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似水若曦】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mckeetomo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序 去年（二○○八）九月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很不对头，于该月十日写好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十二日发表。想不到，三天后雷曼兄弟就事发了。风雷急剧，跟着就是AIG、通用汽车、花旗银行……等等的庞大无比、字号雄视地球的机构纷纷出现财政困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历史，一九二九事发时的情况怎样今天还健在而记得的人不多，但熟知这历史的学者朋友近于一致地认为，去年九月bào发的金融危机的震撼xìng甚于一九二九。 我这辈子经历过的大时代的转变，是好是坏，无疑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了。作为一个生于中日之战的中国人，经历过的悲惨与欢乐事，变化之多，之巨，难以夸张。记得一九五九读本科心理学时，教授说，上苍赐予人类的一份大礼物，是痛苦的记忆一般远比愉快的记忆短暂。他说如果痛苦的记忆较为长久，人类会苦不堪言，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回顾平生，自己最愉快的经历是见到中国的经济终于搞起来了！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哗众取宠的言论，是为了争取权力吧，提出的建议一般害了穷人。我相信自己的观察，知道这些年中国的贫困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是以为喜也。这是我对新劳动合同法大发牢骚的原因。 不久前一位加拿大读者来信，说中日之战后举世发生的多项大变，我皆身处其中，问我感受如何。我回应说：不止此也，以我所学作解释，刚好用得着，而在制度上的分析，我达到的层面自成一家。有一家之言，心领神会，写下文章无数，推断频频，命中率远超赌大细，夸夸其谈一下不是应该吗？ 年多前美国次贷事发，我意识到大祸将至，通知了一些朋友。其后逾一年亚洲一带毫无感受，近于否决了我的推断。正在怀疑老人家的眼镜怎会跌得那么离谱，雷曼兄弟就出事了。今天美国的专家近于一致地认为，如果曾经是高盛总裁的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出钱挽救雷曼兄弟，金融危机不会出现。可能对，但我不那样看。我认为这危机起于美国的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及时挽救雷曼兄弟可以减慢这危机的发展，也可减低其震撼xìng，但制度不改，危机早晚会出现。 从去年九月发表《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算起，我发表了六十八篇文章，其中五十三篇是关于经济的。跟叶海旋研讨了良久，决定把这五十三篇结集成书，精装出版，取名《多难登临录》，是从杜工部的一首七律借过来的。名字取得恰当：从炎黄子孙的角度看，去年九月起的八个月，经济发展复杂繁多，没有一项令人高兴，或大或小都可以「难」字形容。金融危机之外，这结集的题材包括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的处理、金融中心的考虑、医疗改革的困难，以及经济学本身的灾难。有些文章只是「边沿」xìng的，其中只有部分谈及经济，但我决定不作删减，每篇全文刊出。不分类，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好叫读者能体会到在风风雨雨的日子中，老人家在惊涛骇浪飘浮的感受。 选这五十三篇精装结集可不是因为有连贯xìng，而是作者认为文章写得好，代表着一个经济学者从中国的角度看将会进入历史的八个月。卖花免不了要赞花香，但数十年写专栏的经验，论经济专栏，有次有序的组合，这系列是自己最称意的。这样水平自己不可以再重复了：七十三岁，而八个月来遇到的经济演变，不会再遇上。每星期能写出两篇这样水平的经济分析，相当长的，显示上苍对我有偏爱。不相信的朋友不妨找外地的名家来比并一下（一笑）。 在写作过程中，有好几处我是感激的。其一是不少朋友及读者给我提供资料。本来打算在这里列出几个要感谢的名字，但愈想愈多，不知要在哪里分割，不列算了。当然，我获得的资料不会全对，但每星期要写五千字的经济分析，大致上我满意，认为不要苛求。 其二是百无禁忌、依理直说的写法，北京的朋友放我一马。我感受到某些网站不便推荐某些文章，也曾遭传媒腰斩。是筑茧自缚吧，因为我感受不到中宣部左右过什么。说放我一马，因为从二○○七年十二月起，新劳动合同法我批评过不下三十次，有时发了脾气，骂得重，事后自己也认为有点过分。 其三，最重要的，是读者多。一位朋友大略地算过，每篇文章的几个博客加起来，平均点击逾十万。这比外国的专栏名家高出多倍。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于是占了先机。博客点击之外，其它网页转载无数，而好些机构通过电邮发给所有员工。数码科技的发达，方便了专栏写手，要捱得骂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只管自己相信的，外人怎样回应一律不管。 说我这个人很世俗应该对。我喜欢读者多的热闹，认为这热闹有鼓励xìng。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久不久传来读者的评论，骂的赞的，反对的，皆无所谓，但有时要管的是读者不明白。不作个别回应，但不明白的够多，认为重要，我会找机会在后来的文章再解释。商人阅读，干部阅读，学生阅读我高兴，但最高兴的是劳苦大众也阅读。经济学问就是那么神奇：某些浅分析，读过经济的不懂，但街上有些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想，这是因为后者没有学过，于是没有成见。说过了，经济学是浅的，不明白的往往是把问题看得太深了。像这次结集中的《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这篇比较深的，牵涉到广泛的价格理论的组合，经济文章很少遇上。 是为序。 （2008.09.12）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国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的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国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国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再不满是中国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国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国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国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国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国的反应时间较短，约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2008.09.19）北京要重视经济解释学 说真话，我再不知道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学问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谁不同意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是关于什么的。经济学呢？我这个专家再也摸不准。有搞数的，称数学经济，其实就是数，可惜数学家一般认为是不到位的数学。有搞统计的，称计量经济，其实就是统计，运情好一点，因为统计专家不敢说是低档的统计技术。有说故事的，用方程式说，称博弈理论，名副其实，从事者是搞博弈游戏，无从验证，与真实世界是扯不上关系的。有为改进社会的，称福利经济，其实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预测的，其实是看风水，而风水先生这个行业盘古初开有之，懂得怎样说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艺，也难怪今天的「经济学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难算矣。 我是搞经济解释的，是另一种。这是以基础的理论原则及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是解释由人类行为促成的现象。这门学问始于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经过好几位大师发扬，盛极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其后日渐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当时的「经济学」，遇到大师无数，都教我或影响了我。六九之后，我不读他家之作，要过一下独自思考的乐趣，而八二回港后，集中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与昔日的师友除了问好不谈经济。中国的问题当年的师友是没有兴趣的。 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是个崇尚传统的人。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费沙到鲁宾逊夫人，他们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着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响过我的师友的作品了。欣赏、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认为前辈的思想这里那里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选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以学得的理论及概念试行解释所见所闻，每遇困难，我会尝试深入地调查实情，或把理论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这样cāo作，不分什么微观、宏观的，自觉解释世事得心应手，很有点自豪。二○○○年，六十五岁，我坐下来一口气地写了两年，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学们喜欢读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了。 何谓解释何谓科学解释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说得详尽，这里不多说了。 这里要再澄清以前说过的：预测与推测是两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风水，说不上是科学。后者是要有条件的，经济学称局限条件。推测或推断是说，如果某些局限条件有所转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转变，也即是说现象或效果会跟着转变。所谓理论 经济理论是一些约束行为的规律。于是，有了局限转变的出现，在理论约束下，人的行为转变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是推测或推断，不是预测，懂得怎样处理，调查够深入细心，可以推得很准确。 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又要多说几句。如果我们见到一个现象例如为什么买卖门票出现炒黄牛我们要追溯是什么局限条件的转变才导致黄牛的出现，而验证的方法是如果条件的转变是倒转过来的，黄牛不会出现。这是解释，与推测或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出发点不同。推测是我们先见某些局限的转变，然后问什么现象或行为会跟着发生。解释是先见现象然后追溯局限的转变。推测或推断可以很简单，没有读过书的小孩子有机会推得准，也可以很复杂，非常复杂，除非你是天才，没有下苦功学过不可能办到。这复杂xìng起于我们存在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局限条件通常千变万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是为什么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而把理论简化我花了数十年心机。世界的局限一般复杂，以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成功机会一般是零。 转谈北京吧。这几年他们推出不少政策。一项新政策是说局限有一项新转变，「解释」的工作是要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复杂头痛，不仅因为一项政策之内有不少条文，而政策与政策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效果如何跟着的行为或现象如何要推断或解释可真不易。 我的投诉，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来是没有经过经济解释的方法来推断什么会跟着发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么经济学的，对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么。蠢人不说，但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对头。当年老师艾智仁就曾对我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设计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经济感受。毫无贬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经济感受好，经济解释的法门对政策的取舍是没有帮助的。佛利民在生时几次对我说，数之不尽的人──包括数之不尽的聪明人──不可以学经济。 转到本文的重要话题吧。一项政策会带来的效果，原则上经济解释可以推断得很准确。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会，见仁见智，牵涉到价值观。这些不是作经济解释的专长。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但当我说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解释或推断这些效果会出现。后者是经济学者的本份，他的价值观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经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其推断是否有经济解释的专业水平。 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与愿违相差甚远，显示着设计这些政策的人或则没有作过经济解释的推断分析，或则专业水平不足。我也不怀疑有些人混水摸鱼，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受到某些压力团体的左右，推出对社会为祸不浅的政策。在先进之邦，或腐败之国，这些行为常有。我认为这些年中国的共产党不容许这些行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为中国不会有今天。 这里我要诚恳地作出如下建议：北京的任何谋士建议任何政策，必须通过经济解释的方法，用上严谨的逻辑，详尽可靠的资料，把这些政策将会带来的效果说得一清二楚。这些推断要找懂得经济解释的人作评论。牵涉到国家整体，是对是错其差别动不动以千亿算，双方都要负责。建议政策推错了效果的要负责，评论的人认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错了也要负责。赏罚分明，至于赏什么罚什么，我的书生之见不便说了。但如果对政策效果的推断可以下赌注，我会是个常客吧。 回头说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我搞不清楚。但何谓经济解释，因为有科学方法的约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视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解释学。 （2008.09.23）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 要先为小朋友们说几句话。国内牛nǎi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与牛nǎi有关的产品去，风声鹤唳。昨天一位同学说国内的人到香港买nǎi粉，只准带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开放所有安全的nǎi粉进口，免关税，甚至政府过渡xìng地补贴一点也应该。从来没有赞同过政府补贴什么，但这一次，只这一次，一段时期的补贴与nǎi有关的产品我不容易反对。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质主要来自nǎi，别无其它，而婴儿缺钙长大后很不妥。nǎi酪（芝士）最好，短暂地大量进口分发给穷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于读到或听到的，如有失误，则作别论。 转谈地球的金融灾难吧。年多前次贷出事后，几位相熟的朋友听到我没有发表的分析与推断，今天说我的水晶球天下独有。尽管如此，最近突如其来的大风暴还是把我吓坏了。资产数千亿美元的名牌宝号，接二连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国央行联手救市，而美国考虑或决定融资抢救的天文数字很混乱，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点才动笔，但细想后认为要先说几句。此际也，美国还没有落实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效果如何，变局如何，太复杂了，我的水晶球锤碎了也失灵。 整个问题的重心牵涉到经济学的最弱一环：市场或人民对前景的预期。不是没有预期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着，怎样形成，为何转变，能否调改，经济学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后孔明。我也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无从解释的现象而引申到预期的转变是这样或那样的。 好比上星期市场出现了两个现象，互相矛盾，加不起来，我们逼着要从预期有变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国债券之价急升，其二是金价曾经在几个小时内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决了通胀预期，后者否决了通缩预期。我们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事后孔明，我砌出来的预期转变，是人们抢着去找避难所。不相信银行够安全，于是购买债券；认为大难将至，仿效我的母亲当年逃难，购买黄金。当然还有其它xìng质的预期转变逻辑上说得通，孰对孰错只有天晓得吧。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出现过。 基本的理论架构是相当肯定的，可惜对目前的麻烦用场不大。这里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吧。大手简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课说。 第一课。天才费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论精彩正确，但简化得厉害。没有货币，没有风险，也没有jiāo易费用，变量主要是三个：收入、利率、财富。收入由生产力决定，利率由市场决定，财富是被动的，由收入及利率决定（再简化是财富等于长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课。加进货币，有通胀或通缩的可能，市场对前景的预期于是引进，上述三个变量的关系可能变得深不可测。更头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场决定的，人们预期的转变更加复杂了。如果再加上jiāo易或讯息费用，市场的借贷或与金融有关的合约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现的次贷风暴，究其因，是一组重要的、牵涉广泛的合约，由于种种讯息的误导而出错，保不住。说过了，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晚会辘出事来。 第三课。费沙的理论说财富是由收入与利率决定的，没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为上述第二课的复杂因素的引进，财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这就是楼价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无常的原因。一般而言，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责任。目前的主要问题也是费沙理论之外的一个大麻烦。这就是财富暴跌之后，因为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有所转变，如果这转变来得固定，在种种原因下，费沙的方程式会倒转过来，财富的暴跌会导致产出的收入下降。费沙提出的三个变量的关系早晚会体现，但由于财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xìng而带来的收入下跌，是灾难。如果上述的预期有了固定xìng的转变，很麻烦，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样处理才能把这预期扭转过来。 赶着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中国可能在半年左右从通胀转为通缩。通缩出现，灾难一定跟着发生。我不要在这里再解释中国的通胀其实不严重，也不要细说昔日芝加哥之见：何谓货币现象、价格上升与通胀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宁要通胀，不要通缩。最近的北京公布的，是物价通胀率下降至四点九，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指数却与去年同期上升了十点一。这后者一则反映着原料价格上升，二则反映着新劳动法对产出成本的为祸比我预期的为高。 重心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中国通缩出现，达到九十年代出现过的负三强的水平（其实当时的产品质量上升得快，通缩高于负三强），大灾难一定会在神州发生。九十年代时中国没有新劳动合同法，而最低工资微不足道。今天的局限条件是明显地改变了。工资向下调整缺乏了弹xìng，合约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来劳资双方出现了的敌对局面，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于事无补。 通缩在神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小。中国本身的政策频频出错，国际形势会使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外资内资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几个月来神州到处出现不妥情况，我听也听得厌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实情。 有预期转变协助着的通缩出现，不是放宽银根那么简单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缩真的严重地在神州出现，效果会是怎样呢？告诉你吧。因为工资下调出现了困难，大量员工会被解雇（因为人口流动，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业统计）。回乡耕田吗？几个月前开始了一点，但转为不容易，因为有些耕地换了承包者，而职业农工已经普及了。被解雇的会到处流浪，治安会出现大问题。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养起那么多人，而治安混乱甚至上街的行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势，解决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举，是不管工资多低，让工业或企业养着这些人，继续给他们工作，守住，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为上述，除了不久前发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外，如下建议是重要的。 （一）撤销新劳动法，连最低工资也要撤销。这是重要的未雨绸缪：今天撤销也不容易，到时撤销更困难。不要忘记，香港发展得最好的日子穷人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是完全没有最低工资或什么重要的劳动法例的。同样，中国穷苦人家生活改进得最好的几年，绝对不是靠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没有这些法例约束着。 （二）取消所有楼房买卖政府要抽的税。这会协助稳定正在下跌的楼价，对人民的财富预期是有帮助的。 （三）以企业减税的方法来稳定股市，比出钱救市高明得多。过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货币的政策与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现过那么多问题的制度引进。这项不能急，而困难还是有争议存在。举个例，在基础上，蒙代尔和我对货币用途的看法没有两样，但怎样安排却意见不同。要找机会跟他坐一下来研讨一下。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 （2008.09.30）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我问：「马儿不是吃草的吗？怎会吃起谷来了？」不记得母亲怎样回应。她的智商比我高，从小就斗她不过。 父赚钱，子享福天下间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儿子四岁开始入学，今天三十六岁了，还在大学进修。历来成绩好，不需要他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赶着去赚钱。在医院每星期cāo作七十多个小时，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放弃应有的cāo作。除税后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时算工资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出去赚钱，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继续学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点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说没有心痛过是骗你的。不久前给儿子电话，找了几次才找到。我问：「为什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接电话呀？」他答：「三十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为什么呢？」「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高，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没有其它医生替代吗？」「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是要这样做才对的。」 二十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两手，店子的老板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个小时给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六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要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父赚钱也），总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亏蚀。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学得的。我对儿子说这种工作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让他知道，事无大小，责任总要有个jiāo代。今天儿子不论工资，每星期工作七十多个小时，算是学会了。 我不怀疑儿子的际遇与机会，比今天国内的劳工高出很多。问题是在新劳动法下，国内的员工每月不能超时工作逾三十六个小时，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逾四十八个小时。这些劳工怎会变得比我的儿子矜贵了？说是国家爱惜劳工吗？当然是，应该是，但有谁会相信，国家爱惜劳工胜于我爱惜自己的儿子呢？要为劳工争取上进的机会吗？爱惜他们，不让他们多劳，这机会怎样算了？国家为工作时间设了上限，可不是劳工的意yù，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今天自己的儿子那么写意，但要比国内的劳工好一点，好不太多。父亲早逝，母亲爱惜，但我没有求过她一分钱。在多lún多没有大学收容，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时加币一元。后来转到洛杉矶加大就读，机会难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来，每星期的工作与读书时间加起来约九十个小时。我不是例外。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工作「超时」一倍。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不写也罢。勤奋负责，不乏雇者，后来成绩好，有奖学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书助理的工作，应接不暇也。 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五百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市价八元，我们收五。两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约三十分钟剪得客户满意。过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课后cāo作一两个小时，周末多一点。 我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今天国内的劳工好。我父亲那一代当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国内的劳工。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时对我说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母亲说，上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作学徒的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作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师通常是五年了。几位叔伯打上去，事业有成。父亲胜一筹，上自修英语，加上学习，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设馆授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存，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产出当年父亲改进了的光蜡。小生意，但既然是父亲的玩意，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断言，如果新劳动法在神州严厉执行，有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每个被雇用的炎黄子孙都受到这上限约束，不可能有一个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亲，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的儿子吧。真实的效果将会如何呢？被雇的炎黄子孙中总有一些的成就高于我们一家几代，但这些杰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违反了新劳动法！ 朋友，想想吧。如果一个社会有老板，也有员工，但老板永远是老板，员工永远是员工，那么在新劳动法的严厉约束下，不会有员工杀出重围，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变为一个奴隶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软发迹的故事令人欣赏。商业天才盖茨把微软的总部称为校园（campus），内设饭堂，鼓励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进膳，晚上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工作的无数。据说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时的不少。自甘为奴，被盖茨剥削得过，因为十年后数之不尽的身家逾千万美元了。 （2008.10.03）经济学者的反对信 世界金融大乱，消息天天不同，分析xìng的文字不容易写：动笔写这边，那边改变了。写专栏不是报道消息。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七千亿救灾，明天此文发表后可能通过。为什么不停一下让我先写一篇呢？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到一封美国经济学者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此信反对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灾计划。评论这封信是停下来说一下的好办法。 该信看来出自芝加哥大学。签名的学者来自各方，人数不断地加上去，几天前是一百六十多个，没有再跟进，今天可能近二百了。有几个曾获经济学诺奖的，有些我四十年前认识，佩服。信是学者手笔，观点明确，原文如下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e agree with the need for bold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 see three fatal pitfalls in the currently proposed plan: 1) Its fairness. The plan is a subsidy to investors at taxpayers’ expense. Investors who took risks to earn profits must also bear the losses. Not every business failure carries systemic risk. The govercomnt can ensure a well-functioning financial industry, able to make new loan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without bailing out particular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se choices proved unwise. 2) Its ambiguity. Neither the mission of the new agency nor its oversight are clear. If taxpayers are to buy illiquid and opaque assets from troubled sellers, the terms, occasions, andcomthods of such purchase must be crystal clear ahead of tcom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afterwards. 3) Its long-term effects. If the plan is enacted, its effects will be with us for a generation, for all their recent troubles, comrica’s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nation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Fundcomntally weakening those markets in order to calm short-run disruptions is desperately short-sighted. For these reasons we ask Congress not to rush, to hold appropriate hearings, an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wis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U.S. economy for years to ccom.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保尔森与联储局长伯南克皆一时才俊。前者是金融专家，在市场身经百战，他不懂金融没有谁懂了；后者经济学教授出身，不认识他，但认识他的朋友一致给他高评价。双方都是聪明人，不会有理说不清，主张不同可能起于大家对事情的严重xìng与复杂xìng的估计不同。我是局外人，凭不尽不实的资料下笔，恐怕见笑天下。学者反对的三点清楚。翻意不翻字，生动化一下略说如下： 一、愿赌要服输，吃得咸鱼要抵得渴。投资者买错马要纳税人出钱挽救是不公平的。 二、搞什么鬼的？要纳税人出钱买困难资产，怎可以不先说清楚条件如何及怎样善后呢？ 三、救灾计划牵涉到一整代人。尽管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最近出现了不少麻烦，但这些市场给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因为短暂的困扰而破坏金融行业是短见。 让我也试分三点回应： （一）说不公平无疑是对的。然而，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可能的灾难数字，皆近于天方夜谭，孰真孰假无从判断。输了的钱覆水难收，如果听到的可能灾难是真的话，那么花七千亿能成功地止蚀，平复下来，倒算相宜，不要管公平不公平了。 问题是七千亿可以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就大件事！继续增资救灾，整个国家的权利结构可能改变了。如果决定不再增资，七千亿救不成会使政府失信天下，最坏的效果多半会比完全不救为差。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如果政府完全不救，让市场自生自灭，灾难如期出现，政府只协助一下市场的自动调整，最终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差。这观点来自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灾难最大的韩国复苏得最快，灾难也大的泰国也复苏得快。输了的是钱，财富的分配可能大执位，但国家的资源与生产力依旧，亚洲房地产之价下跌了七成又再回升破纪录了。 （二）认为保、伯二君没有解释清楚一切是对的，但我们不难想象，有些事，有些情，他们不便公开说。是敏感的话题，某些数字的公布可能引起恐慌，救谁不救谁先说出来有争议。保尔森似乎是说：「我想出解救的方法，知道可行，给我权力让我办吧。」有些事，有些情，是需要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人材鼎盛，保尔森可找三几个资历老到的学者，关起门来细说几天，达到共识不应该很困难。可以通过了议案才再考虑，准备花的钱不一定要花。 （三）我不同意美国的经济学者是他们说的第三点。个人的判断，是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有问题，而整个次贷风暴是那里的资本市场的合约结构出现了大漏才产生的。 当十多个月前次贷东窗事发，我立刻问：怎么可能呢？香港的房地产暴升暴跌无数次，中国九十年代也跌得破产无数，但没有出现过类似次贷的风暴。从香港人的经验看，美国的房价下跌是小儿科，怎会搞出那么大的困难呢？究其因，是次贷合约串连出来的所谓衍生工具的借贷或债券合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加上格林斯潘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讯息上出现了大问题。 愚见以为，美国面对的困难不是救灾那么简单，而是资本（金融）市场的结构不要再先进了，要回复到欠债有还钱保障的合约安排。此举也，这些年以倍数增加了的借贷总额，无可避免地大收缩很头痛，联储局要处理。看来又是宁要通胀、不要通缩的时候。 我的困难是对货币的看法早就跟教我的分离。我反对佛利民认同的无锚货币制（fiat money）；认为利息率是一个重要的市价，政府不应该左右；我也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贸易，所以货币政策是不应该用于调控经济的。 （2008.10.10）互不相干二三事 先要指出前文说的一项失误，关于网上的中文引用次数。我提出的数字是由一位同学及一位朋友分别提供的。但感谢一位网站编辑，指出用远为可靠的精确算法，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被引用或提及八万五千八百次，《资本论》还是九十九万次，而《国富论》二十多万次。后者可能还有其它称呼。以「精确」算法，我的《佃农理论》二万又七百次，《卖桔者言》一万三千九百次，《经济解释》八十八万次。其它不易查，互联网的怪脾xìng，读者应该比我清楚。 对我来说，这些数字皆可观。《国富论》一七七六发表；《资本论》一八六七；《佃农理论》一九六九，先出的一文是一九六八；《卖桔者言》一九八四；《经济解释》二○○二；《中国的经济制度》只三个月前。我想，如果中国的发展会实践高斯的希望，《中国》一文总有一天跑出；如果炎黄子孙不争气，烧掉该文算了。 有一件琐事。朋友给我看一篇国内专栏，作者说我漠视民主，又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结论并因此获奖。」这奇怪。占美何时转了xìng，高举民主了？他的多年拍档是个中国通，当年我不敢在他面前提及「民主」一词。听说德姆塞茨最近批评中国不够民主，他何时开始看到皇帝的新衣呢？这些日子批评中国的人老是拿出他们搞不清楚何物的「民主」或「人权」，却不敢提及李宁点火。二十世纪写过民主问题的有五位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海耶克、佛利民、布坎南、阿罗、贝加──我都认识，同学们要找他们的论著细读，不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人云亦云。 转谈另一件事。最近发表《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同学说，几个网站加起来的点击逾四十万，给读者骂个半死。当然无所谓，但有什么值得骂的呢？任何人要不工作或少工作随君便，但平均每星期有四十八小时的上限我就是不懂。我不相信北京高层有哪位平均每星期工作少于八十小时的。为什么高层可以，低层不可以呢？ 多年以来，无数学子到外地深造的，找我问前程，我喜欢说：「衔头不重要，但争取学问有意思。如果要有点学问，论文之外，你起码要花两年读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像个疯子。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痛苦的代价，什么学问云云可以免问！」我的意思是人各有志。如果只要学得一门专业，找得养家的工作，不易也不难，但如果要在一门学问上强可成家，你要有心理准备，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说有什么快捷方式是骗你的。 严格来说，工作或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行行有状元是也。要争取有点成就，总要在适当时机拼搏一下，也要用脑思考，要策划及安排时间。我信奉的哲理是社会要让每个成员有机会争取自己的生计，争取自己的成就。给每个人机会，不等于每个人皆可有成。上苍不公，先天或后天遇到惨情的人存在。这些我们要设法帮助。为炎黄子孙争取他们应有的机会，这些年我用中文写了近三百万字。我是研究经济的，政策的效果自己分析得快，分析得准──准过我认识的任何人。认为政策增加劳苦大众的机会，我站起来拍掌；认为政策扼杀劳苦大众的机会，我大声疾呼；认为自己出错，立刻改正。不敢说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行为是先父与老师的教诲。然而，我说的只是书生之见，政府怎样取舍我没有能力左右。平生推却了无数可以左右政策的职位，认为需要的政治天赋自己绝对是零。自知之明是有的。早就说过，如果我紧张自己的建议会否被接受，不可能活到今天。 再转谈另一项。美国次贷带来的金融风暴，尽管求教过朋友，不明白的地方仍多。例如输掉了那么多的钱，究竟到了哪里去？想来不是昔日荷兰的郁金香危机的扩大版本。想到另一个可能，不能肯定。希望读者有以教我。 美国的经济学者反对政府救市，我站在哪一边举棋不定！其中一个困难，使我在众议院通过之前出弹弓手。是这样的如果政府不救，因为美国工会多，最低工资高，有福利也有失业金，市场暴跌可能引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业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出现过近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这数字作研究生时吵过好一阵。有说是真的，有说是夸张了。面对难关，我宁可信其有。我认为佛利民的《美国货币史》对大萧条的解释 ──货币量应加反减──只对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当时的劳工市场不够自由，工资下调不容易。朱基在九十年代推出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依旧，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课。当时中国劳工市场的合约够自由肯定是重点。我是因为朱老的政策经验而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有了新的体会。 如果目前的美国没有上述的劳工市场的诸多约束，选择「不救」应该是明智之举。市场的运作会调整得快，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是市场下跌得快时回升也快。短痛是胜于长痛的。问题是美国的劳工市场沙石太多，一下子导致无数企业关门，责任政府负担不起。这样看，出资救市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不幸地短痛会换来长痛。 除非我读到的资料有重要的失实之处，我认为目前金融市场的不幸处境，不是短期可以清理的。格林斯潘支持出资抢救，但最近他在一间大学讲话，说会复苏得快。比我乐观。我衷心希望他对，我错。 （2008.10.14）金融灾难的核心问题与贝加商榷 经济大师贝加（Gary Becker）十月七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众人皆说是对正在搞得风起水涌、天乌地暗的历史xìng的地球金融灾难持「乐观」看法的文章。朋友纷纷要求我作评论。细读该文后，认为「乐观」之说可能起于该文的题目，而媒体的题目往往不是作者自己起的。题云：We’re Not Headed for a DepressionNo, this isn’t the crisis that kills global capitalism（《我们不是向大萧条走不会的，这次危机不会杀掉地球的资本主义》）。 读该文，我摸不准贝兄究竟怎样想。不是批评：没有谁可以摸得准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太复杂、太混乱了，我自己频频出弹弓手，下起象棋来恐怕斗不过贝兄。 首先，贝加认为目前的金融风暴，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相比，属小儿科，因为从产出与失业这两方面看，目前美国的国民收入还没有下降，而失业率只百分之六点一。这些与三十年代的百分之二十五失业率及国民收入大跌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与国民收入会恶化，但不会接近三十年代的情况。 三十年代是历史，大家读历史，你读我读，多多少少要加上一点个人的想象力，感受可不一样。我的感受是，今天的金融风暴，从风力与速度、bàozhà与震撼、广泛xìng与金额的庞大这几方面看，相比之下三十年代是小儿科，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别的不说，今天，隔了一个大西洋的英国，事发只十来天保险箱就被抢购一空。在地球另一边的香港，发神经的现象无数。起步不久，发神经斗多今天胜。至于收入下跌与失业，可靠的数字要等一下吧。 我同意贝加，认为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国失业率这次不会出现。这是因为今天多了知识与经验，政府出钱抢救来得快。