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委分组会休息之际，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央没有考虑你的退休问题。”我回答说：“我已七十出头，年岁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劳，还请中央批准。”这也是实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还是不提为好。同时，我提出要求：退休后拟在深圳定居，做点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现在不是你退休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一面又说，“中央一时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适当人选”。我便介绍，“叶选平可以，他是广东人，对香港情况也比较熟悉，和港澳人事jiāo往也比较多。”宋平说：“这个想法不错，好处可能多些。”
隔了几天，仍是五中全会期间，宋平又要中央组织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告诉我，不要考虑退休问题，中央确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又说，如果将来退休，几点要求不成问题。
期间，见到杨尚昆，我请他向中央转达，我退休的要求，杨尚昆很干脆地回答：“现在不考虑，工作一段再说。”我坚持请他转达，他摇摇头，不以为然。为了促成北京让我退休，我决心利用公开场合，制造气氛，也可以让港人有心理准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应邀出席巨商郑裕彤的皇朝会俱乐部开幕仪式剪彩，在记者采访时，我主动讲，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问题。消息传到北京，首先接到杨尚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杨尚昆有些不满意，转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着，北京又有人告诉我，中南海对新华分社人事有新决定，周南将来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兴，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该公开主动讲退休这件事，“给他们机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与我退休事有关。次日到京，当晚李鹏、宋平、还有中组部部长，在中南海召见，他们开门见山，刚坐下就宣布：“中央决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么意见？”他们不讲是我主动要求退休，而说，“中央决定”，我笑着回答他们：“感谢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并建议，“周南可以马上来港接替，公布的时间是否放在人大通过基本法后，刚港人有一个心理准备，过一个平安年。”他们当时表示可以考虑。时候，却认为我这一建议是“恋栈”，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催我离开香港。
谈话到了“尾声”，我起身告辞了，李鹏突然转身问宋平：“老同志们那里通知了没有？”宋平说：“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书都在座，他们会汇报。”我知道邓小平、陈云等都派秘书参加常委、书记处会议，以便具体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他们的一问一答，说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决定（随后，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荐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邓小平、陈云，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
次日上午，见到姬鹏飞，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宋平只在某个公开集会上告诉他，周南将来港接替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姬鹏飞还告诉我，他曾对宋平讲过：“周南外jiāo上有经验，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还对我讲，“他们不了解情况，你在香港打开了局面，贡献大。”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笑笑回答说：“是你领导的好。但李鹏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我在港工作六年，只字未提，不知他们是怎样评估我的。”
下午，姬鹏飞派人传话，中央决定要港澳工委负责人（即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全部到京开会。原来，李鹏他们对我前晚的表态不满，认为我“恋栈”，要采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jiāng zé mín主持会议，李鹏约迟半小时到会。宋平、姬鹏飞、李后、鲁平、周南都参加，新华分社全体副社长到会。
jiāng zé mín一开始便宣布中央决定我退休，调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华分社副社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jiāng zé mín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jiāo接建议做了一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jiāng zé mín、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84
十二月廿五日会议后，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华分社大楼，让出办公室。同仁们劝我不要如此之急，并说李储文等调回内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后才离港，企望我离职之后也在港多留一些时日，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装，转送深圳。我心中有数，江、李yù我早日离开香港，看来已非一日。我退休之愿已达，早离可早脱是非，这是部分关心我的同仁没有想到的。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江、李并不肯就此罢手，还有“下文”在等着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头，参加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后，十一日回港，十二日离港去北京，参加基本法草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离职离港的日期。
驻港中方机构、社会上知道我退休离港消息后，纷至沓来，要为我设宴饯别。如果接受，不仅时间上不可能，张扬开来，还可能引起北京某些人的反感；接受一部分，又可能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全部婉言谢绝了。几个主要驻港中资机构负责人不答应，一定要有所“表示”，最后妥协，离港前一天，在华润五十楼，聚餐饯别。我只好同意。
