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海岸天空】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 ┃ ┃ ┃ ☆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 ┃ ┃ 书 　 　 门　 【此间青回】整理！ ┃ ┃ 　　香　 　 第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 ┃ ┃ ☆ 　 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 ┃ ┗━━━━━━━━━━━━━━━━━━━━━━━━━━━━━━━━━━━━━━━━━┛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1)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2)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3)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1)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2)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3)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1)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2)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3)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1)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2)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1)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2) 六、走出yīn影(1) 六、走出yīn影(2) 六、走出yīn影(3)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1)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2)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3)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4)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1)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2)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3)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4) 朱正：怎样的天火(1) 朱正：怎样的天火(2)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一）(1)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一）(2)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1)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2)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三）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四）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五）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六）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1)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2) 朱正：柏烈伟这人(1) 朱正：柏烈伟这人(2)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1)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2)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3)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4)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1)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2)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3)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4)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5)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6) 朱正：营救牛兰(1) 朱正：营救牛兰(2)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一）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二）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1)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2)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四）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1)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2)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1)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2)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1)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2)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3)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4)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1)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2)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1)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2)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3)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4)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2)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3)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4)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5)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6)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7)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8)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0)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1)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1)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2)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1)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2)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3)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4)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一）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四）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1)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2)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3)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4)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5)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6)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7)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8)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9)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1)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2)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1)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3)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4)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1)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2)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3)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4)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5)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1)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2)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1)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2)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1)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2)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3)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4)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1)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2)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3)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4)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5)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 后记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1) 李：我最初对您的作品感兴趣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您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您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您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前苏联。我想在这样一系列关于20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20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您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您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您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因为您过去从事教学工作，没有作这些普及xìng学术写作。 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年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读报纸，对情况之了解，比很多苏联人还清楚，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形势。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肖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肖。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书有一个小窍门，你得跟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否则只能按规定查卡片借书，很费时间。我因为关系搞得好，可以随意进书库看书，甚至周六和周日也可以独自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样我先在里面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再决定哪一份复印或不复印，这样积少成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积存下来了。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引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伊萨科夫斯基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那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他把农庄写得很不好，说一个农民看见自己的房子起火了，他不去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麦子，怕fù女和儿童把麦子偷走。为什么要偷呢？是因为饿，这也曲折反映出农庄的现实。但是主人公的这种形象与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小说《岗哨》中写一个人掉到涅瓦河中，士兵看见了。但他是不准离开岗位的，可他宁愿违反纪律而去救人，这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生活地理学》这首诗，哪有一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所以他哪一本选集都不收，唯有全集收了。要找其他歌颂农庄的诗，真是寥寥无几，倒是有提到农庄安了电灯的，但这也谈不到歌颂。他想“歌颂”的，其实倒反映了现实。这些诗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您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入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2) 李：后来您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又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到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是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比如大作家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发表在《文学问题》上，题目很吸引人，可是读完文章后发现使用的材料不过硬。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您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第二次去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您的经历有兴趣。您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您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1956年曾经翻译过东西，出版社已经接受，后因合作的朋友出问题了，合同废除了，从此很久没有沾过翻译的边。那时候心情非常坏，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反右”以后，我发生了变化。以后不断挨批。1957年同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差点被划为右派。1959年批判我右倾，主要是当时宣传一亩地可以打十万斤粮食，我说：这么多粮食铺在地上该有多厚啊！另外，村里向公社报捷，说农村fù女白天劳动，只用三个晚上就掌握了三千个常用字，我觉得这不可能，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虚传捷报》。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但从没有被打倒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问题就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样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有一条罪行是吹捧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有一篇文章《作家必须接近生活》，那是教材，我是按着教材上讲的，怎么是我的错？这一条好说，反对姚文元这一条就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后来红卫兵串联，打派仗，没有人管我了，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读书真难啊。我真羡慕现在青年人有很多书可读，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书都读不着，连“三言二拍”都不让读。“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厕所读，被人揭发说，反右时他还在读书。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我带着书躺在山坡上看，也被人揭发了。搞“四清”的时候，我蒙着皮袄背李商隐的《无题》诗，背《长恨歌》、《琵琶行》，没事嘴里就嘟嘟哝哝，每天晚上开会，太无聊了。我吸烟就是那时学的，原先不吸烟。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您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3) 蓝：当然，要不然有些东西想不到。“反右”的时候太荒谬了，真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我虽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一些要好的朋友，包括女朋友，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候，随时有可能被打入另册，整天提心吊胆。但更难受的是逼你揭发你的朋友们，你明明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党整风的。我没干过亏心事，也没人揭发我。我在私下jiāo谈时也有右派言论。20世纪80年代初，我碰见一个当过右派的朋友，那时是中央党校外语教研室教授。问他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自己倒了霉，何必牵连别人。但也有“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1) 李：20世纪对中国影响的外国文学思潮很多，像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俄文学，而且它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变化关系最密切。对这样的文学和历史进行梳理，把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我们重新认识苏俄文学、认识斯大林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会有很多帮助。您觉得我们过去介绍和接受苏俄文学的过程，是否存在着一定偏差呢？ 蓝：过去我们接触的苏俄文学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学，即官方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鲁迅那个时代多少还能接触一些潜流文学，即作品受到批判被镇压的作品。苏联20世纪20年代非主流的作家作品还可以发表。到1934年作家协会成立后，这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发表了。我们后来接触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我认为它们首先是要宣传革命路线，特别强调对人的改造。像《毁灭》中的领导人莱奋生，就是想把他那些战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当然作品写到战斗中表现人的勇敢都写得很好。我觉得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彻底否定，这部书教育了很多人，它好的地方对我们还是有鼓舞的，但基本观点仍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 李：对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报刊上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政治需要，是扼杀人xìng的，个人的东西都没有了，要大家成为机器，去掉个人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理想、服从领袖的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这种文学的负面影响就大于正面影响了。 蓝：但不能否定它的正面影响。当时许多人都真诚地向保尔学习过，把一切献给祖国，甚至不怕牺牲，志愿到边疆去支援建设。 李：这种抽象的形象对20世纪60年代甚至知青一代影响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当时人们用很大的热情投人到建设中去，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不知现在应该怎么看？ 蓝：说受骗也可以，但当时是真心的。保尔实际上坚决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反对所谓的“反对派”，他本人就是契卡、克格勃。保尔这个形象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稿是有区别的，原稿中保尔为乌克兰人民利益而奋战，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马赫诺和班杰拉打德国人很勇敢，打布尔什维克也不含糊，他们维护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现在都成了民族英雄。原稿中保尔是支持他们的。 李：国内新出了个全译本恢复这些了吗？ 蓝：不可能恢复，现在恢复的只是后来被编辑删掉的部分。原稿是他自己彻底改过的。当时法捷耶夫说，不行啊，你得重新写，并指出了几点需要修改，但奥的思想感情还是流露出来了，编辑部又作了加工，恢复的当然不可能是原稿了。 李：怎么知道修改过了，原稿保存下来了吗？ 蓝：那就要看法捷耶夫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尼古拉，这样写不行，有几个问题需要改，不要搞民族主义。法捷耶夫的话他不敢不听。怎么改不知道，但肯定是改了。我不知道原稿是否保存下来。 李：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在19世纪末就开始形成了，它是随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影响的，并且不断深入的。在研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我读到“五四”前后的一些期刊，看到当时俄国文学中的反映民意党、民粹派的作品，随着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的传播而引起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倾心。这种影响在“五四”之前就形成了。 蓝：它们对我们这一代影响不大，但是可以作为影响中国的开端，像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妃格念尔等女xìng英雄，对中国影响很大。 李：这种形象在后来的苏联文学中就少了。 蓝：当时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都主张暗杀，后来暗杀起不了作用，但在中国影响大，连梁启超、廖仲恺都介绍过索菲娅。梁启超亲自撰写的《论俄罗斯虚无党》提到“女豪杰苏菲亚”zhà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廖仲恺写过《苏菲亚传》，他感叹道：“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虚无党指民意党，苏菲亚即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2) 李：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继承了俄国文学中那种激进的内容，它影响了孙中山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大。 蓝：后来就不大。“五四”以后影响渐渐消失。远不如鲁迅介绍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等人作品影响大。 李：但文学的影响延续下来了。现在我们怎样看待鲁迅介绍苏俄文学的功绩？他有没有局限xìng呢？ 蓝：鲁迅的局限xìng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他译的那些书对反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翻译和推出的一些作品，并不都是很好的，比如有一本书叫《不走正路的安得lún》，在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地位的。他自己译的《工人绥惠略夫》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作品。阿尔齐巴舍夫（鲁迅译为阿尔志跋绥夫）是颓废派作家，所以后来写出反lún理的小说《萨宁》。他的书读了让人感到窒息。鲁迅让曹靖华介绍了几部艺术xìng并不很高的书。 他介绍俄国作家的作品贡献更大。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还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鼻子》。另外他还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不少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如扎米亚京的《洞穴》、皮里尼亚克的《苦莲》、费定的《果园》等。这些后来都成为禁书。他也说过“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勃鲁斯基》”。《勃鲁斯基》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怎么也不能说这是“最优秀的作品”。这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但可以肯定鲁迅介绍苏俄文学有很大的局限xìng。 李：后来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就很多了。您如何看待？从对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来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读这个时期的报纸也好，作家的作品也好，随时可以感受到这种涉及各个方面的影响。 蓝：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比如《古丽雅的道路》、《勇敢》等在20世纪50年代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有一位党的干部就曾对我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主要是学习怎么做群众工作。”对于这些作品，我现在了解多了，看法就不同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铺设输油管道，原计划是三年完成，后来换了个管理局长，一年就要完成，有人说人要休息，不然就无法保持健康，不可能一年完成，他说一定要完成，后来果然完成了。当年我读这本书，就觉得这个局长说话蛮横，完全是用命令的口吻。现在看了材料才知道，铺设管道的人其实全是劳改犯，这本书的也是一个劳改犯，因言论被判了三年刑。后来这部书得了1948年的斯大林奖，他也当了作协的书记。但这之后他写过一本小说《车厢》，写的就是将劳改犯押往远东，而那个局长在实际生活中是克格勃的头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哪！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环境中就那么干，看似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最初我们读这本书时觉得工人们、工程师们伟大、崇高，可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后，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是不是可以也把这样的作品看作“劳改营文学”，早就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了？ 蓝：那时是不能叫“劳改营文学”的。我们看到的作品中，描写修建白海运河和莫斯科地铁的，其实全是由劳改犯修的。我到过北方的第一大港纳霍德卡，感觉这里的人与别处的人不一样，文化素质都很差，后来才了解海港原来是由劳改犯修建的，劳改犯分批释放，看守们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繁殖的后代，当然缺乏文化教养。劳改犯中富农很多，所谓的“富农”就是种田能手，种的地多，就是富农，然后打成劳改犯，无偿地去劳动，连莫斯科地铁的设计师都是劳改犯。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干活，干不了就qiāng毙。所以修建那么多东西，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是没有成本的。 二、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3) 李：成本就是人的生命。由此看来，鲁迅，包括后来的茅盾，他们看到的苏联文学不少是粉饰太平的，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况都没有反映出来。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好像能唱许多苏联歌曲，其中有一首号称“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有无数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过去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现在知道了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现在看来，官方承认的作品大多数是虚假的，一种虚假的东西能够影响这么多读者，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历史悲剧xìng。 蓝：现在俄国的电影，一演到劳改营的场面，就放这支曲子。这些作品里宣扬的英雄主义也是不简单的。像《勇敢》写于19341937年，正好是“大清洗”时期，写的是伯力往北、阿穆尔河上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忘我劳动建设共青城的情景。当时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参加劳动鼓舞很大。但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斯大林担心这个地方不是俄国的，就把其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迁走，把大量的俄国人迁进来。他以建城的名义，从苏联各地调来积极分子，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号召俄罗斯人到这里来。《勇敢》讲的就是这件事。 李：当苏联解体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东西，苏联不但继承了沙皇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而且还套上了革命的外衣。苏中关系也始终是围绕着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表面上是为了革命，实际上是虚假的，包括旅（顺）大（连）问题，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东路问题也同样如此，这样国际主义的东西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搅和在一起了，历史太复杂了。现在回头看，了解了斯大林时代一些作品产生的真实背景，觉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中国的影响是悲剧xìng的，有很荒唐的东西在里面。 蓝：它们都包着革命的外衣。这也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建议你看看朱正先生写的《解读一篇宣言》。我在俄罗斯看过一本书，叫《一杯苦酒》。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沉痛反思自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这七十年，其中明确承认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 李：这令我想起了1948年萧军在东北对苏联人的批评。 蓝：但是萧军反映的东西都很浅，被刘芝明批判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讲的不过是白俄赶中国孩子，中国孩子往俄国住宅里扔石头。他矛头针对的是白俄，实际上白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红军是怎样把白俄打败的，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尼金曾有六大本的回忆录，如实地写出白军是怎么组建的，怎么被打败的。白军是遵守纪律的，因为它们是由军官组成的，是职业军人，不像红军召来一群工农发一枝qiāng就让他们去打仗。邓尼金当总司令，拿的钱很少，下面的人拿的就更少了，所以发生抢劫。在哈尔滨的那批俄国人，是被打垮的白军。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而且占着不走，最后还是蒋介石通过杜鲁门施加压力，他们才把东北让给guó mín dǎng，还不让给共产党。 李：显然，斯大林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 蓝：在海参崴的火车站上就写着：“海参崴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它就是我们的。”这里用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不常用的代词，而不用通常的代词“我们的”，是有意的。1860年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1858年订立的《爱珲条约》）抢占了中国的海参崴。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占领东方”。这里有大片土地，丰富的资源，清朝嘉庆年间尚属吉林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后清王朝衰败，驻军又少，俄国当然容易侵占了。中国大连就是尼古拉二世占领的。我1953年去大连时，车站上还用俄文写着“达里尼”，就是“远方”的意思，离俄国很远嘛。当时旅顺、大连到处是俄国军人，直到1956年才还给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他们占领后的态度极为蛮横。我谈的是历史，并不像今天有些俄国人所说的，中国要收回领土。现在中俄东段边境已划定，仍是按现存边界划的，但也不能忘掉历史。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1) 李：现在对于高尔基评价比较多，特别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中国出版，改变了人们过去对高尔基的一些批评态度。高尔基对列宁、斯大林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在历史比较方面，或者您认为有哪些可以谈的内容？ 蓝：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知识分子身上，千方百计地保护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认为现在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他反对过十月革命。当时，列宁所骂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登的，而且高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有肚量，不能不令人敬佩。 李：高尔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都是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引导作用。知识分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成了可悲的附庸、点缀，或者是“刀下鬼”。 蓝：是的。高尔基更多的是受柯罗连柯的影响，柯在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过六封信，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骂他们不经审判随意处决人，骂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搞快速共产主义，骂他们不给人民自由，政权靠军事力量维持，“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1990年我在波尔塔瓦参观柯罗连柯故居时，一位作家指着一张大桌子对我说：“信就是坐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才在1988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六十八年后才发表。高尔基受他影响，也非常激烈，他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翻脸主要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出国根本不是治病，而是跟列宁吵翻了，是被逼走的。他一出国，国内就开始审判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一起反对沙皇的，一起参加工兵苏维埃，现在把战友给审了，很多人被判刑。高尔基非常恼火，就让法郎士在法国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看后气坏了。但高尔基后来回国了。他是1921年走的，1928年第一次回国，住了五个月，1929年、1931年、1932年都回去过，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他想软化斯大林的政策，尽量保护知识分子。有时斯大林也给他点面子，没有他作家扎米亚京出不了国。但后来同斯大林也闹翻了，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还被关进笼子里。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家只有赞美社会主义和歌颂斯大林的份儿。不想这样做的作家，只能“写了往抽屉里放”。拍马屁也要会拍，别拍在马腿上。穆拉杰利写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就是例子，竟歌颂起斯大林和奥尔仲尼启则的友谊来。他哪里知道后者是斯大林逼死的（或干掉的），结果遭到日丹诺夫一顿责骂。顺便说一句，穆拉杰利谱的歌曲20世纪50年代初期唱遍全中国，连我都会唱那首《莫斯科北京》便是他谱的曲。你猜第一个向斯大林唱赞歌的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猜不到吧？当然他同大部分唱赞歌的人一样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李：从1924年到1933年，这十年时间苏联经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过渡，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改变主意，决定回去呢？ 蓝：高尔基回国有好多原因，给他看病的一个医生所写的回忆录说的比较真实。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所以，我要回去，不然，他们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他要给布尔什维克带进民主，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另外，斯大林需要他，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斯大林当初搞集体农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人反对，如布哈林。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需要强制，知识分子是俄国的精华。因此他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就让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欢迎他回国，恰好高尔基也想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2) 李：对于斯大林的重视，高尔基是不是也心存感激？ 蓝：有也不会多，他跟斯大林的关系一般，因为斯大林过去仅仅是一个人民民族委员，根本不是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为了取得他的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对他还是尊重的，比如在文学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不同，斯大林就让步了。高尔基有时说了些过分的话，斯大林也不计较。高尔基为了满足斯大林的需要，也写了一本很恶劣的书《索洛韦茨劳改营》，说劳改营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劳改营中跑出去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地狱岛》在欧洲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高尔基要澄清这个问题，消除影响，就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衣服，但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拿着，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就更大了，他写了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这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他在国外，因几个作家跟斯大林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关系，投合一下斯大林的心意他便写了这篇文章。斯大林看过后，大喜过望，让《消息报》和《真理报》同时刊载，后来审讯哪个人就说“伟大作家高尔基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但是高尔基后来还是跟斯大林进行过较量，他希望带来民主，影响斯大林，希望他对知识分子好一点，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听他的。为了加米涅夫的事，他们两个彻底闹翻了。本来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让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搞文学工作，因为他过去有过底子，斯大林给了面子，让他当了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动了杀机，几天后，加米涅夫被捕了，说他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的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加米涅夫这件事是不是有误会啊？斯大林以从来没有过的冰冷的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而且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什么也决定不了，还需要审讯。从此两个人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疏远就是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的。这时候，斯大林要作qiāng毙加米涅夫等人的准备，从批评科学出版社的书开始，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讲革命者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小说出版后很轰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拟定的出版计划中有这本书。《真理报》发表评论，质问为什么要出版《群魔》，高尔基不识时务，公然写文章辩解，说要了解敌人，就得读《群魔》，并且挺身而出，说出版这本书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在为加米涅夫开脱。但是高尔基年龄大了，在引文中出现错误，第二天，《真理报》登了一篇《就正于高尔基》，把引错的地方都指出来，并且充满了挖苦之词。高尔基又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但是《真理报》没登。《真理报》的总编辑是梅赫列斯，是个很坏的犹太人，但高尔基的文章，他是不敢不登的，不登一定是斯大林授意的。这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的一个信号，高尔基还浑然不觉，仍旧写文章为加米涅夫辩护。这时，又冒出了个潘菲洛夫，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高尔基》，因为高尔基在一年前写文章批评他的作品写得很糟，不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时他感谢高尔基的教导，现在又骂高尔基，说高尔基批评错了。高尔基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又未发表，这是斯大林给他的又一个信号。由此可见，高尔基跟斯大林还是斗了一番，他们是有较量的，高尔基敢直言。 李：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给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威望很高。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3) 李：20世纪30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xìng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重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关于流浪汉的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不仅今天人们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最初没有作协，有的只有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1932年苏共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之外，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作家”，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jiāo，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1) 李：最早读您的文章就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xìng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您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xìng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lún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个人。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了？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qiāng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一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所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面貌。他只是不能不服从，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了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您对索尔仁尼琴和爱lún堡是怎么评价的？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克格勃当着他旅长的面把他的大尉肩章揪了下来。旅长说，你在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呀？旅长无法保护自己的部下，只能向他暗示一下。他这才明白事情就出在这上面。他被判了十年刑，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癌病房》本来是要发表的，但是特找不到他，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很不冷静，打印了二百五十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苏联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是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苏共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权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了国。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2) 李：最近我看到有篇翻译，大概是另外一个作家写文章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写了那么多反映劳改营的东西，但在作品中对犹太人的死却表现得很淡漠。 蓝：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蔑视犹太人的，尽管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犹太人。卫国战争时，为了向美国寻求支援，成立了一个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在委员会里。他们工作得很好，争取到大批援助。胜利后，苏联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希望它成为苏联在中东的反美堡垒。谁知道以色列成立后倒向美国，斯大林把气都撒在这个委员会上，把这些人都关了起来，对其他犹太人也很不好。战后斯大林发动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就是针对犹太人的。俄国人对犹太人一向不好，沙俄时期发生过多次屠犹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想必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对他们的命运不关心。直到今天，我在俄国时还常听到俄国朋友说某某是犹太人，却没人说某某是俄国人。其实俄国的所谓犹太人同俄国人毫无区别，这样说便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轻视。 李：爱lún堡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是看过他的一部分回忆录。对他您怎么看？ 蓝：爱lún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没有怎么捧过斯大林，但是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威信也很高。卫国战争的时候，写过许多政论影响极大，但是斯大林看不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斯大林仇视犹太人。爱lún堡认识很多人，比如布哈林，还有符拉索夫，曾任二十军军长，他跟德国人打仗，由于斯大林的战略错误，军部被德国人占领。被俘虏后，他在被俘的苏联军人中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在德国人统帅下打苏联。后来又调过头打德国，并把占领的城市jiāo给苏军。他的功过可以评说，可是后来整个二十军的官兵全被关了起来，其中很多人并未被俘，转到苏联其他军去同德军作战。爱lún堡写过符拉索夫，并且写得很客观。爱lún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写得好极了，写了许许多多同他有过jiāo往的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爱lún堡的回忆录中知道的。他的很多朋友是犹太人，被抓起来打成特务，问是谁招募的，都说是爱lún堡，结果这些人都被杀了，爱lún堡却没有事，斯大林就是不动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早该掉脑袋了，没掉是命大。斯大林死前想搞一次排犹运动，逼所有犹太学者、科学家、作家在一封诽谤犹太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也逼爱lún堡签名。爱lún堡找出各种理由拒绝签名，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说明无法签名的理由。写信时他已作了死的准备。但信发出两三天斯大林便死了。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1) 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化界对历史是如何反思的？知识分子是侧重总结个人的教训，还是回避？ 蓝：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史反思得相当深刻。几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对十月革命本身也有不少反思。不少人认为俄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革命的后果。他们说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一战”、革命和内战严重毁坏了俄国经济。农业集体化彻底摧毁了俄国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谈到，一列火车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收集尸体，竟收集了一列车。1990年我到堪察加半岛旅行，听说过一件怪事：一位农民开qiāng打熊，打伤了，但没打死，逃脱了。一年后，熊来复仇。它进村直奔那个农民家，将他弄死，还弄坏房屋，但没伤害其他农民。我便去了这个村，被熊弄坏的农舍还在，周围农户确实安然无恙。我同他们jiāo谈后才知道，他们祖辈都是从波尔塔瓦逃出的农民。那时这里荒无人烟，又远离俄国中心，苏维埃政权无力捉拿他们，所以活了下来。当年的打手和告密者反思自己罪行的很少，也许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其实告密并非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的产物。从小就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揭发老子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到处为他树碑立传。当时苏联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告密，告密形成风气，不认为不好。当然，在很多人内心深处仍鄙视告密。 李：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是不是还有相当一些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像您前面说的高尔基也好，索尔仁尼琴、爱lún堡，包括法捷耶夫，都可以看作不同类型的人。潜流文学中的作家情况可能好一些，主流作家呢？ 蓝：主流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有清醒认识。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后就再也不提《春草国》了。这部作品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哥哥一样，被打成富农，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后来很后悔，他是农民出身的，知道什么是集体化。他以后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厉害，后来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记述他到远东的访问，已经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包括西蒙诺夫，思想也很活跃，反映了不少问题。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一百个日日夜夜》（不是小说《日日夜夜》），一直就发表不了。他写朱可夫，写朱怎么英勇打仗，战争是朱指挥的，而不是斯大林。当然那个时代作家也有时代特点，他们没有不捧斯大林的，连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想不到吧？他不属于主流文学，对当时的情形看得也很清醒。这样的作家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斯大林给国家造成的灾害了。有的作品甚至是在“大清洗”后写的。我记得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写于1939年。小说情节简单，但把“大清洗”的惨状、人人自危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如你能介绍发表，我就把它译出来。只可惜篇幅太短，成不了一本书。作家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不完全一样。大多数从崇拜到否定，也有矢志忠诚的，如潘菲洛夫。也有一贯敌视的，如布宁。也有跑出去又回来的，如库普林。 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国人深刻，个xìng更强，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蓝：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你人格。苏联动不动就qiāng决，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斗你。我们的思想改造太厉害了，你没经历过，大家集中攻击一个人。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受批判是1951年，那时还是团干部，非常进步。中国人民大学上《联共（布）党史》，老师拿着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我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人只要稍有些个xìng，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么谈得上坚持自己的看法。 五、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2) 李：由此，我就想到了两个国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省意识上与苏联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觉醒那是在“文革”之后，而苏联在那样的高压下，还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人，产生了所谓的“潜流文学”。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传声筒，是总管，另一方面也对斯大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大部分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国作家思想认识并不清楚，这是不是两国知识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深度上有差别？ 蓝：苏联作家接触西方的东西还是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触得就极少。尽管苏联很专制，可是渴望自由民主的愿望没有完全熄灭。中国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五四”传统也没继承下来。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 李：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传统，对自己的地位有优越感。而中国“五四”时还强调个人的独立xìng，后来就是接受改造了，这里的区别就很大。苏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蓝：苏联也有一批打棍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索夫罗诺夫和格里巴乔夫，赫鲁晓夫称他们三个为冲锋qiāng手，专门打人。柯切托夫就是写《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一位。索夫罗诺夫的剧本《莫斯科xìng格》曾在北京、哈尔滨等城市上演。谁触犯了他们的同伙，他们就在《文学报》上发表严厉的抨击文章。当时以《十月》为一伙，以《新世界》为另一伙，两伙人斗争得非常激烈。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过针锋相对的杂志和围绕杂志形成的作家群，所有杂志都乖乖地听上级的话，面貌也都大同小异（现已不同）。恐怕没有一家杂志的编辑敢同主管部门争论、吵架，坚持发表自己看中的作品，而这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新世界》的家常便饭。 李：斯大林时代还允许这样，一群正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冲突？ 蓝：斯大林时代没有，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他们的思想倾向区别很大，如《不仅是为了面包》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十月》上发表的都是拥护现行政策的粉饰现实的作品。当然《新世界》也发表吹斯大林的文章，不过发表暴露现实作品更多，这两派对立得很厉害，见面不打招呼。有一个作家，见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别老说我是《十月》的人，我不是，我跟他们已经一刀两断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那好，欢迎到我家去做客。 李：看来，在高压年代，苏联的一些作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的作家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您认为在苏联历史上这样的方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日丹诺夫看上小说《金星英雄》，作协便给巴巴耶夫斯基颁发斯大林奖。斯大林指定他当最高苏维埃代表，法捷耶夫赶紧补报名单。巴巴耶夫斯基俨然成了与肖洛霍夫、爱lún堡和法捷耶夫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李：回过头来看，20世纪70年代苏联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是不是还是潜流文学？ 蓝：一些主流作家，像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有价值的。潜流文学当然有价值，很多书写十月革命，写得非常真实。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本是布宁写的《可诅咒的日子》，另一本是吉皮乌斯写的《黑色笔记》，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国内，还没走呢，他们记录了十月革命后最初日子的实情。 六、走出yīn影(1) 李：现在人们对苏联文学有了重新认识。随着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也有了根本xìng的变化，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蓝：这种变化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甚至在死前就有了。不光是对斯大林本人，而且对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认识都更为深刻了。作家索洛乌欣把马克思的著作重新与现实对照，反思暴力革命到底好不好。如果二月革命后，实行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俄国会成什么样子。“一战”之后，接着又打内战，俄国已经精疲力竭了，人民生活跟野人一样。比如布尔什维克式的公共宿舍，就是一套住宅里住几家，全楼层共用厨房、浴室和厕所，一个屋子拉个门帘住一家。战争将俄国的经济完全破坏了。如果立宪会议召开，成立多党政府，俄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也就不会出现专制局面了。但是，如果俄国没有列宁这样的铁腕人物，也镇不住当时的局面。那个时候，qiāng毙人是非常随便的。1918年库普林还在俄罗斯给白军办报纸，反对十月革命，后来白军失败了，他同他们一起逃往国外。到1936年，应布哈林邀请回国，第二年就死了。他回国便说明他对斯大林看法有了变化。布宁一直不回来。1945年，爱lún堡和西蒙诺夫访问欧洲。斯大林jiāo给他们一个任务：动员布宁回国。在苏联大使馆吃饭的时候，大家站起来为斯大林干杯，布宁却端坐不动，根本就不可能回来，结果斯大林很不高兴。布宁对斯大林的态度始终不变。这是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的，我喜欢看日记、回忆录这类东西。 李：当时的日记、书信还是比较真实的，至少从个人的角度，不是为了发表。我曾经看过肖斯塔洛维奇的自传，他也是一个有个xìng的知识分子。 蓝：第一个挨整的所谓世界主义者就是他，清洗知识分子也是从他开始的。他写的《姆岑县的马克白夫人》，里面女主人公叫伊斯梅洛娃，就是影shè斯大林的，后来他就被打倒了。清洗是从音乐界开始的，后来转到文学界。肖斯塔洛维奇也是最早看清斯大林本来面目的人。 李：苏联文学中在树立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的主要代表作，其特点，作家的特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讲得充分一些。 蓝：苏联文学中直接歌颂斯大林（不仅是苏维埃制度）的作品不计其数。要说哪一部赞美得最露骨、最ròu麻已很困难。在我的印象中，巴甫连科的《宣誓》、《攻克柏林》和《幸福》可算作代表作。根据前两部拍摄的电影在制造个人迷信上产生过极大影响。《宣誓》描写斯大林是列宁最可靠的接班人。《攻克柏林》写斯大林如何运筹帷幄，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幸福》写的是战后斯大林如何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这三本书中的真正主角都是斯大林。斯大林对影片《攻克柏林》也百看不厌。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多地方都违背历史真实。巴甫连科却为此四次获得国家最高奖。巴甫连科善于看风使舵，在文学界是永远紧跟形势的人。他先追随“山隘派”领袖沃隆斯基，沃隆斯基被打成托派后，他投到后来当了作协书记的斯塔夫斯基麾下。斯塔夫斯基在战争中牺牲后，他成了法捷耶夫的小伙计。他会抓讨“上面”欢心的题材，竭尽全力神化斯大林。告密也很在行，知道在什么时候向谁告谁的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便是他告密的直接受害者。他有文学才华，所以作品有读者，能影响人。如没有这后一点，前面提到的他的长处便无法开花结果。有的作家具备他的各项长处，但没有文学才华，所以成不了气候。他死在斯大林之前，苏共二十大后揭发个人迷信后果时，他虽首当其冲，但并未听到批评、责骂他的话，他早已安息在九泉之下。 李：我想到了《联共（布）党史》。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包括这些年来历史著作的写作。我觉得应该有人做这样一项工作，将这本书重新校订一遍，加上详细的考证和勘误，看看哪些地方是真实的，哪些地方是编造的，然后出版，以留给人们研究历史一个好的难得的文本。 六、走出yīn影(2) 蓝：我现在正在重读它，它纯粹是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一切成绩全成他的了。1938年斯大林把所有反对派清除后，开始树立自己了。《联共（布）党史》就是这时候在他直接领导下编写的，完全是在歪曲历史。比如十月革命，他本是不起眼的角色，甚至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列宁，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所以十月革命后托任苏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他的肖像同列宁肖像并排挂。凡是斯大林的对头都被写成敌人。几代中国人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真是太可悲了。对思维方式确有影响，受到“不是朋友便是敌人”这种思路影响。党史上写的一律接受，不会产生丝毫怀疑，思想逐渐僵化，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解放初期我们学的中国革命史就是套的联共（布）党史的模式。 李：您怎么看托洛茨基这个人？ 蓝：他是很残暴的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比斯大林还激进，完全不要传统文化，不要资产阶级的文化，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列宁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继承的，而托洛茨基所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一切文化从无产阶级开始。不过他崇拜列宁，列宁说过的话他都尊重。斯大林读书很多，特别爱读小说，记忆很好，对待传统文化基本上与列宁的观点相同。我现在发现，他在搞运动的时候，就是他地位不稳固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才搞的。 李：当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时，就搞运动，而且不是直接针对你，总是绕着弯子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 蓝：斯大林为什么要搞清洗呢？就是他总怀疑别人反对他。他永远也没有敌人，因为还没等别人反对他就被他搞掉了。他通过不断地清洗，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他又要清洗，当时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四人结成一伙。贝利亚制造了个“医生事件”，搞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斯大林通过这件事反过来整贝利亚，说此事之所以发生都是内务部丧失警惕xìng所致。如果斯大林不死，贝利亚的命就难保了。命运让贝利亚取得了胜利。 李：斯大林的死也是一个谜吗？ 蓝：不是什么谜，是未及时抢救导致死亡。在他死之前，贝利亚四人已经发觉他要整他们，就准备跟斯大林较量。首先要把斯大林的四个亲信除掉。他们偷走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斯大林迁怒于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他赶走；又在酒里放dúyào，诬陷斯大林的卫队长符拉西克，又制造了“医生事件”，控告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多夫用误诊方法谋害日丹诺夫等一批党政要人，斯大林把这两人投入监狱。剩下一个警备区司令科欣金被暗杀了。斯大林也老了，意识不到这些，还要整贝利亚，他以为人家怕他。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一夜，回去之后，斯大林一直没有给贝利亚他们打电话。直到过了两天，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两天没有按电铃了，他们都不敢进去。贝利亚等四个人去了，见斯大林穿着睡衣，躺在地板上，还没有死。四个人看后，贝利亚说，他还穿着睡衣呢，看到我们怪不好意思的，等他穿好衣服再来吧。说完四个人就走了，没吩咐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过了两昼夜他们才再来，找了医学院的一批医生，这时人早死了。如果有斯大林的几个亲信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斯大林的女儿说，是他们杀死了她的父亲，他们见死不救。 李：我看有文章说贝利亚的儿子最近写回忆录为他的父亲辩诬。您认为历史回忆录方面的写作，对恢复历史原貌，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贝利亚儿子谢尔哥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我读过，觉得是一部严肃的书。儿子写老子未免带感情色彩，但他披露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历史回忆录对恢复历史原貌起的作用非常大。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同的人可从不同立场回忆，比以《联共（布）党史》为衡量准绳比较真实。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一本《回忆高尔基》，目的是塑造一个官方需要的高尔基，只选符合他们要求的回忆录，一些极为珍贵的回忆录，如霍达谢维奇和别尔别罗娃的回忆录，均未选入。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意歪曲高尔基。1917年7月事变后，列宁躲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草棚里，20世纪20年代奥尔仲尼启则的回忆录写得明明白白：陪同列宁的是季诺维也夫，后来季诺维也夫被斯大林处决，拉兹里夫草棚里便没有季诺维也夫了。《联共（布）党史》写的是列宁在草棚中通过战友和学生斯大林等人领导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差没直说斯大林陪同列宁了。当然，任何回忆录都不客观，只有比较着读才能接近真相。 六、走出yīn影(3) （原载《世纪之间》，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r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1) 苏联喜欢用人名命名街道、广场、车站、农庄、工厂以至城市；并且往往用健在的党政领导人和各界名人命名。斯大林逝世前除几座以他姓名命名的城市外，如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巴德和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后改为伏尔加格勒、杜尚别和新莫斯科斯克），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都有斯大林广场或斯大林大街。连中国大连也有斯大林广场。苏共二十大后除大连的斯大林广场外，其他以他命名的地方都更改了。海参崴与苏联其他城市一样，多以人名命名街道和广场，不同的是除国家一级党政领导人和全国知名人士以外，还有地方名流，以及同这座城市有关的人士。街名的嬗变或隐或显地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来龙去脉，沧桑变迁。 海参崴的中央大街原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美国大街，纪念战船“美国号”，1859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便是乘坐这艘战船抵达海参崴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总督此行的目的是勘察阿穆尔海湾的地形，确定此处是否适合建立海港。勘察的结果自然是大喜过望，此地确为天然良港，遂定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占领东方，援引一年前俄军占领北奥塞梯后所建立的首府符拉迪高加索为例，意思是占领高加索。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被认为是海参崴的奠基人，把他奉为俄国的英雄，所以海参崴的博物馆都从他讲起。他1881年死于巴黎，埋葬在巴黎郊区蒙马特勒公墓。1903年，海参崴政府决定把他的遗骸运回国，但这时bào发了日俄战争，决定无法执行。过了九十年，俄国人仍未忘记此事。1990年把他一部分骨灰运了回来，1992年举行了隆重迁葬仪式。滨海边疆区政府决定在他坟上修建一座小教堂，以兹永久纪念。1992年，我已离开海参崴，没见到迁葬仪式。这次重返海参崴，经过他的墓地，并未见到小教堂，大概因为财力不足未能修建吧。 每次陪同中国朋友参观博物馆，见到画像上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那副睥睨一切的样子心里就讨厌，但并未表露出来。在伯力博物馆里有一幅描绘《瑷珲条约》签字的油画，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身着沙俄军服，昂首挺立，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趴在桌上签字，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我看了实在忍不住了，脱口而出：“简直像强盗。”我不知为什么竟说了句俄语。陪我参观的俄国朋友说：“您说的是谁呀？”我一怒之下说：“我说的就是你们的穆拉维约夫总督。”我的俄国朋友是年轻人，不了解历史真相。我给她讲了《瑷珲条约》。告诉她，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她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你们还想要回去？”我对她说，中国决无领土要求，况且边界已由两国政府划定。我谈的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外国进行武装干涉。1918年6月，美国、日本等战舰开入海参崴，中央大街无法再叫美国大街了，改为斯维特兰大街，取自斯维特兰巡洋战船，这艘战船1875年驶入海参崴港口。1924年列宁逝世，为纪念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斯维特兰大街改为列宁大街。列宁未到过海参崴，但对海参崴极为关心。1922年11月，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说过一句名言：“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他不用“我们的”，而用“就是我们的”，显然强调海参崴非俄国莫属。这句话至今写在火车站对面邮电大楼的墙上。我每逢经过这里都困惑不解。学过《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副人民委员卡拉汉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jiāo还给中国人民。”海参崴是沙俄“独自”掠夺的，理应jiāo还中国。怎么三年后布尔什维克领袖却说“就是我们的”呢？邮电大楼正面矗立着一座列宁全身铜像，也是海参崴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座列宁塑像，其余三座都在九十年代拆除了。这座铜像无人照看，头上和身上落满灰白色鸽粪。列宁在大多数俄国人心目中已失去往日的光辉。1993年，列宁大街又改回斯维特兰大街了。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2) 既然海参崴“就是我们的”，同中国有关的街名当然都得改。我每天经过的海洋大街原名中国街，北京街改为福金街，纪念1957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福金海军上将。绥芬河街改为乌博列维奇街。乌博列维奇曾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指挥，1922年10月25日从外国武装干涉军和白军手中夺回海参崴，是革命功臣。但1937年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牵连被捕入狱，同年被qiāng决。 海参崴曾是红军和白军争夺的战略要地，战斗极为残酷，有几条街道便以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挥员命名。陡坡街改为苏汉诺夫街，传教士街改为拉佐街。苏汉诺夫和拉佐都是海参崴人民心目中敬爱的英雄。苏汉诺夫是滨海边疆区第一届苏维埃主席，1918年在一次激战中被白军杀死，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拉佐是红军游击队指挥员，死得更为惨烈，1920年被白军活活烧死。红军杀白军，白军杀红军，双方都杀红了眼。拉佐被白军烧死，但他被烧死前也曾烧死过几个白军游击队领导人。国内战争期间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战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海参崴则是破坏最厉害的地区之一。