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得吃啊，饿啊！”我一边擦着嘴一边说。
“行了，那我走了，你们俩待着吧。你老实点儿！”说完，中年fù女拎着饭盒指着她老公的鼻子。
临床的病友目送他媳fù走出病房，门关上的一刹那，那男人立刻转过头，贼眉鼠眼地问我：“朋友，有烟吗？给一根。”
我摇摇头，他立刻一脸失望的表情。而后，我跟他聊了会儿天，似乎自从他媳fù给他“点pào儿”，告诉我他是为何进了医院之后，他就觉得没有什么秘密可隐瞒了。他告诉了我很多他的事儿。从上学讲到当兵，从当兵又讲到经商，又从经商讲到发家，以至于他是如何迷恋上赌博的都跟我jiāo代得一五一十。而且一提到赌博，他聊xìng大发，兴致远远高于之前聊过的话题。我估计他出院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赌场捞回来。
后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因为我对赌博完全没有兴趣，而且一点儿也不懂，所以我以要去厕所的名义打断了他的话茬。可就当我小心翼翼地撑着自己的身体坐起来，双脚刚刚从被子里伸出想要落地的一瞬间，我惊呆了！脑袋“啦”的一下就大了！汗也滚下来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右脚上缠着纱布，而中趾，却不见了！！！
“啊！！！”
股剧痛顿时袭来，我抱着脚撕心裂肺地吼叫着，吓得旁边的中年富翁大惊失色。他情急之下慌慌张张地按响了服务铃，仿佛护士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我的声音，瞬间几个护士便破门而入。
“怎么了怎么了？！”三个护士冲了进来，焦急地询问中年富翁，而他哆哆嗦嗦地指了我一下。
“你怎么了？喊什么？”为首的护士问我。
“我的脚！！！”我指着我的右脚中趾，痛苦得都说不出话来。
“疼？”
“谁他妈让你们给我右脚截肢的？”
“手指头保不住了，用脚趾代替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一个护士若无其事地说。
听了她的话?，我眼泪都要飞出来了，我大喊：“你们他妈的经过我同意了吗？”
“您被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晕倒了啊，而且也没有家属。我们这是抢救，要不然您连脚趾都接不上了。”
听到她这种无理的解释，我越发怒火攻心：“怎么可能？我他妈以前是医生！我懂！我来的时候就把断指放在冰块里，怎么可能保不住？！你骗谁呢！！！”
“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好吗？您的血液循环不好，而且有血管危象的症状，给您接上脚趾……”
“你他妈闭嘴！！！”我打断了她的话，然后突然抱着头安静下来。我脑子里想，算了！闹也没用，手指反正已经保不住了。我卧薪尝胆只为了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并不想节外生枝。跟第四个要被我干掉的“准死人”比起来，我少一根脚趾算什么？我摆摆手，撵她们出去。然后一头躺在床上，泪水顿时从眼角滑了出来。
隔壁床上的中年富翁试图安慰我，咳嗽了一声刚想说话。我立刻打断，眼睛盯着天花板：“什么都别说，让我静一静。”
晚上9：00，护士准时拿着烤灯过来。也许是下午我发怒的样子吓到了她，她一直唯唯诺诺的。搞定一切之后，她刚要离开，我冷冷地对她说：“我想上厕所。”
“哦，我把拐杖给您拿来。”护士细声细语道。
原本就是个右腿残疾的人，现在右脚的中趾又没了，还叫我拄拐杖！这种痛苦可想而知。我猛地转过头瞪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怒火。护士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奔向墙角拎过一副拐杖，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下床。
我左脚先着地，借助左腿和拐杖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让右脚的后脚跟落地，就那一瞬间，即使没有碰到伤口，可痛感照样是难以名状的。我惨叫一声，忍痛往前迈了第一步。
“您右脚别着地。”护士说。
“我他妈知道！”我怒吼着回答。
卫生间就在房间里，不到五米的路。虽然很多年前我就有拄拐的经验，但这五米我走了将近一分钟，可谓步步惊心。
※※※
2012年12月10日，上午10：00，我被护士叫醒输液。这是我住院的第二天，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医生，而自己从来没有因病住过院。如果当初最应该住院的那一次住过，也许我今天也不会是个瘸子。
2012年12月11日，和昨天一样，输液、吃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上厕所，用烤灯烘烤伤口，和临床的富翁侃大山。
