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衰落》 正文 序言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急剧变化和儒家文明的缓慢变化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对抵制欧洲征服的一些更古老文明的看法，因西方全球扩张带来的新视野而扭曲了。在这些古老文明中，最顽强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因为这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太过骄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欧洲的挑战。就这条常见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如此辉煌而厚重的文明，的确无法承受任何会打乱其根基的事件，否则，整座“文明大厦”就会崩塌。既然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横扫一切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因此，中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最终归结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由于没能力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中国将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假设：未受干扰的中国会无限重复它过去的历史，固守传统成不变。那么，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对内部的变化特别敏感，因为按照他们对历史的划分，近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 假如我们以一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为分割点，来划分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不就变成外因论者了吗？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发生了内部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1 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寻找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我的确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从青铜时代到出现先进炼铁技术为止。在此期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发展出文字c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伟大的儒家经典。第二个时期（或称“早期帝国时期”）约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世纪，即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和汉朝统治时期。汉朝征服了中亚部分地区，创制法典c设立太学c扩大并整饬官僚系统c独尊儒术并将其定为国家教义。汉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分裂，第三个时期开始，时间是从3世纪到6世纪，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王国，有些由异族所建，统治着帝国的部分地区。氏族武力横行，哲学家们抛弃儒家思想，选择了形而上学的道家思想。此外，佛寺遍及全国各地。 第四个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的帝国中期，中国再次实现政治统一。在唐宋的辉煌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空前繁荣，儒家思想也强力复兴。武人势力受到抑制，文官管理着这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第五个阶段自宋室南渡起，至14世纪止。一系列外族政权控制华北，最后，元朝消灭宋朝，统治整个帝国。14世纪，明朝将蒙古人赶出中原。近代以前的中国最后一段伟大时期，由此展开。在此期间，明清两朝都复兴了儒家思想，并征服整个中亚，成为大多数东亚国家眼中高度文化和文明的象征。 此时，中国社会由士绅统治。士绅包括在正式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大夫精英，以及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务的地方名流。他们之下是农民阶层。农民阶层不仅人数最多，还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辛勤劳作加上新作物的引进，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进而导致15到19世纪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倍多。帝国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急剧增长引发的，比如：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c士绅阶层的扩大和经济的商业化。 上述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颇具活力的内在发展，而这种内在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中国与西方c日本的斗争结果。中国确实对欧洲的挑战做出了应对，但其对这一外界刺激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已经开始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力量。随着过去的权贵让位于新兴的阶层，相互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土崩瓦解。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君主制和传统文化也随之消散。这个国家虽然经受住了文化崩溃，却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尽管最终会出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其试图创建新政体的革命斗争，却持续至今。 中国王朝 编者注：本书历史断代与国内公认断代时间有所不同，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一章农民 农民的传统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然而，不管中国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王土c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3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c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4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下的扭曲的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改变。 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1523年—前1028年）和周朝（公元前1027年—前222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的帝国——汉（公元前206年—220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5，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其耕作封地。 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589年—617年）唐（618年—906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755年—763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1368年—1644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1644年—1912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1644年，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1740年，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19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这些家田越变越小。 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满洲人的奢侈和诸子平分财产的做法已足以解释这些封地为何会四分五裂。但中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北平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c大豆c花生c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6，来达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7因此，他们便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8 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贷款。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1876至1879年间，山西省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续送达。在1877至1878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11。随后，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9 遭遇如此自然灾害时，华北的农民也跟这股自然之力一样，迅速席卷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平原。叛乱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一大群惯匪，但逃避旱灾c洪灾或税吏的难民，和其他土匪的加入，则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若用地形学术语讨论这些社会运动，那便可以说：华北的叛乱已如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 华南的人文地理 华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长江以南高山与河谷交错分布，人口分布不均。集贸中心周围肥沃的三角洲和灌溉发达的平原上农业发达，靠近山区之地则多是土匪和部落原住民的天下，人烟稀少。各宗族争权夺利，各民族也纷争不断，扰得四处不得安宁。 这些农民都是来自北方的汉人10。长江流域以北周期性的天灾和人类不断向自然施压的行为，渐渐迫使汉人离开黄河流域，向南方迁徙。比如，南宋时期便出现了一次大迁徙。不过，人口的流动往往都不易察觉。如今，历史学家们将地方志中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后，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公元3世纪便有很多中国人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和热带丛林的南部。迁徙人数在唐朝急剧增加，到13世纪晚期达到顶峰后逐渐下降，最终在18世纪初趋于稳定。至此，中国已有略多于一半的人口，在长江以南定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民族的差异将人口分成两大区域。北方人说腔调各异的官话，而身量较小的南方人则发展出互不相通的方言，比如广东话c客家话或闽南语。宗教差异也存在。此外，华南宗族团体的规模，也比别处庞大得多。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建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11世纪时，因为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三次。到14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 虽然南方水田灌溉系统的规模比北方蓄水工程小得多，却需要更多劳力和持续的维护管理。治理黄河是国家的责任，但大多数运河c堤防和长江下游的水坝则由私人负责。在18和19世纪，此类工程由士绅负责。这些士绅并非总是大地主。然而，18世纪以前，长江三角洲水利工程的主要费用，似乎都来自靠地租为生的富裕地主。11 那些地产曾经可能是完整的领地，但至少到明朝，它们便分成了以下几个部分：地主的房屋c其直接监管的劳动力以及由佃农耕种的边远分散之地。这种地主制在中国华南的发展与官绅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这点将在下一章讲到。免除徭役是士绅的特权之一。此外，士绅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也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缴地产税。因此，随着免税的领地越来越多，自耕农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于是，缴不起赋税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土地转让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士绅，并成为后者的农奴或佃农。农奴和佃农的界限并不明显。一旦卖身为奴，农奴就可以像奴隶一样被买卖。而且，他们的后代往往也会继承这种身份。而佃农则跟土地为一体，可能会在土地转手时被一起卖掉。只有官宦之家才能合法地拥有农奴，但非士绅家庭也会打着收养贫苦孩子的名义暗行此事，从而拥有一批能为其耕种领地的劳动力。 14世纪晚期，明朝第一位皇帝将长江沿岸的土地悉数充公，还给自耕农。然而，在南方士绅看来，明朝的税收系统依然存在诸多漏洞。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再次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大地主。到了16世纪，尽管经济商业化已经开始削弱这种佃农和农奴身份世代相传的体系，但佃租还是和以前一样高。随着越来越多的集镇为下层农民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个体对屈于人下的怨恨，逐渐演变为群体对长江下游大地主的怨恨。1644年，明朝北方沦陷，南方的农奴和佃农暴动，要求撕毁他们的卖身契，或归还他们的土地。 18世纪30年代，清朝废除农奴制。尽管佃农制依然存在，但中国华南约一半的土地，最终还是为农民所有。这也是投资农用地利润下降的结果。富人们发现，投资城市房地产或放债获得的利润更大。然而，地主所有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为显著（见图1一1）。中农和富农的财产分布情况，长江南北大致相等：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不过，南方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百分之三的人口掌控了近一半的耕地，导致南方的贫农数量几乎是北方的三倍。 公有财产的数量庞大是华南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富有的宗族在由族长掌管的信托和地产业上投资巨大。为了赚取收入支持家族仪式c福利和教育，他们也会购置土地和当铺。士绅开办的慈善机构c乡村联盟（乡约）c水利局，甚至秘密的会社等，让华南的乡村社会显得比北方的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更高。帝制晚期，随着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前的农民逐渐独立，基本不再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湖南和福建的商业区，农民向城里的地主交租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尽量利用和控制粮食交易价格，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就这方面而言，个体耕种者都被卷入客观经济力量织就的大网里——遥远省会城市的粮价波动c伦敦对茶叶需求的变化或大阪丝绸服装款式的变化，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图1一120世纪中国华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况 来源：以上数据源自陈翰笙著《中国农民》，牛津出版社印度事务分社，第22页。陈教授对地主所有制评价过高，引来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他采用的这些数据都是20世纪实地考察的结果 人际关系与阶级冲突 有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c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个人纽带能缓和客观的市场关系带来的直接影响。17至18世纪之间，尽管许多地主都居住在别处，但乡村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公认的阶级冲突，还是在精英阶层的家长作风下有所缓和。从明朝晚期以来的佃租契约可以看出家族关系延伸，并最终代替租约的过程。佃农们为家族婚丧之时提供特殊服务，以期在特定的宗教节日受到地主的宴请。在中国最南端，许多农民就是其家族的佃农，因此，如族中长老重诺守约，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享受到福利和饥荒时期的赈济，甚至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存在家族关系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交往（感情）来加深彼此的交情。如此一来，歉收或粮食价格下跌时，佃农或许就有希望说服地主减租。当然，他能否成功要视经济情况而定。有时，某些相对来说人烟稀少的地方（比如，17世纪晚期的湖南中部），对佃农的需求量就会较高。地主也会特别留心，以维持佃农的忠诚。但在劳动力过剩，土地不足时（如19世纪20年代的江苏），地主对佃农需求的关注度，便会大大下降。 矛盾是家长式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上层阶级带着复杂的心情看待农民，佃户或散工对他们的感激中，也夹杂着怨恨。如果经济状况有变，他们签订的保证其租赁权利的租约，也会成为一种束缚12。土地和劳动力分派均匀时，地主和农民都会坚持较为友善的做法，从而相处融洽。然而，如果人口给土地带来的负担太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经济上的小康与现实生活的需求仅一步之遥。两者过于失衡时，农民就会发现，那些为牟利而学来的技能（协调与地主的关系；为快速便捷的信贷而依赖放贷者；为可供销售的农作物，依赖多变的市场价格），反而会束缚自己的生存能力。接着，憎恶会演变成敌对，锄头会变成武器，富人们的大宅也会被焚烧殆尽。然而，经济情况一旦好转，农业产量又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后，农民们便会重拾往日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再次过上规律的乡村生活。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c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16世纪后，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c番薯c爱尔兰马铃薯和玉米——介绍给中国人，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万。连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居海外，更多的北方人则融入了满洲。尽管如此，人口的压力依然持续增加。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它只是一系列大叛乱的开端。这些叛乱将动摇王朝根基，打破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来的和谐局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二章士绅（一） 士绅的双重性 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在更高c更正式的水平上，很容易形式化。皇帝位于权力的顶端，周围是有时能被授予世袭勋位的皇亲国戚和心腹大臣。皇帝之下是执行皇命的各级官僚。过去，西方人常常称其为“满大人”。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在科举中取得较高名次的士大夫们，其等级可一直向下延伸到知县及其僚属。但在县衙官员和农民之间，一般还有个被称为“士绅”的群体。该群体就像另一个承担着社会福利事业的非正式的政治社会团体。中文里，“士绅”一词常用来形容地方精英，所以英文虽用“ntry”一词来表述这个群体，但将之译为“绅士”，却不够准确。“士绅”13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绅士地位和他们处于乡村的生活状态，却无法体现他们具有的官方地位和身份。其他诸如“满大人”和“有功名者”的称呼虽然体现了士绅的公认地位，却忽视了财富c教育甚至出身赋予这些人的非官僚身份。只有在表明“士绅”既非纯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该词来统称这个群体。与英文中的“ntry”不同，中文里的这个词由“绅”和“士”组成，将士绅的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c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c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c享受免除徭役和不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c拥有私人武装的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c土地和军事力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就这点而言，明朝初期的皇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4世纪晚期，明太祖（1368年—1398年在位）没收长江流域士绅的地产，废除宰相制度，借此剥夺了文官在朝堂上的发言权。接下来的15世纪中，明朝的皇帝们收回“荫”的特权，并降低了太学生的声望。15同时，君主通过极大地放宽科举制度，允许除贱民以外的所有人参加考试，来鼓励加大官僚士绅的流动性。帝国的代表是一群有影响力的精英。中央政府通过控制科举考试的内容c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态c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明朝的科举制度在16世纪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清朝并未大幅修改，便将之全盘继承了下来。考试基本分三个等级，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考中最低一级乡试者为“生员”16，即俗称的“秀才”。考中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会试，竞争“举人”。17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后，方有资格参加殿试。只有成功通过这一系列全国考试的人，才能被授予“进士”学衔。简明的对比见表2一1： 表2一1考试基本等级 19世纪，在中国的西方人常常把生员看作学士，把举人看作硕士，把进士看作博士。这样命名虽有助记忆，却并非完全贴切。 最初，不论获得何种功名的人都可入仕，但到1850年，肯定能获得官职的，便只有进士了。18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尽管机会之门向生员们大开，实际上却只有位于顶端的少部分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每次乡试都有将近两百万童生参加，但只有三万人能顺利成为生员。这三万人中，仅一千五百人能通过会试成为举人。而这些举人中，只有三百人能获得最高的进士学衔。有志攀登这一阶梯的人十分清楚，他只有六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最低的学衔。令人沮丧的是，一旦成为生员，他通过会试的几率同样很低，仅为二十分之一。不过，如果他能符合举人的要求，便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不论在哪年参加考试，这两百万等在帝国乡试考场外的考生都知道，自己只有六千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一定能被授予官职的最高学衔。整个帝国，不论高低，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但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个。 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19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c由忍饥挨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c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五岁习字c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数人二十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c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 地方声望：作为一个阶层的士绅 功名并不能代表一切：“绅”并非决定地位的唯一要素。明清小说中老套的喜剧角色（在英国，这类角色通常是乡村牧师）往往都是衣衫褴褛的生员。勉强糊口的下层士绅经常被刻画成穷困潦倒的机会主义者，靠教授地方大户子弟“笔耕”过活。因此，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形象时，便立刻意识到：有功名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比某些世家或望族的地方名流低。的确，即便这些家族缺乏有功名者，他们也显然属于当世的地方士绅阶层。因此，人们对士绅的看法是片面的，往往只看到了“绅”的部分，即仅以帝国政府授予的功名来定义这个阶层。20那“士绅”中的“士”字，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周朝的经典著作中，“士”指为王效力的贵族，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是：接受官职的人。公元前六七世纪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因为孔子为“士”，所以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最终包括了“文人”——因教育而非出身成为贵族的人。清朝，“士”已被宽泛地用于描述未必是“绅”（有功名者）的地方精英领袖。知县的手册里将其定义为“四民之首”，并点出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21。作为“士”的士绅不仅是政府的产物，也因为基于财富c教育c权利和影响力的地方声望，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个定义是很极端的，与之前划分“有功名者”的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一来，士绅便不是一个有地位的群体，而是一个阶层，且其地位等同于在明朝拥有地产c在清朝深入城市房地产和高利贷行业的地主阶层。毕竟，除了富人阶层，有功名者还能出自哪里呢？要想通过科考，花费可不小，塾师的费用何其高！期待“求学立刻带来回报”无异于奢望，一般的农民家庭都无法为此付出“缺少一个劳动力”的代价。因此，财富和非正式的社会地位要先于获得功名。而若能获得功名，乃至出任一官半职，则能通过由此与官方建立起的联系和获得的政治影响力，长久维持家族的地位。 因此，“士”的定义便从“获得功名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地位显赫的世家或大族。”的确，范仲淹（989—1052）之类的士大夫强调宗族有向人们灌输儒家道德观c照顾穷人的社会责任。11世纪后，中国士绅阶层兴起便很符合上述观点。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的子弟c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成功接踵而至。宗族通过共有产业日益壮大，但也反过来为积累更多财富提供了理由和资源。在其成员看来，宗族应该竭尽所能，通过在科考中分担应考者的经济压力，来增加族中正式士绅的人数。最成功的家族是那些按能力为族人分派工作的家族。22一些族人依旧务农些经商，而好读书的子弟则被鼓励争取功名，以光耀门楣。 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耀，随之而来的还有政府的饷银。尽管清朝官员任期很短23，但他还是能在任期内为自己和族人大赚一笔。常规俸禄很高（18世纪，一名总督的年俸为一万八千两，约合两万三千四百银圆），此外还有众多诸如漕规（比如占部分税收的粮食税）的规费收入和各色礼品。知县的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两。比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正式和非正式收入就更高了。每一年，清朝的总督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二十五万银圆。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回归长年来供养该官员求学的宗族金库。许多宗族都会自动评估族中官员的财富，规定其捐献的份额，并十分期待他们贡献更多，促进宗族繁荣。这些贡献通常还包括购买“义田”。而义田的租金，便成为宗族信托收入之一。例如，19世纪晚期，苏州地区便有将近两百万亩田（约三十万英亩）属于望族。但土地并非唯一的投资方式。富户约于18世纪初加大对典当业的投入，因此，到19世纪，对农村信贷的掌控成了士绅的主要经济来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二章士绅（二） 官职虽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却足以成为世家热衷培养族内官员的理由。如果一个富裕的宗族缺乏有前途的应考者，也许就会从邻里收养一个聪明的男孩，或把族内的女儿嫁给其他宗族的子嗣。有个研究24调查了帝制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十一个著名家族，发现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八代，大大超过两个世纪。最为显赫的望族则可以保持声望二十一代（五百五十年）不衰。苏州的范仲淹家族，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范仲淹于11世纪创建的基业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其家族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后主要的大地主之一。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期间，这些家族都必须要出高官。中国历史上，只有福建著名的莆田林氏在整个明朝不断出高官。然而，能造成声望转移的重大政治动荡发生之前，许多在京缺乏声望的著名家族仍可能仅仅为“士”。 士绅的双重性反映了王朝晚期中国多阶层社会的复杂性。13世纪前，士绅和普通大众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到了明清时期，便无法再用之前那种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社会景象。早期儒家发现，用“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阶级并非难事，但一位16世纪的观察者，即便注意到官僚精英显著的社会地位，也会很快发现，以上述那种绝对形式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任何一个乡村，都至少包括与帝国最高政治阶层相关的京官c担任私塾老师或地方幕僚的下层士绅c缺乏官员却声望颇高的大家族c放高利贷者和市场掮客c富农c自耕农c成功的佃农和贫穷的农民。如果该村周围有一个大城市，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任何一种绝对划分精英和大众的方法，也会因此而受到挑战。异族通婚c官员流动c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一个贫农或许不可能突然跃升至社会顶层，但一个有野心c小有积蓄c不乏才子的农民家庭通过不断努力，却可以先积累更多土地，继而进入贸易和典当业，跻身下层士绅阶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代子孙手中，这个家庭甚至能进入管理帝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 公用事业与个人利益 历史学家们不仅强调士绅的双重性，也将士绅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道德性一分为二。在19世纪的西方观察者看来，士绅似乎往往是有序社会的中流砥柱，不仅以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引导着农民阶层向更高的道德标准迈进，还无私地推行慈善c管理公共事业，并在“位高则责重”的心理驱使下，承担起保护农民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在很多目睹了中国革命的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士绅阶层就是一个贪婪的c极具剥削性的阶层，那些说教般的特质似乎就是一层薄薄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不断以大众福利为代价，牟取私利的真相。 此处的差别，或许就出现在儒家理想的公共事业与士绅的利己主义现状之间。毕竟，深受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士绅们都坚决主张：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是君子的责任。君子烂熟于胸的《论语》将君子比作风，民众比作草，风行草偃。到了帝制晚期，士绅不仅是道德典范，还要通过诸如调解地方争端c照顾穷人和热心慈善等具体方式，来为自己在地方志或族谱上赢得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名声。 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士绅们的这些行为是备受尊敬的。因为朝廷清楚，若没有他们的这种非正式协助，要治理全国一千五百个县是极其困难的。19世纪，知县一般都得负责诉讼断案和税收，并管辖将近二十万人。清朝为避免官员培植己方势力或任人唯亲而实行的“本籍回避”政策，有时会导致官员因为不通方言，而根本无法与广大民众沟通。每位知县手下都有主簿或典吏，除此之外，知县还会聘请一位书办胥吏25c捕快衙役和税吏。早些时候，这些人或许已经足够管理一个中等大小的县，但帝制晚期人口大大增长，很快便超出了这些属员的行政承受能力。虽然县衙可以聘请更多杂佐吏员来帮助苦恼的知县，但早在明朝，朝廷便施行了一项旨在减少地方政府开支的政策：用徭役税代替官方饷银，作为这些属员的薪饷。随后的清朝基本沿袭这一政策26，从而导致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县衙的属员和胥吏被迫依赖非正式的规费过活的现状，往往会引发强取豪夺和行贿受贿之事；其二，因为知县关注的焦点是通过厘清诉讼和准时缴纳税款，来保持自己人事记录的清白，所以其“父母官”的职责便更多地转移给了士绅阶层。 士绅“导民以德”的做法，不仅十分契合儒家社会自律的理想，也蕴含了儒家正统思想对法家27严刑峻法的厌恶。至少从宋朝开始，大多数儒学政论家便更偏向自由“无为”，而非官僚管控。他们担心物价调控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会导致危险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他们看来，集权主义终会扼杀个人权利c强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法家在实际的政府管理中，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以百户为单位登记人口的保甲制度本是可以保证户口登记，使邻里对彼此良好品行负责的制度，但儒家仍轻而易举地指出：保甲制度是一种自我监管制度，它鼓励社区团结，而非建立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统。因此，它倾向于让人们彼此监视，效果更胜于建立一个以秘密镇压为宗旨的治安当局。因此，地方政府的许多日常事务便不在官员们的掌控之中，而是落到了老百姓的头上。早在宋朝，便会遴选农民，为官府服务，负责日常保安c征税和土地登记等工作。14世纪，明政府委任富商出任粮长一职，掌听讼理狱之权，解运粮税入都城南京。这一制度虽然减少了政府预算，有助于改善“贪婪成性”的衙门28胥吏垄断税收的现状，但对倒霉的收税人来说，粮长一职很快便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其他人的逃税行为，总会让前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17世纪，明朝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随后的清王朝采取了更直接的收税方式。不过，清廷依然允许不具官方身份的人负责其他地方行政职责，部分原因是各处乡村都储备着大量可做管理事务的士绅。15世纪后，随着乡试扩大录取名额，三百年间，生员的数量从四万增至六十万。因为政府官职越往上，名额越少，所以越来越多无法取得更高功名和官衔的下层士绅，便承担起了地方行政中的非正式角色。 到19世纪早期，地方士绅在地方行政中主要承担五类不同职责，每一类都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 1调解农民之间的法律纠纷。作为酬谢，农民得向自己的士绅代言人支付聘请费。 2监督地方学堂与书院。这些机构收取的捐款就是书院山长29和老师的工资。 3监督水利工程。有时，这些工程会发展出劲头十足的乡约组织，为管理者带来丰厚的酬劳。 4招募和训练地方民兵。练兵费用和士绅教官的年薪，都来自公众捐款。 5包揽农民税收，上交衙门属员。士绅在每个地区包揽税收时收取的规费，可高达数万两白银。 18世纪后，这些新的管理收入开始取代土地，成为士绅阶层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清朝建立后，多数士绅的阶级特性都是地主所有制。到了清代覆亡之际，这种特性则由管理技术来定。 士绅收入与腐败 然而，帝制晚期的士绅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俸禄可观的上层士绅和靠非正式的规费过活的下层士绅截然不同。30上层官僚士绅所得的大笔俸禄，足够负担庞大的家族开支和购买私田。虽然与投资城市房地产或典当业相比，投资土地受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小，但其回报也更少。然而，上层士绅的俸禄已经高到足以让他们甘愿为了稳定和安全，牺牲流动资产和利润。拥有土地也符合上层士绅对退休生活的设想：忠诚的佃农在远方的田地里耐心耕种时，仁慈的乡绅则在宅邸窗边赋诗。他们是拥有土地的显贵。官方收入不仅有助于确保他们的这一身份，也确保了地主所有制。如若不然，仅从经济上来讲，上述情况也难以维系。 通常来说，下层士绅是无法维持这样一种生活的。从商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身份31，而务农又有损他们知识分子的尊严。明显没有资格出任正式官吏的他们只得谋求一份代理收入。这份收入不仅比上层士绅丰厚的俸禄低得多，更是直接来自农民。一位督抚大人的财富所得，也包括这类非正式的规费。只不过，这些规费都包含在高额回扣佣金里。另一方面，生员似乎更具剥削性，因为他们那些基于以权谋私和侵吞农村公款的收入，基本都直接源自民众。随着下层士绅的人数越来越多，彼此间争夺合法管理费用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时，无正式官职的生员为了生存，也只得滥用职权。调解争端变成包揽诉讼，教育基金c水利工程款项和地方团练的捐款都被侵吞。最重要的是，士绅包揽税收的规费也越来越高。最终，农民支付的这项费用，甚至是合理费用的两至三倍。 这些往往相当于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让当时的很多观察者确信，生员已经背离了儒家“家长制士绅”的理想。晚明和清朝时期，官方和民间都大肆呼吁士绅的节操。尽管在中国许多地区，没有正式职业的阶级都是农村的苦难根源，但上述劝诫行为，的确有助于抑制生员的贪污。当然，朝廷可以通过调节取士名额来缩小下层士绅规模，但这种危险的做法可能会令数百万“有志者”希望破灭，进而动摇国本。因此，政治评论家们要么在呼吁文人道德复兴的同时，继续谴责政治规范的衰退，要么就是将上层士绅的理想行为和生员的贪赃枉法之举严格区分开来。 顾炎武（1613—1682）着重发展了第二种观点。他关于治国方略（经世）的著作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改革家们。对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明显问题，明亡之后才开始著述的顾炎武，却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他确信朝廷如果正式承认地方士绅对地方政府的管理权，整个帝国就将得到更好的管理。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痛斥生员干预衙门事务，滥用职权，欺骗农民的钱财。依顾氏之见，朝廷若能约束生员，那地方行政的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顾炎武就“士绅治乡”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是意在由上层士绅掌理朝政。处于下层的生员被谴责，完全是因为他们缺乏上层士大夫在道德上的自控能力。后者因为已经通过科举的层层考验，因此肯定也具有更高的品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士大夫阶层中地位的高低，能反映其受教育水平。鉴于儒家教育被视为一个修养道德的过程，于是，一个人的功名越高，品德也就越高。这一还有待争论的假设背后，是顾炎武自己对士绅阶级特性变化的独特感受。他著述的时代，正是大量土地迅速成为高官的酬赏，房地产的经济基础衰退之时。顾炎武的确因为一个不忠的农奴，丧失了自己在长江下游的家产。因此，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社会有种怀旧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名拥有地产的士绅可以家长式地处理地方事务，并向地方政府灌输“封建主义精神”。为了恢复这种假设的仁慈，他继续将上层士绅的责任和道德理想化。在他看来，这些上层士绅更适合这种赞誉，因为他们是比其先辈更无私的地主。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生员没有可以依靠的土地，因此便只能“鱼肉乡民”。 毫无疑问，清政府也跟顾炎武一样憎恶生员。像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这样的强势统治者，就剥夺了下层士绅呈递诉状的特权，并禁止他们在地方包揽税收。乡村士绅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受到这种挫折的影响，却依然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虽然可能并非是最重要的）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上层士绅不愿再放纵c维护和提升生员的利益，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之间的平衡才得以维系。在政界颇具影响力的上层士绅，常常以下层士绅的劣行为耻。因为，那些行为很容易危及他们在御前的地位。而且，即便下层士绅逃税32，迫使农民阶级因经济负担加重而叛乱，本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上层士绅也会逃税，但他们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危险更敏感，因此更有可能谴责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力挺官方纠正经济弊政的措施。再者，因为帝国的统一与上层士绅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 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直到19世纪，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依然维系得很好。如果士绅挪用公款过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朝廷自身，就会剥夺士绅的特权。另一方面，如果皇帝谕令知县完全忽视士绅的利益，言官们便肯定会抗议朝廷的过度干预，并呼吁一种更宽松的行政政策。清朝的皇帝们的确在帝国行政中心主张（也的确得到了）更大的专制权力，但在政府外围不乏乡村士绅的18世纪，帝国也逐渐地故步自封。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当然，士绅有时也能掌握财政，拥有独立军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求自保的皇帝被迫谕令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不过，和以前一样，朝廷为避免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平乱之后便解散了那些军队。然而，19世纪，朝廷却丧失了这种能力。1839年后，遭遇内忧外患的皇帝发现，要收回暂时交给士绅阶层的军事权和治安权已比之前困难得多。在18世纪，要是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正式的官僚体系资源有限，所以持续增长的人口为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此外，下层士绅日益熟悉地方事务，俨然成了非正式的地方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上层士绅也发现，他们不熟悉的国内外敌人不仅成为其地位的新威胁，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地方政治架构，以掌握军事和税收。在这样的时候，最忠诚的士大夫即便遇到最贪赃枉法的生员，也会乐于与之结盟。 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清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勉强应允上c下层士绅联手合作，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当时的人把这种现象比作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然而，军事封建主义并不是什么问题。这种联盟会造成很多后果：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三章商人 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者生产粮食c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c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的挖土工c搬运工c赶牲者c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33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c制作丝织艺品c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c泥瓦匠c织工和陶工的管制，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像扬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型城市数量激增。定期交易的集镇（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一个由乡村c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易市场组成的网络覆盖了长江下游c开封和四川。这些营销中心鼓励新的消费习惯，给数百万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生活的人，带去了服饰潮流和戏曲娱乐活动。 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中型市镇比乡村更适合居住。34如果我们相信当时人的主观印象，那就可以说，1550年至1650年间，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有“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之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更是如此。士绅家庭利用他们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成千上万亩分散的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佃农租金，为富人们创造了搬入城市的条件。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35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化。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c亚麻制品和蒲席。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比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技艺，但到了16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技艺。棉织品成为一种常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持生活。对一份宗谱的研究36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止。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c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产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c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础，就是庞大的c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37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c纺纱c染色c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务的中盘商c批发采购员c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始c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c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景观包括在内。 在官员们眼中，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温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随处可见秘密会社的恶棍c妓院老鸨c赌徒乃至市井无赖。他们聚众喧哗，象征着一种新的c与经济稳定的重农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文明。因此，当局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对城市的控制权。城市行政依然归于中央官僚体系中，并未发展出市政机关之类的机构。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权。 他们也没有组织自治权。商会（行）最初为政府组建的手工业和贸易协会，起源于唐朝。“行”最初的意思是“排”或“街”38，被用来指精心规划的唐朝大都市中，政府将同业团体划归在一个城市区域的做法。比如，所有珠宝商都只能在“金匠街”开店，并接受政府指派的“行头”监管。行头不仅要监督质量c行会会员和业内价格，还要替政府征收行税。简而言之，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宋代的行会虽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团体，却也从未完全摆脱官方控制工匠与商人的最初设定。虽然清朝也有其他类型的行会（比如中国中部和南部尤为盛行的“公所”和“会馆”），但帝制晚期的“行”，情况依然和之前一样。 18世纪，因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会馆大为盛行。比如，北京的徽商便聚集起来，在首都建立起了会馆。这些会馆既可以作为酒馆或社交俱乐部，也可以作为能提供推荐信和有限商业信贷的商业合作协会。北京的这些会馆中，有些是由商人建立，用来接待进京赶考的士人举子的。因此，会馆不仅给商人提供了一个结交未来士绅的机会，也象征着商人终究需要依赖官方的保护。一个人在商场上爬得越高，他与官方的关系就显得越重要。虽然小商贾会尽力避免与官方接触，但牙商或客商发现，离开官方资助，他们的经营就难以为继。官员们常以控制贸易和价格为由，以贸易专卖权的许可为交换条件，向商人收取规费。向知府申请地方粮价控制权的粮食牙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知府缴纳了银钱后，牙商便有权控制粮食批发商和将谷物带到市场上贩卖的农民们之间的贸易。除了用诡诈手段操控价格获利，牙商还可以从所有贸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有时，牙商的剥削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但农民若试图脱离控制下的粮食交换体系，以建立他们的自由粮食市场，牙商就会向知府求援，请后者关闭农民的市场，支持其个人的垄断地位。 私人垄断 在其他社会，上述那些垄断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里存在一种类似酒类销售许可的执照。只不过，这种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牙商无法购买有法律保障的正式执照，只能以私人名义付费给个体官员。而那名官员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谈新的合约。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既然这种执照一直都是暂时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给予，都会使官员受利。反之，若官府售出的是永久性执照，该执照就很可能被一个牙商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牙商，从而让得利的一方变成私人。因此，垄断协议非常适应市场环境，完美地预防了牙商滥用职权。如果牙商从农民那里勒索了太多钱财，后者的不满就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要知道，地方官对任何独家垄断商的容忍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总能收回执照，派给其他人。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牙商的过度剥削是可以受到控制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却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只要牙商给地方官多交点钱，后者就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与之勾结在一起。执照和腐败c行贿与受贿之间的界限，从未明晰到能够避免这类勾结。而且，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然而，帝国经济最发达的时候，也出现过可世袭的执照。18和19世纪期间，国家金融几乎被三个家族垄断。著名的山西票号就是这三个家族的产业。这些票号分别建立于18世纪初年，以全国性的汇兑为主要业务。因此，想把俸禄运回家乡，又怕遇到拦路抢劫的官员们，便成了他们最早的顾客。票号在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后，就会派出保镖，护送官员的银两。随着声誉渐隆，票号逐渐开设了地方分号，发行能在其所有分号兑换现银的汇票。因为这些山西票号极有信誉，所以19世纪50年代起，朝廷也将钱存入这些分号，换取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山西这三个家族向前途看好的应考者们发放优惠贷款。后者出任官职后，会充满感激地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偿还票号的这份恩情。最终，这些山西票号便成了连通朝廷国库和地方藩库的半官方性的中转机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朝中支持山西票号的官员们绝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票号在未得到三大家族许可的情况下，染指这项利润颇丰的生意。 与私营化更严重的部门相比，商贸和金融的公众化已经从多贸易商向集中化发展。涉足官僚资本主义的商人虽并未得到更多职务，但总体人数的持续下降，却让其个人财富相应增加。山西票号商人虽备受青睐，却无法集聚类似欧洲罗思柴尔德银行那样的财力。和欧洲的银行家们不同，他们既无法一步一步地从头积累资本，也没有能让他们成为帝国支柱的封邑或领地。对朝廷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不可或缺。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商人资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时，是其最接近罗思柴尔德或伦巴第财团之际。19世纪90年代，当规模更大c实力更强的西方银行业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时，票号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盐业 官僚组织控制着高层金融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垄断尤其体现在盐业上。从汉代起，朝廷就试图垄断盐的生产。盐是大众消费品，一旦征税，范围就将覆盖全民。然而，官僚体系不可能庞大到在每个零售点都派驻专人收税。因此，朝廷便控制了盐的生产。到清朝时，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即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该盐田包括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两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高达四百万两银子，占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两淮盐田这样的盐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唐朝的榷盐使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正式官员，负责监督盐的生产c储存c运输和财务会计问题。从皇帝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官员管理似乎存在两个弊端：第一，它创造了一批仗着自己的专业水平，伙同僚属不服从中央管制的盐务专家。若这些盐使是经过传统训练成长起来的文学通才，就更是如此。