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地之乱中，戏份最足的两个人是全师雄和王全斌，一个是叛军首领一个是宋军总司令，感觉赵匡胤的存在感很弱，按道理，征蜀这么大的事，作为大宋的一把手，就在开场的时候说两句动员讲话，之后就任凭形势发展，连蜀地发生叛乱了也不出来表个态，好像也说不过去。
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赵匡胤对于征蜀的这批将领是比较放心的，至少政治上过硬这一点是放心的，也就是说他对王全斌等人的忠诚度是毫不怀疑的，要不然在蜀乱开始的时候，及时将这群不得人心的将领们撤回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之所以不撤，一是赵匡胤没有预料到后果会如此严重，二是他对将领们比较放心。二，说明至少在蜀地之乱的前期，赵匡胤对于将士们抢劫劫掠是默许的，赵匡胤对于宋军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常情，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当时，胜利者对于征服地的劫掠很可能是一种惯例，为了激励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奋勇杀敌，对占领地在一定时间内的掠夺是潜规则，拿不到台面上说，但私底下是被允许的。
当然，要说赵匡胤在叛乱期间一点事情都没做，也不符合史实，只能说他所做的事情收效甚微。
具体说来，赵匡胤在宋军征服蜀地到叛乱结束之前，主要做了以下事情，一是颁布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如免除乾德二年的欠租，将当年夏税的一半赏赐给蜀民，将后蜀没有名目的徭役赋税全部废除；降低盐价，救济缺粮的百姓；从轻处罚一个月内自首的逃犯等等。二是派曾任开封知府c权知潭州（长沙代理行政一把手）的吕余庆担任权知cd府（cd代理行政一把手），这等于是将王全斌在cd的行政权给剥夺了，吕余庆到任后严肃查处了一些当街公然抢劫的下层军校，cd的形势得以稳定下来。三，派遣丁德裕c张延通等人率部队援助王全斌c刘光义部。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乾德四年（966年）十二月，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蜀乱终于平息了，乾德五年（967年）正月，赵匡胤将此次征蜀的将领全部召回，他准备论功行赏和秋后算账一起来。
由于赵匡胤已经从一些渠道了解了王全斌等人在蜀地的恶迹劣迹，所以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考虑到王全斌等人有征蜀的军功，没有走司法程序，而是让中书门下即政务中心）来审理王全斌等人，并且让进京上访的蜀地苦主当面与王全斌等人对质。最后，王全斌等人全部认罪。为了以正视听，以儆效尤，赵匡胤专门召开廷前会议，命令专案组把王全斌等人的罪行一一列举，并提交大臣们讨论定罪量刑，讨论的结果是“全斌等法当死”。但是，赵匡胤特赦了他们，全部降职处理，王全斌（原为忠武节度使）贬为崇义留后，崔彦进（原为武信节度使）贬为昭化留后，王仁赡（原为枢密副使）贬为右卫大将军。其他定罪的将领也全部降职处理，中下层军官和士兵有参与抢劫劫掠者一律得到惩处，其中殿直成德钧在押送后蜀军校赴京途中，勒索钱财，接受贿赂，被处死。
看来成德钧是碰到枪口上了，王全斌等人犯的事情明显比成德均大，但一个贬一个杀，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司法体制的弊端（其实也是古代司法体制的弊端，并不仅限于中国），就是看人下菜，司法执法走的是飘逸路线，没有统一的标准。
有罚也有赏，赵匡胤对于此次征蜀之战表现突出并且没有参与抢夺勒索的将领们予以提拔重用，这些将领等于是既经历了战争的考验也经历了糖衣炮弹的考察，军事上过硬政治上清白，这样的干部要大力提拔，老成谨慎的水军都监曹彬提拔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使c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c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李进卿都提拔为禁军都虞候并兼领节度使，西川转运使沈义伦提拔为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
水军司令刘光义估计是有一些小问题，但不影响大节，改领镇安军节度使，没升没降。
对阵亡的将领高彦晖，赵匡胤下令对其家属赐以财帛，并加以抚慰。
至此，征蜀之战就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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