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多么精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fù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yóu xing，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fù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luǒ，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xìng，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 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xìng的，无非拿钱干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xìng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xìng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bàozhà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zhà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口号之一就是“暴支应惩”，意为暴虐的支那应受惩罚。这话不仅傲慢，而且卑鄙。日本还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拿“天”说事儿，也该激起文明人的愤怒。
己所不yù，勿施于人，算常识吧。中日两国公众，至少在个体之间，应该有这个公平心彼此对待。
离开日本时，我的感慨是，幸好战争已经过去了。普通日本人多愁善感，锦心绣口，被原子弹烤糊了，太可惜了。普通中国人总体上说还是憨厚善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被刺刀杀掉，绝不应该。想想重庆大轰zhà、南京大屠杀，再想想东京大火、塞班岛争夺战，你会进入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对人类生活感到绝望。
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信守现代文明的准则，有理xìng，有意愿。我觉得，连战对两岸关系的建议也适合于中日之间：累积善意。再说总盯着别国干嘛呢？我觉得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前文所述并非我对日本最深切的感受，只是该说的话而已。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日本是一个均富的国家，公平公正，实行终生雇佣制，职员们上进而辛苦，但是心里不会慌张。在街道上，日本人的脸孔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多有种谦逊和固执的神色。我可以从中读到秩序、整洁、纪律、忠诚、颓废、教养、孤独、自私、幻灭等等，觉得他们也是老百姓，赚钱不少，压力更大，也不容易。
很少在日本人的脸上看到麻木和狡诈。换句话说，你能看出某人很执拗，不大聪明，比较二，但是你看不到犬儒和阿Q。关于这一点，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日本人的国民xìng就是迷信：“‘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不管日本人执迷于什么，他们常有信念。
这种信念力大约能解释一个日本之谜：他们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企业文化，却有世界上最牛的企业。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你却不会在谁脸上看到官气。小泉纯一郎参加集会时行走如风，随从十余人均着黑色西装贴身疾行，看上去气势夺人，可是在味道上就是像名流，不像长官。广岛和长崎的市政府就像是用了有些年头儿的图书馆，办公环境很朴素，公务员们无不恭敬勤勉。
日本的女孩很好看，比他们的艺术品好看得多。我们参观了一个美术馆，日本的古代雕塑实在寒碜，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忽有一尊佛像气度非凡，凑近一看，来自山西奉先寺。
东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淡，无非高楼林立，灯光璀璨，电子大屏幕很密集，女孩们人手一只LV皮包。
中小城市，比如广岛、长崎、下关等，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这些城市富足、安定、平和，让人觉得住下来会很不错。广岛有个住宅区，里面有个小棒球场，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觉得心很静。
从下关到博多，坐新干线，途中我曾看到过一片美丽的稻田。阳光之下，日本传统样式的农舍重檐双叠，矗立在芊绵的稻田中间，比城市中的房子更多华贵之气，满眼风光，秩序井然，特别洁净。这是浑然天成的东方美景，画片上的荷兰风车瑞士木屋什么的，与之相比就太做作了。我觉得这就是儒教的理想国。如果你希望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之间友善相爱，如果你对历史的黑暗感到悲哀，对人类之间难以理解感到忧惧，那么安宁与劳绩会给你安慰。我在这里发现，人类并不总是像西西弗斯一样疲于奔命，土地是美的，生命可以与舒适和诗意联系在一起。
想到自己去过国内至少20个省份的稻田，那里却只有胼手胝足的辛苦生活，我怅然若失。
【第四部分】
@秋裤传奇
有一天，我嫉妒人家都有二nǎi，就我没有，就挑了一个最难看的姑娘，跟她说，你做我的二nǎi吧。她说，我知道自己的条件不怎么好，有人邀请我做二nǎi，是对我的恭维，我不图钱，图你也没有，也不图xìng，这个我看你也没多大能耐，我就图一品位你告诉我，你穿没穿秋裤？我说，穿了当然穿了！那姑娘就哭起来。她说，我这样的人挑逗她，是对她的莫大侮辱，就当街狠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传闻说，时尚达人苏芒女士有言在先，时尚人士是不穿秋裤的。我想幸好这话跟苏芒挨边儿，如果是可可.香奈儿说的，那dúfù拿我剥皮实草亦未可知。
其实秋裤不只一种，大家的叫法也不一样。在北京叫秋裤的这东西，在南方叫棉毛裤，在沈阳则叫衬裤。秋裤在沈阳指的是另外一种裤子，是工人穿的，暗绿色，很密实，还有点儿耐燃。
小时候，在沈阳，冬天，我们可不只穿秋裤而已。我要穿一条衬裤，也就是北京所言之秋裤，然后穿一条沈阳意义上的秋裤，再套上一条毛裤，毛裤外面还有棉裤，最后还要穿一条外裤。这样一来，不算内裤，我已经穿了5层裤子。上装也是一样，我要穿衬衣、秋衣、毛衣、棉衣和外衣。这还只是穷人家孩子的穿法，有的孩子的父亲是处长，就穿12层。局长公子就穿24层。这样一来，我们都穿得像米其林娃娃，浑身充满弹力，被人踢一脚，就会弹出去好远。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走的，都是坐在地上往前跳，就像一堆会跳的棉花糖。有的同学跳得太高，就会挂在电线杆上，家长就只好拿粘知了的杆子往下粘。粘下来之后，孩子冻僵了，家长就骂一声“废物”，拿个乒乓球拍，拍回家去。有的同学跳得实在太高，挂在大厦顶端的旗杆上，就只好用加农pào轰，轰下来之后全身都是黑色的pào灰。还有的同学穿的秋裤太多，就跳得比谁都高，降落起来很费时间，有时我们已经上完了两节课，正在做课间cāo，就听上面有人喊，“让一让！让一让！”我们赶紧躲开，于是就听“日~”的一声，这名同学像陨石一样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多层秋裤形状的大坑。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下雪的时候我们最怕摔跤，有的同学穿塑料底的棉鞋，太滑，就会摔到雪地里滚出去老远，跟滚元宵相仿，渐渐变成一只大雪球，看不清楚方向，就只好由别的同学给他指路，“拐了！拐了！”这样一路滚到学校，就像蚕蛹钻进了雪棉豆沙，已经有东方明珠塔上面的球那么大了。这时候凭你刀砍斧劈，都不足以把雪球打开，就需要校工提来开水，在雪球上浇出一个洞，才能把里面的同学救出。有一回，浇出一个男孩，一出来就嚷嚷着要上厕所，可是他尿不出来，我们一看，大惊失色，原来他尿尿的工具已经消失不见。还是黄校长有经验，他充满慈爱地摸了一会儿，说，“没穿秋裤，冻小了！”我们就只好给这孩子抹上酵母粉，慢慢发起来。
你看，小时候我们就生活在如此冷酷的环境中。在零下20度的气温里，滴水成冰决非夸张，只有货真价实的蠢货才会装细高挑儿。长大之后，我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我曾在《智族GQ》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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