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局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yīn谋，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文革”期间，兰州铁路局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派系问题相当严重，是一个重灾区，许多老干部、老劳模、老工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使得内地通往大西北的火车一度中断。由于兰州铁路局的瘫痪，往来乌鲁木齐和西宁的列车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工矿企业因煤炭无法运输，而无燃料被迫停产。西北地区冬季天寒地冻，夜晚气温常降到零下30度，因无煤取暖而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兰州铁路局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大局，全局干部、职工及家属多达30余万人。党中央对兰州局的问题非常重视，华国锋同志多次对兰州局工作进行指示，他亲自出席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将兰州局的混乱局面同受“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地区同时提出来，并指出：“中央将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四人帮’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
1977年1月初，为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成立工作组，指定我为组长、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为副组长，并从铁道兵选调500余名干部组成中央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及所属车站，消除“四人帮”影响，恢复正常工作秩序。我和工作组的同志首先深入到兰州铁路局的干部、职工家中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在不长的时间内改组了兰州局领导班子，重新配备了各级干部和班组长，使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工作组入驻一个月，基本解决了铁路堵塞的情况，2月份恢复生产，3月运输能力节节上长，装载量大幅提高，超额完成当月计划，扭转了连续19个月完不成装车计划的被动局面。
4月12日，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会上我向中央汇报了初步整顿的情形。中央对工作组的成绩予以肯定。回到兰州后，工作组又到问题比较多的基层站点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陆续解决了一些基层问题。4月，兰州局装车、装煤量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5、6、7三个月各项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计划。
从年初工作组整顿开始，到7月历时半年，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该局所辖的路段及通往新疆和青海西宁的火车都可以畅通无阻。
5、贺兰山集训和到玉树果洛地区视察
从兰州铁路局执行任务归来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变化，工作分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的新工作是负责分管全军区训练。1978年，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师以上干部集训。集训课题为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作战。我对组织这一次师以上的干部集训很重视，决定以军区司令部军训部为主，作战部协助，并同司令部管理局、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相关人员组成集训办公室。集训地点设在宁夏贺兰山。
集训领导班子组建后，我们抓紧制定集训计划，并严格按计划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工作。集训于1978年秋在贺兰山举行，首先进行理论学习，主要解决对坚固阵地防御战地位、作用的认识，尤其是战争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战争初期，只有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或利用既设阵地组织有效防御，大量杀伤、消耗、分散和阻滞敌人的进攻，才能减煞敌人的锐气，争取时间，保证国家由平时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以利全军有序展开。 ?
在这次集训中，我们还在现地勘察的基础上，组织集训干部参观防御阵地、pào兵阵地和对相关阵地进行的抗力试验，并进行步兵团野战阵地进攻演习。集训结束后，参训干部普遍反映：这次集训很受教育，通过集训学到了很多知识，集训的各项组织工作周密细致，有条不紊，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管理指挥部队的经验以及对未来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的几年，跑的地方不少，但南部地区去得不多，特别是青海南部的高原严寒地区，我还没去过，其他军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去的也很少。1978年秋天，我决定去青海玉树县果洛地区检查一次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玉树果洛地区，地处青海省南部，也是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区内主要是昆仑山脉及其分支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海拔在四千五百米至五千米以上，多为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冰川。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干燥寒冷，冬长夏短，少雨多风，日照时间长，日温差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带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是，烧开水只七八十度就开了，做米饭夹生，馒头吃着粘牙，食用之后引起胀肚胃肠不适。初到高原的人，受低氧、低温的影响，全身各系统都会发生一系列改变，海拔越高，改变越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还不仅仅是对人员有影响，对武器装备及对其xìng能和威力的发挥，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汽车，它的油路、电路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缺氧，其燃发力就差，发动机就不易启动。供油系统也容易形成气阻，耗油量要增大约百分之三十，运行过程中，水箱常出现“开锅”，车速应该减小一个档次，载重量也要减少约三分之一。