像这样好的世界良港，比起世界其他港口来，生产设施、住宅建设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除战争因素外，政治迫害、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也大大阻碍了海港的经济发展，直至今日，人民生活水平比发达国家不知相差多少倍。 远东大学图书馆位于莫尔多采夫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条街的对面是喷泉街，横着相接的是斜坡街，三条街当中有个广场。1989年我初来时，广场当中矗立着捷尔任斯基的生铁铸像，1993年，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前的捷尔任斯基铜像被推倒，海参崴的生铁铸像也跟着拆除了，广场变成停车场。我原以为莫尔多采夫是游击队员，因为以游击队队员命名的街道随处可见。没想到莫尔多采夫却是功勋卓著的契卡分子，而斜坡街原来叫明仁斯基街，喷泉街捷尔任斯基街。契卡的大人物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契卡主席，1926年逝世后接替他的便是明仁斯基。明仁斯基也是大人物，但身体一直不好，没有他的后任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干得那样轰轰烈烈。1934年逝世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轮流为他抬灵柩，足以说明他的身份何等显赫。这几条街为何以契卡人员命名呢？我探究一番后才知道，原来滨海边疆契卡总部曾设在这里。苏联所有城市都设有契卡机构，但海参崴的要比别的城市的大，因为二道河子区设有劳改营转运站，押送到远东来的犯人先都到这里。转运站隶属苏联东北劳改营管理局，而这个局也设在海参崴。转运站对押送来的犯人进行“筛选”，体力强的送往科雷马开采金矿，身体弱的暂留在转运站，以后再分别押往其他劳改营。俄国著名作家沙拉莫夫就是从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押往科雷马的。他在科雷马关押了十七年，写出反映采金犯人生活的《科雷马故事》，轰动一时。苏联一大部分黄金都是犯人在科雷马开采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由于体弱多病，留在转运站，1938年瘐死海参崴二道河子。1937年大清洗时期，居住在海参崴的中国人遭受残酷的迫害，所有中国人都从海参崴迁走。我的忘年jiāo，早已作古的曾先生，便从海参崴押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林，他在那儿伐了十七年树。我问他什么罪名，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如今在海参崴已找不到一户中国老住户了。 除了二道河子区，还有头道河子街，纯粹是中国地名，当然中国人就居住在这一带，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中国人以捞海参为生，崴就是海边的意思，在岸边一伸手就能捞到海参，可见海参之多，海参崴也就由此而得名。现在山东和黑龙江的老人仍管海参崴叫崴子，他们都曾“下过崴子”。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俄国人不吃海参，后来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开始捕捞。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俄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海参，不知有多少麻袋。但奇怪的是海参就是捞不尽。2001年11月初，我陪绥芬河电视台在海参崴拍商业片，其中有钓鱼的镜头，我们租了一条快艇向俄罗斯岛驶去。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行五人在艇上钓鱼，半小时便钓了二十多条，喜得主持人小姐大喊大叫。船员看到我们兴致高，也穿上潜水服在俄罗斯岛岸边大展身手，捞海参给我们看，不到十分钟竟捞起七条大海参，看得我们惊叹不已。中国老人说在海参崴伸手便能捞到海参，看来并非虚妄之说。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3) 离我住得最近的菜市场位于卡马罗夫准尉街。1860年，这个沙俄准尉率领十几名士兵乘坐“满洲号”船在海参崴登陆，“那里荒无人烟”，准尉开始盖营房，被认为是海参崴的第一个建筑者。他登岸的地方还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用以证明在他之前这里没有居住过捞海参的中国人。 海参崴到过几位著名的文化人，前有契诃夫后有索尔仁尼琴，但都来去匆匆，没留下什么遗迹。关系较深的只有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作家法捷耶夫。三年前为纪念曼德尔施塔姆这位杰出而又不幸的诗人，在百年大街“火花”电影院后面，即前二道河子劳改营转运站的旧址，塑造了一尊水泥塑像，但很快被人打掉鼻了。当年折磨诗人的看守人员看来并未死绝，或者他们的后代仍在滋生，这些人岂能容忍为他们的牺牲品建立纪念碑？有意思的是，去年又在原处用生铁铸造了一尊诗人的全身像。我回国的前两天冒着大风前往拜谒，见到生铁像上泼了一道红漆。没想到那些人对诗人的仇恨，竟然如此绵绵无绝期。 法捷耶夫可算作滨海边疆区产生的作家了，他在海参崴商业学校上过学。他住在姨妈家的一栋小楼里，这栋小楼至今保存完好，是海参崴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位于卡马罗夫准尉街菜市场对面。我经过时常会猜想，他姨妈家一定很有钱，不然建筑不起这么漂亮的住宅。法捷耶夫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念了七年书，商业学校旧址成为远东大学校部。这是一座20世纪初的建筑物，恢弘、坚固、美观，同苏联时期的建筑物迥然不同。建筑物留着时代的印记，走在街上，一眼便能看出哪些是十月革命前建造的，哪些是斯大林时代建造的，哪些是赫鲁晓夫楼，哪些是勃列日涅夫楼。海参崴也有一条法捷耶夫街，但法捷耶夫自1921年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他当了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日子却过得并不快活。他做过违心的事，伤害过不少人，也帮助过一些人。斯大林死后，他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决心改组作协，把它从一个衙门化的机关改变成创作团体，但遭到他的助手们的反对。他与有势力的作家，如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一吵翻。他向苏共中央求援，可赫鲁晓夫等人正陷入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没有理睬他，使他完全绝望。他虽再没返回过远东，但一直怀念远东，怀念他充满理想的美好岁月，不然便不会一直在写《最后一个乌德格人》了。乌德格是个人数极少的民族，至今不足两千人，他在远东打游击时同他们接触过，从此难以忘怀。 有些街名我听起来别扭，如马卡罗夫街、库兹涅佐夫街和涅韦尔斯科依街。马卡罗夫曾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鱼雷zhà死。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领土打仗，哪方人被打死了都活该。库兹涅佐夫曾是苏联海军主帅，在他领导下，苏联海军一度称霸世界，也许还有点让俄国人骄傲的地方。涅韦尔斯科依是俄国海军上将，1855年率俄国战船占领了黑龙江出海口庙街，为了纪念尼古拉一世，竟把庙街改成尼古拉耶夫斯克。1898年沙俄“租借”旅顺、大连后，为了讨好尼古拉二世，曾想把大连也改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尼古拉二世怕犯了祖宗的讳，没有批准，但还是把大连改为达尔尼（远方）了。 还有一条街名不仅我听起来别扭，俄国人听起来同样不舒服，这便是梅赫利斯街。1938年梅赫利斯到海参崴来过一趟，因为他是大人物，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但他此行的目的是诱捕布柳赫尔元帅（即加lún将军），布柳赫尔元帅到莫斯科后不久便被qiāng决了。梅赫利斯是斯大林最宠信的人之一，卫国战争期间他经常代表斯大林视察各战区，不知迫害了多少苏联将领，战争初期，巴甫洛夫大将便是因为他的栽赃而被处决的。他在斯大林面前自称“癞皮的犹太狗”。1953年，梅赫利斯死在斯大林前面，对以后新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构成威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提起。现在大多数俄国人都知道梅赫利斯是何许人了。20世纪90年代，梅赫利斯街改为邵尔斯街。邵尔斯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英雄，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 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4) （原载《收获》2002年第2期）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1) 《邪恶势力》的是苏联作家皮库利。皮库利在中国是个陌生的名字，很少人听说过；但在苏联名声极大，超过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当然并非指他作品的价值）。他的读者超过苏联任何一个作家，仅在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之下，被誉为苏联的大仲马。我说他可以同中国的金庸媲美。有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中国没介绍呢？我想是因为苏联文坛有意贬低他，把他定为通俗作家。他写的都是历史小说，多采用野史，并常突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规定的框框，为史学界所诟病。他又从未获得过各种奖项，所以苏联作品在中国泛滥时期，也没有哪家出版社肯把遭苏联官方冷遇的作品列入选题。 皮库利的作品极多，到底出版了多少本书我也弄不清。我从俄国朋友那里知道，他最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欢迎的小说是《宠臣》和《邪恶势力》。《宠臣》写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拓疆土的功绩和豢养面首的恶习，《邪恶势力》则道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覆灭的原因。 《邪恶势力》中的主要历史人物，除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外，便是妖人拉斯普京了。《邪恶势力》虽为小说，但并非戏说。其中大多数人物和事件，在别的书中都得到印证。如我所读过的俄国人爱德华拉津斯基写的《尼古拉二世的生与死》，美国人斯坦伯格和俄国人赫鲁斯塔廖夫合写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英国人罗伯特梅西写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和中国人李永昌写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传》。这些著作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邪恶势力》讲的大致相同，只是没有后者生动。除论述末代沙皇的专著外，在亚历山大三世重臣维特伯爵和临时政府首脑克lún斯基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邪恶势力》中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拉斯普京。皮库利在书中一再说他写的是政治历史小说，并引用大量史料，所以《邪恶势力》虽非信史，但对历史并未虚构，仍可当历史书来读。不过皮库利使用的材料大多不出于正史，而是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揭露拉斯普京的文章和警察的秘密报告、沙皇和皇后的通信，以及与拉斯普京有关人物的回忆录，其中既有他虔诚的信徒也有他凶恶的敌人。如他的死党维鲁博娃和发誓掏出他肠子的伊利奥多尔神甫。帝王将相进入正史，像拉斯普京这样的角色进入不了正史，只能将他贬入野史。 我说拉斯普京是妖人不够准确，应当说他用虔诚的话语迷惑住沙皇和皇后，特别是皇后，以及一群上流社会的贵fù，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他除了善于蛊惑人心外，还有高超的房事本领。有了这两点，他便把一大群贵fù攥在手心，通过她们钻入王室，最终控制了王室。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但他从小不爱劳动，受不了耕田种地的辛苦，长大成了无赖，靠欺骗和诱惑fù女过活。看见饭店有人吃饭他便凑上去讨，不给便死皮赖脸不走。村里人都怕他，知道得罪了他准遭殃。1917年沙皇覆灭后，他家乡的村民们纷纷揭发他。卡尔塔采夫说：“有一天他偷干草垛围栏换酒喝被我抓住，打了他一顿。他恶dú地报复了我：jiān污了我小女儿，又拐走我妻子。我的两匹马也不见了。”有人揭发拉斯普京参加鞭身派活动。这个宗教派别的信徒先一起跳舞，跳到疯狂时便倒在地上群jiāo。拉斯普京不仅糟蹋本村fù女，把邻近村子的fù女也糟蹋遍。地方志编辑得出结论：ròuyù在拉斯普京身上bàozhà，仿佛yín乱魔鬼在他身上附体，他给兽yù包上敬神的外衣，从而打下拉斯普京现象第一块基石。拉斯普京这个姓便是从“放dàng”一词派生出来的。他身上还有一个特点不得不提：天生有一副铁打的身体，具有牲畜般的耐力。他五十岁时可以从中午狂饮纵yù到次日凌晨，然后精神抖擞地上教堂做晨祷。晨祷后再重复前一天的功课。正常人是受不了的。就是这样一个游民、yín棍和酒鬼，一个大字不识的恶棍，竟实际上掌握俄罗斯帝国权柄数年之久。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2) 如果拉斯普京一直呆在西伯利亚农村，祸害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但命运的恶作剧却把他送入专制君主的内宫。沙皇和皇后对他敬若神明，言听计从，他的胡言乱语被当作上天的神谕，帝国大厦如何能不倾覆？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不相信皇族，不相信贵族，更不相信人民，只相信上帝。他们派人四处寻找上帝的代言人。1905年革命被血腥镇压后，他们更胆战心惊，抛出成立杜马的诏书。1905年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即黑色百人团，又叫黑帮，为竞选杜马的席位，派人四处搜寻宣传高手。与此同时，皇后也派人到民间寻找圣徒。传说西伯利亚出现了一个未卜先知的圣童米季卡，地方官吏把他送到皇宫。这是一个神志不清的残疾儿童，豢养人用鞭子抽他，他发出痛苦的哞哞声，这哞哞声便被说成上天的预言。米季卡到皇宫后不会使用马桶，在墙角里把屎拉得一堆一堆的。女官们踩得满脚都是，虽说是圣徒拉的，感觉总不愉快。一次米季卡被抽得太厉害，歇斯底里发作，倒在地板上。皇后看着他，大概受到强烈刺激，也歇斯底里地倒在地上打滚，导致流产。这么一来，只好把圣童和豢养人送回西伯利亚。这次寻找圣徒失败了。黑色百人团派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到西伯利亚寻找宣传高手，发现了拉斯普京，把他带回圣彼得堡。黑色百人团中央委员会考问他，这时拉斯普京尚未进入角色，只会说：“我主上帝，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因而没被黑帮看中，认为他不过是农村常见的无赖，命令神甫把他送回去。但沃斯托尔戈夫神甫不肯认输，把拉斯普京当成他的晋升法宝。此路不通走彼路，神甫打定主意通过贵fù们把拉斯普京捧起来，自己跟着沾光。他看出拉斯普京能说会道，一肚子坏水，准能飞黄腾达。神甫下了赌注，给他置办服装，把他带进有权有势的伊格纳季耶娃伯爵夫人家。临行前，神甫训导拉斯普京：“你要保持本色，你的力量就在于你的野xìng，要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神甫还给了拉斯普京一段铅笔、一个小本和一把小刀。小刀后来派上用场。拉斯普京一进门便对伯爵夫人吼叫道：“你怎么搞的，老妖婆？瞧，把什么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挂在墙上。你这是让鬼闹的！买这幅画花的钱够庄稼汉买条nǎi牛。你看，我用法力废掉它！”拉斯普京在挂在墙上的半luǒ的《娜娜》油画肚脐上狠狠地打了个叉。喝茶的时候，神甫向他要了小刀，悄悄溜出去，在拉斯普京打叉的地方用小刀割破，又回到他身边。过一会，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对着伯爵夫人耳朵说了几句话。老太婆站起来，虔敬地向大家宣告：“拉斯普京长老说得对，神已在我家显灵了。娜娜承受不住长老的法力，撕裂了。”拉斯普京在众人眼里威望陡增，已变成神人了。他同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回到家中，大笑不止。神甫说功劳应归功自己，是他把拉斯普京变成神人的。后来他们吵翻，神甫说出真相，但那时拉斯普京神人的地位已无法动摇。接着，拉斯普京施展他的第二种本领高超的床上工夫。第一个跟他上床的是戈洛温娜伯爵夫人的女儿蒙卡。事后，蒙卡对女友男爵小姐库索娃讲述拉斯普京“圣化”她的经过：“他跟我干的事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知道吗，他干这种事的时候还强迫我祈祷，真的，他把向基督祈祷同畜生般的姿势结合起来，感觉特别强烈。我的身子掏空了，就像倒干酒的罐子。我的身子没有了，只剩下灵魂。同长老发生关系后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圣徒……他真是个十足的畜生。”此后，蒙卡成为拉斯普京的死党，专门向他推荐女人。蒙卡对女友们说：“这算什么，好朋友？说到底这并不是爱情，只是一种特殊的祈祷方式，如同谁都可以上教堂，谁都可以向上帝祈祷一样。你也去祈祷吧！”如果向拉斯普求助的女人不肯上床，蒙卡便劝说道：“不做这种特殊的祈祷长老就没力量，办不成事。” 苏联著名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揭示出拉斯普京对女xìng影响的秘密：“他的力量在于他天生好征服人的个xìng和善于立即把自己摆在所有求见女人亲密无间的位置上……‘虔诚的’长老在前厅迎接每位来访的女士，先用自己‘温柔的’大手摸遍她们全身每个部位，似乎研究她们的形体，一下子拉近了她们同他的距离，此刻她们已成为他的候补情人。”精神病学家接着写道：“还有xìng催眠术，拉斯普京有极强的xìng催眠术，对正在退化的上流社会女士效果尤佳。”1976年才去世的杜马右翼党团领袖舒利金在回忆录中写道：“退化的女人经常为她们毫无感觉而痛苦。她们往往解释说这是因为丈夫枯燥乏味。一旦英雄触摸她们，她们身上的xìngyù便会苏醒。不过很难找到英雄。身处下层的女人可以期待王子，而生活在王子中间的女士则需要从低于自己的社会阶层中寻找英雄。因为圈子里的男人她们都领教过了。于是她们便蔑视社会习俗、阶级差异、传统偏见甚至卫生要求。她们便聚集在拉斯普京周围。”舒利金强调：“在此之前，她们已深深堕落，在上流社会走过一段yíndàng的道路。”于是拉斯普京身上的臭味变成最迷人的香水味，他指甲里的污垢也别具风味了。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3) 总之，“娜娜撕裂”后，拉斯普京成为首都贵fù的偶像，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仍无缘进入皇室。一天，蒙卡对拉斯普京说有位太太想见他，但她身份显贵，不能揭开面纱。拉斯普京不高兴地说：“面纱不能揭，裤子总可以脱吧？”这位太太便是黑山公主米利察。她父亲是黑山国王，把她和妹妹斯坦娜送进俄罗斯莫尔尼女子学校上学。黑山国王希望她们永远留在冬宫，充当他的间谍。米利察嫁给尼古拉二世的皇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她们的任务是向皇宫提供先知、巫师和长老。米利察同拉斯普京会面没留下记载，但确实是她为拉斯普京打开通向王室的道路。这时，拉斯普京已甩掉他的引路人沃斯托尔戈夫神甫。神甫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把他制造成神人，结果落了一场空。神甫把拉斯普京恨之入骨，成为他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米利察的大伯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又称尼古拉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俄军总司令，是个极端残忍、全无心肝的酒鬼。尼古拉沙的一条母狗得病，兽医没能治好，被逼上吊。米利察对他说拉斯普京能治活母狗。拉斯普京被召到大公位于图拉的庄园。算拉斯普京走运，他一到母狗病就好了。尼古拉沙觉得这个庄稼汉有两下子，两人遂成为酒ròu朋友。皇族的恶棍jiāo上草民的无赖。一天，尼古拉沙大公觐见沙皇，见侄子脸色yīn沉。沙皇对皇叔说：“我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大臣们是一群恶棍。侍从们以服侍我为荣，可一转脸就骂我和皇后。我能相信谁？”尼古拉沙说他发现一个聪明的农民拉斯普京，能预言天意，定能保佑沙皇全家平安。“奇怪，”沙皇迟疑地说，“您，尼古拉沙叔叔，伊格纳季耶娃伯爵夫人和黑山姐妹都向我提到拉斯普京。”“是的，陛下，他能给您带来好运，从他嘴里您能听到动dàng的俄罗斯大地的声音。”1905年11月1日，沙皇在日记中写道：“同来自托博尔斯克省的神汉拉斯普京见了面。”从沙皇的口气上看，他并未看中拉斯普京。他对皇叔说，他的姓有yín乱之意，想必是yín乱之徒，不宜留在宫中。后来拉斯普京成为沙皇的“家庭成员”，但沙皇的态度同皇后对他的态度仍有区别。 如果皇后是神经正常的女人，拉斯普京未必能进入皇宫。两位黑山公主知道皇后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为巩固自己在宫中摇摇yù坠的地位，便打出拉斯普京这张王牌。米利察打算通过皇后的密友维鲁博娃把拉斯普京“献给”皇后。她们带拉斯普京来到维鲁博娃家。拉斯普京马上布道：“作孽不怕，但要忏悔。忏悔吧，然后再作孽。上帝派那么多魔鬼到人世上来，就是让咱们尝尝作孽的滋味。基督向凡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忏悔吧！’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基督知道人间是个肮脏的猪圈。要是我们什么孽都不作，怎么忏悔呢？所以不少人就作孽……明白吗？”同他们一起来的一位大学生反驳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咆哮起来：“我替上帝说话，可这家伙……我不吃饭了。”说着转身向房门走去。其实这时拉斯普京已达到结识维鲁博娃的目的，找借口甩掉黑山公主。同他甩掉沃斯托尔戈夫神甫一样。自此，拉斯普京同维鲁博娃紧紧勾结在一起，直至他被杀害。维鲁博娃对皇后的影响仅次于拉斯普京，有必要对她介绍几句。维鲁博娃是御前大臣塔涅耶夫的长女，嫁给海军少尉维鲁博夫，改姓夫姓。她长得又高又胖，像个石墩子。苍白的脸像盘子，眼睛像蝴蝶结。她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内心深处蛰伏着情yù。她工于诡计，做事表面为皇室，实际为私利。她同拉斯普京是邪恶的一对。 现在轮到维鲁博娃把拉斯普京“献给”皇后了。这次会面安排得非常巧妙。一天，维鲁博娃同皇后联手弹琴，维鲁博娃突然问皇后：“陛下，您还没有感觉吗？”皇后感到一阵寒冷，回头一看，一个骨骼粗大的男子向她走来。“不要害怕，这是拉斯普京，是好人，像信任我那样信任他！”维鲁博娃说。拉斯普京默不作声，突然抱起皇后，边走边抚摸，并轻声说：“别害怕，亲爱的，你怎么抖得厉害！噢，你怕什么呀？人人都是亲人嘛……”皇后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放声痛哭，一面哀求：“用劲，用劲！抱紧我……啊，真舒服！”拉斯普京转身瞪了维鲁博娃一眼，让她出去。拉斯普京对付老娘们的丰富经验都用上了。他们发生关系了吗？似乎没有，因为浩如烟海的材料中从未提到这一点。拉斯普京很精明，他要利用的是皇后的权势而不是ròu体，他有享用不尽的女色，何必再添个皇后？皇后给拉斯普京的一封信流传下来。原件是伊利奥多尔神甫从拉斯普京箱子里偷出来的，后来jiāo给杜马主席罗将柯。罗将柯把这封信和其他有关拉斯普京的yín秽材料拿给皇太后和沙皇看。信中写道：“我心爱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没有你我非常痛苦。只有当你，我的老师，坐在我身旁，而我吻着你的手，把我的头倚在你神圣的肩膀上，我才感到轻松。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枕着你的肩膀，在你火热的怀抱中睡去……”信里讲的似乎是男女之间的事：yín棍满足dàngfù的情yù。皇后是yíndàng的女人，美男子奥尔洛夫就曾是她情夫，后被沙皇dú死。但奥尔洛夫对皇后没有任何影响，更别说控制她了。要想控制皇后，只有让她把他当成神人。拉斯普京冒险了。他雇人把儿童室的枝形水晶吊灯链子锯了个口，然后突然跑进儿童室，出来对皇后说：“妈妈（他管沙皇叫爸爸，皇后叫妈妈），千万别让孩子进儿童室，我看见了……”几天后，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訇然落下，摔得粉碎。皇后跪在地上感谢拉斯普京救命之恩，沙皇任命拉斯普京为内宫掌灯人。这个头衔使拉斯普京不用禀报便可随时入宫。但拉斯普京完全控制王室则在1912年10月之后。1912年10月，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拉镇打猎。患血友病的皇太子在斯帕拉湖上划船，船快到岸时，小男孩等不及了，向岸上跳去，不小心碰到船舷。两周后长出血瘤。血友病是王室病，来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她的子孙与欧洲各国王室通婚，把血友病带到欧洲各王室。俄国皇后便是维多利亚外孙女，血友病携带者。血友病只传给男孩而不传给女孩。皇后生了四个女儿才生出皇太子，可他偏巧是血友病患者。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4) 沙皇立刻把最好的御医召到斯帕拉。大夫认为应当动手术，但血友病患者不能开刀。大夫让沙皇夫fù作最坏的准备。这样就出现了王位危机。如太子夭折，皇后因患fù女病不再生育，王位将落入亚历山大三世其他支系手中。太子体温升到摄氏398度，沙皇和皇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天，皇后脸上露出笑容，刚刚收到被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长老的来电。拉斯普京在电报中说，上帝看见皇后的眼泪，太子能活下来。奇迹果然发生了：体温开始下降，血肿渐渐消散。这个谜底可在苏联时代出版的《沙皇内幕、藏医巴德马耶夫档案材料》一书中找到。巴德马耶夫是首都著名藏医，布里亚特人，王公大臣都找他看病。他同维鲁博娃和拉斯普京串通一气。维鲁博娃把加剧出血的草yào掺进太子的食物中，等病情重了，拉斯普京便在万里之外祈求上天的“神力”，维鲁博娃停止放草yào，太子便痊愈了。自此，拉斯普京完全控制了皇后，皇后对他唯命是听。 拉斯普京在皇后的庇护下，纵y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向他求助的女士一进门便脱衣服上床，然后他才肯写字体歪歪扭扭的条子。他周围的女士一律不准戴rǔ罩。他说话时一手抓一个rǔ房。他经常同女人一起洗澡。一天七位女士陪他洗澡。路上碰到一个肮脏的女乞丐，拉斯普京要她一起去洗澡。洗完澡，他把男爵夫人在巴黎订做的衣服给了女乞丐，让男爵夫人穿女乞丐的衣服。他们从澡堂出来时，被等在那里的摄影记者拍下来。图片配上一篇描绘拉斯普京洗澡的文章在《新时报》上发表了。拉斯普京色胆包天，竟jiān污了太子的保姆，还妄图强jiān宫廷女官丘特切娃。皇后得知后对保姆说：“你能让我相信你的话吗？我看你卷入反对长老的yīn谋。你老实说，还对谁说过？”“丘特切娃。”皇后把保姆赶走，沙皇把丘特切娃召来。丘特切娃证实保姆受辱。沙皇说：“这么说，您不相信拉斯普京是圣徒啦？”“为什么我要相信呢？”“如果我告诉您，我得以度过革命后的艰难岁月，倚仗的就是拉斯普京的祈祷，对此您有什么想法？”俄罗斯伟大诗人丘特切夫的孙女两眼直视沙皇说道：“我斗胆表示怀疑，陛下。”“那我就不挽留您了。”丘特切娃解下宫廷女官的肩饰，放在皇后面前：“皇后陛下，拉斯普京的行为使我可以不再留在您的身边，我向您告辞。”皇后知道拉斯普京企图强jiān女官，却极为平静地说：“可是，亲爱的，拉斯普京不是打扫院子的酒鬼呀。您应为此感到高兴。”倔强的丘特切娃顶撞道：“在我看来，任何女人都不会为此而高兴。”皇后有点尴尬：“我说得不准确。如果不高兴，至少可以接受吧。”“陛下的话我听着奇怪。”“有什么奇怪？那样圣灵就会进入您体内。”丘特切娃走了。这段话便引自她后来写的揭发拉斯普京的材料。皇后以己度人，但并非所有女人都是丧失理智的dàngfù。 拉斯普京同神职人员一一反目。他同把他从西伯利亚带到京城的黑帮分子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吵翻。拉斯普京一到京城便住在神甫家。他得势后，神甫骂他忘恩负义，神甫为他花了不少钱，可他只顾自己往上爬，不提携恩人。拉斯普京把一个装得鼓鼓的钱包甩在他面前，照着他眼睛就是一拳，当天就搬走了，但没忘在屋子当中拉一堆屎。神甫只好在臭气熏天的屋里唉声叹气，怨自己瞎了眼。 拉斯普京的另一个敌人伊利奥多尔神甫则凶恶得多。伊利奥多尔原是顿河哥萨克人，后加入黑帮，是蒙昧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俄国的一切苦难都来自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他在察里津教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纠结一帮信徒，手持油漆刷子，看见戴眼镜的人便给他一刷子。伊利奥多尔在京城结识了拉斯普京，请他到察里津驱鬼。拉斯普京的驱鬼活动在伊利奥多尔逃到国外后所出版的《圣鬼》中有详尽的描述。拉斯普京只替女人驱鬼，不管男人的事。他先替马车夫老婆莲卡驱鬼，但不顺利。莲卡对拉斯普京大叫起来：“你干吗摸我？我让你摸！给你臭脸一巴掌，让你知道莲卡的厉害。”拉斯普京捂着脸退了出来：“这鬼真厉害！去她的吧，真是坏娘儿们，打得真疼。”第二个驱鬼的是女商人列别杰娃，个子又高又大。拉斯普京在住宅里找鬼，在放着大床的屋里停下来：“鬼在这儿无处可逃。叫列别杰娃进来。”女商人和拉斯普京留在屋里，丈夫和伊利奥多尔在客厅喝茶。突然听见屋子啪的响了一声，接着便是摔打声，却听不见人说话。丈夫祈祷道：“上帝啊，快帮助长老制服鬼吧！”拉斯普京拿着撕掉的大襟从屋里出来，浑身是汗，额上有块擦伤。“鬼好厉害，玻璃窗都打碎了，好容易才把鬼抓住。”第三个仍是女商人，年轻漂亮，丈夫又老又丑。她因xìng饥渴被认为魔鬼附体，时常大喊大叫。拉斯普京带走小媳fù后老丈夫觉得不对劲：“干吗他和她在一块儿时我得坐在这儿？”伊利奥多尔让他放心：“长老是圣洁的。”卧室里不断传来哈哈笑声，还有拍打luǒ体的声音。丈夫几次站起来要进去，都被伊利奥多尔制止住。捉完鬼，两人一起出来，大口喝茶。丈夫气得要抽妻子。拉斯普京向他要二十卢布驱鬼钱，丈夫狠狠地说：“找鬼要去吧！”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5) 1908年末，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策动报刊揭发拉斯普京。诺沃肖洛夫副教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揭发拉斯普京是yín乱的鞭身派教徒，并指责正教院纵容拉斯普京酗酒纵yù。报上登出受骗女人的忏悔信，她们是拉斯普京驱鬼的牺牲品，还附有他在女信徒中间可耻的照片。拉斯普京不敢在察里津驱鬼了，带着伊利奥多尔返回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伊利奥多尔是蒙昧的爱国主义者，但并非酒色之徒。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俄罗斯，所以当他觉悟到自己错了，便幡然悔悟。路上，他从拉斯普京的醉话中看清他是地地道道的恶棍，除ròu体享受外不会做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遂同他彻底决裂。他套出皇后给拉斯普京的信锁在老家箱子里，便打定主意偷出这封信。信很快便弄到手。他也溜出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这封信以后让沙皇和皇后十分难堪。 拉斯普京还有两个神职人员敌人：王室的忏悔神甫费奥凡和大主教格尔莫根。他们都是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劝沙皇摆脱臭名昭著的拉斯普京。费奥凡觐见皇后时说：“渎神小丑拉斯普京到这儿来享用皇上的葡萄，可我这个体弱多病的种葡萄的人不是为他在室内辛勤劳作的。陛下，我不说还有谁对您说呢？断绝同拉斯普京来往吧，再不要把魔鬼奉为神明了。”哪知皇后听了他的话咬牙切齿地说：“我再也不愿见到您了。”费奥凡把十字架一抡，愤怒地哭着说：“您与拉斯普京同归于尽！”格尔莫根大主教在沙皇那儿同样碰了钉子。沙皇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拉斯普京同安德烈耶夫的《安那马太》（此剧被禁演）混为一谈，那是愚蠢的剧本，可拉斯普京是聪明的人，在我们家里备受欢迎。”大主教粗暴地回答：“您从哪儿看出他的智慧来？我想把他培养成神甫，让伊利奥多尔神甫教他。伊利奥多尔为他耗尽心血，可他连一篇祈祷文也背不出来。拉斯普京是个笨蛋！”沙皇挥挥手让格尔莫根走了。 伊利奥多尔、费奥凡和格尔莫根决定自己惩治拉斯普京，剪掉他的生殖器。等到12月6日拉斯普京到正教院来时他们便动手。失去这个宝贝，拉斯普京便成了废人。格尔莫根找来头脑不大健全的米季卡，把剪刀jiāo给他：“我们把他裤子扒下来你就齐根剪，剪得什么也不剩。”拉斯普京来了，他们把他拖到圣像前，让他跪在地上。伊利奥多尔历数他反对教会和道德败坏的罪状。伊利奥多尔念一条，格尔莫根就拿十字架在拉斯普京脑袋上打一下，打得他头破血流。剪子贴着他ròu体时，他猛地扑向格尔莫根，把他撞倒，想挣脱出来。他们扭打成一团，滚到前厅。拉斯普京把门撞开，逃到街上，急忙坐马车逃跑了。拉斯普京径直来到维鲁博娃家，喊道：“看他们怎样对待我！差点更糟，多亏上苍没抛弃我。”“天哪！天哪！天哪！”维鲁博娃惊叫不止，马上带他去见皇后。 格尔莫根和伊利奥多尔受到严厉惩处：前者发落到破旧的日罗韦茨克修道院“休息”，后者流放到大森林中的修道院做赎罪杂役。伊利奥多尔身上的哥萨克血xìng发作了，发誓要掏出拉斯普京的肠子。他的誓言被jì nǚ古谢娃1914年夏天实现了。古谢娃原是相貌端正的农家姑娘，因贫困所迫当了jì nǚ，后因染上梅dú鼻子烂掉。她要为不幸的姐妹向yín棍报仇。她头一个复仇目标便是拉斯普京。伊利奥多尔告诉古谢娃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找拉斯普京，并给她路费。古谢娃披着黑大衣在拉斯普京家门口等他。拉斯普京出门接电报时看见古谢娃：“你这没鼻子的女人到这儿来干什么？”“赏几个钱吧。”古谢娃嘶哑地说。拉斯普京从钱包里掏钱。突然黑大衣罩在拉斯普京头上，匕首立即刺入他肚子，划开肚皮露出肠子。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了，拉斯普京没在皇宫，留在村里养伤。拉斯普京一直反对同德国打仗，如果他在京城，能否避免这场战争呢？曾担任过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伯爵认为可以避免：“你们不了解拉斯普京的非凡智慧。他比你我更了解俄国、她的精神和历史走向。拉斯普京全凭感觉懂得这一切。遗憾的是现在他受了伤，不在皇村。”著名国务活动家维特持这种观点已经让人难以理解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红色教授学院领导人波克罗夫斯基院士竟赞同维特的观点：“拉斯普京更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产生灾难xìng的后果。”密探们1915年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去年，’拉斯普京对我们说，‘我在医院里听说要开战了，我请求沙皇别打仗，为此给他发了二十封电报。”如果世界政治家都无能为力，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农民如何能防止战争？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6) 伊利奥多尔脱离教会后，跪在弗拉基米尔市车站肮脏的站台上向民众忏悔：“我请求被我侮辱过的俄罗斯伟大的知识分子原谅。我请求受我迫害过的全体犹太人宽恕……最后我请求因视力不好而戴眼镜的人原谅，我曾粗暴地攻击过他们。”接着他向听众大声喊出：“请听着，我告诉你们，俄罗斯没有沙皇，俄罗斯没有正教院，俄罗斯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民的杜马……只有一个大坏蛋拉斯普京，畜牲和盗贼，他一个人顶替了沙皇、正教院和整个政府！”伊利奥多尔知道拉斯普京也要掏出他的肠子，便化装成女人，带着搜集到的拉斯普京的材料，逃到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圣鬼》，皮库利的这本历史小说中的不少材料便取自这本书。伊利奥多尔后来在美国纽约一家饭店看大门，死于纽约第十林荫道。伊利奥多尔是黑帮分子，坚决拥护专制制度，但却反对听信拉斯普京的沙皇和皇后，可谓反动派反对反动派吧。 拉斯普京病愈后来到莫斯科，名义上向去世的格尔莫根大主教的圣尸鞠躬，实际上给承包商包揽军队内衣生意。他在索科尔尼公园内的雅尔饭店演出了轰动全国的丑剧。拉斯普京同内衣承包商在雅尔饭店单间喝酒，感到闷气，便带承包商来到大厅。密探详细记录了拉斯普京的表现。他掏出一摞一百卢布钞票撒向吉卜赛歌女，歌女们笑着抢钞票。饭店老板怕出事，向大厅里的人说这人不是拉斯普京，没想到他的话激怒了拉斯普京：“谁说我不是拉斯普京？我是真正的拉斯普京。”他怎么证明自己是拉斯普京呢？密探写道：“拉斯普京露出生殖器，继续同歌女们谈话，并向她们散发纸条‘无私地去爱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合唱队指挥指责他行为下流，拉斯普京反驳道，他在美女之间永远如此。为了让大家相信，他说出一串向他献身的女人的名字，并说出她们可笑的和yín秽的细节。”饭店老板急得给市长阿德里阿诺夫打电话。市长不敢管拉斯普京的事，只问了一句：“他付钱了没有？”但报纸勇敢地揭露了拉斯普京闹事的细节，舆论哗然。密探把记录jiāo给警察司司长准科夫斯基将军。将军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呈jiāo沙皇。准科夫斯基在皇宫接待室里碰见拉斯普京。“原来你在这儿，我正找你呢。”说着便按拳击规则朝他肋骨打去。准科夫斯基闪电般的拳头把拉斯普京打倒在地。准科夫斯基把材料呈上，有意强调拉斯普京炫耀他对皇后和宫廷女士们的影响。但沙皇不相信任何人，只好请他的家庭事务评判员萨马林评估准科夫斯基将军的报告。萨马林原是战舰上的海军上尉，被皇后相中，成了她的面首。他在宫中陪沙皇喝酒，同皇后睡觉。萨马林仔细看过报告后认为准科夫斯基写的都是事实：“陛下，拉斯普京在雅尔饭店表现得太过分了。”为此挨了皇后一记耳光。皇后见到维鲁博娃大哭道：“又把一大堆脏东西倒在我们门口。雅尔饭店里当然有女人，谁又否认过，可为什么非把拉斯普京拉扯上？这是阿德里阿诺夫市长为他设的陷阱。”阿德里阿诺夫被指责为“无所作为”，被摘掉沙皇侍从将军的胸章。市长平白受诬，一肚子火气找拉斯普京。一进门便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在雅尔饭店光屁股的时候我管过没有？”“你没管过。”拉斯普京见他来势汹汹，气短了几分，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给沙皇写信，说我在雅尔饭店没光屁股，表现得像天上的鸽子。你要写得让沙皇相信你，而不再相信狗杂种准科夫斯基。”写给谁呢？”阿德里阿诺夫问道。“就写给维鲁博娃。”市长照办了。几天后又戴上沙皇侍从将军的胸章。“现在轮到准科夫斯基了。”皇后说。沙皇把准科夫斯基将军召来，捋捋胡子说，他不再信任他了，可以摘下侍从将军的胸章。准科夫斯基摘下胸章，啪地一声扔在桌上。“我要上前线，给我一个师。”将军说。他指挥一个师，并率领这个师参加了革命。准科夫斯基将拉斯普京打倒在地时他的命运便已决定。1926年，苏联著名社会活动家科尼送准科夫斯基去疗养时说：“历史将肯定您反对拉斯普京的勇敢行动。”拉斯普京把一个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变成革命者。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7) 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也因拉斯普京而失宠，最终被害。他第一个下令在报纸上揭露拉斯普京的yín乱，揭露拉斯普京势必牵连皇后以至沙皇。沙皇下令停止发表揭发文章。于是斯托雷平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发表，一面查禁。先让读者看了，然后查禁。这种做法沙皇当然不满。沙皇对斯托雷平说，拉斯普京是笃信上帝的人。斯托雷平反驳道：“笃信上帝？他拉宫廷女官洗澡，还顺便从街上拉几个jì nǚ。我觉得jì nǚ也比他干净得多。”沙皇希望大臣会议主席会见拉斯普京，也许两人能化敌为友。斯托雷平按照沙宁的旨意接见了拉斯普京。大臣会议主席这样记述这次会面：“拉斯普京的一双灰色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嘴里喃喃念着圣经中不连贯的话语……我感到心里升起一股对这个恶棍不可遏制的仇恨。但我感到这人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催眠力量，我感到他对我精神产生的令人厌恶的影响。我克制住自己，对他呵斥了一顿。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他完全掌握在我手中，如果严格依法办事，我可以把他碾成粉末。我命令他立即离开彼得堡，返回老家，并永不再到这里来。”会面的结果完全违背了沙皇的意愿，两人关系非但没改善，反而恶化了。拉斯普京蔑视大臣会议主席的权威，没返回西伯利亚。1911年秋天，斯托雷平到基辅参加亚历山大二世和圣奥莉加纪念碑揭幕式。临行前，他同十月党党魁古契柯夫会面，后者流亡国外后回忆起斯托雷平对他说的话：“现在回首往事，我懂了，有一件事皇村不能原谅我：我没同拉斯普京搅在一起。他们再三把我跟他往一块捏，几乎强迫，就像逼我娶媳fù似的。我能同任何魔鬼搏斗，但我无力抗拒为拉斯普京撑腰的势力。”斯托雷平已预感到死亡。1911年9月14日，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遇刺身亡。凶手博格罗夫是警察司的密探。从沙皇对斯托雷平被暗杀的冷漠态度上可以猜测他是预先知道的。当然，沙皇除掉斯托雷平不仅因为他仇恨拉斯普京，还有其他原因。如斯托雷平治国本领比沙皇强得多，而沙皇嫉妒一切能力比他强的人。 斯托雷平的继任者是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后拉斯普京来求见。科科夫佐夫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的会面。他们见面后互相对视，谁也不说话。还是科科夫佐夫忍不住了，说道：“你白盯着我看，你的眼睛对我不起作用。我这罪人曾拨款让你从西伯利亚到京城来，我准备再拨一次款，你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返回西伯利亚。别再装疯卖傻了！我不相信你是圣徒，你的催眠术对我不起任何作用，给我滚回秋明去。”科科夫佐夫抢先觐见沙皇，告诉沙皇今天见过拉斯普京。沙皇问他印象如何，科科夫佐夫回答的原话是：“陛下，我在监狱总局供职十一年，走遍俄罗斯母亲大地，所有监狱我都到过。只有一个囚犯向我扔过饭盒，这人是疯子。”“您谈谈拉斯普京吧！”沙皇提醒他。“我说的就是他。在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游民、歹徒和流浪汉当中，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典型的刑事犯，他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用刀子割断您的咽喉。”沙皇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您有您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没想到xìng格温顺的科科夫佐夫比xìng格暴躁的斯托雷平更果敢。新任大臣会议主席在报纸上发起对拉斯普京的猛烈攻击，把拉斯普京的丑闻弄得家喻户晓，连前线的士兵都知道了。沙皇要求科科夫佐夫禁止报纸提拉斯普京的名字。科科夫佐夫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堵住报纸的嘴：让拉斯普京滚回西伯利亚去。大臣会议主席紧逼沙皇：“您允许我采取措施让拉斯普京永远留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沙皇被逼无奈，只好说：“我亲自对他说，让他走……”科科夫佐夫虽取得胜利，但下台已不可避免了。当了两年半的大臣会议主席和财政大臣辞职了，拉斯普京又回到京城。科科夫佐夫向沙皇告别时，没想到沙皇大哭起来：“请原谅，都是这两个女人逼的，从早到晚老是一套。阁下，我心里明白，不论巴尔克（财政大臣）还是哥列梅金（大臣会议主席）我根本不需要，如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吧。”沙皇不需要可皇后需要，因为拉斯普京需要。皇后离不开拉斯普京。沙皇说过一句名言：“宁肯要一个拉斯普京，胜似一天十次歇斯底里发作。”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8) 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都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他们为捍卫罗曼诺夫王朝不遗余力。正因为捍卫王朝，才要坚决割除dú瘤把拉斯普京赶出王室。他们也都因拉斯普京而垮台。有趣的是，没有一个革命党反对过拉斯普京，不论是以暗杀著称的社会革命党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的布尔什维克党。但几乎所有在朝的高层人士，从大臣们到杜马主席，都把拉斯普京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先后担任过杜马主席的古契柯夫和罗将柯都对拉斯普京恨之入骨，皇后也对他们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说：“真该把他们绞死！” 杜马主席罗将柯向沙皇禀报杜马的事后，谈起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呆在皇室起到任何革命宣传都起不到的作用。拉斯普京对教会和国务的影响让每个正直的人不寒而栗。为保护这个骗子，国家竟动用全部机器，从正教院大主教到大批密探。”沙皇问道：“你们为什么都认为他是害人精呢？”罗将柯列举拉斯普京的yín秽丑行：“这是警察从市场上没收的诺沃肖洛夫的小册子，记下拉斯普京的yín乱行径。还有这张照片，拉斯普京同两个女人鬼混，一手抓住她们一只rǔ房，下面有他亲手写的：‘通往拯救之路’。警察能给您送来三筐材料，证明拉斯普京带着一群又一群女人上澡堂。这儿有一封夫人的信，请读一读。拉斯普京使她失去贞cāo。后来她摆脱了他。一天，她突然看到拉斯普京同她上中学的女儿正从澡堂出来，夫人当场就疯了。”罗将柯针对禁止报纸揭发拉斯普京的做法指责道：“我们报纸不停地骂大臣、正教院和杜马，我经常被骂得狗血喷头，仿佛我是最坏的畜生。可不许骂拉斯普京，好像他是皇族，你们的家庭成员。”罗将柯进一步逼沙皇：“是否允许我在这次朝见您之后，可以对别人说，您撵走了拉斯普京，从此他不会在皇村中出现？”沙皇停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许诺。”罗将柯走后，他中学时代同学、现任宫廷卫戍司令的杰久林给他打电话：“你刚离开皇上，咱们贤淑的皇后就扑通一声倒在床上，说自己犯病了。所有御医当然都无能为力，只有拉斯普京能救她。”杜马主席同拉斯普京的斗争仍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后，罗将柯投奔邓尼金，1924年死于白军将领弗兰格尔士兵手下。 沙皇的家庭成员、大公主奥莉加同样憎恨拉斯普京，在看内务大臣所拍摄的沙皇家庭影片时，看到拉斯普京的镜头频频出现，气愤地对母亲说：“又是这家伙，我已忍无可忍。”“他替咱们大家祈祷。”皇后反驳道。奥莉加忍不住了，大声对母亲说：“没人到咱们家来，我们什么都怕，连山洞里的野人都不如。到咱们家来的只有一个拉斯普京，他想来就来。妈妈，你也应该听听医院里的伤兵都说什么。一切都让我讨厌，我不如上前线当卫生员，只要看不见你心上人就行！天哪，你没长眼睛吗？你难道看不见大家怎样讥笑咱们吗？”皇后不仅不为女儿的话所动，反而把她的话告诉了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决定报复公主，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坏招儿。他散布流言：“皇后让我腻烦了，我现在跟她女儿奥莉加这小妞还有味！”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知道后说：“把她抓起来！”“要真是公主怎么办？”他手下的人问道。“先抓后放。”大臣回答。密探打电话来：“拉斯普京在罗德别墅，肆意yín乐，大把花钱。派车去接奥莉加了。”半小时后电话铃又响了：“公主来了，大厅里乌烟瘴气，怎么抓呢？”内务大臣下命令：“立刻抓起来，送到内务部。”美人送来了，同奥莉加长得一模一样，穿的也是公主的服装。“奥莉加”吸了一口烟，向警察司司长喷去。内务大臣给了“公主”一记耳光：“部里谁管娼妓，叫他来辨认一下。”监督首都夜生活的警官来了，一眼便认出“公主”原来是jì nǚ穆西卡，揍了她两个嘴巴便轰出去了。 军人同样憎恨拉斯普京。担任军队总司令的皇叔尼古拉沙，曾把拉斯普京引见给沙皇，现在见他炙手可热，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反而向沙皇讲自己坏话，从嫉妒转为仇恨。他叫侄子把拉斯普京赶走，沙皇不听。皇后想派拉斯普京到大本营为俄军祈祷，总司令回答道：“来吧，他一到我就绞死他。”沙皇亲自担任军队总司令后，皇后到大本营送圣像。她邀请参谋总长阿列克谢耶夫一起散步，委婉地问他：“请拉斯普京来为军队祈祷好不好？”将军口气坚决地回答：“他一来我便辞职。”拉斯普京的秽闻传到前线，官兵们痛骂“德国女人”（皇后）和拉斯普京，士气一落千丈，但沙皇仍把他留在宫中。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9) 拉斯普京和皇后不断向沙皇耳朵里吹风，说现在到处吹捧总司令，说功劳全是他的，而对沙皇连提都不提。于是1915年夏天。沙皇解除了尼古拉沙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担任。沙皇的决定遭到除大臣会议主席哥罗梅金和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外全体大臣的反对。由正教事务大臣执笔给沙皇写信，恳请他不要亲自担任总司令。除哥罗梅金和赫沃斯托夫外，其余大臣都在信上签名。后来签过名的大臣都被撤职。 沙皇担任总司令后便到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去了，国家权力落到皇后手里，即拉斯普京手里。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后，拉斯普京便开始干预国事，参预任命大臣。他的话沙皇往往听从，但也有不听的时候。现在沙皇离开京城了，他想让谁当大臣会议主席谁就能当，想让谁当内务大臣谁就能当。皇后选择大臣时先让拉斯普京和维鲁博娃“面试”，如他们说“能行”，便任命了。这有点像叶卡捷琳娜二世选面首。宫廷女官在下面向女皇报告：“这个疲软，那个坚挺。这个微不足道，那个硕大无朋。”选出来的便上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龙床。 拉斯普京任命大臣毫无原则，也不收贿赂。全凭一时兴致。任命年近八十岁的哥罗梅金是因为喜欢吃他夫人做的土豆。哥罗梅金夫人是做土豆的能手，会煮，会蒸，会zhà，做出的土豆非常对拉斯普京的胃口，并且一做好就用汽车给拉斯普京送去。于是拉斯普京说：“我看老头能行！”哥罗梅金便当上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即政府首相。他已老得到了不打吗啡便睡觉的地步了。当了大臣会议主席后，哥罗梅金表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得相当奇怪，竟说他不过问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首相竟不过问战争，这样的大臣会议主席对拉斯普京自然没有危险，不像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 任命赫沃斯托夫为内务大臣完全是开玩笑。赫沃斯托夫是酷吏，当过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巡回演出团到下诺夫哥罗德市演出。赫沃斯托夫看上女主角，吩咐警察局长：“你去告诉她，跟我唱个痛快，然后上床睡觉。”遭到女演员的拒绝。赫沃斯托夫一怒之下下令：“把剧场门窗钉死，再给内务部发电，就说剧团里全是政治犯。”省长想不到剧团团长菲格涅尔（著名女革命家菲格涅尔的哥哥）是有背景的人。他逃出下诺夫哥罗德便向内务大臣马卡罗夫和宫廷大臣弗里德里克斯告发赫沃斯托夫。罪行太明显了，沙皇只得降旨：赫沃斯托夫或辞去省长职务，或剥夺其宫廷侍从的称号。赫沃斯托夫选择了前者。保留宫廷侍从称号仍可竞选杜马议员。正逢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沙皇担心杜马左倾，便把内地所有反动分子“选入”杜马，赫沃斯托夫也在其中。这样他便来到京城。1911年拉斯普京路经下诺夫哥罗德时找过赫沃斯托夫，赫沃斯托夫慑服斯托雷平的权力没理睬他，拉斯普京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一天，拉斯普京在饭店里同一名吉卜赛歌女争吵。只听吉卜赛女人说：“大胡子，把钱jiāo足再上我的床，不然我打烂你这张丑脸。”拉斯普京没带足钱，心情很坏。这时他碰到也到饭店来的赫沃斯托夫。拉斯普京对他说：“我路过下诺夫哥罗德时你招待过我吗？”赫沃斯托夫此时已知道拉斯普京的权势，只嘿嘿地笑。后来一起喝酒，怨气消除了。拉斯普京嫌吉卜赛人唱得不好，指了指赫沃斯托夫：“唱呀，让这群狗崽子看看俄国人是怎么唱的。”赫沃斯托夫用动听的男中音唱起来，并拍着手轻盈地跳起舞来。拉斯普京也跟着跳，开心极了。跳完舞，两人拥抱在一起。拉斯普京说：“你小子真行，能干点事。”几天后，皇后给大本营的丈夫写信：“你需要一个精力充沛的大臣。如你需要他，打电报告我：赫沃斯托夫能行，我就明白了。”连用语都是拉斯普京式的。接着赫沃斯托夫又到维鲁博娃那儿“面试”，维鲁博娃对赫沃斯托夫的印象也很好。沙皇马上收到皇后的信：“你要能见到赫沃斯托夫就好了。何时回来？我问这问题是想撤换谢尔巴托夫（坚决反对拉斯普京的内务大臣），杀杀大臣们的威风。”几天后，皇后又写信说：“真的，我觉得我长尾巴了（俄语中尾巴同赫沃斯托夫谐音）。”1915年9月，赫沃斯托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取代了谢尔巴托夫。赫沃斯托夫做梦也没想到唱歌能唱出内务大臣来。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10) 赫沃斯托夫当上内务大臣后马上同提携自己的恩人冲突起来。沙皇专列的行程表是内务部制定的，赫沃斯托夫只把沙皇行动路线的副本jiāo给皇后一人，但德国人马上就知道了。沙皇专列刚驶离萨尔内车站，立即被内务部情报部门阻拦，因为德国轰zhà机迎面飞来。原来皇后把行动路线副本给拉斯普京看了。皇后在信中宽慰丈夫：“赫沃斯托夫把你的秘密行动路线告诉我，我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只告诉了咱们的朋友，以便他随处保护你，为你的安全祈祷。”行动路线肯定是拉斯普京酒醉后泄露出去的。苏联学者无法确定拉斯普京是德国间谍，但皇后所知道的重要情报他都知道。他清醒时并不谈政治，但喝醉后爱吹嘘他同皇后关系如何亲密，什么都说。德国情报部门不利用他便是傻瓜了。如果沙皇专列遭敌机轰zhà，承担责任的将是内务大臣。于是赫沃斯托夫想方设法在皇后眼中败坏拉斯普京的威望。他把拉斯普京灌得烂醉如泥后立即送往皇村，让他现出原形，哪知一到皇村他马上清醒。他又听说拉斯普京想让施秋梅尔当大臣会议丰席兼内务大臣，取代他和哥罗梅金。他听后怒火中烧。大喊一声：“我要砸烂这个联盟。”他在街上截住拉斯普京，把他带到内务部密室。拉斯普京说他同施秋梅尔没有任何关系，一定让赫沃斯托夫当大臣会议主席，两人友好分手。赫沃斯托夫发现拉斯普京仍在把施秋梅尔往大臣会议主席宝座上捧，发誓把拉斯普京打倒，撵出皇室。赫沃斯托夫本是恶棍，恶棍斗恶棍，采用的当然也是恶棍的手法。赫沃斯托夫有件秘密武器：黑山修士马尔达里。这位俊美非凡的男子已在贵族太太、小姐们的卧室里“修行”两年了，床上工夫不让拉斯普京。赫沃斯托夫把马尔达里找来，直截了当对他说：“钱，我不给，你从娘儿们身上去捞。但我保你仕途坦dàng。去搞维鲁博娃，她虽有点瘸，但这别有韵味。”马尔达里很快回来报告，维鲁博娃搞到手了。“现在撩起教袍去干皇后！”内务大臣命令道。但这次没成功，因为马尔达里急于报捷，战术不对头，被赫沃斯托夫赶走，所以在俄国辉煌的面首史里没有留下马尔达里的名字。一计不灵又生一计。赫沃斯托夫让警察司司长别列茨基dú死拉斯普京，但别列茨基没dú死拉斯普京，只dú死了他的猫。赫沃斯托夫把宪兵将军科米萨罗夫召来，把十万卢布往他面前一摆，说道：“你把这头骟猪给我宰了。”宪兵将军拒绝了，说他不是职业杀手。赫沃斯托夫想起伊利奥多尔神甫在国外出版的《圣鬼》，里面有大量揭发拉斯普京和皇后的材料，用这本书打垮拉斯普京，连同皇后一起搞臭。他派亲信到国外去找伊利奥多尔神甫，但亲信在边境上被捕，并马上招供了。赫沃斯托夫的尾巴反而被人抓住。但赫沃斯托夫并不示弱，在内务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把拉斯普京的全部丑闻都公布出来，不少地方自然牵扯到皇后。报刊检查官禁止发表他的谈话，他本人被沙皇撤职。赫沃斯托夫又败在拉斯普京手下。这份极为有趣的谈话记录十月革命后才发表，但他已无缘得见，因为1918年他被qiāng决了。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力支持下，拉斯普京把施秋梅尔捧上大臣会议主席的宝座。施秋梅尔的祖先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他的姓便是德国人的姓。皇后和拉斯普京逼迫沙皇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沙皇觉得在同德国作战期间任命一个姓德国人姓的人担任大臣会议主席不合适。他对皇后说，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将在国内产生“雷击”效果。拉斯普京说：“我看那老头不错。我跟他亲过吻，他哭了。”1916年1月20日，施秋梅尔就任大臣会议主席，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皇族也起来反对。沙皇御弟米哈伊尔来到大本营质问沙皇，沙皇回答道：“施秋梅尔是个好人。”米哈伊尔立即反驳道：“这对一个大国的大臣会议主席来说还很不够。老百姓在思考：这是政府无能还是背叛？”沙皇把话岔开。他忘记了十年前自己对施秋梅尔的严厉批示：“二十四分钟内赶走这个贼。”那时施秋梅尔担任雅罗斯拉夫尔省省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强盗。他把农民的nǎi牛、母猪甚至小鸡都赶进自己庄园，对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严刑拷打。他的劣迹呈报给沙皇时，沙皇大怒。才有“二十四分钟内赶走这个贼”的批示。杜马主席罗将柯带头反对这项任命，认为这表示对德国投降。第四届杜马大多数议员同样反对，他们都是沙皇挑选出来的最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他们坚决拥护君主专制制度，但反对沙皇听信皇后和拉斯普京的话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11)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是老色鬼，当大臣只是为年轻的太太捞钱。为领取出差费，他不惜从京城到远东海参崴，抵达后并不下火车便立即返回。辎重运不到前线，士兵不但没有弹yào，连服装也没有。他对战术一窍不通，一味强调冲锋。苏霍姆利诺夫被杜马弹劾，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苏霍姆利诺夫太太为拯救身陷缧绁的丈夫，只得去找拉斯普京：“救救我丈夫，别让他蒙受耻辱。”拉斯普京回答得很干脆：“脱衣服上床。”在这张床上将裁定帝国第一大案。苏霍姆利诺夫主持陆军部六年，其他渎职行为不算，仅贪污就高达八十多万卢布。拉斯普京带苏霍姆利诺夫太太去见皇后，皇后听完她悲惨的爱情故事落泪了。但要释放苏霍姆利诺夫，必须得到司法大臣亚历山大赫沃斯托夫（前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的叔叔）的批准。皇后召见司法大臣，一连两小时向他解释苏霍姆利诺夫无罪，应立即释放。没想到老赫沃斯托夫不肯放人。他说不能释放判决过的重犯。拉斯普京给皇后出主意，不放人就撤换司法大臣。皇后同施秋梅尔商量后换上马卡罗夫，即斯托雷平内阁的内务大臣。谁料马卡罗夫也是拉斯普京的仇人，不但不放苏霍姆利诺夫，还逮捕了替皇后秘密向德国汇钱的犹太银行家鲁宾施泰因，气得拉斯普京大骂皇后：“这个臭娘儿们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把多勃罗沃利斯基浑身打上肥皂，现在塞不进去了。”但他最后还是把赌棍多勃罗沃利斯基塞进司法部，苏霍姆利诺夫才得以释放。床上决定的事拉斯普京一定办到。 苏霍姆利诺夫的继任者波利瓦诺夫是位出色的陆军大臣，他入主陆军部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把一个烂摊子变成行之有效的机构。道路畅通了，弹yào供应充足，士兵有衣服穿。苏联历史学家公正地指出，没有波利瓦诺夫，俄军无法抵抗德军。但波利瓦诺夫也是拉斯普京的对头，拉斯普京便向皇后进谗言：“波利瓦诺夫太傲慢，皮鞋总是咯吱咯吱响，折磨人神经，可找到什么可显摆的了！”于是皇后逼沙皇：“你要答应我，立即撤换陆军大臣，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儿子和祖国。”波利瓦诺夫被免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沙皇撤换大臣有如走马灯，读者看得眼花缭乱。这不能怪本书，要怪只能怪沙皇了。我译这本书时开头也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列了一张表才弄清楚：从1914年至1916年两年期间。大臣会议主席换了四个，内务大臣换了六个，陆军大臣换了四个，外jiāo大臣换了三个，司法大臣换了四个。绝大多数大臣都是按拉斯普京的意愿任免的。沙皇到大本营之后，拉斯普京通过皇后竟指挥起军队来。他说做了一个梦，得到神的启示，应在里加附近进攻。沙皇便下令进攻，结果俄军大败。西北战线司令官鲁茨基将军来到大本营，向沙皇指出不能这样打仗，不久便被撤职。此时拉斯普京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不仅全国老百姓憎恨他，贵族对他也忍无可忍了，必除之而后快。 杀死拉斯普京的三个人都是君主主义者。他们是为维护罗曼诺夫王朝、捍卫专制主义而杀死拉斯普京的。对这三位谋杀者简略介绍一下。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18911942年）是尼古拉二世的堂弟，父亲帕维尔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他母亲是希腊公主。因丈夫同嫂子埃拉有染，生德米特里后羞愤自杀。埃拉是皇后亚历山德拉的胞姐，所以德米特里自小便时常出入皇宫。沙皇和皇后都很疼爱他。德米特里流亡国外后回忆道：“根据盗马贼、肮脏yín乱的庄稼汉写的文理不通的条子安chā他的人，这些人不可能管理好我们的国家……旧体制必然把罗曼诺夫王朝引向毁灭。劝告无效，只好采用谋杀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身居瑞士，多次发表反对希特勒的讲话，并坚信苏联红军必定战胜德国法西斯。他至死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尤苏波夫公爵（18871967年）是俄国最富有的家族的后裔，娶沙皇外甥女伊琳娜为妻。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可以随时看望舅舅和舅妈。革命后流亡巴黎，财产都留在国内，过着清贫的生活。出版过《放逐之前》、《放逐之后》和《拉斯普京之死》等书。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拼命拉拢尤苏波夫，许诺归还他全部财产，并拥立他为沙皇，但遭尤苏波夫言辞拒绝。战后，苏联记者到巴黎访问他，他问起自己的旧居现做什么用，记者告诉他现在是列宁格勒市教师之家。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12) 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年）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有杜马和黑色百人团的支持。他曾是黑色百人团的思想奠基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动观点，是民主的顽固敌人。他以君主主义者的方式热爱专制王朝，热爱俄罗斯。他坚决反对杜马中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仇恨二月革命，主张推翻克lún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复辟沙皇的专制政权。克lún斯基把他关入监狱。十月革命后，他走出牢房，转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被犹太复国主义者dú死。 谋杀拉斯普京只是他们yīn谋的第一步。谋杀成功后立即调四个近卫军团包围皇村，用刺刀逼迫尼古拉二世逊位，把皇后亚历山德拉关入修道院。宣布皇储阿列克谢继位，尼古拉二世的皇叔尼古拉沙为摄政王。他们的yīn谋未能得逞，反而受到沙皇的严惩。 如何处死拉斯普京，在什么地方处死，是他们考虑的重点。杀死人比消灭尸体容易。他们决定在尤苏波夫府邸的地下室dú死拉斯普京，然后把尸体抛入涅瓦河。下手日期定在1916年12月16日。尤苏波夫把地下室装饰得宛如豪华客厅，然后把拉斯普京诱入地下室，请他品尝搀有氰化钾的点心和甜酒。下dú的事由拉佐韦尔特医生完成，他在点心和酒里撒入大量剧dú，一块点心或一杯酒便可马上使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毙命。为引诱拉斯普京入圈套，尤苏波夫开始同他接近。他们曾一度一起纵酒寻欢，再次接近并不突然。尤苏波夫知道拉斯普京是好色之徒，便用自己艳绝一时的妻子伊琳娜做诱饵，答应安排他们见面。拉斯普京听说把伊琳娜介绍给他，喜出望外，马上答应到尤苏波夫家做客，条件是尤苏波夫必须亲自去接他。12月16日深夜，尤苏波夫把他接到地下室。同伙躲在楼上。尤苏波夫请拉斯普京品尝下过dú的点心和甜酒，拉斯普京吃了三块点心，喝了几杯甜酒。尤苏波夫等待拉斯普京倒毙，但他毫无反应，只要求赶快请伊琳娜出来见他。尤苏波夫惊呆了，不是氰化钾是假的便是拉斯普京确实有神力，因为下的剧dú足够dú死几十个人。尤苏波夫借口上楼招呼伊琳娜，对同谋者说dúyào对拉斯普京不起作用。他们决定如果dú不死他便用手qiāng把他打死，决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尤苏波夫拿了一把手qiāng下楼，拉斯普京说喉咙发痒，要喝茶。拉斯普京转身看尤苏波夫橱柜上装饰的十字架，这时尤苏波夫朝他后背开了一qiāng，拉斯普京应声倒地，德米特里和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冲下楼来。医生把拉斯普京的脉，已经没有脉搏了。医生宣布拉斯普京已经死亡，大家把他拖出地下室，放在雪地上。德米特里等人进屋取毯子，好把尸体裹起来，投入涅瓦河。尤苏波夫一人面对死尸，忽然发现拉斯普京睁开眼睛，接着一跃而起，向他扑过来。一场搏斗开始了。尤苏波夫好容易挣脱出来，拉斯普京向大门跑去。一边喊道：“尤苏波夫，尤苏波夫，我明天就告诉皇后。”普利什凯维奇听到外面喊声跑了出来，看见拉斯普京向门口跑去，朝他开了一qiāng，没打中，又开了一qiāng，仍未打中。这位神qiāng手紧张起来，莫非拉斯普京真有咒语保护，他拼命镇静下来，开了第三qiāng，这一qiāng打中脑袋，拉斯普京倒下了。尤苏波夫公爵邸宅里的qiāng声引起警察的注意，跑来询问为何开qiāng，普利什凯维奇激动地对警察说他们杀死了拉斯普京，叫他不要向上面报告。接着，德米特里亲王用汽车把拉斯普京尸体拉到涅瓦河边，扔进冰窟窿里。凶手都不是职业杀手，留下许多可疑之处，警察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很快便查到他们头上。几天后。拉斯普京的尸体被发现。尽管他们面对铁证仍矢口否认谋杀拉斯普京，但沙皇对他们严惩不贷：德米特里亲王押往波斯，听凭波斯特遣部队司令官巴拉托夫将军处置。尤苏波夫公爵流放到库尔斯克省拉基季诺村。沙皇的命令倒救了这两个人。尤苏波夫十月革命后也流亡国外。不然尤苏波夫肯定活不到1967年，德米特里也未必活到1942年。 这三位君主主义者所做的即中国时常发生的“清君侧”。尤苏波夫在《拉斯普京之死》一书中明确说：“我们认为拉斯普京仅是一个赘瘤，必须割除，以便俄国的君主政体恢复蓬勃的生机……人们相信皇上如今定会斥退包围着他的拉斯普京集团，亲近忠于皇上的正人君子。”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13) 尼古拉二世是专制君主，凡事一人说了算，很少采纳大臣们的建议，杜马形同虚设，除皇后外只信任拉斯普京一人。这一点，他远不如他远祖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养面首，但并不只听面首的话，时常征询大臣们的意见，能做到公“私”分开。尼古拉二世在皇后的巨大影响下把国事变成家事，把拉斯普京当成家庭成员，反对拉斯普京便是反对他本人。尼古拉二世为俄国的昌盛发达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放弃了几次改革的机遇。但他对未来的革命却作出巨大的贡献。他屈从皇后的意志，听信拉斯普京的妖言，把国家机器搞得如此腐烂，激起全国各阶层对皇室的极端仇恨，以致军队不肯镇压群众，将军拒绝下命令，士兵拒绝向群众开qiāng，自己不得不逊位，否则，也许罗曼诺夫王朝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期。这对革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列宁抓住了这个机遇。克lún斯基说没有拉斯普京便没有列宁。如果拉斯普京不把政权搞垮，便不会bào发二月革命，列宁也就无法夺取政权了。从这个意义上想想克lún斯基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原载《邪恶势力》，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r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1) 1896年5月26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这场盛典就是一场灾难。那些为一只面包和一块香肠吸引来到霍登广场上的有五十多万人。而组织工作做得很糟，竟挤死了许多人，广场周围布满了尸体。这次庆典是由皇叔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主持的。人们要求审判他，追究惨案的责任。沙皇的反应却是：这事永远不许说。波别多诺斯采夫迎合着说：谁也没有打死人，是老百姓自己挤死的。公开承认皇室成员犯了错误，就等于削弱君主制度。 尼古拉二世就这样戴上了沙皇的冠冕，开始了末代沙皇的统治。皮库利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小说写的是尼古拉二世一朝的故事，一直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他逊位为止。在这部小说里，他当然是个贯串始终的人物，却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人物，比较起来，在小说中，皇后亚历山德拉就比他更重要些。而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拉斯普京，又比皇后更重要了。这三个人，就是邪恶势力的领袖。 尼古拉二世本是个庸才，做了沙皇就只能是个昏君，却又要厉行专制独裁，以致民怨沸腾。到了1905年1月9日（俄历），在首都圣彼得堡发生了开qiāngshè击和平示威群众的事件，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这个“流血星期日”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农村bào dòng，士兵哗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革命暴力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次革命中，对霍登惨案负有责任的皇叔谢尔盖，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杀了。这谢尔盖，他长期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暴行累累，他的所作所为，用列宁的话来说，“甚至比许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他，是这一场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在写了这一场刺杀之后，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谢尔盖的妻子向当皇后的妹妹为刺客求情，她说：“我将终生感谢卡利亚耶夫，我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曾经三次跑到马车前面，但没有投zhà弹，因为看见我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这种高尚行为促使我请求你们宽恕这个年轻人。”可是皇后不能欣赏这种高尚行为。卡利亚耶夫被绞死了。 如果说，尼古拉二世的十年独裁专制已经足以激起这一场革命，那么，1905年拉斯普京被引进皇室，就使得情况更加速恶化了。他先是成了皇后的亲信，再通过皇后影响沙皇，直到可以干预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大臣的任免，权倾一时。宫廷里昏天黑地的腐败，可以随便举几个小例，1915年秋天，这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俄国正作为协约国之一同德国jiāo战，皇后却要拉斯普京帮她悄悄把一大笔款子转入德国。一个小报记者勒热夫斯基，因为拉斯普京的关系当上了红十字协会的全权代表，享有在首都火车站倒卖急用车皮的权力，前方急需的榴弹pào也可以等一等，车皮要让给乔治博尔曼公司运送巧克力！他这样做当然大有甜头。有人在他家的卫生间里发现，一个暗柜里藏了不少钱，还有一火柴盒没有加工的钻石。普罗托波波夫被拉斯普京安排出任内务大臣，做官可是要本钱的，他去向犹太商人借十五万卢布：“只要我当上大臣，就马上还，全部还清，甚至可以提高利率！”他当上了，觐见沙皇，沙皇问：“您已经参观过我夫人的医院啦？您觉着怎样？”新任大臣马上明白：即算自己没有裤子穿，也得把十万卢布奉献皇后。一个和拉斯普京关系很深的犹太冒险家犯了事，沙皇特地给司法大臣下了一道圣旨：“我命令您停办马努伊洛夫的案子，不要把他送jiāo法庭。”司法大臣当然无力抗旨，他感慨说：“如果事情闹到要斩断我伸向暴露无遗的刑事犯的手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们也预感到来日无多了吧，他们也怀着对于日渐逼近的电闪雷鸣的恐惧。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俄国盛产名牌避雷器绞刑架。”对此，小说作了这样的描写：“整个冬季都在讨伐围剿，到处审判，法官们急不可待地对‘暴民’处以绞刑、qiāng决和焚烧。监狱人满为患。囚徒们甚至被杀死在牢房里。步qiāng从牢门的监视孔中伸进去，人紧贴墙站着，子弹就像钉子一样，把人钉在墙上。”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2) 在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在皇后眼里，他是神人，是上帝的代表，他的谵语和梦呓，都是必须遵行的神谕。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小说有这样的议论：“大地上永远存在造神工厂……在期待神灵显圣的地方。逻辑思路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一切健全的意识都成为有害的东西。皇后认为僧侣、香客和疯修士是俄国人民中的精华。教会的主教中（是的！）也有具有哲学头脑的卓越人才。然而皇后恰恰不需要他们。如果疯狂的号叫更像神的启示，那又何必倾听凡人的明明白白的话语呢？”于是，拉斯普京应运而生。“假如不是腐败细菌大量繁殖的环境帮助拉斯普京，他也形成不了拉斯普京现象。” 沙皇的堂叔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个著作不少的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家的敏感和皇族的近距离观察这一切，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的萌芽不断成长壮大，一想到发生在涅瓦河畔与皇村里的种种事情拉斯普京之流……形形色色的德国佬，以及与他们臭味相投、狼狈为jiān的俄国人内心里便感到一阵恐怖。”作为皇室的一个成员，向沙皇进了最后一次忠告。这一封可说是直言极谏的奏折中说：“你信赖皇后，这可以理解。然而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事实的巧妙歪曲……不要再听信她的枕边风了……你正处于新的动dàng时代的前夜。我要进一步说是崩溃时代的前夜。”他原来想，沙皇看完奏折就会把他逮捕起来，结果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只不过派特务盯梢而已。 盯梢发出危险警告的人，或者干脆把报警者抓起来，并不能阻止危局的出现。在前线，俄军在撤退；在后方，食品在涨价。对此，小说作了概括的描写：“不仅没有劈柴，也没有面粉、肥皂和黄油，煤油也很少运来。历史上俄国第一次知道何谓票证（糖有特制的券）。食品店从夜里便排起长龙。”看到这情况，大工厂主普梯洛夫无限忧心地说：“沙皇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革命一触即发，需要的仅仅是一根导火线。” 一些与沙皇政权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还在想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问题又集中到拉斯普京身上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当面对沙皇提出“以前拉斯普京只是个笑料，现在已经是巨大的祸根，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沙皇并不这样看。再说，他也知道，皇后也决不会答应这样干，米哈伊尔这话算是白说了。 既然不能说服沙皇来做这事，一些人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贵族尤苏波夫和杜马代表普利什凯维奇在1916年除夕设计把拉斯普京谋杀了。可是，正如舒利金对普利什凯维奇说的：“恶的根源难道仅仅在拉斯普京一人身上吗？杀死dú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早已经被它咬伤的话？拉斯普京的dú汁已经渗入我们帝国的血液，君主制已经不可救yào了。我们设想一下，您杀死拉斯普京，俄罗斯难道就能变得好一些吗？你们拿起斧头的时间太晚了……在1905年就该这么做！” 是太晚了。对于沙皇政权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bào发革命，15日尼古拉二世下诏逊位。距拉斯普京之死不过75天。这个妖孽可说是与尼古拉二世一朝相始终。 皮库利写的是小说，可不是“戏说”，书中人物和事件，大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读它，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历史的教训。《中庸》里说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极明显的实例。 这部书是蓝英年、谷兴亚两位先生合译的。蓝先生又是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学者，著作甚丰，深受读书界的喜爱。这部译本可说是信、雅、达三美兼备的精品。他写过一篇《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收在他所著的《苦味酒》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这一段历史，读者最好先找来看看，再读这部《邪恶势力》。 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3) （原载《出版广角》月刊，2001年第6期）r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1)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他登基后发生过霍登惨案、流血的星期日和1905年革命。这笔账算在他头上并不冤枉他，因为他是一国之君，理应对这几桩血债负责。但霍登惨案他事后才知道，“心情非常沉重”。1905年1月9日加邦牧师率领工人到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大臣会议认为在群情激愤时刻（旅顺口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刚陷落）不宜举行yóu xing，由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劝阻加邦取消yóu xing计划。但加邦非但不劝阻，反而向yóu xing的工人保证沙皇一定会接受请愿书，结果士兵向和平yóu xing群众开qiāng，死伤数千人。尼古拉听到后“极为震惊”。1905年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乱，各地政府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后尼古拉作出让步，10月17日颁布宪法，批准成立杜马，暂时缓和了国内矛盾。 尼古拉恶名昭著，把皇后亚历山德拉遮盖住了。史书只提血腥的尼古拉，而不提亡国的亚历山德拉。其实亚历山德拉对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从罗曼诺夫王朝立场上看，亚历山德拉应了中国古代“fù人误国”的古训。但如换个角度，未尝不可说她是二月革命的发动者，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亚历山德拉是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的公主，素有欧洲祖母之称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外孙女。她早年丧母，被外祖母接到英国，受的是英国贵族传统教育。她姐姐嫁给尼古拉二世的皇叔谢尔盖大公。她到俄国参加姐姐婚礼时遇到当时正是皇太子的尼古拉，两人一见钟情，1896年结婚。尼古拉是忠实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婚前他曾同芭蕾舞女演员有过一段恋情，但婚后对亚历山德拉一往情深。在俄国沙皇中用情如此专一者恐怕只有他一人。尼古拉生xìng柔弱，胸无主见，遇事迟疑不决，本非帝王之才。亚历山德拉则xìng格刚愎，易于激动，甚至歇斯底里，并迷信鬼神。但这对夫妻极为恩爱，他们遗留下的六百五十三封书信便是佐证。 亚历山德拉初嫁到俄国时，对一切不习惯，又不会讲俄语，惧怕社jiāo，躲入深宫。罗曼诺夫皇族对她也不亲热，皇太后就不喜欢她。她jiāo结了嫁给俄国大公兄弟的黑山公主姐妹，她们都是神秘主义者，相信招魂术。1906年黑山公主姐妹把“神人”拉斯普京引见给亚历山德拉，从此拉斯普京便成为她最信任的朋友，精神上的支柱。 拉斯普京是俄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不知多少人研究过他，但他的真正面目至今若隐若现。他是西伯利亚农民，少年时胆大妄为，放dàng不羁，后忽得神启，痛改前非，皈依东正教，云游四处，朝拜圣地。据说他具有特异功能，眼睛可催眠。他为人狡猾，善于应变，观察力很强。1905年他从西伯利亚波克罗夫村来到彼得堡，已以“神人”面目出现在上流社会fù女崇拜者面前。她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奉若神明。1906年他被引见给沙皇一家后，很快揣摩透他们的心思，讨得他们欢心，成为他们最亲近的朋友。拉斯普京在皇后庇护下一度权力无边，炙手可热，可随意任命撤换大臣。但他并无政治野心，只求别人不要妨碍他过寻欢作乐的日子。1916年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 亚历山德拉结婚后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愁肠百结，一心渴望生儿子王位继承人。1904年终于生下皇太子阿列克赛。但灾难也随之降临。维多利亚女皇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她的女儿们嫁到欧洲各国皇室，把血友病也带到那里。女xìng是基因携带者，生出儿子可能是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患者身体外部受伤流血不止，内部出血无法制止，引起外部肿胀，疼痛难忍，以致死亡。亚历山德拉盼望多年的儿子阿列克赛便是血友病患者。她为王位全力看护儿子。但阿历克赛已犯过几次病。1912年阿列克赛又犯病了，并且病情十分严重，疼痛得昼夜号哭。亚历山德拉请遍名医。个个束手无策。宫廷已准备发表太子逝世的消息。亚历山德拉给返回波克罗夫村的拉斯普京拍了份求救电报。拉斯普京立即回电：“上帝见到您的眼泪，听到您的祈祷。请不要过度悲哀。小家伙死不了。病情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危险。别再让医生折磨他。”奇迹发生了，亚历山德拉收到电报后，阿列克塞不再疼痛，沉沉入睡。病情逐渐转好。1915年1月，亚历山德拉女友维鲁博娃从皇村乘火车返回彼得格勒，路上出了车祸，头盖骨砸破，椎骨断裂，从废墟中抬出已不省人事。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去看她，医生说已无望生还。拉斯普京闻讯赶来，抓住她一只手呼唤rǔ名：“安努什卡，安努什卡，醒醒，站起来。”维鲁博娃果然站起来。拉斯普京满头大汗，疲惫得快站不住，说道：“她不会死，但残废了。”维鲁博娃果真活下来了，但走路拄拐杖。这两件事对亚历山德拉影响极大，拉斯普京在她心中巩固了“神人”地位。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2) 1904年以前，亚历山德拉对国事不感兴趣，从不过问。1904年以后她开始关心国事，因为同儿子未来王位有关。但并未过分干预。她主要的活动是听拉斯普京的“神谕”，并为“神人”的不体面行为辩解。拉斯普京越来越放dàng，肆无忌惮。贵fù们有事求他，一定要与他一起洗澡或上床。他的荒yín无耻行径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指责。再加上他反对战争，报刊便说他和替他辩解的亚历山德拉是德国的帮凶，俄国的祸害。1914年8月尼古拉对德国宣战，英法接着也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这时拉斯普京被识破他真相的女崇拜者古谢娃刺伤，在秋明养病。他后来对人说：“要不是那臭婊子用刀刺伤我，绝不可能bào发战争，我不允许。”战争也使亚历山德拉陷入绝望。德国是她的祖国，俄国是她丈夫的国家，理智上应当支持俄国反对德国，实际上她也是这样做的。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对她审查，未曾发现她通敌的证据。 战前拉斯普京同皇室的关系已成为社会舆论和第三届杜马抨击的目标。亚历山德拉也狂热地同任何反对拉斯普京的人作战，并且战无不胜，因为尼古拉总是屈从于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秉承皇太后旨意，向尼古拉报告拉斯普京的劣迹，亚历山德拉知道后要求尼古拉撤换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便被七十六岁的老臣格列梅金代替。格列梅金已风烛残年，对亚历山德拉（实际是拉斯普京）言听计从，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然而亚历山德拉的对手并非都是软弱可欺之辈。莫斯科宪兵团团长准科夫斯基把拉斯普京在莫斯科雅尔饭店寻衅逞凶之事报告给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沙大公，尼古拉的皇叔。这位把拉斯普京恨之入骨的总司令拿着这份报告去找尼古拉，大声喊道宫廷里有股恶势力，要把皇后和拉斯普京召到大本营，按家族方式解决。总司令要处死拉斯普京，然后把亚历山德拉关进修道院。尼古拉惊慌地回答道：“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连想都没想过。”尼古拉当然不会把他们召到大本营，因为不久前拉斯普京想到大本营为将士祝福，总司令曾说：“欢迎，他一来我立刻把他绞死。”亚历山德拉到大本营看望尼古拉时，曾劝说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接见拉斯普京，总参谋长当面回答皇后：“他一来我就辞职。” 1915年9月尼古拉撤换了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沙，自任总司令。这是尼古拉所犯的致命错误，在俄军节节败退时刻自任总司令，必将承担战争失利的一切责任。