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但战争何时bào发，无法确定，我们要做好大打、早打的准备。部队进行了全面动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来犯之敌，中央判断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大同、张家口到首都北京最近，直线距离仅560公里；二是陕西榆林、绥德、延安方向；三是酒泉以北河西走廊一线。确定这三条路线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地势平缓，有利于机械化部队大规模展开，还有水源。因此军委在西北进行了战略预备队部署，四十七军驻防西安以北的机动位置上。为粉碎敌人的侵略，制定作战方案，我们组织师团干部和参谋人员分两批进行了战场勘察。7月，我率领四十七军各师师长、参谋长、后勤部长及军、师机关相关干部60余人组成第一批战役勘察组，分别对陕西的延安、榆林，山西的忻县、大同等预想战区的地形、道路、河流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勘察。勘察过程中，我们听取了当地驻军设防情况和地方政府的介绍，对各战役要点和关口，现地研究了未来作战预案。此次勘察，历时一个半月，行程7200余公里。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批勘察，两批勘察共组织全军100余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及参谋人员，对预定战区内的90多个县市的有关地形进行了勘察，增强了战备观念，熟悉了预定战场地形、道路特点，充分掌握了各地的设防条件。在此基础上，为确保部队做到能藏、能走、能打的要求，勘察后，我将参加勘察的军师机关人员集中起来，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资料、图表，拟制战备预案。我们在两次组织军、师、团主要干部进行战役勘察基础上，共同研究，初步制定了预想阻敌作战、反空降、以及向战区开进的机动方案。
对影响部队机动的河川，我们又组织军、师侦察、工兵部门对战区内黄河、渭河的主要渡口进行勘察。工兵详细了解了从内蒙五原到陕西潼关1300余公里黄河段上的74个渡口和从临潼至潼关的渭河段上18个渡口情况，并根据勘察的实际结果，绘制了要图，拟定了部队渡河保障计划。紧接着又狠抓部队各项战备制度的落实。根据中央军委颁发的《等级战备规定》，军在多次试验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针对部队实际情况制定了战备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具体细则。从各种战备制度上保证了部队能一声令下，迅速执行作战任务。然后按预定作战要求，反复组织演练。1971年初，军两次召开反空降作战会议，并组织了四个反空降值班营和三个师的司令部，进行摩托化步兵营反空降演习，有效保证了反空降作战方案的落实。四是把落实战备方案和野营拉练结合起来，在拉练中检验和演练作战方案。
如1970年底××师和××师分别将连以上干部和部队拉到当年宜川、瓦子街战役现场进行演练；1972年11月至12月，各部队在预定战场进行打坦克演练；1973年底××师从收拢部队向战区开进到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进攻的演练；1974年底军率两个师和军属pào兵团、高pào团向两个战役出击方向机动演练等，都使各级战备议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落实。
战备训练，是部队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重要条件。过去部队多年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及施工生产任务，军事素质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要结合作战方案，狠抓战备训练，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首先是重点抓好干部和司令部训练。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并通过干部带动、提高战士的军事素质。为加强干部训练，军从1972年开始组建师以上pào兵和其他专业干部教导队，训练技术干部，每期4个月；各师组建干部轮训队，训练基层干部。师、团、营领导除参加军、师的分批培训外，还要到轮训队担任连、排、班长，同广大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培训骨干。军、师教导队和轮训队从1971年至1973年各举办四期，轮训基层干部3000余人，从而有效推动了官兵战术水平的全面提高。各级司令部在训练中，还加强本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的业务训练。从识图、用图开始，对图上作业、文电起草等多方面业务技能进行训练。军、师还通过组织首长司令部，配备通信工具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而使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经兰州军区对军、师司令部的考核，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第二，围绕“四大技术”课目，狠抓shè击、投弹、刺杀和打坦克的基础训练。在训练中，要求各级干部必须轮流下部队蹲点，跟班作业，具体进行传、帮、带，以确保训练时间和训练计划的落实。为保障部队有良好的训练条件，明确要求各师建立一个符合训练要求的基地；各团要修建一个适用的综合训练场。通过上述措施的贯彻执行和广大官兵的努力，部队训练水平普遍有明显提高，在1972年兰州军区年终考核中，四十七军的总成绩名列第一。
? 为了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从1970年开始至1974年，每年都进行一次年终全军大拉练，以检验训练成果，在接近实战条件下锻炼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在野营拉练的同时，我们沿途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拉近了军民关系，扩大了四十七军的影响。1972至1974年的大拉练，还侧重演练反空降演习、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这些演练都是根据现场地形特点制定方案，以锻炼各级指挥员指挥能力。全军战备训练工作，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学习，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对四十七军在战备训练中各项考核成绩、条令制度的执行、机关作风等均给予较高评价。他多次召集军区所属各军和省军区的有关领导到四十七军开现场会，介绍和推广经验。而四十七军本身军事素质的提高，也使部队更具信心地成为能走、能打、能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强有力部队。
在加强战备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结合我军的建军宗旨，努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官兵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开展“热爱大西北”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利用野营拉练途经洛川、延安枣园、杨家岭等革命圣地的机会，进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先后在毛主席接见三五九旅南下干部的边区礼堂、南泥湾生产基地和杨家岭“七大”旧址进行八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令全军官兵更加熟悉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为部队扎根大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我到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这次任命，是以皮定钧司令员为首的兰州军区领导和各级机关主持正义，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许多大省如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委会”主任大都兼任大军区副职。我是1960年升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正军职），1965年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此后不久又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不久，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任命我为军区副司令员。论资历我也够格担任大军区副职，但广州军区的个别领导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极“左”思想和个人狭隘的私念，坚决反对任命我为副司令员。