我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调了一名年轻的青海出生的参谋，又从门诊部选了一名医生，再从司令部汽车队调了一名司机并配上一台北京吉普。我们四个人一台车，便“千里走单骑”去青海南部玉树果洛高原严寒地区。我们从兰州出发，行程200多公里，到达青海省会西宁，海拔高度从1700多米上升到2200多米。在西宁停留了一天，听取汇报后，就向第二个目的地恰卜恰出发，途中还参观了塔尔寺。该寺修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00年），建筑壮丽，光彩夺目，是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名。离开塔尔寺，过日月山，越倒淌河，很快便到了目的地恰卜恰。这里海拔已达3000米以上，但我们还没有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在这里也只住一日，就向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驻地玛沁进发，我们在途中兵站住了一个晚上，再经两天的车程，才到达目的地。这一路上，前三分之一的路段还比较好，越往后山越高，路越险。过了鄂拉山口，就主要穿越在阿尼玛卿山的高山密林之中，路旁的玛卿岗山顶，海拔已逾6000多米。在玛沁也逗留了一日，我们就向最后一个目的地玉树进发。基于同样原因，这也用了两天时间。从玛沁出来，直到花石峡，一直是前天走过的回头路，一直在阿尼玛卿山上蜿蜒穿行，路很难走，所以到玛多（黄河沿）之时，就天黑宿营了。第二天从玛多一出发，就是翻越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同时又是两河的分水岭，长江在南，黄河在北，因此，跨越了巴颜喀拉山，也就等同于同时跨越了长江和黄河。从花石峡，翻巴颜喀拉山至清水河这个路段，由于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素有鬼门关之称。在鬼门关里，我们都有强烈的高山反应，用天旋地转，翻江倒海来形容毫不为过。四个人当中，三个年轻人的反应，倒比我来得更为强烈。玉树位于通天河西岸，是青海省通往川藏的jiāo通要冲，同时也是青南、川西、藏东的物资集散地。玉树和果洛地区，同样都有丰富的林木资源，盛产水草、鹿茸、麝香、贝母、大黄等yào材。
我们在玉树，视察部队听取情况汇报后，就踏上了归途。途中，再过鬼门关，又在玛多、西宁各住了一晚。经过约十二三天时间，行程逾两千公里，顺利地返回了兰州。这一次青海南部的高原寒区行，对于我们几个人，特别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视察中对于部队提出的要在高原寒区建立温室，以改善部队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的状况，实行自给自足的要求；部队生活艰苦，物质文化生活单调等问题，回军区后我都指示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和解决。对我的视察，部队反响很强烈，很受鼓舞，说我是兰州军区自组建以来，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到该地区来的领导干部中的第二个人。也就是说，虽不是绝无仅有，确也是屈指可数。回兰州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中央军委对我的新任命。这样，这次青海南部高原寒区之行，为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第11部分、基建工程兵
1、调入基建工程兵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承担国家急、难、险、重基建任务的部队，是我军的一个新兵种。1966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边备战边建设，“三线”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繁重，但施工企业队伍老化，家属拖累重，调动困难。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倡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同年3月中央批准国家建委的报告，同意组建基建工程兵，8月1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基建工程兵部队番号，决定在兵种领导机构组成前，在国家建委暂设领导机构。1978年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兵部，为大军区级。这时部队已经发展到近50万人，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担负着国家基本建设重点项目和国防工程施工，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和战备通讯等任务。
我到基建工程兵工作，外界有很多猜测和传说。由于“文革”期间在湖南我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我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是华国锋同志的安排。事实上此事同华国锋同志根本无关。当时他身兼党政军主要领导，非常忙，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同时，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绝不会越过组织，安排干部。
事实上，调我来基建工程兵的真正原因有两条，一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扩编太快，部队管理跟不上，缺乏军事指挥干部。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后，担任兵种领导的都是从各部委抽调的干部，他们大都离开部队多年，对部队管理有些生疏，因此急需调派熟悉部队管理的干部，加强部队的管理。二是我与当时主管基建工程兵的谷牧副总理和李人林同志都有过工作接触，他们了解我。我和谷牧同志相识是在1977年。1977年1月至9月，中央指派我率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尚未成立，铁路jiāo通等由国家建委兼管，谷牧副总理分管建委工作。我多次向他请示汇报解决兰州铁路局的工作问题，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印象也不错。时任基建工程兵主任的李人林同志，是新四军五师的老同志，1951年四十七军入朝参战时，他曾任四十七军政委，我当时任四十七军一四○师师长，工作中接触较多，比较了解我。后来他到地方工作，也时常利用出差等机会到老部队来看望；我到北京开会时也常去看望他，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基建工程兵选调军事管理干部组建兵部机关时，他首先想到我，和谷牧同志一起向军委建议，要我来任副主任，主管部队管理和训练。
对到基建工程兵任职，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内心讲，我是不大愿意来的。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野战部队工作，熟悉部队的作战训练，热爱军事指挥工作，对工程建设和施工生产不熟悉。当时兰州军区政委萧华同志找我谈话，宣布军委的命令，他说：“军区也不同意你去，总政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同意，现在组织已经决定了，你就去报到吧。”
1979年1月，我离开兰州，到北京基建工程兵任职。当时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刚刚成立不久，领导干部尚未配齐。李人林同志任主任、党委书记，副主任有张孔修、王森，杨杰任副政委。1979年3月中央决定谷牧同志兼基建工程兵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4月增补我为党委副书记。后来又陆续调入黎光任副政委，朱光任副主任，夏夔任政治部主任，逐步配齐了领导班子。我到职后，因我是中央候补委员，李人林同志对我很热情，迎接我时对我说：“不知道你以前做过政委工作，要是早知道，当初就直接推荐你当政委了。现在任命已下，以后再改吧。”当时，机关买了两辆红旗轿车，他自己用一辆，把另一辆给我用，让我负责部队日常工作，很信任我。
我在基建工程兵工作时间不长，1979年1月报到，1981年底部队就酝酿撤销，1983年11月正式撤销，我在基建工程兵工作时间总共也就3年多。
2、贯彻“十二字”方针，整顿部队作风纪律
基建工程兵自1966年成立，先后经过几次大规模扩编，到1979年我去任职时已发展到近50万人，有9个军级指挥部，3个师级办公室，32个支队（师），156个团，5所技术学校，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部队高度分散，担负的任务五花八门。我到任后，分工负责部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训练。为了了解情况，管理好部队，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部队调查了解情况，指导解决问题。部队团以上单位我都走到了，我还深入到偏远的一线连队和施工工地。一次，我到jiāo通部队检查工作，提出要看看在青藏高原修路的部队，jiāo通指挥部主任伍坤山同志劝我不要下到基层连队，因为那里高原缺氧，条件艰苦，怕我年龄大了，身体吃不消。后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陪同我一起上了青藏高原。一到高原，很多年轻同志都出现了高原反应。我在兰州军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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