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某一部书现世后如果出现了洛阳纸贵c“注家蜂起”的现象，那一定意味着这是一部好书，一部经典，这部书要红，要火。而一部书若是出现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轰动效应，冷冷清清，无人问津，门前安冷落鞍马稀，评论家故意绕着走，那这部书就挺惨。然而最惨的，不是它的惨遭下架，销声匿迹，从此湮没无闻，而是它一直在人们的视野中，却被敬而远之，人们既不消灭，也不评论，就这么让它尴尬着。《荀子》就是一部这样的书，它的经历与其它儒家经典的遭遇又有不同。这倒是什么仇什么恨呢？这部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它能否迎来自己的翻身之日呢？
《荀子》的作者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荀子，名况，是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圣人，被称为“后圣”。应该说，从《论语》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学派的学说已经从理想照进现实，具备了极强的可操作性，成为后世封建统治的完备的指导思想。这或许是孔孟两位圣人多次碰壁换来的血的教训和宝贵经验结成的硕果，荀子功莫大焉，应该享尽荣耀。但是恰恰相反，两千年来，人们对这位“后圣”毫无尊敬可言，甚至于群起而攻之，且代不乏人。至于他的著作《荀子》，注家都以为它作注为耻。两千年来，历朝历代祭祀孔孟，被尊为圣人亚圣，对后圣却讳莫如深。但有趣的是，后世各朝各代的施政思路都是依照《荀子》为它们划定的路线：儒法并用，外儒内法。
与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相反的是，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喊出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甚至他自己称王后也早把这句话抛之脑后，但他这句话却永远响彻历史的天空，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的，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阶级压迫的本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谁也不甘心永远居于社会下层，人都想往高处走。所以，孔孟的学说虽然主张仁，主张仁政，但也掩盖不了其阶级压迫的本质，也注定会遭到反抗，因此不可能变为现实。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必须靠暴力机器，这是不可或缺的。而到了荀子这里，这一点总算补全了。他从人性本恶的性恶论出发，主张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教育）改变其恶，最后达到“途之人可以为禹”的结果。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荀子系统地阐述了礼的概念，高度评价了礼的作用。他把礼看成是“人道之极”c“道德之极”，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礼，就不能治理，“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礼对于国家就好象是衡量轻重所用的秤陀，木工划线取直所用的绳墨，划方划画所用的圆规和矩尺。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c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c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成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c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c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c未爆杂用的先河。
按说，这种学说是很符合实际的，大家看了都会点头，觉得非常有道理，荀子不至于因此遭受怨尤。关键是他的两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韩非和李斯。这两个学生都是聪明颖悟的学霸，在听荀子讲课时领会力极强，能独立思考。荀子讲的“性恶论”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深以为然。但深以为然之后，他们就开始抛弃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对荀子的学说做了片面的发挥，认为对付人性本恶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法治。靠法律，靠刑法。其实他们本就是法家信徒，荀子的性恶论只是给了他们完成自己理论架构的最后一块空心砖。说起来，荀子跟法家就是有缘。他曾经到过秦国，对秦国的治理很是激赏，认为秦国是“治之至也”。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记载看，孔子和孟子虽然周游列国，但从来都没到过秦国。有了荀老师的这样一点赞，他的两位门徒也先后来到了秦国。先是李斯，做了宰相。后来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这两位学生虽然有名，却又为“人性本恶”做了最生动的注脚。《史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有了这样两个臭名昭著的学生（李斯的卑鄙和韩非子的法家主张使他们名声都很差）和被他点赞的秦这个臭名昭著的王朝，人们恨屋及乌，荀子的声誉自然大受影响。加之性恶论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确实有点裸，让人不愿意提起和承认（《三字经》里不是依然在说“人之初，性本善”吗？）所以，荀子的不受待见是可以想见的。其实荀子的性恶论是把人的自然与社会性的“恶”混为一谈，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真理都是裸的，但是裸的并不都是真理。于是乎，《荀子》这部书也就有了一千年无人注解的悲惨命运。它被打入冷宫，雪藏了。
荀子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星坠日食，刮风下雨，春生夏长，是自然界的变化，自然界的变化又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力能够征服自然，应该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展示了人类的豪情壮志，一直作为正能量鼓舞着人们。荀子说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真话，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比如，对于人们的求雨行为，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求不求都会下雨，下雨不下雨跟求雨的行为没有半毛钱关系。这话很真，但在他所处的时代难免自上而下得罪很多人。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c“化性起伪”的道德观c“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总而言之，荀子的性恶论使他被牢牢记住，但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中国人遭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残酷对待——秦的暴政。后来的王朝虽然都是按照荀子划定的路线来治理国家，却又不约而同地羞于承认——毕竟，荀子把话说得太直白了。
《荀子》这部经典光景惨淡，但也不是零注评。到了唐代，《荀子》已经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子，成了断简残编，这时候有一个杨倞，他把失散的内容收集起来，又为它调整了内容次序，然后为它做了详细的注解。杨倞的行为空前绝后，这个人值得学界永远记住。此后又一千年，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是金子总会发光。《荀子》散发着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光辉，闪耀着思想者的光芒，读之者皆获益良多，是一部很好的书，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时隔两千年，《荀子》终于迎来了咸鱼翻身的时刻。
正所谓：人定胜天。《荀子》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古书界的淡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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