我说过，如果政府不出手，因为有工会、福利与最低工资等的左右，市场一下暴跌，百分之二十五的失业率是可能的。我也说过，这次政府出手不一定是好事：把下跌之势减慢可以减轻短痛，换来的是长痛了。贝加也指出我曾提及过的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的韩国，下跌得快回升也快。但韩国的工资下调沙石不多，而政府没有救市。我不同意贝加与格林斯潘之见，认为这次风暴会平复得快。 文中贝加提出几项挽救目前美国的复杂金融困境的建议，皆大师之见。然而，从我专长的制度分析看，美国面对的困难是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长远一点看，三招两式的挽救无补于事。太复杂，我拿不准，粗枝大叶地说一下不会有大错吧。 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庞大的合约组织。美国的合约组织跟中国的很不相同。分析目前的困境，大致上我们可分两个层面看美国。其一是经济学课本分析的层面，是产出那方面的，包括工商业、服务业与房地产。其二是课本少注意的层面，是金融那方面的，包括银行、证券经纪行、财务机构及联邦储备局。各层有自己的合约结构，而层与层之间也有多种合约相连。金融层面要靠产出层面的融资与贸易的需求而获利；产出层面要靠金融层面的协助才能适当地运作。息息相关，一个层面出事，因为有合约的串连，对整体可以是大件事。 美国的金融层面是出了事的。一般人，连我自己，要见到这出事之后才知道那里的金融制度的合约结构是那么复杂的。由那所谓衍生工具扩散开来的美国金融的合约结构，复杂得不可思议！AIG的前总裁M. R. Greenberg十月七日在众议院的供辞，令人叹息（见http://oversight.house.gov/doccomnts/20081007101332.pdf）。我非常欣赏这个八十岁的老人家，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他的顶级专业知识水平。老人家的供辞的一个重要部分，言下之意是说：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片浮沙，可以赚钱，但你要懂得怎样避重就轻，在浮沙走动时你要步步为营，一眼关七，不可有半步差池也。从其它读到的报道理解，这片浮沙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借贷没有适当的抵押保障。对街上人解释，是借钱可以用物业或股票或货币或真金白银作抵押，也可用政府债券，但衍生出来的工具或债券不可靠，因为拆到底往往只是君子一言。 个人看，美国的困境是整层的金融合约结构倒塌了下来。政府出资抢救，可以看为不让整层塌到尽，跌到一半支撑着。长远一点看，平复目前的金融风暴是要把这金融层面修理好。怎么办呢？让它倒塌到尽再重建？还是跌到有支撑的一半，这里那里修好算了？这是核心问题──是修还是建，又或者要从哪里建起呢？ 贝加看来选择修理。我举棋不定。说过了，我是个回手棋王，这一次，不能下回手棋我不敢说。 我敢说的，是这些日子不少经济学者说这次金融风暴是自由市场的失败，皆胡说八道。虽然出自二十世纪的两间自由市场圣殿──洛杉矶加大与芝大──我不是个相信市场无所不能的人。我为公司的本质画上了句号，主要是说经济的运作不可以缺少了有形之手。我曾指出没有jiāo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也曾指出政府的存在盘古初开有之，地球人类不可能蠢那么久。 从减低jiāo易或社会费用的角度衡量，有些事市场较有效率，另一些政府较有效率。二者怎样选择早就是个难题，当年单是森穆逊的共用品分析就吵了一整代。如果引进利益份子需要安抚，政府官员需要招呼，取舍就更不容易了。 次贷触发出来的大灾难，不可能单由自由市场引起的。美国的金融市场有多种管制，有联储把利息率辘上辘落，而格林斯潘说过次贷是安全的。另一方面，那些所谓AAA的评级，皆由政府认可的机构话事。打死我也不相信，毫无评级灾难会搞得那么大！市场的波动，炒家的贪婪──无疑有为祸之处，但政府chā手也频频。决定政府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从来不易。jiāo易或讯息费用的衡量历来困难。我说过，人类的自私可以带来繁荣，但也可以增加jiāo易或社会费用。二十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自私衍生出来的制度及行为，可以毁灭人类！ （2008.10.17）浮沙指数：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 此前在这里发表了四篇关于地球金融灾难的文章：九月二十三《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十月三《经济学者的反对信》；十月十《互不相干二三事》；十月十四《金融灾难的核心问题──与贝加商榷》。我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这一趟，天可怜见，下笔时有点闪闪缩缩。发生着的事，细节如何我不知道，大概如何只能从媒体的报道猜测。这些报道有出入，不容易加起来，打天才波容易见笑天下。 读者多，好些重洋远隔。他们传来不少关于这次「大事」的报道或分析。我读来这里清楚一点，那里模糊一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对自己的看法或分析比较满意，虽然专家们对实情无疑比我知得多。说比较满意，因为提出了两个理论架构：把费沙的利息理论修改一下的架构（见九月二十三）与双层合约的理论架构（见十月十四）。粗枝大叶，但有理论架构看事情是比较有系统的。我可能错吗？逻辑不会错，但如果事实在重点上错了，逻辑怎样对也没用。 事实的对或错，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借贷与抵押资产的比率。这就是本文要说的金融浮沙的下面了。以简单例子说说吧。 一间市值一百万的房子，按出去借七十万，借贷与资产的比率是零点七。房价下跌至八十万，安全；房价跌至六十万，借者断供，贷者收回房子，亏十万，可以继续追讨。常有，小儿科也。房子一百万，按七十，跟着再补按或加按（second mortgage）十万，共借八十，借贷资产比率是零点八。房价下降有类同的问题，也常有，亦小儿科也。 房价一百万，按七十，持着借据的人把借据再按出去给第三者，借十万，总贷款是八十，借贷资产比率是零点八，也安全。但如果拿着七十万借据的人把借据按出去给第三者，借五十，市价百万的房子的总借额是一百二十，借贷资产比率是一点二，高于一，不安全。如果欠钱的继续付利息，可以持久地相安无事，但一旦风吹草动，贷款者要收回，房子所值不够分，一层追一层就麻烦了。一般而言，以同一房子向几处借贷（即second and third mortgage），其借贷资产比率是不会高于一的。这是因为贷款的人会先查清楚这房子究竟有多少个债主。问题是一手转一手的借法，不是补按，而是按上按，土地注册上房子只有一个债主，看似安全，但上述的借贷比率可以升得很高，大家供息相安无事，房价下跌只一方断供可以是灾难。 我不肯定次贷(sub-prcom)风暴是这样引发的，但读到的似乎这样说。按上按，一路按上去，次贷扩散开来的借贷资产比率究竟有多高呢？听到的当然远高于一，有说几倍，有说高达八十倍。皆道听途说，报道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读者姑妄叹息吧。 债券的发行能引起的发上发更麻烦，因为债券的抵押通常不用实物资产。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当然最可靠，虽然其它国家的政府债券因为破产而烂帐出现过。美国的城市发行的债券差很远，因为那里的城市一般用上有限公司的法律成立，宣布破产容易。 商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当然有风险。原则上，这些机构发行的债券有机构的收入或资产作保障，但一旦生意不济，周转不灵，破产时买了债券的排队不知排到第几位。以政府债券作为资产发行企业债券常有，但买了企业债券的也可以发上发，跟房子的按上按一样，把借贷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产的比率提升至高于一。读报道，通过那些所谓衍生工具，衍生出来的债券或类似的借贷纸张方式有多种，而又可以买保险的。这样一来，企业资产的真实所值，与衍生出来的借贷款项，可以把我提出的借贷资产比率提升至远高于一了。这是最简单的看法，实情复杂无数倍：借贷与保险的合约连串，纵横jiāo错，简直无法形容，目前看是整层金融合约组织塌了下来。 严格来说，从经济整体看，如果上述的借贷整体与抵押的资产总值高于一，这个经济的金融市场算是有浮沙。远高于一，等于下面满是浮沙，在浮沙上走一失足沉得快。不是说一个经济的借贷资产比率低于一，其金融体制绝对安全，也不是说高于一早晚闯祸，但这是安全度的简单看法，可靠xìng高。是的，借贷资产比率是金融市场的浮沙指数。 正确地估计这比率难于登天，而这比率之下怎样分配也有决定xìng：同样的高比率，集中于一家借钱机构与分多家借钱机构，事发起来的效果不一样。以这比率看浮沙，一个要点是我们不要把没有按出去的资产算进去没有借钱的房子的价值不要算进这比率去。没有可靠的资料能让我大概地估计目前美国的借贷资产比率为何，但读到一项报道，说七年来美国的总借贷款额上升了三倍多。这些报道一般有问号，但如果是对的话，资产总值何来上升三倍多呢？没有抵押借钱的资产不能算进去，上述的借贷资产比率一定上升了很多，虽然逻辑说不一定高于一，但下赌注是赌远高于一的。何况美国的资产市值还在下降，这比率会再上升。 如果远高于一，市民对借贷市场的信心下降，贷款到期要收回，借贷的市场总额早晚要大幅下调。借贷收缩历来头痛，何况来日方长也。我不认为读到的报道一般可靠，希望我是被误导了。 美国之外的地区怎样看呢？要看各地本身的借贷资产比率。如果不高于一，那么政府只处理了银行，避了挤提，就八八九九可以过关。这次由次贷引发起来的金融风暴，跟三十年代不同之处是没有昔日那么大的传染xìng。有两点，其一是当年不同的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以金或银作货币本位，一个大国金融事发，通缩于是传染到整个地球去。其二是中国带动起来的产出发展，今天是地球xìng的，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美国再没有当年那么举足轻重了。 无论怎样说，论到地球经济，美国还是遥遥领前，还是最重要的。中国应该独善其身吗？不应该，但要在「先」善其身的前提下才考虑协助。我认为互相得益的协助是存在的。 （2008.10.24）保零也艰难！ 我这一辈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期间北京公布的经济数字不尽不实，往往离谱。开放改革以还，经济统计有了革命xìng的改进，可惜这些统计历来麻烦兼头痛。先进如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把大有来头的财政部长与联储局长弄得手忙脚乱，反映着他们的统计也有不少问题，误导了。是的，如果年多前次贷事发时他们有足够的资料，立刻处理，今天的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记得一九八三年底，中国改革开始有眉目，一位在北京主事统计的仁兄到香港解画，说他们大事整顿统计，陈辞恳切，又说他个人可以担保数字不错。我对他说：相信他的真诚，但希望他以后不要那么傻，担保数字的准确xìng。我指出，政府的经济数据全世界都错，分别是错多错少而已。我也打趣地向他说了两个他很不以为然的小故事。那是七十年代时，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与美国的经济大师佛利民，曾经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如果政府完全不公布任何经济数字，对社会可能较好！ 没有理由质疑中国今天从事统计的本领，但可以指出与其它先进之邦相比，统计上中国在几方面有特别的困难。其一是流动人口不仅多，且常有变动，而这些是无从估计得准确的。其二是月入千六以下的不用付税，打散工的懒得付，这些人的收入多少难知。其三是中国发明的发票制度，容易导致经济统计产生偏差。 提到这些，因为多年来我老是觉得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一处我不能理解：我可能错，但当局发表的数字，与个人现实观察的情况比对，通常是前者迟了一段日子。有时迟三几个月，有时迟逾一年。迟发的经济数据外国也有，但中国的彷佛特别迟。这是个人的感受，可能错。这感受不起自今天──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觉得是这样。 要我认错容易，但朋友，我是真的错了吗？无数读者会同意，数十年来我对中国经济的推断很准确──差不多没有错过。远比其它经济学者推得准，一部分靠真功夫：我的宏观分析是自己的发明。然而，衷心说实话，我的准绳有好一部分是骗人的：在真实世界见到了情况的转变，认为合情合理，推远一点，就先写了出来，过后政府公布的数字说我对！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不是政府骗人民，而是我骗读者。是的，只要政府公布得迟，而你不断地到处观察，这里那里八卦一下，先说出来，水晶球就变得灵光了。 最近北京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季下降至百分之九。明年怎样看呢？某机构的预测是明年增长九点五，北京说要保九，林毅夫说保八以上不难。我呢？认为保零也不易！是的，我的水晶球说，未来一两年，神州大地很可能出现负增长。说得肯定一点吧：如果北京依然故我，不洞烛先机地大手应对，负增长一定出现。最近北京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得快，但跟我在几个地区见到的工业下跌相比，还是好看很多。工业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此业遇难，整个国家的经济无可救yào也。 地球金融风暴，对神州当然不利，但我说过，这次起自美国灾难的地球传染xìng不高。这风暴起自一个月前，但中国的工业困境是八个月前开始明确，逐步恶化。这使我在悲观中看到乐观的一面：如果中国的工业发展没有兵败如山倒，还是有着十多个月前的形势，那么这次地球灾难，除了某些部门或机构大输一笔，中国的发展还会是很不错的。这是说，地球带来的不幸，中国可以处理的治方不多，但自己的工业不景，在地球不幸之前出现的那部分，起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京立刻着手更正是有前途的。 工业出事，主要是两点，说过多次了。其一是人民币处理失误，其二是新劳动合同法。大陆的厂家也一般这样看。有些厂家是赞同这些政策的。某些有成就的大厂，见这些政策替他们淘汰了半生不死的「山寨」小厂，不是拍手就是偷笑。这不对：维护大厂、牺牲小厂，跟中国文化的lún理不合，跟我知道的可能早就失传的经济学也合不来。 要搞什么经济转型，或要淘汰某些所谓夕阳工业的言论，这些日子我听得多了。理论不对，我知得清楚。这些所谓「转型」或「淘汰」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所谓效率工资理论（有三位曾以之获诺奖）。说来有点搞笑，这效率工资理论却来自我一九七六发表的《佳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是误解了我。我认为该理论错得离奇（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但胡里胡涂地给一些回归的后起之秀成功地在神州推销了。 经济转型是大话题，有机会才细述。这里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真实故事。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做厂的，做得很大，但生意算是「夕阳」工业，国家不重视，希望淘而汰之吧。这位朋友说，美国不断地向他招手，邀请他到那里去设厂，提供很多方便、补贴等等。主要因为此友的工业，从科技看是「夕阳」，但雇用人手多，有养生之术也。世界难道这么快就轮流转乎？中国不要的工业，美国却抢着要！ 回头说「人民币」与「劳动法」这两个问题，读者以为厂家们排哪个是为祸之首，哪个次之呢？我赌你猜不中，虽然厂家的看法很一致。你不可能猜中，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一、论到生意亏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祸首（其中复杂的内情要另文分析）。二、论到关门大吉，则要拜新劳动法所赐（其中内情也要另述）。 最近的三中全会及跟着推出的政策，显示北京是体会到事情来得严重了。他们推出的有对有不对对多于不对但我认为这些政策不能解决面对的困境。到处都是问题，世界本来复杂，今天看是大乱了。北京的朋友千万不要以复杂的政策来处理复杂之乱。 （2008.10.31）向格老致意 美国搞起来的金融灾难继续演变，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十月二十三日在国会作供，解释所知与看法，跟着在质询下承认自己曾经作出错误的判断。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论到政策的举足轻重与国际荣誉斗多，没有谁可以比得上格老。然而，这次风暴伤亡惨重，将来的经济历史总会用上一整章处理，而格老将会无可避免地成为该章的一个重要角色，能不使人感慨乎？ 事实上，在这次国会讲话之前，格老被媒体骂得厉害，而学者也出了几本很不客气的书。这些言论给我有点「事后孔明」的感受。就是投资天才毕菲特五年前说金融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武器」，最近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三年前说美国的楼市是泡沫，这些「先见之明」只是买中马，没有谁曾经清楚地解释在哪方面美国的金融制度有大错。君不见，只在不久前，美国数百位经济学者（其中几位也曾获诺奖）签名的反对政府救市的公开信，第三点说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伟大的，给国家带来史无先例的繁荣。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cāo作的一般是聪明人，虽然不少因为优薪厚职而获利，但今天看是整体中了计。格林斯潘看错了不奇怪，做错了也不奇怪。奇就奇在美国的金融制度为什么会发展得复杂如斯，就是今天行内的专家们还是各说各的，使我这个局外天才（一笑）读得天旋地转也。 我也事后孔明。这个孔明可能旁观者清，也可能胡说八道。以我之见，美国的金融制度有两个大麻烦。其一是通过什么衍生工具的扩散，借贷总额与抵押资产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是升得太高了。其二是借贷的扩散，加上保险的安排，使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jiāo错地织成一片，大事发生整层金融市场的合约组织塌了下来。我是研究合约经济的，任何经济制度都从合约组织的角度看，认为一个制度的合约怎样组合或怎样串连起来很重要。读者可能记得，几个月前在这里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高举此制，说地区之间的承包合约上下连串，而重点是县与县之间不连。以我之见，美国的金融制度闯大祸，一个主要原因是合约的串连出错。那是为什么呢？这是难题。 格林斯潘是信奉自由市场的。我也是。这次金融风暴惹来的国际言论，说自由市场证明是失败了，政府要多加管制。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市场应该自由到完全不需要政府。问题是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争论了好几代，到今天还是没有一致的看法。格老年纪比我长，对专政的可怕比我知得多，而又受到Ayn Rand的影响，对「自由」的看法可能与我的不同。我是从令人非常讨厌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任何涉及政治的事皆避之则吉。然而，从事jiāo易或社会费用的研究多年，知道好些事项应该用上有形之手。经验不同，局限的认识不同，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的看法可以有别。其实是大同小异，但有些事，有些情，大家到今天还没有一致而又肯定的答案。 提到上述，因为我认为美国今天搞得一团糟的金融制度，不可能全是自由市场促成的。自由市场不会接受那么高的浮沙指数，也不会衍生出我们见到的纵横jiāo错的合约组织。美国的金融制度无疑是政府的干预与市场的运作合并而衍生出来的悲剧，其中的含意，是某些政府要管的事没有管，不应该管的却管了。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往往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判断。像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那样，只一读就知道会闯大祸的政府管制，是不容易遇上的。 顺便一提。昨天晚上在电视见到刘老弟遵义分析次贷事件，没有说错。但他可没有指出，目前的地球灾难「次贷」只是导火线，不是主角。主角是制度，那把浮沙指数推得高而又让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的金融制度。只要这制度存在，没有次贷目前的灾难也早晚会发生。这也是说，目前的灾难不是救市那么简单，而是制度本身要大幅修改。 我不认识格老。他的好友佛利民也是我的好友。认识佛老四十多年，知道他喜欢的人不多，而格老肯定是其中一个。佛老认为六十年来，称得上是及格的联储主席，只有格老。我的货币观早期受到佛老的影响，后来改变了，认为无锚的货币制（fiat money）不可取，也不同意把利率辘上辘落──虽然在无锚制度下可能是需要的（佛老早期反对以利率调控，后来没有反对格老这样做）。像佛老一样，格老显然认为一个大国找不到一个可下之锚。得到朱基的启发，这一重点我是不同意的。 历来佩服格老在国会的应对，也欣赏他临危不乱的大师风范。记得一九九七年初，洛杉矶加大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夏保加荣誉讲座」，请我开场。我怕会议，更怕写应酬文章。过了两个月，邀请者给我电话，说在我之后的那届讲者是格林斯潘，把我吓得立刻动笔，写成了《邓小平的伟大改革》（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这可见我对格老早存敬佩之心。 作为炎黄子孙，我对格老是感激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起来，但未富先骄，地球上眼红者无数。在众人皆yù杀的喧闹声中，格老维护中国，没有说过半句对中国不利的话。也是中国之幸，朱基掌管中国经济的十年（一九九三至二○○三）间，把人民币紧钩美元。那是格林斯潘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奇的十年。因果关系只有上苍知道，但中国欠格老是肯定的。 再请格老到中国来吧。他名头那么多可以从简了，但故人之情还是要表达一下的。 （2008.11.04）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 在国内的飞机上见乘客手持报章的大字标题：「政府救市凶猛，楼市坚冰难融。」没有借来一读，但心想，那不是发了神经吗？ 曾几何时，是年多前吧，读报，某官员说一定要把国内的楼市打死。当时正在打，乱打一通。楼市也真顽固：这里那里jiāo易要加税，谁可买谁不可买有规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钱诸多留难，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单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难民时期为师……打了大半年，终于把楼市打死了。应该大事庆祝一番才对，怎会叫起救命来了？ 也是几天前，国内某报的标题说北京要鼓励劳力密集的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云云。我想：曾几何时，不是说要搞经济转型吗？不是说要淘汰劳力密集的夕阳工业而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吗？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卦？ 老人家快要气死了，说说笑，发一下牢骚，或可延年益寿。转谈真理吧。一个像中国那么人多，人均农地极少而天然资源又乏善足陈的国家，大事发展工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这必需的庞大农转工的过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饱、苦不堪言。这些现象无可避免。但像中国那样的国家要发展起来，有多个穷国参与竞争，别无善策。整国的高楼大厦、公路、大桥等都是令人哭得出来的劳工血汗建造起来的。有幸有不幸，机会存在，好些劳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进了。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关心劳苦大众的抗战期间我比他们还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专业，学术的尊严不容许我说假话。每次依理直说都给网上客骂个半死，但历史的经验说，热情是换不到饭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么慈善家，但认为吃少一点无所谓，见到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手软过。可惜毕竟是小人物，爱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钱是经济分析得准，地球史实知得多，动笔写点文章，解释与推断因果，是我可以帮助劳苦大众的最佳方法吧。我认为演变到今天，新劳动法的主要困难再不是初时的第十四条，而是劳资双方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合约的条件不能让双方自由议订，不斗个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着觉的故事，罄竹难书，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了。 先说一个大麻烦。因为人民币的处理不当与新劳动法的引进，国内无数工厂关门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风暴之前出现的。停产、减产、没有注册而失踪的无数，公布的八万多工厂倒闭是低估了。更远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某些地方，某些情况，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 我要赶着说的大麻烦，是为写这篇文章再找做厂的查询而获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风暴对中国工业带来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计的严重！是赶工的季节，但自十月初起形势恶化，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因此推断：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处理，在未来的农历新年之前近农历除夕之际神州大地会再出现工厂倒闭潮，使工业区的已经出现问题的治安急转直下。不能排除骚乱会发生。 屋漏更兼连夜雨，地球风暴真麻烦。立刻取消新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肯定会帮助，虽然可以帮多少很难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撤销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还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来。如果北京不当机立断，起码用一些婉转的手法软化这些法例为零，使做厂的见到一线生机，三个月后的新春很头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地取消新劳动法会减少麻烦。这里要说明，我急着查询的只是工业的重灾区，其它没有时间顾及。 转说楼市，像中国那样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支持。目前，楼价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优质楼价下跌甚微。这些现象是因为上海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还有国际的商业人士支持着。一般而言，工业遇难，中国的楼价不会出现奇迹。想想吧：无论工人回乡耕种（据说不少）或失业，他们空出的床位，是楼市少了支持，而老板失踪是更大的支持损失了。工厂倒闭，厂房空了，厂租急跌，对住宅楼市也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住宅用地的供应早晚增加的预期，会受厂房空置的影响。更明显是工业的收入减少对楼价有负面作用。不明显的，但不可能错，是楼市两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的形势好，鼓励了市场对楼房需求不断上升的预期，而这预期今天是改变了。 不久前建议北京取消楼房买卖的所有税项。目前只减了一小点，怕什么呢？不久前也建议北京大手减息，一手减两至三厘吧。目前减了三四次，每次减幅小，怕什么呢？十次减息，加起来减两厘半，比不上一次过减两厘半那么有效。这些可以舒缓楼市的劣势，要有奇迹，工业一定要转头回升。 不久前说六个月后中国可能出现通缩，这推断今天不变。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灾难形势下，通胀率回头上升一点不是坏事。赌他一手吧：央行要设法把通胀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间。试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势下，央行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我说过，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无锚货币制，不同意以货币政策或调整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目前中国的央行还没有建立好一个不需要管这些政策的货币制度。形势不利，通缩出现肯定是烦上加烦，所以逼着要再用佛老之见。他认为通胀率达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势不对头，很不对头，多加一两个百分点是比较上算的。不容易，因为通缩之势已成。滥发钞票可使通胀大升，这不对，但要增加通胀率两个百分点──过了关容易调整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很不容易。经济不景有不同的xìng质，不是所有不景通胀都可以协助，我认为这次是可以帮一点的。 美国最近公布的第三季消费下降数字很不妥，因为雷曼兄弟事发后只占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风暴会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实际的看法。北京不要学香港的官员那样，大叫大嚷地吓死人，但反应要快，要果断，看准了治方要下重yào。中国的困难比美国及欧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远为容易，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说，如果北京知道怎样处理，做得快，做到足，还是出现我担心的负增长的话，地球的大萧条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严重。 （2008.11.07）北京不要拜凯恩斯学派为师 先来一个有趣的引言吧。 我不用计算机，通过同学，发表了的文章被转到好些「博客」去，然后让文章自生自灭，在互联网自由扩散。朋友说，老人家的文章在网上非常热闹，但又说，有时骂者无数。当然无所谓。朋友又说，有时人身攻击，看来是有组织的。有组织？是哪个阔佬出钱呢？有谁那样无聊了？一时间老人家觉得自己重要起来，仰天大笑！ 最近朋友说，攻击有组织是肯定的，因为忽然间群起而攻的新题材，是张五常不懂得写文章，中语水平连小学生也不如，要找小学老师补习一下，找人修改无数白字吧。说文章不及小学生可能对，但说白字无数则误中副车，因为我的文章有两位专家看清楚没有白字才发表。朋友说从来没有见过读者批评老人家的文字，怎会一下子那么多，而又同时在几个网站出现呢？ 接受了「小学生也不如」的评语，这篇文章就容易写了。最近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克鲁明（国内称克鲁格曼），是在美国《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的大名家，红极一时。好几年前熊秉元在《信报》把我的专栏与克大师的相提并论，却没有说谁高谁下。几年来不少朋友问我对克鲁明的专栏文字怎样看。只读过几篇，本着「小学生不如」的资格这里东拉西扯地说说吧。 克鲁明获诺奖后，有评论说他是凯恩斯之后英语文笔最好的经济学者。我认为他的文笔可以，生动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够潇洒。比贝加等大师有文采，可读xìng也较高，称专栏大师没有浪得虚名。然而，论到英语文字水平，凯恩斯之后克鲁明写不过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认为高斯虽然文笔了不起，但写专栏不会怎样他的个xìng看来不宜于写专栏。昔日佛利民与森穆逊一起在《新闻周刊》写专栏，摆明是比赛一下，过瘾兼精彩。择其佳者，佛、森二师胜过今天的克鲁明，但平均水平可能斗不过。我是说专栏文章，不是说经济内容。很可惜史德拉没有写过专栏。要是当年此公动笔，可能无敌天下。史老兄文采顶级，幽默潇洒，而个xìng是极宜写专栏的。 我自己只写过四篇英语专栏，发表于《南华早报》，可幸保存了下来，读者不妨读读，与美国的大师们比较一下（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与三十三可以视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专栏与克鲁明的英文专栏怎样比呢？很难比，因为大家的风格与文体差别甚大。不是因为中、英二语不同，而是在文章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差别。说我的「专栏」不是专栏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三点。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请我写专栏之前，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逼着自己发明百鸟归巢的写法：四六文体，宋词句法，论平仄，砌字数，古文、白话文、广东话、俗语等都一起用上。读者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经过约一千五百篇的尝试，我这种文体是写到尽头了。囊括了炎黄子孙数千年的文化，虽然有点不lún不类，但奇异而又过瘾的表达英文是办不到的。其二是我什么题材都写。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罗万有，题材斗多容易胜出几条街。其三是为了过瘾，一文之内我喜欢写出变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笔时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顺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读者喜欢这种不成规矩的写法，就继续下去了。是的，跟我的书法、摄影、经济分析那样，我的专栏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不少朋友问及克鲁明的经济学，我无从回应。数十年来我没有读他家之作，而在求学上克大师算是比我晚了两辈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时，他的老师是那里的学生。最近读到一篇克鲁明写金融风暴的专栏，有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点，是认为美国面对的难关不容易过。格林斯潘、贝加、刘遵义等人是比较乐观的。整个不幸非常复杂，观点不同在所难免。在一个关键的困境上克鲁明与我的看法相近。他认为美国人的消费意yù会持久不振；我认为借贷的无可避免的收缩，很可能需要长时日。 克鲁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对这次灾难的分析，是相当纯净的凯恩斯学派。他相信储蓄悖论（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逊从凯恩斯的理论变化出来的。他也相信流动xìng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凯恩斯的发明。我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大，二者皆对凯恩斯学派没有好感。其实在我个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当年读宏观，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均衡点。这是凯恩斯的发明，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师普纳（Karl Brunner）详尽地向我解释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在基础上是错了。当时我正在深研与凯氏同期的费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论，在基础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认为费沙对，凯恩斯错。话虽如此，从凯氏演变出来的方程式我背得出来，博士试考个第一容易，可见读书考试可以是很无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这里解释我认为是不对的或起码大有问题的储蓄悖论及流动xìng陷阱，但克鲁明建议的处理目前金融风暴的主要方案，我认为行不通。他认为美国政府要大手花钱，由政府推出消费，因为消费者有钱也不一定会花。这是纯度一百的凯恩斯学派了。 我认为这政策行不通，因为美国政府今天的财赤庞大得惊人，再大花一笔后患无穷也。事实上，目前的金融灾难，虽然不是起于美国政府花钱太多，但庞大的财赤肯定是加重了他们目前面对的困境。佛利民生时认为伊拉克之战是大错，但又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真的吗？ 我的观点简单得多。不管宏观或微观，我信奉的原则是花钱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钱，早晚会闯祸，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财赤推向后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钱的原则简单，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钱可以挽救目前的灾难吗？如果有钱大花特花，当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个远为重要的问题。国债这回事，不是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到后代那么简单。这次灾难过后，国债太高可能惹来债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胀急起，美元大跌──会是另一场灾难。这些不容易加起来的现象组合，地球出现过。 最近的观察，是北京当局知道问题严重：不一定是恐惧金融风暴，而是知道经济数字很不对头，工业兵败如山倒。迹象显示北京开始花钱了。值得吗？ 我不担心像美国三十年代那样，中国会因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为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问题是中国比美国幸运得多，可以修改现有的为祸不浅的政策而过关。我担心的是如果北京轻视这个选择，学美国的别无选择的花钱途径，为祸不浅的政策会永远地驱之不去！ （2008.11.11）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 「《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结束了，参与者说很成功。我极少参加会议，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约一百人，其中不少说，那是他们参与过的最成功的会议，甚至有说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还要好。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jiāo流有点沙石。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说明限于以经济分析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才考虑。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 我还是沉醉于六、七十年代解释有趣现象的经济学。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为什么同样的病，加州的医生收费，收富人比收穷人的多？为什么厂家或批发商要管制零售价？为什么职业棒球手的雇用合约，是奴隶xìng质的？为什么电影片的批发，叫座的永远与不叫座的一起捆绑销售？ 问的永远是为什么，不问好不好，也不问怎么办。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它。为什么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谁那样神通广大，有本领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为什么佳座的票价偏低了？为什么台湾管制佃农的分成率，农业的产出量竟然上升？为什么中国昔日有盲婚制，有童养媳，而fù女要缠足那么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岁，我还在问：为什么问题多多，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中国，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快？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国富论》，包罗万有，既问好不好，也问怎么办，但一举成名的重点，还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那么大的贡献呢？是的，以史前辈为首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倾向于政策好不好的建议，但「为什么」一般是分析的出发点。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其二是为了方程式或几何的整齐好看，经济学者逼着把局限条件简化，其中最大的错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设jiāo易费用是零。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试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换言之，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假设的局限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局限大致吻合。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 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有名牌学报收容，算；书不算，没有评审过关的也不算。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高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网上的搜索说，『高斯定律』及两个其它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有人从网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国内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 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那是要在国内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这是因为追求真理这回事，是不可以左顾右忌的。纯为解释的科学xìng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关当局能体会到，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言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我的投诉，是国内的界线划分很不清楚，可以阐释到防碍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与胡锦涛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 （2008.11.14）人民币与中国工业 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国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国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风暴之前让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xìng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xìng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xìng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顺差，而是当时中国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大家有着一个互相共存、一起发展的均衡点。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廉价劳力之邦的竞争是让赛，生活改进得头头是道的农民会受到打击。 （二）人民币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弹xìng系数的关系我分析过了。没有那么明显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会改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少买了中国货，代之者是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美国一般不会造，就是轮到美国投资墨西哥产出的，也不会轮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产品要不是先进就是档次高，人民币升值不会鼓励美国转到低档次的去：他们的最低工资是太高了。从另一个角度，这观点格林斯潘在任时也看到。他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不是为了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这点，因为币值有压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压力上升则容易，二者是不对称的。 （三）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智，何况会惹来国际上的反对或政治攻击。解决这顺差的办法不是把人民币升值（弹xìng系数不协调会适得其反）。要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最上选方法是废除中国的进口税。这肯定会增加美国及其它先进之邦的就业人数，皆大欢喜。北京没有这样做是不对的：进口税鼓励了冒牌货，鼓励了卖假yào，既不能让炎黄子孙多享受一下国际名牌，也不能改善先进之邦对中国的不友善意识。虽然几个月前我推断过，一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变为逆差（此见今天不改），取消进口税还是正着。这会舒缓外间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协助一下欧美目前面对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购买他们的产品，远比借钱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与曾获诺奖的英国经济学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论天下大势，他说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灾难扩散全球，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大幅收缩。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收缩，大萧条不会扩散。他给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国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jiāo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六）有汇管，加上央行用压制需求的方法来约束人民币升值，厂商们通过正规银行兑换与汇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国内银行的外币，要提款也有限制）。这些沙石迫使厂商用地下钱庄来处理兑换及汇款事宜。问题是，地下钱庄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杀。这是做厂的另一项头痛问题。 读者须知，香港与国内的地下钱庄存在了数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这些钱庄的存在主要是为赚黑市汇率的一小部分差价。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黑市汇率不再存在，地下钱庄赚的主要是靠运作效率比正规的银行高。要兑换人民币，银行有麻烦手续，钱庄半点麻烦也没有；汇款通过银行要几天，通过钱庄只几小时。我认为央行要好好地检讨一下。