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ròu。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xìng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常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
《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
@向坏蛋们举杯
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乱lún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xìng、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xìng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nǎi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xìng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jiāo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乱lún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yù，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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