周南二月五日到港，我和副社长们商订扩大春茗酒会，向港人介绍新任新华分社社长，同时向港人告别。办公厅预计人数会超过以往新华分社的国庆酒会，三千人的规模，往常租用的场所可能容不下，便租用了可以容纳四、五千人的国际贸易会议中心的大会堂。酒会举行当天，社会各方人士，大都到会，我在致词时，特别介绍了新社长周南，为周南“祝福”，向香港通报、中外朋友告别，感谢六年多来对香港新华分社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支持。在主礼台上面对会堂中几千双眼睛，我思绪万千，极力控制激动的情绪，祝酒结束，便匆匆避入休息厅。周南曾在北京致电新华分社办公厅，为他起草酒会答辞，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自己动手为他拟稿，因周平时喜欢在讲话中引用古诗，还为他引了两句唐诗，电传当时还在北京的周南，岂知周南来港后只字未用，用的，说是他自己写的稿，讲话中一字未提许某的姓名和离港的事，置酒会的主持人“迎新”词于度外，当场引起与会者诧异。
对此反常现象，会后，不仅社内同仁问我，“是怎么一回事？”社会上也议论纷纷，不少人打电话，托人问社内同仁，“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我感到这可能不是周南个人的“创作”，背后没有“指示”，他不敢这样放肆。
二月九日，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李嘉诚早就约请我参加。周南这时已到港履新，李嘉诚当时没有表示。我特别向李建议，也请周南参加，李同意了，补发了请帖。我并与周南约好，一同去汕头，一同回港。
李嘉诚对国内的捐助，主要集中在汕头大学。当时他对汕大的资助，已达五亿六千万港币，还设定了外汇基金，以便聘请外籍教授。他曾向我表示，他已准备投资汕头电厂，将来电厂的盈利他不要，可以作为汕大的办学基金。
在创办汕大的过程中，李嘉诚同广东省经办的一些人有不少分歧，有些事，他找我反映后，我即与北京、广东的有关领导部门jiāo涉，提出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助解决，减少李的困扰，尽可能按李的想法来进行。
李嘉诚不但在资金上，而且在学校的规模、基建、教学内容上都仔细过问，他请前南洋银行董事长庄式平在汕大做顾问，还聘请港大前校长黄丽松也作顾问。李的公司经常有七、八个人负责有关汕大建设的事情，他连自己的秘书都派去帮助工作，可见李对汕大的重视。他曾经对我讲：“为了把汕头大学办成名牌大学，我花了很大精力。”
汕大在建设期间，我专门去看过一次，是由庄式平陪同的。我看到汕大的规模、设备，包括建筑造型都是现代化的，国内的大学中，是少见的。
我认为李嘉诚出于爱国爱乡的愿望，不仅出钱出力，还花了很大“心血”，应该给他支持和鼓励。包玉刚在宁波建大学，中央给他的礼遇很高，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不仅国务委员谷牧去了，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去了。我想平衡平衡，“六四”前，我向中央负责人提议，李嘉诚捐资兴办的汕头大学开幕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委员长万里、总理李鹏四人中，最好有一人能出席到贺，他们都表示可以考虑。“六四”后，我又提议新任总书记jiāng zé mín和总理李鹏去参加，并在开幕典礼后，顺便去深圳，与香港各界人士见见面。结果，他们只派了国家教委负责人李铁映参加，我非常失望。
开幕式之前，李嘉诚的夫人不幸去世，李很悲痛，我特地去看望他，追悼会和出殡我也参加了，李向我表示，夫人去世后，很伤心，但不会影响他去参加开幕典礼。我也向他表示，届时我一定会去参加。他讲：“我专门包一架飞机请你去，然后送你回来。”我说：“你不必注意对我的招待，还是随便一点，看看中央什么人来（那时还不知道是李铁映）。”可是，他仍然亲自去机场接送我，并安排我住在汕头市最好宾馆的“总统套房”里。
李对内地的捐赠活动，只要我开口，他都会考虑，如北京亚运会、香港的文化基金，他的捐助额都以千万元计。我离开香港，只接受了他的私人送行，但也只是两人惯常的共同午餐。席间，他动感情地同我讲：“假如你不是共产党，我们这个朋友可以做得更深一点。”他当时已听说我打算住深圳，做些香港研究工作，因此表示：“我会常去深圳看你，研究上有困难，我可以资助。”我当时也很感动，表示谢意。
二月九日，参加汕大开幕典礼后，第二天就与周南一起回香港，准备十二日赴北京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和七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行前，我向分社同仁告别，表示第二天我将正式离职离港。港英政府获悉，征求新华分社意见，准备派人送行。社内有些同仁不想我此次就正式离港，因而婉谢了。我感谢同仁们的好意，还是决心正式离港。岂知，在北京会议期间，杨尚昆和杨思德当面向我jiāo代：台湾某些由我负责接触的重要关系，暂时不要向周南移jiāo，仍由我负责。
我即转告了周南，他听后，面带不悦之色。他主动约见杨思德，并提出要求见杨尚昆，杨尚昆没有见他。
当时，台湾正面临总统选举，形势颇紧张。我从北京开会后回到深圳，杨尚昆给香港新华分社发电报，要我和杨思德会面，jiāo换对台湾形势及工作方面的意见。我同杨思德通了长途电话，他建议我去香港，便于与有关人士及时会商。为此，我先后三次去港，都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归。分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来看我，我都请他代为向周南报告，并问好。
哪知，我这三次因公务赴港，竟引出意外风波。
85
九零年四月，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佘孟孝到京谈话。抵京当天，立即召见，责备他对许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报。说这是根据周南对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周南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许三次到港，“深为诧异”。
通知佘孟孝立即调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实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报刊发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对台办公室也有电报在先，周南是看到这份电报的。
佘孟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谈话的人无奈，表示向中央常委汇报后再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谈话，讲：“中央负责人决定，调回的决定不变。”但改变口吻，称是：“正常调动，与周南报告无关。”佘孟孝继续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属正常调动，他到职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员规定，也未到期限。谈话的人便抬出“组织”大帽子，批评佘孟孝态度不好。高压之下，佘孟孝只好顺从。
佘孟孝原是乔石任组织和书记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乔石不少讲话，都是佘孟孝拟的稿，是个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冤。在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中，引起公愤，认为中央某些人，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组织原则于不顾，颠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有人为佘孟孝不平，去找乔石，乔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为佘说话，无人听，也无法维护，我听后更觉寒心。
接着，宋平找我“谈话”，见面寒暄几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决定，你回北京居住。”终于明确了，不允许我留在深圳。
我已经知道，周南向中央某负责人表示，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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