今天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是因为有什么黑市汇价可赚，而是正规银行在运作的效率上斗不过钱庄。怎么可能呢？有同样的效率，没有谁会光顾在信誉上要打个折扣的钱庄。今天钱庄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央行对银行的兑换、汇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兑换或汇款有时牵涉到客户的非法行为，撤销汇管会使之合法化。 （七）撤销外汇管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业因为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撤销是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销汇管会带来其它的复杂问题。篇幅所限，是后话。 （八）因为中国的工业遇难，近几个月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如果在这个时刻人民币被迫而再升值，会是灾难。 （2008.11.18）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 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xìng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dú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xìng，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pào。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pào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pào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2008.11.21）奥巴马与通用汽车 朋友察觉到吗？奥巴马获选美国总统有一个相对现象。一方面，黑人获选是创举，令人欣赏的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有种族歧视的迹象。六个月前，约四十个美国学生跟我会面，问及，他们绝大多数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严重的。几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国黑人，问他喜不喜欢中国。回应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欢的是中国。他的解释简单了当：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毫无种族歧视的地方。炎黄子孙先敬罗衣后敬人，是另一种歧视，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为神州大地的不同「种族」无数，鱼目混珠，搞种族歧视的费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知道歧视黑人严重，千方百计地要改善这个恶习。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欢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说，凡是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学生，要抽签，抽中了，白人区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区去上课，倒过来黑人区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区去上课。意图把黑、白二族混合，让他们从小结jiāo，希望消除种族歧视。 你可以想到「强迫巴士」的困难吗？我当时在西雅图，住区平凡，多是北欧人，算是白人区了。有两个正要进学的小孩，怎么办？西雅图比北京还要北，冬天，早上九时半才微见曙光，如果儿女进公校，抽中巴士签，他们要六时起床，步行约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yín雨霏霏，怎可让几岁大的去冒这个险呢？何况坐巴士一程个多小时，每天两个多小时儿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吗？所以选私校，jiāo高学费，早上八时驾车送儿女到学校后，自己上班去。记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终于取缔。在这期间美国的私营中、小学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于今。 提到上述，是要读者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不易处理，其持续时日可能以世纪算。奥巴马任总统会是个大转机吗？可能是，希望是。这转机的要点，是黑人连美国总统也当上了，再歧视不是很无聊吗？ 奥巴马在这个时刻当总统，幸或不幸，其成败得失会相当极端化。美国的金融风暴属大灾难，处理得好，处理得妙，奥巴马会是个大英雄，足以万世流芳矣。看来很不容易处理，搞不好不难明白，而源头与他无关，民意不易大跌。问题是处理如有失误，容易搞得一团糟，举世的人观看着，不幸的评价会很极端。明显地损害了人民财富的错失，历史上没有谁客气过。 想到这些，因为奥巴马上任后很可能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大难题！那是通用汽车应不应该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奥巴马上任前有了决策，或到时通用汽车已经宣布破产了。但也可能还没有定案，要奥巴马拍板。动笔写此文之际，两个相对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奥巴马说要救，代表布殊总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难猜：只救金融已经够头痛了，而救企业是救之不尽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时何日，再救其它，底线要在哪里划下呢？ 不救，让通用关门，其它两家美国大汽车厂的生存机会增加。问题是通用汽车不单是一家大汽车公司或一家大企业。通用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世界的一个主角。在美国求学时我对通用高山仰止。后来在西雅图华大任职，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顾问，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通用的典故。 当时同事说，通用汽车是地球历史上唯一的任何机械产品都可以制造的工厂从汽车到坦克到飞机到航空母舰到潜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会有高水平凡是机械，通用无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国生活时，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这个称呼被引用到其它行业去，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说某企业怎样了不起，有怀疑的会问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们是通用汽车吗？）通用产出的最高档次的凯迪拉克汽车（Cadillac），在日常谈话中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质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机，你问好不好，他回应：It is Cadillac是说照相机之王也。没有谁会用劳斯莱斯作此比喻，也没有谁会说凌志。以一物代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最优质的称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历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刚好一百周年。一九二九到上海开业，战争之前那里的富家子弟没有谁不以拥有一部通用的别克（Buick）为荣。一九六七年，通用销售汽车一亿辆，与今天一年不到二千万辆相比，恍若隔世。他们最平民化的汽车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历史上销售最多的汽车。 在美国生活时我是通用的捧场客，喜欢他们产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经打趣说，通用的汽车整架坏了也可以行。价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国零售约美元四万，中等的Chevrolet减半。考虑到美国的最低工资高，汽车工会势力大，这样的零售价反映着通用是一家产出效率了不起的机构。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没有，只是局限所在，不能办到。有三步。一、撤销最低工资，也让劳资双方有个别议订合约的自由，工会及政府不能左右。二、发行股票或债券集资。执笔写此文之际，通用的股价约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会在十美元以下捧场，君子一言也。各地银行也会刮目相看，可能乐意借钱了。三、由政府出面，强力要求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取消汽车进口税。 通用汽车的顶级人材那么多，产出运作的经验那么老到，持有的发明及设计专利无数，百年信誉，招牌点止金漆简单？有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价比价，质量比质量，今天在上海产出的通用汽车斗得过在美国本土产出的。 在美国投资产出的德、日汽车，到今天还没有出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躲到美国南部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设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不幸，是美国的劳动法衍生出来的悲剧。地大物博如斯也闯祸，中了计，北京的朋友见前车而可鉴乎？ （2008.11.25）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 拙作《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这里发表时，编辑先生加了一段按语：「中国政府昨天宣布，为了稳定就业局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变相冻结新劳动法。」此按不对。新劳动法的江山依旧，何来变相哉？暂缓最低工资的上调，或这里那里放宽一点，有小助，但正着是撤销，因为有影响力的最低工资存在，劳苦大众的生活不会好过。 最低工资在国内不同地区各顾各的存在了好些年，为恐打草惊蛇，我不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低，一般没有影响力，而偶有比市场低薪略高的，没有谁执行。新劳动法的引进强化了最低工资的执行，而法定的「最低」，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胀率。新劳动法带来的反效果是明显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还有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新劳动法呢？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我是写了出来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题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该期的首篇。二十五年过去，该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们到今天还看不到其中要点。 该文说的要点，是经济学课本及课本之外的有关分析，永远把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等）的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为两个市场，课本一律在两个不同的部分处理，是大错。以我之见，市场是权利jiāo换的地方，扩大起来只一个，其中的合约安排千变万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一般是为了节省jiāo易费用。后来我在其它文章补充：因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jiāo易费用的安排出现，可以是灾难。美国的金融合约安排是一例，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经提到一个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评审，决定一个助理教授应否升级。见该教授专于产出函数研究，我问：「当你在街头让一个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给他一元。这一元是购买孩子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给擦亮了？」他答不出来，不能升级。我也说过战后香港西湾河山头家家户户穿珠仔为生计的例子，拿开了中间人，劳力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在工厂见到的件工合约安排，略为复杂，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没有两样。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就是今天，周末到农村一行，在农地或路旁购买农作物，也是二市难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胡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仔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它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jiāo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它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迫着关门大吉，被雇的迫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史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jiāo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xìng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及第三章）。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有值钱的注册商标，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近今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cāo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目前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当局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法无疑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藉新劳动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就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2008.11.28）从蚕食理论到效率工资 前文《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些政策上的要点，但写到中途，想通了整体，认为是难得遇上的顶级经济学，立刻缓慢下来，用足心机，转为向同学们示范一下：这就是我信奉的经济学的正规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数学表达，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浅的，但变化多，推断与解释有深入的层面。虽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么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随意发挥，整篇文章只写了五个小时，但我天天观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该文用上的概念相当多，包括成本、租值、价值、jiāo易、合约、均衡、竞争等。约束行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它。同学们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里，其实无处不在，到处皆是。这种砌来砌去的经济分析要讲逻辑，也重视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要熟习，否则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货色就变得低档了。数十年来我对经济的发展推断得准，解释世事得心应手。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使我着了迷，每有所悟，废寝忘餐，暮去朝来，垂垂老矣。 概念听来容易，每个概念可以几句说完，但要掌握得好动不动要几年工夫，要不断地想，也要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一个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几年，十个八个岂不是要数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个概念一起学，互相对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毕业。问题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导，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经把自己所知的写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当然比不上我亲自教。同学要多读几遍，到处作实地观察，或有可为。 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jiāo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2008.12.02）乱花钱必闯大祸 竟然活到七十三岁，是实龄，路走慢了，思想还速。不可能跟大自然斗法，几年后智力退化必然。只有文笔书法，有机会像孙过庭说王右军：老年多妙。孔夫子七十三谢世，是虚龄，斗不过我。 那天晚上挂个电话给巴赛尔，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可能比三十年代还要糟。他回应说一位大家认识的旧同事也这样看。该同事对古灵精怪的资料掌握得广泛而又深入，对那些复杂无比的借贷衍生工具，行内不会有谁的认识比得过他。我怎样说是门外之见，他说的是另一个层面了。 最近花旗银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扰。是国际老牌子，曾经雄视地球，这次出事与什么挤提无关，而是坏帐太多了！经验老到如花旗也中了计，其它的醉卧沙场君莫笑矣。我因此认为，在本质上，今天的困境与三十年代不同。放宽银根或花钱挽救可能别无选择，但核心问题还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出了严重的错失，要修改。该制度复杂无比，作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议。最理想的可能，是这里放宽那里挽救，制度的本身会自动地修改过来。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动调整、自动修正的机能。政府协助这调整重要，但主导地chā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谓协助、何谓主导，不容易分开。回顾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从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发展得好的县竞争制度，整个过程政府一般被动，见行得通就加以协助或肯定而让之进化出来。近几年北京的朋友变得热衷了，作主导，中计频频也。 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今天的情况：整个地球的所有国家纷纷大手花钱挽救经济。没有什么可取的理论支持，只是大家意识到信贷收缩得快，失业急升，减息起不了大作用，于是凯恩斯学派去也。问题是今天多花不值得花的钱，后患无穷可以肯定。佛利民不是说过吗？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待得雨过天晴，国债那么高，几代也偿还不尽，大通胀看来无可避免。这样一来，退休的老人家要怎样安抚才对呢？ 中国是比较幸运的。让我集中于中国之幸与不幸吧。说中国比较幸运有四点。一、相对来说，中国受到金融本身的影响是小的：输掉数千亿美元，或较多一点，不用哭出来。二、有钱可花，用不着担心庞大的赤字财政。三、通缩之势已成，花三几万亿不用太担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胀会重临神州。四、这点可能最重要：中国有足够的公共措施项目，本来就应该推出的，审时度势，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着。美国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这最后一点的方便，要大手花钱非常头痛。据说他们要修桥补路，还好，如果大搞福利失业率会飙升。 写《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我从正面下笔。跟着的发展使我担心：地方政府要在五年内推出十八万亿的公共措施投资。当然要得到北京的批准，当然北京不会那样傻，鼓励乱花一通。趋势不可取，而就是北京当局决定要花的两年四万亿，选择项目的排列不容易，监管更困难：监管不善而产生的浪费与干部上下其手的行为一定大幅增加。就是让我们假设不容易相信的选得好、管得善，《四万亿》一文提出的第八点有关键xìng：四万亿是公共措施的投资，无可避免地会削弱了私营的工业发展，有很大机会导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厂倒闭潮。是的，北京的四万亿投资要尽量压低成本，压低工资，让私营企业有一点呼吸的空间。 让我再提出说过多次的要点：像中国人口那么多、天然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私营（或民营）的工业发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经济的途径，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四万亿去建什么公路铁路，工业不成用不着，是浪费的投资。 大约二○○二年起，珠三角出现民工荒，跟着长三角也出现了。是好形势。同时，农民与劳苦大众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二○○三，农产品之价开始明显上升，形势是更好了。农转工也是在这时转得快，非常快，大约到二○○六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个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大转移，始于二○○○，不幸地止于二○○七。说不幸，因为还差约十个百分点，农转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阶层的收入当时上升得好，贫富两极分化在相对上开始收窄。因为市场的工资上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在九十年代后期急升后，科技的提升随处可见，研发投资的上升率冠于地球。这些是市场压力促成的，用不着对中国发展一无所知的回归新秀建议的「强迫」转型政策。二○○四年我大声疾呼，说接单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命脉，因为这些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的工业是协助农转工的主要角色。 一九九七年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二○○二年我说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二○○三年三月我说老外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同年五月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二○○四年初我建议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可以成jiāo的物价指数；二○○六年五月我说港元要转钩人民币。着着洞烛先机，没有一次说错，不听老人言老人是管不着的。就是我没有写出来的美国将会遇到的困境，两三年前几位听到的朋友今天啧啧称奇。是科学的推断，跟昔日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没有两样，何奇之有哉？经济学的悲哀，是太多鱼目混太少珠，一般人不相信可以是科学。 盛筵难再！人民币的处理失当我写过不记得多少次，而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九十八条的文件，只一翻就成个弹起。当时正以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国的通胀，到十二月才评论，一连骂了十篇，皆似石沉大海也。今年初的雪灾与五月的川灾扰乱了我对神州经济的观感，但七月我肯定新劳动法是灾难。当时到佛山一间印刷厂为一本书签名，听到工人回乡耕田的事。跟着到处查询，知道约百分之五的工人弃工转农。这耕田潮后来的急升今天大家都知道。读者要明白，工作年龄的农民约农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出外打工的要寄钱回乡帮助两个，百分之十的工人回乡是大踏步地走回头路了。目前，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得快，而数以万计的倒闭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农转工的主角遇难也。昨天收到的资料，是东莞厂房的月租下降至六元一平方，空置的无数。这与官方的言论大有出入。今早收到的资料，是河南的小厂也纷纷倒闭，而这倒闭潮是起于雷曼兄弟出事之前的。 让老人家发点牢骚吧。跟进了中国那么多年，用尽心力解释自己所知，几年前荒山摄影，见农民有钱请吃饭，以为鸿鹄将至，大势定矣，怎会一下变成这个样子的？ 纵观天下大势，我不反对北京大手花钱，提早及加速应该投资的公共措施。问题是这些投资与私营工业的发展有冲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资对工业有助时，工业可能变得溃不成军！要怎样处理才对呢？多想一下才动笔吧。 （2008.12.05）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 万方多难此登临杜工部说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有所感慨时总要「登临」一下。可不是吗？北宋王荆公写《桂枝香》，起笔是「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清人孙髯翁为大观楼写联，其中有「骚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之句。是悲是喜，登临远眺，一舒胸怀，让脑子清醒一下，是好文化。这传统历久不衰，反映着炎黄子孙的确有点能耐。 今天神州多难，也让我来「登临」一下吧。评论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要表达自己的建议。这是头痛问题。人家不接受，无所谓，跟读者过瘾一下算了。人家接受，没有谁知道出自何方，建议得对，沾沾自喜。麻烦是人家接受，天下皆知出处，建议出错，害人无数，不知要躲到哪里才对。 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日子经济专栏那么难写。招牌挂了出去，偶一失手，金漆岂不是变为黑漆了？招牌事小，民生事大，尤其是神州大地还有无数穷人，看不到明天有什么希望的。任何政策建议不可能一起顾及各个阶层。只顾穷人，只顾增加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可不是要做一个互联网上的侠盗罗宾汉，而是因为我熟知神州，把我掌握的所有经济理论放进去，结论是只要能改善穷人的前景，其它一切大致上可以不管。 世界经济大乱，花钱救市的言论五花八门，一般是凯恩斯学派（多年前由哈佛创立，与凯氏之见有别）的言论了。北京推出两年四万亿投资抢救，我不反对，认为不是该学派的发明：提早及加速政府预定的基建及其它项目，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反对的。然而，当我读到北京要鼓励「内需」的言论四万亿也是鼓励内需凯恩斯学派的味道明显。四万亿的推出看来没有错，但想法却是错了。 我要再说分析《四万亿》时提到的「第八点」，因为太重要了。经济学的第一课永远是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多产出武器，就要少产出面包；多种苹果，少种橙是代价。两年四万亿投资政府项目，私营工业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争用同样的资源，用同样的生产要素，此长彼落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问题：不反对政府项目四万亿，但又认为私营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怎可以自圆其说呢？绝对是难题，为之我想了多天了。 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与理由有四点。一、四万亿的推出可以接受，但只能限于提早及加速项目。二、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有鼓励内供之能，更重要，要大手推出，希望可以抵消部分鼓励内需的四万亿的竞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压力。三、中国目前有多项压制内供的法例或政策。要一起废除这是要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法例，希望私营工业因而增加的产出效率，足以可观地弥补部分四万亿竞争带来的私营损失。 第四点。北京的朋友说过，中国是大国，人口多，可以单靠自己而发展。这看法大致上不错，但要从内供而不是从内需这方面看。今天内需之说盛行，是看错了问题的重心，不可取。是的，像四万亿那类投资，是鼓励内需，大国小国、人多人少没有分别，但鼓励内供人多势众有大着数。 记得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后不久，一家国际大机构请我作座上客，听他们的一位研究员讲解他的研究所获。该研究员先说结论：一个国家愈小，对外贸易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愈高。我立刻回应：「如果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一定是零！」该研究员不容易多说下去，草草收场。 北京的朋友今天认为，地球的金融灾难对中国的出口为害不小，中国要发展自己国内的可以是很庞大的市场。这想法没有错，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入手却是错了。要鼓励内供才对。 我说的内供，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不是说对外贸易不重要，而是面对出口大减，向国内市场打主意绝对是正着。困难是北京的政策历来鼓励出口，不鼓励内销，是麻烦，也是蠢政策，面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这政策是更蠢了。 先说鼓励内供的好处吧。有三点。一、凡是鼓励私营内供就是鼓励私营工业，而内供有看头必然增加内需，用不着政府cāo心。二、鼓励内供，让私营者作决策，有市价的指引，出错的机会大减，而就是出错，私营的错失一般比政府的庞大项目小。三、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人民产出的xìng质是被动的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协助可以，长此下去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废矣。 理由充分，目前要怎样鼓励内供才对呢？有八项，全部做足大有可为。三项容易做，两项难度中xìng，三项难度比较高，要多费思量了。 先谈容易的三项吧。一、立刻撤销所有原料进口税，就是由政府补贴一点原料进口，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会反对。过渡可以考虑。这里要补充的，是出口退税，就是不久前提升了，也退不足，何况手续麻烦，地方政府往往拖欠一年半载。一律撤销原料进口税清楚了当，是正着。二、撤销「来料加工」这项工业安排。当年为鼓励出口而设，有点说不通，而今天出口兵败如山倒，还搞这一套蠢到死也。与其让「来料加工」的倒闭失踪，倒不如让他们产出自由内销，为增加内供而卖力，增加就业，因而增加内需。厂房、机械，及更重要的生产知识，可以因为有内销之机而保存下来。目前的情况，是工厂转xìng质要先关门清数。三、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或经营企业，只要正当合法，皆拍手欢迎，可以内外皆销，不需要再论国籍了。外资的优惠大可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投资产出的人都受到同样的优惠。多年以来，说是优惠外资，其实内资门路多，较为着数。是内外不分、一视同仁的时候了。 转谈两项难度中xìng的。一、说过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国际贸易暴跌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是大手推广国际贸易的时候。我从来不反对中国单方面取消关税，但目前的情况，北京不妨拿出自己的本钱来要胁一下：选择某国取消中国货的进口税，中国就取消某国货的进口税。其它我不敢说，但北京处理这种外jiāo历来了得。吴仪、薄熙来躲到哪里去了？ 二、也是难度中xìng的。因为目今的工厂倒闭潮，懂得做厂的人材散失严重。做厂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门专业。我见过不少无能的经济学家，见过无能的律师，也见过无能的医生──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做厂生存三几年而是不能干的人。假设一间工厂平均有三几个这样的人材，因倒闭而散失的可能近百万大军了。我认为北京要不论既往，不管是否欠债逃亡，要出些优惠鼓励这些专材再做厂。我恨不得那些口口声声说剥削工人的官员或政客或学者，去做厂表演一下剥削给我看。 谈了五项，还有三项难度比较高的，重要。篇幅所限，这里先谈其一。只能略谈，因为我懂得不多。这就是要大手地简化税制。鼓励内需，长远地看要加税。鼓励内供是倒过来，要减税。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鼓励内供，简化税制比减税更重要。曾经找中国的税务专家求教过，考虑到多方面，我想到单抽营业税，不累进，不同行业或可采用不同的营业税率，可能是适用于目前的中国的最简单税制。这是因为单抽营业税，工厂或企业容易算成本，左避右瞒的法门不多，税局比较容易运作，而没有所得税是对私营拼搏的大鼓励了。说过，我不是税务专家，只提出这有点新意的简单税制给北京的朋友考虑。不管怎样说，税制要简化。 还有两项难度比较高的。是什么呢？不用说，读者一猜就中。 （2008.12.09）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 拙作《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一文发表后，一些读者问：内需不足，何来鼓励内供了？问得不蠢（一笑），先略作解释吧。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故老相传的定律，大名鼎鼎，相当经典，称为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一个物品换物品的经济下，这定律一定对；在以真金白银作货币的情况下，这定律也对。然而，一旦用上纸币，出现了信贷膨胀与收缩的情况，这定律就不一定对了。有错，但不是全错，这定律今天可怜地被学者们遗忘了。 写《内供》一文时，我没有想到萨伊定律，只是发稿后觉得相近。我当时的想法，是物品凡有市场，价够低一定有需求，而供应者的收入增加，自己需求去也。至于产出成本那方面，市场势弱是会自调下降的，所以政府不要在劳工或其它生产要素市场阻碍价格下降。三十年代时美国的经济出了大事，一个主要原因是工资下调有困难。无意间我把萨伊定律救了一救。 《内供》一文还有其它要点，归纳起来主要是说，今天国内有出口退税、有来料加工、有国际歧视，有复杂税制，等等，加起来对内供有很大的杀伤力，要大手清除。读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在国内产出的档次较高的产品，在国外销售，其价格比同样产品在国内低相当多！这是政府鼓励外销而不鼓励内销所致。今天要清除其中障碍，清除后，以自由市场的成本算，内销之价当然要比外销为低。这里还有另一个要点：因为政府历来漠视内销，国内的产品市场虽然发展得好，但批发与零售之间的运作就有不少问题。国产外销之价低于国产内销的，国内的批发与零售之间不容易运作得好。 转谈人民币是接前文要说的第七项认为需要改制。这就是我建议过多次的转用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不因为是我的发明，而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加上目前的国际形势，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更对了。 先要澄清的，是我认为无锚的货币制度（fiat money）不可取。我跟进「货币」这门学问四十六年了：一九六二师从Karl Brunner；六三聆听师兄Alan Meltzer讲解重要的银根分析；六七结jiāo佛利民、夏理?庄逊、蒙代尔等货币专家；八三香港考虑钞票局时，跟Alan Walters及Charles Goodhart等大师求教过。耳闻目染，观察思考，知道无锚货币有不可以解决的困难。 首先是在地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再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量要怎样算才对。确知这困难是一九九五年，师兄Meltzer访港，跟我到雅谷进午餐。他是货币量分析的顶级专家，说有点胡涂了。他说几年来美国的货币量上升率很高，但通胀却不回头。几天后我想到的解释，是九一波斯湾之战后，举世争持美元，美元币量的上升因而对美国本土的通胀没有多大影响。这问题一九六八年另一位朋友（Tom Saving）注意到，佛利民当时持不同看法。佛老谢世前两年约二○○四吧也意识到他信奉多年的币量理论出现了问题。 北京考虑解除外汇管制，屈指一算，起码有二十年了，时宽时紧，汇管今天还在。今天工业的发展遇难，北京的朋友看来是意识到解除汇管有助。我认为此管也，一两年内会撤销。撤销汇管当然对，但让人民币自由进出，在无锚货币制下国内的通胀或通缩很难处理。这就是一九九五年师兄提到的头痛问题。还有另一个可以是更头痛的问题：没有汇管，外间的汇市可以大炒特炒，导致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有反复无常的波动，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以一篮子外币挂钩算是有锚，但几年前我说过，这会惹来一篮子的麻烦。事实上，人民币跟一篮子外币钩了几年，效果真的不是那么好。再者，以一篮子外币挂钩，外汇的炒买炒卖不能摆脱，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篮子国家联手来炒是头痛万分的事。 不管是无锚货币制，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那所谓货币政策不能不用。西方之邦，大约有十多年，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采用师兄的建议：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格林斯潘主席联储后，转用利率调控。辘上辘落，辘了八次。我早就说过，这样辘上辘落早晚会辘瓜。利息是一个价，而在市场竞争下，利率会与投资的回报率看齐。利率不依市场地辘上辘落，投资的回报率却不这样，投资者只能以利率的平均预期作决策。看错了，出了大错，怎么办？这就是今天金融灾难的一个起因。可以这样看吧。美国的金融制度大有问题：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金融市场合约的jiāo错织合不对。跟着是次贷容易出事，年多前的出事是导火线。我认为这导火线的点火，起于格林斯潘退休前与退休后，美国的利率一连上升了无数次，跟着高企不下，推翻了市场的一般预期，投资者一起中计去也。 以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可以避开了上述的种种困难。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过，他认为原则上可行，但需要的物品储存及jiāo收成本太高。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主事的央行根本不需要有物品储存，物品的jiāo收与央行无关。央行只要把人民币钩着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物品的指数。这是我从思考朱基的货币政策时想到的。原则与昔日的金本位与银本位差不多，是以实物为锚，但央行不需要有金或银在手，而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避开了单以金或银为锚可能遇到的市场金价或银价波动太大而惹来的麻烦。曾经解释过好几次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方法，读者一般想得太深，不明白，这里从浅再说。 （一）选取三十至一百种物品，最好依照中国人民在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大概分配，不需要精确。需要精确的是每种物品的质量，例如是哪种白米、哪种棉花，等等。跟着需要的，是每种物品要随时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市价，不能讨价还价的，所以要在期货市场及批发市场选择，在哪地的市场都可以。 （二）假设篮子内的物品有六十种，每种的量有多少，选好后固定不变（有必要时可变，也可改换物品）。例如篮子里有多少只鸡蛋、多少两花生油、多少毫克黄金、多少公升石油……等等。金、银、铜、铁等要有，木材、水泥等要有，农产品要有，衣料等都要有。 （三）央行选出一个人民币的整数，说五千元吧，固定了这五千元可以在指定的不同市场购买这一篮子有多大，把这五千元化作指数，说是一百。可以调整。如果一年内容许那篮子的物价上升百分之五，是说该年容许上限五千二百五十元购买这篮子，指数上限是一○五，是通胀。倒过来，指数九十八是通缩百分之二。我认为每年上五下二是适当的上下限选择。 （四）不调整指数，整个篮子的总价不变。篮子内的每种物量也不变，但物与物之间的相对价格是自由变动的，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央行只是稳守上述的一篮子物价指数。 （五）央行完全不需要有物品的存货，不需要负责物品的jiāo收。任何人真的要购买这篮子物品，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自己购买。不需要百分之百跟央行选定的相同，很相近足够。这就是我说过多次的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物品指数了。多年前美国曾经吵过以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为美元之锚，行不通，因为该指数是不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我说的一篮子物品可以容易地在市场成jiāo（五千元只购一篮子量太少，按价购买三十篮子容易）。 （六）央行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除所有外汇管制了。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央行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管汇率，只守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见有压力下降（即人民币有上升压力），就把人民币放出去，大手放出则大赚外汇。见该篮子的物价指数有上升压力。（即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则倒过来，以外汇储备或其它办法把人民币收回。是放是收，主要是调校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其它的货币量度不重要。只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种类够多，没有谁会炒人民币。 有了上述，中国不可能再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央行不需要调控利率。利率由市场决定，也即是由银行与顾客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投资会活跃起来。这方面央行的工作与权力是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了的。监管银行的工作不减，管理储备的工作不减。另一方面，因为汇管的解除，无数的外地与金融有关的机构会涌到浦东去，让央行一起监管，恐怕有点手忙脚乱了。过瘾精彩，北京的朋友怕什么呢？ 回头说起笔提到的萨伊定律。人民币采用一篮子物品为锚，这定律会再大显神通。 （2008.12.12）新劳动法别无选择 《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发表后，懂经济的朋友说比我以前的解释远为清楚了，明白，好。还有不少读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试找一篮子不同的水果，每个写上价格及重量，然后拿起我的文章逐点读下去，每步以那篮子水果对照。 有四点这里要澄清或补充的。一、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彷佛昔日的金或银本位制，但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银作货币，出口流失或供应不足很麻烦。我建议的是用金或银之价作为基标（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标在市场买卖成jiāo，但金或银的本身不是货币。乙、单用金或银，可能的市价大幅波动很麻烦。用一篮子物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自由浮动，但整篮子的总价（指数）不变，不会受到个别物价波动的影响。 二、物品可从期货或批发市场选择，二者之间批发市场（如果有足够物品的话）较为优胜。这是因为期货之价，虽然一般比较精确，有时容易出术。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丑闻。我建议的篮子，物品的质量要精确，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价的精确xìng不是那么重要。 三、固定了篮子的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物价指数后，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如果某重要外币的汇率变动太大，人民币调整指数的应对可能引起「货币战争」之见。但如果国内的所有价格自由浮动（包括工资），这些价格的浮动足以应对汇率的大波动，不需要调整那篮子的物价指数。所以在原则上，这篮子的指数调整只宜用于调控通胀或通缩。要注意，好些时，外币汇率的大波动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汇率变动的一个功能，是为国际竞争提供一个均衡点。 四、像今天那样国际金融大乱，或历来把经济学者弄得频频出弹弓手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会把这些烦扰平静一下，其它有关金融的问题会远为容易处理。 转谈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立场早就明确。再谈，因为资料愈来愈不对头。读到的报道，产出工资成本因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个月前我估计的高出约十个百分点。违法的不说也罢。广东今年上半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区升百分之二百五十）。听说一个法庭的书记员累得哭了出来。空置的厂房激增不论，整国看，厂房的月租每平米约下降了五元看来还要下降的。感谢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几天国家的总厂房面积，资料差一小点，不能用，但天文数字的损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进机械设备、人才流失、吵架费用，等等，以五厘年息率折现，我不知怎样说才对。 我与中国的贫困农民结了不解缘。