毫无缘由地撤掉在军队中威信极高的尼吉拉沙，将领们不会赞成，必将疏远尼古拉，使他得不到军队的支持。这在1917年2月充分表现出来。撤换尼古拉沙的决定是在亚历山德拉的逼迫下做出的。亚历山德拉保护拉斯普京破坏了尼古拉同军队的关系，把军队从他身边推开。尼古拉亲任最高总司令之前，亚历山德拉还只是庇护拉斯普京不受人伤害。皇太子离不开拉斯普京，保护拉斯普京便是捍卫王位。尼古拉任总司令后经常呆在大本营。国内事务便由亚历山德拉独自处理。1916年9月22日她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已毫不羞涩，一点也不惧怕大臣们，俄语说得像喷泉！再没人笑话我的语法错误。他们看到我浑身充满精力，我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转告你，我是你后方坚强的支柱，你的眼睛和耳朵。”她向罗曼诺夫皇族、杜马、不听话的大臣以及一切反对拉斯普京的人宣战。皇族预感到这个歇斯底里的德国女人会毁掉罗曼诺夫王朝，1916年11月1日在基辅会齐，商议对付她的办法。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已到了灾难时刻，大臣会议实际上只听命于拉斯普京一人，完全藐视杜马，拉斯普京荒yín无耻的流言传遍全国，甚至传到前线士兵耳朵里。不仅民怨沸腾，大臣们已无法管理国家。必须让尼古拉让步，组成对杜马负责并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坚决把拉斯普京赶出皇宫。大家公推尼古拉皇叔尼古拉米哈洛维奇大公到大本营转达家庭决定。大公带着皇族致沙皇的信去见尼古拉。尼古拉未明确表态，把信转给亚历山德拉，她在11月4日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读了尼古拉（皇叔）的信气zhà了肺。你怎么不打住他，对他说，如果他再敢提到那个人（拉斯普京）和我，你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皇族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请亚历山德拉姐姐埃拉劝说她。埃拉刚一提到拉斯普京名字，亚历山德拉面色陡变，请姐姐马上离开。自此任命大臣的唯一标准便是喜欢不喜欢拉斯普京，或以拉斯普京的一时好恶为标准。一天夜间拉斯普京在酒店寻欢作乐，不满意茨冈人合唱，嫌低音不浑厚。忽然看见宫廷侍卫官霍沃斯托夫。侍卫官是个胖子，拉斯普京觉得他嗓子一定粗，让他同茨冈人一起唱。霍沃斯托夫也喝醉了，便扯着嗓子唱起来。拉斯普京听了大为满意，让亚历山德拉任命他为内务大臣。霍沃斯托夫在内务部看到拉斯普京的材料后恨不得杀了他，自然未被任命。七十六岁的大臣会议主席格列梅金已无力领导政府，十三名大臣中八人联合辞职。尼古拉也看到这样下去大臣无法治理国家，决意用司法部长霍沃斯托夫（侍卫官霍沃斯托夫的叔父）接替格列梅金。但亚历山德拉写信请他先等一等：“等到星期四我们的朋友见到他印象如何再做决定。”拉斯普京见到霍沃斯托夫，“他接见拉斯普京像接见求见者”，尼古拉自然不会任命这样的人了。拉斯普京亲信推荐的施蒂默尔接替了格列梅金。亚历山德拉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他很看重拉斯普京，这一点极为重要。”施蒂默尔是jiān佞小人，没有一点治国本领。政府渐渐瘫痪。亚历山德拉逐个报复签名辞职的大臣。军事大臣波利万诺夫是极有能力的人，一年多时间内给养和武器供应有了很大改观，对1916年冬天俄军大量歼灭德军起了决定xìng作用。但他厌恶拉斯普京，谴责施蒂默尔从军事部拨出四辆汽车供拉斯普京寻花问柳。波利万诺夫很快被撤职。外jiāo大臣萨佐诺夫在协约国享有很高威望，英法两国对他尤为信任。他赞成欧洲议会制，亚历山德拉担心他的主张影响俄国的君主专制，对儿子的未来王位造成威胁，让尼古拉将他免职。外jiāo大臣由施蒂默尔兼任，引起英法疑惑。两国大使都向本国政府报告，无法同对外jiāo事务一窍不通的人打jiāo道。二月革命后克lún斯基想把沙皇一家送往国外，英法两国拒不接受，便是撤换萨佐诺夫的后果。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3) 大臣会议中最重要的职位莫过于内务大臣。1916年10月沙皇突然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内务大臣，导致四个月后政府倒台。普罗托波波夫是拉斯普京吃喝玩乐的伙伴，同他一起嫖娼宿妓，一度染上了花柳病。亚历山德拉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拉斯普京恳求你任命普罗托波波夫，起码他认识我们朋友四年了，并非常爱他，这对任命一位大臣足够了。” 施蒂默尔和普罗托波波夫的任命引起杜马的愤慨。仿佛斗牛士手中的红布，招惹得所有议员都要冲过去同他们拼命。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站在杜马讲坛上大声吼道：“叛变和变节的可疑流言到处传播。这些流言涉及到高层人物，对谁都不留情……皇后的名字同围绕着她的冒险分子一再提起……是愚蠢还是变节？”杜马和政府势不两立。国家无人管理，城市居民没有燃料和面包。忍无可忍。尼古拉也觉得施蒂默尔治理不了国家，用特列波夫替换他。亚历山德拉知道后惊恐万状：“你竟撤换了大臣会议主席，我喉头哽塞……我非常难过，因为他爱我们的朋友。”特列波夫知道只要有拉斯普京干扰政府便无法正常运行，提出上任的先决条件是把拉斯普京走狗普罗托波波夫赶出政府。亚历山德拉立即到大本营找尼古拉，这对恩爱夫妻这次争吵得十分激烈，但亚历山德拉还是占了上风。普罗托波波夫保住内务大臣的位置。 拉斯普京不仅对政府发号施令，还干预军事行动。1916年冬季布鲁西洛夫将军冲破奥军防线，大举向前推进，亚历山德拉给丈夫写信：“我们的朋友认为进攻太猛，牺牲过大。”尼古拉下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停止进攻，错过取胜的战机。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绘制了两幅俄军军事力量部署地图。一份自己使用，另一份jiāo给尼古拉。尼古拉的地图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的梳妆台上。从现存史料上看，拉斯普京并未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现有的权力是任何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也未查到亚历山德拉通敌的证据。但只要向拉斯普京提供美酒和女人，他什么人都jiāo往。而且说话无遮拦，有一次竟说“他想同王后干什么就干什么。”克lún斯基说，“德国情报机构不利用这个宝贝简直不可思议。” 亚历山德拉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四处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连前线士兵都知道皇廷内出了德国jiān细，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忠于沙皇的军队越来越少，连皇家近卫军也背叛了他。尼古拉成了孤家寡人。1917年2月尼古拉的政权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皇叔山德拉大公来到皇村，央求亚历山德拉不要再干预国事，管管家务就行了。亚历山德拉打断山德拉大公的话，两人大声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京留下的人（这时拉斯普京已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杜马主席罗将柯听说尼古拉要解散杜马，立即赶去见他，两人谈了二十八分钟，未取得任何结果。罗将柯最后对沙皇说：“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星期将bào发扫除一切的革命，您也保不住王位。”但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大臣会议主席戈里岑召来，决定“成立对俄国议会负责的内阁”。傍晚戈里岑再度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要返回大本营：“我改变决定，今晚去大本营。”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3月8日（俄历2月23日），即尼古拉返回大本营的次日，彼得格勒fù女到街上抢购面包，但面包店早已空空如也。愤怒的fù女捣毁了面包店，沿街高喊“面包！面包！”很多人加入她们的队伍，形成浩浩dàngdàng的yóu xing大军。yóu xing持续了四天，参加yóu xing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士兵们不但不向他们开qiāng，反而参加到他们队伍中。3月10日yóu xing队伍手举红旗，高喊：“打倒德国女人！打倒普罗托波波夫！打倒战争！”捣毁了内务部，释放出政治犯。3月12日（俄历2月27日）近卫军也加入yóu xing队伍，沙皇政府垮台，政权转入杜马手中。yóu xing队伍手持红旗，高唱马赛曲来到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克lún斯基热烈欢迎他们，按人数比例把他们组成士兵代表苏维埃，军队一连出一名代表，一千个工人出一名代表，新组成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另一个厅里办公。二月革命完成，两个政权并存时代开始。 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4) 《联共（布）党史》第五章第五节写道：“在国际fù女节那天，即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女工们响应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号召，纷纷跑到街道上去yóu xing示威。”仿佛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节下面还有一段话：“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方面的领导，是由设在彼得格勒而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负责实行的。”简言之，二月革命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局领导的，但这同《莫洛托夫访谈录》中他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二月革命发生时他同中央局的另外两名委员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高尔基，高尔基告诉他们工兵苏维埃代表正在开会。莫洛托夫问在什么地方开会，高尔基告诉他在塔夫利达宫，他才找到那里去。yóu xing队伍中有位姓尤列涅夫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苏联著名外jiāo官，他不相信二月革命会成功，在克lún斯基办公室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说：“军营中的骚乱已平息。现在很清楚，工人和士兵将要分道扬镳，我们不应对革命抱有幻想。”他的话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并无发动二月革命的计划。 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捍卫儿子的王位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如果尼古拉二世不事事屈从于她，听从理xìng的忠告，罗曼诺夫王朝还会苟延残喘下去吗？恐怕谁也无法断言。 （原载《苦味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 朱正：怎样的天火(1) 熊熊的烈焰在普罗米修斯高举的双臂间燃烧，这是他盗来送给人间的天火。旁边，是宙斯派来惩罚他的恶鹰，在啄食他的肝脏……这是装帧艺术家张守义为《张西曼纪念文集》设计的封面图案，应该说很有象征意义。 《张西曼纪念文集》虽然在1995年6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是不好称作新书。因为张西曼教授早在1949年7月去世，书中所收的文章，大多是他在去今六七十年前的旧作了。今天把这些文章辑印成册，让人们看看六七十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被认为其中的先进分子的见解，很能引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 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翌年，张西曼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阀阅之家。堂兄张百熙是清末名臣，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他曾弹劾李鸿章，举荐康有为，可说是有胆有识。张西曼本人于1911年和1918年两度赴俄国留学，接受了俄国文化的熏陶，后来更主张“接受苏俄伟大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张西曼纪念文集》第257页，以下简称《文集》）。这不但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而且可说是他一生的全部事业。他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杂志，以增进中国人对苏友好的感情。在这本纪念文集里，他的许多亲友都写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他的同乡老友田汉在悼诗中说： 能有几个人 像他这样 固执亲苏亲共的真理 二十年如一日？（《文集》第13页） 老友常任侠说：“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文集》第32页）共产党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姜椿芳说：“他有1908年就参加同盟会的资格，南京的guó mín dǎng反动派拿他也无可奈何。他就这样坚持斗争。而苏联方面，无论是大使馆、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都很看重他，许多事情要靠他做，许多事情要靠他对当时的会长孙科讲……当时要是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好多话我们还不好说，好多事情还难于开展。”（《文集》第8081页） 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得到了一个“西曼诺夫”的外号。好些诗文都提到了这事。于刚的诗说：“古道热肠正气，长怀西曼诺夫！”（《文集》第44页）屈武说：“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文集》第49页）。孙大光说：“有人送他一个绰号西曼诺夫”（《文集》第133页）。不但友朋间这样称呼，反对他的也这样称呼。朱学范说：“反动分子甚至在背后给他起了个‘西曼诺夫’的诨号。”（《文集》第66页）也有称他做“西曼斯基”的（《文集》第47页）。不论是在友与敌的眼中，张西曼简直就是个俄国人。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张西曼不遗余力的宣传苏联，就不论比谁都更是普罗米修斯了。这纪念文集里有一阕《临江仙》，一开头就说他“纲领辉煌催赤化，人间窃火英雄”（第118页）。《文集》封面的图案也是从这个思路构想的吧。 在这里，两个称呼是一个意思。“西曼诺夫”是说他的态度；“普罗米修斯”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从收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些文章来看，“西曼诺夫”这个称号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可以举几个例。 1939年9月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进兵波兰，这是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而采取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对于此事，张西曼却说：“苏联的出兵东欧yīn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文集》第241页）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到，在1939年9月27日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9年8月23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档案号N0：05754，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520～5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朱正：怎样的天火(2) 张西曼称波兰为“东欧yīn谋中心”，就比德、苏两国外jiāo部长说的“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分量更重一些了。 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跟中国作战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时舆论哗然。救国会诸君子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绝对拥护中国政府宣布这一条约涉及中国部分无效的声明。而张西曼的说法是：“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无损害。”（《文集》第286页）好一个“并无损害”，原来苏联的“援华初衷”就是这样么？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背着中国许诺给斯大林的。苏联乘机收回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条约及有关附件规定了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等。对于这个条约应该怎样评价，1989年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guó mín dǎng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 其实，苏联方面也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中国之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jiāo的报告》中引用了斯大林发给máo zé dōng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谈到关于旅顺的条约时候，说：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政权，局势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苏联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因而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它就废除这项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引自《máo zé dōng与斯大林赫鲁晓夫jiāo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在谈判中，斯大林还直接对máo zé dōng说：“我们认为旅顺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同上书，第94页） 在1945年那时，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战胜国之一，被迫接受这样一个条约，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签约十天之后，张西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不必引用，只看题目就够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中国的复兴》！（《文集》第285页） 不可解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什么没有给西曼诺夫授勋。 我毫不怀疑张西曼的人格和cāo守，也毫不怀疑他的爱国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这些，以为这真是科学的真理，真以为照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他的祖国和人民。当年相信了这些的，岂止一个张西曼！刚才提到了鲁迅，他应该说是比张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识力的人物，不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吗？他就说过：“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9页）不但中国哩，鲁迅还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第475页）为什么在中国和世界，不少有头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些？这显然是不能用盲从来解释的。 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 r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一）(1) 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jiāo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这篇由副外jiāo人民委员卡拉汉（当时译作喀拉罕或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不知道是因为传递中的耽误还是别的原因，到翌年4月3日才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上，以“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一宣言的译文，同时刊出了好些团体和报纸的反应。宣言受到欢迎的情况，李达说：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jiāo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又：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说的与此大抵相同，唯明确说是在4月）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说：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谈判建立外jiāo关系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10月18日的《晨报》刊出了张西曼的《我们对于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其中说： 1920年4月3日苏俄外jiāo委员会声明将从前俄国帝政时代在我国东三省和他处用侵略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和各种权利一律放弃的通牒，可算是最重要和最公正的表示了！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这种优美的国民xìng，在俄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无处不可窥见，我们要知道：俄国国民对于我们所表示的好感，完全不是一种示惠的手段。不过他们在1917年间，一度颠覆专制的政治，再度推翻官僚式的局面，确立平民政治的基础以后，想尽力于援助在国际上被侵略的民族和在一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的事业罢了。别的且不说，他们慷慨的将从前一帮文明强盗官僚和武人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退还我们。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jiāo换条件；他们所希望和要求于我们的，就只“树立亲善的邦jiāo”而已。（《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引者案：似应作反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一）(2)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看这篇宣言的字句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1) 关于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篇宣言说： 自从1917年10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底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底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赔款，不问国底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底缘故。（据《新青年》第7卷第6号所载译文。另一种译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 这里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那时，经过了三年的大战，俄国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和平法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6页），就前线的态势说是处于劣势，就后方的局势说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彼得格勒街头的骚乱导致了二月革命和沙皇政体的覆灭。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继续恶化。布尔什维克执政，列宁知道，必须立刻退出战争。《和平法令》呼吁“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上面所引宣言中的这段话，其中有的意思在《和平法令》中可以找到。但是，《和平法令》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没有有关中国的暗示，这本来是一个跟中国无关的文件。关于废除密约的事，《和平法令》也只是说：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jiāo，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宣布废除的，是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临时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密约。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并未签订新的密约。宣言所说的废除中俄密约的事，是不能追溯到《和平法令》去的。宣言这样写，大约是要说早就有此好意吧。 宣言接着说：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废除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中俄密约、庚子条约等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愿望。宣言表示要这样做，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1922年越飞来华，主要议题就是中苏建jiāo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他谈判的外jiāo总长顾维钧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jiāo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yù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7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二）(2) 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合作的提议，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由此看来，越飞的意思，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 苏俄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jiāo关系，于是又派了特使卡拉汉来华谈判。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正廷。在谈到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时，卡拉汉有意不提苏俄同外蒙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使之不在废除之列。当时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却希望通过谈判使它在外蒙的驻军合法化。（《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335页）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谈判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要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三） 宣言说：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 沙皇俄国在满洲以及中国别处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1969年5月2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有个统计： 1858年5月28日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0年11月4日《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占去； 1864年10月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81年2月24日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为了让人们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说，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去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 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如果有谁以为苏俄曾经许诺“归还”这些土地，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细读或者没有读懂宣言的原文；宣言涉及领土问题，本来就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它并没有说“还给你”，只说“我不要了”。要懂得这里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人们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形势。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为了应付这一局势，苏俄决定在色楞河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就是1920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据称是实行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制度，以赤塔为首都。宣言说的，放弃所占中国领土，“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其实是将来在这里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的预告。不久以后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途经赤塔，还访问了远东共和国的总理兼外jiāo部长克拉斯诺晓科夫等高级官员。他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这些官员“极力辩解远东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访远东jiāo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1921年1月21日《时事新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另一篇报道中，瞿秋白写下了自己观察所得的印象，他说：“远东共和国的建设本来含着缓冲国的意义，所以第一次统一会议的宣言，就郑重声明远东共和国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这次到赤塔后，见着外jiāo部顾问白伍君及远东电信通信社中诸位都如此说。然而我们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党员，似乎所谓纯粹民主主义的政体这句话，不过对外人的话。”（《东俄之近状与华侨》，1921年1月16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57页）后来谢苗诺夫败走，日本占领军撤退，远东共和国即于1922年11月14日重新并入苏俄。当然又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意愿。这以后，就是“放弃”也不再说了。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四） 关于庚子赔款，宣言是这样说的： 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我们对于这一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的，因为听说这一项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拿来供养从前俄罗斯帝国驻在北京底公使，和驻在中国各地方底俄罗斯帝国底领事。现在任命这种公使和领事底政府，早就消灭，而从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领事，居然得日本和协约国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国，天天在那里欺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件事，驱逐这帮欺诈的人出境。 看来，苏俄政府首先是为了这件事才发表这篇对华宣言的。它不能容忍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公使和领事继续以外jiāo代表的身份安居在中国，享用庚子赔款。它告诉中国，再不要送钱给这些人了。最好是把他们驱逐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境。这意思在1920年9月27日发出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它向中国提出的协定要点中有这样的条款：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代表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这也表明当时中国政府的颟顸。竟不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了，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驻外使节当然也就丧失了外jiāo代表的身份。天津《益世报》评论此事说： 俄帝国早已覆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转引自《新青年》第7卷第6号） 当时苏俄宣言中声明放弃的庚子赔款，是并不曾到他手上的东西。并不是中国将赔款送去，他不要；他说放弃，是要中国不把这钱送给他所敌视的旧俄的使领。到了1924年中苏建jiāo的时候，苏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就有不同说法了。卡拉汉在同王正廷讨论《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的时候，增加了一些条件。顾维钧回忆说： 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约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7338页） 虽然中国代表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委员会主席将由中国代表担任。由于中国代表占据多数席位，就中国的国际声誉来讲，并非不利，所以我认为此方案尚可接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我不同意其中一点，即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方能生效。关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基金的分配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听命于苏俄代表，但若没有中国代表的同意，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同上书，第347页） 庚子赔款的余额是要归还了，但是成了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五）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中俄密约修造的，于1903年建成。密约第二条规定：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这是一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铁路。中国人早就要收回它了。现在苏俄对华宣言说：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lún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com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这个表示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过，说返还中东铁路，同说放弃庚子赔款一样，放弃的都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卡拉汉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洲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国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是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1页） 顾维钧还说： 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jiāo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同上书，第348页） 瞿秋白在《晨报》发表的报道《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也反映了苏俄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1920年12月10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宣言放弃庚款，是为了断绝旧外jiāo官的经济来源。宣言jiāo还中东铁路，是为了同张作霖拉关系，以撤换路局的白俄分子。其实哪有归还铁路的意思。为了争这条路，1929年苏联还出动重兵到中国境内来打了一仗。 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宣言中关于归还中东铁路那一段话是虚伪的表态。本文所引宣言的译文，是据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所附录的文本。我还在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中看到过另一种译文，篇末注明“（载《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题注说：“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译的。”现已查明，这篇新译所据的俄文原本是1958年莫斯科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卷。我把新旧两种译文对照看了一遍，发现新译本比旧泽本少了一段，少的正好是本节开头引录关于退还中东路的这一段。显然，这是苏联在编印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删掉的。如果我不是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据最初发表的原文译出的文本，而仅仅看了这篇重新译出的文件，我就不会知道这篇宣言曾经提出归还中东铁路的问题。这也就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的编纂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罢。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六） 本文前面说到越飞1922年来同中国政府作外jiāo谈判这事：“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这当然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历史上的事实。还有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看见的事实，就是越飞本人的意见同任命他为外jiāo代表的苏俄政府的意见并不相同。从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引者注：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斯大林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原来对华宣言中所作的种种许诺，例如放弃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等等，实际上都一笔勾销了。越飞这位谈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权是，不能以这两篇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很觉得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卡拉汉、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máo zé dōng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máo zé dōng揭露新沙皇，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一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r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1)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jiāo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jiāo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1月14日《晨报》，署名秋白）要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qiāng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qiāng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到： 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M.B.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2)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jiāo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r 朱正：柏烈伟这人(1) 柏烈伟（C.A.ПoЛeВoй），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jiāo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共党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中共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jiāo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中共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朱正：柏烈伟这人(2)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r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1)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yīn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jiān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jiāo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9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10月20日及10月21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1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yù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按：白氏日记自1915年12月22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jiāo情和志趣，也可以想像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1913年6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所谓“南天动乱”，是指guó mín dǎng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yù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pào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2)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yù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jiāo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购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xìng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诗文选集》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一）(3) 五四运动bào发，学生集中天安门yóu xing，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yóu xing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jiān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jiāo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 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lún回忆说： 到了这日（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qiāng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lún《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1)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jiāo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jiāo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cāo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维连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jiāo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jiāo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xìng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99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guó mín dǎng，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98页） 1922年8月25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cāo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jiāo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2)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107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113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1922年9月18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132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jiāo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xìng。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jiāo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144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353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jiāo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大、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jiāo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jiāo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进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jiāo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6页）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3)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6月12日入阁任jiāo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jiāo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1922年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jiāo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jiāo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jiāo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jiāo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jiāo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jiāo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jiāo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jiāo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1923年2月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中共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234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24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guó mín dǎng》一文，其中说：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4)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qiāng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月9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jiāo往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1) 1923年8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jiāo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jiāo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10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1924年3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jiāo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jiāo部，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jiāo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jiāo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jiāo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340页） 外jiāo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1922年11月7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jiāo问题，他要求：“要即日的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jiāo当局的对俄外jiāo！”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jiāo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jiāo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cāo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341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27日，而吴发电报，早在22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5月31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领土主权问题有了不同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观点。例如，1969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中，就以赞同的态度援引了这个《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1)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bào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23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北京政权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10月22日，直到1927年9月6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guó mín dǎng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中共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jiāo民巷西头俄国兵营28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guó mín dǎng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1927年4月6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guó mín dǎng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jiāo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jiāo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jiāo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jiāo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jiāo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365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皙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yù走而未及走也。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yù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dú，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jiāo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jiāo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2)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 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cāo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虽政治上之方略与当局有所不同，而于爱护民族之主权，期将国命民生进至于安康之域，自问殊无贰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颇不在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jiāo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1)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1927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guó mín dǎng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guó mín dǎng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1929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yù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水也。”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一党专政，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王金钰的第47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2)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guó mín dǎng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guó mín dǎng：“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他认为“guó mín dǎng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 “一二八”事变bào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yù倒guó mín dǎng，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guó mín dǎng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guó mín dǎng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1)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1933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1月6日进攻山海关，2月24日又向热河进攻，3月4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热河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qiāng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guó mín dǎng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jiāo瘁矣。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圆，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这五万圆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圆给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1932年8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qiāng是何庭流亲jiāo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9～170页）于学忠还说，这次yīn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圆，令结合同人。”“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jiān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2)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14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18旅、14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18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圆，运用资两万圆，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14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bào dòng。“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14旅，协同13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可是这次bào dòng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 行刺和bào dòng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2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qiāng甚多，日本收qiāng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chā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圆”，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 1935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6月26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yīn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73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bào发。9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8月14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9月，在冀南肥乡县被guó mín dǎng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jiān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3)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jiāo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这是多么的悲哀呵。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r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1) 本文标题是为同另一篇文章《高尔基回国》呼应，如不加说明，读者难免产生歧义。这里是指十月革命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而不是指高尔基曾多次离开过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次出国，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高尔基传记都一笔带过，一律解释为“出国疗养”。我过去对他这次出国也未留意。后来读过几本俄国侨民作家回忆录，特别近几年接触到高尔基部分档案（不少档案仍未公布，如他致列宁、斯大林和他前妻彼什科娃的大部分书信），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呼唤革命的海燕在革命成功后却离开社会主义祖国到意大利去，并一住便六年多。我渐渐意识到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有意掩饰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如果找出真正原因，几十年塑造的并深印在几代人脑子里的形象便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能使我们接近真实的高尔基。而真实的高尔基对我们更可贵。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他同列宁关系良好，尽管在造神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互相仍视为朋友。二月革命后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bào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七十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他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nǎi，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nǎi。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fù女找高尔基要牛nǎi，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为了帮助、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qiāng决了。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2) 高尔基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口饭吃，巧立名目，成立了许多协会和出版机构。以1918年秋天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为例。这个出版社吸收懂各种外语的人，既不确定选题，也不规定jiāo稿日期，译什么书都行，译多少字没人管，但参加出版社便能领到一份口粮，同后来正规出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同。这时高尔基开始同布尔什维克第三号人物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列宁和政府迁到莫斯科后，他便是北方最高领导人，炙手可热，权力无边。季诺维也夫对高尔基所作所为极为反感，认为高尔基在他的地盘上跟他作对，多次在报刊上指责高尔基。高尔基也不示弱，在1918年4月9日的《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抨击季诺维也夫。语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不少高尔基研究者认为，高尔基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是迫使他出国的原因。但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呆不下去可以去莫斯科，有列宁在，没人敢欺负他，再说他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不久前读了著名美籍俄国学者索罗金的《漫长的道路》，认为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是导致高尔基出国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伏尔加流域饿殍遍野。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6月28日给粮食人民委员特奥多罗维奇信中的紧迫语气中可以看出： “高尔基提jiāo了一份饥荒救济委员会方案。一刻钟后李可夫看完，到他那儿去取。明天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让他明天给您5分钟发言时间。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方案可以同我们的结合起来。”6月29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高尔基的方案。7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名流们觉得在祖国危难时刻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不久前发表了高尔基1922年7月10日致美国亚当斯女土的信，高度评价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具有拯救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xìng感觉，恢复被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这封信列宁未看到，不然定会严厉批评高尔基。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3)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便引起流言：这是未来的联合政府，暂时不便公开。委员会出版了《救济报》，版式同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一样。不少人不仅更加相信流言，而且断定布尔什维克完蛋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要坚决肃清流言。然而名流们自不量力，得寸进尺，竟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必须派一个由他们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去，并派人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否则集体退出委员会。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更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对名流们的怀疑，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开，恳请他尽快出国。高尔基出国后再逮捕名流，不致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另外也嫌他在国内碍手碍脚。 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18天前，出国还来得及。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恳请他出国：“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我累得筋疲力尽。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您的列宁。”从“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别固执了”，可以看出列宁盼望高尔基出国的急迫心情。显然列宁劝高尔基已不止一次了，但高尔基不肯走。高尔基在1921年某月29或30日（原信无月份）致列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出国对我也无意义”，“我看不出有出国的理由”，“您不要催我，最好多给我一点行动自由”。高尔基只字未提出国治疗，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高尔基同样没理解列宁8月9日的信，仍同名流们一起“徒劳无益地奔忙”。 南森的建议使列宁下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心。8月26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坚决要求解散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名流委员被逮捕。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著名俄侨作家扎伊采夫，也曾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送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开始讨价还价。不是我们向他们让步便是他们向我们让步。……我们按规定5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委员会下了最后通牒。不放代表团到欧洲募捐我们就关门大吉，因为地方机构帮不上忙。情绪紧张而激愤，……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已晚。窗外穿皮夹克的人影闪动，加米涅夫还没到场。焦躁，困惑。大家掏出表看表。我在同大厅相连的一间屋里，我记得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声，不知是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声音，但马上便明白大祸临头了。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qiāng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列宁12月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xìng，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ròu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 蓝英年:高尔基出国(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jiāo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r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1) 题目须做一点说明。高尔基曾多次出国回国，本文所指的是高尔基1921年10月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在国外侨居6年多，于1928年5月从意大利索lún托返回苏联。很多人把高尔基回国定为1928年，这并不准确，因为1928年他只归国观光，并未定居。1928年他在苏联住了5个多月，10月返回索lún托。1929年、1931年、1932年都是5月来到苏联，10月返回索lún托。1933年5月才回国定居，所以准确回国年份应是1933年。此后高尔基没再离开过苏联。 1921年高尔基出国的原因以及他在国外干出让列宁恼火的事，我在拙文《高尔基出国》中已写过，不须赘述。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未消除。1924年1月15日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人民的核心。我尽管对这人怀有好感，从他那方面说，他也喜欢我，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争论引起彼此精神上的敌意。”6天后高尔基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极为震动，马上坐下来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弗伊列宁》。在悲痛中更多回忆起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教诲，写道：“我和共产党人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仅仅六天思想便发生彻底转变对高尔基那样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的。前面是辩论语气，同结尾那句也不协调。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高尔基的回忆录很不满意。托洛茨基同年4月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我对高尔基的文章很不满意。高尔基不理解伊里奇，用他近年所特有的知识分子亲昵的口吻述说列宁。”托洛茨基把高尔基的文章改了一遍才发表。上面引用那段话的最后一句难保不是他加的。所以说列宁逝世改变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久高尔基得知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令各图书馆不出借资产阶级哲学书籍的消息勃然大怒，在一时冲动之下想脱离苏联国籍。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大约在1926年以后，1927年他已萌生回国看看的念头。 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回国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yù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lún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威望很高，很多人把他奉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所以接受了他这种看法。但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过分情绪化，不符合实际。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1928年3月29日他六十寿辰之际，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贡、肖伯纳、威尔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向他祝贺。他稿酬优厚，由苏联和西方支付。他本人生活极为简朴，不需要更多的钱。同他在同一间屋檐下住了近三年的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因政见不合而同他分道扬镳后写道：“俄国社会中传说高尔基生活奢侈，……我郑重声明：在我同他接近的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说高尔基有多少别墅和终日宴饮，都是一派胡言。”从高尔基回国后的表现上，看不出他接受任何附带条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说一度彼此让步，以达到各自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赞成索尔仁尼琴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俄侨医生马努欣经常替高尔基看病，记录了高尔基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在国外呆够了。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进入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知不觉包围他们。必须竭力影响他们，不然不知他们还会干出多少蠢事。”高尔基看到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苏联发生不少可喜的变化。斯大林逐渐独揽大权，个人独断独行。高尔基想把民主引进苏联，“软化”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这同他一贯主张一致，较为可信。但高尔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埋下后来产生悲剧的种子。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2) 苏联也热切希望高尔基回国，斯大林向他招手。1928年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所有的政敌，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建设社会主义了。他认为改变国家应从工业化着手，主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榨取工业化资金。但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受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斯大林读过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写的《论俄国农民》，了解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此时仍需要人支持，而高尔基是最理想的人选。 