第二，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新的且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收入来源。如此一来，便为军事割据势力奠定了经济基础。瓜分了唐帝国的地方军头们，便严重依赖本地榷盐使的忠诚和创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将高层官僚监管与商人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合为一体。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税收额，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时间里，盐运使的角色都并无变化，相对稳定，但复杂的商户管理，却在帝制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盐业生产交到了漕户手中。后者在盐田将盐转手给盐商（也称“内商”或“场商”）。然后，盐商奉盐政衙门之命把盐运到扬州，在那里装船c课税后，交给负责运输的水商，再由水商分发给零售业者。从该制度在14世纪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无法出示盐引以证明其已经帮朝廷筹备过边疆军事物资，就无法运盐。这种旨在让盐商充作明政府军事后勤的复杂制度，很快便崩溃了。到16世纪，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仅能直接进入盐田，还能直接从盐运使手中购买盐引。 17世纪，水商在盐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购买盐引的费用，也成了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朝军费因为满洲人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商人们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让步。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对那二十四家水商来说，朝廷的这次妥协，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胜利。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39。18世纪，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场商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到18世纪，仅三十名场商，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两淮盐场。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反映出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因此，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因此，经营权就逐渐落入了少数人手中。40 期望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的官员们，也急需实现商业集中化。朝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来达到遏制私盐销售和走私的目的。因此，资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担保人。没有前者的允许，后者就无法涉足盐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垄断行为起到了稳定盐价的作用。因为，它较少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综上所述，引领行业的商人数量，一直都在持续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取最大的利润。 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c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费用是总商获得世袭专营许可的例行回报。但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费，促使贪官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c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保人敲诈更多钱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高风险。整个18世纪，盐业利润高达二点五亿两银子，提供给盐商的可用资本为八千万两。 要维持盐业生产与销售的稳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述的可用资产，商人们通常都不会遭遇彻底的经济崩溃。一名典型的盐运使，通常都出生于内务府。他花费了大量银子上下打点，才从宫中得到这个自己垂涎已久的职位。同样，皇帝也期待盐运使知恩图报。因此，他上任后若没有立刻将贵重礼品送达御前，皇帝就可能以渎职的名义惩罚盐运使。考虑到这些财务上的难关，每任盐运使都会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极力榨取更多钱财。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将商人逼至破产c甚至被迫暂时缩减交易的境地，自己就无法完成内务府摊派的税额。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好c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一商机制41。 商人追求士绅文化 尽管次数不多，盐商还是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资源，来反抗督管他们的盐务官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这些上层的社会价值牢牢地束缚着。商人接受官绅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也有可能进入精英阶层。有机会购买低阶功名，科考的开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也不必面对无法逾越的贵族秩序，像郑氏家族一样的总商家族，就有一半的男丁可以获得官方士绅的地位。这种富有的大户请得起全国最好的塾师来教导族中子弟，帮助他们应考朝廷为这些家族特意保留名额的恩科考试42。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进入精英阶层，他们就没有推翻儒家等级制度的动力，也没有联合其他资产阶级同业，共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志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可以轻易地以个人名义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所以这些商人既缺乏从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动机，更无法得到启发，构想出一种类似加尔文主义的中国式道德规范。 商人也没能养成自成一格的举止礼仪或生活方式。他们一掷千金c大肆效仿士绅的举止，放弃了更有成效的投资，转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的霸权地位。例如，当时一个特立独行的“盐呆子”43，就曾在设计精巧的玩具c太湖石44和珍奇的宠物上大肆挥霍。然而，他的这些行为，依然只是在以一种夸大的方式，扭曲地理解士绅风尚。所有此类挥霍行为中，盐商出身的马氏家族不仅主持了18世纪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资助着当时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藏书楼，里面存放着许多让乾隆皇帝都艳羡不已的珍本。他们对传统士绅风格的发展，与日本大阪的米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几乎与中国盐商处于同一时期的米商，都很享受他们独特的都市文化。歌舞伎c傀儡戏c井原西鹤小说中的“浮世绘”和安藤广重的浮世绘本，都是多愁善感c充满肉欲的，与日本正统武士文化里严苛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18世纪的扬州，旧时的精英文化形态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诚然，中国最伟大的白话小说就诞生在这个时代。但《红楼梦》里讲述的，仍是内务府出身的盐运使家族，而非表面上归其管辖的那些商人。 扬州的盐商请人绘制的一些古怪画作，的确能反映新的审美观。但仅高其佩的指画和金农虬奇的山水画，或许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已经把注意力转到文化创新层面。上述画作旨在传达一种文人墨客故意为之c与旧日宫廷职业画师那种精雕细琢之风背道而驰c不带匠气的画风。只有经过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了宋c元c明绘画笔法和书法技巧的人，才能明了文人山水画里这种标新立异c匠心独具的变体画法。相比圆滑地迎合新贵的审美情趣，这些文人更在意浑然天成的古拙之意。事实上，这些文人绘画的受众，几乎都是与他们自身类似的c有能力欣赏多重意象的唐宋书画主题的人。用一位艺术史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极端矫饰的鉴赏能力是基于： 现在与过去之间，个人感受力的极限与超出其个人理解范围的文化传承之间，进行的一场精心对话。45 “过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现在”的肩上。18世纪，行径古怪的文人们虽作风狂放，却只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换句话说，他们找不到一种新的c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许，他们愚钝粗鄙的赞助者会通过将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来阻碍他们的创新。毕竟，培养自己迎合画家品味的，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买家。然而，扬州艺术家们取得文化优越感付出的代价，仍旧是不断地重复。所以，他们的画作无论多么有独创性，也跳不出宋c元c明的绘画主题。 同样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了诗歌上。18世纪伟大的田园派诗人袁枚也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接受“盐呆子”的赞助。他感受到了传统的重担，极力抨击盲目模仿中古诗风的人。他不拘一格的诗句虽然感动了读者，却依然无法跳出唐宋的诗歌格律。然而，无论袁枚的诗句多么独特c大胆，他选择的艺术载体，依然是读者熟悉的古典语言。 中华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遗产46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拙劣地编进了乾隆皇帝那三万六千卷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是套包括了过去所有重要典籍的文选。为此，盐商藏书楼中的珍本都被征用c送往北京。无数德高望重的学者不遗余力地编纂大量总目纲要，剔除非正统的作品，然后把定版抄录副本。袁枚虽然主张浪漫的个人主义，反对因袭陈规，但也渴望加入这一编纂工程。他的一个朋友受命加入《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时，袁写道（显然，他的话中并不含讽刺意味）： 我似乎还是无法避免地被列入了无知的行列。我所闻有限，治学不严。转头回望都城，只能徒然一声长叹。要是能加入你们，助你完成这项艰苦的事业，该有多好！既然如此，你或许可以列出一些书名随信寄来，我应该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见解。如此一来，我或许才不会觉得，自己枉读了一番圣贤之书。47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四章朝代循环 朝代的更替与长期变迁 大多数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都不会关注农民c士绅和商人的长期变迁。编年史的编纂者虽然肯定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对他们而言，那些条件也只能是精彩得多的朝代政治史的背景，跟频繁往复的季节没什么两样。少数制度史学者会注意社会的长期变化，比如：封建体制的逐渐消亡或商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等。然而，他们却没能将这些变化投射到逐渐改变的未来中去。对儒家来说，历史并非呈直线形发展，而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进，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更进一步。每个朝代的兴衰都跟人一样，遵循着所有生物都无法逃开的生死法则。这种朝代循环更替的观点，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到帝制晚期，这个概念包含了三个相关因素：道德惩罚c宗教性的仪式和历史意志决定论。 道德因素 说到朝代循环观，道德惩罚是其中最早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027年，殷商被周朝所灭。在此之前，商都是以“帝”——一位统治着众多商王室先祖之魂的神祇——的名义在统治国家。尽管“帝”可能是最初的祖先神，但到公元前12世纪，它也已经足够抽象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完全客观的力量——“天”。因为“天”无法成为商王拟人化的私有财产，所以周相信将之推翻是合法的。因此，周的统治者打败商后，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取胜，完全是因为敌人治国无德，已失天命。 正如后来的经典（如《尚书》）所述，公元前5世纪，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天命理论。据《论语》和随后的《孟子》记载，圣王通过修身来实现天命。如果皇帝遵行儒家的“礼”，孝顺父母c关心朝臣c爱民如子，那就会国泰民安c文化昌盛。汉朝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家版图的成形，事实证明，这些儒家的预言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人君的道德修持，的确能影响政治秩序。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为规范，即依赖官员们的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员们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德，纵容群小索贿弄权，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们的君主一样，牺牲百姓福祉，谋取私利。如果腐败太过严重，导致税收不公或河工荒废，农民叛乱就会随之而来，为新朝代的诞生和接掌天命创造条件。 将朝代循环中的道德层面推演到极致，那一位放纵的人君，就有可能轻易覆灭整个朝代。此外，民不聊生时，这种说法也给了叛乱者篡位的权利。因此，害怕政治不稳定和一再动乱的儒家学说，为天命理论加上了一些限制。客观的“天”和皇帝之间有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后者常因此被称为“天子”。人们谨慎地遵守合法继承权。野心勃勃的臣子接受的，都是要视君主为父的教导，从而杜绝其弑君的念头。帝制晚期，官员们被灌输的忠君思想，让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能效命于篡位者。因为继位要合理合法，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们必须在仪式上格外小心，通过寻求公众的支持，谨慎地走完迈向龙椅的每一步。许多战功赫赫的将军c叛军领袖和地方权贵都能迈开最初的几步，但真正登基称帝的，却寥寥可数。 仪式因素 在汉代时，宗教性的仪式因素被归入朝代循环的概念中。同样，该因素旨在帮助防止篡位夺权和政局动荡。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维系天命的宫廷大典越来越受重视。受道家命理学和天象学说的影响，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等汉代哲学家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朝代循环理论。这套理论将皇帝的统治与某些颜色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皇帝通过仔细观察天象，并按时献祭，就可以确保自己的统治。自从汉儒主张天子具有“半神性”，保持天地和谐似乎就成了皇帝分内的职责。这一重要角色既强调了皇帝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也让他在利用仪式的宗教性力量维护其统治时，更加自信。因此，暴政引起的社会现象似乎不仅是礼崩的结果，也是天地和谐因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疏忽而失衡的征兆。于是，农民叛乱的危害程度，被等同于地震c流星c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此外，其他诸如雷击在内的“天怒”征兆，也表明天命的转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意志因素 尽管皇帝会亲自调节重要的历史平衡，汉代“天人相应”的朝代循环说，依然未能赋予任何一位君主最终的控制权，让其逃脱被下一个朝代取代的必然命运。一个新的历法时代到来之际，就是一个朝代终结之时。那位前朝的“天命代言人”，根本无力阻止它的覆灭。然而，到了伟大的宋朝，程颢（1032年—1085年）等大儒开始恢复一种唯意志论的学说。他们认为，个人努力可以影响天命48的持续时间。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年—1086年）声称：明智的皇帝及其臣僚可以通过以古鉴今来改革朝廷积弊，以达到推迟其灭亡的目的。没有千秋万代的朝代，但圣明之主或许可以挺过最艰难的时期。 皇帝与朝代更迭 帝制晚期，道德惩戒c仪式力量和历史意志这三个因素汇聚成了一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皇帝和臣属之间的关系。通过儒家所谓的道德修养和每日勤政，皇帝虽在仪式上地位崇高，却没有成为宗教领袖，或像日本天皇一样的朝臣傀儡。另一方面，该理论也维护了臣属们的独立和气节。既然“天”会依据国民的福祉来衡量一位君主的统治，那皇帝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政令何时会窒碍难行。溜须拍马的朝臣或许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但他真正需要的，却是敢于对他直言劝谏的臣属。对高度赞扬君臣之间直言不讳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坦率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即便这么做要冒君前大不敬和人头落地的危险。因为忠臣可以通过跟皇帝说真话，来助其改革弊政，维持天命。 朝代虽然不能亘古永存，但也没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没有人能信心满满地预测明朝或清朝的统治能维持多少年。有责任心的人，甚至无法肯定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是否能撑过一代。有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10世纪和14世纪）小国并起。这些篡位者建立的小国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明显跟其僭称的国号不符，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朝代。这样的称帝之举，往往都因为称帝时机错误而难以为继。在儒家看来，一个弱小的反叛政权若贸然建国称帝，只会引来嘲笑和蔑视，招致覆灭的惩罚。然而，即便开国皇帝成功稳住局面，新朝代也可能在第二代的皇位争夺战中遭遇覆灭的危险。 1402年，燕王起兵篡夺了侄子建文帝（1399年—1402年在位）的皇位。幸运的是，明朝挺过了这次危机。继位问题一旦解决，当时的人便认为明朝这样的政权定会遵循朝代循环的一般规律，走过军政繁荣的青年时期（14世纪）c和平稳定的中年时期（15世纪），然后开始衰落，直至宿命的终结（16世纪）。万历在位（1573年—1620年）的前十年，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中兴固然能延缓朝代覆灭的步伐，却改变不了这一宿命的结局。而无论居上位者，还是贩夫走卒，都感到明朝气数将尽时，这个朝代的衰亡速度就更快了。官员们或叛逃敌国或投靠国内叛军。全国各地凶兆四起。江湖术士和走方僧人很容易找到听众，接受他们那套天命已尽的预言。用《易经》的话来说，已到了飞龙在天，新天子就要出现之时。 当天命离开一个垂死的政权，似乎重新降落在某个足够勇敢且大有前途的人身上时，整个帝国都会不乏跃跃欲试之人。对新天命的期待会狂热地激起叛乱。而这些叛乱，似乎又反过来证明了前朝已然走到终点。 大众叛乱 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叛乱。比如，很多信奉道教的宗派就常常迅速起事。和平时期，神秘的道教在基层农民和社会边缘人中吸收支持者。然而，在帝国行政严重混乱c常规的政治秩序似要崩塌之际，宗派承诺的庇护和救赎吸引到的受众，就要广泛得多。汉朝末年，一些教派当中的符箓运动便为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的农民提供了避难所。这些提供食物和庇护的宗教团体遍及各省，其领导者们都招募到了数十万信徒。 唐朝以后，佛教里千年救度的思想为这些运动加上了永获救赎的承诺。白莲教预言了救世主的降临，称弥勒佛将带领他的信徒进入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成劫”49时期。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第二阶段的住劫时期以死亡和毁灭告终，届时黑暗势力50将试图阻止真理的传播。但那些有幸成为弥勒佛追随者并帮助白莲教抵御外敌的人，则会安然度过第二阶段的灾难，享受人间天堂。相比安定时期，弥勒佛教在动乱时期更有说服力。农民越饥饿难当c苦痛连连，就越容易相信人类已经如预言所说，即将经历住劫末期的艰难时世，从而对新乐园时期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种奇迹般的救赎，中国人渴求的意愿并没什么特别，但中国农民把自己对和谐的认同与朝代所谓的生命周期联系起来，却是十分独特的。因此，在天命这一普遍观点中，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朝代更替这样的变动，就成了天下大乱的征兆。而且，朝代稳定的统治也是天下和谐的象征。一个新的王朝终于恢复帝国统一时，千禧年运动便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农民回归土地，各教派活动转入地下，其成员的数量也逐渐减少到和平时期边缘团体的数量，即仅剩下那些坚信预言的虔信者。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是个佛教的托钵僧，后来加入了推翻元朝的白莲教起义。51朱利用白莲教筹建的私兵，帮助他巩固了其在华中的地方政权。朱元璋逐一歼灭军事对手，小心翼翼地争取到众多有影响力的士绅集团的支持，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局势刚一稳定，他便开始清剿助其登上帝位的白莲教，取缔教派，并屠杀了许多白莲教信徒。然而，该教派并未被连根拔除，直至20世纪，每每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它都会周期性地再度出现。 因为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认为：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弥勒下凡救世运动会随着朝代循环而兴衰起落。此外，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也会尊重阶级秩序。农民私下祭祀祖先或佛c道神衹，但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宗教义务，则主要以祭祀城隍的下属——庇佑一方的土地神为主。祭祀者与城隍之间的关系，类似农民请愿者与知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最初为城墙守护神的城隍，并非一位供个人崇拜的地府之神。和官僚机构一样，城隍也根据其辖区的大小，存在等级之分。朝廷甚至会“任命”已故官员的鬼魂，到某座城市出任三年一期的城隍之职，并宣称“知县理阳间，城隍治阴间，二者关系密切，合作无间”52。 宗教在死后的世界里，也有等级之分。农民像害怕具有合法拷问权的地方公堂一样，惧怕着那个死后的世界。地府之神——阎罗王常常被描画为一个身着儒家官服坐在审判席上，身边立着鬼卒，面前有判官大声宣读新鬼生前善恶记录的神。然后，阎罗王会给出极似人类公堂惩处方式的审判。 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之间的相似性，并非朝廷为了使大众各安其位而做出的巧妙新发明。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认为世界有等级之分，并愿意服从尽忠职守的官员们。但民众的顺从，取决于政府是否仁爱。如果官员们无法遵守这一心照不宣的契约，就应该受到抨击。“官逼民反”时爆发的叛乱，很有可能是针对个别县令，或反对苛捐杂税的。这类反叛运动往往都由旨在表达特定政治诉求的下层士绅领导。然而，当起义的领导者变成农民，他们的行动就更多地源自绝望，而非诉求。与其说他们反叛是为了表达诉求，不如说是为了发泄民怨。53然而，即便这种毫无重点的民众运动，也是由不断寻求秩序的农民推动起来的。 例如，许多农民起义就发生在土匪威胁乡里或附近有兵灾之时。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当代编年史写满了一波又一波席卷全国的混乱浪潮，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黑暗氛围。集市上或许会有人说，他在几个村庄开外的地方，看见蒙着黑头巾的土匪将农民们殴打致死。另一个农民或许会坚称，虽然这里看不见，但翻过最近的山头，就会发现全副武装的民兵正在屠杀百姓。越来越焦虑的农民们很快便会武装起来，蜂拥而起，攻击陌生人和士绅家庭。但与此同时，尽管叛乱难以控制，依然会有人渴望之前那种可以预测的秩序。白莲教这类运动的吸引力，或许甚至可能来源于他们对秩序的承诺。要知道，这种秩序在庶民社会中，早已荡然无存。 农民之所以对秩序瓦解感到惊恐不已，正是因为帝制晚期的中国四处都是一片混乱。大多数地区盗匪横行。私盐贩子c海盗c拦路抢劫的强盗c绑架勒索犯c拳师武棍和绿林好汉等各种亡命之徒，都被白话文学和戏剧美化了。年轻人眼中的理想英雄，就是劫富济贫或投奔山林c抵御外敌入侵的人。这些游侠崇尚武德，因快意恩仇和敢于挑战权威而备受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安分守己的农民渴望成就的另一个自我，像荒原狼一样让人既敬且畏。 在帝制晚期，无论这些匪首是劫掠商队，还是控制城市里的非法行业，都游走在官府容忍的边缘。尽职尽责的官员们有时会试图肃清自己辖区内的盗匪行为，但大多数官员会选择放任一些犯罪活动。晚明和晚清时期，衙门事务繁忙，分身乏术，无法既到遥远的边境地区巡逻，又去管辖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政治叛乱，朝廷却不会有半分姑息。某个匪首若攻击县衙，或扯旗造反，那当局肯定会立刻调动军队予以剿杀。 亡命之徒们尽管知道政治叛乱会危及他们的地盘和非法收入来源，但朝代更替c局面动荡之际，他们仍是第一批争先投入天命之争这一伟大事业的人。 因为“坚毅之人得天命”的传统观念，中国的亡命之徒和其他地方的匪徒不同，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自觉。在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英国殖民前的印度，官方政治圈与其统治下的普通社会是完全分离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危机时期，朝廷与民间却并非如此遥远。至少在14世纪，很多不同的社会团体都能对政治变革做出回应。亡命之徒只是这其中最生动的例子而已。他们会打着复辟或建立新王朝的名号，不断发动叛乱。在明朝，叛党为恢复大宋而斗争；到了清朝，他们则力图反清复明。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现世的各种社会力量，都不断地对朝代循环这种看似重复的政治节奏做出反应。匪首经常利用武装叛乱来扩大追随者的数量。只要扯旗为王c自建国号，一个只有五十或一百名追随者的三流匪首，也能迅速将其他从属匪帮纳入麾下。这些同盟生来就不稳定，但首领有时可以用建立新朝代的名义分官授爵，来稳住新同盟。中国历史上不乏反叛者成功建立起一个朝代的例子。比如汉朝或明朝，便是如此。但任何想要完成从匪首到皇帝过渡的叛军首领，都必须要得到士绅的支持。因此，这些有志于皇位的人，绝不可能放弃儒家的治国模式。在叛乱即将成功的罕见时刻，平等的口号基本上就被抛到了一边。而旧朝代那套古老而熟悉的华美派头，则被再次采用。所以无论是宗教起事c盗匪造反，还是农民叛乱，对现有秩序基本上都没有威胁，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体。 士绅与朝代更替 例如，每当建立新的朝代，城市士绅的构成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在由元到明以及由明到清的朝代更替里，成百上千的新望族通过在朝代斗争中支持胜利的一方逐渐兴起。但这时期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士绅的社会性质。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士绅们依然难以利用皇帝脆弱之时，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士绅尽管精通民政事宜，却无法独立对抗具备军事技能的农民叛军或土匪军阀。因此，帝国行政机构日渐衰落，皇朝逐渐覆灭之时，士绅们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离不开中央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庇护。 朝代覆灭时，士绅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地方显贵，却拥有一件重要武器。对那些计划建立新政权的人来说，既然士绅提供的社会支持与儒家统治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那士绅就可以通过支持某个帝位的竞争者，或教导某位如朱元璋一样粗野的军事家适应自己的帝王角色，来影响新建立的朝代。然而，士绅很少有辅助新政权的机会。因为儒家对合法继承与忠诚的强调，14世纪到20世纪间，中国只出现了三个朝代。那六百年间统治中国的三十四位皇帝虽都依赖于士绅对其政权的认可，但皇帝个人，还是更喜欢把任务交给自己的属下，而非士绅。在明显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模式下，随着君主恩宠而来的权力平衡，帝国的专制程度越变越强，士绅的影响力则日渐减弱。 帝国专制政治的增强 13世纪前，作为朝廷重臣或宰相的文臣，有足够高的地位来反对贵族专制政治。然而，元朝之后，士绅的地位急剧下降。相较于他们，蒙古皇帝更喜欢任命外族人为官。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此外，蒙古皇帝还做过许多极损人尊严的事，比如当众鞭打违抗圣命的汉臣。明朝皇帝虽然不再任用外族人，但仍拒绝在朝堂上给予官员太多发言权，从而继续侵蚀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1380年，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不过，他的继承者则将实际上的宰相权力，赋予了内阁大学士。然而，大学士们的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皇帝的个人选择，即便16世纪70年代权重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也无法对皇权形成有效的监督。而且，到16世纪晚期，朝廷上结党营私的各派系，逐渐取代了官僚的政策讨论。宦官们通过在紫禁城内设立学堂，训练其他太监为如弘治（1488年—1505年在位）和万历（1573年—1620年在位）等温顺的皇帝起草诏书，来公然违抗律法。他们还有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用以监督帝国军队和拷问反对分子。缺乏士绅那种文化独立性的宦官，似乎是比常设文官更可靠c更顺从的仆人，因此能最终影响皇帝对内阁大学士的任命。1582年后，京城的士绅蔑视宦官的发展，不仅要求直接觐见皇帝，还弹劾与宦官狼狈为奸的内阁大学士。然而，内阁与文官体系之间的冲突在双方都演变成了派系斗争。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在位）对这种争斗厌烦至极，下诏禁止所有争论。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辩论，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京（1421年后，明朝首都迁到了北京）士绅的影响力大幅减弱。但与此同时，地方士绅却利用朝廷的财力，巩固自身的实力。 明朝的灭亡 多年以后，清朝已经入主中国，抱持儒家观念的历史学家仍旧将明朝覆亡归咎于宦官和佞臣。但真正引起天命更改的，却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滥用职权和失败的改革，已将土地赋税系统变成了富人的避难所和穷人的灾难。朝廷只能牺牲皇帝的名望，通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边防军费。而这样做，就不得不疏远有影响力的地方士绅。目光短浅的经济举措也危害到了公共事业。17世纪20年代，中国当时经济最贫困的西北地区接连歉收c饥荒不断。因此，山西和陕西爆发起义。急剧增长的军费致使朝廷财政枯竭。明朝常规军常年军备不整c兵员不足。如今，朝廷只得通过允许职业军人训练私人武装的方式，来应对起义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些以土地为生的私人武装，比起义军更加贪婪。与此同时，一些小土匪团体c逃兵和农民出身的乱党加入主要的起义军同盟，长期盘踞华中和华北数省。 这些起义军联盟中，有一支军队的首领是个名叫李自成的马夫。1629年，失去朝廷驿卒职位的李自成加入军队，成了明朝的一名士兵。第二年，他便叛变，加入了一支随后在贫困的西北地区迅速壮大的盗匪帮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数次被朝廷的军队击败，他在起义军中的影响力依然稳步上升。到1641年，已经足够强大的李自成在河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以减税为口号，吸引到一些士绅和广大农民。古城开封挡住了他的连番攻击，但1642年10月，李自成掘开黄河河堤，致使无数人丧命后，终于攻破了开封的防线。这位起义军首领从河南转战湖广南部，然后将根据地迁到陕西，并于1644年在此追封祖先，为自己的将领授爵，正式开创了大顺王朝。 至此，李自成已做好袭取京师的准备。他兵分两路，所有骑兵和步兵都涌过潼关，横扫山西全境，一路打到了直隶北部平原。一支队伍在此南下，令重镇保定不战而降；另一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的队伍北上，夺取大同，由此为从西面攻下北京打开了缺口。尽管明朝京师守军根本无法抵御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大学士李建泰还是仓促纠集起一支军队。虽然忠诚，但缺乏作战经验的李建泰，根本无法激起军队的信心。结果，他的军队在抵达战场前，队列就已散乱不堪。由此，李自成通往京师的道路再无阻碍。1644年4月18日，他的士兵劫掠了北京西郊的明皇陵，并在随后的一周内攻占了郊区。崇祯皇帝看到北京内城的滚滚浓烟时，终于意识到天命已失。醉酒之后，他穿上皇袍，写下了最后一份发予臣子的诏书，便走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座宝塔前自缢身亡。他的遗诏为： 朕自登极十七载，上干天咎，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臣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54 明亡，大顺万岁。 然而，天命并未真正地传递下去。尽管许多明朝官员投诚，李自成胜利入京时，却遇到了坏兆头。编年史家有份未经证实的记载，称李自成骑着战马抵达城门时，曾瞄准门楣上的“中”字，敏捷地拉弓射箭，似乎要证明中国已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让这位出色的弓箭手吃惊的是，箭居然射偏了。李自成哈哈大笑，一名朝臣也试图用言辞化解这个不祥的征兆。然而，对记录下这一事件的中国史家来说，它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55 有位官员曾对汉朝的建立者刘邦说，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虽然士兵能得天命，能守住天命的，却是遵循儒家体制的皇帝。李自成便没能完成这一过渡。在迎降群臣大发议论时，他的士兵却已洗劫了北京城。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交不出金银珠宝当赎金，就要经受责打拷问。据一个百姓的日志记载： 城上下贼兵俱满，逆闯拥飞骑数百，直进紫禁城。百姓皆执香以迎。或写顺字，或顺天王，或永昌元年，或新皇帝万岁等语，遍黏门户。首额亦贴顺民字。贼众填塞街衢，搜索骡马，恣行杀掠。杂沓呼号，忽聚忽散。沟渠填堑，血肉满地。儿童妇女，哭声如雷。一兵至，则数百人咸俯伏乞哀。见者魂夺，莫敢应也。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56 几周内，新的大顺王朝民心尽失。李自成也发现，在其他对手试图从他们手中抢夺北京前，他的士兵正在浪费这段短暂的休整期。反顺的势力正在东北集结。在关外的宁远，明朝的将领已开始率军向京师进发。紧随其后的，是已经准备好攻入中原的满洲人大军。两支军队最终结盟时，李自成的命运便已成定局。李自成尽管拥有众多臣属c立了年号c追封了祖先，甚至其自身也是汉族，但他的号召力却还不如关外的满洲异族。早在李自成想要建立大顺朝之前，满洲人便已经开始觊觎北京。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努力让自己的部族机构和儒家的治理体系融合。当他们策马而来，登上皇位时，无人质疑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持久政府的决心。距李自成胜利进入京师还不到两个月，满洲人就在北京的金銮殿宣布了大清政权入主的消息。于是，一个新的朝代又一次开始了帝国统治的古老循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五章满族的兴起 边境地带 北京北面的长城从山海关起，蜿蜒绵延至中亚的河西走廊。自公元前3世纪起，人们便多次加固和延伸长城。长城外住着野蛮的游牧民族。这些部落居民时常征服华北，有时甚至会征服整个帝国。然而，长城却不仅仅是条国防线而已。对汉人而言，它更是一条划分文明与野蛮的界线。这些先后威胁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分别是：匈奴c突厥c契丹c女真和蒙古。对游牧民族而言，长城是道充满挑战和吸引力的屏障，是从荒凉的草原和森林通往中原城镇的入口。长城和游牧民族的居住地之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中间地带。在这片农耕文明和游牧荒野之间的边境地带，汉人会与外族贸易和通婚，有时甚至还会创造出一种新的c胡汉混合的社会生活。中原的统治技巧和军事技术增强了部落的实力。而且，真正成功征服帝国的外族联盟，也诞生在这片区域。 这片直接位于长城外的区域被分为两片不同的地区。北部和西北部的那片地区为热河。公元947年，马上民族——契丹在这片草原上建立起了辽政权。另一个在此崛起的民族是蒙古人。他们通过山西席卷中原，在忽必烈汗的带领下建立起元朝（1280年—1367年）。14世纪，明朝军队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却从未将其驱逐出热河的边境地带。于是，瓦剌蒙古人在热河定居，并逐渐引来汉人铁匠和工匠，为其打造装备。终明朝之世，他们都在持续骚扰其边境。为了抵御这些强敌，明朝初期的皇帝们沿着这片边境地区57，建起了一条精密的防御系统——卫所。这个旨在防守的军事团体自给自足，每一个都有五千六百人。然而，到15世纪早期，明朝政府出于财政原因，取消了一些这样的前沿哨所，重新将长城作为主要防线。因此，15世纪时，人们用砖石加固长城，并为其配备了许多敌楼和炮塔。然而，瓦剌蒙古人依然继续突围，每隔一段时间便袭扰中国。1550年，俺答汗甚至兵临北京城下，要求以贸易特权作为退兵条件。 满州部落 边境地带的第二个区域是如今的东北。满洲人58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踏上征服中国之路。这片区域以辽东半岛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朝鲜边境。其间不仅有几座明朝设置的驻屯卫所，也有大量为明军提供战马的育马场。这片区域腹地遍布森林和沼泽，虽多腐殖质土壤，却蚊蚋成灾。蒙古和通古斯部落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是森林之子，而非草原牧民，所以并不放牧牛羊，而靠打猎c围兽和捕鱼为生。他们用特产（包括当地最珍稀的产物——紫貂皮和可做中药材的人参）与中原商人交换盐c布匹和铁器。 几个世纪以来，部落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虽然生活在遥远瑷珲河沿岸的满族部落依然靠围猎为生，但那些靠近朝鲜边境和辽东汉人屯垦区的部落，则仿效他们的邻居开始农耕。边境地区的满族首领（贝勒）和平民（伊尔根59）们建立起庄园，开垦农地，交给农奴和战俘耕种。明朝和朝鲜的俘虏里，也有为满洲人效命的工匠。到16世纪末，满洲人学会了如何开矿，以及如何将铁冶炼成工具和武器。（见图5一1） 图5一117世纪的满洲地图 注：括号中的年份为满洲人占领此地的日期。 满族部落组织 满族的满洲人部落既有很高的组织结构性，又有很大的流动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北以宗谱划分的满洲人部落和满蒙部落，可分为二十七个宗族（哈拉）。这些姓氏分布在不同区域60，每个满洲人都会牢牢记住自己所在的部落，永远都不会背叛所属的姓氏。不过，从更小的地域范围上来说，同一部落的人也可按男方姓氏，分为更小c更灵活的“莫昆”。莫昆的规模和凝聚力取决于莫昆达（由族人选出的族长）在狩猎和战斗时的表现。因为族长之位通常都由长子继承，所以莫昆达实际上类似于部落首领。 有时，几个满洲人宗族会组成常见的狩猎和作战团体，名为“牛录”（汉语“箭”的意思）。这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凝聚力如何，也取决于其首领——“贝勒”的领导。因为牛录通常只是为了某场特定狩猎或战役才会组织起来，所以一旦目的达成，即围猎结束或战利品分发完毕时，牛录就会随之解散。正如我们所见，贝勒要是不向外取经，学习蒙古或汉人的军事组织模式，就很难维持联盟。然而，若有能力卓绝的人领导，这样的蒙古联盟也能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而明朝政府也不安地察觉到，这些通古斯部落就是女真人的后裔。要知道，当初那些野蛮的女真人，可是将宋朝人赶出华北，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 为此，明朝在辽东和北海对岸的辽西驻扎了重兵。起初，这一带有二十五个卫所。然而，15世纪卫所系统衰落，到16世纪，很多卫所都不复存在，仅见于文件而已了。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里，北京只得越来越依赖分封边境上的部族，来为朝廷镇守边疆。驻守满洲的汉军逐渐成为明朝将军的家臣，且几乎代代如此。这些将军（比如16世纪晚期的李成梁和17世纪的毛文龙）权重一方，拥有人事任命权，虽宣誓为大明镇守边疆，但其手下的军队其实都算私兵。 明朝的边境官员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防止这些部族被某位领袖团结起来，形成强大同盟，进而攻打大明。因此，他们采取了历史悠久c早在汉朝就臻于完善，并广泛用于中亚的“分而治之”政策。每位部落首领都和中国皇帝建立朝贡关系，属于后者的外藩。每位首领都会得到朝廷的册封，以作为其承认皇帝宗主地位的交换。如果哪位首领有越来越强大的迹象，朝廷就会刻意扶植和他敌对的部落。册封往往伴随着来自北京的贡物，因此足以促使一位满族部落首领率兵灭掉另一个部落。因此，明朝的边境官员常常通过激发部族间的嫉妒和敌对，成功保持满洲各部落之间的分裂状态。 1552年至1582年间，明朝将军李成梁受命总理辽东事务时，一个名叫哈达的部落被授予帝国最高荣衔。然而，1582年，哈达可汗去世带来权力真空，引得叶赫和辉发等呼伦部落觊觎不已。纷争一触即发时，一个名叫尼堪外兰61的苏克苏浒河部首领成为明朝新封的“可汗”。1583年，尼堪外兰为了保住汗位，密谋杀害了几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中，就有一对领导建州部落c姓氏为爱新觉罗62的父子。 努尔哈赤的崛起 这对父子的死，让爱新觉罗氏的首领之位落到了前首领之孙——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身上。尽管李成梁补偿了努尔哈赤，这位年轻的首领依然决定为父报仇。随着两位首领的去世，努尔哈赤在部落中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族人对他的忠诚也难以保证。于是，努尔哈赤如四百年前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一样，挑起部族仇杀，希望以此凝聚全族的向心力，让爱新觉罗氏变得比以往更强大。许下必胜的诺言后，1584年，他率领族人向尼堪外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年后，他终于杀死这位明朝新封的可汗，再次让辽东局面陷入动荡。 努尔哈赤之前那些看似鲁莽的行为，现在都成了英明睿智之举。首先，这为他带来了几场与呼伦各部落的政治联姻。接着，他通过成功吞并鸭绿江畔几个难以控制的部落，赢得了李成梁的青睐，获授明朝建州世袭都指挥使的头衔。然后，努尔哈赤继续征战，往北进攻其他的呼伦部落，一方面是为了捍卫之前所得，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其在统辖各部之间的霸权。1593年，他与叶赫之战的胜利不仅提高了他在明朝朝廷眼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他在满洲各部之间的威望。因为每一场战争的胜利，都会带来新的战俘，充作满族贝勒63的农奴或奴隶。 努尔哈赤的部族随着外交和征战日益壮大，采用新的组织模式以保持联盟，便逐渐成为必行之事。1601年，努尔哈赤以三百人为一个单位，将军队分为许多牛录，然后又将牛录组建成四旗，每一旗以不同颜色区分。这种做法是模仿蒙古的“固山”作战单位64。各旗部随后以汉字“旗”为名的做法，则来自明朝时的卫所系统。1615年，四旗被再次细分，形成永久的满洲八旗。旗部下的每个牛录都在一位世袭首领（牛录额真）的带领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户口单位，成员包括士兵和既要劳作c也会参与战斗的士兵家属。各旗由从努尔哈赤子侄中选出的和硕贝勒统领。 八旗的形成表明：牛录这样的松散联盟，已逐渐变为在爱新觉罗贵族们统治下，组织有序c等级森严的军队。这种从氏族到军事政体的发展，并非边境的新鲜事物，而是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与汉族官僚体系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把部落首领制和官僚制度混在一起：可汗与部落长老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帝国官员。他们利用朝廷赋予的军事头衔，维持其临时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这种边境地带中形成的胡汉混血统治模式，不论属于哪一边65，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主义倾向，且都能从边境双方汲取动力。正如明朝的边境官员企图组建私兵一样，那些采取官僚架构组织管理部落的首领，也想成为一名世袭贵族。 1605年，努尔哈赤用汉人工匠在兴京建立城邑，象征满族封建制正式形成。66城邑以努尔哈赤的寝宫为中心，周围环以各部落首领的堡垒，再往外的一圈为旗人的庄园与田地。该城邑进一步表明努尔哈赤有将部落暂时性的效忠，转化为按军功受赏世袭阶层体制的企图。因为满洲贵族财产的基本形式是奴隶，而非土地，所以努尔哈赤的新体制便缺乏庄园封建制（该制度曾盛行于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的经济基础。但极具军事特性的八旗制度无疑也是一种封地形式，正如爱新觉罗氏的和硕贝勒也组成了一种世袭贵族制度一样。 努尔哈赤拥有极高的个人权威，根本不会被强大的和硕贝勒威胁。身为可汗（1616年受封），他曾公开宣称其地位凌驾于满洲其他通古斯人首领之上。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四万八旗兵击溃他最后一个主要对手——叶赫部的金台吉67时，再次践行了他之前的宣言。也是在1616年，努尔哈赤利用自己的女真血统，打着天命的旗号建立后金，权势更进一步壮大。作为一个参照汉人模式建立王朝的皇帝，努尔哈赤也自发地创建出大量王爵和官位，用以封赏他的追随者们。同时，他也决定要与明朝一争天下。 早在1609年，努尔哈赤便不再向北京进贡。此刻，他更是通过采用曾让宋朝蒙羞的异族国号，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想要攻打明朝的意图。1618年，他攻下明朝的辽东重镇抚顺，正式将这一意图变为现实。三年后，他成功取得明朝远东巡抚的治所辽阳，并在此将大部分明朝士兵都赶出辽东半岛，彻底掌控了松花江以东的所有地区。然而，1626年2月，他的军队却在宁远受挫。八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 皇太极的统治 努尔哈赤本打算让子孙以贝勒会议的形式，集体统治后金王朝。他应该在去世前就确保八旗都有一位贝勒统治，而朝政则由四位和硕贝勒轮流管理。可汗应该从四位和硕贝勒中选出，但按传统而言，被选中的应为同辈中年龄最长者。努尔哈赤去世时，还没有从贝勒中选举可汗的打算。新的统治者皇太极68（1626年—1643年在位）是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外交家。很快，他也如中原皇帝一样，决定裁抑各大贝勒的权力，用君主世袭制（由皇帝一人指挥群臣）取代勋贵集体会议（由战功彪炳者集体议决）。但身为一名皇帝，他注定要独揽大权。因此，1629年，他取缔了和硕贝勒轮流执政的制度，开始任用汉人官员管理八旗中的人事任命。69事实上，到1633年，八旗中的上三旗，都已直接听他号令。 皇太极也意识到“以汉制汉”，任用汉人军事专家对抗明朝军队的重要性。1618年和1621年的大胜让满洲东部都落入了后金的手中。但其沿辽西沿岸向长城的扩张，却被明朝将领袁崇焕阻截。1626年，袁崇焕以葡萄牙红夷大炮，在宁远击退了皇太极。尽管满族有出色的骑兵和配甲步兵，在汉人的枪炮70下，他们的阵线依然不堪一击。因为他们不会使用火炮，所以在防守严密的城墙面前，只得节节败退。面对明军，无法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让皇太极意识到，除非信任会用火器和大炮的汉人战俘，否则便无法打破1626年的僵局。71 早在1618年明朝将领李永芳在抚顺投降时，满洲军队里便开始添加中原军事成分。李永芳被封为一个旗的副将，不仅得到了奴隶和农奴，还与一名爱新觉罗氏的年轻女子成了婚。尽管当时看来，李永芳的投降实属特例，但他成为满族精英中的一分子，仅是众多边境将军及其下属叛变的开始。他们剃掉前额的头发，接受满洲人的习俗。72皇太极依靠这些俘虏建立了新军，对抗他们的旧主明朝皇帝。 皇太极组建新军队的同时，也与袁崇焕展开了外交谈判。因此，皇太极得以抽出兵力，应付在朝鲜的战争和对抗蒙古敌军。1629年，皇太极甚至成功绕过明朝面向满洲的防线，从西面进攻，一度威胁北京。对袁崇焕来说，此事不啻奇耻大辱，也导致了他的陨落。但因为这次进攻只能算突袭，所以并没有对军事局面产生长远影响。两年后，皇太极以汉人为主的炮兵，猛攻明军镇守的大凌河城墙时，才算真正打破了军事上的僵局。这次，他不仅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还证明了这支满汉混合编组的军队，已经具备打围城和攻城战的能力。 这位满洲皇帝在大凌河之捷的激励下，于1631年依明朝模式建立六部，带领着他的子民向征服中原又迈进了一步。1636年，皇太极建国号“清”，并再次率兵袭击明朝国境。这一次，他更改国号，切断了满族与其“后金”祖先的联系。与此同时，皇太极不仅加强了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统治，还派遣另一只突击队，于1639年越过长城，突袭明朝。然而，1643年，在实现征服中国伟业的前一年，皇太极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便病逝了。 多尔衮与攻占北京 贝勒们商议皇太极的继承人时，其中有一位最有资格完成先帝征服明朝的宏愿。他就是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多尔衮早就认定，征服中原是满洲人的历史使命。他还认为，建立一个影子政府并吸引叛降汉人的追随，才能获得成功。1631年，他出任皇太极按照明朝官制所设的吏部尚书一职，并在这一关键位置上，设法接见了所有杰出的汉人战俘，让受教育程度较高c有才干的人出任官职。对于百姓，朝廷则用儒家模式加以尊重。满洲人官员在觐见或奏对皇帝时，必须自称“奴才”，汉官面圣时，却有自称为“臣”的资格。这些举措表明，多尔衮已经认识到满洲人要想占领北京，除军事支持外，还得有一个忠诚的文官政府体系。 其他一些贝勒认为，多尔衮热衷于汉化清廷的做法是对满族文化的背叛。这些皇亲贵戚依然记得以前的部落仇杀c满洲的封地和汉人奴隶，本能地希望继续越过长城，劫掠中国内地，任明朝自生自灭。每多一样永久性的汉人事务，都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适应良好的贵族生活方式走到尽头。不过，多尔衮的确得到了其他一些兄弟和表亲的支持。因此，最后的投票结果仍是他执掌朝廷事务，并和济尔哈朗共同担任摄政王大臣，扶立皇太极五岁的幼子——顺治帝（1644年—1661年在位）登基。 多尔衮摄政时，正是李自成为进攻北京做最后准备之际。李自成的胜利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正是满洲人等待已久的决定性时机。华北能对抗李自成军队的，只有身处宁远c屏障长城入关隘口（山海关）的明朝边境驻军。这支驻军的总兵是前任守边将领之子——吴三桂。奉朝廷的勤王诏令，吴三桂决定放弃宁远，率部前往京师。然而，他的进军速度终究没来得及拯救这个王朝。据说，在南下山海关长城的艰苦跋涉中，有五十万平民加入吴三桂的军队。他们花了整整十六天，才通过边关。当然，最后一批明朝军队通过山海关后，满洲人旗兵很快便紧随其后，夺取了这一战略要地。 李自成占领首都和明朝覆亡的消息让吴三桂在开赴京师的途中停下脚步。李自成很快派出使者，承诺只要他投降，73便可立即获得四万两银子。同时，李自成领兵六万朝山海关进发，以防吴三桂拒降。吴三桂无法单独抵御这支军队，加上怀疑李自成会背信弃义，便联系了多尔衮。多尔衮以封王和世袭领地为条件，怂恿他加入清军。这位前明将领就在大逆不道的李自成和承诺严惩篡位者的异族间犹豫不决。随着李自成的军队越逼越近，吴三桂终于剃掉头发，邀请多尔衮的军队入关。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与李自成两军厮杀之际，满洲八旗兵在一场沙尘暴的掩护下越过山海关。清军的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自成的军队被赶回北京，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紧追不放。当清c吴联军从东面攻入京师时，李自成的士兵从西面仓皇逃窜（当初，他们也是这样迅速占领了北京），劫掠来的古董和珠宝落了一地。74 1644年6月1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向百姓颁布了第一条诏令： 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特谕。75 多尔衮宣布清朝问鼎中原，并立刻采取措施，争取民众的支持。他对前朝末代皇帝葬礼的重视安抚了明室遗臣。特赦和继续以原官留用朝廷的做法，也打消了官员们的疑虑。多尔衮严惩八旗士兵中抢劫奸淫者，让百姓认识到新政权是宽厚仁慈的，与李自成的反叛政府大不相同。多尔衮派人到满洲迎接顺治皇帝时，所有人都坚信满洲人会常驻此地，却无人料到清朝对北京的占领，竟会长达二百六十八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六章清初与盛世（一） 满汉平衡 占领北京并没有结束多尔衮与满族勋贵之间的冲突。尽管顺治皇帝入主紫禁城时，就已敲响传统满洲的丧钟，18世纪前，皇权与勋贵间的争斗，依然主导着帝国政治。如今，满洲人入主中国已成事实，但政权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成功统治汉人，就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此一来，势必会侵害到满族亲贵的特权。多尔衮积蓄汉人支持的同时，便削弱了满族王公的权力。1644年，宗室首领不再直接执掌六部；1649年，多尔衮公开谕令，称汉人官员无须再奉行诸王赦令。毫无疑问，对满洲权贵的这些限制，为多尔衮带来了不少好处。1647年后，他的同僚济尔哈朗失势，无法再继续摄政。多尔衮位极人臣，以至于不得不提醒汉臣，他们名义上的主子并非他，而是顺治皇帝。 很多满洲人都支持他这种独揽大权的政策，很快便围绕多尔衮建立起一个与汉臣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前明朝官员为新朝效力的小集团。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该集团不仅仍以他的名义继续存在，还授予了他生前一直拒绝接受的皇帝称号。不过，多尔衮的霸权地位也惹怒了许多满洲高官。依然为1647年的失势郁结在心的济尔哈朗，便拉拢一批人支持年轻的顺治皇帝，并最终击溃了多尔衮集团。多尔衮的皇帝称呼被撤销，落了个声名狼藉的下场。他的追随者们也纷纷下台。凡此种种，都给了皇帝一个亲政的好机会。 顺治的统治 顺治皇帝亲政后，实际上的统治时期只有十年。作为第一个掌握文言的满族统治者，他比自己的先祖们更内省，也更敏感。他对宗教长期不灭的浓厚兴趣，让朝堂上的耶稣会教士们觉得有望使其受洗。然而，顺治最终认真考虑皈依宗教时，选择的却是佛教，而非基督教。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爱妃董鄂氏的死不仅令他悲痛欲绝，也让他不断兴起遁入空门，成为禅僧的念头。 顺治渴望放弃皇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治的这十年并不太平。明室遗臣的抵抗使大清控制南方的计划屡屡受挫。1659年，统治福建的传奇海盗——“国姓爷”郑成功几乎占领南京。长江下游的江南士绅始终抵触外族统治，甚至对必要的赋税改革都阳奉阴违。同时，满洲诸亲贵也认为皇帝对高傲的汉人精英过于卑顺，因此逐渐滋生出强烈的反汉情绪。然而，贵族们的反应只是促使顺治更倾向于汉人的治国方式。以前，他一直相信遵循儒家观念的满汉共治，如今却完全向明朝的权力模式倾斜。顺治废除皇太极设立的内三院后，恢复了由进士组成的翰林院。此外，他像前朝一样，也选择臭名昭著的宦官担任皇帝内侍，弃内务府的包衣奴才不用。各部院的大臣和诸臣工对必须通过这些不可靠的阉人，才能知晓皇帝意旨的情况非常不满。那些崇尚武威的满洲勋贵也深感尊严受辱。他们中少数胆大的人上疏劝谏，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缄默不语，静待时机。 表6一1清朝的统治者们 更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年号，而非皇帝的名讳。顺治皇帝的御名为“福临”，法号“行痴”，别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严格说来，他应该被称为“顺治皇帝”，正如康熙应该被称为“康熙皇帝”一样。不过，我决定按照惯例，仍用年号称呼他们，即称其为“顺治”“康熙”等。 鳌拜摄政 1661年2月2日，顺治皇帝死于天花之际，大多数人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政府体制终于从明朝模式转回满洲亲贵的集体统治。四位满洲亲贵出任辅政大臣，辅佐7岁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在位）。他们都参与过朝鲜和蒙古进行的战役，并曾率领骁勇的旗兵横扫中原腹地。他们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将前朝政策悉数废止。首席辅政大臣鳌拜在皇太后的协助下，以先帝名义炮制出一份遗诏。他们称，这份诏书是顺治弥留之际的最终遗言。字里行间，皇帝不仅为自己背离满洲祖训而向臣民谢罪，还说他因为受阿谀奉承的汉臣和宦官蒙蔽，拒绝了贝勒们的建议。因此，他敦促自己的继承者们恪守祖制——满洲权贵封建体制，予以满洲勋贵们恰当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鳌拜和其他摄政大臣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们驱逐宦官；把管理宫廷的责任交还内务府；赋予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议事权；剥夺汉人言官批评皇帝的权利，并对科道c都察院弹劾参奏群臣严加设限；逮捕c拷问并以极其痛苦的方式处死有反清情绪的人；建立严密的官员审查制度，奖励迅速且高效地了结案件并足额上缴税款的地方知县；逮捕江南和浙江地区拖欠税款的士绅共计一万三千名。这些改革颁布实施后，再无官员敢公开议论新政。然而，私下持有异议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满洲大臣也开始在顺治亲汉政策和鳌拜一党旗帜鲜明的满族亲贵议政之间，寻找中庸之道。必须要找到一些既不会牺牲汉人士绅的支持，也能顾及满洲人利益的办法。在人心尽丧之前，康熙皇帝便提出了这样一项妥协政策。仅凭这点，他就值得被永世称颂。 康熙皇帝 清朝最伟大的皇帝——康熙用军事征服了中国。他出生时天降祥瑞，实在无愧于他显赫的声名。