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jiāo易。物品或劳务都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xìng，其度量成本高。jiāo易不是不断地发生，而且没有重复往来。jiāo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亲戚关系、各式各样的诚信、少数族群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依共同信仰而为自愿履行正式合约提供了架构根据，但是缺乏有效的第三者来辅助合约的履行则成了jiāo易达成的一大困境。因此，在非人情式的jiāo易世界里，一方面必须确定卖者所jiāo易物品拥有产权,这样买者才会放心来购买所出售的物品；另一方面必须保证合约有效履行。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凭承诺进行jiāo易，只有使承诺恪守不渝的适当保证，否则凭承诺进行jiāo易无法进行。这些问题仅凭传统的道德lún理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这就导致了大量法规、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
可以说，在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中，由于jiāo易费用的存在，并不排斥lún理道德对建立市场秩序的重要xìng及意义，或lún理道德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而并非有人所称的“道德市场经济”来画蛇添足，把道德看为市场异在的东西，并把它排斥于市场经济之外。但是，道德为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并不是说，道德就是市场秩序的全部，市场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依赖正式的法律法规，依赖于正式规则下合约的有效执行。
其次，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人类经济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强约束、弱激励；二是强激励、弱约束；三是激励与约束基本上对等。第一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政府的计划命令，个人除了采取各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这种强制xìng的约束外，个人根本没有努力工作的动机。由于这种体制否认了个人工作努力的积极xìng，其经济根本就没有活力。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计划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简单原始的传统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与人情式jiāo易一样，由于生产力和专业化分工的水平低，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lún理道德来维系。这些完全是出自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自愿，而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或压力。这种强激励、弱约束的机制在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十分简单的情况下还能维系，但到了现代社会根本无法找到它的现实生长点。
第三种类型激励与约束基本上对等的机制就是现代以法治（ruleoflaw）及法治精神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在这种体制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为个人或组织工作努力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也约束个人或组织行为要在已有的正式规则下作为。例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如果不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这种权力必然会无限地膨胀，并由此来侵犯个人的利益。如果个人一旦预期到政府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会采取各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这时的经济要出现活力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那么民众既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能根据现有的制度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保障了经济自由，保障了个人积极xìng最大发挥。个人的经济行为就是在这种激励与约束下保证了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尽管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却不能夸大其词，更不可能成为治国之本。如果以非正式的，无法规定xìng的道德为治国的基础，那么必然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形成的法治向“人治”复归。因为，“道德治国”不仅没有现实的生长点，而且还会为好事之徒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掠夺他人的财富提供方便之门。因为，既然上可以“道德治国”，下就可以“道德治企业”、“道德治单位”等层层类推，这样在这种非正式的、无明确规定的道德面前，到底哪一种东西是道德的，结果只会以权力大小而定，谁的权力大，谁就是“道德”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也就会形同虚设，法治精神也就会dàng然无存。那种希望把法治精神与道德原则结合起来的理想也就化为乌有了。
(2001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8节 股市投资者应有明亮的眼睛
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路了，尽管发展很快，成绩也不小，但是问题也很多，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进一步开放，中国股市的转轨经济所表现出的缺陷更是暴露无遗。旧的规则已经打破，新规则或是没有建立起来，或是没有生长的土壤。也正是这种动dàng不安、规则不定的年代，为靠近权力者侵蚀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几年来，媒体陆续暴露出来的股市上种种做假造假、欺诈中小投资者、cāo纵股市等事件正是这些现象的鲜活写照。
从古到今，一介书生，本来手无缚鸡之力，但社会捧之为“贤达与良知”，可能在于他比大众多读一点书多明白一些事理，在于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如实地告诉大众，在于能对有损于社会大众的事情进行鞭挞与批评等，以便来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和民众生活过得更好。但在以钱为鹄的社会里，一介书生这种赞誉与功用则有些弱化了，不少书生更多的是面对功利与钱财。当然，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或社会，没有社会的良知，没有对人对社会行为的关注与批评，个人与社会是不知道自己做得如何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行为做得如何也不知道，那么，他又如何成长呢？个人是这样，组织与社会都是如此。
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不少公众知识分子不仅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关注，在于对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进行批评。他们就像一只只牛虻，不时叮叮社会这只大牛，让它清醒地朝着有利于社会大众利益的方向走。
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受思维惯xìng及文化传统之影响，个人、媒体、组织与社会，更多的是关注以往做得如何好，以往业绩如何喜人，却没有学会如何来反省自身、检讨自己，并从中找出自身的不足与缺陷，更不愿意听到他人的批评。试想，这样的个人与社会还能不问题重重。即使近几年来，这些方面有所长进，但还是与文明社会相去很远。这也就使得我们社会无法真正迈向经济富强之路。