斯大林开动宣传机器，《真理报》、《消息报》带头发表向高尔基致敬的文章，同时发动机关、团体和学校给高尔基写信，盼望心爱作家早日回国。斯大林还要找一个人充当他同高尔基之间的联络员，这人必须绝对执行他的意志，还能获得高尔基的欢心。这人很快找到，他是红军粮食供应部主任哈拉托夫。1921年哈拉托夫担任过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而这机构是高尔基向列宁建议设立的，所以高尔基认识哈拉托夫。斯大林任命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联合会主席，并把动员高尔基回国的任务jiāo给他。于是1927年8月高尔基在索lún托收到哈拉托夫从苏联寄来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五年活动（19211926）报告》。高尔基看到他走后工作仍有人做，大为感动，给他回了一封动情的信，两人关系拉近了。同年9月1日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邀请他1928年回国参加庆祝他六十大寿和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告诉他政府已成立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党政要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组成。高尔基一贯厌恶这类活动，收到信后非常反感，回信中写道：“让纪念活动见鬼去吧”，“这太妨碍写作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弗伊列宁》那样，使他永远竖立在每个苏联家庭的书架上，比报刊上千篇一律的赞美文章和各地建造的数以万计的塑像更能使他流芳千古。这是哈拉托夫最重要的任务。哈拉托夫担心直说遭高尔基拒绝，便采用暗示手法。1932年1月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谈到已经临近的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时，笔端忽然一转，写道：“撰写约维（斯大林）传记所需材料我们已经给您寄去，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材料以及何时需要。”仿佛谈论已经决定的事，但高尔基从未答应过替斯大林写传记，并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坏至死未写。哈拉托夫应做的事都做了，但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1928年5月28日，高尔基回到阔别六年的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自不必说。高尔基在保安局人员簇拥下，沿着他青年时代浪迹的足迹做了一次旅行。看到的都是斯大林希望他看到的。同年10月12日返回索lún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高尔基已显露出自己坚毅的xìng格。先是为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新处女地》杂志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短篇小说，1926年以《骑兵军》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得好评，但得罪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老总1924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骑兵军》，把巴别尔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抬不起头。高尔基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谈谈我怎样写作》的片断，其中有一段为巴别尔辩解的话：“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公开信，高尔基毫不示弱，也在《真理报》上公开答复布琼尼。高尔基所以旧事重提，仗义执言，除希望巴别尔重新振作起来外，还捍卫他一贯主张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接着又同拉普展开论战。拉普以无产阶级作家自诩，但高尔基对他们创作评价不高，却赞扬他们所攻击的普里什文等作家。高尔基在1926年致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信中写道：“……当前俄国只有三位‘一流作家’：您，普里什文和恰佩金。除以上三位外还有高尔基，但他就差多了。”拉普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反唇相讥，高尔基既然把这三位作家引为同类，所以自己也是“巧妙伪装的敌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走得更远，对高尔基的攻击同辱骂相差无几，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29年12月25日做出决议：“……这些言论与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3)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开始了他一人统治国家时期。这一年高尔基第二次返回苏联，做了一件令斯大林开心的事，也做了两件让他不快的事。 夏天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群岛苏联最著名的劳改营。此前不久，英国出版了一本《在地狱岛上》，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逃出的马尔扎戈夫。此书在欧洲反响很大。苏联希望消除此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以，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他们认为最好莫过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走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话虽说得尖刻，但高尔基确实负有这种使命。应当说高尔基不辱使命。他把管理犯人的契卡人员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些话发表在《消息报》上。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92年1月利哈乔夫院士发表的文章说，高尔基赞美劳改营不是没有条件的：“上面让高尔基明白，如果他能消除对劳改营的指责，将放松对劳改营的管治……，高尔基遵守了诺言，可刽子手们没遵守。”利哈乔夫曾是这里的犯人。 1929年9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又卷入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说情节是红军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上了手术台。上麻yào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这同伏龙芝开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样。皮里尼亚克影shè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当时忙于权力斗争，没对皮里尼亚克下手，只没收了刊载小说的《新世界》杂志，现在到了跟皮里尼亚克算账的时候了。同时收拾在国外发表丑化苏联社会的小说《我们》扎米亚京。8月26日《文学报》发表了沃林的文章《决不允许的现象》，吹响进攻的号角。所有作家同声谴责这两位遭难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皮里尼亚克主席职务。就在这时，高尔基突然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论浪费精力》：“我们是否慎重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呢？我们是否学会教育助手们，并率领同路人一道前进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傲慢地宣称：‘有没有同路人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形成一种恶劣习惯：把人抬到荣誉钟楼顶上，过些日子再从上面把他们摔入烂泥。”高尔基公开出来替皮里尼亚克辩解并非偏爱他的作品，仍然是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高尔基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围攻，他们把高尔基称为调和主义者。9月17日《真理报》发表别斯帕洛夫文章，支持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发表高尔基文章的《消息报》连忙同高尔基划清界线，高尔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十月》杂志第9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心重重的马卡尔》，向这场争论火上加油。农民马卡尔反对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出门寻找真理，结果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是臭狗屎。”这些机关让列宁深感头疼。普加东诺夫因这篇小说也成为抨击对象，还加上同他合写小说《契契奥）的布尔加科夫。一句话，所有有才华、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围剿。高尔基虽寡不敌众，但并未屈服，又写了一篇《还得谈谈这个》：“我认为我们滥用‘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两个概念，而滥用这两个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没有才华的人，社会价值可疑的冒险家和损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亚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脑袋上试试自己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头是否有力，并竭力让领导相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捍卫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纯洁xìng和青年们的贞洁。比如扎米亚京，这个工人阶级意志和理想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凶恶敌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4)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3期）。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xìng，然而对这种必然xìng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脚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波兰马哈伊斯基的追随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卓有成效地向党内老知识分子进攻，向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力量进攻，党不得不把明显的平庸之辈安chā在文化的战斗岗位上。精力旺盛、极端自私和‘渴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官员昏聩无能，便竭力往上钻，占据显要地位。革命词句和狐狸般狡诈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您自然明白，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无法造就同自己相称的接班人，具有他们所有的充沛精力和追求目标。可依我看学生应比老师更聪明、开阔和深刻，因为时代越发展，对新世界建设者要求越高。”高尔基所指的老师无疑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被“两脚废物”所代替深感痛心，并怀疑后者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唯一让斯大林欣慰的是高尔基出于对农民的严重偏见而支持他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1930年1月17日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此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在信中偷换概念，把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信的调子是克制的，斯大林还将有求于高尔基，还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呢。 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1938年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高尔基回国定居后，1933年8月17日组织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不过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龙斯基写道：“斯大林经常向高尔基让步，甚至不同意的时候。”高尔基在苏联的威望达到顶点，他的话往往被当成指令。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5)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xìng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dú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绩》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高尔基临终前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较量，但他失败了。这得从一个女人谈起。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jiāo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向苏联前同侨民文化名人的通信；第二类，苏联作家和学者到国外开会或访问期间给他写的信；第三类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同他辩论的信；第四类则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出差、疗养时的信，有布哈林、李可夫、克拉辛和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信里有不少骂布尔什维克的话，也有不少骂斯大林的话。高尔基同儿子马克西姆和姆拉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让他头疼不已的档案材料。马克西姆提议用它们放焰火，高尔基和姆拉都不同意。最后三人决定由姆拉带往英国保存，并达成协议：以后如有人携高尔基亲笔信索取，姆拉也决不jiāo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档案材料在国外，也知道档案材料的大致内容，极想得到它们，因为这时斯大林已决心从ròu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高尔基的材料是他们反对自己的有力证据。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姆拉。我过去接受了别尔别罗娃的观点：“高尔基临终前想见姆拉一面，同斯大林达成jiāo易：高尔基jiāo出档案，斯大林把姆拉接到莫斯科，并保证她来去自由。”当时也觉得这种观点不符合高尔基的为人原则，但1991年以前没看到新材料，便接受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说高尔基为见心爱女人一面竟出卖了大批朋友。别尔别罗娃所以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她只查到姆拉1936年6月到过苏联。高尔基6月1日从莫斯科市内搬往郊区哥尔克别墅。经过新处女地陵园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那天风很大，患了感冒，18日便去世了。别尔别罗娃没弄清姆拉回国的日子，因为姆拉有关自己到苏联的事从不说实话。她向很多人矢口否认1958年以前到过苏联。其实她自1933年4月至1936年7月起码到过苏联六次。1966年1月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斯基给美国苏联问题学者费希尔的信中写道：“……1935年高尔基庇护加米涅夫，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到巴黎参加作家大会，要求他jiāo出档案。高尔基委派彼什科娃（高尔基前妻）到国外向布德别尔格（姆拉）要回档案，遭她拒绝。……布德别尔格1936年4月乘坐在边境等待她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姆拉是4月把材料送到莫斯科的，那时高尔基并未生病，谈不上“临终前见一面”。高尔基看出斯大林要杀害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关系他们xìng命，派波什科娃抢先要回，以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6)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但细读他们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能算作假说。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尔基彻底破裂却是不争的事实。高尔基公然庇护斯大林决定消灭的人，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选定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充满赞美之辞，解放前由徐懋庸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尔基，把他打入冷宫。 高尔基回国后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愿？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斯大林1930年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任命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哈林为《消息报》总编辑上，仍能看出高尔基的些许影响，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原载《随笔》1998年1月号）r 朱正：营救牛兰(1)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许多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就在远东局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jiāo通及经费等事项。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因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来，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时候发现他们夫fù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在上海有多处住所，足以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外国侨民。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个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xìng》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fù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事：“为了营救牛兰夫fù，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fù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fù的危难并请她援助。”（第290页）她不负所托，回国之后立刻把这事担当了起来。 左尔格潘汉年营救活动的材料，我见到的有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群众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佐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fù这件事。看来这书的译者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以致书中根本没有出现“牛兰”一名，只用诺lún斯、努lún斯等名字，而且把牛兰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译成“工会的远东泛和平主义秘书处的干部”。但是书中说的一些情节，例如说“1931年8月14日，英国巡捕把鲁格夫fùjiāo给了蒋介石警察局”。可知说的就是营救牛兰夫fù的事。 佐尔格为营救而进行的活动，这书中说，“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fù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这书中说：“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第69页）接着，这书中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jiāo通员”，各携两万美元分途前往上海送jiāo佐尔格的经过。这两位秘密jiāo通员中的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江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大人物李德。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没有说到自己担任送款专使这事，但是谈到了用行贿的办法营救牛兰的事。他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lún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了佐尔格小组一些怎样的合作，公众当然无从知道这个秘密。公开的活动却是可以知道的。陈修良著《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说：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期间，遇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各种公开合法关系与敌人斗争。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fù被guó mín dǎng拘捕，扣押在南京，引起了上海文化界的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进行营救牛兰夫fù的斗争。他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一些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guó mín dǎng政府函电，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f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朱正：营救牛兰(2) 从另外的资料中可以知道，这次宴请的日期是1932年7月10日。 营救的结果，据《佐尔格的一生》书中说：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jiāo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jiāo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成功地用这笔钱贿赂了guó mín dǎng政府内的有关人员。1932年6月，鲁格夫fù获释。并被允许离开了中国。（第70页） 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了。这是蒋介石直接过问的要案，不论多少美元行贿都不可能成功。牛兰夫fù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bào发之后才趁机出狱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宋庆龄营救牛兰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任何他人也无法代替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中国释放牛兰夫fù，苏联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或者说，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这种jiāo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出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这也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是如何看重牛兰这一要员了。中国方面也同样看重牛兰这一要犯。前引杨天石书中有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记：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yù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第370页） 在这本书里，杨天石讲了他对这事的看法： 以蒋经国jiāo换牛兰夫fù，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fù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jiāo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fù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第374页） 外国名流的抗议电报，潘汉年左尔格的秘密计划，以蒋经国作jiāo换的提议，所有这些都没有达到营救牛兰的目的。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fù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fù救援委员会’。”（第292页）这事在杨天石的书中是这样说的：“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fù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fù，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组织牛兰夫fù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第375页）《中国论坛》的编者伊罗生（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编译者）也以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多次探监。 据我看来，五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由这“牛兰夫fù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的。除了原来营救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员之外，还尽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这一组织的分量。除了仍旧把营救牛兰夫fù作为实际上的首要任务之外，还加上了营救其他政治犯的任务，加上维护一般人权的口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我这看法有一个有趣的旁证。在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列举了参加“牛兰夫fù救援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其中包括鲁迅和胡适（第292页）。可是人们都知道，这两人都没有参加牛兰救援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爱泼斯坦是把这两个团体混为一谈了，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回事。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营救牛兰的活动即以同盟的名义进行，不再以营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了。 （注：本篇是《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一文的第二节。这篇全文见《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r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这些国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1952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的农村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来的。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1)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qiāng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拉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我怀疑这两个孩子并非他们三人所杀。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jiāo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jiāo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意，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1932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chā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2)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chéng rén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做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树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1)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chéng rén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直接把记录材料jiāo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1989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1955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1932年9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1991年铜像被拆除。 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2)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原载《随笔》2004年第2期）r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1) 鲁迅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一篇全面为苏联辩护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这篇文章编进了中学课本里。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能记得的吧。文章里，对于苏联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是这样辩解的：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这一点鲁迅当然知道。对于这“许多物品不能充足”的原因，鲁迅说了两条：“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了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责任并不在自己，而在帝国主义身上。 作了这样的辩解，鲁迅以为还不够。文章还拿在苏联境外的两种排队来和苏联境内的排队购物作陪衬： 一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 一是中国的人民，排着长串进向死亡。 这进向饥寒和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物的那一长串更可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颇为幸运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辞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在苏联境内购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存在那进向饥寒和死亡的长队，却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困苦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鲁迅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像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陪衬，多少总有些不lún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辩解，这样宣传的。这样说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从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马林科夫他们的领导，给农业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下面，摘抄一点会上的发言中有关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材料。 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发言： 我想回忆一件小事，它表明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同志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党的十九大以后，我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时收到了从梁赞州的里亚日斯克来的一份报告，说那里没有面包，没有nǎi油，等等。报告指出：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粮食问题最终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而在里亚日斯克，在梁赞却没有面包，劳动者没有面包吃，更不用说香肠和黄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马林科夫同志委托我对这个报告进行核实。我进行了核实。马林科夫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哪是什么一时供应不上。那里根本没有面包卖，储备如此。马林科夫说：“阿里斯托夫同志，您可不要惊慌失措呀。”我从他那里得知，这是斯大林jiāo给的任务。“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一份核实结果的报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报告还没写完，斯大林突然要召见。……斯大林走进来，说：“梁赞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做声。“谁去过梁赞？”那时我站起来说：“我去过梁赞。”“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不是一时供应不上，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nǎi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引者按：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我检查了储备，储备非常少。”看得出来，我汇报的情况与马林科夫在我之前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前面的汇报粉饰太平，说一切都很好，包括粮食问题。（第330～332页）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2) 福尔采娃（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40%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第450～451页）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书记）说了一件事： 1954年伏罗希洛夫曾经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他从那里回来时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的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的确，这个州的农业状况糟透了，然而同志们都知道，1953年以前（引者按：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岂止斯摩棱斯克州的情况如此。（第498页） 马祖罗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也对比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情形。他说： 1953年以前是什么情况？当时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这正是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中央的时候。……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1953年和以后几年在农业方面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样，我们白俄罗斯才在农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下面的数字。1952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我们每天能提供20～50吨牛nǎi出售，现在是每天出售250吨。今年，仅仅在明斯克的国营商店销售的牛nǎi人均占有量就是150公升。至于买面包过去要排多长的队啊！各个城市都缺少面包。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党中央积极力量的支持下亲自干预，抓住不放，解决了开垦荒地的任务，我们才解决了面包问题。现在，不仅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不缺面包了。（第565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要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于是中央委员们要求开了这次全体会议批判他们。赫鲁晓夫就坐在会场里。这些发言者在讲到他的时候，就不免有些溢美之词。到了1964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人们对他就大加贬斥了。苏斯洛夫在那次全会开幕时作的主题发言中说： 我国的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农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而计划要求每年应增长百分之八。1963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ròu类、面包、杂粮以及其它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1028页） 以上只不过是从这部有一千多页的书中摘抄的点滴材料。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们的领导对农业的破坏。弄得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香肠、没有牛nǎi……，要买这些，就得排长队。鲁迅为这些现象作辩解，是对苏联情况过于隔膜了。 不要责备鲁迅，他当时几乎是没有可能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的。福尔采娃在这次全会上说：“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不加证明地宣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第449450页） 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r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1)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集会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xìng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318页）。关于这次“宣传xìng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2)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迹槎捣蛩够窬梦被峥萍蓟嵋橹飨淌冢．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jiāo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qiāng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馀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xìng……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3)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xìng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jiāo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jiāo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jiāo给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4196页） 没有物证，只能根据口供来定罪了。可是麦德维杰夫指出：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xìng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xìng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7198页） 这么一个喧嚣一时的大案，结案的时候却是令人惊奇的宽大，没有杀一个人，主犯只判了十年监禁。中国的鲁迅看了都觉得这样的宽大真值得写到文章里张扬，他还不知道这主犯的最后结局哩。麦德维杰夫说： “工业党”的领导者拉姆辛，这个“独裁者的候选人”、“间谍”、“暗害和谋杀案的组织者”却不知为什么被赦免。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译本，第202页）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4) 为什么拉姆辛（引文中有的作拉姆仁、拉姆津的，都一样）能得到这样的宽大呢？俄国爱德华拉津斯基著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中告诉人们：这是斯大林对于他的良好合作给予的报偿。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新华出版社译本，第274页） 书中引用了斯大林1930年7月2日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这些内容之后，这样议论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拉津斯基接着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过一部分的信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苏三是女犯。到了后台，他们是同一个戏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云者，不过是演出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罢了。不但这时候判的十年监禁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出，就是后来的颁发列宁勋章，岂不也是舞台上的演出吗？这“苏维埃戏剧”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领悟呀。鲁迅就这事写文章，发议论，说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假如他竟了解到了这事情的真相，他说的就会是“我们真正受骗了”。 受到这种宣传的蒙蔽的又岂止鲁迅，又岂止20世纪30年代的人。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所谓的“工业党”的审判，以及更早两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为经济工作出了问题，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于是找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作为替罪羊。可是，胡乔木执笔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却说：“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鲁迅发过一点这样的议论，今天人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r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1)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写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jiāo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fù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6月17日至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fù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jiāo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集会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yóu xing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2) 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xìng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强制迁出”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造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fù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jiāo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3)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jiāo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r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jiāo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其他特权（住房、食物、jiāo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fù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fù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bào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jiāo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yīn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3)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同上书，第264页）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同上书，第261页）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同上书，第261页）。”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同上书，第262页）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1小时又40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xìng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月28日）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4)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的。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yīn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的监狱里见到过这些人。’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见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在监狱里见到了这些孩子，并肯定知道这些孩子被指控为参加了反对国家的yīn谋组织及其他要处以死刑的罪行。所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提jiāo法庭审判的那些被告人，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生命，保护自己孩子不受斯大林的严刑拷问，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毫不奇怪的。”（红旗出版社版，第274276页） 原来是为了恫吓这些人的。难怪公开审判的演出如此成功。人道主义者的罗兰大概无法想像竟有这样深的用心。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在1935年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yóu xing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有人要我相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附记） 罗曼曼兰在莫斯科一个月，既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看到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他在日记的附记中，记下了同游的妻子的意见：“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无疑这也是他本人的态度。最后，他说：“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没有预料到的是：等到这日记公开之日，苏联已经走近它历史的尽头。他的最良好的祝愿是落空了。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读者感谢他在日记中提供的许多材料，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1996年11月7日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5) 【附录】 “言过其词” 早就想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前几天在书店见到，连忙买下来。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本子。这确实是值得细读的书，对于研究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罗曼罗兰本人，都提供了不少足以引起深思的材料。译文呢，大体上说也是清顺可诵的。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举一个例吧，第20页：“对这件事的言过其词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这“言过其词”是什么意思呢？“言”就是“词”，“言词”可以连用。从上下文义猜测，译者想写的大约是“过甚其词”或者“言过其实”吧。原来我以为，这是排误失校，看到第59页，它又出现了一次：“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词）。”两行之后还有类似的一处，不引了。可见这就不能认为是排字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还可以从上下文猜测出来。可怕的还有猜不出来的。例如第89页，罗曼罗兰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日记中评论了一些展品：“从十四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十五世纪初鲁布廖夫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判决书”是法律文书，可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或法学博物馆中，怎么会出现在美术馆中呢？实在猜不出这“判决书”原来是说什么。 书中出现了许多苏联人的名字，译者有些采用了通行的译法，有些却别出心裁另行音译。例如苏联1930年至1939年的外jiāo人民委员，过去中国的出版物中都是译作李维诺夫，书中却译作李特维诺夫（如第11页）。如果是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就可能会以为是另外一人了。 现在报刊上常有文章呼吁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程度。看来已经是颇为紧迫的问题了。能够译书了，掌握外语了，为什么不能也下一番功夫把本国语文也好好掌握呢？像这“言过其词”，可以作为初中学生语文考试的改错题，真不应该出自大学程度的人的笔下。 （原载1996年12月2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 上文刊出后，有人撰文反驳（见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说： “十四世纪的‘判决书’，大抵用鹅毛笔书写，因其书法精美，作为艺术品收藏于美术馆，也未尝不可。笔者在斯德哥尔摩一美术馆中曾亲见瑞典国王的‘手谕’及‘御笔’。据刚从莫斯科返国的上海社科院周士林先生作证，他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中也曾见过‘判决书’一类的展品。这在西方美术馆中是不乏其例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并非误译。 于是我就找来漓江出版社所出周启超的译本，这几句他是这样译的： “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些作品的色彩处理是如此讲究，如此精雅，以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派的作品。收藏品中的一绝十五世纪初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件稀世杰作：天使状的三圣像（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和谐而生的温柔，那种拉斐尔式的完美，令人流连忘返。”（第139页） 这里没有“判决书”的影子。我猜想，这大约是“处理”一词的误译吧。 一本书有点误译，并不要紧，可怕的是为误译辩护，硬要说在西方美术馆是展出判决书的，这对于提高译者的水平有什么帮助呢？ r朱正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日记。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这是保加利亚版的季氏日记的一个译本。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最后九年的总书记，经手处理了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务。国际解散之后，又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直到二战结束回国，担任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时有jiāo往。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选译本，其中还是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6) 下面，是我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札记。 希特勒比不上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因纳粹党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被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词，是一篇对法西斯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并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1934年2月17日他的日记： 《每日邮报》（晚间版）刊载希特勒答记者问。 记者：“您有意释放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吗？”希特勒答：“法院有权决定，判决会被执行！”记者强调，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回答。 随后记者又问：“您认为这些人会被释放并送出德国国境吗？” 希特勒回答：“肯定会的。”他说，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但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 这一回，希特勒还真是说话算话。十天之后，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被“驱逐出境”，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希特勒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这样办。他不是对记者说了吗，“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就是在将季米特洛夫送往机场的途中，解差还对他说：“我们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我们不会把你们送到莫斯科去的！”可见他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时希特勒执政才一年，他后来的纪录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讲信义、讲法治的政治家。但是这时，他还是把三个已经到手的政敌放走了，不管他有多少条万不得已的理由的策略考虑，反正他是这样做了。 在怎样对待政敌方面，斯大林就不是这样做的了。1937年11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这里提到的四个人，亚科夫列夫大约是联共（布）的干部，苏联人。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记有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的谈话，说到了他：“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另外三个人大约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也许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1月16日的日记，记有“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的事，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撤职是逮捕的前奏。需要季米特洛夫办的就到此为止。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事，斯大林会jiāo给苏联内务部去办，就不劳季氏费心了，所以他在日记里也就没有记上下文。 明森贝尔格不在苏联境内，不可能说逮捕就逮捕，所以斯大林就给季米特洛夫布置了个“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的任务。后来季米特洛夫设计了怎样的骗局，把这人骗来了没有，这个选译本中未见记载。不过想来，对于斯大林布置的任务，顶着不办，大约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7)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xìng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52，000人。芬兰人死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xìng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jiāo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bào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部有一定权威xìng的工具书，它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在史学界也颇有代表xìng。看来此说也颇近情理：在同德国法西斯的苦战中，苏联十分需要美英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解散共产国际，就有助于和同盟国的合作。 可惜的是，这一解释虽合乎情理，却不合乎事实。 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的日记中，记了那天晚上他和斯大林等人在大剧院观看塔吉克艺术团的演出，一同观看的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演出结束后我们待到两点”，这几乎就是一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当时斯大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xìng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斯大林发表了这个意见，季米特洛夫立刻行动起来。他第二天的日记： 向爱尔科利（引者按：即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引者按：法国共产党领袖）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xìng，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都表示了赞同，这事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整月，才bào发了苏德战争。 所以，共产国际虽然是战争期间的1943年6月才宣布解散，却并不是因战争形势的要求才作出的决策。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的那个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史学家最重视第一手资料。 （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3期）r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1) 在2003年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王丹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 王丹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王丹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jiāo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里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迪米特里并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是病死的。 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记了他给王明的信： 通过伊利乔夫给王明（延安）的信如下： 给小法尼娅的信收悉。她住我们这里。成长、发育都很好。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学生，她向爸爸妈妈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们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小迪米特里因患恶xìng白喉于4月去世。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不写此书书名了。） 这封短信有三项内容。一是为小王芳妮报个平安；二是报道自己殇子之痛；三是关于解决王明和máo zé dōng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他无能为力。信虽短，但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同王明不但是共产主义的同志，共产国际的同事，而且有很深的私jiāo。如果只有公谊而无私jiāo的话，是不会在通信中诉说个人遭遇的这些不幸的。 季米特洛夫尽管表示不便干预中国党内的事，他还是想帮王明一把。在给王明发信9天之后，12月22日，他就给máo zé dōng发信了，同样是通过伊利乔夫发往延安的。信中表示了不便干预却还是忍不住要干预的意思：“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不安”些什么呢？一件事是： 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第268页） 这反映出了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大约他是认为，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王明，反对经验主义即反对周恩来吧。 接着，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安：“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值得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信末更恳切地说：“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季米特洛夫1944年1月1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máo zé dōng的两封复电。1月2日的复电可说是逐条反驳了季米特洛夫。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你说我反对了王明吗？那是完全应该反对的，“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在复电中，毛还为抢救运动作了辩护，开脱了康生的责任：“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还说到，“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毛回答说：“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第273页） 朱正:从王芳妮说起(2) 复电发出之后，máo zé dōng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xìng？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máo zé dōng相互关系的密电。”（第275页）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máo zé dōng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月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máo zé dōng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máo zé dōng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máo zé dōng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máo zé dōng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第283页） 临末，写了两句有关私jiāo的话：“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对可爱的米佳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译者有注：“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米佳，季米特洛夫七岁的独子。”米佳当是迪米特里的爱称。 看了这个注释，同时还可以发现译者代序中有一处也没有弄清楚。代序说：“季米特洛夫的惟一男孩夭折后，在许多外国小朋友愿做他的后嗣的情况下，1937年他收养了王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第9页）米佳这孩子是1943年4月7岁的时候去世的，出生当在1936年。王明是1937年11月回国的，那时他还好好的活着，季米特洛夫并不需要收养别人的孩子去填补感情的空缺。也许是王明考虑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回国的时候，就把孩子留下来，请季米特洛夫照看吧。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6期）r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1) 说来惭愧，20世纪50年代初听过苏联文学史的课却没听说过“拉普”。“拉普”两字，还是在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第一次见到。他说拉普代表庸俗机械论，并痛切地感到它的危害。当时万pào齐轰“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拉普倒底是什么团体，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弄不清。以后也没弄清，运动接连不断，自身难保，哪儿还有心思研究拉普。再说想研究也没材料。1980年以后，陆续看到有关拉普的材料和评论文章。对拉普的纲领、组织、活动有所了解，但仍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因为拉普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并非政治符号，而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读了舍舒科夫的《发狂的捍卫者》和别拉娅的《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们》，政治符号才化为有血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动机与效果相反，有点像我们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小将犯错误。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如斯大林1931年6月所做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立即做出决议，其第一条便是：斯大林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中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决议对拉普领导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先是晕头转向，后是胆战心惊，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筹划成立的作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设立无产阶级作家部；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斯大林认为第一点可以考虑，条件是如果拉普内部不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断定拉普必定内讧。果不出斯大林所料，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jiāo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前苏联著名作家田特里亚科夫1988年在《各民族友谊》杂志第九期的小说《狩猎》中写道： ……高尔基举行例行午宴。斯大林及其忠诚战友光临。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2) ……大家都喝得飘飘然了，大概此刻心情最好的莫如宴会主人了，他动情地说：“作家兄弟吵嘴闹意气真不好，不再吵闹该多好啊。”这发自内心的和解的呼吁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大家赞许地沉默片刻，都把悲愤的目光转向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斯大林手持酒杯或未持酒杯站起来，把两人招到自己跟前。 “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的请求可非同小可。 法捷耶夫是个心怀坦dàng不记仇的人，向阿维尔巴赫迈了一步，伸出手来。可阿维尔巴赫瞪了他一眼，把手慢慢背到身后。法捷耶夫的手悬在空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同法捷耶夫一起陷入尴尬处境。 如果斯大林不及时出卖失败者便不是斯大林。他眯起黄眼睛说： “法捷耶夫同志，你太没xìng格，是个软弱的人。阿维尔巴赫有xìng格，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可你不能！” ……仿佛从此刻起法捷耶夫便平地青云，地位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的对头们立即黯然失色。法捷耶夫没有xìng格，而阿维尔巴赫有，……阿维尔巴赫很快便被逮捕，完全消失。 田德里亚科夫是20世纪40年代末步入文坛的，这件事不可能亲身经历，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现已年迈的拉普评论家列文在1990年《文学问题》第十期《有过那样的时代》一文中也重复过上述说法。但他同田德里亚科夫不同，不仅认识阿维尔巴赫，而且还因同他关系密切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话加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可能从阿维尔巴赫本人或参加那次午宴的人那里听来的。即便传说不可靠，但此后拉普领导人的命运迥然不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法捷耶夫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当了九年的总书记。被西蒙诺夫在《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称为法捷耶夫狗腿子的叶尔米洛夫担任《文学报》主编，号称苏联首席评论家，唯法捷耶夫马首是瞻。李别进斯基虽未升迁，但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中，均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唯独“有xìng格”的阿维尔巴赫在劫难逃，一步步走向死亡，并死得惨烈，死后仍背着千载骂名。 1934年阿维尔巴赫参加苏联作协组委会，工作出色，受到高尔基好评。但很快便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在这岗位上他表现得同样出色，深受青年团员们热爱。1937年2月调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时他已感到凶多吉少，主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效忠信。但斯大林最不喜欢有xìng格的人。同年4月23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人民敌人阿维尔巴赫已被揭露。”阿维尔巴赫被捕的消息令他的对头们欣喜若狂。以《乐观的悲剧》成名的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把阿维尔巴赫1931年写的小册子《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赠送给列夫派作家阿谢耶夫，扉页上恶狠狠地写道：“写于布尔什维克作家同托洛茨基匪帮了结旧账的日子。他们害死了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此书便是罪证。让我们用它投向敌人。”“他们害死马雅可夫斯基”是从后者遗书中那句“应当同叶尔米洛夫对骂到底”引伸出来的，实属牵强。至于认定阿维尔巴赫是托洛茨基分子，众口铄金，谁也不知听谁说的。大概因为托洛茨基曾为阿维尔巴赫1922年所写的《列宁与少年运动》一书作过序。但阿维尔巴赫写的是列宁，而1922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座次排在斯大林前面。以此断定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未免荒唐。亚戈达是他姐夫，便把他说成亚戈达的亲信，是把亲属关系当成政治勾结了。1961年6月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为阿维尔巴赫平反，但并未为亚戈达平反，足以证明他们纯属亲属关系。阿维尔巴赫到底为什么被捕呢？1973年西蒙诺夫才向列文道出真情。列文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阿维尔巴赫因卡巴科夫‘案件’被捕。卡巴科夫是1914年党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书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出了事故。在当时那种气氛中定为破坏活动，于是便制造出卡巴科夫案件。阿维尔巴赫担任过该工厂党委书记，此时虽已返回莫斯科但仍被牵连进去。他是1937年4月4日在莫斯科被逮捕的，被押解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已被折磨到痛苦的极限，押他上楼的时候，他从楼梯口跳下摔死。”阿维尔巴赫的确有xìng格，自知已无生望，不让别人qiāng毙他，自己杀死自己。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3) 阿维尔巴赫虽已平反，但在不少人眼里仍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是有人把拉普的劣迹通通推到他的身上。为了把他同在作协担任要职的前拉普领导人区别开，甚至说法捷耶夫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看清这位克里姆林宫小少爷的真面目。1961年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中有他致高尔基的信。1932年3月14日的信中写道：“……卢戈夫斯科伊和我过得非常友好，我们大家拼命干活。”删节号所删去的正是阿维尔巴赫。在其他信中还多次向高尔基夸奖阿维尔巴赫：“您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是难得的好同志，在文学界工作并非偶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文学事业。他的工作极为有益。”这些话从文集中通通删去。仿佛拉普的错误都是他一个人犯的，法捷耶夫等人皆白璧无瑕，因为同他素来不和。这个神话一直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 阿维尔巴赫1903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五岁辍学参加共青团工作，被选为第一届莫斯科团中央委员，尔后又被选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主编《少年真理报》，尚不满十六岁。又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成员，派往国外参加共产国际运动。曾到意大利索lún托看望高尔基。回国后，十七岁担任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青年近卫军》主编，1922年同其他文学小组成立十月文学社。十月文学社即拉普前身，自此阿维尔巴赫便算加入拉普。1926年24岁时被选为拉普总书记。有的文章称他为克里姆林宫小少爷，大概是因为他舅舅斯维尔德洛夫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又娶了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女儿，算是高干子弟吧。但他从未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庇荫。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列宁死后邦奇便失去权势，阿维尔巴赫单qiāng匹马打天下。他死后妻子被关进劳改营，邦奇收养了他的遗孤，并把他培养成物理数学博士，这便是邦奇对阿维尔巴赫的唯一恩德。 