抗战时在广西一个今天遍寻不获的村落住了一年，约八岁，没有吃过一粒饭，不穿鞋子，单衣试水，背着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在荒山野岭找到什么或可吃的就塞进她口中。村内的农民比我们一家七口还要穷，整生只在结婚与孩子满月时有机会吃饭。当时农民告诉我，抗战之前他们也是没有饭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医生说妹妹营养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该医生应该死了，妹妹还活着。 日间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难的教古文的老师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几本厚厚的书朗诵。我不知何解，但过耳不忘，今天还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数以百计。父亲当时在香港，母亲带着六个孩子，无力供养，让我背着妹妹到处觅食，过程中我对农作有深入的体会，二十多年后写论文《佃农理论》，对农业资料的处理自成一家，验证该理论的第八章，把老师艾智仁与芝大的两位庄逊吓了一跳。因为这一章，我被邀请在芝大教过一个学期农业经济。高斯后来说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实证研究。 今天老了，回顾平生，我是个没有从小认识的朋友的人。当年认识的小朋友都饿死了。今天高举以新劳动法协助穷人的众君子真的见过穷人吗？他们见过小朋友在面前饿死吗？驱之不去的回忆，是七岁在柳州中正中学附小时，一个变黄变肿的小女同学问：「我快要死吗？」年小无知，我答：「他们都说变黄变肿是要死的。」她再问：「我做错了什么呢？」答不出，我哭了出来。 当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聪明。后来自己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知道机会难逢，拼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后就成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机会中国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这样的背景，是我后来极力为中国的穷家子弟争取自力更生的机会的原因。 这些年我反复推断，考虑到神州面对的局限与各种复杂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发展要顾及的焦点，是穷人，尤其是穷家子弟。补贴不宜，因为长贫难顾，余下来就是要设法放开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了。这类推断我的准绳度早就前不见古人，而衷心说实话，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诉，主要是教育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好些是快不来的。想不到，新劳动法的引进，把那穷人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会有如此这般的效应，而是想不到北京会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国面对的资源与人口的局限下，老少不论，工作年龄的农作人口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强可接受的上限了。农地太少，某些农产品是要进口的。这里的要点，是农作人口大幅下降，不会大减农作的总产出。理由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隐蔽xìng失业，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农家作业制度下，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是繁忙期。几年来这农家作业的传统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大约二○○○年吧，职业农工的运作开始，不久后盛行。把牛宰了，引进小机械，耕、种、收成以每亩算价，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在农忙时间回乡帮一下。市场也因而协助农民选择各种轮植图案，让职业农工不停地工作。（中国传统的轮植知识无敌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中解释得清楚。）这些资料我跟得紧，不是政府数据，而是在实地找了好几个查询站。我因而知道农民的收入，从二○○○到二○○七，每年增长达百分之二十。继续下去，加上农产品之价再升，大约十年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齐平均不会看齐，但农家的平均与城市的中层会。 新劳动法的祸害是容易解释的。工业成本上升，租值近于零的接单工厂纷纷倒闭，回乡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这里我要读者考虑最低工资的推论。一个工人的工业产出贡献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工厂不会雇用。怎么办？不回乡，在城市行乞，或盗窃，或望政府救济，对社会的贡献皆负值。这位无业仁兄可以转到街头卖小食。环保不论，卖小食对社会有贡献，而因为风险较高，收入可以高于最低工资。但有两个问题。其一，工厂可以作为学校看，工作勤奋，学得多，前景远比卖小食好。其二，工业可以容纳很多人，卖小食或作小生意，竞争者增加就要一起亏蚀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处境：新劳动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挥之使去。不挥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样忙顾左右，工人吵起来却不能不依法办事。工业的投资者见新劳动法的yīn影还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当局对农民的补贴相当慷慨：回乡潮急升，安抚一下无可厚非，但这显然不是长远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劳动法坚持下去，不管地区政府怎样打松章，中国的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定会出现！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讨过，总是想不出有什么变通之道，能把新劳动法的不良效应化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缔的。新劳动法别无选择，取缔算了。 （2008.12.19）何日君再来？ 先覆复旦姜建强同学提出的关于货币制度的一些问题，不浅的，但此文还要写其它，不能详覆。看不懂的同学要再读我此前发表过的货币分析。这里只简述几点。 （一）金本位制的一个主要困难，是黄金本身就是货币，因而受到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约束。这理论得到Hcom、Fisher、Friedman等大师的发扬，考证研究无数，当然有分量。然而，在今天，一个国家的币量要怎样算出现了无从处理的困难，尤其是采用无锚货币制的国家。不知为何当年师兄Meltzer建议的调控银根之法，到了格林斯潘就不再用。以利率调控违反了经济原则，早晚会出事。美国中计姑且不论，中国的央行这些年学人家以利率调控，不是调得一团糟吗？ （二）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与昔日的本位制有一个大分离：物品本身不是货币。那固定了的篮子物品的总价（指数），只是一个基标，任何人可以按这指数在市场自己买卖成jiāo，央行不用出手。没有价格管制，因为篮子内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是自由浮动的。央行管的只是那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基标指数，也即是管着物价水平，依照价格理论，相对物价不管就是没有价管。 （三）我建议的货币制度有四个优点。甲、央行不需要管如何算货币量这个头痛问题。只守那篮子的物价指数，见人民币有压力上升就多放出去，有压力下降就把钞票收回一些。乙、不用利率调控经济，利率由市场决定，回到经济原则的基础去。丙、守住指数，物价就稳定了。要调控通胀或通缩，央行调控篮子物价指数就是，主动地占了先机。丁、篮子内的物品选择得好，不会有谁炒人民币汇率（有需要时央行对赌是必胜的），而因为所有汇率皆自由浮动，四方政客不容易在汇率的话题上再吵。 （四）建强同学提出金本位的主要困难，是黄金不足时，物价不易下调会导致萧条。感受不错，但有两处不对。甲、币量理论中还有其它问题，建强没有顾及。这理论今天的致命伤是我们不知道币量要怎样算才对，但不等于该理论本身没有斤两。乙、物价下调历来容易，困难是工资下调。就是没有什么劳动法或最低工资法例，工资下调也不易有谁乐意接受减薪呢？ （五）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深深地影响了我。当时国内的楼价下跌了四分之三，而如果算进物品质量的急升，通缩应达双位数字。然而，那时中国的失业率低，经济增长保八。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的劳动法例，效果不堪设想。这重要经验也使我不尽同意佛利民与蒙代尔等大师对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看法。他们漠视了美国当时大搞福利，有相当高的最低工资，工会也林立。今天大家看到，美国的汽车工业遇难，工会不让步是大麻烦。让小步不成，要让很大步才有转机（国会最近要求让的也不够大步）。汽车如是，其它行业不少也会如是。这是我对美国经济看不到转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转谈中国，如果在目前工厂纷纷倒闭下，工人没有回乡耕田的选择，骚动很可能出现了。我说过可能出现治安问题，今天开始明显，不幸言中矣。 几天前一位朋友说听到最近的回乡客是「搬家式」的消息，我认为严重，立刻请几位找寻消息出处。找到了，是十二月十二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引言云：「『最近客流量没有明显增加，但和往年不同的是，那些大包小包的搬家式旅客明显多了，感觉就像是搬回家一样。』昨天下午，东莞市汽车东站业务部主任这样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莞市区的另外两大客运站内，由于客运班车行李舱bào满，有的车站不得不为行李开辟货运通道，人、家当分批回家。」报道内容说不少旅客看来是举家搬迁，带着冰箱、电视、家具厨具等。 上述现象有三个不可漠视的经济含意。一、这些回乡客是不打算在可见的将来再到工业区谋生的了。他们显然看不到有转机。不知何日君再来也。二、这些回乡客不是身无长物的低等工人，不是由老板提供食宿那类。不富有，但有家当，其中不少看来是成家立室了的。换言之，这批人不是打散工之众。三、上面两个含意带来最重要的第三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变，可以看为经济转型，但与北京意图的转型刚好相反，不妙也。 当我在《新劳动法别无选择》一文内提到自己认为不可能错的推论中国的发展焦点要放在增加最低下阶层的自力更生机会可不是因为同情穷人才这样说。同情穷人是情感上的价值观，人类一般有，我不例外，但推论是科学，与情感无关。说先天或后天遇到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我们要照顾，是价值观，但说可以工作的，因为他们穷而补贴他们，经济不容易发展上去，却是科学。中国的人均资源太少，贫困的人口太多，在局限上是没有条件学人家搞什么福利经济的，更没有条件学人家搞什么劳动法。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着任何劳动法例会帮助最贫困的人，而这些日子见到的，是劳动法的反效果明确。推断这些反效果是科学，一年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我就推得一清二楚，一丝不差也。 也是从经济科学的分析衡量，我们不容易反对北京补贴穷苦人家的知识教育，因为只要办得好，知识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回报，可以高出补贴的成本。我们因而不容易反对在农村补贴孩子教育，或在工业区补贴夜校教育成年工人。再从科学分析衡量，如果工人自己选择，每星期工作与求学一百个小时（美国去年约束医生工作的时间上限，我的儿子反对）没有什么不妥：选择理论是这样说的。 国家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不反对；不少人跟着提出要搞经济转型，争取工业科技的提升，我也不反对。但我们要问：提升科技产出的转型，在中国面对的资源局限下，要怎样处理才对呢？经济分析的答案，又是要从低下阶层作焦点做起，因为在中国面对的局限下，上层的发达一定要由下层推上去。中国的局限说，高科技的工业，没有低科技在下面支撑着，会下降，或科技的增长会缓慢下来。理论与历史的经验都这样说。篇幅所限，我要在另一篇文章才细说。 这里要赶先指出的，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扩大，何时方休无从估计，而其它先进之邦也极麻烦。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地球上比较好的。急于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先进之邦继续恶化，中国早晚不能自保。外间怎么样中国可以帮助的不多，但中国本身有不少对经济不利的政策，急速地撤销或清除对自己肯定有助。这就是我在三篇《多难登临录》提出过的八项，全部针对鼓励「内供」。解释过不反对提早及加速公共措施项目，但这些是鼓励「内需」。北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及市场对前景的恶xìng预期扭转过来。不太难，因为这恶xìng预期目前在中国还不太恶。重心问题是：鼓励内需不容易改变这预期，鼓励内供远为容易。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到四十年代终于脱身，不是因为政府大花钱鼓励内需，而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多少时间了。纵观西方的应对与专家的言论，再来一次海啸的机会不能低估。中国撤销对经济不良的政策早晚也应该做，立刻做不可能错。中国只要能稳定自己的经济，因为是大国，对整个地球有稳定作用。 （2008.12.22）中国经改三十周年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的，今天刚好三十年了。以结束日子算才对，因为当天公布了两项决定：一、中国开放改革；二、邓小平复出，并获授予最高权力。当时相信的人不到一小撮，而今天不相信的还有一小撮。信也好，不信也好，还认为这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奇迹的是白痴。 从求学时候的科目选修到师友的jiāo流到研究的探讨到为兴趣而翻阅，我算是个史学家了。然而，坐下来执笔写此文，回顾自己平生所遇，我对历史的记载失却了信心。历史是由人写出来的，信得过吗？回顾自己生存的七十三年，对国家的感受，跟我读到的他家之见很不一样。学院派的学者写中国经改，用文件资料，我没有读过一篇自己认同的。另一方面，朋友或网上客对中国的评论，我同意的不多，而朋友之间的看法也往往有别。 一个人对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怎样看，其依凭是他读到或听到的讯息，加上自己的观察与经历。我不例外。各各不同，将来的历史学者要相信谁的故事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是否有过人之处，但自己的经历不同，所学不同，治学的方法也不同，看法无可避免地「自成一家」。跟进了中国那么久，写下文章无数，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有较大机会考虑我说的。真理重要，中国经改的真理重要，衷心希望自己写下的是真理，不误导。 是奇异的遭遇，机缘确是巧合了。出生约六年，日本仔胆大包天，在同一天轰zhà香港及珍珠港。不久后母亲带着孩子在国内逃难了。经历过中日之战，也经历过国共之争。一九四五进入佛山华英中学附小，四八年初，还没有解放，华英取消了学生每早起来背诵孙总理遗嘱这项目，而每早必唱的「三民主义」国歌，奇怪地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四八年暑期回到香港，之后的暑期多访广州，什么公私合营、三反五反等天天听到长辈说。五七年中赴北美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文化大革命，等等，皆跟进。当时两位姊姊在中国，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对中国有兴趣的学者不少是朋友。图书馆收藏的大字报以六块美元一张购入，后来才知道不少是香港商人的假冒印制品。 所学也巧合。专于价格理论，论文重于产权及jiāo易费用的研究。因为佃农分成合约的结构xìng明显，启发了合约经济理论的产生，让自己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这就是不久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了。不容易找到另一个人生于中日之战，中国经改三十年后的今天还活着，还有魄力每星期写两篇难度相当高的经济文章。我说过的人类历史此前没有出现过的大时代转变，整个过程有我份，时来风送滕王阁，尽己所学多写文章总要比王勃有较好的理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广州探望两位姊姊之后，十月在《信报月刊》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这应该是第一篇论及产权及jiāo易费用的中语文章。好些年后才知道不少北京朋友读过该文。我是第一个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对中国经改看好的人。那是一九八一年，写好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文稿，理论严谨，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可惜不同意的同事朋友无数，要到一九八二才力排众议地发表。该小书不仅把中国的大方向说对，细节也对，要不是那么多同事反对，我会更大胆地写细节，把中国跟着的二十多年的历史先写了出来。 从来不隐瞒自己以理论逻辑作推断的本领（一笑），但这些年我隐瞒着的，是当年对中国的乐观推断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批评中国人诸多不是我不反对，但撇开这些，炎黄子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站起来去做任何事，其它民族不容易斗得过。中国的经改有成，不可能是因为贪污、行骗、权力斗争、法治问题，等等，而是因为有数之不尽的干部，经历过我经历过的，看到了机遇，站起来大干一手。做生意的本领中国人早就名满天下，见有利可图都跑出来了。劳苦大众呢？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吃得苦的人。中国人聪明，吃得苦，学得快，是我当年深信不疑的局限秘密。 我喜欢把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在战后不久的三十年黄金岁月相比，因为有不少可比之处。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比较厚，也比较纯，略占优。日本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后者的总人口约高十倍。中国的土地很多没有什么用途，但从可用的人均土地与天然资源算，中国看来也略胜，算来算去二者差不多。日本比中国优胜的，是五十年代经济起飞时，他们的科技与知识水平在国际相对上远胜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日本的不幸，是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在被迫下日圆大幅升值，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至八十兑一美元。其二是禁止农产品进口，使八十年代初期的地价升得太高了。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日本大势已去》的。 这就带来一个逃避不了的问题。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将来的经济实力可以等于十个日本吗？如果可以，水晶球说是什么时候呢？ 读者可能不知道，或不记得，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确把西方的先进之邦吓得叫救命。日本货从说笑话提到的「日本闹钟」（大声夹准也）到精确无比的石英表到摄影机到玩具到纺织品到汽车到大洋船，没有一样不把西洋鬼子吓破了胆。当时我在美国，行内的朋友有一句笑话：The Japanese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把整个世界的经济搞得天翻地覆，惹来众人皆yù杀，中国如果成为十个日本，不是很过瘾吗？左推断右推断，我认为只要中国不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先进之邦大方地放一马，想不出理由中国的经济实力不会强如十个日本。应该过之，如果中国不像日本当年，政策上走错了两大步。 要多长时日中国的经济实力才会达到十个日本的水平呢？三年前我算过，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错，大约需要二十年。 是开放改革三十周年的大日子，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许我说负面的话。太太知道我写此文，说不要再批评了，要说好的。我因而谈谈自己的经历，好叫北京的朋友知道年多来我屡发牢骚的背景。要是二十年后我还活着，见到中国只是三几个日本，不知要找谁出气才对？ 从学术生涯那方面看，我对中国的经改是感激的。这经验不仅启发了我写下无数文章，而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觉重要得可以封刀。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北京执到宝，希望他们重视这制度，修改一下，界定界定，放宽放宽，然后维护，从而再增加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活力。若如是，十个日本何足道哉？ 是为志。 （2008.12.30）科技转型谈何容易！ 要先对毕业的同学说几句话。目前国内的大学毕业同学难找工作，网上有云，其中一些接受零工资。做得对只要有值得学习的，接受零工资是正着。希望老板们能审时度势，尽量提供学习机会给毕业生。 青年初出道，论工资不对不仅是经济困难的今天。为人师表数十年，我对毕业同学的建议，永远是出道选工作不要论工资，要着重自己的兴趣与知识投资的机会。可惜市道好时这建议不易被接受钱作怪也。当年我不论，今天儿子也不论，占了先机。我和儿子的际遇比今天国内的同学好我们不需要养家。需要养家的同学的困境我明白。辛苦一点吧。不要忘记，工作后还要自修读书的。恨不得还年轻，可以在网上授课。利用互联网教育实在方便。我不成了，希望有识之士能先把自己介绍一下，然后把所知或讲义之类放到网上去。 不是要留难北京的朋友，但要问同学接受零工资，是不是违反了国家的劳动法例呢？说是，要禁止，千夫指不易横眉冷对也。说因为同学自愿，所以不违法，那么任何雇主皆可要求最低工资之下的被雇者签下自愿书。若说除了工资，其它劳动法则不能自愿，那么工资的弹xìng开了一处口，其它法则皆可用自愿的工资甚至负工资调校，化为零。 我知道新劳动法放宽了不少，而好些地区不执行。然而，两个头痛问题仍在。一、不清楚地撤销，yīn影还在，投资者不敢下注。二、员工因为此法的存在可以凭法投诉，弄得劳资双方的关系今天是改革以来最差的。新劳动法可能对某些人有利，或对某层面的员工有利。都不肯定，肯定的是最低下阶层的劳工受到损害。今天纷纷倒闭的是我认为对农转工贡献最大的接单工厂，这些工厂养起很多穷人，而又提供给无数没有学识的劳苦大众有各行各业的学习机会。苦吗？那当然，但穷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有较好的办法吗？我很不同意那些自以为是学者的贬低他们认为可笑的血汗工厂，而对认为这些工厂应该被淘汰的言论，反感更大。政府凭什么资格封自己为淘汰大师呢？ 说实话，就是北京立刻撤销新劳动法，短期内不会有起死回生之效。一则太迟了，二则地球经济很不对头。面对今天的困境，撤销此法有助，助多助少不要斤斤计较吧。肯定有助就不要再等了。 说到工业转型，要向高科技励进，有谁不懂得说，但谈何容易哉？好些年前我和瑞典的一位经济学者详谈此事，因为该国主要靠科技生存。当时大家的结论，是高科技不可以话搞就搞。瑞典地大人少，一般国民的知识高，也有多年的科技传统。中国没有这些条件。 中国的重要资源是人，学识水平一般低下的人。但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我认为高科技在中国有得搞，也应该搞，但绝对不是把穷人淘汰出局那种搞法！地球上没有什么资源比人更可贵，而炎黄子孙这个品种，上苍早就照顾着，认为中国人多所以命贱的想法是不对的。我说过中国人聪明，吃得苦，学得快。论及科学，中国人不仅聪明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强。论智商，地球上不亚于炎黄子孙的民族有的是，但论到想象力，比得起中国血统的我没有见过。 不知是天生基因使然还是文化传统所致，中国人的想象力自成一家应无疑问。不需要拿出鬼才李贺了。昔日苏子写《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其想象力的来去纵横，彷佛随意挥洒，其它文化不易读到。写花，杜牧说「落花犹似坠楼人」，李清照说「人比黄花瘦」。论白发吗？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辛弃疾「白发空垂三千丈」。想象免不了有点夸张，但来得那么新奇而又自然，我认识的西方文化不多见。中国的文化呢？想象是惯例。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爱因斯坦这样说过。昔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无疑扼杀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但传统归传统，今天归今天，上苍赐予炎黄子孙的想象本领没有变。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本领不会因为人穷就没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我自己的双亲皆出自广东农村的破落户，而四十年前在美国出道时，师友们不少认为我的想象力胜出几条街。在神州大地我可没有这种优越xìng。然而，论到逻辑思考与客观辩证，中国人却是输了。输出两条街吧。逻辑推理是可以学的。中国人需要的是教育，是机会。不是说每个穷人都可以杀出重围。成功的机会其实不高。纵观中国的资源局限，爱莫能助，只是提供自力更生机会的社会成本是零。 转谈科技产出，人的质素当然也要论想象力，但远不及科学研究那么重要。科技产出是制造，重点是产品质量的调控。这方面我们真的比较弱。有两点。其一是中国人不够清洁。其二，虽然中国人的手工艺无敌天下，但奇怪地产品规格需要一致的要求，目前看中国比不上日本或韩国那么稳定。可能是风俗习惯使然，更肯定是教育出了问题。 要在中国大幅提升产品的科技水平，三个要素不可或缺。其一是工人的知识水平要大幅提升。工程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问题，设计也可以，困难在于一般工人知识不足。需要细节严格、精确的产品，中国人做得不够好。认识做厂的朋友无数，很多外地的优质产品，他们不是不懂得造，而是做不到，或成本要比进口的高。 第二个要点，是中国目前在商标、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法律上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改进了很多，但还有不能漠视的不足之处。思想或知识产权的保障历来困难，就是先进之邦也头痛。是非常复杂的学问。七十年代初期，受美国科学研究基金的委托，几个助手和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写下很长的研究报告（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产权与发明》）。当时的同事与资助基金认为是全面而又深入的，促我继续，但题材实在太难，放弃了。今天在国内管理知识产权的朋友不妨细读这篇长文，问题所在是说清楚了的。中国不一定要仿效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执行的方法，考虑要点及西方遇到的困难会有助。 第三个要点，是工业科技的上升一般是由他人推上去的。以西方为例，发明专利的注册一定要详细地公开，专利权只十七年。要持久地维护这专利，发明者要不断地继续研究、改进，希望再获其它有关的发明专利，使十七年后自己的原先发明被自己的新发明替代了。然而，原先的发明早就公开了，其它竞争者也会研究，也会改进，有机会得到改进的注册而捷足先登。 后浪推前浪永远是科技发展得好的程序。这就带来为什么我认为在中国的资源局限下，接单工业是那么重要了。我说过接单工业可以养起很多人，是农转工的命脉，而每间接单工厂都是一所学校，培训工业人材。这里要强调的，是接单工厂一般力争上游，希望有自己的商标，有自己的发明专利。这样一来，上头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就逼着要发愤图强，否则会被下面的淘汰。香港昔日满是这样的故事。接单接单，到后来可以生存的都有自己的商标，也有自己的发明专利注册。行业的发展也如是。老一辈的朋友应该记得，当年香港的工业以假发、胶花等雄视地球，后来转到玩具、手表、成衣等工业去，让假发、胶花给其它工资较低的地区造。这是工业转型的应有过程。强迫转型，淘汰了接单工业，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千万不要考李嘉诚先生胶花是怎样制造的！ （2009.01.06）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 不久前蒙代尔在广州接受访问，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几个月后会平息，经济复苏，而欧洲会迟三几个月。我问他的一位朋友「罗拔怎么这样乐观了？」此君回应「罗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后，接受访问，也是在广州，说两星期后灾难会平息，但今天看显然是错了。」 蒙代尔是我知道的经济大师中对目前的金融灾难看得最乐观的人。最悲观的可能是克鲁格曼。此君说一切都太迟了，真正的大萧条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现。两个极端之间，大师们各持己见。贝加初时乐观，后来逐步调校转悲，可能还要调校多次（一笑）。卢卡斯看好联储的应对，比较乐观，不知会否调校一下。其它几位诺奖得主的看法我拜读过，悲喜不论，看法各各不同，没有冲突，只是不同，加起来是一幅看不通的图画。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这次真的令人尴尬了。是发展了二百多年的学问，参与的天才无数，怎么事发后好几个月，大师们还是众说纷纭呢？显然是因为目前的金融灾难历来少见，也非常复杂。 读到的报道加不起来，我自己也胡涂了。然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还是认为自己开头的直觉分析大致上没有错。有两点。一、美国的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远高于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过衍生工具与保险安排，美国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以致一出事牵涉到的层面甚广。从这两点看，今天美国的金融风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严重，但过了七十多年，知识增加了，政府的反应远为迅速。 起因与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处，但带来的效果大致相同。这就是人民的财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对退休、后要养育的五、六十岁的职业有成的人士纷纷采取防守策略。可以节省的节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雇主们得过且过，可以减少人手就减少了。我不同意几位美国专家的估计，他们说美国今年的失业率会高达百分之九。我认为会是两位数字。 明显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们要把人民的财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改善。大唱好调，或高呼抢救，皆无补于事。更改预期要有事实的转变才有说服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问题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观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属凯恩斯学派，鼻祖当然是凯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货币政策，掌门人是两年前谢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观或价格理论的分析处理这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勤修苦练，我熟习如流水行云，虚无飘渺之境不见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费沙的简单而重要的方程式：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这方程式不可能错，只是阐释要有点功夫。财富（W）是指资产的价值，包括人本身也是资产。利率（r）有多种，这里浅说，是指市场的大概利率。比较困难是收入（Y）的阐释。费沙含意着的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com），到了佛利民则称为固定或永久xìng收入（permanent inccom）。这是说，一个人向前看未来，他预期的收入可以有或高或低的转变，但不管怎样变，预期稳定了，高低不平的未来预期收入可以化为一个固定的年金收入，而财富是这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通常以人寿无限算，有寿限，方程式要略为更改，但财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现的观点不变。 人民对收入的预期是可以转变的，这转变会导致财富的转变。另一方面，财富也可以受到冲击而转变，而此变也，通过复杂的变化，会导致收入的转变。篇幅所限，这里不分析财富转变带来收入转变的过程，只是指出财富与收入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费沙的方程式不会错。目前的金融困境，是财富一下子暴跌，收入正在向下调整，要怎样处理才可以挽救呢？ 兹试分析上述三派的处理方法如下： （一）宏观派。这派主要是由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加上一个乘数效应。这就是不久前北京推出的以四万亿鼓励「内需」的方法了。无可避免的浪费不论（中国多半会有的贪污也不论），这种「宏观」出手是可以增加就业与收入的，容易明白，今天地球纷纷采用。此派的大缺点，是人民的收入增加只是过渡xìng或暂时xìng的，transitory inccom是也。不是费沙的annuity inccom或佛利民的permanent inccom。以北京提出的惊世骇俗的四万亿为例，某些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机构的股价可能上升，但十三多亿人口，人均三千，什么乘数效应会多加一小点，有谁会因为这暂时xìng的收入增加而去购买房子呢？台湾每人派一点钱，澳门每人派多一点钱，与北京提前及加速原定的公共项目措施相比，只是给人民一点圣诞礼物。以之救金融灾难吗？作白日梦！ 是的，宏观派可以增加短暂的收入，有短暂的增加就业的效应，但花钱更多也不可以把收入与财富的恶xìng预期扭转过来。另一方面，如果这宏观派之法不断继续，最终的效果是「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二）货币派。这里的处理手法是大手减利率及放宽银根，是佛利民之见。说实话，这方面目前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得好，一百分。佛老地下有知，当可告慰矣！问题是：如果六个月后美国的经济还见不到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佛老研究多年所得的一个重点恐怕要付诸流水。 在某些情况下，大手地放宽银根可以增加财富，可以刺激消费，二者相加是会增加人民的收入预期的。目今所见，是信贷推不上去，是以为难。联储把贴现利率减至零点五，是历史新低，而借贷储备一个月内提升了几倍。然而，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企于六厘左右，信贷总额推不上去。究其因，可不是凯恩斯发明的流动xìng陷阱（liquidity trap），而是讯息（或jiāo易）费用左右着。银行不愿意借出，更不愿意低息借出，因为市场形势恶劣如斯，他们无从肯定借者会还钱。别的不说，信用卡也收不到钱不是很有说服力吗？另一方面，人民一般自身难保，大手借钱恐怕要准备申请破产了。 如果货币政策能解决美国目前的困境原则上是可以的有过半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通胀急升，债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况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无光。今天我给伯南克一百分，如果他能以货币政策成功地扭转劣局而不惹来这些麻烦，我恐怕要站起来给他三鞠躬。货币政策的困难是适度无方。 （三）微观派（也即是价格理论派）。此派也，主张的是我提出过的鼓励「内供」的方法，也即是鼓励人民自己增加投资与产出。以美国为例，最重要的是取消最低工资（目前连福利算每小时约十一美元）及撤销工会的约束竞争的权力。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先要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跌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这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然而，目前的美国，因为工会与最低工资法例的存在，物价调整的灵活xìng被锁住了。撤销工会的权力及最低工资，不仅物价易于调整，工资的下降会立刻协助就业，企业的租值会立刻上升，股市的弹起会协助楼价止跌，而财富的上升会把人民对收入的不良预期扭转过来。再者，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左右，市场增加了灵活xìng，货币政策会远为容易生效。 没有最低工资法例，今天在最低工资之上还有工作的受损甚微，换来的是减少了炒鱿的恐惧，睡得好一点，收入的预期会增加。因为工会而获高薪的可能会受损：他们可能宁愿赌一手不会失业。企业老板会见到生意上升，也会见到租值重来。政府花那么多钱救市，买断工会的权力应该会相宜一点吧。是政治上不容易处理的困难，我不懂。 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微观派政治不容！ （2009.01.09）经济学浅而不易 凯恩斯说过，跟自然科学相比，经济是浅学问，但达大成者甚少。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为什经济是浅学问？二、既然是浅，为什么那么少人能达大成呢？凯氏没有解释第一题。他给第二题的解释，是经济学的大成要有多项学问的合并。可能对，但不肯定。他自己是多项学问的天才 经济学真的浅吗？我认为是。然而，凯恩斯一九三六发表的解释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通论》，湛深难明，我读不懂。六十年代初期，几位师友和我论及凯氏这个怪现象没有疑问他文笔好，文字历来清晰可读，但《通论》却难得发神经。那是为什么呢？当时大家同意的解释，是写《通论》时凯氏自己也不清楚要说的是什么。后来其中一位说他读得懂《通论》，几年后发表名动一时的《凯恩斯学派与凯恩斯的经济学》 此君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工就在美国名校升到正教授的人。一君之见，问题仍在：凯恩斯在《通论》中究竟说的是什么？ 大萧条这回事，历史不多见，现象奇特，难明怪不得。我不肯定今天起自美国的金融灾难算不算是大萧条，或会不会导致大萧条的出现，但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经济困境似乎是公认的了。几天前我在这里发表的《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可能解释了「大萧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也解释了为什么三十年代的不幸要到二战后才脱身。动笔时我没有雄心解释这悬案几年前以为佛利民的《美国货币史》可能解释了。《三派》发表后，听到几位朋友的回应，认为自己可能相当全面地作了解释。浅的，是否执到宝两年内会放榜。 比起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确浅。作本科生时选修过两科自然科学，虽然成绩可以，其实不懂，只是考试时懂得背答案。一位数十年前我协助求学而今天成为生理学大教授的外甥，以研究细胞之间的传电机制成了名，其中学问深得不可思议。自己的儿子研究生物及医学，他的读物我一句也看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懂，要求他解释是自讨没趣了。当年求学，认识两位在加州理工读物理的朋友，问及他们研究的，深得发神经。相比之下，经济学确是浅得离奇。可不是吗？就是今天，任何识字的人拿起史密斯的《国富论》，用不着老师指导可以读得懂，而经过了二百三十三年，经济学还没有一本书的重量比得上《国富论》。当然，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文章满是方程式，也满是术语，门外汉不知所谓。拆穿了西洋镜，其内容不少也真的不知所谓，或空空如也。 这就带来当年凯恩斯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浅那么多呢？我想到的答案，是自然科学要解释的是上苍创造出来的现象，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沧海一粟，浮生若梦，以宇宙时间算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间。经济学呢？是要解释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现象，浅得不可以相提并论也。 经济学是浅的，绝对是。故弄玄虚地搞得高深莫测是自欺欺人，可惜为了饭碗不少君子不能不这样做。回顾平生，我只写过一篇算得上是不浅的经济学文章。那是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该文不浅我花了一年向浅中求也不浅主要是因为「短缺」、「剩余」、「均衡」等理念在经济学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而我却认为是全部错了！要清除众人接受了的废物，提出前所未见的分析，容易有理说不清。该文发表三十五年，行内专家认为是重要贡献的不下两掌之数，但当年我意图清除的废物，今天的教科书一律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顽固xìng反映着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或行为没有兴趣。 说经济是浅学问，可不是说这门学问容易。以我认可的经济学而言，浅是说容易理解，容易明白，但可不是说容易处理。经济学要处理得好不容易。单从解释现象的角度衡量，有四个难关要过。其一是麻烦。解释人的行为，经济学者多多少少牵涉到解释自己。这很麻烦，因为要顾及自己的利与害，经济学者不容易客观地看问题。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地看世界，一般学者办不到。我认为不少行家不应该学经济。其二是复杂。世界非常复杂，而经济理论的一项主要功能，是把世界简单地看。这也不容易，因为在简化世界的过程中，处理每一步都要顾及有关的复杂各方面，想漏了重要的一方会出大错。其三是复杂的世界要用简单的理论处理。这里的要求是要把基础的概念与理论掌握得通透，要拿得准，要练得想也不用多想就应用得宜。其四是要对大大小小的真实世界现象知得很多，在观察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以理论及概念印证。记忆力的要求高，而寿命与体力免不了也苛求。史密斯能在四十三岁发表《国富论》，的确是异数。 我要以《三派之别》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来示范上述的浅而不易之见，因为这一句有些读者不明白，顺便解释一下。那是写到「微观派」时，我说「美国要先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降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何解？回到费沙的方程式吧。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调整的机制过程可以很复杂，这里不说。财富（W）一下子暴跌，不回升，收入（Y）与利率（r）一定要调校。市场的利率（不是贴现率）向下调校不易：银行的借与贷皆不易（解释过了），而就是市场利率被政府所迫而下降，借贷难行这利率没有意思。余下来是收入（Y）的向下调校了。所谓收入，其实是物价乘产量（P x Q）。选择物价下降还是产量下降呢？当然选物价下降，因为物价只是jiāo易的媒介，但产量却是人民享用的饭碗。以产量下降调校，苦不堪言也。 这就带来另一个浅但不容易看到的要点。我曾经以穿珠仔的例子解释，市场其实没有产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之分，二者一也。物价（P）乘产量（Q）的收入，当然也是生产要素的收入。劳力或员工的收入是物价乘产量的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有最低工资及工会的左右，物价向下调校的一个主要部分会被锁住，于是逼着要从产量那方面调校，灾难必然矣。结论是要救金融之灾，着眼处是撤销最低工资与工会约束竞争的权力。物价下降等于工资下降，二者皆鼓励产量上升，产量上升等于实质财富有着数。这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 浅的，但不易。 （2009.01.13）金融困境再剖析 七十年代初期，出道了一段日子，遇到母校教过我的老师Harold Scomrs，把酒言欢，他说昔日读我的试卷，不知所云，懒得找我谈判，给个「A」算了。此师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及。一九六六年五月我的《佃农》论文的十一页大纲在母校研讨时，在座的师友反对得厉害，吵了个多小时，Scomrs突然说「我教过史提芬，知道他不容易错。没有教过史提芬的要细读他写下的才可发言。」拔刀相助，学生感激，可惜此师早逝矣。 记得在那次叙旧中，老师说「当年你喜欢在腰间发shè，今天的命中率可能高一点吧！」相顾大笑。他跟着轻声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当年胡乱地给你打分的老师不止我一个！」又大笑起来。作为学生考试我怎敢乱来呢？只是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与众不同，而想到认为是过瘾的，禁不住要发挥一下。后来在长堤及华大任教职，同事们一般说我对问题的看法容易有别，有欣赏的，也有不以为然，而我自己想不出理由不继续在自己的天地做梦。 老生常谈，达到我这个年纪的人其思维会失却灵活xìng。可能是，应该是，但到今天我还像当年，无端端地想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不怪，只是不同。好比去年九月十五雷曼兄弟出事及跟着的金融灾难，同学们能猜得中我是在想什么吗？只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赌同学猜不中。我当时想：金融机制出了大事，人民之间的财富会有转移，而不少财富可能蒸发了，但美国鼎盛的人材依旧，资源依旧，厂房楼宇依旧，江山也依旧生产力当然不变。生产力既然不变，国民收入理应不变，怎会有经济大萧条的可能呢？单看当时，我不会想到大萧条那方面去。问题是大萧条在三十年代出现过，有这回事，而读到的报道，与我昔日读过的大萧条迹象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因为上述的「生产力不变观」浅得过瘾，我逼着要暂时拿开自己熟如兄长的佛利民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解释，在第一篇分析金融灾难的文章中就拿出费沙的简单方程式来思考。那是九月二十三日在《信报》发表的《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费沙的理论说，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原则上不会错，问题是怎样阐释这些变量。费沙之见，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是没有财富的。他说的财富是一个导出（derived）的概念。一人世界有收入，但没有市场，所以没有利率，而没有利率财富就「导」不出来。 我当时的看法今天不变的是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也可以对：财富的暴跌可以导致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费沙的利率理论假设的是最简单的市场，既没有风险，也没有jiāo易费用连货币也没有。（天才无疑问，费沙曾经赚很多钱，但后来还是中了大萧条之计，破了产。）可惜市场不是那么简单。从昔日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到牛顿在股市输身家到香港六七年中环地价下降至近于零到七五年港股从恒指一千七百下跌至一百五十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地球的经验满是市场发神经的例子。历来不信邪的佛利民，曾经对我坦言人类真的有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这回事，盲目地东闯东，西闯西，导致资产市场的暴升暴跌。