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奇谭》 正文 《尚书》：古人们好像背了假的《尚书》 2017年伊始，网络上出现了本年度首个流行语：我好像如何了假的什么什么。比如：我好像吃了假的饭，我好像喝了假的酒，我好像读了假的书，我好像去了假的机场，我好像过了个假年等等。笔者袭用一下这个句式，也造一个句子，作为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古人们好像背了假的《尚书》。文须对题，到底怎么回事儿？且听我慢慢道来。 孔子学院的首席课本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它本来不叫“尚书”。《左传》等书引用《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c《夏书》c《商书》c《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王充在他的代表作《论衡》中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尚书》从此定名。本来，《尚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里面应该包括很多宣誓就职的演讲稿和他们发布的政令一类的文件，还有一些重臣对治国理政提的合理建议等。比如，《尚书·盘庚》里就有商朝盘庚动员臣民将都城东迁的动员讲话。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而同志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化出于此句，不过感彩已经变为褒义。但后来孔子要编教材了，经过一番粗过筛子细过箩，将能够体现儒家治国方略的篇什结集，成为百篇《尚书》，成了儒家课本。这时的《尚书》就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尚书》了，它深深地打上了孔子的印记。这可以算作《尚书》遭受的第一次劫难。不过要做课本，总是要做出些牺牲的嘛。这种损失也可以忽略不计。何况孔子是大学问家，他的眼光还是可以信赖的，质量也能得到保证。其实即便这样，儒家依然被时人讥笑为“刻舟求剑”——拿古代的文献来约束现代的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孔子的信徒依然大有人在，关键是孔子学费低，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很有吸引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听孔丘唠嗑也不错，权当看场露天电影了。于是杏坛电影院隆重开业。没想到，一听之下，还真是物超所值，物美价廉。毕竟孔子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又做过很多官，经历过很多事，口才c心理素质，教育技巧都好得不得了。就这样，孔子用编选的《尚书》等书籍开办了一所名校——孔子学院（或者叫杏坛学院），自春秋末年经战国，再到秦统一的几百年里，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应该说是有历史功勋的。像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后来的孟子c荀子都是读过这个版本《尚书》的名牌毕业生。 遭遇灭顶之灾 秦统一以后，事情起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见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秦有七十人）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恢复分封制。这可捅了马蜂窝。丞相李斯（法家）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从笃信并践行法家过程中获益颇丰，自然对李斯言听计从，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c《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c《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也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令”。平心而论，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郡县制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他偏要抱残守缺。而一个蠢货偏又遇上俩愣头青——秦始皇和李斯。那秦始皇自以为自己比三皇五帝还要伟大（功过三皇，德迈五帝），正是目空一切的时候，《尚书》里提到的那些古圣先贤在他眼里都是浮云，怎许儒生们以他们为根据，随意议论自己的功过得失？加之秦的法律素来严酷c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于是乎，孔子学院遭受了灭顶之灾：学校关门，教师下岗，教材焚毁。一把火（后世称秦火，或秦焰），儒家书籍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史记·儒林列传》里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这里大家要注意，秦皇所焚乃是民间私藏《诗》《书》，就是民间的要焚，中央政府和博士馆的没事儿。看来始皇帝还是网开了一面的。 但不幸的是，秦王朝这条大船很快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倾覆了。本来，推翻暴秦也没什么坏处，这是他残暴之极罪有应得。但坏就坏在实力最强的这支起义军队伍的领导人项羽是个不读书的主儿，粗人，匹夫。他来到咸阳，为了表示自己彻底的革命性，一把大火烧了咸阳，给秦的文化浩劫添了最后一把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多少收藏在官府中的文化典籍也随之化为灰烬。两把大火，为《尚书》在后世的曲折命运埋下了伏笔。可想而知，这之后《尚书》要么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元气大伤，面目全非，模糊不清了。 你爱读书吗 秦亡汉立，过了好多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挟书律“。济南（不是现在的济南，而是现在的山东莒县）的一位曾经跟先秦大儒荀子当过学生的秦博士伏生这时候还活着，还能背诵《尚书》的一些篇章。但此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于是成了国宝级大师。为了保存《尚书》，汉文帝时派太子家令晁错（就是被称为智囊的那个人）去向伏生学习，并将伏生的背诵抄录下来。但伏生因年纪太大c口齿不清，加上方言等原因，背出来的《尚书》几乎令人无法读懂，发生了许多谬误。本来就佶屈聱牙的《尚书》此时就更加令人难以卒读。这个版本的《尚书》用汉朝的规范字汉隶写定，称为“今文《尚书》”。这个时候《尚书》还叫《书》。如果你问当时的人：你爱读书吗？他的回答肯定是：否！一个老掉牙的博士复述出来的老掉牙的书，鬼才爱读！ 孔壁书的出现 恰在此时，又有好消息传来。另一个关键人物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人就是鲁恭王刘馀。 公元前154年，景帝刘启将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此人喜欢大房子，喜欢养宠物，笨嘴拙舌的他，晚年竟又爱上了流行音乐。总而言之，人家是比较爱好烧钱的皇二代。按说他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也就得了，可是没想到，喜欢大房子这个爱好帮了他。来到曲阜，他就开始扩建王宫，他的王宫偏偏靠着孔子故宅。于是发生了一起强拆事件，当然，强拆时没遇到的，但却忽然听到天上似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强拆还有ic伴奏，你听说过吗？）结果从推倒的墙里面发现了《尚书》c《礼》c《论语》c《孝经》等书，一共几十篇。刘馀应该是不喜欢读书的，况且这些书都是用先秦的蝌蚪文写成的。他也不喜欢附庸风雅，所以就把这些书还给了孔子后人。孔子后人中有个大学者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或十二）世孙，据此进行了释读，结果发现“今文《尚书》”内容多出16篇，这个版本被称作“古文《尚书》”。因种种原因（估计是争夺市场。人家已经形成产业链，是既得利益者，居于垄断地位，哪能随便把市场拱手让人呢？）未列于学官，一些著名的学者马融c郑玄等也拒绝为其做注。按说，这个本子篇数又多，又出自孔宅，又据原本改定，可信度应该更高，但却未能传播开来，自从释读出来就一直被束之高阁。古文《尚书》未能流布，等于胎死腹中。这就很可惜了。真是假到真时真亦假啊，现实就这么无奈，历史就这么诡谲，命运就这么曲折。 更可惜的是，古文《尚书》在皇宫里呆了几百年后，到西晋永嘉之乱时，与今文《尚书》一起结伴失踪。 所以，整个汉朝，是伏生所授的那些老掉牙的不知所云的今文《尚书》居于权威地位，支撑了几个世纪。 水货出现已难避免 时间一晃到了东晋。忽然有一天，豫章（今南昌）内史（相当于太守）梅颐向朝廷献上了一部58篇的《尚书》。这58篇，是今文《尚书》的28篇里，又分出5篇，成为33篇，再加上古文《尚书》的25篇。和正文一起的，还有孔安国做的一篇《尚书》传加一篇孔安国传。失散于西晋永嘉战乱的《尚书》居然重新出现，这当然令朝廷喜大普奔，好比瞌睡遇到了枕头，饥饿遇到了馒头。当时即视为瑰宝，从此开始了孔传《尚书》版本君临天下的光辉岁月。唐初，太宗命孔子后人孔颖达为其作注，颁行天下，其正统地位被牢固确立。 这其实是病急乱投医。当时的人只想着找到失传已久的《尚书》，不复辨其虚实，根本没想到有人可能拿着个水货来投其所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或许当时的人也没有那么高的辨识水平吧。 居然出现“鬼作传” 就像《皇帝的西装》里那个小男孩儿开始喊“他没穿衣服，是裸奔”一样，南宋学者吴棫第一个对梅氏《尚书》提出了质疑。但当时人们很恍惚，当做幻觉。这让吴棫很无语。但后来一个理学家朱熹也跟着喊，怀疑的小火苗也越来越大，变成了熊熊大火。疑点主要集中在其中的古文尚书部分和那篇孔安国为尚书做的传上，清代阎若璩在南宋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成震古烁今的《尚书古文疏证》，从梅氏古文《尚书》中提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否定此书，成为铁案。以后再提孔传《尚书》，皆称伪孔传《尚书》。那么，他们到底有哪些铁证呢？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位阎若璩。 阎若璩本是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因了这本疏证，名满天下，看来《尚书》毕竟也没白读。 阎若璩，字百诗。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就是不玩花架子，踏踏实实做学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大师。他毕生研究经学c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他常说：“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他20岁时研读《尚书》时，对古文《尚书》产生了怀疑，于是花了三十年时间（真够狠）进行考证，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对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辩出伪迹一百二十八条，得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都是魏晋间伪作的结论，翻了一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一个大案。名儒黄宗羲看后，点了n个赞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并亲自为此书写序。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评述说：“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在他完成疏证前，就已经海内知名，顾炎武写了书还请他指点出几处错误。反正一个字：厉害！ 他做学问“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无一字假”。这种学风，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影响很大。纪昀对他在考据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推为清代汉学家第一。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了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了清代朴实学风，即朴学的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20世纪初叶，胡适c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尚书》被拉下神坛的同时，梅颐也被从坟墓里扯出来鞭尸。他成了一个伪造《尚书》的大骗子。这个伪孔传《尚书》，被疑古派认为不仅不能作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信史料，而且是应当痛加贬责的“伪书”，所附的孔安国传述，也被称为所谓“伪孔传”。而梅颐其人，因为他在历史中提供了这部绝版的《尚书》，成了一个被鞭尸并饱受苛责的文化罪人。那么，伪《尚书》到底伪在何处呢？ 通常认为，伪《尚书》的硬伤有三： 一是关于文体问题，认为书中词句深浅难易似不统一。朱熹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c《五子之歌》c《胤征》c《泰誓》c《武成》c《冏命》c《微子之命》c《蔡仲之命》c《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我们用脚趾头想一下，也确实如此。 二是篇章问题。梅颐本篇章与记录中的孔安国传本篇章不符。 三是孔安国其人的真伪问题。梅氏本所附“孔传”，竟然提到了汉武帝巫蛊以后事，而清儒指出，当时孔安国应当已经死了。死人还能出来写书做传，岂不是见了鬼了？于是，“鬼作传”的新名词诞生了。 梅颐功过各几分 然而，后来又兴起鸣冤派，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如大小盂鼎c毛公鼎的金文铭文，就与梅传本中如《周书》诸诰的语法c用语极相类似。所以朱熹的怀疑无根据，属于瞎猜。 至于论据二更可以有多种解释。古籍流传，传抄错讹在所难免（当然，笔者相当认同）。《尚书》“武成”一篇，清儒多曾指其为确定的“伪书”。然而1976年陕西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利簋”（西周王室盛菜的盘子），其铭词记录武王伐商的“甲子”日期，与《尚书·武成》所记时日准确相符。可见被清儒确认为“伪书”的，内容实不伪。这一条很有力，这个“利簋”是个什么鬼？它也是实物证据！这样一来真是难分伯仲，难定是非。 自清代以来，一些不相信疑古论点者，也一直在努力为《尚书》辩诬，有人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了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可信。例如王国维就认为：梅颐的《尚书》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王说：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到梅赜时，这些传本在民间至少仍有若干残篇在流传。梅氏本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它们。西晋初年汲郡出土《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梅氏本的编写者也不会不重视c利用这些史料。) 两个孔安国 最为有趣的是鬼做传的问题，即被清代疑古者断为铁证的关于汉孔安国与梅本孔传年代不合的问题，经已故陈梦家考证发现：汉晋时代历史中竟然有两个都为《尚书》作过传的“孔安国”：一位是西汉名学儒孔安国，一位是东晋学者孔安国。然而宋c清诸儒不知道存在两个治《尚书》的不同孔安国，因此列举证据指责梅氏《尚书》中的“孔传”并非汉孔安国所传，而诋之为“伪孔传”。殊不知孔传就是孔传，只是另有一个晋人孔安国，他当然可以熟悉汉末的故事。所以此孔传仍然非“伪孔传”也。此论一出，考据派又懵圈了，谁能想到，历史上居然有两个孔安国？他们的三条驳论里可是有两条跟孔安国有关啊！ 如此看来，在疑古思潮全面逆袭的时候，阎若璩得到的一片叫好的《尚书疏证》也并不可靠，甚至漏洞百出。而后来的鸣冤派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伪孔传《尚书》是个假命题，至少部分是。 全面客观地评价，梅颐在古本《尚书》失传之际，为后人汇辑c保存了这部古籍，使已经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和保存至今，这正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不是一种罪过。毕竟，如果另有别人也献上几部《尚书》，比照之下，谬误也就得到纠正了，问题是，偌大天下，当时甚至以后，也就只有梅颐一人献上了《尚书》。 但是，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但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清华简中发现了《尚书》的部分篇章。其中《尹诰》和《说命》（《傅说之命》）两篇与梅氏《尚书》中的题目相同的两篇全然不同！所以梅氏《尚书》存在问题是必然的，只不过板子不应该打在他身上就是了。最应该打板子的不应该是秦始皇c项羽c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们吗？我们不应该苛求经历了秦火等战乱和诸多磨难的那样一个版本多么完美，即便古人确实是背了不少的假的《尚书》。 结语 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确为至论。这场离厄到现在仍无定论。 不过，笔者还设想了一种情景：如果你能穿越回古代，见到读书人，告诉他正在背诵的《尚书》的某几篇是假的。他或许不仅不会尴尬，甚至还可能会对梅颐称赞有加。“这个版本好啊，”他说，“这个多好记！真的肯定很难记。谢谢梅颐了！向他致敬！”这样一来，你只能两手一摊：“好尴尬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长啥样：锅碗瓢盆，龟甲兽骨，古碑石碣…… 说到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竖立在书架上的那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籍，现在又有了电子阅读器。但最早的书与此迥异。 不是著书是刻书 最早的书应该是刻的。刻在很坚硬的东西上，比如石头上c乌龟壳c骨头上。一般也只是刻一篇文章。刻写就很廉价了，但很费劲。字的笔画容易走样，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受伤。那时候人们如果要看“书”，经常是这样的方式：专程跑到某个地方看一部“书”，很多块石碑，或很大面积的石壁，绝对体力活儿。东汉蔡邕为了纠正经书里的错误就曾在汉灵帝的准许下找人刻了一大片石碑，立在当时的太学门外。内容是蔡邕亲自书写的。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一丈多高，四尺多宽的大石碑，正反面都刻满字，用了整整46块石碑，才把需要刻的儒家经书刻完！ 这些“古书”的缺点是制作既费人力，又昂贵，一般人制作不出来，而且不易传播。做一部书是需要洪荒之力的，或者说几部书用掉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未可知。但的确是便于传之于后世的。所以当我们想象这个时期的书，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青铜制作的一大片锅碗瓢盆，还有一面面一眼望不到头的石壁。实际上，那时是没有书的。有的只是散碎的篇章。那是真正的“碎片化阅读”时代。 不是著书是铸书 古人一开始并不敢奢望著书。他们只能想到著文章。而且它们的文章也不是著的，而是铸的。那时的人遇到大事，或许会说：我们铸一篇文章吧，以记斯事。文章的内容也是简短之极。因为它们就铸在青铜器上。但也逐渐增多。比如做一个铜盆，这就比较有发挥的空间了，因为盆子底部面积较大，可以铸很多内容，这就可以称之为长篇大论了。铸之前，先要做好陶范，陶范上就有文章的内容。要想字铸出来是正的，那么陶范上的字必须是反的。你一定觉得这就太难了。不用担心，古人有古人的办法，因为他们的文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正反都一样。左右结构的字，不分谁是偏旁，左右不分，可以颠倒。上下结构的字，上下不分，也可以颠倒。甚至内外结构的字，里外也不分。这跟当时对字的使用也是相适应的。这样的文章叫做钟鼎文，都是铸在青铜器上的，也叫铭文。它们和青铜器一块传世。青铜器是文章的载体。那时候遇到大事，周王会说：咱们铸个鼎吧，以记斯事。或者遇到小一点的事，会说，咱们铸个盆儿吧，以记斯事。想一想，遇到国家大事，我们现在不就得出本书吗？有时候出一本都不够，会连篇累牍。而那时，也就是铸个鼎或盆儿，其语言言简意赅，赅得不能再赅。如西周散氏盘内底铸有铭文19行c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这样一部篇文章，你是不可能捧读的，更不可能手不释卷。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铸有铭文，近500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相当于现在的长篇巨制了。所以，严格来说，一件器皿上也就铸一篇文章，而要铸成一部书，那得是成套的器皿，连锅累盆，锅碗瓢盆。1976年，陕西宝鸡的一个村子，一位村民一锄头挖出122件青铜器，很多青铜铭文记载的就是商周帝王的历史事迹。那时候，能举起一本书的某一页来都是很可以自豪一下的。但是被书页砸死的事儿也有。史载，秦武王嬴荡重武好战，身高体壮，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c乌获c孟说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秦武王四年（前307年），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大鼎脱手，砸断胫骨，到了晚上，气绝而亡，年仅23岁。被称为史上死得最冤的君主。古人用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大，其实他们也就举起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而这页书或这篇文章改变了中国历史，正因为嬴荡的死，才有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的继位，才有了后来的秦始皇。 有了专属的载体 青铜器和石头c甲骨不便于成书，难免被人们吐槽。人们就不断改进。后来就发现了廉价的竹子和木头。把竹子劈成竹片，树木劈成木片可比铸刻这样的力气活儿简单多了。窄的叫简，宽的叫牍。但通常说“竹简木牍”。这是因为竹片不容易得到太宽的，所以大多做成窄简。而木片很容易做成较宽的牍。但是这样的材料也不便于铸刻。一开始是刻的，后来人们改铸刻为漆墨书写，并不断改进墨水和书写的工具。终于有了毛笔和松烟制作的墨。 一片竹子或木头记载的内容毕竟太少，况且这材料这么好找，随处可见，可以连篇累牍地书写。但写有内容的竹简木牍顺序不能乱，乱了就不好办。不能每次读书都要先做一场拼图游戏吧？而且散乱的竹木片容易丢失。比如爷爷正在读书，孙子把其中一片拿着跑出去玩了，爷爷就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竹子去追孙子。所以古人在有了很多教训后，就想办法把同一部书的竹简木牍用绳子连起来，连完了就卷起来，讲究点的还做个布囊或绸囊（一般是缃囊）把书装在里面。绳子一开始或许就是一般的麻绳，但人们很快就发现，麻绳太容易断，于是又改进，牛皮绳最后胜出，因为它的韧性在当时无绳可比。 这样的书写叫做“著”。著之于竹帛的才可以叫做书。于是大部头的书开始出现。古人说读书刻苦破万卷，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数量超过万卷，另一层则是由于书籍被反复翻阅，牛皮绳也会断，这也叫读破。总之，伴随着这个过程，文字也在发生着演变。由线条僵硬的甲骨文和钟鼎文变为线条非常柔和的篆书。书写材料非常容易找到和制作，写一部书也不那么费力了，而且这些书是可以比较随意地搬动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那时要拉几十本书也是需要用牛车的，而且书所占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现在随便一本书如果写在竹简上，估计都能装满一间屋子。幸亏古人用的是文言文。所以古人形容某人书多是用汗牛充栋这个成语。因为竹木简书是用牛皮绳连着卷在一起的，所以一部书的单位是一卷或者一册，或者数卷数册，乃至几十卷几十册。至于以“本”作为书的单位，则体现了木牍的特征。一本书的本义估计就是一棵树劈成的木片做成了一本书，其内容可想而知是多么丰富。考古发现中多次出现春秋战国秦时的竹简木牍。这些竹简木牍都很著名，有西汉伏生书c曲阜发现的孔壁书，这些竹简上写着《诗经》c《尚书》c《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书，还有西晋时出土的汲冢竹简（出土了历史研究价值极高的魏国编年通史《竹书纪年》），都是被大学者王国维称道的重大考古发现。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成果极其丰硕，1972年发现了银雀山竹简（出土了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了多种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回的一批竹简称为上博简，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c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c哲学c宗教c文学c音乐c文字c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c兵家c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颠覆了流传两千年的《尚书》）等。2009年从海外回归入藏北京大学，其中包括3300多枚竹简，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c“诸子”c“诗赋”c“兵书”c“数术”c“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对于中国上古历史c思想c文化c科技c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011年发掘的海昏侯汉墓，人们只注意到其中数量可观的马蹄金，殊不知，海昏侯汉墓中的竹简价值更高，远远在马蹄金之上，被认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c《易经》c《礼记》c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这些竹简被称为“时间胶囊”，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难怪被考古学家们宝爱。当然，埋藏越久，竹简的质量就会越差。2007年发现的岳麓书简被发现时破损程度让人震惊：它们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长满了霉点，还有粉状物质，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当代广西忻城县北更乡退休老师石秀毓迷上了《本草纲目》，将书抄写在竹简上，17年用去了一卡车竹子，竹简重128公斤。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到，竹木简的书籍的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说来也巧，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写有字迹的竹简又是国宝。面对竹子，我们只能说一声：“何可一日无此君？” 帛书出现很自然 既然书写工具变成笔墨了，竹木片上可以写，那麻布片上c丝绸上也可以写。于是帛书也随之出现。但丝绸也比较贵，只有达官贵人用得起。而优点是携带方便。这种书中，帛书是比较常见的。帛者，白巾也，即白色的丝绸。墨黑帛白，相得益彰。考古发现中也有很多著名的帛书。最著名的当属长沙马王堆帛书。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均破损严重。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六艺类的有《周易》c《丧服图》c《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后附佚书4种)c《九主图》c《皇帝书》和《老子》乙本(前附佚书4种);兵书类有《刑德》甲c乙c丙3种;数术类有《篆书阴阳五行》c《隶书阴阳五行》c《五星占》c《天文气象杂占》c《彗星图》c《出行占》c《木人占》c《符箓》c《神图》c《筑城图》c《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c《胎产图》c《养生图》c《杂疗方》c《导引图》(附佚书2篇)，其中《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医书。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c《驻军图》c《城邑图》3幅地图。这批帛书，基本已被整理出来，并装订成各种版本印行。《老子》c《战国纵横家书》c《法经》均已有平装本问世，极便于使用。帛书把马王堆汉墓变成了一座图书馆。 “帛书”走入百姓家 帛书虽然携带方便，书写也方便，但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死贵。不仅平常百姓用不起，就连那些喜欢书法经常写字的王公贵族都用不起。书真正走向简便化和平民化是在蔡伦经过反复的试验，改进造纸术之后。纸张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改变了书籍的面目。虽然还是抄写，但已经变成了线装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加上后来官府实行科举制，读书人凭借几本儒家经典书籍的学习就可以改变命运，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文明的加速器。但是，线装书这时还是手抄书，一本书一人抄一遍就是一个版本，有的抄错，有的抄漏，有的自己可以发挥（其实是篡改），所以要辨清书籍的本来面目就必须追根溯源。《红楼梦》在正式付梓前，就有这样的经历。书被抄来抄去，与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追寻最早版本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大难题。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书籍一变而为印刷书籍，更加方便了文化的迅速积累和传播，以讹传讹的现象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回顾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书的制作材料越来越廉价，书越来越轻便，制作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古人需要汗牛充栋的书，还远不及我们手里的阅读器容量大。这也是历史进步的足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竹书纪年》：古书界的布鲁诺 目前正在热播的《盗墓笔记》引起一波盗墓热，但是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盗墓贼是谁吗？这个盗墓贼就是西晋的不准（f一ubiā一)）。他为什么这么著名因为他在把地捅了一个窟窿的同时，也把天也捅了一个窟窿。到底怎么回事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不准盗墓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古魏国墓地里出现一缕火光。这缕火光从一座大墓的坟头下发出。据说那是战国时魏国的魏襄公的王陵。盗挖这座墓冢的人叫做不准（f一ubiā一)）。盗墓当然是不准的，但不准盗墓似乎是可以的。哈哈。当然，不准盗墓时还不知道自己正被载入史册。此时他在黑咕隆咚的墓道中摸索前进，扑面而来的霉味让他赶紧掩住口鼻。手中的火把燃尽了，他顺手从墓道中捡起一根竹片点着当做火把举着继续前进。火光照出竹片上隐约的字迹。墓室堆积着如山的竹片，这是不准丝毫也不感兴趣的。这也是盗墓贼和考古队的最大区别。盗墓贼大多只在乎金银财宝（当然，有文化的盗墓贼除外）。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后，不准把手中的火把随手一扔就出了墓道 因祸得福大发现 几天后，金银财宝被偷盗一空的大墓因为持续冒出浓烟火光，人们一开始以为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当然也就有很多人围观，也就惊动了官府，待官府的人赶到一看，不是冒青烟，是破财了，墓里只剩下散在地上未被烧光的大批竹简。晋武帝（司马炎）接到王陵被盗的报告后，极为重视，立即组织人进行清理。（这里要给他点个赞，没想到）这批竹简的数量相当巨大，搬运时总共装了几十车，汗了几十牛充了几十栋。简文都是用“蝌蚪文”(即战国古文字)写成，似天书。晋武帝指定由中书监荀勖c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合了束皙c傅瓒c张宙c卫恒等几十位文化界名人，进行“自将释读认前朝”的工作，也就是整理c释读竹简的工作。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共有十万多字的古书。考古结果可以开列出一串华丽丽的书单： 1《易经》二篇。内容“与《周易》上下经同”。 2《易繇阴阳卦》二篇。内容“与《周易》略同，(但其《繇辞》则异”。） 3《卦下易经》一篇。内容“似《说卦》而异”。 4《公孙段》二篇。内容记“公孙段与邵陟论《易》”之语 5《国语》三篇。内容“言楚c晋事”。 6《名》三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c《论语》”。 7《师春》一篇。内容“书《左传》诸卜筮”。 8《琐语》十一篇。为先秦一部“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 9《梁丘藏》一篇。本书“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10《缴书》二篇。为一本“论弋射法”的专著。 11《生封》一篇。专记“帝王所封”事。 12《大历》二篇。记“邹子谈天”之言。 13《穆天子传》五篇。内容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c西王母”的传闻。为先秦一部古小说。 14《图诗》一篇。为一篇“画赞”类古论文。 另外还有《周食田法》c《周书》c《论楚事》c《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十九篇“杂书”。 因为西晋距离战国时代并不是十分久远，竹简可识度很高，尽管烧掉了一部分，剩下的还是不少。相当于无意中发掘出了一座魏国的国家图书馆。所以，这个盗墓贼既有功也有过，功甚至大于过。跟无意中把甲骨卖给清朝金石学家王懿荣的那位老中医差不多――卖掉了不少甲骨，但也因此使王懿荣发现了甲骨。试想如果今天才发掘这座墓，即便一根也没烧掉，那竹简又有多少能够完整地读出来呢？ 本来这个盗墓贼是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偏偏他又是个笨贼，没几天就被官府抓住了。抓住就全撂了。这就跟实际情况对上了号，不准作为罪犯，其大名也就载入了史册。 《竹书纪年》很惊艳 在这堪称浩瀚的古籍坟典里，还有一部价值最大的独特的史书，它就是《竹书纪年》。此书共十三篇。因为它的原本写在竹简上，体例是编年史，所以又被后人称作《竹书纪年》。这部书以三代帝王纪年，先记夏c商c西周之事;再用晋国纪年去记录春秋之事;最后以魏国纪年记录战国之事，至“今王”二十年而止，是《汲冢书》中最为重要c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种古籍。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c1847年的历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1962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其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c青铜铭文c秦简c《系年》相印证吻合，可见其史料价值很高。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更雷人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这让《史记》也很尴尬。《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 比如，五帝纪中关于舜的记载，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舜的形象大为不同，让人大跌眼镜。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看见没有，毁三观不？所谓的禅让制去哪儿了舜囚禁了尧，取得了帝位。 再如，其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这不错，原来这位神箭手还篡过位，当了夏朝的国王，史实，实事，很可能是事实。 又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被称为历史第一位贤相）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c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又又如，《竹书《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不同便不同，关键是前者还与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完全相合！还如，《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里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的事，这就足证《纪年》为信史。 《竹书纪年》多劫难 《竹书纪年》的整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考证）时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受阻，之后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笔者以为这名字起得太好，高端，大气，上档次，还贴切，有诗意。如果叫《汲冢纪年》则太土太实。）可惜不知起名的是哪位高人。估计是当时汲县县衙的一支笔，而史竟无载）。 《竹书纪年》原简的劫难并未结束，而是又卷入了世上风波――后来发生了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原简竟亡佚了！幸亏初释本和考正本仍在继续传抄流行。有证据表明，此书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仍旧存在（图书总目录里还有）。但宋朝的《崇文总目》c《郡斋读书志》c《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所以推测起来，可能毁于安史之乱或唐末五代，这样传抄本也逐渐散佚了。然而到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又出现了一种《竹书纪年》刻本，其中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代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假货，赝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都知道天一阁藏书颇丰，没想到这伙计居然为了增加自家的藏书而自己造假！这也算奇事一桩。）根据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用《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竹书纪年》再生 清朝以来，依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看来也就“假做真时真亦假”了。嘉庆间有位朱右曾做了件大好事，他的《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三位都是学术界的良心，大好人。此外洪颐煊c陈逢衡c张宗泰c林春溥等几人也参与了此项工作。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较为完备的本子。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可以说，它在此时使出了洪荒之力，改写了历史。 《竹书纪年》传奇 《竹书纪年》出土后的传奇经历，以宋时亡佚最为耐人寻味： 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儒学成为国学很多年，宋朝二程c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突然从地下杀出，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眼钉肉刺。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满腔愤慨跃然纸上。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到了宋代《崇文总目》c《郡斋读书志》c《直斋书录解题》便人间蒸发。《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而是两大价值取向pk的必然。 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实际情况是，《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一，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这个记载跟《韩非子·说疑》相印证:“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二，关于商王朝重要辅臣古代第一贤相伊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趁机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c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但在儒家的史料中，故事却变成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尚书·商书·太甲》)。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由乱臣贼子乔装改扮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 所以，随着《竹书纪年》像中世纪的布鲁诺到处发表演说一样地在世上流行，禅让制成了备受怀疑的假说，成了人们眼里裸奔的皇帝，大家奉为楷模的贤相成了逆贼，儒家辛辛苦苦树立的圣君贤相典型一时间全部垮掉。儒学理学为之瞠目结舌，进退失据。在发了六百年的狠咬了六百年的牙做了六百年的噩梦之后，他们终于决定除之而后快。说了归齐一句话，《竹书纪年》作为一个资深的古墓派，出来闯荡六百年，拉足了仇恨，终于被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正史同盟拥趸加粉丝们组织的异端裁判所给黑掉了，他们是不允许出现两个声音的。他们的借口或许是：“一个叫不准的人发现的东西肯定是不准的！”至于《竹书》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或许是装进猪笼沉了塘，或许被施以火刑，也或许是被某个理学家锁进了“亏心暗室”幽禁起来，自此又转入了地下。 叹叹！ 结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棵长了六百年的大树其根系早已伸入了文化的土壤，只砍掉地面以上的部分又有何用《纪年》的文字从各处的缝隙里钻出来，在有良知的史学家手下重新集结，形成新的古本《竹书纪年》，好比哪吒借莲藕之身重生，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真相岂是随便能杀死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乐经》：一次被西安事变“搅局”的复出 说起西安事变，大家都会一致举起大拇指，为张杨二人迫蒋抗日的义举点赞。可是，你知道吗？西安事变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副作用，那就是，《乐经》这部书的复出被其成功搅局，很有可能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因为自那以后，《乐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乐经》作为消失几千年的儒家经典，就像偶尔跃出池塘水面继而钻入水底的一条鲤鱼，令岸上目睹此景的人长久地注视那个鲤鱼消失的地方而呆呆出神，痴痴等待，最终心凉神伤。 有没有《乐经》 《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也就是孔子开办学校后开设的六门课。说起由来，先秦即有《乐经》存世。此说不仅见于传世文献《庄子·天下》篇，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郭店简《六德》说:“观诸《诗》c《书》则亦载矣，观诸《礼》c《乐》则亦载矣，观诸《易》c《春秋》则亦载矣。“简中另一篇《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就是说，《乐经》确实存在的证据是很多的，绝非人们的杜撰和空穴来风。 孔子开设《乐经》这门课程也是顺理成章的，首先他酷爱音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表现了他对音乐的痴迷。其次，孔子对音乐的勤苦研习和超强的领悟力令人惊叹。《孔子家语》里记载了他学琴于师襄的故事：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有所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远眺。曰：“丘迨得其为人矣。近黮而黑，颀然长，旷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大意是：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习一首乐曲一段时间后，师襄子对孔子说：“我虽然是以击磬做的乐官，但我还是擅长于弹琴。如今，你已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孔子听了，并不急于学其他，回答说：“我还没有学到它弹奏的技巧啊。”孔子用心投入，练习一段时间后，很快学会了技巧。于是，师襄子便对孔子说：“你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那么可以学点别的了。”孔子回答说：“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啊。”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一段时间，了解了曲子的意趣。此时，师襄子又对孔子说：“你了解了它的意趣，现在可以进一步再学点别的了。”但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回答说：“我还不晓得它是歌颂谁的啊。”于是，孔子专心一致，每天弹奏，用心领会曲中歌颂的人物。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孔子有所深思，高高地站在一个高处，向着远方眺望说：“我已经知道它是歌颂谁的了，他长得有点黑，身材修长，有着广阔的胸襟，长远的目光，他眼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能如此啊！”师襄子听了，十分惊讶，立刻离开坐席来到夫子面前，两手交叉于胸前，表示敬意地说：“君子，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啊，此曲的名字是《文王操》。”看看，我们的孔圣人就是个神一样的存在。这个励志的青出于蓝的故事，用老师反衬学生的方式呈现了孔子的好学和对音乐非凡的感受力。这样一个人在开办学校时让学生学习一门音乐课程，是理所当然的。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且也注重音乐教育，他所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音乐名列第二，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一个人的修养从诗开始，完善于乐，可见他对音乐的重视。他将音乐教育融入美学教育之中，可说是我国最早提倡和实施“美育”的人。这一点笔者是特别赞赏孔子的。你看他对学生的要求，绝对是全面发展。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他的学生里就有神射手，像子路等，射箭起码是体育项目吧御，驾车，放在现在就是开车。书，书法，多高雅。数，数学，算数，得算理科吧？所以，孔子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且文理兼修，而且落到了实处，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孔子的伟大可见一斑。一位身高185米的大汉，那样谦逊，那样文质彬彬，不仅能骑马射箭驾车，还能抚琴而操，提笔能书，且目光深远，胸怀博大，怪不得令人惊叹：“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乐经》的失踪 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还一种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乐经》已亡于秦火”观点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在孔子开课的时候，《乐经》还出现在课程表上，但是秦朝以后，东汉张衡是个不可多得的全面发展之才，《汉书·张衡传》说他“通五经，贯六艺”。六经此时已经少了一经，成了“五经”了。南宋朱熹以后，“四书五经”正式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需要注意的是，《乐经》就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了江湖绝响，再也没露过面。然而，它也成为历代学者魂牵梦萦的思念，不亚于书法界对于《兰亭集序》真本的不懈寻觅。 《乐经》又来了 历史并不打算让这些痴心的人等成石头，似乎是为了让他们有点盼头，缓解一下焦渴的心。1936年，《乐经》终于有了消息，然而，这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轰然倒塌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24年。别管怎样吧，毕竟令学界为之精神一震。让我们看一下： 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仅成《诗》c《书》c《礼》c《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今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 大明后期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1936年2月任旬邑县长)于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据云:萧君住飞云洞（陕官家洞西）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大明末年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c颜子解释等等。 《乐经》再度失踪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c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潜行数千年，与世人匆匆打了一个照面，便又没了踪影，怎不令人扼腕痛惜之！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记者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可是《乐经》出版的事却从此没了下文。再说，战争频仍，又有谁关心此事呢！ 一线希望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两年的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清华简是近年来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专家发现了周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朝后在典礼中饮酒赋诗的资料，有专家认为这是《乐经》的篇目，也就是说，清华简里可能有《乐经》残留！令人惊奇的是，这批竹简中还存有不见于《诗经》的诗篇。这说明，如果清华简里有《乐经》，也很有可能是未经孔子审定过的原版《乐经》。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与我们匆匆擦肩而过的《乐经》是否孔子审定的版本呢？经孔子审定的《乐经》到底是何面目呢？这些目前还都是未解之谜。 王国维曾有一个著名论断：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别管怎样，清华简的发现和研究的正常开展又是一缕熹微的生机，值得人们翘首以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诗经》：那些有趣的事儿 如果你穿越到《诗经》时代，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人说话大多出口成语，对，一出口就四个字，像成语。因为当时有人这样提倡，谁呢？孔夫子。孔夫子整天对他儿子孔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又说：“不学诗，无以言。”你小子怎么还不学诗？不学诗别跟我说话！而那时，《诗经》里的诗基本都是四字一句的，当然我们的成语也确实有很多来自《诗经》。估计那时候，自打孩子呱呱坠地，咿呀学语之时，当妈的就开始教他们学《诗经》了。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哼着唱着就把《诗经》教了，不是胎教，也是早教。 《诗经》这本上古流行歌曲的歌词儿经过孔子的修订选编进入了儒家课堂，成为了教材，这是人所共知的。《史记》支持这种说法。《史记·孔子世家》里是这样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也就是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十选一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这里的“重”很有意思，它是读“重量”的“重”，还是读“重复”的“重”呢你一定会说，应该是读“重复”的“重”啊。是的，去掉重复的诗篇，或者把近似的诗篇去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重量”的“重”，也就是“重口味”的“重”难道就不对吗？三千余篇诗在进入课本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都那么符合要求，不需要把“重口味”的去掉吗？大家可以看看明朝冯梦龙编选的《挂枝儿山歌》，同样是来自民间，其情感表达是多么火辣，那样的诗能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吗？君不见就是现在的课本选入的《诗经》中的诗，又有几篇是直接描写美好爱情的呢？反正笔者是直到大学中文系时才在课本里见到《诗经》里那些爱情诗歌的。更何况这是在古代孔子那种讲究人伦的课堂上。笔者以为，一些“思有邪”的作品肯定被孔子pass掉了，所以他才能很自信地对弟子们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当然，即便是都“思无邪”了，那些讴歌或描写爱情的诗篇也不便于被儒学大师们（老夫子）在课堂上大肆宣讲。那不成了教学生谈恋爱了吗？于是大师们除了运用孔子嫡传的春秋笔法之外，都极尽遮遮掩掩之能事，对这类诗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扭曲，这应该是孔子想不到的。以孔子的教学水平和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讲这些诗歌应该是讲得很精彩的。但是也别这么武断，孔子也并不一定亲自讲。关于《诗经》这门课，他设置了一个课代表，这个课代表叫子夏。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你不得不赞叹夫子的高明。嘿嘿。 后世的老朽们就没孔子这样的智慧，所以他们只好使劲歪曲了。经是好的，但他们的嘴都是歪的。这也就导致，他们怎么也讲不好。于是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总是被拍在沙滩上。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c毛苌，简称齐诗c鲁诗c韩诗c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c鲁c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可见，草根出身的毛诗还是最接地气的，它的解释最受学生的欢迎。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08年入藏清华的清华简经过专家释读发现了西周时期《诗经》里所没有的诗，被孔老夫子pass掉的那部分也将撩起神秘的面纱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诗经》：这本教材的教学难点是爱情诗 《诗经》作为儒家的一本教材，而且是主科教材，爱情诗部分是其教学难点，一度令后世的老师们头疼不已。估计他们为攻克这个教学难点也搞了不少的课题，写了大量的论文。其实，他们手头上就有一本重要的教学参考书，那就是《论语》。孔子在《论语》里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教学示范课。 毋庸置疑，《诗经》里的爱情诗是《诗经》乃至所有学科中最有魅力的教学内容，甚至没有之一。童鞋们在读到这部分内容时难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课堂讨论会比较热烈，课堂气氛会比较活跃，课堂秩序会有点乱。孔子遇到这种情况都不能制。虽然他是个大教育家，但对这样的教学情况也没多少高招。对于课堂上睡觉的学生（比如宰予，字自我）他倒是跟我们现在的老师差不多，骂两句“朽木不可雕也”表示痛心，认为他不给老师面子，把老师当催眠药了，让老师很尴尬。然后还嫌之不足，又会唠叨几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你太不特么给老师面子了，我桑心蓝瘦香菇。而这个在孔子课堂上白天睡大觉的学生宰予宰子我以他的实际成就打了孔夫子一记大耳刮子，他不仅不是“朽木不可雕也”，而且后来位列孔门十哲之一（三千弟子前十名，相当不赖啊）。不过总起来说，孔子还是温柔敦厚，富有教学智慧的，而且他也不搞体罚抡戒尺。至少不见于《论语》。 说孔子有教学智慧首先体现在他把兵法上的避实击虚运用到了教学当中，而且堪称炉火纯青。对于爱情诗这部分的教学，他就采取了这个方法，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教学效果。请看教学录像：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段话出自《论语·八佾》。子夏问的这三句诗是《诗经》中《硕人》篇里的诗句。我们读到这几句也非常喜欢，觉得一个爱笑的脸上有着酒窝的一双美目顾盼生辉的姑娘一下子跃然纸上，她正在“对镜贴花黄”，先打粉底儿再描眉画眼。似乎这个姑娘不知愁为何物，天天都有好心情。多么富有感染力的诗句啊！但是子夏读《硕人》这三句诗不太懂。估计学迂了。或者照他的学习经验，此类诗都“不可以常理度之”。其实其他同学也好喜欢但不懂，不好意思直接问老师，但又很期待老师能解答一下。但孔子就是不讲。没办法，只好找课代表，让他当替罪羊。子夏文学水平最高，就担任了《诗经》这科的课代表，很多诗都是他替老师传授的。孔老夫子在一旁偷着乐，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啊。但这次子夏也遇上难题了，而且他也确实想听听老师的解释，好印证一下自己以前给童鞋们到底讲得对不对。于是他就来问孔子：“何谓也？”（老师，这几句毛意思？）孔子心想，坏了，不在课堂上讲，让他们自读，他们偏要穷追不舍，这可如何是好？他故作淡定，在内心把眼珠转了几转。毕竟是吃过的盐比他们走过的米都咸，他就避实击虚，以一个绘画的比喻来答复子夏：“绘事后素。”这比后来的大禅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啥意思？就是说绘画必须先铺一块白绢，是为素地，然后才能在此素地上施采绘画。所以“绘事后素”就是绘画的事儿后于“素”。“素”是比喻美女的口辅（脸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姿态，所以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注意，前两句被他绕过去了，他回答的只是最后一句“素以为绚兮”。子夏心里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估计他要是正常的话肯定会骂：你特么比卫生纸都能扯。但他还是向标准答案靠了，思维定势吧？居然由此推演出一个礼学的道理，曰：“礼后乎？”意思就是礼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和文饰，它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人类质朴c美善的品质之上，即仁先礼后，仁内礼外。真是脑洞大开，亏他想得出。这一下孔子心里可是乐开了花，啊呀，这可不是我让你说的，是你自己说的。看我这教学水平！看咱这教学互动！多么成功的示范课啊。必须坚定他的信心，让他继续当这个课代表。于是，他高兴地拍着子夏的肩膀说，孺子可教啊！你连我都启发了呀（一激动真话说出来了），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诗（集体备课，共同忽悠同学们）了。哈哈哈。估计子夏经此一役也就明白了，关于《诗经》的所有疑难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仁义道德。 看看，经过长期的标准化训练，孔子的学生都会这么答题。后世的老师们看了也都会照着葫芦画瓢了。