾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而林彪那时就是个军团长。就是放开让大家投选票，也不可能有人把“林总”选出来挂帅。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就是选出了彭德怀，也轮不到林彪。这一点，当年的“林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力荐彭德怀挂帅……
那会儿的“林总”，想谋取帅印的可能xìng，极低。
要知道，“林总”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副统帅”，离最高统帅的角色，还差着老远一大截哩！
其实林彪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走“弓背”不走“弓弦”不满，要渲泻一把。渲泻的方法、渠道也基本没有问题除了了私下鼓动彭德怀挂帅以外，党的干部，写信向党的中央反映意见和情况，就是说错了，也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跟“路线”应该说没有多大瓜葛。“路线”什么的，那是要以“政治纲领” 为依托的，而那会儿还是个“娃娃”的“林总”，恐怕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纲领”……
应该承认，máo zé dōng在会上对彭德怀、林彪的批评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成份，纲也上得有点过高对林彪甚至还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家长作风”之嫌。对张、王、彭等的猜测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客观基础，会理会议上的 “批评”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应该说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并没有完全达到与会者都“心悦诚服”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会理会议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大敌当前，领导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团结对敌的重要xìng和必要xìng不言而喻。不管是谁的队伍，都不会放任各种有可能破坏团结涣散军心的言行任意泛滥。而会理会议的确起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积极作用，维护了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也维护了红军领导层的团结，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尔后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重大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考虚到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会议的简单粗糙色彩应该还是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其实会理会议之所以取得了积极效果还有最本质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队伍是党的而不是哪位将领的个人私产。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当时的林彪，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有意见有牢骚也把没有将这些意见牢骚与个人的私利联系起来，意见和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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