后世的传记作者称，他出生时空中出现异香和五彩祥云，昭示着其统治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他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却实属偶然。他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很有可能是辽东汉军旗出身。婴儿时，康熙得过天花，但幸运地活了下来。因此，当他的父亲因为同样的疾病缠绵病榻时，所有儿子中，只有他能安全地进入病房，接受顺治最后的恩赐。当时，他只有七岁，所以之后数年中都无法亲政。尽管鳌拜遵循祖制，表面上顺从于康熙，并在其十三岁时正式还政于他，但他依然没有实权。然而，康熙并没有忍耐多久，年仅十五岁时，便定下计策擒住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1669年，即便没有掌控全国，康熙也已完全掌控整个宫廷。 当时，被明朝遗民占领多年的华南地区，表面上已归清朝统治。七年前，明朝最后一位流亡在外的皇帝——永历便已被绞死在云南的一个集市。那些明朝遗民虽得以逃脱，却再无任何可吸引前朝支持者的正式政府。不过，自从清朝仰赖投诚的汉人武力镇抚南方，中国东南沿海及西南边陲便几乎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迎满洲人入关后即被封王的吴三桂，此时以大清的名义，继续征伐西南地区。另一位名叫尚可喜的前朝将军，因驱逐广东的明朝余孽也被封王。沿海的福建则由军头耿精忠平定。当年，耿精忠的父亲因归顺大清，而被授予了封地。 为进一步嘉奖三人在华南的功绩，三人均受封为藩王。他们各自为政，不仅从商业垄断中获取巨额利润，还建起了豪华的王府。三藩兵力总和，比北京的清军总数还多，相当于一种转移到华南的边境封建制。比如，吴三桂便仿效满洲旗兵，把自己的军队也编入牛录。每个牛录的指挥官直接对吴三桂宣誓效忠，并从后者手中得到俸禄和爵位。然而，这支军队的封建制程度，并未达到能自给自足的地步。最初，吴三桂每年向北京要九百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到康熙正式亲政时，该费用翻了一番。北京迫不得已，只得从宝贵的江南税收中调拨银两，充实藩王的私人金库。吴三桂权势滔天，不仅能任命云南和贵州的官吏，还有权定夺四个邻省的官员任命事宜。 统治广东的藩王尚可喜就比较收敛。事实上，他感觉随着那些明朝遗民被逐渐驱散，三藩封建制已经快走到尽头。于是，尚可喜不顾儿子的反对，向康熙递上表章，请求辞官返乡。另外两位藩王也随之效仿，认为康熙定不敢和他们翻脸，真正接受辞呈。然而，这位皇帝竟认真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一副似乎完全无法预见其反应的模样。意识到皇帝真的希望自己交出封地后，吴三桂立刻起兵造反。1673年12月，这位云南军头号召尚之信76和耿精忠两位藩王，助他反清复明。 吴三桂曾邀满洲人入关，表面上是为了协助即将倾覆的明朝。被多尔衮封王后不久，他就为新主杀害了明朝流亡在外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他又背叛清朝，妄图恢复曾被其毁灭的王朝。尽管许多汉人依然有强烈的反满情绪，但忠于明朝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愿为这个两次变节的叛徒所用。 吴三桂在北上反清的途中，提出若满洲人放弃北京，退回辽东，他便把朝鲜赏给满洲人，并保证两国和平相处。因为吴三桂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所以康熙的大臣们惊慌失措。然而，皇帝坚定不移地拒绝了对方的提议。一连数月，大清的命运都岌岌可危。吴三桂若再进一步，王朝就有可能覆灭。但藩军抵达湖南后，吴三桂却抱着仍有可能谈判的希望，暂停进军。那次耽搁给了康熙足够的喘息时间。后者在湖北集结起一支军队，抵御敌军。不过，康熙很快发现，战争胜利依靠的并非满洲人军队，而是依然忠于大清的汉军。为了击败藩王，康熙最初启用“与大清开国皇帝同一血脉”的宗室亲王担任将领。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年复一年，我看着他们不断犯错和失败，不论是进军，还是在营地里休整，他们都犹豫不决。因此，我只得仰赖汉将——甚至曾经击退过满洲人的反叛汉将——去扭转战局。77 三藩之乱爆发后三年，战争局势终于向满洲人倾斜。叛军一省接着一省，节节败退。到1681年，清廷已控制了中国大陆全境，吴三桂被开棺戮尸，传首四边。 康熙成功平定三藩后，1683年征服台湾；1696年至1697年间亲征噶尔丹；1720年征服西藏。这一系列的功绩不禁让人想起唐朝和明初的帝国鼎盛时期。那时，中亚臣服，各部落的贡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位皇帝似乎真正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尚武精神。为了得到贝勒们的支持，康熙显然乐于利用这一形象。他在热河和满洲的围猎，让满蒙亲贵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引以为傲。而且，康熙遵循的国策似乎明显偏向满洲精英，赋予了他们远高于汉官的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保留下来，以满洲话主持c进行。八旗作为自治的行政单位，被谨慎地同政府其他单位分开，旗人的人事由族长（莫昆达）掌理。 康熙也将文官体系里的高位留给了满族官员。如皇太极效仿明朝一样，清廷也设立有六部：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以及捐资授官事务。 户部——审计赋税c监管国家福利c经营国家垄断行业c分配地方税收。 礼部——负责朝廷的祭孔典礼c与中亚各部的外交关系以及科举考试。 兵部——负责绿营军的日常监管。 刑部——起草法规，监督地方衙门，职能相当于上诉法院。 工部——负责道路c水利和防洪事宜。 各部的尚书和侍郎职位，满汉官员各占一半，严格维持满汉两族在高层官员中的权力平衡。 各省的官员任命，也维持着类似的平衡。只要有可能，一名汉人巡抚，通常都会受八名满洲人c蒙古人或汉八旗的总督监管。驻扎在任何一个省的八旗军，都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鞑靼将军指挥。鞑靼将军与总督平级，直接听命于北京的八旗营。“绿营”虽归巡抚掌管，但若出现需要大量调兵的情况，这些军队不是归八旗将领统帅，就是听从钦差大臣的调遣。后世的皇帝们都不会忘记吴三桂给康熙留下的惨痛教训。绝不能再让汉人督抚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扩张，处于战略要地的驻防八旗军不仅只听命于北京，还能果断干预汉军的决策。八旗驻地就像内部殖民地，其中满洲人军属的居住地与本地汉人是分开的。他们不能与汉人通婚，并为能承担守护王朝和本族的重担备感骄傲。和印度的莫卧儿人一样，满洲人也想维持上层精英不被同化，好以此来统治一个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康熙在满足满洲人愿望的同时，也继续抑制满族亲贵的权力。满洲贵族不得侵占汉人土地，皇室成员也不得出任高官。这些限制政策表明，康熙极想得到汉人士绅的支持。为拉拢那些拒绝入仕c以示忠于明朝的文人学者，康熙于1679年宣布了一项名为“博学鸿词”的特别科举。那些依然对明朝忠贞不渝的学者虽然还是拒绝上京，但也对皇帝表现出的尊敬之意赞赏不已，纷纷鼓励那些对前朝执念较浅的亲友报名参加考试。 脱颖而出的报考者被收入翰林院或聚集了全国学者精英的南书房。在康熙的庇护下，学者张英重修了正统理学；历史学家们修撰了《明史》；古典学者们收集大量典故，编成《佩文韵府》；而词典编纂者们则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汉字辞典——《康熙字典》。78和最伟大的儒家皇帝一样，康熙也发布了一套圣谕，严厉训诫官员们要举止得体。1712年，他宣告地租税额冻结c永不加赋，大受民众欢迎。79 康熙对汉人的忠诚越来越有信心。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安全，他早期出巡都更愿意待在满八旗驻地里。但1699年后的四次南巡，他对自己的声望已有足够的信心，不仅开始出席公共宴会，还下榻在汉官府内。康熙把自己塑造成开明君主的同时，也效仿明初的皇帝，有意识地促进帝国专制的长期发展。跟洪武大帝（1368年—1398年在位）一样，康熙也将自己置于决策中心。他认为皇权应该与整个官僚体系直接沟通，所以黎明前就起床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结果，六部有时就是负责传达皇命的中转站而已。各省巡抚的权力，也被数名直接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总兵c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牵制。旗营将军c绿营统领c巡按道台c藩司衙门和监察御史都有直接联系中央的渠道，有些甚至还可直接向皇帝上奏。 还有个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c完全独立于常规官僚机构，旨在汇报所有官员情况的秘密组织，即鳌拜用以替换顺治那些宦官，组建起来的内务府。康熙巧妙地把内务府变成了满足自己需求的私人机构，让旗人与包衣在里面任职。包衣来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辽东征战时俘获的那些汉人战俘。最聪明和最有进取心的包衣们不是被提拔为帝国侍卫，就是进了内务府当差。他们成了皇帝最理想的仆从。和宦官一样，他们的地位完全是主子的恩赐，所以都极为忠诚。不过，因为包衣并未净身，所以尊严并未受辱。而且，包衣与满洲人旗兵的密切关系，还能防止他们得罪贝勒。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官员，康熙自然转向了这些亲近之人。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康熙的心腹耳目。康熙发展起这套秘折体制，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完全信任普通官员，另一部分原因是所有奏章都通过半公开的官方渠道，直接送至他手中。被安插在各省的包衣，必须把他看到的诸如官员能力c民情反应和军务等事务，如实汇报上去。包衣也是皇帝私库最忠诚的管理者。因此，国家垄断行业所得都会按照惯例，由内务府监管。西方人认为负责广州海关的海关监督定是代表户部，其实，他却隶属内务府。他的职责就是在定额完成前，先帮皇帝分得足够的关税。多亏这些私仆，皇帝的个人财产有时才能大大超过北京的国库。 皇位继承危机 康熙的累累功绩，却因他六十年统治将尽时爆发的皇位继承危机，染上微瑕。中国的皇位继承并未强制规定非长子不可。皇帝可以从所有皇子中挑选继承人，理由有时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出于对某位嫔妃的偏爱。朝臣往往会围绕可能成为继承人的皇子，形成不同的派系，强烈支持这位嫔妃对抗另一位圣眷正隆的嫔妃80。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争斗，皇帝都被建议早立储君。这样，继承人也能尽早接受儒家学者的教导，为继承皇位做准备。如果他的父皇不幸早逝，他也能主持祭祖仪典。然而，早早选出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因为大有前途的年轻皇子，也很容易长成一个平庸的人。 康熙的选择便是如此。16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两岁的胤礽81被立为太子。在皇帝的呵护和儒家学者们的栽培下长大，胤礽还是变成了一个傲慢c暴戾的皇子，喜好阴谋c嫉妒且密谋夺取父亲的权位。这位刚健的皇帝最无法容忍的是：胤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不仅与宫人厮混，还从苏州的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娈童。1708年，康熙得知太子鞭挞文官后，终于废黜他的太子之位。然而，伤心欲绝的皇帝就是不明白，他最喜爱的儿子为何会让他如此失望。对此迷惑不解的康熙，最后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胤礽遭到邪魔厌镇之故。于是，第二年，他以施咒之罪处决了几名佛教喇嘛后，复立胤礽为太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改变。胤礽依旧暴戾。1711年，康熙发现自己的数名统兵将领和胤礽密谋。于是，来年冬天，他断定“他狂疾复发，让我再难忍受。他不仅窥探他人，还谩骂c诅咒自己的扈从和姬妾，毫无悔改之意”。82康熙再次废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将其交予侍卫看守，并警告诸臣工，今后若谁敢再次奏请复立胤礽，即刻处死。83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六章清初与盛世（二） 这一不幸事件的结果就是：直到1713年，皇位都还没有正式的继承人。群臣反复上疏，奏请康熙册立新的储君，但皇帝依然对胤礽之事愤懑交加，因此尽数驳回了所有奏章。然而，各种派系依然围绕康熙那些可能成为储君的儿子形成。到1721年，大多数朝臣都相信康熙最喜爱的十四子——平定西藏的胤禵将脱颖而出。 然而，胤禵军功显赫之时，他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皇四子胤禛也在计划夺权。为宫婢所生，常受兄弟羞辱的胤禛通过在军中培养势力，悄无声息地为父亲的死亡做着准备。他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是京城步军统领隆科多和表面上为胤禵首席谋士的汉军旗将领——年羹尧。 1722年，胤禵在年羹尧的监视下返回前线。那年冬天，康熙突然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病倒。身为皇子之一，胤禛当时应该在北京天坛主持冬至祭天之礼。然而，12月20日，他却赶到畅春园，进入皇帝的病房。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声称康熙已立他为储君。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此时皇帝已经薨逝，甚至有可能就是被胤禛所弑。胤禛在带刀侍卫的护送下，带着父亲的梓宫返回紫禁城，同时命隆科多维持紫禁城的秩序。接着，他封自己为雍正皇帝（1723年—1735年在位），圈禁或处决其他皇子，肃清朝堂和内阁中胤禵的支持者，由此结束了这场夺嫡政变。 雍正的统治 雍正的冷酷夺权之举让后世认为，他是清朝统治者中最残忍c最偏狭的一位帝王。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进一步抹黑了自己的形象：雍正全面审查有关他继位的历史档案，命张廷玉删削康熙年间他与兄弟们夺嫡的记录。他怀疑父亲发起的《古今图书集成》编修工作隐含部分反满内容，于是召回所有刊本，删去了当中影射“夷狄”的字句。此外，他鼓励朝堂上的排外之辩，严禁基督徒传教。即便佛教神学研究者的著作，要是雍正认为其中有误导言论，也难以幸免。他最著名的《御制朋党论》是所有中国皇帝中，对官员结党营私抨击最猛烈的一篇文章。 读了《御制朋党论》的儒臣们都同意他对“结党营私之人”的抨击，但他们期望的变革却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儒臣们之所以批评官僚体系中的派系结党，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设想的直臣事君之道及君臣关系相悖。他们以弃绝结党营私为代价，期望皇帝能尊重他们的气节和忠诚。然而，这与雍正设想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相去甚远。相对于这种兼顾双方c隐含平等之意的儒家思想，他更喜欢对皇帝意愿的全然顺从。 因此，雍正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官僚体系之上，重赏效忠于他的那些人。他的习惯做法是：挑选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员，通过向其询问其他官员的情况来考核他们。如果他们通过考验，雍正就会迅速提拔他们，让他们负责中国特别敏感的行政区域。例如：李卫84受命为浙江总督，被派去监督对外贸易以及遏制浙江沿海的海盗问题。田文镜85被派到内地整顿吏治；鄂尔泰86被派往云南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事。他们到任后，雍正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即便在其不得人心之时，也坚决支持他们的决定。和康熙一样，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续了父亲万事亲力亲为的做法。数卷《雍正朱批谕旨》证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极为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对某个小囚的审讯c某地的税务纠纷c粮价涨跌或某县佐理官员贪污的传闻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奏折的页边上满是他的朱批：有威吓c有叱责c有劝诱c有赞扬，也有批评。 雍正最青睐的臣子大都强硬c粗暴，极有效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由畏惧受害方的非难。事实上，在雍正看来，其他官员对其门徒行事的谴责，往往证明了他们正将一些难以剔除的利益集团连根拔起。此时，大清开国已有八十余年。官员们开始懈怠，地方衙门的胥吏也开始滥用职权。下层士绅越来越安于包税制。雍正相信帝国需要来次大整顿，所以依赖这些不惧惩罚下属或弹劾上级的官员。若得罪了某人，也不过是为这场真正的行政改革再增添点证据而已。因为，雍正将整顿效仿晚明的财政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决心，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满洲皇帝。 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下层士绅滥用赋税减免权一事。因为士绅费用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雍正便命田文镜之类的官员削减有功名者的请愿权和免税权。这一攻击地方精英特权的做法立刻削弱了地方士绅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不过，雍正反对士绅特权既不是为自己，也并非仅仅为了减少挪用公款的现象。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开私相授受款项，将不成文的陋规制度化。他虽攻击士绅的包揽c衙役规费和地方知县的非正式收入，其实却是在努力将这些私人额外规费合理地转化为常规税收。例如，陋规转化为增加税收，以达到提高俸禄“养廉”的目的。8718世纪晚期，通货膨胀虽迫使官员们恢复规费，但财政改革至少在雍正时期成效显著。 也是在雍正统治时期，朝廷往日的非正式耳目体系c机关，变成了政府常设机构。和他的父皇一样，雍正也非常依赖仅供他阅读的密折。然而，因为他赏给多位大臣密折上奏之权后，收到的密折数量之多，根本不是他一双眼睛看得过来的。因此，1729年，雍正成立军机处88，专门总结和评估这些资料。从此以后，常务性质的奏折被送往内阁，而重要的政策建议和情报则交由军机处处理。大清律例中没有制约这一新机构的规定，因此，与内阁（成员包括十六名满官和十六名汉官）相比，它（成员包括五名军机大臣，首辅通常为满洲人）更像是一个小得多的官员团体。秘密集会c随时候命的军机处很快便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控着政府中高层官员的任命。 军机处的形成不仅为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敲响了丧钟，还代表了在随后的帝制时期里，中国统治者喜欢用新的专设秘书组织代替之前常规文官机构的趋势。明朝的内阁最初也相当于雍正的军机处——是个剥夺六部决策权，交予皇帝及其私人顾问（大学士）的智囊团。然而，内阁还是逐渐变成了六部之外的另一个“部”。但只要内阁还掌管着奏折的呈递御览与发还，它就会侵夺皇帝的权力。因为它既可以扣下意见相悖的奏折，还可以起草法令让皇帝签署。当内阁这一帝国的产物逐渐获得这样一种独立时，便会出现一个取而代之的新机构。不过，军机处最终也会像它的前任一样，逐渐与日常机构的官员结盟，让皇帝难以驾驭。1799年，嘉庆皇帝（1796年—1820年在位）甚至被迫谕令各省督抚将机要奏折进呈御览，无须到军机处备案。然而，军机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依然持续到20世纪初。之后，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再次恢复，用以讨论重要的国家大事。 雍正在解决清朝的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一贯的专制作风。面对长久以来的立储压力，他于1723年9月16日召集诸皇子和大臣，将一页纸片对折，在众人面前展示，宣布自己已经做出决定。他说，储君的名字就写在这张纸上。随后，他将其封入一个小匣，置于乾清宫正殿上方二十五英尺处的一块匾额后。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小匣才能打开。 这个办法虽然简单，却效果显著。如果他随后对选定的储君大失所望，自然能暗中更改名字。除非冒着杀头的危险，否则没人会闯入乾清宫窥探到底谁才是储君，并在其周围拉帮结派。雍正自己并未特别关注某位皇子。他没有让某位皇子接受特别辅导，反而把康熙之前的南书房改为皇子学堂，让所有皇子都在此接受儒家学者关于经c史和满洲文字的教育。因此，这个秘密一直保持到1735年雍正去世89之时才揭晓：皇四子弘历（1736年—1795年在位）将继承皇位，年号乾隆。 盛世：乾隆统治期 多亏了父亲的精明，乾隆的继位几乎没有经历清初皇位继承的阴谋算计。不过，派系斗争是存在的，尤其是雍正宠臣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争斗。但张廷玉1743年后便失宠了，鄂尔泰则于1745年平静去世。乾隆几乎立刻把持了朝政，部分原因是满族王公亲贵失势，部分原因是这位皇帝登基之时已经二十五岁。在军事方面，他的确依赖国舅c公爵傅恒的建议。然而，和路易十四一样，乾隆大多数时候都自己担起了宰相一职。在百姓眼中，他就是帝国力量和财富的象征。的确，即便对他自己而言，乾隆也是一系列象征。多尔衮c康熙和雍正丰富的个性让他们的治国之道也带上了强烈的个性色彩。然而，乾隆的个性却深受帝国模式影响，为正统的儒家形象：圣君c孝子c儒士c军事天才等。他严格按照这些模范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乾隆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匿在一系列传统形象之后的帝王。 乾隆的统治时期是清朝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雍正的财政改革为国库留下了两千四百万两存银。适当的人均土地配给量保证了农业的高产。到1786年，乾隆已经把国库的存银增加到了五千万两，足够建造他在北京西郊的“避暑行宫”——圆明园里的宏伟宫殿和华丽楼阁。1751年夏，这位皇帝在万寿山为他的母亲建了一座佛寺。为表孝心，他对该佛寺赋曰： 而兹复以祗陀布金之园，为灌佛报恩之举。金盘炫日，则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则音出天外。法鼓洪响，偈颂清发，于以欢喜赞颂，不更有以广益福利，绵远增高，为圣母上无量之寿哉！自今伊始，其以兹寺为乐林，为香国，万几之暇，亲奉大安辇随喜于此。前临平湖，则醍醐之海也。后倚翠屏，则阿耨之山也。招提广开，舍利高矗，则琉璃土而玉甖台也。散华葳蕤，流芬飞樾。栴檀之香，遡风而闻，迦陵之鸟，送音而至。我圣母仁心为质，崇信净业，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喜溢慈颜者，亦足为承欢养志之一助。90 这是中国装饰艺术的辉煌时期：繁复巨大的景泰蓝与多层漆器；庞大的青铜寺钟与彩色大理石雕；镀金玉笏与斑斓的瓷器。清朝的盛世景象让18世纪到访中国的外国人为之目眩神迷。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爵士率使团来到中国，为乔治三世向乾隆呈上了最好的礼物：武利亚米钟（自走机械吊钟）c地球仪c太阳仪座精巧的行星仪和最好的韦奇伍德瓷器。然而，这些东西与乾隆已有的藏品相比，几乎都显得鄙俗不堪。马嘎尔尼爵士在皇帝的热河行宫乘船游湖，参观了四五十座亭台楼阁，每一座都： 极尽奢华，挂着皇帝的狩猎行进图；陈列着巨大的碧玉花瓶和玛瑙花瓶c最好的瓷器和漆器，各种欧洲玩具和鸟鸣钟91以及大量工艺精湛的地球仪c太阳仪c钟表和音乐盒。相比之下，我们的礼物真是微不足道，“黯然失色”。92 乾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他国的进贡，因此不啻为中国在18世纪期间持续军事扩张的纪念品。1755年至1792年间，清王朝平定了准噶尔c新疆回部c大小金川，征服了苗人c台湾人c缅甸人c安南人和廓尔喀人。从未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93。仅征服伊犁和突厥斯坦，便扩张了六百万平方英里的国土。而其他国家也畏于中国的国力，加入了朝贡体系。 然而，属国的进贡还是无法弥补中国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1782年，六万新兵入伍，军费飙升。战争支出加上赈济饥荒的费用共计2亿两白银，耗尽了一度丰盈的国库。然而，这些开支并非全都合法。贪官污吏持续侵吞这些资金，也是帝国支出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贪污的程度骇人听闻，却无人出来阻止。因为帝国地位最高的权臣——和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 和珅的权势 乾隆最后二十三年的统治，几乎都是军机大臣和珅独揽大权。1775年，六十五岁的乾隆已经厌倦亲自执政。某日，经过紫禁城的乾清门时，他立刻被一个二十二岁的英俊侍卫吸引了。乾隆曾经爱慕过雍正的一位妃子。也许这个年轻的满洲旗人长得很像她，所以立刻便让乾隆印象深刻。不到一年，他不仅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还赐予他大量奇珍异宝，赋予他诸多特权。和珅贪婪地照单全收，并在帝国所有重要职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1782年，御史们弹劾他的部分同党，并将矛头暗指向他。然而，乾隆容不得任何人批评自己最青睐的宠臣——这无异于在控告他自己。因此，和珅不仅地位依旧，还于两年后完全掌控了吏c户两部的政务。1790年，他还与皇帝联姻，可谓独享殊荣。批评之声逐渐平息，众人都自扫门前雪。而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波及范围不仅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 乾隆几乎没有意识到腐败问题。1795年，他的统治期达到了六十年。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他决定恪守孝道，在自己的统治年限超过康熙之前，主动退位。他的儿子嘉庆皇帝94（1796年—1820年在位）隆重登基，却毫无实权。乾隆依然把持着朝政，但日益衰老的他却把大权都交到了贪得无厌的和珅手上。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整整持续了三年。1799年2月7日，太上皇终于驾崩。不再受孝道束缚的嘉庆只等了五天，便下令逮捕和珅。弹劾和珅的折子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位前侍卫立刻就被新皇帝抄了家。当其所有珠宝c田产和当铺都估价完毕后，和珅贪污的数目之大，震惊朝野。仅动产就达八千万两银子，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库存银。毫无疑问，这笔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平息了嘉庆的怒火。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他并未对和珅处以极刑，而是允许他自尽。此外，他也通过提审和珅的亲信，避免了扩大清洗面。结果，18世纪晚期的政治腐败全都归罪于和珅一人。乾隆及其军机处的属臣，都得以置身事外。95 然而，在当代人眼中，和珅事件却是乾隆晚期贤君形象华而不实的标志，与其早期的统治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736年，随着乾隆的登位，清朝的国势也抵达顶峰。作为清朝中期的皇帝，按照朝代循环的规律，清朝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若算上退位期，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走上了下坡路，短短几十年，便径直落到谷底。本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乾隆，却囿于汉人圣君形象，反而忘了自己满洲人祖先曾面临过的严酷现实。在践行理想的儒家文人形象的过程中，乾隆却不慎为其他满族精英树立起了一个“文化互渗”的典范。这些满族精英忘记自己语言的速度，几乎跟他们丧失华北土地的速度一样快。乾隆虽有意把汉人和满洲人分开，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在不可避免地推进满汉融合的进程。18世纪晚期，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19世纪危机终于爆发之际，事实才证明旗人已经到了无用至极的境地。乾隆的后代因缺乏满洲人的英勇气概，只得仰赖汉人督抚。 白莲教叛乱 清朝农村社会第一次重大失控，也发生在乾隆在位期间。18世纪晚期，白莲教在华中地区死灰复燃。1775年，一个名叫刘松的郎中兼术士在湖北西北部宣扬弥勒佛即将降世。他被捕后，其继承者刘之协继续宣扬新“劫”期的到来。当局惊恐万分，立刻逮捕了第二位预言者，并下令在该地区围捕有异端嫌疑的人。然后，一支清朝远征军也如蔓延的恐慌，穿过湖北，前往西南镇压苗族起事。这支毫无纪律的部队一路劫掠，洗劫沿途村庄，强奸妇女。农民们都说，这是“官逼民反”。1796年，反抗清朝的白莲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的朝廷还把持在和珅手里。而在和珅看来，这不过是另一个侵吞公帑的机会而已。他的将领们不仅谎报虚报军费，征召老弱病残入伍，还把每一场败仗，都当作帝国的胜利一般，报告给皇帝。叛乱从襄阳蔓延到湖北其他地区。叛军占领了整个湖北，可朝廷依然毫无作为。河南和四川也很快出现了反清的叛军。 和珅失宠自杀后，北京才充分认识到叛乱的规模，并调集足够的兵力前往镇压。幸运的是，嘉庆还有可以信赖并有能力镇压叛乱的将军。出身瓜尔佳氏的副都统——额勒登保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虽文化程度不高，却将一生都献给了清朝的军事扩张运动。应征入伍后，他的累累军功，就是一曲大清赞歌：1768年的缅甸之战，1773至1776年两度从征大小金川，1784年平定甘肃回民起事，1787年远征台湾，1791年西藏廓尔喀之战以及1792年的尼泊尔之战。到1797年，额勒登保已经成功镇压贵州的苗民起义，转到湖北对抗白莲教。两年后，他的才华得到嘉庆的赏识，被后者擢升为参将，接着又升为总兵，最后入军机处，参赞全国军务。 地方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弥漫着一股新现实主义的味道，办事不利的官员都被免了职。清军开始控制住叛乱局势时，地方士绅也纷纷招募民兵，与朝廷结盟，以“坚壁清野”的作战方式，逐步切断每个地区的叛军与农民的联系。作为补偿，农民们可以重返耕地。然后，帝国军队逐渐将白莲教的顽固分子围困在四川，并于1804年将其彻底剿杀。 人口压力与士绅在地方防御中的作用 除了直接导致1795年至1804年间白莲教叛乱的弊端外，还有一些阻碍拨乱反正的更深远因素。日益增长的人口对政治和经济资源造成的压力，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因素。清朝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让中国人口大增。到19世纪初，帝国人口已近四亿，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尽管清王朝精心构思过行政系统，但仅人口这一个因素，便足以让政府无法有效运转。此刻，几乎每个知县，都得负责辖区内近二十万居民的福祉。饥荒赈灾c地方水利工程和公共秩序的维护，都已经超出了现存政府的能力。因此，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朝廷只得依赖士绅的协助。额勒登保的军队虽然在大规模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要平定叛乱，依旧得耐心地说服农民们加入士绅组建的民兵和救济组织。因为中央政府依旧掌握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士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未形成地方政治霸权。叛军一旦被驱逐出该地区，士绅就得立刻解散民兵，把武器交还县衙。不过，这些地方显贵在这一时期积累的军事经验不仅帮助他们镇压了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还为他们在朝廷垂死挣扎的19世纪承担起新的地方防御任务做好了准备。 士绅阶层在中国乡村政府日益显著的支配地位，是帝国晚期国内政治取得的最重大的发展。然而，在当代人眼中，朝代循环的演变，才是最显著的成果。尽管清朝成功击退白莲教叛乱，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它已经彻底从混乱中恢复过来。清朝衰亡的迹象不胜枚举。1796年至1801年间，朝廷镇压敌人的开支就多达一亿两白银。此外，和珅时代的腐败之风，也并未完全消弭。官员们尽管坚持主张有恢复道德规范的必要，但嘉庆在位期间，黄河泛滥的次数就多达十七次。这表明河道治水官员们肯定中饱私囊，侵吞了修堤款项。嘉庆妄图用个人的节俭，来弥补其在防止公众腐败上的无能。随着宫廷开支被无情削减，受俸者们都遭了殃。不知不觉间，旗人们开始犯些小罪，劫掠恫吓京城居民。1813年，天理教叛乱者竟伙同宦官攻入皇宫，企图杀掉皇帝。嘉庆获救后，一些乐观主义者竟轻率地大谈其帝国复兴。96然而，另外一些悲观的官员则担忧地认为，新的灾难即将到来。清王朝足够辉煌的过去，似乎已经让其未来的日子屈指可数。 然而，奇怪的外国事件，决然地打断了中国人熟悉的朝代循环。很快，外部世界就将带着属于他们的历史观侵入中国。到目前为止，虽偶有例外，但中国历史的主流就如从未汇入大海的溪流一般，依然是内陆式的。即便像满洲人一样的外部入侵者，也是从中亚出发，征服汉人心目中位于“四海之内”的帝国。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外来者即将首次闯入“四海之内”。马嘎尔尼的使团便是第一批来客。1816年，中国还将迎来阿美士德勋爵。到1839年，整个中国都将被蜂拥而至的外来入侵者的浪潮淹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七章西方的入侵（一）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人并未刻板地把所有夷狄都归为一个无差别的单一整体。他们很清楚蒙古大汗和俄国沙皇或爪哇部落酋长与荷兰商人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所有夷狄都受中华帝国的统治。只有中国，才是文明的真正代表；只有天子，才配坐上人间帝王的最高宝座。朝鲜国王c安南君主和日本天皇虽皆享有治理其国之权，但按儒家的等级观念，他们都只能作为兄弟之邦，位列中国皇帝之下，始终期待着后者的册封。不遵守儒家这套君主等级制度的人，只会被置于更低的等级中。因此，整个世界秩序就像一架大梯子，从高等文明降到蛮夷国度。 因为很多国际关系实际上并不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所以这只是个理想中的规划。日本天皇就极少愿意承认这种从属地位，像帖木儿汗之类的蒙古大汗，也对中国使臣的趾高气扬极为不满。但众多为了与中国通商而甘愿朝贡的国家，还是为中国人的这种理想规划增加了几分可信度。中国人发现，他们理想中的等级制度，有时与其他民族对此的概念并不相同。偶尔，他们会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以平等姿态对待好战的邻国，一方面又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以上对下的语气和形式。他们也会使用文化上的怀柔及许诺特殊利益，来构建相应的外族关系。例如：与蒙古族贵族联姻的满洲人，就会给蒙古人一些优待。尽管人们认为暹罗97和交趾98的使节通情达理，也更懂外交礼仪，但满洲人对他们的态度，还是要疏远一些。此外，他们认为东南亚沿海的异族最难顺服。那些人还时常因为无法遵守文明交往的礼节，被拿来与牲畜相提并论。 回顾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交往历史，便不难理解中国对他们的贬低和非难。尽管罗马帝国的臣民会穿汉朝的丝绸，中国人依然很少直接与欧洲人打交道。双方之间的贸易往往都通过中介完成：中亚的商人跨越大草原，从一个驿站转向另一个驿站，连通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贸易。阿拉伯海员从设拉子99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广州。蒙古人在元朝统一了欧亚大陆，暂时让马可·波罗之类的商人得以在大汗的保护下，从地中海东部一路来到大都（北京）。不过，这种陆路联系在明朝便不复存在。此外，明朝也禁止海上贸易，除非携带外邦贡物，否则船只一律不得靠岸。明朝，中国日益闭关锁国的同时，欧洲人也发现，即便通过中介与中国贸易，也越来越难。到15世纪土耳其人征服中亚后，这种联系也被彻底切断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封锁了叙利亚海岸线，欧洲的商人只得另寻新路。 土耳其人是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涌出的最后一拨征服者。他们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世界历史便开始由另一种形式的军事扩张主导。欧亚大陆温暖的沿海地带，一股新的海军力量悄然兴起。在东方，中国的私货商人违抗明朝禁海令，航海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贸易。此刻，士麦那100的香料市场已经向欧洲关闭。于是，这些位于同一片大陆，却远在一万六千英里外的西面诸国，便开始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线。勇敢地探索非洲海岸线c发现美洲c绕过好望角以及最终的环球航行等事件，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各个层面。 葡萄牙的海上力量 葡萄牙无疑是这场海上探险的先锋。他们结实的大帆船不仅击败了土耳其战船，还在印度洋上赶走了敌对的阿拉伯人。很快，他们又抵达印度，开始在那里寻找达·伽马口中的香料和皈依者。阿尔布克尔克公爵以自己驻扎在果阿的强大舰队为基础，沿亚洲海岸线，建起了一系列坚不可摧的根据地。16世纪里，他通过这些据点控制亚洲海域，只对葡萄牙商船开放海中航线。 葡萄牙人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没必要向苏门答腊岛东面继续进发，去往摩鹿加群岛中的香料岛。印度甚至在他们抵达前，就已经与亚洲重要的转口港展开广泛贸易。葡萄牙人只需踏入这个业已存在的商圈，用他们的利润从别人手中购买香料即可。例如，他们抵达马六甲后，便发现整个港口都是商船。船上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以换取广东人需要的檀香木c芦荟c燕窝c香菜和其他海峡的物产。看到如此巨大的商业利润，葡萄牙人尾随这些返航的商船，乘着季风，于1515年抵达了中国东南沿海。 起初，明朝当局并不愿给葡萄牙人优惠待遇。朝廷官员称这些新来者为“佛郎机”，认为他们与滋扰广东至山东沿海的那些海盗没什么差别。16世纪，亚洲海盗猖獗。亚齐水手c日本倭寇c安南雇佣兵和福建海盗船在航道中大肆劫掠，占领要塞岛屿，发放他们的贸易文书，袭击沿海省份。葡萄牙水手洗劫了一座毫无防备的中国渔村时，真是应了他们“佛郎机”之名。看起来，他们跟袭击长江沿岸的日本倭寇毫无二致。1518年，葡萄牙遣使来到中国。然而，使者皮莱资正跟北京商谈贸易协定时，他留在广州的海军舰队司令官却封锁港口，炮轰明朝战船。这些野蛮行径似乎已足够让愤怒的明朝官员上报朝廷。可见，这些“佛郎机”真是些打着文明的旗号，实则烧杀抢掠的无耻罪犯。 明朝政府坚决打击了这类逾越之举。那位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被打得仓皇逃命，皮莱资则死在了中国的监狱里。最后，朝廷未给葡萄牙贸易权，并由此拒绝他们入港补给和整修船只。101葡萄牙人被赶出广州港口，只能通过在海岸边的小岛上设立非法营寨，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他们会定期在这些营寨里举办集市，也会航行到一片荒芜的海岸，搭一些临时的遮阳棚，把他们的货品展示给中国商人，并换取对方手中的丝绸。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葡萄牙人极不安定地维持这种沿岸贸易时，他们和明政府的关系却得到了逐步改善。1557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准在广州南部香山县的一片弹丸之地，建立一处永久的贸易据点。这片小小的港口，便是澳门的前身。 获得澳门 没人知道中国人为何决定让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一些资料显示：葡萄牙人之所以得此恩惠，是因为他们曾帮中国人对抗海盗。还有些资料认为，军方相信将这些强盗限制在一个港口，总好过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在沿海游荡。甚至说葡萄牙人贿赂了广州的海关官员，也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澳门的领土范围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葡萄牙人在该港口开拓殖民地，但中国人只是默许了这一现状，并未正式割让领土，且认为只有澳门人，才是此处的合法居民。102 获得澳门后，葡萄牙人得以更频繁地参与广州的贸易市集。他们向明朝监督海防的道员购买到贸易执照后，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可在珠江航行，或沿内陆航道进入广州，在那里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该贸易不仅让澳门人逐渐富裕起来，也让澳门成了投机客和冒险者的避难所。103与印度果阿总督维持着微妙关系的同时，澳门通过向果阿出售自产的大炮（澳门的铸造厂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从葡萄牙王室购买市政地位和贸易权。 日本的海外贸易 海峡贸易虽有利可图，但还远远不足以建起澳门后来的堂皇市容。葡萄牙人转向另一种海外贸易，才终于在此收获巨额财富。数百年来，中国一直都在进口日本的银和铜，用作外汇储备。中国人用日本人大量购买的生丝支付这些贵金属。不过，16世纪晚期，随着日本大名丰臣秀吉入侵朝鲜c威胁中国，中日之间的正式贸易关系被迫中断。直到1636年，中国帆船都只能非法地从宁波驶向长崎，而日本商人也继续来到中国。不过，该禁令给葡萄牙人带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将广东生丝带到长崎，再运回一船珍贵的重金属，仅一艘船，便能给船主带来两倍半的利润。澳门立刻繁荣起来。天主教修会拿他们获得的捐款冒险，投资到对日贸易中。船主们在皇冠拍卖会上热切地竞标，希望能获得一次领航出海的机会。日本商人甚至会把本钱交给葡萄牙人，让他们在广州代购生丝。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量资本涌入澳门。然而，1639年，这种贸易却突然陷入困境。 日本的德川幕府收到消息，称西班牙正计划从马尼拉攻打他们。来自荷兰的新教顾问说服日本人，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是受到天主教使异教徒改宗皈依的狂热所驱使的。德川幕府已经遭到日本天主教皈依者们的警告。1637年，德川幕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后，本土的天主教徒们立刻在岛原市发动叛乱。政府最终以血流成河的代价，艰难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驱逐国内所有的外籍天主教徒。结果，1639年，葡萄牙人被告知他们不仅丧失了特许贸易权，还要立刻离开长崎。 澳门经济的衰退 葡萄牙人决心要让日本人知道，他们并无参与西班牙人东亚帝国梦的计划。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大使团到日本，向日本政府证明葡萄牙人只对和平贸易感兴趣。然而，德川幕府已经下达了外人驱逐令。1640年，六十一位葡萄牙使节刚一抵达长崎，就被当作违反禁令的罪犯处死了。从那以后，荷兰人便成为唯一能与日本人进行贸易的欧洲人。而葡萄牙人则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海外贸易。随着如此巨大的利润来源慢慢枯竭，澳门也逐渐失去昔日的商业荣光。尽管这里的商人又重新开始海峡贸易，随后将澳门变成一个鸦片出口港，但那些生意都无法弥补失去“广州—长崎”这条贸易线所带来的损失。 尽管如此，对西方人c尤其是想由此进入中原的传教士们来说，澳门依然是个重要的。例如，利玛窦（1552—1610年）等的耶稣会士为了成为明c清宫廷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便在澳门学习文言文。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大多都由衷地欣赏中国，并努力宣扬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兼容性，以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宗教。京城的士大夫们将其视为学者。站在北京的高度看待整个中国，耶稣会士们对中华文明热情洋溢的描述传回了欧洲。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如魁奈和伏尔泰等哲学家坚持认为，这种遵循自然神论的英才教育制度，应该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的典范。在向欧洲传递这类关于中国的信息的过程中，澳门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文化功能还是难以弥补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后，城市经受的物质损失。因此，澳门昔日的繁华，也只能在记忆中搜寻了。 荷兰人的挑战 随着葡萄牙人在亚洲地位的衰落，荷兰人气运渐隆。16世纪晚期荷兰与西班牙交战期间，荷兰商人转向了亚洲贸易。1580年后，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葡萄牙人对香料的垄断让荷兰人越来越焦躁不安。1594年，他们被完全驱逐出里斯本香料市场。早已因航海技术闻名于世的荷兰人，于1600年组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挑战葡萄牙人在亚洲海域的统治地位。作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比葡萄牙人更倾向于追求利润。此外，荷兰人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亚洲的海外贸易。他们决定抵达并征服香料群岛。一旦实现该目标，荷兰人就要实行殖民统治，从葡萄牙商船造访的沿岸开始，深入到群岛内陆。而葡萄牙船只，则仅造访过沿海地带而已。到1619年，荷兰人开始在爪哇岛建立殖民地，并将公司总部建立在巴达维亚104。鉴于阿尔布克尔克公爵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建立了海上要塞，扬·科恩也一手创建了荷兰的东南亚霸业。他和他的继承者们煽动一个本地的王子同另一位王子交战。最终，荷兰完全征服印度尼西亚群岛。它对该地的殖民统治，也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1633年至1639年间，德川幕府下达驱逐令后，荷兰是唯一能合法地与日本进行贸易活动的欧洲国家。他们希望通过日本，与中国建立起贸易关系。台湾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634年，荷兰人在台湾岛最南端建起一座堡垒和一座名为热兰遮城的港口。当时被台湾原住民把持的贸易转运站曾试图在厦门有组织地与福建人进行贸易。然而，满洲人对中原的征服中断了这种常规的贸易往来。满洲人的一路南下，迫使忠于明朝的人和海盗头子“国姓爷”离开大陆，逃难到台湾。“国姓爷”将荷兰人赶出热兰遮城后，把这座岛屿变成了自己的基地。不久之后，荷兰人转投新建立的清王朝，携手对抗这一共同的敌人。他们提供船只，协助清廷剿灭“国姓爷”在台湾的政权。因此，荷兰人试探性地提出一项协议，希望能获得在厦门的贸易特权，作为其提供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但由于一系列误解和不幸事件，该联盟未能实现。清政府最终还是打败了郑氏海军，于1683年统一台湾。然而，他们坚决不给荷兰人扩大贸易的特权，反而强迫他们按中国的朝贡体系，照朝鲜或南亚各附庸国的方式，派遣使者到北京朝觐。尽管荷兰人在这方面的外交上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还是未能像英国人在广州一样，与清朝建立起广泛而持久的贸易关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的海军霸权是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霍金斯爵士的私掠船活动发展起来的。不过，其主要动力还是源自各大商人为夺取伊丽莎白女王手中的贸易专卖权而进行的争斗。强大的伦敦商业探险公司在荷兰战争期间失去安特卫普105，并于1597年被赶出德意志帝国后，英国人越来越嫉妒荷兰人在商业上的成功。1599年12月31日，伦敦的商人收到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皇家特许状，得到了东印度所有贸易的垄断权。两百一十八名商人在这次风险投机中总共投资七万两千英镑，并压根不知道他们的东印度公司终将成为一个国中之国，以一个殖民公司的身份统治整个印度。当时，他们的目标只是与荷兰人竞争，打破葡萄牙人对香料的垄断而已。 起初，荷兰新教徒和英国人联手对付葡萄牙天主教徒。然而，各自的贸易利益很快瓦解了这一联盟。1623年，英国在亚洲的骄傲和利润都遭到致命一击。同年，苏门答腊岛附近的安波那岛上，荷兰军队大肆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处的代理商人，并封锁了英国通往香料群岛之路。东印度公司强烈要求英国政府为其复仇。但詹姆斯一世因跟荷兰人缔结军事联盟，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东印度公司对英王专卖特许权的依赖让他们极易受到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英国内战期间，东印度公司暂时得到了克伦威尔的庇护，但其他嫉妒这些伦敦冒险商人的公司，一直试图在亚洲贸易上分一杯羹。有时，甚至有两家公司同时跟东印度公司竞争，每一家都要求独享专卖权。但1660年后，多亏英王查理二世的支持，原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才得以稳固。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位君主于1661年娶了葡萄牙布拉干萨皇室的凯瑟琳公主后，就获得了这位葡萄牙公主包括孟买在内的所有嫁妆。如此一来，东印度公司也得到了印度最好的港口。 此时，鉴于荷兰人将英国人都赶出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印度成了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供货地。东印度公司位于孟买北部苏拉特的工厂，为其装备船只前往中国进行投机生意提供了便利。然而，直到1685年，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依然极不稳定。因为澳门人为驱逐竞争者贿赂广州的海关官员，所以广州成了第一个不再对英国人开放的海港。106东印度公司在其他口岸（比如厦门或宁波）的代理处，运营也得依赖贿赂港口官员的程度而定。因为和明朝一样，满洲人也决定通过封锁海岸和禁止海外贸易的方式来消灭海盗。英国的船舰每次出现在中国港口，都会立刻被判定为走私。若想继续贸易，他们就得贿赂地方官员，以换取后者的默许。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七章西方的入侵（二） 面对如此不稳定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决心到亚洲其他集散口岸寻求交易中国丝绸和瓷器的机会。然而，这些东西在越南的东京湾售价极其昂贵，让英国人失望不已。于是，他们转向台湾，为“国姓爷”的后人提供补给和武器，以期这些海盗能在收复福建沿海后，给予他们贸易特权。然而，英国人押错了宝，1683年清朝海军收复台湾后，他们也被一并拒之门外。然而，1685年，他们又欣喜地得知康熙批准了海外贸易。从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港口停留。107 多埠贸易 1685至1760年的多埠贸易期间，因为英国本土有个奢侈品市场，所以英国人主要购买丝绸c瓷器和药材等高成本的商品。他们试图用英国羊毛来支付上述物品，但中国人几乎都不需要毛织品，即便北京寒冷的冬季，他们也更青睐丝棉制品。结果，英国贸易便主要以印度进口商品和海峡土产为主，主要支付手段为银币。 从理论上来讲，多埠贸易让英国买家在讲价中占据了优势。如果中国商人在一个港口提价，那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转向其他港口。然而，因为中国商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事先囤积大量货物，而英国人都被限制在转口港，所以这一优势其实也不太明显。此外，中国几个主要的港口也被竭力抬高价格的寡头垄断。英国人将这些掮客称为“国王的商人”，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从康熙的某个儿子手中购买专卖凭证的投机商。这些“国王的商人”回到宁波或厦门后，就用自己的凭证恐吓海关官员，逼对方承认他们的垄断权。然而，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皇室许可证上，结果要么缺乏资金置办货物，要么就定出高得离谱的单价，以期尽快收回原始投资。 18世纪早期，“国王的商人”便已出现。所有城市中，只有广东抵制这些垄断者。因为广东的海关监督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能够忽视皇子的授权。而且，这里颇具规模的公行（对外贸易行会）也有足够的资金，独自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因此，即便英国人拥有多埠贸易权，他们光顾福建或浙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反而全都聚集到了广东。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方，一系列当时被称为“广州贸易体系”的特殊贸易关系和法规，也开始逐渐成形。 广州贸易体系 载重费和货物税是固定的，由公行商人负责征收。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广东公行对外贸易也实行国家专营之权。不过，公行缺乏伦敦商业探险公司的企业实力和法律保障，所以公行的设置主要旨在确保关税，以满足其成员的经济利益。1736年后，公会的每位成员都被迫成了政府的保商。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要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108若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广东人出现纷争时，外国人趁势而逃，负责那条船的保商就得接受官府的讯问。很快，这一公共安全政策便成了海关监督压榨公行成员钱财的手段之一。一有外国人违法乱纪，倒霉的保商就会接到海关监督的传讯，并缴纳或许会高达二十万两白银的罚款。申报破产后，中国商人虽能向英国人求助，但东印度公司若拒绝帮助，该商人就只能求助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通常不是印度祅教徒，就是利息收得奇高的苏格兰放债者。因此，公行的成员总要面临很多风险，有些商人甚至还尝试退出公行。海关监督拒绝他们退出，结果申报破产的人就越来越多。 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越来越关注这些进展。他们反抗海关监督的唯一做法，便是向广东巡抚或两广总督请愿，希望他能插手此事。然而，到18世纪40年代，皇帝却禁止地方督抚干预海关监督，处理涉外事务。如果一个极其贪婪的内务府官员被任命为广州海关的总税务司，东印度公司就将求告无门。109绝望中，英国人尝试着转回多埠贸易，但别处的商人资金短缺，而且宁波和厦门的港口官员甚至比海关监督还贪得无厌。看起来，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们能求援的对象，似乎只剩最后一个了。不懂海关监督在内务府地位的英国人决定，直接向乾隆皇帝本人发出请愿。受中国“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洪任辉的翻译于1759年乘船到天津，在那里用中文写了一份声泪俱下的请愿书，交官员呈往北京。 收到洪任辉的请愿书后，乾隆被这种夷狄的莽撞无礼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文言文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对此，满洲人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因此，他们一直都禁止外国人学习文言文。此外，直奏皇帝也是高级官员小心看护的一项特权。未得到皇帝允许的请愿，只能证明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维持上层人士和下层平民之间适当关系的必要性。结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辉，处死他的中文塾师，审讯负责担保的公行商人，并将英国未来的所有贸易都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 广州的限制 1760年至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只在广州进行贸易，且遵循更固定的路线。来自英国或印度的大货船抵达此处时，那些在澳门过冬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便会回到广州。登陆期间，公司的商人会与所有其他的欧洲商人住在“十三行”——广州沿岸一片围起来的狭长区域，内有大量仓库c办公室和住房。每逢周日和假日，这些欧洲人可以获准做些短途旅行，但其他时候，就只能待在西南的这片城墙内。 一些英国人对广州贸易体系如此恼怒，这种苛刻的人身限制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其他代理人也对该体制极为不满。一方面，清廷的宏伟大气凸显了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公司的代理人们见到的中土之国，却只能来自嘈杂肮脏，必须与腐败官员和谄媚商人打交道的广州沿岸。身处十三行内的他们看到的中国，不过是寺庙和歌伎而已。此外，这里的行政限制也同样令人窒息。洪任辉事件后，欧洲人不仅失去了向更高层申述的权利，甚至无法再直接与海关监督交涉。所有诉求都必须先措辞谦恭地写下来，再由公行呈交海关监督。然后，会有中国的中介机构传回上级的答复，措辞却往往让英国人愤懑不已。代理人们认为，冒着罹患热病和痛风的危险来到广州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他们每次要求降低关税，都会被称为“夷人”。而且，这种间接交流，往往意味着重要的诉求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回复。因此，马嘎尔尼才会于1793年被派往北京。东印度公司希望圣詹姆斯宫的特使能在北京得到一个申辩的机会，从而促进中英关系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马嘎尔尼使团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卑下夷人的偏见之举，极大地贬低了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同意行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京。该事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困境似乎已毫无解除的可能。而且，他们简直无力再承担装运与出港的费用。到19世纪早期，该公司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此时，要想让他们撤出广州贸易，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茶 广州贸易体系为何越来越纷繁复杂，归根结底就一个字——茶。英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和中草药。极对英国人口味的茶叶恰好就属于中草药的一种。18世纪，茶逐渐成为一种全民饮品。最后，普通的伦敦工人都会拿出约5的家庭收入用来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不再进口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中国商品，而是卖起了像烟草一样人人都消费得起的商品。 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返航的货船，载货量增加了七倍。到1800年，公司每年在茶叶上的投资已达四百万英镑，而与中国的贸易，也成了英国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因为他们向东印度公司茶叶进口的征税额高达百分之百。国王如此觊觎这笔税收，以至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多囤一年的茶量，以防与中国的贸易出现暂时性中断的情况。为了赢得英国国内市场，东印度公司得与无照营业的私商和走私者竞争，尽量囤积广州的茶叶，以便将后者挤出该行业。每年，广州的贸易季正式开始前，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都会给公行的商人预支款项，以确保能从福建c江西和安徽的批发商手中获得茶叶订单。对于这些预支的款项，东印度公司能获得的唯一担保，就是保商个人的持续偿付能力。在给了公行掮客数千盎司白银后，公司已经再也冒不起商人因受海关监督的压迫而宣布破产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中国掮客是英国垄断商的代理人。他们付给海关监督的每笔罚款，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东印度公司的金库。 此刻，这些款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失去茶叶贸易的损失，又是东印度公司无法承担的。