最典型的《关雎》这篇，明明是一首爱情诗，毛诗序里偏要牵强附会地说这是歌颂了“后妃之德”，歌颂你个毛线啊，不就是个描写单相思的诗吗？ 再看《芣苢》这首。 原诗：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起来。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得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一片一片摘下来。采呀采呀采芣苢，一把一把捋下来。 采呀采呀采芣苢，提起表襟兜起来。采呀采呀采芣苢，掖起衣襟兜回来。 反正就是兴高采烈地采芣苢（车前子）时的一首歌，类似乐府诗的《采莲曲》。很单纯，唱起来心情很高兴。至于为什么这么高兴，我想一是因为置身于大自然中，每个人都会很高兴。二是因为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采摘，当然也高兴。三嘛，或许是因为采的这个车前子的果实长得太像即了，而古人是有崇拜的，采车前子表达了这种崇拜，而且包含着祈求多子多福的意思。四是这首歌在原野上唱，是唱给男人们听的，是在含蓄地求偶：哎，男人们，我们在采车前子哦，你们懂啥意思不？ 这种有点小色情的限制级的诗，就更令道学家们尴尬了。这怎么解呢？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五，于平原旷野c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话虽说想像的成分多了些，体会还是很准确的。而毛传说此草“宜怀任(妊)”即可以疗治不孕;又一种说法，是认为此草可以疗治麻风一类的恶疾。这两种说法在中医学上都没有根据。现在中医以此草入药，是认为它有清热明目和止咳的功能，草籽据说可治高血压。这还罢了，我们也可以勉强地说，《诗经》时代的人是相信车前草是可以治疗不孕或麻风的。但即便如此，这诗仍然有不可理解之处:不孕或者家里人生了麻风，都是极苦恼的事情，哪里有一大群人为此而兴高采烈地一边采车前一边唱着歌的道理拿方玉润所推想的情景来看这样的解释，尤其觉得不对劲。 说起来，还是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更接近真意：芣苢，亦写成“芣苡”。“芣苡”古时本字是“不以”。“不以”也是今字“胚胎”的本字。“芣苡”即是“胚胎”。见《闻一多全集》。所以，女子们采车前子是以此行为祈求多子多孙，生生不息。当然，也可以借此向异性传达爱情甚至性的信息。 总之，好好的爱情诗，就这样被一代代的儒学大师们如此糟蹋着。整日在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里浸淫着的儒生们，焉能不迂腐？他们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欲求甚解而不能。纷繁芜杂的各种扯自孔夫子以来就一直掩盖着爱情诗里洋溢的青春活力。 如此说来，把爱情诗选入教材，似乎是败笔，是一着不慎，是作茧自缚，搬石头砸自己脚，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但如果把这部分内容从《诗经》里去掉，则好比阉割去势，《诗经》之活力魅力又有几分？几千年的儒学大师们也就活在这种纠结和尴尬里，不能自拔。也真难为他们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山海经》：史上第一本哄娃睡觉的书 三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一个人走累了，不想走了，另外俩人找来一根棍子，从他胸口穿过去，一起抬着他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胸口都有一个前后贯通的孔，可以把木棍穿过去。他们走到一个小国，发现这里的人好高好帅啊，都是长腿欧巴。又走到一个小国，发现这里的人都只有一只眼（哎妈呀，新浪国？）。接着又走到一个小国，发现这里的人都有三个脑袋，六条胳膊，六条腿。然后，他们在路边发现一个动物，正在听着音乐跳广场舞，这动物像憨憨的大象，但没有头，可是它经过之处，草木全枯了。 以上这些内容，是确实存在的，在哪呢？在《山海经》里。那三个人是贯胸国的，他们到的第一个国家叫长股国，第二个国家叫一目国，第三个国家叫三身国。最后那很萌的动物叫帝江。估计遇到《山海经》的作者，你肯定会过去推推他的肩膀，说：大哥呀，醒醒吧，您写的这都什么呀！太匪夷所思了吧 欸？你不觉得，在没有童话的时代，爸爸妈妈在哄娃睡觉前，给娃讲讲这样的故事会很有效果吗小孩子肯定很喜欢这些。鲁迅家的阿长就因为送了鲁迅一套日思夜想的《山海经》（阿长叫“三哼经”）导致鲁迅对她发生了好感，以至于产生了新的敬意。而那套书据说是这样的：“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奇葩的《山海经》 《山海经》估计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具有强大的哄睡（哄孩子）功能，体现了原始先民天马行空不着四六的强大想象力。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山名和河流名，你会觉得有点晕，估计你这是头一次晕地名。当然，你可能还会晕方向，因为这部书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东南西北方向来写的，而是按照南西北东的顺序。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当然你还会晕先民的想象：先民们的想象简单，幼稚，奇特，有点像泥人，粗制滥造，又有些泛滥成灾。不过这不重要，这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印象，那就是这世界很大，我所讲的这些确实都存在。孩子不会追究这些的，只觉得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新鲜，这世界好丰富，好神奇。至于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们也通常不会予以深究。你只要跟孩子说哪儿哪儿有什么，长什么样儿，孩子自然就会启动他们的想象力。反正不管说什么，目的却是很现实的，真真假假一块上，把孩子哄睡着算完，也难怪读者诸君看看就想睡着，因为本就是催眠的书。那时的人读书少，只有想象力来凑，但你要说推敲，那还是算了吧。然鹅我还是要说，我们的先民想象力很强大，至少比古埃及的那个狮身人面像强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比如，夸父逐日的故事。说的似乎很是那么回事儿，但经不起细想。夸父要追太阳，往哪个方向追？日出时在东，那就往东追。可是中午，太阳在天上，那夸父你咋不上天呢？傍晚，太阳又落到西山了，你再从东边跑回来，往西追吗？那你这一天，都干啥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那不是活该累死？结局倒是对的。这主人公怪不得教夸父，真是夸大其词啊！ 再如，精卫填海的故事。哇，这魄力，这毅力，不一般呐，惊天泣鬼感动人啊！问题那海被填平了，海里的水丝毫不会减少啊，这里填平了，海水又跑到别的地方把别的地方变成海了。有病啊？现在填海造陆的那些个国家，跟《山海经》作者一样幼稚吧？ 又如，刑天的故事。天帝把他头砍了，他就以乳为目，以肚脐眼为口，抡着斧子拿着盾牌跳舞，以示不服。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以乳为目，多埋汰；以脐为口，没口臭？哎呀，要疯了。 总而言之，《山海经》里的奇奇怪怪奇，都是古代先民们比较低级幼稚的脑洞大开。 《山海经》是一部神经 不过，你真要这么看它，又小瞧了它。下边，咱们唠点儿干的。 在儒家话语系统里，有两大类内容。一类可以叫做子曰诗云，就是孔子等圣人们说的话，或点过赞的内容。是儒家推崇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另一类呢，可以叫做“子不语”。就是说孔子不说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方面的事儿孔子是不论及的。在他们的朋友圈里你聊这个，一般会把你彻底屏蔽：不看你的朋友圈，也不许你看他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庸态度。信吗？没说。不信吗？也没说。反正就是敬而远之，不聊这个。既不科学也不迷信，谁拿他都没辙。这火候拿捏的那叫一个准。应该说这个态度很厉害，影响到文化基因了。人家西方人纳闷儿啊，你们啥信仰都没有，咋还活那么好呢这关键就在于儒家对待这些怪力乱神的态度上。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宗教迷信和消极哲学，让正能量有了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不过墨家学派怼儒家时说得也很对：你们不相信鬼神干嘛还那么重视祭祀呢？不是自相矛盾吗？儒家因为这个问题是语塞了好久的。后来，儒家的发言人说了：祭祀不但是给天看，更多的是给人看，这是个礼，所以要做，做给人看，告诉他们，我是颂礼的，你们也要这样做，这样礼就可以实施啦，而且祭祀要正心，诚意，而鬼神更多是骗人的。好的，点赞！送一朵小花！问题清楚了，能自圆其说。但话又说回来，“子不语”的那部分毕竟也没有给他们全盘否决掉。不点是不点，也没赶尽杀绝，还留有那么一点余地。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对《山海经》的评论，他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看到没，《山海经》的荒诞不经把司马迁都给弄蒙圈了，不敢评论。或许他顶多点个赞默默走开，心里在想：这是一部神一样的经，简称神经。然而《山海经》的确是不可小觑的。 厉害了，一rd《山海经》 言归正传，《山海经》全书18篇，约31000字。《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c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 《山经》五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c草木c鸟兽c神话c宗教等。依南c西c北c东c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五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五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c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c山系c水系c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对古代历史c地理c植物c动物c文化c交通c民俗c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说一下“三哼经”对史地生小三科的影响。《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c物产c神话c巫术c宗教等，也包括古史c医药c民俗c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奇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而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是个个例，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c西c北c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c西海c南海c北海所包围。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c陕中c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嗯嗯，有道理！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c渭河c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使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c《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c谨耳c人面c豕喙c麟身c渠股c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c《史记·五帝本纪》c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z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c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c不食c不息c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 语怪之祖《山海经》 再说说它对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神怪小说界开的第一个脑洞，而且这个洞还不小。估计司马迁郦道元李时珍徐霞客吴承恩加一块都比不上《山海经》的脑洞大。 明朝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将它看作是神怪之类的书。清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辩驳了诸家的说法和归类后，认为“核实定名”，应是“小说之最古者”，又看作是小说性质的书。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神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c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转换为其它文学形式以后，虽然往往消失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神话却作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例如：先秦文学的南北两大代表：《诗经》与《楚辞》，都有古神话的痕迹，尤其是《楚辞》，保存极大量的古神话。《老子》c《庄子》c《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也大量吸取古代神话而加以哲理化。《左传》c《史记》c《尚书》，则是吸取神话而加以历史化。 《山海经》是古代口传文学的成文纪录，是保留中国古神话最多的一部书，对后世文学影响非常巨大，几乎是后世神怪小说里那些神奇仙怪原型的总目录，总图例，种子库。虽然它简单得就像看图说话，但后世的神怪小说作者们就像被他启发了想象力的那些孩子，他们让这些静止的图动起来，丰富起来，有了人的性格和言行。例：夸父的神话故事见载于《山海经》，而《准南子》与《列子》书中也都有记载，都是据《山海经》而写就的。其后的《神异经》里那位在东南大荒的巨人朴父，由夸父c博父c朴父的音义来看，此朴父疑亦夸父演化而成的巨人。又据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所说：《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的故事，是由夸父逐日神话演变而成，据“帝命氏二子负山”来看，夸娥极有可能是夸父演化来的。《中山经》姑媱之山的瑶草，是未出嫁而早死的帝女精魂化成的，演化为《庄子》里藐姑射山的绰约神女寓言。其后再化为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朝云。再化而为杜光庭《仙录书》中的西王母第二十三女瑶姬，再化而为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绛珠仙草林黛玉。《山海经》中北海海神变为风神的禺强即是《庄子》寓言的鲲鹏之变的根源。《庄子·应帝篇》“倏忽为浑沌凿七窍”则是来自《北山经》浑沌无面目的天山神灵。庄周梦蝴蝶的寓言则是《山海经》变化神话的灵感。屈原《天问》c《招魂》c《九歌》c《离骚》与《山海经》的神话故事多所雷同。 《山海经》与《西游记》 我们重点说说《山海经》这部神怪小说的开山鼻祖与神怪小说的最杰出代表《西游记》的关系。 由《山海经》开启的“精怪变形”的叙述方式，经由晋c唐搜奇志怪类小说的过渡，到明清文人特别是吴承恩c蒲松龄那里，将光怪陆离的神魔叙事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知道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所在，无独有偶，《山海经》所描述的昆仑山，是中国神话体系中众多神灵异兽居住之地。昆仑山是一座朝向西北的神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四面有水环绕，树木长得非常高大粗壮。百神所在之地，一定是自带仙气的，那里有九口玉为槛阶的井，有九扇大门，门前的保安很不一般，是“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的开明兽。而《西游记》中王母娘娘的原型，就是《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半人半兽，有虎齿c豹尾，是个“母老虎”，呵呵。《山海经》中对西王母多有记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明确描述了西王母的外貌与所居住的昆仑山的环境。“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西山经》除了提到西王母的外貌，还记述了她的职责：“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郭璞注，西王母是“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 《海内北经》提到了侍奉西王母的神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其取食。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中具体描述了“三青鸟”到底是哪三只神鸟：“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小鵹，一名曰青鸟。” 那虎齿豹尾c主灾厉五刑残杀之气的西王母，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专门开蟠桃大派对的王母娘娘的呢？ 战国时《穆天子传》中提到了西王母和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命人驾着八骏马拉的车，去寻找他的诗和远方，在西方见到了西王母。《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是天帝之女，善于吟诗酬唱，一副神仙界名媛的派头。 《今本竹书纪年穆王》也提到了这件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史记赵世家》依葫芦画瓢：“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庄子大宗师》中形容的西王母是另外一个样子，是“得道”的“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与女娲有对应的配偶神伏羲类似，古人也给西王母来了一个拉郎配。魏晋人假托东方胜之名所做的《神异记》c《十州记》提到了西王母的配偶神东王公，或称东王父。瞧这名儿，就是对对联呢。汉代石刻画像和画像砖中有这二人的造型，他们也就成了《西游记》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原型。 最给西王母增加神仙气质的要数一个道具——不死药。《淮南子览冥篇》提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南朝《文选祭颜光禄文》也说:“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这就把另一个女神嫦娥给牵扯进来了。 《山海经》虽未直接提到嫦娥窃不死药而奔月的神话，却记载了与之有关的羿上昆仑冈岩的事。据说，古本《山海经》还讲了大羿射日的神话，今已失传，不过唐宋的文献都有注引《山海经》“羿射九日，落为沃焦”的记录。 《大荒西经》中讲了常羲“生月”的事：“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常羲就是月亮之母咯。汉时《淮南子》及其注解在此基础上，将嫦娥与羿c西王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话故事。“姮娥，羿妻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 东汉至魏晋时，出现了“蟠桃三千年一著子c三千年一生实”的说法，为《西游记》中的蟠桃宴做了参考。至此，西王母形象经历了从半人半兽到“帝女”再到神仙的转折，蟠桃也取代了不死药，成为王母的标记。 《山海经》中人兽c兽兽结合的各种形象，对后世神怪的塑造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山海经》奠定的以昆仑体系为代表的神话思维，也影响着后世志怪小说对仙冥界的描述。 且不说天庭做为众仙所居之地，与百神之所在的昆仑山思路如出一辙。即便《西游记》中各路神仙妖怪的形象，也多少都借鉴了《山海经》的描述。 就拿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应该是参照了郭璞对《山海经》女娲的注解“古神女而帝者一日中七十变”。猪八戒也和《山海经》众多人猪结合的形象类似，比如《中山经》c《东山经》里都有猪身人面的山神形象，而《海内经》里黄帝的孙子韩流，也是人面c豕喙，长了个猪嘴巴。 孙悟空的结拜兄弟牛魔王，在《山海经》中也有各种人牛结合的参照原型。《北山经》：“兽焉，其状如豹而长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诸犍。”《西山经》：“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 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偷偷下界为妖，摇身一变成了独角兕大王。而《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早就描述了“兕”为何物：“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西游记》里哪吒三头六臂的形象，来源于《山海经海内西经》中的“三头人”c《海外西经》中的“三身国”以及《海外南经》中的“三首国”。 金角大王c银角大王的宝贝紫金葫芦，直接和昆仑山和女娲的传说挂钩，而上篇已经说过，关于女娲最早的描述，见于《山海经》。《西游记》关于紫金葫芦的原文：“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补到乾宫触地，见一座昆仑山脚下，有一缕仙藤，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 还记得《西游记》里的风雨雷电四神吗？ 除了电母，春秋战国的《山海经》里就已经有了对雷神c风伯c雨师的记载。《海内东经》中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大荒北经》提到风伯雨师，是在黄帝大战蚩尤过程中，助战蚩尤的神灵，后被旱神女魃所止。“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小白龙的情敌九头虫，据说也借鉴了《山海经》中对凶神相柳的描述。《海外北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大荒北经》也说：“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这凶神还挺厉害的，大禹把他杀死了，他的血流经之处，寸草不生。 就连《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在《山海经》中也是有的。我曾经一直以为女儿国的原型，是《大唐西域记》里的女国，但最早记载女国的古籍其实是《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大荒西经》也提到：“有女子之国。”郭璞注：“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 《西游记》的西梁女国应该是糅合了诸多女国的传说而成，除了《山海经》里提到的女子国，还有《北史》c《隋书》c《唐书》等提到的东女国，以及《大唐西域记》提到的西大女国。 此外，郑和下西洋时期，也有关于暹罗国妇人主事，爱慕中华男子的传闻。郑和的随从马欢c费信和巩珍各自写的游记《瀛涯胜览》c《星槎胜览》c和《西洋番国志》都提到了暹罗国妇人主事的情况。 “民风皆是妇人主事，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法轻重c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从决于妻，其妇人智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男子情好和美，则置酒饮以待，同饮坐卧，则夫恬不为怪，则曰我妻则美，中国人喜爱。” “暹罗国(自占城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大小之事，悉决於妇，其男一听，可与牝鸡之鸣。苟合无序，遇我中国男子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欢歌留宿。” 暹罗妇人爱慕中华男子，也不知道是事实，还是意淫？吴承恩生活的时代要比上述几人晚好几十年，他有没有参照暹罗国妇人主事的情况，来描写西梁女国，还真不好说。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c鲧c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c相柳c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c崇拜等。《山海经》中大量的神奇动物，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所以，就《山海经》的性质及其成书来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慧眼独具，把《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论断才是确定不移的。《山海经》确是古代的巫书，是一代一代的巫师把所见所闻通过口耳相传，积累而成。而早期巫史不分家，包罗万象的记载使得书中内容历经各代润泽扩增愈发驳杂。 《山海经》与当代影视 去年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动画片《大圣归来》，据导演田晓鹏说，他在制作前也曾参阅过《山海经》。那只与大圣对决的巨大沙虫参照了《山海经》里的怪兽帝江，即混沌。《西山经》云：“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袁枚的《子不语蛇王》中进一步发挥：“楚地有蛇王者，状类帝江，无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柜，浑浑而行，所过处草木尽枯。” 去年还有一部张艺谋的大片《长城》，据说里面的演员演得最好的是饕餮，彻底扭转了国内电影都是五毛钱特效的偏见。而那饕餮就是《山海经》里的怪兽。《山海经》介绍其特点是：羊身，眼睛在腋下，虎齿人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后来形容贪婪之人叫：“饕餮”。说到这里，笔者想建议张导索性童心一把，拍一部三弟版的“三哼经”，编一个好故事，让《山海经》里的人和动物们都活起来。台词都想好一句了，比如，让一个现代人做线索人物，他到了《山海经》里，遇到那些小国的人，那里的人们跟他开玩笑说，你长得也太没有创意了！ 结语 古代巫史医皆不分，所以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杂书，是上古社会留下来的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当然，哄娃睡觉也可以用，效果很不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春秋》：孔子的削铅笔之作 《三国》中的关公喜读《春秋》，是《春秋》的铁杆粉丝，也是《春秋》的形象代言人。说起关公，我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威猛的周仓扛青龙偃月刀立于身后，卧蚕眉，大红脸，一副美髯飘洒胸前的关公于灯前手执《春秋》而读的形象。可以说，《春秋》这部书也是关公的标配道具之一。不要以为这里有广告植入，《春秋》与关公的气场真的很配。有人说，都说春秋无义战，《春秋》里面记载的都是一些没有正义的战争，那么关公作为义帝（最讲道义的楷模）到底看《春秋》里的什么呢？不会学坏吧？ 那就让我们仔细看一看，《春秋》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春秋》：是鲁国视角的春秋史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现存版本有16000多字，而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徐说见《公羊传》)，可见目前的《春秋》脱漏了一千多字，这笔账当然要算在秦始皇身上。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c季c月c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c夏c秋c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命名为“春秋”。所以，《春秋》是鲁国视角的春秋史。其实，那时候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史官。《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内容包括政治c军事c经济c文化c天文气象c物质生产c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c地点c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春秋》：作者到底是谁？ 《论语》c《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c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c《尚书》c《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司马迁对此坚信不疑，在他的《报任安书》里有“文王拘而演周易c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史记·孔子世家》里的一段话就是有力的证据：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啥意思？啥叫“笔则笔，削则削”？孔子还削铅笔呢？削铅笔很专心，还“不能赞一词”？连赞都不让点当然不是，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撰作《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动（赞）一字一句。弟子们听受《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议。孔子在把《春秋》用作教材之前以自己的眼光进行了取舍改动和删削，是理所当然的。 《春秋》：极简主义写作 “春秋笔法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c《公羊传》c《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奉行极简主义原则，因此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类似于鲁国十大新闻），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似乎跟语文试卷上的概括类题目一样，是有着严格的字数限制的。而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倒是很适合现在的标题党和碎片化阅读。 《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c地点c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留白太多），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不过这其实是《春秋》首创的一种叙述技巧，称之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表面作家自己的态度，并且在作品中灌注强烈的感彩。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意思是，《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看，这又是一个孔子编订《春秋》的证据。别管怎样，这是一部在文字上进行了精加工深加工的书。 《春秋》：一本让乱臣贼子患恐惧症的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终其一生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处处碰壁，终于领悟自己的空言无用。最后他想到一个绝招：把那些乱臣贼子的崩礼坏乐的行为记下来，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所以《春秋》就是这样一个记账本。其基本形式就是某年月日，某某干了哪些不符合礼法的事儿。这样一来，乱臣贼子们岂不恐慌？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这个角度看，《春秋》是孔子的一件大杀器。 孔子削铅笔还削出了一项绝技：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的，它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c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即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所谓“不露山水”，实指不显露那些不宜明说或不愿直说本意的语句，宜与名家画山水一样，“妙在含糊，方见作手”，或旁敲侧击，或含义模糊，或闪烁其词，或含蓄委婉，或意在言外，或从旁烘托，或虚掩伪饰，或上下暗示，总之不露本意。当然也有涉及本意的，则往往从轻从宽，或隐隐约约，未见庐山真面日，或扑粉涂脂，顿使恶语变美言。这里略举三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就是典型例子。要依字面的理解，当然是周王天子到晋国的河阳狩猎，晋文公立即赶往河阳周王的行宫晋谒，一付周王天子气宇轩昂c君临天下，诸侯臣民悚悚惊惊c顶礼膜拜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然再读三传，则不由哑然失笑，原来这是晋文公玩弄的权谋，他要步齐桓公后尘，“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前632年，在率领晋c齐c秦等队打败楚c陈c蔡三国联军后，会合天下诸侯，举行“践土之盟”，接着又举行“温之会”。为了壮两次会盟的行色，特招来周王，以收取“名人效应”，同时使自己的霸主地位合法化，周王奉命赶来，不过满足晋文公重耳的心愿罢了。字面上的五彩光环一旦挥去，周王傀儡相就暴露无遗。 再如，《晋灵公不君》的故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里披露的情节则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晋灵公不行国君正道，又不听赵盾进谏，反而要三番四次谋害他。最后逼得赵盾逃跑，赵盾的家仆赵穿把晋灵公杀了。这时尚未逃出国境的赵盾闻听消息回到朝廷。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董狐当即就给他扣了这么一顶帽子。赵盾说，我冤呐，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赵盾说：“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唉！《诗经》说：‘由于我怀念祖国，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大概是说我吧！”）这么丰富的情节，在董狐那里就一字定褒贬：弑。表示杀的三个动词：杀c弑c诛，其实各有深层含义。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c有理而杀。 《春秋》关于郑庄公和共叔段之间的战争就写了几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的解释是：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而不用“伐”。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 春秋笔法的好处是语言极为精炼含蓄，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解码。后世出现了以《左传》为代表的“春秋”三传，对《春秋》经文予以详尽解释。其中《左传》的解码工作做得最优秀。 当然，《春秋》这部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被人们称赞的春秋笔法。春秋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用一个字，都是入木三分，有褒贬含义。后世很多的人在写作的时候，学习春秋的写作方法，用字用言，字字珠玑。我们一起通过一些例子看一看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c欲说还休，以少引多。作品中所渲染c抒写的人物逐渐接近主旨时，作者忽然收笔，即“欲说还休”，不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余地。由于世界观，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读者得出的主旨与作者的主旨可能迥异，各个读者得出的主旨也可能不同，但人们又不会因此去追求，这类语言正是在这种猜度c体察c品味之中显示出语言的“不露山水”之美。例如《红楼梦》第九十八回中写林黛五弥留之际： “猛听寞王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心冷汗，不做声了。” 有人试图为黛玉这“好”字后面难言之隐语填空，但无法填出，也无须填出，因为黛玉临终前，哀恨交集，至情倾泄，“闲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二c不著一字，以无胜有。春秋笔法犹似画龙，见首不见其尾，方是神龙。“露其要处而藏其全”，才能显示其潜涵的魅力。春秋笔法又如乐曲，戛然而止，则余音缭绕，韵味无穷。倘若倾箱倒箧，一泄无余，则使人索然乏味。文中的直观形象仅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凭藉形式，其真实意图不著一字，但读者要作穿透性深究，就会无中悟有，“尽得风流”。例如《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时与宝玉闲话；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 读者不禁要和宝玉一样急于知道是“什么好处，你细细儿的告诉我。”可是作者恰恰在此辍笔，写道：“只听：外面一声，正是宝钗来了。”其实宝钗的好处书中早已交代，这里不过借莺儿之口，用不著一字的手法，让人意会，顿生光辉。 三c烘云托月，以彼写此。不正面刻划作品中的主要对象，而是通过渲染其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在适当处稍露鳞爪，给读者提供循彼寻此的线索，从而使主要对象鲜明突出。例如《西厢记》第一折写崔莺莺的美丽，就是运用“烘云托月”的春秋技法。莺莺兼有“国艳”与“天人”的美丽和神采，作者“因而画云”，借众僧入和张生的“惊艳”来烘托莺莺的美丽。张生虽也曾“颠不刺地见过万千”美貌女子，但当莺莺出现在他面前时，竟然“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由此，莺莺之美可想而知。通过对张生“惊艳”的渲染烘托，莺莺的绝世之美就活现在读者的眼前。 四c语近意遥，以浅藏深。艺术作品中常常选择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场面，用浅近通俗的语言迭设悬念，将读者引入彀中，从浅中悟深，在有限的画面之外，创造出广阔的艺术天地，从而收到语近意遥c言短味长c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金昌绪的《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全诗口语化，虽然怨妇唯恐黎明来得太快，难以重温美梦，但溥的开端凝聚在“打起黄莺儿”，为什么要打打是为了“莫教枝上啼”。莺歌美妙，为什么不准它叫呢是怕“惊妾梦”。黄莺啼晓，本该醒了，怨妇做的是什么梦为什么怕惊醒呢末句答复是：怕惊醒“到辽西”的梦。句有余味，篇有余意：她为什么做“到辽西”的梦什么人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春怨”到底怨什么迭设悬念，都留给读者去思索，想象，真是语近意遥，浅中藏深。 五c背面敷粉，以表掩里。有些语言似乎感情显豁，但读者切勿轻信上当，因为表面的感情是虚假的，内里的真情藏在背后，如喜掩盖着悲，褒掩盖着贬等。请看李商隐《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稗，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首句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和睥都指花心，红露指红色露水，白蜜指白色蜜汁。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不是同时来到，向这朵鲜花采蜜。第三句点明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了一个风流梦，这里“春”字指《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末句说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丈夫)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背面敷粉，以表面似乎轻薄的艳情掩盖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实质。 顺便谈一下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c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当时的史官是造字的仓颉和另一个叫沮诵的人。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c“史”c“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官的职责日趋繁多，分工更细，向专业化发展，出现了太史c中史c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c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c宗c卜c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c密须之鼓c阙巩c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c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c卫c邾c齐c郑c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早期史官的样子大家可以想一下《女史箴图》中那位女史官的样子，一手执笔，一首拿着记录历史的本子，立于朝堂，仪态优雅端庄。那时候的历史记载只是像现在的大事记一般的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c年代表c职官年名表和史表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c《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这里还应提及，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c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然，赵盾有点冤。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c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的，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特别是由史官掌记的“起居注”，为保持其客观公正性，习惯上，连当世的皇帝也不得观看，其中亦寓有督促帝王不得为非作歹的含义。这一点，到南北朝时仍有所表现。如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主持编修国史得罪鲜卑贵族，惨遭灭族，参与编史的著作郎高允因得到太子庇护而幸免于难，但当太武帝拓跋焘向其当面问及此事时，他却词不稍屈，冒死而称崔浩“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并对太子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崔浩虽有过失，但其“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高允身上继承的正是古代史官独立不阿的精神。西魏时，史官柳虬还主张把史官独立记载的史事直接公诸当世，“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史官的这一职能，使那些想获得后世好名声的帝王权臣多少有所顾忌。如东魏权臣高欢即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其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故作大度地向他表示：“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但唐以后，这一传统渐遭破坏。首先是唐太宗，晚年曾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开始褚遂良等大臣还能拒绝他，后来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观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为后世所诟病。 《麟经》传奇 孔子所著《春秋》一书本名《麟经》，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孔子见状大惊曰：麒麟本是太平兽，缘何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这就是所谓“绝笔获麟”的故事。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春秋》为《麟经》，奉为四书五经之一。 《春秋》其实是东西 之所以以“春秋”一词命名史书，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学说中，“春秋”之位相应“东西”二方，东为木c西为金，金木为篆，故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故可以史为鉴。有此缘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应为“水火”，是阴阳变化之极，变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说，亦不称物为“南北”也。 所以，“春秋”其实是“东西”的意思。有趣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吕氏春秋》：一部吕氏疙瘩汤一样的书 关于《吕氏春秋》这部书，传奇之处至少有三点： 1它就像一盆吕氏疙瘩汤，能吃能喝，咸香合口，滋味丰富； 2它很值钱，一字千金，全书238374字，你算算它值多钱； 3它的策划者（不能叫作者）很传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人。 先说说《吕氏春秋》这部书在先秦书籍中的地位。先秦有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以此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传之后世。如果把所有先秦的经典放在一起成为一桌酒席，主菜肯定不是《吕氏春秋》，像儒家的六经和《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道德经》《列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兵家的两部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墨家的《墨子》，还有《山海经》等，这些菜上齐了，也轮不到《吕氏春秋》。以它的地位，也就属于那碗不算菜，也不算汤，能喝也可以当饿但出场次序比较靠后的吕氏疙瘩汤。在东汉班固编写的中国古代第一篇文献目录《汉书·艺文志》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真是恰如其分。因为就内容来说，它比较驳杂，不伦不类，也没有多少独创的自成系统的哲学观点，但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是一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杂七杂八之作。 吕不韦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商人，他做事情的思路往往是要一举多得。 吕不韦（这名字是不牛皮c要低调的意思）原是阳瞿大商人，善作生意，闷声发大财，有万贯家私。他选中了秦公子子楚进行政治投资。子楚当时在赵国作人质，受赵国冷遇，秦国也没把他当回事儿。一位落魄的秦国公子，被吕不韦发现了，认为他“奇货可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潜力股），于是耗费大量家产，帮助子楚改变形象和各方面关系，使得子楚被立为太子，顺利地登上王位，即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吕不韦也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政客，如愿被封为相国，权倾一时，取得了政治投资的大回报。不仅如此，吕不韦还因此当上了有实无名的秦朝太上皇。他对子楚的投资，不仅有金钱，还有心爱的女人。吕不韦把自己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而赵姬当时已身怀有孕（怀的当然是吕不韦的种）。子楚把赵姬欢天喜地地迎回家，等儿子出生，还以为是自己的骨肉呢。这个小孩子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国的几代人多少将士用命打下的江山，就这样被吕不韦轻易地据为己有了。吕不韦知道偷梁换柱成功，更是喜不自禁，对赵姬无限感激。两个人更是来往不断。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吕不韦扶助儿子赢政即位。他全心全意地辅佐赢政，不忘父亲责任；对赵姬也偷偷履行着丈夫的义务。三个人共享着天伦之乐。可是，随着赢政逐渐长大，处理政务果断干练，一副气吞山河的王者风范。吕不韦备感欣慰的同时，心里也惧怕起来。他害怕儿子万一察觉到了身世之谜，翻脸不认人的话，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他感到必须回避赵姬，保住权势和既得利益要紧。 赵姬年纪不大，春心荡漾，与吕不韦缠绵不断。吕不韦害怕惹来杀身大祸，就想找人代替自己，以便摆脱赵姬。于是吕不韦找到了嫪毐（音劳矮）。此人本是市井无赖，为人阴险狡诈，有一套行淫的本事。吕不韦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当门客，让嫪毐把特大贯入车轮在街上行走。赵太后听到嫪毐如此威猛，急于得到他。吕不韦施计，说嫪毐犯罪应受宫刑，买通行刑官，拔掉须眉，假充宦官，送入后宫。 赵姬开始嫁给体弱多病的子楚，家庭生活本毫无快乐。而后来那吕不韦醉心于权术，偷偷来往，也很不如意。健壮的毐嫪，却让刚刚当上太后的她如鱼得水，欢畅无比。赵太后不久就有身孕，为掩人耳目，就诈称神灵指示隐居避人，搬到雍地故宫居住，偷偷生下儿子来。嫪毐成了赵姬最心爱的男人，一炮而红，赵姬所掌握的政务，全由他作主决断。嫪毐借此机会积极发展后党势力，成为仅次于吕不韦的第二号权臣人物。物极必反，后来嫪毐醉后失言，称自己是秦王假父，被人告发。秦王政知道了全部真相，嫪毐被车裂而死。秦王政又命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恐怕被诛，乃饮鸩而死。 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无疑已经是极为成功了，他的精明无人能及。但最后的下场还是有点可惜了。但吕不韦运用这种一举多得的做事思路还运作过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在世界最强的国家一炮而红做了位极人臣的丞相（相当于美国的国务卿）的吕不韦，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纵观了一下天下，发现当时很多国家流行养士之风，尤其是号称战国四公子的魏国信陵君魏无忌c齐国孟尝君田文c赵国平原君赵胜c楚国春申君黄歇都在礼贤下士，手下人才济济。吕不韦觉得秦国这方面落后了，与秦国的大国地位不符。他也开始养士。但他养士不是一味跟风模仿，而是有自己的独特选士原则和策略。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独辟蹊径，目标明确，效益最大。 众所周知，战国四公子手下的士就都像梁山一百单八将，各怀绝技，各有专长。战国四公子的这些士在他们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都起了关键作用，像鸡鸣狗盗的故事c毛遂自荐的故事c窃符救赵的故事都是非常精彩的。有了这些士，想在历史上留下点传说，留下几个成语是 easy的事。吕不韦很眼热，也想留下几个成语，但他的士要跟这些人比这些方面那肯定是比不了的，因为他们没有舞台，历史没有给他们“时穷节乃现，板荡识忠臣”表现机会，因为秦国实力在这儿摆着，稳如泰山。只有秦国给别人小鞋穿，颜色看，谁能把秦国怎么样？所以吕不韦先生早就看出这一点，我大秦国武将如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用不着养那些身怀绝技的士。因此，他养的士比较单一，都是文士，特别注重文才，一批笔杆子，能写的。(当然，上文的嫪毐是个例外，那是有特殊用途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光看到了养士之风流行，还看到了百家争鸣，著书立说之风流行，他想，出书这事儿不错，我也要出书。但他也就是一个商人，没有深刻的思想，文笔也不突出，那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那就是利用自己这些士，让他们写，写自己的见闻思想，发挥自己的见解。说白了，他是搞了一次话题作文形式的征文比赛。写完了以后，他又从门客里选了几个一等一的高手，让他们做评委兼编辑，把这些作品分类，提纯，润色，修改，校对。这套程序走完了，他就让他们把这些东西编成一套大型丛书。怎样命名呢？他又看到《春秋》这部书很著名，而且当时这春秋那春秋的书（《左氏春秋》《谷氏春秋》《公羊春秋》《晏子春秋》等）都很厉害，那干脆自己的书也题名为“春秋”，就叫《吕氏春秋》。他就是这套书的总策划，也是出资人。不仅如此，为了给这套书做广告，并顺带提高其品质，他还想了一个妙招。他让人把这套书公之于众，并扬言：谁能更改一字，赏千金。这行为咋好像在哪见过？是的，商鞅变法前就这么干过。吕不韦有样学样，这件事干得也很轰动，以致留下了一个成语：一字千金。据说，当时秦人为了配合他也就没有给他的新书挑什么错，于是《吕氏春秋》一书名声大噪咸阳纸贵。当然，《吕氏春秋》也并非全是浪得虚名，除了一字千金这个成语，引婴投江，刻舟求剑，一窍不通，鲁鱼豕亥，掩耳盗铃，身在江湖c心存魏阙等成语都出自此书，一本有这么多成语的书，多么像一碗有很多面疙瘩的滋味浓郁的疙瘩汤。吕氏疙瘩汤，你值得拥有！总之，这本书用打群架的方式出来了，而且销量还不错哦！ 从一名商人到宰相，到隐形太上皇，到出书留名后世，吕不韦，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论语》：子曾经曰过的那些话 《论语》的传奇不仅在于它的常读常新，还在于它的百用百灵。 说到理想社会，在陶渊明笔下，是人人平等，人人安居乐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而在孔夫子心目中，则一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阶级各阶层各安其位彼此以礼相待和谐相处的君子国。相比之下，前者过于虚无缥缈，仅是一种幻想。而后者虽然是理想，有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厢情愿，却总能不同程度地照进现实。统治阶级或许是从秦末农民起义中看到了蕴藏在农民阶级中的巨大的能量，深知不能以残酷的阶级压迫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所以，从汉以后，采用了温文尔雅的统治方式，儒家治国理政的理念深获认同。历史上凡是能够很好地按照儒家思想治国的朝代都比较长寿，而它们之所以被最终灭亡也基本上是因为偏离或抛弃了儒家思想。至于那些不长命的王朝，则是因为没有遂行儒家思想。或只用法家，以百姓为刍狗；或一味用道家，消极腐化。当然，独裁的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世袭模式也必将导致每一个朝代对儒家思想的始用终弃，形成一种魔咒般的周期律。但总起来说，有着民本理念的以孔孟荀程朱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封建帝国的指导思想，孔孟荀程朱就相当于我们当代的马恩列斯毛。 这里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了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这伙计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因为赵普的出身不过是个私塾先生。于是宋太宗赵匡义问是不是酱紫，结果赵普说：我确实是以《论语》帮助陛下治天下的，而且是半部。具体是这么说的：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就是说，我所知道的事情，确实没超出《论语》这个范围。以前用了一半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又想用另一半辅助陛下您实现治理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此语一出，《论语》估计在书店里又卖疯了。而且也刷新了汉朝陆贾关于得天下治天下的经典言论。（陆贾说的是：以前我们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现在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了。）而赵普的意思是，一部《论语》包打天下，包治天下。一番妙论不仅巧妙回击了政敌的攻击，而且广泛宣传了《论语》的治国理念。不知道这对宋及以后的科举考试内容有什么影响，反正，四书五经考试范围是宋朝定下来的。其实故事的关键是它还真不是在替《论语》做广告。生前，赵普白天一遇到什么事儿，晚上回家就打开书匣看书，第二天就能对公务“处决如流”。大家觉得此公神奇，猜想他一定读了什么治国理政的秘笈。等后来他去世了，打开他的书匣一看，果然只有一部《论语》。一部《论语》，现学现卖都来得及啊。 《论语》的作者到底是谁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也就是由孔子学院的首届优秀毕业生和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攒出来的孔子的只言片语集。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c伦理思想c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被人赞誉为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孔子在其中充分展现了其渊博的学识与深刻思想。宋朱熹做过一首《观书有感》，最恰当地描绘了他在阅读《论语》时的感受：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诗中所说的“天光云影”不就是《论语》书里所描绘的孔子和弟子们共同讨论弦歌一堂的生动情景吗？ 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所以，孔子死后，徒子徒孙们用拼图的方式在《论语》里又拼了一个孔子，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孔子就永远行走在《论语》里。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那么，《论语》到今天对我们的社会人生还有指导意义吗？当然是有的。比如，我们目前的反工作。 《论语》的利欲观。孔子思想的伟大正是自己如何摆正个人的利欲观。“子罕言利”（《子罕》）。但是，孔子是非常体察个人的的，只不过是他十分强调个人的利欲要符合道义的要求。要“欲而不贪”（《尧曰》）。他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孔子要求“君子食无求保，居无求安”的实质是要求君子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是孔子对他的弟子颜回乐观人生的赞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剔除其消极因素，发扬“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淡泊名利的精神吗？“神马都是浮云”这句话正出于此。“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不正是这种精神的升华吗？相反，“仕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子罕》）。 对于那些思想不纯，唯利是图，从事政事的人，孔子这样批评：“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患得之，即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发生在今天的分子不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鄙夫吗？对于那些认为“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人，对于那些难过“59”之关的党员干部，不要忘记，孔子早有教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保持革命气节“临大节不可夺也”（《泰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也是我们党对每个党员的严格要求。无论社会怎么变革，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复杂，无论灯红酒绿多么诱惑，只要心中竖起防火墙，就不怕入牢房。孔子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阳货》）道理就在这里。 总之，《论语》主张的是人的道德伦理，人格魅力，心灵情操的修养。