阿维尔巴赫资质聪颖，过目成诵，善于辞令，能滔滔不绝讲四个小时听众无倦容，又极为机智，如他讲话时有人恶意提问，他能以诙谐口吻令提问者当众出丑，文思泉涌，在短短五年内写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我们的文学分歧》、《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等七部书，加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二百万字。他对苏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不遗余力，并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他是拉普公认的领袖。法捷耶夫说“有事只同阿维尔巴赫商量”。但他也有令人生畏、反感以致讨厌的一面。他少年谢顶，于是剃成光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乍一见面给人一种jiān猾的印象。他恃才傲物，过分相信自己，时常出言不逊。对论敌不分青红皂白打棍子，对战友则千方百计庇护。他的缺点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同他少年得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维尔巴赫变得稳重、随和多了。1933年夏天初出茅庐的作家阿夫杰延科见到他时印象就不同了，觉得他像位和蔼的兄长。高尔基先是不喜欢他，后被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工作的狂热所感动，称他为天才的小伙子，并邀他一起编辑文选《十六年》。斯大林也曾看中他，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xìng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美国之音》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拉普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而把这一切全部推到阿维尔巴赫一人身上，把他当成拉普一切错误的化身，有欠公道。阿维尔巴赫平反已三十年，至今提起他来仍人所不齿。20世纪60年代苏联理论界已实事求是地开始评价拉普的功与过，难道20世纪90年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阿维尔巴赫的功与过吗？功大也好过大也好总应给予公正的定评，不能让他永远背着“诅咒文学的同位语”的黑锅。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4) 阿维尔巴赫怎会有墓呢。 （原载《读书》1996年7月号）r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 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谁没读过他的抒情诗《等着我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重整山河的时代，多少青年人肩负着革命的理想，奔赴祖国各地。分手的时刻，哪个男同学没在自己钟情的女同学纪念册上偷偷抄上这首诗？西蒙诺夫那时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了，特别是这首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诗《等着我吧》。我怀着当年读这首诗的激动心情，把它抄录下来，以飨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年轻读者。 《等着我吧》 献给瓦谢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念…… 可你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pào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表达了千万苏联人的心，其鼓舞力量连歌曲《喀秋莎》和爱lún堡的政论都无法相比。前线士兵和后方fù女把它当作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望，从前线凯旋归来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诗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诗是献给瓦谢的。瓦谢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谢罗娃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体态姣好，容貌俊俏，从照片上看，有几分像美国的xìng感明星梦露。她曾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在根据短诗《等着我吧》拍摄的同名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丽莎叶尔莫洛娃。《俄国电影百科词典》评论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时写道：“她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在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fù女忠贞的主题。”西蒙诺夫对谢罗娃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结婚，不久便分开了。西蒙诺夫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谢罗娃随列宁青年团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据作家鲁宁回忆，西蒙诺夫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同《真理报》编辑部位于同一座楼里。一天，西蒙诺夫从打字室返回他冰冷的小屋在这里，爱情曾温暖过他的身心，现今，别离折磨着他的心路上碰见《真理报》主编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请他到办公室喝茶。波斯佩洛夫抱怨报上都是官样文章，很少有打动读者的东西，问西蒙诺夫有没有合适的作品。西蒙诺夫说他有首诗，但对《真理报》未必适用。他曾把这首诗寄给《红星报》主编奥腾贝格，奥腾贝格看过后说：“这种诗不适合军报，别再刺激士兵了，别离已让他们无法忍受。”波斯佩洛夫让西蒙诺夫念给他听，波斯佩洛夫听了非常喜欢，但不喜欢“那愁煞人的黄雨”中的“黄雨”两个字，雨怎么会是黄的呢？在场的爱lún堡替西蒙诺夫辩解，说他喜欢的正是“黄雨”两个字。爱lún堡以黄泥质土为例，又援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副主编也说他见过黄色的雨，这两个字可以保存。他们一直争论到凌晨，波斯佩洛夫终于决定冒险，第二天便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这首诗。没想到反响极大。西蒙诺夫一夜间成为全国闻名的诗人。这首诗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还注意到诗的。西蒙诺夫一举成名正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2)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是因为怀念妻子，一腔柔情从心里喷涌而出。诗中一连重复了八次“等着我吧”，已经是乞求了，诗人多么希望妻子等着他啊。这里隐藏着对妻子的怀疑，谢罗娃会不会等他呢？这种下意识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曾轰动莫斯科，郎才女貌，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平衡，谢罗娃的感情不像西蒙诺夫那样热烈。谢罗娃虽在影片《等着我吧》中“揭示出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fù女忠贞的主题”，但在现实中却没等待自己的丈夫，背叛了他。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时候，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演出，遇见正在那里养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那时他还是将军，1944年晋升为元帅）。素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掀起感情狂澜，谁知叱咤风云的元帅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谢罗娃同西蒙诺夫感情的裂痕，而且给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后仍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张望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如果斯大林不出面干预，这种三角关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一次，斯大林会见罗科索夫斯基时问他，在他看来，女演员谢罗娃是谁的妻子。元帅回答道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我也这样想。”斯大林回答道，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三角关系，谢罗娃留在西蒙诺夫身边，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往波兰担任波兰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直到1956年波兰bào发波兹南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坚决要求下，赫鲁晓夫才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感情纠葛并未耽误西蒙诺夫的前程，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三十一岁便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后又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作协第二号人物。最惨的是谢罗娃，她同西蒙诺夫离婚后万念俱灰，终日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一代优伶便这样香销玉碎了。 斯大林发现西蒙诺夫后，看出他有为自己效劳的多方面才能，便把他列为自己的文学侍从。除西蒙诺夫的才能外，斯大林还看中他的家庭出身。西蒙诺夫的母亲原是奥博连斯卡娅公爵小姐，一战时期嫁给沙俄军官西蒙诺夫上校，不久上校失踪。她又嫁给沙俄将军伊万尼谢夫，即西蒙诺夫的继父。十月革命后，伊万尼谢夫作为“军事专家”被分配到萨拉托夫军校教战术。西蒙诺夫的三个姨妈柳德米拉、索菲娅和达里娅（当然也都是公爵小姐）1935年统统被赶出列宁格勒。索菲娅和达里娅之间不知是谁流露出对苏维埃政权“不热爱”的情绪，牵连到另一位，一起被捕，双双死在牢里。斯大林喜欢使用履历上有“污点”的人，这样的人便于使用。他们心里凝聚着恐惧，生怕“污点”被揭发出来。他们只能死心塌地地为斯大林效劳，忠心耿耿地做违心事，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人xìng格岂能不被扭曲？法捷耶夫是自觉的被扭曲者，真心相信斯大林的每句话，扼杀自我。因此他所经历的痛苦异常剧烈，消除痛苦的手段同样剧烈用手qiāng击中心脏。西蒙诺夫是被迫的扭曲者。他虽盲目崇拜斯大林，但对某些事仍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过深藏在心里，自我并未被扼杀殆尽。一旦出现表现自我的时机，他便会变成另一个人。 西蒙诺夫以诗闻名，并获得斯大林的青睐。他写过不少诗，最广为流传的是《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然而，他的抒情诗所以风靡一时，除去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心灵的颤动外，还有一个可悲的原因：白俄时代的老歌手们已被迫停止歌唱，诗才远远超过西蒙诺夫的同时代诗人，如舍夫佐夫和波杰尔科夫等人或被流放或被qiāng决了。好诗世代相传，如普希金和莱蒙诺夫的诗，但西蒙诺夫的诗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俄罗斯的中青年人可能听说过西蒙诺夫的名字，但对他的作品却一无所知。他的书早已没人看了。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3) 西蒙诺夫不仅是诗人，还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是斯大林奖六次获得者，打破了个人获奖次数的记录。按获奖的时间顺序，它们是：《我城一少年》（1939年）、《俄罗斯人》（1943年）、《日日夜夜》（1946年）、《俄罗斯问题》（1947年）、《友与敌》（1948年）和《异邦暗影》（1950年）。《日日夜夜》是小说，《友与敌》是抒情诗集，其余都是剧本。因为剧本适于迅速反映政策，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在这四个剧本中，《我城一少年》算是好的。剧本塑造出少年卢科宁生长的过程。卢科宁是伏尔加流域某城市的顽皮少年，后进入坦克学校。毕业后在西班牙和蒙古作战，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剧本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人物xìng格也较为鲜明，说教的东西相对少一点，从中能感到西蒙诺夫的真实感受。《俄罗斯问题》就不同了，它是西蒙诺夫向斯大林赎罪的表示。此前，西蒙诺夫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炊烟》。他到斯摩棱斯克选区投票，看到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想起他在美国采访时见到的富庶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他想用美国物质的富庶同俄国精神的坚毅对比，歌颂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小说发表后得到日丹诺夫的好评，指示一名编辑给《文化与生活报》写评论。这位编辑也喜欢《祖国炊烟》，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文章发排后，日丹诺夫见过斯大林后匆匆赶到编辑部，下令将文章撤下，另写一篇猛烈抨击小说的文章，即发表在《文化与生活报》上的那篇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斯大林不喜欢这篇小说，不允许西蒙诺夫做这样的对比。西蒙诺夫马上猜到斯大林对美国的真实态度：美国想要战争，美国资本家通通是战争贩子。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写成剧本《俄罗斯问题》，并在列宁格勒的杂志《星》上发表，他知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发行的报刊，必看这份杂志。斯大林看了非常满意，下令莫斯科五家剧院同时上演。对这个剧本我不想多说，它拍成电影后曾在中国放映过，不少老年人看过，只摘录在1990年《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文章就足够了：那时西蒙诺夫（1947年）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他曾短期访问过美国，回国后便写出这个剧本。苏联三百家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西蒙诺夫抨击的是美国新闻体制。斯坦贝克简要地叙述了剧本的内容：一位美国记者多年前到过俄国，写过一本称赞俄国的书，现在替一位报业巨头工作。报业巨头希望竞选获胜，准备在自己报纸上刊登俄国准备进攻美国的文章。他jiāo给记者一项任务，让他到俄国去一趟，回来写一本俄国要同美国打仗的书。老板预付了记者三万美金。记者刚刚破产，并准备同一位相爱的姑娘结婚，在长岛郊区买住宅。他完成任务后这些打算便能实现。他接受了老板的条件，动身到俄国去。但他看到俄国人并不想同美国人打仗。他写了一本完全违背老板意愿的书。老板看了大怒，撕毁了合同。记者没钱买住宅，姑娘也离他而去。不仅如此，老板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出书，无法找到工作。“这就是剧本《俄罗斯问题》的主要情节，也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这样回答：第一，不管剧本用哪种语言演出，都是一个不好的剧本；第二，主人公说的话不是美国人说的话，他们的举止不像美国人的举止；第三，即使美国有不好的出版商，但他们决没有剧本所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第四，美国出版商不服从任何人的指令，例子便是西蒙诺夫先生的书《日日夜夜》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最后，我希望写一本真实地介绍美国新闻体制的书，但很遗憾，这个剧本不是那样的书。这个剧本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见解，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西蒙诺夫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接触过各阶层的美国人，难道不了解美国人不想要战争？他写这个剧本完全是为讨斯大林的欢心，以弥补《祖国炊烟》造成的不良印象。 比《俄罗斯问题》更恶劣的剧本是《异邦暗影》。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简称《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现在只有强制自己才能重读这个对我是可耻的，对一个作家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如果有勇气不作践自己，完全可以不写。”1947年5月，斯大林把作协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叫法捷耶夫宣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苏联卫生部党组织致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的呼吁书，揭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他们研制出抗癌制剂，并出版了学术专著《癌症生物治疗法》。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1946年访美时，受两位教授的委托，把这本书带到美国，作为学术jiāo流活动。苏共党组织（即斯大林）认为他们出卖了国家重要机密。要求将学术秘书帕林以间谍罪判刑，并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jiāo“荣誉法庭”审判。法捷耶夫读完文件后，斯大林说：“应当铲除妄自菲薄的心理。应当用这个题材写长篇小说。”西蒙诺夫脱口说：“这个题材更适合写剧本。”西蒙诺夫后来说，他认为这类题材更适合写剧本，但他自己并无意写这个剧本。斯大林却认为西蒙诺夫答应写剧本了，便让日丹诺夫把有关材料jiāo给西蒙诺夫看，西蒙诺夫不得不写了。这便是《异邦暗影》的写作由来。剧本是完全按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模式写的。细菌研究所所长特鲁布尼科夫是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研制出抗癌病微生物制剂。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奥库涅夫来找他，jiāo给他美国学术同行的一封信。美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请求他把研制yào剂的工艺寄给他们，他们才能确认特鲁布尼科夫的科研成果。特鲁布尼科夫出于学术权威的自尊心，准备把手稿的第一部分寄给美国同行，但遭到研究所同事的一致反对。奥库涅夫被揭发出来，原来他是美国间谍。特鲁布尼科夫由于对外国学者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躬屈膝，严重丧失警惕xìng，等待人民惩处。斯大林看过剧本后给西蒙诺夫打了个电话。《回忆录》写道：“1947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新世界》看稿，《消息报》主编助手突然进来，告诉我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让我按下面号码给斯大林打电话。我到《消息报》总编室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说：‘我读了您的剧本《异邦暗影》。我觉得写得不错。但有个问题写得不对，需要纠正。特鲁布尼科夫认为实验室是他的私人财产，是不对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投入劳动，所以实验室是他们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实验室是人民和政府的财产。您的剧本里没有政府，只有科学工。然而问题涉及国家机密。我想马科耶夫（剧本中正面人物）到莫斯科去后，利yù熏心的奥库涅夫自杀后，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预，可剧本里政府并未干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剧本应当这样结尾：马科耶夫从莫斯科回到实验室，当众同特鲁布尼科夫谈话，说他见过卫生部部长，部长向政府做了汇报，政府责成他把特鲁布尼科夫留在实验室里，尽管他干了错事，但政府并不怀疑他品行端正并有能力把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看您应这样修改。具体如何修改您自己清楚。改好后发表。”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4) 斯大林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指示西蒙诺夫如何写。斯大林宽恕了特鲁布尼科夫，正合西蒙诺夫的心意，但在当时那种反对崇洋媚外的气氛中，他决不敢宽恕特鲁布尼科夫。作协书记处在讨论推荐斯大林奖作品时，不少人批评剧本的结尾，痛斥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西蒙诺夫一旁暗暗发笑。他怕不说出结尾是按斯大林指示改的，可能让法捷耶夫闯祸，便悄悄地告诉他了。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称赞西蒙诺夫还算有良心，没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剧本发表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上演。斯大林特别重视《俄罗斯问题》和《异邦暗影》这两个剧本，为他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二战期间，上百万苏联军人到过国外，看到外国人的生活。他们不禁同自己的生活对比，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像他们所听惯的宣传那样坏，本国的生活并不像从小灌输的那样好。一股渴望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悄然兴起，这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必须扑灭。斯大林的手段是镇压，揪出“人民的敌人”。他提倡告密，大肆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马罗佐夫，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斯大林的深远谋略西蒙诺夫未必料到，但他对国内的恐怖气氛却深有感受，他自己便是受害者。十六岁那年继父被捕入狱，他和母亲被从军校宿舍赶到街上。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独自寻找住所。他在文学所学习时，亲眼见到同班同学被捕，自己也差点倒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讲一讲你在文学所是如何散布反苏维埃言论的。还想写奥尔仲尼启则呢，却赞扬白匪。”西蒙诺夫一下子吓懵了，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赞扬过白匪。“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同课堂讨论指导教师的谈话。他先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作家吉卜林，接着问我如何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在阿克梅派诗人中我只喜欢曼德尔施塔姆。指导教师说：‘您不喜欢古米廖夫，对他不感兴趣，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却是诗人。作为诗人，您不能不喜欢他。’接着便朗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这些诗他记得很熟。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有的喜欢，如《迷途的电车》和《雪豹》。于是我说，当然喜欢古米廖夫这些诗，但我仍然更喜欢吉卜林。”这已经是陷阱了，西蒙诺夫掉了进去，幸亏没受到惩处。西蒙诺夫吓破了胆，以后做事常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另外，西蒙诺夫三十岁便达到荣誉顶峰，不想失去所获得的一切。他的成功同斯大林的直接关注相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说，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我中学毕业，并上了职工技校，当了工人，进了文学所。在他的时代，我开始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战争前夕吸收为预备党员，后来转正。在他的时代，我当了战地记者，六次获得斯大林奖，其中一次受之有愧，其余五次当之无愧。在他的时代，我先后担任过《新世界》和《文学报》主编，作协副总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我多次获得过他的信任……”西蒙诺夫的xìng格被扭曲了。一旦环境宽松，他便显露出本xìng，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得不按斯大林旨意办事，不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俄国有人说西蒙诺夫是斯大林的帮凶，便与事实不符了。说他是斯大林的宠儿，意思并不错，斯大林确实喜欢他，但不如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知道西蒙诺夫是从读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开始的。1947年，有三本书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恐惧与无畏》、《虹》和《日日夜夜》，都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对《日日夜夜》的兴趣不如前两本书大。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条街上，红军奋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楼房。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官兵个个英勇非凡，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其次，便是营长萨布罗夫和女护士阿尼娅的恋爱。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没有鲜明的xìng格。另外，译文疙里疙瘩，也影响阅读兴趣。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5) 西蒙诺夫1952年至1957年写了四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战友》、《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战友》讲述的是蒙古境内的哈勒欣战役。后三部小说的题材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由主人公谢尔皮林和辛佐夫贯穿全书。谢尔皮林是高级指挥官，担任过集团军司令，牺牲前被授予上将军衔。辛佐夫原是军报编辑，后任谢尔皮林的副官，获少校军衔。《生者与死者》写于1955年至1959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书中写到战争初期的失利，苏联飞机还未起飞便在机场上被zhà毁。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溃散，陷入包围，谢尔皮林率领一个师突出重围。他在军事学院执教时，因主张研究德军的战术并充分估计德军的军事实力，1937年被清洗，1941年才被斯大林从科雷马召回并派往前线。红军将士并非个个英勇，也有贪生怕死的人，如巴拉诺夫上校。方面军政委利沃夫将军对被清洗过的谢尔皮林一直心存疑虑，多次请求斯大林解除他的职务，但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在《生者与死者》中，已经提到斯大林是否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了。谢尔皮林对妻子说：“我不懂，为什么敞开胸口等着挨打我不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竟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他们没向他报告。”在《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中，谢尔皮林对斯大林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是的，是斯大林！这就说明一切了，尽管你比别人更了解他，你知道战前发生的事，知道战争初期发生的事，还知道怎么也无法解释的事。他的钢铁意志何时消失，他的顽固自负何时开始。他的顽固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无数军事仓库被毁，这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这部小说写于1960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年代。到1970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xìng，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积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1954年12月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出西蒙诺夫创作草率，追求速度，并以大作家自居：“西蒙诺夫每年只管写出一个剧本、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还不算其他小作品，例如诗歌、随笔等，也就是说他保证一年可以得三枚奖章。今天，西蒙诺夫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还可以作为文学的年轻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再过十五年，他享有盛誉，人们将不是搀着他走，而是用车子拉着他走。”接着，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没有艺术xìng。那时，肖洛霍夫还只读过《战友》，没读过《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肖洛霍夫毫不留情面地说：“年轻的作家能从西蒙诺夫身上学到什么呢？难道只是写得快，以及对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外jiāo家的举止吗？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说实话，这些才能是很不够的。他的最后一本书（《战友》）让人特别担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圆润光滑、秩序井然，而掩卷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你很饿，有人请你赴宴，但请你喝的是一盘面包渣做的汤，而且不让你喝够。于是你懊丧，你饥饿，你在心里咒骂主人的吝啬。 “西蒙诺夫同志不是头一年写作。他应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过的作家之路，应该想一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聪明的人，或一个有眼力的孩子，指着西蒙诺夫说：‘皇帝光着身子呢！’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赤身luǒ体，因此请你不要生气，请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快点穿得厚实些，而且要选一件一辈子也穿不坏的衣裳。”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6) 1946年，西蒙诺夫被任命为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进入作协领导核心。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一接手便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伊万诺夫的家庭》，叶尔米洛夫马上在《文学报》上发表抨击文章《普拉东诺夫的诽谤小说》，给了西蒙诺夫当头一棒。文章未必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因为没有下文，是法捷耶夫给自己新助手的一个下马威。西蒙诺夫顶住了，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对这位屡遭打击的作家重返文坛是一种鼓励。1947年，西蒙诺夫又发表了一年前遭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的左琴科的小说。他问斯大林可以不可以发表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回答道：“您是主编，认为应当发表就发表。发表后我们看了再说。”话里暗含杀机，但西蒙诺夫还是大胆发表了，向左琴科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西蒙诺夫发表了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写的是复员军人融入和平生活上大学的故事，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这两本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我们都读过。《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一发表，《真理报》马上刊出了批评文章，吓得连连向《新世界》编辑部道歉，把没用完的稿费退了回来。西蒙诺夫再次顶住了压力。1956年，西蒙诺夫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轻描淡写地揭露了官僚主义，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作家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对《不单是靠面包》的反击。西蒙诺夫不仅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也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维涅克拉索夫。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西蒙诺夫也不得不做坏事，伤害过不少作家。 1954年，一群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旅游，请求会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确认他们是否健在。官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安排了会面。大学生问左琴科同意不同意《决议》对他的批评，左琴科回答不同意，大学生们为他鼓掌。左琴科的回答惹恼了作协，他竟公开反对《决议》。列宁格勒立即召开批判左琴科大会。西蒙诺夫从莫斯科赶来坐镇，为大会组织者柯切托夫等打手助威。一位会议的参加者回忆道：“左琴科站在主席台上激愤地说：‘你们要我怎么样？你们要我承认我是败类、流氓、胆小鬼？我是获得过几枚乔治十字勋章的俄国军官，我并不像《决议》里所说的逃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在城里同其他人一样在楼顶上值勤，扑灭燃烧弹，直到让我和其他人一起疏散……我的文学生涯结束了，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吧。’说完从台上下来，向大门走去。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多人低下头，不敢互视。这时主席台上响起西蒙诺夫的声音：‘左琴科同志哗众取宠。’接着又讲一些极为严厉的话。”（《作家逸闻》）左琴科可能没听见西蒙诺夫的话，但大厅里的人听见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作家竟如此缺乏同情心。可西蒙诺夫能不那么讲吗？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jiāo给《新世界》编辑部，希望在该杂志上发表。西蒙诺夫没有理解小说的意义，拒绝发表，还写了一封编辑部致作者的信。这封信在全国围剿帕斯捷尔纳克的1958年发表：“您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无法挽回的灾难。”信由西蒙诺夫起草，费定等四位编委签名。如果西蒙诺夫删去小说中碍眼的地方，在《新世界》上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便可免去一场浩劫。西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夫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新世界》1956年分三期（810期）发表了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月后，1956年11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把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拉科西的独裁统治和在匈牙利的苏联人的蛮横无理同裴多菲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担心支持《不单是靠面包》的作家会在苏联组成类似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必须压制下去。西蒙诺夫吓坏了，不久便被撤销《新世界》主编的职务。1958年发表编辑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7) 西蒙诺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恶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纳吉宾在谈到西蒙诺夫时，都直率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读者对雷巴科夫并不陌生，他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曾风行一时。他在《小说体回忆录》中写道：“……西蒙诺夫登上大会讲坛（指1949年2月18日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说了许多极为恶劣的话：‘……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艺术寡廉鲜耻的敌人……打击先进的剧作家。’他所重复的这些话令我恶心。经历过镇压年代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这几句话格外可怕：‘这些反对爱国主义的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难道西蒙诺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传罪’条款才能这样定罪，要判十年劳改，按‘建立并参加反革命组织罪’条款定罪，要判死刑？这是从西蒙诺夫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从那位勇敢的战地记者，那位写出过《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的诗人嘴里说出来的。”雷巴科夫对西蒙诺夫做了总的评价：“西蒙诺夫是从文学进入党和政治的，战争和苏联时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为这个时代效劳，不亚于索弗隆诺夫和格里巴乔夫。不同的仅是他是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宫廷显贵，不是党棍。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仅是公民诗人，也是抒情诗人。御座周围需要这样的人，这一点斯大林心里明白。现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诺夫仍不能置身于权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奥林匹斯山顶。斯大林在世时他为这个体制效劳，斯大林不在了，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人物，他仍为这个体制效劳，西蒙诺夫决不允许触及政府官吏所维护的体制。” 纳吉宾的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80年代翻译得更多，他在中国也不算陌生。1979年8月29日，西蒙诺夫去世的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蒙诺夫被认为文学所的第二名诗人。他身材修长，体格健壮，充满自信，是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大家对他期望很高，他也不负众望。我对他的钦慕与日俱增。我喜欢他的第一个写爱情的剧本，喜欢他同美女谢罗娃的风流韵事，喜欢他的许多诗，特别是《等着我吧》。喜欢他的举止大方，他的不畏惧死亡的勇敢。我不嫉妒他，而是由衷地钦慕他，为他每次获奖感到欣慰。然而战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变化。他从莱蒙托夫变成唯利是图的人。浪漫主义情调消失净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斯大林并不复杂的意图民族主义、排犹和反美的意图的猜测者。反世界主义的运动中他彻底垮了，成为格里巴乔夫和索弗隆诺夫意志的无所顾忌的推行者。连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退缩了，而他却勇往直前，全身沾满血和粪。”纳吉宾对西蒙诺夫从爱到恨。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反世界主义运动了。这次运动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造成多大损害？我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只能从作家的回忆录中寻找答案。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5月13日，斯大林召见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他商讨文艺方面的问题。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有个重要的题材，作家应当关心，即我们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就说我们中等知识分子吧，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和医生，他们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不足。他们毫无根据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这是自甘落后的传统，来自彼得大帝。”斯大林发出信号，很快便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崇拜外国的运动。斯大林知道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对体制不满的情绪，像《日瓦戈医生》结尾处所说的：渴望弥漫在空气中的自由的征兆。这种情绪斯大林是决不允许的，必须彻底铲除。斯大林发出号令，法捷耶夫一马当先。 要谈反世界主义运动，还得从索弗隆诺夫的《莫斯科xìng格》和苏罗夫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两个剧本谈起。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剧本并不陌生。这两个剧本曾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上演过。我在北京都看过，还记得两句台词：“什么男人的骄傲？应该是莫斯科人的骄傲。”邵燕祥兄记得后一个剧本里桑娜和男友看农舍窗花的细节。我当年看得津津有味：还被感动，可见那时我何等幼稚。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两个剧本，因为1953年以后没上演过，也没人再提起过。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讲的是保守与改革的矛盾。索恩采娃是纺织厂厂长，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只顾完成生产指标，不管产品有无销路，花布图案多年不变，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索恩采娃的女儿桑娜中学毕业后进入纺织厂。她自幼喜爱美术，主张改革，设计新图案。母女发生矛盾。索恩采娃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桑娜和她的伙伴做一次印制新花布的试验，但开印时总工程师捣了鬼，试验失败。党委书记库列平领导工人继续试验，桑娜到农庄采集民间图案，美术学院对纺织厂的试验给予支持，试验终于成功，印制出鲜艳美丽的花布。索恩采娃转变态度，积极支持改革。《莫斯科xìng格》的主题是改革与本位主义的矛盾。莫斯科机械制造厂厂长波塔波夫为三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率领全厂职工拼命干活。邻近的纺织厂需要更新设备，请机械厂为他们研制新型印花机。女厂长谢韦罗娃向波塔波夫求助，但遭拒绝，研制新产品会影响他们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波塔波夫的妻子是纺织厂工会主席，支持自己厂长的改革。夫妻间产生矛盾。谢韦罗娃请求区党委解决机械厂拒绝替他们制造印花机的问题。区党委召开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波塔波夫的妻子支持谢韦罗娃，并批评自己的丈夫。波塔波夫不接受批评，离家出走，但意识到应当接受订货。经过党委的教育，改正了错误，答应替纺织厂制造新式印花机，并同妻子言归于好。在剧本的结尾，党委书记说出什么是莫斯科xìng格，莫斯科xìng格就是说了必定做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两个剧本都获得斯大林奖。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8) 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的决定，批判了由尼林编剧的《伟大的生活》。这个决议像一阵秋风，吹得戏剧舞台百花零落，只剩下马留金的《老朋友》和拉甫列尼约夫的《为海上的人祝福》两个剧本，全国剧院都演这两个戏。《莫斯科xìng格》、苏罗夫的另外两个剧本《绿灯》和《命大》以及罗马绍夫的《伟大的力量》算做《决定》后的新成果。我没介绍《绿灯》和《命大》，因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是苏罗夫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罗夫的剧本是什么货色，那两个剧本等而下之，不值得介绍。1948年11月，在莫斯科讨论1947年至1948年剧目的时候，这四个剧本遭到剧评家的尖锐批评。剧评家指出，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人物斗嘴。人物毫无个xìng，只是宣传符号。语言蹩脚得刺耳，听起来起鸡皮疙瘩。他们还指出苏罗夫的剧本前后风格不统一。这可冤枉了苏罗夫，因为所有署他名字的剧本都是别人替他写的。一个剧本两个人写，风格如何统一得起来？剧评家哪里想得到，几个月后，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则成为这两位剧作家的俎上ròu。 1948年12月5日，基辅召开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法捷耶夫率莫斯科作家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头四天，法捷耶夫没出席会议，躲在宾馆里为两周后将要召开的苏联作家理事会准备报告，论述苏联戏剧的现状和任务，充分肯定《决议》后的成果。法捷耶夫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知道这四个剧本算不上新成果，因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12月10日，即大会结束的那天，法捷耶夫作了发言。他谈到戏剧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优秀剧本，并指出缺乏优秀剧本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剧作家对新鲜事物没有真实的感受，甚至全然无知，他便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主人，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其次，剧作家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特征认识不足；第三，苏联剧作家不肯在形式上花工夫。法捷耶夫的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jiāo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xìng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xìng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xìng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fù女，竟有如此高的觉悟。不知为何，出席会议的人感到一阵不自在，垂下眼睛。会议匆忙结束，并通过一项日程上没有的关于剧评家的决议。谢皮洛夫同样不买法捷耶夫的账，不承认理事会，下令报刊不许刊登理事会决议及会议发言。法捷耶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无奈给谢皮洛夫打电话，问他作为作协总书记和中央委员，有无权利发表文章。谢皮洛夫回答，他个人当然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刊登会议决议和代表的发言。两人僵持不下。如果没有大人物干预，不知还会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是索弗隆诺夫的保护人。波波夫说《莫斯科xìng格》是他的“定货”。1949年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汇报完工作后，顺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负的事，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对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爱国主义的攻击。”谢皮洛夫被赶出办公室，法捷耶夫大获全胜。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两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击过列宁和高尔基）写文章还击。他们两人联名写的文章《揭露戏剧评论家中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1949年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点了七位剧评家的名：博尔夏戈夫斯基、博亚吉亚耶夫（亚美尼亚族）、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马留金（俄罗斯族）和瓦尔沙夫斯基。其余五位均为犹太族，名单有浓厚的排犹色彩，与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呼应。文章写道：“在戏剧评论界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余孽的集团。他们钻进我们的报刊，在《戏剧》杂志和《苏联艺术报》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们是苏联人民十分憎恶的，与苏联人民敌对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代表。他们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他们同苏联人民的骄傲感格格不入。”文章从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尔基的必读书。尤佐夫斯基热爱高尔基，但对他并不顶礼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他创作中的不足。如他认为《小市民》中的尼尔像个政论家，发表议论过多，与剧本的结构不协调。文章抨击道：“……尤佐夫斯基妄图用假面具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的反爱国主义的真面目，竭力贬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强词夺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全国报刊争先恐后地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浪潮溢出戏剧界，波及各个领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cāo纵者是索弗隆诺夫和苏罗夫。这两个毫无才华、嫉贤妒能的“剧作家”对批评过他们剧本的人恨之入骨，无情打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对有才华的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批评过他们的人，想独霸戏剧界。被点名的七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均未被逮捕，只开除党籍公职并赶出住宅。名单之外的人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特曼是191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长期做党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戏剧》杂志主编，1940年因发表批评考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原野上》被撤职。法捷耶夫让他到犹太剧院当文学部主任，支持伟大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因为他是犹太族。阿尔特曼赋闲数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绝法捷耶夫的建议。法捷耶夫百般劝说，阿尔特曼就是不肯从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组织原则的法宝：“你到他那儿工作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得支持米霍埃尔斯，他需要顾问和政委。这是党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尔特曼只好服从。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揪出来。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犹太语的人怎能当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图。阿尔特曼耻于申辩，等待法捷耶夫为他说话。总有一天法捷耶夫会说：“同志们，别再提文学部主任的事了，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干，最后我对他说这是党jiāo给他的任务，他才去了。”但这些话法捷耶夫始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0) 运动虽然在全国展开，但正派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加，他们甚至同被点名的人来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压力不够，还需要增压，再作一个与反爱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任务落到西蒙诺夫头上。西蒙诺夫在知识分子当中素有自由主义的美誉，是适合人选。1949年2月的一天晚上，博尔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诺夫高尔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西蒙诺夫回答道：“我考虑一下，过半小时给你回电话。”这是联共（布）中央政工人员马斯林受马林科夫委托打来的电话，委托西蒙诺夫作反对世界主义的报告，即纳吉宾所说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不肯作的那个报告。没过十分钟，西蒙诺夫就给马斯林回电话，同意作报告。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不能再粗野谩骂了，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帮助很多人，这也许更为重要。”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 1949年2月18日，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西蒙诺夫作了题为《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的报告。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但报告的火yào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们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打击先进的剧作家，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他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纲也上得太高了。还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有核心，当然还有外围，帮凶，追随者，怂恿者，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于是美术界、音乐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xìng的损失。1949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运动戛然而止。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从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多少人被开除出党，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 反世界主义是必然的，因为是斯大林的意图，但从批评几个剧作家开始却是偶然的。为增加政治压力作与世界主义斗争的报告是必然的，由谁来作则是偶然的。西蒙诺夫自己就曾怀疑是马斯林捣的鬼。但他并非非作不可，弄潮儿的心理在他心中苏醒了，在惊涛骇浪中弄一次潮将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也会背上骂名。后一点，西蒙诺夫未必没想到。他对这场运动应负多大责任呢？他不作报告，同样会有人作。这当然是他的污点，但也不必像纳吉宾那样过分谴责。西蒙诺夫一度是苏联文学的风云人物，现已被人遗忘。像许多苏联作家一样，他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少年时光，我对他总还怀有几分怀恋。我想起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见到苏联著名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所设计的黑白相间的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将如何为西蒙诺夫设计墓碑呢？但马上就想到西蒙诺夫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许，他想到还是不留坟墓好，免得将来受人亵渎。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1) （原载《收获》2003年第2期）r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1)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对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1928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价值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pào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押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斗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1919年春天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1921年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1923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戏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20世纪30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dú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观看，然后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场。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领导人和教授们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对准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还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向出口处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并肯定了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之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场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个面带杀气。有40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烈，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三部出版。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jiāo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jiāo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jiāo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2)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jiāo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原载《随笔》1995年4月号）r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1)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作者。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bào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xìng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2)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xìng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被释放，重返莫斯科。他依旧那样天真、真挚、充满正义感，以散文家，说得更确切些，以杂文家的姿态投入扬善惩恶的斗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对索契民警局宣战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长的恶棍行径：把女儿送进疯人院，仅仅因为她爱上普通司机；而把司机关进监狱也就因为他胆敢接受民警局局长千金的爱情。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民警局差点把卡普列尔投入监狱，幸亏赫鲁晓夫得知后发了脾气，卡普列尔才得以幸免。 为了恢复影片《女友们》的作者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权，卡晋列尔四处奔走，恳求知情者主持公道，还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吁文章。在卡普列尔的感召下，许多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剽窃女作家作品的导演发表声明，承认被无辜镇压的女作家的著作权。但影片导演仍不吭声，结果卡普列尔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其实，卡普列尔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亲非故，为恢复她的著作权而战斗，不过是想伸张正义，恢复人们对正义的信心罢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向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jiāo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jiāo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地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相。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原载《博览群书》1995年6月号）r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1) 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并获当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拍摄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苏联著名作曲家捷尔任斯基改编成歌剧。阿扎耶夫也从远东一名科技人员一跃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小说1954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样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哪一个没读过这本小说？何止他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也认真阅读过。小说翻译出版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家都真诚地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嘛。至于我们大学生们更不用说了，不仅争先阅读，还举办各种讨论会，连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年轻学子们激昂的争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般地留在脑子里。只要一搅动，他们立时活跃起来。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以及局长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这些人物能活跃起来，说明他们还有些血ròu，不完全是概念的化身。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没在远东长期生活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没到过远东的人也未必能感受得到。我在俄国远东住过三年，所以倍感真切。一本描写在远东原始森林铺设输油管道的小说能写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但这本小说仍存在着今天读者无法卒读的缺陷。小说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成的。其中教诲的议论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冲突。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长，作家仿佛收不住笔。如果删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响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 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巴特曼诺夫的“严厉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训斥下属？他训斥阿列克塞时，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他只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而不关心周围的人。党委书记则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作用是尽量冲淡巴特曼诺夫所制造的紧张气氛。这是否是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诺夫身边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铭心思念的妻子为什么最终也没在书中露面，T是否太残忍了一点？我们当时相当自以为是，认为问题提得深刻。在讨论中努力“正确”理解巴特曼诺夫，对他“严厉的爱”找出各式各样的解释理由。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写的纪实小说《车厢》后，人们才知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劳改犯。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所作的序中写道：“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接着他解释“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知道巴特曼诺夫是劳改营的长官，我们的争论便多余了。也怪我们阅读时不仔细，其实巴特曼诺夫一登场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他全身上下从雪白的领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闪闪发光。”这正是内务部的军装。小说先在《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才在《新世界》上发表。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让他根据《新世界》编辑部的意见做重大删改。保留了巴特曼诺夫的军服是为“点题”呢，还是匆忙中忘记删去呢？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但《车厢》比《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时，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2) 《车厢》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里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倾诉，由妻子整理成书。他说：“也许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痊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妻子和孩子们便将从别人嘴里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别人的嘴是多么恶dú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难瞑目。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无辜的人被逮捕。不经审判便判处徒刑，把他们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车厢》所写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发生的事。关押在这节车厢里的有盗匪、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书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师沃洛佳、绘图员科利亚、掏粪工斯捷潘、歌唱演员彼得罗、惯盗伊戈尔、厂长亚历山大、列宁格勒区检察官费奥多尔和党务活动家济明。通过这些犯人的离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西蒙诺夫写道：“我读小说时，不能也无法忘记，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十九岁时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现在远东，他所经历的一切同米佳一样。”可以说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做工，同时在戏剧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工作学习两不误。未来充满阳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玛莎滑冰滑到冰场关门。就在这天夜里米佳被捕了。侦察员指控他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仿佛他幸灾乐祸，对基洛夫案件的审讯的公正表示怀疑，对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们明白你在这些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这句话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亲曾在基洛夫领导下工作，对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基洛夫，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他同侦察员吵起来，侦察员掏出手qiāng对准他的脸，叫他冷静，并告诉他有人告发了他，如他能告发别人，帮助安全部门清除敌人，可减轻他的罪行。米佳无人可告发，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原以为这是个误会，父亲会替他说清，很快便会释放，哪知父亲在他之前已被捕，后瘐死狱中，1955年才平反。米佳完全绝望，幸亏济明等老布尔什维克开导他，叫他坚持住，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米佳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济明等人的支持，他不知自己会怎样，或干出蠢事，或同盗匪混在一起。他们到达位于斯沃博德内市的劳改营后，米佳被分配在化验室，他拼命工作，被提前释放。劳改营留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原处工作，他谢绝了，决意返回莫斯科父母身边，寻找不知他突然失踪原因的玛莎。一到莫斯科他才知道父亲被捕，而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时。米佳只得返回劳改营，仍在原处工作，但已经不是犯人了。他工作得极为出色，并在冻土地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劳改营替他撤销前科，已经不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没想履历表像一道高墙，把他同莫斯科隔开。他不仅仍不能在莫斯科居住，也不能在其他大城市居住，只好第三次回到远东。此时他已完全打消回莫斯科的念头，潜心研究冻土地，并写出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专著。他在写专著时回忆起他和劳改犯们铺设输油管道的日日夜夜，又写了一部小说，发表在《远东》上。这部小说便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远东》是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小说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时苏联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国家遭受严重破坏，极需唤起人民劳动热情的作品，鼓舞人民重建家园。《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在《远东》上发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是自己寻找的作品，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小说给米佳，即阿扎耶夫，带来巨大荣誉，他毫无阻碍地回到莫斯科。尽管他的作品影响极大，人人争读，但在那些艺术上平庸、政治上霸道的作家眼中他仍是有污点的人。他们虽在创作上无法同他竞争，但也有比他骄傲的地方：没坐过牢。阿扎耶夫没能入党，因为同行们咬住他“污点”不放。米佳深夜对妻子说，有人不断对他说：“何必老提过去！”他则认为为了将来决不能忘记过去。“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的提醒。我个人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命运，是我们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看来，他写《车厢》时已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动机。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3) 《车厢》是社会缩影，每个犯人的遭遇都是体制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迅速转化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体制。基洛夫的死加速了这种转化。 车厢里的犯人都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捕入狱的。睡在米佳左边的是二十三岁的工程师沃洛佳。沃洛佳在孤儿院长大，后入党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同女友娜佳结婚。一天新婚夫fù在朋友家听一个聋子闲扯，听得无聊便离开了。后有人告发他听反革命宣传不揭发，便被捕了。侦察员审讯他：“有人当着你的面进行反苏宣传，你应立即揭发，沉默等于包庇敌人。”沃洛佳回答：“我不认为他是敌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无聊家伙。”“你不认为他是敌人说明你赞同他的观点。”沃洛佳便以“不揭发罪”被判刑三年。他在劳改营中完全可以担任工段长。睡在米佳右边的是绘图员科利亚，与他同年。科利亚在中学同女生尼娜恋爱，两人决定成年后结婚。中学毕业时尼娜在斯大林相片背面写下誓言：“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尼娜把相片赠给科利亚，以示誓词的郑重。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尼娜屈服了，给科利亚写信：“我最后对你说，咱们一切都完了。别再到处找我。就当我死了。”科利亚接信后气得要命，骂她的誓言一钱不值，当即撕毁誓言，即斯大林相片，用信封退还尼娜：“你既然如此无情无义，我退还你虚伪的誓言，我也撕毁你的爱情。”尼娜父亲把撕碎的相片jiāo给内务部：“你们瞧，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科利亚被判了三年刑。他急于报仇，中途逃跑，返回莫斯科时被击毙。 掏粪工斯捷潘老头被判了五年刑。他说：“我们全家靠掏大粪养活。”儿子原是司机，女儿是食堂服务员，全家挤在一间狭窄的地下室里。一天看到墙上的告示：绐掏粪工分房。儿子女儿便也当了掏粪工。他们一天天干下去，从手推粪车改为挖粪汽车，但房子还没有影儿。儿子爱上姑娘，小伙子长得挺帅，女方家里自然没意见，但知道他们的职业后，坚决不干了。同这样的家庭攀亲，还有脸见人？老头向他们解释掏粪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连听都不听就把他撵出去了。婚事算吹了。不久儿子听说姑娘找了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会计师，马上要举行婚礼，气得要命，发誓报复。老头想出一条妙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那天父子俩驾着掏粪车来了，孩子们惊叫道：“怎么现在掏粪？”支起粪勺的掏粪车一直开到门口，参加婚礼的人看见粪勺，掩鼻发愣。斯捷潘父子走进客厅，对大家说：“他们玷污了我们工种的荣誉，你们也是劳动人民，想必同情我们。我们是正派人，从未欺负过人。祝新人过得富裕光彩。”没想到会计师事先叫来内务部的人，当场把他们抓住。以私闯民宅罪判儿子两年刑，老子则判了五年刑因为主意是他出的。 车厢里还有富农，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力。富农萨瓦反对农业集体化。他说：“我作为阶级被消灭，还要我鞠躬感谢！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被送去修白海运河，回来后仍大骂集体化。但他在车厢里人缘很好，保护体弱者不受盗匪欺负。另一个富农丹尼尔比萨瓦温顺，没反对过集体化，但命运更坏。村里办公楼起火，这房子原是丹尼尔的，他同大家一起救火。有人咬定火是他放的，把他dú打一顿送到白海运河。丹尼尔手巧，什么活都能干，白海劳改营报还登过他的照片，作为劳改犯改造好的榜样，提前释放。他想回村弄清到底是谁放的火，谁知一进村便被抓起来。 伊戈尔曾是惯盗。他是孤儿，从孤儿院逃走，同盗贼混在一起。他人小身轻，作案时由他从窗口爬入，替伙伴开门。一旦得手，他们便快活几日。伊戈尔一伙被抓，关进劳动教养院。教养院文化教育处主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教育他们，他们哪里肯听。他们看见他有只金表，便发誓要偷到手。伊戈尔夜间来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窗下，金表放在桌上，灯熄了。伊戈尔钻窗而入，灯马上亮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正等着他，抓了个正着。伊戈尔知道完蛋了，没想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要偷表。伊戈尔说他向伙伴们发了誓，非偷不可，这是他们的规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干脆把金表送给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捷尔任斯基的礼物。”伊戈尔惊呆了，灵魂受到震撼，从此洗心革面。伊戈尔改好了，解除教养。他成了家，过着正常劳动者的生活。一家商店遭抢劫，盗贼咬定伊戈尔参加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相信他没参加盗窃，并替他辩明。但祸从天降，大清洗时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仗义执言，为无辜受害者说话，被捕入狱，于是一切又颠倒过来。侦察员对伊戈尔说：“你是人民敌人的宠儿，他包庇了你。