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不过，这场耗费巨资的冒险行动获得了英国皇室的赞助。到19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已经高达两千八百万英镑。偿还这笔巨额债务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印度c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两千七百万磅印度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的纺织厂，所获利润都被东印度公司用以购买销往英国的茶叶。因此，广州贸易为该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借此将利润回流伦敦，以偿还其背负的债务。 这场三角贸易中，东印度公司并非唯一的代理商。事实上，一些名为“代理行”的印度私人公司也会向中国出口棉花。这些由印度祅教徒和苏格兰金融家控制的代理行最初的贸易往来，就是与马来西亚诸公国间的“港脚贸易”，之后才延伸到与广州的贸易。虽然他们售往中国的海峡商品c欧洲钟表（如鸟鸣钟）和印度棉花利润可观，但还是无法触及已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他们会先在广州将现金换成东印度公司的信用券，回伦敦后再兑换回来。作为交换，东印度公司会用银币购买送回英国的茶叶。因此，是这些代理行，让东印度公司有了偿还英国皇室债务的能力。 印度棉花的港脚贸易赚得的现金，不足以购买东印度公司所需的茶叶。于是，代理行只得从秘鲁和墨西哥进口银圆到中国，作为补充。18世纪期间，数千万银圆从新西班牙流入中国沿海港口。但讽刺的是，茶叶贸易到头来却破坏了这种银圆供给。1773年，东印度公司储存的茶量超过了英国市场所需，于是劝说皮特政府允许他们将公司的垄断权扩大到美洲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导致了美国革命，彻底切断了英国的墨西哥银圆供给。缺乏银圆支付茶叶费用的东印度公司，只能更加依赖代理行提供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获取银币。然而，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通过海运南下，将自己的棉花运往广州，所以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开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结果，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c且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 鸦片 在中国，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荷兰人将烟叶介绍给台湾人后，中国人便学会用其包裹鸦片，点燃并吸食粗糙的蒸馏烟雾。18世纪，尽管政府严令禁止吸食鸦片，一种纯度更高的吸法还是逐渐传遍全国。18世纪晚期，鸦片的使用量暴增。烟鬼们遁入梦幻般的毒瘾中，或许是为了逃避乾隆晚期的社会压力吧。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所以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带来供应量的增加。 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意识到鸦片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畅销后，决定于1773年在孟加拉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站。后来，印度巴特那出产的鸦片，品质居世界之冠。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佃农种植罂粟，并将产出的原糖卖给公司位于加尔各答之外的精炼厂。广东市场对鸦片的需求增加后，此处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不过，因为中国政府于1796年重申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东印度公司不敢再将精制的鸦片直接出口到中国，而是专卖给在广州做药品生意的代理行，利用他们的销售渠道为公司积累茶叶贸易所需的资金。 19世纪早期，鸦片在广州的销售经历了三次戏剧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降低巴特那鸦片售价之时。第二次是1830年，东印度公司允许西印度私自种植的马尔瓦鸦片在支付了一定附加费后，便可以进入中国。最后一次也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该年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因此私人投资激增。第二年，倾销到广州的鸦片从一万六千箱110，激增至两万七千箱，让贩卖鸦片的英国人c印度祅教徒和美国人赚了一千七百万银圆111。起初仅作为印度棉花补充商品的鸦片，如今已成为港脚贸易的主要产品。的确，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鸦片几乎已成为所有对中贸易的基础。对鸦片如此大的需求量，让银圆开始流出中国。例如，19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良好，流入帝国的银圆高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19世纪30年代，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用于支付该毒品的白银流出中国。 这些数据或许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较之日常贸易，它们似乎还是要温和许多。平日里那些从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疾驰而来，经过专门建造，荷枪实弹的代理行船只，以及在珠江口，经过加固的商船把鸦片转运到凶悍的疍家海盗驾驶的“快蟹”船和“扒龙”船上时，都可能发生流血的暴力事件。这些海盗会在上游卸货点贿赂或恐吓巡逻的官兵，迫使对方同意他们卸下货物，并批发给鸦片窟的老板。到1835年，一个庞大的非法分销网络将来自加尔各答的鸦片沿中国的河运网，输入到北部平原腹地。 利润暴涨的同时，西方的商人们对这种毒品交易的确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也在国内舆论面前颇为窘迫。待在广州的传教士们记述了瘦弱的瘾君子c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鸦片过度而丧命的人数。但在英国，还是有无数方式为该贸易辩解。辩解者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毒品贩子应受的谴责，不该比杜松子酒商人多。他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中国人本来就渴望的商品。他们掩盖了自己自由供应毒品，鼓励他人吸食上瘾的事实，反而坚称中国人要是真的不希望这些鸦片在其港口销售，就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鸦片进口。此外，为顺利卸货而贿赂中国海上巡警的做法，也让官员腐败成了他们不断向中原输入印度鸦片的借口。对此，英国政府继续持支持态度。因为用鸦片利润购买的茶叶，不仅能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室的税收。这一税收占英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这样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顾虑很容易便打消了。 如此庞大的毒品交易量，更加深了中国人对这些夷狄的偏见。鸦片波及的范围着实令人震惊。尽管无法知道确切的烟民数量，但1820年，仅苏州就有十万名瘾君子。112不论真实的数据是多少，当时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恶习。城市中，到处都是有钱有闲的烟民：下层士绅c衙门胥吏，甚至包括公门捕快和士兵。中国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商业往来让中国的士大夫们警醒，令他们为基督教贴上了野蛮人的毒物的标签，并认为该教会从精神上危害中国。如今，基督教的威胁似乎因为鸦片而具体起来。除此之外，人们甚至也认为外国人就是用鸦片来削弱中国人，以便实现征服的目的。 除鸦片问题以外，中国的经济也愈发艰难。19世纪早期，士绅逃税已经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鸦片贸易，则似乎让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因为白银的流失显然增加了农民实际缴纳的税款。中国的货币是复本位制，铜钱用于小额支付，白银用于更大的交易。农民虽然用铜钱交税，但官府的定额却以白银来衡量。尽管税额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常量，两种货币比率的波动，却会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虽然每盎司（两）白银按例该兑换一千铜钱，但因为缺乏政府监管，所以银价会随市场需求变化。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白银短缺，因此中国的白银就越来越贵。随着汇率的变化，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六百文铜钱才能兑换一盎司白银。113这意味着要完成之前的税收定额，农民就要多缴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铜钱。因此，人们认为鸦片让中国失去的东西，远远不止瘾君子们的健康，它还日益蚕食了整个社会的农业基础。 合法化与取缔 负责监督广州对外贸易的清朝官员希望朝廷能通过垄断鸦片销售，来改善这种状况。他们争辩说，事实证明，强制禁止鸦片运输的措施是无效的。1821年，阮元等尽职的总督成功地将鸦片贩子从澳门的大街小巷，赶进了珠江三角洲那些经过加固的鸦片船。然而，即便政府开始逮捕中国烟贩，并用酷刑威胁烟民们，鸦片的进口量依然在上升。卷入金额如此巨大的贸易中，执法人员似乎也很难保持清廉。因此，为何不在政府监管下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从而用中国货物交换印度鸦片，以避免白银出口呢？这不仅能挽回贸易逆差，还能成为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 然而，这种办法无法解决鸦片上瘾的问题。道光皇帝（1821—1850在位）深知吸食鸦片的后果，所以不支持政府经营鸦片窟，贩卖这种“洋烟土”。因此，还是得继续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到目前为止，官员们显然还只是通过逮捕中国烟贩，来打击鸦片贸易最外围的部分。要想断其根本，只能切断国外的鸦片供应。即便需要逮捕西方商人，引发武力对抗，也在所不惜。有了这个念头的道光皇帝终于在1838年12月，派国内最有才干的官员之一——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并命他为全权代表，可以在禁烟过程中，下达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命令。林则徐辞别皇帝南下之时，他们都没料到这一决定意味着战争的来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八章入侵与反抗（一） 林则徐的禁烟努力 道光于1838年派往广州，负责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不仅道德上无可挑剔，政绩也颇为辉煌。江南的财政改革和平叛江西叛乱让三十五岁即出任总督的林颇负盛名。深谙治国之道的他不仅成功跻身首都最璀璨的文化圈，还吸引了一批大有前途的年轻改良者114。在鸦片合法化争论之际，林则徐不仅轻易抓住争论核心，还颇为不寻常的数次私下觐见皇帝，保证一定在中国根除这种恶习。他的直言不讳促使皇帝同时从三个方面向鸦片开战：瘾君子们如果决心戒烟，就能得到助其戒瘾的医疗护理，否则就有受到严惩的危险；国内分销网络被完全击溃之前，都要把中国烟贩们聚齐起来严厉惩处；通过没收存货和强迫其签署诚信守则的协议，来防止外国供应商向中国走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前两个目标很快便实现了。广东的瘾君子们被送往特别成立的鸦片勒戒所强制戒烟。如果林则徐的继任者们能继续推进他的这些政策，鸦片消费肯定会大大降低。此时，一千六百名触犯禁烟法令的人被捕，大多数中国烟贩被迫转入地下。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镇压行动极为有效。事实上，外国烟贩们发现即便定价极低，也无法销完库存的鸦片。然而，林则徐深知，如果不迫使西方走私者彻底放弃这门生意，他的成功就只是暂时的。基于三点原因，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身为一名忠实的儒家学者，林则徐觉得从道德立场来看，西方人无法否认中国在鸦片贸易中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他那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著名信件115中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他坚信，英国人私下里一定为鸦片贸易羞愧不已。其次，林则徐认为欧洲如此遥远，因此只要控制了沿海，中国人就能迫使西方人要么为了交换淡水和补给乖乖合作，要么退回他们遥远的老窝。116最后，他知道西方人都被安置在广东码头一个防御极差的地方。想起律劳卑事件117，他非常肯定，那些外国工厂与其海上盟友们之间的联系极易切断。由此一来，那里的英美商人们就将成为中国的人质。 前两个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英国人对鸦片贸易的羞赧，早已被其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和经济观念消解。中国那套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很容易招致西方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这种狭隘的制度已经不适合民族国家兴起后的强权时代。在自由贸易时代，中国毫无商量余地的关税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壁垒似乎也已落后。东印度公司之所以乐于接受广州贸易体系的限制，全都是因为中国提供了茶叶等大量重要商品。但东印度公司此刻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而不安分的港脚贸易商和曼彻斯特的实业家们又将中国视为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对为了争夺欧洲市场，与德国竞争者斗争激烈的中部制造商们来说，中国似乎能提供无限商机。英国的自由贸易商们热切地期待那四亿顾客带来的购买量，肯定足够曼彻斯特的织布机一刻不停地转上几十年。显然，他们并未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向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对庞大消费群的畅想激励自由贸易者们催促英国政府打破广州的关税壁垒，为他们打开进入这一巨大潜力市场的道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道德层面引起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林则徐对鸦片贸易的憎恶之情。 钦差大臣林则徐认为这些洋人要依靠中国补给的假设也是错误的。不同于16世纪的葡萄牙，英国靠航程相对较短的印度次大陆提供补给。若要发动对华战争，卫戍部队c战舰和补给都可以在那里集结。118而且，英国最强的无疑是海上力量。此外，承受过拿破仑战争洗礼的英国士兵不仅战力强大，武器装备也明显优于中国士兵。 姑且不论英国已经具有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一件事上，林则徐是占据上风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攻取广州的外国夷馆（十三行）。1839年3月24日，林则徐实践自己的宣言，率清军包围十三行，勒令西方人交出鸦片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才痛苦地意识到这点。义律一方面无兵可率，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人或许会杀掉工厂里的三百五十名欧洲商人和美国商人。因此，他向几家主要的鸦片商许下承诺，称他们若将库存的鸦片上缴中国钦差大臣，就能获得他的赔偿。代理商们已经五个月没有卖出一箱鸦片，所以这一安排让他们喜笑颜开。有些人为了尽可能多地从英国王室那里获得赔偿，甚至要求印度送来更多鸦片。义律这一昂贵的妥协虽然激怒了维多利亚女王，却赢得了英国鸦片贸易商的感激和钦差大臣林则徐暂时的尊敬。119 暂时的胜利让林则徐扬扬得意。在持续封锁下，钦差大臣和部下们一直在收集到足以令其满意的鸦片后，才在广州内河口外的盐灰坑里开始进行销毁。6月25日，两万一千多箱鸦片被销毁殆尽。林则徐履行了退兵的诺言，脱困的西方人则离开广州，逃向澳门。 钦差大臣林则徐要想切断国外的鸦片来源，收缴库存鸦片只是该计划的一方面而已。为确保代理商们今后再无新货源，林则徐建议，让外国人签署保证永不再贩卖“洋烟”的协议。一旦发现违反协议的外国人，就可依据大清律法，对其严惩不贷。 被困广州的义律发现，除了交出手中的鸦片，他别无选择。不过，回到澳门后，他就不打算再受制于大清律法。因为欧洲人早已经历过与他们的法律纠纷，并屡屡受挫，所以他们早就明了中国的司法理念，不外乎基于某些固定罪名，给予严惩。例如，1784年，“休斯女士号”上的一名炮手在放礼炮时意外杀死了一个中国人。尽管公行保商们向英国人保证，知县会将其判为意外杀人案，那名水手收押之后，还是被处决了。这在西方贸易界中，很有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意味。如果签署了林则徐的那份鸦片贸易协议，外国人就将自愿屈从一个让他们缺乏信心的司法系统。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希望此时能有个具备治外法权的领事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权益。120义律对此表示赞同，所以拒绝了林则徐签署协议的要求。当这位钦差大臣以禁止一切海外贸易为报复时，英方决定抵制港口贸易，直到林则徐被罢职，换上一位更体谅其商业利益的官员为止。在此期间，他们将继续待在澳门，尽可能愉快地度过这场风波。 钦差大臣林则徐觉得自己有义务终结英国人的这种舒适状态。于是，他亲自率兵抵达澳门，说服葡萄牙总督边度驱逐香港沿岸的英国船只。接着，林则徐又下令海军阻截英军，不让其上岸补给食物和饮水。这无疑成了触发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39年9月4日，英国人耗尽了船上的物资。义律命“窝拉疑”号向驻扎在九龙的清军开火，掩护一支补给队登岸。1839年11月3日，离上次交锋还不足两个月，双方军队在虎门要塞再次交锋，造成比上次更为严重的后果。最后，清军损失四艘战船。第二天，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子爵无视最新进展，命令海军部再往中国派一支远征舰队。 巴麦尊的决定并未获得广泛赞同。鸦片事件让公众意见产生了分歧，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同意辉格党政府对中国施行的侵略政策。不过，广州港脚商人和英格兰中部企业主们出资，在伦敦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游说团。他们强烈认为，趾高气扬的中国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他们而言，林则徐封锁夷馆的做法，正好是个绝佳的开战理由。借此，他们可以从中方获得许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好处：低率固定关税，平等地位的外交，在中国沿海建立一处基地，开放新的贸易港口，或许甚至还包括拥有治外法权。在巴麦尊看来，以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地位，就该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他还把义律付出的大笔鸦片赔偿金也算了进去。不过，支持一场维护鸦片走私的战争，依然让保守党大为光火。最后，巴麦尊和他的支持者们仅以些微优势，在国会投票中胜出。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义律的指挥下，一直到1841年夏天和平谈判破灭为止；第二阶段从1842年春新任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上任，一直到中国战败为止。在第一阶段，义律北上行军，先占领了宁波附近的舟山，然后直逼离京c津不远的大沽口炮台。北海出现敌舰，让直至当时仍不断收到广州战事捷报的朝廷大为恐慌。林则徐的“误导”让道光大为震怒，后者立刻派出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在大沽口会见义律，并轻易劝服了后者。琦善称英军若返回广州展开谈判，他就能满足义律的要求。义律被琦善的友善触动，于是决定返回南方。1841年1月，二人敲定《穿鼻草约》。然而，他们各自的主子——英国的巴麦尊和北京的道光帝——都拒绝接受草约中的条款。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从中方得到足够赔款，反而拿舟山换了崎岖贫瘠的小岛香港，实在有违他的初衷。而道光不仅无法原谅琦善同意割让中国领土的做法，还轻信从广州传回的谣言，认为他的钦差大臣接受了英方的贿赂。两人都受到了惩罚——义律被剥夺了指挥权，琦善被押解回京后，所有家产尽数充公。 璞鼎查指挥的第二阶段，更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冒险。他的计划是基于伦敦中国游说团的建议，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c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1841年下半年，英国的海c陆部队在广州集结，然后缓慢北上。一场血战后，他们再次夺回舟山，继而攻下了大城市宁波。然后，璞鼎查决定等援军抵达后，再继续往长江以北推进。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机会，随着英军对宁波的占领悄然到来。他们认为，英军一旦登岸，就肯定不是大清步兵的对手。1842年春，皇帝的表亲——儒雅博学的怡良受命率军反攻。为了夺回舟山群岛，朝廷不仅从远在西边的四川调兵，还让水兵们苦练两栖登陆。结果，清军却在这场战役中一败涂地。怡良用卜卦算出的出兵吉时，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主力部队都深陷泥泞的道路中，被补给马车所阻，无法顺利集结，而且素以善战为傲的水师竟然晕船。于是，指挥官们只得避开舟山，一边沿着海岸线来回转悠，一边假传捷报。少数民族川勇精锐误解军令，仅配备大刀，便在宁波冲入英军的炮火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本应支援的后备军，却因惊恐万状的指挥官躺在轿子里抽鸦片，而未奔赴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倒在炮火之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让几欲作呕的英国官兵想起了最近西班牙战争中的巴达霍斯大屠杀。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奋勇作战。前一年夏天，农民民兵就在广州附近的三元里村，大胆袭击了英国军队。在随后的1842年，不仅八旗驻防军死战到底，他们的妻子也宁可自杀，誓不投降。尽管英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并非完全畅通无阻，但清军不仅军事装备锈迹斑斑，武器和士兵也无法与英国的击发式毛瑟枪c密集队形c重型火炮和明轮炮艇抗衡。1842年夏，长江流域直至南京一线，都已暴露在英国人面前。8月，英国军舰便抵达这座前明都城的郊区，做好了大炮轰城的准备。 道光明白，若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被敌军攻陷，或许他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皇帝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英国的要求，签署议和协定，耆英率领的特使团赶在璞鼎查进攻故都前，表示中国愿意投降。最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中国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让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剥削时代的来临。 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补充的《虎门条约》c与法国和美国分别签署的两份条约，都迫使战败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向外国领事c商人和传教士开放广州c厦门c福州c宁波c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3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 4废除公行垄断制度。 5协定关税，限制内地厘金税。 6外国官员可以直接面见中国官员，且地位与后者相等。 7承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须交由该国领事审理。 8与西方国家签订外交协议时，采用最惠国原则。 这场战争虽然始于鸦片走私，但事实上，英国的胜利却没有令鸦片贸易合法化。121相反，这场战争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以西方国家主张的方式与其交往。上述所有条款中，最后一条最能体现中国与西方的新关系。根据最惠国条款，中国给予某国的特权，也自动惠及其他条约签署国。如果英国获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那法国c俄国和美国也将同时享受这项权利。原则上，这份西方与大清帝国签署的外交协议允许各国利益均沾。列强们宁愿在此划分独立的殖民地，也不愿让一个国家独霸中国。这些不平等条约共开辟五个新的通商口岸，因此，所有的商业权利也由各国共享。 上海迅速萌芽的租界，就是以这条共同入驻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基础的。上海的基督教教团c拥有治外法权的法院c市政委员会c西方人住宅区c印度锡克族（sikh）巡捕和外国海关稽查员，不仅是对华“炮舰外交”的耻辱象征，也是基本通商口岸限制性条约的明证——参与进来的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必输无疑。当然，事实上，列强之间也并非总是平等。例如：俄国凭借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夺取了数千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除了租界，法国还在上海获得了特殊优惠。不过，一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它才不会像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征战场。19世纪末，在一种全新模式的帝国主义热潮结束利益均分的通商口岸时代前，中国一直都未从属于某个独立而排他的势力。 炮舰外交背后蕴含的精神就是蔑视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即便最敏感的中国政治家，也未能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条约彻底否定了他们的外交设想。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正如汉朝官员们讨论应付匈奴的最佳办法，在如何应对欧洲人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们也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争执不休。 清朝的对外政策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抵制所有让步。姑息会把中国榨干，而正常的外交关系会让敌人乘虚而入，掌握一种能征服整个帝国的文明技巧。因此，中国重整军事力量，将外国人尽数驱逐之前，都必须对夷人敬而远之。1841年至1842年冬，英军入侵长江流域前，朝中盛行的几乎都是这一强硬立场。不幸的是，随后那场悲剧性的对立，却破坏了这种政策。除非中国掌握这些政治家极力抗拒的科技，否则就无法战胜西方的轮船和大炮。然而，大学士倭仁之类的保守派认为，认真学习西方技术会危及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如果鼓励科学家和士兵负责帝国的防御，那墨守儒家仪式者和士大夫们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要在传统学说与西方学科间做出选择时，倭仁之类的人显然会舍弃军事实力，支持相对不变的防御态度。而且，这些人的影响力足以延缓中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脚步，最终导致即便反抗，也为时已晚的局面。 反对保守派的那些人也同样忠于儒家思想，却宁愿采取一种更实用c更灵活的夷人管理政策。第二种立场相信中国人可以利用文明的艺术驯化夷人，让其更倾向于文化更先进的中国，因此提倡与外国人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以夷制夷”的过程中，多学些敌人的军事技术。拥护这种夷人管理政策的人相信：了解敌人，是为了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控制他们。尽管这种始于汉代的政策已经被清朝通过向各部落施恩的方式，成功应用于中亚，却没能在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别称）和白厅（英国政府）收获类似效果。根据最惠国条款，赋予一国的权益其他各国也要分享。不断增加的优惠让中国日益衰弱，却不会选择性地加强某个欧洲强国的实力，使其与邻国发生争端。然而，当强硬派随着1842年春中国反击失败而全线崩溃时，夷人管理政策就成了当时唯一的代替方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八章入侵与反抗（二） 璞鼎查抵达南京后，满洲人耆英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为大清主持谈判。因此，不仅部分《南京条约》出自耆英之手，随后六年的外交政策也主要是他的杰作。在璞鼎查看来，文雅而敏锐的耆英是个典型的清朝官吏。因此，璞鼎查把耆英的这种礼貌，视为中国愿意继续合作的承诺。当然，璞鼎查不知道，耆英的很多满洲人同僚都认为他对夷人过于礼貌，或许已经沦为替英国牟利的工具。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保守派的怒火波及，耆英甚至向道光皇帝上书解释，说尽管十分厌恶夷人的形貌举止，但他还是愿意担起与他们打交道的责任。一方面，英国要求中国执行和平协议的条约和精神；另一方面，朝中的保守派认为耆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太多利益。多亏有其他高官（如大学士穆彰阿）支持，耆英才得以谨慎地在二者间迂回前行。 之后的两年里，耆英灵活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然后，双方的态度都逐渐强硬起来。璞鼎查被更激进的德庇时爵士取代。后者相信，除非西方人坚定地贯彻所有新获权利，否则中国就可能退回朝贡外交。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憎恶和恐惧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点在广州尤为明显。在那里，因鸦片战争集结起的农民民兵，从未真正解散。士绅领袖们依然相信，朝廷若没有轻易在南京屈服，民众是可以将英国人赶回大海的。认为大清卖国的抱怨让道光尤为敏感。因此，他鼓励耆英拒绝英国人想居住在广州的要求。1848年，随着民众对外国人的敌意越来越浓，几个在广州附近乡村野餐的外国人被村民击杀。为了安抚德庇时，耆英立刻处决了凶手。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认为，这位夷人管理者如此退让，已经令大清统治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于是，他立刻罢免了耆英，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激进得多的徐广缙漠视英国人的威胁，继续驳回他们入城的请求。事实上，他傲慢的举止让中国通们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海关监督。于是，外国人和北京之间再次出现一个充满敌意的隔膜。由此，英国人开始估量，或许另一场对华的短期战争带来的短期利益，才能弥补英国在双方敌对期间暂时失去的利润。在诸如文翰和包令爵士之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似乎并未对中华帝国官员们的行为产生长远影响。 鸦片战争的社会影响 不过，这场战争的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在中国东南部引起一波又一波骚乱。即便和平协议签订后，这些骚乱都还在进一步扩大。19世纪40年代中期，三合会广收信徒。同时，英国海军迫使海盗离开沿海，顺着河流往上，进入广东和广西的高地。由此，海盗们定期南下，突袭珠江三角洲的富庶村庄。之前的民兵保留武器，变成了职业盗匪。家族纷争不断，不同方言群体也开始发动两败俱伤的战争。在广州，因为《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广州的很多贸易都被迫北迁。因此，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让广州的犯罪率也节节攀升。内地也受到影响。曾经装运茶叶和丝绸，南下穿越江西或福建群山的无数船工和苦力，也发现自己因此而失业了。 在南方，所有这些社会病态现象，都伴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广东人曾目睹英国的“复仇女神号”炮舰控制中国水道，从各处击沉中国军舰。他们知道英国的武器能如何有效地打击帝国军队。虽然大多数人都痛恨西方，但还是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促使国人思考新的对外政策。 受西方影响的群体，也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北方移民——被广东本地人视为少数民族的客家人。这群性情骄傲c野心勃勃的人颇有文化，好些人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和独特风俗。客家女性比当地女性独立得多，她们不仅从不裹脚c反对一夫多妻，还会与丈夫一起到田间劳作，从而使客家人在农业经济中颇具竞争力。客家人迁入某个村庄时，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和反感情绪，令其抛弃家园，迁往别处。然而，当客家人也以蔑视和仇恨回报本地人的蔑视时，双方就会爆发争斗。19世纪50年代，这种区域性的战争夺走了成千上万条性命。 然而，客家人若没有在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客家人的苦难有多深，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广泛关注。客家人不仅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19世纪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那场叛乱，也是被客家空想家——洪秀全的神秘启示激发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的发展便再也无法不受外部的影响。比如，这场叛乱就是国内社会压力与国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洪秀全的革命教义也是中国古典思想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西方宗教主题后，产生的结果。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起源 太平天国未来的皇帝——洪秀全——出生在广州北部花县一户殷实的农家。全家人都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一番苦读后，1828年，十五岁的洪秀全成为童生。然而，随后的数年里，他却在乡试中屡次落第，连最低的生员学衔也没得到。这种情况在帝国晚期很常见，有时，这些屡次受挫的人便会产生推翻这个政权的念头。这些人往往最为地方政府所惧。因为受过古典文化训练，所以他们的领导很可能将一群强盗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叛乱者。当然，大多数失意的考生选择的发泄方式都温和得多，比如信仰佛教的哲学和道教的修身学说。洪秀全如果没有遇到基督教的话，或许也会选择上述方式。 这次相遇完全出于偶然。1836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却又一次落了榜。正失望地走在大街上时，他遇到一位长须飘飘c身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这位教士借助身边那位中年中国信徒的翻译，向他宣讲基督教福音。洪秀全听了一会儿后，那位名叫梁发的翻译鼓动他接受了一套名为《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小册子。洪秀全回到花县的家后，几乎没看一眼，就把这九本小册子扔到了书架上。第二年，他为求功名，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失败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最后被人雇了顶轿子送回家中。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都足不出户，于极度恍惚中，陷入与魔鬼争斗的幻境。最终，他醒了过来，却清楚地记下了幻境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例如，他记得有个梦中，他被带到明亮的神界，被一群神秘的外科医生换掉了身上的所有器官。手术完毕后，他被带到一个类似皇宫的地方。巨大的厅室内，一位身穿黑袍的金须老者递给他一把斩杀妖魔的宝剑。在另一个幻境里，这位黑袍老者愤怒地斥责孔子，让他坦白自己犯下的某些不可名状的罪。 洪秀全虽然不知道这个黑袍老者是谁，但联想起他屡次落第的经历，出现惩罚孔子的意象还是有道理的。洪秀全从内心里排斥拒绝接受他才华的科举制度，因此才会出现羞辱圣人的幻想，但这毕竟是绝圣弃智之举。那时，洪秀全还没有想出一个新秩序，替代他渴望摧毁的旧世界。四十天的精神分裂，终于令洪秀全脱胎换骨，从一个顺从c不安的渴望功名者，变成了一个激进而自信的领导者。他不仅显得更高大结实，还在当地宣传起新秩序来。然而，他的这份狂妄自大还缺乏一个积极的发展方向。 1843年，即那次幻境事件后六年，洪秀全终于发现了这个方向。他的一个兄弟无意中发现书架上那些传播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并将它们拿给洪秀全阅读。后者读得越多，受到的启发越大。接着，他突然对梦境中的那些元素豁然开朗。那位黑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他的父亲。而他洪秀全本人，则是耶稣的幼弟，手持降魔剑，被派到人间，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再兴”。 根据洪秀全的启示，这一征服了西方的宗教最初应该是一种中国学说，早在孔子之前，就已被展示给这片大陆。 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122 洪秀全相信一定会被自己毁灭的外国妖魔并非欧洲人，而是满洲人。他将满洲人视为最后一批野蛮入侵者，相信是满州人故意阻止中国人领悟到基督教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一旦剿灭满妖，中国人就能恢复他们最初的信仰，迎来太平天国时代，让世界充满和谐与友爱。 西方传教士们很快便认识到，洪秀全不是个简单的皈依者。因为他信仰的基督精神预示着他崇拜或惧怕的西方教义。他没有采用外国信条，而是宣扬中国对此拥有的权利。身为耶稣的幼弟，他自称为全球基督教的神圣代言人。这个既非教皇，也不知《圣经》的人却决定了信条和大同时代。根据他的承诺，这个时代拥有的中国元素将与西方元素一样多。古典著作《礼记》描述了过去一段不知财产分割为何物的大同时代。123而今文124公羊学家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衰乱世c升平世和太平世。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的名称或许并非出自这份文本，但中国历代诗文已有足够诗句，可以证明该词的本土性。125 若仅有这些中国本源，那还不足以激发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大同”与“太平”的主题虽早已在之前的千年救度运动中频繁出现，却往往蕴于导致叛乱的弥勒佛千年降世的预言中。基督教在洪秀全思想体系中，也起类似作用。洪秀全在描述天国不久就将统治人间的同时，也释放了南方人的反满情绪。通过在实现乐园的道路上设置有形的障碍——满妖，他成功地给未来的追随者们指明了一条武力获取救赎之路。他们要在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时善与恶的决战场）征战。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消灭现世中的敌人，在人间建立起天堂。 如果没有响应其预言的社会力量，洪秀全就仅是一个神秘的受天启者而已。正如上文所述，这些力量是国内外历史洪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人口增长c政治腐败和偷税漏税，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造成的混乱局势。临近的广西尤为这些骚乱所扰。不仅广东的盗匪蜂拥而至，这里还有失业的银矿矿主和烧炭工c迫于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以及本地人和客家人接连不断的纷争。士绅们招募起的民兵因为广西社会的动荡，逐渐成为当地地主们的武装自卫队。因为民兵头领通常都是本地人，加之本地知县倾向于将客家人判为违反本地法律和秩序的罪犯，所以，地区冲突甚至愈演愈烈。而客家人呢，自然更团结有序地抱成一团，把他们的村子变成严阵以待的自卫部队。 因为广东的宗教迫害，洪秀全也被逐渐卷入这场动荡之中。受天启之后，他和弟兄们为彼此受洗后，就开始劝诱周围的客家人改宗。花县知县以破坏儒家偶像的名义，解雇了身为地方私塾教席的洪秀全后，他便决定迁往别处。1844年，他说服自己的一个信徒冯云山跟他同去广西，借住亲戚家中。然而，洪秀全的出现让主人大为尴尬。于是，他当年秋天便返回广东。冯云山仍留在广西，并在洪秀全缺席期间，在紫荆山区发展了大批客家信徒，令其皈依太平基督教。冯云山就是在这里组织信徒，建立起拜上帝会，把一个个孤立的山村变成了一个由羊肠小道相连c隐匿在群山之中的自我封闭的宗教团体。 然而，拜上帝会还没有发展成一场激烈的叛乱。这些受洗之后成为兄弟姊妹的信徒因为缺乏政治主张，还只能组成一个远离本地人村寨，避世而居的宗派而已。皈依是一项社区事务。信徒们加入客家自卫队，作为一个村庄或家族的成员，保留了他们熟悉的“基群认同感”。作为个体，教友们还没有进化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1851年太平天国社会形成之际，这种群体才算形成。 拜上帝会的发展 拜上帝会发展得并不快。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时，拜上帝会只有两千名信徒。洪秀全立刻为会中的宗教生活加上了政治基调，强调太平即将临世，并自称为天王。他抵达此处时，恰好是客家人与本地人的战斗不断升级之际。争斗驱使越来越多的客家自卫队接受拜上帝会的保护。126不过，并非所有加入者都是客家人。此时，帝国南部的政治不仅氛围日益紧张，局势也越来越混乱。拜上帝会越来越强的好战性，定会吸引持不同政见的人。1848年早期，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个亡命之徒，便带来了一群难以管束的烧炭工和银矿工。127他们加入时，正是拜上帝会遭遇领导危机之际。那年一月，冯云山被本地民兵俘获，移交给了当地知县。其间，洪秀全去了广州，意欲营救友人却未果。最后，冯云山虽然被拜上帝会从狱中赎出，却只能履行知县提出的赎身条件，立刻返回广东老家。因此，1848年大部分时间，两名创会领袖都不在紫荆山营地。而他们返回之际，发现大半权力都已被杨秀清和萧朝贵这两个烧炭工篡夺。不管是出于狡猾的设计，还是真正的信仰，抑或是二者皆有（灵魂附身的情况在这个教区屡见不鲜），杨秀清陷入了一场长达两月的忘我幻境。他于1848年春醒来之后，便自诩为圣灵的代言人。不到九个月，萧朝贵经历了一场宗教附体后，完成三位一体，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128 要是换种情形，洪秀全或许还能驳斥篡权者宣称具有的神圣性，但拜上帝会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中。随着紫荆山四周的敌人与日俱增，很多人都开始说方言。当所有人都接受他的言论c鼓吹他的形象c扩大他的教会时，洪秀全又怎能否认其他预言者神授的忘我状态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客家人，以及随后的河盗和苗人加入，拜上帝会的总人数达到三十万129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这场运动。冯云山或许想重树自己的权威，于是号召发起一场政治叛乱。可杨秀清非但没有响应，还于1850年5月再次卧床不起，陷入第二次灵魂附体期，并整整持续了六个月。之后，这场运动发生分裂。洪秀全和冯云山说服一些信徒跟他们离开紫荆山，转移到附近的花洲。在那里，一位友善的士绅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们，作为总部。 当局对拜上帝会的运动越来越警觉。一位名叫韦昌辉的当铺老板举行公开集会，商讨军事措施之后，当局正式下令其解散。然而，客家人和本地人接连不断的冲突，让紫荆山的拜上帝会更为团结。1850年秋，当地政府终于决定对拜上帝会发动正面攻击。紫荆山营地虽然易守难攻，洪秀全那支较小的队伍，却在花洲一败涂地。 此时，杨秀清神助般地从六个月的恍惚状态中醒来，称自己成了基督般能“治人疾病的救世主”。接着，杨秀清下令前往花洲营救洪秀全。因此，两大分裂的阵营在紫荆山脚附近的金田村重组。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这里正式建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的三大范式 太平天国运动是之前拜上帝会激烈演变的结果。洪秀全通过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表明其领导层的决定是奋起迎敌。由此，这场运动的目的不再是逃离现世，而是意欲取而代之。1月11日宣布建国后，组织进行重整，遵循了三大不同的范式。 中国王朝模式为第一大范式，由恰好降生于新朝代的天王洪秀全代表。然而，太平天国的政体并非简单复制儒家帝国政体。洪秀全并不会努力夺走大清的天命，而是设计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新天地秩序，并凭借上帝神圣后代的身份，赋予自己一项超凡的使命。身为一名发现了上帝的先知，洪秀全自身就是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因此，如果太平天国的范式被广泛接受，他自然也拥有了合法性。从太平天国内部的领导权之争来看，天王的领导权就能让洪秀全在面对杨秀清的谋划时，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无懈可击的境地。杨秀清虽然能篡夺洪秀全大半权力，却无法挑战他的合法性。从外部视角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已经不同于只提倡千年救度的白莲教，而是基于反对儒家来源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世俗统治政权。这也是后来该运动没能建立起一个激进的社会，仍旧对儒家政治秩序造成了革命性威胁的原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八章入侵与反抗（三） 与此同时，前拜上帝会的信徒们发展出了第二大范式。他们狂热地组成一个大家庭，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在十诫的训导下，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世俗的家庭，这个新王国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姊妹，通过禁止性交130（甚至包括建国前即为夫妻的人）来避免乱伦。不过，上层领袖们很快便解开了这条束缚。用乔治·奥威尔的讽刺之语来说，有些兄弟享受到的平等权利更甚他人。因此，洪秀全c杨秀清c萧朝贵c冯云山和石达开组成了一个优于其他人c带了些许《水浒传》中八拜之交性质的兄弟会。 第三个范式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形式，因此是三大范式中最根本的一个。古典著作《周礼》中，曾描述过这一理想的军事社会。据说，《周礼》曾是周朝的政府蓝图。事实上，该著作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官僚体制，将民政和军事机关都融入一个涵盖各方面事务，使农民成为耕战两宜的士兵的完整机构。虽然这种理想统治并未在周朝统治期间实现，却激发汉朝和宋朝的改革家们赋予国家更多的监管权。儒家学者通常都不喜欢《周礼》中蕴含的法家思想，更青睐一种政府不干涉社会自然发展的自由放任模式。然而，对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来说，《周礼》却提供了一种把拜上帝会的信徒转变为忠实军人的组织模式。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就出现了二十五人为一组，由一名中士指挥的两司马编制。131这些农民民兵生活和征战都在一起，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交到共同的国库。很快，国库就充满了战利品。132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通过有意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编入同一组，用一个由官僚关系决定的新军事团体，取代了旧的客家自然联盟（以村或家族为单位的军事团体）。然而，组织并未取代意识形态。太平军都被激发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遵纪观念。全军推崇有信仰的士兵，而非单纯的农民。这种遵纪承诺十分绝对，已发展到要求士兵抛弃财产c家庭甚至自身的地步。因此，最初加入太平天国的秘密团体，最后留下的只有一个133。因此，太平天国失去了若干盟友。不过，公产制度又让其极具凝聚力和士气，从而成了一支近乎无敌的军队。 太平军北上 当军队遵循着一种新的秩序北上时，并未与现存的乡村社会斗争，而是一路吸纳本地农民。1851年9月25日至1852年4月5日，太平军驻扎永安，建制后，挥师北上。接着，他们攻破满洲人将领赛尚阿驻守之城，开始沿湖南境内的河流往华中推进。抵抗的村庄和城市不仅被夷为平地，居民有时还会惨遭屠戮。屈服于太平军的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长毛134叛军摧毁他们的农舍和居所，在他们被编入两司马建制的军队之前，强行切断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有时，太平军也会遭遇败仗。当他们发现桂林难以攻克时，便简单地绕过了这座障碍。即便在西宁的一场失败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出湘江流域，他们还是从湘西的贫困山区招募到不少新的追随者。1852年9月至11月，他们久攻长沙（湖南省会）未果，于是迅速放弃，转而沿长江快速东进。1853年1月，他们大获全胜地攻下武昌，并在此将军队规模扩大到五十万人。此刻，面对长江中游，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选择了。中国的首都在北方，从此处南下，却可以抵达明朝旧都南京。他们是应该继续推进，深入中原，实现在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初衷呢，还是顺流而下，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获得财富c巩固政权？ 领导层收到的建议也是针锋相对的。洪秀全的舰队指挥官代表水军表示，他担心满洲人骑兵在开阔的大草原上占据优势，所以反对进攻河南。一位士绅出身的军事顾问也催促洪秀全和杨秀清直奔南京，因为那里不仅富庶，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一番犹豫不决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东进攻占南京。这标志着《周礼》的军事模式开始转向洪秀全的帝国统治模式。虽然已无从知晓到底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但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之争中，这个决定无疑会让洪秀全受益。 二人之间的竞争并未随着洪秀全1851年1月的建国而告终。太平军北上期间，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一名更出色的军事领导，他也在太平天国试图吸纳汉族种族主义者时，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反满情绪。此外，杨秀清还利用自己的私人情报系统来诋毁洪秀全，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例如，攻占云南期间，杨秀清的部下在军中发现了一名清朝奸细。杨秀清却把这个消息压到召开降神会之时。会上，他用上帝之声抓出这个奸细。接着，那个男人被带到其他领导人面前悔罪。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极大地损害了洪秀全的权威。 当杨秀清宣称自己即便不超越，至少也等同于神时，洪秀全唯一的依仗，就是利用天王身份来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从1851年秋起，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太平天国定都之后，他们所有人能够获得的地位c官服和头衔。然而，杨秀清和萧朝贵依然以上帝和耶稣的身份自居，用《旧约》中的愤怒，将“八旗妖魔”斥为猪猡。1851年12月，他们甚至迫使洪秀全宣布，唯有上帝和耶稣是真神，从而更与天王和其他领导人平起平坐。此外，军事指挥权也因此重新分配，每位主要领袖都可凭自身能力称王。每位王可以创建自己的行政班底，不过，东王杨秀清权力最大，总管军中所有升迁事宜。最终，这种原始的《周礼》式“封建制”使太平军开始朝17世纪的军阀军队演变，给了洪秀全一个分而治之的机会。但就当时而言，杨秀清显然垄断了军事决策。他相信，只要天王缺乏维护帝国模式的民众环境，洪秀全就会继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南京为洪秀全提供了一方舞台。因此，他必须强烈支持攻打南京的决定。 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攻陷九江，继而夺取安庆。不出一个月，太平军便于3月19日攻下了美丽的南京城，并将其更名为“天京”，以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占领南京 占领南京或许巩固了洪秀全的地位，但用当时的话来说，这种从流动叛乱变为固定叛乱的做法，却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次战略性失误。定都南京后，整场运动便失去了一直让清军失衡的原动力。杨秀清虽然派出北伐军，他们却在河南与山西边界遭到怀庆围阻，并于1855年3月被清军全歼于天津之外。在大多数人眼中，只要继续占据北京，天命就还在满洲人手中。太平天国虽在南方定都，集中的军队却给了大清从北部与长江以南军营调兵围攻南京的机会。有时，太平军也能突破重围。但是，被突破的缺口很快又会合拢，把太平军牵制得只能在长江沿岸上下活动。 定都南京也损害了太平天国激进的社会制度。军队在行进途中招募c训练新兵的同时，《周礼》制定耕战合一的公产制度，也破坏了农业社会的两大私人支柱——财产和家庭。但太平天国开始在流动军外大量吸纳平民时，又缺乏可以摧毁或取代现存社会的骨干力量和统一思想。换句话说，太平军一旦停下来，就得向华中地区顽固的乡村社会妥协，即：向在非正式的地方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地名流妥协。 理论上，太平天国是非常想全面推行他们那种公产制度的。1854年，国内发布了一条特殊法律，下令向所有可耕地征税。所有耕地都已分给被编入两司马建制c二十五户为一组的农民。根据这个制度，成年人自己种植食物，然后把剩余的农业所得上缴负责管理国库c调解争端和主持太平天国宗教仪式的两司马。然而，事实上，《周礼》的土地制度鼓励包税制。有些当地士绅把税务登记权直接移交给了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于是，这个南京政权便直接从这些士绅中任命世袭的将帅。由此，士绅和地主们便能分配到特殊随从和能赋予其收税权的太平旗。在地方政府基层，两司马往往都是地方名流的门徒或护卫。因此，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这场直接针对儒家士绅的运动发展到最后，却演变成支持他们的地方霸权；另一方面，本为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最后却让私营部门受益，且情况比大清政府更严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渴望获得税收，对士绅经济挪用公款造成的危害，认识却还不如地方官员深刻。讽刺的是，他们允许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的情况，竟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同化了旧社会，不如说它其实是被后者同化。 此外，太平天国也出现了古老而熟悉的宫斗戏码。起初只是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的针锋相对，试图调集手下七千二百余人，将天王变成他的傀儡。而且，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城市警卫队，率领着那些男男女女，牢牢控制着南京。1853年末，他甚至再次采取附身策略，借上帝之口，恫吓虐待自己妾室的洪秀全。洪秀全虽谦卑地承受了这次羞辱，却开始利用其他几王对杨秀清的嫉妒心理。135因为杨秀清不仅侵犯了洪秀全的权威c否认与最初几位领袖之间平等的兄弟之情，还强迫石达开和韦昌辉在他面前下跪，大大侮辱了二人。二人中更嗜杀的韦昌辉首先发难。1856年9月2日，也许是受了洪秀全之命，韦昌辉向杨秀清发动攻击，把这位东王及其两千手下尽数歼灭。当时，石达开虽然在湖北作战，却立刻赶回来阻止这场大屠杀。石达开斥责韦昌辉无谓的杀戮，让后者起了除掉这个军事对手的念头。不过，石达开获得密报，洞悉了韦昌辉的暗杀计划，及时逃离南京，并重整队伍。接着，洪秀全在石达开的支持下处死韦昌辉，结束了这场清洗运动。 太平天国的内乱终于让洪秀全得以彻底掌控这个受创极重的政权。当时的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大清洗后的南京： 城中少人行，鸡犬无安栖。 洞洞血中路， 宫禁失光晖。136 石达开对洪秀全的正直失去信心，并极端不信任一直为天王出谋划策的仁达c任发兄弟。韦昌辉伏诛八个月后，石达开决定放弃南京，带着几十万人南下，然后朝西进入四川，在那里继续与大清征战了数年。与此同时，洪秀全的情绪愈加紊乱，不仅痛骂朝臣，还把行政大权交给了总理女营事务的蒙得恩。军队指挥权落入新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手中。两人都不知会南京，就在战场上召开战略会议。此外，军中的一部分士兵是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对太平天国信条一无所知。李秀成虽然是一位使清军屡屡受挫的杰出谋士，天王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进行的改革却彻底破坏了他的独立性。 因此，1853年后的三年，成了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从内部来看，1856年的清洗事件似乎给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个致命打击。不过，清朝还需要八年，才能再次夺回南京。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在19世纪50年代变得如此孱弱，那这场叛乱为何还能维持这么长时间？仅仅是因为清王朝不够强大，无法立刻压制住其优势吗？ 四面楚歌的清王朝 除了太平天国运动，北京的清政府要应付的问题还有很多。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后，帝国各处也叛乱频发。小刀会很快便占领了上海；在南方，金钱会赶走了浙江—福建沿岸的政府军；红巾军则袭击了广州；在珠江三角洲，五十万客家人在与本地人的战斗中丧生；更西边的云南发生了矿工叛乱。此外，潘泰穆斯林在大理建立起的分裂政府，统治时间长达十五年，其间与清政府的交战中，双方阵亡的人数都达到三十万。新派穆斯林大肆洗劫陕西的汉人村庄；苗人在贵州发动叛乱；私盐贩子在满洲起事。华中地区，越过淮河盆地后，还有大批对抗朝廷的捻军。数年间，帝国历经浩劫，满目疮痍。据报，某些省份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是死亡，就是失踪。沿长江流域走上几里，只能看见成群的野狗在荒村里撕咬腐尸。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恶化。社会福利事业彻底中断。部分地区洪水肆虐。广德县一位安徽士绅这样写道： 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137 太平天国运动的十四年间，共有三千万人死于天灾和人祸。资源贫瘠的北京要承受的重担，仿佛还不仅仅是这骇人的苦难。