今天，我们反腐倡廉不仅要依靠法制的力量，使之不敢腐，不能腐，更重要的是还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提高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操，自觉地抵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行为，真正从源头上遏制毒瘤的产生，做到不想腐。《论语》正是思想的一剂最佳防腐剂！ 我们现在正在抓生态保护，《论语》里也蕴含着很多生态保护的思想。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篇》 孔子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四季万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强调了顺应自然的思想。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篇》 意思是说只用一个钩而不用多钩的渔竿钓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的鸟。孔子提出的“不一网打尽c不倾巢尽剿”的主张表明，自然界中有其生存繁衍的规则，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顺应规则，既要考虑眼前，又要兼顾长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论语》揭示了生态保护中最为基本的思想，即要把人与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如果人为的超载了自然本身承受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其对建设生态文明c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所以，熟读《论语》领会精髓，对于我们修身养性，提高人生境界，有一双洞穿世事的慧眼，都是大有裨益的。怪不得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在《论语》里行走，我们则要保证《论语》在我们的生活中行走。 朱元璋禁《论语》 子曾经曰过的那些话到了明朝遇到了一个坎儿。 明朝开国，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开始了治理天下的历史。孔子的《论语》，都说是一部天书，一部就能治天下，而宋朝的宰相赵普认为半部就可以治天下了。朱元璋曾与开国功臣刘伯温谈论孔子的《论语》，谈论中刘伯温就很怀疑：“如果宋朝的宰相赵普真的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打天下，那不是说，只要背熟了《论语》人人都可以得天下？”朱元璋当即就说：“太对了，我就曾在《论语》里找治国之方，可是没有找到”。 君臣二人在这方面观点一致，当然就一拍即合。朱元璋不仅不用《论语》治天下，反而将《论语》等儒家学说划归“异端邪说”加以严厉禁止。 他刚刚即位，就命令病中的衍圣公来南京朝见，因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这个新兴王朝的态度，更是意在删除一切代表“道统”的符号，让天下文人明白，看老黄历行事已经是不行了。试看今日之域中，已经不是孔家儒学的天下，而是朱明王朝的天下! 身为“衍圣公”孔克坚，在元朝被封为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而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早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 当然，对于《孟子》，朱元璋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但是在群臣的拼命谏阻下并未得逞。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总之，儒家思想在明朝开国之初遭了不小的磨难。然而后来我们都知道，明朝的科举制度考的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四书五经”。 《论语》版本传奇 近年来考古界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海昏侯汉墓。其中出土的大量金银财宝自不待言，更有价值的是还有很多古书出土。比如《论语》的一个重要版本“齐论语”就在其中。 原来，西汉时期《论语》分《齐论》《古论》和《鲁论》三个版本，汉末魏晋时期《齐论语》失传。比起鲁论，齐论多出了《知道》和《问王》（实为《问玉》）两篇。后世只知晓篇名，而不知完整的内容是些什么。 2016年8月30日，据专家考证，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竹书《论语·知道》篇。专家称，《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如果完全释读出来，在整个学术界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齐论语》 齐论语，汉末魏晋时期作品。 《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当时有《齐论》c《鲁论》c《古论》三种传本，均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 终两汉之世，三种传本的《论语》都有流传，其情况何晏《论语集解序》所言最为详细，也比较可靠。他引用刘向的说法，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c《知道》，多于《鲁论》二篇”，《问王》篇实际即《问玉》篇也。汉景帝末年，又在孔子老宅发现了《古论语》，有二十一篇，编次与《鲁》c《齐》不同，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 考古发现 2017年1月，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首轮红外扫描后，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疑似失传约1800年的《齐论语》。 据央视新闻2017年1月12日报道，在主墓出土的众多竹简中，公布了两张竹简图片，这两张竹简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 竹简反面写有“智道”，正面写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 “智道”即为“知道”，当为此卷竹书的篇题。代“知”c“智”互通，此前公布的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上就将《论语》中“知者乐水”一句写为“智者乐水”。 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第二十二篇的篇题——“知道”。 文物专家将通过正式释读确定竹简内容。专家断定，“基本可以确信，海昏侯墓出土竹书《论语》确系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 2017年5月，《齐论语》竹简已完成扫描，下一步展开修复和加固等，进行第二轮扫描，为启动文字释读工作做准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左传》：一位学霸的课堂笔记？ 《左传》全称《左氏春秋》，后被东汉班固定名为《春秋左氏传》，十八万余字（《春秋》原书一万八千字，就是说《春秋》的每1个字《左传》都平均是用9个字来解释的，加上《春秋》原文共十八万字），相传作者是左丘明。但左丘明是谁，又没人说得清。《左传》以翔实的史料和极为生动的文笔弥补了《春秋》的留白，使《春秋》血肉丰满起来，使其微言大义得到充分阐发。可以说，没有《左传》，《春秋》是不完整的，其春秋笔法的魅力也没几个人能领略。 《左传》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c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称《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左传》除了阐释《春秋》思想之外，艺术成就也很高，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c小说c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唐刘知几评曰:“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春秋之际，战争频仍，《左传》对战争的记叙尤其令人称道，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为《左传》的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遥想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齐桓晋文争霸，楚庄王也要问鼎中原，礼崩乐坏，同时又在外交场合吟诗作乐，说古论今，也足见古人风致。 《三国演义》中，关羽喜欢读《春秋》是大家熟知的情节。殊不知，关羽真正喜欢读的却是《左传》。《三国志》裴松之注说“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但是，《左传》的作者是谁，始终是个谜。 有人根据考证分析，得出了《左传》并非鲁国史官，而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结论，言之凿凿，一时盛行。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温人（今河南温县），“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少孔子44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而性格孤傲。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被孔子寄予厚望。孔子卒后，子夏与仲弓c子游“首为商定”编辑《论语》，子夏及其门人在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子夏在《论语》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子夏在书中被提到的次数仅次于前期大弟子子路（47次）c子贡（44次），而在后期弟子中最多（23次）。在关于子夏的记述中，除了与孔子的问答之词外，单独或主要记述子夏言论的也有13章之多，其中许多章节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此外，他还替孔子传授《诗经》，是《诗经》这一科的课代表。总而言之，他是很有才很有个性的学霸一枚。 认为左丘明就是子夏的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证据： 首先是“左氏”的来源。春秋时，卫国有地名为“左邑”，又叫“左丘”以及“左氏”，子夏的弟子吴起就是“卫左氏中人”，据此，他们认为子夏很可能也是左氏或者左丘人。又，子夏晚年失明，司马迁写道“左丘失明，厥行国语”，《国语》也是左丘明所著，而子夏恰恰就是因晚年痛失爱子而失明。所以，左丘明就是子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失明，所以自称为左丘明。古人以地为名的情况非常多，譬如展禽，死后就被称为柳下惠。因此，子夏可能在死后被弟子们称为左丘明，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看到光明。 其次，《论语》上有这样的一段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翻译过来就是，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势，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如果了解子夏的个性则会发现，这恰恰说明左丘明就是子夏。《论语》原本就是弟子们在孔子死后若干年整理的孔子师徒的言论，因此，子夏被以左丘明的名字记载是有可能的。而这一段话，恰恰反映了子夏那种孤傲的性格，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再想想看，孔子如果与鲁国太史谈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大可能。还有，以鲁国的文化传统，鲁国太史应该以太史为姓，《三国演义》中的太史慈，就是鲁国太史的后人。 论者还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多个条件指向子夏： 要写出《左氏春秋》，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算来算去，也只有子夏一个人具备。 第一，此人手中要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左传》脱胎于《春秋》，其中运用最多的史料来自鲁国和晋国，孔子修《春秋》时，其史料主要来自鲁国，而作为孔子修《春秋》的第一助手，这些史料子夏是具备的。而晋国史料从哪里来？魏文侯以师礼待子夏，并邀请他到魏国讲学，魏国占有原晋国首都新绛和曲沃，因此拥有晋国史料。即便魏国不拥有这些史料，当时三晋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好，子夏要从韩国或者赵国借阅这些史料也是轻而易举。相反，如果是鲁国太史或者其他人，他如何能拿到晋国的史料？并且，晋国史料中有很多“限制级”的内容，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 第二，此人的《诗经》一定非常好，是《诗经》，而不是《诗》。因为孔子修订《诗经》，从3000多首中集萃了305首。《诗经》仅在少数孔子弟子中流传，外人无从得到。所以，如果不是孔子的弟子，不可能了解《诗经》。《左传》中大量运用《诗经》里的诗，都非常恰当，而内容又没有超出《诗经》。由此可以断定，作者不仅《诗经》娴熟，而且一定是孔门弟子。而子夏恰恰是孔子学生中《诗经》方面的第一高手，因为他也是孔子修《诗经》的头号助手，其理解力令孔子也大为赞叹。如果是鲁国太史，即便他精通《诗》，他也不能在《左传》中把《诗》的使用控制在《诗经》的范围之内。 第三，此人与孔子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不仅仅是一般弟子那么简单。《左传》中大量引用孔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语，证明作者曾经跟随孔子修《春秋》。如果是鲁国太史，他如何知道孔子怎样评价各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呢？ 第四，《左传》的才华四溢，显示作者的才华非常出众。事实上，子夏的才华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论语》中就曾这样记载，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第五，子夏的思想与孔子并不完全相同，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大义”，以周礼为准绳。子夏不同，他以切问而近思为原则，讲案例讲方法讲实用，更倾向于计谋和权术的应用，倾向于人性的本质，倾向于历史事件的理性总结。《左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子夏的思想贯穿全文。而子夏的徒子徒孙恰好是一群法家，李克c商鞅等人都是他的嫡系学生，田子方c段干木等人则是一时的大贤。譬如，《论语》中记载，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意思是，孔子认为晋文公狡猾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狡猾。在《左传》中，并没有这么写。可以说，《左传》从内容和倾向上来说，更符合子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 第六，《左传》中有大量关于孔子以及孔子弟子的记述，不仅大量记载子贡的事迹，甚至包括“樊迟作为勇士，和有若加入敢死队”这样的并不重要的事情。从《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恰恰子夏和他们关系不错，而如果是鲁国太史，他会记载孔子那些不知名的弟子吗？ 第七，《左传》迅速流传开来，说明作者是个大师级人物，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是当时最大的大师。当时的霸主魏文侯亲自拜他为师，再加上众多出色的弟子，因此作品被迅速流传开来顺理成章。而如果作者是鲁国太史，他的作品首先在流传上就有问题，因为他没有任何渠道。 第八，另外两本《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作者公羊高和谷梁赤都是子夏的学生，这两本书与《左传》一并被称为春秋三传。三本书中大量的内容相同，显示其来源一致，只是角度不同。 总之，根据分析，认为以上的种种证据和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子夏就是《左传》的作者，就是左丘明。笔者觉得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笔者猜想，孔子编完《春秋》，在课堂讲授时，不可能照着那电报体的原文来念，一定会加以阐发。子夏肯定认真听了，甚至做了详细的笔记，也以自己的才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当然他也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不完全同意老师的观点。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课堂笔记，写成《左传》。一位学者级名师加一位有才的学霸，《左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笔者就是不知道说《左传》作者是子夏的人为什么非要说子夏是魏国左丘人，子夏是晋国人，不是更有条件获得晋国的详细史料吗？但总起来说，我很赞同他们的分析。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说《史记》中有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根据记载子夏晚年丧子失明，那时孔子早就死了，而孔子生前便知左丘明，那么孔子似乎有预知子夏失明之神力，这可信吗？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c令色c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这个观点也很犀利，如果《论语》记录的这句话是孔子原装的话，一字未改，那《左传》的作者百分之百不是子夏。 总之，《左传》作者之谜扑朔迷离，他是不是孔子那位大弟子，有才的学霸子夏，还有待更多的证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易》：西周的兵棋推演、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治通鉴》或其它 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告诉我们，学懂易，不容易。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话很深刻。一闻就有“易”的味道。 正如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成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周易》为理论武器，成功推翻了商纣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帝国——西周。 《周易》是西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伏羲所演八卦在西周时期的最新发展，是西周当代的易经，故称周易。它是武王伐纣的战略研判c指导思想。李政道说过：“研究科学的人，要学‘三经’。这‘三经’就是《易经》c《墨经》c《山海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商朝末年，姬昌（后来的周文王）被商纣拘于羑里，放风的时候，他看到院里杂草丛生，他折了一把蓍草，把它的茎秆折成长短不一的小棍排列组合，或三长为一组，或六短为一组，或两短一长两短，或一长两短一长，长长短短变化错综摆了一地。在狱卒看来，他这只不过是闲来无事穷极无聊，以此来消磨时间的。实际上他是在用一种古老的方法进行商周之间的兵棋推演。这种古老的方法就是算卦。不要小看算卦，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创造了先天易(也叫先天八卦)，神农氏创造成了连山易(也叫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了归藏易(也叫归藏八卦)。在他们的同时和以前，还有谁创造成了什么易，我们不得而知。说起来，以上从伏羲到神农到轩辕，就是一种文化的承传。现在巫教c佛教c道教的教义中，甚至在民间，还遗存有先天易c连山易c归藏易c周易中的一些很神奇的秘传，但是也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人去搜集整理。易这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上日下月，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所以易就是阴阳，是对立统一。第二种解释，易是变化的意思。这两种意思还可以综合起来，即易是阴阳变化之学。姬昌用易也就是既对立统一又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穷极了西周完成灭商历史任务的种种利弊，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进行了极其缜密深入的分析，为最终灭商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灭商行动做到了心中有数。 我们可以一起来从周文王的角度看一看这些卦是怎么算的。西周代表阳，一种积极向上的朝气蓬勃的政治力量；商纣代表阴，一种落后腐朽行将就木的政治力量。核心是周文王和商纣。如果天时很好，画一道杠，地利很好，再画一道杠，人和也很好，又画一道杠，这当然没问题，飞龙（比喻君主）在天，可以遂行其志。如果天时很好，画一道杠，地利很好，画一道杠，人和不好，这道杠中断了，画两个小短杠，这种情况下应该谦逊，化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这是总体的方面，但客观实际又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所以又可以细分为六十四种不同的情况这样层层推演下去，姬昌越来越有信心。最后他一定在心中高喊：让商纣的宫殿颤抖吧，西周在伐纣灭商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其获得的将是整个天下! 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时机成熟，出现了飞龙在天的卦象时，武王伐纣的大军在姜子牙的指挥下排山倒海杀向朝歌，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牧野一战，奴隶临阵倒戈，商纣的王朝轰然倒塌。 易，是一种古老的哲学，但是它又是唯物主义辨证法的哲学，是关于变化发展的哲学，是一门斗争哲学。 一副太极八卦图，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宇宙的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的图示。大至整个宇宙，小到一个原子都是由矛盾对立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所谓物极必反，此消彼长，相生相克，生生不息。这构成转化条件的要素变化错综，有主要的条件，有次要的，主要的条件决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条件的种种情况就是六十四卦呈现的卦象。每一种卦象都代表一种行动的前提条件，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还是利弊各半的，在每一种前提下应该怎么办，使矛盾向着有利己方的方向转化，这些就是卦辞。这些东西很抽象，很玄奥，估计那位狱卒就是看晕了也看不懂。他所能看懂的就是这个坐牢的姬昌心情和气色越来越好。这肯定令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先来看看蓍草。 《本草纲目》卷十五《草部·蓍》:其生如蒿作丛，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茎，至多者五十茎。生便条直，所以异于众蒿也。秋后有花，出于枝端，红紫色，形如菊花;结实如艾实。则此类亦神物，故不可常有也。从“此类亦神物，故不可常有“句，可见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认为蓍草是种罕见的植物，列为药中上品，民间也传说蓍草可驱凶避邪，招祥纳福，盖尸防腐，医治沉疴杂疾等，世称祥瑞神草。据说，在占卜前喝蓍草茶则可以提高预知能力。在蓍草前呆上20分钟以后，只是闻到蓍草的芳香气味头脑就会变的异常的清醒，尤其鼻子会很快通气。 总而言之，蓍草从一种比较常见的野蒿被神化为能治病能通神的仙草了。但正如青蒿让屠呦呦获了诺贝尔奖一样，它让姬昌推演出了《周易》，可谓功莫大焉。 再来看看伏羲是怎样创造的八卦。 伏羲画八卦，主要是依据当时的自然景象。将宇宙永恒存在的哲理，通过简单的符号象征来表示。现代的景象，当然和伏羲氏那时候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读《易经》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当时的景象来体会。 伏羲氏首先怀疑“宇宙万象，为什么如此有秩序？”他观察昼夜四时，依序代换。白天之后是晚上c晚上之后又是白天：春c夏c秋c冬，也都依照次序在更替。到底是谁在管理，使得宇宙万物，这样有规律地变动着？他不停地思索，一直深入地追问，寻找管理宇宙的真象。有些民族，可能一下子使归之于“神”，认为神主宰一切，所以宇宙显得十分有规律。伏羲氏并没有这样想。他只是体会到：万物变动不居。宇宙万物无一物不在变动，大概有一种强大的动能，在驱使万物变动不息吧！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宗教，和伏羲氏这种态度，应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走宗教的途径，却能够一下子便走上自然法则的大道。那个时候并没有文字，他无法使用文字来记载这种“有一种巨大动能促使万物变动”的念头，只好用手在地面上，画出一个最简单的符号“—”，来代表他的想法。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很多哲人都是在这样的静思默察中灵光不断闪现，忽然间顿悟，豁然贯通，从而大彻大悟的。比如佛陀坐于菩提树下的苦思，比如马克思执着于弄清楚街头巷尾的平凡事物的根由。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就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最深入的思考中，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创造了八卦，了解了世界的根本。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载：“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之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以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其帝太昊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十一年崩”。司马贞的这段记载，主要以《帝王世纪》记载为依据，对伏羲的生平c功德和传说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成为目前研究伏羲事迹的主要文献。伏羲通过修身运用内求法证出身内的河图，从而天人合一感悟出无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宇宙的真理，从而演画出八卦，成为易道文化创始者。据文献记载，在中华民族流传的人文始祖中，燧人发明火，有巢发明居，神农发明农业c药物，惟有伏羲，他几乎集中上古时期所有的发明创造，立下了齐天功绩，后人因此称他为“始祖”c“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们对伏羲的赞词，意为伏羲功德无量，像日月那样光明无私，是道在人间的化身。 再来看看什么是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国道德根文化初始的基因文化，是八卦灵感的源起，是阴阳五行术数文化的发端。河图洛书诞生于伏羲天人合一深度状态的真知中。他是在运用修之身内求法，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后，通过体之于身获得此图案，然后绘画成可观性的图形进行保存，一直保存至周末而被毁。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贵德修身c天人合一的内求法，已经在社会上明显隐退，能够通过内求法获证至内境出现河图而与宇宙外河图相应的人，明显稀少下来。人们都开始外求于前人书画记录下来的河图进行探索研究。按照传统的说法，河图c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找到最原始的河图c洛书就等于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源头。直到周成王时代，记录下来的河图c洛书还在皇宫陈列着；经幽王之乱，西周的国宝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图c洛书从此也就不见踪影。 河图洛书，是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来自上古时代修身内求法而产生的图案，伏羲正是通过修之身而内求，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以后，观察到而诞生出这一图案，并且记录下来，并且由此而产生易理哲学而画出八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c八卦c周易c六甲c九星c风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们被广泛应用于中医c易经c风水c五行c子平八字c紫微斗数c择日等占卜学中。传云：“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时“河图c洛书”是指什么？尚无记载。 《周易·系辞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数五c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每一种卓越的思想，都有它拙劣的盗版，比如有唯物主义，也有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易经也不例外，江湖术士利用它来算命占卜，宣传迷信，招摇撞骗，抹黑了易经这门伟大的哲学。但是正如易经自己所说，凡事有利有弊，江湖术士们的这种抹黑恰恰让它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即位后不久就发布焚书令，规定包括《诗经》《尚书》在内的大批儒家经典和各国史书都要焚毁，只有医药c种树c卜筮的书不能烧。《周易》因为被划入卜筮一类，反而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周易》的又一个奇迹。 《周易》作为哲学，具有极强的概括性。钱玄同和郭沫若等学者认为，“—”代表男性生殖器，“一一”代表女性生殖器。虽然只是一种说法，但又让人深为信服。我们用太极图和我们的家族谱系相对照，会发现从老祖宗开始开枝散叶，与太极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夏娃是人类始祖的传说也可以用它来解释。 《周易》是君子行为的指南针。它把君子（君主）比喻为龙，指出在各种条件下君子应有的作为，或奋发有为（飞龙在天），或谨慎行事（见龙在田），或韬光隐晦（潜龙勿用c龙战于野），或警惕物极必反（亢龙有悔），或身处逆境保持斗志(否极泰来），充满着智慧的光芒，而其主基调又是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如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虽然它是为君主的行为提供指导和借鉴，功能类似于《资治通鉴》，但也可以作为每一个人的行动指南，每一个人读了都感到如春风拂面，如阳光泽被万物，进退有据，精神振奋，想要建功立业，不甘心碌碌无为。文王所演周易，令后代好学的孔子深深着迷，他手不释卷，每天翻阅抄写易经的竹简，穿竹简的牛皮绳居然被前后翻断三次。这是怎样的一种刻苦研读的精神？以孔子的博学和领悟能力，他肯定会知道易经里包含的极其深刻的道理。他反复探求，最终写下《易传》十篇（被称为易经的“十翼”），并将其定为儒家学派的必修课。笔者猜想，孔子之所以把它列为课本，正因为它比较正点，用舍行藏都是君子的视角，正能量满满，很对孔子口味。 《周易》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c军事家c商家的必修之术。有学者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形成，源于《易经》，他们的每个创始人在《易经》里面得到了只言片语，就可以创立一个学说，所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于《易经》。诸子之形成各有长短，但都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此说是颇有道理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孙子兵法》：兵法的“老子” 这是一位叫孙子的人写的兵法，却是所有兵法的老子（中国自古至今有兵法四千余种），被尊为兵法之首，兵法的鼻祖。孙子本人也被尊为“兵圣”。而且据说，他写《孙子兵法》时，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孙子名武。生卒不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从齐国流亡到吴国，辅助吴王经国治军，显名诸侯。令人遗憾的是，《史记》关于他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百个字。关于他的事迹也只是写了他吴宫教战一件事，虽然写得很精彩，但仍让读者感到十分不过瘾。他在战场上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有哪些辉煌的战例？《史记》都是一笔带过。而在同一篇章中，司马迁对孙膑和吴起其人其事的描写，可谓详实生动，栩栩如生，很有想象展开的空间。所以，孙武也只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单薄而抽象的身影。大约他除了吴宫教战这件事，最辉煌的还是写了《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或许，他的命运没有多么曲折，人格也没有那么多争议，可写的故事就少得可怜了。据说，忠臣伍子胥被夫差杀害后，他就明智地选择退隐江湖了。因为伍子胥是他的伯乐，他是伍子胥的军师。 《孙子兵法》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c法文c德文c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直到现在它还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必修教材，据说海湾战争时，前线的美官，人手一本《孙子兵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拿着课本上战场。亚马逊作为美国最知名的网上图书销售商，其畅销书排行榜可以算是美国图书文化流行的风向标。而就在这个榜单中，一部来自中国的《孙子兵法》却常年位居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可见无论是西方军界还是民间，都对《孙子兵法》倾注了相当的热情。 《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凡十三篇，每篇皆以“孙子曰”开头，按专题论说，有中心，有层次，逻辑严谨，语言简练，文风质朴，善用排比铺陈叙说，比喻生动具体，如写军队的行动：“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既贴切又形象，且音韵铿锵，气势不凡，故刘勰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想来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武而言如烹小鲜矣。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军事理论，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归纳出战争的原理原则，举凡战前之准备，策略之运用，作战之布署，敌情之研判等，无不详加说明，巨细靡遗，周严完备，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二千年多来一直被视为兵家之经典，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而孙子所主张的智c信c仁c勇c严则成为中人的“武德”。 《孙子兵法》之所以一面世即引起轰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本与原来的战争游戏规则大唱反调的书。他有一个旗帜鲜明而又极为著名的军事观点：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以诈立。提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奇兵。原来的战争则是很讲究仁与礼的，是很绅士风度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襄公争霸的故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联合卫c许c滕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即由郑撤回迎战。十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c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襄公又不允许，说：“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襄公自身亦受重伤。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而襄公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仁人义士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兵，不阻敌于险以取胜，不攻击未列阵的敌军等等，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次年五月，襄公伤重而死，宋的霸业也随之消失。宋襄公的行为虽然被天下人嘲笑为蠢猪式的争霸，但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战场上依然存在的古老规则，即所谓公平决斗式的战争。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邲之战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晋国人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们抽出车前横木，没走多远，马盘旋不能前进，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辕头上的横木，这样才逃了出去。晋军转过头来说：“我们可不像大国的人有多次逃跑的经验。”两国交兵的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居然还发生这样的对话，真令人忍俊不禁，这也太不严肃了。不过，人们当时也逐渐认识到了战争的性质，就在战场战争中，左丘明对战争的残忍还描绘了一个细节：晋军将领荀林父在军中击鼓宣布说：“先过河的有赏。”中军c下军互相争夺船只，争先恐后，先上船的人用刀砍断后来者攀着船舷的手指，船中砍断的指头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己方的士兵居然为了争夺奖赏砍自己人的手指！在大大小小的春秋无义战中，战争也在悄然起着变化，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战争你死我活的本质。春秋无义战是争霸的战争，无道义可言，但它却诞生了《孙子兵法》这样一个伟大作品。 孙子关于战争的高超智慧在于其辩证思维，即战争的前提是己方是正义的，在这个前提下运用奇谋诈术，甚至阴谋诡计，以此最大限度保护士兵生命，保持己方实力，保证取得胜利。所谓奇正相生。而且他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更令人信服，说明孙子不仅是战场上的将军，而且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 《孙子兵法》成书，确立了战场打仗的新规则。而吃透精神到灵活运用需要一个过程。三国时代是运用《孙子兵法》打仗精彩绝伦的时代。所以有了《三国演义》这部以无数精彩战例诠释《孙子兵法》的活的战争词典。zd就是拿着一本这样的词典打了无数胜仗。三国时的曹操曾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认为“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有人说曹操为人奸诈多疑，其实这应该是对他的误解。因为他能灵活运用《孙子兵法》打仗，而“兵不厌诈”正是《孙子兵法》的精髓。把用兵和做人扯在一起，这或许只是曹操那些战场败将们对他的抹黑吧？ 该书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为1972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墓竹书《孙子兵法》，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经汉简专家整理小组整理，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南宋孝宗c光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又有《武经七书》本《孙子》，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印。其注本以曹操注最早，《平津馆丛书》所收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有《魏武帝孙子》。此后注家颇多，如清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c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c夏振翼的《武经体注大全会解·孙子》，近人杨炳安的《孙子会笺》，今人吴九龙的《孙子校释》c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道德经》：众妙之门是贿赂？ 我们所知道的经典，有多少是被迫写下来的？据说庞涓曾胁迫孙膑写兵法，孙膑始终未写，脱离险境后才写。但道家经典《道德经》确实是被“胁迫”而产生的作品。换言之，这部讲述“众妙之门”的伟大哲学著作的创作居然是一种贿赂行为。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这个聃字是有讲究的。聃的意思是耳垂长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疑老子耳漫无轮，故世号曰聃。”说明老子的名字是有纪实色彩的，跟孔子名丘是一个路数。（孔子的头顶是个盆地形，或者叫环形山形，四周高，中间洼，那时候管这样的地形叫丘）老聃曾担任守藏史，也就是藏书室室长，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没学问的人是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的。担任这个职务的老聃“历览前贤国与家”c读书破万卷，为他厚积薄发，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老子最后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衰败得不像样子，自己的主张也没啥卵用，他决定出走了，就准备了一头青牛。青牛从此就成为他的标配坐骑。据说青牛乃是上古瑞兽“兕”，除了样貌像牛，其它跟牛没有一点关系。《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兕，状如牛，苍黑，独角。逢天下将盛，而现世出。这描述跟犀牛很像。否则就是人们根据《山海经》里的神兽臆造出来的。反正就是为了增加一点神话色彩。 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函谷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大散关。函谷关大概原来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又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唐朝的史学家司马贞索隐引汉刘向《列仙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守关的长官是尹喜，称关令尹喜。这一天他正站在城关上了望着，只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这就是紫气东来这个成语的由来）。关令尹喜是一个修养与学识极其高深的人。他一看到这种气象，心里一顿，这是有圣人来了！只有圣人来才会有这样的云气，今天一定有圣人要经过我的城关了（看来那时古人有望气的传统，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就是看到刘邦头上的气“成五彩”，认为“此天子气也”，于是反复建议项羽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不知是哪一位。不多一会儿，就见到一位仙风道骨的人，骑着一头青牛慢慢向关口行来。竟然是老子！关令尹喜知道他要远走高飞了，心想，那可不行！一定要让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留下他的智慧来。于是下关，装模作样盘查。大概守门把关的人都有这喜好，不从过路人身上撸点啥心里就不痛快。不过不同于别人，尹喜不那么物质。但他的勒索也循着那些俗吏的路子。他向老子做了个手势，捻了捻手指，说：“能不能给我写本书啊？”说罢，噗通跪地。演了一秒多钟，实在演不下去了。老子一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是要钱，没想到他居然忽然跪下了。赶紧下了青牛，扶起他，说：“干嘛这么客气呢？为啥要我写书呀？”尹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要别的，您有吗？”老子很囧，说：“这个真没有。”尹喜说：“送人千金不如送人一言。您是最有智慧的人，送我几句话吧。”说罢，恭恭敬敬递上笔墨和竹简。 老子当然是不太愿意的，他这么消极无为的人是很懒的。但是不答应关令尹喜，尹喜是不会放他过关的，他不给你通关文牒（护照签证）啊！答应他还有一个原因。《史记集解》有材料说，关令尹喜“善内学星宿”，所以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云气，看到一团紫气飘来便知是圣人来了。我们就是看到这团紫气也解读不出来嘛。据说关令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关令子》。老子也佩服这位“服精华，隐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这就为他著书了，能为知音著书不亦乐乎？ 那时老子沉思默想，将他的智慧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了简牍上，先写了上篇，又接着写了下篇，据说写了几天。写完了一数，共有五千来字，取名为《德道经》，上篇叫《德经》，下篇叫《道经》，又分成八十一章。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诞生了！据说，关令尹喜读到这样美妙的著作，深深地陶醉了，被吸引了。他对老子说：“读了您的著作啊，我再也不想当这个边境官了，我要跟您一起出走了。”老子莞尔一笑，同意了。没想到写完了书还赚了个随从。据说，关令尹喜真的跟着老子出走了，后来还有人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在西域流沙那儿呢，而且都活了好长好长的岁数！ 老子出关也成为道家出世主张的一个象征。 这部胁迫之下半推半就写成的奇书，不仅满足了其粉丝尹喜的愿望，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应该感谢尹喜这位函谷关令的临门一脚，他应该是史上最懂文化的关令，历史也幸而记下了他的名字。以老子和孔子这类大圣先哲的做派，他们一般是不愿意留下片语只言的，因为他们欲说还休，已经勘破，不屑于言。如果不用点手段让他们写出来，或者记录下来，才真是文化的巨大损失。 这部书现在叫《道德经》，被后人颠倒了顺序。它写尽了道家对道的痴迷和无尽追寻与描述。孔子博学，也只是入太庙，每事问，且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说他的思维还都限于具象思维。对于这玄之又玄的“道”不知他是否敢于问津。而老子一生问道，探寻宇宙本源和万事万物的共通规律，指导人们依据道来行事，是更为高超的智慧。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的低调，作为成就事业的不二法门，已经被无数事例验证。道家能成事，不为世俗所累，是一种真正的潇洒，与儒家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高亢而经常被现实撞得满头是包相比，孰优孰劣，几乎是一眼判然的。 老子后来被封为太上老君，时间是在唐朝，封他的人是唐高祖李渊。很有意思的是，我国古代两个最有名的强盛的王朝在开国阶段都推崇道家学说，信奉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其实就是与民休息，休养生息。西汉时期，老子思想对政治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于汉初惠帝c文帝c景帝三朝，直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文景之治”时期，统治者清静无为，结果国富民殷，太仓之粟，溢于仓外，府库之财，年久索断。因而才使武帝能够完成他的振古铄今的武功。可见，道家学说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缓和压迫和剥削的指导思想之一。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诸子百家都逐渐销声匿迹了，只有老子和他倡导的学派，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儒家。假若天下太平，儒家学说就兴盛；社会不太平，道家思想就流行。士人如果做了官，春风得意就讲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丢了官，身处逆境，就谈老子，以排解胸中的忧闷。至少从汉代以后，知识分子就左手捧着儒家经典，右手拿着老子学说，左右逢源。 有必要看一看老子及《道德经》在后人心中的位置： 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己就是如此。——林语堂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tu一）手可得。——尼采 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鲁迅 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胡适 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蒲克明 《老子》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约翰高 然而，遗憾的是，仙风道骨的老子书写超凡脱俗的《道德经》时却是面临着一种世俗的胁迫，可见世俗这一关才是最难过的一关。无独有偶，《西游记》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到西天见佛祖，第一次取回的真经居然是许多白纸装订成的空本子！于是回去质问佛祖，为什么搞假冒伪劣？佛祖的回答意味深长：佛经就这么给你们，佛家弟子岂不是都要饿死？所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取经人必须给些好处才行。佛祖都这么说了，唐僧就不得不把自己化斋的紫金钵盂给了看管经书的工作人员，这才取得真经。 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都要在世俗这一关低一下高贵的头颅，这里边的奥妙恐怕老子也是很懂的，正如佛祖把不交贿赂取假经作为81难之一一样，老子也把贿赂看做众妙之门中的一妙，所以他才毫不违和地写下自己的81章《道德经》。在这里，函谷关的大门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由俗而仙的路并非那样一帆风顺，过不了世俗这一关，是很难成为随心所欲的仙的。正如《红楼梦》所说，世间事都应了八个字“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只是世人对于此种安排的玄机是否能参透就不得而知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虽然经过了一点神化和渲染，把牛变成青牛，还要有一朵祥云笼罩，但情节也就如此，难掩老子的失意落拓。但不要小看这简单的经过。因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正源之一。 先说老子写的这部5000字的《道德经》。后世人一直钻研它，解读c注释c改造c翻译。最离奇的是南北朝时的南朝梁的梁元帝萧绎，在自己都城江陵被叛军攻陷之时，还召集文官武将讲课，讲的内容就是《老子》。 东汉末年，是老子的学说被改造成理论武器建立割据政权和发动农民起义的黄金时代。先是张鲁在汉中建立的割据政权，境内人人平等，吃饭免费，实行公费医疗，酷似人民公社。人人学习《道德经》，即《老子》，在学校里，老师讲授的是改造《老子》而成的《老子想尔注》。而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其理论武器也是经改造《老子》而成的一部书，即《太平经》。 到了唐朝，玄奘取经回国后，应唐太宗的要求，不仅将带回的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语，也将《老子》由汉语翻译成梵文，传入天竺。这应该是中国首次进行“文化输出”。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这年十二月，武则天上表提了“劝农桑，薄赋役”等十二条合理化建议，其中第八条是“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这些建议都被采纳。这是武则天在迈向女皇之位的一个小插曲，也体现了她对道家思想的重视。 老子西出函谷关去了哪里？因为没有确切记录，所以人们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最离奇的说法是老子去了印度，转世投胎成了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这种说法叫做“老子化胡说”。这里的“胡”是指中原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天竺。 老子被后世道教奉为祖师，道家思想和喜欢炼丹的神仙家的思想糅合在一起，成了道教。于是老子进入天宫，华丽转身成了炼丹的太上老君，他骑的青牛当然也“鸡犬升天”，位列仙籍，后来还到下界成精作怪给唐僧取经之旅添了点磨难。 所以，老子和《老子》才是中国文化的“众妙之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孟子》：朱元璋半部《孟子》治天下 听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你听说过半部《孟子》治天下吗？还真有其事。 被压迫的农民忍无可忍，起来反抗腐朽的君主统治，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封建统治阶级那里是零容忍的，是必须镇压和扑灭的。但《孟子》却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农民完全可以推翻君主暴政。这是公开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农民起义合理化合法化了。更令人称奇的是，这样的言论，居然被一位推翻了旧皇帝，自己坐上了新皇帝有的农民起义领袖看不顺眼，觉得太“革命”，打算将其从儒家经典中剔除，遭到反对后就删掉了这部书的一半。《孟子》是怎样的一部经典？那位皇帝又是谁？ 先看看《孟子》是怎么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c“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c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这是仁政得以贯彻的根本保证或曰制约机制。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c政治c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c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c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c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c“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c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c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孟子的这些主张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实践过，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曹操的唯才是举令，汉武帝的推恩令，唐太宗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论指导下开创贞观之治等。 总而言之，《孟子》归根到底，是更好地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是自成系统的，从“仁”到“仁政”，是对孔子“仁”的学说的进一步完善。他主张建立仁政的统治秩序，乱自下作，做盗跖，固然不行；乱自上作，做暴君，也不可以。很多开明的皇帝是很理解孟子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理论修养低的皇帝对孟子的片言只语感到不爽，要除之而后快。 这位皇帝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朝那些事儿近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个王朝确实很奇葩。下面我们就来八一八朱元璋与《孟子》的那些事儿。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也提倡孔孟之道，但是说实话，由于军政繁杂，对于《论语》c《孟子》这些经典，他并没有系统研读。如今天下已定，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眉头越皱越紧。终于，把书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那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在今天，还能让他活吗？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与老百姓和国家相比，国君最不重要，排第三，他还一直以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呢，卧槽，居然是小三！太失落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若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这是主张君主要行“王道”，推行“仁政”，而不要行“霸道”，即用暴力统治人民，推行“暴政”。这其实是孟子对孔子“君君臣臣”观点的进一步发扬和阐明。君主行王道是君主的义务，是应该做的。做不到的就应该被推翻。这不是应该正中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的下怀吗？这不是说他的起义是合理的吗？ 但这居然让朱元璋如坐针毡冷汗直流寝食难安大发雷霆，他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理由是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就是说，他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来一次“罢孟”，对儒家思想精加工，进行一番符合自己心意的“改造”。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此令一下，举朝眼镜掉了一地。这就跟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他们认为皇帝一定是昏了头，他跟孟子应该是知己才对呀。然而朱元璋则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谁来提反对意见，我就让宫殿侍卫拿弓箭将其射成刺猬。 大家立马静下来了，谁都知道刺猬不好当。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所谓“时穷节乃现”，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临行带着一口棺材——死谏标配。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果然就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万箭穿身。一声令下，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一边大喊“臣为亚圣死，死有余荣”，一边冒着箭雨楞往里闯。真应了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句话，朱元璋被震撼和感动了：纯爷们儿！