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住在深圳，说是会影响他的工作。因此我有心理准备，我平静地说：“常委的决定，我理解，我不想来北京，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宋平先说，他个人同意，还得报告常委同意，后又说，他将立即告诉江苏，为我准备住房，并说：“省委会欢迎你回去的。”
宋平话锋一转，“关心”地说：“个人向你提一点意见。”组织部长关心干部，批评干部，是正常现象，我点点头，很专注地听。宋平说：“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有些人有意见，你是不是要再作考虑？”又问：“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不是任仲夷提出的？”他们对任仲夷也如此见怪，出乎我意料，对此，我没有答复。
八八年六、七月间，任仲夷在深圳参加中宣部主持的一次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任仲夷在会上发言，明确支持我关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且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需要再认识……，过去，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得简单了，太容易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其中有许多是空想社会主义。本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我们却又走了一段‘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冤枉路。”（见《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我对任仲夷的观点很表同意，认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需要解决的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至于我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八八年《求是》杂志第五期发表后不久，外jiāo部一位司长因公务途经香港，与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谈起，吴学谦和姬鹏飞看了这篇文章，两人意见很大，港澳办为这篇文章专门出了一期简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外jiāo部的一些干部也看到了。据这位司长形容，简报对这篇文章采批判口吻，用词相当激烈，连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词汇都用上了。后来我知道，中央书记处曾将这篇文章，列入会议议程讨论。赵紫阳在会议中说：“这篇文章我叫人看过了，没有问题，不用讨论了。”就这样“保护过关”了。原来，赵紫阳事先要鲍彤看过这篇文章。六四后，金尧如告诉我，中央常委有人组织“秀才”在写文章批判我这篇文章。因此，宋平的“意见”，我毫不觉意外，我当即表示感谢他对我提出警告的好意，回答说：“谢谢你的关心，这篇文章，我至今认为，个别地方用词也许还要作些斟酌，整体没有错。”我又说：“我已听说，中央常委中有人指定专人在写批判文章，我早就有接受公开批判的精神准备。”宋平连忙解释：“没有的事。”
我顺便提起周南歪曲事实，诬告佘孟孝，组织部竟未能为干部主持正义，仍将佘孟孝调回的事，说了一通，表示了不平之意。宋平很有修养地听了，不作一字解释。这次谈话，双方都不愉快。
后来，我才意识到，周南借词调回佘孟孝，是他们蓄意除去“整”我材料的障碍。我的一些朋友问我宋平“谈话”的内容，听后，有朋友认真地告诫：“要当心啊，他们的眼睛盯着你呢！”
这几位朋友都是比较了解“上情”的。我想，竟然对一个已决定退休的人仍如此不能见容，回江苏后，不准备住南京了，还是会如皋县老家隐居，不问一切“世事”，你们总可以放手了吧。天真地抱着这一幻想，放弃了人代会后去四川九寨沟旅行的打算，立即去南京，征得江苏省委的同意，便马不停蹄回深圳，准备搬家返乡。
二月上旬，周南接任后，“怪事”不断，愈想愈和“眼睛盯着你”有关。
二月，周南便停发了我和老伴在港的工资。老伴很气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资应在组织介绍信到达接受单位后，才由接受单位发给。我二月中旬才离职，港澳工委给我到达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尚未开出，当时也无从开出，因为我调回内地何处居住，中央还未明确。可笑周南赶我离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华分社大楼，家当也送往深圳贝岭居（新华分社在深圳的后方）存放。其中包括几十箱书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会议上讲话的原稿副本。这些文件，办公厅都另有正本或记录稿存档）。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周南竟着办公厅限令我的秘书，“清理”并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谈心会”上，我的发言底稿，及会上他们发言的记录。秘书在电话中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周南等硬说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档”。他们一朝有权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对秘书说，让他们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后再和他们理论。
三月初，分社同仁纷纷相告，周南于二月底，便以办公厅主任许某为主，成立“整”我材料的专案组。这个组由郑华、朱育诚二人总负责（朱育诚，原任副秘书长，周南借词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调走后，升任秘书长。据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社长），已开始进行有关我在港“人、财、物”情况的“调查”。开始我不相信，不久，有不少被调查的人直接、间接相告，我才知确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规定，对省、部级第一把手进行“调查”，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常委集体或总书记批准，方能进行。周南到任不久，便有这一非常行动，显然得到北京高层指使或同意。我虽问心无愧，也预感：大概不会让我“安全着陆”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华分社办事处主任来贝岭居，一脸无奈地说，办公厅转达周南的“指示”，将“社长”使用的房车下午调回香港。我苦笑说：“调回便调回吧。”我专门设宴为司机老徐师傅话别，感谢他几年来为我的服务。事后才省悟，此房车有牌照，可以自由来回港澳，周南是阻止我过文锦渡（香港与深圳之间汽车通行的关卡），“私自”再去香港。
廿四日，我得到可靠消息，周南已将我我的“问题”、“材料”，写成正式报告，送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周南办此事的“果断”和“高效率”，联系到近几个月来的种种现象，顿使我醒悟，打破了“安全降落”的幻想，也惊醒了回老家乡居之梦。“梁湘第二”，或甚于梁湘的“下场”，已并非不可能，而将是面临的现实！如何面对？我陷入极为复杂、痛苦的思索中。
