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港人的忧虑，我说，现在香港人确是担心外来干预，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许多港人还是担心中国将来可能过多的干预。此外，也还有人担心，“九七”后，英国会有干预，深圳担心美国有可能干预。基辛格听后十分诧异，要求我举例。我讲：“比如美国现在对香港的越南难民营问题表态，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八八年我访问贵国，同中国驻美大师韩叙，一起拜会贵国负责港澳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当时提出，希望中国干预英国政府对香港越南难民的处理，我回答，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九七年之前，中国对香港内部的管理事务是不干预的。”当时，我的意思是告诉他，希望美国也不要干预，基辛格听后就没有再问下去。
据我们了解，美国对香港事务是关心的。他们在香港调查研究的范围相当广，经常邀请中资机构的一些人聚会，席间了解问题，新华分社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经常接受他们的邀请，前社长王匡就曾接受邀请，去美国旅游、访问。一些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基本法草委、咨委委员，也经常应邀同他们谈一些情况。
类似美国这样重视调查研究香港情况的还有日本。中美谈判开始后，日本加强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工作，增加人员。看起来，至少对整个南中国海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研究，日本是以香港为中心的。
美国商人在香港有一个商会，新华分社通过社长助理谭云同他们联系。美侨商会第一次请我聚餐时，在港的美国商会和大的商业机构代表几乎都参加了。席间，他们特别想了解的是中国对美国商人的态度。我表示，香港的繁荣主要是依靠香港本地人的努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商人在内，对香港繁荣都做了努力，都有贡献。希望更多的美国商人到香港从事经贸活动，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鉴于美国商人以往做生意比较短视，只重当前利益。我建议他们应有长远眼光。我们不仅现在欢迎，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后，也同样欢迎他们。不仅欢迎他们到香港，更欢迎他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我讲，现在看来，美国商人在这方面的积极xìng还不够。
当时，这些美国商人还表达一种情绪，即对英国不满意，英国商人在香港有特权，对其他国家商人有歧视，在某些方面，形成不能公平竞争，希望中国注意这个情况。他们列举汇丰银行拥有中央银行特权为例。
我回答说，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是香港一百多年来殖民地地位形成的现象；中国从香港的稳定繁荣出发，对汇丰的地位，九七年以后不想做根本改变。比如，让汇丰继续发钞，可以考虑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参加，但仍以汇丰为主要发钞银行，中国不准备予以改变。中国方面考虑，也不会全部撤销汇丰其他方面的职能，因为不管怎样，总要有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至于具体如何确定，还待中英两国商定。中国政府对其他外国银行，不仅保护他们的利益，还希望能进一步利用香港，进入中国，进一步发展合作。如何改善他们在香港的经营环境，可以在草拟基本法时，大家一齐研究，还可以考虑将有关意见纳入基本法。
我同他们约定，每年聚会两次。他们很高兴我能参加聚会，一齐讨论问题。在与他们jiāo往中，我发现他们与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贸易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国内有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贸易要附加条件。香港美商不同，他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但有损于中国，有损于香港，对美国商人、对美国，也有损失，特别是对在香港做生意的美国商人损害更大。他们表示，每年都会回美国进行游说，反对对华贸易附加条件。