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身中数箭，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钱唐舍命闯关，也让他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待遇是给他恢复了，可朱元璋还是觉得这本书有毒，不能听任《孟子》里的大量毒素流传下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朱元璋眼珠都转酸了，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罢孟不成，咱来个“删孟”（动不了孟子这个人，可以动《孟子》这本书！给《孟子》消毒，做个手术），把那些不顺眼的“反动文字”都删了不就一k了？说干就干，他指示手下大臣，嘁吃咔嚓一顿砍，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完了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于是，删节版的《孟子》诞生了。这样朱元璋才睡了几晚好觉。这就是朱皇帝版的半部《孟子》治天下。不过，可能天下考生要欢呼雀跃，减负了！少背半本《孟子》！ 那么，删节的85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民贵君轻”的主张，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这种删节虽有些可笑，但从帝王的心理出发，倒也可以理解。 可也有一些删节，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连同“五亩之宅”之类的话一起删掉了。这是我们现在高中课本里还在学的内容（见《孟子·滕文公上》）。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施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批评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c兽之走圹也。总体意思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还有与民同乐的内容：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些已经让大臣们瞠目结舌了，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 在删孟前，这位凤阳朱皇帝还做过一些臣下感到匪夷所思的事儿。最典型的就是“颂元”。 在推翻元朝驱除鞑虏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统治者的旧账。可朱元璋却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一头雾水一脸懵逼。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大臣们相视而嘻，不忍？在进军大都之时，他又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也一概予以尊礼，封很高的爵位，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无道，颂扬洪武皇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一幕幕，一出出，都让手下大臣感到百思不解，真是帝王心，海底针。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对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但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还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玩命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c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朱元璋还从个人感情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下，他父亲朱五四到处迁徙，终于落得饥饿而死，朱元璋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按理，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其实，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是一脉相承的，这两件事贯穿着同一个意图：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 朱元璋初登皇位，内心有点没底：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究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他认为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这人是个相当敏感的人，因为当过和尚，连秃c亮之类的词都觉得刺耳，不准说，成了他的讳。） 所以，朱元璋要大力提倡“天命论”，就是“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说白了，就是成王败寇。只要一个人打得了天下，那就证明他拥有天命，别管什么出身c什么手段。天下那么多富贵人c读书人c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当过和尚的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之助吗？可是这样一来，朱元璋就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合乎天命。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天下。真是一个谎言要用千万谎言来圆。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这些话不禁让大明朝的朝堂上眼镜掉了一地。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朱元璋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如果允许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他这前浪岂不要被拍在沙滩上？事实上，在新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四处镇压自己根据地内的农民起义了。 推翻旧王朝时，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这个弯可不太好转。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却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他是史上最大的圈地者，一句话，全天下都是他的了。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当然格格不入。 所以，朱元璋说，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玩笑，此乃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朱元璋认为，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但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几十年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更何况，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元朝，毕竟是吃过饱饭的：“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居然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c唐高祖c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充满愤怒，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而要从“实用”与否的角度考虑。他如此礼敬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礼敬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遇到了一点难题：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编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抹黑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其实他抹黑的是农民起义。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真是好口才！巧舌如簧啊!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c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c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乖乖，朱皇帝是个写论文的好手啊，有观点有史实啊！ 其实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忘恩负义，端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否则，枪打出头鸟！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他编的这一套，跟孟子的仁政系统处处抵牾，简直是势同水火。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纵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世间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要为他服务。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那就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朱元璋删孟或许还有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他亲眼见过自己的老对手张士诚吃过《孟子》这部书的亏。这张士诚也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他到处招贤纳士，附庸风雅，有的儒生利用他目不识丁，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侮辱。张士诚其实原名张九四，起兵后，自感名字拿不出手，儒生建议他改名士诚，他自以为很好，其实这话本出自《孟子》：“士，诚小人也。”眼见得自己的对手被《孟子》完美地虐了一回（其实是吃了不读书没文化的亏）的朱元璋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对《孟子》很是忌惮，生怕自己哪一天也着了它的道，伤了自己的尊严和体面。所以把《孟子》看成一个坑，及至后来研读之后发现《孟子》思想那样“革命”就更动了铲除的心。 言而总之，无论是颂元还是删孟，其实都是与他当上皇帝后的起义恐惧症有关。这跟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思路，也是曹操名言的生动注脚：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样卑鄙阴暗的心理岂可与孟轲的浩然之气相提并论？ 令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这本《孟子节文》，并没有长久流传下去，甚至到他的儿孙接班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后来，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刘继兴考证，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这本书，那自然是珍本孤本，鲜有人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任何倒行逆施，都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哪怕你是权倾天下的皇帝，也只能落得“徒增后人笑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荀子》：古书界的淡定哥 在古代，某一部书现世后如果出现了洛阳纸贵c“注家蜂起”的现象，那一定意味着这是一部好书，一部经典，这部书要红，要火。而一部书若是出现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轰动效应，冷冷清清，无人问津，门前安冷落鞍马稀，评论家故意绕着走，那这部书就挺惨。然而最惨的，不是它的惨遭下架，销声匿迹，从此湮没无闻，而是它一直在人们的视野中，却被敬而远之，人们既不消灭，也不评论，就这么让它尴尬着。《荀子》就是一部这样的书，它的经历与其它儒家经典的遭遇又有不同。这倒是什么仇什么恨呢？这部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它能否迎来自己的翻身之日呢？ 《荀子》的作者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荀子，名况，是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圣人，被称为“后圣”。应该说，从《论语》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家学派的学说已经从理想照进现实，具备了极强的可操作性，成为后世封建统治的完备的指导思想。这或许是孔孟两位圣人多次碰壁换来的血的教训和宝贵经验结成的硕果，荀子功莫大焉，应该享尽荣耀。但是恰恰相反，两千年来，人们对这位“后圣”毫无尊敬可言，甚至于群起而攻之，且代不乏人。至于他的著作《荀子》，注家都以为它作注为耻。两千年来，历朝历代祭祀孔孟，被尊为圣人亚圣，对后圣却讳莫如深。但有趣的是，后世各朝各代的施政思路都是依照《荀子》为它们划定的路线：儒法并用，外儒内法。 与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相反的是，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喊出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甚至他自己称王后也早把这句话抛之脑后，但他这句话却永远响彻历史的天空，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的，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阶级压迫的本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谁也不甘心永远居于社会下层，人都想往高处走。所以，孔孟的学说虽然主张仁，主张仁政，但也掩盖不了其阶级压迫的本质，也注定会遭到反抗，因此不可能变为现实。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必须靠暴力机器，这是不可或缺的。而到了荀子这里，这一点总算补全了。他从人性本恶的性恶论出发，主张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教育）改变其恶，最后达到“途之人可以为禹”的结果。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荀子系统地阐述了礼的概念，高度评价了礼的作用。他把礼看成是“人道之极”c“道德之极”，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礼，就不能治理，“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礼对于国家就好象是衡量轻重所用的秤陀，木工划线取直所用的绳墨，划方划画所用的圆规和矩尺。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c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c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成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c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c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c未爆杂用的先河。 按说，这种学说是很符合实际的，大家看了都会点头，觉得非常有道理，荀子不至于因此遭受怨尤。关键是他的两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韩非和李斯。这两个学生都是聪明颖悟的学霸，在听荀子讲课时领会力极强，能独立思考。荀子讲的“性恶论”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深以为然。但深以为然之后，他们就开始抛弃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对荀子的学说做了片面的发挥，认为对付人性本恶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法治。靠法律，靠刑法。其实他们本就是法家信徒，荀子的性恶论只是给了他们完成自己理论架构的最后一块空心砖。说起来，荀子跟法家就是有缘。他曾经到过秦国，对秦国的治理很是激赏，认为秦国是“治之至也”。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记载看，孔子和孟子虽然周游列国，但从来都没到过秦国。有了荀老师的这样一点赞，他的两位门徒也先后来到了秦国。先是李斯，做了宰相。后来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这两位学生虽然有名，却又为“人性本恶”做了最生动的注脚。《史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有了这样两个臭名昭著的学生（李斯的卑鄙和韩非子的法家主张使他们名声都很差）和被他点赞的秦这个臭名昭著的王朝，人们恨屋及乌，荀子的声誉自然大受影响。加之性恶论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确实有点裸，让人不愿意提起和承认（《三字经》里不是依然在说“人之初，性本善”吗？）所以，荀子的不受待见是可以想见的。其实荀子的性恶论是把人的自然与社会性的“恶”混为一谈，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真理都是裸的，但是裸的并不都是真理。于是乎，《荀子》这部书也就有了一千年无人注解的悲惨命运。它被打入冷宫，雪藏了。 荀子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星坠日食，刮风下雨，春生夏长，是自然界的变化，自然界的变化又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力能够征服自然，应该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展示了人类的豪情壮志，一直作为正能量鼓舞着人们。荀子说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真话，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比如，对于人们的求雨行为，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求不求都会下雨，下雨不下雨跟求雨的行为没有半毛钱关系。这话很真，但在他所处的时代难免自上而下得罪很多人。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c“化性起伪”的道德观c“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总而言之，荀子的性恶论使他被牢牢记住，但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中国人遭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残酷对待——秦的暴政。后来的王朝虽然都是按照荀子划定的路线来治理国家，却又不约而同地羞于承认——毕竟，荀子把话说得太直白了。 《荀子》这部经典光景惨淡，但也不是零注评。到了唐代，《荀子》已经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子，成了断简残编，这时候有一个杨倞，他把失散的内容收集起来，又为它调整了内容次序，然后为它做了详细的注解。杨倞的行为空前绝后，这个人值得学界永远记住。此后又一千年，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是金子总会发光。《荀子》散发着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光辉，闪耀着思想者的光芒，读之者皆获益良多，是一部很好的书，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时隔两千年，《荀子》终于迎来了咸鱼翻身的时刻。 正所谓：人定胜天。《荀子》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古书界的淡定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庄子》：一部嘴炮经典 印象中，庄子的隐士生活显得很热闹，因为他是一个衣衫褴褛，狂放不羁，潇洒自在，并且喜欢跟人打嘴炮的隐士。生活中很多人会打嘴炮，但他们的嘴炮水平太低，而庄子的嘴炮堪称个个经典，是《庄子》这部道家著作中最精彩的篇章。庄子的嘴炮，打出了非凡的境界，聚集了最多的围观。他的每一个嘴炮都让后世思考了几千年仍然觉得有味道。 打嘴炮需要有对手，庄子打嘴炮最佳对手是惠子（惠施）。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友谊叫做嘴炮之交，那一定是在说庄子和惠子。惠施喜欢功名利禄，比庄子庸俗得多，但庄子从不跟他计较这些，反而因为他曾经跟自己打过嘴炮把他当做自己的最好的朋友，直至惠子死后，他还一直对他怀念不已。《庄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郢地有个人让白垩泥涂抹了他自己的鼻尖，像蚊蝇的翅膀那样大小，让匠石用斧子砍削掉这一小白点。匠石挥动斧子呼呼作响，漫不经心地砍削白点，鼻尖上的白泥完全除去而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郢地的人站在那里也若无其事不失常态。宋元君知道了这件事，召见匠石说：‘你为我也这么试试’。匠石说：“我确实曾经能够砍削掉鼻尖上的小白点。虽然如此，我可以搭配的伙伴已经死去很久了。”自从惠子离开了人世，我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了！我没有可以与之论辩的人了！”这则故事产生了一个郢人的典故，郢人的意思不是知己，而是最佳搭档，或者叫最佳配角。还有一个成语――运斤如风――也是出自这则故事。庄子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惠子就是他的郢人。 庄子自然是《庄子》这部书中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惠子这个配角跟他嘴炮不断，他的思想见解主张就无法发表出来为人们所知。即便为人们所知，也肯定会减色不少。所以惠子参与互动使庄子不至于演独角戏，虽然庄子是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姿态处世的。老子没有函谷关令尹喜的一拦，无法写出《道德经》，孔子没有众弟子的烘云托月，不会有《论语》传世，庄子没有惠子，《庄子》这部书肯定少了很多看点。我们来看几则庄子和惠子的精彩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请从我们最初的话题说起。你说‘你哪儿知道鱼快乐’的话，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而在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惠子是很有水平的，他替我们提出了所有的问题，然而庄子在这种情况下又出人意料地翻出新境界，令人感到余味无穷，妙趣横生。这次辩论叫濠梁之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成为我们赏鱼时最经常想到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就会想起这场著名的嘴炮。 庄子跟惠子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游玩，所以才有了濠梁之辩。所以，惠子会经常出现在庄子的生活里。这不，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作为好友，前来吊唁和安慰，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表示吊唁，庄子却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惠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不伤心哭泣也就算了，又敲着瓦缶唱起歌来，不也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对哩。这个人她初死之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没有惠子，我们也就无从了解庄子这种“齐彭殇，一生死”的观点了。惠子作为俗人的杰出代表，替我们提出了所有的问题。其实，惠子也是很渊博的一个人，《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那个时候家有五车藏书，都称得上藏书家了。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行为，引出了庄子更精彩的见解。来看下一则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往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子恐慌起来，在都城内搜寻庄子，整整三天三夜。 庄子前往看望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雏，你知道吗？鹓雏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会停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会饮用。正在这时一只鹞鹰寻觅到一只腐烂了的老鼠，鹓雏刚巧从空中飞过，鹞鹰抬头看着鹓，发出一声怒气：‘吓’！如今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怒叱我吗？ 这个故事对惠子的庸俗c嫉妒c狭隘做了淋漓尽致的讽刺，也充分表达了庄子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与不屑。庄子和惠子就像一对说相声的，一逗一捧，回合丰富，相得益彰，笑果相当不错。 有一次，惠施告诉庄子说：“梁惠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将它种上，成熟之后，里面的种子就有五六百斤；可是假如用它盛水，它的坚固程度不足以使它被举起来；假如剖开作水瓢，那么实在太大而没有什么可盛。这葫芦并非不是很大，但我因为它没用处，而将它砸破了。”庄子说：“您实在是不善于利用大东西啊。曾有宋国人善于配制防止手部皮肤开裂的药，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谋生。有个外地客听说之后，请求用一百个‘金’购买它的配方。这宋人聚集一族之人商量说：‘我们世世代代漂洗丝絮，不过才挣几个金，如今一下子把技术卖给他就能得到一百个金，请允许我将药方给他。’外地客得到之后，带着药方去告诉吴王。越国有战事，吴王命他做将领，此时正是冬天，外地客率军与越人水战，大败越军。吴王就划了块土地给他，并封为邑君。能使手不被冻裂，效果是一样的，但有人用它封官，有人却仍然不能摆脱漂洗丝絮的劳累，那么就是因为使用的地方不一样啊。如今您有能装五六百斤的大葫芦，为什么不考虑用它作为形似大酒杯的器具，而借以浮游于江湖之上呢？您却为它阔大没东西可盛而发愁？那么您的心就像被蓬草塞住了。” 又有一次，惠施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为樗(臭椿)，它的大树根凹凸疙瘩而无法划线取直，它的小枝杈弯弯曲曲而无法用圆规角尺测量，它树立在路边，木匠看都不看。如今您的话夸张而无用，众人都会弃之不取。”庄子说：“您难道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低下身子而趴伏于地，以此守候路过的小动物；忽东忽西地跳跃，不管是高还是低，一旦触动机关，就会死在网罗之中。而那种牦牛，大得像天边的云彩，它可以算是很大的了，但却不能捉老鼠。如今您有大树，却担心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那什么都没有的地方c那广阔无边的原野呢？在它旁边徘徊，无所用心；在它下面睡觉躺卧，逍遥自在。在它下面可以说乘凉。它不会夭折于斧子，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它。没有用得着它的地方，哪里还会有什么困苦呢！”惠子的铺垫，显出了庄子的超脱与深刻。 当然，没有了惠子，庄子的嘴炮也是要打的，水平也不低，只不过不像惠子这个捧哏的这么有趣就是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宋国有个叫做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他前往秦国的时候，得到宋王赠与的数辆车子；秦王十分高兴，又加赐车辆一百乘。曹商回到宋国，见了庄子说：“身居偏僻狭窄的里巷，贫困到自己的编织麻鞋，脖颈干瘪面色饥黄，这是我不如别人的地方；一旦有机会使大国的国君省悟而随从的车辆达到百乘之多，这又是我超过他人之处。”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属下的医生，破出脓疮溃散疖子的人可获得车辆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可获得车辆五乘，凡是疗治的部位越是低下，所能获得的车辆就越多。你难道给秦王舔过痔疮吗，怎么获奖的车辆如此之多呢？你走开吧！” 看，这次是曹商躺枪。还有躺枪的： 庄子在濮水河边钓鱼。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寻找他。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濮水的转弯处找到了他。 庄子坐在濮水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向前去，对庄子说：“我们国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派我们来请您。”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两位使者忙点头说：“是的，是的。” 庄子又说：“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还用说吗！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突然，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使者这才明白庄子的意思，又劝庄子，说：“楚王送你千金，许以为相，您还是赴任为好。”庄子说：“千金是重利，相国是尊位，但你们没见到用作祭祀的牺牛吗！把它喂养长大，然后披上绣花的披衣送入太庙，宰杀后作祭祀品，这时它就是想作一个孤单的小猪也办不到。你们去吧，不要污辱我，我不会为国事所羁，我决心终身不仕，以快我的志向啊！”两使者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了。 这次躺枪的是两位使者，不过他们也没白来，得了这么精彩的神回复也可以回去圆满复命了。 即便没有人跟庄子打嘴炮，庄子也有办法，他可以和自己打嘴炮，请看庄周梦蝶的故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然，十分轻松惬意。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一会儿醒来，对自己还是庄周十分惊奇疑惑。认真想一想，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 一番奇妙的自言自语，成了千古一问。庄子还会虚构别人打嘴炮：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做车轮。轮扁放下锥凿，上堂去问桓公说：“请教大人；大人所读的是什么人的言论？”桓公说：“圣人的言论。”轮扁说：“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大人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糟粕罢了！”桓公说：“寡人读书，做轮子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议论！说得出理由就算了，说不出理由就处你死罪。”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来看。做轮子，下手慢了就会松动而不牢固，下手快了就会紧涩而嵌不进。要不慢不快，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有口也说不出，但是这中间是有奥妙技术的。我不能传授给我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七十岁了还在做轮子。古人与他们不可传授的心得都已经消失了，那么君上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齐桓公听了，认为有理，不但不处死，还表彰了他。 其实，在《庄子》里躺枪的，还有很多当时的名人，如孔子c魏惠王等。此不赘述。即使不会说话的，甚至没有生命的，庄子也可以让他们吵一架。 在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一天，青蛙在井边碰见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 青蛙对海鳖夸口说：“你看，我住在这里多么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就在井栏边上跳跃。累了，就到井壁石洞里休息。有时把身子舒服地泡在水里，有时愉快地在稀泥中散步。先生为什么不到井中观赏游玩呢？” 海鳖听了青蛙的一番话，就想进入井中去看看。可是，它的左脚还没有完全伸进去，右脚就被木栏绊住了。它只好后退几步，把大海的情景告诉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古时候，十年里就有九年闹水灾，海水并不因此而增多；八年里就有七年闹旱灾，海水并不因此而减少。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才真正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鳖的话无地自容。 这是青蛙和海鳖。 秋天里山洪按照时令汹涌而至，众多大川的水流汇入黄河，河面宽阔波涛汹涌，两岸和水中沙洲之间连牛马都不能分辨。于是河神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聚集在自己这里。河神顺着水流向东而去，来到北海边，面朝东边一望，看不见大海的尽头。于是河神方才改变先前洋洋自得的面孔，面对着海神仰首慨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法，‘听到了上百条道理，便认为天下再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的，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了。而且我还曾听说过孔丘懂得的东西太少c伯夷的高义不值得看重的话语，开始我不敢相信；如今我亲眼看到了你是这样的浩淼博大c无边无际，我要不是因为来到你的门前，真可就危险了，我必定会永远受到修养极高的人的耻笑。” 这是河伯和北海神若。 总之，《庄子》这部奇书里，经典的嘴炮实在太多，看这样的嘴炮，实在过瘾。鲁迅说：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金圣叹评六才子书，把《庄子》列为第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墨子》：咱的祖先不偏科 我们的祖先似乎都很偏科，是文科生，数理化不是强项。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从来没有数理化，我们的民族似乎缺乏理科的天赋，天生不是搞理科的料。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如果你读过《墨子》这部书，并了解它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你一定会改变这种看法。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把学问分为显学和玄学。显学强调存在就是现实，是入世之学。关注现实，干预现实，根于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提供治理管理的意见与建议，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儒墨并为显学。儒是儒家，墨是墨家。玄学则是相反的，是出世的遁世的学问，研究幽深玄远的内容，是隐士们的学问，一般认为属于哲学。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周易》在我国古代被称为“三玄”。我们都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知道自汉尤其是汉武帝以后，诸子百家构成的意识形态的丛林都被伐去，儒家思想一支独大，那么我们不禁追问，与儒家并为显学的墨家学派到底去哪了能够与儒家并列，墨家学派应该是很厉害的，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创立者墨子 墨子（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名翟（di），华夏族。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c教育家c科学家c军事家。墨子的先祖是宋人。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c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关于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后由其弟子收集其语录，完成《墨子》一书传世。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c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c物理学c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c相夫氏之墨c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庄子·天下》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相里勤的弟子c邓陵子的弟子苦获c己齿都传习《墨子》，但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这是因为他们分属墨家的两个派别。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c中c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 《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起言行的辑录。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c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c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墨鱼不分家 墨子是哪里人？有两个说法。 一说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载墨子事迹曰：“盖墨翟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篇二十四字的传记颇为简略，只说他是宋大夫。后世学者据此推测他是宋国人，出生地也当在宋国。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河南商丘的黛眉山有墨子故里遗址，黛眉山也是商汤的娘娘范小娥隐居之地。 一说鲁国人。晚清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并附作《墨子传略》，始提出墨子为鲁人。主要根据是，《贵义》“墨子自鲁即齐”c《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c《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等语，证明墨子为鲁国人。近年来，张知寒连续发表《墨子原为滕州人》c《墨子里籍新探》等数篇论文，进一步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滥邑”（在今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故可以说墨子是鲁国人。其主要理由有：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之后，史载滕州东南有目夷亭；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的科技成就正是从工匠的实践中总结而成；墨子的生活习俗，从所穿的衣服鞋履来看，都是邾娄族所制。此外，滕州境内尚有与目夷相关的文物古迹，目夷c墨翟应是同音之转影响。哲学家冯友兰也说，墨子跟孔子一样，也是鲁国人。果真如此，你就会说：“厉害了，我的鲁国。” 墨子的先祖是宋国的贵族。史学家顾颉刚《禅让说起源于墨家考》说：“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氏上，可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贵族。”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说：“墨子实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 公子目夷，又名墨夷须，字子鱼，他是宋襄公的哥哥的长子，为宋国的左师。目夷死后，其子公孙友继为左师。公孙友卒后，其孙鱼石为左师，鱼府为少宰。宋共公卒时（公元前576年），宋国公族内讧，鱼石c鱼府失败，退居彭城。四年后，宋国围攻彭城，鱼石c鱼府向晋国求援。晋国出兵，把鱼石c鱼府接到晋国，安置在瓠丘。这就是著名的墨（鱼）氏迁晋事件。 墨子就是鄙人 当墨子出生时，墨氏早已沦为平民，故墨子一生都称自己为“北方之鄙人”。鄙人，就是小人c平民c草根的意思。这一点跟孔子很相似，孔子也常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墨子就是“巨子”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巨子这个词最早指的就是墨子。 诸葛亮是墨者 墨子被人称为“布衣之士”，所以后人据此推测，诸葛亮就是信奉墨家学说的“墨者”，因为他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当然根据不只是这两个字。诸葛亮和墨子的相同点太多。“臣本布衣”下一句是“躬耕于南阳”，而墨子也曾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另外，二人都是军事家。墨子擅长防守城池，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墨子很可能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鲁班）相比。而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还有，就是诸葛亮也信鬼，墨家就是信奉鬼神的。 墨者纪律比钢还强 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矩子“有孟胜c田襄子c腹等。由“矩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矩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真是“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墨家是春秋战国的“侠客行” 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矩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矩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墨家消失之谜 墨家忽然在中国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个池塘里的水一夜干涸。这是为什么呢 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矩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c法c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也有人推测墨家学派东渡去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很有墨者的神韵，比如都有忠君思想，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子·尚同上》篇说：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同而下不比”是墨子的名言，意思是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随下面的人。多么像绝对效忠天皇的武士道！但也有点纳粹的味道。 墨儒水火不容 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厘，他的字为慎子。有趣的是，禽滑厘也曾是儒门弟子，学于子夏，自转投墨子后，便一直潜心墨学。《史记》载：“子夏居西河田子方c段干木c吴起c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1)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2)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3)儒者“盛为音乐以淫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4)儒者相信宿命，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总而言之，神马玩意儿！ 背叛师门，另立一宗，还狂怼儒道，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孟子骂墨子为“禽兽”。同时被骂禽兽的还有杨子，即杨朱。孟子之所以骂杨朱禽兽，是因为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也许杨朱过于自私了，该骂。那么为何骂墨子禽兽呢？墨子主张兼爱，这在孟子看来，“是无父也”！孟子认为儒家所谓的“仁”首先就是“亲亲”。何谓也？“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如父母兄弟等。而墨子所谓的兼爱与“亲亲”是冲突的。于是孟子认为，墨子“兼爱”就是爱他人，而不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是无父也”！所以就是“禽兽”了。这就为儒家出了一口胸中恶气。 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墨家对儒家在这方面的自相矛盾，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墨子·公孟》篇里所记的公孟子是个儒家人士。他说：“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但是，墨家是信奉鬼神的，却又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献大量祭牲的繁文缛节。 冯友兰称墨子为：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杰出的宇宙论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墨子评传》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c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伟大的数学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像，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c十位c百位c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c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堪比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c光学c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止”则是物体经一定时间后运动状态的结束。墨子虽没有明确指出运动状态的结束是因为存在着阻力的缘故，但他已意识到在外力消失后，物体的运动状态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x力臂(“标”)一重x重臂(“本”)。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c重心c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c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c凹面镜c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c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白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古代风筝创始人 墨子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风筝），成为我国古代风筝的创始人。 先秦最厉害的哲学家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c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c承受之后，加以思索c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c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c“接”c“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c耳c鼻c舌c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c整理c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墨子解说》，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c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c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该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c“辞”(判断)c“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c直言c选言c演绎c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c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c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与孙子互补的杰出军事家 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c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c战术c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极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墨子的这些理论建树充分证明了一个真理：实践出真知。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墨守”：自卫反击战的代名词 刘德华主演过一部电影叫《墨攻》。其实，在墨家军事思想的典型特点是“墨守”。《墨子》军事思想与其他人不同，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也就是正义的，处于守势的，见招拆招c遇势破势的城市防御战。其主要内容有二： 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c商汤伐桀c武王伐纣，是上墨子中（符合）天之利c中中鬼之利c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1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2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c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3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奴仆），妇人以为舂酋（舂米和酿酒的女仆）。” 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c城防c军备c外交c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c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c县邑c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c水攻法c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c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人赞誉过东汉的张衡，说他是“难得的全面发展之才”，说这话的人似乎不知道我国古代有墨子这个人。跟墨子比起来，张衡的成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们设想，如果统治者都能明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他们选择了墨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中国历史的面貌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什么样子？是日本的样子么？很有可能。世界史很有可能会被改写。如此发达的理科思维如果一直延续为传统，如果科举考试一直考数理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很有可能发生在中国而非西方。诺贝尔奖很可能会是“墨翟奖”。人类很可能已经移民外星球。当然，中国也很可能跟西方国家一样，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选择了秦皇汉武，秦皇汉武选择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取舍好比一个高中生在文理分科时选择了文科，直接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总体流向。这种取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每每想起，总是令人禁不住痛彻心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韩非子》：照进现实的那道强光 春秋战国乱悠悠，民族发展处于多条岔路口。诸子为之消得人憔悴，著书立说无数，奔走呼号，或力图恢复旧秩序，或主张开创新纪元，或支持称霸打仗，或主张变法自强，或主张统治者熄灭欲火，或疾呼兼爱非攻，各种救世方案，闹闹嚷嚷，乱乱哄哄，如天上星辰，虽有光芒，却难以照彻尘寰。渊面黑暗的现实需要一道猛烈的大光。过了几百年，儒家屡屡碰壁，道家玄之又玄，墨家烜赫一时，兵家火上浇油，声音都已经低下去，再低下去，诸侯国的数量在迅速减少，大一统的足音从函谷关外已渐行渐近。思想界的各种争论似乎也在趋同c折中，走向统一。只不过不知道这统一思想界的历史任务将落于谁肩。 风雨飘摇的韩国，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国家日夜忧戚，想做补天之石，却屡感撼动本国黑暗的铁屋子的无力。他呐喊，彷徨，孤独，苦闷，竹书上写下十余万言强国良策，韩国小朝廷依然如死水一潭，毫无反应。直到一声惊雷传来，秦王政要对韩用兵！而造衅之端居然是要得到韩国的这个贵族——韩非子。 韩非子何许人也？他是韩国王室的诸公子之一。就是说他不是太子，但也是韩王的儿子。他在众多公子中普通得像一株草，而且说话口吃。他曾经似乎很关心国家。但韩王没耐心听他结巴，两句话就把他打发了，后来这个韩非又来过很多次，韩王对他写的谏书都是随手一扔。后来这个韩非就不再来了，据说是关在屋里写书呢。可是现在秦王居然为了得到他不惜重兵犯境！怎么办？怎么办？既然秦王想得到他，那就赶紧把这个韩非送去吧。怎么送呢捆起来送？据说，秦王很重视他，他要在秦王面前说韩国一句坏话，秦王还是会用兵的，所以，这肯定不行。包装起来送那其它诸侯国怎么看？韩国的国格何在？韩王君臣合计来合计去，最终想到一个好主意。韩非不是爱国吗？面临国家危难他应该挺身而出，那就派他出使秦国化解危局吧。何况此事是因他而起。 计议已定，韩王把韩非叫来，跟他一说，韩非应允。韩王又特地嘱咐，到了秦国一定让秦王高兴，不要急着回来。只要秦王高兴，多住个一年半载也没关系。韩非表示同意。于是，韩非奉命西入秦国。韩王得一夕安枕，压城的黑云暂时退去。秦王则倒屐迎客，把韩非子待若上宾。 那么到底是什么令秦王对这样一个韩非如此重视呢？原来，韩非子虽然笨嘴拙舌，口吃结巴，但笔杆子却相当的了得，堪称大手笔。他只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若论著书立说，那真可以说是万中无一罕逢敌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本国对他不屑一顾，外人却视若珍宝。《史记》载:秦王见《孤愤》c《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跟后来刘皇叔想见诸葛亮是一个心情，跟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而仰慕下蛋的老母鸡也是一个心理。总之，秦王政如愿见到了韩非子，一番仰慕之情表达过后，韩非子语出惊人。这个惊人是反差之惊人。具有那样一个洋洋洒洒汪洋恣肆的文笔的人说起话来居然这么卡！我们不知道这次见面秦王政给韩非子打几分，但根据后来的最终结果，我们推想分数不会太高。况且韩非子和他的韩王不会玩欲擒故纵，人家一要，他们就给，来得太容易会导致不珍惜。 总之，这是个敏于事而笨于言的人，有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和惊人的才华，他与时俱进，在自己的文章中吸取诸子百家精华，摒弃不合理成分，融众家于一炉，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这些文章被后人收集起来，命名为《韩非子》。 学习经历 说起来，韩非子也算是跟秦国有缘。他曾听自己的老师说秦国的管理堪称模范，是“治之至也”。他的老师就是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圣人——荀子。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说实在的，那时候，他和自己的同桌李斯因此向往秦国。但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更爱自己的祖国。他对秦国的羡慕成为他振兴韩国的思想动力。然而，他在韩国怀才不遇，像一匹才美不外现的千里马，最终还是来到了秦国。这时，他的同桌李斯已经被秦王政重用多时了。这也算是殊途同归吧。李斯早就知道韩非的才学在自己之上。他对自己的嫉妒心毫不设防，按照他的想法，人性本恶，嫉妒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没什么错。他对韩非的提防跟惠施对庄子的提防如出一辙，但结果又大相径庭。韩非子不擅长跟人打嘴炮，他嘴太笨。他来秦国是不得已，对于秦的功名利禄他也不屑，他本来地位就很高。但他却没有表达给李斯，李斯那里就嫉妒成灾了。本来还是他跟秦王政说：那文章是韩非写的。说完后他马上就后悔了。 大祸临头 也是巧了。后来秦王政问韩非子先攻赵还是先攻韩。韩非子建议：先攻赵，缓攻韩。对此，李斯和姚贾向秦王进言，说韩非毕竟是韩国的贵族，王室公子，是不可以信任的。于是，秦王政将韩非囚禁。这个事件说法很多，有说李斯的嫉妒和姚贾的报复，有说韩非就是跟韩王一起“谋弱秦”的，因为前边他们还派水工郑国说服秦王开凿水渠，以此来分散秦国精力，后来阴谋败露，秦的实力反而因郑国渠增强了。这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先例，说它彻底，是因为它暴露了韩王的居心。所以说韩王也不是省油灯，他派韩非来到底几个意思秦王也拿不准。也有人说韩非本来就是纵横家，来秦的目的就是跟李斯来争权夺利，只不过最后没有斗过李斯，成了李胜韩败的结局罢了。总而言之，韩非被下狱，最后服毒而死。 奇怪的是，韩非被杀，韩非的学说却没被杀掉。所以后人说秦王政虎狼之心，“杀其人而用其学”，真可怕。其实，这正是对韩非子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的“法”“术”“势”的具体运用。韩非算不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真是那也巧了，商鞅也是这么干的。说韩非是个爱国者也是有根据的，一是他的身份，王室贵族。二是他的爱国并非孤例，屈原不也是同样的情况吗？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在那样的时局下肯定是最替本国考虑的。屈原死后两年，韩非子出生。韩非受屈原影响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韩非真是个爱国者，秦始皇和李斯的行为就绝对称得上英明。