2012年12月12日，我的脚趾感觉恢复得出奇地快。疼痛感明显减退了不少，我已经可以脱离拐杖。自行走路了，简直天助我也！我看看时间，中午1：50。临床的家伙正在睡午觉，听那如雷一般的鼾声就知道他睡得很熟。我轻轻地掀开被子，下了床，一瘸一拐到病房门口。打开门，把脑袋先探了出去，左顾右盼一番。此时正是医生和护士吃饭和稍事休息的时间，所以楼道里空无一人。我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中午的医院，安静得出奇。除了偶尔从病房里传出的轻轻咳嗽声之外，什么都听不到。我进了电梯，按了六层的按钮。六层是这家医院的顶层，这一层已经没有了病房和科室，所以其安静程度更甚，只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我缓缓地走向漆黑的走廊尽头，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我看着这扇厚实的木门和上面的金色牌子，刚要伸手敲门，突然隐约听到房间里有一个女人放dàng的笑声！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倾听。笑声没了，响起一阵男人的说话声，但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一阵高跟鞋走路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她不会是要开门吧？我赶紧忍着脚上的剧痛走向旁边的一个拐角处藏起来。
我的心跳很快，静静地等着那个女人出来，希望她不要往这边走。可房门并没有开，过了至少十分钟的时间，那办公室的门才“吱呀”一声打开，那女人对里面的男人yíndàng地说：“我走了啊！”然后发出一声飞吻的声音。我屏住呼吸，心想，就算她朝我这边走过来我也要故作镇定，假装是找人。尽量让自己放松，放松，可那高跟鞋的声音却越来越远。
我探出头向楼道的另一侧看，一个穿护士装的女人朝远处走去。那女人并不，但身材很好。细腰、肥臀、长腿，一边走还一边收拾头发和衣服。我鄙夷地冷笑了一声，等她进了电梯，才从拐角处出来，重新走到那扇厚实的木门前。舒缓了一下刚才紧张的情绪，轻轻敲门。而没想到的是，里面的男人居然开心地喊道：“来了来了！我来开门！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小冤家！哈哈哈哈！”
门猛地被打开，没有什么小冤家，而是个更大的冤家站在门外。开门男人的表情从心花怒放突然就变成了呆若木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五十多岁，红光满面，衣冠不整。两条又黑又重的眉毛下面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直鼻阔口，再配以一头乌黑的秀发，完全不像这个年纪的。总之，要是放在以前，这副高大全的模样完全是可以演电影的，而且还得演英雄人物。
“你啊？”他说。
“呵呵，您好。院长。”我客气地露出笑容。
“进来。”说完，他赶紧转身背对着我，朝自己的办公桌走去，一边走一边打理自己的衣服。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冯奇斌。我之前说过，要是一般人敲门他是不可能亲自开门的。如果正赶上他打电话，他会让你站在门外等着，然后等他挂了电话后，跋扈地喊一声“进来”。之所以今天他如此猥琐，肯定是跟刚才的那个护士发生了什么。
他坐下后，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穿着病号服，手上和脚上都缠着厚厚的纱布。他一脸徒异，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让我坐下。我在这儿工作那么多年，来这个办公室无数次。但真正让我坐下跟他谈话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次，要么是给我下任务，要么就是跟我吐苦水要我减工资。也许是他看到我受伤了，让我坐下，也算是为数不多的有人xìng的表现了。
“你这是怎么了？”他问我。
“没什么，小伤。”
“小伤？小伤还用住院？”他指着我的病号服纳闷地问，他显然不知道我住进了医院。
我叹了口气，说：“手指头断了。”
“哦！接好了吗？”
“嗯。”
“那就行。”他点点头，然后点上一根烟，肆无忌惮地抽着。
从他的表情、眼神、谈吐之间，你完全看不出他对患者的同情。他根本不知道少了一根手指有多疼，他也不理解断了脚趾去接手指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就算你对其它患者不理不睬也就罢了，但起码我是你以前的员工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看他这个态度，你可见冯奇斌是多么冷血的一个人。看着他这副德行，我一下就想到几年前，初来这家医院面试的情景。
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面试了一公立医院均以失败告终，每家医院委婉拒绝我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残疾的右腿。那段时间我非常沮丧，每天喝酒度日，而且经常借着酒劲和雯吵架。而梁晓欢和梁赞却一直讥笑我不争气，我一气之下搬出家，自己租了房子。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真正自己独立生活了。
那段时间雯照顾了我不少，她工作赚的钱一半都给了我。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住。渐渐地，我有了压力，也有了点儿责任感，就又开始投入到找工作的大潮之中。直到有一天，一个工作机会结结实实地碰在我面前。那个工作机会的出现，让我一下对其它医院都失去了兴趣，并且立志誓死都要进那家医院工作。
