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都不用宣传队去作鼓动宣传。有些家在当地的红军官兵请假回家呆个十来分钟个把小时，回来身后就是一串要当“朱毛红军”的青壮年农民。
这也叫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吧。当时中央决策层最后把máo zé dōng列入随军名单，恐怕多少就有这种考虑。
然而máo zé dōng可不是愿意被人当作菩萨的人，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打菩萨尽管后来也有事与愿违，自己有意无意地被人塑成了菩萨的时候。中央红军在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之役中的挫折，使他看到了摆脱自己这个“菩萨”角色的机会。这支队伍可以说是他和诸多战友一手拉扯起来的，从建军原则到战略战术，都倾注着也浸透着他无数的心血。他与这支队伍完全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也与他所抱定要献身的事业休戚相关，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瞅着这支队伍步向绝境而依然置身事外，坦然地继续由人摆布扮演“菩萨”角色。
事实上，据诸多有关当事人回忆，突破湘江进入西延山区的时候，部队中对中央决策层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普遍。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开始反思：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究竟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至四次反”围剿”能取得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就要被迫出走？这次出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哪里才是目的地？有些了解máo zé dōng当时处境的干部们私下里还有议论：
“毛主席就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早就把毛主席排出军事领导岗位，而那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
“五中全会还不让他参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员吗？这又是哪来的章程？”
“中央政府主席下面设一个人民委员会，把主席架空，用意何在？”⑽
……
当时被李德从红军总参谋长任上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回忆说，当时“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⑾
这种情绪在党中央和红军高级决策层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包括一些在思想上对当时“左”倾政治路线还具有很大认同感的领导人。毕竟这是血的现实，现实的问题就要用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去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搬不出什么现成条条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生存问题。这种“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提拣总结而概括成了4个字“实事求是”，而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在这4个字上达成全党共识却是经历了诸多象湘江之战这般血写失败后的痛定思痛。
在这次西征途中，máo zé dōng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走得比较近。
从中央苏区出发西征的前后一段时间里，máo zé dōng处境不太好用陈毅的话来说，那是“鬼都不上门”。而máo zé dōng自己似乎也有意识地不与许多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还在军队工作的同志过多接触，也不主动干预当时的军事指挥和部署当然同时也不妨碍他在他能够参加的有关会议上毫不隐讳地提出建议。部队临行前，林彪聂荣臻去看望他，也是希望在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此番“转移”前景的点拨，而他却什么也不谈，以致于数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回忆起来时，还颇有几分苦涩地称：“主席很守纪律”。
这次进军途中，máo zé dōng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被安排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máo zé dōng和王稼祥又因一个有病一个因伤同在休养连坐担架，所以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而相较于博古、凯丰等人，máo zé dōng与张、王二位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张、王二位虽然都属于对“左” 倾政治路线有相当认同的党内领导成员，而且还算得上是实权派人物（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本质上都属耿介之士，遇到具体问题都能讲求实际。比如广昌战役时张闻天就与李德、博古争论得很厉害，在对待 “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也与máo zé dōng有共同语言，而李德因黎川失守要“处决”肖劲光时，王稼祥就拒绝签字。据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前一天，他在与máo zé dōng一起闲谈时，就已经合盘道出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中央决策层的不满。máo zé dōng则建议，开始“转移”时我们俩和王稼祥同志走在一起，多jiāo换一下意见那时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围剿”负了重伤，也在休养连躺担架。
于是máo zé dōng、王稼祥两副担架和张闻天的一匹马常常走在一起，以致于也被人戏称为“三人团”。
这个自然组合的在野“三人团”对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深感忧虑，彼此间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而这当中，张王二人谈的多是对红军前途的忧虑和对李德等在朝“三人团”机械指挥的不满，而máo zé dōng却常常能有针对xìng地从当前最让人关注的军事指挥角度道出改变当前局面的办法来，这就不能不让人佩服，máo zé dōng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在野“三人团”的核心。部队过湘南准备过湘江时，máo zé dōng曾经在张王二人的支持下向那个在朝的“三人团”提出建议：利用湘南无堡垒且群众基础好的条件，抓住薛岳、周浑元两路”追剿”军尚未合扰的机会，突然杀个回马qiāng，寻歼其中一部，以改变“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
然而这个建议却遭到了李德、博古的拒绝。
湘江之战的失利，对军委“三人团”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信任危机”，也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这个权威地位。博古痛心疾首而一筹莫展，李德唉声叹气又诿过于人。周恩来忙于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他实际上已经在承担全部指挥责任了，但肯定也在反思“转移”以来的种种决策。
而máo zé dōng说话的份量，却在无形中得以加重。
有关当事人的一个回忆或可作为这种在无形中形成的“信任危机” 的一个佐证：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向西延山区转移途中，李德看见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正和妻子曾玉在路边闲谈，突然间就冲过去大发雷霆，一通洋文怒骂搞得周子昆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好容易通过翻译伍修权才闹明白，李德是在说红三十四师全部覆灭在湘江东岸，你这个师长倒消遥自在跟这儿陪女人聊天儿，我看你简直就是个“肖劲光第二”，……