而韩非的行为也绝对称得上可歌可泣了。 为了国家发展，不惜背叛自己的阶级 韩非处于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是少数能睁眼看天下的人。所谓形势比人强，为了国家的生存，纸笔喉舌，他不得不牺牲掉阶级利益，提出一系列不拘一格的主张。他挥动如椽巨笔，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主张变法。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这种用人制度是对世袭制的彻底否定，而这种法律制度虽然严酷，却也是一视同仁，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c学者（指儒家）；2c言谈者（指纵横家）；3c带剑者（指游侠）；4c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c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c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焚书坑儒，势在必行。 历史进步论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c舜c汤c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c“世异则事异”c“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文风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c《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c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了。比如，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两个故事就讽刺了儒家学派的迂腐和保守，可谓辛辣至极。 总之，韩非师承荀子，转益多师，与儒家和道家主张圣人治国不同，他提出中人之资也可以治国，只要有了“法术势”这三件法宝，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无不为”。他的学说由于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而最终被历史选择，成为诸子百家的各种理论中射进现实的第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过于强烈。由于深受性恶论影响，韩非与孟子的主张省刑薄敛，主张轻罪重罚，过于迷信法治，形成了严刑峻法，最终把百姓逼上绝路，秦王朝也就迅速地挂了。但是，汉朝及以后的历代王朝，秉承了秦的法律制度，并不断完善之，所以韩非的思想是与封建王朝相始终的。这可能是对他一生悲惨经历的最好告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韩非子》：给君王开挂 众所周知，秦始皇扫平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但先于国家的统一，完成对诸子百家思想大一统的是却是《韩非子》这部书，就鲜为人知了。 西周的社会结构是大圈套小圈的封而建之的结构。从周王到诸侯到家臣都是各自封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下放得很大，事实上造成了很多独立的小王国。这是不能叫做大一统的。 到了孔子的时代，这些小的王国已经像一个个破壳而出的小鹰，要展翅飞翔了。它们不满足于既得，常常发动弱肉强食的侵略战争。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是要把小鹰摁回壳里去，恢复大圈套小圈的本来结构。而实际上，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有的贵族已经沦为破落户，有的庶民却上升为地位显贵者，沧海桑田。大国成了煎饼侠（兼并者），越吃越大。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或侵略，或防御，都需要把国家的权力集中起来使用。 新的形势给思想界提出了新的问题。孔子为代表的的儒家给出的答案不是能够应付眼前危机的灵机妙策，却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老黄历。在统治者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免四处碰壁，累累然若丧家之狗。 而一些谋士经常在君王之侧，一会儿给开个方，一会儿给献个术，提供智力支持。他们的招数往往是随机应变的，很接地气，直面现实，往往奏效。这些人，被称为“方术之士”。他们不仅告诉统治者怎样统治广大封地，如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还迎合统治者心理，鼓吹君王不需要非得是圣人或超人，主要方略得当，善于驾驭，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可让统治者们心里乐开了花。因为之前的儒道两家都把君主条件开得过高，使他们产生了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料。 后来有人把这些谋士们的计谋c经验c主张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什么是法家？法家并非主张法学，依法治国。法家是方法论者，他们虽然有世界观，但他们更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跟不切实际c玄之又玄的哲学相比，更接地气。法家的思想，用现代汉语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如上所述，法家的思想虽然实用，但却是零碎的，经验式的。需要系统总结，上升为理论。这个历史的任务就落在了韩国的王室公子韩非子的肩上。 在韩非子前，法家有三大流派。一派是以慎到为首的“势”派。慎到与孟子同时代，他主张，在政治和治国方术中，“势”，即权力和威势是最重要的。第二派，以申不害为首的“术”派，强调“术”，即政治权术。第三派，以商鞅为首的“法”派，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而韩非子认为，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他认为：“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有了这三件法宝，君主就像开了挂，一路绿灯顺利升级了。然而，炼出三件法宝的韩非在韩国无所用其巧，后来被秦王政赏识了，却又将他虐死狱中。 不管怎样，法家的思想是崭新的，有着时代气息，与时俱进。 中国人办事往往依循过去惯例，这可能与大多数民众是农民有关。农民为所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旅行。他们年复一年，按季节变化耕耘作物，凭过去的经验就够用了。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c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c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c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这些哲学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退化观。这些哲学家，思想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是在日渐退化。因此，人类的拯救不在于创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韩非子认为古代的人们比较纯朴，是物质条件造成的，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多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所以他认为不能守株待兔，要采取新的方法适应新的变化。他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要使人人都自觉行善，而要着眼于使大众不能作恶。在一国之中，能自觉行善的不会超过十个人，但只要民众不作恶，国家就能保持太平。君主治国，着眼在大多数，至于其他少数，无关宏旨。因此，要着力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君主治国要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即他说的治国“二柄”。 关于法律的运用，《韩非子》的观点也充满现代精神。原来的周朝有礼和刑两项权力原则。对贵族内部实行“礼”，对下层庶民实行“刑”。把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描述得如此清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子则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石破天惊的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不偏袒权贵，法律的准绳决不能屈从于邪恶，就象木匠用的墨线决不会就弯曲的木料一样，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他有才智也不能用言辞来辨解c搪塞，即使他英勇无比也不敢用武力来抗争。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而奖赏善行，则不可遗漏普通百姓。就是说没有阶级，只有人性，人性本恶，恶则罚，但是所有人一视同仁，因为所有人，无论什么阶级，只要是人，其性就是恶的，那还讲什么礼？这种一刀切，倒也是非常进步的。 《韩非子》的确是一把斩乱麻的快刀。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他这里截长补短，兼收并蓄，很好地融为一体。他吸取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又把他们不切实际的内容摒弃掉。比如，他吸收了荀子的“性本恶”思想，为轻罪重罚找到了理论根据。他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给君主运用术和势找到了指导原则。但他又把儒道两家对君主的要求降低，很好地适应了时代发展。而且，法家是很不讲“礼”的。它把贵族地位降低，所有人一律用“刑”。 《韩非子》是一部深刻改变社会现实面貌的书。它爆发出的洪荒之力为中国后世封建王朝确立了政治和法制的主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其思想的实践，尽管一些儒家人士常常批评统治者是“外儒内法”，但法家思想始终是君主政体最实用的统治思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鬼谷子》：谋略的“硅谷” 孙膑和庞涓是同窗，哦；苏秦和张仪师出同门，哦。 那么他们的师傅是谁？ 战国末期在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这些著名人物居然有一个共同的师傅——鬼谷子。 那么这位老师得有多么厉害？ 然而，正如他的名号一样，他神秘至极。他所著的书《鬼谷子》也很少为人所知。 先看鬼谷子的档案： 鬼谷子，姓王名诩（或利），又名王禅，道号玄微子，春秋末战国初时人。祖籍河南鹤壁市淇县云梦山山下王庄村（著名的王庄龙山文化遗址处）。 他名片上的头衔很多：著名思想家c道家代表人物c兵法集大成者c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精通百家学问，常入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为老学五派之一。老学五派是指，苏c张(指苏秦和张仪)c鬼谷一派，申c韩一派，杨朱一派，庄c列一派，尹文一派。 他通天彻地，人不能及。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修真养性，祛病延年，服食导引，平地飞升。 二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道教尊其为王禅老祖。厉害了，鬼谷先生！ 鬼谷子的师尊是世界辩证法之父c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老子。 鬼谷是一个地方，是鬼谷子的出生地或隐居地，但是具体是哪里还有争议，且很大。最早记载鬼谷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苏秦列传》中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但据中华书局再版重印的《辞海》和其他有关文献称:“鬼谷子居汉滨鬼谷山”，这里的汉滨指汉水之滨，能符合这个要件的只有石泉。但是别管怎么说，鬼谷这个地名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因为鬼谷里藏着太多的鬼。不是么？兵者，诡道也。孙膑庞涓两位兵家的佼佼者学成于此，他们的互掐堪称兵学史上最精彩的桥段之一――鬼谷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了。纵横家苏秦张仪也由此而出，两张嘴都能抵百万雄兵，两人上下两片嘴，三寸不烂舌，楞是把战国局势搅得乱七八糟。总之，战国的舞台上，鬼谷出来的人，成了战国末期最大的看点，耀眼的政治军事明星。全天下的戏份都被鬼谷子的徒弟们占去了。出了这么多一肚子鬼点子的风云人物，鬼谷，岂不是诡计之硅谷？真是谷小鬼大呀。 但他们的老师却像个黑洞一样深居于鬼谷中，神秘莫测。 其实，鬼谷子也有著作，其弟子又这么杰出。但我们缘何对他知之甚少呢？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所谓“正邪不两立”，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犹如我们对一个“一肚子坏水”的人的态度。尽管其弟子都那么有名气，但他的书就是受冷遇，不畅销。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然而，在那样一个乱世，兵以诈立，战乱频仍。《鬼谷子》这部奇书的诞生实在是势所必然。孔子在杏坛传道受业，鬼谷子则在鬼谷沉思当世。他的一代代弟子如乳鹰出谷之际，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一部《鬼谷子》呼之欲出。 跟《荀子》一样，由于相信并宣扬“性恶论”，《鬼谷子》也不受人待见。但《荀子》提出性恶论是为了证明教育对于人性的后天塑造作用，而《鬼谷子》则顺坡下驴：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对人用狡诈之术有何不可？《鬼谷子》就是这些狡诈之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具体表现和理论总结。它的能量一旦释放，战国的政治和军事格局都为之一变。 客观公正地说，《鬼谷子》的兵法谋略立足时代前沿，引领时代潮流，绝对无愧于“谋略硅谷”的称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孙膑兵法》：可与《三国》相对读 说到兵法，除了《孙子兵法》，最为人们熟知的恐怕应该首推《孙膑兵法》了。《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最著名中原军事著作之一，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是反映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c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c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这部书出土于临沂银雀山汉墓。很有趣的一点是，把这部书与《三国演义》对读，你会发现它们很多地方可以相互诠释。或者说，《孙膑兵法》是《三国演义》的经验提纯版，《三国演义》则把《孙膑兵法》的经验用生动的情节具体展示出来了。 《孙膑兵法》早有著录，《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可见自战国至东汉，《孙膑兵法》一直流传。但这之后就失传了，《隋书·经籍志》里面就没有这部书名。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c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与7月两次公开出版。共364简，11000余字，分上c下两编，各15篇。上编直接辑录孙膑的有关事迹和言论，下编是否完全属于孙膑的论著，尚难确断。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将下编移出，补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c294简，文字亦有较多修正。这批竹简由于自然剥蚀和出土时发掘上的原因，残断散乱十分严重。虽经文物部门大力整理，已不能恢复原貌。但可以看出，其书应是孙膑及其弟子所著。 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c见威王c威王问c陈忌问垒c篡卒c月战c八阵c地葆c势备c兵情c行篡c杀士c延气c官一c五教法c强兵。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c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c武器装备c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这招用得最多最好。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c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你可看到《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火烧上方谷的影子？ 凡此种种，我们似乎都能在《三国演义》中看到具体的演绎，而且，杰出的韬略c名言可谓俯拾即是，不愧为我国古代兵法著作的又一瑰宝。 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汉族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列子》：中国版的《天体运行论》和《伊索寓言》 说《列子》是中国版的《天体运行论》和《伊索寓言》，是一种缩小夸张。因为后者有世界声誉，为大家熟知，所以借来比拟《列子》。实际上，相比于它们，《列子》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部书中关于宇宙的一些科学观点要早于西方很多年，而且，《列子》中有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c《愚公移山》c《夸父追日》c《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绝对高《伊索寓言》一个档次。 与其它古书一样，《列子》虽然以列子命名，但并不只是列子一个人写的。但列子绝对是第一作者。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写作数量和质量上。 先来看看这位第一作者，他真是位传奇人物。 列子被称为轻功始祖。他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简直就是春天的使者了。他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因为这实在是太拉风了。所以很多人据此将他称为轻功始祖。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c“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c《尸子》c《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御）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原名列御寇，名字还是很霸气的。他是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省郑州市）人，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c寓言家和文学家，对后代的哲学c文学c科技c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他在《列子》这部书中提出的“天体运动说”c“地动说”c“宇宙无限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该书《天瑞》篇说：“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又说“运转靡已，大地密移，畴觉之哉！”这里前一句指出地球不过是宇宙空间的一个细小物体，但又是我们周围有形物体中最巨大的，这种认识颇为得当。后一句则说明大地在不停地运转，短时间内已移动了不少路径而使人难以觉察，也完全正确。列子的这些杰出观点比布鲁诺的日心说和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简直要早n个世纪。厉害吧？ 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这样解释某些人认为列子是后人假托的也不过分。列子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的执政（相当于宰相）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现在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其弟子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这样的列子遗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所以，列子是一个大智之人。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c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再来谈谈《列子》这部书的成书经历。 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c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2c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3c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c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c民间故事c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c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c张湛卢重玄c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c朱熹c高似孙c叶大庆c陈三立c梁启超c马叙伦c武义内雄c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列子》一书，其作品在汉代以后已有所散失，现存八篇《天瑞》c《黄帝》c《周穆王》c《仲尼》c《汤问》c《力命》c《杨朱》c《说符》。其中《愚公移山》c《杞人忧天》c《两小儿辩日》c《纪昌学射》c《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纳入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篇课文。 《列子》里面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有教益的作品。如《列子学射》（《列子·说符》）c《纪昌学射》（《列子·汤问》）和《薛谭学讴》（《列子·汤问》）三个故事分别告诉我们：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又如《承蜩犹掇》（《列子·黄帝》）告诉我们，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列子·汤问》）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如此美妙的《列子》，说它是中国版的《天体运行论》和《伊索寓言》，是毫不夸张的。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是一部伪书。杨伯峻考察了《列子》一书中：1“数十年来”这一说法与先秦c两汉的说法皆不合，却与《世说新语》某一说法相合；2“舞”字两种用法，一种与两汉人用法相同，一种甚至出现于西汉以后；3“都”字作为副词，只是魏晋六朝的常用词；4“所以”作为连词，绝不是先秦“所以”用法，而只是东汉以后的用法；5“不如”一语的用法也只是汉朝才用的。由此可见，《列子》虽托名为先秦古籍，却出现了不少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魏晋以后的词汇，这是其为伪书的铁证。 然而，书或许不是先秦之书，但其思想内容依旧值得欣赏。即便不是先秦之书，也依旧是一部有趣的古书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孝经》：关于亲情的硬规 很巧，今天是父亲节，这篇关于《孝经》的文章跟父亲关系相当密切。 “孝”，会意字，上父下子，这是对“父为子纲”的形象解释，意谓子对父必须仰视，服从，是谓“孝”。否则便是不孝，不孝便是大逆不道，不仅道德上难以立足，还会影响自己处世为人，甚至会影响仕途。比如我国从汉代开始就有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叫做“举孝廉”，孝顺廉洁的人才有资格做官，不孝顺c不廉洁的人是没有资格被举荐的。纵观世界有文化以来的万八年，除了中国以外，还没有哪个民族给亲情做这样一系列硬性规定，并与当官挂钩。而华夏文化则不然，它对亲情进行了系统详尽而强势的规定，并以此奠定了华夏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中，专门有这么一本书，对此进行了说明和阐释，这本书就是《孝经》。这是一本关于孝文化的独一无二的经典，是世上唯一一本关于孝的理论。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是父亲？ 这个孝字，为什么一定要是上父下子？为什么不能是上母下子？《孝经》里是有解释的。 《孝经》第五章“士章”里是这么说的：“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意思是，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国君，崇敬之心也是相同的。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两者兼而有之的是对待父亲。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那时已经是父系社会，当然以父为最尊，而且“夫为妻纲”。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孝这个字，一定是父系氏族时代的产物。 第二个问题，《孝经》的作者是谁？ 《孝经》是讲述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的著作，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两个版本。《古文孝经》是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的墙壁里发现的蝌蚪文版本，除了各自篇章有删减外，大意与《今文孝经》并无不同。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也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可见唐玄宗还真是干了一些实事，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并非浪得虚名。 《孝经》全书共分18章。第一章是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尽管很多人没读过原文。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尤其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话，几乎是人人尽知。这一章开宗明义，把“孝”作为先王“以孝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几乎可以这么说，治理天下，一孝字足矣。因为他认为“孝”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比“德”还要高，我们现在说“以德治国”，思路也是一致的。“教”这个字，左孝右文，教育教导之意。而“孝”是教育教导产生的根源。 第三个问题：《孝经》讲了什么？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鼎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第四，《孝经》的地位 《孝经》和《论语》本来属于传记，但汉代重视“孝”，非常认可《孝经》里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可以感天动地，故予大力推崇，甚至帝王名号里也加个“孝”，如汉文帝称“孝文”，汉武帝称“孝武”。在为经书制作的纬书中，常把《孝经》与《春秋》并举，如《孝经纬钩命决》里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说:“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孝经》是是孔子所著，和作为经的《春秋》地位相同。 《孝经》在汉代地位比肩《春秋》和《论语》，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c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孝经》古文经多出第十九章。《古文孝经·闺门章第十九》：“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 第五，《孝经》的影响 《孝经》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还有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孝经》强调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是完全的糟粕。其实不然。《孝经》里第十五章“谏诤章”专门论及此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曾子说∶“像慈爱c恭敬c安亲c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天子的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7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5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3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於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於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於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麽称得上是孝顺呢”可见，所谓“孝”，虽然强调父的地位和权威，但并不是指一味地顺从。这里的不可以不也带着“硬规”的意思，也很强势。然而，后人还是误解了，造出了“孝顺”一词，甚至认为顺就是孝。我认为导致这一误区有两个原因，一是《孝经》虽然明确指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孝，但其谈孝多，谈诤少，好比劝百讽一的赋，令人对“顺”印象不深。二是在现实中，君父的权威太盛，以至于敢于跟君父谏诤（揭逆鳞）的人都没有多少好的下场，导致臣子匍匐在君父脚下，顺多逆少。是现实给孝的后面添了一个“顺”字，这是封建时代的必然。更何况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哪个当儿子的不是从父亲这里连吃带拿，又怎么硬得起来呢？ 总而言之，中国孝文化是中国封建统治文化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不可能如此牢不可破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而《孝经》这部经典，对于维护封建统治，也是功莫大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礼记》：当之无愧的“千年老二” 我们现在的生活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如婚礼，葬礼。小时候在野地里疯跑，有时候会在两座并列的大坟头间跑上跑下，从一个坟尖儿跑到另一个坟尖儿，循环往复，好像现在的孩子玩滑板儿，虽然心里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为了好玩儿刺激。大一点，在家扫地时，不知道簸箕口应该冲着人还是背着人。上了学，到老师办公室，临走时不知道是关门还是开门。直到后来接触了这方面的书籍才知道，遇到这种种情况该如何做。不能在坟头间荡来荡去，扫地时簸箕口对人，否则灰尘会扬到别人身上，正如递给别人刀子要把刀把儿给人。而到老师办公室时，如果门本来开着，你走时也就让它开着；如果本来关着，走时就要给关上。这叫“门开则开，门阖则阖”。这些都是关乎礼的。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所谓繁文缛节，这些礼节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做了规定，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一本书叫做《礼记》的奇书，这部书用了洋洋十万言把礼讲得相当的透彻详尽，是关于礼的具体章程和理论。在儒家经典中，它是仅次于《论语》，而与《孟子》比肩，并远超《荀子》的。几千年来，它一直称老二，是当之无愧的“千年老二”。想一想，这样十万字的书，在当时的竹简木牍毛笔字的条件下，一部就可以汗牛充栋了吧？ 这是怎样一部奇书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东汉郑玄的《六艺论》c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从字数上看，它也行二），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c《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可见，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乃至国运都是很相似的。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有必要讲讲《仪礼》这部书。 《仪礼》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代以前篇目不详，汉代初期高堂生传仪礼十七篇，另有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已经遗失。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并未象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c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共有一百多卷的《仪礼》便是一部详细的礼仪制度章程，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穿何种衣服c站或坐在哪个方向或位置c第一第二第三每一步该如何如何去做等等。孔子开办私学时所用的六种教材中的《礼》，就是《仪礼》，而不是后来的《礼记》。《礼记》西汉才有，不是教材，而是教参。有两种教参，一种是《大戴礼记》，一种是《小戴礼记》。先秦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礼记》的成书过程。 《礼记》起初是由多人撰写的，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c制度c祭祀c丧服c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c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礼记》内容丰富，有十万字之巨，所以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其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独立成书，把它们与《论语》和《孟子》合称为“四书”。那么，《大学》这本书有多少字？2212。《中庸》呢，13946。《论语》呢？11705。《孟子》呢？38125。发现什么了？《大学》和《中庸》的字数之和在“四书”中排第二。即使不加《大学》，仅凭《中庸》，还是第二！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c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c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c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c《中庸》c《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不学一点《礼记》，有些古典著作是难以读懂的。比如《红楼梦》里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在《礼记》中，谈及葬礼，“淫丧”两字是指奢华丧礼的意思，“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秦可卿身为一个国公重孙媳，身份地位表面上实在配不起这种高规格葬礼。说“淫丧”也是合理。但作者此处正是要借这种不正常写贾珍与秦可卿之间不正常的关系。 总而言之，《礼记》是一部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论语》讲仁，《礼记》论礼，仁与礼互为表里，缺一不可，黄金拍档。 礼是个会意字。从示，从豊( li)。“豊”是行礼之器，在字中也兼表字音。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不要以为礼是孔子创造的，事实是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c殷礼c周礼。夏c殷c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c义c礼c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c长幼c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c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夏c殷时代已有礼。孔子又说，他能讲述夏礼和殷礼，但由于文献不足，他虽能言之，却不能“征之”。也就是说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不能当作绝对不变的僵化的内容而一味复古。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周人本以“尊礼”著称，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破坏，统治者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但由于周代礼制非常完善c周密，仍为士大夫所向往，力图予以恢复。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c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c晏婴c游吉等，论礼的很多。但论礼最多，并自成体系的首推孔子。他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论语》中有75处记载孔子论礼。（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所统计）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那么，礼的本质是什么？ 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c尊卑c长幼c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c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c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荀子（见荀况）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c长幼之差c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韩非子（见韩非）云：“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云：礼者“序尊卑c贵贱c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云：礼所以“序上下c正人道也。”这些话都证明礼是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决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一般规范。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c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c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举例来说，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树塞门和反坫是国君所用的礼，管仲采用，孔子批评他不知礼。历代冠c婚c丧c祭c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c品级c有官c无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对于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c夫妇c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只有通过不同的礼，才能确定家族内和社会上各种人的身份和行为，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便是此意。 统治阶级内部和庶人都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c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 所以，“礼”的本质是尊重c尊敬，这种敬意通过一定方式能让你感受到。我在这样对待你的同时，也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来而不往非礼也”。这说明，“礼”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这也是中国传统“礼尚往来”真正的意义。 我们经常听到“礼法”这两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儒家主张礼治，以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即礼作为维持社会c政治秩序的工具，同法家主张法治，以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即法作为维持社会c政治秩序的工具，原是对立的。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儒c法两家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方的学说，互不相让。秦c汉法律都是法家拟订的。商鞅的秦法渊源于魏李悝的《法经》，萧何定汉律又承秦制，为法家一脉相承的正统，完全代表法家精神，为儒家所不能接受。汉武帝标榜儒术，法家逐渐失势，儒家抬头后，开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汉儒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和以经义决狱两件事上。据《晋书·刑法志》，叔孙宣c郭令卿c马融c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2200余言。以经义决狱者有儿宽c董仲舒c应劭等人，将儒家经典作为判罪量刑的标准，说明儒家思想在司法上发挥了实际作用，意义重大。自魏以后，儒家参与制订法律，他们更有机会将体现儒家中心思想的礼糅杂在法律条文里，使法律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深远。这个阶段，人们对此其实很不适应。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就蔑视礼法，认为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是以礼教杀人，比如孔融之死。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阮籍。他的诗才令后世敬仰，眼睛“能为青白眼”，当他遇到看不上的人就以白眼相向，遇到喜欢的人则投以青睐的目光，这便是青睐和白眼的来历。他每日纵酒长啸，或者嚎啕大哭，有的时候喝醉了就躺在邻居当中美貌的小媳妇身旁呼呼大睡，而左右邻里从来没有怪罪他，这在那个所谓名教的虚伪时代，简直就是个奇迹！可以说，正是与“以礼入法”的进程相碰撞激荡，才形成了令后人无限仰慕的“魏晋风度”。 商鞅定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与“父母在，不有私财”的礼背道而驰，为儒家人物贾谊等所深恶痛绝。魏时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周礼》有八议之说，魏始以八议入律。自魏c晋c宋c齐c梁c陈c北魏c北齐c北周直至隋c唐c宋c明，皆载于律，到了清代才不复引用。《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儒家自来主张亲亲，重视尊卑c长幼c亲疏之别。晋律“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北魏定犯罪留养祖父母c父母之条。为了体现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又有以官爵当刑的规定。留养之法为历代所遵行，官当亦为隋c唐c宋所沿用。《周礼》不孝为乡八刑之一。《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齐列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采用，并置十恶条，自唐迄清皆沿用。北周完全模仿《周礼》，法律全盘礼化。但因《周礼》不合实情，不能适应当时环境，所以隋承袭北齐律，兼采魏c晋刑典，而不采用北周之制。翻阅因袭隋律而修订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关礼的内容。除八议c官当c十恶c不孝c留养c按服制定罪等条外，还有不少条文是来源于礼的。礼，子当孝事父母，于是子孙违犯教令c供养有缺成为专条，徒二年；祖父母c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父母老疾无侍c委亲之官徒一年，并免所居官。礼，父母之丧三年，于是匿不举哀c释服从吉c冒哀求仕c居丧生子c嫁娶c兄弟别籍异财皆有罪。《大戴礼》有七出c三不去（见封建婚姻制度）之文，于是成为法定的离婚条件，应去应留皆以礼为根据。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于是律许容隐，不要求子孙作证，更不许告祖父母c父母，告者绞。荀子云：“礼者养也”，《礼记》云：“礼节民心”。的满足，物质的享受，都区别贵贱而有所制约，详细规定于礼书中。唐律于是规定营造舍宅c车服c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并令改正。以上种种规定，都足以说明礼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律一准乎礼。”以礼入法的过程亦即法的儒家化过程。始自魏c晋，历南北朝至隋c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统》沿用唐律，明c清律亦深受唐律影响，除官当外，上述有关礼的规定大体保留在法典中，只是处分有所不同而已。 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变化，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c所制载的。诚如东汉廷尉陈宠疏中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于是，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礼就产生了，它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用外之物以饰内情，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c礼物，就是行礼所用的宫室c衣服c器皿及其他物质的东西。二c礼仪。就是使用礼物的仪容动作。三c礼意。它是由礼物和礼仪所表达的实实在在c明明白白的内容c旨趣或目的。这就要求礼物和礼仪必须适当，在逐渐完善的礼曲实践中证明为无过不及c恰到好处。 “礼”具有社会身份制度方面的意义，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作为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则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朝初年，周武王伐纣灭殷，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周公便在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作为社会身份意义的“礼”制度化，系统化。 我们说的封建礼数的“礼”有着作为政治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的属性，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c臣臣c父父c子子。” 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的具体内容，包括孝c慈c恭c顺c敬c和c仁c义等等。 在“礼”两个方面的属性中，等级制度为“礼”的本质。而伦理道德方面的属性则为等级制度的外在显现。封建礼数实际上是通过向人们灌注孝c慈c恭c顺c敬c和c仁c义等，把这些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去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梯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礼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c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而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到“礼”的约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儒家文化中占据相当分量的高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并发扬；而在另一个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见得完全像我们所见所闻的那样人性。随着中国的一步步发展，“礼”无与伦比的魅力必将会再度大放异彩，使世界眼中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c开放的民族，而中国当然就是一个文明c开放的国度。可以说，中国的形象，将会因为“礼”而更加亮丽，清新。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有必要了解《礼记》这本书以及与礼有关的其它书籍内容，读了这些书，起码你会对中国的礼仪文化又豁然开朗的感觉，并增加礼仪素养。在一些场合我们有礼仪意识也不会失礼于人或礼数不周。即便你是个死宅的人，在微信和qq里和人交流，也是有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的，遵守这些规范，才能使你交流通畅，显得有素质，有品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楚辞》：诗歌领域的“南霸天” 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能被称为语言“瑰宝”的，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恐怕就只有我国的《楚辞》能当此誉了。 《楚辞》是诗歌领域的“南霸天”。《楚辞》编者是西汉刘向，作者则主要是屈原。 诸子百家的书，长于思想。于语言方面并不刻意营求，最有才的是《庄子》，他的语言风格汪洋恣肆，善于譬喻，形象生动，幽默深刻。而在语言修养方面，既称得上瑰丽华美，又能与思想内容无丝毫违和感地融为一体的语言奇迹，则非《楚辞》莫属。而《楚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语言成就，主要是因为一位超重量级诗人——屈原的存在。 屈原（前340？－前278年）是《楚辞》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c《九歌》（11篇）c《天问》c《九章》（9篇）c《远游》c《卜居》c《渔父》c《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c淮南小山的《招隐士》c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c王褒的《九怀》c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c《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c《九怀》c《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c人生观的《天问》。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c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c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小时候读屈子的《橘颂》，为其深挚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爱国情怀所感染。屈原的爱国绝非标榜做作，而是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又读其《国殇》，读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则不仅仿佛看到张艺谋的大片《英雄》里秦军攻赵的大场面和悲怆氛围，也再次被其“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所深深感动。屈原的爱国，是一尘不染，坚贞不渝的，每一个人读后，都感到这是纯度最高且营养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更遑论其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长歌当哭，千古不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里，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 相较于《诗经》作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文学总集，楚辞作为南方文学总集的代表收录楚国诗歌。在其各篇著作中，以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最受注目。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如《诗经》，《楚辞》作者考察并不容易，如《招魂》一篇，在《艺文类聚》卷七九载梁沈炯《归魂赋》认为是“屈原著”，而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却同意王逸的说法，归为宋玉的作品。 书名由来。“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书·朱买臣传》中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按：即‘悦’）之。”又《汉书·王褒传》中有：“宣帝时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 中国诗歌的“第二春”。楚国踞南，原为中原所轻视的蛮夷之邦；然其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势力扩张，问鼎中原，在政治文化上更大量吸收北方文化，楚辞文学受诗经深刻影响不在话下。但不同于北方文学的社会写实，楚辞受南方民族性的影响表达方式热情而浪漫，内容充满宗教色彩。借由对神话和传说的描写表达丰富的思想情感，更能呈现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c象征c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在此得到更大的发展与运用。再者，楚国音乐与地方口语皆不同于北方，其作品呈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是以韵文在北方的文学发展转向政治思想的散文之余，能在南方楚地开花结果，成就继诗经后，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春天。 既然《楚辞》与《诗经》一南一北，一浪漫一现实，风格迥异，分庭抗礼，双峰并峙，各领风骚，那么问题来了，众所众知，《诗经》的精华为“风”，即十五国风。那么这“十五国风”里面有没有“楚风”，如果有，又是什么风格嘞？ “风”的部分有二南，一是周南，一是召南，对吧清朝廖元度编的《楚风补·旧序》里说:“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c西之南也”。陕的东之南，是什么地方呢拿个地图看看知道了，就是今天的湖北c当时的楚地啊。是故，周南也就是楚风了。周南里的诗歌其实是大家熟知的，比如《关雎》《桃夭》《芣苢》《卷耳》《汉广》等等。可见，《诗经》里不仅有楚地的诗篇，还都是代表性的诗篇，甚至可以称为《诗经》的台柱子，“主打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楚地悠久的诗歌传统。而楚辞之成为楚辞，则有赖于大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的加工创造。没有屈原，楚地的民歌不可能从众多民歌脱颖而出，奇峰突起，雄视百代。 《楚辞》作品的时间跨度也亚于《诗经》。《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500年间的311首诗歌。《楚辞》中收录作家有屈原c宋玉等人作品，其他如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屈原创作出了《离骚》c《九歌》c《九章》c《天问》等不朽作品。新莽时期，刘向辑录屈原c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共十六卷，今已失佚。后来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并为全书作注，成书《楚辞章句》。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王逸卒年是公元158年，这样算来，《楚辞》作品的时间跨度也近500年了。 《楚辞》中的作品内容丰富。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c淮南小山c东方朔c庄忌c王褒c刘向等人的作品。晋代郭璞有《楚辞注》三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c《九歌》c《天问》c《九章》c《远游》c《卜居》c《渔父》，宋玉《九辩》c《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 有编者，有作者，更有文采，这是《楚辞》比《诗经》进步的地方。 总之，《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c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c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史记》：真男人写的史书 公元前81年秋季的一天，长安。太史公府。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从书案旁站起身来。此时，院子里秋风飒飒，落叶飘零。他舒活舒活筋骨，将书案上刚写完的那卷竹简轻轻吹干，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入布囊中。他拿着布囊走到墙边，那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无数个这样的装有竹简的布囊。从地面堆到房顶。他望着这些十几年来心血，喃喃地说：”终于写完了。“他的声音居然是尖细得如女人一般！再仔细看，他颌下居然没有一般中老年人都有的花白胡须！ 晚上，老人召集一家五口坐在餐桌旁。他的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他用尖细而苍凉的声音对孩子们说：”今天，我把你们祖父交给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话未说完，全家已经是一片啜泣之声。只有他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他们这个家庭，尤其是这位老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经历了怎样的屈辱和磨难。 这位老人是谁？他到底完成了一件怎样的任务？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屈辱和磨难呢？他的父亲又是谁？ 