西方帝国主义也开始折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领头的是英国。急于进入广州的英国人确信，中国人依然拒绝在外交上给予他们适当的尊重。因此，1856年，英国人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中方宣战。138这一次，他们要求获得十一个新的通商口岸；能无限制地出入内地；外交使节有权在北京居住；获得香港附近的更多土地；鸦片贸易合法化；传教士要受到保护以及必要的赔款。受拿破仑三世帝王尊严的激励，法国人以中国人杀害了一名法国传教士为借口，也立刻加入这场战争。 1856年—1860年间的中英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因为印度土兵叛变，英法联军没能袭击中国。不过，第二年，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率领的英法联军就在中国北部的大沽口炮台登陆，并占领了那里。咸丰皇帝（1851年—1861年在位）立刻派出议和团，并让洋务专家耆英随同前往。这位依然和蔼雄辩的老士绅因为此事被放出政治监狱。然而，他很快发现，此时英国人的态度，已经比璞鼎查时代强硬得多。参与谈判的英国人包括精通中文的威妥玛和极端厌恶大清治夷方针的李泰国。他们很快便拿出十几年前，耆英与皇帝那些书信的复印件139。当时，耆英在信中表达了对夷人形貌的厌恶之感。大感屈辱的耆英别无选择，只能立刻退出谈判。后来，北京因为这一行为将其处死。此后不久，他那些意气消沉的同僚接受了联军的要求，起草了《天津条约》。 不过，条约依然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因此，双方在原始条约上达成协议，让西方代表于次年，也就是1859年进京，交换已经签好的条约。然而，时候还未到，中方就改变了主意。条约是恭亲王的岳父，议政王大臣会议中颇有实权的满洲人桂良签订的。而反对桂良和恭亲王的，则是翰林院中以殷兆镛为首的一批汉官。殷兆镛是右都御史，受太子庇护。咸丰皇帝公开赞同主战派，将这份条约视为桂良的个人行为，因此不必遵守。与此同时，主战派认为中国这次无须屈服，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足以抵御英法联军的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僧格林沁将军140很有可能在战场上击败西方人。僧格林沁虽然没有这么乐观，但还是赞同他们的计划，说服皇帝在西方使节到来之时，拒绝接受已经谈妥的条约。 1859年6月24日，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卜鲁斯抵达大沽，按计划北上进京。让其先头登陆部队大吃一惊的是，大沽口炮台竟然趁他们蹚过海滨泥滩之际开火，大败英军。英法联军为之震怒。拿破仑三世和巴麦尊认为，这是中国人背信弃义的又一例证，于是决定派出一支更庞大的远征军。这支队伍包括一万名英国士兵和七千名法国士兵。所有人都配备了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步枪和后膛式火炮。1860年7月，这支新军小心翼翼地在大沽口炮台登陆。8月21日，联军夺下大沽口后，进一步占领了天津。中国人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额尔金勋爵却不相信清朝使节有全权代表权，所以拒绝和谈，继续率军向北京进发，于9月21日大败清军。联军抵达通州之前，大清再次提出休战。但明显在拖延时间，试图伏击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囚禁了英国派出的和谈代表。对这一背信弃义之举大为愤怒的额尔金于10月5日下令发动全面进攻。这位蒙古将军的防线全面崩溃，英法联军顺利穿越北京的外围防线。一周后，第一批联军进入首都，未遇任何抵抗。 在额尔金看来，即便这样的胜利，也不足以惩罚清军在通州的背叛行为。于是，他趁着联军徘徊在北京外围之际，苦苦思索能严惩咸丰皇帝，并迫其投降的办法。巴夏礼指出，全面攻击北京只会伤害到平民，毁掉首都西北部的圆明园，却能更好地惩罚皇帝。因此，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中两百多座宝塔和亭台楼阁。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直蔓延到颐和园方圆十平方英里处，北京上空浓烟蔽日。一位随军的英国牧师却为这一暴行辩护： 虽然带着遗憾和悲伤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这一坚决而极端的行为，给中国政府的心脏地带一记重击。虽然牺牲的都是最古老c最美丽的事物，但这一切都给了最忠诚c最诚实和最英勇的士兵。这个代价并不高，一点都不高！任何一位勇士的牺牲，都抵得过所有珍宝。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我还是难以释怀。虽然我很喜欢徜徉在那些回忆里，在心中一遍遍地描摹那些美景，我还是无法为您描述出来。我想，一个人必须集诗人c画家c历史学家c艺术品鉴赏家及汉学家于一身，才能为您描画出圆明园之万一。而上述才能，我是一个都不具备的。但有生之年，我一想起美与品味c技艺与古董，眼前就会无法控制地出现这里的美景和宫殿141，并对这一让它们灰飞烟灭的严厉而必要之举，遗憾不已142。 额尔金暴行的目标——咸丰却没能目睹这场破坏行为。他已经逃到长城外的热河行宫，留下弟弟恭亲王安抚入侵者。与此同时，八万群龙无首的大清士兵在北京街头滋事。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率军入城，在紫禁城的礼部得到恭亲王的接待。当着中国和英法官员的面，双方正式在礼部签订《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获准生效，一项额外的上海关税得以通过，鸦片合法化也得以实现。除此之外，清廷不仅承诺赔款，还将香港对面的九龙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 皇帝在热河行宫一病不起，很快便驾崩了。他的首都被夷人占据之际，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在叛军的攻击下战栗不已。1856年大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没能成功利用太平天国的衰弱，不如说是王朝如何挺过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九章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一） 到1869年，全国各处的大叛乱基本结束时，清朝官员们开始公开谈论王朝的“中兴”，称帝国政府也会如汉c唐和宋般，迎来一段晚期的繁荣期。事实上，这种中兴不过是一种幻象。儒家所谓的中兴背后和当局即将开展的表象之下，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最终，这些变革会摧毁王朝和传统政治体系。无论太平天国运动的目的多么具有革命性，这场运动也没能摧毁传统秩序。不过，它却迫使当局在防卫中打破了诸多旧时的权力平衡，例如：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之间的平衡c文职与军职之间的平衡c以及外国人与本国统治精英们之间的平衡。其实，最具革命性的是清廷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应，而非这场运动本身。 地方团练 当清军没能阻止太平天国在广西的叛乱时，变革就开始了。1851至1852年间，随着赛尚阿和向荣等将领接二连三地传来败北消息，朝廷意识到绿营军和八旗军都无法击退敌人。不过，1852年，传到北京的消息中，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多了起来。一支由湖南士绅江忠源组织的团练在桂林大败太平军，迫使其放弃了占领这座城市的打算。随后，这支队伍又参与了长沙的战斗，再次击退太平军。 无论是通过“重金赏勇士”的方式将农民民兵维持更长时间，以保卫家园，还是使用常规雇佣兵，这种士绅领导的民兵都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但18世纪晚期，民兵也被投入镇压白莲教的反叛后，其组织和训练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帮办地方防务的专家通过详细著述，解释了如何动员团练，才能既实现保卫家园的目的，又能有效地把农民控制在军队中。这种组建农民士兵的方法虽然并非出自《周礼》，军队结构却类似太平天国将乡村社会军事化的做法。不过，这两类军队的动机截然不同。太平军的军队以否认特殊连带关系的公有制方式划分，而士绅领导的团练则从领导人与地方c财产与家族的个人关系中汲取力量。至少从17世纪起便拥护士绅组织团练的儒家经世学派相信：正因为地方团勇保卫的是私产，所以比起不涉及私利的职业军人或宗派成员，他们更有士气和责任感143。经世学家们发现，让士绅提高地方防御并不难。但这一辅助性的军事组织很可能像将广西军事化的地方团练一样，成为地主的保卫队。因此，帝国政府的犹豫不决阻碍了它的发展。对地方团练感兴趣的往往是下层士绅，有时，这些人甚至会跟一些秘密团体和土匪扯上关系。这些跟洪秀全一个阶层的民兵首领不太可能比上层士绅更有责任感。然而，上层士绅尽管道德上很可靠，政治上的威胁性却更大。清朝若无视“回避制度”144，任命在籍的士大夫帮办民兵，上层士绅或许就会把他们的团练转化为地方军事的一部分。对1673年三藩之乱仍记忆犹新的满洲人很容易认为，这种情况是在鼓励地方脱离中央，甚至鼓励某些杰出汉官率众建立起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新王朝。 通常，这么做都被认为是过于冒险的。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非常时期，中央政府便认为它可以依赖上层士绅的忠诚。太平天国并非为复辟明朝或宋朝而战，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反儒家c反士绅的新秩序。19世纪50年代期间，尤其如此。因此，这并非敌对双方争夺同一个皇位的战争，而是一场旨在摧毁儒家文化的社会革命与试图维护儒家文化的王朝之间的战争。1852年12月，考虑到士绅所处的环境，从而相信其忠诚的皇帝从丁忧145的一批高官中指派了四十三名，出任团练帮办大臣。 朝廷任命这些大臣“帮办团练”既承认了已存在一段时间的地方军事化，也朝组建镇压叛军的地方武装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地方军事化和组建地方武装两件事虽同时进行，且偶有交集，但二者却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例如，地方军事化为下层士绅创造了一个在地方政府巩固自身地位的新机会，到20世纪20年代，乡村事务已完全把持在难以驾驭的地主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则演变成了辛亥革命后摧毁政治体系的现代军阀。这两种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都值得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中详细分析。 地方军事化和士绅经理人 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让新的司法权和财政权都落入了地方士绅手中。为了立刻行使惩处叛徒的权力，民兵首领们往往会判处俘虏死刑，并亲自行刑。他们也会设立税务局，随意强征税收，筹集军费。战争年代一旦结束，通常就会禁止士绅们再继续享受这些代表地方特权的官僚职能。但要让地方名流放弃篡权并不容易，而且，政府也软弱得无法收回这些权力。此外，团练倾向于将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联合起来，赋予他们共同利益，消除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一个世纪前，雍正皇帝就有效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政治分歧。要想恢复乡村的法律与秩序，就得管理好基层税收c饥荒赈济c租金管制和军需仓库等相关机构。此时的上层士绅要想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就得依赖下层士绅。因此，他们之间的这场新联盟是极难打破的。 随着士绅的非正式权力在地方政府中被纳入体制，他们的私人经济行为也开始和公家部门的职掌结合在一起。例如，江苏富裕的地主便让租栈替他们收税。这些租栈的财产经理（通常为下层士绅）与胥吏和未当差的捕快通力合作，逮捕抗租的佃农。无须再承担收税职责的上层士绅得以离开乡村，迁入城市，靠租金生活。另一方面，下层士绅经理人管理的乡村机构越来越多，靠惯常的“蝗虫税”大发横财。19世纪70年代，华南每亩耕地的“蝗虫税”最高可收取二点七两。 太平天国期间，因为清政府决定卖出上万个政府职位，所以这一管理阶层的人数也明显增加。结果，正式与非正式的士绅比例便发生了变化。即便在高层官员中，二者也是平分秋色。（见表9一1c9一2） 表9一1太平天国运动前 表9一2太平天国运动后 士大夫阶层的扩大消除了一些上层官员与下层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给乡村经济造成了更大压力。到19世纪晚期，平均每个县都有1000名士绅，其中参与管理工作或享受税收豁免权的将近400人。从全国范围来看，士绅们每年征收的税银将近800万两银子，远远超过其应尽职责。看来，仿佛雍正皇帝担心的一切都已应验。乡村正逐渐脱离常规官僚机构的控制，落入搜刮农民c榨取国家税收的下层士绅手中。雪上加霜的是，这些下层士绅通过一张复杂的团练和租金机构关系网，与住在城市里的上层士绅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庇护下，不受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控制。 例如，在苏州，曾经的翰林院编修冯桂芬的门徒中，就有大批下层士绅经理人。其中有一些，最初还是太平天国的包税人。1853年，迫切要求建立苏州团练的就是冯桂芬。后来，他成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幕僚。此外，冯桂芬就士绅如何巩固自己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佐证也广为流传。冯桂芬援引著名经世学家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尽管有“回避制度”，地方士绅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的非正式角色，也应该得到官方承认。冯桂芬相信，因为政府无法调动百姓，所以帝国才阻止不了西方帝国主义。反过来，这种情况也是让衙役和县丞掌握乡村行政权的结果。这两种人对经济发展c社会福利或在某处建立高效政府并无兴趣。但若由本县居民（尤其是士绅阶层）承担上述事务，那他们对乡里的关怀之情和本身投入的热情，就会大大提高当地政府的素质，从而惠及整个国家。 冯桂芬死后，他的著作于1885年面世。这些书深刻影响了世纪之交，将西方军事力量归因于立宪政府的变法维新人士。西方的代议民主政治理论被经世学家们解读为一种士绅地方自治主义。该目标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提倡“地方自治”，意在由下而上，从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地方自治运动还把城市士绅与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联系了起来。联合后的两个阶级构成了各省主张变法的精英分子，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从太平天国时期便开始捍卫自己地位的乡村经理人，此刻却不再需要他们的城市庇护人。随着城市与内地的集镇和村庄渐渐分离，农村的税收和租赁费完全掌握在了地主和下层士绅们手中，以致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直接向农民征税。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因为所有最新的土地记录都掌握在前乡村经理人手中，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员只能被迫接受比以往更极端的包税形式。 从团练领袖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政府领袖，继而成为20世纪“土豪劣绅”的士绅们，从三方面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架构。首先，上层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纽带被切断。上层士绅们舍弃中央政府，转而与商人和军阀结盟。146其次，地方正式官员与世家豪族之间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后者的喜好，乡村管理权落入无政治责任感的地主手中。最后，税收和租金难以区分，致使农民将现存政治秩序等同于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经济专制。随着维护公共福利渐渐与维持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曾缓和了阶级矛盾的“感情”（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被地主武装（这种武装被委婉地称为“民团”）和农民革命联盟取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者，最终将发起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 地方军队的形成 地方军队的形成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这第二阶段的发展形式有些不同，却也对摧毁传统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一定助力。20世纪30年代“土豪劣绅”的先驱是下层士绅团练经纪人，上层团练的帮办大臣则是20世纪中国军阀的先驱，便是明证。当然，把诸如曾国藩（1811年—1872年）之类遵循儒家道德观的政治家，视为孙传芳（1885年—1935年）之类寡廉鲜耻的现代军阀的直系先辈，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让他们并肩而立，面带沉思之色，一身飘逸官袍的曾国藩，与脚踏皮靴c穿着卡其布军装，一身粗鄙之气的孙传芳，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然而，通过曲折的政治历程，启动地方军事化进程的人，却是曾国藩。最终，这一行为不仅带来了一股摧毁清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还激励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宣言。 1852年下半年，任命团练大臣的咸丰皇帝显然没有料到上述结果。然而，他的决定却最终打破了旧时官僚系统中的满汉平衡。147高层官员中根据个人忠诚横向结盟的方式，取代了中央纵向任命的方式。此外，各地的民政c军事和财政大权都归当地总督所有的做法，也是折中处理康熙皇帝“制约与平衡政策”的结果。然而，因为被选定的团练大臣并不打算用地方军队取代各省的正规驻军，所以皇帝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到后来的那些发展。当然，他们应该调动士绅领导的团练，让他们结成简单的特别联盟，为地方防御通力合作，抵御叛军。 然而，因丁忧返回湖南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对自己团练大臣的身份，却有极为不同的理解。 曾国藩以明朝将军戚继光为榜样，很快便向朝廷表明他宁愿招募和训练一支规模大得多，可以在某一时期背井离乡，奔赴战场数年的“湘勇军”，也不愿进行旨在为现存帝国军队储备后备军的团练。这支根据湖南最主要的河流命名为“湘军”的队伍，是依靠华中掌握着非正式权力的士绅关系网组建起来的。被广泛尊为儒家道德典范的曾国藩认定，中国的士大夫精英必须奋起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太平天国的“圣像破坏”理论。位高权重的大臣中，曾国藩最坚信攻击社会基础（家庭和财产），试图用古怪的基督教信条取代传统经典的太平天国，是一种对现存秩序极具革命性的新威胁。曾国藩宣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有责任捍卫和重申儒家的真正文明，否则人类就将退回最初的黑暗之中。 曾国藩认为，能摧毁太平天国叛军的军队，必须有意识地根据与敌方完全相反的原则组建，即必须要基于相同的儒家学说。这些其他军队未能实践的原则，是他极力坚守的。如果太平天国的基础干部为两司马，那曾国藩的军队就必须由既接受过传统经典教育，之后又精通行军打仗的忠诚文官担任。如果太平天国组建部队遵循的是共有c反家庭和理论上的客观性，曾国藩的军队就以“睦邻c忠孝”的儒家优良传统自勉。 曾国藩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分辖于招募士兵的哨官统领。四哨为营，辖以营官。每二十名营官，辖以统领。最后，每名统领都由大帅曾国藩亲自挑选。曾国藩坚持认为，各级军队都应该奉行个人效忠原则。如果一名指挥官被撤职，他的所有部下也要被解散。正如曾国藩的一位幕僚所言：“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士兵都是农民。军队不准将领招募城市居民入伍，反而鼓励他们到太平天国广招士兵的湘西山区挑选强壮的农民。在漫长的训练期中，士兵们被逐渐灌输要忠于各自将领的观念。军纪严明，抗命就要挨鞭子，或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其中，强奸是死罪。通过训练期的士兵每月将有四两半的俸禄，几乎是朝廷正规军月俸的两倍。三分之一的饷银将由士兵的将领直接送往其家中。148 湘勇军人数增加到十二万后，官员任命和筹集军资的任务，都由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协调处理。曾国藩参考传统的幕府或朝廷大员的书记处，建立起了该机构。最初，幕府就是个指派人员参加战斗的机构。明朝政府将其降格为任命文职官员，包括知县在内的正式官员以及聘请他们所需幕友的机构。官员与其幕友的关系受儒家礼仪制约。以主人身份自居的雇主要对有名望c有才气的文人虚席以待。到了清朝，一位杰出的官员的确很可能吸引到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为自己效力。正如将军们有时会把胜利归因于他们挑选副官的能力，清朝的高官们也会为自己的识才能力自傲。曾国藩在这方面就非常自信，而且，他也有自信的本钱。到1856年，他已经聚集起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和官员，帮助自己建军。 曾国藩虽然可以推荐幕友出任文职官员以资奖励，但他需要现银来维持军队。最初，当太平军始终威胁云南时，士绅们会自愿筹款支持曾国藩的湘勇军。此外，朝廷也允许曾国藩以出售官职的方式筹集资金。然而，当太平军不再是地方上的直接威胁后，这些资金来源很快便枯竭了。不停索要银两的团练大臣已经让士绅们不堪重负，而向地主们征收附加税的做法，又有可能像宁波和广州一样引发类似的暴动。幸运的是，当时扬州的一位官员设计出一套新的财政政策，即向往来于集镇之间的商品征收厘金149（一种商业税）。相较于农民或士绅，直接受到厘金影响的是商人。只要在重要的贸易线路上设置关卡，征收厘金就会变得十分容易。起初，只有湘军中的个别将领会为了自己的部队征收厘金。不久之后，曾国藩的幕府便在江西省设立厘金总局，集中管理征收事宜。 厘金并没有让曾国藩摆脱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他的军费开支依然高于他控制的这些私筹款项。因此，他不断地向中央祈求地方上的常规税源。事实上，他为在湖南建起军事机构索要的时间和金钱，已经让政府越来越不耐烦。和很多伟大的汉人将领一样，曾国藩也强调建立安全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打败太平军，他首先就需要通过恢复湖南乡村的稳定来稳固后方。也就是说，他需要建立救济署和粮仓来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重振由士绅控制的那些机构，以确保公共安全。曾国藩相信，如果向逃离叛军c回归文明社会的农民灌输儒家价值观，平叛就能成功。 平定太平天国 北京虽然赞同稳固农村的必要性，但军务似乎才是当时更紧急的事。1853年3月太平军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向荣和琦善率领的大清常规军以南北夹击之势，纵向包围叛军。因此，太平军沿长江横向出击，于同年年底夺下武汉和湖南北部。随着他们的不断推进，皇帝不停地命令曾国藩反击，却遭到后者拒绝。直到巩固了自己对湖南西部的控制，并组建起一支水军民兵后，曾国藩才于1854年晚春，开始驱逐湖南省内的叛军。7月，忠诚的湘军在岳州歼灭太平军半数战船。三个月后，武汉收复。到12月，太平军被逐出湖南，对湘军来说，长江中游已再无屏障。如果他们沿江岸推进，拿下边界城市九江，曾国藩的海军就能推进安徽，直逼南京。 然而，太平军不仅在九江严密防守，反击也不遗余力。为挽救湘军水师，曾国藩只得退入鄱阳湖，并在那里驻守了两年。这两年间，太平军突破南京的南北之围，终于有一支军队进入了湖北。在曾国藩看来，这段阴郁的驻军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北京终于同意任命他的门生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接下来的两年里，湖北的大部分税收都被充作曾国藩的军费，为他重组和扩张湘军提供了助力。 1858年春，帝国政府发动第二次进攻，在南京城外再度形成包围之势。湘军攻破太平军防守的九江。但叛军摧毁了清军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北大营，全歼由曾国华率领的当时处于安徽省境内的湘军部队，并灭杀曾国华，再次击败清军。然而，曾国藩这次却设法保住了自己对长江中游的控制权，迫使太平军将领于1860年合力反击，夺回安庆。尽管叛军的主要任务都未实现，他们的将领李秀成却夺下了江苏东部好几座重要城市。 太平军在1859至1860年间的胜利迫使清廷赋予曾国藩更多权力。最终，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苏c江西和安徽三省。安徽有这些官职，曾国藩终于得以调用整个长江流域的税收，并任命自己的门生为该地区的总督。事实上，到此时为止，曾国藩已经令他的幕友创建新军，辅助湘军作战。这支军队仿造最初的湘军而建，却配备了更先进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两支新军是由左宗棠率领的浙江分支和曾国藩门生——李鸿章率领的安徽分支。 因此，曾国藩在十年之内便建起一支属于自己的全新军队，取代了华中的老绿营军。此刻，他终于准备让自己的军队向太平天国总部——南京发动最后的攻击。1862年，他命令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别从西北方和南方包围南京，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则沿长江而下，发动正面进攻。 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意识到，把曾国藩的主力军挡在安庆，已是他唯一的希望。但天王洪秀全被清军蜂拥而至的各路兵马吓破了胆，命令李秀成回守南京。随着包围圈的缩紧，李鸿章夺下苏州，左宗棠占领杭州，曾国荃终于兵临南京城下。到1864年夏，太平天国显然气数将尽。6月1日，洪秀全病逝，洪天贵福继承王位，继续统治这个即将灭亡的政权。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的军队攻入城中，并放火烧城。不消片刻，十万叛军便命丧黄泉。 捻军之乱 南京沦陷时，太平军并未全军覆没。很多分支部队部分南下，沿福建—广东边界，继续对抗了一年朝廷军队。其他部队则逃往北方，在淮河盆地加入叛乱的捻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九章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二） 捻军虽人数众多，却没有如太平军一般，形成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捻军中有白莲教成员c私盐贩子和1860年后匪帮为对抗僧格林沁率领的帝国军组成的临时联盟。太平军余部的加入虽然并未改变捻军反叛的性质，却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1865年，捻军在山东西部击败并灭杀了僧格林沁。这场胜利无疑向清廷敲响了警钟。原本，朝廷打算在南京陷落后，便解散曾国藩的非正规军。如今，放眼整个帝国，湘军却成了少数能打败捻军的军队之一。 曾国藩把平定湖南的一些方法，也用在了对付捻军叛乱上。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鼓励士绅返回家乡，恢复当地秩序。湘军所到之处，都会重新改组c建立保甲连坐制度，扶植村长与耆老的权威。救济署和保甲联防的民团也被组建起来。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孤立乡下的村庄，努力切断叛军与其农民支持者之间的联系150。“划河圈地”政策通过建堤筑坝来封锁焦土地区，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能获得的供给。但捻军人数众多，轻易无法控制。曾国藩的军队在这处扎营，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另一处。而且，曾国藩发现，他若长时间离开江南一带，就会直接危害到他对那里税收资源的控制。要知道，这些税收可是湘军的财政基础。此外，私人厘金署也脱离了曾国藩幕府的控制。湖南c江苏和安徽的其他省级要员亦把税收转入各自的军库。1867年，消灭捻军的任务完成后，军费日益减少的曾国藩欣然接受调命，离开了淮河盆地。被他提拔为将领的李鸿章成了他的接班人。军事地方主义在李鸿章的推进下，向20世纪的军阀主义又迈进了几步。 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是著名政治家——安徽文人李文安之子。李文安曾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后，便被父亲送到北京，师从曾国藩。李考中进士，随后入选翰林院的事让曾国藩欣喜不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李鸿章先是随父亲返回家乡办理团练，接着成了安徽巡抚福济的幕僚。随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 尽管与曾国藩私交甚笃，李鸿章却很难适应幕僚的角色。他为人倔强c固执己见，自己的建议被忽视后，很快便辞职以示抗议。虽然抵不过随后的一再相邀回到幕府中，李鸿章却渴望有朝一日能发号施令，而非仅仅提出建议。1861年，李秀成在江西的太平军威胁到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曾国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鸿章谋得了江苏巡抚一职，以回应接到的军事援助请求。对李鸿章来说，这一职位终于让他有机会筹建属于自己的淮军。 淮军（得名于安徽最主要的一条河流）由七万名训练有素c饷银优厚的团勇组成。和湘军一样，这支军队也由一个私人幕府来打点各项事务。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财政基础。正如我们所见，李鸿章将突破曾国藩仅靠厘金税的做法，从上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新的税收来源。 上海与关税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买办c福建船商和宁波钱庄老板们都在这座城市开设分号，很快便与西方商人发展出共同的商业利益。1853年9月，小刀会151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扰乱了国际贸易后，中西商界便开始在城市防御中携手合作。随着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同盟，江南的士绅们从不断侵占长江下游城市，直逼上海的太平军势力范围，逃到了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护这一贸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园的士绅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佣军，抗击起义军。因此，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筹募资金，招募外国雇佣兵，组建了一支名为“常胜军”的私人武装。虽然这支军队有“常胜”之名和被上海新闻界夸大的功绩，其实它却并未常胜，也未对清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常胜军随后的指挥官是“中国戈登”少校（后来，这位英国军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的确在李鸿章率领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常胜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西当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的象征。到1860年春，对于中国内战，外国势力公开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时，英法领事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定会出兵对抗叛军。《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势力更明显地支持清政府。英国人更是坚定地认为，是时候维护这个在《天津条约》中给予他们诸多特权的统治王朝了。而且，他们也害怕一个长久分裂的中国会“在海上造成新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是指俄国的干预，导致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52到1861年12月，太平军洗劫了通商口岸宁波后，英国外交官便坚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第二年春天，他们公开承诺支持清政府。 帝国海关税务司这个组织体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势力间正式的外交合作。1853年至1854年间，外国领事暂时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关税。最后，中国海关便充斥着一群以海关官员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命的专业外国官员。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统治下，海关税务司终于成为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该机构征收到的税款不仅记录分明，还不会像大多数其他政府收入一样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情况就变了。当时，上海的税收仍会送往苏松太道吴熙手中，由他支付清军在江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关税，都被吴熙及其同僚侵吞了。 很快，李鸿章便意识到这项税收能让自己的淮军实现财政独立。他假意与吴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人安插进上海的基层官僚机构，并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门，以分担道台的部分财政职责。直到确认取代之事万无一失，李鸿章才突然发难，指控吴熙出于自身军事目的，贪污挪用上海关税。 乍一看，上海关税与厘金并无多大区别，都是针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的税款。但从短期看来，它们至少有一个明显且极为重要的不同之处。厘金是针对一大片地区收取的一系列小额税收。为了防止收税人即刻侵吞厘金，曾国藩必须维持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权。官员一旦如曾国藩一般，被调往别处担任巡抚或总督，就很难在远处继续控制这种税收。上海关税则是针对一个地方收取的一大笔款项。只要让一两个最信得过的门生负责税收事宜，即便李鸿章离开上海，短期内也能继续维持这项收入。 不过，从长远来看，他的财政安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赖北京的支持。两种税收间还有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明显的重大不同之处。对额外税收而言，征收厘金是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因为税务员有很多机会私自扣下部分税金。但准确地说，厘金的征收不仅很难集中在一个地方政府的监管下，也可以轻易违抗北京的征税命令。尽管后来清廷将厘金收归国有，地方巡抚依然在不知会户部的情况下，继续收取过境税。虽然总的来说，朝廷失去了一大笔税收收入，但对单个地方行政机构而言，却没有哪个获得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晚清时期，厘金虽然为地方军事领袖提供了一个财政独立的方法，却无法保证给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军事系统。 相较之下，上海关税能提供给李鸿章的经济助力，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巡抚。然而，因为关税是由海关税务司的外国官员征收，所以无法瞒过北京当局。因此，李鸿章虽然一早就征用了这笔款项，之后还是得不断征求朝廷的同意，才能继续动用这些资金。当时，对抗太平天国给了他挪用税款的正当借口。南京陷落后，捻军叛乱又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不过，李鸿章通过争辩他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官员的更重要，得以宣称自己在对外贸易上拥有特权。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得到的资金不仅用于支付淮军军饷，还用在了全国的“自强运动”中。通过效仿西洋军事技术和接受现代武器，李鸿章的军队就能加强帝国对抗内忧外患的能力。李鸿章虽然也会用税款做私事，比如创办私人机器局c矿场c工厂c铁路c陆军c水师和最终与中央政府一较高下的运输公司，但正是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的领导地位，把他挪用国家税款的行为变得正当起来。 因此，原本的省级官员发展成军事大员，部分原因也要归结为厘金。于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地方督抚，其实改革了更高一级行政机构的体制。因为参与自强运动的人要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国家收入用于自己的项目，所以他们都不会直接挑战北京的霸权。然而，当他们复杂的军事和工业机构大规模地取代国家政府时，传统的官僚体制便开始崩塌，一群新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专家则要求获得权力。于是，建立起全新军事经济权的“自强运动”不仅立刻让李鸿章合理地保有了公款，也预示了未来革命的走向。 李鸿章发起的这场“自强运动”得到了西方外交官的祝福。他们认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才最有利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英国，卡灵顿爵士担任外相的白厅气氛已不如之前那般咄咄逼人。美国公使蒲安臣和英国大使阿礼国等亲华派呼吁各国按照国际法，公平对待清政府。换句话说，在西方对华同情者热切地说服清廷进行体制和教育改革以实现现代化的1862年至1869年，是一段中外有意合作的几年。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北京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改变，所以乐于接纳的人开始听取外国人提出的那些建议，朝中鼓励“自强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北京的政治权力平衡 京城中的人们之所以改变了观念，1860年的那场大败是部分原因，新皇帝登基也是原因之一。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的行宫驾崩。直到最后，他实际上都是以皇室宗亲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大臣与议政大臣的傀儡。肃顺尽管支持曾国藩和李鸿章，却也主张以强硬政策来对付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或许就是他1859年实行的那些严厉的货币改革。153和17世纪的摄政王鳌拜一样，肃顺也主张由满族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决定军国大事，不信任皇帝的许多汉人谏臣。此时并没有出现继位问题，因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位——孝钦皇后五岁的儿子。但针对摄政权的争斗依然存在。皇帝临终时留下口谕，命八位辅政大臣联合摄政，但所有政令都需要得到孝钦和慈安两位皇后的许可。对摄政大臣来说，孝钦皇后是最大的障碍。孝钦——即后来著名的慈禧，出自叶赫那拉氏154——不仅得到大内总管太监安德海的支持，据传还跟北京步兵统领荣禄155有私情。皇帝逃往热河后，她也跟留在北京负责外交谈判的小叔子恭亲王过从甚密。当时，恭亲王已经跟北京的高层官员结成强大联盟，并深受杰出汉官们的推崇。 随着辅政大臣和两位皇太后间的斗争和猜忌愈演愈烈，终于到了护送咸丰帝灵柩回京之时。肃顺因为自己在辅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的位置，被安排护送咸丰帝梓宫。因此，慈禧皇太后得以比他早一天抵达北京，并在荣禄的士兵的护卫下，迅速集结起了反对肃顺的势力。11月1日晚，肃顺在京城外扎营。醇亲王奕156率众从京城而来，出其不意地将其逮捕。其他辅政大臣也同样被捕，并被指控密谋篡位。其中几位得到自杀的特许，肃顺却被刻意羞辱，处以重刑，并在北京街头当众处斩。 慈禧的成功表明，当时清王朝的汉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鳌拜时期。汉唐时期时有发生的后宫干政，大清还从未出现过。如今，这位皇太后运筹帷幄，终于粉碎了一项合谋恢复亲贵议政的图谋。当然，慈禧并非孤军奋战。从1861年政变开始，一个相对稳定，由她c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和恭亲王组成的联盟便显现了出来。小皇帝虽然坐在龙椅上，后殿里却有两个女人垂帘听政。这两位女子“同治”天下，便是1862至1874的同治年号的由来。她们和外部官僚机构之间，还站着恭亲王。恭亲王不仅与军机处的文祥和沈桂芬合作密切，还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 士绅自治的著名倡导者冯桂芬也是自强运动的代言人。他是最早提出传统的夷人管理政策已经失效的专家之一。他指出，西方诸国并非分裂的部落。如果帝国再不自强，这些国家就能组成一条军事优势足以摧毁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积弱不振，并非因为缺乏人才或道德沦丧。这个国家无力自保，是因为其拒绝在体制上做出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教育体制。其次，必须要鼓励官员们了解西方。再次，应该多开设同文馆157之类的现代学校，培养翻译和专家。最后，考试制度也应该跟上时代变化。 李鸿章不仅批准了这些建议，还加了几条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加强军事现代化。尽管19世纪60年代是外交合作时期，李鸿章却担心一旦情势恶化，外国人肯定会向强权低头，背弃国际法的平等原则。中方亟须培养出一批能灵活运用现代武器的官员，并用更小c更灵活的军队取代庞大笨拙的各省驻军。北海及长江周围的海防也必须加强。此外，国家还需要建立兵工厂，以摆脱依赖外国人提供枪支和军舰的情况。 抵御太平天国叛军期间，李鸿章和他的庇护者曾国藩就已经开设小型兵工厂。1865年大胜之后，他们拿出上海税收的五分之一，在上海附近建起江南制造总局。这座兵工厂拥有三十二幢厂房，每天能生产一千磅火药，并最终为水师造出了八艘军舰。1866年，曾国藩的另一位门生——左宗棠在福州建起自己的兵工厂。不过，第二年，这座兵工厂的经营权就从左宗棠手中转到了李鸿章的幕友沈葆桢手中。因此，地方督抚主动推行“自强运动”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获得某些部门的实际垄断权。而这些部门，往往都是中央政府想小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北京肯定已经预料到这些地方督抚权兼文武的危险性，并确信他们会给王朝带来危害。那皇帝为什么还任其发展呢？ 首先，内战逼得朝廷毫无选择。南京陷落之前，“自强运动”便开始了。然后，正如我们所见，1867至1868年间，李鸿章和左宗棠被迫在华北对付捻乱。李鸿章通过在山东半岛挖出一条长达百里的战壕，成功牵制了部分捻匪。他虽然在1867年12月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另一支捻军突然西下，袭击直隶。终于，1868年夏，李鸿章和左宗棠胜利会师，给了敌军致命一击。随后，左宗棠又花了五年时间，在陕西和甘肃对抗回民起事。而李鸿章的平叛岁月，则就此结束。击溃捻军后不久，北京便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解散淮军。如果中国的对外关系没有急转直下的话，李鸿章的军队和江南制造总局也有可能被解散。 对外关系 因没能打开中国市场而日益不满的西方商人破坏了1862年至1869年间的外交合作。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够高，无法满足西方商人获得四千万消费者的梦想。然而，要消除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迷恋，却极为不易。于是，梦寐以求的市场无法实现时，西方商人便像1839至1856年间一样，通过指责中国当局，为他们的失望找一只替罪羊。这一次，他们认为新的厘金税阻碍了商业发展，便要求清廷对所有已经在通商口岸征过税的商品，都免收内地过境税。因为通商口岸的商会即将在中国看到全新的经济前景，所以西方商人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上海的发展尤其表明，西方人要是在自己的纺织厂启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压低其外国竞争者进口商品的价格，就能获得巨大利润。大清帝国虽然基本上还是被视为英国中部或新英格兰的出口地，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投资者们开始打算将上海的特许经营权扩展到整个国家，并在内地兴建工厂，生产廉价的服饰和工具，卖给中国农民。他们也首次觉察到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西方人若能获得内地居住权和内河航运权c开放更多通商口岸c建起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并获得开采煤炭c铁矿和贵重金属的权利，那该获得多么丰厚的利润啊！ 然而，这些呼声正高之时，中国民众却开始反感西方人。《天津条约》让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人们渐渐对传教士及其皈依者们熟悉起来。在此之前，内地几乎是见不到外国人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熟悉的面孔也并不讨人喜欢。18世纪，关于基督教信仰中怪异而恐怖的传言，就已在中国广为流传。太平军的暴行并没有改善基督教的形象。1861年，帝国各处都出现了一本匿名的反西方小册子——《辟邪纪实》，它详细描述了基督徒淫邪恶心的各类行径：女人会喝自己的经血，男人则会绑架孩童，并迫其变性。这些骇人听闻的印刷品把基督徒们描写成猪狗不如c只会折磨中国人的畜生。于是，大幅告示呼吁士绅的民兵追捕c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生物。这些警告和呼吁终于落入有准备的人耳中。下层士绅对传教士尤其愤怒。因为后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甚至很快便超过了他们。如20世纪晚些时候，英国一位军队随员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所说： 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将传教士视为政治密探，从而对其心生畏惧。穷人们也知道这点。不过，很多时候，诚实的穷人会向传教士寻求保护，而心怀不轨者，也会利用传教士，进一步谋取私利。这些私利也许是躲债，或某些类似的争端。总之，他们知道自己与教堂的关系，或许会对知县产生影响。158 例如：与地主发生租赁争端的佃农，有时会皈依西方宗教，然后向传教士抱怨，说自己因为基督徒身份受到了士绅的歧视。于是，传教士就很有可能以宗教宽容的名义，向知县提出抗议。这种情况往往让知县左右为难。如果他支持基督教皈依者，以安抚传教士，地方士绅会指责他“卖国”；但他如果拒绝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传教士就很容易向本国领事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从而努力撤掉这个知县。推诿只会让事态恶化，民怨沸腾。而反西方的宣传小册子，也会越传越广，直到出现某位煽动群众（往往为考生）的政治家纠集起一批暴民，攻击皈依者，甚至杀掉传教士。这种情况下，知县和他的上级长官们便别无选择，只能处罚暴民，以避免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招来复仇的西方炮舰。清廷对1862年发生在湖南和江西c1865年发生在贵州c1869年发生在华中和台湾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反应似乎更加证实了广为流传的传教士既诡诈又恶毒的谣言，并增加了人们对软弱的政府无法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恐惧。 尽管清朝很多高官都很同情这场反基督教运动，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中国并没强大到可以冒再挑起一场中西战争的险。相反，他们决定尊重国际法，并遵守《天津条约》。《天津条约》中的一则条款要求在1870年重新修订本条约。为延续1862年的合作精神，中国政府不仅同意了该项条款，还在批准条约后，接受了修订的条件。这在中国的现代外交史上，还是头一遭。事实上，清朝高官于1867年正式讨论这个问题时，1858年还反对任何让步的那些人已经做好准备，更加灵活地应对西方人的要求。因此，1868年，总理衙门开始与英国大使阿礼国展开友好协商。1869年10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外国轮船驶进鄱阳湖，减少对外国货物征收的厘金，代以价格略高的丝绸和鸦片关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九章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三） 然而，英国人却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彬彬有礼。阿礼国虽然诚心诚意地与中方协商修订事宜，西方商界却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英国商人认为该协议“不进反退”，因为它没能确保他们梦寐以求的铁路c煤矿和居住权。英国国内，卡灵顿爵士支持大使，反对充满敌意的公众舆论。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却让伦敦一方再无可能批准该条约。对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国外务大臣正打算重新考虑修约问题时，一场新的危机突然爆发。 天津教案与李鸿章的责无旁贷 与阿礼国的商谈正在一片和谐的官方氛围中进行之时，中国民众的仇外情绪却愈演愈烈。1869年间，反基督教事件达到一个真正的高潮。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c疫病流行。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绑架儿童献祭的留言甚嚣尘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从贩卖儿童给圣文森特·德·保罗育婴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证实。159城内各界领袖要求立刻展开调查。6月21日，法官要求获准搜查法国天主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侮辱，横冲直撞地闯入当地衙门。知县崇厚虽努力让丰大业冷静下来，可他已经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剑和左轮手枪，朝崇厚开火。子弹没有射中知县。接着，丰大业冲出衙门，却被一群好奇的围观者挡住了去路。于是，丰大业退后几步，又拔出佩剑，胡乱挥砍。就在此时，知县率衙役赶上前来，试图平息群众和这位法国人之间的冲突。160领事再次拔出手枪，这一次，他射中目标，杀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顿时发起狂来。不消片刻，丰大业就被暴民殴毙。很快，暴动便席卷全城。法国领事馆被烧毁，天主教育婴堂也被夷为平地。十位修女c两位牧师和七位法国居民惨遭杀害，遗体残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开始准备保家卫国，抵御法国人的进攻。此刻，所有关于解散李鸿章军队的言论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转向李鸿章，寻求他的军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鸿章受命率领两万五千名淮军士兵，抵达首都外省——直隶。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统领京师内外所有驻军，并获准在天津建立一个道台衙门，专责天津港的关税，用于他的“自强运动”事业。 结果，法国因为正与普鲁士敌对，所以并未向中国发起战争。但中外合作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李鸿章对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李鸿章重整中国军队的愿望，让皇帝大加赞赏。毕竟，北京让这位总督承担现代化的责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强运动”，它就得改变整个官僚系统，并遵循冯桂芬的建议，彻底变革科考制度。而这么做不仅意味着告诉一百多万文人，他们接受了数年的传统经典训练全都付诸流水，也意味着儒家圣典在现代社会将毫无立锥之地。在那样的时刻，以儒家天命之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进的决定，基本上，官员们依然相信四书五经是比炮舰操作手册好得多的执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认为学习西方之事会腐蚀其文化的本质。于是，倭仁之类的官员不仅谴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文化背叛，还很快开始反对朝廷的现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协政治 因为慈禧采取平衡妥协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响力。摄政的最后几年中，她c慈安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相当紧张。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决定性的优势。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见摄政时期即将结束，很多官员都松了口气，期待着迎来一个没有阴谋诡计的新时代。然而，同治却一病不起161，第二年便撒手归西。他的死激发了一场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最后，慈禧险胜。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继承人，她更愿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外甥扶上皇位。如此一来，她又可以再摄政15年。恭亲王虽然反对此举，却不敢冒险公开违抗。因为，慈禧已经可以调动荣禄的步兵，还显然获得了李鸿章的军队的支持。1874年，她的外甥光绪皇帝继位，让很多官员大为愤慨。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儒家以嫡子继承的规则。但慈禧还是闯过难关，巩固了自己对皇权的控制。1881年，慈安神秘死亡。三年后，恭亲王遭到罢黜，离开权力中枢。“老佛爷”（当时人对慈禧的称呼）完全把持朝政。然而，她也需要依赖外廷官僚的支持，以防止出现朝臣联合起来反对她的情况。方法之一便是按照主要的意识形态差距，将朝臣们划分为文化保守派和自强实践派。慈禧一方面让中央政府向倭仁一方倾斜，从未让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绝对噤声；另一方面她又支持赞成现代化的那些人，并鼓励各地的“自强运动”。事实上，她甚至得到了李鸿章等总督的感激。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就将慈禧视为了自己的庇护人。让他在学习西方这件事上免遭保守派口诛笔伐的人，正是慈禧。 因为慈禧，所有新的军事和工业项目都没有直接影响到政府所在地——北京，所以保守派也对她心怀感激。“自强运动”被隔绝在办事流程c方式和仪式都数百年不变的传统官僚机构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主张现代化的部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隔离现象。所有新项目都由地方督抚的幕友主持。因此，李鸿章之类的官员即便不懂武器制造，也能开设兵工厂。只要资助人提供完成项目所需的资金，其幕友——包括在海外受训的学生c买办c海军专家甚至外国顾问——就能替他处理所有细节问题。李鸿章的幕友们为他建起了江南制造总局c轮船招商局条铁路家纺织厂和开平煤矿。 随着李鸿章开创的企业日益增多，他也越来越明显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1884年恭亲王被撤职后，虽没有正式任命，李鸿章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外相”。他看起来权势滔天，以至于西方外交官们有时以为，他行事可以完全无视北京。事实并非如此。李鸿章还是要依赖皇太后的中央政府为他提供庇护和税收。例如，他的幕友最终都希望能在官僚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在这片土地上，官职依然是人们能获得的最高尊重。然而，没有礼部和朝廷的任命，李鸿章是无法为自己的追随者们提供官职的。而且，他旗下各项事业所需的资金，依然主要来源于上海和天津的关税，以及朝廷的国防拨款。他与慈禧和北京这种财政上的联系，是不可能被斩断的。 李鸿章并没有在军事和工业活动中实施个人垄断。同样的税收，也会有其他督抚来与他竞争。他第一个主要对手是同样成名于曾国藩手下的左宗棠162。打败太平军和捻军后，皇太后问左宗棠是否能从回民手中夺回西北各省。他鲁莽地向慈禧许下诺言，称五年内定能完成任务。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的是，他竟然真的如期完成。俄国人趁清军无暇旁顾，非法占领了新疆。于是，如期完成任务的左宗棠便有了一个与这群俄军打上照面的机会。这次会面的关键，是中亚的控制权问题。左宗棠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冒失去这一战略要地的险。因此，他接二连三地申请军费。如若不然，这些钱也会流入李鸿章手中。后者相信，帝国的海防比另一侧边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李鸿章另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更是如此。张之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比李鸿章年轻。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张之洞成长为一名果敢的民兵首领。身为一名杰出的文人，他在官场上一路升迁，并于出任山西巡抚期间，积累了极高的声望。1884年，华南为反对法国将越南（旧称“安南”）变为殖民地，做好开战准备时，张之洞被提升为两广总督。1874年，法国将越南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安南国王想起他与大清皇帝的朝贡关系后，请求中国出面干涉，帮助他摆脱法国人的奴役。当时，清廷正就新疆问题与俄国纷争不断，无法向越南伸出援手。不过，中国一支名为“黑旗军”163的非正规军开始在越南北部袭击法国人的前哨基地。为了驱逐这些非正规军，指挥官李维业于1882年4月占领河内，使得临近的中国边境告警。 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加强军事力量和发展军事现代化。双方刚刚接受的条约化解了新疆危机。此时，别处也没有紧急的军情。164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不但会使该地区成为其向中国西南扩张的中转站，而且还会使自己控制这个曾经属于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张之洞和一群以“清议”闻名且更为年轻的翰林学士认为，他们既不能忽视法国人的挑战，也一定要对李维业占领河内的事抗争到底。 然而，“自强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却反对向法国开战。认为中国军事能力不足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与一场不在其北方势力范围内的战争。然而，京师的主战氛围太浓，朝廷最终还是派正规军到越南参战。两广总督张之洞提供了部分军需。李鸿章立刻试图与法国人商讨停战，但巴黎和北京都不买他的账，激战仍在继续。1884年，法国人试图通过把战场转入中国海域，来结束这场冲突。法国海军在台湾登陆，封锁东南沿海。惊觉广东受到威胁的张之洞迅速封锁港口。如此一来，法国人若想把中国人逼上谈判桌，就只能进攻另一个主要目标——不易防守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负责官员张佩纶165意识到这里的薄弱，请求北京增援。张之洞虽派出两艘军舰前往福州，李鸿章却对增援请求置之不理，并未派任何军舰南下。结果，法国人轻而易举便突破张佩纶的防线，摧毁了船政局。