人民的收入可以不多变，利率可以不多变，但财富却可以发神经地大上大落。 这里的重点，是虽然楼市与股市的大上大落司空惯见，往往与收入或利率的波动脱了节，经济学行内不认为费沙的方程式是错了。市场的波动早晚会调整，使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这个关系过不多时回复正常，而投机者不容易趁机赚钱，因为无从肯定将会调整的是财富、收入、利率，还是物价水平。 我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财富一下子暴跌，既不起自战祸也不起自天灾，可以持久地不回升，或有持久不回升的预期。有这样的麻烦，费沙的方程式则要倒转过来，使收入或利率或二者变动的合并成为被「导出」的变量。利率变动或可接受，收入大幅下降则灾难矣。 要怎样才会出现财富暴跌后失去了回升的预期呢？历史的经验不多，我的猜测，起因要有两方面的合并。其一是财富的暴跌不是起于天灾战祸，其二是这暴跌要有广阔的全面xìng。后者使我忧心，因为自己推出来但不肯定的对这次金融风暴的看法，确有很大的「全面xìng」含意。有两方面，说过几次了。其一是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其二是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使金融整层出了问题。如果金融市场的合约只是上下串连，左右不连，上下一串倒塌，左右不倒，正如股市下跌楼价大致不变，或金融机构安然，为祸不大，但全面xìng的遇难促成的对财富的不良预期，可以容易地把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费沙当年可能没有想到，金融市场可以发展得那么复杂，可以把财富推得很高，而借贷是抵押远为不足的。 复杂复杂，费沙的方程式倒转过来运作就变得容易了。财富暴跌，市场见有全面xìng，预期不会在可见的将来回升，收入本来可观的人会为自己的退休及下一代的教育设想，尽可能地节省，消费与投资皆下降，方程式的「导出」点就倒转过来。目前先进之邦差不多所有资产市场皆跌，最头痛可能是退休金跌得严重。后者显然是因为一般退休基金在大程度上是与金融机构挂钩的。 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一文中，我解释过利率调整有困难，解释过货币政策可能有困难，解释过宏观花钱是暂时xìng的收入，不容易调改市场对收入前景的不良预期，而我认为有效的「微观派」之法，政治不容。 两天前听到快上任的奥巴马准备建议花八千亿美元宏观救灾。中国的四万亿是每人约人民币三千，美国是每人约美元三千。意头皆「生」也。克鲁格曼说远为不足。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了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同学们示范一下经济推理的过程：「生产力不变观」这个出发点不怎么样，只是有点新意，前人没有这样看过。拿着一点在手，分析就逐层推上去。不是很有趣的玩意吗？今天的经济学是搞什么鬼的？ （2009.02.06）思想不灭与封路游戏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副对联据说是翼王石达开为一家理发店开张时写的。有点杀气腾腾，但幽默好玩，也反映着翼王有文采，不是一介武夫那么简单。是否出自翼王之手无从考究──六十多年前从一位姓阮的国文老师听回来。只是听到，没有读到。一九九三年我曾以此联作为另一文的引首，「以须」两个字究竟是哪个「以」哪个「须」大费思量。与舒巷城商量了一阵，认为「以须」应该对。那是指理发用的剪刀、剃刀之类，磨而砺之而问天下头颅几许也。 新春闲话，以这样的对联起笔，意头佳乎？佳也！刚过的鼠年实在邪，神州大地彷佛是受到了什么诅咒：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频频，再加上地球金融风暴，使经改的大好形势止于二十九年。牛年怎样看呢？我没有温家宝先生那么乐观。「邪」是要「辟」的，那就让我来「磨砺以须」吧。 任何人做任何事，有恃无恐占了先机。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路上走，所有眼睛向她看，她会走得潇洒；一个大富之君参加盛宴，有呼风唤雨之能，其感受穷光蛋是无从体会的；姚明只要站起来，对手就冷了半截……我呢？一介书生，早逾古稀，彷佛杜工部老来之际，茅舍给孩子们掷石头也无可奈何。然而，对读书人来说，今天的世界比杜老昔日好过：只要拿起笔，对着格子，就感受到武侠小说中说的一阳指，理直气壮，只要能写得文气如虹，掷地有声，有恃无恐矣。 记不起是谁说过：一个思想，只要表达了，就不会完全消逝。我深信这句话自己四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仍在。三十年来我以中文写下的，今天久不久在路旁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读者提到。不需要有传媒或互联网之类的协助虽然这些协助来得很夸张 而是今天的纸张便宜，文章结集只要印制数千本，二百年前的读书人就斗不过。是的，唐、宋时期的读书人要比我们厉害好几倍才可以有「思想不灭」的能耐。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爱国人士。三十年前开始以中文动笔，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中国开放改革，机会难逢。其二是学有所用。其三是心有不甘，也不信邪，要拿起笔来发一下牢骚。不要告诉我炎黄子孙的劣根xìng。不良份子当然有，但我认为是少数。中国人聪明，吃得苦，为什么沦落如斯呢？当年高斯、艾智仁和我都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悬案。我不要再提二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期间在广西认识的小朋友的不幸。要说的是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足以令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的成果，每次与几位朋友花两三千元吃一顿晚饭，不管是谁出钱，我总是想到那是一个本领不弱的劳工两个月的收入。不公平吗？当然是！ 说过无数次，中国如果不能把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改革怎样算也是得把口。要怎样处理才对我是专家，绝对是。所有靠得住的经济理论都说是艰巨工程，但我期待了很久而又认为一定会发生的，终于在二千年开始出现：农转工急升，农产品之价上跳，而农民收入的上升率远高于城市的人。虽然预料到，但来得那么急，那么明确，使我把三十年才能「完工」的预期调校为十五年，时间减了一半。有谁会想到鼠年为祸呢？ 信奉科学，然而，鼠年发生的事，好些要点我摸不准。好比新劳动法，执行之前此法的不良效应我推断得一丝不差，却推不出为何北京真的执行。我当时以为这些效应事前应该明显，北京会知难而退。好比金融风暴，当二十个月前次贷事发，我知道严重，立刻警告了有关朋友，但想不到美国的金融制度会是复杂如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深不可测也。至于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我倒是看得相当准的。准也没有用，大声疾呼也没有用。这显示着经济学的解释及推断能力，在某方面可以准得精彩，但牵涉到政治与权力利益，这门学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所谓公共经济学，耕耘者无数，但成果到今天还是近于零。 三十年来为了关心而动笔，说不希望有关当局会听我说是骗你的。然而，希望归希望，我这个人不傻，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影响力。说过了，如果我着重当局要依我说的，不会活到今天。有时禁不住发脾气，破口大骂蠢到死，但北京的朋友还是放我一马。他们看来知道我是个学者，从来不踏出学术的范围一步。我的本领是解释，是推断，摆下擂台所向无敌久矣！ 除了这里那里发一下脾气，不断的关心，写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希望思想不灭，希望文章可以传世。这是人之常情吧。再另一方面，巧逢中国改革，多年来为了自娱我玩一个封路游戏。是简单的玩意。有关当局听不听我说的无所谓，但我把行得通的好路都提了出来，签上了名字，算是把路封了，你要走就无可避免地给外人认为是听我的。封路，不收买路钱，你走不走？多半你自己也想得出来，但我先说了，你怎么办？不收买路钱，你走了，不知就里的人总会认为你是向我打了个招呼，象征上买路钱是付了的。 封路游戏是好玩的，但不容易。一则封了的多条路不能互相矛盾。二则不能封错了路。三则要解释得清楚，逻辑井然。四则要推断得准绳。后者最重要。 说过了，解释得出就是推断得到，所以原则上二者相同。放大看有如下之别：解释是拿着一个既有的现象，然后追溯促成这现象的局限转变来作解释；推断（或推测，不是预测）是先见局限的转变，然后推断还没有见到的现象将会出现。原则一样，但这样划分推断比解释远为困难。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现象的发生通常起于几个有关键的局限转变的组合，事发前推断不容易拿得准某组合是否足够，而又不容易判断其中局限转变的稳定xìng。为了自保我喜欢说明局限如再有变推断作别论。 经济学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那些认为我不懂「宏观」的专家，跟我比赛「宏观」现象的推断会是很尴尬的。不止差几条街吧。强把宏观与微观分开来处理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掌握到经济科学。 数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推断的准绳度是满意的（一位朋友曾经记下我作出的二十六个推断，说全中）。是简单的秘密：拿不准有关的局限变化我不说。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我要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才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当一九八一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时，我的把握高达九成。奇怪当时除了高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同意。当一九八三年我见合同工开始在南中国出现，立刻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因为局限的转变愈来愈稳定，而我的理论架构否决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把握提升到十足了。 想当年，用上了经济科学的推断功能，「签名封路」这个玩意往往使外人觉得北京是听我说的，对国家的改革起了影响作用。其实除了三几次比较明显是听我的，其它都是我推断在局限的转变下他们会那样走，就先说出来，把路封了。 这几年局限的转变不对头，我逼着频频把坏路封上。北京的朋友果然选走！感慨万千，买路钱不收算了。 （2009.02.10）人民币汇率的科学观 美国新财长盖特纳不久前指责中国cāo控人民币汇率，要逼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是新闻，这老话题吵了五年多了。经济学怎样看呢？可以很复杂。让我分十点说，从浅入深，到最后相当深，读者要小心细想了。 （一）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中国货减价输出，对美国的消费者当然有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顾客要求商店加价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要求。格林斯潘在任时曾经说，中国货廉价在美国出售协助了美国的通胀率持久偏低。 （二）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也不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姑勿论逆差的本身是害还是利，经济学者跟街上人的看法有别，美国的专家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弹xìng系数有决定xìng，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两年前我说多半会有这样的反效果，推中了。今天形势有变中国的出口急跌，外资撤离，贸易顺差正在下降，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机会是高的。几个月前我对朋友说人民币的强势已去，跟着写了出来。如果人民币的强势再现（最近没有跟进），那只能是因为在地球金融遇难的情况下，多了外客选持人民币作避难所。如果因为避难所的需求而促使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祸害是无妄之灾。 （三）六个月前，一些不懂经济的鼓吹人民币升值，说会协助解除通胀云云。他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通缩之势已成。其时也，我说中国将会出现通缩，跟着去年九月十二日（雷曼兄弟事发之前）大声疾呼，发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如果当时北京依我说的，一手减息二至三厘，今天的情况会较好不会好很多，但会较好。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北京在该文发表那天（雷曼事发前三天）减息二厘半，今天的情况会好相当多。 （四）为了维护及增加国民的就业机会无疑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很不幸，人民币升值是帮不到忙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的最低工资（连福利算）比中国的高出十五倍，人民币升得发神经也不容易有小助。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维护美国的最低工资是下策。其二更严重。美国的最低工资比印度、越南等地的高出三十倍以上。压制中国货，美国的进口商当然转到无数其它廉价劳力的发展中国家购买（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禁止中国货，容许其它的，于情于理说不通，而美国进口的产品质量会下降。再推远一点，如果美国禁止所有廉价劳力之邦的产品进口，美国的制造商也不会向玩具之类打主意。设厂的人不傻，知道靠国家保护而投资于制造自己毫无成本优势的产品，容易中计：政府一旦撤销保护，血本无归也。 （五）保护主义的一个大麻烦是容易惹来报复（retaliation）。这是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致命伤，二十多年前英国的希克斯（John Hicks）向我解释得很有说服力。今天的形势，是保护主义想也不应该想，而就算美国大手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惩罚也），我也不会支持北京还击或报复。我以为与其强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倒不如要求中国取消进口税。这一着，信奉经济学的不容易反对。我不是个optimal tariff的信仰者。 （六）一九九一年在瑞典与佛利民相聚，我对他说世界将有大变，因为会多了二十亿廉价劳动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那时中国开放了，印度的开放意识明显；苏联瓦解，东欧呼之yù出；其它要跑出来的落后国家无数。这转变促成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一个大时代。起于神州，中国当然占了先机。抗拒这大潮流的转变不可能不受损，而这些年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要与美国竞争，而是与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无可避免。 （七）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与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是两回事。后者，美国独自贬值不会影响人民币兑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是的，人民币与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汇率均衡点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大难题，此前没有谁分析过。从中国的立场看，我们当然希望其它发展中国家能富裕起来，因为在穷人身上赚钱难于登天。然而，如果违反了比较优势定理（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而让这些竞争者先得甜头，他们早晚会闯祸，中国本身更不好过。我会回头再解释。 （八）出一试题考考读者吧。国际廉价劳力暴升二十亿，对地大物博、人材鼎盛、人均收入与财富冠于地球的美国是有利还是有害呢？我赌读者答不出来。让我转用另一个较浅的例子吧：如果土地稀缺的香港受上苍恩赐，无端端地从海中冒出五十平方公里的平坦上佳土地，香港的经济当然成为暴发户了。有人反对吗？不少吧。有土地储备的地产商会受损，地产商会会反对，高价购入楼房的会反对，政府多半也会反对 卖地的收益会大减也。于是，香港政府可能立法例，禁止那上苍赐予的大好的五十平方公里土地作建筑用途。 对美国而言，国际廉价劳力的激增是类同的上苍恩赐。可惜的是，虽然国家整体会得益，但资产或财富不多的市民，或知识落后的，或历来由最低工资、工会、社会福利照顾着的，会不幸地受到损害。容许廉价劳力的产品进口等于容许廉价劳力进口，而反对后者进口在美国有多年的历史了。国际廉价劳力的激增会促使美国的有可观资产的人，或知识令我们羡慕的，租值大升，但政治要顾及那些远为不幸的一群。问题是今天国际的廉价劳力排山倒海而来，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价值观与政治观应否大幅修改，是美国不能不面对的难题。 （九）佛利民曾经对我说，比较优势定理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这定理简单精彩，经济学行内没有一个不认为是真理。定理说，原则上，像美国那样财富与人材、知识皆雄视天下的国家，遇上国际廉价劳力暴升之际，会赚取巨大的收益。然而，这定理假设的，是没有最低工资的约束，没有工会的左右，没有关税，当然也没有什么保护主义了。这些假设皆明确，这里要分析的，是比较优势定理的一个重要但少人注意的假设：该定理是基于一个物品换物品的世界，没有货币，因而没有今天大吵大闹的汇率话题。 物品换物品的jiāo易费用非常高，而货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问题是，当引申到国际贸易那方面去时，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波动，又或者受到各种因素而使汇率脱离了物品换物品应有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定理会遇到困难。张滔曾经告诉我，多年以前他的老师Lionel Robbins也有类同的看法。解决这汇率偏差带来的困难，我想到两个方案。其一是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货币，但政治看来不容许。其二，从中国的角度看，人民币转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稳定了物价，从而希望其它发展中国家跟着走，使中国与这组国家之间的汇率能找到一个大家善用比较优势定理的均衡点。 （十）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对这升值的本身，而是这升值会给中国带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不利。这里的一个头痛问题，蠢到死，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厂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外币有多种，为什么他们绝大多数要用美元结算呢？篇幅所限，读者去问厂家们吧。 （2009.02.13）美国救灾会搞出高通胀吗？ 温家宝访欧，言论勇猛，令人耳目一新，而他在地图上找不到法国（一笑），足以传为佳话矣。我认为温先生的牢骚发得有理，但也认为他说差了两句话。没有说错，只是说差了一点。 第一句是温总理被剑桥的德籍学生掷鞋时，说「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说得对，但不够潇洒。朋友问我会怎样回应，我说自己是小人物，当然小气一点，但有资格在剑桥讲话，遇到掷鞋之举，我会笑着说「这里是英国吗？我还以为自己是到了英国！」 当今之世，温总理无疑是个大人物，既为大人物，出巡之际理应为掷鞋、抗议之类的行为作了心理准备，而据说不少国家的大人物是记上了应对之辞。通常是一两句幽默之语，精彩的可以连消带打，甚至有点辣味。在我这一辈出现过的大人物中，这类应对本领最高的是已故的美国前总统列根。一位认识列根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列根用作应对的笑话虽然顶级，但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套，反复使用。话虽如此，我还认为在尴尬情况下的应对列根是个天才。有一次，不记得是哪里的什么对美国不利的恐怖活动，记者问列根怎么看，他想也不想就回应：I saw Rambo last night, and next tcom I know wh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t to do. 一百分！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幽默感是差了一点的。这方面，朱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与一百分的列根相比，我只能给朱老八十分。扣了二十分是因为他有时多说了一两句。地球一体化，中国的大人物是愈来愈举足轻重了。不要忘记，西方人对炎黄子孙到今天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传统，不可能在一代之间化为乌有。我看得出有点改进，但歧视还在。形势是不错的。不久前一位朋友旅游韩国后，说那里的中小学生的必修外语是中文，不再是英语。 我认为温先生说差了的第二句话，是「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没有说错，但偏差了。懂经济的不会反对政府的存在，而同意这存在是同意某些事、某些情，政府要管。经济科学反对的是一些混合的市场制度：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了。分清楚什么要管什么不要管是不容易的话题，难度高，而像中国那样人多资源少的大国，这分离十分重要。我曾经盛赞的中国经济制度，主要是一点：县与县之间的权利界定与划分清楚，从而在什么要管什么不要管的事项上比其它制度来得清晰，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要改进，而不幸地近几年有些地方是改差了。 美国目前的金融灾难，起于制度上出现了问题：一种市场运作与政府管制的混合制度，管错了，于是闯大祸。我曾经说目前美国的情况比上世纪三十年代更糟糕，主要是昔日没有今天那种「dú资产」。dú资产（toxic asset）这个名称起得不错：不是坏账，而是可dú可不dú，要看资产的价格水平而定，好些没有市价，其总量可以高若上苍，或深若无底之潭，可以是天天不同的。这样看，三十年代的困境主要是资产之价或财富暴跌了，国民的消费大降，要怎样才能搞起来呢？（昔日可没有真的搞起过。）今天的困境，是财富暴跌之外，还有dú资产需要处理，处理不善财富会再跌！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了一篇颇受注意的文章，题为《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其中有以凯恩斯为鼻祖的宏观派，主张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有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主张增加货币量与借贷，从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与财富上升。有微观派，是我的本领，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 一月十三日我发表《金融困境再剖析》，写道： 「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出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读者读这段文字，要注意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跟着没有急速通胀。我说过，政治上微观派是行不通的。目前的美国是货币派与宏观派双管齐下。会有起死回生之效吗？答案是如果不管通胀，或视若无睹，这两派任何一派都可大发其威。问题是用得不小心急剧的通胀必至。这会带来美国债券暴跌，利率大升，美元跌得面目无光，而可能最头痛的是美国一般老百姓的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可能崩溃。 遥想三十多年前，越战使美国元气大伤，通胀两位数字，见养老金制可能保不住，当局紧收货币量，成功地压制了通胀，但在这调整过程中，美国的三十年债券的孳息年率上升到十九厘，前前后后有十年的经济不景。这几年伊拉克之战的每天费用，物价调整后比越战的高出近一倍，加上目前计划救金融之灾的庞大支出，国债之高不容易算得准。 急速通胀当然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接受，有可为。大量印制钞票，或大量宏观花钱，以货币的面值算价，财富与收入不可能不增加，最低工资再不会是约束了。通胀本身是抽间接税，抽得够多国债不足道。dú资产呢？通胀够高会变为不dú。是的，只要货币派或宏观派能不管通胀，大手出招，目前的困境可解，但会换来另一类困境。 美国的处理会带来不可以接受的通胀吗？很难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联储主席与财政部长显然知道，处理不善不可以接受的通胀必至。二月十一日财长盖特纳的讲话，据说导致美国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四点六。读这讲话的全文，字里行间显示着他关心通胀，只是没有说出来。不能不出弹弓手吧。是艰巨工程，经济学可以从这次美国的不幸经验中学得很多。 愚见以为，不走微观派建议的路，要避免高通胀非常困难！ （2009.02.17）再论人民币下锚的几个重点萧满章传来史坦福教授John B. Taylor最近发表的题为《How Govercomnt Creat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一文，是雷曼兄弟事发后我读到的关于美国金融灾难最有含金量的文章了。Taylor没有分析我着重的浮沙指数与金融合约制度的本身──虽然提到这制度复杂无比──而是集中于他专长的货币政策，指出这政策严重出错及跟着的处理失误频频。他说的不一定对，但内容充实，论点明确。有一两点我提及过，但从货币政策的分析品评，Taylor比我知得多了。据说本月底他会经Hoover Press出版一本题为《Getting Off Track: How Govercom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 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的书，应该是学问，读者不要错过。 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细读上述的文章及跟着会出版的书，不是为了明白金融风暴的起因，而是能从中体会到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处理困难。货币专材鼎盛如美国，那里的无锚货币制度或大或小地闯祸，记忆所及皆频频，而中国的央行目前正在向这制度走！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研究中，没有一项题材能比得上货币理论及政策的研究那样大兴土木，有那幺多的能人云集的。惊天动地的知识投资，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到头来还是中大计，可见无锚货币制要cāo作得如意难若登天。 虽然我没有用英语发表过货币分析，但跟进这话题却有四十七年的日子了。一九六二师从当时的货币供应的第一把手Karl Brunner，六二与六三的两个暑期作他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七到了芝大，认识当时的货币需求的第一把手Milton Friedman。或熟或不熟，二十世纪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都认识──可惜不认识Taylor：此君崭露头角时我已经回港任职了。 佛利民（Friedman）跟我很熟，而多年来我屡次求教他关于货币的事，主要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佛老当时红透天下，时间当然宝贵，但每次我问及有关中国的，他对自己时间的慷慨令我感动。中国的经改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高斯、佛利民等关心中国的西方学者。在我认识的重量级的西方经济学者中，绝大部分希望中国能好起来。这些大师之中小部分认为炎黄子孙天生了不起，经济搞不起说不通，而大部分信奉比较优势定理，知道中国能搞起来大家都有好处。 佛利民支持无锚货币制，可不是认为这制度有过人之处，或容易处理，而是认为一个大国的货币不可以下一个锚，然后让国与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一九八三年底，香港采用钞票局制度，以美元为港币之锚，佛老同意，主要因为香港够小，可以用。没有经济学者不认同金本位制度曾经有两百年使经济稳定繁荣的日子。后来逼着取缔，因为黄金本身就是货币，遇到供应不足，或外流，或金价波动太大，会有大麻烦。我当时向佛老建议用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他认为原则上可行，但有关当局要有这些物品的储存，费用是过高了。那所谓钞票局，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位英国爵士的发明，是一种以外币为本位或为锚的货币制，只保钞票，不保支票，有需要时这制度会自动地调整钞票量，从而间接地调整货币量。原则上是不要有中央银行的存在或左右的。香港今天的金管局频加左右，算不上是纯正的钞票局运作。一九七一之前香港的钞票局以英镑为锚，跟着脱锚十二年，八三年后期起再用钞票局，转以美元为锚，任老弟主事后就把钞票局搞得庞大，运作的本质改变了。 我是九十年代中、后期跟进朱基时期的央行运作才突然想到，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为货币之锚，有关当局是不需要有该篮子物品的储存的。重点是物品的质量要明确，其市价（批发或期货价）要清楚，持有货币的人可以容易地在市场凭币按价购买，由央行担保在小差价的范围内购得，贵客自理，央行不提供物品。因为以一种或三几种物品作货币之锚，物价的个别大幅波动对经济可能有不良影响，一篮子物品（三十至一百种）就安全了。又因为有一篮子的物品存在，整篮子的比率固定的物品最好用一个指数算价，是一个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指数，央行可以随时上下调整，不妨说明某时期内的上下限调整幅度。至于那些认为炒家们可以在市场兴风作浪，炒买炒卖而图央行之利，则属杞人忧天，因为央行在明，炒家在暗，对赌央行必胜。多年前美国曾经考虑以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行不通，因为这指数是不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 二○○三年六月，见外间施压要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大噪，我认为央行应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稳定了币值，然后让汇率自由浮动。跟着该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信报》发表《怎样处理人民币才对？》那篇自己视如家珍的长文，其后不断地继续想，愈想愈认为自己对。五年多过去，解释又再解释的文章无数，这里用不着再解释吧。旧议重提，因为国际形势有变，如下数点给北京的朋友再考虑。 （一）早就说过以一篮子外币为人民币之锚，最佳的情况也只能是次选。这几年央行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的政绩，使我很失望。 （二）货币政策虽然原则上可行，但运作起来频频失误，而一个像中国那样人多资源少的国家，严重的失误可以是灾难xìng。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货币政策的运作范围是大幅地减少了，换来的是远为简单的处理，出错的机会大减。 （三）放开外汇管制是必须的，因为一日有汇管，厂家们的生意难做，而上海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问题是，解除汇管，让人民币无阻外流，虽然国家可以赚钱，通胀的复苏不容易处理。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央行守住物价，有需要时收回某部分人民币就是了。央行一定有足够的资料作判断。 （四）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先进之邦没有理由再逼人民币升值。他们的货币兑人民币要贬值是他们的自由，因为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是自由浮动的。中国要关注的是人民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务求这些汇率能让大家一起善用比较优势定理，产出jiāo易。 （五）我反对搞亚元。理由有三。一、人民币目前的声誉好，亚元要搞出名堂不容易，而在今天的金融风暴下，欧元能否维持不瓦解是问题。二、人民币的声誉及强势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拼搏得来的，推人民币出去赚钱理应让他们的国家赚。三、搞亚元，政治问题太多，吵得不欢而散是自讨没趣了。 （六）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放开汇管推出国外，明智的发展中国家会跟着人民币的币值来处理自己的货币。善用比较优势定理的汇率均衡点不难达到。「cāo控」自己的汇率，为了争取增加出口而放弃了按比较优势产出的利益，愚不可及。 是的，在目前的国际金融风暴下，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这风暴下，澳元曾经在一天内下跌七百点，英镑曾经在一天内波动八百点，而一天波动两三百点的情况常有。这样的神经不知要发到何时方休。无锚的货币当然头痛，而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可能更头痛了。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稳定了自己的物价，外间的风风雨雨懒得管，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怎会不拉住人民币呢？是中国把地球稳定下来的时候了！ （2009.02.20）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 去年大事多。什么雪灾、地震、西藏、奥运等姑且不论，经济话题有新劳动合同法，有宏观调控失误，有地球金融之灾，也有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之庆。平均每天收到三个访问、讲话、写稿等邀请，无从应酬，只是对学生们讲话有时不容易推却。 农历新年之前凤凰卫视的刘芳要求我作电视访问，本要例行地推却，但她说是关于中国农民的，就答应了。条件简单录像整理后要让我亲自看过，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播出。这是中媒体之计多次后才订下来的公平规则你有你的言论自由，我有我的不接受访问自由，打个平手。刘芳是同意了的。事实上，她打电话到上层说我提出的条件，上层接受了。 二月三日到深圳的凤凰录像，九日看他们选出的、将会播放我说话的部分，非常满意。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王敏的小姐，问她我看到的是否会全部播出，回应说肯定是。因为担心广东话在字幕翻出可能有错，我要求再看。十二日再看，发现跟我在九日看的很不一样，少了很多，支离破碎，问王敏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全部没有改过，只是我看不清楚吧。我跟太太提出我的反对，要她替我跟进。太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跟王敏通电话三次，每次的回应都是张教授看过而又同意的完全没有改。 十三日晚上九时五十分播出，更明显地改得七零八落：谈新劳动法的主题一句也见不到。刘芳代替了我，说我说一亿人失业（我没有说过）；我说职业农工每年可工作十个月，字幕则翻为十倍。凡有提及新劳动法的都抽起，接驳起来我变得语无lún次了。 网上读者的反应，大部分问为什么张教授不谈新劳动法。博客的管理员替我解画，说教授当然有谈，但被删去了。读者哗然，很有点不相信凤凰卫视也「和谐」起来。后来找到凤凰卫视在网上的预告，标题云：《张五常：新劳动法应对农民工失业负责》 是夸张的阐释跟着的预告内容读者可在网上找到。再后来太太收到通知，对方承认删改了很多，说是香港的凤凰卫视的领导下令封杀的。想不到，历来高举忠实报道的凤凰卫视，竟然也「河蟹」起来了！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被骗了。在该访问中我说了一句精彩但后来被删去了的话，对经济科学是重要的贡献。我说：「工业的工资，是由农作的收入决定的，用不着新劳动法的帮助。」看似平凡，其实也平凡，但对经济思想史有认识的人，会意识到这句话是填补了二百多年来的一个思想空缺。知道执到宝，我立刻挂个电话给张滔，跟他重温经济学对地租与工资的思想演进。这演进永远差一点，不达，看来又要让我来划上句号了。 读者要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生产要素限于土地及劳力。前者有地租，后者有工资，而这二者怎样决定及分配是大话题，从一七七六的史密斯吵到一八九○的马歇尔才算有定案，但我认为句号还没有划上。资本的概念更麻烦，古典学派拿不准，新古典也拿不准，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天才费沙才解通了。这里不谈资本，只说地租与工资。 李嘉图（一八一七）是第一个全面分析地租与工资分配的大师。地租他从differential rent的角度入手，说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于土地的肥沃层面不同，优劣有别。这观点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错了。我认为只有小错，在分析发明专利时大手采而用之，一九七七写成了二○○五才发表的重要一长节（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十章第三节）。李氏对工资怎样看呢？后人把Iron Law of Wages（工资铁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这铁律说，工资是仅可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而是人类认为值得活下去的主观收入水平。到了米尔（一八四八），史密斯的一个旧观就发展为Wage-fund Theory。这是指雇用员工的老板拿出一笔款额，为雇用工人而备，而工资就是这款额除以工人的数目。不可能错，但说了等于没说。米尔后来承认是错了，知道这想法不能决定工资的本身。 重要的发展来自一个德国学者（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 1783-1850）。马歇尔重视这个人。此君提出了边际产出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说工资会等于工人的边际产出所值。到了马歇尔之手，边际产出曲线就成为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加上工人的供应曲线，工资就决定了。基本上，从一八九○到今天，经济学接受了这样的工资理论。我自己在《佃农理论》作出的贡献，是说这理论不限于用时间算工资，分成及其它的合约形式也要遵守边际产出的规律。这就带来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问题，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还有一位大师要加进去。那是Philip Wicksteed（1844-1927）。此君证明，有土地与劳力两种生产要素，二者皆获各自边际产出的酬报，在均衡点下，产出的总收入刚好全部分光。 本来是尘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为Richard Lester的学者，调查波士顿的运输行业，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文章，说雇用司机的老板不知边际产出为何物，无从按边际产出所值订工资。我的老师艾智仁为文回应，一九五○发表，促成了持续十多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 从逻辑的角度看，说争取收益极大化，边际产出所值要等于边际付出的工资当然对，但雇主怎会知道呢？老板收到订单，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资为何，利息、房租、水电、折旧等等加起来，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单可以决定。雇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谓边际产出，他不知，也不管。就这样，每个老板也这样，何来边际产出所值等于边际成本了？很显然，边际产出理论如果是对的话，只可能是在结果上对，不可能是老板的意图。老板的意图是多赚钱，只懂得数手指算收入与成本。也难怪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与工资及其它资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样决定的呢？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答案。 个人的估计，开放后十年左右，农民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龄的农民大约三亿七。九十年代后期起，流动的农转工急升，转到工业去的总人口约二亿八千万，余下的九千万再转四千万左右到工业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释过因为雇用职业农工变得普及，有轮植的选择，职业农工每年可cāo作十个月，收入当然急升，加上农产品之价上升，职业农工的月入从二○○○到二○○七上升了约五倍。如果十五年后一个职业农工的月入达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要吸引这农工转到工业去大约要每月薪酬五千元：农村的住屋相宜、舒适，食品也较相宜，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写意的。 这样看，我碰中的定律说如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转工的兴起，但当达到了近于均衡点，工业的工资是由农民的收入决定的工业工资不够高农民会选作陶渊明。也是这样看，工业的工资会因农民的收入够高而被保护着，远胜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等外来的蠢办法的保护。劳力的收入决定了，余下来的其它资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类似的竞争情况瓜分。不难用数学证明，达到了经济整体的均衡点，每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所值，会与每样的边际成本相等。边际产出理论没有错，但对的是结果，不是老板的意图。所以用这理论来解释老板的行为也对。这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谛。 新劳动合同法闯大祸。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约估计，约有一亿工业工人回乡归故里，把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这回乡潮是出现了的，大概起于去年三月，远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不一定是失业，而有多少会再回到工业去目前不知道。回乡的也不是输清光：他们在工业cāo作有了时日，知识是增加了，再出来不会是大乡里吧。 （2009.02.27）经济是老人的学问前文《李泽楷绝技考》 这题目起得好发表后，读者反应不错，但其中有看不懂我对「种票」的分析，这里补充几句吧。何谓种票？我的理解，是如果我要买五手电盈（每手约赚一千元），希望其私有化通过，于是分五个名字下注，作五个人投票，就是种票了。分头下注就是种。法律上，有关人士（即李察那方）当然不能种，外间的「无关」人士怎样种法律管不着。 从《壹周刊》提供的资料看，种票的行为颇为明显，分析资料，不到一分钟就认为不是有关人士种的，因为图案不支持是他们的手脚。我曾指出有关人士种票是愚蠢的行为，但如果他们能种出可以瞒倒我的图案，智商是比我高了。是好玩的世界，读者不妨拿着该期的《壹周》，细看资料，猜猜为什么我这个老人家作出那样的判断。 闲话休提。正在地球发生着的经济现象很不寻常，所谓「dú资产」，从来没有出现过，退休了九年我还是天天想。我着重的永远是经济解释，虽然有时发牢骚大骂几句。这些日子我比较注意他家的经济言论──此前是少理的──同意的不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观点分歧呢？我想到的一点，是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与自然科学有一处重要的不同：那是经济要有很长的时日及经验才可以有足够的掌握，而其它科学可没有这样的要求。 好比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不幸──金融之灾导致的举世财富暴跌──上一次出现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这是当时经济大萧条起笔的震撼日子，其困境要到十年后的二战才打掉，而二战本身更是悲剧了。那是八十年前，当时懂事的、经历过该大萧条、切身地感受过的，要是今天还健在，应近百岁了。这些百岁老人中有多少个是经济学者呢？就算是经济学者，不是早就退了休吗？可以说，懂事而又切身地体会到一九二九开始的震撼而今天还没有退休的经济学者，一个也没有吧。任何实证科学对现象的解释，要有事实的依据。昔日的大萧条无疑遗留下来不少数据及历史学家的描述，但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不相同。自然科学可以单凭数字及客观的描述而准确地让后人知实情，不需要论感受。经济科学呢？无论数据如何详尽，描述如何客观，个人亲历其境的感受重要。数字及描述的就是那么多，读到的感受跟亲历其境的感受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而感受出错，分析可以闯祸。佛利民在生时对我说过几次，对经济感受不好的人不应该学经济。 数据与史学家的描述不论，当年的大萧条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拿不准。在史实上知得远比我多的大不乏人，但他们可没有真的切身感受过。要理解今天面对的困境，大家都希望能温故知新，但往事究竟是怎样，要读哪些书哪些文章才对，不容易取舍，免不了要用上自己的想象，猜测成分是无可避免的。 大家读历史，我个人的感受是昔日美国的工会、最低工资、福利经济等的存在，对大萧条的复苏有很大的阻力奇怪是这样看的人不多。希克斯认为昔日的保护主义大量削减国际贸易，是大萧条难以复苏的主因。不无道理，但同样看的人不多。蒙代尔认为政府大幅提升有钱人的税率，是昔日大萧条的致命伤，也不无道理，但认同的行内君子也不多。佛利民认为昔日的货币政策严重失误，货币量没有及时大幅提升。同意这观点的人比较多，而这方面，目前美国的联储局可以做的都做了，困难是联储的贴现利率与银行的借贷利率有很大的分离。可能最多经济学者反对或有疑问的，是当年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大手花钱刺激经济的策略，但今天各国的政府都急着这样做。美国副总统拜登说绝大部分经济学者支持政府大手花钱，是看错了那些人是经济学者吧。 政府大手花钱可解目前之困境乎？我说过，如果不担心会引起恶xìng通胀，当然可以，而资源的大浪费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中国比较幸运，因为国家正在发展中，应该做的项目多，浪费不会很大。目前正在美国大吵大闹的，是凯恩斯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这个话题，一般的估计不是那么高，也有说如果算进浪费，这效应可能是负值。个人认为花钱「刺激」能搞活经济的机会很渺茫，要搞活而不带来高通胀，机会近于零。花钱刺激只能增加暂时xìng的收入，以心为心看世界，我认为在意识上一个人对自己用努力赚回来的钱，与政府乐善好施而分得的相比，对前途的看法很不一样。没有谁会因为收到政府派的不稳定的钱而买房子去。几天前读到为了防止楼价继续下跌，美国政府要用资助的办法来减少断供的行为。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只能阻慢跌势，但跌势不改。 说过了，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经济科学，今天很尴尬。读到的学者言论要不是语无lún次，就是各说各的，不容易加起来，其中不少我不知所谓。总统奥巴马起用的专家有水平，但推出来的政策却又不像他们的学问。政治因素有多少影响我不知道，理论不够清晰容易引起混淆，最头痛可能还是大家对财富一下子暴跌的经验不多，对大萧条的感受不同，没有谁肯定今天见到的是否大萧条的来势，而「dú资产」这回事，历史是没有出现过的。 经济学我是懂的。从解释现象的角度衡量，这门学问不值钱。纯为兴趣而在解释上日夕思考五十年的人不多吧。我算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对基础的理论不可能没有充分的掌握，对概念的变化不可能拿不准。然而，遇到今天不能不解释一下的金融灾难，我恨不得自己万寿无疆，能切身地体会到八十年前开始及跟着的发展。理论就是那么多，复杂的历来不管用，好用的概念其实只几个，搞得通透要花时日，路程当然走过了。遇到今天的情况，有关的理论与概念，可用的，不难选出来。困难是任何推出的或可作解释的假说，我们要找事实的经验引证。我用尽自己昔日读过的资料，加上数十年的不断观察，也不敢说自己今天的分析一定对。恨不得佛利民还健在。