李鹏以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以研究开展海南洋浦港为借口，派专机接海南省长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去京，一下飞机，梁湘立即被软禁，失去自由。李鹏这才派出由监察部长尉健行为首的专案组，赴海南省调查。三个月后，调查的事实表明，“六四”期间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名义向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支持赵紫阳对学运处理方针的所谓“反中央”事件，主要发起和负责人并不是梁湘，一些人向中央揭发梁湘的“经济问题”也属牵强。这位部长因为没有找到李鹏需要的梁湘“罪证”，返京覆命前，曾私下对海南省某些负责人诉苦：“无法向上面jiāo代。”
当时，北京传说：邓小平鉴于梁湘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特区有功，指示jiāng zé mín、李鹏，对梁湘“能保，尽量保”。结果，江、李仍以“以权谋私”等莫须有的罪名，撤除了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还不肯罢休，继续派专案组在海南、深圳进行调查。据知情人告诉我，“调查”甚至采用了土地改革时也认为是错误的，对地主阶级清算采取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办法，企图清算出梁湘多年来的所谓“问题”。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对参加革命多年，兢兢业业工作并卓有成绩的老同志，采取这样不顾事实，不顾党纪国法的手段，是十足的以权谋私！党内几十年无情斗争、自相煎熬的错误做法，不幸在“六四”后重现。使我十分痛心。
梁湘的前车之鉴，面对可能的诬陷和迫害，我终夜不能入睡。“束手待擒”，申辩的可能都会没有；效法赵复生（赵在六四前出国不归），将失去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会被扣上种种大帽子，甚至会连累家小。
又经廿五日一天反复的思考，才下定决心：为保有辩护的权利，为争取晚年尚能发挥余力，对社会再做一点事，“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让现在的一切暂时失去吧。我决定“去国”，待机再回，我并非对国家、民族失去希望，也并非对中国共产党完全失望，只是为势所迫，方出此“下策”。
廿五日下午，我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立即来深圳话别，理由是“我即将离深圳回南京”。廿六日一早他即过罗湖桥，赶来见了面，他同情地听了我的决定，愿意为我“去国”帮忙。当天上午他即返回香港，为我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申请旅行签证。我要求争取廿八日成行，这位朋友向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后，电话中告诉我：“廿八日东西买不到，需到三十日。”我很担心时间一长，如被新华分社知道，那就走不成了。
这位老朋友还为我与洛杉矶西来寺星云大师通了电话（时星云在夏威夷），告诉他许某人将应他的邀请，即日赴美。星云即表热情欢迎，并将请陆铿在旧金山机场相迎。星云对我“不与任何方面接触，纯属休息”的要求，表示谅解，答应：“不会强许先生所不愿为。”老朋友在电话中只告诉我，“朋友方面的事一切都已办妥，具体情况，三十日再告知。”
周南来港后，老伴顾逸萍即离港，住在深圳；连日忙于搬家，决定三十日乘火车连同行装先回南京。为免却因感情而节外生枝，也考虑时候也许可免去株连，我作此重大决定，一直对她“保密”。随身警卫员，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机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当，我决定三十日离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国”赴美，老朋友已为我买了去洛杉矶的飞机票。
廿九日晚，与老伴和深圳的女儿们“话别”，她们一点也没有察觉我离别的痛苦心情。我对她们说：“你们以后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们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时左右，老伴按原来打算，乘火车回南京去了。我对她谎称：再过两日，将乘民航回宁（南京）。思念及此，实愧疚万分！
两小时后，我离开深圳，经罗湖桥出境，上了罗湖至九龙的火车。以往过境有多人接送，今天单身排队过海关，曾担心会引起怀疑。过关时，果然为边境警卫人员认出，竟道：“社长回家吗？看来比电视上还年轻啊！”我含笑点头向他问好，顺利出关。
老朋友在上水（罗湖至九龙火车的第一站），用“房车”接我。因如在九龙下车，有可能被人发现，特商请老朋友亲自驾车，半路接应。
我离国之后，因新华分社无端怀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们因此受到了连累。这个老朋友在知道我要发表香港回忆录之后，多次询问我出走将如何写，要我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我回答绝不会以怨报德，请他放心。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届时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去国’之事连上，给我这个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笔。”我也笑着回答他：谨尊台命，这个谜只好待以后再揭开了。
当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给邓小平、杨尚昆、中共中央写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北京风波，被迫“去国”，是暂时的，还会回来。对外将宣称是“旅游休息”。
我虽“去国”，但对马克思主义仍具信念；对中国共产党，仍具信念；对邓小平仍尊敬、拥戴。只是对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后，李鹏、周南等企图“秋后算账”的事例，因不愿做“梁湘第二”，才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选择。并提出四项保证：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文章、讲话；不接触民运人士。
最后，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连家属，不要迫我“去国”后再作不愿的选择。
因没有办法复印，我手写三份，一份寄新华分社转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送一位能与北京某高层接触的朋友，请其转北京。
至美国不几天，听到香港传来讯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在我离开深圳到香港后，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转达中共中央的电令，要我立即赴北京。秦是在我离开住地两小时后到达的，见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后开始紧张地到处打电话询问搜寻。这一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美国西部时间五月一日九时廿五分，飞机准时抵达旧金山机场。陆铿和崔蓉芝已在机场等候，陆铿并随即陪同飞往洛杉矶，我就此做了星云大师的客人。他们热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矶后，我即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联系，随即在西来寺见了面，我面告了“去国”的原因，复述了四项保证。马毓真则已奉命劝我回国，提出保证，回国不会“有事”。我谢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又奉命来洛杉矶见我，进一步劝我回国，保证回国后“无事”。我能相信回国后无事吗？我回答朱启桢，我暂不回去，会遵守四项承诺，请转告北京放心。也对北京的“保证”表示了态度：“李鹏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