此战表明，军事地方化的代价之一就是主要督抚之间的猜忌。他们维护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愿将其投入到别处的战争中。李鸿章这种心胸狭窄的做法，自然会遭到其他人的记恨。十年后，他这次明哲保身的行为就遭到了报复。 法国人虽然在福州大获全胜，却并未在1884年至1885年间的这场战争中得到比越南宗主权更多的好处。战争末期，中方的一场小胜利给了法国右翼一个推翻茹费理内阁，并挑起政府复仇情绪，从德国人手中夺回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机会。看到法国一时间因大陆外交而分身乏术，最狡猾的中国官员们无不庆幸中国的好运气。不过，这些官员也第一次认识到了现代帝国主义的神奇之处，并对欧洲几乎全机械化的无情扩张越来越警醒。1884年，李鸿章的前幕友，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大使的郭嵩焘这样写道： 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166 中法战争给中国人的教训，似乎已足够明显。至此之后，两国再也不会出现合作时期。然而，不管前景多么不容乐观，中国都必须要为了生存，直面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意味着清廷之前20年在自强运动中做出的努力，还要继续下去。朝廷也从失败中认识到统一军事指挥的重要性。因此，1885年，皇帝上谕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皇叔醇亲王主持，希望借此将各支地方舰队整合在一起。但该衙门实际上的领导人却是李鸿章。最终，海军分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两支舰队每年散漫地集结一两次，进行正式的军事演习。此外，因为军舰要么出自不同的兵工厂，要么由不同的督抚买进，所以每支舰队的操典不一。然而，当时的人却没能立刻察觉到这些弱点。事实上，外国观察者对中国1885年后建起的大批军舰印象深刻，并认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实力都在日本帝国海军之上。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 因为中日两国就朝鲜问题越来越剑拔弩张，所以当时的人很难不把这两个国家拿来比较一番。和越南一样，朝鲜之前不仅是大清的藩属国，也是诸多日本人觊觎的国家。1876年，朝鲜宫廷爆发了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斗。双方都请求外国势力干预，保守派求助中国，改革派则求助日本。1884年，改革派在东京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君主政体。保守派立刻向中国求援。最终，以袁世凯为首的中方军队帮助其镇压了叛乱。一些日本官员虽然希望立刻还击，明治天皇外相伊藤博文却同意与李鸿章在天津会面。两人在那里商议了一份让朝鲜保持中立的条约，承诺中日双方都不会在未征得对方许可的情况下，干涉朝鲜事务。 1894年，《天津条约》受到考验。朝鲜爆发了一场类似太平天国运动c旨在推翻朝鲜王室的叛乱。于是，朝鲜再次向中国求援。大清官员还在犹豫不决之时，日本人却决定先下手为强，派出军队增援亲日派系。7月，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交战。1894年8月1日，战争正式打响。 事实迅速且令人羞愧地证明了日本人在海战上的优势。9月17日，两国各派出以十二艘新式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在鸭绿江口展开大会战。中国舰队由李鸿章的门生——提督丁汝昌指挥。他的表现令人遗憾：他的一位舰长拒绝执行开战命令；中方舰队甚至在敌军还未进入射程时，便开始浪费炮弹；而敌舰的第一次排炮齐射，就击毁了丁汝昌旗舰的信号旗。日本战舰集中火力攻击中国主力舰和巡洋舰后，不过数分钟，便有两艘中国战舰起火c两艘沉没c两艘拒不参战，还有两艘仓皇逃离战场。中国以十二艘战舰开战，结果却只有四艘表现良好，得以幸存。 陆上的战争，中国依然惨败。到1894年9月，平壤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而李鸿章的士兵，则开始从鸭绿江退回满洲。10月，日本海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攻占大连。之后不到两个月，旅顺港的中国驻军投降。此时，戒备森严的威海卫，便成了山东半岛唯一的希望。然而，1895年2月12日，它也被日军攻占。此刻，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向日本求和。议和条款包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并赔款两亿白银。 割让这么多领土虽然屈辱，但割地对象是日本，才是让中国人更为痛苦的事。被文明与中国迥异的欧洲国家打败已经够糟了，但眼见昔日模仿中国文化的“倭寇”击败大清帝国，无疑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因为1894至1895年间的这场中日战争带来的心理冲击如此巨大，所以相比其他任何迫使中国人审视自身实力和弱点的危机，它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中国的“自强运动”到头来怎么成了一场泡影？ “自强运动”的失败 大多数“自强运动”都由地方督抚的私人幕府操办。因此，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通过向名义上属于官僚体制外的机构来进行现代化的“用”，来保存内在的“体”。167当时，专家们的行为并未得到正式嘉奖。人们虽然承认其重要性，却要在完成这些不属于士绅的任务后，才能得到一个象征社会地位的文官职位。事实上，鸭绿江战役结束前，海军提督丁汝昌手下的众多海军将领，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服役期满，好穿上官服c戴上官帽c上岸领取赏赐。没人全身心地投入经办事务。因为参与“自强运动”的每个人都宁愿做别的事，所以这场运动才以失败告终。 幕府也模糊了一名官员在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中的职责。正如有时一位文臣对李鸿章的忠诚会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幕友也常常唯利是图。在帝国晚期，公职一直都是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私人职位，尤其是涉及丰厚利润的职位——有回扣可拿的武器采买或承包商可抽成的铁路修建——所获利润更不知会高出多少。即便总督中堂大人李鸿章自己，在整个帝国也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c无数绸缎店和当铺。当时有句俗话说：“给李鸿章看门的狗，都是膘肥体壮的。”168在当时的理想主义者眼中，腐败到如此程度，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幕府。据说，因为李鸿章的承办商——他的女婿张佩纶中饱私囊，从克虏伯兵工厂购买空心弹头，所以鸭绿江之战中，中国军舰的炮弹里根本没有爆破弹头。其他合伙人也行使了类似特权。鱼雷装着铁屑，而非火药；威海卫的弹药袋里装的是沙子，而非炸药。事实上，李鸿章和他的合伙人们从军需中谋取的私利如此之高，所以战争终于来临后，他们也只能孤军奋战了。南洋水师拒不支援。后来，李鸿章只能不无苦涩地感叹，这是让“直隶一个省来和日本举国作战”。 幕府虽然不是正式的官僚机构，它拥有的官方之气，却足以阻碍同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自强运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当时，与它共同运转的，还有另外十五或二十家工业企业。这都是些遵循“官督商办”原则，类似盐业垄断的企业。确保了自己在海上的粮食运输垄断权后，李鸿章想方设法，鼓励商人投资新式轮船局。不过，正如18世纪的盐商担心官员压榨一样，19世纪的投资者们也害怕李鸿章和他的督办们将来不让他们赎回投入的股份。要是有幸得知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密函，这些商人估计就更不愿承包轮船招商局的项目了： 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169 最后，李鸿章虽然吸引到了投资者，却做出每年每股红利高达20的承诺。结果，原始股份被认购后，企业便再无继续投资的资金。因此，1887年后，企业便停止发展。此外，李鸿章的幕友仍在继续侵吞招商局的股份，用于其他项目。没过几年，所有这类国家扶持的企业都因为他们而名声败坏。 讽刺的是，最后，幕府制度恰恰改变了它本该维护的制度。专家们虽然并未尽力，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却开始侵蚀传统的政府体制。倭仁在1867年发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即便技术专家政治如此狭隘而有限，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封闭的文化本质。最终，幕府里一定会发展出独立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蔑视引经据典的儒生，渴望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的文官里，成长起两类领袖：一类是经营20世纪早期铁路和钢厂的技术官僚群体，一类是后来发展为20世纪第一批军阀的军事家。因此，李鸿章的幕府发展成后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陆军督练处。清朝覆灭后，这股势力继续为袁世凯所用。 然而，依然为1895年威海卫投降的消息震惊不已的文人和官员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只是普遍感到自己熟悉的体制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中国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帝国主义列强随着新世纪的曙光纷至沓来之际，第一批忠诚志士，终于发出了要求革命性变化的呼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十章王朝改革与反响（一） 建立学会 1895年4月17日，中日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割地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立刻群情激愤，一片哗然。尽管明令禁止组建政治团体，学生c志士和有功名的人依然开始联合，动员社会舆论。1895年5月2日，一千两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签署“万言书”，谴责《马关条约》，请愿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这次运动的领袖是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广东学者。发展运动期间，他还同时建立了“强学会”，警示中国人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170 他宣称，中国若再不及时醒来，就会像牲畜般被已经践踏了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奴役。他的强学会计划在北京出版一份刊物，以唤醒民众。此外，他还打算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团结志士。据说，这些人的儒家热情能拯救帝国。 1895年后出现了很多爱国团体，强学会只是其中之一。这些精英组织立刻让当时的人们想起晚明时期那些反满的文人团体。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1652年后不得成立政治团体的禁令。事实上，不论17世纪的文学与哲学团体如何深入地参与了王朝政治，19世纪80年代的学会也已与之偏离。签订《马关条约》后形成的团体，不仅旨在促使皇帝改革朝廷，还立誓要在各省将其主张付诸实现。最有活力的分会是湖南分会。多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领袖人物，湖南士绅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1711897年，湖南学者——年轻的思想家谭嗣同便效仿康有为，在长沙建立了“南学会”。很快，南学会分会就遍及全省，倡议地方学校进行激进的学制改革c兴办城市经济事业c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这些活动迈出了地方士绅政治化的第一步。与20世纪早期的改良派士绅相比，南学会的领袖们虽然缺了点耐心，有时也过于激进，但谭嗣同及其追随者们的确为地方政治活动树立了榜样。十年之后，便有其他士绅起而效仿。 强调自愿组织，是这些学会的另一个新特点。因为晚明时期官僚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所以即便清朝最直言耿介的地方士绅，也不敢率尔提出组织政治性团体的口号。儒家政治伦理认为，政府中的团体或派系破坏了君臣之间神圣而完整的“一对一”关系。雍正之类的专制君主，便十分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绝不希望皇权因群臣结党而受到任何损害。此刻，全国各地更年轻的文人们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团结起来，不仅是为了与政府中的官员们组成联盟，也是为了动员众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自发地行动起来。这些过渡性的学会既非听命于某一领袖的小团体，也不是现代政治党派。它们的组织原则与其遵循的纲领同样重要。 为了给这些自愿性组织寻找经典模型，梁启超等维新派想起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类正是凭借“明分使群”，才有别于其他生物。因此，若所有社会团体都是人类团结一致的结果，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团体比别的团体更“正当”（即“合理”）。长久以来，儒家学说都反对超越家庭或村庄范围的c“不正当”的社会组织。此刻，梁启超之类的作家却认为会社c学会和党派等组织，都理应与宗族或邻里组织一样，是人类进步的必需之物。172因此，学会针对自愿组织的辩护必然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概念。中国不仅是个由“天命”定义的文化实体，还是个由众多群体组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政体是由人创造的。该定义与认为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理论差别并不大。于是，接受了社会契约论的梁启超很快便把这两种理论都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 尽管有文化的民众可以通过学会创办的报纸（如梁启超的《时务报》和谭嗣同的《湘学新报》）了解大多数激进观点，但改革工作依然没有发展成一场民众运动。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大多数参与者和所有领袖，却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然而，改良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远离民众，不能得到民众支持。“文人志士”们相信，只要把儒家思想从个人道德伦理转变为宗教，并将其像西方传教士宣扬基督教一样传播于世，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统一思想。这种新的“孔教”也将拥有一套社会方案，如鼓励中国人戒掉鸦片c废除裹脚习俗c革除其他陈规陋习等。173 然而，这些设想都如昙花一现。很多事都让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失望不已，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学会的主要成就都严重依赖官方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若没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影响力巨大的官员支持，便连会议都无法召开。这些官员都被选为学会的荣誉主席。地方上，官方支持同样重要。谭嗣同之所以在湖南取得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巡抚乐于接受体制改革的思想。因为反对这群“志士”的力量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一旦上述官员不再给予支持，学会就会被解散，其报社也会被关闭。在湖南，保守的士绅们反对改良者提出的教育方案，敦促当局解散南学会。与此同时，梁启超暗含颠覆帝国合法性之意的观点，也让首都的官员们心生警惕。最重要的是，强学会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最早一批支持者们认为，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是个危险的狂热分子，他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康有为把传统圣人孔子描述成一位革命先知，让维护现状的那些人惊恐不已。很多高官认为，中国学者涉足外国政治理论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因此，像康有为那样认为孔子是维新的改良者，而非保守主义者的人，又怎会不危险呢？ 康有为的哲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康有为的理论源自汉代的“今文经学”。或许，这也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的神秘“三世说”（衰乱世c升平世和太平世）。因为对某些经典的解读有两种，所以便诞生了儒家的今古文。今文经学自称发现了《春秋》大义，并将其归功于孔子。古文经学认为《春秋》是圣人对当世道德状况的评论，今文经学则坚称这些著作代表的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范式，而孔子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 到公元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才是正统，孔子逐渐失去开天辟地的特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今文经学都几乎无人提起。然而，18世纪，清朝的考据学者巧妙地指出，部分古文经学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是伪造的，再次激起人们对今文注释，尤其是《春秋公羊传》的兴趣。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地区几乎出现今文经学“学派”。学派奉行的宗旨虽因门徒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都认为汉代的经学家出于政治目的，寡廉鲜耻地伪造古文经学文本，向后世隐瞒了孔子的真实形象。康有为宣称，他的研究已经揭开孔子最初的形象。1891年，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惊世之作。书中称，因为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不想让学者们知道孔子并非保守主义者，所以才伪造了古文经学文本。因此，根据康有为的阴谋论174，古文学者隐瞒了孔子学说的真义，致使中国几个世纪来都陷入落后之中。接着，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继续揭示，称真正的孔子是上天派来的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因此，降生于乱世的孔子，凭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预言： 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175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以后诸硕学大儒所著史学都僵化刻板，背离了他的教义，使后世将其误解为守旧之人。康有为称，真正的孔子宣扬的是一种与西方闻名的历史哲学同样有力的发展理论。孔子若能活到现在，肯定是第一个放弃旧制度c促进根本性改革的人。因此，康有为认为，引用孔子之言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误解了圣人的真意，是他最大的敌人。 如果这些主张还不足以震惊当时的正统人士，那康有为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公开表述得较少，却暗含在他更有名的一些著作中。通过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伦理学融入一种破除旧习的空想社会改良方案，这些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今文经学的范畴。在传教士对几何学的解释中，康有为已经读过欧几里得定律。于是，他开始在中国的伦理学中寻找相似的普遍原则，作为建立新社会系统的“科学”依据。此处，他选择的对等物就是儒家的“仁”。正统哲学家们相信，“仁”既是人类善之本性的表现，也是可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启示。儒家伦理的“礼”对这些关系都做了规定。例如，“义”迫使人们奉行孝敬父母c忠于君主等原则。康有为做的事，就是要把这种单一概念上的“仁”，塑造成普世c单一的人类通则，高于所有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德行。因此，“仁”成为一种原动力，跟康有为在西方书籍中读到的电一样，蕴于万物之中。事实上，它不仅包括人道，还包括人性的存在，其本质已经抹除了人为的政治差距，以及导致人类分裂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康有为由此得出结论：平等是理想社会的科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高人一等。因此，康有为在“仁”的名义下，驳斥了维护从属关系的正统儒家等级价值观，并大胆宣称，“义”和“礼”是歪曲孔子思想的人编造出来的，以确保父权家庭与政府权威的惯例。 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176 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中，康有为第一个认为正统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种阶级思维方式。177在他看来，所有诸如孝顺和忠诚之类的美德，都是中国人眼中维持文明社会，区分人与牲畜c文明与野蛮，维护传统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取决于文化革命。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深入人心，所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是无法促成根本性改变的。1919年打破旧习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推翻帝国政府之举更具革命性意义。 正如梁启超的自发结社论中提出人们或许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康有为的社会理念也让他大胆构思出了一种新社会。通过把平等的“仁”和今文经学预言的“太平”与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理念178结合起来，康有为预言，未来世界将摆脱社会与政治差异。他写于1902年的《大同书》描述了一个两三百年后即可实现的乌托邦。届时，因为全世界都会融为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传统习俗，所以“国家”一词将不复存在。财产公有；所有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电动飞艇在空中急速穿行；人类所有的苦痛都可以被医生治愈；社会等级不复存在；女人不仅穿得跟男人一样，享有的地位也一样。人们不再组成小家庭，而是选择为期一年的婚姻契约，之后全民共同抚育后代。 随后，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他在中国树立了声望。人们将他视为类似傅立叶或圣西门一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家。然而，他并没有在当时的改革运动中实践这些设想。因此，他关于孔子的言论不仅让他得了个“野狐禅”的绰号，还让更高层的官员们提防起他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来。不过，那些方案其实并没有多么激进。在他一连写了七份奏折，向光绪皇帝解释那些改革方案期间，改革派们一直希望皇帝能效仿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内阁和学校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考试系统，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因为任何暗示改革之物都像学会的热忱和康有为古怪的观点一样让高官们畏惧，所以这些奏折甚至根本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事实上，直到爆发另一场国家危机，高官们才终于克服了反对“变政”的心理。 利益之争 《马关条约》大大改变了东亚势力均衡的局面。李鸿章早在跟日本人谈判之时，便料到这一结果。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虽让李鸿章受尽同僚的指责，但他对中国的谈判能力早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随后他还是依靠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遏制了日本人的部分要求。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许多特权，严重挑战了通商口岸利益均沾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得到了辽东半岛。俄国人一直对岛上的温水港——旅顺觊觎已久，早就将这里视为通往海参崴途中一座再合适不过的海军补给港。因此，俄国人是最容易接受李鸿章求援的国家。于是，俄国先与法德在外交上达成一致，联合两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然后立刻以书面请求的方式，要求北京批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满洲。光绪皇帝派李鸿章到莫斯科解决此事，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他免遭公众的批评。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用八十年的铁路特许权，从俄国人手中换来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据可靠传言称，李鸿章此次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 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立刻引起反响。新的外交方针接踵而至，铁路特许权让愤怒的日本人立刻加强军备，要就朝鲜和满洲问题与俄国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虽八年多后才正式打响，但那时的日本却成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 《中俄密约》也让英国万分沮丧。长久以来，俄国的扩张一直让英国忧心忡忡。此刻，英国更觉得，要抵抗沙皇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目标，中国的壁垒作用已然丧失。而且，俄国取得的这一新进展，也有扰乱欧洲权力平衡的危险。按照英国的政策，欧洲大陆的国家最好能分为两大势力相对均衡的集团：德c意c奥三国同盟与法c俄两国同盟。当然，俄国新获得的铁路特权是否明显改变欧洲的军事形式还未可知，但此刻外交力量已向远东倾斜，则是毋庸置疑的。1897年6月，俄国的同盟——法国也设法获得了华南的铁路权和采矿权时，其背后有俄国的强力支持，英国依然没能阻止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为了在亚洲获得力量均势，英国开始认真考虑与日本海军结盟。1902年，两国正式签署相关条约。 俄国正逐渐在满洲和华北建立摄政统治的事实，也给德国人敲响了警钟。德皇威廉179立刻开始思索对策，接受海军元帅们的建议，希望能找到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海军基地。1897年11月1日，山东的一场反基督教暴动，终于让他如愿以偿。义和团的先驱们杀害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收到这次暴动消息的威廉欣喜若狂，立刻给尼古拉沙皇180发去电报，称他打算夺取德国军官已仔细探查过的山东胶州湾。对此，尼古拉不置可否。11月7日，德意志帝国海军上将迪德里希率军占领胶州湾。经历了四个毫无成效的外交对抗后，中国外务大臣勉强同意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同时允许德国人修建两条铁路，并拥有在山东采矿的权利。 此次事件表明，欧洲各国已经虎视眈眈，要开始“争夺特权”。尼古拉沙皇立刻遣使抵达北京，要求在旅顺港和大连获得类似特权。法国要求租借南方的广州湾。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英国不仅要求获得威海卫的海军要塞，还要求清廷承认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一个要求紧跟着就会触发下一个要求。清廷的每一次让步，似乎都更激发了其他强国“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猛攻，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不到一年，中国便主要以国家租赁的方式，被列强瓜分完毕。这些租借地不仅由外国官员管理，被外国投资者剥削，维持治安的也是外国军队。181 内部改革的呼声 德国占领胶州湾一事再次触发了改革运动。1897年冬至1898年，包括康有为奏折在内的无数改革方案传遍首都。讽刺的是，其中一些方案就来自他们要争夺的通商口岸。因为中国人最易接触到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地方，就是香港c天津这类城市。上海甚至培养出一个通商口岸知识阶层。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上海就迅速繁荣起来，仅仅二十五年，其进出口总额就翻了一倍。到了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时，已有一万七千多名外国人居住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法庭c市政府c现代公用企业c报纸c出版社c剧院和学校。城中的中国区也扩大成一片龙蛇混杂的肮脏之地，满是买办c苦力c帮派分子c小店业主和小本生意人。 第一批逃避清朝控制的政治流亡者就是在这里和租界中，寻找某种矛盾的庇护。而现代中国的第一份报纸，也于19世纪70年代诞生在这里。1849年，上海报业领袖王韬科考失败后，便从墨海书馆上海办事处的助理编辑一职，开始自己的新闻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有人告发王韬是叛军奸细，逼得他只得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开始襄助理雅各翻译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王韬在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中提供了极大助力，因此被理雅各带回苏格兰，帮助他继续完成所有翻译。王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亲身观察欧洲政治。1870年，他返回上海，出版了广为流传的《普法战纪》。这本书成了最早一批描述现代国家战争的著作之一。王韬说，与国际法相反，统治这个世界的是权力与军队，而非理性或礼仪。全球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中国则是众多备受困扰的国家之一。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一个被四方蛮夷围绕着的稳定“天下”，已经不复存在。相反，中国已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进入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醒悟过来，认识到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已被打破的事实，中国人才能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结合东西方精髓，为人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为整个世界带来和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十章王朝改革与反响（二） 另一位上海评论家郑观应也呼吁开展根本性变革。郑观应是英国宝顺洋行182的买办，当过李鸿章的幕友，1892年后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的《盛世危言》中包含的许多可怕预言，都于1897至1898年间应验。要想避开这些可怕的灾难，郑观应建议改变传统形式的中国政府。事实上，他甚至反对无限制的帝国主权。1893年，他这样写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183 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并非新创。古典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早就赞同农民拥有反叛的权利。17世纪的作家黄宗羲曾痛斥忘记为民服务的本职，将帝国视为私产的专制君主。不过，郑观应的观点更为犀利。如果国家之船倾覆，肯定是因为舵手忘记了他存在的理由是人民。其他作者，如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医生，将这个逻辑又往前发展了一步，连“天”也舍弃了。1894年，何启明确地写道：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184 何启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的政治内涵，宣称若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统治者就应该与一个西式国会分享他的权力。这样的观点太过激进，所以无法直接送至朝堂。通商口岸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虽然影响了与官僚沟通的中间人，但这些人还是宁愿传递一些更温和的建议。例如，汤震就是第一个提出议院应该在士绅和皇帝之间起到“扩大言路”作用的进士。何启的好友，在京任职的举人——陈炽是第二个对此表示附议的人。陈炽所著的《庸书》（关于实际问题）强调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并让国家更团结的议会至关重要。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 同样，如果这些奏折无法得到朝堂上大多数重臣的认可，就无法被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不过，他们很快就能得到支持了，部分原因应该是皇帝与他的姨母慈禧之间的争斗。1887年，据说皇太后“归政”给皇帝，结束了她长久以来的垂帘听政生涯。事实上，慈禧一直在发布政令，直到1889年才正式完成归政。不过，在那以后，她依然用强硬的个性和家族权威震慑皇帝。她的支持者——包括倭仁c徐桐c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龢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1895年，帝党暗中鼓励御史批评慈禧干政。第二年，光绪的母亲（即慈禧的妹妹）去世，进一步减弱了皇帝与老太后之间的羁绊，让帝党成员不甚欣喜。然而，帝党并不准备支持全面改革。翁同龢相当保守，也很提防康有为宣扬的那些儒家理论。不过，长久以来，他也和康有为一样关切中国孱弱的现状，并早在1889年让皇帝注意到冯桂芬的政论文之时，便开始思考制度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翁同龢对改革建议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例如，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翁同龢向皇帝提起康有为，并把汤震和陈炽的部分著作介绍给他的一些同僚。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件更刺激了他这么做。此刻，改革运动再次开始积蓄力量。康有为创建新组织——“保国会”时，很多极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公开表示赞成。翁同龢或许是意识到了康有为和改良者们的计划能加强皇权，所以才真正地开始支持他们。康有为建议裁撤保守陈腐的六部，改设制度局，下辖十二分局，起用专门人才办理业务，并直接由皇帝亲自领导。此外，康有为还希望通过裁减冗官c精简政府组织c取消烦琐行政程序等措施，减轻皇帝的行政压力，以便让他有余力在军事和教育系统展开必要的改革。翁同龢认为，这些措施都能带来削弱皇太后权力c掣肘后党的额外好处。尽管宫廷斗争并非翁同龢支持康有为的唯一原因，但皇帝和慈禧之间的罅隙，的确立刻给了改良派一个实现其提议的机会。不幸的是，这个机会也意味着还有一种权力与皇权并立，即四面楚歌的保守派可倚仗的皇太后之权。 百日维新 在师傅翁同龢的敦促和中国外交失利的警醒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他有意改革政府。同一天，康有为在朝堂上的支持者们劝服左都御史高燮曾，向皇帝呈交了康有为最早的那七份奏折。光绪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或者说愤怒。康有为在一份1897年的奏折中写道：“明朝末代皇帝自缢这种事，是我再也不愿看见的。”通常，这种王朝覆灭的不愉快暗示，是难以言说的煽动性行为。然而，此刻已经到了直言不讳的紧要关头。康有为的真诚和坦率让皇帝相信了他的一片赤诚。毫无疑问，康有为相信皇帝可以承担起复兴王朝c拯救中国的大业。因此，6月16日，光绪在宫中召见了康有为。百日维新由此开始。185 那年夏天，改革政府的所有方案都体现在了变法诏令上。康有为及其年轻追随者们准备了一系列诏书c法令和敕令，供皇帝签署。其中包括：裁撤内务府中满洲人的闲职；裁撤多余的巡抚和总督；组织商会c设立农部和商部；将佛寺收归国有，庙产充作各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偏向策论，而非儒家经典；建议用新机构取代原有的兵c吏两部。 保守派的回应 几乎所有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政令的威胁和冒犯。武将c满洲贵族c精通仪式的汉人官员甚至数百万渴望获得功名，却似乎备错了考试的士绅们都开始从思想上表示反对。满洲人大臣们批评皇帝不守孝道，擅改祖制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汉人官员们又开始从文化上展开争论。中国传统文明，显然要优于那些从西方模仿来的蛮夷之技。因此，能拯救帝国的是人，而非法；能确保政府良治的是道德成长，而非制度改良。朱震伯之类的官员甚至坚持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已经证明“自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应该得到批准。另一个名叫朱一新的保守派提出了一条更匪夷所思的论证。据他所说，粗陋而浪费的自强措施已经表明零星地接受西方技术，比完全不改革还糟。因为夷人的机构都建立在夷人的文化基础上，中国的机构则都是以中国的方式而建。把一种文化的产物嫁接到另一个社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官员们必须辨明中国的“国粹”，然后坚定不移地忠于固有的文化原则。 因此，在康有为坚称孔子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时，保守派却将儒家思想视为中国文化的特定属性。尽管事实证明这种排他主义对儒家政治理论是致命的，后者被伪造成一种普遍适用的政府法规时，反对派仍经常用将其视为“国粹”的争论，来捍卫他们反对西化的立场。湖南人叶德辉等保守派相信，改良派打算通过泯灭本族与异族差异的做法，最终毁灭中国文化。叶德辉笔下的改革派是： 无中外独无东西乎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186 百日维新期间，诸如此类的论证让大多数官员拒不合作，因此，皇帝的这些法令几乎都没有实现。很快，挫败的改良派们就把对官僚僵化的怒气转到了光绪本人身上，指责他情愿相信最糟糕的保守派大臣。 光绪对官僚系统的攻击 改良派尤其怀疑，显然在尽力阻挠科举制度改革的礼部就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因此，发现礼部一位下级章京曾拒绝向不在朝中的皇帝和皇太后代转奏折时，改良派们就急切地想要抓住一个扫除该障碍的机会。他们恰到好处的觐言让光绪相信，这种做法相当于违背了他的个人旨意。于是，光绪立刻罢免了六位保守派的礼部官员。被罢职的人中，有个旗人的妻子是皇太后的心腹。于是，此人对慈禧说，他坚信康有为是个极端反满的人，无异于统治精英们的心腹大患。187 整肃礼部也让很多汉人震惊，紧随其后的另一场官场丑闻，更是进一步警示了北京官场。这场丑闻牵涉到制定政策的军机处，因为该机构的下级官员们故意拖延改革措施的实施。康有为缺乏罢免那些官员的借口，于是经过一番布置，让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四位追随者于八月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因为皇帝和康有为显然计划利用这些下级章京绕过上级大臣，所以大多数官员认为，这一任命是在几乎不加掩饰地攻击官僚系统的完整性。此外，这一行为也让保守派一片惊慌。他们认为，要是继续耽搁下去，朝堂上就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慈禧的政变 与此同时，让皇太后插手停止改良运动的呼声越来越大。起初，慈禧是赞成皇室进行一场改革的。但随着一百多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怀疑。一批又一批外出修建颐和园188的官员为她带回了康有为骇人听闻的改革消息，请求她在为时已晚前，收回权力。 这些官员私下觐见皇太后的流言很快便传到了维新党人耳中。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慈禧正和她的老心腹——荣禄将军密谋废黜光绪。因此，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秘密约见右侍郎袁世凯，以皇帝的名义，要求他调七千兵马，斩杀荣禄，包围在颐和园的皇太后。袁世凯同意了，两天后便奔赴荣禄驻防的天津。不过，他没有杀掉这位满洲人将军，反而把维新派打算先发制人c发动政变的事告诉了后者。189 同时，慈禧也迅速行动起来。把最信任的官员召到颐和园，告知他们自己的计划后，慈禧匆匆赶回紫禁城，怒斥皇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接着，她又从孝道上继续向外甥施压：“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190光绪被慈禧的怒气彻底击溃，任由自己被她的太监们带走，软禁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一座湖心岛中。接着，慈禧宣布皇帝抱恙，由她代理朝政。慈禧刚刚再次摄政，就立刻下令逮捕所有维新运动的领袖。包括谭嗣同和康有为之弟在内的六位改良者被捕后，便被立刻处死了。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及时听到风声，逃往国外。康有为接受了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帮助，梁启超则乘上一艘日本军舰。然而，两人的事业并未结束。康有为继续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党派——“保皇会”，梁启超则成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作家。不过，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却就此结束，维新运动也已全面终止。 得知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逃脱，皇太后大发雷霆，尤其指责英国和日本帮助他们逃跑。慈禧想杀掉光绪皇帝，让保守派端郡王载漪之子登上皇位的计划也被外国列强阻止，让她更为气恼。191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反应，很快发展成普遍的排外主义，继而成了全盘否定西化。不仅慈禧和她的心腹们有这种感觉，比他们更宽容变法的官员们也开始相信，采纳外国那套方式的中国人在背叛传统的政治秩序。例如，翁同龢就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视为“豺狼满京城”192，并认为轮船和铁路会破坏天命，引起一连串自然灾害。1875年起，帝国部分地区每年都要饱受旱灾或洪灾之苦，山东等几个省份还不断爆发饥荒。 义和团运动 1898年8月，黄河决堤，淹没了华北平原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山东再次遭到严重打击。此外，该省还遇到了一个难题。被遣散的绿营军组成武装匪帮，席卷乡野，洗劫乡村。擅长拳击和斗剑c靠转运纱线或石蜡等外国货物增加收入的职业运输工要么落草为寇，要么建起非法税关。道教术士借用寺庙庭院训练民兵，招募妇女加入“红灯照”193。有时，一些极端排外的官员甚至会鼓励这些教派的发展。例如，1895年，山东巡抚李秉衡怂恿小刀会成员袭击基督教传教士。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就是在这里被谋杀的。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大多数清朝官员的态度都摇摆不定。跟鸦片战争时期的广东巡抚们一样，他们也对武装暴动的农民信心十足，认为即便其他军队都被击溃，农民们也能赶走夷人。不过，他们也意识到那些武装很容易失去控制。毕竟，山东早就以历史悠久的宗教反叛闻名。那些想起17世纪30年代白莲教起义c1786年八卦教起义或1813年天理教运动的官员，在鼓励这种民兵武装时，又不得不小心谨慎。 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已足以让民众震惊，所以根本无须官方鼓励，他们就会组成排外的自卫组织。事实上，德国侵占胶州湾和其他外国入侵的消息，已经让山东的农民濒临恐慌的边缘。秘密帮会的首领和四处游荡的僧人预言灾难甚至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印成小册的预言从一村流传到另一村，宣扬着杜撰的灾难。不久，湖北和湖南将爆发洪水，四川会爆发战争，整个华南地区都将陷入混乱，整个帝国超过半数的人将失去生命；外国人会掠夺直隶，所有山东人都将不复存在。和弥勒佛降世的预言不同，这些凶兆都十分具体地跟在华外国人联系了起来。僧人们预言，只要停止使用洋煤油来点灯，就能得到救赎。风水师指责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和电话线，是导致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于是，信以为真的人开始破坏铁路枕木，砍倒电线杆，作为对这些警示的回应。与此同时，其他人暗示符咒可以“挡住外国人的枪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开始练习一模一样的少林拳和八卦拳。据说，这些拳法能帮助他们释放出“气”，让他们拥有能抵挡外国人子弹的神奇力量。 在山东，这些很快便围绕武术师展开。像职业拳手张德成之类的保镖师傅被村中的年轻人选为领袖。拳师们尽管会以首领的身份彼此交流，但这场自发性的运动并没有一个统领之人。最有名的一个首领，是将这场运动命名为“义和团运动”，并在其追随者眼中拥有神赐能力194的人。这个人有很多名字，每个都象征着一种不同的吸引力和联系。有些人称他为“朱红灯”，“朱”为明朝皇室的姓氏，“红灯”则意味着女拳民的道教红灯。有些人按照大刀会里的头衔，称他“天龙”。有些人用早已去世的白莲教叛军首领——李文成的名字来称呼他。不论他的真名是哪一个，1899年11月22日，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人刚被巡抚毓贤抓捕，就被砍了头。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义和团运动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毓贤（李秉衡的挚友）极端仇视外国人，所以他相信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外国人。因此，他和义和团领袖结盟，要求他们将反清口号换成灭洋口号。195作为交换，官方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 对任何一名清朝官员来说，这都是种非常惊人的举动。正常情况下，这类民众运动都会被视为公共安全和王朝存亡的严重威胁。毕竟，这些人都是白莲教信徒的后代。五百年前，白莲教被蒙古人赶到华北；1813年，该组织还袭击过紫禁城。事实上，李鸿章c刘坤一和袁世凯之类负责任的官员都将他们视为应该痛剿的寻常叛匪。而其他如建威将军程文炳之类的人，则对他们刀枪不入的口号嗤之以鼻。然而，程文炳将军朝靠墙一字排开的五十名黄带会成员开枪以做测试时，他随后提供的死亡报告却被朝廷无视了。 京城里的人，尤其是端亲王和皇太后这样的满洲人，都极其渴望那些拳民真的身负异能，成为一支能拯救王朝c赶走外国人的民众之军。朝中的轻信之风，一部分要归于儒家天命学说与大众宗教信仰之间的持久联系；此外，中国人从小就熟知《三侠五义》之类描写武林高手和传奇武功的小说，也是原因之一。当时，超级英雄一只手就能打败妖怪的伟大小说《西游记》也空前流行。朝中的人听说了夫妻拳民的功绩或观看了义和团应端亲王的邀请，舞刀弄枪的表演后，或许就开始期冀上述故事能成真了吧。 很多官员，甚至慈禧本人，依然对拳民们心存疑虑。但皇室很想克服这些疑虑，因为他们非常渴望感受到自己并未失去民心。到处都有反满情绪，甚至包括因皇太后的政变而失望不已的文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朝廷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就跟19世纪60年代应对传教士抱怨的地方县令一般无二。政府每次被迫对帝国主义者们让步，汉人们都越来越肯定，朝廷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便是国家主权也能拱手让人。慈禧清楚满洲人都多么容易受到这些批评的伤害，所以任何民众愿意牺牲自己“扶清灭洋”的机会，她都会牢牢地抓在手中。因此，她对朝臣们坦言，即便无法完全相信拳民们的神功，她也知道他们代表着民众的爱国热情。传统武器已经不能保卫她的王国。除了民众的意愿和思想，她还能依赖什么呢？ 1900年6月初，义和团从东面进入北京。排外暴动立刻爆发。6月11日，一名落入暴民手中的日本大使被杀。两日后，北京的基督教堂被焚毁，信徒惨遭屠杀。英国外交官们担心随后使馆会遭到攻击，设法向天津的西摩尔将军传递了消息。后者虽立刻调集了将近两千人，但迫于通往北京的道路被拳民们拦截，他还是只得返回天津。他试图攻入北京的做法，却让议政王大臣会议于6月16日紧急召开，商量应该站在哪一方。一些汉官建议遏制，催促慈禧镇压义和团。可于6月10日被任命为总理大臣的端亲王力排众议，强烈支持义和团运动。196慈禧依然无法被完全说服，认为中国应该与西方开战。6月17日，端亲王呈给她一份外国人的照会。这是一份要求慈禧立刻归政光绪皇帝的最后通牒，同时，列强也表示有意将中国变成一个在军事和金融上都受其保护的国家。这份照会虽然有可能是端亲王伪造的，但两天后联军占领大沽口的消息传到朝中时，又似乎证实了这条照会的真实性。因此，6月21日，皇太后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依然无法确定中国是否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但她认为，至少自己的王朝和这个国家，应该奋起反击。 接着，清军占领使馆。此刻，名义上，二十万拳民都被编入帝国军。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果训练有素，定能轻易击溃四百五十名使馆护卫的防线。然而，由无数小队组成的义和团很快让京城陷入混乱之中。富人的家宅被抢劫，汉人官员被暴民抓住，街上到处都是尸体。狂暴的甘肃部队脱离控制，和拳民们一起谋杀了德国大使克林德。将北京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对外部世界的人来说，此时里面的人，就是最糟糕的中国人。西方人对“黄祸”的恐惧，都是被欧洲和美国记者挑起的。这些记者大肆渲染狂徒们挥舞着斧头c杀气腾腾地屠戮大使们的场景。197尽管认为被围困的外国人都已被杀，列强们还是兴奋地组织起一支远征军，前来营救他们。到6月底，一万四千名外国军人在大沽口集结。7月，在陆军元帅瓦德西的率领下，来自德国c法国c英国c美国c俄国和日本的一万七千名士兵抵达中国。7月13日，这支联军占领天津，然后顺着通往北京的铁路线进入直隶。四周后，决战在通州附近打响。清朝将领李秉衡战败后自杀殉国。8月11日，皇太后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无抵挡之势，慌忙逃出北京，奔西北而去。8月14日，这支远征军进入京城，解了使馆之围。 自上次外国军队占领首都到现在，已过去四十年。此刻，人们又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起王朝的存亡。然而，与之前一样，大国间的猜忌再次让中国免于分裂。英国和日本最不信任俄国。因为俄国远东军司令官阿莱克塞夫曾利用这些暴乱占领中国东三省，还准备将满洲变成沙皇的附庸国。虽然俄国人直到1905年被日本打败时才退出满洲，但英日联盟至少让中国免于被吞并。因此，和李鸿章谈判的列强最终敲定了一份仍然维持大清统治的协议。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提出：中国就义和团事件公开道歉；拆除大沽口到北京之间的所有防御工事；包括端亲王在内的九位高官，有的处决c有的流放c有的被下令自裁；宣判一百一十九位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地方官员有罪；赔款（加上利息）九亿八千两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白银（七千三百八十八万两千七百零七美元）198。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要求，同时迫于西方的外交压力，开始在政府中推行西化政策。 1901年1月8日，甚至在条约签订前，慈禧就已经在西安的临时住处颁布了一条改革法令。2月13日，慈禧下“罪己诏”，拒绝对义和团运动承担责任，并坦言有必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她的这条法令专门区分了自己的新动向与1898年改良运动。她坚持认为，康有为和义和团一样，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害无益。然而，实际情况是，1901年4月21日，皇太后成立督办政务处，明确地进行彻底改革。处死谭嗣同还不到三年，慈禧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在改变中国政府这件事上，她甚至比光绪皇帝的设想更进一步。 诚然，此刻虽然国外敦促中国改革官僚体制的压力不断，慈禧在追求改革的道路上，却并非毫无个人热情。事实上，她很快便开始相信，国会和商会能加强和扩大皇室与民众的联系。由此可见，1900年的排外政策和1901至1911年的新政改革，都是出于巩固王朝民众基础的目的。第一项政策脱胎于面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绝望之情，明显是一次失算之举。随后的改革运动虽循序渐进地赢得民心，但事实证明，这也不过是一场基于政治误解，并最终导致了王朝覆灭的失败之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十一章天命已尽（一） 清朝的覆灭似乎是由一场瞬间自发的暴力行为导致的。提到这类行为，1911年，反叛者们高举刀剑进行的武昌起义便是一例。但革命并非区区一个瞬间或一次事件，而应该是包括一系列具体政治破坏行为的持续过程。失去了这一大背景，单一的运动就失去了终极意义。事实上，反叛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间背离初衷，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些革命是否有权自称为革命。 初衷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一个革命政权必须为自己植入新的历史根源，以实现合法化。因此，对革命动机的阐释，其实就是个关系到其政治存亡的问题。这点在中国尤其如此。1911年，帝国政府垮台不仅牵涉到整个政治秩序的崩塌，还包括支撑该秩序的古典传统的崩塌。因此，继任的政府必须要创造一套新的过去与一套新的历史，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由类似“国父”孙中山一样的果敢领袖，建立起一个能流传后世的革命政权。 从民族主义角度对辛亥革命的解读 国民党对辛亥革命有自己的解读。根据他们的史学解释，在找到孙中山这位国家领袖前，汉人已经被异族（满洲人）统治两百五十年。孙中山生于广东，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学。他虽表面上行医，真正的人生目标却是驱除鞑虏c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建立秘密团体兴中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华人分会，并通过国内兴中会的联系，于1895年发动了首次起义。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到清廷使馆密探绑架。勉强逃生后，他继续钻研革命理论，渐渐发展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政治哲学：包括民族主义c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内的“三民主义”。同时，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国革命战略，呼吁推翻专制王朝的统治，进入一段各革命政党治国的“人民训政时期”。这些思想，加上他在华南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很自然地让他成了“同盟会”（1905年，由一群流亡海外的中国激进分子创建）的领袖。随后的六年里，同盟会在广东c云南c湖南和浙江策划并发动了多次起义。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东发起政变，许多忠烈志士就此殒命。尽管这些起义都失败了，身为运动先锋的孙中山，却继续吸引众人投身到他的革命事业中去。 终于，有一场起义成功了。1911年10月10日，华中的武汉爆发起义，煽动起一场反对当朝统治的军事叛变，并迅速席卷全国。孙中山迅速到上海总部主持局面，并在那里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1日，清朝覆灭。不过，华北依然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仅是个反动分子，还镇压了意欲推翻其统治的二次革命（1913年）。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但不到七年时间，他又创建了一个新党派——国民党。国民党占领广州，开始为北伐战争做准备，以实现再次用进步思想统一中国的目标。此刻，袁世凯虽已去世，首都却被腐败的军阀占据。他们彼此混战，不惜用中国主权向帝国主义者换取贷款。意识到自己需要盟友来推翻军阀，孙中山邀请共产党加入自己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孙中山在1925年辞世前仍为了北伐大计努力维持联盟。孙中山死后，他的前军事助理蒋介石继续贯彻这一政策。接管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于1926年发动北伐战争。尽管1927年共产党与之决裂，这位总司令依然于1928年完成统一，并在南京统治中国，直至“二战”爆发。 民族主义史学的矛盾 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解释，旨在证明蒋介石独掌国民党大权的合法性。因为实现了孙中山遗志发动北伐，蒋介石成了这位革命创始人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理应坐上国民党领袖之位。相对的，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也必须高于其他参与者。因此，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几乎都成了孙中山的个人成就。 然而，仔细研究一番“国父”与辛亥革命，就能发现很多矛盾的迹象。孙中山不仅与内地的秘密会社关系糟糕，他亲身参与的起义也只有一次而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很快便四分五裂。到1908年，同盟会在东京的总部与当时身处印度支那的孙中山完全失去联系。1911年10月10日，武汉那场十分关键的起义完全是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叛乱，根本没有联系孙中山。事实上，叛乱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从那里直接去了欧洲，以革命主要领袖的身份，与西方列强会面。因为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的僵局，孙中山作为双方妥协之下产生的候选人，才在上海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反清的十八个省中，由同盟会掌权的只有一个省，即孙中山的故乡——其革命组织力量最强之地。