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对于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大树坳战斗的胜利，使芷江、麻阳一带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成股的土匪基本被消灭，零散的土匪也都隐藏于深山密林中不敢活动。麻阳惯匪聂焕章，只身逃到贵州铜仁、玉屏一带，被我四一七团八连排长慕容江带的“飞行队”追击抓获。
1950年10月中旬到年底，军又组织边缘区剿匪会战，分南北两区展开。南区在军长曹里怀指挥下，于10月19日以日行60公里以上的速度奔袭绥宁、靖县及雪峰山区的土匪。我师四一八团以两个营组成尖刀队，由会同直chā匪穴靖县县城。各路进剿部队于20日拂晓前至指定地点，展开进攻，很快攻占了绥宁、靖县两城和土匪据点十余处，歼匪500余人。随后，我一四○师配合友军在绥宁、靖县地区和雪峰山构成直径120公里的包围圈，6000余匪全部落入网中。各进剿部队经连续追击、围剿，至11月中旬，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林以下5500余人，整个边缘区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就地铺开清剿散匪。11月中旬，我会同军分区集中九个连，将会同西南地区张lún麒、傅太和股匪包围，经十昼夜反复搜剿，歼匪1000余人。随后，我师又配合贵州部队围歼杨彪股匪于九龙山地区，经半月围剿、追击和搜剿，全歼该匪2500余人，俘匪首吴君庭。在此期间，我一四○师四一九团协同贵州镇远分区友军，将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包围于晃县南部，歼匪“湘黔边区人民fǎn gòng救国军”副司令姚大榜以下2800余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
绥宁和靖县的土匪被歼后，大大震撼了龟缩在通道县城“苗王”粟昌福为首的匪第十二纵队，该股土匪迫于压力，派人与我军联系，表示愿意归顺。12月初，四一八团进驻通道县城，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道县城和平解放后，粟昌福部改编为通道自卫队，但原县长孙献廷为首的部分土匪持qiāng上山与我为敌。四一八团即对其展开进剿。经20余天的搜剿，将孙匪200余人全部捉拿归案，缴qiāng300余支，彻底解放了通道县。
此次边缘区会剿，到12月底胜利结束，我四十七军共歼土匪两万余人，基本肃清了湘西历史xìng匪患，解放了靖县、绥宁、通道三座县城及广大边缘地区，使100多万各族人民从土匪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羁绊下解放出来。至此，我四十七军经营湘西一年多，广大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qiāng支7.98万余支、各种pào190余门；解放了湘西22个县，使湘西的350万人民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保障了二野向西南顺利进军，彻底割掉了湘西历史上的“盲肠”，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建立“fǎn gòng游击基地”的计划。我们在剿灭土匪的同时，还抽调干部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了湘西各级党委和政府，组建了三个军分区，两个独立团，22个县大队，共2.98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圆满地完成了经营湘西的任务，受到湘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
湘西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解放军为湘西人民翻身解放所做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特意在原四十七军军部驻地沅陵和原三个师驻地辰溪、芷江、永顺以及烈士牺牲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座剿匪胜利纪念塔、纪念堂和烈士纪念亭，经常组织悼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7部分、朝鲜临津江两岸，鏖战美国王牌军
1、集结北上，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bào发时，我正带着部队在湘西剿匪。朝鲜的局势随着美军的介入，越来越严峻。到了9月，麦克阿瑟指挥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很快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10月，我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下旬，第一批部队入朝参战，立即给美韩部队以迎头痛击，经过一、二、三、四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占领汉城，取得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将战线大体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为了打败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央军委决定继续从国内增调部队入朝，实行轮番作战。1951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四十七军：“为了粉碎敌之企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组织第二番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令我军2月底集结武汉，3月北上。当时我师正分散在湘西8个县，有些地区分散以班、排为单位，执行清剿残匪的任务。时间仓促，任务紧急，而部队又高度分散，指挥jiāo通极为不便。受令后我们及时组织部队就地收拢集结，以连、营为单位向指定地点集结。
我师于2月15日奉命由湘西芷江、会同、靖县、晃县、黔阳等县出发，告别湘西人民，徒步行军，经安江、洞口、大坪、邵阳等地，于2月20日到达湘潭地区集结。
为适应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四十七军曹里怀军长、周赤萍政委经反复考虑，对我一四○师各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将师、团领导班子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调出，补充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并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我是1949年底刚从四一八团团长升任一四○师参谋长，不到一年又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自1949年4月刘转连师长调离四十七军后，到1950年11月任命我代理师长，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军先后调离三任师长。接任刘转连的刘子云师长半年后调任军参谋长；继任蒋克诚师长不到半年也调任军副参谋长；原四一九团团长陈福章接任师长后，未到职即调到长山列岛任军校校长，由我代理师长。军首长为了便于我在全师开展工作，在此次调整中，还将一些资历比我老的干部调离，如师政委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新任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上干部，全部由一四○师所辖三个团的年轻主官担任。从这次调整中可以看出组织上对我的重视、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努力做好工作，才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同时，我也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的作战对象是以号称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同于以往的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guó mín dǎng军队，这对我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努力学习和运用máo zé dōng军事思想，通过在战争中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我带领的一四○师这支部队又是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参与组建，并培养训练和指挥的部队，我对这支部队非常了解，对它的战斗力充满信心。