两年多前他谢世时九十四岁，思想还清晰。不知他对今天的情况会怎样看？ 思想能力相同，际遇一样，用功与耐力打个平手，经济学是寿命长者占优。数学可以很早有大成，因为可以单靠天赋。牛顿与爱因斯坦是物理的，二者皆在二、三十岁时昙花一现，足以惊世骇俗，不需要再研究什么。化学及生物学需要很多实验与数据，而这些数据不一定是自己研究所得，一般信得过。经济的理论及学问的本身，远不及自然科学那么湛深，但验证却远比自然科学困难。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学者无从调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也难作试验。观察容易有偏差，而一般的数据皆有问号。是的，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往往要讲感受，而这感受一般要亲历其境。这是说，经济学虽浅，但经验远比其它科学来得重要，所以条件相若，长寿者胜。 离开了美国的学术生涯二十七年，昔日认识的经济学者朋友大多数还健在。我们这一辈的经济学问与今天后起的很不一样。然而，当我衡量昔日的学者朋友的论著，发觉自己不同意的分析愈来愈多。这显然是因为二十多年来我观察着的是地球的另一面，是不同的世界，现象的细节不同，感受于是有别，所以虽然年龄相若，从观察与感受衡量，我是比旧同事们多活了好些日子的。 （2009.03.02）人民币的故事与贝加商榷 认识贝加（Gary Becker）四十多年了。历来欣赏他的分析力。他关心中国，对中国的评论客观，善意明确。二月二十二日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好些观点我不同意，认为不是实情，他是被讯息误导了。分两篇文章说说吧。 我最不同意的，是贝加支持美国财长盖特纳之见，说中国cāo控人民币的汇率，导致庞大的贸易顺差。故事的发展可不是这样的。曾经说过，因为中国发展得快，我要不断地跟进才能掌握其经济脉搏的跳动，才能体会到发生着的是什么事。三十年来，我曾经两次停止跟进约半年，之后要好几个月的努力才能再走进中国的脉搏中去。这些日子不少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朋友，久不久会收到我的电话。问长问短，为的是要保持这脉搏跳动不会中断。这是我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法门，让我反应得快，也推断得准。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南岛，那天人民币的黑市汇率是一元五角兑一港元（兑美元是十一元七角兑一）。这是人民币在历史上最不值钱的一天，之前之后都没有见过。消息传来，两天后朱基会执掌人民银行，也就是今天的央行了。 早些时（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时中国的通胀恶化，一般舆论主张约束人民币的增长率，是货币学派的老生常谈。我力排众议，说当时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有权有势的高干及他们的子弟皆可以权力「借」钱，与银行的职员一起上下其手，什么约束币量云云，根本办不到。于是建议：对权力借贷的行为一定要手起刀落，要杜绝，而人民银行要改为一间正规的中央银行，不作任何商业或个人贷款。 朱基执掌人民银行后的处理方案，跟我建议的差不多，但他用上直接管制投资与消费的方法，我不以为然，批评了他，想不到，他做出来的效果，使我公开道歉几次。一九九五年，朱老把人民银行改为正规的中央银行，再不作贷款生意了。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从一九九四至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以美元为锚，汇率守在八元二角四仙兑一美元与八元二角七仙兑一美元之间，守得稳如泰山。这是官价汇率，跟起初的黑市及跟着的灰市及再跟着的近于白市的汇率是不同的。 从一九九四到二○○六这十二个年头，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奇的了，我说过不止一次。当然有其它重要因素，而这里要指出的，是该十二年人民币钩着美元（虽然二○○五年七月转钩一篮子外币，但在转钩初期汇率的变动显示美元还是该篮子的绝大部分），对中国的发展有助，炎黄子孙应该感激。另一方面，二○○一的九一一事件与二○○三开始的伊拉克之战，美元保持稳定，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早就有了实力的人民币，紧钩美元，把后者稳定着。今天遇上金融之灾，没有谁知道何时方休，美元会有不小机会因为人民币不再紧钩着而出现对美国经济为祸不浅的波动。这样看，几年前美国的议员迫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美国在政策上的一项大错。如上可见，说北京cāo控人民币的汇率是没有根据的：紧钩美元不可能有cāo控的空间。要cāo控人民币汇率的是先进之邦，尤其是美国，而中国货在上述的十二年间满布地球，协助了美国减低通胀，是我要说的故事的另一面了。 一九九七年初，因为要写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首届荣誉讲座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我考查当时人民币的货币制度。这考查使我对货币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层面：无锚的货币制度不可取，下锚不妨用一个可在市场成jiāo的指数，央行用不着提供实物。这些就是后来我屡次建议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的基础。 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bào发，个多月后一些北京朋友约我到深圳会面。他们看得很悲观。言谈间我突然乐观起来，心想，朱基了不起：他把三年前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率，在三年后的一九九七下调为零，而又因为市场的劳工合约够自由，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保八。当时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及大师们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我一律不同意，而在那次深圳聚会中，却想到一个圆满的解释。没有说出来，因为恐怕扰乱市场。 我的解释，是当时亚洲多个小国的货币，皆或松或紧地钩着美元。紧钩美元的人民币一下子把通胀下调至零，这些小国的货币都一起偏高了，于是纷纷脱钩。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先进之邦，而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亚洲的小国因为那次金融风暴，他们的币值来了一次大调整，与人民币之间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这就是后来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独自升值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我要到二○○四年底才找到圆满答案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我高举的、人多资源少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一九九四年初开始形成及运作。北京的朋友无疑清楚这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但重要的含意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县制度的运作是以速度来增加县干部的收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国内投资的人，不被县干部赶得近于发神经。赶快十分之一的时间容易，如此一来，先进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很不错，在中国的制度下就变为百分之十三了！我因而反对什么经济过热之说，反对要搞宏观调控。朱基当年的调控是对付权力借贷需要有的手起刀落，但在县制度运作得宜之后的调控，则起于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对自己的制度运作的含意没有足够的体会。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虽然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认为人民币是强币。到了二○○ 二，虽然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说人民币是地球上最强的货币。还是以八元二角多兑一美元，但到了二○○三至二○○六这期间，浮动人民币很可能使汇率市价升达四兑一甚至三兑一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国际竞争对手只是先进之邦，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一倍对炎黄子孙有着数，但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带来灾难。君不见，二○○五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升约百分之八，接单工业纷纷输钱，订单转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去。日本起飞时可没有这样的困境，虽然后来还是中了大计，但那是另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我跟得紧：二○○三年苏浙一带的一个全职农工每月的薪酬只人民币三百，还需要有大量的农民转到工业去才有作为。当时我意识到，五千年来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看到曙光，不同意盛行的农民愈来愈苦或贫富急速两极分化的谬论。 人民币紧钩美元十一、二年，官价八元二角多不变，一九九三年的最低黑市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而如果自由浮动二○○五可能是三或四兑一！从一只货币转强的速度衡量，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反映着中国的劳苦大众的生产力增长惊人，也反映着在县制度的运作下，外资对中国青眼有加。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有竞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近几年人民币升值闯祸，新劳动法杀伤力强。几个月前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地球金融大乱，朋友传来的国际文章无数，没有一篇提出我认为是可取的建议。看来经济学也完蛋了。一时间我想到明人徐渭写葡萄的一首七绝。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闲掷野藤中！」 （2009.03.06）保护主义及其它与贝加商榷（之二 贝加的文章提及中国实施保护政策这个老话题，他的理解看来是错了。当然不能说保护主义在中国不存在，但我认为这倾向远比昔日甚至今天的日本为小，而理由可不是一般之见。 一般之见，是保护主义起于两方面。其一是保护国民就业，其二是保护初阶工业（infant industry）的发展。跟进中国三十年，闲言不论，我从来没有听过北京有这些意图，或政策上有这样的倾向。关于就业的问题，三十年来只是今天头痛目前的失业潮主要起于人民币升值及新劳动法，金融之灾是跟着的雪上加霜。就是在今天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北京可没有什么抗拒进口的「保护」动作。当然有贝加指出的「购买国货」的言论，但这些话凡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听到。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于保护初阶工业，北京彷佛没有听到过。他们不傻，让我说说往事吧。 一九八三年初，北京的朋友问我关于工业发展的路向。我说「除了手工艺，你们什么可以出口国际的工业都没有，就是香港卖二十元一只的计算器你们最近才见到。唯一可走的路是引进外资，向他们偷师学艺吧。」就是那么简单地决定了。几年前见到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好些中外合资的合约，要「学师」的条款明确。那时外资已经容许独资，可能学师学够了。虽然容许独资，不少外资还是选与中资合作，因为运作比较方便。结论是明确的：什么国际级的工业产品都没有的国家，从零开始，不可能有什么初阶工业需要保护。那次跟北京的朋友会面时，我直言：「大胆地开放吧。让中国人自由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我会把身家押在他们那边。」这么肯定，是见炎黄子孙穷得要命，然而，只开放几年他们的拼搏是我平生仅见。中国人吃得苦，捱得饿，抵得冷，天生的智商也不俗。有这样的条件，还需要有什么「保护」呢？ 不是说中国没有保护政策，有的，而且不少，但不是西方的老生常谈。我骂过无数次了。有垄断专利的国企北京要保护（我一九八二就这样推断了）；关于思想或言论的，例如出版、传媒、教育等，北京「保护」。但贝加看来没有想到，非国企的工业的保护要求，主要来自外资。例如几年前北京宣布要逐步减低汽车进口税，外资的汽车厂纷纷投诉。 这就带来一个我想了很久才解通的话题。读者要知道，中国的工业发展，地区xìng的类聚集中度高得惊人，例如阳江造刀，温州造打火机，番禺、深圳造手饰等，动不动霸占百分之九十的世界市场。不是说其它国家没有类似的工业类聚的情况，但从极端xìng衡量，中国是特别夸张的。原因为何这里不谈了。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重镇如苏州、昆山、浦东等地没有这样的工业类聚的情况呢？我终于找到的解释，是这些重镇收容的工业主要是外资，而外资有个别实力的，不喜欢在同地遇到同行的竞争。他们于是或明或暗地要求地方政府约束竞争，而只要外资实力足够，为了招徕地区政府乐得卖个人情。不会写在合约上，只是君子一言。算是保护，而这类外资要求的保护有没有伸延到省甚至到国家去，我没有考查，只是有时在报章读到的有这样的含意。 还有另一类保护。那就是多年来，北京恐怕国内的资金流失到外地去。这就是到今天中国还有外汇管制的一个原因。我屡次解释甚至得到佛利民的同意说他也那样看愈是禁止资金外流，流了出去的愈不会回来。这恐怕资金外流的意识今天大致上不再存在了，而曾经「偷渡」出境的资金不少。另一方面，当年的进口关税虽然下降了不容易消失。海关的既得利益与权力是不容易一朝取缔的。历史满是招狼入室的例子：法例通过，机构形成，跟着权力扩大，要取缔很困难。香港昔日的租务管制开头只打算施行一年，跟着一年复一年地延续，再跟着懒得再延了，结果是施行了半个世纪。目前香港正在考虑推出最低工资，我敢打赌，如果通过不会取缔。 转谈央行购入美国债券吧。贝加认为中国的二万亿美元储备，绝大部分是美国债券。应该不对：我的估计是约总储备的三分之一。贝加又认为中国不智，因为债券的回报率低。但事实显示，起初不论，这几年中国购入美国债券是在政治压力下才入货的。贝加再认为，虽然北京没有以沽出债券作恐吓，就是恐吓成功机会不大，因为中国持有的只是美国债券的一小部分。这观点我不同意。要使债券之价暴跌，不需要持有很大量然后一手沽出。前些时不记得是谁说了一句对美债不利的话，该市立刻下跌十多点。两年前北京某教授建议央行沽美债，布殊总统立刻亲自发言，要求北京否认。我也不同意贝加认为美国债券是最安全的。没有人怀疑在财务上美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言而有信，但七十年代越战之后，美国的三十年债券跌得很夸张（孳息率高达十九厘），怎可以说是安全呢？目前美国的债券算是强劲，因为一、有通缩预期，二、在金融之灾下美债是个避难所。我认为目前美国推出的救灾政策有过半机会导致高通胀。若如是，有一天历史会重演，美国债券会跌得夸张。伊拉克之战的费用是太高了，加上救金融之灾，美国的赤字会高得惊人。佛利民说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国债当然也不是免费的，问题是付费的形式是哪一种或哪几种而已。 贝加认为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储蓄率高是十年来举世利率偏低的一个原因，带动了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楼市泡沫，也间接地促成金融灾难的出现。这点我也不同意。不同国家的储蓄率有不同的算法。中国的储蓄率高有两个原因。一、中国人的投资率（也是储蓄率）高，尤其是二○○○至二○○七这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实在好。二、中国的强迫养老金不高，而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好些不管法定的养老金制度。不靠强迫养老金，人民会自己作养老的打算。是上帝的祝福吧。以收入的比率算，新加坡的强迫养老金可能冠于地球。此金也，听说在最近的金融灾难中输得叫救命！ 最后一点，是贝加察觉到虽然中国的出口大跌，但贸易顺差却大升了！一年前我推断一年后中国会出现贸易逆差。这类推断我历来准确，这次怎会跌了眼镜呢？告诉读者吧：一年前我没有想到举世的原料价格会跌得那么厉害，而中国进口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原料。贸易逆差是还会出现的，但要多等一些日子了。 （2009.03.10）风险的回忆 这些日子各方传来的文章实在多，都是关于国际金融灾难的看法或报道。历来懒读他家之见，这次不读不成。新闻天天有，虽然紧张刺激，读不到开心事。 今早收到的两篇可读。其一是林行止三月六日于《信报》发表的《滥用中国学者公式引致金融海啸》；其二是Robert Barro三月五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要分两篇文章跟他们热闹一下，先谈行止兄的吧。孤陋寡闻，一九六五之后我再没有跟进有关风险的分析，不知道对目前金融之灾有关键xìng的方程式是中国学者李祥林想出来的。但行止兄在文中提到风险投资学问的两位开山鼻祖（Harry Markowitz 与 William Sharpe）的作品，当年我很熟。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苦攻时，前者在邻近的兰克公司工作，后者是我的师兄，比我早三几年吧。他们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当时已经发表了，而因为如下的际遇，我读得用心。 一九六三年，得到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推介，我对费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与投资理论作了深入的理解与体会，佩服得不得了。但费前辈的理论是不言自明地假设没有风险，也没有jiāo易费用。他的理论架构简单清楚，是天才之作，要怎样引进风险与jiāo易费用是难题。我要若干年后才理解到这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解决其一就不需要解决其二，而二者选其一，我选jiāo易费用，不管风险，理由为何我在其它文章解释过了。 赫舒拉发是把当时行内近于忘记了的费沙理论再发扬光大的人，是Markowitz在兰克公司的同事，也是Sharpe师兄的博士论文导师。赫师当时正在用尽心力，把风险引进费沙的投资理论中去。是难度极高的学问，我认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圆满的处理。 一九六五年，我正在尝试不同的博士论文题材，赫师要求我尝试把风险加进投资这个大难题。他认为我的思想天马行空，说不定会幸运起来，打开闷局。这就是我对一九六五之前的风险文献读得用心的原因。试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因为认为在观察上风险是无从量度的。不知风险何物，怎可以在理论上加进投资的选择去呢？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观察上难以判断投资甲的风险比投资乙的风险为高，或高多少。当时量度风险的方法，是以统计学的变量（variance）来处理的，后来虽然有了深入变化，基本上还是以这变量为作风险量度的基础。那时我的立场，是如果风险可以用预知的变量来量度，那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变量既知，风险从何说起？赫师当时是同意的。这正如到澳门赌大细，长赌必输可以肯定，而每手下注的胜负或然率大家都知道，庄家如果按此率订赔率，每手所值也肯定，何风险之有哉？ 也不是那么简单。我这一辈读有关风险的经济论著，开头通常是奈特的博士论文（Frank Knight,《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九六二初读这重要的作品时，就跟同学们吵起来了。奈特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开，说前者是可以事前估计的，所以可买保险，后者无从估计，保险做不成。我不同意，认为二者没有分别，而保险有如赌博生意，只要赔率到位，处理的成本够低，成jiāo会出现。赌博是不需要量度风险的。这观点不仅当时的同学同意，多年后巴赛尔及戴维德也同意。 跟着大家必读的重要风险文章，是一九四八Friedman与Savage的《风险选择的效用分析》。此文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方面买保险，另一方面跑到赌场去。天才之作无疑问，虽然个人认为说服力有问题。此文到了师兄W. Sharpe手上，把曲线切去一半，翻转头，把二轴倒转过来，写成他后来获诺奖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五之后我对风险与投资的分析没有再跟进。一九六七年，在《佃农理论》的第四章我还是以上述的变量（variance，其百分比率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来量度风险。很不满意自己这样做，但当时想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到二○○二年写《制度的选择》时才成功地以讯息（jiāo易）费用替代风险。一九六七到了芝加哥大学，知道风险与投资的研究在那里发展得快，而风险量度的处理有了高深的变化。然而，这些大有学问的变化，从以事实作判断的角度衡量，还是基于早期的统计学的变量作为风险量度的起点。 读到行止兄的文章，感慨万千，心想：基本的概念还没有搞好，怎可以出动火箭专家呢？一时间我想到四十多年前跟同学与老师吵了一通的话题。我的立场，是假设世界稳定，以统计学的变量作为量度风险的基础，如果风险真的可以如此这般地量度，购买保险当然大有人在，而保险公司是不会破产倒闭的。但如果风险无从量度，或不知怎样量度才对，加上世事变幻无常，或各方面的波动不能全部顾及，哪怕保险公司富可敌国，怎样计算也是学问不足，破产倒闭何怪之有哉？ 当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立刻为文说美国的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是祸首。我也指出那是市场与政府混合的惊世败笔。当时看来是由芝加哥大学发起的数百个经济学者签名的反对政府chā手救市的公开信，其中第三点竟然说美国的金融制度是地球历史上的伟大制度发明。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学问了？真的像行止兄所说，是起自洛杉矶把风险量度加进投资理论去吗？思之能不怆然哉？ 今天我们知道，那所谓伟大的金融市场，其实是个大赌场。那所谓投资云云，其实是下赌注。十赌九骗，有意或无意间隐瞒着的讯息，要到bào了煲才略见眉目，而那些在金融市场中动不动年入数百万美元的荷官们，欺客也自欺，输身家者无数！是二十一世纪的悲剧奇迹，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2009.03.13）美国出现萧条的机会怎样看？ 此题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哈佛教授Robert Barro三月五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翻过来的。这位教授来头不少，三十多年前认识他，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跟他进晚餐，才知道他是一九六三年我作研究生时的一位同班同学Steve Barro的弟弟。哥哥非常聪明，属天才人物，不知为何不继续攻读经济。哥哥是天才，弟弟也是天才吧。 这里要谈的弟弟写的文章，是与另一位学者合作的较长文章的节略版。原文早写一个月，金融之灾演变得快，作者的结论看来是错了。文章简单清楚，可读。这里先谈该文的内容，再谈目前的形势，然后分析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相比的不利与有利的两方面。结论如何读者自己判断好了。 何谓不景？何谓衰退？何谓萧条？何谓大萧条？这些话题历来不清楚。Barro一文的可取之处，是武断地提供了些明确的定义。可能不是他的发明，但此前我没有听到过。他的定义，是国民收入下降不到百分之十是不景或衰退（recession），百分之十以上是萧条（depression），而国民收入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则是大萧条了great depression是也。Barro之见，是世界大战不论，称得上是大萧条的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在美国出现过。这百分之二十五的宏观经济暴跌显然不是什么「环比」、「同比」之类，而是从对上的一个高位跌下来的百分率。 Barro 的分析，不讲理由，也不谈理论，只是单看股市暴跌与萧条及大萧条的关连。作者说得清楚：不一定有关连，但说没有关连也不对。他追查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三十三个国家，股市暴跌共二百五十一次，发觉在九十七次的萧条中七十一次与股市暴跌在时间上吻合。大萧条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那一次。我找到的资料说，当时美国的股市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的一千零三十九日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九。今天美国的股市从二○○七年十月起五百一十五天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今天比当年跌得急，也即是来得比较恶了。读者要知道，那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大上大落如吃家常便饭，跟先进之邦是不同的，原因何在这里不谈。 Barro的结论，是单从股市与萧条的关连衡量，算概率，目前的美国有百分之二十的机会进入萧条（depression），而进入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二。这判断看来是错了的：不是Barro之过，而是这次金融灾难带来的效果天天不同。资料或讯息改来改去，几天前的数字，是美国去年第四季的国民收入比去年第三季的下跌了百分之六点二。我的感受，是与去年第一季相比，美国今年第一季的国民收入会下降百分之十二左右。若如是，美国目前已经进入Barro界定的萧条了。这里要言明，我凭感受的推断，用于神州历来准确，因为我感受着中国经济脉博的跳动，用之于美国恐怕不灵光。 我也不认为Barro给萧条下的定义一定可靠。以他的定义衡量，日本今天是冠于地球的重灾区其国民收入下跌倍于美国但一位懂经济的朋友最近旅游日本，认为市面不差。如果我们接受Barro的定义读者可以想出更简单可取的吗？又假设我读到的资料或数据可靠，那么美国会否进入萧条再不是问题，会否进入大萧条才是。 我没有资格回答这「大萧条」出现机会的问题，但可将大略知道的，把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的情况比较一下，让读者自己衡量。主要是从美国的角度看。分十点说吧。 （一）昔日的大萧条与今天的金融灾难，二者起笔皆财富暴跌，导致人民对收入前景的恶xìng预期，带来消费与投资收缩。以下跌的百分率衡量，今天看来比昔日严重。股市下跌差不多，楼市我没有资料比较，但金融市场的什么衍生工具、保险合约等出现的灾难，昔日是没有的。这也是说，对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专业人士的退休安排，今天伤得比昔日严重。 （二）今天的灾难起于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而那些头痛万分的所谓「dú资产」，昔日没有。主要是这一点，不少专家开始认为今天的形势比昔日恶劣。 （三）前后二者都没有世界大战，但今天美国有伊拉克及阿富汗之战，费用高，财政赤字的负担增加不少。以国民收入的百分率算，今天预期的财赤比昔日高。 （四）国际上，昔日的直接或间接货币本位制导致通缩的国际传染。今天这样的传染不严重，然而，因为上述的dú资产是国际化的，输得叫救命的国家无数。二者相比，我宁要通缩传染，不要dú资产。 （五）昔日美国的银行出现大挤提，触发骨牌效应。经一事，长一智；今天，银行挤提是及时约束着。 （六）国际贸易大幅下降，今如昔，但昔日触发了保护主义，棋差一着，闯大祸。今天，到目前还没有那么蠢。 （七）昔日美国提升最低工资及大幅提升有钱人的税率，皆蠢政策。今天没有提升最低工资，但对有钱人还是打算开刀的，虽然看来不会像昔日那么厉害。 （八）政府大手花钱鼓励消费，今昔都有；我不知道在比率上哪个时期较为夸张。这方面，经一事却不长一智：这种花钱昔日没有好效果，美国今天再大手尝试。 （九）与昔日相比，上帝今天给美国的最大祝福，是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得好。雷曼兄弟事发前我没有注意此君的货币策略，但事发后到目前我找不到他有半步行差踏错。前些时他反对在他权力之外的政府挽救通用汽车，今天看是好判断。最近他反对国家接管银行，我也认为是对的。美国没有管治国营企业的经验，一下子把银行国企化可以是大灾难。除非有可靠的杜绝挤提之法，我不同意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九十二岁但思想还是清晰锋利的美国货币史大师Anna Schwartz之见，她认为不要挽救咎由自取的银行。 伯南克的政策观显示着他是个上乘的经济学者。他果断，行动快，够勇。dú资产带来的一个大麻烦，是联储局大手放宽银根后，银行不愿贷款，冰冻着一个困局。伯南克通过购买企业债券的方法大手推出货币，是正着。换言之，Friedman与 Schwartz合作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其中解释得清楚的大萧条归咎于联储局频频出错，今天有伯南克一夫当关。不久前读到Schwartz 不满意伯南克的政策处理，我不同意：是非常艰巨的货币政策工程，伯南克处理得好，可惜联储的政策与财政部的政策似乎不太融洽。 （十）与昔日的大萧条相比，今天还有较为乐观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有了看头，而dú资产这回事，这些国家中dú比较轻。占了地球上过半人口，只要保护主义不抬头，产出力早就有看头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供与求这两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稳定作用。 （2009.03.17）无锚货币与金融之灾 我不用计算机。这些日子地球的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朋友们会传来名家之见，希望我能评论一下。我少管他家，但传来的资料往往精彩，提供值得动笔的题材，可以表演一下老人家的真功夫。 今早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同一文章。那是三月十一日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The Fed Didn’t Cause the Housing Bubble》。次贷引发的金融之灾，格老被骂得厉害。个人认为这灾难主要起于美国的金融制度出错，联储局的货币政策有关连，但应该是次要的。格老的文章是替他在任时的联储局辩护，写得用心、客观、诚恳。推理方面有点问题，不是逻辑上出错，而是局限情况非常复杂。究竟发生了的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要再吵一段长时日了。 这次金融之灾带出的师级人物实在多，众说纷纭，而其中一个争议要点是货币政策有没有出错。这些言论不少提到两年多前谢世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皆非等闲之辈，聪明才智兼而有之，大部分是纯学者，著作等身，是我这一代的西方经济学的表表者。有这样的阵容，货币话题还是争论不休，可见其中学问湛深复杂。我希望周小川先生及央行的朋友能多读这些文章，从而体会到无锚货币（fiat money）不是话搞就可以搞得好，货币政策不是说用就可以用得适当。 这里我不要参进大师们的争论。我要从自己熟知的、谢世逾半个世纪的货币与利息理论大师费沙（Irving Fisher）定下来的基础发挥一下，是转了一个角度看货币问题。今天的大师们没有一个不认为费沙是个伟大的经济学者，而过半以上会认为费沙是百年仅见的。佛利民曾经直言：「我从来不否认费沙是百年仅见的，从来不敢说我比得上他。」 费沙是David Hcom之后把币量理论发扬光大的人：今天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他的币量方程式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利息理论提出一个市场均衡点：利息率等于投资的回报率。这均衡点不是费沙首先提出的，而是经过他的处理后，利息、资本、财富、收入等都有了一般xìng的概念，而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变化，费沙的利息理论永远是那么清晰，那么有说服力。 费沙之见，利率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利息是一个价，政府左右利率就是价格管制。这里的问题，是费沙的利息理论没有货币。原则上，把货币加进去，他的主要结论不变：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达到市场均衡利率与投资的回报率相等。这个论点，跟着而来的货币大师佛利民同意：佛老早期反对联储局左右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佛老当时主张的货币政策，是调控货币量。到了Alan Meltzer一九六三的鸿文之后几年，欧美调控币量主要靠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之法。Meltzer是我的师兄，一九九五跟他到雅谷进午餐时，他直言感到困扰，因为当时美国的货币量经过几年的急升，通胀没有出现。后来我意识到，苏联瓦解后，地球开始一体化，美元的货币量从何量度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 转用调校利率来调控通胀及经济活动，起自格林斯潘。原来反对调校利率的佛利民，到了格林斯潘时期就不再反对了。佛老改观，今天看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困扰着师兄的：不知币量怎样算才对。其二是格林斯潘以调校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效果很不错。在触发本文的格老一文内，他提到佛利民二○○六年初说过的一句话：「从来没有一段时间长度可比的时期，联邦储备局的运作有那么好的表现。这是超于一个程度上的分别，而是近于不同种类的分别了。」这是大赞格林斯潘我没有听过佛老赞联储局半句。 问题是：费沙的利息理论怎样了？利率不是要由市场决定的吗？利率不是要与投资回报率看齐吗？投资回报率的决定是某些因素，而市场利率的决定是另一些因素，二者怎可以在联储局左右利率的情况下看齐的？当然，联储局借钱给银行的利率，不是银行借钱出去的利率，但前者对后者是有着领导xìng的作用。前者辘上辘落，后者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也会跟着辘上辘落。我说了几年也说过几次，利率辘上辘落，经济早晚会被辘瓜！ 屈指算过，格老主席联储时，利率辘上辘落共八轮又大半，每轮约有六、七次的提升或下降。最后大半轮，辘上十四次，跟着伯南克接任，再继续辘上三次合共辘上十七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然后高企不下。这样，次贷就出事了。我非常欣赏我无缘认识的John Taylor的有关学问，但不同意他认为次贷之灾起于二○○三到二○○五之间的利率偏低。利率偏低鼓励买房子，但次贷事发的点火线，是二○○五之后的利率不断继续辘上，然后高企不下，要到二○○七年八月次贷事发后才减息。伯南克是二○○六年二月一日接掌联储的。这样看，今天我大赞的主席当时也做错。非战之罪，是学问太深了！ 投资的回报率要与利率看齐，不可能错，而如果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经济压力会容易地调校出费沙理论中的均衡点。如果银行的利率，因为联储局利率的辘上辘落而跟着辘上辘落，但投资的回报率却不这样辘，投资者会怎么办呢？答案是他们会有一个借贷利率的平均预期，购买房子时他们会算一下平均利率。不少美国朋友这样看，而银行也往往提供他们对利率的预期。实际上，一些银行或贷款机构往往提供一些利率几年不变的买房贷款，协助那些恐怕利率波动而供不起的顾客。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市场对联储局左右利率有一个可靠的平均利率预期，在经济压力下投资的回报率会与这平均的利率预期看齐。jiāo易费用会比较高，而细节上的均衡调校不会像没有联储局左右那么准绳，但大致上为祸不大。问题是利率辘上辘落的图案可以一下子跟预期的脱了节奏（见上文联储的利率变动）。我认为这是两年前次贷出事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次贷借款的一般不是富有人家，其中不少以零首期买入房子，房价上升皆大欢喜，一旦下跌在边际上的就立刻要断供了。 上述可不是目前的金融灾难的主要问题。楼房之价下跌一般属小儿科。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至近于零。九七亚洲金融风暴事发后，我不是立刻说香港将会有的负资产几十部货车也载不下吗？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楼价跌了七成以上，远甚于今天的美国。而美国目前的楼价下跌了三、四成，跟目前中国的沿海城市差不多。所以我认为美国面对的金融之灾，格林斯潘说的楼市泡沫只是一小点导火线，不是灾难的主因。灾难的主因是金融制度出错出大错。说过了，有两点。其一是借贷与抵押资产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太高；其二是通过衍生工具与保险的安排，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牵一发动全身，金融市场的整层合约结构塌了下来。 这就带来我要对北京的朋友说的话。央行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的效果不对头，而选走无锚货币制，美国的经验是前车可鉴。美国的货币专家比中国的高出很多，是深不可测的学问。那所谓货币政策，他们搞了那么多年还是中了大计。中国人口多资源少，货币政策出现同样的错，效果不堪设想！ 基本上，我认为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我也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历来没有好效果，可以不用也不要用。这不用那不用，要用什么政策来管治经济呢？答案是政府要从资源使用的制度入手：在界定权利的大前提下，政府一方面要保障合约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要设计及维护合约组织的结构。后者是我分析过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了。中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后者办得好。 采用无锚的货币制度，货币政策是不能不用的。采用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货币政策的需要大减，而利率是由银行与顾客之间决定，也即是由市场决定的了。美国的联储局货币制历时甚久，联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加上国债高及其它问题，转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他们是难以采用的。目前的中国不仅可以采用，而且容易采用。 在我解释过多次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下，央行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幅削减，处理经济的工作要转到制度的改善与维护。权力可以给当权的人带来利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给当权者的利益很大，但维护及改善制度的权力，利益甚微，不足道。我不懂政治，但放眼地球数十年，我认为这后者是上佳政策不被采用的主要原因。我也认为要是凯恩斯当年不支持大政府主义，今天没有谁会记得他。 （2009.03.20）伯南克别无选择；温家宝大可煞掣 美国联储局处理金融灾难的困境，过了第一关。如果伯南克不行差踏错，今天算起不出六个月会见到起死回生的曙光。做得对会带来另一些麻烦，换得过，也有拆解的方法。 我说的第一关，是联邦储备局成功地把货币量推上去，导致通胀明显地出现了。五个月前看不到那么容易，但今天他们做到了。先从所谓银根（monetary base，大致上是钞票加银行的储备）的增幅看吧。从二○○八年一月到二○○九年一月这一年间，上升了逾一倍，而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这三个月中，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这些是美国史无先例的增幅。更重要是货币量终于有了回应：以最可靠的M1（即民间持有的钞票加支票户口存款）算，最近六个月以年率百分之二十三上升。 转到物价指数那方面，去年的十一、十二月有通缩，但今年一月份的通胀率是百分之零点四，化为年率是百分之四点九。更重要的是一向在时间上领前的批发物价指数，一月份的升幅达百分之零点八，化为年率是百分之十。是高升幅，看来还要上升，也应该再上升。 上述的资料来自两位作者（David Rose与Lawrence White，据说后者是我的师弟）三月十五日发表的文章。这两位作者，跟好些其它经济学者一样，反对通胀的出现，劝告伯南克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我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金融之灾搞得一团糟，代价是要付出的，问题是选付哪一种。我认为在美国面对的多种局限下，以通胀作为付出的代价最相宜。每年百分之十至十五的通胀可以接受，两年这样云开见月明，跟着的通胀调控有不同的方法，今天算起大约六个月后要动工通胀下调需要长时日，cāo之过急会有苦不堪言的效果。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指出有政府大手花钱刺激经济的宏观派，有大手放宽银根的货币派，也有我主张撒销最低工资及工会的微观派。该文结语的一句话说：「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微观派政治不容！」跟着一月十三日发表《金融困境再剖析》 时，我写道： 「目前看，是如果六个月内美国的经济复苏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个多月前出招，九个月时间足够。六个月之后才有复苏迹象而跟着没有急速通胀，以凯恩斯为掌门的宏观派功力最高。要是这两派不灵，或有急速通胀，微观派有机会胜了擂台。只是有机会，因为还有其它方面要考虑的。」 一月六日我说货币派运作维艰，因为当时的信贷推不上去，而如果信贷推得上去，通胀多半会出现。当时我不便言明，货币派如果能解开金融之灾的困局，通胀既无可避免，也有这样的需要。洗湿个头，有成果，联储局不妨干脆地定下一个通胀率为目标，刻意地把物价赶上去！我担心的，是当美国的通胀率接近双位数字时，伯南克会受不了舆论及国会的反对，脚软起来，临阵退缩。其实他别无选择大胆地把通胀率提升是正着。 这样说，因为在我理解的目前的美国困境中，通胀会带来三方面的可取效果。其一是那里的最低工资高企，通胀会减低这法定工资的实质，对就业有助。其二是通胀是一种间接税。跟大家知道的直接税不同，以通胀作为间接税会增加消费，直接税会削弱消费，而通胀的间接税也可以减轻美国的赤字财政。最重要是第三点通胀带动资产（包括房产）的价格上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可以把dú资产变为不dú。后者出现是雨过天晴，美国的金融制度要大修一番了。起自美国的金融灾难是经济的奇难怪症，历史没有出现过。除非拜我这个微观派的掌门为师，否则搞起通胀是我可以想到的可靠治方。 我从来不怀疑，如果联储局要提升市场的货币量，他们可以做到。但三个月前看不是那么容易。伯南克名不虚传。今天看，美国国会通过的八千亿美元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是劣着，是大错。既然货币政策有成果，而通胀是不能不接受的、在美国的局限下的最低代价，其它代价可以不付就不要付。我是个不相信财赤多少无所谓的人。这些日子美国的冤枉钱实在花得太多了！战争不论，通用汽车与AIG的摊大手掌令人发指。 最近美国的货币资料显示，我早就说的没有错：地球上没有流动xìng陷阱（liquidity trap）这回事。去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信奉凯恩斯，多次坚持有流动xìng陷阱，政府花再多的钱也认为不够。看来在学问的判断上此君一铺输清光！我对自己怎样打分呢？重读十多篇发表过的关于金融之灾的文章，大致上满意。主要因为弹弓手出得高明（一笑），我一家独赢了。 回头说通胀，其不良效应老生常谈，但在金融之灾下不足道。有三项不是老生常谈的说不得笑。其一是美国的强迫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会遇到压力。解之不难：既然政府打算花那么多钱刺激消费，不花，留下来协助养老金用不着那么多。余下的两项远为头痛：通胀升得急美元会跌得急；长期债券之价也会跌得急，促成长线利率大升。后二者有解救之方吗？有，绝对有，一招可解。这里我要卖个关子，不说，考考美国的经济大师们的功力如何。 写完了伯南克，转写我们的温家宝先生吧。去年十二月二日我发表《乱花钱必闯大祸》，今天是开始闯小祸了。早些时（去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内，我指出花钱于既定要做的项目中，提早及加速，无可厚非，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着数之处。但跟着地方政府建议要花的是另外十八万亿。我不知北京会否批准或批准了多少。中国是那么大而人口又是那么多的国家，监管花钱谈何容易哉？ 这里我只谈一项。因为新劳动法的引进，回乡归故里的人实在多。为了安抚而补贴我不反对，但出现的问题一大箩。补贴购置机械，无良的供货商与干部联手，提供近于废物的劣品，而较佳的有些农民获得后转卖出去。补贴灌溉以每亩算，报大数之风不胫而走，上了年纪的农民对我说当年的大跃进今天卷土重来了。今时不同往日。往日的人民公社报大收成之数，政府的征收增加，饿死农民无数。今时国家有了钱，报大数有钱分，但据说地方干部上下其手，农民分得的不多。 我在去年十月八日发表《保零也艰难》，是回应林毅夫说保八以上容易之极。当然是我对。该文发表于北京公布四万亿之前三个星期，今天看，没有这四万亿负增长可以肯定（一年二万亿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今天看，连地方政府花钱，加起来远不止四万亿，保八也不容易。保零应该可以，但我不敢打赌。 我认为温家宝不应该保任何一个数字，而事实上他今天说保八不易。中国的经济有看头，举世皆知，虽然面对金融灾难，人民币的处理失误及新劳动法出错，经济实力还算好。这些日子我只重视一个数字，其它皆次要。那是工业区的厂房租金，下降了一半以上，到目前还没有回升的迹象。沿海城市的楼价是回暖了，但厂房租金还是一蹶不振。厂房租金不回升，不管成功地保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好到哪里去。我认为，无论北京怎样花钱鼓励内需，厂房的租金是不会上升的。厂房租金上升是要回乡的农民再回到工业去。 因为上述种种，加上美国看来有转机，温家宝先生要开始煞花钱之掣，不要煞得太急，但要增加慎重与监管，因而花得慢一点是正着。 （2009.03.27）什么是经济学？ 书桌上见到一篇文章，不知是谁传来的，是林行止三月五日发表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沉默是金》。不用读内容了文章题目说是悲剧，而我是不看悲剧的。 今天的经济学的确是悲剧。相比之下，故老相传的dismal science算是喜剧了。发生了些什么事？说来话长，可以写一本书。没有什么意思吧。这里简略地说说。 要从两个怪现象说起。其一是四十年前史德拉（George Stigler）对我说的。他说「史提芬，你对一个门外汉说自己是学物理的，他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跟着不会再说下去。化学如是，生物学如是，所有自然科学皆如是。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门外汉会回应经济学我不懂。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下去，滔滔不绝地申述他的伟论。」史前辈指出的怪现象不难明白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人的行为，任何门外汉都是人，认为可以解释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喜好是他人的喜好，推而广之，世界要不是万恶不赦，就应该是如此这般了。 第二个怪现象更怪，是我发现的。高楼大厦是由建筑师及工程师建造的。没有学过建筑的绝顶天才，亲自设计及建造一间只五层高的楼宇，你有胆住进去吗？火箭飞到月亮去是基于物理学家的知识。数十个没有学过的天才，花巨资监制升空火箭，你敢赌多少钱该火箭会成功地飞到月亮去呢？我给你一兆博一，赌这火箭飞不到月亮，你有胆下注吗？ 如下是经济学家的困境。朱基这个人（其实不止他一个，只是此君比较突出），据说是从清华读工科出身的，连经济本科也没有读过。然而，此君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九十年代把经济搞起来，创造了我说过多次的中国奇迹。如果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是颁给在实践上改进了贫苦人家的生活，所有获经济学的诺奖得主的贡献加起来比不上一个邓小平，比不上一个朱基……而这些经济改革的大师们是不懂经济「学」的！ 上述的两个怪现象可以局部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经济学」是怎么的一回事。佛利民说得对：一个对经济感受好的人，没有学过，对经济的看法往往远比一个饱读经书的经济学教授为高。这里我不妨补充：论到经济政策的推行，政治上需要的是另一种智能。当年经济学问绝顶的费沙就败北频频也。今天不少人认为，佛利民是百年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者。