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yóu xing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xìng。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yīn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fǎn gòng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cāo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xìng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yóu xing，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yóu xing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xìng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xìng”。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yóu xing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yóu xing，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yóu xing，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yóu xing，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yóu xing，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yóu xing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yóu xing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的yóu xing、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jiāo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jiāo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guó mín dǎng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jiāo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喊，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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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些fǎn gòng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这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等选择有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bào dòng。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fǎn gòng、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máo zé dōng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赵紫阳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xìng。”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惩治‘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xìng，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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