现在你要为抢劫商店承担罪责了。”伊戈尔被判了六年刑。也被押解到远东。因为他们都可以成为铺设管道的好工人。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4) 车厢里的检察官费奥多尔、厂长亚历山大和党务活动家济明属于社会上层。皆因基洛夫案件身陷缧绁。检察官因身在列宁格勒，不由自主地卷入基洛夫案件中，知道不少隐秘，不再盲目相信斯大林，是车厢里最清醒的人。厂长原是海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攻打过冬宫，击溃了土官生，守卫过斯莫尔尼宫，有幸亲眼见过列宁。到工厂后被选为红色厂长。”他为因基洛夫案件被判刑的人讲情，认为如此大规模迫害列宁格勒干部太过火了，因而被判了五年刑。他对斯大林坚信不疑，认为斯大林受人蒙蔽，一旦了解真相一定会纠正过火行为。济明属于列宁一代人，曾同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一起流放，组织、发动了十月革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基洛夫遇刺后大批干部被逮捕，其中有很多济明的熟人。他四处打电话，担保他们是无辜的，怀疑内务部里出了问题，并要求成立老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检查内务部的工作，没想到为坚持列宁的组织原则自己反被押上囚车。他对斯大林个人专权已有所认识，但不如检察官清醒。他给年轻人以希望，要他们经受考验，他们被捕不过是个错误，不久必将得到纠正。他的话常招致检察官的冷嘲热讽。他们两人都死于1937年。 车厢里形成了对立的两伙。所有反革命犯都团结在济明周围。他们还召集党员开会，分析车厢里的形势。富农也受感染，站在他一边。另一伙是盗匪，他们抢夺体弱犯人的东西，克扣他们的口粮，把他们赶到铺下。济明等人不允许匪徒逞凶。匪首便决定除掉济明等人，但济明抢先缴了他们的械，把匪首jiāo给押送队。车厢里正义同邪恶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米佳在搏斗中起了关键作用，济明准备出狱后介绍他入党。济明不忘在难友中做宣传工作，给他们讲大道理，检察官便对他喊道：“我受不了您这套长篇大论。您现在已不是党务活动家了，不是党员了，您已被淘汰出局！您就老实呆着吧，别装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富农萨瓦也同济明争论：“收起你那一套吧。我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白海运河改造好了，可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只能呆在车厢里。你忠于你的党，可被党送去流放。现在没人相信革命了。你们难道不承认列宁想搞的没搞成！在劳改营里难道能把人改造好？”米佳跳起来要打他，被厂长制止住。检察官chā了一句：“这个农民说得不错。把所有有思想的人通通关进监狱，革命就完蛋了。”萨瓦接着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完蛋了，可还不知道，在这儿瞎逞能。我什么没经历过。我对你们说：折断了农民的脊梁，现在拿什么也粘不起来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俄罗斯。咱们大家一起完蛋。”济明和厂长一起用大道理反驳他。 济明等人有时从列车经过的车站弄到旧报纸，于是读报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读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修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决议》。“第一款，”济明读道：“起诉书在审理案件前二十四小时内jiāo给被起诉人。第二款，审理案件时外人不得出庭。第三款，……第四款，判决不得上诉。第五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条款把违法彻底合法化了。”检察官指着济明恶狠狠地说，“开始还要早些，几个月前，即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亚戈达为人民委员并建立三人小组的时候起。取消了对政治案件的审判。如你偷了一公斤香肠或一瓶酒，你将受到正常的法律审判。但如果有人告发你讲了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笑话或对某件事产生过怀疑，夜间就会来抓你，把你塞进‘黑乌鸦’。案子马上办好，提一两个问题便完事。世上便又多了一个阶级敌人。案子十天办完还要出庭干什么。看不见的三人小组并不需要被起诉人出庭：它缺席判决。对判决也不允许上诉。一切都事先想好，不允许被告证明自己无罪。”“谁有权签署这样的决议呢？”有人问道。“加里宁。基洛夫12月1日遇刺，加里宁次日凌晨便签署了决议。有人从列宁格勒给他打电话，口授济明念的条款。我便因反对设立不受法律监督的机构，并证明决议违法而被送进监狱的。”济明陷入沉思，大家默默不语。检察官接着指出，如果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凶手，为什么不qiāng决而只判了十年，加米涅夫判了五年，而大批无辜的人同样判五年到十年，这合乎逻辑吗？大家等待济明的反驳，但济明没有反驳，一直沉默。中途检察官被押下火车，大家以为他已获释，纷纷请他代寄家信，但他知道自己是在走向死亡。 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5) 火车行走了四十天，把这批罪犯从莫斯科押解到远东斯沃博德内市（意为自由城）劳改营。所有人立即投入工作。济明和厂长都担负起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反革命犯也同样忘我劳动。他们忍辱负重，在祖国处在危难之时，用劳动表现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贞。 阿扎耶夫直到1960年才遇到青年时代的恋人玛莎，这时他们都已成家，并且儿女成行了。玛莎问他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消息，阿扎耶夫无以对答。现在诉说他曾如何思念她已无意义。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阿列克塞对妻子济娜的思念表达的正是阿扎耶夫对玛莎的思念。他不知战争bào发后玛莎身在何方，不知她仍在等待他，还是已经把他遗忘。这恐怕便是小说中济娜若隐若现终未出现的原因吧。 《车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同出于阿扎耶夫之手，但却是创作方法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车厢》是作家去世前心灵的倾诉，如果能在1964年发表，其震撼力也许不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之下。 （原载《随笔》1999年第2期）r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1) 日丹诺夫在中国知名主要因为他所做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是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并开中国粗暴批评的先河。中国人越不喜欢粗暴的批评，便越批判日丹诺夫的粗暴批评，他的名声也越大。但在苏联却恰恰相反，《报告》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大名鼎鼎的日丹诺夫所做的。做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946年8月，他已跃居为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和逻辑混乱的报告，令与会的列宁格勒作家困惑不解。一位与会者回忆道：“报告人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话。几分钟后，会场出现一片死寂。他越讲越呆滞，三个小时后变成一块大石头。” 话得从日丹诺夫调到列宁格勒说起。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日丹诺夫便成为列宁格勒首脑。列宁格勒被德国人围困期间，日丹诺夫和州委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领导全市人民忍受了无法忍受的困难，守住苏联北方名城。靠的是什么呢？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是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宁肯饿死也不会为一点残羹jiāo出城池。这种精神在那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胜利后，民族主义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强了。列宁格勒人已不满足这座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城市在苏联处于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时市苏维埃干了一件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恢复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街名、广场名，把十月革命后命名的街道、广场又都改回旧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红色指挥员大街伊兹梅洛夫大街；革命牺牲纪念广场马尔索沃教场；沃罗夫斯基广场伊萨基辅广场；无产阶级胜利大街大街；穆索尔斯基大街中街；热列兹尼亚科夫大街小街。二十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原名。命令是市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签署的，显然得到日丹诺夫默许，但斯大林并不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始终不放心，一直担心苏联出现两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将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诺夫恰恰想把列宁格勒变成另一个中心，筹备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已有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这又是个敏感问题。斯大林一直不允许俄罗斯联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建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日丹诺夫不仅打算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俄罗斯部长会议迁往列宁格勒，并已酝酿好未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日丹诺夫本人担任总书记。日丹诺夫跟斯大林多年，深知斯大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此事虽已确定却未实行。日丹诺夫暂时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chā到关键岗位。把库兹涅佐夫拉进中央书记处，并让他监督国家保安机构。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不仅要了解内务部的现状，还想阅读内务部的历史档案。这不仅严重侵犯贝利亚的利益，而且对他构成莫大威胁。一旦库兹涅佐夫站稳脚跟，贝利亚就没命了。日丹诺夫又推荐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学识和能力都远远超过马林科夫，所以马林科夫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为此马林科夫同日丹诺夫结下不解之仇，联合贝利亚一起同日丹诺夫明争暗斗。日丹诺夫抓住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业出现飞机质量问题，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放逐到塔什干。日丹诺夫又同库兹涅佐夫同心协力从贝利亚手中夺走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这是战后日丹诺夫最辉煌的时刻，但并非真正的胜利。不管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谁也不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伺机反击，机会终于出现。 要想在斯大林面前告倒日丹诺夫并不容易，必须拿出他对斯大林怀有二心的确凿材料。他们选中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攻击日丹诺夫的pào弹。左琴科是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重视。1939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此前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学现代人》杂志编委。他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斯大林授意下遭到严厉批判后，1946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星》杂志编委。如斯大林知道会生气的，但斯大林毕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会忘记。1946年在《星》上发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发表这篇小说除提醒斯大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难做别的解释。《星》是大型文学刊物，不登为儿童写的故事，也不转载发表过的作品。而《猴子奇遇记》是为学龄前儿童刊物《脏孩子》（音译《穆尔齐尔卡》）写的逗笑故事。接着又收入星火丛书，即已发表过两次。《星》发表时并未征得作者同意，所以左琴科看到后很惊讶，问主编萨扬诺夫是怎么回事，萨扬诺夫笑着回答：“让你多领一次稿费有什么不好？”两千字的故事能有多少稿费？这不是理由。逗笑的儿童故事放在大型严肃刊物中便显得分外扎眼，容易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很可能是贝利亚的人设下的陷阱。因为贝利亚知道斯大林不喜欢左琴科，并且也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刊物格外注意。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2) 斯大林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呢？苏联著名作家纳吉宾在回忆录中转述了左琴科对他说的一段话：“斯大林恨我，找了个机会跟我算旧账。《猴子奇遇记》先前发表过，可没人注意它。不是《猴子》，即便是《树林里长了棵小枞树》，我也在劫难逃。战前我发表《列宁与哨兵》后，斧子就悬挂在我头上。战争使斯大林无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 “我犯了一个职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列宁与哨兵》中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举止上马上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可我并不想指具体的人，便随手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可那时谁留小胡子？小胡子已成为斯大林的特征。……您回想一下，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宽恕我。” 由此看来厌恶左琴科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一贯看斯大林眼色行事。他在批判自己认为好而斯大林认为不好的作品时往往格外粗暴，以势压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小说《祖国炊烟》日丹诺夫很喜欢，让《文化与生活报》写一篇赞扬文章，但他到斯大林那儿去了一趟后一切都翻了个过儿，赞扬文章改为批判文章，文章写得强词夺理，逻辑不通。西蒙诺夫看了大惑不解，便请日丹诺夫告诉他错在哪里，没想到日丹诺夫又把批判文章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样子显得很尴尬。 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同样怀有好感，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代表。没有日丹诺夫，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六书选》未必能在1940年出版。1941年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疏散到塔什干是市委直接下达的指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回忆道：“日丹诺夫本人通过政府专线给塔什干打电话，指示关照阿赫玛托娃。”但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日丹诺夫却说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dàngfù，准确点说，既是修女又是dàngfù，在她身上yíndàng和祈祷混合在一起”。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赏识到谩骂，可能是一种策略。他看到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现状明显不满，加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他左右夹攻，便舍车保帅，牺牲他们两人以保住更重要的人物。从对他们两人的处理中也能看出日丹诺夫的真实态度。20世纪30年代受到过如此严厉批评的人不是qiāng决便是关入劳改营，但他们仅被开除出作协。开除出作协便无法领取作家面包票证，有挨饿的危险。市苏维埃代替作协发给他们票证。没有日丹诺夫的默许，市苏维埃决不敢这样做。 1946年8月14日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活动8月9日上午8时，斯大林在大理石厅会见文艺工作者。斯大林一开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记》：“小说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本好杂志，现在为何给拙劣作品提供园地？”接着谈到左琴科：“他没见过战争，没看到战争的残酷。这个题材他没写过一个字。左琴科写的鲍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不能！……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专门写没有思想xìng的东西，不允许他位于领导岗位上，……社会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愿改变，而他应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如不肯改变就让他滚蛋！” 斯大林的话似乎仅定下批判左琴科的调子，但日丹诺夫却从中听出弦外之音。《星》是列宁格勒州委领导的刊物，竟发表左琴科的拙劣作品。任命他为《星》杂志编委的决定，是在州委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州委领导人的警觉xìng到哪儿去了？参加会见的作家发现那天日丹诺夫神气沮丧，表现不自然。他在强大压力下，为保住自己地位，保护列宁格勒州、市两级领导人，不得不拿两位作家开刀。他做了打棍子式的粗暴的报告，从而落得千秋骂名。但实际上只是同对手的一次jiāo锋，不过这个回合他败了。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3) 日丹诺夫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斗争越演越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要日丹诺夫的人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便永无出头之日；库兹涅佐夫担任书记处书记并监督安全保卫部门，贝利亚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结起伙来对付日丹诺夫。斯大林对他手下的人明争暗斗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希望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个人权力过大，当时让他担心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日丹诺夫恰恰起到遏制这两个人的作用，所以支持日丹诺夫把马林科夫调出中央书记处。但1948年初贝利亚不知怎的说服斯大林把马林科夫调回莫斯科任书记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助手。这对日丹诺夫不亚于当头一棒。如果不是日丹诺夫儿子尤里日丹诺夫闯了大祸，斗争结果尚难逆料。血气方刚的尤里猛烈抨击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称他为伪学者，触怒了斯大林。李森科是斯大林宠幸的学者，被他树为苏联科学家的旗帜，尤里竟敢骂他伪学者，斯大林怎能容忍。他让尤里公开承认自己诽谤李森科院土，并向李森科赔礼道歉。这对日丹诺夫又是一次打击，他精神支撑不住了，离开莫斯科到瓦尔代疗养院休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给日丹诺夫打了一次电话，目的是气得他心脏病发作。谢皮洛夫达到目的，日丹诺夫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里有不少贝利亚的人，贝利亚可以大显身手。科斯特尔勤科在《红色法老》一书中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材料得出结论：“日丹诺夫的治疗甚至不能说草率，刚毕业的医生也不会这样对待病人。心电图室主任利季娅季马舒克（后因所谓“医生事件”显赫一时）确认心肌梗死，但其他医生一定让她改写成肝硬化和高血压所引起的功能xìng紊乱，暗示酗酒过度而死。”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日丹诺夫病逝同基洛夫遇刺一样是苏联历史上无法揭开的谜。日丹诺夫之死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消灭列宁格勒各级领导人扫清道路。库兹涅佐夫立即被逮捕，沃兹涅先斯基虽未被捕但已撤销一切职务。连斯大林对这种做法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曾不止一次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沃兹涅先斯基之前，不让他工作是不是一种浪费？’他们总是回答：‘是的，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过些日子斯大林重提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让沃兹涅先斯基负责领导国家银行。他是位经济学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没人反对，然而毫无下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自己的打算：把日丹诺夫的干部一网打尽后统统消灭。借口很快便找到。1948年底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全俄商品批发jiāo易会。jiāo易会是根据1948年11月11日马林科夫主持下的苏联部长会议例会通过的决议举办的。但1949年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把jiāo易会定为反党活动，随即通过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反党活动的决议”，列宁格勒州、市中层以上干部统统撤职，其中不少人被捕。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大获全胜。2月21日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发狂似的向列宁格勒的党员们喊道：“你们筑造了反党老巢！编造了列宁格勒特殊‘围困，命运的神话！贬低了伟大斯大林的作用！准备伟大斯大林来的时候进行恐怖活动！”1949年8月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党政负责人统统被qiāng决，两千名干部被赶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位置被马林科夫的人占据。这是苏联战后最大的一次清洗，历史上称为“列宁格勒事件”，这是斯大林暮年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场权力之争，主要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之争，他们两人都有接替斯大林的可能。日丹诺夫触犯了贝利亚的利益，才迫使贝同马林科夫结盟。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使斗争第一次公开化。苏联领导层一向对外掩盖列宁格勒事件，把关于两杂志的决议同整个事件分开，有意把日丹诺夫制造成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的形象。不应仅凭日丹诺夫所做的报告评价他的文艺观点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也不应忘记他是斯大林时代的人，那个时代人的特点他也应有尽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当中，日丹诺夫的文化修养还应算高的，对知识分子比起别的领导人来也还算客气。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4) 附带提一句，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作为一项错误决议予以废除。 （原载《随笔》1996年5月号） r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一） 大约十年前，严秀先生对我说，他约请几位先生撰文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头头日丹诺夫。他说日丹诺夫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尤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但他约写的文章参差不齐，终未能结集出版。我chā了一句：“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严秀先生兴奋起来，说道：“苏斯洛夫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比日丹诺夫长得多，带来的危害肯定更大。可连日丹诺夫都写不出来，更不用说苏斯洛夫了。”那时，我便产生了写苏斯洛夫的想法。 可是要写苏斯洛夫确实困难很多。我掌握的资料太少，对他的反感多于了解，没有充分的资料，如何动笔？2001年再次到俄罗斯远东大学执教时，便着手搜集苏斯洛夫的材料。先找到1982年为纪念他逝世而出版的《苏斯洛夫三卷集》。翻开一读，叫苦不迭。一面读，一面想，要是惩罚一个人，用不着对他施行体刑，强迫他读苏斯洛夫的文章就行了。三卷集的内容用两句话便能概括出来：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坚决镇压；苏联各方面的成就辉煌，苏共光荣伟大，路线一贯正确。从1946年至1982年，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十八年间，在各种场合翻过来倒过去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思，没有一点新鲜东西。接着便搜集散见报刊上的资料，多半都是1989年以后发表的。这时苏联开始实行“公开xìng”，作者们已无顾虑，苏斯洛夫四十多年来的劣迹逐渐被披露出来。苏联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的形象在我眼前也逐渐明朗起来。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1) 苏斯洛夫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朝的股肱之臣，但与两位主公的作风完全不同。赫鲁晓夫是冲动型的人，一旦奇思突发，便会干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如随口答应替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他xìng格粗鲁，动辄对政治局委员们大发雷霆，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时脱下皮鞋敲讲台，成为外jiāo史上的笑料。但赫鲁晓夫思想活跃，看到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危害，不改变不行了。勃列日涅夫xìng格平稳，为人随和，但好出风头，拼命在各方面表现自己。他不仅冒充天才的统帅，还以卓越的作家自诩。勃列日涅夫贪图享受，酷爱打猎，有专门的狩猎场扎维多沃。他思想保守，对集权体制情有独钟。所想的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势，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手下的人只要不影响他的权势，干什么他都不管。苏斯洛夫xìng格yīn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特别是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很多事都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对他的印象往往不坏，连桀骜不驯的索尔仁尼琴都如此。 “1962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带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会面活动”，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他带着我在大厅里转，有选择地介绍我同作家、电影作者、画家认识。在电影厅里有一个瘦高的人，长着一张聪明睿智的脸，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说他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非常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摆，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见面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同我说话的人是谁，他低声对我说，声音里含有责备：‘这是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我耸了耸肩：‘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是谁？’特瓦尔多夫斯基加重责备的口气说：‘就是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对我不认识他并没生气。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如此热情欢迎我，因为这时赫鲁晓夫并不在旁边，也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看到他同我握手就是说，他没有讨好任何人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实感情的流露？硬装出自己是政治局里最有民主作风的人？党内头号理论家？难道果真如此？”这段话是索尔仁尼琴后来写的，从这次会面到写《牛犊顶橡树》，他对苏联政权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但从中仍能看出他对苏斯洛夫最初的印象还是不坏的，因为此时，他对苏斯洛夫一无所知。 但是深知苏斯洛夫权势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苏联评论家拉扎列夫在《第六层楼》（《各民族友谊》）一文中描绘出《文学报》主编、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电话的一幕。“一次，我成为有趣的一幕的见证人。柯切托夫因为一篇稿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时‘红机子’响了。‘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柯切托夫向对方问好（我知道是苏斯洛夫打来的），立即站起来，整个谈话过程，他都保持立正姿势，说话的口气也同立正姿势相吻合。从柯切托夫的辩解上判断，苏斯洛夫在训斥他。柯切托夫一再保证，一定听从党的指示，并立即执行。我猜到他们谈的是《文学报》下一期将要发表的抨击恰科夫斯基的小说《生活中的一年》的文章。这篇批评文章是按照柯切托夫的意思写的。柯切托夫对恰科夫斯基素无好感，能在报纸上打他一个耳光非常开心，再说《生活中的一年》并非杰作，批评一下并非不可。但苏斯洛夫喜欢恰科夫斯基，认为发表批评恰科夫斯基的文章是个错误。批评文章马上撤下来，扔进字纸篓里。”柯切托夫在苏联也算大作家了，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在作家当中飞扬跋扈，在《文学报》里称王称霸，但在苏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颜婢膝，因为他了解苏斯洛夫的为人，知道他的厉害，他的一句话便可决定自己的命运。柯切托夫后来被逼自杀，逼迫他的人当中便有苏斯洛夫。 “我们已经说过苏斯洛夫对荣誉头衔不感兴趣，随时感到自身的权势才是主要的。他在私人生活上是禁yù主义者。他不修建豪华住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女儿玛伊尼娅和儿子列沃利从未担任过要职。苏斯洛夫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也并不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跟另一位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特拉别兹尼科夫不同，前者获得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后者几经波折最终当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获取学位。苏斯洛夫置身于以勃列日涅夫为榜样的席卷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的浪潮之外。”（梅德韦杰夫《原地跑步或向后转》）苏斯洛夫对待子女的态度不仅跟政治局的同事不同，而且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大相径庭。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借老丈人的光当上《消息报》主编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本人确有才能和见识。勃列日涅夫的快婿丘尔巴诺夫在老泰山的庇护下一步登天，无恶不作，一直逍遥法外，除证明勃列日涅夫的袒护外，不能做别的解释。苏斯洛夫要比他们干净得多。还可以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人早已不穿的旧式西装和套鞋，很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2) 苏斯洛夫每年把党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jiāo饭费。我在《涅瓦》杂志（1989年）上读过作家格拉西莫夫的小说《美好的愿望》，描绘了苏斯洛夫是如何jiāo饭费的。苏斯洛夫到某州府视察，州委书记知道中央大员莅临事关重大，接待好坏影响自己的前途。其他方面的精心准备自不必说，单说如何准备苏斯洛夫的午餐。主人问他明天想吃什么。苏斯洛夫感谢主人想得殷勤，随口说，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忘了，明天是全国食鱼日，大家都吃鱼呀。州委书记马上派人飞往莫斯科，打听苏斯洛夫爱吃什么鱼，得知中央书记最爱吃鲑鱼后，又立即派专机飞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买鲑鱼，因为那里出产的鲑鱼最好。次日午餐时端上鲑鱼，苏斯洛夫吃得津津有味，夸奖鲑鱼鲜美。吃完问应付多少钱，书记说半卢布，苏斯洛夫从钱夹里掏出半卢布放在桌子上，微笑着离开餐桌，对自己的廉洁非常满意。他真不知道鲑鱼的价钱？也许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斯洛夫的思想却比赫鲁晓夫保守得多，甚至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僵化。他信奉的教条是：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和平共处”，现阶段思想意识斗争日趋尖锐，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斗争。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对一切违背教条的言行都坚决打击，彻底铲除，毫不留情，这一点又同《套中人》的别利科夫憎恨一切新鲜事物一样。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叙述了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经过。 “我走到老广场，料到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父亲在世时，我见过苏斯洛夫几次，但从未说过话。父亲去世后，他同柯西金一样，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见到我便问道：‘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上班？’我提起呈jiāo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说：‘我的请求是否批准了？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么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战后我到英国，飞机一降落，一伙举着标语的人就朝我喊起来：把妻子还给我们！你明白吗？’‘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何苦为我cāo心，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难道我不能应对？’‘你一到国外就会被记者包围。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到处都有政治挑衅，我们不愿意你受折磨。’白费口舌，谈不到一起去：各说各的，从不同的观点谈论不同的问题……‘你干吗非要出国呢？’他最后说，好像我申请出国旅行。‘你看我们全家，包括孩子们，谁也不想出国！没意思！’他为全家的爱国主义颇为自豪。我走了，带走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石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苏斯洛夫的爱国主义就是不让斯大林女儿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国医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产党员，在气候温暖的环境中长大，不适合莫斯科的气候，后来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护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馆发给她一个月的签证。但阿利卢耶娃到德里后，苏联驻印度大使命令她在两周内必须回国。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利卢耶娃当然知道限期回国意味着什么，只得选择“叛逃”这条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苏斯洛夫逼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阿利卢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不逼她，她是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尚有同情心，苏斯洛夫没有。但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无法照顾阿利卢耶娃了。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1) 苏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他还是少年，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考入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1989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去看望俄国朋友伊格尔，他说我来晚了，不然便能看到新闻系有趣的“人文景观”。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以资纪念。但挂上后经常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只好重换一块。换了又被涂抹，弄得校方挠头，没有中央的指示又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上面写着“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他告诉我，1988年校长征求师生的意见，摘不摘木牌的时候，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苏斯洛夫到莫斯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大清洗之后了。斯大林把老干部杀得七零八落，空缺的领导岗位急需填补。那时，苏斯洛夫不时向《真理报》投稿，他的文章旁征博引，经常大量引用领袖们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话，深得主编梅赫利斯的赏识。这里得顺便对梅赫利斯介绍几句，因为中国读者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梅赫利斯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凶残狠dú的人，作恶多端，他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下于贝利亚。卫国战争期间，他是大本营的代表，即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代表大本营到各战区督战。他来到刻赤方面军监督作战。他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反而对指挥官们指手画脚，结果红军被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被迫撤出克里木半岛。一年后，红军重又夺回刻赤，史称刻赤费奥多西亚战役。司令官们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惩处，梅赫利斯却有惊无险，但也吓坏了。他给斯大林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请您饶了我这条犹太癞皮狗吧！”斯大林原谅了他。他真是斯大林的一条恶犬，主人让他咬谁他就咬谁。梅赫利斯卒于1953年2月，死在斯大林前头。死人对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之争已无影响，何况当时，赫鲁晓夫全力对付权倾天下的贝利亚，无暇顾及梅赫利斯，因此梅赫利斯未受到公开的揭发批判。此后，时过境迁，批判这么一个死人对各届领导人都没有现实意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揭发批判过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第一个赏识苏斯洛夫。以后每当《真理报》需要引用列宁的话时，梅赫利斯便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准能找到适当的引文。梅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 布尔拉茨基亲眼见过苏斯洛夫的这种“本领”：“没想到三十年后，我会替苏斯洛夫准备演讲稿。演讲稿是我和其他顾问忙了一夜写出来的。他看了表示满意，但有一处想用列宁的话‘增强力量’。他快步走向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抽出一个图书馆才有的卡片抽屉，把抽屉放在桌子上，用瘦长的手指飞快翻阅摘录列宁引文的卡片。取出一张，看了看，不对，又取出一张，小声读着，还不是所需要的。最后取出一张，‘这张合适。’他满意地说。读了一遍，确实是一段好引文。”（《领袖与顾问：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并不止关于他们》）苏斯洛夫摘抄引文的本领不断提高，不仅能迅速找到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和讲话的引文，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等人讲话的引文也能手到拿来，这些人听了心里自然受用，大家一致看好苏斯洛夫。还有一种说法，苏斯洛夫是因20世纪30年代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有功而升迁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我将在以后文章中细说。不管哪种原因吧，也许两种原因都有，反正苏斯洛夫很快便调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他在这个州的政绩平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长，1941年便调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他在这个州里工作了四年，由于处理民族问题“成绩斐然”，1944年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能手被斯大林派往立陶宛。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2) 苏斯洛夫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呢？1943年德军被赶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后，在新捷别尔达市发现德国党卫军屠杀儿童的残骸。“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兽行，血液都会凝固”，1943年6月9日的《红色卡拉恰伊报》写道，“德国人在捷别尔达、新捷别尔达和下阿尔黑兹屠杀了从列宁格勒、克里木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疏散到疗养地的保育院的儿童。”几个专门委员会对现场进行了调查，证实惨案是德国人制造的。但到了1943年秋天，苏斯洛夫却把罪行扣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头上，逮捕了十二个人，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1988年，十二个人当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博塔舍夫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申诉：“我忍受不住拷打，被迫承认：‘孩子们是我杀害的。’我所以‘招供’，是因为与其忍受非人的折磨还不如把我qiāng毙了。”博塔舍夫被送进监狱医院，遇见老乡恰马耶夫，从恰马耶夫口中知道，“他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逼得什么都供认了。”卡拉恰耶夫人（苏联少数民族，人数约十二万）被从故土迁往苏联中亚。苏斯洛夫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把卡拉恰耶夫人从山沟里迁走，现在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从这里驱散。”惨案甚至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查清，是德国人干的，为无辜的卡拉恰耶夫人平了反。然而仍不允许卡拉恰耶夫人重归故里。1956年，以卡拉恰耶夫州前州委书记托卡耶夫为首的代表团从中亚来到莫斯科，要求恢复自治州，并允许卡拉恰耶夫人民返回故乡。苏斯洛夫拒绝接见代表团，只在电话里对他们说：“放弃你们的幻想吧！”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四） 苏斯洛夫成为苏共中央解决民族问题的能手，受到斯大林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1944年被任命为立陶宛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是斯大林专门设立的立陶宛最高党政机构。斯大林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对立陶宛的语言、文化和民俗一无所知的人担任立陶宛最高领导人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对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对长期担任立陶宛联共（布）书记的斯涅奇库斯的不信任，需要一位铁腕人物在立陶宛建立苏维埃体制，而苏斯洛夫是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根据附加条约于1940年强行占领的。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苏联把三国外长请到莫斯科，警告他们如果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就休想回去。这三国的政治体制同苏联的体制完全不同，要想把苏联的体制强加给它们，谈何容易。苏斯洛夫要办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 立陶宛并入苏联后很快又被德国占领，没经过“苏维埃化”。再加上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很难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许多知识分子1940年后纷纷迁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看到德国法西斯对祖国的蹂躏，以及苏联红军把他们赶出立陶宛，对苏联的看法逐渐转变，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政权上，并想为重建祖国出把力。然而苏斯洛夫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把他们当成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把他们从各种岗位上撤下来，不让他们担任任何工作，有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1944年底到1946年春天，根据苏斯洛夫的请求，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抽调六千多名干部，接替立陶宛人的工作。这种做法更加剧了立陶宛人民同苏维埃政权的矛盾。苏斯洛夫解决一切矛盾所使用的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暴力。立陶宛作家博卢塔经过普列奈市时，看见被处死的“林中兄弟”暴尸广场，受到极大刺激。博卢塔在作家会议上用拳头击桌子，抗议苏斯洛夫所推行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政策，并公开嘲笑那些歌颂“领袖和导师”的ròu麻的诗。博卢塔被人告发了，立即被逮捕。许多作家上书苏斯洛夫，要求赦免博卢塔，但苏斯洛夫置之不理。苏斯洛夫迫害立陶宛教师、作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等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但这些人中国读者多不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苏斯洛夫在立陶宛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遭到立陶宛人的激烈反抗。出现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组织“林中兄弟”。这个组织成分复杂，有同德国人合作过的人，有富裕农民，有战争时期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当然还有勤劳耕作的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也被剥夺了。他们组成小分队，四处出击，打完便躲进森林，故称为“林中兄弟”。立陶宛联共（布）中央书记斯涅奇库斯提出同“林中兄弟”对话，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便保证他们生命安全，以便分化瓦解这个组织，但遭到苏斯洛夫的拒绝。苏斯洛夫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这时，苏斯洛夫大权在握，当地驻军和内务部的部队都归他统辖。他不仅要消灭“林中兄弟”，连同他们接触过的人也不放过。一位医生因替受伤的“林中兄弟”治疗便被判处徒刑。苏斯洛夫终于消灭了“林中兄弟”，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被打死，大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斯洛夫的这种做法正合斯大林的心意，所以1946年他返回莫斯科后，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六大书记之一。其余五位是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波波夫和库兹涅佐夫。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1) 苏斯洛夫同日丹诺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实际上，他只是日丹诺夫的助手。日丹诺夫看不起苏斯洛夫，认为他根本不是理论家，缺乏文化修养。1947年的一天，担任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的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来找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李森科又赶走某位院士，并侮辱了另一位院士，不能再让他横行霸道了。谢皮洛夫让小日丹诺夫在全国宣传员进修班上揭穿李森科的伪学者面目。没想到，李森科得知后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一两天后，斯大林突然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斯大林一脸怒气，质问在场的人，谁批准小日丹诺夫作报告的。大家都不说话。苏斯洛夫是宣传鼓动部部长，说不是他批准的。谢皮洛夫说是他批准的。斯大林开始骂谢皮洛夫，问他知道不知道，苏联农业全靠李森科一个人支撑着。“这样不行。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说，“要严厉惩罚老日丹诺夫和谢皮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夫。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斯大林说完就忘了，老小日丹诺夫都没受到惩罚，这时，小日丹诺夫还是斯大林的女婿呢。自此，日丹诺夫便不再理睬苏斯洛夫了（丘耶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访谈录》）。苏斯洛夫还得罪了另一位书记马林科夫。大概因为苏斯洛夫在立陶宛主持工作时，没搞掉马林科夫的对头、立陶宛书记斯涅奇库斯。苏斯洛夫离开立陶宛后，马林科夫又派了一个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代表团到立陶宛调查斯涅奇库斯，代表团仍未调查出斯涅奇库斯什么问题来，气得马林科夫直跺脚。 1948年8月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工作。此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同苏斯洛夫有关。1949年全国展开反对世界主义运动，从戏剧评论开刀，后扩展到整个学术界和科学界，都是苏斯洛夫领导的。法捷耶夫等人不过是木偶，苏斯洛夫是幕后的牵线人。作家格罗斯曼因小说《生存与命运》受到残酷的迫害。1961年手稿被没收，格罗斯曼万般无奈，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归还手稿。苏斯洛夫接见了他，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斯洛夫夸奖格罗斯曼给中央第一书记写信的勇气，说党和国家对他写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斯杰潘科利丘金》和其他军事题材的小说和特写给予很高的评价。“至于《生存与命运》”，苏斯洛夫说，“我本人没读过，但我的两位顾问读了，他们都是文学的行家里手，我信任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结论出版这部小说会给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带来危害。”接着，苏斯洛夫问格罗斯曼靠什么生活，格罗斯曼回答靠翻译亚美尼亚作品为生。苏斯洛夫表示同情，并指示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格罗斯曼五卷集，当然不收入《生存与命运》。格罗斯曼要求退还《生存与命运》的手稿，苏斯洛夫回答道：“不行，不能退还，我们给您出五卷集，可这部小说您连想都不用想。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格罗斯曼编好五卷集，但没人给他出版。苏斯洛夫为了宽慰他，开了空头支票。（利普金：《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这是苏斯洛夫惯用的手法。他接见格罗斯曼是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而对大批来信从不答复。 萨哈罗夫院士在《回忆》（《旗》）中谈到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会面。“1957年末，年轻的理论力学家巴lún博拉特找我求援，他父亲，著名的内分泌医生，被捕了。罪行是医生向病人讲过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的绯闻，有人告发了。但告发的并不是病人，而是他的要好同事。我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委派苏斯洛夫处理这件事。几天后，苏斯洛夫接见了我。我们对坐在一张小桌前。苏斯洛夫说认识我很高兴，‘您是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巴lún博拉特医生，我坚信不应给予他刑事处分。他是个诚实的人，优秀的医生。’‘我看了他的材料’，苏斯洛夫说，‘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他家里搜查出三十万卢布（旧币），可他却在学生食堂吃通心粉。’我听出苏斯洛夫话里的弦外之音，但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堂堂大国首脑岂怕几句流言？巴lún博拉特医生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好。他的几句话同他的战功相比算不了什么。苏斯洛夫总重复一句话：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巴lún博拉特医生被判了两年徒刑，但一年后就释放了。”议论领导人的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看来可怕，但比起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进步了。苏斯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竭力维护赫鲁晓夫的威望，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赫鲁晓夫越走越远，苏斯洛夫已经跟不上了。1962年，赫鲁晓夫突然任命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大大削弱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苏斯洛夫为了阻止赫鲁晓夫的步伐，恢复自己的权势，导演了一出“练马场闹剧”。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2) 莫斯科革新派画家在练马场举行画展。参展的六十位画家都出自别柳京画室。别柳金在《赫鲁晓夫与练马场》中回忆道：“‘头头在哪儿，别柳京先生在哪儿？，赫鲁晓夫问道。柯西金、波利扬斯基、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谢列平、伊利切夫和阿朱别伊的头都转向我。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地下’状态。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做的一切成为公开的事实，为了确认这个事实，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过去沙皇的马厩前。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沿楼梯走上来，我们站在楼梯口。我们约三十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很多人蓄浓须，留长发，脸色yīn沉，一声不吭。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上来时，我们向他们鼓掌。‘谢谢’，赫鲁晓夫说‘，他们说’，他用手在背后挥了一下，‘你们这里的画很差劲。’我耸了耸肩膀，打开我们各各地（耶稣蒙难处）的大门，赫鲁晓夫停住了。耀眼的灯光照耀着挂在墙上的风景画、肖像画和其他油画。在强烈的灯光下，油画的色彩和构图极具表现力。我为了挑选画，两天两夜没睡觉，想把画展办得好懂一些。抽象派作品挂在另一展厅的角落里。有的画赫鲁晓夫也许喜欢，他便多停留一会。他因为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很恼火，脸色马上变得yīn森可怕。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本来可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怒火，但他没想到这一点，而苏斯洛夫却想到如何激怒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大谈画家们故意画这些丑八怪、谁也不需要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并解释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赫鲁晓夫走到梅奇尼科夫的油画《各各地》前，提高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玩意？你们是男子汉还是该诅咒的鸡jiān犯？你们怎么能这样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是谁画的？’梅奇尼科夫走过来，他是退役的海军上尉，沉着冷静。赫鲁晓夫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是他向每个人都提的问题），他尊敬不尊敬父亲。画家回答记得父亲，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bàozhà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3)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特点：善于发现天才。’‘第三呢’，特瓦尔多夫斯基笑着说，‘我这样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发现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们就取缔他们。’”（孔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志》）接着又采取组织措施：1966年解除了编委扎克斯和杰缅季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苏斯洛夫争吵了二十分钟，拒绝工作，抗议不经主编同意便撤换编委，而苏斯洛夫用党的纪律威胁他，叫他必须留任。”1970年，作协书记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新世界》编委会的决议，解除孔德拉托维奇、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马利亚莫夫和萨茨（即《新世界》的全部老编委）的职务，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孤掌难鸣，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苏斯洛夫却劝特瓦尔多夫斯基正确对待人事变动，相信党中央。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1) 1946年，苏斯洛夫进入权力中心苏共中央委员会，担任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中还设立有常务委员会），成为二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但斯大林死后，主席团缩小为常务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政治局，他没能进入，但仍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jiāo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重用苏斯洛夫，让他负责协调与兄弟党的关系。1964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历数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的错误。但苏斯洛夫并不是倒赫的核心，他是最后才知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倒赫的yīn谋的。他听了吓坏了，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只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呀？会bào发内战的。”报告不是他写的，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两人都不肯念，主席团最老的成员米高扬始终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当然不会念，只好轮到苏斯洛夫念了。苏斯洛夫哆哆嗦嗦，匆匆忙忙念完，“十月政变”便成功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才真正成为苏共的第二把手、控制意识形态的凶神恶煞。把作家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剥夺了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劳动英雄称号并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审判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封杀《新世界》杂志，等等，等等，都是他干的。他为了控制舆论，把头脑僵化、不学无术、听命于他的人安排在宣传阵地的关键岗位，如任命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2)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xìng。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4期）r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1) 爱lún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lún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lún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lún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lún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lún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lún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lún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lún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lún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lún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lún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十九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接触了不少，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lún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lún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lún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lún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lún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lún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lún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lún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2) 爱lún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lún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xìng，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xìng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lún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dúyào，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lún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lún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lún堡。爱lún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lún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lún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lún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lún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lún堡同斯大林没单独jiāo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子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lún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lún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lún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lún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决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爱lún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lún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讨伐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lún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lún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lún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lún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3)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lún堡对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lún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搀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lún堡时，爱lún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lún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lún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lún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lún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2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2月对他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pào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lún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lún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决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xìng命难保。爱lún堡反复斗争，2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lún堡便xìng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lún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lún堡就死了，所以爱lún堡说自己命大。 爱lún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蓝英年：爱lún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4) 1934年爱lún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lún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lún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lún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lún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lún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lún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lún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出版界的一大幸事。我把这部近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r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1) 1989年至1991年，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却没去过邻近的伯力市。1995年秋天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学生伊琳娜邀请我到伯力去玩。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仅汉语说得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居然能理解，还把几首译成俄文。她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却没有条件。她没到伯力师范学院当老师，也没到电台当编辑，因为两处工资都太低，无法赡养退休的父母。不得已到中俄合办的ròu联厂当翻译，每月挣四百美金，这在俄国算很高的工资了。我接受伊琳娜的邀请来到伯力。伯力比海参崴小，除阿穆尔河和博物馆外，没有特别值得看的地方，两天就逛完了。我提议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看看，年轻时读苏联小说《勇敢》就曾向往过那座城市。伊琳娜说外国人要办通行证，一两天办不下来。她说明天要到比罗比詹市签合同，那里买他们ròu联厂的猪ròu。她一人开车去，两小时的路程，不用办通行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比罗比詹！”我惊奇地叫起来。比罗比詹是苏联犹太自治州，我早就知道，也知道它在远东，却没想到离伯力这么近。我当然想去看看，便同伊琳娜一起上路了。路上，她告诉我，比罗比詹地名来自流经这里的比罗河和比詹河，1928年定为犹太自治州。斯大林想把全苏联的犹太人都迁到这里，但没办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走了。现在比罗比詹人口不到十万，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朝鲜人。但这里的人做生意讲信用，中国公司都愿意同他们做买卖。伊琳娜告诉我他们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男同学都结婚了，稳重的女同学结婚的不多，活泼的都嫁人了。说着说着，汽车开进比罗比詹。这是俄罗斯常见的小城，有点像同中国绥芬河接壤的戈城，不过街道、建筑物整齐些罢了。伊琳娜谈生意的时候，我独自在街上徜徉，在潜意识里寻找历史的遗踪，可这里又有什么遗踪可寻呢？一场历史大悲剧发生在比罗比詹之外。我陷入沉思，乘车返回伯力时仍沿着思路想下去。伊琳娜同我说话时，我漫不经心地搭腔，她以为我累了，便也沉默下来。 事情得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说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从成立到消亡不过短短七年，却经历了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反映出二战后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凶狠残暴。但这段历史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1989年后才有人认真研究。由于许多档案材料尚未解密，仍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真相逐渐清晰。 委员会哪年成立？就有两种不同说法。1952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委员会成员的判决书上写的是1942年4月，但199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却是1941年8月。说来奇怪，两个日期都正确。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苏联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波兰两位社会活动家埃利希和阿尔特向苏联政府建议的。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崩得”的领导人。“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人总联盟的简称，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解散后，部分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1939年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后，这两位犹太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好，便投奔苏联，向苏联政府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正在度短暂的蜜月，苏联怎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埃利希和阿尔特以反对与苏联友好的德国的罪名被捕入狱。世界各社会党出面干预，要求释放这两名犹太人。苏联置之不理，但也未马上将他们处决。这一拖延使他们得救了。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两位被关了一年半的波兰犹太人领袖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从囚徒一下子变成贵宾，未免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觉得自己成了反法西斯英雄。他们1941年8月向苏联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所以说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8月是正确的。8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犹太人代表大会，苏联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在大会上发言，如科学院院土、物理学家卡皮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导演爱森斯坦，作家爱lún堡等。爱lún堡激愤地说：“还需要说一说这些‘雅利安，畜生们对犹太人都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当着母亲们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他们强迫生命垂危的老人像小丑那样故作丑态。他们强暴女孩，用刀子割她们，拷打她们，用火烧她们。比亚韦斯克、明斯克、别尔季切夫、文尼察等城市都将作为提起来令人发指的地名永留于世。话说得越少越好因为需要的不是说话，而是子弹。要知道，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是畜生。他们自己一直在说，对他们而言，芬兰的母牛比海涅的诗更高贵。他们在法国哲学家贝格森即将去世前还百般凌辱他对这些野蛮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佬。他们下令把波兰诗人图维姆的著作丢到士兵茅厕当手纸：犹太佬。爱因斯坦？犹太佬。沙加尔？犹太佬。当他们竟然强jiān年仅十来岁的少女和把活人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进坟墓的时候，难道能够同这种人谈论什么文化？每当我想到一个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想到这个国家已使十个国家沦为奴隶，我就感到羞于直视朋友的眼睛，害怕听到亲人的声音说纳粹像人类，哪怕表面上像，都无法令人容忍。”（《真理报》）大会还通过一项“致全世界犹太兄弟宣言”。团结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气氛高涨。斯大林极需世界犹太人的帮助，因为他们当中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金融界寡头、工商业巨子、左右世界舆论的报业大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呼之yù出了。埃利希和阿尔特认为自己是委员会理所当然的领导人：成立委员会是他们发起的，他们在西方是人所共知的反法西斯斗士。然而这时，波兰流亡政府在lún敦成立，并向苏联派遣大使。