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龚（即龚自珍）、魏默深（即魏源）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益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以为亭林、东原、竹汀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
然而，四年前即公元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沈老先生已驾鹤西去。当时，大为恸哭的王国维挥毫写下了这样的一副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在怀想与沈曾植老先生jiāo往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中，王国维恍惚地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特别日子，那是当年即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３１日，这是好友密韵楼主人蒋汝藻的５０寿诞之日。当时，王国维应蒋汝藻之子蒋▲孙之邀，同样饱蘸深情地为好友蒋汝藻写了一篇“寿序”。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十分感念蒋汝藻当年在上海时为自己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藏书，以及后来出资为自己刊印《观堂集林》之情谊，同时也对因密韵楼藏书散失而心绪变得寂寥的好友进行真诚地劝慰：
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xìng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jiāo，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余椠明钞，专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斋之命。居士颇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义不可辞，遂夙驾北上，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变，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贸迁折阅，至乙、丙间，遂亡其书。余在海上时，视居士之书犹外府也。闻其书亡，为之不怡者累日，顾苦无语以慰居士。岁六月，居士之子孙贻余书曰：家君今年五十矣，近颇寥落，丈盍作诗以宽之。余废诗久，无以塞孙意。因念孙年甫逾冠，濡染家学，嗜书不亚于居士，其于旧椠，若南北宋之别，浙本建本之异同，一见即能辨之；又嗜古器物，其所私蓄若唐镂牙尺，若金元钞板，皆宇内绝品。以余所见，南北名家之子弟，有出其家藏孤本以营差阕者，有鬻其宋椠书而月置数妾者，今观于孙，而知所以寿居士之道矣。盖往而必复者，天之道也；困而后作者，人之情也。自宋以来，吾浙藏书家以湖州为最盛，然其聚散亦屡矣，居士之先世亦曾亡其书矣，居士勤勤搜讨，二十年间蔚为大家，有光前人，故余曩为居士作《传书堂记》，谓石林、直斋之书久为煨烬，而今有张、刘诸家；茹古精舍、求是斋之书十不存一，而今有居士。盖一乡一家之遗泽，虽百世而未有艾也。今居士之书虽亡，而嗜书之心未衰，又嗜书之人继居士而起者，固已崭然见头角矣。然则，居士他日之所获，安知不倍蓰于今之所亡，如密韵楼之于茹古精舍者乎？爰书是以寿居士，并以为之券，居士闻是言，其莞尔而尽一觞乎！
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虽然是为了宽慰心情寥落的好友蒋汝藻，但他言辞恳切而真挚，没有半句虚哗浮弄之语。如此，当蒋汝藻接到这一“寿序”时，一定会如王国维之所愿，自当“莞尔而尽一觞”也。然而，今天是自己的“五秩初度”之时，可又有谁来宽慰我王国维同样寂寥且悲痛之心呢？没有！是的，不仅没有人来宽慰王国维这颗已经伤痕累累之心，而且摆在案头的竟是自己结jiāo近三十年之挚友兼亲家罗振玉发来的绝jiāo书！对，还有罗振玉这位与自己有着近三十年深厚jiāo谊的挚友兼亲家，王国维想起了去年八月罗振玉６０寿诞时他前往天津为其祝寿时的情景。这一天，须发已经花白的罗振玉面色红润，精神状态非常康乐，这不仅是因为有诸多老友新朋前来祝寿，更有逊帝溥仪赏赐了“岁寒松柏”匾额之殊荣。三年前即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罗振玉承逊帝溥仪大婚时已经得到“贞心古松”匾额的恩赐，而今又有“岁寒松柏”匾额之赏赐，罗振玉感激万分，遂自号“贞松”或“贞松老人”。当然，作为一代学人罗振玉同样看重友人的祝寿诗词，特别是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挚友兼亲家王国维的贺诗。想到这，王国维不由在心里默念起当时自己为罗振玉所写的一首祝诗：
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更难忘。
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
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
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进一觞。
在诗中，王国维回想自从与罗振玉相识以来的诸多恩情，而如今在自己“五秩初度”时却赢来了老友的绝jiāo信，这怎不让王国维心绪低落慨叹人生之悲运呢？不过，如果说罗振玉的绝jiāo信已经使王国维那颗智识心灵遭受了重创的话，那么波诡云谲的社会局势则让王国维有一种风声鹤唳般的心理感受，似乎神州大地已经难有一片安适干净之地了。
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国大地上云沉雾暗、海沸雷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战争矛头直接指向由帝国主义cāo纵的北洋军阀，而北洋军阀的老巢就在王国维寓居的古老的北京城。于是，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湖南攸县的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然后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简直就是势如破竹，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进攻，便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等省全部或大部地区，随即成立了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立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然而，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与其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相互攻伐的厮杀，北京城里的旗帜变换频繁。于是，一时间由谁也辨不清的混战所掀起的血雨腥风，顿时笼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
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相伴而生的，还有向来以拯救社会苍生为己任且极为活跃的学界的运动。于是，在学术重镇北京城里先有青年学生们发起轰轰烈烈的学潮运动，后有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再有学界著名人士的挺身而出，接着便是学界在政府高压下的抗争、惶恐与苟活了。纯粹学人王国维向来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社会jiāo往也都是一些学界人士，所以他对社会局势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精准的判断。于是，曾在政治漩涡中挺立潮头而今同样沉浸在学术海洋中的梁启超的判断，便成为王国维认识和辨别这时混乱社会局势的准星。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梁启超在当时社会状态中的一些感受和判断吧？例如，梁启超于公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７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这样写道：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同年３月１０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账，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
同年３月２１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jiāo通断绝，那时便yù避不能。我现在正斟酌中……南方闹得最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
同年３月２９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早已知道了。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也许你们消息比我还灵通），外人张大其词，虽在所不免，然党军中有一部分人有意捣乱，亦绝无疑。……北京正是满地火yào，待时而发，一旦bào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逃避，现以饬人打扫津屋，随时搬回。
同年５月５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近来蒋介石……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糊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个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双方人都勾张作霖。北方军阀固然不要脸，南方党阀也还像个人吗？
同年５月１１日，梁启超在《与顺儿书》中又写道：
北京局面现在尚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
同年５月３１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检点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烛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销声匿迹，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通过梁启超以上七封家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社会状态已经混乱到了怎样的地步，如果用无以复加的糟糕来形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如果说以上只是梁启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客观描述，以及袒露他自己在那种状态下的个人心态的话，那么，姜亮夫先生后来的回忆，则直接关涉到了王国维的生命情态：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先生遇害。北京学生界大为愤怒。此后北京局势也日趋紧张，恶化。广州北伐军已渐渐逼近南京，并攻下南京，渡河北上。清华院内国共两党斗争也日益激烈，时有传闻说，清华有的教授先生带家眷到美国去了，这时国学研究院也起了许多变化。政治牵连较大的是王静安先生，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脑后有长辫，又听说长沙叶德辉被杀，罗振玉已进入东jiāo民巷某国大使馆，清代遗老都纷纷“逃难”，犹如大祸临头！这是政治变革前夕的一般现象。静安先生很着急，他本来从不问政治，外jiāo情况也不知，但他有一个同乡学生经常到他那里去（名叫何士骥），劝先生剪发。有一天，北大教授马先生来看王先生，也谈到剪辫子问题，这些劝解都是从形式看问题，也有一定用处。这时梁任公先生突然去天津，所以静安先生心中更为惶恐。在这期间，我去过二三次，前两次有人在不能讲话，有一次七时半去果然无他人，先生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我说：“你别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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