他就是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交予的《史记》的撰写任务，他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c刑罚和难以忍受的牢狱之灾。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它的成书和问世则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让我们细细道来。 1迁父是个揽活儿的 司马迁其实是个官三代。他的祖父司马喜是汉初五大夫。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非常热爱自己本职的史官。如果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算起，那他就是封建社会第一位史官。因为之前“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战国和秦朝史官制度废弃，所以到汉武帝时四五百年间都没有史官记录历史。“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中国的史官家族自古以来就具有令人敬仰的良史精神，如春秋时晋国的董狐直笔“赵盾弑其君”的故事，齐国太史伯仲叔季四兄弟直书“崔杼弑其君”的故事，都是那样令人心折。这种良史精神在司马谈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司马谈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认为自己生逢盛世，有责任记录这个时代，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可惜，他一心想作为时代历史见证者的热情遭到了巨大打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至泰山，在山上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表明“受命于天”。这是一件千古难逢的盛事，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怎能不参加？但是，他偏偏就没有。为什么？他病了。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按说这是情有可原的一件事，也不是什么错误，司马谈却因此遗憾不已，最后竟因此抑郁愤恨而死。这样一位父亲对司马迁的影响可想而知。 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没有写成一部史书，但留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论六家要旨》。在这篇文章里，他概括出“阴阳c儒c墨c道c法c名”，并加以论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春秋战国以来的重要学术流派分析出来，意义十分重大。对司马迁写史记有指导意义，也给后世将诸子百家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奠定了基础。可见司马谈也不是一般人物。当然，作为一介责任心极强的史官，他最心心念念的还是完成一部史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段“史荒”期。往前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孔子编订的《春秋》，春秋记录的历史也只是到了公元前476年。司马谈也不是只有心动而没有行动，他其实已经开始着手写这部自己十分看重的史书了！他根据《国语》c《战国策》c《楚汉春秋》等书，收集资料，开始撰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一事，或者司马谈没有受到打击，那么，《史记》这部书应该有一大部分甚至全部是他写的。呜呼!历史不容假设，此书未成而司马谈先死！《史记》这部书到司马谈这里，仅仅是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伟大的写作计划。所幸，他的儿子司马迁有能力c有才华完成他的遗志，而且会更加出色。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司马迁在自序中复现了父亲司马谈向他“托孤”的情景：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以孝道责之，以重任托之，司马谈的这场托孤真堪比孙中山临终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就是《史记》这部书的先行者，足堪为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总而言之，集高尚的史官和伟大的父亲于一体的司马谈替儿子司马迁揽了一个大活儿，并为他准备好了干活儿的工具，然后就撒手西去了，《史记》有了接班人。其实，我们看他在言谈之中那样推崇《春秋》，他的本意肯定是让司马迁写一部像《春秋》那样的编年史就行了，后来的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倒是颇合司马谈的心意。但是司马迁以过人才华在体例上开了一个先河，这是作为父亲的司马谈所没有想到的。 那么，《史记》这部书中，有没有司马谈的影子？他写了多少？哪些是他写的呢？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立了部分论点。司马迁写成的《史记》中的《刺客列传》c《郦生陆贾列传》c《樊郦滕灌列传》c《张释之冯唐列传》诸篇之赞语，都是司马谈的原作。 2天才史官司马迁 接过父亲的枪，司马迁肩上的担子陡然加重了。但是他又成竹在胸。以一部书成功的条件来说，他是足够了。不仅是家学渊源，读书万卷，还有他自小以来行万里路的丰富阅历，都已经为《史记》这部书准备了大量素材。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为写这样一部书而生的。父亲走后三年，他丁忧期满，顺利接班，也成了一名太史令。这个官职使他进入了石室金匮（也就是国家图书馆），接触到了更加丰富的史料。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是这样描述自己年轻时那段令人神往的壮游经历的：“二十而南游江c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c湘；北涉汶c泗，讲业齐c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c峄；厄困鄱c薛c彭城，过梁c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c蜀以南，南略邛c笮c昆明，还报命。”总之，他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完成了自己壮丽“文化苦旅”。并且，他的知己c妻子c超级粉丝柳倩娘在游历期间，一直形影相伴。所以这场游历又是浪漫的。 关于《史记》这部书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司马迁还有个“三个五百年”的说法，《太史公自序》里他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c正《易传》，继《春秋》c本《诗》c《书》c《礼》c《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即他们父子要填补一项历史空白，还要“为往圣继绝学”c“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雄心若此，所以《史记》一开始就是自命不凡而且出手不凡的。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不满足于走寻常路的。难道写历史就得按照时间顺序一天天记流水账吗？多么单调乏味！我要写一部史书，除了忠实于历史原貌外，必须把创新性和可读性放在第一位。于是，他开始了宏大的构思。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在司马迁头脑中逐渐活起来，动起来，形成了以一部部历代帝王为中心风云人物的历史活剧。不是司马迁要拍帝王们的马屁，历史本来就是与这些关键少数直接相关的。他们对历史潮流或顺或逆，从而形成了姿态万千的历史风景，他们是每个朝代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所以，帝王们就是历史风暴的风暴眼，就是台风的中心，就是历史剧的领衔主演。他们的外围是将相，是主演。再外围，还有配角，有群演路人甲。他们就是华夏大地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以他们为核心，记录历史事件，让历史鲜活起来。这就是司马迁的天才构思。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构思激动不已并奋笔疾书。司马迁的构思不仅是杰出的，也是严谨的。为了不至挂一漏万，他不仅为各个层次的人物立传，他还创设合传，将相似的人物放在一篇列传里，比如《韩非李斯列传》，还做了八篇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c乐c音律c历法c天文c封禅c水利c财用。他还编制了大事年表。私以为，光这个表就可以与《春秋》相媲美了。 3飞来横祸还是福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正直，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司马迁遭受了汉武帝刘彻赐予的奇耻大辱——宫刑。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插叙一下与司马迁命运密切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司马迁的情敌李广利。关于这位情敌，司马迁在《史记》的《外戚世家》和《大宛列传》里都有丰富的提及。我们知道，在西汉对匈奴采取的保卫战争中，出现了许多名将，如李广c卫青c霍去病等，在中国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也出现了李广利这样的庸才，在战史上留下了黯淡的一页。李广利本是个庸劣之辈，为什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会任命他为统率十万雄师的将军进行征伐呢？这得从李广利的进身之阶，他的妹妹c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说起。李夫人原是个卖艺的舞女。她的大哥名叫李延年，能谱曲弹奏，又会唱歌跳舞，算得一个音乐家。因为犯法，受腐刑，便到皇宫中去作管狗的太监。有时也在宫中表演歌舞及谱新曲。有一次李延年创作了一曲新的歌舞，表演给汉武帝欣赏。歌词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大家看了是否觉得很熟悉？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里就把这首歌复现了，唱得哀婉凄恻，配合着章子怡拔飞刀的慢镜头。汉武帝跟我们的感觉一样，为这曲歌词中所描写的绝色美女的形象所感动，慨叹说：“歌词写得真好呀！世间上真有如这歌词所描写的美女吗？” 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在场观赏李延年的表演，听见武帝的感叹，便小声对武帝说：“李延年有个妹妹，确实生得不错，有倾城倾国之貌。”武帝吃惊地说：“真的？不妨于明日召进宫来看看。”这样李延年的妹妹就被召进宫，武帝一见，果然生得十分美貌，目如一泓盈盈的秋水c眉似一弯纤纤的新月，面若盛开带雨的桃花，唇像初绽含露的红梅，粉白黛黑，自然天成，真是“绝世而独立”。而她又善舞蹈，舞起来，长袖随弦韵而飘动，似流风回雪；弱步依节拍而进退，如飞燕凌虚。武帝为其美貌倾倒，娶为妾，称为李夫人，对她的宠爱超过所有的嫔妃，真个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一年有余，生下一男，被封为昌邑王。 可惜红颜薄命，年纪轻轻，正当韶华，春风得意，却染病不起，百治无效，一日重过一日，容颜憔悴，形销骨立。不久，李夫人病逝，一代红颜过早谢世。这位李夫人为了保持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形象，在病重直至死去之前，始终不肯让汉武帝见自己一面。因此在汉武帝的记忆里，李夫人永远是未病前那副天仙般的美貌形象，因此十分怀念。由于汉武帝对李夫人的夭亡如此思念不已，所以便想到李夫人的临终前的嘱托，要求照顾她的兄弟。怎样照顾呢？那就是予以高官厚禄，使他们富贵荣华。能使李夫人的兄弟们富贵了，就实现了她生前的愿望，灵魂再没有挂欠，可安息于九泉。这样也就等于偿付了所欠下的李夫人的情债，心无内疚，对得起死者，使失落的内心，得到平衡，从而也就求得安慰，减轻了思念的痛苦，消除了情怀的愁闷。于是便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李广利为将军。 因李夫人毕竟是个侍妾，在宫中地位低微，其兄弟虽属皇亲，无功不得封侯。武帝便命李广利为将军，就是好让他带兵出征，立功战场，得以封侯，达到尊贵的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挂职锻炼。说到这里，似乎李广利就是裙带关系，跟名将卫青c霍去病没什么不同，但是卫霍二人得以命为将军，率师远征，除了由于武帝宠爱卫夫人，还因为他们确实有真材实料，与李广利的任命是有所区别的。那卫青在被任命为车骑将军c出征匈奴之前，有在宫廷为官十年的经历。霍去病更是跟随卫青学过孙吴兵法，可谓亲受过圣明者的教授。李广利则纯由武帝对李夫人的极度思念，不见有任何的军政经历而平步青云。武帝赋予这样的人以军事重任是失策的。当时武帝已在位三十余年，又在对匈奴的战争及通西域中取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不免产生骄逸，因而对一些重大的国策问题缺乏深思熟虑，甚至不恤百姓，靡费钱财，以逞私欲。得不偿失。 接下来，这位李广利将军就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了，第一役就是远征大宛。 张赛出使西域，沟通了汉与西域的往来。当时西域有数十小国，受匈奴的奴役，不堪其苦。张骞通西域后，他们才知道东方有一个汉帝国，不仅疆土广大，国家强盛，而且有高度的文化，十分富裕，便纷纷到汉朝来朝拜，进贡方物，推尊汉朝，自愿依附，以摆脱匈奴的役使。汉武帝也有意向他们展示国威，对来朝拜的使者隆重接待，酒池肉林，筵宴丰盛，还赏赐许多金银绸缎，并让他们参观各个仓库的丰富的积蓄，长安街市的繁华，观看精彩的角抵百戏。使者们都为大汉国力的强大，财富之丰裕，文化之异彩而惊骇奇异，感叹叫绝。由此来朝的国家更多，使者往来，不绝于道。 其中有个大宛国，属现在吉尔吉斯c塔吉克等国境内，有人口三十万，军队六万，自认为距离大汉帝国很远，中间又隔着一个广大的沙漠，其间草木不生，河流绝少，渺无人烟，行旅尚且困难，大军更无法通过，所以独不派使者朝汉。而且汉武帝又听出使大宛的使者回来报告，说大宛出产天下最名贵的骏马血汗马，在大宛的贰师城，被国王收藏起来，拒不让汉的使者观看。再圣明的帝王都有声色犬马之好，周穆王有八骏，唐太宗有六骏。汉武帝也最喜欢马。因此便派壮士车令及其随从带着千金及用纯金铸的一匹马去大宛，换取血汗马。车令及其随从出玉门，穿沙碛，翻天山，越葱岭，一路上餐风宿露，日晒雨淋，艰辛跋涉，好不容易才到达大宛。车令拜见大宛国王毋寡，说明汉朝愿用干金及纯金所铸金马换取大宛贰师城的名马的来意。毋寡自恃距汉遥远，汉朝不能对他用兵，奈何不了他，而且他又已经罗致了很多汉朝的金银丝绸等物，不以千金及金马为奇，对车令则极不礼貌，傲慢地说：“你那千金与金马有什么了不起，敝国多的是。贰师城的马是我大宛的宝马，岂能换与贵国？休得妄想。”车令以大汉天朝使者自居，又想千里迢迢，手足胼胝，历尽艰险，而遭此无礼对待，甚为气愤，也出言不逊，努目怒斥，并褪破金马，以示轻蔑。大宛国认为汉朝使者轻漫无礼，强迫离境，并暗中唆使邻近的郁成王在途中将车令及其随从杀掉，夺去所携带的金银及其他财物。 消息传至长安，武帝大怒，正好想让李夫人兄弟尊贵，便命李广利为将军，率兵远征大宛，以便立功封侯。此次远征，主要在夺取大宛贰师城的宝马，故号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表示志在必得。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领骑兵六千，步卒数万，远征大宛。出了玉门关，进入西域地区，所路经的一些小国，见汉兵到来，都紧闭城门，不给汉军食物。汉军缺乏粮草，便沿途攻打城池。攻下了，就能取得粮草，供士卒马匹食用；攻不下，略盘桓数日，继续前进。一路之上，战死的饿死的很多，到达大宛的郁成时，士卒仅剩下数千人，而且都饥饿之极，疲劳不堪，一个个面黄肌瘦，精疲力尽。李广利指挥军队攻打郁成城。经一再调遣士卒强攻猛打，对方防守严密，均不得手，伤亡甚众。李广利考虑到郁成城尚且攻不下来，又怎么能攻破大宛的王都呢？而且士卒越来越少，既无兵员的补充，又无粮草的接济，便决定撤军。部队回到敦煌，往来时间共两年，所剩下的士卒才及出发时数万的十分之一二，损失极为惨重。李广利驻军敦煌，向武帝上书说：“道路遥远，缺乏粮草，士卒不忧虑战斗而忧虑饥饿。所剩下的士卒不多，难以攻下大宛的王都。请求暂且修整。等待补充兵力后再去攻打。”汉武帝接到李广利所上之书，极为愤怒，派出使者把守在玉门关，传令道：“军队有敢进人关的，斩首。”李广利闻令恐惧，不敢入玉门关，只得驻扎在敦煌。第一次远征大宛，就这样因轻率出师及指挥不力以惨败告终。 太初三年，李广利再奉命率大军远征大宛。武帝鉴于上次征大宛的惨败，这次则作了周密的部署。随李广利远征的大军有六万人，还有许多私自跟随大军一道。出征的不在六万之数，又有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和骆驼以万数。粮草充实，戈矛齐备，弓弩甚多，能满足部队军需上的一切需要。另外征调十八万士卒，布防在酒泉和张掖以北，新设置居延和体屠两个军事据点，一方面防匈奴的入侵，切断大军的补给线，一方面作为远征的后援部队，便于接应。又征调了许多民夫，为大军运送粮草。整个河西走廊都沸腾起来了，真个是悬旌千里，云辎万乘，天下震动。李广利率大军从敦煌出发，挥师西进。士卒前进的虎步，令戈壁抖颤；铁骑蹴起的尘沙，使天山雪暗。刀光闪射，与日色相辉映；鼓声轰鸣，如雷霆震碧空。赫赫烈烈，地动山摇。大军所过之处，西域各国城门大开，隆重迎接，为士卒供给酒食，为牛马调拨草料。汉兵也不侵扰百姓，士民安居，鸡犬不惊，而且街市比过去更热闹，商肆比往日更兴隆。 大军除在轮台遇到抵御外，很顺利地到达大宛。到达大宛的士卒有三万人。李广利率师绕过郁成城，直抵大宛都城c先断决城内水源，再围困攻打。攻打了四十余日。大宛的一些贵族暗中商议说：“国王毋寡将宝马收藏，不给汉朝，又杀害汉朝的使者，因此得罪汉朝，招致汉军的攻打。假如我们杀掉国王，献出宝马，汉军一定解围而去。不然城被攻破，我们的生命财产都将同日化为灰烬。”于是便联合起来，杀掉毋寡。正好此时外城被汉军攻破，俘虏了大宛最骁勇的战将煎靡。城中的贵族更为惊恐，赶快将母寡的头割下，用木盒装着，献给汉军统帅李广利，并说：“我们将所有的宝马都牵来，任随你们挑选，并且供给你们军队的酒食，只要求你们不再攻打我们的内城。”李广利考虑到内城坚固，粮食蓄存又很丰富，利于长期坚守，而汉军又劳师远征，战斗四十余日，已经疲乏，同时大宛邻国康居，正对汉军虎视眈眈，有乘机袭击之势。既然首恶毋寡已经伏诛，又愿献出宝马，出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如就此收军。李广利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众将，众将也都同意。李广利答应了大宛方面提出的要求，停止攻打内城。大宛的贵族们十分高兴，便将所有的宝马牵出来，让汉军自行选择，又送给汉军许多牛羊及葡萄酒，慰劳汉军。汉军挑选了最好的宝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三千余匹，并立大宛贵族中过去与汉朝最亲善友好的昧蔡为大宛国王。两国订盟，相约结为友好国家。 李广利凯旋班师，回到京城长安，向武帝献上宝马。武帝特别高兴，大宴群臣，祝贺胜利，封李广利为海西侯，以表彰其功勋。大宛在西域各国中，有精兵六万，算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又远在葱岭之外，而汉朝居然能出师征讨，而且破其都城，杀掉国王，因此使西域各国更慑于汉朝的威力，更加归附汉朝，这样就加深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来往更为密切，相互间更为亲善和睦，为后来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管辖西域事务，奠定了强固的基础，从此西域便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这次李广利远征大宛的功劳，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班固在《汉书》中将张骞与李广利并入一个列传中，是有史学家的卓识的。这是就伐大宛的客观效果而言。 但是就汉武帝的主观而言，是在夺取宝马。为了几匹宝马，兴师动众，劳师远征，是完全不必要的，根本不值得的。汉代学术大师刘向说：“贰师将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认为损失太大，得不偿失。武帝为伐大宛，几乎倾全国之力，卫青c霍去病远征匈奴也未如此，而李广利终未攻破宛都内城，说明李广利缺乏智谋，指挥才能平庸。更有甚者，虐待士卒，贪占军用资财，侵吞士卒粮饷，使许多士卒不是英勇战死，豪迈地醉卧沙场，而是因将吏贪暴致死者甚众。 从敦煌出军时，士卒六万人（不包括私自随军出征的）c战马三万匹，入玉门关时，士卒仅万余人，战马仅千匹，使许多优秀的汉家儿郎枉死沟壑，暴骨异域。刘向说李广利在伐宛过程中“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于此可见李广利品质的卑下低劣。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武帝派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c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c弹尽粮绝c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话在汉武帝听来是极为刺耳的，句句戳到了他的痛处，无异于揭龙鳞。所以司马迁的话还没有说完，汉武帝就大喝一声，命人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定罪“诬上”——诬陷皇上，判处死刑。大家说司马迁冤枉不？并不是说皇帝要判李陵死罪了，司马迁为李陵说情而激怒的皇上，是你汉武帝让我来发表意见的，结果还摊上了这杀身之祸。汉武帝为什么发火呢？原来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就怀有私心，可李广利率三万出兵，杀死匈奴一万人，而自己却损失了两万人，这样的结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现在司马迁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的无能，也是在嘲讽他误用了李广利。再就是司马迁的话里似乎还在委婉地指责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否则李陵怎么会孤军深入陷入重围最后打得弹尽援绝？其实司马迁只是就事论事，直言不讳，但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c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沮二师”，当然也在暗讽他用人不当。三罪归一，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c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这期间，当然也有李广利等人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c屈原c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经历这件事情的司马迁到底感受或感悟到了什么？是的，屈原也无辜被放逐过，鲁迅也在家庭的没落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看到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感受了非同一般的黑暗和悲凉。对于汉武帝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小小史官被阉了而已。阉了就阉了，阉人有的是。而司马迁却看到了王权的蛮横霸道与残忍，看到了汉武帝满口仁义道德，其实都是假面。以这样的深刻认知再去写《史记》，《史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写历史的人要忠实地记录历史，这是最基本的。记录的时间越长，越能总结出深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了。而司马迁的这一独特个人经历，使他可能比一般史学家看得更透彻更深刻。他看到了人性深处，制度深处。这使他能独具只眼地去选材，从而使《史记》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再就是，司马迁遭受腐刑后，生命反而变得单纯起来，没有了驳杂的欲念，只剩下一件事——专心著书。创作时间和质量都有了保证。腐刑的耻辱又时时激励着他，以修史的行为来雪耻。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样描述自己的耻辱感受：“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这样的境遇，让司马迁无处可去，只能死宅在家，却又有事可做，那就是修史著书。所以，客观上，汉武帝作为一个重要推手，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飞来横祸。而对于《史记》这部书来说，又何尝不是飞来横福？不过，事情的发展到底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李广利后来征伐匈奴兵败，居然投降了匈奴！这对汉武帝来说真是啪啪打脸。 更奇的是，看到了腐刑对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积极作用，后世竟然有人效仿他自宫修史！这个人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福建莆田的史学家柯维骐。柯维骐为专心修《宋史新编》，将自己阉了，然后用了20年，完成了《宋史新编》200卷。这真应了《笑傲江湖》里那句话——“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4倩谁记去做奇传 公元前99年，46岁的司马迁遭受宫刑，随后下狱。公元前93年，52岁的司马迁出狱。从此，他生命中只剩下了一件事——夜以继日发愤著书。为了继续羞辱司马迁，也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关心，汉武帝还封了司马迁一个官职——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这是一个只有被阉过的人才能担任的官职，相当于传旨太监，也是皇帝身边的人。他本以为司马迁会拒绝，没想到，司马迁对此照单全收。此时的他当然需要一个官职养家糊口。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屈辱到了尘埃里，坟土里，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吗？没有！他所争的东西已经不在这个世上，而是在后世，在未来。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是灯下黑的职位，最安全，最隐蔽，容易潜伏。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写一部敢于评价皇帝的史书这样的事。 就这样，大约12年后，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煌煌史书——《史记》。他内心的欣喜自然非同寻常。但他却不敢也不想将之公之于众。他知道这部书必将千载流传，彪炳史册，但现在还须隐忍，因为时机不成熟。过早公布反而会前功尽弃。 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作品已经出现，又怎么会没有任何迹象？司马迁又怎能忍住那内心的狂喜呢？这时候，他的一位朋友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不要无所事事，要为国出力，举贤荐能。可笑的是，写完这封劝人做官的信后几年，他自己因为牵扯进太子刘据的谋反案被抓起来了。而司马迁却还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这封信写得那是相当好，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生平的宝贵资料，但在当时却成了一场灾难的导火索，直接危及到《史记》。因为司马迁在书信中泄露了关于《史记》的重要信息！在《报任安书》的倒数第二段，司马迁是这样写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不是把《史记》的信息抖了个底儿掉吗？ 更要命的是，任安被处以极刑，狱卒在他身上搜到了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那狱卒如获至宝，马上献给汉武帝！汉武帝打开信一看，龙颜大怒：司马迁居然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写史书！甚至连当朝历史也敢写！他能写我什么好话？马上速速查抄！ 可是，他派去的人却扑了个空。其实，以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的严谨思维，他已经想到有一天东窗事发，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早就让自己的女儿抄了一个副本。而正本则被他”藏之名山“了。这等于做了个双保险。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料事如神”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史记》里评价汉武帝的话是不能被他看到的。那他在《史记》里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呢？就这么几个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话份量已经够重了！这相当于说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当化妆品，是个伪君子！这还了得？！这就是司马迁写完《史记》不是去献书邀功，而是秘而不宣。所以，汉武帝派去的人当然是一无所获。 那么，这部奇书到底要怎样面世呢？司马迁也是有安排的。这安排应了一句古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司马迁有二子一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女儿司马英。《史记》问世传奇的任务就落在了女儿身上。司马英，小名妹娟，出生于司马迁受腐刑前15年，自幼聪明过人，特别逗父母喜爱。父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初稿时，她总是和两个哥哥在一旁帮助父亲搜集整理史料。后来，当父亲司马迁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受审入狱之时，此时已21岁的司马英深感大祸临头，于是就劝母亲和两个哥哥立即逃离京城，以防不测。这时，母亲随清娱和两个哥哥自然要带着司马英一起逃走，可司马英出于对未婚夫杨敞的思念，决定留在京城，去杨府避难。司马英想，杨家是世代侯门将相之家，而今在京城也是声威赫赫的大家族，其影响不亚于李氏家族。那陷害父亲的李广利及其兄弟虽为皇亲国戚，谅他们奈何杨家不得。母亲和两个哥哥觉得司马英的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同意司马英留在京城，到杨家去避难。 司马迁遇难时叮嘱女儿司马英一定要将《史记》副本带走，保存好，让其流传百世。正是司马英的这一壮举，才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史记》得以保存下来，最终问世传奇，流传至今。 司马英的丈夫杨敞曾两任汉昭帝时的丞相，他的先祖杨喜曾被汉代开皇帝刘邦封为赤泉侯。杨喜本为刘邦军中的一名小军官，但他后来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逼得项羽自刎，立了大功，因此被封为侯。自此杨喜的后代在朝廷中一直为高官。杨敞虽然身居丞相，但是由于天生胆子小，因此，为官谨小慎微。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史记》副本秘藏杨府，一直安然无恙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经历汉昭帝，汉废帝（就是前几年那位墓中出土马蹄金等无数珍宝的刘贺），直至汉宣帝。 司马迁有两个外孙，也就是杨敞的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因揭发反叛的霍光有功，被封为平通侯，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汉宣帝在位时间自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共计25年，这期间他“宣布”了《史记》。《史记》终于面世。《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八个字，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一个又“稍”字，隐藏着司马迁怎样的苦心经营和绵绵心痛！ 而于此有功不可没的杨恽，或许是读了外祖父的书，性格上也颇有其风，命运也颇为坎坷。先是因为创造了一个叫做“一丘之貉”的成语被免了职，三年后又因为写了一篇风格颇似《报任安书》的《报孙会宗书》，触怒了汉宣帝而被腰斩。他由此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可叹可叹！ 那么，汉武帝没有搜到《史记》，但他手里有《报任安书》，他会饶了司马迁吗？肯定不会。但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史学家们甚至连司马迁哪年死的都语焉不详。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成一大事而去。我们宁愿相信已经完成《史记》的司马迁从此融入茫茫人海，不知所踪，也不愿知道他又受尽迫害，最终惨死。话说回来，这时的司马迁还能有什么不能置之度外的呢？ 5正本下落之谜 《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有交代，自己完成此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就是说，为了保护好自己创作的这部史书，他做了一个副本，正本则“藏之名山”了。那么，这座名山是哪座山呢？ 关于《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我们好好捋一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里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里所说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藏”和“副”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c正本，后者则应是副本c传本。《报任安书》里说“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邑大都”即指京师，与《自序》“副在京师”能相互说明。“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 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c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等待“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都是完完整整的一百三十篇，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c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这句话，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唐朝史学家，曾著《史记索隐》，有“小司马”之称的司马贞在《索隐》中说：“《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对这段话，郭璞注释说：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所以，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此说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也就是说藏在群玉山。真是这样就太传奇了。因为群玉山是指现在新疆和田的玉山，那里盛产美玉，即和田玉，所以叫群玉之山。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里提到过一座像玉簪一样直插云霄的山，通体雪白而中空，内藏秘籍。他和霍青桐等人还在城中发现了一本书和竹简。不过那是在楼兰古城。可是如果《史记》正本真的是藏在这里，司马迁又是怎么送去的？那时虽然已经有张骞出使西域，但是毕竟路途极为艰险。即便不艰险，张骞是汉武帝的忠臣c红人，又怎么可能替他办这事儿呢？ 近代有位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直，此人自少年时代便“尤喜治秦汉史”。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汉》，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著述亦颇丰，蜚声海内外，生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研究室与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社联及史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等职。他另有一种说法：“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现在，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其实，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征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c副两本之藏c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c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汉惠帝废了自秦以来的“挟书律”，民间渐有《诗》c《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在《自序》里就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c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c太史c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c广内c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c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c兰台即为著名书府。 根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c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所以，综上所述，学者们的基本意思就是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因多道家典籍，所以国家图书馆就被称为道教““名山”，司马迁把自己的书存于国家图书馆，是因为其有“档案意识”。所以，名山就是指国家图书馆，即国家书府。 但，这些说法是有漏洞的。因为司马迁说得非常明白，“副在京师”！副本既然在京师，正本当然就不在京师。国家书府是汉武帝下令设置的，肯定在京师，所以正本既然不在京师，也肯定不在国家书府。 所以，《史记》正本到底藏在哪儿，仍然是个谜团 《史记》里有七十列传，无一女性，有人曾引为缺憾，其实这些人全都是真汉子，纯爷们儿，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司马迁佩服的人物。司马迁虽然被阉，却是个真男人，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真男人呢？我想，这可能是史迁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自己身虽辱，却依然是傲骨铮铮的铁汉一枚。五十万言的《史记》，也是真男人所写的讴歌真男人的史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淮南子》：一部让汉武帝“十动然拒”并“雪藏”的“绝代奇书” 记得念高中时，在一篇课文里看到一句“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感叹原来古人也有这么强的生态保护意识。这句话使我颇受教益，也颇有好感。不仅认为话说得很有道理，而且觉得语言也辣么美。再看课下注释，其出处是《淮南子·主术训》，从此对《淮南子》这部书有了深刻的好印象，觉得书名也很有诗意。后来还在课下注释里看到过鲧禹治水的故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时又感觉《淮南子》一定是一部很有想象力的书，这部书的主编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也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再后来，才知道这部书被胡适称之为“绝代奇书”，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内心深以为然，觉得刘安和《淮南子》当之无愧。 胡适曾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子》又集道家的大成。”不仅如此，宋代史论家高似孙在其所著《子略》中也评论道：“淮南，天下奇才也！《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出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近人梁启超也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众所周知，中国思想在先秦表现为百家争鸣，秦国以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扫平六国，实现了统一。法家思想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只是对于打天下有效。一旦开始“治天下”，则捉襟见肘，缺陷毕露。强大的秦朝眨眼被推翻。法家思想的强光被证明照不进现实。到了汉初，刘邦鉴于秦朝什么都敢干结果很快就玩完儿的教训，变得什么都不敢干，只是坐在皇位上看着天下。他把自己这种做法叫做“无为而治”，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当然这么说是开玩笑，刘邦其实是接受了陆贾的“下马治天下”，与民休息的建议才这样做的。 在施政思想领域，各种思想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秦朝的那一套被证明行不通。不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禁锢思想也行不通。百家思想都要存在，但又不能整天吵吵嚷嚷，统治者和文化界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淮南子》正位于我国正统思想何去何从的一个岔路口上，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其它各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其它各家？《淮南子》已经给出了初步答案，道家。因为自汉初至汉武帝，一直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西汉初期的指导思想。但是，要整合，这也是当时人都能看得到的大势所趋。《淮南子》一书适应西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对先秦的学术做了最后一次总结。它以道家为统领，整合各家学说，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它的产生充分反映了西汉前期开明的学术空气和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刘安把这部书献给自己的侄子汉武帝时，并不知道汉武帝的桌子上还放着几本书，那就是董仲舒写的《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后来汉武帝最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学术，限制其他学派的发展。对于《淮南子》汉武帝也采取了“爱秘之”的暧昧做法。想想也是，对于一个打算有一番作为的君主，一个以推进大一统为旨归的君主，你献这样一部宣传消极无为，小国寡民为中心思想的书，当然是格格不入不合时宜，遭受冷遇也就势所必然了。以此为转折点，汉代的学术思想陷入狭隘沉滞的境地，道家思想就逐渐被边缘化了，儒家成为主流。思想风尚的改变使在《淮南子》那里冲突着的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不再被人关注，只剩下了秩序问题在独尊儒术的名义下被思考。所以汉武帝的“爱秘”，也是《淮南子》被束之高阁的边缘地位的写照。爱而秘藏之，这举动十分耐人寻味。也就是十分心动，但不得不拒绝。而且不能让别人看到，因此“雪藏”起来了。也正因为此，同时代的司马迁居然没有看到过《淮南子》这部书，当然也就没在《史记》中提及一言半语。所以，《史记》与《淮南子》是擦肩而过并永远错过的关系。 那么，《淮南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首先，说说《淮南子》的几个别名。《淮南子》又名《刘安子》c《淮南鸿烈》，据东汉学者高诱《淮南鸿烈解序》里的解释，“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他将此书献给汉武帝，也是希望西汉王朝从此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越走路越宽。这跟我们把现在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样的意义。只不过没被肯定罢了。 再说说这部书的作者。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说法。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c李尚c左吴c田由c雷被c毛被c伍被c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c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和八公了。总而言之，为了编成这样一部书，刘安动用了他的智库，集众人智慧而成书，可谓一片苦心。那么，刘安又是什么人？胡适说他是天下奇才，有何根据？ 刘安是西汉的思想家c文学家，由他所著的《离骚传》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刘安还是中国豆腐和豆浆的创始人。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所以，我们大家吃的都是刘安的豆腐。然而如此有才的一个人却也是个野心家。作为一方诸侯王，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因此他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其实，说到底，刘安是有谋反的“基因”的。他的父亲刘长是上一届淮南王，因勾结匈奴反叛汉文帝，最后兵败自杀。真是：文武两淮南，长安皆自杀。 再来看看他主持编定的这部书。《淮南子》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c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c“后羿射日”c“共工怒触不周山”c“嫦娥奔月”c“大禹治水”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而其中富有哲理的塞翁失马的故事，更是闻名古今。 《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c“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c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c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鸣，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 简单概括这部著作的特点，大概可以用“奇”和“杂”这两个字。说《淮南子》“奇”，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的作者们以悲剧收场的命运，为该书抹上了传奇的色彩。《淮南子》的作者是淮南王和他的宾客门人，汉初封王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淮南王刘安却很另类，他笃好学术，折节下士，有风雅之姿，高尚之态。汉初封王的权力很大，在王国内部享有独立的赋税权c官吏任免权c行政权甚至货币发行权等等，朝廷只派一个“丞相”作为辅助，发挥监督和联系的作用，所以汉初的封国，俨然是一个小朝廷。汉初封国的这种独立性，在《淮南子》中也能找到例证。《淮南子》有“淮南元年”的记载，说明封国自有纪年系统。在中国古代，正朔c服色是政权的表征，所以旧政亡而新政兴，是一定要改正朔c易服色的。汉初王国不奉朝廷正朔而自行纪年，说明西汉王朝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完成大一统的体制建设。但是，大一统在当时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朝廷也在凭借强力推进这个方向，因此在中央朝廷和封国之间，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权力抗争。这种对抗与帝位之争纠缠在一起，演成了西汉初年频繁的谋反与镇压事件。淮南王就是以谋反罪自杀身亡的，“坐死者数万人”，“党与死者数万人”，是当时振动朝野一个大事件。淮南王在编著《淮南子》时，是有心为刘氏王朝治理天下提供某种设计的，所以他自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且在汉武帝继位之初就把它献给了朝廷。他的这个心愿与他最后以谋反罪死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历史背景为《淮南子》抹上了传奇的色彩。 《淮南子》“奇”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保存了先秦和当时思想的大量材料，注意，是保存。《淮南子》并不是一部现代意义的著作，它并不是淮南王和他的门人“创作”的一部书，而是他们“编著”的一部书，是他们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剪裁c整理和解说。有人说《淮南子》句句都有出处，恐怕言之太过，但是《淮南子》里眼熟的字词文句甚至段落触目皆是，却也是事实。这样，许多失传的典籍有可能通过《淮南子》“借尸还魂”。《淮南子》的史料价值很高，这是公认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完整名称最早就见于《淮南子》，已经与今名完全一样。又如《淮南子》的《天文训》和《地形训》，保存了先秦和当时的许多天文和地理知识，至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的宝贵材料。再如《淮南子·缪称训》保留了子思学派的思想材料，除了有清人辑佚的对照，现在还有了地下出土的郭店竹简在思想的内容上加以印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文库，《淮南子》的丰富性是同时代的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此亦一奇。 《淮南子》的“奇”，还在于它恢宏的思想气势。《淮南子》有“牢笼天地”的雄心，试图在一部书里容纳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淮南子》的思想秩序比较混乱，造成了它在思想上的杂芜，从而使它组织思想和知识的努力，停留在包容广泛的层次上，而没有完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但是《淮南子》高远的思想视野，宏大的思想气势，也为它获得了奇书的声誉。从思想界发展的趋势看，各家思想融为一体为封建统治服务是早晚的事儿，只不过需要慢慢来，《淮南子》是有点急于求成了。不过说他是个先驱，则毫不为过。总之，《淮南子》是一座读不尽的思想宝库，用“读不尽”来称许《淮南子》，称之为“读不尽的《淮南子》”，确实不是谀词。 至于“杂”，已经是《淮南子》长久的名声了。自从《汉书·艺文志》立“杂家”之名纳《淮南子》入其目下，后世史志遵而从之，一致地视《淮南子》为杂家而安顿在“杂家”的类目之下。《淮南子》问世以来的二千多年里，就以杂家的名义流传着。追问导致《淮南子》思想杂芜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条：其一，《淮南子》的文风，是汉赋的铺排渲染，行文多用对偶句式，重叠着形形色色的华丽词藻，这些堆切的词藻往往具有隐喻意味，因此词藻堆切又成为意义叠压。阅读《淮南子》很容易获得一片绚烂的印象，同时也有被意义的光影所淹没的感觉，阅读时触目皆是嘉言，掩卷细想却难以理出一个完整的思路。《淮南子》的行文似乎不是在推进一个思路，而是在一个大致相近的意向上放纵想像和广纳众说。可以说，《淮南子》的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是造成《淮南子》杂芜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淮南子》在思想上抱有太大的雄心，想在一部书里纳入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说，这是《淮南子》“奇”也是它“杂”的原因。《淮南子》正文二十篇，只要看一看这二十篇篇目名称所涉及的范围，就能看出它的论域有多么广泛。一部论域宽泛的书需要仔细安排思想的秩序，而《淮南子》恰好在这个方面非常薄弱。这样，它纳入的内容越多，给人的感觉就越乱，《淮南子》正是如此。作为思想材料，《淮南子》可谓一大宝藏，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淮南子》却逃不掉“杂家”的名声。 其三，《淮南子》的思想立场游移不定，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这是导致《淮南子》杂芜的根本原因。《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这是很明显的。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所以每每称“摇消掉稍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好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来自血缘的亲子关系和来自政治的君臣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从纯粹的“人”即“真人”，变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人的角色性身份是人无可回避的现实。这样，人的理想状态“真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角色”之间就有了矛盾。庄子只是一个思想者，在揭示了人作为“真人”和作为“角色”的矛盾，揭示出真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角色受制于现实的冲突之后，发一份千古之慨叹，也就罢了。《淮南子》却不同，它的作者，既是喜好读书的思想者，也是拥有大片封地的诸侯王，因此淮南王和他的门人除了有同于庄子的感慨，还有庄子无需担当的“务于治”的现实责任，所以《淮南子》必须处理人的角色属性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这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一旦进入这个范畴，《淮南子》也就不能忽视儒家倡导的价值准则，而必须解释它们c承认它们和承认在它们的安顿下形成人间秩序的必要性。这样，原来“羞而不为”的秩序安排，也就要“不得已而为之”了，为与不为的矛盾，表现在《淮南子》里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作为受制于朝廷的封王，淮南王向往自由，作为有安顿天下之心的贤王，淮南王不能忽视秩序，淮南王身份的尴尬或许造成了《淮南子》时而重秩序时而重自由的矛盾态度，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下，它时而在道家的立场上贬斥儒家，时而在儒家的立场上协调儒c道思想，这种思想立场的游移，是《淮南子》显得杂芜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大约完成于汉景帝时代（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继位，淮南王在晋见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年轻的新皇帝。或许是因为思想风气的改变，使《淮南子》的问题不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淮南狱案的影响，使淮南王及其著述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忌讳，总之在整个西汉，还看不到《淮南子》的传行。到了东汉，《淮南子》才成为通行的典籍。东汉末有许慎和高诱注解《淮南子》，根据现存的许注八篇和高注十三篇来看，二家之注都侧重于名物训诂，而不甚关心思想的阐释，与郭象的《庄子注》完全不同。高诱在《叙目》里表扬《淮南子》，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又称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着，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似乎有在道家的思想统系上解释《淮南子》的意图，然而再往下说，却又只是“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他本人的注释也少有思想阐释的内容，这就使《叙目》中“大道之深”的评介落了空，只剩下“援采以验经传”给出的功能定位。“援采以验经传”是高诱为《淮南子》定的位，也是《淮南子》长期流传的实况。六朝以后，就不断有人援采《淮南子》为经传作注解，例如《后汉书》注c《文选》注c《史记索引》c《蒙求注》等等，都有引自《淮南子》的材料；类书如《北堂书钞》c《艺文类聚》c《太平御览》，也见得到《淮南子》的材料；还有《意林》一类的作品，对《淮南子》（还有其他许多著作，例如现在已经失传的《子思子》等等）进行了摘抄。在这些不断的援采中，我们看到了《淮南子》流传的诸多痕迹，但是在《淮南子》两千年的流传史中，却见不到以《淮南子》为完整对象的思想解释。真是骆驼卖了个驴价钱！《淮南子》的这种流传方式，使《淮南子》逐渐堆集下不少的颠舛讹脱，再加上写刻致缪，文义变迁，读懂《淮南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清代以来，校勘之学大兴，《淮南子》也得到了文本的校勘整理，其中以王念孙的成就最大。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煌煌十六巨册，其中的第十二到十六册是整理《淮南子》的。王念孙以坚实的小学功夫和丰富的材料考证《淮南子》的误文，并对许多难解之文的含义进行解释，一共九百余条。他在这项工作上的成就，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在王念孙之后，还有人继续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等等，都是阅读《淮南子》的重要参考。但是就校订《淮南子》的整体成就而言，无出王念孙之右者。 真正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是从民国时代开始的。胡适的小册子《淮南王书》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淮南子》思想，揭示《淮南子》有宇宙论的思想，同时批评这个思想充满了想像；指出“无为”是《淮南子》推崇的行为方式，同时批评论证这种方式的根据不足。胡适的研究很有意思，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的《淮南王书》却没有理睬《淮南子》的人文追求和困惑，而是以近代科学的证明精神来考量《淮南子》的长短。胡适以后，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的就很多了，题目不一，角度也很多，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有一个西方学术分科的背景和一个同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那些以《淮南子》的某某思想为题的文章，更是如此。 一部在中国思想重大历史时刻被边缘化的书，历经几千年，重回学术中心，人们对它的认识由浅入深，这是一件意义非比寻常的事情。我们期待着它重新焕发光彩，给我们带来丰富营养和重大启示。 还有一点遗憾。我们试想，如果当时印刷业发达，或淮南王不谋反，或淮南王找人抄了很多副本，则《淮南子》的刊布流行必然十分迅速，那么虽然汉武帝“推名孔学，抑黜百家”，但至少在淮南国境内，这部书会风靡，会大行其道。其历史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代藏书：秦火烧不尽，汉风吹又生 孔子去世后的250多年后，秦国通过变法图强，国富兵强，于公元前221年灭亡诸国后一统天下。初并天下后，秦始皇听从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施行郡县制度。郡县统治的实施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全国的统治，但是却遭到了以太子的老师博士淳于越为首一大批人的反对。公元前212年，在一次秦始皇大宴群臣的宴会上，淳于越大胆向秦始皇进言，主张恢复古制，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时任丞相的李斯斥责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向秦始皇建议禁私学c焚古籍，除了秦国史记外，其余诸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医药c占卜c农作书不禁其余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即使国家博士馆所藏的《诗》《书》等书籍也未能幸免。并下令三十天内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一时间朝野上下，噤若寒蝉；举国之内，血雨腥风。