我同他们的“恩怨”，完全是由于在工作中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而引起的。“文革”期间，一次我带四十七军数十位干部出席军区会议，当时他们向我打招呼说：“会议期间有文工团来慰问演出。某文工团是某派支持的，你们不要去看他们的演出。另一个文工团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应当支持。”我心想既然都是军区安排的演出，自然不会有问题。如有政治问题，也不会允许他们演出。因此，我对此事并没有在意，出席会议的四十七军代表两个演出都看了。事后就有人造谣说：四十七军支持某派，反对某派。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说我不听招呼，目无领导。
此后不久，又有一事令他们对我更为不满。当时，广东省缺少能源，煤炭供应主要靠湖南。中央曾有指示要求保证北煤南运。因此，他们就想通过军区的隶属关系，要求我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这涉及到地方行政归属问题，并非简单的军事隶属关系。我自然不能同意，并向周总理汇报了此事。总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否决了他们的决定。从此，他们就对我恨之入骨，公开指责我同军区搞对立，处处为难我和四十七军，还污蔑四十七军是“贺龙的土匪部队”（四十七军前身是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我当时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不能随便罢我的官，就借口延安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紧抓不放，非要拿特务这顶帽子开刀，污蔑我是guó mín dǎng派到延安的特务，企图置我于死地。他们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和我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阮庆，当时在广西省供销社工作，被造反派打倒。军区为了抓到我当特务的证据，就不断派人到地方，向省供销社施加压力，打击迫害阮庆，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24小时车轮战，要他承认我是特务，完全是法西斯的一套。他们从1967年开始迫害阮庆，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其手段之卑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阮庆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宁折不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阮庆才得到彻底的平反。1968年，他们因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时执行中央决定而同军区发生分歧，以反对派xìng为借口在军区办“学习班”，将四十七军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包括全军战斗英雄、副师长郝忠云）以及团职干部近百人集中到广州。
学习班规定了“十不准”，比如不许请假，不许外出等等，完全是“坦白运动”时搞的那一套。这批干部都是因为在工作中支持我，因而惹恼了他们。在学习班上便强迫他们jiāo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谓派xìng问题、反军区的言论，同时还要求他们揭发黎原反对军区的罪行。学习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该班结束后，有的干部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干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九大”期间，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们仍不甘心，想cāo纵选举，四处动员、jiāo底。最后我以微弱票数当选，得票数同当时因“二月逆流”靠边站的老帅们差不多。他们想以此丑化、嘲笑我。当时就有同志戏称：“黎原的得票数同元帅一样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归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想提拔我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个别人仍借口我历史问题尚未调查清楚，坚决反对。当时，皮定钧主持正义，亲自过问此事，并主动向总政主任李德生建议组织调查组，彻底调查。最后军委决定由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总政各抽出三人组成工作组，共同调查。工作组为此调查了我在guó mín dǎng中央军校十一期的同学、区队长以及军校政治处负责人。军校十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复兴社支部负责人王立哉（解放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以及复兴社成员王伟等都证明我在校时没有加入过复兴社。王立哉特意向组织报告：“关俊彦（我的原名）是农村来的，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突出，特别是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具备复兴社社员的标准。我当时是复兴社支部负责人，我们支部的七八个人我都认识，绝对没有关俊彦。”工作组还到我的家乡和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向许多熟悉、了解我历史情况的同志进行调查。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工作组做出结论：黎原同志没有政治问题，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所谓受guó mín dǎng之命到延安长期潜伏更是无稽之谈。黎原同志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同志的介绍，经党组织同意到抗大学习的。他参加革命后，在战争年代敢于同敌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积极、努力，表现突出。我的老同学阮庆、廖政武也多次向组织证明：我们三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具体过程。此事一直拖到1975年5月经叶帅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我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从此我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西北后，部队能够坚决完成军区领导布置的各项战备、训练、营建任务，特别是继承了三五九旅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军区的表扬。从1971年开始，军区领导就决定从四十七军抽调一些干部充实军区机关和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考核和严格挑选，四十七军数十位师团职干部陆续调到兰州军区机关和宁夏省军区新的工作岗位。继我之后，四十七军先后又有5人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两人升任副政委，提拔了20多名正、副军职干部，师团职干部更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四十七军的干部是有工作能力的，四十七军决不是他们所污蔑的“土匪部队”。而留在湖南工作的原四十七军干部，大都受到迫害、排挤，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受到重用。
我上任之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原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调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韩司令员是“四野”的老领导，参加过抗美援朝，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以往的表现非常了解。根据新领导班子的分工，我负责分管作战事宜。
一上任，我就陪同韩先楚司令员赴酒泉导弹发shè基地视察。每到一处，都同广大指战员jiāo流，了解国防战备建设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同基地指挥员一起制定作战方案。
4、整顿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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