在港美商还告诉我，现在香港的美国商人，人数已经超过英国商人（当时是八五年）。我很讶异地问：“是不是美国近来在港的商行增加，美国商人来得多了？”他们回答：“不是，是香港移民的结果。香港人移民到美国，拿了美国身分后，又跑回香港做生意。这部分美籍港人统计在内，数量就超过了英国在港的侨民。”
在另一次美国商会请我的宴会上，他们提出美国律师希望到香港开业的问题。他们倾向支持美国律师到香港开业，美国政府也公开作了表态，对港英政府有一定压力。我表示，这件事属于香港内部事务，九七年以前是英国政府的事，九七年之后，由香港特区政府考虑。我们不便置评。事实上，我知道，香港本地律师界多不赞成，还讲美国律师名声不佳，反对他们进入香港。
我的看法，香港既然是个国际大都市，某些具垄断xìng，或政治xìng的限制，应有改变。比如医界，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西医、中医人才相当多，这些人很多是内地有经验的医务人才，到香港后，他们参加考试申领执业执照，十分困难。他们多次派代表找我，提供材料，说明他们在香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认为，考试、发照严格，是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与病人负责，也需防止内地有关人才过分外流；但适当的公平对待也是需要的。但我对此问题，从未公开表态。因为，“九七”前是港英政府的事务，我们不应干预。舆论上适当支持是可以的，但那要传播机构去做。九七后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事务，我现在讲，不但过早，也有干预之嫌。到那时如有可能，也只是个人意见，供特区政府和立法机构参考而已。
我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李文夫fù接触比较多，我觉得李文对香港、对中国比较友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同社会潮流不一样，比较乐观。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我接触很多驻港外jiāo官，他们的夫人不少是中国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发音准确，比我乡音重的普通话，标准很多。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的事情都有相当深的了解。
李文夫人是河北人，她对中国的烹调艺术有兴趣，她在香港制作介绍中国烹调的录影带，希望我在某些方面给她支持和帮助，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她主要是想去内地，需打通一些关系，要我出面介绍。后来，许多问题她都自己解决了，找我很少。
李文调到缅甸当大使，新上任的美国领事我也有接触，但接触不多。李文从缅甸回国途径香港，特地通知我，我请他一起聚餐，听他谈了一些缅甸的情况，我开玩笑讲：“你在缅甸当大使，还不如在香港做总领事那么舒服。”他笑了，同意我的看法。李文在任上，请我吃过几次饭，都在美国领事馆。他不以美国菜，而是用中国菜款待我，据说是他夫人亲自指导下制作的。我品尝后，认为那是美国式的中国菜。八八年到美国访问，走了十多个城市，也品尝了华人餐馆的中国菜。相形之下，美驻港总领事馆的中国菜水平与专做给华侨吃的餐馆相当，比一些专做给美国人吃的中餐馆，水平还要高一些。
在香港外国领事馆吃饭，最精致的还是日本总领事馆，是道地的日本菜，很多原料都是直接从日本运来的。可惜，他们珍贵的生鱼片，我不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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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我向姬鹏飞提出，要访问欧洲，重点是英国。我们在香港工作，主要对手是英国，应对它有较多了解。当时，正当基本法起草期间，香港未来政治体制议论已起，也想去欧洲实地了解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为参考。姬鹏飞一口答应。我问他，要不要写书面申请报告，姬鹏飞回说不需要。因为他也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我也就没有写书面申请，而开始筹划。时值赵紫阳应英国政府及欧洲一些国家的邀请，将访问lún敦等城市。我和赵紫阳谈及我访欧洲之事，我说：“正好，姬鹏飞同意我访问欧洲，重点访问英国。你访英国，是否我可以作为你的随员一起去，以后，我再单独活动。”赵紫阳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即要秘书告诉外jiāo部。