然而，即便在那里，同盟会也很快落入孙中山的对手——得到商人和改良士绅支持的陈炯明手中。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疑199，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c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因此，这一系列为了回应内忧外患，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活动发展到最高潮，便是旧秩序的崩塌。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c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c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激发了革命，而不论最终多么失败的革命起义，作为重大社会动乱的体现，都是重要的。不过，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事实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c政治c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政治觉醒的过程。而且，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军事现代化及其结果 在出人意料的改革结果中，引起19世纪晚期自强运动的王朝军事现代化项目，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例。1896年日本人获胜后，盛宣怀200建议以普鲁士的招兵方式招募新兵，用一支三十万人的地方军取代八十万人的传统绿营军。随后，光绪皇帝下令组建两支新军：一支包括十三个营的“自强军”，由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指挥；另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由袁世凯在直隶指挥。两支军队都着西式军服c配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枪。张之洞的军队还有三十五名德国教官。 皇太后尽管已经归政，还是立刻任命荣禄为直隶其他帝国军的统帅，以节制“新建陆军”。接着，荣禄迅速组建起一支先锋部队。这支部队由德国人训练，统帅为在甲午战争中赢得美誉的将领聂士成。1898年政变期间，袁世凯效忠慈禧，背叛改良派，部分原因就是荣禄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慈禧的政变表明，满洲皇族亲贵再次控制了政府201，继而迅速控制军事部门。她重掌政权后，就立刻把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所有华北军队，重组为一支由荣禄领导，多达六万人的“武卫军”。袁世凯虽然仍可掌控自己如今已被称为“武卫右军”的部下，整个华北地区的所有军事力量却落入了皇权手中。 1900年联军攻击北京，击溃了朝廷的军事力量。战争刚一爆发，南方各主要督抚——李鸿章c刘坤一和张之洞便私下与西方列强休战（即《东南互保章程》），承诺保障帝国主义者在租界和条约口岸的权益。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此心照不宣，无视慈禧要求加强朝廷防御的命令。结果，面对外国人的重击，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的军队。1900年7月9日，将领聂士成不仅在天津南部的战斗中殒命，此战后帝国武卫军的人数也骤减。但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远离战场，所以毫发无伤地保存了下来。 1901年，皇太后一决定进行体制改革，袁世凯就开始扩大自己的军队规模，手下士兵很快便增至三万人。和之前的李鸿章一样，袁世凯也得益于清政府加强自身防御的决心。进入日本军校的军官，主要都出自他的军中。此外，他的北洋军还在帝国的资助下，建起军校。1903年12月，隶属军机处的“练兵处”成立。这个由袁世凯和满洲人大臣铁良共同主持的机构把各省税收都往袁世凯的军队转移，使他的军队在1904年（即俄日为满洲和朝鲜开战的这年）翻了一倍。至此，袁世凯手握六万薪饷优渥c训练有素的士兵，成了华北当之无愧的军事领袖。 在朝中官员们看来，掌控直隶的袁世凯，又引起了一系列熟悉的老问题。他在此处的军事地位，似乎与太平天国以来，曾国藩c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总督建立起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官员的权力严重扰乱了最初的省级监察系统，打破了17世纪晚期，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设计的地方平衡。根据两位皇帝的构想，朝廷将依赖各地的满洲八旗首领，让利益的天平倾向于对朝廷有利的这一边。然而，从那时候起，满洲精英的种族认同感已经丧失大半，内忧外患也证明了八旗军的无用。然而，尽管朝廷失去了一种制衡汉人的重要武器，其自身的汉化却赢得了儒家文官们在文化上的忠诚。事实上，满洲精英们已经非常认同汉人文化的保守主义，所以早把掌握西方军事技术的任务交给了戒心较小的汉人官员，如李鸿章或袁世凯。不过，到1902年，皇太后的改革措施让满洲贵族们相信，自己有适应时代的必要。于是，贵族们被派往海外学习，亲王们也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贵族。八年间，满洲人建立了由亲王荫昌率领的帝国卫军，朝廷开始希望能恢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古代部落时期的那种活力，满洲贵族们也开始掌控国家军务。 1906年，练兵处被陆军部取代，收编了袁世凯六镇中的四镇时，袁世凯的前盟友——铁良便开始推行这项满洲人重掌北洋军的政策。在皇太后的帮助下，袁世凯虽然讨回了失去的两个镇，但随着慈禧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在朝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荒谬的是，1907年升任军机大臣，反而成了他失势的信号。因为这一调动让他再也无法直接指挥自己剩下的那些镇。第二年，皇太后的死让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同盟。在这场争夺北方军事指挥权的最高级别行政斗争中，满族亲贵们似乎获得了胜利。 然而，他们的胜利不过泡影而已。首先，满洲人效仿普鲁士进行的贵族化进程，只会加剧汉人的种族忧虑与种族仇恨。亲王们用德国军服代替儒家长袍，希望借此复兴其军事贵族的身份。但到头来，这只会让他们失去汉人臣民的文化忠诚，让朝廷蒙上了重满轻汉的污点。其次，铁良和随后的荫昌都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权力基础与之前的李鸿章或张之洞略有不同。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和李鸿章一样，袁世凯也无法自外于朝廷另成格局，而得依赖自己在朝中的同盟，来保护他在地方上的军事专擅局面。202不过，和之前那批督抚不同，袁世凯带头训练c培养了一群全新而纯粹的军事精英。数年来，他的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数百名军官。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全都来源于袁世凯。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军队由文人管理，遵循“下级忠于上级”的原则，每位军官都隶属其直接上级。而袁世凯的军队成员，却并未被灌输忠于朋友和上级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提倡他们绝对忠诚于最高统帅——袁世凯。203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在常规官僚机构中也拥有技术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曾国藩的幕友则希望最终能获得文职官位，因此对现存制度和雇主都同样忠诚。后来，袁世凯的很多军官都承担了民国政府中的职务。204他们并不会把自己的军事生涯当作获得文职官位的垫脚石。接受过军校的一番培养，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军，因此忠于推翻旧政治体制的号召。长远看来，这种职业独立性让袁世凯的军官们不如忠诚坚贞的儒家官员可靠。但袁世凯进入军机处的随后几年里，他却可以继续倚赖之前的心腹。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徐世昌之类在北方担任某些战略军事职位的官员，便能在袁世凯的调动下，迅速行动起来。 财政困难 袁世凯并没有垄断国家的军权，也有新军受训和驻扎在中国其他地方。领导这些新军的多为20世纪早期的地方巡抚。各地曾一度属于中央政府的军事与财政权，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入他们手中。皇太后雄心勃勃地开展改革，地方财政自治却阻碍了朝廷对此的支付能力。尽管中央政府在1900至1910年间的开支翻了一倍，税收却依然相对吃紧。 朝廷主要有四大收入来源：每年一亿零两百万两土地税，三千三百万两关税，四千五百万两盐业垄断收益和厘金（如两千一百万两鸦片厘金）。尽管土地税仅占北京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因为政府税收系统无能，下层士绅的包税行为极为普遍，所以这一比例很难再有提高。而关税和盐业垄断收益之类的其他收入，则大多都被用来偿还过去二十年庞大的战争赔款了。厘金是可能存在的内地收入之一。但1909年中央政府授予度支部审计与征收厘金的权力后，该部却无法强制执行其颁布的法令。205于是，海外便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求助，签订贷款合约，以现有的微薄收入来源，作为未来还款的担保。要资助早就需要改革的军事和经济项目，朝廷已经找不到别的办法。但采取这种政策，势必会让朝廷与日益重要的地方士绅关系越来越紧张。 1860年至1900年间，由获得高等功名者c官员和杰出文人组成的城市士绅，介入地方事务的力度越来越大。正如他们学会利用下层士绅担任自己的乡村事务经理人一样，士绅们也建立起一套包括地方水利委员会c慈善机构和租赁控制中心在内的复杂的基础管理设施。19世纪90年代，很多这样的名流成为维新派学会中的领袖人物，开始在公共管理事务c地方学校的课程改革以及煤矿和纺织等经济企业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能掌控自己财产的士绅们政治意识不断扩大，与帝国传统官僚狭隘的利益观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上层士绅们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地方省会比处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更适宜进行政治活动。 朝廷从1910年至1911年间的改革，从联合传统士绅和早期资产阶级发展现代经济，以及加快创建新的地方教育体制这两个方面，鼓励了这种士绅政治的地方化。 新式学制 1901年，慈禧宣布开始改革后，政府的第一批举措中，就包括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2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金字塔形的教育体制：从地方学堂c州县技术学校，到省立c国立的大学堂，各级学校都要抽出部分时间，学习西方的数学c科学与地理知识。两年后，朝廷遵循袁世凯的建议，终于满足改革者们的要求，废除传统科举制度，在教育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近500年，掌握八股文就意味着定能出仕。明清两朝都利用这套考试系统保存古典正统c选拔官员以及确保地方精英始终向帝国的文化政治中心靠拢。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士绅们与君主制国家的联系，也就随之减弱了。此刻，西学c地方政治威望和财富等其他有助于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不仅有了与旧功名体制一较高下的机会，还很快便战胜了后者。 士绅和商人的联盟 有功名者社会地位的降低，正伴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1902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条商法，为商人提供法律保护。同时，朝廷也认可商会取代以前政府控制的“行”与“会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首次获准组织公开的协会。在地方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后，商会领导很快成为中国主要城市中商业利益的著名发言人，并开始与适应性极强的新士绅们结盟，共同解决双方都关心的问题。 商人和士绅很早就开始私下联系。到18世纪，城市里的商人和士绅，早已不再泾渭分明。两个团体里都有望族。要想跻身士绅行列，单纯地占有土地，显然不如从商更有效。然而，官方往往并不承认两个团体之间的联系，所以传统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通常由私人交情而非公共集体利益决定。事实上，最后两个朝代里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组建方式，都旨在避免商人与士大夫产生共同利益。然而，1902年后，商人与士绅为了兴办新式学堂c投资采矿业和修建铁路等共同目标正式联盟。因此，财富很快成为政治参与的合法标准。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206，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 立宪运动 立宪运动中，商人和城市士绅的联盟找到了一种政治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关于国会的灵感，可以追溯到何启提出的那些建议，而其毋庸置疑的先驱则是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派们创建的那些自愿性组织。不过，实际的推行机会，依然要再次归功于慈禧采取的改革措施。她发展地方咨议局的动力，就跟她1900年决定支持义和团一样，都是以加强皇权与民心之间关系的中国君主制政治理想为基础的。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实例便是刚刚打败帝俄，振奋了所有亚洲人的日本。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国会这类看来能有效动员公民c调和意见，使明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c团结一致的公共机构。因此，1905年7月，皇太后宣布设立考察政治馆，将西方政体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蓝本加以学习。十三个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于1907年8月成立仿行立宪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官员热烈回应，纷纷向北京递送奏折，支持立宪会议。不到一个月，朝廷向全国郑重承诺，一定会建起制宪大会。终于，1908年8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立刻筹组地方自治局，计划在1909年建立咨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国会。 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这项宣言似乎证明清政府已经应允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并愿意将当前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政体。事实上，朝廷一时间获得了极大的公众支持，以至于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们都发现，自己正在失去珍贵的“士绅一商人同盟”。然而，在表面的认可之下，谈到这些新机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朝廷看来，各局与议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有主权的统一国家。可在地方士绅看来，建立这些机构似乎旨在将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权力转移到他们手中。 例如，大多数立宪主义者都将地方自治局视为维护士绅地方行政责任，以及用现代政治实践训练民众的机构。但朝廷对各局的设想，却要狭隘和传统得多。满人权贵当然不打算让地方名流们把这些新机构变成他们的政治工具；相反，他们希望士绅们能利用各局，通过宣讲公民责任或朗读本地报纸选段的方式，达到“启蒙”农民阶级的目的。根据北京颁布的法规，地方自治局仅仅是为了“弥补制度的无能是处于官方控制下的非独立机构”207。 1909年才选举出成员的咨议局，同样存在类似的混乱局面。选举的精英主义色彩极浓。因为选举权受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实际参与投票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四。而这场投票还仅旨在选出一个能决定各省议员的选举团。要想成为咨议局的候选人，要么得身家丰厚，年收入超过五千两，要么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举人学衔或毕业于新式中学。有这些限制条件，咨议局自然便被上层士绅把持。十分之九的议员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拥有最高学衔——进士的人，高达百分之十八。 然而，即便这样的精英团体，也没有得到北京的信任。咨议局并未从朝廷手中得到地方立法权，反而如其名字一般，仅仅是作为一个“建议局”，为中央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从对皇权有利的角度来看，咨议局还有助于遏制各省督抚令人担忧的地方自治倾向。它为朝廷提供了另一种联系臣民的方式，因此也旨在赋予中央政府一条新的组织路线，以绕开总是阻碍皇权接触地方督抚和科层官员。咨议局的这个定义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与士绅自治的治国理念相符，但与最初要求建立议会的宪政主权新理论却并不一致。 1910年10月，该体制的最高机构——由百分之五咨议局议员组成的资政院在北京开院。在这里，立宪主义者的期望和政府限制之间的矛盾变得极为明显。对军机处而言，新建的资政院就是一群名流组成的机构。他们汇编有关改革的政治论述，呈交军机大臣参考。然而，梁启超和张謇领导的立宪派认为，他们进京是为了建立新政府，而非给旧政府提建议。发现朝廷推进根本性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他们都大失所望。情势对王朝百害而无一利，尤其这种挫败跟各省日益增多的反抗运动联系起来后，矛头便直指中央政府的铁路政策。 修建铁路 早在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自强运动者就认识到铁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到1905年，铁路总局督办盛宣怀已经可以表明“铁路是国家改革的关键”，而不必担心引发公众矛盾。他和他的策划者们设想出一张庞大的铁路网，从北京开始，西至伊犁，北至瑷珲，南至广州，切实地将帝国遥远的边境都联系起来。尽管动机不同，盛宣怀修建铁路的热情却不亚于外国人。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言，参与中国铁路建设不仅意味着本国银行家们的一次大好机会，也是一场压倒其他各竞争国的重大外交胜利。一个西方国家每次与中国政府签订铁路条约，都意味着该国立刻获得了新的利益范围，其投资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条约一旦签订，该国就会立刻向中国铁路总局提供高额贷款208。因为还款以政府税收的扣押权为担保，所以这种贷款几乎毫无风险。然而，这些贷款很快便会以支付外国铁路承包商建设费的方式，回到外国人手中。铁路修完后，帮助修路的这个西方国家也会得到该铁路某些路段的管辖权，可以任用他们自己的工程师和会计，并拥有开采铁路两侧十英里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权利。因此，有幸获得此类条约的西方国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取资本利润c治外法权和自然资源掌控权。 1898年获得特许权修建京汉铁路的比利时，是第一个从此类条约中受益的国家。它的成功激起了其他列强间的激烈竞争。事实上，竞争存在严重分歧。于是，1909年，列强决定通过联合贷款的方式，避免彼此之间的潜在冲突。用当时一位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旧的势力范围的规则，被各国瓜分利益的新制度取代。”20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就跟通商口岸合作时期一样，失去了促使一国银行家对抗另一国投资者的手段。到1911年，中国欠英国c德国c比利时c法国和日本的铁路贷款，已高达四千一百万英镑。 很快，地方士绅和商人们便意识到，这些贷款绝非无私，而是朝廷赋予帝国主义列强的特权。同时，他们也极其爱国地渴望保护自然资源，并从铁路建设中为自己谋得利益。因此，从20世纪初起，士绅和商人们在新商法下合作，共同出资，从外国投资者手中买回铁路权和开矿权。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江苏和浙江士绅，更是从英国控股的香港和上海银行买回了沪宁线。但外国公司常常拒绝放弃特权，反而通过让本国政府从外交上向北京当局施压的方法，来对抗中国的公众舆论。无论如何，朝廷都不愿让铁路修建权落入地方士绅手中。各地的爱国者们通过现代报纸了解到这些行为，愤怒地回应了中央政府甘愿屈服于帝国主义者c签订高昂贷款协议的做法。早在四十年前，满腔热忱的士绅们便谴责过某些地方官“卖国”。如今，朝廷自己也遭到这种指责。于是，公开反满的情绪愈演愈烈。 革命宣传与革命活动 认为满洲人在牺牲中国自救的观点，来自海外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1896年，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九位。十年后，在那儿求学的人数变成了一万五千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前往京东或横滨，用一种对他们来说，比英语c法语或德语更为熟悉的语言，学习西方学科。因为明治天皇的政府被视为开明君主制的典范，所以清政府认为日本是个安全的学习之地。然而，日本也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们提供政治庇护。流亡者中最有名的就是梁启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十一章天命已尽（二） 梁启超广为流传的《新民丛报》给这些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向他们展示了灿烂的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1903至1906年间，《新民丛报》为读者们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c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c柏拉图的哲学c黑格尔的唯心论c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此外，中国留学生也能获得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于是，1903年，一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作有关现代政府的最新专著来研读的年轻知识分子，很可能不久之后，便会开始学习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阅读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专著，追随刊登在同盟会《民报》上的社会主义社论。不过，介绍这些新思想最重要的刊物，依然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有几个主题在梁启超的社论和文章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便是把中国青年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个人意志，以实现强国的目的。梁启超称赞英国自由主义，认为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政治体制给了每个人不受社会束缚发展个性的机会。中国亟须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证明适者生存的观点。1906年前，梁启超也相信有必要立刻发动革命。必须打破文化藩篱无比牢固的旧制度，才能在原有位置上建立起新的制度。随后，因为推翻满洲政权会让中国失去抵御帝国主义的现存防线，所以梁启超逐渐放弃了这一立场。很多起初受其著作影响的学生，却已经坚定了发动反满革命的决心，并转而向其他政治领袖寻求指导与启示。 湖南人尤其活跃。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强烈失望。东京的湖南人对谭嗣同的殉节记忆犹新。他们在黄兴的领导下建立起“华兴会”。1900年，华兴会在华中发起了一场有数个秘密团体参加，却以失败告终的起义。浙江的学生在杰出学者章炳麟的鼓舞下，也参与了革命活动。章炳麟曾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一员，此刻流亡日本，成为梁启超的助理编辑。章炳麟的排满观源自传统经典，尤其是17世纪明末遗民的著作影响，强调华夏与夷狄的文化之分。章炳麟认为满洲人篡夺了汉人皇位，从人民手中窃取中国，将其带入停滞与落后的境地。即便到了现在，满洲人仍继续设法保持汉人的衰弱，并将汉人出卖给外国侵略者，以维持他们偷来的皇位。1902年，章炳麟在东京召开了一场纪念明朝覆亡的学生集会，以宣传自己的理论。日本警察虽然禁止了这场集会，章炳麟却找到其他宣扬自己排满观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友人邹容的帮助。这位年轻的湖南人写了一本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的小册子——《革命军》。《革命军》回顾了明朝遗民遭遇到的屠杀，将满洲人比作禽兽，认为汉人必须清除掉这些野蛮的寄生虫，以恢复力量，驱逐帝国主义者。1903年，章炳麟回到上海，出版了邹容的这本抨击之作。该书风靡一时，广受赞誉。清朝当局逮捕了两人。最后，邹容死于狱中。 不过，《革命军》继续广为传播。1903年，清政府未能使俄国驻军退出满洲时，似乎更证实了书中的某些观点。这场占领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于是，他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军，抗击俄国人。接着，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说服明治政府镇压这支准军事队伍的行为让学生们更加坚信：满洲人已经决定背叛汉族爱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许多浙江留学生返回中国，誓要推翻清王朝。他们加入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学社”，训练自己的军事战术，并努力吸纳长江下游的新军士兵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浙江革命运动虽发起几场起义，却都失败了。210事实上，这些浙江和湖南的奇袭往往带有秘密会社的元素，相比推进革命事业，它们取得的成就，更在于警醒了地方士绅中的潜在盟友。然而，即便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与改革派士绅结成统一战线决定缓和步调，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唤起广大民众起义c推翻满洲人的打算。然而，这却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理想。 流亡东京或潜藏在上海的年轻学生们因为远离中国农民阶级，绝望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与大众靠得更近。成为革命者的过程中，新一代疏离的知识分子们切断了与传统根基的联系。因此，他们心中升起一种回归大众c切实地接触农民阶层的动力。反满主义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也正在于此。不论局限性有多大，它都给了学生一种可以与秘密会社共享并投射到民众中的方案。 反满种族主义思想在革命人士中广泛传播，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例如，相信汉人是因为满洲人的懦弱和蒙昧才被帝国主义者羞辱的想法，显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内。因此，清廷做了国家在军事上失败的替罪羊。反满主义也为众多不同的革命思想流派提供了共同的起源。亨利·乔治种族主义c崇尚英国自由主义者c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都无一例外地仇视满洲人，纷纷剪掉17世纪强加于汉人头上的长辫。斗争中，这个并不复杂的行为还滋生出一种军事参与感。想起过去抵御夷人入侵的伟大英雄们，学生们笃信，汉人只有通过推翻满洲人统治这一神圣却血腥的任务，才能恢复民族自豪感和力量，从而继续投身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 将自身的反满热情转化为对抗大清统治的民众运动，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渴望。这也是他们为何于1905年转向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显然与华南的地下秘密会社和华侨社区联系广泛。因此，这似乎让流亡者们看到了他们苦苦寻觅的救国之法。如今的历史学家们已经知道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极为脆弱，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很容易相信这位经验丰富的反叛者无论是在旧金山的洪门帮会，还是在新加坡的三合会，都能让他们直接联系上众多同盟。事实上，如果孙中山学历再高点，学生们转向他的时间可能还会更早。作为一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他缺乏章炳麟的传统学识，也不具备梁启超的对理论的敏锐感知力。然而，布鲁塞尔的学生告诉孙中山，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实干后，他糅合各种社会理论提出的三民主义。211 然而，归根结底，孙中山之所以能将东京的流亡者们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下，还是因为他强烈的反满主义和会得到秘密会社支持的承诺。在日本同情者的撮合下，1905年夏，孙中山和湖南人领袖黄兴在黑龙会东京总部碰面，共同商议结盟事宜。商谈中，孙中山一再重申，除非把各省运动汇成一股力量，否则革命就无法成功。他坚称：“若有一个数百人的核心团队来领导这些秘密会社，反满起义就一定能成功。”212正是这种自信的保证和他的个人魅力，让学生们振奋了起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终于公开成立了。他们的确暂时真心实意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这股热情之下，各地的社会团体和私人党派都放下分歧，誓要同心协力，推翻清朝统治。 作为一个有效运作各团体的联盟，同盟会存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就是一个应他的要求，在全球各地华人区汇集起来的华人团体c小组和社区，不过是又一个为他提供资金和武器，以招募雇佣兵参与中越边境一系列失败起义的组织。根据孙中山及其盟友——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同盟者的说法，这些叛乱终将导致革命。这场革命会夺下南方的一两个省。于是，他们可以在那里成立共和国，获得外交承认，并建立起北伐的基础。黄兴颇有些轻视这一“南方策略”。在他看来，失去一个偏远的边境省份，几乎不会影响到清廷的统治。因此，他坚持认为同盟会不应该再在孙中山的边境土匪身上浪费资金，而应该全力攻击长江流域的中原腹地。孙中山对这些异议不予理会，从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怨恨情绪。关于孙中山侵吞同盟会资金的流言四起，他和东京总部负责人宋教仁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到1908年，各地组织自行其是，同盟会名存实亡。 秘密会社 尽管众人都批评孙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黄兴和湖南分遣队也发现，要在中部省份取得进展并不容易。重大起义虽都发生在1904年至1906年间，革命者们还是很难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持联盟。事实上，他们与私盐贩子和强盗们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满。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辞之类相对简单的事，也会让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同盟会成员希望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号下战斗，秘密会社的首领们却往往瞧不起这种陌生且西化的概念。他们的追随者们更喜欢“复明”或“将有新皇得天命”的说法。这种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密会社在政治上的无知，但也反映出他们的排外主义。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传教士暴动后，民众的排外情绪继续在华中地区蔓延。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秘密会社在排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关于农民对俄国占领满洲反应的情报，每一条都被通商口岸的领事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国民众，无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对其祖国的威胁。有些民众的恐惧情绪以天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比如：中国北方义和团，就宣扬一些黑暗又荒谬的预言。不过，这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20世纪40年代日本入侵时农民们拥有的那种完全觉醒的民族认同感，但至少也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意识到了个人存亡要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份界限也开始扩大。一个农民不再仅仅是三门村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汉族人民的一员。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知识分子的反帝主义是一致的。然而，排外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会社的领袖们难以接受革命者们的共和主义的原因。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和工人们都是由衷的本土主义者，所以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者，却无法成为革命党人。和周围的民众一样，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绅们创建新学校c修筑铁路等行为也让他们困惑和不安。农民们对这些陌生事业的憎恶心理，是可以找到经济根源的。军事官员和改革派士绅为了资助新军c修建现代学校，会通过征收过境税和商业税来提高额外收入。对在集市销售自家产品的农民们来说，该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广东珠江三角洲之类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农民们很快便意识到地方现代化事业让他们负担更重。下层阶级已经将铁路和轮船公司视为古怪的西方舶来品，因此开始把他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怪到改革派士绅和地方官员头上。与此同时，感觉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绅兴办事业排挤的老派乡村士绅，开始鼓励农民在如新学校c商会和现代公司等西式机构中，通过罢工以示抗议。1909年至1910年间，严重的米荒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为求生而进行的抗争。华中爆发数场大规模叛乱。改革派士绅们认为，这些反动暴乱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前乡村经理人——文化保守的下层士绅之间的联系，也让他们的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改革派士绅们将由此更依赖军阀。 革命者们也被这种普遍的反现代主义困扰。他们发现，因为当局改良后的通信工具和军事力量让秘密会社的领袖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秘密会社开始愿意冒公开反叛的危险。例如，1904年，湖南秘密会社首领马福益加入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省会的铁路线会将新军带入他的管辖范围，摧毁他的王国。当时，华兴会非常欢迎这种民众支持，鼓励秘密会社加入起义。然而，起义很快被当地政府镇压，马福益被杀。但秘密会社取得短暂胜利时，革命者们很快发现，这些强盗最主要的兴趣，是打着明朝遗民的旗号，抢劫城市粮仓和富人。 反对社会变化而非希望其更进一步发展的秘密会社，对知识分子的革命事业缺乏思想上的信仰，因此是个易变的同盟。然而，1911年年底之前，信奉共和的革命者们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三合会和哥老会合作。革命在别处爆发后，同盟会的激进分子发现，他们与旧盟友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起来。例如，华兴会想跟改革派合作，共同对抗新军官员时，焦达峰的秘密会社成员却将富人们逼入了军阀那方。一个由数位知识分子组成的核心团体在很多年后，才学会如何将农民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有意识的社会革命行动。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不仅四分五裂，还出现了战略混乱的情况。此外，一系列失败的起义和并不协调的政变也让它踟蹰不前。事实上，一些更鲁莽的成员开始认为一致行动毫无意义。于是，汪精卫之类的人转向了徒劳的恐怖主义活动。尽管炸弹袭击和暗杀者的子弹动摇了民众对朝廷的信心，但最终挑起革命的活动却来自其他地区，还伴随着立宪派的煽风点火c地方上的保路运动以及与王朝日益分离的军队等，都在1911年秋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立宪运动失败 如前所述，1910年10月齐聚北京筹建国会的资政院议员们发现，帝国政府仅把他们视为顾问。议员代表们相信朝廷没有意识到民众希望立刻筹建国会的愿望，于是纷纷请愿，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此，他们甚至还签署了血书。摄政的醇亲王虽然最终接受了请愿，却只是把立宪时间从1917年提前到了1913年。一些代表消极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但其他更激烈的立宪主义者们却对朝廷的故意拖延大失所望。1911年6月，以孙洪伊为首的宪友会成立，众人合力抗议延期。这些人大多都是久负盛名的士绅领袖。10月武昌起义爆发前不久，他们返回了各自的地方咨议局。 保路运动 与此同时，士绅们的保路运动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三年前，湖南c湖北c四川和广东的商人通过出售铁路债券积累起足够资金，便计划修建两条南方铁路干线，分别连通北京到广州和北京到四川的线路。北京负责中央政府南方铁路局的张之洞让当局相信，该计划会加强地方经济自治，减慢全国铁路网的建设。因为各地的投资者都倾向于先修筑自己的支线。因此，中央政府全权委托张之洞向外国银行家求助。于是，张之洞和随后的盛宣怀通过协商，从德国c法国c英国和美国银行家组成的财团那里获得了大笔贷款。消息传到各省，尤其是湖南省后，铁路股东们从对公众有利的方面煽动舆论。由于民情激愤，政府拒绝批准贷款协议。财团对此却不买账，让其外交代表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了一系列威胁照会。北京很快打了退堂鼓，同意接受外国贷款，交由盛宣怀的铁路局，用来为中央政府修建南方铁路线。因此，1911年5月10日，北京发布了一条政令，解散地方铁路公司，承诺将来偿还股东们的债券。213 地方上的投资者们爆发了愤怒的抗议。这一次，最愤慨的是四川人。当地报纸称清政府已经“把四川卖给外国人”，将盛宣怀贬斥为“中国的叛徒”。杰出议员c商会代表人和爱国学生团结起来，成立保路同志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学生们返回家乡向农民们宣传此事，哥老会则愈加蠢蠢欲动。随着反清情绪日益强烈，总督赵尔丰唯恐各方面都爆发叛乱。1911年9月7日，他决定逮捕保路会和咨议局主要领导人，将这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赵尔丰的行为迫使抗议者们采取了武装行动。不过数日，士绅领导的民兵组织就袭击了成都的总督衙门，把赵尔丰赶出了四川。10月初，满洲人军队虽强制恢复了秩序，大清却再也没能完全控制这个人口稠密的富裕省份。 新军的不满和武昌起义 只要各地的军队依然忠诚，中央政府就可以对抗保路运动。驻扎在华中和华南的新军，却已经出现对政权严重不满的迹象。这些现代军队中无委任令的军官，跟旧绿营军中的各队将领极为不同。从1903年起，受训于军事学校c拥有中等文化的新军军士们就成了革命宣传的目标。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揭露了17世纪满洲人的许多暴行，报纸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也激起军中所有阶层的反满情绪。此外，对羸弱祖国的关注，也促使众多副官和军士组成革命团体，开会学习有关共和的政治理论。武汉地区（包括武昌c汉阳和汉口）的新军士兵尤其热衷建立学习小组。虽然军队指挥官已经解散了许多这样的学习小组，逮捕发起人c禁止宣传共和思想，可它们往往换个新名字，就再次建立起来。武汉地区革命性最强的组织被委婉地称为“文学社”。1911年夏，受周围情势的鼓舞，该组织开始计划于同年秋发动起义。 他们虽然将此次计划告知了同盟会，后者却认为它并不成熟。因此，1911年10月9日，当反叛者们在汉口的秘密总部不慎引爆了一个小炸弹时，并没有同盟会的成员在场。214但当时就在附近的警察却从房屋废墟中找到策划者名单。革命者们立刻意识到组织和自己都岌岌可危，于是决定当天夜里就发动武装起义。可他们没能及时通知士兵。因此，第二天，几名领袖就突然被总督瑞澄的军警逮捕。警卫们大肆搜捕嫌疑人，甚至把一些士兵拖到了练兵场上。随着气氛越来越恐怖，当天夜里，即1911年10月10日，受命保护武汉军火库的正目215熊秉坤与一位可疑的军官在工程兵第八营中发生争执。熊秉坤虽然并非最初密谋起义的人之一，却射杀了那名军官，并煽动自己的士兵起义。随着其他起义队伍的加入，他们很快攻下武汉军械库，并迫使黎元洪领导起义。 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担任湖广总督的满洲人瑞澄仓皇逃走，将此地留给了叛军。第二，反叛者们完全占领了军火库和武汉财政部，因此有足够的资金和武器，坚持到别处的援军到来。第三，事实证明，他们的领袖黎元洪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就能成为一位热情的革命领袖。他通过谨慎地联系诸如谭延闿一样的咨议局领袖，成功争取到立宪派的支持。其他省的士绅和新军领袖确定这并非一场恐怖冒险活动后，也纷纷宣布独立。因此，革命很快被期望得到袁世凯支持的改革派士绅和军阀联盟接管。 此时，待在直隶的袁世凯名义上已经退休，其实却在与摄政王醇亲王争夺北洋军的控制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宣统皇帝年轻的母亲立刻认为，袁世凯是朝廷最后的希望。于是，她请求袁世凯回到朝中，与共和主义者们商定休战协议。另一方面，醇亲王和满洲亲贵却不相信袁世凯，反对妥协，敦促立刻对敌人发动反击。然而，尽管醇亲王早年建起一支完全由满洲人指挥的军队，满洲权贵们还是控制不了它。在朝中众人反对将大权授予袁世凯之际，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将领以兵变为威胁，还是迫使朝廷启用了他。 与此同时，同盟会里的共和主义者们开始就革命由改革派领导的现状展开争论。武汉驻军发动兵变后，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袖立刻返回华中，试图利用反满起义激起的强大公众支持。随着农民满腔热情地剪掉辫子，秘密会社攻击满洲人前哨，同盟会领袖们开始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运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在地方上就被士绅和军方的联盟镇压了。然而，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同盟会被视为先进的革命团体，因此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12月4日在南京举行的临时政府大会。会上，尽管一些温和派希望只要袁世凯公开改变立场，就推选他为新共和国的总统，大多数代表却青睐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士绅和军阀同盟的领袖黎元洪，另一位是激进派领袖黄兴。在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双方最终转向1911年圣诞节结束流亡，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于12月29日推选他为南方临时政府的总统。 和袁世凯相比，孙中山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幻想。他不仅知道很多代表原本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也害怕黄兴代表团和黎元洪代表团之间脆弱的联盟敌不过袁世凯的哄诱。袁世凯也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强力支持。后者认为，相比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袁世凯的政权对他们更有利。因为害怕分裂的中国会加剧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孙中山刚一上任，就明确表态：如果满洲人退位，他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和共和主义者之间的谈判还未结束时，满洲人贵族们也继续反对退位。然而，1月27日，袁世凯北洋军的几位将领宣布支持共和。袁世凯利用皇太后害怕种族报复的心理，劝她让醇亲王同意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宣布退位，结束了这个二百六十八年前让多尔衮无比自豪的政权。第二天，孙中山信守承诺，将总统职位让于袁世凯。革命者们也放下武器，着手准备和平时期的议会政治。 孙中山并没有显示出要在旧的同盟会之外，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反而是前东京总部领袖宋教仁，创建了一个议会政党。该党派由混乱的地方派系和政治团体组成，每一方都声称自己具有革命性。此刻，清朝已经被推翻，许多机会主义者都想攀上胜利者的花车。因此，宋教仁迅速把前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与地方温和派组成的松散联盟改组成国民党216。1913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制宪会议上，国民党大获全胜。虽然党中的联盟很脆弱，但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给了南方的共和主义者们极大的希望，让他们想就此扼制袁世凯在北方日益强大的势力。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随着宋教仁从上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参加国会时在暗杀者的子弹下身受致命伤，上述希望也落空了。严重倚赖宋教仁声望和领导的国民党同盟，由此迅速瓦解。但随着袁世凯威胁某些较胆小的国民党代表弃权，公众们发现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就受雇于总统本人。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北洋军阀担任各省总督，从而激怒了南方军阀。后者表示想恢复与左派人士的旧联盟，共同对抗北方。有了这一策略，1913年夏，前同盟会领导人和国民党激进分子宣布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胜败的关键，取决于改革派士绅的态度。因为他们控制着议会c掌握着任命如湖南c河北和江西等省军事总督的合法权。他们如果团结起来，与激进主义者们联盟，袁世凯就有失败的危险。虽然一些领袖议员和军阀的确同意帮助国民党，但袁世凯稍微占点上风，他们的支持便烟消云散了。到1914年，旧同盟会的革命者们再次流亡，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孙中山的时代将再次来临。不过，要等新的国民党进入北京，那便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并没有让改革派士绅们哀悼多久。一些人甚至欢迎袁世凯攻击信奉共和主义的左派人士，因为这替他们除去了地方上的政治对手。早已严重依赖新军事总督的改革派士绅们相信，无论如何，控制着地方议会c教育协会和商会的他们，已经取得大多数胜利。清朝已经覆灭，此刻，他们似乎完全掌握了民政事务。袁世凯虽然并非孙中山期望的那种总统，却可能有利于改革派士绅。如果袁世凯缺乏普遍支持，他就不太可能建起一个强大的c有足够能力干涉各省自治事务的中央政府。 寻找新的天命者 当然，袁世凯自己也意识到，背叛选民的总统不可能统一国家。他还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对北洋将领的控制。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是短暂的。为了找到一个能永远保证国家统一及维持其统治的源泉，他选择了依赖旧的帝国模式。一位虽无疑是出于善意，却在政治上颇为轻率的美国教授向他提出建议，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接受民主的准备。因此，袁世凯决定披上他觊觎已久的尊贵外衣，于1915年秘密安排了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宣告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 这一次，地方士绅们再也没有半点犹豫。袁世凯的复辟显得既滑稽又危险。滑稽是因为在精英们眼中，君主政体已经失去儒家意义；危险是因为对袁世凯来说，皇位依然有足够的号召力，帮助他统一全国。在这样的专政之下，各省会失去自治，军阀们也会失去独立性。因此，1915年至1916年冬，议会领袖和各省总督联合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计划。由都督蔡锷领导c立宪主义者梁启超宣传的起义在西南爆发。随着各省陆续宣布反对君主制，袁世凯被迫放弃称帝计划，收起了为加冕准备的全套盛装。这次惨败让本就患上尿毒症的他一蹶不振，终于在1916年春抑郁而终。 袁世凯的失败并没有把士绅所领导的民主政治带到首都。梁启超之类的思想家既缺乏一个大众政党，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只能成为北洋军阀们的顾问和幕后之人，助其不断争夺总统之位。有时，尤其是被不得人心的军阀拒绝时，他们的惊世才华的确能成为政治武器。但在军阀政治强有力的斗争中，这种武器实在太过无力。作为权力掮客的知识分子已经像明清时期的文人那样，拥有决定一位将领是否能成为皇帝的权力。如今是“武”统治“文”的时代，士绅对皇权的传统控制，已经随着失落的皇权一去不返了。 地方士绅也受地方军阀的压制。改革者们在过去十年里采取的策略虽然已经让他们投入将领麾下，但地方名流依然认为自己是军阀们不可或缺的社会中介。革命前的士绅通过连接政府和乡村社会，来确保自己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家族不仅稳定了乡村，还赋予了他们一种非正式的父权制，以统治农民阶层。在明朝和清初的财政体制下，他们甚至减少了政府的农村收入。217然而，19世纪晚期，后来成为议会领袖的上层士绅们抛弃了乡村中国。他们通过打破禁忌，与下层士绅结盟，设立了一批新的农村税收，并创造出一批乡村税租经理人。后者的努力让上层士绅得以参与地方省会的政治。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角色，成为立宪主义者c铁路投资人和现代学校资助人。很快，这些学校便教育中国的年轻人远离其祖先的世界。因此，新的城市精英失去了传统士绅严格的身份认证，开始看向外面的世界——上海c日本甚至更远的美国。此外，大学也开始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和律师。这种文化上的再定位让他们远离了曾经为其服务的乡村士绅和平民。后者发展成地主和高利贷者，并结成了联盟。五十年的收租和包租生活，让这个阶层完全不受之前的赞助人和保护者的伤害。如今，控制土地登记c保存税簿c管理地方自治局c将乡村民团变为私人武装欺压佃农c惩罚债务人的，正是这些经理人。这个心胸狭窄的阶层并没有乡绅的骄傲，个中成员不过是一群凌驾于农民之上c充满阶级仇恨的寄生虫。这些下层地主有朝一日需要共产主义者的庇护时，就会无须任何中介机构，直接求助于军阀。于是，被视为一个高潮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士绅最后的演变和消亡。然而，作为一个开始，它到底预示了什么呢？一个共同的政治中心已经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中华帝国晚期有限的那段稳定时期，也被现代形式的斗争和阶级冲突取代。然而，1911年的革命者们认为，统一的局面很快会恢复，破旧之后便是树新。有了这一终极信仰，他们在传统意义上使用了“革命”一词，以示汉人得到回归的天命，即将再次成为自己的主人。 然而，如果真的有天命，那它到底应该属于哪个汉人呢？是主张被继承者蒋介石以颇为唯我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国父”孙中山，还是破坏共和的袁世凯和他的军阀们？是从长远来看，为了眼前利益违背了初衷的地方士绅，还是为了熟悉的勒税强租，放弃陌生政治世界的贪婪地主？ 其实，旧秩序只留下一项完整的遗产，即对新秩序的承诺。帝国的天命曾是上天的恩赐，但用《尚书》中的话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混乱之中，一股新的潮流涌向北京。然而，还无人能为其命名。涌来的或许是无产阶级，或许是武装农民。要定义人民，并决定如何调动其力量，是未来革命的任务。直到迎来他们的时代，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革命也才能延续永恒的天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参考书目（一） 以下按章节列出的书籍，与其说是本书的参考书目，不如说是一份简要的读书指南。这份极具特色的指南包括书籍和少许论文，均为与中国晚清历史有关的英文资料。 序言 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的优秀论文集。 jas_p_harrin,_the_unists_and_chese_peasant_rebelli一ns（ne_y一rk：atheneu，1969） 现代中国对民众运动所持的历史态度一直都在改变。哈里森教授不仅在本书中追溯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还提供了大量与类似起义有关的信息。 第一章_农民 ark_elv,_the_patte_一f_the_chese_past（l一nd一n：thuen，1973） 一份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调查。力荐。 fei_hsia一一t‘ung,_peasant_life__cha：a_field_study_一f_untry_life__the_yangtze_valley（l一nd一n：kegan_paul，1943） 中国当代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aurice_freedan,_lea_anizati一n__utheaste_cha（l一nd一n：athl一ne，1958） 尽管弗里德曼的某些结论如今颇有争议，他关于华南地区宗族组织的著作，依然是同类著作中最优秀的。 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必备书，值得精读。 这篇研究华北地区农民经济的论文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尤其推荐序言中关于史料编纂学的调查报告。 作者促使其他学者重新评估他们关于明清时期农民历史的假设。 jean_chesneaux,_ed，p一pur_一vents_and_secret_cieties__cha，1840—1950（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72） 一本参考书目非常棒的论文集。 ir_scheer，"the_dful_peasant：sketches_f一r_a_study_一f_rebelli一n，"j一ual_一f_asian_studies（augt，1973） 本文尽管着眼于日本农民，但对关注中国农民运动的人来说，仍不失为一篇极具启发性的重要文章。 第二章_士绅 chang_chung一li,_the_chese_ntry：studies_一n_their_r一le__neteenth_century_chese_ciety（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55）；and_the_e_一f_the_chese_ntry（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2） 这两本书都是理解士绅群体，以及该群体职能的必读书。张仲礼对“士绅”的定义完全是以应试为中心的，因此，阅读时应辅以下面两本著作。 一本从氏族传承角度入手，从内而外呈现士绅世家的研究著作。 h一_pg一ti,_the_dder_一f_suess__iperial_cha：aspects_一f_cial_一bility，1368—1911（ne_y一rk：j一hn_iley_and_ns，1962） 何炳棣的这本著作不仅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士绅传记，还讨论了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阶层之间极高的流动率。 一本虽有些枯燥，却不乏权威性的地方政府研究著作。接下来的那本书可以作为该书的补充阅读材料。 hsia一_kung一chuan,_rural_cha：iperial_ntr一l__the_neteenth_century（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0） 要想一口气读完此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该书对士绅在正式县衙与非正式地方自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十分详尽而迷人的阐述。 j一hn_att,_the_district_agistrate__te_iperial_cha（ne_y一rk：bia_university_press，1972） 瓦特在这本深思熟虑的著作中，对比了儒家与法家对县级官吏的不同期望。 frederic_akean_and_car一lyn_grant,_eds，nflict_and_ntr一l__te_iperial_cha（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75） 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所收录的文章，追溯了从晚明至20世纪间，士绅的演变及民众运动的发展。 第三章_商人 _eill一tt,_en一ic_anizati一n__chese_ciety（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72） 一部关于钱庄c制盐c丝绸和棉花等产业的不可或缺的权威论文集。尤其推荐伊懋可与墨子刻的两篇论文。 h一_pg一ti，"the_salt_rchants_一f_yang一ch一u：a_study_一f_rcial_capitalis__eighteenth_century_cha，"harvard_j一ual_一f_asiatic_studies（1954） artiiur_aley,_yuan_i,_eighteenth_century_chese_p一et（ne_y一rk：gr一ve_press，1956） 一本令人愉快的书。 