我想有党的正确领导，上级的正确指挥，先期入朝部队的作战经验，我有信心和决心带领全师打好出国作战的每一仗，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败美帝国主义，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作为一个军人，我也很想带部队入朝参战，在战争中锻炼提高自己，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实现军人的价值。我自从17岁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抱负就是为着打败列强。毕业以后，先后同日本帝国主义和guó mín dǎng反动军队作战，并战胜了他们。能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部队较量，战胜他们，也是我的抱负和希望。一四○师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精干、有朝气、有战斗力的班子。这个班子好就好在有一个好班长政委赵平同志。赵平是河南荥阳县人，毕业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1936年，他在河南阌乡县（今属灵宝）小学以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他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南北，一步一步擢升为一四○师政委。赵平为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对军事主官的作战指挥坚决支持。1964年，赵平从四十七军副政委岗位上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夫人张铭鬲和几个孩子都跟着遭殃。张铭鬲被发配到陕西省合阳五七干校劳动，两个孩子赵小平和赵志强在干校放羊，另一个儿子赵志坚也被送去劳动。1970年四十七军由湖南移防陕西，军部驻临潼，我得知张铭鬲的情况后，驱车从临潼到合阳，看望张铭鬲母子，并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军里，让他们参军，把他们保护起来，也算是对老友亡灵的一点安慰吧。
我和赵平相处多年，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对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和作战部署，考虑成熟后，敢于做决定，敢于负责任。如入朝后在铁原西北地区与敌争夺缓冲区时，我主张将阵地向前推进15公里，当时上下级均有不同意见，但赵平经过反复思考后，坚决支持我的建议。有人怕军里有意见，赵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对整个战局有利，我们就干。如果上级怪罪下来，我是党委书记，由我负责，要处分就处分我，要撤职就撤我的职。”他的气节风范，使我非常感动，也激励我加倍地努力，干好工作。我经常想，也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讲，我之所以在军事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遇到了两个好政委。当团长时，遇到好政委杨敏同志，当师长时遇到好政委赵平同志，他们在重大军事指挥决策上，都积极支持我，并主动承担责任。如有不同意见，也能坦诚相见，同我jiāo换意见取得共识。我们之间互相信任、团结，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都感到有依靠。在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困难和危险随时相伴着我们，但我现在想起来仍很留恋那十几年的战斗生活，比起以后住大都市、出有车、食有鱼的生活，更感觉愉快幸福。现在回想起那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同老伙伴、老战友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仍会令我兴奋。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段既艰苦危险又愉快幸福的经历。他们使我魂牵梦绕，终生难忘，经常夜不能寐。这些老战友有的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有的像赵平同志一样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在四一八团任团长时的政委杨敏就是因工作上受压抑，不得志，忧郁得病而去。杨敏同志是湖北宣恩人，1920年出生，比我小三岁，1934年入伍，参加了长征，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入东北，1947年9月到四一八团任政委，和我一起工作，1950年调到一四一师，历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后来又调任一三九师师长、五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现在写回忆录，想起当年和我一起在师、团领导岗位上的战友，我内心非常辛酸。1951年3月，我师在湘潭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调整了编制。我师不仅齐装满员，除原来所属的四一八、四一九、四二○三个团外，还增编了一个补训团，增补4000多名新兵。他们大都是由湘西各级政府动员参军的。以前有句老话称“无湘不成军”，而湘西人又生xìng勇猛。这批新兵参军前大都有被匪首恶霸裹胁入伙的经历，打过仗，放过qiāng，不像一般老百姓一听到qiāng响就害怕，因此单兵作战能力强，比其他省刚参军的农民勇敢，能吃苦。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的特别多，有很多入伍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孩经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回国后大多提职当了干部。
为了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我们还开展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三视”（鄙视、蔑视、仇视）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心。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出国作战打下了初步基础。3月28日，全师乘车北上，于4月9日抵达鸭绿江边的长甸河口集结。4月12日，四十七军军部率两个师由安东（今丹东）过江入朝。一四○师为军的东路，由长甸河口出发，跨过了鸭绿江。入朝作战之初，除政委赵平和我外，还有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两人，师领导班子总共四人，刚好坐一辆车。应该感谢军首长为我师配备的干部，少而精。大家团结一致，指挥得心应手。为防敌机侦察和轰zhà，入朝后部队都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敌人夜间发现我部队后就放照明弹并轰zhà。因此，志愿军在沿途一些岔路口的制高点上或相隔几里路就设一个防空哨，敌机来时即鸣qiāng报警，部队立即疏散在路两侧隐蔽，待敌机走后，继续行军。我们每天行军35公里左右，全师走了整整十天，经过朝鲜的朔州、青山石、军隅里、三所里，于4月22日进至顺川郡西北十余里新里地区集结。
在敌机日夜轰zhà、我方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行军，全师近两万人，行军十天无一伤亡，安全到达目的地，主要经验是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选择得好，部队行军组织周密，纪律严明。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都是我同参谋长宗赓哲及参谋们共同在图上作业，选定的。我们当时使用的朝鲜地图是日本人测绘的，比较准确，通过等高线，可以看出山的高低、坡度，以及植被情况。部队行军、住宿尽量选择在山沟、阔叶林等隐蔽处，以防止敌机侦察和轰zhà。当时有的参谋就好奇地问我：“师长，您从未到过朝鲜，怎么知道山岭和森林等地形、地物？”我说：“地图上都标示着呢。”当时部队参谋人员，包括许多指挥人员，都不会正确使用地图。为此，到达目的地后我就组织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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