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中的“焚书”运动，“焚书”之举与其说是统一全国思想认识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浩劫。 历代以来，歌咏此事的诗颇多，最有名的，是唐代章碣的《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不过毁灭文化的行为既然不得民心，老百姓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跟它玩儿捉迷藏，打游击。 伏生藏书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此济南不是现在的济南，而是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人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c虞舜c夏c商c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伏生(伏胜，字子贱)，汉人，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卒于汉文帝三年(前161年)，享年100岁。 孔鲋藏书 在孔子的老家曲阜，孔子的后代已传到第九代孙孔鲋，为了不使祖宗的儒学精髓著作付之一炬，孔鲋偷偷将《尚书》c《礼》c《论语》及《孝经》等一批经典著作书简砌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孔鲋（约前264—前208），字甲。秦末儒生。孔子后裔，居于魏国。本名鲋甲，字子鱼，亦字甲。 晚年投奔陈胜，陈胜在陈郡（今河南淮阳）称王后，陈人或称子鲋，或称孔甲。孔鲋博通经史，与魏名士张耳c陈余友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孔鲋不仕，令其弟子叔孙通仕秦，后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宰相李斯始议焚书之事，魏人陈余告诉他：“秦将灭先王之藉，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哉！”他回答说：“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遂收其家所藏《论语》c《尚书》c《孝经》等书，藏于旧宅的墙壁中，而后隐居嵩山，教弟子百余人。陈胜领导农民起义，他也从军反秦，为博士c太师，留在身边，以备咨询。后由于陈胜不能听取规谏，以致起义形势直转而下，导致最终失败。孔鲋最后在与秦将章邯的战斗中战死，终年57岁。 幸亏秦王朝极其短命，通晓诗书的一代人还没死绝（老了二十岁），秦朝就死翘翘，汉朝就雄赳赳了。凭着古人强大的记忆力，很多古书又被复写出来。又幸亏古代的经典都不是很长，比如老子《道德经》才五千字。当然，与原书不完全一致是难免的。秦始皇毕竟还是给文化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公元前191年，挟书律横行秦汉两朝21年后，汉惠帝（吕后之子）以极大地政治魄力将其废除。这一举措如思想文化界的春风，吹遍九州大地。此时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这便是成为中国古代史宝贵资料的《尚书》。伏生壁藏《尚书》并将其传播的事迹传到朝廷，汉文帝非常重视，欲召他进朝，但此时伏生已年愈九十，不能出行。于是文帝派时任太常掌故之职的晁错到章丘伏生家中，当面授受。伏生因年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终于将伏生胸藏《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补叙出所失篇章，才使《尚书》得以完整流传。 孔鲋则到死也没有将其藏书取出。公元前154年，也就是西汉景帝三年，皇帝刘启之子刘馀被封为鲁王，即鲁恭王。鲁恭王在扩建宫室拆除原孔子故宅时，从墙壁里发现几十篇儒家经书，其中有《尚书》c《礼》c《论语》c《孝经》等古典书简。与一般民间所传的经书有所不同，它们不是用隶书书写，而是用蝌蚪文写成的。于是人们便把这些经书称之为“孔壁古文”，自此孔鲋藏书终于重见天日。他的“鲁壁藏书”也成了历代藏家之经典轶事，保护文化的千古佳话。明人孔贞栋《咏鲁壁》诗云：“蝌蚪出从古壁中，至今大地书文同。秦人遗下六经火，三月咸阳焰尚红”。清乾隆帝写诗赞颂：“经天纬地存千古，岂系恭王坏宅时”。 当然，这只是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民间各种形式的藏书应该还有很多。《汉书·艺文志》里描述道：“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唱（怅）然而称曰：‘朕甚闵(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也就是说到孝武帝（即汉武帝）时代为止，还是书籍残缺，竹简脱落，礼仪废弛的满目疮痍的局面。汉武帝喟然而叹道:“朕很悲哀这些事!”于是制定藏书的政策，设置了抄书的官员，一直到诸子传说，都充实到“秘府”，即国家图书馆。到汉成帝的时候，由于书籍散失的特别厉害，汉成帝再次组织大规模图书征集整理工作。这次较前次有重大进步。他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征求分散的书籍，同时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太史令尹咸校理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理医药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整理编目，概括其大意，录下来把它上奏给皇帝。日久天长，形成了一部“秘府”藏书的内容提要集，刘向给这些提要集取名为《别录》。刘向死后，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在父亲的《别录》的基础上形成了简化版的《七略》上奏给皇帝，所以就有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七略》是史上第一份国家公共图书目录，意义非凡。我国版图上有多少图书，从此一目了然。 西汉国家书府藏书极丰，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能被太史公看到和利用，为司马迁创作《史记》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为记一代藏书之盛，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中专门作了一篇《艺文志》。《艺文志》将国家藏书分六艺c诸子c诗赋c兵书c数术c方技6略，共收书38种，596家，13269卷。 若没有这些藏书，西汉文化事业不会繁荣，也称不上一个强盛的王朝。 当然，秦火熊熊，毕竟对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之损失。但我们不要忘了，秦始皇陵尚未打开。等有朝一日这座陵墓之门轰然敞开，或许会有震惊世人的海量文化典籍出土。若真有辣么一天，秦始皇的罪孽虽不能一笔勾销，也可减去大半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尔雅》：古代的汉语词典 古人读书，遇到不懂的字词肿么办？你或许会本能地说，查《现代汉语词典》呀。可惜那时并没有现代汉语词典。那时候也没有普通话，人们说话南腔北调，如何沟通？有没有一部方言词典？其实这样的书古代就有，前者叫《尔雅》，后者叫《方言》。 先说《尔雅》。《尔雅》是温文尔雅的，也是很牛的，它是我国辞书之祖。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中国古代的典籍――经，《十三经》的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尔雅》是现已知的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c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c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c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所以，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尔雅》是没有作者的，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后来孔子及其弟子作过增补。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关于这类书，不必苛求其作者，只看其质量。君不见，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是曹氏一人之作，其它三部本质上都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尔雅》的成书时间也模糊，只能划定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其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c《列子》c《庄子》c《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书中谈到的一些动物，如狻猊(suān ni，即龙九子之一，形如狮子)，据研究，不是战国以前所能见到的。其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犍为文学的《尔雅注》。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本20篇，现存19篇。尽管作为语文词典来说，它的注释过于笼统，许多条目仅仅是同义词表，但是远在公元前3世纪就能产生出这样的著作，就是在世界词书编纂历史上也堪称第一了。 《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c“释宫”c“释器”c“释乐”等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 例如: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释亲) 门侧之堂谓之塾。(释宫) 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释器) 大鼓谓之鼖(fén)，小者谓之应(yg)。(释乐) “释天“c“释地“c“释丘“c“释山“c“释水“等5篇解释的是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词语。例如: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释天) 坟莫大于河坟。(释地) 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释丘)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释山，五岳的知识)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释水) “释草”c“释木”以下7篇解释的是关于植物动物方面的词语。 例如: 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释草) 枞，松叶柏身。桧，柏叶松身。(释木)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释虫) 鲲，鱼子。(释鱼) 舒雁，鹅。舒凫(fu)，鹜(u)。(释鸟) 罴，如熊，黄白文。(释兽) 狗四尺为獒。(释畜) 《尔雅》后16篇相当于百科词典。在汉代，儿童在完成识字阶段的教育后，要读《论语》c《孝经》和《尔雅》这3部书。尽管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尔雅》的知识容量相当有限，但是在古代已经非常可观了。所以有人说，《尔雅》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历来对《尔雅》的评价都很高，影响也很大，有很多的粉丝对它膜拜并模仿。这是由于《尔雅》汇总c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c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所以，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唐文宗开成年间刻开成石经时，列入经部。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也不是某一部经书的附庸，它是一本独立的词典。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增长各种知识。《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c音韵学c词源学c方言学c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所以说，不要担心古人读的书没有课下注释，《尔雅》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尔雅》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自它以后的训诂学c音韵学c词源学c文字学c方言学乃至医药本草著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后世还出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著作，被称为“群雅”，由研究《尔雅》也产生了“雅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新序》：一本有趣的历代故事集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西汉王朝，在历代前贤的各类著作里，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的有趣的故事，人们不愿读艰深的大部头哲学著作，但对这些故事有浓厚的兴趣。能不能把这些故事摘选出来，凑成一本书，以飨读者呢？这工作在秦朝是不能做的，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古板也太严厉，他是个非常无趣的人，他的王朝也是一个无趣的王朝。一个无趣的王朝是短命的。所以，这本书在秦朝也没出现。到了西汉，挟书律废除，文化政策宽松，民间藏书和政府藏书都史无前例地丰富。虽然后来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那只是政府层面选拔官员的措施，并不累及百姓。总之，文化政策的宽松，思想领域较为自由的空气，为整理前代古籍创造了条件。这本有趣的故事书也就呼之欲出，应运而生了。 编书的人叫刘向。刘向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的四世孙。我们都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这个刘向非彼刘项（刘邦项羽），他这辈子几乎是“只读书”。他和自己的儿子刘歆面对前代无比丰富又亟待整理的历史文化遗存，没有无所作为，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战国策》，原来并不叫《战国策》，而是经刘向整理后定名的。他不仅读书，还编书，写书，成了西汉的经学家c目录学家c文学家。他连编带写，编了一部《新序》，又编写了《说苑》，还编写了《列女传》。 刘向出书不像别人那么费事，他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鉴于秘府之书颇有散亡，诏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导校勘c整理采访来的书籍。他负责校经传c诸子c诗赋；任宏校兵书。在三阁校书19年，把数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宫廷藏书重加整理。每校完一书，乃条贯篇目，撮其旨意，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别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工作的先例。方法为：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有：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别录》记录了上古至西汉的文化典籍，为古代文化史之精华，对后世目录学c分类学有极深远的影响。该书已佚，今从《七略》可窥一斑。所以，守着这么多图书，读了这么多书，厚积薄发，刘向自己也颇有著述。 书归正传，再来说《新序》。不要望文生义地认为《新序》只是一篇序言。不，它是一本很有厚度的书。原书有三十卷之多，但现在仅存十卷。 《新序》这部书最奇之处在于，它里面的故事已经开始有了虚构的成分，比如，叶公好龙的故事就是出自此书，龙这种动物是没有的，所以此故事及情节必然是虚构的。我以前就想过，这个故事出现在哪本书里，哪本书就是个里程碑。我国的故事虚构从此开始。没想到，就是出自《新序》这部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已经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因素啦。《新序》里收录的历代故事许多章节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丰富多彩c特色鲜明，很有可读性。当然，这些故事都是刘向选的，而不是他创作的。他选故事的标准和分类跟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点像，都是是“有资于治道”，刘向的目的是政治讽谏。其材料取舍c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c贤人治国思想c民本思想c从善纳谏思想等等。此书采集故事的范围自舜c禹时代至汉代，有史事有传说，分类编纂，所记史事与《左传》c《战国策》c《史记》等颇有出入，但正因如此，此书才更具有参考价值。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说苑》：一本很“话痨”的书 《说苑》，也叫《新苑》。是刘向编写的书，也是他的第二本书。看书的名字，这本书就很“话痨”，主要是说。这种猜测大体不错的，而且它是把历代以来直至西汉最有名的的说，即对话撮集在一块儿，又分门别类，编成的一本书。不仅如此，这里的说还有小说的意思。这本书里的故事虚构的成分比《新序》又多了不少。说白了，这就是一本以对话体为主要特色的杂史小说集。说来说去，给后代留下了不少名言。 此书成书于鸿嘉四年(前17)。原来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曾巩（欧阳修的得意弟子，唐宋八大家之一）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所以，西汉以前的诸子百家要感谢刘向，因为他们父子对整理前代文化有重大贡献。而刘向本人则要向曾巩致谢，因为他的书都是曾巩予以搜集整理使之继续流传的。 《说苑》这部书，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c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c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二十卷的标目一看就很正经，依次为:君道c臣术c建本c立节c贵德c复恩c政理c尊贤c正谏c敬慎c善说c奉使c权谋c至公c指武c谈丛c杂言c辨物c修文c反质。 此书得益于作者守着海量图书，因此取材广泛，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给人们探讨历史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书中记载的史事，有的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记事与《史记》c《左传》c《国语》c《战国策》c《列子》c《荀子》c《韩非子》c《管子》c《晏子春秋》c《吕氏春秋》c《淮南子》等书相出入，对考寻历史者足资参考。有些古籍已经散佚，但《说苑》中却保存一二，吉光片羽，尤为可贵。如《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早已散佚，师旷的这段议论，疑即出自《师旷》六篇。此类例子，还可找到不少。 随便选几条名言，大家就可以窥见其思想含量。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说苑·政理卷七》 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一一选自《政理37》 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亦无由入矣。一一选自《政理35》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一一选自《谈丛75》 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一一选自《谈丛69》 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矛戟。一一选自《谈丛34》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说苑》里有故事700篇。篇篇可读。我们可以通过其中一篇领略其风采。 《说苑善说》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客谓梁曰：“惠子之言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 明日见。魏惠子曰：“愿先生艳尸则直言而，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曰：“善！” 翻译过来就是：有客人对梁王说:“惠子说话的时候喜欢打比方，大王让他说话不用比方，他就不能说话了“梁王说“好“第二天见惠子，对惠子说“我希望先生你说话的时候直接说，不要用比喻“ 惠子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弹’是什么东西的人在这里，他问你：‘弹的形状象什么？’如果回答说：‘弹的形状就象弹’，那他明白吗？”梁王说：“不明白。”惠子接着说：“在这时就应该改变说法回答他：‘弹的形状象把弓，却用竹子做它的弦’，那么他会明白吗？”梁王说：“可以明白了。”惠子说：“说话的人本来就是用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来说明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从而使人们真正弄懂它。现在您却叫我不打比方，这就行不通了。”梁王说：“你讲得好。” 大家看，虽是对话，却一点也不枯燥。而是那样的引人入胜。 再如，第九卷《说苑·正谏》中有一则故事：“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顾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 翻译一下：园子里有一棵榆树，树上有一只蝉。蝉正振动着翅膀悲切地鸣叫，想要喝一些清凉的露水，却不知一只螳螂正在它的背后。螳螂弯曲着脖子，想抓住蝉后把它吞掉。螳螂正要吃蝉，却不知黄雀在它背后。黄雀伸长脖子想要啄过螳螂吞掉他。黄雀正想吃螳螂，却不知有一个孩子正在榆树下面，他拉开弹弓，就要射向黄雀。孩子要拉开弹弓射杀黄雀，却不知道脚下有个深坑后面还有树墩子。 这些鸟虫和这个孩子都在贪图眼前的利益，却不顾及身后潜伏着祸患。 这则故事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的由来。 这本书话很绕，很话痨。但的确是一部奇书，妙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烈女传》还是《列女传》？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列女传》是刘向编写的第三本书。这本书的重要性和知名度都远超他前两本书。其成书和流传的传奇性也更强。最为传奇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后来被偷换成了《烈女传》而大行其道。真名反而少有人知。看似一字之差，传达的理念却大相径庭，严重跑偏。且听我细细道来。 此书产生的缘由颇为传奇。西汉时期汉成帝的皇后是赵飞燕。这是一位著名的皇后，比他这老公的名声可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环肥燕瘦，环是杨贵妃杨玉环，燕就是赵飞燕。赵飞燕可以和杨贵妃并列。而汉成帝跟唐玄宗的知名度一比，就直接被秒掉了。他只能跟着赵飞燕蹭热度了。总之二人是一帝一后，举案齐眉。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赵飞燕居然失宠于汉成帝。以她这样大的腕怎能受此委屈？所以她就出了个狠招报复汉成帝！她招来一批壮硕美男，与他们无度。这跟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有的一拼，后者也用过类似手段报复过自己移情别恋的丈夫，后来的后来还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扯远了，我们回来再看汉成帝这边。当时的光禄大夫刘向看到赵皇后如此秽乱，实在无语。最后忍无可忍，又不便明白指出，于是只好费了许多功夫，引经据典，搜罗昔时贤后贞妇，兴国保家之事，写成了一册《列女传》。他把此书呈献汉成帝作为讽劝，力斥孽嬖为乱亡之征兆，以盼望朝廷有所警悟。汉成帝拿到书嗟叹至三，频频予以嘉勉：“啊哈哈，书不错，书不错。”但耐人寻味的是就是不讲实质性的话，也终究未因此做出实际的行动。但刘向的《列女传》却却终于流传下来。这是一奇。 二奇。此书是《史记》的有益补充。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七十列传，那是为王侯将相做的传。但可惜的是，七十列传里没有一个女人。作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群体，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c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自身繁衍中，妇女更具有特殊的价值，作出了特殊贡献。可是在我国，一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形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以父系家族为细胞的私有制社会，男女有别c男尊女卑的原则就逐渐被确定下来。反映在史学上，就是轻视和忽略对妇女人物的记载。《诗》c《书》c《春秋》虽有关于妇女的记述，但仅是只言片语。《史记》虽然为吕后立了本纪，为其他后妃设了《外戚世家》，并以较多的笔墨叙述了巴清寡妇c齐女缇萦及卓文君等妇女的故事，影响很大。然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吕后攥着印把子，叱咤政坛很多年，不可能一带而过。列传里没有妇女同志的身影，终为憾事。 刘向最早有意识地为妇女立传，专门写妇女，而且一写就写了104个，并形成了比较系统c完整的体裁结构。大大弥补了《史记》的缺憾。在此之后，史家逐渐注重对女性人物的记载，随时缀录，代不乏人。“盖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无论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列传，都曾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启示和影响。 所以，刘向是中国第一个写妇女传记的作者，他的这本《列女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列女传》成书约于公元前20年，书共分七卷，分别是卷一母仪传，卷二贤明传，卷三仁智传，卷四贞顺传。卷五节义传，卷六辩通传，卷七孽嬖传，除母仪传记有14人外，其余各传均记有15人，时间从上古至汉代。 《列女传》一石激起千层浪，后来千年有余波。它撰成后数十年，班固开始著《汉书》，除设《高后纪》和《外戚传》外，独列《元后传》，所记女性比《史记》要多。《汉书》还受《列女传》编撰主旨影响，增加了劝诫教化的色彩。其后陈寿《三国志》仍为后妃立传。到了南朝宋时，范晔著《后汉书》，除了立《皇后纪》(附皇女)，又仿刘向《列女传》，在书中为皇族妇女之外的各阶层妇女设《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但又重“贞女亮明白之节“，立传原则c编撰形式几与刘向相合。范晔的《后汉书》则正式设《列女传》，后史因之，成为定则。到了晋朝，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画出了插图，《列女传》成了插图本，影响更大了。《晋书》c《魏书》c《北史》c《隋书》c《旧唐书》c《新唐书》c《宋史》c《辽史》c《金史》c《元史》c《明史》也得以及《新元史》c《清史稿》等，都设有《列女传》。 实际上，早在范晔之前，东汉后期的《东观汉记》已经仿刘向《列女传》，为皇妃以外有嘉言懿行的妇女撰写了传记，三国时吴国谢承《后汉书》也为妇女设了专篇。这些想必都曾对范晔著书起过参考作用。 在《列女传》影响下，野史杂传中的妇女传记也相继问世。晋皇甫谧《列女传》c杜预《女记》，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明解缙《古今列女传》，清刘开《广列女传》等，都是其中有名的著作。在其他类型的传体史书中，也有系统的妇女传记出现。它们在著述宗旨c内容选择和编写体例上，向《列女传》取资不少，一般既重贞节孝义，又重才学文辩，既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又包举一生而为之传。 许多地方史志也设《列女传》。清代杨传第说:刘向著《列女传》，范晔《后汉书》“因之为史家成式，下逮郡邑志乘”。拿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来讲，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虽未立“列女”之目，但却列有“先贤士女”，收入巴蜀地区汉魏间人物200余名，而女子即占其中1/5强。它的撰作方式全仿刘向《列女传》，“赞”似《列女传》颂，“注”实为各人传记，语言风格也有《列女传》的影子。 以上都是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那就是《列女传》的味道渐渐变了。 刘向最初写此书的原意是对上古红颜祸水如妲己c褒姒等秽乱宫廷种种恶行借题发挥讽喻上听的，意思是赵飞燕跟那些败家娘们儿是一路货色。“列女”的意思是“诸女”，《列女传》是为妇女做传，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列女传》也写了很多美德妇女，但都是为了反衬恶妇而作。然而后人仿制的《列女传》，多数内容却偏重于节烈的表彰。宋明以后理学大兴，更是变本加厉，给这本书添加很多新的内容，仅母仪传就记载了30余人，赞扬妇女美德大多数都把注意力放在贞烈上面。于是，许多毒素搭乘“列女传”专列，把好好的一本《列女传》变成了《烈女传》。民间讽刺女子行为之不梗，常说“不读烈女传，不晓妇经”，把“列“解为“烈”，于是后人只知“烈女传”，而不知“列女传”，好比把六耳猕猴当成了真悟空。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明朝人姚叔祥的小说《见只编》有个“海瑞杀女”的故事，这样写道:“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翻译过来就是：有一天，海瑞看见他5岁的女儿吃一个糕饼，就问糕饼是谁给的，当得知是某仆人给的时海瑞大怒，训斥女儿说:“女子哪能随便接受男仆的糕饼你不是我的女儿!你如果能饿死，才算我的女儿!”小女从此吓得啼哭不止，不喝也不吃，家里人怎么哄她劝她也没有用，7天之后终于饿死了。这或许是小说，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可怕的观念。这观念足以杀人。鲁迅先生的《祝福》里不也塑造了被礼教杀害的祥林嫂的悲剧形象吗？ 《红楼梦》里的李纨，也是一个被《列女传》毒害的典型。我们看看《红楼梦》对她的描写就知道——李纨，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 看，一字之差，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要么把女人变成木头，要么把女人杀于无形。可见，《烈女传》还是《列女传》？的确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清代人对于这种偏向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明史·列女传》序说:“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c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章学诚更明确指出:“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在《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他提出，“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主张并援刘向之例，“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谈到论赞，他要求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各为论列。”关于每传章首的表述方式，他指出，《后汉书》有失列女命篇之义，应仿刘书，“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刘向《列女传》在当时的重要作用。章学诚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在为早已严重跑偏的《列女传》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 当然，《列女传》变《烈女传》，毒性越来越强，刘向并非一点责任没有。刘向《列女传》中的节烈妇女也有十几名，约占全书的1/10，集中于卷4《贞顺传》和卷5《节义传》中，这为日后《列女传》变成《烈女传》埋下了病灶，妨碍了历代杰出女性才能和贡献方面史料的开拓。 刘向《列女传》能够对古代史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与它的广泛流传分不开的。有了官方的首肯和提倡，加上成书形式可取，此书一出，即迅速传布，甚至远及西域。《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有“分《列女传》书”的残文。在内地郡国，东汉盛行以它作为石刻画像的题材。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中，有梁节姑姊c齐钟离春c楚昭贞姜等9事，皆本于《列女传》。《列女传》还受到东汉学者的重视。班昭曾作注释，马融亦为之训解，使它得以广泛流传，历久不衰。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列女传》后，历代的《列女传》虽与刘向本意渐行渐远，但到《红楼梦》问世，国人对女子的看法又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红楼梦》作者是集中华文化之大成者，他欲将古今著名女性人物全部揽之于红楼梦一书。“当日所有之女子”并不仅仅是作者身边的女子，而是古今的窈窕之姝c轻盈之媛。《红楼梦》中特别提到了宝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实际上《红楼梦》就是《古今人物通考》，《红楼梦》中的金钗美女就是历史上的古今人物。为闺阁昭传是为中国古代的女性昭传，是一部“美人谱”，是一部“列女传”。 别管《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其赞美女子c为她们的悲剧命运歌哭的主旨却是很鲜明的。《红楼梦》的作者肯定研读过历代的《列女传》，他的笔下有一条关于古今女子的历史长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七略》：史上第一部图书目录，作者是个奇葩 如果西汉有记者采访大文学家刘向：“您这一生，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是《新序》c《说苑》，还是《列女传》？”他一定会说：“都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是我的儿子刘歆。” 刘歆，刘向之子。刘向c刘歆父子在中国古书界绝对是响当当的传奇人物。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大规模整理文化典籍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不朽盛事，如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大才子c内阁首辅解缙领衔整理出《永乐大典》。有的则毁誉参半，如清朝乾隆帝命学者纪昀领衔编纂《四库全书》，由于在整理过程中存在大肆毁改书籍的恶行，变得臭名昭著，被后世学者讥讽为“四库毁书”或“四不全书”。但要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文化典籍的活动，就不得不提到刘向和刘歆父子，他们领衔的整理活动堪称完美，意义深远。 话得从头说起。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这位贪图享乐，以昏蒙著称，专宠赵飞燕c赵合德姐妹以致皇位没有继承人的皇帝居然格外清醒起来，做了一件历史上颇有开创意义的文化盛事。那就是继汉武帝刘彻之后，再一次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图书文献。这次征集进步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征求分散的书籍，还同时命令光禄大夫刘向领衔并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医药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整理编目，概括其大意，录下来把它上奏给皇帝。当刘向死后，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这样，刘向刘歆父子等人不辱使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说到刘歆，既然是刘向之子，想必有两把刷子吧？不对，他有三把。这个人才能非凡，各方面成就卓著，做官也基本是贵人相助，顺风顺水。但是，要是全面总结刘歆的政治生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却是最佳评语。 先看看刘歆的简历吧。刘歆(后改名秀，字子骏)，出生于西元前五十年，去世于西元二十三年，享年七十三岁。为刘邦四弟刘交后裔，刘德之孙，刘向之子。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刘秀。刘歆是古文经学的继承者，曾与父亲刘向编订《山海经》。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c天文历法学c史学c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这个简历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刘歆后来改名为刘秀。为什么要改名字？有两个原因。一是为避汉哀帝的讳，因为汉哀帝叫刘欣。欣c歆同音，跟皇帝重名，当然要改。思想家荀子不也因为跟汉宣帝刘询重名而被汉朝人改“荀卿”为“孙卿”吗？所以，这个说法貌似是很站得住脚的。改是一定的。但是否一定要改成“刘秀”呢？当然不一定。第二个原因来了，那就是刘歆想当皇帝。为什么想当皇帝就要改名为刘秀呢？因为当时，也就是汉哀帝时，朝政，民间流传着一个谶纬。谶纬的内容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个谶纬还有另一种版本，那就是将来的皇帝叫刘秀。实在是太具体了。刘歆当时已经被大司马举荐为光禄大夫，他也有当皇帝的，于是就趁避讳改名之机改名为刘秀。他给《山海经》作注后上书西汉哀帝刘欣的表奏中即自称臣“秀“。改了名，应了谶，皇帝的帽子就能落到自己头上了吗？这种行为至少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然而，史书凿凿，刘歆确实就这么干了。当然后来的皇帝也是叫刘秀，但彼刘秀是个民间粮贩子，而非此后天的刘秀。事情的发展绝对出乎刘歆的意料。汉哀帝刘欣死了，王莽当了皇帝，不是他。他于是谋反，认为自己将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但事情败露，王莽把他逼死了。然后原装的刘秀把王莽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 其实刘歆和王莽的关系是真的不一般。王莽就是刘歆命中的贵人。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黄鼠狼，不，黄门郎，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 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c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c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c王临皆封侯。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c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作了《钟历书》与《三统历谱》两部书。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 公元9年，王莽去掉汉朝名号，正式当皇帝，在任命辅政大臣时，让老朋友c死党刘秀当上了国师，赐封嘉新公，与太师c太傅c国将并列为四辅，位列“上公”。可见，刘歆对于王莽篡位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两人互帮互助，革命友谊应该是牢不可破的。但前文说了，刘歆也是有政治野心的，甚至为此改名应谶。根据《资治通鉴》第四十一卷的一段记载，王莽的国师公刘秀改名，也是因为当时流传的预言书说刘秀可当皇帝，所以改名。王莽末年，道士西门君惠谋划拥立国师公刘秀做皇帝，事情败露，刘秀自杀，西门君惠在被绑缚刑场时，还对围观的群众说：“预言书的话没错，刘秀确实是你们的皇上！”照这么说，国师公刘秀也是有想法的人，可终究没成功，名字算是白改了。这对后世那些指望通过改名(而不是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的人来说，是否也是个教训呢？ 总之，最后，那位草根c粮贩子刘秀当了皇帝。他其实是知道国师公刘秀的。那时候，国师公的知名度和地位岂是他能望其项背的。可是，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他这个草根完美逆袭，应了谶纬，当了皇帝。有人说，那谶纬当初就是他放出来的，确实有这个可能。但他没想到的是，那刘歆居然会因为他放出的这个谶纬改名为刘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国史上第一部图书目录《七略》就诞生于政治上如此弱智的刘歆手中，放到现在，他很有资格上“奇葩说”。但一码归一码。政治上的弱智并不影响他在其它方面做出巨大成就。 在这次领衔校理群书的工作中，刘歆就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c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c辨伪c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据阮孝绪《七录序》，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七录序》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故称《七略》。优点是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刘歆《七略》早已亡佚，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删除《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中的内容，把辑略中的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列于六略之后，小序列于三十八种之后。在分类方面，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著录书籍方面，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刘向c扬雄c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补，分类上的合并c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注明“出“c“入“c“省“若干家c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因此，《艺文志》虽仅得《七略》十之三四，但存其目，还是据以可窥见《七略》之概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氾胜之书》：史上第一部农书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有名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在黄河流域c大江南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作为一门学问被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研究到了极致。现在的中国人到非洲去，在那里种蔬菜，种粮食，把非洲土著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把中国人看做是神一般的存在。这说明，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农业技术是很宝贵的。还有一个例子。 16世纪大航海时，葡萄牙人乘船在大洋上航行，离岸后经常几个月在海上漂泊，有时遇到风暴，归期更不确定。时间长了，船上的人就会得一种叫做“出血症”的病。船员们开始牙床出血c肿胀，肿到让人恐怖的地步，随后又开始痛苦地流血，牙齿变得松动，很多人因“出血病”而死去，每天都有尸体被抛入大海。出血症又叫坏血病，是一种令欧洲航海家，如达伽马c麦哲伦们闻之色变听了头大的病。然而，我们知道，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早在15世纪就曾带领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其间也遭遇过各种风暴，但无论在海上呆多久，从来都没哪个船员得这种病。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坏血病是由于缺乏维c而引起全身性出血的一种疾病。郑和的船队除了肉类鱼类食物外还在甲板上种植蔬菜，在船舱内发豆芽进行食用，而且船员大都喜欢饮绿茶，沿途还会补充一部分的水果和蔬菜，不知不觉就解决了船队补充维c的问题。而欧洲远洋船队的食物中基本是肉类和鱼类，新鲜水果和蔬菜由于无法长期保存而很快被消耗掉，在长期航行中又无法及时补充，因此患上坏血症便成为必然。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有一种自豪感。为我们祖先的智慧自豪。要知道，我国的农业生产经验不断总结，代代相传，才变得越来越丰富，达到令世人惊叹的地步。这个过程中，那些总结农业生产宝贵经验的农书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就谈一谈我国第一部农书。 说到我国第一部农书，你肯定首先想到了历史课本上说的《齐民要术》。但《齐民要术》只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农书。“现存”且“完整”这两个定语缺一不可。如果要说我国第一部农书，不管它现存与否和完整与否，那就不是《齐民要术》，而是《氾胜之书》了。这部书目前只是残存，全书只有3700字。但它却是名副其实的我国史上第一部农书。 《氾胜之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较为科学的农学专著。它的作者就叫氾胜之，而这部书开始也就叫《氾胜之》，《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泛胜之》十八篇“，《泛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氾胜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西汉人，生卒年月不详，具体生活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原姓为凡姓。战国时代逃难到氾水（现今山东菏泽，一般写作“泛水“，泛同泛，古体字，除地名外已基本不用），因而改姓氾。史书中记载，氾胜之在汉成帝时期担任议郎之职，并任劝农使者c轻车使者，被朝廷派遣到当时长安郊区三辅，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氾胜之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经常不耻下问，主动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种瓠绝技，这些农业经验最后都被氾胜之记录在《氾胜之书》。 氾胜之在《氾胜之书》总结了在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各种耕种经验，还记录了氾胜之发明的“区田法”。“区田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进行土地栽种划分，氾胜之详细记录了“区田法”的实施步骤及具体规则。“区田法”基本方法就是把土地分出几个区域来，每个区域用土垄隔断，不仅保证了每个区域的独立性，还增强了每个区域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氾胜之的“区田法”在三辅地区得到了大力推广，加上科学的耕种方法，使当时的三辅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在全国最高。氾胜之还记录了西汉时期较为普遍的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包括冬麦，春麦，大豆，桑，瓠等。 氾胜之所著的《氾胜之书》被后世公认为农学经典，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指导手册，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效的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可以说，氾胜之就是我国古西汉末年的袁隆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氾胜之的成就，在农业上的贡献，就格外显得意义重大。氾胜之所著的《氾胜之书》共有2卷18篇，尽管在北宋时期失传，但是后世史学家根据《齐民要术》及《太平御览》等书中的记载，从中摘抄约3000余字，收录成册，就是现在流传的《氾胜之书》。氾胜之的成就得以公诸于世，传承千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黄帝内经》：神奇中医药学的起点 大约700年前，欧洲鼠疫——也叫黑死病——暴发，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但从未有过象欧洲那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其作用可见一斑。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也就是神奇的中医药学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三大奇书”之一。我国古代开始只有三部书被称为“经”：《易经》c《道德经》c《黄帝内经》。 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拥有三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c病理c疾病c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形成以后，就庇佑着我们中华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使我们中华儿女能够战胜疾患c灾难，绵延至今。没有中医c没有《黄帝内经》的中华民族，是难以想象的。此处应点一万个赞！ 第二个第一，《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c能够长寿c能够活到一百岁。养生可是时下流行的概念哦！ “治未病”这个杰出而著名的理念就是《内经》提出来的。《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的肝脏出了问题，不要指盲目的治疗肝脏，还要从其他未生病的脏器着手。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心属火，木生火。所以也要从肾脏和心脏上着手治疗。而“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意思是说，假设一个公司的管理模式上出了问题，造成了混乱。不要指盲目的解决当前的混乱，而要从造成混乱的原因，和混乱将会导致的后果着手。简单的说，就是把前头和后面两端解决，中间的那段麻烦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c《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c天文学c地理学c心理学c社会学，还有哲学c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我们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c影响最大的国学经典。中国古代有三大以“经”命名的奇书，第一部是《易经》，第二部是《道德经》，第三部就是《黄帝内经》。现在，这三部奇书不仅引起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关注，而且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因为它的价值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凸显出来。 《黄帝内经》成编於春秋之前，非一时一人之作，历经春秋c战国c秦汉直至唐朝，全书20万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在国学经典中地位独特，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总结了春秋以及春秋之前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春秋以前有关天文学c历算学c生物学c地理学c人类学c心理学，运用阴阳c五行c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c生理c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c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是什么意思呢内经，不少人认为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讲内科的，但相关专家认为《黄帝内经》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c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 《黄帝内经》里有多少药方？实际上，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c往内求，首先是内观c内视，就是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c调整经络c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所以内求实际上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认识生命的一种方法种道路。这种方法跟现代医学的方法是不同的，现代医学是靠仪器c靠化验c靠解剖来内求。中医则是靠内观c靠体悟c靠直觉来内求。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名医的必读书。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c华佗c孙思邈c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黄帝内经》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必先攻读之书。《黄帝内经》里的“素问”和“灵柩”篇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c诊断c治疗原则c选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六韬》《三略》：所谓文韬武略，原是两部兵书 《史记留侯世家》是司马迁为西汉留侯张良做的传，其中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圯上老人让张良给他捡鞋故事，读来具颇有传奇色彩：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大体意思是，张良闲暇时徜徉于下邳桥上，有一个老人，穿着粗布衣裳，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他的鞋甩到桥下，看着张良对他说:“小子，下去把鞋捡上来!“张良有些惊讶，想打他，因为见他年老，勉强地忍了下来，下去捡来了鞋。老人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既然已经替他把鞋捡了上来，就跪着替他穿上。老人把脚伸出来穿上鞋，笑着离去了。张良十分惊讶，随着老人的身影注视着他。老人离开了约有一里路，又返回来，说:“你这个孩子可以教导教导。五天以后天刚亮时，跟我在这里相会。“张良觉得这件事很奇怪，跪下来说:“嗯。“五天后的拂晓，张良去到那里。老人已先在那里，生气地说:“跟老年人约会，反而后到，为什么呢“老人离去，并说:“五天以后早早来会面。“五天后鸡一叫，张良就去了。老人又先在那里，又生气地说:“又来晚了，这是为什么“老人离开说:“五天后再早点儿来。“五天后，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样才好。“老人拿出一部书，说:“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就会发迹。十三年后小伙子你到济北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便走了，没有别的话留下，从此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天明时一看老人送的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因而觉得这部书非同寻常，经常学习c诵读它。 书中暗表，此时的张良刚刚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失败，心情正郁闷中。恰在此时，又无端冒出个老头来消遣他。搁一般人身上早恼了，正愁没地儿撒气呢，来了个出气筒，那不正好拿他当沙袋练了，况且张良此时还血气方刚。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为陌生老人拾鞋c穿鞋。看上去好像很不值得，但这正是胸怀宽阔的象征。明知自己比老人身强力壮，处处礼让，这既是对尊老爱幼传统的表现，又是对一个自身品格的完善。从一点看到全局，从少看到老，从一叶而知秋，从一数而知百知千，张良也正是在不断礼让的过程中，磨砺了意志，增长了智慧，得到了秘笈，最终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杰出的军事家c政治家。 这段故事诞生了至少三个成语：圯上老人c张良拾履和文韬武略。 古人称赞一个人文武全才，就说他有文韬武略。这里的文韬，就是指《六韬》这部书，而武略指的就是《三略》。至于张良得到的是文韬还是武略，抑或二者得兼，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先看看《六韬》这部奇书。 又称《太公六韬》c《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c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c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太公望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通过周文王c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c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c原则，[3]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c法c朝c越c英c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c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c敦煌遗书残本c《群书治要》摘要本c《四库全书》本c《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c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c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人们通常把六韬与三略一起看作一个整体，其实他们并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韬的成书时间有几种学说，但大致都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前357—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有人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c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 三略的成书时间大致为秦末汉初。由于《三略》的文义c用词c句法都不古奥，与殷末周初时期成书的文章文体大不一样，这就见出其成书年代就更晚一些，但决不会晚于秦朝末年，因为在《后汉书》中就有提到《黄石公三略》这本书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是第一种说法的佐证。对于第三种说法不可信的证据是东汉初年光武帝诏书里面就大段引用过《黄石公记》，除个别字与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余全同。 所以说张良所接受的书很可能不是《六韬》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黄石公三略》。 再来看看《三略》。 《黄石公三略》也是《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黄石公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三略》对将帅的要求，较之先秦的孙子兵法c吴起兵法等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加全面。 