我因得赵、姬二人同意，回港后即和外事部纪邵祥商量，如何准备。纪绍祥考虑，专访欧洲几个国家，可能花费很大，建议请香港一些在英国和欧洲有事业的巨商接待，可以节省国家开支。我考虑用不了多少钱，不必因此欠下人情。但纪绍祥表示，没有人接待，太冷淡了也不好。我认为他说得也有道理，也就不反对了。经纪绍祥的活动，我们得到一些允诺，特别得到一位香港草委热心帮助，他可能出于香港未来政制上考虑，希望我访问瑞典政府，考察瑞典的政制和社会情况，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立即与瑞典驻港领事和瑞典政府、议会接触，为我安排了访问瑞典政府、议会等项目，会见一些负责官员、议长；并在香港宴请瑞典驻港领事和我，纪绍祥在座作陪。瑞典驻港领事对我有意访问他的国家，表达了欢迎之意，并表示愿意为我安排我所希望访问的官员和地方。出访行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齐全了，等着和赵紫阳一齐出发。
纪绍祥随即去了北京，是北京电召还是他自动去的，我不清楚。回港后，他告诉我：“外jiāo部不同意你做为赵紫阳的随员一同访问英国。”我问为什么？是外jiāo部什么人的主张？纪绍祥说：“是主管西欧事务的周南的主张。理由是，你和赵紫阳一齐访问，可能英国各方面主要的注意力会放到你身上，掩盖了赵总理的影响。”我无奈地苦笑着对纪绍祥说：“真是荒唐！怎会有这样的事！”我认为这不是周南反对随赵紫阳访英的真正理由。
不但如此，纪绍祥还带来姬鹏飞的“口信”，建议我今年访欧之行“暂缓，明年再去”。什么理由，没有讲。可是，要如何回覆欧洲之行已做的种种安排呢？只有一一道歉了。
当年岁末，我去北京开会，见了姬鹏飞，他主动提出，要安排我明年访问欧洲，我知道这是一种“补偿”，我表示，如果安排我出访，欧洲我暂时不想去了，先去美国。我没有和他讲理由，实际考虑是，看看资本主义最具代表xìng的美国，增加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姬鹏飞同意了，并jiāo代秘书和周南去商量，安排此事。至此，我才明白，原来欧洲之行，受阻于周南。
八八年北美之行，是丰收之旅。三个星期，走访了美国、加拿大的十多个都市，大开了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给过敏带来的正负面社会影响。也看到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为了争取执政，多只顾当前，不惜一切争取选票，很少考虑后果的一些情况。
当时，正值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里根不再参加竞选，派出副总统布什（布希）为总统候选人。我们走过美国东西岸十多个大都市，会见了几十个工、商、金融大企业的主管，以及一些经济、金融专家学者，分别属于共和党、民主党或无党无派。谈到哪个党会在大选中胜出时，他们大多认为共和党布什会胜，包括多位民主党人士在内；有几位民主党员的大企业主管，甚而公开主动表示，他们将投共和党布什的票，理由是“喜欢布什的纲领”，其坦白程度，出乎我理解之外。
在我访问美国行程中，香港一位咨委巨商陪我访问华盛顿、纽约。他与布什是朋友，经他商得同意，布什愿意以私人身分见我。当时正值竞选逐步进入紧张阶段。这个咨委巨商先和布什会面，谈到总统选举，布什自己表示，缺少信心，因为过去几次前副总统参选，多次失败，布什估计自己很难例外。结果他却胜利了。
后来，布什打算与我会面的事有了改变，据说，美国国务院提了意见，会面须采官方形式。征求我意见，我考虑，官方会见须报北京国务院批准，时间来不及，便作罢了。后来布什当选，给我一信，表示未能见面的遗憾，并送了印有他名字的两件小礼品，作为纪念。
美国总统竞选给我的印象是：政党的政纲，必须符合大多数人民和选民的愿望，包括符合竞选对手所拥有人民和选民的愿望，才有执政的可能。虽然，竞选时的这些政纲往往在候选人当选执政后食言，不予或不能兑现，甚至根本改变，但选民是现实的、短视的，成为竞选政党不顾一切，广开“支票”，以争取选票的弊端。政党领袖为争取选票，不论平时与竞选期间，都非常重视与社会各界往来。布什给我的信件，看来是他的秘书起草、打印，由他签名的；小礼物也可能是专备赠送的。对一个不相识，只间接有约的人，他给予如此回报，不论对方是什么阶层，都做适当的反应，给人以礼貌尊重对方的感觉，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一般是不会如此处理的。据说美国的领导人对他们自己的过敏，一般也如此回应，这不仅是他们对自己选民的尊重，平等以待，也为竞选时增添了“资源”。这是民主政治优越的一种现象。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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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yù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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