第四章_朝代循环 arthur_right,_ed，studies__chese_th一ught（chicag一：chicag一_university_press）；ith_david_nivin,_nfucianis__acti一n（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59），and_the_nfucian_persuasi一n（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60）；and_ith_denis_itchett,_nfucian_pernalities（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62） 这些著名的论文集里包含的几篇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和官僚行为的文章，是有史以来这方面最优秀的英文论文。 c_kyang,_religi一n_and_chese_ciety：a_study_一f_ntep一rary_cial_functi一ns_一f_religi一n_and__一f_their_hist一rical_fact一rs（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61） 这是一本关于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研究的著作。书中展现了上层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交织的过程。 frederick__一te,_the_p一et_ka一_ch‘i，1336—1374（prcet一n：prcet一n_university_press，1962） 本书讲述了在朱元璋创立明朝的动乱年代里，诗人高启和他周围朋友的经历。 charles_一_hucker,_the_cenrial_syste_一f_g_cha（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66） 本书详细分析了明代官僚体系，尤其强调了监察系统与帝国专制政治的对比情况。 jas_b_parns,_the_peasant_rebelli一ns_一f_the_te_g_dynasty（tucn：university_一f_ariz一na_press，1970） 一本基于中国文献资料所做的晚明民变研究。 第五章_满族的兴起 franz_ichael,_the_一rig_一f_anchu_rule__cha：fr一ntier_and_bureaucracy_as_teractg_f一rces__the_chese_epire（balti一re：j一hn_h一pks_university_press，1942） 这是一本研究17世纪边境地带私人武装的入门书。本书的结论必须要按照法夸尔的研究仔细修订。（参见下一条书目） david__farhar，“一ng一lian_vers_chese_elents__the_early_anchu_state，”ch‘g一shih_en一t‘i[bullet_一f_the_ciety_f一r_ch‘g_studies]（june，1971） 第六章_清初与盛世 r一bert_一xna，"the_p一litics_一f_the_一b一i_rency，"j一ual_一f_asian_studies（1973） 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该论文讲述了顺治驾崩后，满洲亲贵贝勒们采取的严厉政策。 j一nathan_spence,_tsa一_y_and_the_k‘ang一hsi_eper一r,_b一ndservant_and_aster（ne_haven：yale_university_press，1966） 一部文笔优美c趣味横生的重要学术著作。 本书基于新发现的中文史料，确切地说明了康熙和雍正皇帝通过创设私人耳目系统，进一步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 张教授发表这篇论文前，除吴秀良外，几乎没有其他了解内务府的学者。本论文为清史学界开辟了新的视野。 作者用诙谐睿智的文笔，旁征博引地分析了乾隆皇帝的自我形象。 第七章_西方的入侵 这是一部研讨会的论文集。绪论是一篇介绍传统中国藩属外交体系的优秀文章。 teng_ssu一yu_and_j一hn_k_fairbank,_eds，cha‘s_resp一nse_t一_the_est：a_d一cuntary_survey，1839—1923（ne_y一rk：atheneu，1965） 这部加以细致注解和考释的著作涵盖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所有史料。本书的导论部分描述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 illia_c_hunter,_the‘fan_kae‘at_cant一n_bef一re_treaty_days，1825—1844（shanghai：kelly_and_alsh，1911） 充满地方色彩的第一手观察资料。近期刚刚再版。 l一uis_derigny,__che_et_l‘一ident__rce_a_cant一n_au_xviiie_siecle，1719—1833（paris：sevpen，1964），3_v一ls 这是推荐书目中唯一一本非英文著作。将其列入书单的原因很简单：对任何想了解广州贸易体系运作方式的人来说，德米尼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格林伯格利用港脚贸易事务所的档案，追溯了自由商人涉入鸦片战争的情况。 第八章_入侵与反抗 张馨保客观地描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所有活动。 frederic_akean,_jr，stranrs_at_the_gate：cial_dirder__uth_ch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66） 本书试图评估鸦片战争给广东带来的社会效应。 一本经典之作。 arhur_aley,_the_一piu_ar_thr一ugh_chese_eyes（l一nd一n：e_allen_and_un，1958） 本书是韦利的一本著名译作。书中收集了数名中国人（包括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所写的日记。 该时期最优秀的一部外交史。应该与以下书目一并参看。 本书尤其适合用来了解当时北京政坛各派系的情况。 franz_ichael,_the_taipg_rebelli一n：hist一ry_and_d一cunts,_v一l_1（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5） 一本记录了太平天国各阶段发展情况的佳作。 jen_yu一en,_the_taipg_rebelli一n（ne_haven：yale_university_press，1973） 作者为当世最杰出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之一。本书是他对这一时期历史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所得。 vcent_c_yshih,_the_taipg_ide一l一gy：its_urces,_terpretati一ns_and_fences（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7） 一部十分详尽的著作。 第九章_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 ary_c_right,_the_st_stand_一f_chese_nservatis：the_t‘ung一chih_rest一rati一n，1862—1874（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57） 关于19世纪中国历史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尽管已故芮玛丽教授的部分观点现在颇有争议，但毫无疑问，这部专著还是非常详尽用心的。 stanley_spect一r,_li_hung一chang_and_the_huai_ary：a_study__neteenth_century_chese_regi一nalis（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4） 芮玛丽还在关注太平天国动乱之后朝廷的中兴时，史贝克特已开始关注区域政治权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孔复礼把地方割据和军事化区分开来。本书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者们对晚清的理解。 k_cliu，"li_hung一chang__chihli，"_albert_feuererker,_ed，appr一aches_t一_一de_chese_hist一ry（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68） 刘驳斥了史贝克特认为李鸿章是地方实力派的观点。 j一seph_r_levenn,_nfucian_cha_and_its_一de_fate（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58—1965），3_v一ls 有史以来所有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著作中，这一部或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一本关于“自强运动”失败原因的优秀论著。 本书解答了“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 这是一本极具思想性的著作。其中最有趣的章节，为讲述“清议派”的部分。 第十章_王朝改革与反响 illia_l_nr,_the_dipl一acy_一f_iperialis，1890—1902（ne_y一rk：kn一pf，1951），2_v一ls 将列强瓜分中国的史实，放在世界格局里讨论。 除了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以外，作者还讲述了清朝官员在维护中国主权方面做出的努力。 ll一yd_eastan，"p一litical_ref一ris__cha_bef一re_the_s一一japanese_ar，"j一ual_一f_asian_studies（augt，1968） 一篇关于何启c郑观应和其他早期政治思想家著作的研究论文。 hsia一_kung一gh‘uan，"k‘ang_yu一ei‘s_th一ught，"chung_chi_j一ual（1968） 该论文作者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权威，对康有为思想进行了详尽c细致地分析。 本书中，梁启超成了中国现代认同危机的试金石。不过，可以参考下列著作的观点，重新评估列文森的这本著作。 列文森笔下的梁启超在文化认同上饱受折磨，张灏笔下的梁启超则要平静得多。在理解梁启超关于主权和社会组织理论的根源分析方面，本书中的观点颇有助益。 19世纪末，严复将赫胥黎c斯宾塞c弥尔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译为中文。他本人的思想若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评估，也是极具影响力的。 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场自发性的社会动乱，还是官方蓄意组织的运动？普西尓为了回答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民众运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第十一章_天命已尽 ribeth_car一n,_the_ref一r_一vent__cha，1898—1912（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31） 一本关于清末各项改革运动的基础读物。 jer一_ch‘en,_yuan_shih一k‘ai（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72） 一部优秀的政治人物传记。本书为第二版。 ralph_p一ell,_the_rise_一f_chese_ilitary_p一er，1895—1912（prcet一n：prcet一n_university_press，1955） 本书强调了袁世凯和朝廷为争夺兵权展开的争斗。阅读本书的同时，也应该参考下面那篇文章。 stephen_r_ackn一n，"the_peiyang_ary,_yuan_shih一k‘ai,_and_the_一rigs_一f_一de_chese_arl一rdis，"j一ual_一f_asian_studies（ay，1973） 鲍威尔认为军阀割据是由军事改革引起的。麦金农驳斥了这种观点。他的研究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并未完全解决这一论题。 ichael_gasster,_chese_tellectuals_and_the_rev一ti一n_一f_1911（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9） 本书详细分析了章炳麟及其他激进分子的思想。 har一ld_schiffr,_sun_yat一sen_and_the_一rigs_一f_the_chese_rev一ti一n（berkeley：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70） 第一部关于孙中山在革命中所扮角色的可靠之作。 ary_c_right,_ed，cha__rev一ti一n：the_first_phase，1900—1913（ne_haven：yale_university_press，1971） 这是一部出色的论文集：不仅收录了关于辛亥革命各方面分析的最新学术成果，还提供了足够资料，供读者反复思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参考书目（二） 毛泽东，《红旗》，引自1971年11月6日《纽约时报》。 本书中，“儒家”指盛行于唐朝（618年—906年）之后的正统政治道德观。 或许，也可以将之放入“天命”理论的历史背景中。（见第四章） 指永嘉之乱。——译者注 拥有土地并不能带来高利润。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农田的资本收益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而城市房地产或当铺的年投资回报率却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 佃农和自耕农之间的区别向来不太明显。一户农家可能在租用地主田地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田地，并雇有佃农。 1938年，中国国民党故意破坏黄河堤坝，以阻挡向南推进的日军。黄河从山东改道淮河，直到1947年才再次改道。保守估计，那次洪水淹没了四十四个县，导致九十万人丧生，三百九十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说为八十九万人丧生，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编者注） “汉”是一种自我称谓，以和帝制晚期居住在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苗族c瑶族c儸族c满族c蒙古族和穆斯林等）进行区分。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把佃农和土地绑在一起c令地主能像出售农奴一样买卖农民的租赁契约，也可保护佃农免受任意驱逐。“随田佃户”（佃农与土体是一体的）的惯例意味着新地主无权抛弃随新购土地而来的佃农。只要佃农继续交租，地主就要保证他们的租用权。“一田两主”的惯例，也起到了相似的保护作用。 19世纪晚期，即便城市食利阶层增长趋势明显，仍有百分之四十的士绅住在乡下。参见ycang,_chese_tellectuals_and_the_est，1872—1949（chapel_hill：university_一f_n一rth_car一la_press，1966），p13 有时，也可向朝廷购买低等功名或较低的官位。 这也是15世纪朝廷希望提高军费以抵御蒙古人的结果。急需银两的君主采纳了每个国子监门生名额售价一千两的建议。获得监生的学衔，便可成为下层士绅。随着这般买卖的日益增多，监生的名望越来越低。尽管1450年至1850年间通货膨胀严重，但在19世纪中期，仅需一百零八两银子，便可捐得监生。 后文为方便起见，将用“生员”指代所有获得低等功名的人，包括正式的廪生c增生c附生c武生c贡生和非正式的监生。 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 即便太平天国起义后官职被进一步瓜分，也只有百分之三的生员，百分之四十的举人和百分之七十五的进士获得任命。而只有进士前三名，才能进入金字塔顶端——翰林院。 19世纪晚期，中国正式和非正式的士绅共计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九百名。以平均一家五口人计算，这便意味着享受士绅地位的人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五百名。按保守估计的总人口数——三亿七千七百五十万来看，仅百分之一点九的人口为士绅。若按宽松估计的总人口数——四亿五千万来看，士绅所占比例则为百分之一点六。 将士绅狭义地定义为“有功名者”，十分符合东方专制主义的做法。如果脱离政府的精英无法独立存在，那将中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关于“国家控制”的说法，便能得到证实。在他们看来，即便权倾一方的地方精英，也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 引自chang_chung一li,_the_chese_ntry（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55），p32 因此，一个人出生的时辰c八字c骨相和面相，便极为重要。 任何一处的知县，任期都约为两年零三个月。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4～96页。 处理文书的人。——译者注 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的确为减轻知县的负担，划分了更多区县。然而，这种做法依然不足以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法家主张以严刑峻法来规范社会。这种治国方略兴盛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衙门是地方文官办公官署。 指主持书院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人。——编者注 尽管国家培养的是古典学者，而非法律或财政专家，但毫无疑问，这两个阶层依然都是为政府服务的。讽刺的是，进入行政部门的是传统的通才，但真正学习管理方法c作为胥吏或知县幕僚为上级服务的，却是没有通过会试的人。 事实上，许多商人都会捐纳功名。此外，甚至上层士绅，也经常参与商业活动。参见aurice_freedan,_chese_lea_and_ciety：fukien_and_kangtung（ne_y一rk：huanities_press，1971），p70 下层士绅经常和非士绅阶层的地主密谋贿赂衙门胥吏，谎报生员名下财产，从而逃避徭役税。 然而，在各省之间的猜忌和交流障碍的束缚下，中国未能发展出一个完全理性的交换系统。以梅岭一线为例，不同的运输费率（只需数百头驴便可运送的金银和布匹，换成铁和盐就需要成千上万头驮畜）就不受市场规范。因此，可以说它们把福建人和广东人之前的敌对，激化成了足以破坏双方交易的宿怨。 这一时期，上层士绅尽管居住在城市，但仍自觉主张乡村价值观。文人们在乡村寺庙的庭院里写诗，在山中茅庐中作画，在乡下大宅里与友人们弹琴鼓瑟。 马尼拉的大帆船从墨西哥带来白银，换得中国的丝绸锦缎，运回新西班牙装饰祭坛。18世纪，这类以西班牙银币为交换货币的贸易风靡整个中国。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ark_elv,_the_patte_一f_the_chese_past（l一nd一n：thuen，1973），p276～277 说得更准确些，即是“一条由经营同种贸易的不同店铺组成的街”。参见日籍学者kat一_shishi，“一n_the_hang_一f_rchants__cha，”一irs_一f_the_research_departnt_一f_the_t一y一_bunk一,_n一8（1936），p49 根窝是清代盐商专卖凭证。起源于明万历时纲法的窝本。清沿明制，两淮课盐，招商人认窝缴纳银两，发给专卖凭证，谓之根窝。——译者注 这显然类似于现代企业巨头。尤其与国有企业c跨国公司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相似性。把扬州盐商精英们的政治关系，与美国c日本或西欧大型企业存在的类似关系做比较，或许并不会太过牵强。然而，盐商们试图垄断的，仅仅是无法轻易扩张的现存市场。而大多数现代企业，却在努力开发新资源和拓展市场的同时，还不忘垄断现有市场。 19世纪30年代，经世学家魏源和他的朋友——盐运使陶澍十分鄙视政府和少数大商人之间的这种勾结行为。然而，他们发现，要改变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的。 恩科的名额是商人对朝廷财政做出贡献后，朝廷给予的一种奖励。无论这一特殊的功名配额制是否旨在把商人禁锢在现行制度中，它的确让一个潜在的强大资产阶级，不再反抗儒家士绅。 盐呆子是对盐商的蔑称。——译者注 一种玲珑剔透的观赏石。——译者注 jas_cahill,_chese_patg（anne：skira，1960），p192 此时，中国的正式出版物，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arthur_aley,_yuan_i,_eighteenth_century_chese_p一et（ne_y一rk：gr一ve_press，1956），p108 此处的“天命”也指每个人都拥有的天资禀赋。 第三时期是大地开始诞生以至形成世界的时期，佛教称其为成劫时期。意指世界正在发展并慢慢进入正常状态。——译者注 许多历史学家相信白莲教（与白莲僧侣教不同）受摩尼教影响，认为宇宙一直都处于黑暗与光明的争斗中。摩尼教由波斯先知摩尼（卒于公元276年）广为传道，吸收了基督教和祆教的某些元素，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把摩尼教带入中国的，很可能就是在唐朝当雇佣兵的回鹘人。白莲教宣扬的教义融合了素食主义些伊斯兰教的习俗以及道教神祇和佛教弥勒佛降世的观念。摩尼教的教义应该只是其中之一。 r一yn_tayl一r,_cial_一rigs_一f_the_g_dynasty，1351—1360，一nunta_serica，221：13 该声明被刻在一块16世纪的明石碑上。ckyang,_religi一n__chese_ciety：a_study_一f_ntep一rary_cial_functi一ns_一f_religi一n_and__一f_their_hist一rical_fact一rs（berkeley_and_l一s_anles：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67），p157 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只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因此，官府在形式上并没有履约的义务。相比之下，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0年—1868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原因常常是农民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些农民跟地方大名（即“地主”）签订的契约要明确得多，所以他们觉得当局破坏了这些契约。因此，日本的起义更有可能出现请愿c引用惯例和提出明确政治要求的情况。我对德川幕府时期起义的了解，都来自欧文·谢默的相关著作。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5页。 关于这一著名事件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比如，有人说他射的是“天”字，并正中目标。该说法可参见已收入《丁丑丛编》（第二册）（赵诒琛c王大隆编，无锡：未注明出版社，1937年版）第4b页的《定思小记》（刘尚友著）。 陈济生，《再生纪略》。该书收入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一章），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1947年版，第11b～12b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起义军入京几周后，才开始大规模的烧杀掳掠。 这些地区就是需要盐商送粮食来的驻地。（参见第三章） 1635年，建州女真首领皇太极（见下文）正式采用“满洲人”一词，作为其族人的称谓。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该词与皇太极的祖先之一——文殊联系在一起，但它的起源依然不详。正如我们所见，满洲人是一个从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领导的征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清王朝在北京问鼎皇座时，该词指不同部落形成的一个联盟，其中包括：最初的建州女真c呼伦部落c某些满蒙部落和诸如索伦c达斡尔和呼伦贝尔等边缘族群。此处以及女真部落还未用“满洲人”一词自称前，笔者都将统一用该词称呼他们。 伊尔根，满语音译，意为“平民”“百姓”。清代满族内部自由民的称谓。一般指闲散余丁，即不披甲为兵者。——译者注 尼堪外兰可能是个游牧的汉人。他的名字在满语中意为“汉人官员”。 爱新（意为“金”）觉罗一支来自瑚尔哈（松花江河谷）。其先祖从那里辗转迁徙到了长白山地区。 1631年前，许多被抓的汉人俘虏都成了满洲人的包衣，附属于满洲八旗建制之下。那些被分派到上三旗的包衣，后来成了皇帝本人的家奴。他们的后代子孙在内务府供职，18世纪时出任盐运使。 每个固山（旗）都会先被分为两部分，然后再细分为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塔坦（营）。这些士兵都全副武装，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比例为1:2。戴维·法夸尔已经详细地指出了蒙古人对满族军事组织的影响。见david_farhar,_一ng一lian_vers_chese_elents__the_early_anchu_state,_ch‘g一shih_en一t‘i，26:11～23（june，1971） 比如，明朝的卫所制度就源于蒙古的军事组织。 满洲人的第一个首都坐落于呼兰哈达。1621年，辽阳成为他们的第三个首都。四年后，满洲人迁都到沈阳（后来，皇太极将此地更名为盛京，也称“奉天”）。 根据满洲人的传说，金台吉对这位新可汗留下的诅咒是：爱新觉罗氏终有一天会毁在叶赫部的女人手里。人们认为，该诅咒在三个世纪后应验了。慈禧太后治国无方，加速了清廷的覆灭。这位慈禧皇太后的娘家姓为叶赫那拉，正属于叶赫部的后裔。 原始满文档案《旧满洲档》中从未提过“阿巴汗”这个名字，他被称为“皇太极”，意思就是“帝国皇太子”。但“阿巴汗”这一名号在西方较为常见。 1629年，汉人官员被编入文馆。之后，文馆又被改为内三院。 满洲人向草原蒙古人学习骑马，但战斗时，他们却不是一支以骑兵为前锋的军队。他们把骑兵作为特色兵种，放在披甲的长矛兵c长剑兵和弓箭手之后充当后备兵。 赵绮娜近期的一篇文章《清初八旗汉军研究》（刊于《故宫文献》，42：第55～56页）特别强调了这点。 到1642年，组建汉军八旗的人数便已足够。而满洲人的蒙古盟友于几年前，就组建了属于他们的八旗军。 吴三桂被囚禁在北京的父亲也写信劝他归降。此外，李自成捉住了吴三桂的宠妾。后世诗词戏曲对这一著名事件的描述，均强调“冲冠一怒为红颜”才是吴将军放弃李自成，选择大清的决定性因素。 李自成先是向西潜逃，随后转向南方。后来，他在江西边界被农民所杀。（一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被杀。——译者注）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9页。 尚之信是尚可喜之子。他囚禁了仍效忠清朝的父亲，于1676年正式加入吴三桂阵营。 j一nathan_dspence,_eper一r_一f_cha：self一p一rtrait_一f_kang一hsi（ne_y一rk：alfred_akn一pf，1974），p38～39 精致艺术也蓬勃发展。1705至1712年出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极重开景德镇窑，在康熙年间，出产了精美的“郎窑红”瓷和青瓷。 当时，汉人的田赋主要按土地面积而非产量计算。康熙1712年“永不加赋”的法令禁止未来在每亩田地上增税的做法。于是，中央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到19世纪末，情况更是进一步恶化。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然而，并没有持续进行的地籍测量并记录这种增长，地方官往往也会因为长期存在的税额压力，不愿上报当地新开发的耕地。事实上，从康熙颁布诏令到清朝覆灭的这段时间，田赋翻了一番。不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在通行税率上额外征收的附加税。不过，到20世纪初年，即便那些附加税，也无法再满足王朝的财政需求。 清朝统治者尤其关注晚明的皇位继承之争。万历（1573年—1620年在位）末年的“三大案”（梃击案c红丸案c移宫案）在宫廷上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康熙一共有五十六个孩子，其中有三十六个是男孩。这些男孩中，活到成年的有二十个。 j一nathan_dspence,_eper一r_一f_cha,_p136 1717年，有个鲁莽的年轻御史上疏请求复立太子，结果被斩首示众。相对来说，这还是从宽处理的结果，因为康熙的初衷是要判其凌迟处死。美国学人委员会1974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市召开了一场关于明清转变的学术研讨会。司徒琳和史景迁在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指出：这次皇位继承危机标志着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也施行了类似的严厉措施。 1717年，三十岁的李卫捐得自己的第一个官位，出任兵部员外郎。在兵部，这是个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的职位。1723年，他受皇帝密令，前往云南监视那里的官员。因为表现优异，两年后，皇帝擢升他为浙江巡抚。用“偏执”二字来形容李卫的执政方式，再恰当不过了。 田文镜，属汉军旗，拥有一个低等功名，对举人和进士抱有明显的偏见。经常有人指控他滥用职权，虐待手下官员。从刑部卸任后，他于1723年出任山西布政使，证明自己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维护皇帝的利益。第二年，他出任河南藩司，没过几月便被擢升为河南巡抚，赶走了前任。根据曾小萍的话，田文镜很可能曾是雍正贝勒府的一员。 鄂尔泰，属满军旗，曾兼任低阶侍卫和内务府员外郎。1726年，他出任云贵总督，成功镇压了几起苗人起事，并废除了世袭土司制，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他集结私党，矛头直指张廷玉。 这场改革后，一名知县和江苏巡抚每年的俸禄分别为四十两和一百五十两。他们的养廉补贴分别为一千八百两和一万两千两。 有证据表明，雍正是被一个明朝遗老的女儿所杀。 一种机械种，每逢整点会有机械小鸟跳出来报时。参见j一seph_needha,_lg_ang,_derek_j一hn_de_l_price,_heavenly_cl一ck一rk：the_great_astr一n一ical_cl一cks_一f_dieval_cha_2008，p151——译者注 e_acartney,_an_ebassy_t一_cha,_beg_the_j一ual_kept_by_l一rd_acartney_durg_his_ebassy_t一_the_eper一r_ch‘ien一ng，1793—1794，edby_jlcranr一bvng（l一nd一n：l一ngan‘s，1962），p125the_les_acartney_一ted_are_fr一_ilt一n‘s_paradise_l一st,_bkiv，35麦卡特尼引用的诗句出自ilt一n‘s_paradise_l一st,_bkiv，35 直到1328年，元朝统治者——可汗也仅在名义上控制着辽阔的欧亚蒙古帝国，跟中华帝国完全不同，参见j一hn_dardess,_ner一rs_and_nfucians：aspects_一f_p一litical_chan__te_yuan_cha（ne_y一rk：bia_university_press，1973），p157～158 嘉庆（名颙琰）是乾隆宠妃之子。其生母虽自称旗人，但很可能只是升平署中的一个苏州艺人。1773年，嘉庆被秘密立为储君。 对整场事件的精确描述，参见david_snivin，“h一一shen_and_his_aers：ide一l一gy_and_p一litical_behavi一r__the_eighteenth_century，”_david_snivin_and_arthur_fright,_eds，nfucianis__acti一n（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59），p209～243 朝廷在镇压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叛乱时，的确表现出了持久的军事魄力。参见san_na，“illenarian_rebelli一n__cha：the_eight_trigras_up一risg_一f_1813，”phdthesis,_yale_university，1974，p354 中国对泰国的旧称。——编者注 旧对越南的别称。——编者注 伊朗中南部古城。——编者注 土耳其港市伊兹密尔的旧称。——编者注 16世纪里，海盗周期性地袭击北京政府，让后者认为只有禁止一切海外贸易，才能彻底肃清沿海。鉴于浙江c福建和广东的居民大多都靠捕鱼和贸易为生，所以这些省份的官员常常抗议这项海禁政策。因此，1567年，贸易和航海禁令暂时得以解除。但16世纪末，因为日本入侵朝鲜，该禁令再次生效。 三个多世纪后，中国备受欧洲列强欺凌时，清廷被迫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1887年，海关总税务司的金登干负责协商并签订了割让条约。 这里也是宗教和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澳门不受天主教审判所的管辖，因此，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发现，这里真是处适宜居住的西班牙世界。此外，也有一些其他人流亡到此，比如伟大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 雅加达的旧称。——编者注 比利时著名港口。——编者注 约翰·韦德尔船长率领第一支前往中国的英国探险队，沿珠江一路往上，于1637年抵达广州。 一年前，康熙皇帝决定将贸易合法化。因为他相信禁令只会让以权谋私c纵容走私的地方官员获益。此外，康熙也把这种贸易视作帝国的一大收入来源，因此一直确保海关职位都由内务府官员出任。 1736年12月4日，东印度公司的年鉴中首次提到保商。不过，直到1754年，海关才正式宣布保商制度。 每位海关监督的任期为三年。每个想获得该职位的人，都会在北京花掉一大笔钱。广州有传闻称，海关监督第一年压榨来的钱财，能收回他之前的投资；第二年压榨来的钱财，能完成皇帝的配额；最后一年压榨来的钱财，才会归他自己所有。 每箱约含一百四十五磅鸦片。 波士顿和塞勒姆的商人在士麦那和安纳托利亚开发自己的货源。土耳其的鸦片虽然品质不如巴特那的鸦片，却比中国鸦片质量好，因此销量也不错。 在随后的19世纪，中国烟民的数量，或许到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参见j一nathan_dspence，“一piu_s一kg__ch‘g_cha，”_frederic_akean,_jr，and_car一lyn_grant,_eds，nflict_and_ntr一l__te_iperial_cha（berkeley_and_l一s_anles：university_一f_calif一ia_press，1975） 这并非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当时，政府开始铸造更便宜的铜钱。格雷欣法则盛行，劣币驱逐良币。良币被秘密熔炼，并以其实际价值出售。 例如魏源c贺长龄和梁廷楠。 译文见transted__teng_ssu一yii_and_j一hn_kfairbank,_eds，cha‘s_resp一nse_t一_the_est：a_d一cuntary_survey，1839—1923（ne_y一rk：atheneu，1965），p24～28 林则徐及其同代人都将英国人视为类似日本倭寇一样的海上入侵者，从而低估了对手的军事技术。他们知道西方人的海军据有科技优势，却认为他们在陆地上不堪一击。有些官员甚至认为，英国士兵的绑腿已经紧得令其无法在战斗中屈膝，因此绝不是八旗和绿营骑兵的对手。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卖权结束后，律劳卑勋爵作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被派往广州。他的一系列举措为中英关系打下了新的基础。当他坚持要直接与总督卢坤对话，而非通过公行时，中国当局便拒绝再与其有任何接触。卢坤通过关闭工厂和封锁通往广州的河口战胜了这场危机。最终，他迫使律劳卑狼狈地退至澳门，并在那里罹患“中国热病”而死。 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战斗的很多英军其实都是印度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参考书目（三） 烟贩们向银行业c保险业和国际金融业扩张，逐渐成了大资本家。鸦片贸易带来的利润不仅让他们在塞勒姆和马萨诸塞州建起漂亮的大房子，还让他们资助修建了太平洋联合铁路。上海和香港的投资都落入英国怡和洋行的掌控之中。如今，它的继承者——凯撒克家族坐镇数家强大企业的董事会。这些企业包括：香港远东投资有限公司c上海汇丰银行c香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c香港置地公司c隆德保险c有利银行c巴克莱银行c纽约第一帝国银行c汉布罗斯银行c美集装箱租赁公司c集装箱租赁公司c美西银行（欧洲）c约克郡银行c太阳联合保险公司c商业信贷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见art_alker，“一pen_file，”the_guardian,_n一veber_22，1973 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和美国的水手在九龙尖沙咀用木棒打死了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人。这场聚众斗殴事件也让治外法权岌岌可危。林则徐要求缉拿罪魁祸首，义律却拒绝交出那些人。 直到1856年—1860年间，英国在中英冲突中再次获胜，鸦片合法化才得以实现。 引自vcent_ycshih,_the_taipg_ide一l一gy：its_urces,_terpretati一ns_and_fences（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7），p6（见《天王诏旨》（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78页。——译者注） 洪秀全在自己早期的著作中，引用了《礼记》中描述大同的相关段落。后来，有人故意从他的著作中删掉了这部分引文。 参见本书第十章《康有为的哲学》。 比如《水浒传》。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认为，洪秀全受到了今文经学的直接影响。见《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7页。然而，另一位杰出的学者对这种阐释提出了异议。见vcent_ycshih,_the_taipg_ide一l一gy,_p212～214 入会者并非全都是贫苦的农民。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之一的石达开带着亲戚随从入会之前，就是个富裕的地主。 杨秀清是一名烧炭工，也可能当过职业货运保镖。萧朝贵则是个农民，还有可能是前者的亲戚。 不过，太平天国宗教里的三位一体是上帝c基督耶稣及其幼弟洪秀全。 为了影响信徒，太平天国或许夸大了这个数字。见teng_ssu一yii,_the_taipg_rebelli一n_and_the_este_p一ers（ne_y一rk：一x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71），p330～335 两性被分开。女人通常组成一支为军队服务的劳动队。一些妇女小队，尤其是苗人妇女小队也会在女军官的带领下征战沙场。 这一兵制出自《周礼》。更大的军事单位遵循的编制依次为：两（相当于排）c卒（相当于连）c旅（相当于团）和军。一个军的士兵总数可达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当时，新编成的军实际上只有七千人。为了统一指挥，1851年8月，洪秀全下令萧朝贵和石达开为前军主将，韦昌辉和冯云山为后军主将，杨秀清为至关重要的中军主将。 据记载，到1853年，太平天国的圣库中存银一千八百万两，是清廷北京户部储银量的六倍。 即匪首罗大纲。 长发是叛军的传统标志。对太平军来说，它也象征着反对满洲人剃头蓄辫的做法。 此时，冯云山和萧朝贵都已在之前的战斗中身亡。他们的位置虽然被武将胡以晃和秦日纲取代，但除杨秀清以外，最有权势的领导者还有石达开和拥有三千部下的韦昌辉。 引自franz_ichael,_the_taipg_rebelli一n：hist一ry_and_d一cunts,_v一l1（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6），p239（见石达开：《我朝伤内祸》，钱书侯编：《石达开全集》，景钟书局，1937年版，第138页。——译者注） 即“亚罗战争”。“亚罗”一词得名于一艘误挂英国国旗的中国海盗船。清军逮捕船上海盗，降下英国国旗后，咄咄逼人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这一行为冒犯了英王，因此将其作为宣战理由，呈报给了英国政府。再次当权的巴麦尊决定，就用这个不堪一击的借口，“给中国人一个教训”。 这些复印件是西方联军占领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库中缴获的。 僧格林沁是博尔济吉特家族的蒙古亲王。他受道光皇帝庇护，功勋卓著，曾于1855年击溃太平天国的北伐军。 英法联军将这里付之一炬前，是先仔细洗劫了一番的。尽管劫掠的珍宝没有帕台农神庙檐壁那般珍贵，颐和园内被带回英国的礼服和王座，却为英帝国主义与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增色不少。 引自harley_fas一rth_aair,_一de_chese_hist一ry—selected_readgs（shanghai：rcial_press，1923），v一l1，p317 可以追溯到顾炎武（1613年—1682年）和陈子龙（1608—1647年）的经世学派强调地方政府与上层士绅负责当地行政的重要性。19世纪，经世学派最著名的倡导者就是冯桂芬（1809—1874年）。他认为：最想维护私产的人，就是现有秩序最有力的拥护者。关于冯桂芬在苏州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可参见本章稍后叙述。 即本地官员不能在本地任职的制度。——译者注 根据儒家礼仪，丧父或丧母的官员都要在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投靠朝廷不再是士绅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他们通过兴建现代学校c发展地方工业等方式，逐渐找到维持自身地位的新方法（见第十一章）。 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时，地方督抚已经几乎都是汉人。 统兵将领的忠诚由士绅精英间的人际网来确保。一些资料表明，曾国藩也曾通过促成哥老会，把这种个人关系网应用到了自己军中的非精英成员身上。哥老会是太平天国后一个很有名的秘密组织。从湘军解散后到辛亥革命前，该组织在一些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读者或许会发现，美国指挥官在越南南部也采用了相同的战略计划。尽管这项政策始于吴廷琰，又吸收了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部分策略，但它受到的直接影响，依然来自中国的平叛策略。20世纪一位名叫蔡锷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曾国藩的这种策略。蔡锷书中有关此事的描述，便启发了蒋介石在1931至1934年间，利用围剿战术对付江西苏区的中国共产党。这些策略构成了国民党军校里相关课程的基础。随后，这些策略被带到台湾，并于20世纪60年代，被身处越南战场的美国军官们采用。 1850年，一位海外华侨在厦门创建了小刀会。作为三合会的分支，小刀会很快将基地转移到上海，并在此吸纳了很多水手和船工。受太平军占领南京的启发，小刀会领袖便做好准备，打算于1853年起事。9月7日，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义，夺取了中国在上海的地盘。不过，他的士兵很快便转攻为守，帝国军队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围攻城内的小刀会成员。尽管附近的农民偷运粮食进城，最终，饥饿还是让起义者们屈服了。1855年9月17日，他们试图突围，却被政府军击溃，刘丽川战死。起事之初，小刀会打出的口号是“复明”。至少1853年9月1日起义爆发前，刘丽川宣扬的口号还是这个。《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重印了该口号。9月18日，刘丽川致信洪秀全，宣布效忠太平天国皇帝。我曾在上海豫园小刀会博物馆中见过这封信的原件。该信的复印件见《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第11页。约瑟夫·法斯也分析过这场叛乱，见：j一seph_fass，“l‘lnsurrecti一n_du_xia一da一hui_a_shanghai（1853—1855），”_jean_chesneaux_et_al，eds，一uvents_p一puires_et_cietes_secretes_en_che_aux_xixe_et_xxe_siecles（paris：francis_asper一，1970），p178～195 肃顺是辅国将军和内务府的重要成员。1858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他判了耆英死刑。1859年，身为户部尚书的他通过逮捕银号经理和职员，来达到反通货膨胀的目的。 读者一定还记得：金台吉诅咒努尔哈赤，称一个叶赫女人终有一天会毁灭爱新觉罗氏。 北京神机营步兵建于1861年，是中国第一支完全配备西方武器的军队。 醇亲王是未来光绪皇帝的生父。 这是一个学习洋务的特殊机构，由新设立的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创立。尽管得到西方同情者的广泛欢迎，总理衙门这一制度上的创新，对僵化的北京官僚机构来说，依然是一个弱小的附属机构而已。它被视为临时单位。而且，在皇帝的坚持下，该机构的所有奏折，都必须通过礼部代转。总理衙门大臣获得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同时在军机处任职。 这些不知情的修女认为，自己只是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奖励这些为孤儿指引了一条明路的好心人。 后来，丰大业坚称，那些人打算攻击他。 尽管官方说法是死于天花，但有些人传言，同治是在北京的妓院中感染了一种性病，这才不治身亡。arthur_hul,_p，eent_chese_一f_the_ch‘g_peri一d（ashgt一n,_dc：g一vent_prtg_一ffice，1944），p731 左宗棠出自湖南一个小士绅家庭，他既没有如李鸿章那般继承诸多重要的人脉关系，也不擅文辞，并未通过会试。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他实际上就已退出公职，成了一个在军事地理学中寻找阅读兴趣的乡绅。 黑旗军是前太平天国信徒c客家三合会刘永福的私人军队。1865年，刘永福逃出中国后，沿中越边境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政权。因为和越南反抗者共同对抗法国人的统治，1869年，安南国王正式承认了他的盟友身份。 不过，北京很快就要为朝鲜问题所扰了。 张佩纶是清议官员中强硬派的领袖，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女婿。 teng_ssu一yti_and_j一hn_kfairbanks,_eds，chas_resp一nse_t一_the_est：a_d一cuntary_survey，1839—1923（ne_y一rk：atheneu，1965），p121或者正如托克维尔曾在阿尔及利亚谈及法国时说：“要么撤离，要么完全占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折中之地。” 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jiller,_cha：ancient_and_一de（chicag一：jiller，1900），p321 引自stanley_spect一r,_li_hung一chang_and_the_huai_ary：a_study__neteenth一century_chese_regi一nalis（seattle：university_一f_ashgt一n_press，1964），p255然而，应该指出的是：1882至1885年间，尤其在买办阶级中，涌现出了大量商业资本。因为轮船招商局虽名义上由盛宣怀领导，实际上却由买办们经营。1885年后，盛宣怀亲自接手管理后，商人们信心全无，大批退股。见ellgt一n_kkchan，“ch一u_hsueh一hsi_and_te_ch‘g_bureaucratic_capitalis，”paper_delivered_at_the_asciati一n_f一r_asian_studies,_april，1974 引自teng_ssu一yii_and_j一hn_kfairbank,_eds，chas_resp一nse_t一_the_est：a_d一cuntary_survey，1839—1923（ne_y一rk：atheneu，1965），p152 太平天国运动后，湖南的确经历了一场地方文艺复兴，涌现出许多现代中国的领袖人物。对曾国藩和左宗棠钦佩不已的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改良者们也特别关注日本国会，认为一个集中了国家军事力量的议会，就能有效地团结民众意志，建立起统一国家。 “孔教”一词便是此时所创。之前的儒生都将自己视为特定哲学派别的一员。尽管新孔教的社会福利受李提摩太之类在中国传教c鼓励改革的传教士的启发，但学会尊孔的计划显然是对抗基督教的侵袭。 康有为的这番描述与洪秀全坚称野蛮统治者剥夺了中国基督教的说法相似。康有为凭借这一观点，既解释了现今中国蒙昧无知的原因，又没有抛弃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和骄傲。而且，这一解释具有普遍性。中国人可以通过重新发现孔子隐秘的教导，创造出一种“让这个伟大世界终成一体”的新道。 feng_yu一n,_a_hist一ry_一f_chese_phil一phy,_transderk_b一dde（prcet一n：prcet一n_university_press，1953），v一l2，p675 康有为之语，引自_richard_h一ard，“k‘ang_yu一ei，”_arthur_right_and_denis_itchett,_eds，nfucian_pernalities（stanf一rd：stanf一rd_university_press，1962），p309 18世纪的戴震认为，“礼”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专制的工具。他的这一观点虽颇有用处，却并未如“仁”一样，取代既定的社会义务，成为一种普遍原则。 该观点与洪秀全的观点极其相似。后者也在自己早期的天启性著作中，将“太平”和“大同”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有为只是在伪造出一种可以取代基督教末世论的儒家神正论。康有为的祖父和叔父都在广东领导过反太平军的团练，所以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洪秀全宣扬的教义直接影响到了康有为。相反，康有为结合西方科学的进展理论与中国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创造出一个未来的乌托邦社会，与洪秀全宣扬的天国降世截然不同。 即威廉二世。——编者注 即尼古拉二世。——编者注 中国人只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各国在欧洲展开数次讨论，研究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尽管在这次及之后的会面中，列强都提出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要维持老通商口岸利益均沾和特权平等的原则。海约翰请求各国都不要干涉通商口岸的权利，或其他国家在新的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当然，各种租赁条约依然有效。 该公司的创始人曾是广州的大鸦片商。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卷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5年版，第56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卷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5年版，第200页。 不过，史家通常认为，“百日维新”始于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时，即比接见康有为的时间早五天。 引自li_chien一nung,_the_p一litical_hist一ry_一f_cha，1840—1928，trans,_by_teng_ssu一yu（prcet一n：van_n一strand，1956），p165（原文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译者注）叶德辉认为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依据是：因为黄色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因此黄种人是最完美的种族。 当时，这个谣言并未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受到怀疑的满洲人怀塔布和土默特蒙古人立山对皇太后说光绪帝在改变祖宗之法。当时，慈禧拒绝了他们要求自己干涉的请求。sue_fan_chung，“tz‘u一hsi_and_the_ref一r_一vent，”phddissertati一n,_berkeley，1975 慈禧动用原本用于海军发展的资金，重修被烧毁的颐和园。爱国者们曾就这一愚蠢的行为，谴责鸭绿江之战中清军那些毫无用处的武器。慈禧归政之后，住进了颐和园。 袁世凯在这场政变中担任的角色引起了很多史学争论。据袁世凯的日记（也许是事后写来替自己辩护的）称，谭嗣同于9月18日晚约他见面。然而，荣禄已经于同一天召袁世凯到天津。作为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可以调动天津附近小站一支七千人的部队，军力远远不及可以调动其部分军力的荣禄。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把密谋一事告诉荣禄。然后，他于当天返回北京，请总理衙门首领大臣庆亲王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皇太后。21日，袁世凯再次返回天津，然后又于当天返回北京，在颐和园接受了皇太后的召见。sue_fan_chung，“tz‘u一hsi_and_the_ref一r_一vent” 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此对话据说是宫中一个不知名的太监在北京的茶馆中传出来的。 光绪一直被囚禁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室逃往西安之时。从那以后，他虽然恢复了一些礼仪性的职责，却没能再次掌权。据说，他于1908年慈禧去世前自然死亡，但他更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因为慈禧已不久于人世。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变法》，《清华学报》，1957年4月，第116页。 义和团中的女性组织。——译者注 关于这种神赐能力，参见peter_一rsley,_the_trupet_shall_und：a_study_一f‘carg一‘cults__nesia，2nd_ed（ne_y一rk：sch一cken_b一一ks，1970） 从“反清复明”，改为“扶清灭洋”。 后来，朝廷处死了五位再次反对该政策的汉臣。 围攻结束后，六十六名外国人惨遭杀害。 这一重担被转移到了中国纳税人身上。额外的一百八十八万两，则主要以增加土地税的形式，摊派到各省的税收中。这些附加税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因此，民众在加速王朝覆灭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共产主义史学也认可孙中山的重要地位，原因亦在于此。毛泽东曾在统一战线期间满腔热忱地效命于孙中山。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见毛泽东著，《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很快便被任命为铁路和电报督办。 当时，慈禧政变主要的非军事武器之一，便是由满族亲王和内阁官员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1898年9月21日囚禁皇帝前，皇太后也咨询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确定得到了满洲人贵族们的支持。义和团运动期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由端亲王控制。 例如，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他的军务就由其门生兼友人——依然掌控兵部军咨处的冯国璋看顾。 1924年，蒋介石管理国民党著名军校——黄埔军校期间，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袁世凯的北洋军官中，有五位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一位当上总理。还有很多成了著名军阀。 地方巡抚早就迫使政府废除道台一职，让财政监督机构再也无法上报其征收的过境税情况。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才发展出统一的资产阶级。毕竟，此时的士绅依然属于地主阶级，其经济利益并非总是与商人一致。因此，1911年以前，二者在反帝和保护地方自主性免受中央政府干预这两个问题上的合作是最密切的。第二种观点参见：ary_back_rank，“pr一vcial_itiative_and_elite_p一litics：the_chekiang_and_kiangsu_railay_ntr一versies，1906—1911，”paper_delivered_at_the_asciati一n_f一r_asian_studies,_april，1974 引自charles_hedtke，“the_rev一ti一n__szechan，”paper_presented_at_the_nference_一n_the_chese_rev一ti一n_一f_1911（nia，1965），p40i_have_altered_the_transti一n_slightly 从书面文件来看，中国若借款一百万美元，在支付高额利息后，实际上便只能拿到九十万美元。 1907年7月秋瑾在杭州领导的起义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场。不过，这次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秋瑾被清廷斩首。 孙中山的很多想法都受莫里斯·威廉斯著作的启发。威廉斯是布鲁克林的一名牙医，推行亨利·乔治单一税社会主义学说。 宋教仁，《我之历史》，转引自ta一lg_lee,_f一undati一ns_一f_the_chese_rev一ti一n（ne_y一rk：stj一hn‘s_university_press，1970），p28～29 政府承诺支付等同于债券价值百分之六十的现金，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免息。 虽然有下层革命党人参与，他们却并非同盟会成员。 即班长。——编者注 它虽然也叫国民党，但与孙中山1919年建立c1928至1940年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并不相同。第一个国民党是个松散的议会联盟，第二个国民党则有更为严格的党章c遵从三民主义并效忠孙中山。 18世纪，百分之七十五的政府收入来自农业。到1900年，政府收入仅三分之一来自土地税。此刻，商业c鸦片贸易和工业都直接成为军阀的征税对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致谢 没有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我不可能写出此书。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曾在研讨课上进行过讨论或与爱德华·哈蒙德c卡尔·斯林科特等助教进行过反复辩论。其他几位学生的论文，则特别有助于我界定自己的观点。詹姆斯·波拉切克对19世纪苏州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关于同治时期士绅的描述。如果本书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脚注，杰弗里·巴洛关于孙中山的论文是值得一再引用的。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彻底影响了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等他读到此书时，就会明白。马安国对湖南精英的详尽分析，使我有信心论证20世纪早期士绅阶层的转变。上述作品，有些正在付印，我希望它们最终都能出版，以便其他人也可以从中受益。 写作此书期间，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人文学教授，并得到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克里斯托弗·豪博士为我多方奔走，伦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会也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得以查阅该校亚非学院图书馆的各种资料。此外，我尤其还要感谢老弗雷德里克·韦克曼c薛立敦和卡罗琳·格兰特。在我写作的各个阶段，他们给予了大量关键性的帮助。 魏斐德 1975年2月，伯克利 （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