笔者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受那种制度与文化之影响，一些观念与习惯也寓之于心。回到北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本《股市牛虻》就是自己对中国股市发生之事情所写下的一些心得，而且这些心得在报刊登出后很受大众厚爱。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股市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分析、来评价，需要有人像牛虻一样，不时触动它,以促进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为，对股市中的中小投资者，他们无论是信息、知识及工具，还是所持有的资源上都表现明显的劣势。我们的市场不仅要有保护他们利益的法律法规，更需要有人把股市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他们，把出台法律法规清楚地给他们解释，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的真相披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真正地用自己的钞票来投资并做出选择。这也是本书的旨意。
当然，面对着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信息bàozhà的现代社会，无论是股民还是社会上其他民众都无所适从，难以抉择。如果有人能够从某一个视角对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描述、给出一点解释、做出一点分析，那么就能给人们多一种可选择的视点。
经济学人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些事情可能会出现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会太多。
还有，现代经济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早已成为世人所向往的“显学”，多少仁人志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望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生活的现实，希望把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民众的向导。更有那好事之徒，借民众好奇与不知，把理论的学理转化为意识形态来席卷社会之财富为已有。对于这些，在某种特定的社会里，一介书生，或许无缚鸡之力，但他则有良知来明辨，来分析，不仅让自己不为所蛊惑，也要让他人不为所欺骗。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人对此关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一天一天地美好起来。
本文也像一只小小的牛虻，不时叮叮我们这只股市大牛，让它随时随地都得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随地都能以投资者利益为本位，这才是我们股市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2003年7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9节 如何建立起境内外媒体多赢局面
2002年以来，国家广电部门依照政策规定，对国内现有的境外频道进行了正常的管理整顿。其规定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数家境外电视台在国内三星级以上饭店及涉外公寓以外的范围的违规落地都将会取缔。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无论是对境外媒体、国内民众，还是对国内媒体来说，都会是一个通盘皆输的局面。
首先，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广大民众不仅具有话事权，他们通过自己手中钞票或选票来决定个人意志的取舍，而且具有知事权，他们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等等，特别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市场中，信息的透明xìng和真实xìng对广大民众来说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当然，这种信息的透明xìng和信息的真实xìng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来达到，通过政府设立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但是这种信息披露机制如何来实施，不仅需要相应的机构来监管，更需要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因为新闻媒体天然地具有聚集信息与传播信息的特xìng，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人们低成本地获得信息的组织选择。
因此，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新闻媒体诚实公正地向民众传播信息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一家优秀的媒体为了获得市场的青睐，它有动力来报道事实的真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境外媒体之所以为国内民众所青睐，在于它满足了民众的各种喜好，传递了民众所需要的信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阻塞，这不仅会增加民众获得信息的成本（因为在现代社会获得信息的途径千千万万，如果这一途径有问题，民众也会从另外的途径获得）、减少对外界的了解，而且会降低民众的娱乐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及弱化民众消费需求创新的意念。因此，直接受到最大损害的应该是广大民众。比如，笔者之所以喜欢凤凰卫视的节目，就在于它的信息来得最快、最为客观、最能够满足民众所需要。如果此节目不能便利地收到，那么笔者只能通过更昂贵的方式来搜寻相关信息了。
其次，对于境外电视台来说，如果国内民众收视率下降，那么该台在中国内地的广告收入就会骤然下降。因为，境外电视台作为一家企业，追求利润是它们的天xìng。它们之所以会把节目做好，它们之所以尽量使自己的节目满足民众的需要，就在于如何满足他人要求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从电视节目渗透率、收视率和现实收入3个指标来看，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内地的渗透率为4200万户家庭，约占中国所有收视的13%。由此凤凰卫视在国内的收视率位居所有境外频道的第一。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有36%的受访者认识凤凰品牌。正因为凤凰卫视的渗透率和收视率高，其广告收入也高居国内电视台的第六名。据调查，凤凰卫视是迄今为止所有境外电视频道中惟一赢利的，其年均广告增幅超过81%。2000年凤凰卫视90%收入来自于广告，而其中70%的广告收入又来自中国内地。如果上述政府的禁止政策完全落实，那么凤凰卫视的收视率一定会下降50%以上。这对该台广告收入的打击肯定是致命的。
再次，境外电视媒体退出国内是否会把所空出的广告市场让国内电视媒体所占有？在此，如果假定蛋糕的大小不变，那么，广告市场一家媒体退出，一定会让另一家媒体来占有。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国内广告市场的蛋糕大小并不是固定的，既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如果电视节目对民众没有吸引力，广告客户自然会减少。如果电视节目能够吸引民众，广告市场的蛋糕自然会做大。因此，境外媒体退出，其所空出的广告市场，国内媒体也不一定能够占之，关键在于它有没有为民众所喜欢的节目。但是，境外媒体的退出，由于市场竞争减弱，这不仅会弱化国内电视媒体的竞争意识，而且外界的经营手法、经营理念及管理经验也不易传送进来，国内电视媒体运作机制也不容易转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加上上面的两个方面，境外媒体退出国内市场可能出现全盘皆输的结果。
面对着这种情况，如何创造出境内外媒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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