真的吗？佛老提出的学券制，推呀推，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还是得个桔。 我是搞经济科学解释的。是个有趣的小天地。因为科学的方法明确，其范畴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大多数说是搞科学解释的人属鱼目混珠，但有识之士只要能坐下来商讨，哪些是鱼目哪些是珠还是可以客观地分开。不容易，但可以。比较麻烦的，是好些称得上是经济大师的，他们搞的学问其实是哲学，有点宗教味道。好比大名鼎鼎的海耶克，没有发表过一篇算得上是科学解释之作可以验证的假说他没有提出过。不是说海耶克不伟大。他走的路要成功很困难，何况要论时势造英雄。另一些对我有影响的经济学者，例如德姆塞茨，也是不搞假说验证的。这些人要改进世界，比我伟大，对香港的酒家一元一只鸡这种琐碎现象毫无兴趣。我偏偏是为了找寻这些琐碎现象而在街头巷尾跑，不断地尝试以经济科学的方法作解释，理论简化了，概念掌握了，运用熟习了，就用同样的方法去解释远为重大的现象。 我出自六十年代的洛杉矶加大及芝加哥大学，是当时高举市场经济的两所殿堂。奇怪是除了一两篇海耶克的文章在读物表上见到，那十年我没有听过任何老师或同事或同学提到海耶克的名字。当时这两家大学重视的是经济的科学解释，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是每天必有的话题。轮到写博士论文时，我知道要过关只能从解释现象那方面入手。今天回顾，从验证假说的角度看，佛利民一九五七的《消费函数理论》之后，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是最多验证假说的时期。这个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日渐式微，而跟着就是无从验证的博弈理论的发展了。 有不少理由解释六十年代的潮流只昙花一现。计算机的发达协助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左右了思想的方向。这种节省时间的玩意往往自欺欺人，利用数字说故事。越战是个问题，为了生计助理教授大吵大闹，迫使大学纷纷转用文章数量来衡量学问，而多用方程式容易发表。反托拉斯、金融行业与政府的顾问工作也是问题，因为这几方面的收入比搞什么验证假说的高相当多。 归纳起来是说，经济解释这门学问不值钱。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科学（即解释或假说验证）是浅的，找到答案一般简单。困难是经济学的假说验证没有人造的实验室，要明白实情只能到真实世界调查。这种调查一律麻烦，有时花上几年时间所获甚少。政府或机构发表的数字通常有问号，而恳求产出数字的机构解释，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答案。实地调查要讲经验，也要懂得一眼关七。没有尝试过的不容易知道从何入手，而大学老师不要求学子作实地调查，因为经费出不起。 经济解释是有趣的学问，足以令从事者废寝忘餐。可惜卖不起钱。我是幸运的。在加大作学生时老师们不断地鼓励这方面的兴趣，博士后在芝大跟那里的大师为友。一九六九转到西雅图华大，同事们很想知道我正在调查的是些什么，我乐得夸夸其谈一下。初出道就获得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有助。当时华大的经济系主任诺斯说，我的薪酬由院长决定，没有谁管得着，发表文章多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是运情，当时有两家学报的编辑偏爱我的文章，不用评审，就是评审也是投稿前说明必登。事实上，好些文稿还没有写好，学报的编辑听到风声，预订了。再另一方面，当年的研究金是不难获得的。 这样的际遇让我集中于自己有兴趣的题材，而此集中也，永远是解释我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现象。一九七三发表了《蜜蜂的神话》，行内的朋友认为我的调查工作做得认真严谨，用不着审查复核了。话得说回来，今天我每星期写两篇二千多字的专栏，引用的资料多，不可能全对。要错得少，三个月写一篇是很快的速度了。 回头说林行止的文章题目，说「经济学家沉默是金」，有待商榷。什么是经济学？差不多什么都是！任何找寻生计的人都是经济学家。这些日子因为地球的金融之灾，我读到他家的经济分析文字比过去的二十年还要多。除了几篇有含金量，其它我读不懂。没有假说含意可以验证的思维，老人家要不是没有兴趣，就是跟不上。 （2009.03.31）科学研究知难行易 上文写《什么是经济学？》，提到海耶克，没有贬意，只是认为海大师的学问算不上是有解释力的科学。网上读者不少反对，高举海耶克。我当然知道海氏在神州大地走红了好些年，但怀疑同学们读得懂他的论著。我翻阅过海氏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大部分不懂。他曾论及产权，其中提到我。我认为他不懂。我不懂他，他不懂我，在思维上当然合不来。从社会价值观那方面看，大致上我支持海耶克的立场，也佩服他对知识分子的感染力。可是，我的价值观选择还是佛利民，认为佛老的思想比海氏远为清晰。然而，跟高斯一样，从jiāo易费用的角度看世界，我不反对政府的存在，也不反对计划经济。我的价值观反对的，是政府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而计划。 我是个见到自己不明白的术语就忙顾左右的人。这样的人不会看到皇帝的新衣。高斯和我皆高傲，认为我们不明白的一定有问题。这是不需要假设自己的智商属一等的。经济是浅学问，不是什么相对论，智商二等也可作出好判断要你创立新理念不易，但人家创了出来，你连读也读不懂吗？三等的脑子，多想一下也可以吧。 所以我认为同学们不要妄自菲薄，见到自己不懂的，或似懂非懂的，就认为是高深学问，畏而敬之。更不要骗自己，不懂却认为是懂。同学要问皇帝何来新衣了？不久前一位同学问及他高举的诺斯的某术语何解。我说不懂。我怎会不懂诺斯呢？同事十三年，好几个学期他旁听我的课。诺斯对问题重要xìng的感受好，这是天赋，是他的本钱，创造术语只不过是他的成名玩意，而这种颇为流行的玩意他的本领只是一般。是的，经济学行内有走不同路线的人，本领各各不同，有些成名，有些被认为是笨蛋。同学不要管这些。要管的是分析，因为这是脑子的cāo练，对整生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好处。论分析，其中一个要点是任何术语，甚至任何一个字，其意思或理解都不要放过。坚持要知道，要明白。这样，三几年后同学会体会到学问有真假之分。是的，做学问要执着。 转谈正题。那天跟儿子通话，他说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又要再转求学之地。儿子历来读书成绩好，但从四岁入学到今年三十七岁，毕业还没有毕完，是搞什么鬼的？岁月无情，一去不返，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起数手指，结论是在博士论文上他大约比同学多花了两年。我安慰他，说这两年绝对不是浪费我自己的博士论文，找题材找了三年。我对儿子说他多花两年学会了怎样找题材，怎样做科学研究，非常值得。怎样找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材，怎样入手，怎样处理，没有尝试过整个过程难于登天，一旦有了经验，之后再尝试新的容易不知多少倍。 一九六七我在洛杉矶加大获经济学博士，三十一岁。近二十四岁才开始读本科，不算慢，要再快可以节省找论文题材的三年时间。今天回顾，那三年的摸索是最值得的学问投资。加大有悠久历史，我是那里的经济学系的第三十七个博士。当时几年一个，今天是一年七、八个。经济博士论文的要求，昔日比今天严格得多。不是好得多，是严格得多。当时博士论文的及格准则，有两项。其一是要有创见，其二是要有学术贡献。何谓创见，何谓贡献，可没有明确的定义。 校内的图书馆例行地收存着该校的所有博士论文，要找哪一本或哪几本作为指路的明灯呢？跑去找老师赫舒拉发，问：「我知道奈特、森穆逊、费沙等人的博士论文了不起，但他们是大师，我不是，校内图书馆的经济博士论文你可否推荐一下，让我知道好论文是怎么样的？」赫师想了好一阵，说：「还是写你自己的吧。」跟着找老师艾智仁，问同样的。艾师指着书桌上一本三英寸厚的文稿，说：「这是你的同学的博士论文，通过了，你拿去看看吧。」我如获至宝，而该同学刚举办了博士庆祝聚会。殊不知当我拿着该厚厚的论文步出艾师的办公室时，他说：「等一等，我要说的是你拿着的论文是论文不要那样写的好典范！」我轻轻地把该论文放回艾师的书桌上才离开。 当年尝试过三个论文题材，老师们支持，强而为之可拿博士，但自己看不到有什么创见及贡献，放弃了。《佃农理论》是第四个，明显地推翻了二百年来的前人之见，不是创见是什么？殊不知论文过关后，艾智仁说：「从理论那方面看，你的《佃农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他人说的不同，因为他们对传统理论掌握不足，错了。你掌握得对，所以不同，但还是传统的，何来创见？你的论文的验证工作做得好，非常好，这才是贡献。」 大师的指导，岂同儿戏哉？因为这提点，跟着的所有研究我永远不刻意创新。自己想自己的，那管是新还是旧了。这样处理，结果是每篇文章都有点新意。上苍造人各各不同，自我发挥不可能没有不同之处。 这就带来科学研究的麻烦，不知从何入手的确头痛。他家怎样说，仿效没出息。认为他家不对，批评是二等脑子。刻意地创新，十之八九会近于怪，而怪见与创见是不同的。我的经验，是正确的做法首先要有足够的现象观察，然后对不明白的提出一些问题。跟着要把没有趣味的问题淘汰，把有趣味的尖锐化。找到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就要找问题的重心所在，其处理过程可以是几分钟或几天或几年，要看你的造化。有些问题过了一些时日你会认为不重要，或失却了兴趣。熟能生巧，处理问题熟习后可以很快。这就是今天我对同学的论文取舍判断通常用不上几分钟的原因。不是小看同学，而是身为过来人，昔知其难，今知其易也。 找到了有趣问题的重心，就要找假设的答案。这方面也要论经验的感受。熟习了，也可以快如闪电，取舍如斩瓜切菜。观察的经验重要，因为任何解释或假说都要先从自己知道的现象试行印证。这也是昔难今易的原因。 假说或假设的答案没有被自己既知的事实或现象推翻，就要找自己还不知道的可以推翻假说的事实。这方面不能快，但熟习了会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也会知道怎样提问。好比香港较为高档次的酒家，顾客要付自愿小费与强迫小费两种。为什么有强迫小费这回事呢？在《制度的选择》中我说没有答案。后来读到杨怀康提出同一问题，答得一团糟，就找一个香港酒家的朋友提问，只问一题：自愿小费与强迫小费是不是由两种不同类别的员工分享的？他答后，不到一分钟，我的圆满解释就出来了。这也是科学研究的熟能生巧的证据。 最后一步是要增加自己想出来的重要xìng。这是要把验证了的假说一般化，推广到其它看似无关的现象去。这方面，怎样去马也是经验之谈。 是奇怪的现象。科学研究的困难，主要是难于不知从可入手。老老实实地做过一次，做得好，做得对，跟着就彷佛例行公事，容易处理。当然，有些难题实在难，专家云集也解决不了。这是另一回事。再另一回事，是难的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不一定难。 去年七月，儿子到芝加哥见高斯，问及不知要多行医，还是要多作研究。九十七岁的高斯答得好：「不要管这个问题。你一士谔谔，行来行去，说不定一脚踏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找到答案。我的一生就无端端地踏中两次。」 没有老老实实地做过一次科学研究，感受不到是什么一回事，踏中了也不会知道。 （2009.04.03）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 周小川先生的魄力了不起。最近他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有份量，其中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以一种超主权的货币来作为国际的储备货币，有替代美元之意。（SDR何物有机会再谈；周先生的建议有局部替代美元的间接效果。）话题吵得热闹，要求我分析的读者及机构无数。 我认为周小川的建议有思考、有道理，但我反对。理由简单明确：在今天推出周小川的建议，有不小机会导致美元大跌（原因不浅）；如果美元大跌，有不小机会导致中国出现灾难xìng的发展（原因也不浅）。另一方面，在今天举世皆或大或小出现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不利的，地球人类半点好处也没有。 本文发表的时间是公元二○○九年四月三日，地点是香港《信报》。立此存照：我愿意出钱打赌，一博一，周小川的建议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国会是天下第一输家。要跟读者博一手，赌一元吧希望赌不成。 正要为文分析为何我反对周小川的建议，萧满章传来一篇Earl A. Thompson（汤姆逊）三月二十二日于《comrican Thinker》发表的文章，题为《What President Obama Should Know About Recessions》，是雷曼兄弟事发之后我读到的西方学者分析金融危机最具含金量的了。不一定对问题太复杂，对或错不容易判断但有新意，值得大家考虑。 汤姆逊何许人也？经济本科出自我的母校（UCLA），哈佛博士，回到母校任教职。此君就是我提过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会议中反对我的佃农理论最激烈的人。后来改变了，认为我对，大赞我的价格理论。大家很熟，当年争论他和我谁是功力较高的经济学者，互不相让，大家终于同意谁的乒乓球胜出谁的经济学问较高。我一连大胜十多局。当时每局二十一分，最后几局他无法过十。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的经济学问比他高明是那样决定了的（一笑）！ 其实我和他之间经济学谁高谁低很难说。我认为他是天才，艾智仁认为他是天才，据说布坎南也认为他是天才。此君的困难是不卖帐，不讨好，不留情面，口不择言。我认为这样的品xìng有其可爱之处，朋友一般不那样看。他的经济思维往往近于发神经，偶尔妙绝，一律创新！这里我要谈的文章也是新意无处不在，一时间我竟然找不到发神经之处。看来汤姆逊也老了。让我分点说。 （一）汤姆逊认为通胀对目前美国的困境有助。这与我三月二十日发表的《伯南克别无选择》说的差不多。可幸以美国时间算我比他早三天，否则读者可能认为我抄他的。他不可能抄我：此君高傲无比，打死也不会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吧。通胀这方面我说得比他大胆，认为美国联储局不妨定下一个通胀率目标，刻意地把通胀推上去。另一方面，他可能比我乐观，对通胀的控制看得比我容易。 （二）汤姆逊认为联储局去年暑期犯了一项大错：银行存进联储局的储备，联储局给利息。这导致算是银根（monetary base）的储备上升，误导市场以为货币量会上升，其实适得其反！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一点，实情如何我没有数据，但逻辑上我找不到错处。 （三）汤姆逊指出，去年美国的M1（市场的钞票加支票户口）上升是假现象。这是因为市民见形势不对头，把存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转到银行去。这也是我没有听过的，也不担保是实情，但也找不到逻辑有错。 （四）这点更重要。汤姆逊指出，虽然银根与M1皆升，但去年开头十个月，市场的钞票量（即M0）没有升过，有好几个月是下跌了，要到最后两个月才转为急升。我认为这点重要。通常大家对货币量的衡量，是看银根，看M1、M2，甚至M3。美国这次不幸的经验提示，可能最重要是看M0市场的钞票量。 （五）汤姆逊指出，美国的无数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在不景或萧条下，推出凯恩斯学派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甚微，而减税的效果甚大。这是因为财政花钱只能把资源的使用转移（crowding out），此长彼消，得不偿失也。我去年十一月八日发表的《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的第八点，正好是指出crowding out这一劣着。我当时不反对「四万亿」，是因为（甲）北京投资的是提前及加速既定的项目，与（乙）因为新劳动法导致失业人多，项目赶工可以协助。如果当时读到汤姆逊这篇文章，我会大声疾呼，提出大手减税。我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汤姆逊的减税远胜财政花钱之说，因为这些日子不少很有份量的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的估计使人心寒。不知北京的朋友能否在今天转一下？ 汤姆逊没有分析我着重的美国金融制度出错的问题，也没有讨论我这个微观派掌门关心的美国工会与最低工资的问题。他的文章颇长，一半的文字用于申述他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看法，既有新意，也有水平。央行的朋友不要错过这篇文章。 我老了，汤姆逊不可能不跟着我老起来。昔日的学术争议吵到乒乓球桌上去，今天给我温馨的回忆。四十多年过去，昔日在经济话题上是分歧的多，同意的少，但今天读汤姆逊，思故人，我不由得感到在学问的进取上，他可能胜于我。他是个纯真的学者，不断地追求，我也是。你追我追，四十多年后大家相比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吗？ 话得说回来，江山易改，本xìng难移，你道在文章的最后汤姆逊建议奥巴马总统做什么？他建议奥巴马立刻炒伯南克鱿鱼！因为上述，汤姆逊认为伯南克犯错，罪不可赦！我曾经大赞伯南克，虽然在三月十七发表的《无锚货币与金融之灾》一文内，我指出伯南克二○○六年二月接掌联储后犯错。但我也指出，雷曼兄弟出事后我看不到伯南克有半步差池。汤姆逊也没有指出伯氏在这后期犯错，也显然认为最近联储大手购入美国债券的决定即大手增加货币量的决定是对的。跟我一样，他也看到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丝曙光。 希望有机会汤姆逊能到中国来，让我带他畅游神州。不知要在哪里才能找到乒乓球桌呢？ （2009.04.07）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这边厢听到迪士尼乐园将会在上海浦东建造；那边厢北京公布二○二○年国际金融中心会在上海浦东推出。是谁作的决策了？几年前我不是说过米奇老鼠不要跑到未来的神州大地的金融中心去吗？ 十多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上海一带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浦东会容易地把香港杀下马来。尽管这几年央行处理人民币失误频频，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愚不可及，但上海一带还是按着我早就定下来的时间表走。 反对迪士尼设在浦东，因为此乐园也，跟重要的商业及金融中心合不来。当然不反对迪士尼在中国开业，也希望他们能多赚炎黄子孙的钱，但迪士尼的主事人显然不明白，到中国开业不容易赚我这种曾经周游列国的人的钱，更不容易赚外籍宾客的钱。他们的顾客对象应该是中国的劳苦大众，或那些在中国农村成长的贫苦人家。不要小看这些人，或认为他们穷得要命。他们的钱不多，但遇到迪士尼乐园这种名动地球的玩意，不吃饭他们也要让孩子们开心一下。 迪士尼乐园建在浦东不对。那里可以提供人民币百多元的酒店房间吗？可以在街上找到几块钱吃得饱的膳食吗？农民一家大小，扶老携幼地跑到不久的将来差不多肯定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去，孩子在路旁小便是否犯法了？不成体统，于是合不来。不要误会，我绝不小看中国的贫苦人家，更不小看中国的农民。我曾经是他们其中一个，认为这些人是中国的希望，为他们争取机会动笔发牢骚，春去秋来，三十个年头过去了。 欢迎迪士尼到神州大地开业，但认为他们的主要顾客对象应该是那些出不起钱住星级酒店的人。我也认为这些人对迪士尼那种高级玩意会比我更为乐意花点钱的。深圳的世界之窗不是大有斩获吗？后者我没有去过，迪士尼无疑是另一个档次，另一个层面，他们应该把乐园建在中国劳苦大众出得起其它费用的地方。 几年前我建议迪士尼把乐园建在洛阳，认为地球虽大，不容易找到一处比洛阳更适宜饲养米奇老鼠的地方。首先，洛阳是中国中原文化的中心点，西望西安，东见郑州、开封，邻近有无端端地因为游客多而发了大达的少林寺。地球上没有另一处对人类的文化历史表达得比中国中原更具感染力的。于是游客多：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年前算过，从西安到郑州一带，每年游客六千万。其次，虽然西安的游客比洛阳多，但迪士尼乐园主要是室外活动，西安在夏天热得叫救命，冬天冷得叫救命。洛阳的气候奇怪地远为温和。该市清洁（比上海清洁），不缺水。再其次，洛阳的工资低廉，约上海的三分之一吧。迪士尼乐园是要聘请很多员工的。 写到这里，我要把笔一转，谈谈只略有关连的话题。几年前我为文建议打开秦始皇的陵墓，神州吵得火热，骂我者无数。奇怪地，私下间没有一位朋友不赞同。我的理由简单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而如果要打开，二千多年来最好的时机是今天。我也认为那些反对的专家之见，一律没有说服力。从个人的品味说，要是余下的日子只能参观一个重要的陵墓，首选可不是秦陵，而是武则天的乾陵，也在西安。我认为秦始皇是一个魄力有余但文化修养不足的皇帝，而从兵马俑看，他的品味真的不是那幺好。武则天呢？虽然心狠手辣拜始皇为师，但是个才女，绝对是，艺术品味应该超凡。 我常想，乾陵之内可能有数千件王羲之的真迹书法！右军的书法，今天传世的一件真迹也没有！我怎会想到乾陵之内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呢？我的推理，基于西方艺术作品收藏的经验，是艺术家的画作愈是被人集中地收藏，其持久传世的机会愈高。历史记载 唐太宗是个王羲之迷，生前举国搜集，收藏了数千件右军作品。这个大收藏后来怎样了？历史说，太宗的儿子高宗也是个王羲之迷，热衷于书法的武则天也是，乾陵是高宗与则天的墓，右军书法全部带进去不仅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传世的右军真迹一件也没有。大名鼎鼎的《兰亭》真迹，可能也在乾陵。高宗答应把《兰亭》跟父亲陪葬，但父亲谢世死无对证，说不定高宗偷偷地拿起留给武则天。（据说太宗的陵墓曾被打开，内里没有《兰亭》。）是文化大悬案：今天右军书法的钩摹与临摹作品，还存在的不少，这些是从原作「钩」或「临」出来的，为何原作一律不见了？ 我还有另一个幻想。那是以草书雄视整个唐代的张旭，遗留下来的书法真迹只有《古诗四帖》。绝对是顶级狂草，不久前我在某展出中见过真迹。真的是张旭的手笔吗？该作品没有张旭的签名，我们怎可以肯定是张旭的真迹呢？唯一的「证据」，是董其昌说是张旭写的。董其昌是明代后期的人，他凭什么可以肯定呢？张旭的书法究竟是怎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悬案。他的狂草当时雄视神州是没有疑问的。李白与杜甫见过，捧到天上去，形容为挥毫落纸如云烟。杜工部的书法功力如何我无从考究，但据说是李太白书法真迹的《上阳台帖》，好得不得了，他对书法的判断当然到家。我认为在乾陵之内，不小机会有张旭的真迹存在。张旭的书法早就名满天下，而武则天谢世时他四十七岁。 回头说米奇老鼠，我倒有些不愉快的回忆。一九六五至六七年，我在加州南部的长堤大学任教职，离士尼乐园只二十分钟车程。来自香港的朋友要求我带他们到士尼，当然无所谓。当时的乐园是每项玩意收费的，热门项目要排长龙，等一个小时才轮到常有。我的长堤学生多，不少在士尼打散工，收项目入场票。有我带着要买票，但自己的学生守门口，打个招呼不用排队。这本领传了开去，熟与不熟的香港朋友，凡要到士尼去的都给我麻烦！ 今天香港的士尼乐园要亏蚀，听说曾特首埋怨，说是我建议的投资。当年作此建议的君子无数，我只是其中一个支持者。圣诞权当年可没有听清楚我在支持之外的其它四项建议，这里说出来给大家考虑一下： (一) 我认为入场费不应超过港元五十，二十更好，要先让场地bào满，访客入场后再按每项玩意分别收费。 (二) 既然乐园在海旁，应建一个大码头，附设旅客入境签证处，让珠江水路可及之地用客轮载送大陆客直达乐园。 (三) 客轮的设计要仿效昔日的美国密西西比河的客轮，虽然有点不lún不类，但触目过瘾。轮上设赌场，有理理先赚一笔。 (四) 乐园邻近要设廉价旅店，也提供廉价公共jiāo通给乐园客到香港的繁盛市区热闹一下。 说过了，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2009.04.14）金融中心上海将远胜香港 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年上海将推出国际金融中心。二十一世纪看天下大势，上海是地球上搞金融中心的最佳地点。其实，上海要推出金融中心不需要等十一年：只要解除外汇管制，搞好人民币，不出两年上海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了。外间的金融机构，或大或小地早就群集上海，而陆家嘴的商业大厦，不让华尔街，还在建造。从建筑物那方面看，陆家嘴超越华尔街指日可待 (地球最高的商厦正在那里兴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搞好人民币，要放开外汇管制。 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这个时间表，香港的关心人士说不怕不怕，香港不是与上海竞争，只是互相协助。胡说：互助当然；竞争也当然。上海人做生意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至于香港认为人才比上海多，商业法律比上海好，等等，我不同意。加上地理，我认为有一面倒的形势，上海应该胜来容易。关键是中国的央行对人民币的处理是否到家。分点说说吧。 (一) 说过了，虽然时间一样，上海的太阳比香港早出一个小时。重要的。太阳早出可以早开市，先拔头筹。纽约的太阳比芝加哥早出一个小时，后者的股市搞不起。上海推出金融中心，香港及其它地方的股票及金融jiāo易，可以在上海先开市。 (二) 长三角的工业发展胜于珠三角，国际名牌云集于前者。另一方面，十多年来，无论空运、海运、陆运、通讯等发展，到今天，长三角达到的水平，尽属一流，不亚于世界任何地方。 (三) 金融人才也是上海胜。这方面，我的判断是经验之谈。香港土生土长的商业及金融人才，不少是我教过的学生，而今天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不是我教过就是我的学生教过，应该达八成吧。他们的水平我知道。不是说香港的学生不够好，不少好得很，但国内人多，淘汰下来能在上海打江山的一般优越。想想吧：中国的人口是香港的二百倍，能打进名校的是很小的一个百分率，其中选修经济或商科的很多。今天国内有不少学子令我见而生畏。可以这样看吧：初出道而又算是良材美质的青年，上海的月薪约五千，香港则要二万。十年前我们可以说国内优质学子的英语水平比不上香港的，今天我们只能说在发音方面香港的还占优，斗识字多则国内的略胜。但国内的懂普通话，中语文笔高出相当多，以计算机打简体字往往快得离奇。还有，在浙江一带的中年工商业人才，甚众，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群。 (四) 高级的金融人才，今天当然是香港胜。这些专才大可移师上海。看另一面：国际金融危机bào发后，这些专才的命运使我想到杜牧写《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也。正因为这个不幸的发展，陆家嘴与华尔街大比并，前者有机会胜出。那所谓金融衍生工具这个行业，看来日暮黄昏。动不动年入数百万美元的金融工作，不容易继续下去了。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的困境过后，他们会把金融行业管得紧。大家不搞复杂无比的金融运作，上海占了甜头。 (五)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钩着美元或转钩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lún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圆呼之yù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佛利民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jiāo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发表《是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时候了》。今天看，港方不接受是大错外汇储备与银行输多了多少是一回事，香港市民这几年买贵米是另一回事。最近转钩人民币之声再起，曾特首说要等到人民币自由兑换才可转钩。不对。在钞票局的制度下，转钩人民币要有足够的人民币储备，不多，而就算是不少北京没有理由不支持。自由兑换搞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搞钞票局不需要。一九八三彭励治考虑钞票局时，我参与研讨，是过来人了。 目前看，如果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比得上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辅助中心的机会还好。争取这机会，香港要转用人民币！单是转钩而不转用不足够。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币成功地杀出国际市场这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准则港币还是依然故我，单从金融那方面看，上海与香港之别，会有点像今天的香港与澳门之别了。 （六）最后要说的是司法或法治的问题。不能否认，从司法的整体看，香港远胜国内，而国内急起直追也要长时日。问题是从金融本身的法治看，范围小很多，我有理由相信上海可以做得好。这一点，读者要细读我去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上海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依照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地方，上海搞金融中心会有很大的政策及金融法例的自主权，加上央行的协助，做得有成果北京多半不会chā手。这些年我对上海干部的本领打高分。批评永远容易，但上海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能是无能之辈的作品。 陆家嘴能否与华尔街一较高下，或起码达到地球的第二金融重镇，关键问题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的央行。人民币是央行处理的，面目如何，牌子如何，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如何。其它条件上海一律足够。这几年我担心央行可能担心得太多了。 （2009.04.17）金融救灾大点兵顺覆浙大同学 经一事，长一智。对经济学问有兴趣的可以从目前的金融危机学得很多。不是有趣的学问，而又因为「dú资产」很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对一般理论的贡献应该不是那么大。然而，从开始研究经济到今天的刚好五十年中，我没有见过一项经济话题像今天那么热闹，引进了那么多的经济大师们吵得天翻地覆。美国的次贷事发是二○○七的夏天，震撼地球的金融危机却始于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的雷曼兄弟，距今只七个月。消息多，争议也多，横眉冷对我也感到有点天旋地转了。要停下来，衡量一下纷争频频的各方君子的言论，粗枝大叶地以事实发展略作印证。严格来说作不得准今天发生着的不幸，一百年后还会有学者提出新意见。我想，昔日稼轩沙场秋点兵，也作不得准，但点点何妨哉？ 几天前到浙江大学讲话，听众据说逾四千，讲后提问者众，一般有水平，反映着浙大名不虚传了。提问的同学太多，答不到举起的手的二十分之一吧。离场后，太太jiāo给我一位同学写在废纸上的问题，问得好。同学的名字是Stanley，不知是何方神圣，只能在这里回应，希望他能读到。他问 「不知张教授是否了解莫瑞．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这个人？此君乃奥地利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在《通货膨胀真相》一书中成功预言了这次金融海啸发生的必然xìng。他认为由借钱达成的虚假繁荣（也即是你所说的浮沙指数太高）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向理xìng回归。那么请问张教授，危机后的政府救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阻碍了经济向理xìng回归？你怎么看？」 我没有读过罗斯巴德的论著。作研究生时我对奥国学派有偏爱，而我历来高举的耶鲁大学的费沙也算是这学派的。依稀记得，费沙也曾指出借贷过多会闯大祸（此君论著甚多，走马看花也不易）。但七、八十年前的费沙时代，我说的浮沙指数（借贷与抵押的比率）一般低于一，没有浮沙，或甚少，不会出现今天的金融困境。浮沙指数高于一尤其是远高于一主要是金融行业的衍生工具带出来的。浮沙指数低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一不会有「dú资产」。我不知道罗斯巴德所说的虚假繁荣是否也想到浮沙指数远高于一那方面去。应该不会吧。 以我之见，只要浮沙指数不高于一，借贷总量不管如何庞大，不会出现今天的金融危机。历史的经验，是破产或负资产可以一时间出现数以万计，导致经济不景，但一般而言，除非在政策上政府不断犯错（例如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经济复苏指日可待。今天美国不少专家说，那里的dú资产是无底深潭。我的阐释，是此潭也，浮沙指数有多高就有多深。 政府救市要怎样救呢？dú资产要怎样处理才对？一个方法是用纳税人的钱把dú资产全部买过来，或放在一间「dú银行」。此法难行，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公平上说不通。花纳税人的钱会大幅增加赤字财政，纳税人早晚要付午餐费用。这里不平之处，是搞出dú资产的金融「天才」曾经享受多年高薪，花红天文数字。美国一些学者的看法，是这些专才或机构要负责，政府不要挽救，就是银行也不要挽救。我的看法是银行挤提是太大的一件事，不公平也要保一下。 另一个方法是财长盖特纳不久前建议的，政府补贴市民把dú资产买下来。这一手，在技术上财长的想法不错，但大多数经济学者反对，认为dú资产虽然可以脱离银行，但dúxìng依旧，还存在经济体制中，于事无补。 余下来的办法是把dú资产减dú。减dú之法，是要把美国的房地产及其它资产的市值再推上去，过了关，清理了那些我认为是劣制度促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再作打算。没有谁这样说也没有谁这样看，但我认为应该这样看，也要想尽办法这样做。 最简单的方法，我曾经打趣说是微观派的，是美国取消工会及最低工资！政治上当然行不通，但学问则是经济学的第一课。不管金融灾难庞大如何，美国的生产力没有变。依照盘古初开的经济分析，国民的总收入可分两大部分：其一是工资；其二是租值。工资下调，资产的租值必然上升，于是，dú资产会大减其dú，甚至变为不dú。这是书生之见，一士谔谔，寂寞无人见。不识时务吗？却又不然。几天前萧满章传来一篇美国教授Lee Ohanian最近发表的重要文章，其要点是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主要起因是当时的胡佛总统被工会形势所迫而让工资提升，导致无从解决的工资高于市值的困境。 我个人肯定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必有神效，不始自今天，而是来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验，我说过好几次了。那时中国的通缩严峻算进当时物品质量的急升非常严峻而房地产之价一般下跌了四分之三。但中国的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大致上保八。多方考虑，考虑良久，我认为中国九十年代出现的史无先例的奇迹，起于两点。其一是中国的县竞争制度一九九四开始形成，其二是当时劳资双方的合约（没有写下来也是合约）绝对自由：老板说炒就炒，工人话走就走，工资形式变化多。主要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使我不同意佛利民与蒙代尔等货币大师的理论中的某些观点。 第二个解dú之法是大手地把货币量提升。这方面，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得好，够勇。上文提到的Ohanian教授也看到其中玄机：工资下调有困难，货币政策的效应增加。这是重点，我在《伯南克别无选择》一文内解释过了。从目前美国的情况看，货币政策开始生效，但远不及让工资自由下调来得高明，因为前者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容易处理的通货膨胀。说无可避免，因为货币量的大幅提升，对通胀调校得准历史没有出现过。 第三个方法是财政政策，也即是美国政府正在推出的大手花钱刺激消费。对于解dú，此法收效必然甚微，而对于增加就业，经验说远不及减税。我没有读过全部名家言论，但在读到的诸多名家中，赞成政府大手花钱的只有克鲁格曼一个。为什么政府大手花钱会是那么容易被采用呢？答案是官员或议员或压力团体或利益团体一律有着数。 也是几天前，Wallace Chan从加拿大传来一篇短文，作者Paul Tharp报道一项调查结果，说五十多个经济学诺奖得主表达意见，比率九对一认为财长盖特纳处理dú资产的方法是劣着！诺贝尔奖不一定灵光，但这些获奖者我认识不少，没有一个是蠢才。该报道引用其中三君子联名写下的我欣赏：「相信大政府可以帮助今天的美国，是希望超于经验的凯旋。」 回头再看浙大同学提出的问题，我曾经在雷曼兄弟事发后指出过一点：在浮沙指数那么高的金融制度下，闯大祸是早晚的事。另一方面，美国的不幸经验教我两点之前没有想过的。其一是借贷量升得很高，但货币量没有相应地提升，通胀不会因为借贷的提升而增加。其二是幸或不幸，这借贷的提升看来是协助了伊拉克之战的财政困难。伊战的费用，物价调整后，高于三十多年前越战的约一倍，但当年因为财政「挤迫」而出现的麻烦，伊战看不到。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美国地大物博，只有地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地球的顶级知识人才却占了八成，得天独厚是无庸置疑的。我们不容易相信美国的众多大师们解决不了目前的困难解决不了可能是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有不足之处。 （2009.04.21）从造园林看中国农民的产出成本再评新劳动法 我喜欢亲自建造园林。没有真的学过，但研究过，建造过，曾经在美国获得一个园林大奖。由我出钱，由我设计，由我指挥，从早到晚工作一个月，造成后让承包工程的仁兄拿去比赛，获大奖后此君生意滔滔。 说自己没有学过可能不对。参阅过苏州与日本京都的园林书籍，认为日本的较合心意。到京都几个园林静坐几天，心领神会，再找一些建造园林的技术书籍参考一番就是了。自己的本领，是摄影时构图看得快，看得准，用于之园林，石头、草木、小丘、水池等的摆布，建造时意之所之地发挥可也。技术的要点是不同物体的动工及安置要有先后次序。根底是日式，中国品味是加进柳树日本的园林不用柳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影响吧。读者不要给我误导：植柳是名树中的最差投资。 喜欢亲自造园林，因为作为一门艺术，那是最容易发泄情感的玩意：创作时作者身在园中，整件作品包围着作者。我不先作任何图样设计，建造时在场中指挥，上细想这里那里怎么办，日间见到不满意的这里那里修改一下。 亲近的朋友知道，在学术思想时我是个集中力很强的人，可以持久地集中多天，外人说什么往往听不到。当太太及孩子们见到一下子我魂游四方，知道发生着什么事，也知道怎样吵闹我是听而不闻的，于是不管。奇怪，集中思想时我喜欢孩子们在旁边搞得天翻地覆。这样的一个人，久不久要找艺术的表达来松弛一下，造园林是个好去处。 造园林的机会在美国的西雅图多得很，在香港的机会是零，而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机会，比美国还要好。是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发神经的环保法例，雇用农工一律相宜，而中国农工对种植的知识，冠绝天下。今天老了，不能整天站在园地指挥。只是久不久去看一次，作些建议或改动，成果远不及自己能长驻场地那么好。然而，有机会我还是喜欢染指一下园林的。 这里还有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造园林是一项可以稳定地赚点钱的投资。困难是要找到一间有足够空地及宜于造园林的房子。找到了，自己的劳力不论，一元投资房子可升值三至五元。还有，园林这回事，保养得宜会按年升值。这与室内装修年年折旧有很大的差别。 最近要在一个园林种植约四十株桂花树。这种树常绿，清洁，花香，而每年的增值可观也。我选较大的，树干直径八至十公分。售价包运、包种、包活一年。要天晴起码三天才移植，要懂得怎样挖掘，要懂得怎样用草绳把树根连泥土扎成球形，而某些树要懂得怎样切枝。准备工作做好后，搬运移植桂花树那天，六个农民，四女二男，从清早七时工作到晚上七时也植不完。当我知道该天他们每人的工资只约四十元，不是天天有工作，心酸起来，每人补给五十。异日继续，只半天就植完了。当时我不在场，电话坚持要等我赶去看看才放农民走，其实是赶去每人再补给五十。我不要把钱给他们的老板转jiāo，要亲自jiāo到农民手上。 上述的平凡现象有两个不平凡的经济含意。首先是这样的园林移植，连树带工，美国要多少钱一株呢？答案的第一步是美国的园艺专家不懂。五年以上的树他们不敢移植。我移植的桂花树逾十年。中国的农民可以移植逾五十年的老树，一律是包活的。 让我假设技术上美国也没有困难，那么同样的一株树，包运包种包活的，在美国需要多少钱呢？我的大约估计是美元六千一株，比中国约高五十倍。这是较为夸张的例子，但数字的估计大致上对。六千美元一株，选植两株也是过于奢侈了，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十株那边去。 现在的问题，是从植树那方面看，中国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没有多大差别，树的欣赏价值也差不多，但从国民收入那方面衡量，我选的夸张例子是中国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国民收入是不算消费者盈余的应该算，但无从算作为欣赏者，这盈余比在美国高得多了。这些大差距的解释，是植树这个行业不能卖到美国去，而中国的贫苦农民实在多。我遇到的那六位植树农民上了年纪，识字不多，而他们的植树知识虽然了不起，没有其它值钱的用途。享受着他们的产出是我这种人，市场说廉价，我就付廉价，除了赶到场地多给他们一点钱，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说过了，按照经济原则帮助农民，我们要鼓励农民转到工业去，然后让市场压力使农产品之价提升。这是唯一的最有经济效率的法门，其它的一概不妥。 这就带来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述的六位农民是打散工的，既没有白纸黑字的合约，也不遵守最低工资的规限，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所有条例显然是一律违反了。我们应该为这些农民而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吗？ 我的大略估计，如果新劳动法被坚持引进，桂花树的培养与移植的成本上升，会使市价高出一倍。有些还能继续移植工作的劳动农民的收入会提升，但因为顾客见树价上升了，会减少购买量，植树的劳动需求量会相应下降。树园的老板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执行而选聘那些生产力较高的劳工，生产力较弱的要不是失业，就是被迫转向收入较低的、劳动法管不着的小贩工作，或行乞，或盗窃。邓小平先生昔日站起来搞经济改革，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不是说得掷地有声，说得清楚，要给每一个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吗？ 如此类推，转到工业那方面看，我不否认，新劳动合同法会促使还没有倒闭的厂家多置较为先进的机械，也会多向较为优质的产品打主意。淘汰了接单工业，余下来还可以继续cāo作的会好看一点。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好看吗？还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计？是谁想出来的经济谬论，支持着科技的改进由法例逼出来会有好效果的？高举腾笼换鸟的汪洋先生最近说大家要耐心等一下，要忍一下，忍得云开见太阳。看来汪先生是忘记了中国的穷人是没有炼过仙术的（一笑）。 我没有反对过帮助那些因为某些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但像中国那样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大搞福利经济愚不可及也没有资格。新劳动法的执行有一个肯定的效果，那就是生产力最低的人受到损害。这是浅的经济学。较深的经济学说，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只要最低下的人能有自力更生的机会，层面高一级的众君子的生活用不着我们cāo心。 回头说我遇到的那六位上了年纪的植树农工，他们的前途怎样了？很不幸，就算新劳动法不存在，我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会在他们有生之日大幅地提升。衣服破旧，鞋子看不出是什么，到死那天还会差不多吧。我想，他们工作得那么起劲，应该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里那里多赚几块钱，寄回乡下孙子们或可购买一件新衣。他们是希望见到子孙有成而活下去，不是希望自己会富裕起来。这些人伟大，国家是因为他们吃得苦而建设起来了。 写到这里，脾气顿发，要问上苍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连最苦的人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 （2009.04.24）dú资产是一头怪兽 美国金融危机的演变复杂，不容易明白。说过了，是前所未见的现象，过于特殊，解通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一定很大。我自己当然不敢说解得通。有些要点认为是掌握了，另一些认为深不可测。他家之见多得很，一般水平不差，但好些观点加不起来。这里试把此前自己分析过的，加上一些新观察，再推下去。推错了读者或可提点一下。 以我之见，那所谓dú资产，起于借贷与抵押的比率太高（我称为浮沙指数的），加上衍生工具（包括保险工具）的纵横织合而促成的。是怪物，可以作为一头怪兽看。怪在何处呢？怪在三处。 一、dú资产不是坏帐，而是可dú可不dú。这是说，只要发行衍生工具的机构不倒闭，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之价上升，dú资产可以变为不dú。二、dú资产无价。九十多岁的货币大师Anna Schwartz不久前说「何谓dú资产？因为无价，所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我认为要倒转过来说「因为dú，所以无价。」三、金额极为庞大，其怪处可不是庞大，而是到今天还没有谁可以肯定其总额究竟是多少。 上述的三个怪处显然有关连，我们要从哪点入手分析呢？我认为要从第二点无价入手。资产怎可以是无价的？坏帐不是一般有价吗？天下何来无价资产了？我对「无价」解释的第一步应该对是卖家的价格要求持久地高于买家愿出之价。这是英语说的bid-ask spread太大了。据说去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事发后，dú资产立刻无价。那是七个多月前的事，逾半年，依然无价为时甚久矣。那是为什么？不久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推出政府补贴购买dú资产之法，不知他怎样想。我的想法是这补贴有减低要价与出价的差距之效。我同意一些经济学者的看法：把dú资产从银行或金融机构拿开，其dúxìng依旧，于事无补。我想不通的，是政府补贴无疑可促长dú资产的成jiāo，这成jiāo通行后，会否收窄要价与出价的差距呢？ 也应该对的第二点，是要价高于出价的差距，主要起于讯息费用。这是说，持有dú资产的人的讯息，与可能购买dú资产的人的讯息不同。这里我想过另一点。那就是持有dú资产的金融机构明知不值多少钱，为了避免破产不肯贱价而沽。但考虑到美国此前的mark-to-market法例及不久前的取缔，这想法看来不对。讯息费用应该是要价与出价分歧的主要原因。这差距维持了那么久，不可谓不奇。 可dú可不dú（第一怪）无疑会增加讯息费用；不知dú资产究竟有多少（第三怪）也会增加讯息费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银行或金融机构对dú资产的认识比一般市民知得多，多很多。前者的要价持久地高于后者愿出之价不难明白：dú资产何物行外人不容易知道。然而，金融机构之间对dú资产何物的讯息费用的差距应该不大。为什么这些机构之间不作价成jiāo呢？答案是这些机构一般自身难保，再购入dú资产风险是太大了。 是复杂的世界。原则上，政府大可印制钞票，大手压价购入dú资产，有机会赚大钱。问题是，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这些费用纳税人早晚要支付，一旦输了大钱政府是难以jiāo代的。 把dú资产减dú或消dú看来是最上算的办法。说过了，这是要把资产的市值再推上去。也说过了，以财政政策刺激消费的减dú效果不大；撤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政治上行不通。余下来是大手提升货币供应量，希望搞起通胀。通胀太高不能接受，但可以接受的通胀是有机会适当地减dú的。 这些日子差不多所有美国的经济大师们都恐怕高通胀卷土重来。其中有些持着我的看法，也像我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通胀推得适可而止。大家知道，一旦通胀的预期形成了，要调校非常困难。目前美国的形势，是通胀不容易推上去！美国二月份的数字，显示通胀率升得有看头，但三月份却又缓慢下来。去年全年算有通缩，是五十三年来第一次。期货市场之价下跌了百分之三十是一个原因。问题是，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局十分勇，放宽银根的大手笔是美国史无前例的。七个月过去了，从佛利民当年定下来的时间表看，今天应该明显地见到物价上升的反应，但没有。 这里我要提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的央行放宽银根比美国联储来得慢，也远不及联储那么勇，但国内房地产的止跌回升明显，而这回升看来是与北京的「四万亿」政策没有多大关系。这使我想到如下的结论：中国放宽银根的效应远比美国明显，主要因为中国没有多少dú资产。 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什么dú资产的大量存在，会阻碍货币政策的正常运作呢？与郭中光研讨良久，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美国的市民，在银行的压力下，正在忙于重整债务，一方借钱是为了清理另一方的债，导致货币量有暂时xìng的增加，而这增加到目前还没有大幅地用到消费那方面去。这是说，因为dú资产的存在，美国的银行的借钱政策不是鼓励消费，而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经济学者担心高通胀出现，主要是因为联储局把银根（monetary base）提升得很高，而银行的超额储备（excess reserve）一年内上升了二百四十倍！ 萧满章传来一篇Martin Feldstein的文章。