周子昆啼笑皆非：李德刚进中央苏区时，他的确是红三十四师师长，可早在今年2月间他就离任，遗职由彭绍辉接替。彭绍辉干了个把月，又由现在已牺牲在湘江东岸的陈树湘接任。人说李德这高鼻子瞎指挥看来还真不是冤枉他，他连骂人都找不准对象。
好笑又好气的这洋顾问他还没完了，还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捆起来，送jiāo军事法庭审判。
要搁在中央苏区那会儿，洋顾问脾气发到这种程度，甭管对错，这周子昆怕是早就被捆起来了。从中央苏区出发前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就因为洋顾问的脾气，还不是一橹就橹到了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了。
这回不一样了，警卫班的小伙子们就是不动手。博古在一旁站着也默不作声。
倒是máo zé dōng作声了，说jiāo给我来处理吧，这才让李德好歹算是下了台阶⑿。
这算是小事情，在事关红军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máo zé dōng还作了一个更响亮更有力度的声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三
周恩来很赞同máo zé dōng的意见，而且他也早就有一肚子的意见了。过湘南的时候，他就向“三人团”的另两位建议，对“máo zé dōng同志的意见予以重视”，然而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博、李二位“máo zé dōng他懂什么”的一番嘲弄。
他答应máo zé dōng，在形势稍微缓和时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失败的原因”。
而实际上是由周恩来等作出的不出城步转向西进以及此后几天里一系列“继续西进”的决策，为后来“讨论失败原因”提供了契机。否则，继续向城步前进，完全有可能马上就跟何键打得血ròu模糊一地鸡毛，哪里还有坐下来说道这个“失败原因”的空隙哟！“通道转兵”以及后来的“黎平会议”已经作为重大转折xìng的决策在党史上大放光彩，可要没有这个“转兵”前的“转兵”作铺垫，那可就什么都无从谈起了。
当时还很臃肿笨重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延山区转道西行，必须翻越越城岭中段山脉也就是许多人都从课本上读到过的那个“老山界”，这是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虽然跟他们后来进入川滇黔尤其是川西北高原后翻越的那些崇山峻岭雪峰比起来，这“大山”尚属小儿科，但在当时的他们来说，的确算得上是蛇盘鸟道天梯难渡。máo zé dōng在长征中留下的诗词至少有两首与它有关：一是《七律长征》中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一是《十六字令山》。
这老山界是如今资源与兴安两县的界山，南北长约21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面积为126平方公里。其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⒀。从这里都“从头越”了，“五岭”自然也就“逶迤腾细浪”了。老山界的山路的确险峻非凡，以致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大夫的代步工具中央红军中唯一一顶货真价实的轿子，也被迫在这里扔掉。傅连战战兢兢上马行得几步，却又连人带马跌下河中，幸而河水不深被人捞起，不然就没有后来那位开国军医中将了。
傅连这个知识分子，后来也学会走路行军了基本上就靠这个走完了万里征程。
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带着骡马辎重翻过老山界，出现在塘洞和源头时，乡民们都大为惊讶。
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分别掩护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右翼和左翼，绕过老山界，向湘西南的通道前进，殿后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跟进，翻越老山界继续西进。
在翻过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地区后的12月8日，中革军委获得的准确信息证实了中革军委在几天前的判断，湘军主力继续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桂军则恰如中革军委12月4日命令中“……将由大溶江口、龙胜袭击我军左侧的可能”所估计那样，夏威第一追击队两个师从中央红军右后侧尾追，并于12月5日袭击红五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千家寺的军团指挥机关，而廖磊的第二追击队两个师则先于中央红军进驻龙胜县城，此后与左路行进的红三军团部队发生了零星战斗。
这个当口，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于是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广西龙胜县东寨、坳头向桂黔边的龙坪的“西进”途中，中央决策层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飞行会议”。这个会议没有什么正式名份，也就是个“碰头会”。后来人们所说的“通道会议”，估计就是指这个会议，但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在广西龙胜境内行军途中召开的⒁。
不管这个“飞行会议”是不是史家常言的那个“通道会议”，反正这会的确开得与以往不同。
从中央苏区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在这一路上就基本上没有开过会，所有决策都是由军委“三人团”作出。而这回就不一样了，除了“三人团”成员外，参加者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那个被人戏称的在野“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máo zé dōng，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应该还有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这可能跟周恩来“应该重视máo zé dōng同志的意见”的力争有关系。另外，“要讨论失败原因”的呼声已经起来，一筹莫展拿不出办法来的博古这会儿怎么着也得硬着头皮听听别人的办法。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什么纪录文字，我们现在知道的内容都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之一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大致清楚地说明了会议的梗概。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进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jiāo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máo zé dōng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行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引者注：应为四方面军）会师。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四军团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得并不确切，因为和它长期没有联系了；此外同二军团的无线电联系也在行军时中断了。
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的走开了。……当我看到了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很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的敌人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到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⒂
从这里可以看出，máo zé dōng“继续西进入黔”的意见被接受了，这可能是近一年多来的第一次离开中央苏区后，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类决策重大问题的会议。而且他的意见几乎是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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