埃利希和阿尔特立即拜会大使，接受大使的指示。指示之一是寻找失踪的波兰军官，阿尔特还准备到乌拉尔集中营探查关押在那里的波兰士兵，以便把他们组成军团同红军一起对德军作战。他们完成任务后将前往lún敦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这两位过分积极的波兰斗士触到苏联的隐秘。四千名波兰军官的遗骸早已埋葬在卡廷森林的黄土中，万一被两位波兰人发现，世界上定会掀起轩然大波，极大地损害苏联的形象。这两人又在苏联监狱里关了一年半，对苏联监狱的真实情况相当了解，如放他们到英国去，不知会向西方说什么坏话。堵住他们嘴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无法开口。苏联国家安全部邀请他们商议事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去了，从此再没出来。直到1943年，维辛斯基在莫斯科、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在华盛顿，才同时宣读莫洛托夫的声明：“埃利希和阿尔特释放后仍从事敌对苏联的活动，号召红军战士立即停止同德军作战，并同德国签订和约。”声明之荒谬，用不着解释。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2) 斯大林迫于财力和物力的需要，于1942年4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把希特勒改为法西斯，所以这个日期也是正确的。这个委员会并非国际组织，只是苏联一国的组织。任务更加单纯：向美国犹太阔佬要钱。但苏联没有西方知名的犹太人，国内犹太作家所写的作品多半是歌颂苏联政府如何关怀犹太人的宣传品，没翻译到西方去，更谈不到流行了。再伟大的演员不到国外演出，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没办法，只好矬子里拔将军，把在苏联稍有名气的犹太作家、演员和艺术家选入委员会。其中还有几位只用犹太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译成俄语后在苏联才拥有读者。我只介绍几位本文将多次提到、但中国读者完全陌生的委员。米霍埃尔斯是苏联犹太剧院最著名的演员，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他极富表演才华，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演绝了。米霍埃尔斯天真善良，像个大孩子。他不仅在犹太人中间，在苏联各民族中间都享有崇高的威望。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费费尔和马尔基什都是诗人，可我不仅没读过他们一行诗，连他们的名字都是读档案时才见到的。费费尔和马尔基什是一对冤家对头，什么都谈不拢，互相看不起对方的诗作。费费尔1942年便担任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代号为佐林。他自恃有后台，除米霍埃尔斯外，别的委员全不放在眼里。他被任命为副主席，以便监视非党演员米霍埃尔斯。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委员们的言行，不管好的坏的，他都向安全部报告。波林娜热姆丘任娜不仅是政府要员莫洛托夫的妻子，本人也非等闲之辈。她当过渔业人民委员、轻工业部纺织与日用品总局局长，战前还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她在委员会里级别最高。委员会名义上属苏联情报局领导，实际上听命于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是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和苏联外jiāo部副部长。他虽然并不管事，但名义上是委员会的领导，后来也和其他委员一起被处决。1948年以后，安全部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为“犹太复国主义反苏地下组织”，为首的仍是洛佐夫斯基。 委员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外有钱的犹太人弄钱。但在莫斯科守株待兔是办不到的。斯大林非常恼火，莫洛托夫一再训斥洛佐夫斯基。于是产生了到国外募捐的想法，募捐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费费尔仍肩负监视米霍埃尔斯的使命。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监视他们两人在美国的活动。米霍埃尔斯在美国用犹太语演讲，热情洋溢，富于表情，很快便赢得美国犹太人的好感。他即兴表演《李尔王》片段，美国犹太人大为倾倒，感叹苏联演员对莎土比亚理解得如此深刻。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各种政治倾向的犹太人打jiāo道，向他们介绍犹太人在苏联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苏联工农业的成就，丰富的资源。当然都是根据莫斯科拟定的提纲讲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中，不少美国人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对苏联产生空前好感，所以许多犹太人慷慨解囊，对苏联大力支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满载而归，不辱使命。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作出贡献，有些飘飘然了。战后胆子越来越大，把委员会变成团结苏联境内犹太人、寻找失踪的犹太人、处理各地犹太人事务的类似政府机构的中心了。费费尔更不知天高地厚。“费费尔从美国带回两件贵重礼物”，戏剧评论家博尔夏戈夫斯基在《命运宠儿的札记》一书中写道，“两件纽约犹太毛皮工匠缝制的价值连城的皮袄，一件给自己，另一件给……斯大林！可以想象斯大林如何恼怒，永远恶狠狠地记住这件礼物。竟然把美国犹太人按照他的身材缝制的犹太长老穿的皮袄……献给他，只穿军大衣和皮靴的半个世界的主宰！同样的颜色，同样贵重的皮袄献给斯大林和费费尔！这只能出现在幻影中，噩梦中，卓别林的闹剧中。费费尔还不如从美国给自己带回一件殓衣呢！”费费尔如果知道斯大林从骨子里蔑视，仇恨犹太人，决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由来已久，大约受过他先前的老战友后来的死对头的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如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越飞等人。他们在文化修养、演说才能和人际jiāo往上都超过斯大林。列宁对他们的重视也远远超过对斯大林的重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的例子：“我记得在莫斯科工作时，第三十飞机制造厂发生某些骚动，通过党的渠道和国家保安机关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斯大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正当我们坐在一起jiāo换意见的时候，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工厂里正派工人应该发给棍棒，让他们在下班时把这些犹太人打个臭死。’他说这些话时不单是我一个人在场，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在场。”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领导人（包括犹太人）不是被斯大林消灭，便是被他打入冷宫。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3) 委员会还负责向美国报刊提供苏联人写的歌颂祖国成就的报道。美国犹太人办的报刊乐意刊登这些文章，如美国共产党办的《自由晨报》。这些文章经过层层审查转到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提供给美国报刊，文章在政治上决不会有问题，但后来成为委员会的罪状之一。 委员会管的事越来越多，竟对各州市发生的排斥犹太人的事件直接发函干预，这已超出它的权限，引起各地官僚的不满。费费尔还提出远东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地域狭小，环境恶劣，不适合犹太人居住。他提议向政府要求把克里米亚定为犹太自治州，代替比罗比詹。费费尔的提议在委员会里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赞成，认为苏联有五百万犹太人，比罗比詹容纳不下，再加上气候寒冷，没人愿意到那种地方去。克里米亚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不但吸引苏联的犹太人，还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成立一个在苏联管辖下的犹太自治共和国。外国的犹太人来了，还会带来资金，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反对费费尔提议的人指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祖居地，以通敌罪名把整个鞑靼民族赶出克里米亚并不公正，个别鞑靼人通敌不能牵连整个民族，所以鞑靼人也是受害者，应返回故土。犹太人是受害民族，但不能强占同样受害民族的土地。米霍埃尔斯摇摆在两种意见之间。他知道比罗比詹不能吸引犹太人，但占据别的民族的祖居地良心不安。 于是，米霍埃尔斯便找著名犹太作家和政治家征求意见。他派几个委员找爱lún堡商量，爱lún堡认为占据别人领土违背道德：“你们干吗要设立犹太人区呢，谁也没有把你们往那里赶。你们大概闲得没事干了吧？”米霍埃尔斯亲自去找卡冈诺维奇。《命运宠儿的札记》的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米霍埃尔斯和卡冈诺维奇jiāo谈的场景： 米霍埃尔斯请求卡冈诺维奇接见他。只有卡冈诺维奇能消除疑惑并提出忠告。 卡冈诺维奇立即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轻歌剧《婚礼舞》上去。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来同您商量。”米霍埃尔斯等卡冈诺维奇夸奖过《婚礼舞》后，怯生生地说，“我们委员会里产生了向克里米亚移民的想法……” 卡冈诺维奇没听见对方说的话，说话的声音更响了，洪亮的声音充满办公室。 “每个演出季节都能演出《婚礼舞》那样的节目就好了！决不仅犹太人爱看。那舞蹈，那歌曲，谁看了都愉快，都快活。” “您说得对，我们在探索，但并不容易。像俗话所说的，婚礼一辈子只举行一次。他们议论克里米亚，可这是别人的祖居地呀。” “犹太剧院办不办学员班？”卡冈诺维奇问道，声音震耳，“学员也参加《婚礼舞》的演出吗？那就对了，增添青春活力嘛。” “我们委员会里有分歧，我想同您商量……” “没有青年演员剧院就没前途。”变“聋”的卡冈诺维奇愉快地说，“你们剧院办学员班真太好了。”卡冈诺维奇挽起米霍埃尔斯胳膊，把他送出办公室，并答应剧院有困难他帮助解决，把怅然若失的来访者送出门外。 卡冈诺维奇什么都听见了，这一点米霍埃尔斯看得很清楚，但他不会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切窃听器都会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却再清楚不过了。委员会内争论不休，无法决定要不要向斯大林请求以克里米亚代替比罗比詹。他们的活动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没有任何表示。斯大林不表态，没人敢吭声。 “这时，大约在1947年底”，马尔基什的遗孀在《如此漫长的回忆》中写道，“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为首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应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马尔基什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他是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到的，他是主席团成员。座谈会上谈到‘高层’讨论过比罗比詹的未来。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的计划流产了，最高领导层准备重新考虑建立犹太自治州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建议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信已拟好，叫马尔基什签名。马尔基什断然拒绝签名，理由是鞑靼人有权返回克里米亚，并认为这种请求是露骨的挑衅。就在这时，马尔基什得知，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活下来的犹太人给委员会写信，要求帮助他们到巴勒斯坦去。这些信自然很快便到了安全部。马尔基什断定这都是费费尔的主意。”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4) 没有斯大林的指示或暗示，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决不敢向委员会提出这种建议。这是计划中消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一步，也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的前奏。犹太人竟敢要克里米亚，然后出卖给美国人。这就是斯大林衰老头脑中荒谬的逻辑。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乌克兰一解放，洛佐夫斯基的委员会（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就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给斯大林的，其中包含一项建议：鞑靼人被逐出克里米亚后，克里米亚应成为在苏联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chā手。他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里夺走克里米亚，并在我们海岸上建立一个直接威胁苏联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前哨据点。斯大林让他的想象朝这方向胡乱发展。他突然产生了疯狂的报复念头。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被捕了。不久，热姆丘任娜（波林娜，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捕了。对这个小集团的调查花了很多时间，但结果，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落到悲惨的下场。洛佐夫斯基被处决，热姆丘任娜被放逐，最初我以为她被处决了，因为除斯大林外，任何人都得不到情况报告，而斯大林本人则决定处决谁，赦免谁。” 赫鲁晓夫这段话大体上是对的，但有记忆上的错误，有的地方并未说出现象背后的隐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叫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即赫鲁晓夫所说的文件），要求把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繁衍生息之地，并让大批犹太知名人士签名，便是暗中设下的圈套。写了信，签了名，便是“从苏联手中夺走克里米亚”的证据。然而在卡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劝说下，甚至在洛佐夫斯基的直接指示下，仍有人未签名，其中就有米霍埃尔斯。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佐林，即费费尔，一再劝说米霍埃尔斯，但他仍不签名。倒不是他识破了斯大林的圈套，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只是不愿乘人之危，占据他人的祖居地。没有委员会主席的签字，无法形成正式文件，所以米霍埃尔斯的命运已经注定，非除掉不可。斯大林不允许在莫斯科干掉他，只能在外地下手，地点选在明斯克。米霍埃尔斯被派往明斯克评定女演员亚历山德罗娃的艺术成就，应否给她颁发斯大林奖。可她这时并不在明斯克，而在莫斯科。陪同米霍埃尔斯去的是剧评家戈鲁博夫，因为他是明斯克人，毕业于明斯克铁道工程学院。他们在明斯克受到热烈欢迎。晚上看完节目，导演把他们送回宾馆。此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找戈鲁博夫。戈鲁博夫说了几句话便捂住听筒对米霍埃尔斯说，老同学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一定请米霍埃尔斯去，哪怕呆半小时，他们也会记住一辈子！”（《命运宠儿的札记》）一向爱凑热闹的米霍埃尔斯便同戈鲁博夫一起去了。他们一去便没回来。次日清晨发现他们躺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脑袋被打破，已经冻僵了。谋杀被定为车祸，因为这是斯大林随口说出的。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她写的《仅仅一年》中写道：“莫斯科那时（1948年）的气氛异常沉重，大逮捕再度开始。莫斯科犹太剧院查封了。当时该院的院长是米霍埃尔斯。宣布这个剧院为‘世界主义的温床’。米霍埃尔斯是位著名演员、知名社会活动家……那时我极少同父亲见面。偶然一次在别墅同父亲会面时，我走进他的房间，正好听见他在和一个人通电话。我等在一旁。是别人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一起车祸。’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是回答……打完电话，他就同我打招呼，过了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被汽车撞死了。’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乘汽车的时候惨遭杀害。各报写的都是车祸。他是被人杀害的，根本没发生车祸。‘车祸’是我父亲听人汇报时随口说出的……我的头轰的一声。我太知道父亲了，他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yīn谋。”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5) 赫鲁晓夫也谈到米霍埃尔斯之死：“更独特的是对那个有教养的、犹太语戏剧最伟大的演员米霍埃尔斯的残酷惩罚。他们像野兽般地杀害了他。他们把他秘密处死。然后，谋杀者们得到了奖赏，他们的被害者则得到了厚葬。这真令人思想混乱！据宣布，米霍埃尔斯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实际上，他是被抛到卡车前面去的。这件事干得很巧妙，很有办法。是谁干的？斯大林干的，至少是根据他的指示干的。” 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后供认：“当时已得知，米霍埃尔斯已同他的一位我记不得姓名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将此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借口干掉米霍埃尔斯，即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 凡是见过米霍埃尔斯和戈鲁博夫尸体上没有被汽车撞出痕迹的人都被捕了。莫斯科还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很多人仍不相信他是被汽车撞死的。“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米霍埃尔斯的女儿在《我的父亲米霍埃尔斯》一书中写道，“我的好友尤利娅卡冈诺维奇也来了，她是卡冈诺维奇的侄女。她把我带进浴室，两人单独在一起，悄悄对我说：‘叔叔向你们致意，吩咐我转告你们，任何时候不要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我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以色列于1948年5月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并向它提供武器抗击与其作战的阿拉伯人。斯大林希望以色列成为苏联在中东对抗美国的盟友，他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多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自己的人”。以色列领导人却对斯大林友好的姿态反应谨慎。他们不想得罪斯大林，因为苏联尚有五百万犹太人，是以色列未来的公民。但也不想投靠苏联，他们来自苏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相当了解。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的关系密切得多。他们依赖美国，投入美国怀抱。斯大林想填补英国在中东留下的真空的打算落空了，于是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苏联犹太人的身上。 1948年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到莫斯科上任。梅厄夫人素有铁娘子之称，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曾任以色列总理。她生于基辅，十一岁移居美国。俄国给她留下饥饿和屈辱的印象，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无好感。梅厄夫人一到莫斯科便到犹太教堂做礼拜。“递jiāo国书后的星期六是犹太教安息日，梅厄夫人率领使馆全体人员到犹太教堂去做礼拜。做礼拜的犹太人知道梅厄夫人的身份后，都热切地望着她。显然，以色列国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引起他们的宗教的和民族的感情共鸣。礼拜结束后，梅厄夫人作了自我介绍，以她出色的口才，在这种场合下，几分钟便感染了周围的听众。他们把她当成以色列的化身，为她祈祷、祝福。”（《犹太名人传》政治家卷） 梅厄夫人在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欢迎的盛况，安全部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准备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的问题，先拿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刀。 委员会成员、莫洛托夫妻子波林娜同梅厄夫人的会面更给斯大林的怒火上浇了一瓢油。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莫洛托夫为莫斯科驻外使团举行招待会。波林娜以轻工业部纺织总局局长身份参加了招待会，与梅厄夫人见了面。梅厄夫人在多年以后出版的自传中谈到这次会面：波林娜走到她跟前，表示很高兴同她认识，并用犹太语说想见见公使夫人的女儿，还问起以色列居民点建造的情况。“我们谈了半天，”梅厄夫人写道，“分手时波林娜说，如果你们那儿一切都好，那么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好。”斯大林马上知道了她们的谈话。斯大林为波林娜和梅厄夫人见面痛斥莫洛托夫，气愤地对他说：“你应该跟她离婚。”波林娜对此的反应是：“如果这是党的需要，我们就离婚。”不愧为受过多年党的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离婚手续于1948年末办好，1949年2月，波林娜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6) 莫洛托夫曾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同他平起平坐。yóu xing群众并排举着他和斯大林的画像。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发生变化，斯大林渐渐疏远他。但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愚忠至死不渝。斯大林则没有永远的战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不断调整同战友们的关系。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就借口波林娜工作疏忽，取消了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二战结束后，1945年夏天，斯大林到南方休假，由莫洛托夫主持政府工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莫洛托夫说国内将发生一些变化，如将放宽新闻检查制度。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加了几句话：莫洛托夫可能再度担任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身患疾病，不久将离开岗位。斯大林看了大怒，要把莫洛托夫开除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莫洛托夫求情，说莫洛托夫并没讲过那些话。莫洛托夫知道斯大林对他不满时伤心得落泪了。斯大林鄙视地说：“他是贵族小姐，还哭鼻子？”但没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访美期间，美国人知道苏联领导人不同普通百姓同乘一节车厢，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尊重，给他单独提供一节车厢。斯大林认为提供单独车厢是便于进行秘密勾当，美国人收买了莫洛托夫。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说，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一中全会上听到斯大林痛斥莫洛托夫，骂他胆小、投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次是斯大林死前对莫洛托夫憎恶的一次大发泄。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斯大林因波林娜与梅厄夫人见面对她的惩处。斯大林不仅要在政治上压服波林娜，逼迫她承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要在精神上摧毁她，即我们常说的把她搞臭。斯大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积极分子参加，作家法捷耶夫也参加了。法捷耶夫前妻格拉西莫娃回忆道：“不仅指责波林娜从事破坏活动，还揭发她同自己的秘书通jiān。秘书是外国间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概是美国的吧，安chā在波林娜身边。波林娜利用她同莫洛托夫的关系，窃取国家机密，并通过秘书把机密jiāo给我们的敌人。”（《尚未揭开的秘密》）法捷耶夫前妻的回忆有误，因为波林娜任纺织总局局长时，秘书是女人，她同自己的上司一起被捕。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总局的两名男干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认两人轮流同年过半百的女布尔什维克“上床”。安全部的揭发击毁了波林娜，她再无反抗之力。莫洛托夫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耳听到下流无耻的诽谤，并举手赞成把波林娜开除出党，不敢弃权了。1955年，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苏联养病期间在医院里遇见莫洛托夫，这时斯大林已经去世，问他：“您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回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更应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斯大林拿委员会开刀，还因为他的一块心病，不消灭委员会，他的心病就好不了。这是同委员会毫不相关的另一件事，同他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有关。娜杰日达1932年自杀后，斯大林1948年逮捕了她的姐姐安娜、嫂子叶夫根尼娅和侄女基拉。斯韦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写得零散，我只能转述了。 娜杰日达的哥哥帕维尔长期在国外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便担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的助手，嫂子也随他到德国。帕维尔不时托人给妹妹带些小礼物，香水、童装之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经常批评娜杰日达使用外国香水。1938年帕维尔调回苏联装甲兵局，这一年“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死在办公室里”。娜杰日达的姐姐安娜是位心地极为善良的美人儿，身上有一种原谅一切的基督精神，正是斯大林最憎恨的，说“她的善良比卑鄙更坏”。她丈夫雷登斯是波兰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1938年被镇压。斯韦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中写道：“过了几天，我获悉姨妈（安娜）和舅妈（叶夫根尼娅）被捕的消息。这两位上年纪的女人从不过问政治。不过我知道，安娜姨妈的回忆录让父亲震怒，对舅妈叶夫根尼娅再嫁，并且嫁给犹太人也极为不满。于是她们一起被捕。‘知道得越多，便说得越多，这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父亲这样给我解释她们被捕的原因。”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7) 叶夫根尼娅和她女儿基拉被捕的原因是“叶夫根尼娅多年来经常在自己寓所会集反苏分子，并向他们恶dú诽谤苏联政府首脑”，即斯大林。几天后，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安娜。接着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科夫的家庭成员、剧评家沙图诺夫斯卡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由于家庭的关系，曾在滨河街公寓住过，认识叶夫根尼娅和安娜。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滨河街公寓。三十年前，我曾翻译过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著名小说《滨河街公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作家所描写的yīn森恐怖的大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我在莫斯科穿过别尔谢涅夫大街时见到过这座大厦，但当时并不知道大厦中的一套住宅已开辟为纪念馆，没进去参观，至今后悔莫及。大厦共有五百零五套住宅，供给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军队将帅和特殊人物居住。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和朱可夫元帅都在这里住过。叶夫根尼娅也住在这座大厦里。不少人被捕就是因为他们同她同住在一幢大厦里，有的还同住在一个门里。赫鲁廖夫大将的妻子被捕是因为她疏散时结识了叶夫根尼娅，战后到滨河街公寓看过她。雷达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乌格尔同叶夫根尼娅在一套住宅里住过，因此被捕。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斯大林怀疑高级领导干部的犹太妻子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外国犹太人传递情报，开始了大逮捕，连在他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他不可缺少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她同委员会毫无关系。阿利卢耶娃一家人又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出在沙图诺夫斯卡娅身上，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但她是剧评家，认识米霍埃尔斯，并时有往来。“于是一个蹩脚的剧本便编造出来了：以米霍埃尔斯为首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群下贱的走狗，盘踞在委员会里。他们通过沙图诺夫斯卡娅从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诽谤伟大斯大林的机密情报。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为娜杰日达和帕维尔的死向斯大林报复。委员会领导人把这些‘诽谤情报，jiāo给美国间谍，至于美国间谍要这些情报有什么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只有天知道……这种私人动机最能刺疼斯大林，对促使事件飞快转动起来起了决定xìng的作用。”（《尚未揭开的秘密》）谁是蹩脚剧本的编者，说不出准确的来，但肯定在安全部里，并揣摩透了斯大林的心思。 与阿利卢耶娃一家毫不相干的人都受到严厉惩处，何况娜杰日达的挚友波林娜！1932年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的晚宴上，由于斯大林不得体的举止，娜杰日达愤然离席，随同她离开的就是波林娜。她们围着克里姆林宫绕了几圈，娜杰日达才渐渐平静下来。波林娜是娜杰日达自杀前最后见过她的人，单凭这一点，她也必然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 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害后，便开始逮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1月26日，逮捕了“首犯”洛佐夫斯基，委员会的名义领导人，接着是全体成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复存在。侦察员强迫他们互相揭发，非得揭发出对方是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不可，否则动用重刑。费费尔大卖力气，以为自己是“佐林”自己的人，但他的口供仍不能让侦察员满意，屡遭dú打。对质的时候，他先前的同事看他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费费尔终于明白人家并没把他当成“佐林”，还将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qiāng毙。审讯用刑极为残忍。委员会的秘书索尔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活了下来。1954年5月，他讲述了受审的经过：“1948年从1月24日到2月22日，我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他们每天用橡皮棍打我，打遍全身，主要打屁股，打得伤口不能愈合，养了四个月才养好。六年后，医生发现臀部上还有许多星状疤痕。”（《尚未揭开的秘密》） 委员会成员经过侦察员一次次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什么可怕的罪名都承认了，但一直没有结案，因为斯大林没发话。案子拖了将近四年，1952年8月才执行qiāng决。斯大林为什么不发话呢？有两个原因。由于斯大林的战友们权力斗争的结果，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案件上去了，因为牵扯的人的地位比委员会里的人高得多。安全部的侦察员也都投入那个案子中去了。“列宁格勒案件”简单说就是斯人林借口列宁格勒领导人不听中央的话，即他的话，处决了二战期间率领人民坚守城市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等人。这个案子在斯大林眼里比委员会的案子重要得多，所以先放下后者。第二个原因是安全部后院起火。大案要案侦察员留明中校向权倾天下的阿巴库莫夫部长发起突然袭击。留明和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都是凶残的同义词。安全部逮捕了著名的犹太医生埃廷格尔，罪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并有反苏言论。这类罪犯在安全部总部卢比扬卡多如牛毛，并未引起阿巴库莫夫部长的注意。没想到埃廷格尔病死狱中。这在卢比扬卡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仍未引起阿巴库莫夫的注意。留明便利用埃廷格尔的死上书斯大林，状告阿巴库莫夫是怂恿图谋刺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恐怖分子。埃廷格尔突然死亡是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阿巴库莫夫怕他泄露出去杀人灭口。这封信如何到了斯大林手里，难以想象。一个中校的信不通过层层关卡决到不了斯大林手里，很可能某位大人物帮了留明的忙。斯大林看了信说：“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部的职能理解得何等深刻，而部长却不清楚。”1951年7月，阿巴库莫夫被捕，而留明晋升为将军，并坐上安全部副部长的jiāo椅。随着阿巴库莫夫的垮台，他的一批亲信也随之垮台，从昔日审讯犯人的侦察员变成今日受人审讯的犯人。审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阿巴库莫夫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委员会的案子移jiāo给军事审判庭。主持军事审判庭审讯的是正直的切普佐夫中将。1951年8月15日，切普佐夫将军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元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接手这个案子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批判；委员会要求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的迁居地并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是错误的，可以向他们解释，因为在远东比罗比詹已设立犹太自治州；经过多方调查，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飞扬跋扈的时间不长，一年后，他已经让斯大林讨厌了，看出他是蠢货，下令逮捕了他。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8) 留明被捕前为斯大林出了个好主意，制造了医生杀人犯案件。消灭委员会和与此同时展开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在苏联普通人心里煽不起对犹太人的疯狂的仇恨，无法按斯大林的意愿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医生案件能煽起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于是女医生季马舒克便应运而生了。她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1953年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医生杀人犯》的社论，季马舒克揭发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都是犹太医生有意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赞同的留明设计的yīn森恐怖的方案，事情应如此发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后，便对医生案件公审，立即判处死刑，并在红场上执行。愤怒的人群从行刑队手中抢夺这些杀人犯，要把他们活活打死。但行刑队不允许群众这样做，他们要把医生杀人犯吊死在红场旧时的行刑台上。接着全国掀起排犹狂潮。之后先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由电台广播全国犹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实际上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请求用把犹太人驱逐到远东比罗比詹的办法消解人民心头的万丈怒火，让他们到那里为自己民族的杀人犯和叛徒赎罪。斯大林仁慈地满足了犹太知名人士的请求。留明的方案不知为何只部分地实行了。医生们并未被处决，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还是写了。公开信由明茨、米丁两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长马里宁共同执笔。米丁是哲学家，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30年代由沈志远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学生中很有影响。明茨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他们起草的公开信让苏联各界知名知识分子签名，大多数人都被迫签名了，连作家格罗斯曼都签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种借口拒不签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赖森和老作家卡维林。作家爱lún堡拒绝签名，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劝他签名，因为在犹太知名人士当中他影响最大。爱lún堡回答道：“我郑重声明，发表这封信会破坏世界和平运动。我有约里奥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生杀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们将退出和平运动。我无法签名，因为党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负责世界和平运动，我要对党和斯大林同志负责。”马林科夫建议他把拒绝签名的理由写信报告斯大林，并警告他后果极其危险。爱lún堡还是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由于我遇到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自己无法解决，只得打搅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马里宁同志给我看了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并让我签名。我认为同您jiāo流我的疑虑是我的责任，并想听取您的忠告。 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同化，即犹太血统的人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民族融合。我担心仅以种族属xìng联合在一起的俄苏文化代表的联名信会加剧民族主义危险的趋势。 我特别担心，《致编辑部的公开信》将对我们深入而广泛展开的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是一次打击。每当在各种委员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问我苏联犹太语学校、报纸为何消失的时候，我总理直气壮地回答，战后“犹太人居住区”已完全取消，犹太血统的新一代苏联公民不愿意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民隔离开。公布这封由犹太学者、作家和作曲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有使卑鄙的反苏运动复活的危险。 对进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英国人来说，“犹太人”这个词不表示民族属xìng，而纯粹属于宗教属xìng，因此诽谤者会利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明白我无法当即作出决定的原因，所以斗胆给您写信。问题涉及到重要的政治步骤，我恳求您委托某个人告诉我您对我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态度。如果负责同志告诉我刊登这封公开信和我的签名将有益于保卫祖国和推动和平运动的话，那时我将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上签名。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9) 爱lún堡这封信是1953年2月底发出的。这时按照斯大林的部署，远东已搭建了许许多多连牲畜都不适合豢养的木棚。莫斯科各铁路备用线上停满了升火待发的铁闷罐子车，各大城市民警局已造好花名册，远东地区已收到接收犹太人的命令。斯大林准备把几百万犹太人，整个民族，从苏联各地迁移到比罗比詹，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像二战期间“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问题一样。但爱lún堡的信发出后，斯大林的计划停顿下来。有人说爱lún堡的信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这未免过高估计爱lún堡的作用，对斯大林的xìng格完全不了解。是死神制止住斯大林，他3月6日去世，死前几天已失去知觉。 我始终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干这种荒谬绝lún、伤天害理的事。苏联很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国防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是犹太人，他们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军力的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俄罗斯学者姆列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开阔了我的思路，抄录如下： 历史学家们试图弄清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长期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概念已失去可怕的内涵。但在当时，美苏两国在心理上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大约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做法都因为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对安全部的侦察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上直截了当说，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为美国搜集情报并进行颠覆活动…… 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斯大林的原话。不久前有人发现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一本工作日志。日志详细记录了伟大领袖1952年12月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断定苏联犹太人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所以要消灭他们，要把他们赶到荒无人烟的远东原始林去。肃清国内敌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觉得，二战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再bào发战争。其实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大大地扩展了苏联帝国的边界，关心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美国，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不惧怕战争。美国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还没有导弹，唯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zhà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zhà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前驻西德大使、曾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法林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文件中看到，为了对付想象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蓄实力方面走得多远。根据我掌握的第二手材料，我只说一句：独裁者死得正是时候。”（《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汽车驶入伯力市区，伊琳娜转身对我说：“到伯力了，您睡着了吧？”我说：“睡着了，还做了一场噩梦。” （原载《收获》2003年第1期）r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1)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作者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者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作者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xìng和保密xìng，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jiāo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jiāo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作者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fù。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qiāng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作者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作者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yīn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作者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jiān tīng，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2)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作者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jiāo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作者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作者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作者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jiāo往。 叶若夫把本书作者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bào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作者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作者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zhà弹bàozhà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作者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作者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jiāo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qiāng向房间内扫shè，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3)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作者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xìng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dú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Ｘ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jiāo家劳尔瓦lún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xìng，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shè了剧dú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lún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作者，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作者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xìng，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4)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9 章 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作者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fù案”。这对美国夫fù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作者说： 罗森堡夫fù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fù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xìng质。罗森堡夫fù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fù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fù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jiāo换的问题。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5)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作者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作者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老派进行清洗。本书作者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作者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作者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jiāo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yīn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yīn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yīn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4月至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政治犯、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jiāo部长基亚诺”（138页）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jiāo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261页等多处）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310页）通译为柯lún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347页）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416页）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6)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203页）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217页）；布尔加林（274页）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360页）；作者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384页）；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465页）。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51页）。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55页）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87页）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279页）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出钱出qiāng）的guó mín dǎng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guó mín dǎng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4期）r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1)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作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这样的家庭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20世纪初便已成名，jiāo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既同高尔基jiāo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jiāo往甚密。夏里亚宾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评论及文学回忆录。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剧。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儿童故事《唉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译成中文。他在苏联文坛处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知道利季娅了，因为她的作品没有一篇译成中文。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一天晚上，我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从美国来的白俄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个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你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怎么没听说过？自此，我开始注意利季娅。1990年读了她的《开除经过》，极为震撼，对她的胆识和才华敬佩不已。1997年又读了她的《与阿赫玛托娃jiāo往札记》，更加敬佩她了。前年，我把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译成中文。对这篇作品，我就不多说了，还是让她自己说吧。我只指出一点，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即她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那时，大清洗yīn森恐怖的气氛仍笼罩着全国，她在yīn森恐怖的气氛中写出这篇纪实小说。 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社会dú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的dú瓦斯一样。我没选择姐妹、妻子、恋人和朋友做主人公，而选择象征忠诚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有意识地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她是寡fù，儿子是她的生命。儿子科利亚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仅有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我这本书想写的是神经错乱的社会。可怜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疯了。她绝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综合形象。‘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押人’，不相信这点便无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无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责备她。因为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她怎能理解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bào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jiāo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chā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0 章 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2) 1963年3月，利季娅被叫到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对她说，小说虽已排好，并预支了60％的稿酬，但仍不能出版。编辑用犹豫的口吻说出明确的决定。利季娅感到编辑们都热切地希望她的小说出版，“但编辑部决定不了什么该出版什么不该出版。”利季娅写道。“命令就是命令，禁止的题材就是禁止的题材。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夸奖过我的小说的卡尔波娃。我对她说：‘揭发个人迷信后果仿佛描写卫国战争，三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三个长篇外加三首长诗就足够了。’‘别往伤口上撒盐’，可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害，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而有时一家四口通通被害，亲人们沉痛怀念被害者。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可个人迷信持续了三十年。有时全家未留下任何痕迹。战争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它的原因和危害容易理解。可个人迷信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就难理解得多。任何一份文件对后代和研究者都十分珍贵。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卡尔波娃厚着脸皮说，“您的小说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党的文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更进一步地阐述清楚了。我从未看错您的有害的立场。”“您真不害臊！”利季娅反而不知所措了。“您还要感谢出版社呢”，卡尔波娃说，“我们还没让您退稿费呢。国家在您的小说上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钱。”“钱？”利季娅反问道，站起来，“您无权让我退稿费。对签订合同的作品，你们应付全部稿酬。我将通过法院索取。” 文学界都知道卡尔波娃是撒谎能手，所以在作家当中有句名言：“像卡尔波娃那样撒谎。”我不知道卡尔波娃写过什么作品，但知道她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必然同作家打jiāo道，免不了得罪作家。应当为卡尔波娃说句公道话：她并非天生爱撒谎，上面政策变了，她不得不紧跟。称赞利季娅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则是另一个时期。她不能不服从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就只好经常说谎了。作家兄弟们怎么这么不理解总编辑的苦衷呢？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上告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4月24日开庭。被告法人代表未出庭，由律师代表。出版社的律师指出，编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形势下脑子发热，没看出小说的错误，现在学习了党的一系列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便发现了问题。律师接着说：“并非我们自己理解了这类题材的危害xìng，而是党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出版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xìng，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律师辩论后，法庭请原告利季娅发言。利季娅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不过记录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对那些有意反思过去的人仍有裨益。被告律师没再发言。法庭判决利季娅胜诉，出版社应支付她全部稿酬。 前面说过，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印了几份，在朋友当中传阅，但不知怎么被地下出版社印刷了，并很快流传到国外。但利季娅从未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她是为苏联读者写小说，希望小说帮助人民认识过去，反思过去。如人民都认清过去，那么过去很难重返。稍有重返的迹象，便会引起人民的警惕。然而自此，利季娅便成为作协的眼中钉，以后她所遭受的种种打击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1) 1965年开始了竭力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所有出版物不再披露历史真相，采用逐渐减少最终缄口的手法。先披露一半，后披露四分之一，再后披露十分之一，最终什么也不披露了。新的一代对过去将一无所知，无法从父辈和祖辈的血迹中吸取任何教训。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nǎinǎi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nǎinǎi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jiāo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chéng rén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投寄作协罗斯托夫分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苏联作协理事会、《真理报》、《消息报》、《锤子报》、《文学俄罗斯》和《文学报》。利季娅公开谴责肖洛霍夫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她投寄作协和各报刊，公开表态，并准备承担责任，这在1966年算得上壮举。但没有一家报刊敢刊登她的公开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尽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许批评肖洛霍夫。当时地下出版社大量印发这封信，造成极大影响。利季娅同作协的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双方都不再妥协。几乎丧失视力并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作家同强大的作协对立，结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开信》流传后，利季娅写了一篇回忆马尔夏克的文章，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她认识马尔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过九年，当然有值得写的东西。她把文章拿给儿童文学出版社，可编辑连看都不看。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出版社采用了。稿子发排前，编辑部打来电话，请利季娅删去两小段。第一段：“1937年至1939年，马尔夏克的几个朋友被捕失踪，他为受迫害者申辩，有时居然成功。”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城市并获得新生。1955年，格尔曼在《文学报》上著文称赞三十年代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马尔夏克读后对我说：‘仿佛打开砌死的门。”利季娅拒绝删除。稿子没有发表。 1966年，儿童文学出版社请利季娅为米尔奇克小说集写序。这是一部讲述童年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沙皇时代，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米尔奇克是位老同志，十月革命时期任工兵苏维埃代表，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米尔奇克30年代发表小说时，责编正是利季娅，所以她是写序最合适的人选。米尔奇克的儿子也请她写序，写写渐渐被人遗忘的父亲。利季娅碍于情面答应了。序写好后，出版社社长看了极为满意，但要求删去下面的一段话：“1938年米尔奇克被捕。马尔夏克的编辑部被捣毁，有的编辑被逮捕，有的被撤职。”社长说：“我们是儿童出版社，何必让沉重的过去给他们的生活蒙上yīn影呢？”利季娅拒绝删除，序无法使用，影响了小说集的出版。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克的儿子。同年4月28日，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的一封信：“作为责编，我很痛心，您不肯删去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知道您的指导思想，但您也应为读者想想。您的拒绝使读者无法阅读同小说如此和谐的序言。祝您和令尊五一节快乐，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最后这句话使利季娅十分恼火。什么“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她回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摘译如下：“您隐瞒了我们争吵的真正原因，因为您的信是用公文纸写的。印着出版社印章的公文纸既无法坦诚地谈论恐怖期间的牺牲品，也不敢提到您必须遵从的删除它们的指令。我则用普通信纸以私人身份回信。没必要隐瞒问题的实质。我同出版社的争论并非有关‘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有关人的鲜血和人的言论自由。您预定出版的小说集的作者米尔奇克是位卓越的作家和我的挚友，一位老工人和两次革命的参加者，在斯大林暴政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的人一样被杀害。下一代人，被害者的子辈和孙辈该不该知道这一切？我坚信应该知道。对暴行不仅应抽象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来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利季娅的拒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米尔奇克的家属。“他们向我解释，如保留您的序言，对很多人来说便保留了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您拒绝删除，出版社只能用简介代替序言，读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号中标出作者的生卒年月，删掉这段话读者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利季娅毫不动摇，因为她知道没有她的序言，书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书不同，没有她的序言书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时利季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1 章 娅只好妥协。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3)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力的人呢？为什么国家安全机构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的检察机构融为一体？为什么以声张正义为宗旨的全国报纸都有计划地、机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对所谓被揭发出来的、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敌人说了数不清的假话？” “这样的事是何时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学者们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为什么能够化合？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及时，今天便不会审判言论了。”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并很快流传到国外。 利季娅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协党组书记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的建议，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议才得以满足。利季娅暂时只受到警告处分，但从此，官方不仅不准出版她的作品，连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的文集《诗歌与散文》。这是女诗人逝世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利季娅是阿赫玛托娃多年的朋友，详细记录了她同阿赫玛托娃每次的接触。她不仅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构思，也知道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如某诗写于何年何地，阿赫玛托娃本人反而会弄错。出版社请利季娅作注释，她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作序，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们同编纂诗人丛书《阿赫玛托娃卷》的日尔蒙斯基院士jiāo换意见，一起确认编辑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出版社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利季娅同德鲁扬发生争执。如德鲁扬要求删去《最后的玫瑰》的被奉献者的名字布罗茨基，即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时，布罗茨基在苏联名声很坏，被称为寄生虫。为保存这首诗，利季娅同意删去布罗茨基的名字。利季娅作完注释送给日尔蒙斯基院士审阅。院士看了大为赞赏，并写了极高的评语。1968年6月，利季娅看完清样，1969年2月看完三校样，书马上就要发排了。这时，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为什么停印？谁尚未审批？无人回答。连日尔蒙斯基院士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利季娅知道，书稿不能发排是因为她，如印出来将出现：利季娅注释，而她的姓名是不准出现的。出版社不仅退了她作的注释，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亲沾了女儿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协已无顾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娅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样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学遗产委员会，利季娅却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丘科夫斯基住院时完成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文学俄罗斯报》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利季娅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出文稿，但过了一个月，文章仍未发表。利季娅觉得蹊跷。这时，她收到报社总编辑的电话。利季娅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总编辑回答道：“我们乐意发表，可是很遗憾，我们无法发表。文章下脚注明：利季娅整理。”利季娅说她乐意删去自己罪恶的名字，只要文章尽快登出来。总编辑回答道：“口头允诺不行，必须出具书面声明。”利季娅万般无奈，不得不写书面声明：“得知我所整理的我父亲的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由于文章下脚提到我的名字而无法发表，我声明同意发表时删除我的名字。”报纸收到她的声明后，文章马上发表了。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4) 利季娅同父亲感情很深，并深受其影响，自然想写点怀念父亲的文字。丘科夫斯基活了八十七岁，经历过很多事。利季娅只选择了自己的童年：父亲如何教孩子们划船，教他们英语，在海里向他们朗诵巴拉丁斯基的诗。内容绝无问题。但在《文学俄罗斯报》的事发生后，利季娅不再抱向报刊投稿的幻想。利季娅记得《文学俄罗斯报》总编辑对她说的话：“共产党员的良心迫使我不允许您的名字出现在我们报纸上。上面没有任何人指示我们。”《家庭与学校》的编辑伊万诺娃大概同文学界有些隔膜，不知利季娅的名字已成禁忌，竟想看她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看后大为赞赏。利季娅共写了十五节，但只建议伊万诺娃发表丘科夫斯基在海里给孩子们朗诵诗的那一节。伊万诺娃不知天高地厚，要发表十五节。利季娅不想坑害这位好心人，坚持只发表一节。两人竟讨价还价起来。最后商定发表七节，三期登完。1973年《家庭与学校》第九期以《在海岸边》为标题发表了第一节，结尾处印着“待续”。刊物上不仅出现了利季娅的姓名，还刊登了一幅1915年马雅可夫斯基为利季娅画的肖像。伊万诺娃胆子太大了。但第十期只登了几个段落便“全文完”了。伊万诺娃显然为自己的大胆或粗心大意付出了代价。 以后，所有回忆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都没有出现利季娅的名字。比如写到客人来了，利季娅去开门。朋友们在客厅谈话，利季娅在一旁作陪，作者就把“利季娅”改成“某人”。但这样改也不行，因为“某人开门”、“某人在一旁作陪”太滑稽了。最后，只好把有利季娅的句子通通删掉，于是利季娅没去开门，利季娅没作陪，利季娅不存在了。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1) 从1973年8月末开始，苏联国内所有报纸一齐攻击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或把他们说的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拥护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或是他们把自己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大众传媒工具掌握在同样的一伙人手中”，利季娅写道，“给dú瓦斯进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们每天从每页报纸上都吸入dú气，怎能不中谎言的dú？怎能不恨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1973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变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科尔莫戈罗夫院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两位作家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他们都是知名人士，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过卓越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是在拷打或威逼下才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诬蔑他们。但人民相信他们，因而也就相信了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人民的愤怒》，戳穿谎言，并亲手把文章jiāo给美国记者。《人民的愤怒》很快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了辨别事物的能力。报纸上刊登成千上万的农庄庄员和各行业的工人对这两个人的抗议信，但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却按着报纸的调子辱骂他们。利季娅举了一个例子。1958年围攻帕斯捷尔纳克时，她乘坐出租汽车外出。司机座旁放着一份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真理报》。年轻的司机对利季娅说：“您知道吗，揭发出大坏蛋帕斯捷尔。”利季娅告诉司机，他不姓帕斯捷尔，而姓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伟大诗人，不是祖国叛徒。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司机火了：“不管姓帕斯捷尔还是姓帕斯捷尔纳克，还不都一样。您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不看报，竟说这种话？”司机气得连小费也不要了。被谎言dú害的百姓又能怎样想呢？ 利季娅以往流传到国外的作品都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只有《人民的愤怒》是她主动jiāo给外国记者的。《人民的愤怒》激起作协极大的愤怒，于是1973年12月28日利季娅被召到作协莫斯科分会。分会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在办公室接见她，儿童文学作家梅德尼科夫在座。理事会书记传达了十天前儿童文学部会议的决议，六名与会作家一致要求莫斯科分会理事会开除利季娅作家协会会籍，接着念了每位作家的发言记录。发言水平不高，没触及利季娅的“要害”在国外发表《人民的愤怒》，反而更多地谈论她的家庭。如有人说利季娅同父亲关系不好，因为xìng格太坏。利季娅对不邀请她参加会议提出抗议，并一一驳斥了那些作家的发言。 这次谈话是作协的一次演习。理事会书记仍希望利季娅承认错误，写出检查。没想到利季娅态度如此强硬，讨论开除她的理事会就不能不召开了。利季娅接到通知，1974年1月9日到作协第八会议室开会。