这位哈佛教授大有来头：在列根时期曾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主席，今天是奥巴马旗下的一位救灾委员。文章的最后一句说：「奇怪长线利率还没有反映着未来的通胀风险。」我为同一现象感到奇怪有好几个月了。今天我的解释是：长线利率是由政府债券之价决定的；美国人民肯定不dú的资产，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安全的债券需求大，其价高企，所以长线利率不升。我们有理由相信，Feldstein今天感到奇怪的现象，将会改变。 （2009.04.28）医疗改革是大难题 四月六日北京公布《新医改方案》，针对国内医疗制度的弊端。要改是肯定的，怎样改是大难题。细则还没有公布，大概的方针，目前看不是那么差一方面反对市场医疗制，另一方面不压制私营或民营的运作。不一定有矛盾目前国内的医院是公非公、私非私，有见死不救的情况。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要改也当然。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是医疗公立或施行社会制度的，socializedcomdicine是也。各地处理不同，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好效果！我不知道北京的专家们怎样想，但希望他们不要盲目地把外国的抄过来。正因为不知细节就是北京要走的大概路线也摸不准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原则一。要让医生有机会赚很高的收入。有这需要，因为严格的医学训练的成本高得离奇。没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知识投资不足，高明的医生训练不出来。另一方面，称得上是良医的工作很辛苦。年多前美国推出法例，不准医生每星期工作超过八十个小时。不少医生反对。我的儿子说，有良知的医生一般反对，因为有些病人要跟得很紧才可以活下去，是自己的病人，往往要亲自跟进的。要做一个好医生绝对不是好职业。话得说回来，有些水平一般的医生可以凭口才而赚大钱，有瞒骗的成分。 原则二。医生之间的医术水平相差甚大。这一点，所有我认识的医生朋友都同意。据我所知，有三个行业的专业水平在同行的众君子中有天渊之别。其一是律师，其二是医生，其三是经济学者。这方面，医生之间的收入要有相当大的差别才可以减少鱼目混珠的麻烦。另一方面，虽云小病无医自愈，有些无能的医生很无良：或拖长诊治，或夸张病情，或乱开yào方，等等，务求自己的收入增加。北京的专家要考虑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原则三。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富有的人可获高人诊治，可住私家病房，可聘请几个特护。任何人愿出高价，没有理由不让他出高价，帮补一下医院的设备投资。出不起钱的穷人呢？需要治疗的疾病我们要照顾，不能马虎，不应随意，不可乱来。我曾经建议政府采用凭券制（voucher system）的方法，让需要的人凭政府派发的医券就医，获券的医院或医生可拿券到政府换钱。佛利民提出的学券制虽然没有通行，但肯定行得通。医券制的概念与效用相同，但因为病情变化多，医券制的设计远为复杂。 原则四。国际上，不少先进之邦的医生要购买保险，医坏了病人由保险公司负责。我认为这保险制度不可取，因为医生的收费会被迫而提升得太高了：病人动不动起诉，发达的是律师。另一方面，医生不可以乱医一通而逍遥法外。医生是要负责的，但以买保险而卸责的制度不可取。北京的专家要想出中国自己的「医生责任制」。这方面，我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他们会想出较好的处理方法。 一个实例可以说明美国医生以保险卸责的制度大有问题。几年前老友巴赛尔在医院接受手术，医生不小心把几块棉花留在他的肚子里。巴兄为此昏迷了整整三个月，到今天还是行动不便。官司打了两年，巴兄所获微不足道。双方律师所获当然不菲，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用会加进医疗费用那里去。 原则五。中国的医疗服务人手供应不足（目前要考进医学院难过考状元），医术水平也远不及先进之邦。我们要投诉的不是让医生赚大钱，而是不让医生的供应增加来把医生的收费压下去，是大错。至于医术水平那方面，不容易明白的是中国不容许水平够高的持有外地牌照的医生自由地到中国行医。外来的医生有没有真功夫当然要审核，但拒外来的于门外显然是为了维护国内医生的利益。说不容易明白，是外资到中国传授知识大受欢迎，医疗却另行处理。 原则六。国内的人到香港自由行，一个主要项目是购买西yào。为什么上佳的西yào在国内买不到？为什么假yào在国内那么多？批准卖假yào的仁兄不是被qiāng毙了吗？中国人口多，穷人多，于是叫救命的也多。西方的名牌yào厂到中国来开业肯定会赚大钱。原则说中国要鼓励国际的名牌yào厂到中国来开业，给他们有专利权的保障，我们也会学得不少。 原则七。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出巨资，或鼓励民营集巨资，开设一家医学、生物学与yào物研究的、附有全面xìng医院的大学研究院，在国际上招兵买马。这个想法起于我的一位外甥与自己的儿子都是生物与医学的专材，也与科大的王子辉谈过好一阵，认为炎黄子孙作医学、yào物、生物等研究的筹码多得很。说我发神经吧，我不仅认为中国的青年聪明，而我们的精于手工艺的文化传统极宜于作有关医学与生物的研究。大智能及博学不一定比得上人家，但有关医学及生化的研究，加以栽培，假以时日，炎黄子孙应该胜出。 原则八。中国与众不同的经济制度，我分析过了，其中重点是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天下独有的。在《新医改方案》这方面，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考虑清楚了这方案的大概之后，鼓励不同的地区各自为战地想出他们的细节与法则，然后按时衡量不同地区的成败得失，有了经验的效果作依凭，才选出一套完整的推到整个国家去。 （2009.04.30）给中国医改的一些建议 上期《医疗改革是大难题》发表后，读者评论多，埋怨多，诉苦也多。读来心酸，读来头痛。他们的提点不少我事前知道，也有些是读后才知道的。北京的朋友当然比我知得多，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恳求他们细读这些评论。中国医改要面对的，困难重重，改得好是伟大的成就了。 上期我说的是原则，读者大致上支持。但原则归原则，要怎样改，细节如何，是否行得通，是更为头痛的另一些话题了。中国人多，穷人也多，资源却少，严重地加重了医改的困难。这里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公立的医院很少办得有看头，劣绩差不多是例行公事。香港的公立医院是例外。香港的是我见过的运作得最好的公立医院，但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经费高得离奇；其二是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高，一般医生打不进去。是的，除非是名医，在香港的市场挂牌不容易获得好生计。香港的公立学校大花纳税人的钱，把私立的杀得片甲不留。医疗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一些名医及养和医院可以私营兼好过。这是说，公立医院可以办得好，但同样的服务水平，公立的远比私立的成本为高。后者看来是个定律：美国教育的公私两制出现同样的情况。 中国没有香港的条件，花不起香港的奢侈浪费。推出服务水平足够的公立医院，中国是没有条件考虑的。 （二）目前，国内的公立医院一般公非公，私非私。这是说，院内的医生利用公立的设备来做一些私帮生意，赚取一些外快，也有论及红包等间接收费。没有钱的病人当然受到歧视了。不能大事怪责医生这样做：他们的正规薪酬实在低，有水平的服务供不应求，医生赚点外快是难以厚非的。不公平是没有钱的病人获得的医疗服务，会因而打了个大折扣。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关的问题。因为公非公、私非私，不同地区的医院的医生的收入差别很大。穷人多的地区不容易赚取外快，医院内一个全职医生的收入每月只略高于人民币一千，而值夜班或加班的有说是二元，有说是五元。虽云医者父母心，这样的收入读医是傻瓜。 （三）我没有说错，今天在国内要考进有名的医学院难过考状元。为什么？因为这些学子们期待着中国的医改会出现。目前看，医科毕业的学生一般找不到工作。这个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起于毕业生不能自由地在市场挂牌行医。要进医院工作吗？外快可观的医院不会容易接受新医生的参与。这跟香港的公立医院相同，只是香港的工资大有可观，政府监管得紧，没有外快这回事。 （四）容许资格足够的医生在市场自由挂牌行医是刻不容缓的。这种行医要有医院的配合才可以发挥效率。这是说，当一个在街上挂牌的医生见到一个病人需要入医院，他可以立刻找到医院收容他的病人。此外，验血、验尿、X光等实验室，政府也要立刻鼓励私营或民营的设立。挂牌医生及实验室的收费一律让自由市场决定。实验室可以赚大钱，我恐怕政府会诸多留难，要搞什么关系，什么底jiāo易等。事关人命，我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在医疗的事项上还在搞什么特权利益，还在弄什么关系玄虚，是有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天理的。他们要设立一些毫无利益关连的独立机构，批准条件足够的设立私营的实验室。换言之，我们要见到挂牌医生及实验室的收费由市场的竞争决定。目前我敢打赌，江山易改，本xìng难移，医改后应该会出现的私营实验室，其设立一定会受到「关系」及「底」的留难。 （五）国内的所有公立医院要改为私营平庸的公立死得人多，优质的公立是太奢侈了。北京也要鼓励善长仁翁设立私营的医院，大家一起竞争。我反对医疗社会制（socializedcomdicine）：在中国资源的局限下，坚决反对。我支持帮助那些出不起钱求医的穷人。推出上期提到的医券制吧虽然医券制的设计会比学券制来得复杂。医院及在外间挂牌的医生皆私管，取得的医券可向政府换钱。这些医券只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医券的面额如果全国一致，贫困地区的医院及医生的收入会大幅提升。 我反对出得起钱求医的人要政府补贴。只要医疗的各方面都有适当的竞争，我认为出得起钱就医的人应该出，或自己出钱购买医疗保险。不富不贫的要怎样处理是另一个问题，只要北京的朋友不从外地乱抄一通，客观地利用自己的智能，他们会想出一些折衷的好方法。 是的，只要医疗市场的竞争有看头，我不反对多收富人的诊金来帮补一下穷人的补贴。历来反对劫富济贫，但在医疗与教育这两个话题上，考虑到中国的局限，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罗宾汉是有机会上天堂的。 （六）中国十三多亿人口，说出不起钱治重病的达十亿可能不夸张。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能祈求贫困的地区一般可以有先进医疗的照顾。有些人没有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但行医多年，可以医。另一方面，中yào与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能漠视。在达到医道有大成之前恐怕是很久之后的事 北京要重视这些往往被轻视的大夫们。 （七）最后要谈一个我深信而又担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医道这方面，人格重于文凭，医德重于医术。一个信奉市场数十年的人说这样的话，是违反了自己的学问吗？不是的。这是因为疾病这回事，对一般人来说，讯息费用是太高了，容易受骗。无良的，或有意无意间误导病人的医生存在。搞医疗市场化，这样的医生在中国看来不少。这是文化的问题，是风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善于造假货的民族不能不面对的麻烦。 要搞好医疗，北京的朋友真的任重途远了。 （2009.05.05）中国医改要纯从病人的利益着手 发表了两篇评论中国医改的文章，本来不打算再写，但网上读者回应多，其中不少出自医生或曾经学医的。他们说实情，讲道理，反映着中国的医改是刻不容缓的。读者一般支持我的看法及建议，但也有认为我对国家的医疗情况知得不多。我不是专家，知得不多，但不算少。可以破口大骂的话题数之不尽。然而，写改革建议的文章，退一步看问题，客观一点，客气一点，有机会增加说服力。写医改，我着重于原则上的建议，提出大方向应该怎样走。当然，书生之见只不过是书生之见，被接受的机会甚微。说过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如果执着有关当局接受自己提出的，早就气死了。三十年前我可能是第一个看到中国将会出现曙光的人，执笔为文是希望炎黄子孙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可以发挥一下他们的天赋。希望与改革是两回事。我的专业训练是对问题看得客观，对重点拿得准，而分析是练得快而精确的。没有夸张一些职业篮球手shè三分球可以看也不用多看，乒乓球的国手抽击是想也没有时间想的。这是专业，在经济分析上我有类同之能。 两期前写医改的题目是《医疗改革是大难题》。医改永远是大难题，而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口，绝大部分遇上重病没有钱求医，难上加难，要怎么办才对呢？如果中国的医疗是一盘生意，可做可不做，我会建议北京的朋友不要染指。问题是见死不能不救，而明知机会近于零，心底里我还是希望贫困的同胞可以得到一点适当的医疗照顾，说不定健康可让他们在事业上杀出生机。 人多资源少的头痛问题不论，医疗有两大困扰。其一是顾客（指病人）一般不知道购买的（指医疗）是什么，为医者的欺骗行为容易发生。其二是医疗这个行业，历来利益团体繁多：从医生到护士到医院到官员到yào厂到yào商，都有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样一来，医改会容易地得到分饼仔的效果。相近的情况世界各地都有，而惯于论关系、说底的中国，分饼仔恐怕是医改的必然效果。 我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局限，人家怎样办北京不要管。北京要完全不管任何团体的利益，只集中于病人的利益上细想。经济理论说，只要病人的利益获得维护，有关医疗的各行各业也会得到维护。这正如市场上的任何产品，只要消费者满意，所有产出及提供产品的人的利益都会得到适当的回报。医疗是因为讯息费用太高，鱼目经常混珠，利益团体各谋政府保护是惯例。在中国面对的局限下，减低医疗的成本对维护病人利益有关键xìng，维护利益团体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说，任何略带奢侈的制度都不要考虑。 我反对医院公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例子。香港今年的公立医疗预算是三百三十三点八亿。这大约是人均每年四千八百元。香港的公立医院也收费，收廉费，而其它私营的医生及医院的成本是没有算进去的。说过了，香港的公立医疗办得好，但成本那么高，是否过于奢侈了？以中国十三多亿人口算，那是每年六万亿。这样花钱，炎黄子孙不会病死，而是会饿死的！ 当然，中国搞公立医疗费用不会那么高，但廉费的公立的恐怖，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香港还未搞奢侈公立医院的时候，我的儿子在跑马地给汽车撞倒。我在场，当然紧张。警察先生指明要到邻近的公立医院才可以落案。到了该院，我和儿子等了整整三个小时才获得任何医疗人员照顾。如果儿子有内部出血，早就一命呜呼。警察先生说转私院他们会当意外没有发生过，公院人士说要排队，急不来。这是公立。私立的既可省钱，也较有效率，出不起钱的可由我提出过的医券制帮助，也有其它不影响私营效率的补助穷人的方法。 目前国内盛行的一个医疗建议，是医、yào分家。这是说医归医，yào归yào，不要让医生兼卖yào。当然有道理，因为医生卖yào，可以赚医费之外再赚yào费的回扣。不止此也，好些医生隐瞒着用的yào是何物，从而隐瞒病情，好叫病人多光顾。医德如斯，夫复何言哉？ 问题是如果医、yào分家，责任的划分会出现问题。治不愈，或弄死了病人，是谁负责的？美国的医、yào分家是个成功例子，但对中国来说也是过于奢侈了。美国的yào房一律有yào剂师长驻，而拿得yào剂师的文凭，所需时日跟拿博士差不多。一个yào剂师每小时的薪酬五十多美元，当然会算进yào价那边去。目前的中国不仅不可以有这样的奢侈「享受」，而从劳苦大众的角度看，医yào最好不用有商业招牌的，可以用原料（generic）医yào就要用。这里那里节省几块钱，可救命无数。 我不反对医、yào分家，而是认为分与不分的选择，要看效果相近的哪方面的成本较低。北京的朋友聪明，只要能漠视任何团体的利益，他们会想出其它好办法。重点是治疗有所失误时，我们要能清楚地鉴定是谁的责任。医生兼卖yào，yào是何物？是何价？是哪位yào商供给的？有回扣吗？这些问题一律要说明。我也认为造假yào的要以造假钞的刑事处理，卖假yào的要视为与推销假钞同等的罪。 所有医疗服务皆私营不足够。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私营的服务都有足够的市场竞争。我不要听到任何言论其实是借口说这里那里政府要管，从而促成垄断或寡头竞争的情况。这些言论我听了数十年，拆穿了西洋镜，都是为了维护某些团体的利益。 当然，我们不可以让资历不足的行医，或容许瞒骗的行为，或让频频犯错的医生或医护人员或医院逍遥法外。但我深信，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市场的竞争会大量地减少这些不幸情况。我也认为政府要做的，是大量提供疾病的普通常识，强逼医疗行业公开他们销售的是些什么。 很不幸，在医疗上中国要顾及很多人，而我却想不到任何理由因为人穷所以命贱。我不同意好些关于人权的言论，但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比穷人的珍贵。既然生命的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中国的医改要集中在维护病人的利益来处理。尤其是穷人，因为对有钱的人来说，医改怎样乱改一通也为祸不大。天下没有出得起钱而找不到适当医疗服务这回事。让市场的竞争顾及穷人的疾病，有钱的不可能不被顾及。这是我敢赌身家的另一个张氏定律了。 （2009.05.12）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 拙作《金融中心上海将远胜香港》（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发表后，读者差不多一致同意。该文提出的第五点，行内的朋友拍案叫好。我是这样写的：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钩着美元或转钩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lún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圆呼之yù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佛利民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jiāo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这里要说的，是北京不久前公布会在二○二○年在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那是十一年后，他们在等什么？不明白北京的朋友怎样想。经济的发展历来千变万化，见一步走一步要反应快，要判断准。搞金融中心可不是搞北京奥运，不是要按着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金融中心早就应该搞，而对中国来说，数千年来，最有机会达大成的时机是今天。夜长梦多，再等是劣着。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即是说，外人要多少人民币皆可按市价购买，其进、出口政府一律不管。搞国际金融中心，有汇管不能搞。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谬误，虽然我认为是维护某些利益团体的借口。这是有些人认为放开汇管要等到什么时机成熟云云。是大错。已故的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曾经对我说，二战后，香港有关当局也认为需要有汇管，放开要等时机成熟。但他们当时不知怎样管，于是不管。后来见不管的效果好，就想也不再想了。 二十年前，佛利民最执着的是中国立刻解除汇管。他对我举出人类历史无数的汇管为祸的例子。后来北京把汇管放宽了不少，但不少沙石今天还在。要是中国没有放宽汇管，不会有今天。目前看，全部放开是搞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 我不要在这里指出哪些团体或机构因为人民币有汇管而获利，但要指出一点北京朋友信奉的，是神话。他们认为汇管可以阻止资金外流。其实不然。汇管可以阻止或妨碍的是生意的正常运作，要把资金搬出国外的人总有办法。几个月前美国的外jiāo部公布的中国投资于美国金融的数字，比中国央行的估计高出一倍！ （二）像中国那么庞大而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搞国际金融中心大有可为。但要打出名堂，人民币在国际上要成为名牌，要有自己的面目，不容易。数千年来，中国货币能打出名堂的成功机会最高是今天。这是因为国际金融大乱，人民币推出去会给国际人士在保值上多了一个选择，何况炎黄子孙满布地球，给祖宗一个面子我是相当肯定的。 自由地放人民币到地球云游四方，国家赚钱，有需要时收回就赚了利息。另一方面，放人民币出去不是要在国际上取代美元或其它先进之邦的名牌货币，而是因为我在《人民币的故事》（二○○九年三月三日）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有竞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目前看，上述的「断层」很现实，但向前看，这断层早晚会收窄，会平服下来。因为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上升得快，而先进之邦的法定最低工资高企不下，需要的过渡期会为时甚久。人民币放出去，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直接或间接地跟着人民币走是很愚蠢的。我反对中国做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哥，也反对中国要领导世界什么的。但我肯定今天把人民币放出去，会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可以远为容易跟他们贸易而获利。 （三）这就带来另一个重点。自二○○三年起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同时解释过多次，这反对不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本身，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于是兑其它竞争国家的货币也升值。解除汇管，人民币自由进出，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情况会很不相同。 这是说，依照我解释过的，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与人民币达到了一个均衡点，成为一个层面，跟着的发展是这层面与先进之邦的币值层面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断层。如果人民币独自在国际上提升，对中国的竞争力会带来灾难xìng的影响。人民币有外汇管制，不放出去，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劣着。但如果央行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外流，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把其币值跟着人民币走，或起码会重视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也会考虑以人民币作为他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读者要知道，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选择及调校他们的国际币值。这调校要考虑到自己的竞争力、国际贸易的利益与国民收入的实质享受。这也是汇率在市场浮动的主要功能。如果大有差池，不按经济原则处理自己的货币的国家，执政者是要下台的。 这些年我担心因为中国有汇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等于兑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在竞争中会中计。解除汇管，让发展中国家多了人民币的选择，他们不按经济原则处理币值，不维护自己的外贸利益，中计的就转到他们那边去。这也是说，只要人民币解除汇管，稳定着自己的货币的购买力，避开了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美元兑人民币怎样变动中国大可不管。中国要管的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互相得益的竞争，而如果人民币不自由放出，他们的币值老是跟着美元走，中国不能不管人民币兑美元是何价。 上述的道理不浅，但属一等的经济分析。是纯正的价格理论。纵横学问五十年，我认为除了价格理论，可取的经济学没有其它。 （四）人民币解除汇管，有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四方君子可以凭炒买炒卖来扰乱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运作。机会不高，也不难处理。中国要稳定人民币对物品的购买力，而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我建议过无数次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任何人可以在市场直接成jiāo的物品指数为货币之锚，也即是与这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挂钩了。肯定可行，我解释过多次，这里不再说了。人民币下了这个锚，对任何货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这样，在货币的话题上，中国是不怕任何扰乱的。 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为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会跟着人民币走的意向一定激增，而某程度他们选用人民币作储备也可以肯定。这些判断我乐于赌身家。 （五）也说过多次，无锚的货币制（fiat money）不可取。这一点，不少经济学者同意，只是以大国而言，他们想不出怎样把货币下一个固定的锚。十多年前跟进朱基的货币政策时，我霍然而悟，想出了可以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jiāo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 八个月来，为了跟进地球金融危机而读到不少美国行内专家的货币言论，更证实了无锚货币不可取之见。这些专家不少是老朋友，他们的学问我历来欣赏。无锚货币的困难他们当然知道，但在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转用我提出的下锚制不容易。欧元可以采用，而人民币采用是更容易了。 无锚货币的一个无可救yào的缺点，是适当地调控货币量难于登天。这些年美国联储用上调控利率的方法，基本上是价格管制，违反了费沙的不可能错的分析，也违反了价格浮动是引导资源使用最重要的功能。我曾经指出，美国的次贷之灾的其中一个主要起因，是联储把利率辘上辘落。利息是提前消费或提前投资之价，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央行不要管，但这重要的市场利率运作，是要在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在市场运作的锚才可以安枕无忧。 我明白如果把人民币下了一个稳定的锚，让利率自由浮动，央行的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幅下降。这是正着：市场的运作一般可靠，远胜政府的左右。不是说政府不要管经济：应该管的事项多得很，但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干预频频，出错的机会十之八、九也。 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原则上是前途无限的。要放开汇管才可以搞，而央行的工作会转到另一些重要的事项去。央行还在等什么？北京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国际金融中心是那么重要的工程，有大成可勒碑志之，北京今天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样重要的功绩推到接班人那边去？他们为什么要胡里胡涂地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新《劳动合同法》这项劣迹上？难道将来的历史怎样写对他们不重要吗？ （2009.05.19）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地处理语周小川先生 拙作《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发表后，有头有脑的朋友一致赞赏(一笑)，认为很有说服力，而网上客近于一律支持。难得的是一位北京的朋友看得出该文是综合了几年来我对货币与汇率的思维。 说「难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作了一个庞大的综合，要得到该友的提点，自己反复推敲，才知道他说得对，没有一点漏网。其实早就要写该文，但认为变化多，恐怕读者不明。最近为了一些事，也为了要赶书展结集成书，赶出该文，无意间把这综合写了出来。朋友说写得清楚。 本来打算以该文作为结集的末篇，但周小川先生于五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些「放开」言论，两位朋友说是受到我十二日的文章的影响。我细读周先生的言论，认为不是。周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而这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把一块大石放下心头。放开汇管，搞国际金融中心，周小川无疑是中心人物，如果他不懂，或乱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周先生的言论，我不同意的是《信报》的大字标题：《周小川：沪港合作建金融中心》。不同意，但认为是政治上的需要才那样说。正确的经济分析是：合作当然，竞争也当然，市场的运作会带动这些行为，政府不用多管，而周先生说的「配合、取长补短」，也是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处理的。政府多管，扰乱了市场的运作，会有大麻烦。应管的不管，不应管的却管了，是愚蠢的行为，虽然我明白这些行为一般其实不蠢，而是某些利益团体在幕后cāo作。 纵观这几年周先生的政绩，骂过的不再说，我认为他处理问题是偏于向复杂的层面走。这不对。如下是我对中国处理国际金融中心的简单处理的看法： （一）放开或解除所有汇管很容易：公布、放开，就是了。连带着这放开要让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但要先把人民币先下一个锚才安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放开汇管而不让汇率浮动的例子，以外汇储备应对，短期可以，长期可以是灾难。 （二）印制面值五百元的人民币钞票，千万不要忘记把一些英文字放上去，只印RMB三个字母应该足够。几年前我提出过这两点，央行可能早就办好了。 （三）要先把人民币下一个固定的锚才让所有汇率自由浮动。不要用外币为锚。我提出过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佳的选择。这篮子的物品为何，比重为何，是央行的重要工作。 （四）放开汇管，把人民币无限量地放出去，换回来的是外汇。有了一篮子物品为锚，不仅外间的好事之徒难以兴风作浪，央行的外汇进帐会是很可观的。可以赚很多，但央行不要贪图这些，而是要把这些赚（换）来的外汇放在一个独立的储备基金，与央行现有的外汇储备分开。这独立基金的钱是要作投资的，要避开金融或外币的投资。下注要着重于实物，例如矿物或矿藏之类。这独立基金的存在会增加外人对人民币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基金是用作维护人民币的币值。 （五）容许所有外地的金融机构到中国开业，不要再搞什么关系游戏了。关键问题不是外资的资格够不够，或资本够不够，而是投资者的权利有没有足够的保障。中国搞责任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做，外间怎样处理是外间的事，北京要设计自己的金融责任制。高斯（国内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观点重要。他说的是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用之于金融也适宜。记着，处理责任界定与权利界定要简单，要清楚。 （六）人民币要成为一只国际货币名牌，要基于国际人士的信任。所谓面系人俾，架系自己丢。与一篮子物品为锚重要，更重要是中国的生产力。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过，真正支持人民币的本位是刻苦耐劳而又聪明的中国人。这方面我们有十三多亿，冠于地球，要怎样发挥这十三多亿的生产力是北京的重要工作了。 （七）如有需要，北京不妨设立一个外汇对赌基金，赚一些炒家的钱，在国际上做点善事。 （八）听说周小川先生喜欢聘用外地的顾问，这点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不熟知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人没有资格作什么建议。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示，美国的金融专家很懂得为自己赚钱，但论到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体制的合并运作，他们近于一无所知！中国的经改有成是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搞金融中心也要相信自己的智能。 不少人会羡慕周小川先生的位置。他现有的职位可以替国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国际金融中心做得对，做得好，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是数千年一遇的大好时机，错过了，将来的历史评价会是很尴尬的。 （2009.06.09）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我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文章。讲到曹cāo，曹cāo就到，自己的健康出现了一点问题，到医院休息了几天。是国内的医院，让我能亲历其境地体会一下国内医疗制度的运作。不同地区的变化大，而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医疗问题，断不是到某医院休息几天就可知大概的。我是凭好友Reuben Kessel创立的医疗经济学，加上自己对香港及西方的医疗制度有点认识，再加上自己的家族与朋友不少专于医道，写成上述三文。读者的回应多，一般给我支持，但我自己可不是那么满意的。 自己不满意，因为论点过于零散，没有一般xìng的理论架构，无从肯定地为中国的医改提供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大方向。这次在医院苦思几天，时来运到，想出中国医改的重点所在。写出来再给读者们吵一次吧。 我想到的重点，重要的，是史密斯（国内称斯密）一七七六的巨著起笔时分析的造针工厂。在人类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巨著中，史前辈起笔二话不说，只谈那造针工厂，可见他对这例子的重视。他在工厂的现场观察，意识到如果每个工人各自制造，每人每天产出一支针也不容易。但他见到的是每个工人只集中于制造针的一小部分，分工合作，针的产量于是急升，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上升了数百倍。我曾经为这个观点加上科技的引进，推到其它例子去，得到的结论，是专业的分工合作可以把个人的平均产量提升逾万倍。这也是说，分工合作可以把生产的成本减低无数倍。 这就带来史前辈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格言：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劳力分工是被市场的广阔度约束着）。作学生时，这格言是否真理吵过好一阵，结论是大致上对。分工合作无疑可以大幅度地减低产出成本，而分工就是专业化，这专业可以化为产品中很微小的一部分。愈是分得细微，平均产出成本愈低，但如果市场不够大，这专业分工的安排就难以推广，也即是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了。 中国今天的医疗市场无疑是地球上最大的。不仅人多病多，而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出得起一点求医的钱。不可以出很多钱，但三几十元治疗一个普通的病他们出得起。如果中国的医疗制度是按着史密斯的格言走，让市场的大小决定医疗分工的广阔度，治病的成本可以减得很低，比任何其它国家低很多。这就是中国医改的最佳路向了。不可能错，可惜目前北京不这样走。 在国内医院的几天，我首先察觉到的，是他们的专业分工安排比香港及西方的分化得厉害。这显然是因为病人太多，不专业分工无从处理。他们的制度缺点多，要改，而从本文的主题看，主要的困难是公非公、私非私，没有好好地利用市场的机制来决定医疗专业分化的安排。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他们的分工安排有政治的成分，有权力cāo控的成分，有利益团体分饼仔的成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撇开了这些利益问题，纯由市场决定专业分工，他们每组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收入的高下排列或会变动，但所有医护成员的收入会上升是可以肯定的。 用一个实例解释吧。我进的医院每天门诊一万二千人，属天文数字。有人在晚上睡在医院门口替病人排队轮挂号，天气好收费大约人民币十五元。加上其它挤迫费用，一个病人的门诊争位费加起来二、三十元。挂号费另计，其实是诊金，从四元至三百元不等，要看病情及治者的身价而定。医yào也是另计的。除了门诊的排队时间及挤迫费用二、三十元之外，有一个行业叫「医托」，那是有人替病人找医生或介绍医生，都是指院内的医生。也有一个行业叫「医闹」，那是搞事的，希望以投诉或yóu xing等闹事方法从中取利。 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一篇今天愈来愈受到重视的文章，题为《价格管制理论》。其中的要点说，如果权利界定出现了问题，或价格受到管制，租值消散的浪费行为一定会出现。上文提到露宿及挤迫费用、医托费用、医闹费用，等等，都代表着租值消散，在一个以市场运作为依归的医疗制度是不会出现的。 是的，如果资历足够的医生可以在市场自由挂牌行医，上述的租值消散或可够付诊金而有余！目前国内的情况，自由挂牌行医，一个普通的病，诊金二、三十加yào费应该足够，而绝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到医院去的。我不是专家，无从判断挂牌的医生要怎样专业分化才对，但这种判断市场会懂得怎样安排。此外，化验室要怎样专业分类，什么超声波、计算机扫描要怎样分类，「睇片」是否用得着医生之外的专业睇手，只要政府容许资历足够的各专其业，市场不可能不懂得怎样安排。个人认为国内的医疗市场大得离奇，按着市场竞争与市价运作的指引，那里的医疗行业的专业分化会达到的广阔度，地球没有出现过。局限不同，制度的安排应该有别这是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内提出的重要观点了。 政府什么也不要管吗？不是的，政府还要做的项目多得很。我要重复此前说过的：医疗行业的一个大麻烦，是求医的人往往不知道购买的是些什么。鱼目大可混珠，浪得虚名之辈历来不少。在权利与责任界定这重要话题上，政府的工作重要。但他们要懂得分辨哪些工作他们要做，哪些应由市场处理。原则上，这分辨不难，只是做起来，政府的官员会因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漠视了社会整体的需要。因为这一点，我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前途不看好。鱼目既然容易混珠，混水摸鱼的行为容易产生。 从医术知识那方面衡量，这些年国内的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而我见到的几位护理人员，水平胜于西方的可能被挑选过吧。要投诉是医院的建筑物太不成话。北京推出不知多少个万亿「救市」，救救医院的建筑物不是远为上算吗？尤其是拨出土地的安排，市场不容易处理。 写到这里，我要向同学们推荐好友R. Kessel（七五年谢世）的一篇重要文章。那是一九五八年发表的《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医疗的价格分歧》）。该年戴维德推出《法律与经济学报》，把该文放在卷首。当年在美国，同样的病，较为富有的人付较高的费用。是否价格分歧有疑问，因为富有的人受到的待遇是较佳的。我不反对多收富人的钱来帮补一下穷人的不足处，但推荐Kessel 的经典好文，是要向同学们示范上佳的经济研究应该那样做才对，而这样的经济研究今天不复存在了。中国要真正地搞好医改，同学们要多下工夫吧。 （2009.06.16）通用汽车的悲剧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发表《奥巴马与通用汽车》，说曾经是美国光辉的通用汽车可能是奥巴马上任作总统后第一件要处理的头痛大事。这个总统不易做，要处理的头痛事项多得很。通用汽车呢？最近有了定案。选择不多，但在几个可能的结局中，这次定下来的应该是最差的选择。 通用汽车出现了难以解救的财政问题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会势力大，工资太高，通用累积了多年的租值被蚕食殆尽，不容易经得起经济波动的风风雨雨。另一方面，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冒升得快，工资低很多很多，而这些国家产出的汽车质量直线上升，快得近于离奇。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带来金融震撼，算是价高的耐用品的汽车首当其冲地受损，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确的适当处理，美国的学者专家不少支持的，是让通用申请破产，重组债务，因而可以有力地说服工会让步。没有走这一着，换来的是政府资助二百亿美元。不容易明白这个选择。知情的专家认为这资助只是担沙填海，购买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起死回生的机会近于零。 通用终于破产了。债主先分，资不抵债，股票的持有者所获是零。报道说，债主分股权，美国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占百分之十五，工会占百分之十五，余下来是通用债券的持有者，占百分之十。报道又说，美国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亿美元于通用，希望有生机，之后或有机会把股权再在市场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摆脱通用成为国营企业的困境。 作为外人，也不是汽车专家，我看不到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亿，要怎样放进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权持有者多半不愿意再注资。工会大幅地让步有助，但成功机会不大。由政府独自注资，没有抵押纳税人会吵起来。于是，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不出钱注资的放弃股权。这样，整间通用可能成为国有。 其次，我不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场有价。今天没有，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通用要回复到有钱赚的时光才可以考虑把股票试之于市。再其次，就算工会大幅让步，有钱赚的日子遥遥无期。这是因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不少会因为通用是国营而选购其它牌子。这是中国的经验，前车可不鉴乎？ 一个基本的困难，是美国从来没有尝试过国营企业，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车走上的路没有生机。三十多年前英国戴卓尔夫人与国企斗法的经历可见经传，但我认为中国的经验最具说服力。让我大略地说说吧。 国企要在一个市场经济持久地生存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垄断权的保护；其二是产品或服务的xìng质不着重于变化。在中国，石油、通讯、火车等是例子。没有垄断保护，在竞争下国企容易亏蚀，而变化多的产品或服务，国企与私营竞争一般经不起三招两式。 汽车这个行业，在福特产出Model-T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后来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为变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产。今天的汽车行业是另一回事：购买汽车的人视之为一种消费品，重视款式，讲究品味，考虑舒适，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头」总要顾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开始发难，为了争取市场他们逐步把汽车造得应有尽有。到了今天，坐进一部档次高的，你会察觉机关无数：音响与空调的讲究，冰箱与影视的和谐，座位与按摩的舒适，导航与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无法想象。 变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产品，或者是些什么名牌货式，以国企从事不可以在市场生存，是经验的规律。这是个很不容易解释的现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的产品，政府作老板无法办到。可能对，应该对，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问题不简单，因为今天不少善于产出高档消费品的企业，是上市公司，老板是数之不尽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与国企属「公有」没有两样。但为什么国企与非国企的cāo作表现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中国的发展，这问题我想了很久。无疑是监管与消费者的意向讯息出现了困难，但为什么国企不能解决呢？答案有几方面，有不重要与重要之分。有关，但不大重要的，是国企的弹xìng不够：经理与员工的薪酬通常有硬xìng的方程式，炒鱿比较困难，工会对抗较易，消费者的意yù转变知得及接受得比较慢。这些都对，但原则上国企的设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企无从解决的困难，最重要的，只一项。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股民可以在市场把国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这一项，国企的监管衡量与前景预期就缺少了市场惩罚作为最有效能的约束准则。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一个人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决策错了，市价下跌，或要亏蚀，是市场给错误决策的惩罚。市场是一个不要求认错但会惩罚错失的地方。」 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朋友考虑要把某些国企的小部分股权供之于市，问我意见。我回应说：「如果民间持有某国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国企可能称不上是国企。但国家究竟持有股权多少不是重心问题。重心问题是民间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够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在市场沽得七零八落！」 回头说美国的通用汽车，转为国企已成定局。很明显地，在可见的将来通用不会有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可靠的监管或衡量cāo作表现的准则。赚钱不一定做得对，亏蚀不一定代表着失败。连年亏蚀的私营企业有股价急升的实例，而赚钱企业的股价可以跌得头破血流。股价是由市场对企业的前景预期决定的。企业本身的cāo作如何，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没有识者知道，而这些识者的行动会导致市场的股价作出很快的反应。不一定对，但市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市场传达讯息；市场惩罚失败。你改不改？ 没有股价变动的指引，是通用汽车难以监管的核心困难。要不断地亏蚀一段长时期是大家的意中事。这就带来另一个尴尬问题。作为一间制造企业，今天的通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间庞大国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经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地球的一个主角。如今收归国有，政府怎可以让他们拥有的通用倒闭关门呢？政府不断资助，亏蚀绵绵无尽期，政府的颜面要怎样看才对？ -------------End-------------------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mckeetomo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访问小说分享者（似水若曦）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20416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