那天我和我爸要去郊区的陵园祭拜母亲，那天是她的忌日。确切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妈准确的忌日是哪天。因为从湖里打捞出她的尸体已经都起码过了三个月了，无奈之下是用她失踪的那天做了忌日，以备日后有个准日子可以祭拜。
扫完墓，摆上供品，站在墓碑前，我和我爸都哭得稀里哗啦。哭罢，他哽咽着点着一根烟说：“儿子，你也大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听到这句话，我立刻擦干了眼泪，从他的语气我就能听出他要说的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果然，这件事儿，也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
“其实……按理说，你妈是被人谋杀的！”父亲低沉地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失声痛哭起来。
我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我愣愣地站在寒风里，咳嗽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父亲。后来他告诉我，当年母亲得的并不是不治之症，只是畸胎瘤而已。在北京的一个公立医院做了摘除手术，而且手术过程是非常顺利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医院收费的缴费单上写了一项五支五毫克长春新碱。这是一种治疗癌症的化疗yào物，chéng rén最大用量为两毫克，医院的用量超过了chéng rén最大剂量的两点五倍。化疗过程中母亲重度昏迷六天，苏醒后其记忆完全消失，不会认字，不会写字。智力水平相当于两岁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最终走失后不慎掉入湖中淹死。
家人三番五次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但医院使用伪造、销毁证据等卑劣手段导致受害人一方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上诉。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而上述那些，仅仅是我知道的事儿。我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母亲得的并不是癌症，却被当作癌症去治疗？这个疑问一直缠绕了我很多年，也许父亲很早就知道，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告诉我。而今天，他终于向我和盘托出。
父亲告诉我，当时以主治医生为首的四个医护人员明目张胆地向他索要红包！1992年，虽说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渐渐富裕了起来，但巨额的手术费和住院费已经让家里背上了外债。在那个时候，医护人员向患者索要红包确实是非常罕见，并且是令人发指的。父亲虽然一生胆小怕事儿，但就这件事儿来说他却显得异常坚决。也许是他心里有底吧，毕竟母亲已经顺利做完手术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母亲住院疗养期间，那个主治医生命令他的手下，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母亲注shè了五支五毫克长春新碱！最终，导致了我们全家的悲剧！父亲状告医院无果，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罢了。而后，那个主治医生从那家公立医院辞职，逍遥法外，自立门户。而当年那个主治医生，正是冯奇斌！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再一次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太多年了。就算父亲保留了当时医院开出的各种单据，法院也不会承认这是证据，而且当时我父亲是面对一家公立医院，而现在我是面对公立和私立两家医院。最终，我联想到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因为亲生母亲去世，我被夺去了母爱。然后父亲娶了一个cāo蛋的女人，并且还带了一个让我变成终生残疾的儿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咎于他！冯奇斌！他才是罪魁祸首！最终，我纠结着，进入了一个极端。我想，既然法律不给我一个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那年，我穿着一身干净利索的正装，走进了冯奇斌开的那家私立医院。我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在外科医生的终审面试舞台上脱颖而出。三试，我直接面对的是这家医院的老板兼院长，冯奇斌。
我记得那天他戴了一顶很不靠谱的假发，因为那假发的大小好像并不合适，暴露了他不少原本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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