这是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娅来到第八会议室门前，他们也都是作协会员，但守门人不许他们进门。他们向主持会议的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请求旁听，但遭主持人拒绝。朋友们请求允许进去一个人陪同利季娅，因为利季娅是半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视力极差，他可以照顾她，但仍遭拒绝。于是利季娅抱着夹着一摞白纸的木板夹、放大镜和泡沫塑料吸水笔走进第八会议室。指定她坐的位置光线很暗，她拿着放大镜仍不能看不能写。她只好转移到光线充足的窗台上，把随身带的东西也摊在窗台上。 出席会议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理事，他们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周围，做好战斗的准备。主持会议的诗人宣布开会。先由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介绍利季娅的情况。他通报了去年12月18日儿童文学部通过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建议。接着介绍了12月28日他和梅德尼科夫同利季娅的谈话经过。他说利季娅承认《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jiāo给外国记者的。他罗列利季娅的罪状：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2) 1966年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 1967年写出《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该信被外国电台多次广播； 1968年著文投寄《文学报》反驳抨击索尔仁尼琴的文章； 1968年支持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等作家； 1969年致电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 在国外发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等两篇小说。 “我们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接着是大会发言。这些作家，中国读者多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只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我很难发言，请同志们原谅。利季娅的表现令我感到悲痛。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少年向卫兵开qiāng，这太可怕了。这是收听利季娅等人言论的结果，根源便是《人民的愤怒》。同志们原谅我，我太激动，讲不下去了。 男作家二：《人民的愤怒》，她以人民的名义表示愤怒，您是愤怒人民的代表？ 利季娅：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我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报纸先“组织”名人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表示愤怒，后“组织”劳动人民表示愤怒，模仿的愤怒。这是可怕的游戏，因为会引起真正的愤怒。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作家二：您的文章蔑视人民，蔑视工人、汽车司机和农民。现在谈谈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幸读过他写的反苏的、充满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可您却站在他的立场上。您临终前还追求这种廉价的名气。 利季娅：为什么临终前？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想向大家指出，她带着事先写好的答辩到这儿来，你们瞧那一大摞纸！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早商量好了，并排练过。我支持儿童文学部开除利季娅的建议。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对人民和作家的诽谤，是对我们政权的诽谤：仿佛政权和人民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是对以科热夫尼科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诬蔑。她写道：“把科热夫尼科夫放出来攻击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可科热夫尼科夫不是狗，而是人。 利季娅：科热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既不会真心真意地，也不会怀着特殊的目的把读者引入迷途。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一篇诬蔑文章，结尾处有明显的威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2 章 表这种文章的人不仅不配做作协会员，也不配做苏联公民。 男作家五：一想到利季娅姓丘科夫斯卡娅，心里便难受。我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丘科夫斯基连在一起。 利季娅：您这样崇敬丘科夫斯基，报刊上诬蔑他的时候您在哪里？ 男作家五：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可怜的自由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肚子夙怨。可您为什么？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小说家。他在国际市场上搞反苏言行投机，为自己挣产业。他哀悼沙皇。 利季娅：没法听您胡说八道，竟说索尔仁尼琴投机！他什么时候哀悼过沙皇？在《1914年8月》一书中，他把沙皇写成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沙皇和一群无用的将军断送了整个军队。 （会议主持人提醒利季娅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将给她发言时间） 男作家五：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阶级斗争尖锐了，反苏言行越来越猖獗。反苏言行在西方得到优厚犒赏。您以为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道路？您不过是为反苏宣传机构提供材料的可悲的供应商。我支持儿童文学部的建议，必须把利季娅开除出作协，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公布。 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xìng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3) （大家齐声称赞丘科夫斯基，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人民心爱的作家。利季娅分辨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声音） 利季娅（对社长）：您完全可以表现出您对丘科夫斯基的敬仰，您所领导的出版社哪怕再出他一本书也好呀。他死后出书很困难。他论述契诃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书，他的回忆录，他为成年人写的书，早已绝版，读者已无法读到他的书了。 巴尔多：我们热爱他，怀念他，他教导我们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为召唤人们做好事。我保存着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夸奖我的诗，向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凶狠。您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娅，善良些吧。 利季娅：丘科夫斯基是不记仇的人。用不着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对您的诗的看法。您的诗同他的诗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诗来自民间文学，您的诗另有源头。他客观地评价您的诗，特别称赞您朗诵诗的本领。他感谢您在他组织的儿童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可您却以怨报德。1930年在《文学报》上刊登的抨击民间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开信上有您的签名。1944年抨击丘科夫斯基的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把他军事题材的故事称为“招摇撞骗者荒诞不经的鬼话”。他立即被召到作协，是为了保护他？不，我国作协从未保护过自己的会员。《真理报》说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庸俗化。作协主席团同样严厉批评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时我问他谁表现得最恶劣，他说巴尔多。 巴尔多：我不明白，难道就不能批评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评了他一个故事。 利季娅：有人认为批评是科学，也有人认为是抒情诗，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协主席团支持的那篇文章，最坚决支持的便是巴尔多，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为批评，而是官僚主义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的事真骇人听闻。她抱着敌对的态度到这里来。巴尔多如此真诚地对她说了那么多动人的话，她却把反苏言论强加给巴尔多。我们都被巴尔多的话打动，可她却吹毛求疵。反苏主义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动旗帜，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是反苏分子。 利季娅：我早想弄清“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这两个概念确切的含义了。这两个概念变幻无常。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写告密信被看成是“苏维埃式的”，很短一段时间为从地狱归来的人安排工作是“苏维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进监狱的。“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如此含混不清，变化无穷，就连您，社长同志，这方面的大行家，有时也会弄错。1962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写1937年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时你们认为这篇小说是十分“苏维埃式的”，因为它揭发个人迷信。可几个月后下了命令停止揭发个人迷信，我的小说又被否定了。你们马上在书里发现错误，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维埃式的”了。现在小说在国外出版，便成为“反苏的”了。 社长：您的小说从未被出版社接受。我们只预付您20％的稿酬（社长说这话时脸不红，利季娅后悔没当场用法律文件戳穿他的谎言）。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利季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人民对她只是牲口。瞧这儿是怎么写的（社长翻《人民的愤怒》）：一按电钮他们立即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苏言论，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她这篇文章的结尾公开号召暴乱，威胁我们：人民起来造反，把我们通通扫除掉，可我们还在这儿开会讨论。 （突然，社长出了什么事，利季娅看不清楚，只见他一只手捂住胸口。但她听见大家说的话。有人说，社长，您别激动，您有心脏病，她不值得您激动。利季娅口袋里装着治疗心肌梗塞的yào，但不敢递给社长。有人说，您记住，用不着激动，我们是战胜者的国家！我们拿下了柏林！何苦为一篇小文如此激动呢？）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4) 利季娅：用不着激动，社长同志，我的文章里没有号召暴乱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号召暴乱，而是呼吁停止有意欺骗读者的虚假宣传。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同志，请您读我文章的结尾。 （斯特列赫宁读了，但剩下最后一句没读） 利季娅（喊道）：您没读完，请读完最后一句。 斯特列赫宁读道：这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这种结果。 大会发言结束，主持人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念发言稿）：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和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早已把我同读者分开，不再版我的旧著和不出版我的新书。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你们不再版我写的关于米克卢霍马克莱、赫尔岑、十二月革命党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论文和《在编辑实验室中》一书于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许在发行量少的书中援引我的话。现在你们连这一点也禁止了。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后，你们中断了在《家庭与学校》上连载的我回忆父亲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在国外广播后，你们从回忆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忆录。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残酷的年代，你们制造了诬蔑人的“丘科夫斯基习气”。想想1944年某个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时你们维护过丘科夫斯基吗？恰恰相反，你们加剧对他的迫害。可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那时尤金只能作为一篇恶劣文章的作者载入文学史，如果他能载入的话。你们那时应保护丘科夫斯基不受尤金的攻击，现在却保护他不受我的影响。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托尔斯泰说过：“话语是心灵的瑰宝……话语是我们认识的一种神灵。它创造世界。”话语是精神，在你们身上已消失殆尽。话语无法领导，即便长着两只有力的长手。话语在我国已陷入绝境：如有人说话不符合当前的观点，便被宣布为反苏分子；如国外有人批评我国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而心灵的瑰宝岂能被领导？能使用话语令人心醉神迷，能医疗创伤，使人幸福、被揭露和惊扰，但却不能领导它。领导只会给话语造成障碍，阻拦话语，给话语设置堤坝。撤销出版计划中的书，取下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把作家开除出作协，把1974年的出版规划拖到1976年，而把纸张据为己有，大量出版受宠作家的书这就是在你们领导下所干的事。 我们国家和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以萨哈罗夫为骄傲。他最先指出拯救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各民族的团结一致。每个人的命运对萨哈罗夫来说都是他亲人的命运。现在所说的“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正是萨哈罗夫的思想，但被歪曲为为个人命运而斗争。 （利季娅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惊得她手里的稿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下来。她什么也看不清了，把掉下的稿子和眼镜捡起来。发言稿的页码完全乱了，她无法继续念下去）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5) 利季娅：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你们预言，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必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命名的街道。 （男作家雅科夫列夫chā话说，还会有以马克西莫夫命名的小胡同，引起哄堂大笑） 利季娅：还将有以作家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利季娅被作协开除了。 十五年后，1989年2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 （原载《大公报》2001年4月）r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1) 我曾经热心阅读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就是不知道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这位作家。不过我想我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呢。这也难怪，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翻译介绍过来的都是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利季娅的作品不为主流所接受，在她本国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怎么可能介绍到中国来呢。 第一个把她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蓝英年吧。在他出版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这本书里，有两篇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那一篇著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这本十三篇文章（连前言）的书里，这三篇占了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 现在就从她的这篇小说说起。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个寡fù，她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独子科利亚的身上。科利亚也真是个好独生儿子，在学校里功课好，工作了也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研制出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刀具，连《真理报》也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fù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像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的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3 章 9年11月到1940年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2)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 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lún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2001年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r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1)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同中国关系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可是，不能不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其实是很少了解的。这种很少了解，主要是因为苏联努力不让别人了解它的真相。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福尔采娃就坦率地说过，苏联的宣传总是“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相”，“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苏联文学也大都是粉饰现实的宣传品：从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苏联呢。 中国人也写过好些“苏联研究”的书，大抵是编译或转述苏联自己印的那些宣传材料，作者们并不了解多少真情，写，与其说是为了提供知识还不如说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读者乐于接受它们，也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中，苏联寄托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过了许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总会剥落的。苏联的真情实况于是逐渐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当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之后，出现了不少反思这一现象的文章。就我看到过的说，在这方面，写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蓝英年。这一位俄苏文学的教授，从他的本行出发，对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桩一桩事件逐一加以评说。苏联解体，克格勃档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罗斯的出版物中间。蓝英年前往讲学，收集了许多。他写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解密的档案，许多都是中国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不仅是以新的材料取胜，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更显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一篇是讲格罗斯曼的。通过对这一位作家的介绍，人们知道了苏联文学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法捷耶夫以为写得好，可是要发表它，就必须作一些技术处理：一是书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二是不要把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置于中心位置，要添一个人物，是这人的老师，成就更大，并且是俄罗斯人；三是专门写一章歌颂斯大林。作者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小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却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这封告密的长信当作书评在《真理报》发表，不仅使格罗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检讨。 从这篇文章里，人们还知道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艺术描写的真实xìng和历史具体xìng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 这本书不仅仅涉及文学领域，它对于苏联历史的许多方面以及中苏关系都有所涉及。例如，谈到苏联的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职业军人组成的白军纪律比红军要好。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集体化彻底摧毁了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关于中苏关系，这本书就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兵员的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却长期不让说，1957年龙云说了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是可以说了，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就对他说，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在鲁迅生前，曾经有人称他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个说法的，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就是中国人鲁迅”。对于这两个作家的异同，蓝英年用一句话表示出来了：“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对于高尔基，蓝英年指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当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声望，一面又厌恶他为保护知识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对于怎样利用，怎样厌恶的情况，书中都有很具体的说明。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2) 再说鲁迅。这位有着崇高声望的中国作家，对苏联一直持友好态度，为介绍苏联文学到中国来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译了《毁灭》等长短篇小说，还为神州国光社策划过一种专收苏联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对于鲁迅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蓝英年指出：“鲁迅的局限xìng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并且指出他也介绍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品，这是确实的。当年鲁迅写的一些关于苏联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他的那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论就论据还是论点看，都大成问题。不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为鲁迅作过一句辩解：“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相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2月19日）r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1)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真相。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文汇原创丛书”推出了他的新书《回眸莫斯科》，就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知识和新启发。 这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lún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先生以西蒙诺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日日夜夜》为例，说：“《日日夜夜》等小说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承担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年代，即遵从中央的旨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旨意，创作出来的，所以不真实，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在《日日夜夜》之后，西蒙诺夫又写了四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候写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对斯大林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了。书中评论说：“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xìng，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砌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 费定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鲁迅翻译过他的短篇《果树园》，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却再也没有什么作品了。书中说：“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这一时期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苏联的作家并不全都是这样的，像特里丰诺夫就是位讲真话的作家。1976年蓝先生曾经翻译他的名著《滨河街公寓》。蓝先生说，那时，“回家打开一看，立刻被小说吸引住，但书中所描绘的苏联现实同我脑子里的苏联相去太远了。”书中在介绍了特里丰诺夫另外几部作品的内容之后概括说，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仍是一个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为了改变停滞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红军与白军作战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资本主义，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原地。代价何其惨重！” 说真话的作家书中还写到了格罗斯曼。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写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4 章 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2)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沦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这布宾诺夫也算个作家，也出过一本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白桦》，中国还出过译本。可是没有人要看。也许是出于嫉妒才去当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这告密信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没有造成一场大的文字狱。 讽刺作家左琴科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这样，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击。1946年，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yù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夫便在会上发言反对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抗议的是女作家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作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到了1966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比日丹诺夫时代软弱了不少。讽刺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因为在国外发表作品被捕判刑了。这可不同于当年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那样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一回对这两位讽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向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抗议。由爱lún堡、卡维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领衔的六十二位作家，联名上书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主席团，要求保释两位作家，并指出：“因讽刺作品而对作家审判开了极为危险的先例”。在这里，人们看见了苏联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看见了苏联社会进步的足迹。 这篇短文，我只介绍了书中谈及文学界情况的点滴内容。全书的丰富内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绍得了的了。 （原载2004年9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r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1)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作者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1923年生，1941年至1944年服兵役，pào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1943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 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6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98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2)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jiāo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xìng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190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60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72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xìng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73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141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xìng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xìng。”“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139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yīn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xìng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154页）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3)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xìng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331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267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5 章 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163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jiāo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xìng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217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 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74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正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296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191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312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第113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4)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360页）谈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7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4期） 【附录】 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5) 在第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是这样的： “（3）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2）： “（2）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9月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r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1) 1989年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jiāo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6 章 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jiāo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jiāo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2)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jiāo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jiāo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jiāo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3)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1美元兑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yīn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dàng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chā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4)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3期） r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1)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7 章 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日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的看法又同张女士的看法相似：“……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不过比她说得露骨。这两位记者代表不少俄国人的观点。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女士的文章是反驳马斗全和朱正两位先生的，并说马先生“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马先生的文章我没读过，朱先生的《怎样的天火》我是读过的，现在就看看“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是朱文，还是张女士的文章？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争议，张女士的文章反倒引起争议。她不遗余力称赞这个条约，把它说成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条约。她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中苏领导人的评价不同，也与中国人普遍的评价不同。“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8月与guó mín dǎng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máo zé dōng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6页）1950年máo zé dōng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新条约时，“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guó mín dǎng打jiāo道，不能不如此。”（师哲《我的一生》，第301页）邓小平也明确地对到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guó mín dǎng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苏联领导人承认条约不平等都有一个借口：同guó mín dǎng政府签订的，但那时的guó mín dǎng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这种借口站不住脚。共产党执政后，máo zé dōng先后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求重新处理外蒙古问题，均遭到拒绝，不论1945年还是“多年以后”，不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不论对guó mín dǎng还是对共产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此我不得不同张女士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1945年2月8日下午3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雅尔塔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到达会场前，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在远东要有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大连；旅顺应成为苏联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保持外蒙现状。“斯大林元帅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1162页）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总统征得蒋委员长对上述条件的同意。苏联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2) 中国政府得知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非常恼火。但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派行政院院长兼外jiāo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宋子文携蒋经国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租借旅顺口是焦点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沙俄和德、法等列强逼迫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补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动了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念头。沙皇说：“据外jiāo大臣收到的情报，英国船只正在靠近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海面上游弋，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些港口，那就会被英国人夺走。”于是沙俄“要求中国将整个关东州连同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为期三十六年。而且这次租借有些特点：无论俄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中国政府拒不同意租借”。但俄方以武力逼迫中方让步。“协定于1898年3月15日签署，中方的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们的dài bàn。”（《维特伯爵的回忆》，第106111页）俄国把日本逼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2月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1月攻占旅顺口，把俄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被日本人俘虏了。这对俄国是奇耻大辱。斯大林记住了这一点。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1941年写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偏偏在1946年给他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作家西蒙诺夫写道：“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极端的当代xìng，它可以使人想起四十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像这次战争中的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下却不能取得胜利。”（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第163164页）斯大林同样把旅顺口和大连湾视为俄国征服的领土，“收复”领土是他对日参战的目的之一，怎肯归还中国。 中国打败日本后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租借”，中国人民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jiāo代。宋子文不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口。苏方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完全控制旅顺，还要求将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军控制之下。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苏方同意把“租借”改为“委托”，给中国一点面子，但条约的实质并未改变：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斯大林还要把大连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宋子文与斯大林争执不下，最后在杜鲁门的干预下，达成如下协议：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即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要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同占领有什么区？苏联在旅大也充分表现出占领军的嘴脸。 丁群先生的《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苏军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强盗行径多有披露。苏军占领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刘顺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这可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他又遭到怎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fù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fù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jiān中国fù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fù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302页、306页）高岗是1949年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中共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3)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官员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心里想：“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苏方制定的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苏方为抵制guó mín dǎng东北行辕副参谋长6月初到大连视察，“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5月23日至27日这5天内完成”。刘顺元向斯大林亲自任命的苏军最高司令官梅尼兹柯夫（应译为梅列茨科夫）陈述货币改革的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从梅的坚决态度上来看，梅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战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知道如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刘顺元一再同苏军抗争，被苏军赶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汇报，赶走刘顺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这便是苏联“委托”旅大的真实写照。 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斯大林说要经营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中国对该铁路投资极其微小，并已得到偿还。宋子文反驳说：“苏联早已把中东路廉价卖给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贬低中国修筑中东路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中东路经过中国，中国以筑路租让地的方式向华俄道胜银行投资，租让地总计两百多万垧（每垧合15亩），折合多少卢布说不清，总之不小。筑路的劳力主要是中国工人，他们的劳力又折合一大笔卢布，怎能说“投资极其微小”呢？宋子文说的倒是实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23日擅自以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伪当局（满洲国）。”（《风雨浮萍》第253页）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但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铁路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方又占了上风。 谈判最关键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即对雅尔塔条约中的“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认为“保持现状”即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希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国家。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呢？“1921年6月，苏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外蒙古。7月6日占领库lún（今乌兰巴托）。恩琴的军队被苏军击败后四处溃逃，恩琴本人被苏军捕获……此后苏军约六千人驻扎在库lún，而蒙军不足两千人。”（同上，第225页）恩琴是白军首领，被苏军击败后窜入外蒙古，苏军追入外蒙古并占领了外蒙古，并让苏联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1921年3月成立）组成临时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独立”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宋子文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是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斯大林和宋子文都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国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返国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乔巴山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午宴，并为蒙古独立而干杯。后来，1946年3月9日，斯大林对乔巴山讲述他同宋子文谈判经过：“我们曾经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我们就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斯大林把苏联出兵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4) 宋子文返回重庆后，不愿再到莫斯科参加屈辱的谈判，怕背上千载骂名。他请求免去自己所兼任的外jiāo部长，由王世杰接替自己到莫斯科谈判。王世杰也不想承担丧权辱国的罪名，希望在中苏谈判结束之后再上任。蒋介石一定要宋子文去，他和斯大林都是政府首脑，不然谈判不对等。宋子文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临行前蒋介石向宋子文保证，他本人对中苏条约及其后果将负完全责任。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yóu xing，反对不平等条约。当然也有张西曼那样对条约的热情赞颂者。所以说，“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不同的看法”，并非如张小曼文所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8 章 对条约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张女士在文章中提到莫洛托夫1945年4月5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提前一年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既然说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就这一条约“恶dú攻击”了张西曼，张女士理应批驳朱正的“恶dú攻击”这才“不能断章取义”。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苏日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两天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既然“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这份报纸并不难找。条约较长，不引用了，只引用它最后的宣言： 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jiāo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xìng；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xìng。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 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条约”与“宣言”发表后，中国舆论哗然。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后，成立“满洲国”，苏联誓当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xìng。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当时同样是中国领土。趁中日战争时机，老列强的后代再次瓜分中国。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张西曼却对《苏日中立条约》“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不损害。” 张西曼是站在苏联立场上解释这一“条约”的，所以得到西曼诺夫的绰号。 对苏德入侵波兰，张西曼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1939年8月23日苏德外长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了瓜分波兰的步骤。该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半个月后便占领了华沙。9月12日苏联向波兰发兵，占领了根据密约划给苏联的部分波兰领土。波兰第四次被瓜分。苏军俘虏了一万五千多名波兰军官，后来都被qiāng杀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杀害了四千余名波兰军官，即著名的卡廷惨案。1990年春天，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到卡廷拜谒亡灵，那时我正在苏联执教，在电视上看到雅鲁泽尔斯基和身后的波兰人手持蜡烛在森林中行走。 张西曼是如何看待苏联出兵侵占波兰的呢？他写道：“苏联的出兵东欧yīn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当今日公众已经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对张西曼的这种“高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张小曼女士的文章结尾有一段话：“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那样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张女士是否应对照着这段话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谁歪曲了历史。 蓝英年:谁歪曲历史(5) （本文使用了《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的部分材料，谨向作者表示感谢）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1) “冷眼向洋”是一句歇后语，máo zé dōng有诗：“冷眼向洋看世界”。说“冷眼向洋”就是“看世界”的意思。即使不曾联想到毛诗也可以，从清朝说的“出洋考察”到前些年说的“洋为中用”，都是把“洋”字解释做外国的意思。说“冷眼向洋”，就是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外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几位合著的这一部《冷眼向洋》，副题就是“百年风云启示录”，就是用冷静的眼光观察20世纪这一百年美国、欧洲、俄罗斯（其中有七十年是苏联）有些怎样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它们的这些成败得失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从主编写的前言中可以知道，全书于1999年8月定稿，这是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这世纪之jiāo，有不少人也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在2000年4月问世，立刻受到读书界的欢迎，五千部书很快售罄，才几个月出版社就安排了第二次印刷。几年过去了，作者们又增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修订了一些旧说，以四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这个增订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材料，也反映出了作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就更见精彩了。我想在这里择要介绍一下书中的某些论点。 谈到20世纪西欧国家和美国社会稳定、没有发生动乱和革命的原因，书中指出： 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xìng和可能xìng。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 不久以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版了《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文译本是2007年4月出版的），对美国现状有所批评。资中筠发表的书评《另一种主流的声音》（见《博览群书》2007年6月号），指出：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yù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面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这篇卡特著作的评论，也可以看作给《冷眼向洋》书中补充的一个实例。 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把最先进的科学成就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更着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书中举19世纪爱迪生的门罗公园实验室和20世纪贝尔实验室为例，“这说明了有眼光的企业家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决不是急功近利的，不着眼于立竿见影创造财富，但是归根结底将带来更大的财富。”美国的这一条经验很值得我国教育部门的决策者思考。 对于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部分的作者资中筠作了一个独特的概括：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一般人都认为既然外jiāo是内政的继续，那么美国对外的种种“不民主”的霸道行为是否意味着它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假的呢？或者倒过来，既然它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它自己所说，就是在推行民主呢？对这个问题，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简单说来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美国的内部制度有完整的权力制衡，有弱势群体和平反抗的渠道，而国际上尚无这样的机制，像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只有道义上的、软xìng的约束，没有硬xìng的权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是强权政治起主要作用，美国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就不足为怪了。新版的书中对美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霸权思想的历史根源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原来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那些呼吁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已经以“改造旧世界”为天降大任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2) 书中第十章“911以后”是这一个增订本中所新增加的。书中说：“本书的范围限于20世纪，详细论述21世纪以来美国内外政策不是本书的任务。”之所以“对近几年的事态作一审视，主要是看它是否造成新的转折，足以修改本书的论点，换言之，促成美国20世纪富强的那些因素是否能继续其生命力，对外行霸权，对内立民主之说是否还能成立。”“911”之后，美国攻打阿富汗，进军伊拉克，还提出“罪恶轴心”，国内政策也大幅右摆。可是权力的制衡和公众的批判仍旧在起作用。美国政府在“911”之后采取的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都受到了舆论的公开反对，而且日益强烈，有可能促使钟摆回摆。据此，作者认为“911”以后的新发展还不足以修正书中原来的论点，从而也反映出了这部著作的生命力。 在20世纪的这一百年里，世界上变化最多也最大的地方，头一个就数俄罗斯了。沙皇俄国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再变而为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苏联，后来又变回俄罗斯了。就是在苏联的七十年里，也是戏剧xìng变化不断。 所有这些变化又都同我们这个近邻息息相关。多年以来，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普遍关心的题目。《冷眼向洋》的主编和几位作者都谈到了俄罗斯和苏联，发表了好些精辟的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书中这样谈到列宁和斯大林： 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写过的一段话。那是在1998年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的结束语中，我就《人民日报》一篇反右派的社论中引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这句话评论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意思是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苏联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为过。 在读了《冷眼向洋》之后，我发觉我这里说的“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是与事实不符的。书中“从多党并存走向一党集权”这一节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的比例选举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情况。”后来怎样走向一党专权的过程，书中作了清楚的叙述和分析。 列宁在那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大镇压开始之前就死了，因此在一些人的印象（或者说想像、愿望）中，他比斯大林要仁慈一些。本书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档案，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列宁的铁腕。1922年3月3日他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 “以为新经济政策将结束恐怖的想法，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将会回到恐怖，回到经济恐怖。”在这一年里，他还下过这样一些命令：“处死传教士中的为首者”，“对一般神父同样适用死刑”，“必须提出一个名单，几百个这样的绅士们必须被毫不怜悯地驱逐国外。我们可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中把俄罗斯清扫干净。”为了这件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的事，1922年5月19日他在写给契卡首脑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jiāo（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1921年qiāng决诗人古米廖夫，就是执行列宁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后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循着列宁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罢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3)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9 章 书中指出，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极有见地的。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还可以提到杜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虽然他（指杜威）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书中这样对应地提出“个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这两者的轻重主次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确实有人宁愿用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切，以免污损对这一制度的包装。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就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全部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煌煌大文也是这样做的，说“决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状况”。这种从当时宣传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后来他主持起草新的历史决议，就不得不面对写不写máo zé dōng个人责任问题。他说：“我们在起草的时候，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xìng格等。”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xìng格就解释了吗？”“没有讲出个道理来”，也就是对他那篇旧文的自我评价。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书所说，大约可以看作这一公案的定论。应该指出，本书还提出了“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就比只提出理论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层。确实，在斯大林现象中，是包含了从旧俄（例如沙皇专制主义传统、民族习俗等等）继承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贴上“社会主义”、“苏联先进经验”的标签输出到中国的也不少。 书中历数了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例如描画出了社会结构上所形成的一个“畸形的金字塔”： 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xìng。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作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xìng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尽管形式上宪法赋予无比的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证，也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机构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这里说得很概括，而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却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阿尔巴托夫也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对他本人享受过的“特供”（特殊供应）一项，就有过很生动的描写：“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尔巴托夫还指出：利用这些人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促使他们乐于服从上级，与上级保持一致，因此“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4) 苏联自从建立的时候开始，即以输出革命为自己经常的任务，出钱出人，到世界各地去鼓吹社会主义思潮，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取得了成绩，在各国都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可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克星”出现了，这“克星”倒不是敌对的宣传，而是苏联自身的形象，书中指出：“‘反面教员’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 苏联革命初期的经济困难和生活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理想幻灭，而且使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其不满的人鉴于号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的。”在这里有极大的讽刺意义。 使同情者感到尴尬的事，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1935年他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同他作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长谈。他这一位苏联的同情者向斯大林说，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比如不久前颁布的可以对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处以死刑的法律，这样的事情要说服自己都不容易，怎么能够去向别人作解释呢？ 矛盾的不断积累，使苏联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后败亡的结局，征兆其实早就显现了。书中指出： 可以认为，苏联败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根本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灵活多样的市场要求和实行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声浪销声匿迹之后，苏联领导阶层已经不指望在改革体制方面有什么作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场出售原料与初级产品来维持生计。 戈尔巴乔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维”。本书评论“新思维”说：“它反映了变迁中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合理逻辑，也反映了苏联国力衰竭，已无力支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的现实。”特别是： 在他那本广为传播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几乎毫不提及在多样化国际社会中俄国本土价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战时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的身份自居。理论创制过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实际与过于虚妄，表明理论创制者并不清晰自己所处环境与地位的独特xìng，而对这种独特xìng的忽略，正是任何转型国家发生动dàng的由头。事实上西方的观察家们早就认识到，非但苏联今日已远不是美国的对手，而且迟早将要有一场灾难xìng的变动。 亚拉耶夫他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结果事与愿违，终于成了给苏联催命的最后一击。苏联和苏共，就留下了无数引人深思的题目进入了历史。 本书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说：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心中没有须臾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我们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来看待的。 这句话很令人感动。我在阅读中，也确实时时感觉到主编和作者们的忧国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考这些材料和意见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我们的财富。 后记 这是我和英年兄关于俄国（包括其中七十多年苏联时期）、关于中俄关系文章的合集。 这本书的来由是这样的：我写过些这方面的文章，自己觉得有几篇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册，只是字数太少，于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这方面是他的专门，写得多，请他选出这些篇，这样，一本书就编成了。 书中所收他的文章，都是据原来刊印的书刊录入，没有改动。我的几篇，即《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两个朋友》，因为写得较早，写的时候没有能够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这次收入本书的时候，我即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的材料作了一些改写和增补，同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已经颇不相同。在修订中，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新见到的档案资料使我发现自己原来有说得不足的地方，即据以补充；却还没有发现档案资料表明我原来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需要据以纠正的。 我们的这些文字当初发表的时候，有人提出过批评，书中末一篇英年兄写的《谁歪曲历史》就是对一位批评者的答复。我却无意于去写答辩的文字。因为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见解是极难的事，就比如我自己，决不会因为看了这些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样，也就从来不曾奢望有谁会因为看了我的答辩就收回他的批评。文章发表，有人赞同，我当然觉得高兴，毕竟还有文章知己；有人指批评呢，我也完全尊重他的言论自由，您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介意的，就当没有听见一样。 朱正 2007年9月3日 ┏━━━━━━━━━━━━━━━━━━━━━━━━━━━━━━━━━━━━━━━━━┓ ┃ ┃ ┃ ☆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 ┃ ┃ 书 　 　 门　 【此间青回】整理！ ┃ ┃ 　　香　 　 第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 ┃ ┃ ☆ 　 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 ┃ ┗━━━━━━━━━━━━━━━━━━━━━━━━━━━━━━━━━━━━━━━━━┛ ------------------------------------------------------- 访问小说分享者（海岸天空）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25149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