据传《黄石公三略》的作者，也就是那位圯上老人黄石公是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排名第五。《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与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授与《太公兵法》，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真是一位传奇的老人。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这真是，一段传奇引出两部奇书，一个成语含了两部奇书，一套兵书收了两部奇书。噫吁戏，奇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司马法》：给“猪一样的霸主”宋襄公洗脑的一部兵书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分封制越来越显露出弊端，周王的话越来越没人理睬，礼崩乐坏，诸侯对内变法自强，对外蜂起争做霸主，有人对周王室的鼎感兴趣；有人到中原抓鹿；有人打着周王的旗号攻伐他国，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立威。后人遂有“春秋五霸”的说法。这五位霸主是齐桓公c宋襄公c晋文公c秦穆公c楚庄王。五位霸主各有特色，但你一定对宋襄公这位“霸主”印象深刻并嗤之以鼻，并认同他是“蠢猪式的争霸者”。 之所以获得“蠢猪”的雅号是因为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不听建议，指挥不当，一次次丧失有利战机，使这场关系到宋国称霸大业的本来有绝对把握打胜的关键一役以己方损兵折将，自己腿上也中了一箭告终，而且他后来也因为箭伤发作而死，其称霸大业就此归零。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位宋襄公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c“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c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c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c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总之是像孔乙己辩解“窃书不是偷”一样“之乎者也”一番，大意是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对手那样不能算赢，他这样也不能算输。言之凿凿c理直气壮。我们不禁一头雾水了，他说的都是些什么道理？他到底是被怎样的古训洗了脑呢？这些古训都是哪里来的？再就是，既然并没有成就霸业，为什么后世又称他为五霸之一呢？ 其实，宋襄公才是真正的熟读兵法，并按照战争规则打仗的一位霸主。只不过他读的兵书并不是《孙子兵法》，而是比孙子兵法还要古老的《司马兵法》罢了。就是这部书，给宋襄公洗了脑，导致他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称霸大业归零。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这部神奇或曰奇葩的兵书。 司马法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军事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一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是很高的。汉武帝时，还“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也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c郑玄c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c贾公彦c杜佑c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北宋元丰中(公元1078一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c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但根据不足。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c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同是《太史公自序》:“《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c孙c吴c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唐朝李靖曾对唐太宗说《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手，这更加说明《司马法》出自西周早期。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都是对的。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c军礼c军事条例c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后来更简称为《司马法》，或许是因为有人已经不把它当做兵法来读了吧。 那么，《司马法》这部书到底有哪些有价值的内容和著名的观点呢？有耐心的读者可以看一看，肯定会获益匪浅。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非常的高大上:“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二，“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c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不仅如此，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是不是很厉害？这个观点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引用。可是后来的战争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至于火攻法，空城计等奇谋秘计就更非司马法的作者所能梦见的了。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读来非常有趣。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c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可谓非常的“贵族范儿”，而且人道主义情怀满满。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c“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所以，错不在《司马法》，而在于宋襄公的食古不化，不与时俱进。不过，尽管如此，后世还是有人把他当做上古那种高贵战法的亲身实践者，认为他虽死犹荣。司马迁就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也不会在《史记》里将其列入五霸。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c“贼贤害民“c“暴内陵外“c“野荒民散“c“负固不服“c“贼杀其亲“c“放弑其君“c“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司马法》的一个进步。 第二，其《天子之义》篇，综论了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此篇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没经过军事训练就上战场，是对生命的极不负责任，相当于“以羔羊投那虎”。那时候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c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c畜力c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c启用有德行c有道义c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c残暴c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c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我们通过这些规定不难想见古战场那堂堂之阵c烈烈之旗的动人景象。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c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真是所谓王者之师！ 此外，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右兵”，右即重视，古人以右为尊。兵指兵器。也就是重视武器的作用，要了解“弓矢御c殳矛守c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再比如，强调每一名士兵在队列中要有固定的位置，不能随意更改。等等。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打的都是清一色的不义之战，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要的是胜利的结果。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军事的性质和行为必然随政治发生变化。战场上，人们纷纷反其道而行之，古老的战术原则逐渐被全盘颠覆。新的兵法正在孕育之中，为胜利不择手段和兵以诈立的观点正在形成。《司马法》的作者对战争的这些变化其实也是有预感的。比如书中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这一代不如一代的总结恰恰表明了战争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如果说《司马法》是上古三代兵法的活化石，那么宋襄公泓水之战的战例，就是实践这套战法的一个标本。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正如《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c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的崛起。 《司马法》不是一时一人之作，但之所以最后把司马穰苴这个人给捎上，并非没有原因。这个人可不是泛泛之辈。 司马穰苴，原名田穰苴(生卒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陈完)的后代，齐田氏家族的支庶。田穰苴是继姜尚之后一位承上启下的著名军事家，曾率齐军击退晋c燕入侵之军，因功被封为大司马，子孙后世称司马氏。后因齐景公听信谗言，田穰苴被罢黜，未几抑郁发病而死。由于年代久远，其事迹流传不多，但其军事思想却影响巨大。唐肃宗时将田穰苴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宋徽宗时追尊田穰苴为横山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司马穰苴本姓田，名穰苴。田氏家族在齐国是名门望族，田氏家族的老祖宗叫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齐桓公时，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祸跑到了齐国，改姓田氏。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事来了解一下这位将军的风采。 齐景公的时候，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同时燕国又侵略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队大败。齐景公为此十分忧虑，寝食难安。 一天，大夫晏婴悄悄来到齐景公跟前，向他推荐了田穰苴，说:“田穰苴虽然是田氏门中偏室所生，但是他这个人，文能令人信服，武能威慑敌人，希望大王能试试他的才干。“ 于是，齐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论军事，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就任命他做大将，领兵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军队。 田穰苴向齐景公禀告说:“为臣本来低贱，大王从平民中把我选拔出来，放在大夫之上，士兵们不能向我靠拢，百姓们不能对我信任，人卑微，权力也就会受到轻视。希望能有大王所宠信的大臣c国家所尊重的人物，担任监军的职务，这样才行。“ 齐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决定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 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便到庄府拜会了庄贾，并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集合出发。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与此同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这个祝庄贾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个说大王选您当监军，齐军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说得庄贾飘飘然，很是得意。 庄贾向来骄横，这次，他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又是监军，根本就没有把田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手下人提醒他，他仍不以为然。 到了正午，太阳格外耀眼。军营的广场上军旗飘扬，几个方阵的士兵排列整齐，整装待发。田穰苴推倒了标杆，放了滴漏里的水，站在高台上向大营外眺望，仍不见庄贾的人影，就叫副将派人去请监军大人，自己独自到军营内指挥操练，检阅军队，宣布军规军纪。 庄府里，众人酒喝得正酣。庄贾满脸通红地招呼着他的那些朋友，门丁来报，说正午已过，门口有士兵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听了，不屑一顾，并嘲讽说:“小平头当将军，总把鸡毛当令箭，时间就那么重要吗时间到了又怎么样“ 下午，齐军大营广场上，操练完毕的将士们，依然排列着整齐的方队，在等候出发的命令。田穰苴看着将要落下去的太阳说:“两个时辰过去了，有劳副将亲自到庄府去一趟，务必当面告诉监军大人，出征将士已经恭候他多时了。“ 副将来到庄府，只见里面一帮人已经喝得七倒八歪，乱作一团。庄贾见副将进来，摇晃着身子指责道:“大胆!你为何擅自闯进“副将禀报庄贾，说是奉田穰苴之命前来请大人去军营监军。庄贾不耐烦地说:“你先回去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就到。“ 忽有快马来报，又有一城失守。田穰苴听后，眉头紧锁，准备亲自到庄府去请庄贾。正在这时，庄贾从马车上下来，晃晃悠悠进了军营大门。田穰苴疾步上前，指责庄贾为何不按约定的时间来军营。庄贾却像没有什么事似的，笑嘻嘻地说:“几个朋友送行，陪他们喝了点酒，因而来迟。“ 田穰苴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严肃地说道:“监军大人，你可知道，将领在接受命令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队宣布纪律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拿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刻，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生命。现在敌军已深入我齐国境内，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灵涂炭，大王也寝食难安。就这几个时辰，我们又丢了一座城池。在这种时候，你作为监军，还说什么送行。“ 说到这里，田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 庄贾忙派人骑快马去报告齐景公，向齐景公求助。但是，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田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斩了，并告示三军。三军的将士都吓得发抖。 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鞭马急跑来到军营。田穰苴说:“将帅在军队里，对于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接着又问军法官:“有人在军营中鞭马急跑，该如何处置“ 军法官回答:“按律应当斩首。“使者吓坏了。田穰苴说道:“君王的使者是不可以处死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随从，砍断了车厢左边的一根木头，并告示三军。然后让使者回去汇报，军队开始出发。 将士们看到田穰苴说话算数，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个个精神振奋c斗志昂扬。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等交战，就吓得慌忙退走了。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黄河南岸退到了黄河北岸。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 齐军凯旋时，齐景公和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按照礼节慰劳全体将士。齐景公不但没有为杀庄贾的事怪罪田穰苴，而且还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执掌齐国的军政大权。 治军贵在严，领军须有威;治军不严，将领无威，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严治军就是要以法治军，树立军法军纪的权威。将领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执纪来树立威严，严格执法执纪也是一种守信。司马穰苴从严治军c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c违反军法军纪的监军庄贾，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将士，从而增强了齐军的战斗力，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 这样一位精通治军之法的传奇的将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兵法研究有独特建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觉得他杀齐景公宠臣的行为跟孙武杀吴王的爱姬如出一辙吗？ 今天我们再读这部兵书，会了解许多有趣的知识，并且会对古代一些故事有更深刻的理解，而并不觉得只是个段子。比如对孟子讲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的理解。在上古三代时期，甚至在春秋初期，战场上的五十步和一百步绝对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时候应该是“百步笑五十步”。因为根据“逐奔不过百步”的军礼，你打败了就跑，跑到一百步敌人究不能再追。你就安全了。而五十步才到了一半，仍然有生命危险，跑一百步的人在安全地带看到你还在狼狈地疲于奔命，是可以开怀一笑的。所谓跑慢了算你倒霉。到了孟子时代，打了败仗逃跑五十步的士兵就可以稍微嘲笑一下逃跑一百步的士兵了，他笑的或许并不是那人好胆小，跑那么快。而是在笑你现在跑一百步也没用了，一百步也保不了你了，你停下干嘛？接着跑啊！但在《孟子》里，孟子和梁惠王显然都没有根据《司马法》去解释这个故事的另一种内涵，而是在说，大家既然都是逃兵，也就没有谁更勇敢的分别了。 再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晋公子重耳（晋文公）逃亡在楚国时，受到楚王的帮助，楚王问他将来怎样报答自己。重耳说，如果将来晋楚交兵，晋兵将“退避三舍”。后来晋楚在城濮交战，晋文公遵守诺言，把军队撤九十里。因为古代一舍相当于现在的三十里地。那为什么一定是三舍呢？因为《司马法》中有“纵绥不过三舍”的战场规矩。也就是追击主动撤退的军队不能超过三舍之地。晋文公的意思不就是如果我们兵戎相见，我就见了你就跑，跑到你不能追为止吗？这其实是利用战场的老规则幽了一默。后来这场战争真发生了，晋文公和楚王都很具有娱乐精神。果然来了一场你跑我追的游戏。这场战争也是遵守古军礼的，但没人把晋文公叫做蠢猪，是因为晋文公此战大胜，而且一战奠定了霸主地位。我们如果没读过《司马法》，是很难领略其中的幽默的。 再后来，邲之战（又称“两棠之役”）中，楚庄王亲率大军面对晋国将军荀林父，结果击败晋国，奠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晋国的战车（即“乘”）在逃跑过程中陷入泥淖，后面追击的楚军追上来了，不仅不杀他们，还教他们如何去掉车前的横辕，把车拉出来。而晋国战士也有意思，不仅不感谢，还嘲笑楚国人：“吾不若大国之数奔也。“意思是我们到底不像你们这样的“大国“打的败仗多，逃命的本事不如你们啊！哈哈，典型的煮熟的鸭子嘴硬。这是只有在古战场上才可能出现的一幕。春秋时期战车对阵，还是很讲贵族风范的，不像战国时期动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屈原在《国殇》中描述战争场面也是“严杀尽兮弃原野”的极端惨烈。而晋国将军荀林父在战场上几次碰到楚庄王的车驾，不但不去攻击，还要下车向楚庄王行礼，再离开去战斗，此时楚庄王的侍卫也不能去攻击行礼的荀林父，可见当时的战争还是古典贵族战争。我们读了《司马法》再去看这些战争描述，就豁然开朗了。 总之，《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虽然老黄历翻不得，但作为战场老规矩的百科全书，它是一把钥匙，能解码很多古战场行为。而且，难道你不觉得《司马法》规定下的战场情境是那样妙趣横生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新论》：一书拜“相” 北宋词人柳永，在自己的词作里宣称“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真是风流洒脱之极！因为写词，他做了不是丞相的丞相，在文学领域里成就了自己的功名。无独有偶，在柳永之前一千来年的东汉，也有一个没做过丞相的人，因为一部书，被拿来和孔子相提并论，并被封为“素丞相”。所谓“素丞相”，就是不穿官服的丞相，跟“白衣卿相”是一个意思。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书？作者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部书叫《新论》，《论衡》的作者王充c《管锥编》的作者钱钟书都点了大大的赞，表示不扶墙就服你。 王充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这里的桓谭，字君山，他就是《新论》这部书的作者，东汉哲学家。 而几千年后，钱钟书在自己的《管锥编》中对《新论》也是极赞之，谓“此书若全，堪与《论衡》伯仲。” 《新论》，东汉桓谭著。共二十九篇，可惜，这本书早就亡佚了。所幸，南朝梁时的一个法号叫僧佑的和尚写的一部佛教文集《弘明集》中载有《新论》中的《形神》一篇。桓谭在书中反对谶纬神学c灾异迷信。阐述了“形神”，即形体同精神的关系问题，认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完则火灭，形体死亡，精神不复存在。我们可还记得，有句话叫“人死如灯灭”？是的！桓谭《新论》的《形神》篇就是其出处。现在的《新论》叫《桓子新论》，是清代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定的本子，较为完备。可见，这又是个只剩手臂的维纳斯，至于全书之美，目前也只能通过这只美丽的手臂来推想了。 再了解一下作者桓谭。 桓谭是东汉哲学家c经学家。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城区)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喜欢骂那些庸俗的儒士）。哀帝c平帝间，位不过郎，也就是个准公务员。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他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也就是说，谶纬是荒诞不经的。大家都知道，光武帝刘秀就是凭着谶纬当上皇帝的，谶纬使他这个皇帝当得名正言顺c心安理得c非常合法。甚至他极有可能就是谶纬的制造者和散布者，他效仿的是陈胜吴广。当着他的面说谶纬荒诞不经，不就是啪啪打他脸吗？这当然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以至于险遭处斩。后来桓谭被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半路上病死了。这就是这位两朝五代老臣的下场。 王充是桓谭的超级粉丝，他认为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在《论衡》中说“(董)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又说“彼子长(司马迁)c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董仲舒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c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甚至把桓譚比作“素丞相”，也就是不穿官服的丞相。他说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仕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是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因此是“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他还把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c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所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可见这部书对王充影响之深。 王充的《论衡》一向被认为敢说真话的大书，实事求是，论说公允。他能在书中如此称赞桓谭及其《新论》，足见《新论》这部书的非同凡响。而我们从现存的《形神》篇管中窥豹，已被其杰出观点深深折服。真希望考古学能有关于这部书的新发现，到时候我们的文化宝库中又多了一部奇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新语》：西汉初级阶段的《资治通鉴》 说到《新语》这本书，大家很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世说新语》。其实不然，此《新语》非彼“新语”，前者比后者早了600多年。虽然说后者知名度比较大，可读性也较强，但前者在当时的地位也是相当的重要。如果不信，且听我细细道来。 话说公元前202年，刘邦赢了项羽，当上了西汉的开国皇帝，威加海内，颇有些飘飘然的意思，每天的鼻孔基本上是朝天的。他身边有个叫陆贾的大臣，说话动辄引经据典，不是子曰就是诗云，弄得他很烦。就说，劳资的天下是马上得来滴！要诗书何用？你少特么整天给我唱这里根楞！劳资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思是，你给我边儿呆着去！没想到这陆贾马上反驳，说，你马上打天下，还要马上治天下么？那你跟秦王朝一样，也会马上失天下！一句话：完蛋！马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贾的口才真不是盖的，一番话惊醒梦中人，汉高祖当然知道，秦始皇不可一世，认为自己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不可一世梦也只延续到秦二世。当年自己带兵先入咸阳从胡亥手里接过传国玉玺的那一刻，也曾感慨万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灭六国，没想到短短十几载就江山易主。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然，也确实不可一世了，二世而已！真是莫大之讽刺。前车之鉴令汉高祖刘邦也经常思考汉祚延续的问题，只是尚无头绪。如今听陆贾之言，如服了一剂清凉剂，有一种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马上和颜悦色地对陆贾说：“爱卿，言之相当地有理。何不展开来谈一谈？”于是，陆贾援引历史，运用对比论证，说明仁义的重要性:商汤c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c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刘邦听后，感觉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肚子疑云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要求陆贾把自己的这番金玉良言写成书，以资借鉴。这不就是西汉版的《资治通鉴》吗？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汉高祖与陆贾之间的那场思想的碰撞。时值西汉开国之初，国家大政方针的草拟时期，这场对话的意义不亚于后来刘备诸葛亮之间的“隆中对”。接下来，陆贾就按照汉高祖刘邦“展开谈一谈，并著之于竹帛”的要求，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号其书为“新语“。或许当时的人都认为国家进入了“新时代”，所以特别喜欢这个“新”字。后来刘向有《新序》《新苑》（即《说苑》），就连王莽也把自己的王朝叫“新朝”。而东汉桓譚还把自己的大作称为《新论》。好个日新月异的汉王朝！ 那陆贾不仅口才了得，而且是个赋作家，又是个纵横家，写起文章来，纵横捭阖，文辞华美。所以《新语》一书，华丽而深刻。论其语言，则言辞通俗，论述简洁，并时时运用大段的比喻，使所述之理深入浅出，吸引统治者阅读兴趣的同又将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且语句多对偶，四字句居多，简短凝练，易于表达;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用韵线束，读来朗朗上口，语句铿锵，增加了文章的气势。论其风格，则文风纵横，旁征博引，陈述治国利害关系，文章风格同其说辞无异。但与同时代的贾谊c贾山c晁错等比起来，却多了一份从容之气。《新语》十二篇中，诸如臣陛下等人称词汇从未出现过，冷静客观地将历史的兴衰变化演说出来，具有先秦诸子的说理因素，而不是普通的奏章。陆贾之后的政论文中则时时出现政论家本人的身影，都有作者的强烈情感在里面。如加以的《治安策》。主要原因是战国策士仍然在影响陆贾，但他的身份是刘邦的“客“，而不是臣;陆贾的生活态度也更为达观。 全书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独具特点。第一篇的论点是全书的总论点，对全书起统摄作用，其余十一章的论点是第一章的分论点，进行拓深和延展。有利于刘邦对全书有更好的把握和理解。《新语》的根本目的是教给刘邦如何施政，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行仁义c法先圣“是其关键所在，是治国c施政的根据和手段，同时也是陆贾论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陆贾在第一篇就奠定了仁义的终极地位，遵守仁义是明智的事情，是个人修身的根本，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其余章节则是仁义的具体实施策略c方式及如何拥有实施仁义的判断力和能力。篇章间设计是以第一章为核心论点所在，其余各篇为论证，形成一种环绕状态，在单独的篇目中，全文的开篇即已提出论点，其余论述都是针对开篇论点展开论述。 总之，陆贾的《新语》，就是西汉初级阶段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是“休养生息”，两个基本点是“行仁义，法先圣”。这部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已经被西汉前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是非常英明正确的。经过几代君主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为汉武帝时期大展拳脚，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推行大一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法言》：《论语》的高仿 你一定觉得奇怪，《论语》对后世影响这么大，有人甚至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古代就没有一部书想模仿它吗？ 有！不仅有，这部书还受到后世很多名家的肯定。跟《论语》一样，这部书的名字也是两个字——“法言”。 《法言》这部书是西汉扬雄模仿《论语》而作。至于取名“法言”，则本于《论语·子罕篇》:“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和《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有准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法言”就是作为准则而对事情的是非给以评判之言。从这个解释里有人会嗅到王充《论衡》的味道。的确，《法言》对后来桓譚写《新论》，王充写《论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王充崇拜桓譚，桓譚则崇拜扬雄。桓譚之所以崇拜扬雄，则是因为他写的这部《法言》。《法言》的风格和对话体模式，则都是在模仿《论语》。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c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又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 说起《法言》的作者扬雄，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扬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c辞赋家c哲学家c语言学家。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仕途很不得意。扬雄出身中小地主之家，四十多岁时从蜀地来到京师，靠文章乞人。他喜好辞赋，就以自己的前辈c老乡司马相如为楷模，效法他写了四篇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得到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赏识，作了王音的门下史，这位王音正是王莽的从叔。后经过王音的推荐，扬雄得到了“待诏”之职。“待诏”，本为等待召对之意，汉代常征召文学之士待诏于金马门，后来逐渐成了官名――跟宫里的宫女以“答应”c“常在”为官名同理――主要是备皇帝顾问。又过了一年多，扬雄“除为郎”，也不过是皇帝的随从而已。从级别上讲，官秩比四百石，和地方上县里的丞c尉差不多。当然，汉代的郎是进一步做官的阶梯。王莽c刘歆都是先为郎，然后才逐步爬上去的，然而身处西汉末的扬雄不行，因为他并没有位高权重者作靠山。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c哀c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来又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来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扬雄虽然在官场不得意，但他颇有颜回之风，《汉书扬雄传》说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在他看来，只要给他个能谋口饭吃的职位就可以了，他的兴趣在学问上。所以，他一生与贫穷为伍，著述却是等身的。扬雄在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太玄》和《法言》，语言学著作有《方言》，文学作品有上文提到的“四赋”等。 扬雄年轻时好辞赋，是司马相如的死忠粉。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为自己的“少而好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一类的事儿，太幼稚，“壮夫不为也”。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干了很多类似三级片的事儿。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成年人（即“壮夫”）该干的事儿了，于是开始转型：研究学问和哲学。据《汉书·扬雄传赞》记载，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看来，转型是转型，模仿还是要进行到底的——模仿《易经》做《太玄》，模仿《论语》做《法言》。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法言》形式上类似语录，一条一条的。《论语》是对话体，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问答；《法言》则是自问自答，因为扬雄身边也没那么多学生围绕着他。这一点就带点黑色幽默的意思。所以后代就有人非议他：“《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雄拟之，僭矣!”但这些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扬雄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他的心中，《法言》只是个小目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呢？ 《法言》全书共13类，每卷30条左右，最后有一篇自序，述说每篇大意和写作意旨，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各卷的内容。各卷在内容上也有交叉。所以自序实际上是扬雄借此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法言》的内容很广泛，对从哲学c政治c经济c伦理，到文学c艺术c科学c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c事件c学派c文献等，都有所论述。阅读《法言》除了能对扬雄的思想有所了解外，还可以知道许多西汉末年以前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 《法言》是扬雄晚年的作品，大约作于他55岁的时候（此人卒年七十有一）。扬雄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走向衰落和瓦解的时期，正如《汉书佞幸传》所说：“汉世衰于元c成，坏于哀c平。哀c平之际，国多衅矣。”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产不时，农民生活极端痛苦，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统治阶级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在位的皇帝不是幼小就是没有实权，握有一定实权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则相互打击倾轧，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政治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到西汉皇朝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经学为主导的思想逐渐像过期的药片一样，由于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不仅无益于健康，反而成了毒药。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控制威慑作用，而且也逐渐丧失了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它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机能。 在这种背景下，扬雄由于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开始对旧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并企图通过对旧思想的改造，为统治阶级制造出一套新的统治理论（新药），以恢复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这种意图，通过《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表现了出来。实是“铁肩担道义”之举。 然而，扬雄虽维护当时陷于危机的封建制度，却很少直接论及当时的政治现实。他维护当时封建制度是以捍卫孔子之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恰似高明的医生，头痛医脚。史书记载：“（扬）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由此可见，《法言》的写作目的有二：第一，笔锋直指诸子，纠正诸子“诋訾圣人”c不合乎圣道的言论，重新树立符合圣人之道的思想；第二，矛头直对司马迁，辨析《史记》中“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地方。其实，这两点的实质是相同的，即标举符合圣人（即孔子）之道的真正的儒学。另外，文中还指出，《法言》一书是模仿《论语》而作，这完全是代圣人立言的节奏。别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是“模仿《论语》治乱世”。他反对方士巫术，明确否定龙致雨c神仙不死，人类能否成仙而长生不死等说法，他说:吾闻伏牺神农殁，黄帝尧舜殂[cu]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益无益子之矣。又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同时他对传统的天命思想表示不满，甚至不承认天有作用，如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亡我”，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汉屈群策，群策出群力。楚憞(dui，音对，憎恶)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重黎》)。对于古代流行的天命500岁一循环，500岁而有圣人出的神秘主义思想法言，他也不赞成，而司马迁就在史记里流露过这种思想。 《法言》的一番狂怼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是比较大的。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法言》中所表现的对以董仲舒哲学和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的怀疑和不满，为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场，促进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二是扬雄在《法言》中所表现的捍卫正统儒学的精神，对后世儒家所谓道统的建立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扬雄在《法言》中认为，孟子在他的时代为捍卫孔子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要学习孟子，在汉代担负起捍卫正统儒学c批判诸子异说的任务――就差说自己是卫道士了。《法言》对后世所产生的这两方面的影响，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但在当时神学迷信作为正统的官方思想弥漫泛滥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他独能发表这样一些怀疑和不满，是要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浑不吝精神的。 长期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由于扬雄才学卓著，著作等身，后世把研究扬雄的学问称为“雄学”，称其《法言》为“第二部《论语》”。比如韩愈把扬雄与孟c荀并称，而司马光尤好雄学，并且说：“孟子好《诗》c《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惟简而奥，故难知。” 晋人李轨最早为此书作注，宋司马光也写了《法言集注》，参考价值较高。宋刻大字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四库全书》收载并司马光《集注》，题《法言集注》。 扬雄《法言》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是有价值的。如前所述，《法言》的写作目的是挽救和维护陷于危机的封建统治，但是，其中有些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法言》十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这突出反映在扬雄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论述上。扬雄认为：在义c利关系上，君子重道义，小人贪财利。一针见血吧？《法言学行》说：“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犀利！又说：“先生相与言，则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则以财与利。”辛辣！在德与力的关系上，他指出“君子绝德，小人绝力”，君子以德强健，小人靠力气凶暴。《法言渊骞》中就列举了秦悼公c乌获c任鄙诸人，作为“小人绝力”的例子，而以舜c禹c皋陶作为“君子绝德”的榜样。在人c己关系上，他指出，君子重人不重己，小人重己不重人。《法言君子》说：“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又是一针见血，真厉害！又说：“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君子处处关心c尊重他人，却忽略自己；小人只看重自己，而不惜处处损人利己。对极了吧？可以看出，扬雄讲的小人就是那些不依礼义c违背道德之人。这种人不仅会危害他人利益，更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扬雄毫不客气地一言以蔽之：小人只能是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的禽兽。 其次，《法言》十分注重修身。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倡修身，认为这是个人自我完善和提高的根本所在，进而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扬雄继承了儒家修身的理论，并有所发挥。《法言》十三篇，其中专述士人或“君子”修身的内容的就有五篇之多，其中对士人修身的目的c最终的境界等都做了大量的阐述，如：“学者所以修性也，视c听c言c貌c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此外，扬雄认为修身还应体现在为人要“少欲”，懂得清心寡欲，淡泊世俗名利，独善其身，唯有如此才能不“屈道侮志”。他十分赞赏无欲洁身的人，在《法言》中他多次提及并赞颂颜渊知足不辱c淡泊名利的精神，认为“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也。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基本上，他就是西汉版的颜回，他的座右铭就是“向颜回同志学习！”精神的内在满足能够超越物质的外在占有，这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正是扬雄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他确实做到了。 第三，《法言》体现了“仁政”和“改良”思想。面对统治者的奢侈腐化，西汉末年各种赋税越来越繁重的局面，扬雄发出了呼吁，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提倡比较俭朴廉洁的政风。他还抨击了“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的“恶政”。在他心目中，理想政治应该是：“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人亩，妇人桑。”这是儒家理想太平社会的写照。此外，对于如何改变现实社会，扬雄的办法是改良主义。他认为圣人之道并不是“胶柱而调瑟”，而是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提出了“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损益之”的进步思想。膜拜！比后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提法不知要早多少年！他特别反对在乱世仍因袭前法的思想，认为这样就是“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了。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法言》这部《论语》的高仿书，还是颇值得一读的。其实，扬雄一生都走在模仿的路上，他几乎模仿了当时各类著述中居第一位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法言》c《太玄》c四赋，他还模仿《离骚》做了《反离骚》，甚至还模仿《史记》写了司马迁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西汉史，且也取名为《史记》！虽然他这些作品都没有超过原作，但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一部作品在后世都有一大批粉丝，且不乏重量级粉丝，如李白c司马光等。 说实在的，这多少让我们有点小失落小悲凉：第一我们望尘莫及难以超越，可是就连甘愿模仿第一的第二我们也依然难以望其项背啊！因为他实在是太！能！模！仿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玄》：扬雄的吐凤传奇 李白有一首著名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大家熟知的“深藏功与名”就化自这首诗的“深藏身与名”。而最后一句诗里提到的《太玄经》，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部奇书。 此书之奇，不仅在于李白提到它，说头发都白了还在研究它；还在于它的成书经历就很神奇。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说“〔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意思是，扬雄写《太玄经》时，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吐出一只凤凰，落在《太玄经》上，一会儿就消失了！曾慥《类说》卷四引《西京杂记》则作“梦白凤凰”。后来就有人用“吞凤”的典故称赞别人有才华。这就很有趣，说呕心沥血不就行了？偏要说呕出一只白凤凰？为啥不是红凤凰或粉红凤凰？确定不是一口白痰？算了，有点恶心。 其实我国文学史上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如《晋书罗含传》说:（罗）含少时昼卧，忽梦一鸟，文色异常，飞来入口，（罗）含因惊起。心胸间如吞物，意甚怪之。叔母谓曰:“鸟有文章，汝后必有文章。此吉祥也。”（罗）含于是才藻日新。这都是想有才华想疯了吧？不过中国历史上因缘附会的事儿太多，也不差这几件。还有南朝梁钟嵘的《诗品·齐光禄江淹》中记载的五色笔的故事:公元474年，江淹被贬，来到浦城当吴兴县令。一夜宿城西孤山，睡梦中，见神人授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自此文思如涌，成了一代文章风流魁首，当地人称为“梦笔生花”。（其实可以解释为“文章憎命达”呀！是生活的磨难让他写出了不朽的文章。）晚年时，他又在梦中遇见一位叫郭璞的人。他对江淹说:“我的笔在你这里多年，请你现在把它还我。”于是江淹便从怀里掏出那支五色笔给他，他本人也在交笔同时醒过来。后来江淹发现自己再也没法作诗。“江郎才尽”这个成语也是从此而来。两梦居然遥相呼应，有始有终。 扬雄吐凤的典故无疑是此类故事的鼻祖。后代诗人多有引用。如唐朝诗人罗隐《经张舍人旧居》诗:“文余吐凤他年诏，树想栖鸾旧日春。”白居易《赋赋》:“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李商隐《为濮阳公陈许举人自代状》:“人惊吞凤之才，士切登龙之誉。”李群玉《感兴四首》之一:“子云吞白凤，遂吐《太玄》书。”刘禹锡《酬乐天见贻贺金紫之什》诗:“久学文章含白凤，却因政事赐金鱼。”李白《登汝州龙兴阁序》:“当挥尔凤藻，挹予霞觞，与白云老兄俱莫负古人也。”杨夔《送张相公出征》诗:“援毫飞凤藻，发匣吼龙泉。”钱起《过张成侍御宅》诗:“丞相幕中吐凤人，文章心事每相亲。”北宋梅尧臣《端平李侍郎挽歌三首》之一:“每吐胸中凤，宁容笔上蝇。”唐玄宗《鹡鸰颂》诗序:“才雄白凤，辩壮碧鸡。”清雪樵居士《虞初续志·秦淮闻见录》:“漫教白凤夸词客，还向碧鸡寻校书。”可见这个典故的知名度颇高。 话说回来，《太玄经》的确是耗尽扬雄一生心血的得意之作。《汉书》说他“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虽为模仿，但内容并非照抄，且有发展。 《太玄经》还有三个名儿：《扬子太玄经》c《太玄》或《玄经》。是扬雄用来阐述他的哲学体系和宇宙论的一部著作。扬雄因为这部作品成了哲学家。《四库全书》中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改称其为《太元经》。 秦以后中国哲学的走向基本是百家融为一体。《太玄》也不例外，它糅合儒c道c阴阳三家思想，成为儒家c道家及阴阳家之混合体。《太玄》以“玄”为中心思想，“玄”的意思是玄奥。源出《老子》的“玄之又玄”。扬雄运用阴阳c五行思想及天文历法知识，以占卜之形式，描绘了一个世界图示。提出“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c“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等观点。《太玄经》含有一些辩证法观点，对祸福c动静c寒暑c因革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均作了阐述。他认为事物皆按九个阶段发展，在每一首“九赞”中，皆力求写出事物由萌芽c发展c旺盛到衰弱以至消亡的演变过程，甚至说天有“九天”，地有“九地”，人有“九等”，家族有“九属”。凡事都用“九”去硬套，反映了扬雄的形而上学观点。估计“九”这个数字曾经令他头疼不已：不是凑不够，就是多了。捂脸。东汉宋衷及三国吴人陆绩曾为《太玄经》作注。晋人范望又删定二家之注，并自注赞文。另有北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c清人陈本礼《太玄阐秘》等。 《太玄经》是扬雄在精研《周易》的二进制后演绎而出的三进制体系。充分地诠释了“天，地，人”的互动理念，是世界中最早的三进制体系著作。刘歆曾看到这部书，对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意思是，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呢？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可扬雄不予理睬，还笑着说此书后世将大显光彩。扬雄还绘有玄图一幅，可惜失传了。 扬雄的《太玄》并非玩笑之作，而是确实有两把刷子的。深入研究《太玄经》对现代科学将会有巨大的帮助。就像计算机是在二进制的基础上发明出的科学产物一样，《太玄经》这个阐述三进制的理论体系，同样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科普一下： 大家看，“宇宙，地球，生命”，“作用力，反作用力，制动者”，“国家，政府，公民”，“操作系统，载承平台，互动者”，“学校，老师，学生”，“医院，医生，患者”，“仓库，物品，管理员”，等等很多这样的体系，是不是都是密不可分的三进制体系？ 令人惊奇的是，《太玄》是扬雄模仿《易经》而作，而作为扬雄铁粉的司马光又模仿《太玄》做了一部《潜虚》。这大概是扬雄没有想到的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纬书：比卫生纸都能扯的书 熟悉古代文化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我国古代有这么多的经书，什么五经四书，十三经等等，那么有没有纬书？所谓经纬经纬，有经必有纬，经天纬地，织布和地图上都是有经线也有纬线，蒋介石的儿子有蒋经国，还有蒋纬国啊。 其实，这番奇想古人早就突发过了。 是的，我国古代不仅有经书，也是有纬书的。只是由于历代的禁毁，现在很少见到，才造成“有经无纬”的局面。 我们百度一下“纬书”这两个字，会搜索到以下内容：纬书，书名，是汉代的方士和儒生依托今文经义宣扬符箓c瑞应c占验的书，有的与经义在离合之间，有的则全无关系。因相对于“经书”，故称为“纬书”。 “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如织布之竖经横纬，“七纬”就是“七经”之“纬”。 经书与纬书，本是风马牛 其实，春秋以前，《诗》c《书》c《礼》c《乐》c《易》c《春秋》本属“旧法世传之史”，属于史书一类，凡有教养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诗》c《书》c《礼》c《乐》。儒家学派的孔子教授弟子，传习“六艺”，其中使用的主要教材也是《诗》c《书》c《礼》c《易》c《乐》c《春秋》等，后来成为儒家门人世代传习的主要内容。那时候并不叫“经”，“经”名是因传记的兴起而得名，是儒家后学对六艺的尊称，是“经典”的意思，跟织布的纬线没有一毛钱关系。有了经典就要为之做解说注释使其流传。这些解说注释就是“传”。所以，经和传才是一对儿，有传记而后有“经”名。孔子的教学口义，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其中一部分由七十子后学集结为《论语》，另一部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口义，师弟相传，儒家后学再加以引申发挥，就形成了众多的六艺传记。 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定于一尊，《诗》c《书》c《礼》《易》c《春秋》成为官方的法定经典，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在汉代，五经c六艺具有崇高的权威性，但经书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即使在某些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也总难和当时的政治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 这时，一种叫方士的人派上了用场。 秦汉以来出现了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把阴阳术数带进了儒学。这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为何将许多方士坑杀的原因。这些方士化的儒生在秦朝没有用武之地，到了汉朝终于能大显身手。为了使经学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结合，方士化的儒生开始神化孔子和经学，把孔子说成是一位能通过去c知未来的“神圣”，把六经变成神学经典，于是就产生了“孔子为汉制法”的神学预言。在儒学宗教化的气氛下，方士化的儒生开始大量炮制谶纬，谶纬神学由此形成。 所以“纬”这种东西，一开始就是一种望文生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东东，是纯种的荒诞不经的玩意儿。它的存在，首先就是曲解了“经”的意思，把经等同于经线的经，然后就说有经必有纬，然后就开始大批量制造纬书。 谶语那些事儿 谶和纬是共生体，要深刻地了解“纬”，必须先了解“谶”。 所谓“谶”就是神的预言，是事后应验的话，所以有一语成谶之说。但狭义的谶语，也就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谶语，则指的是我国古代的政治预言。中国文化中关于谶语的故事很多，也很有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史上最早的谶语是西周末年的“月将升，日将没。檿弧箕服，几亡周国。”周宣王姬静听到童子拍手而歌，知道必有女人干政，祸起于山桑木做的弓和野箕草编的箭袋。于是下令禁止贩卖这两种东西，违者处死。有乡下的夫妇二人，由于不知情，拿着弓和箭囊叫卖，女的被抓住杀死，男的跑掉了，跑到河边，拾到顺水漂来的女婴，躲避到褒城。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是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几乎断送周朝八百年基业的褒姒。 秦汉时，谶言大盛。 比如预言秦朝灭亡的谣谶“灭秦者，胡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燕人卢生为始皇出海求仙访药，结果药未曾访得，却发现一本天书，上面就有如此字句。始皇以胡为匈奴，遂遣蒙恬以 30 万军击之，而不知“胡”所指，实胡亥也。不过这个说法最早的记载，是秦亡八十余年后的司马迁，而秦代当时，并没有任何文献表明确实有这个谶谣存在，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秦亡后老百姓所作的附会。褒姒的谶谣与此类似，也是事后诸葛亮。 到了王莽新朝时期，史上最牛的谶语应运而生了。 事情先要从篡夺了西汉政权的王莽说起。 王莽是一个特别喜欢找借口的人，他想通过谶语实现个人意图，而且他不是一般人，先期是权臣，后来则越俎代庖当上了皇帝，结果在他统治时期，研究谶语成了全国最热门的职业，而且成了一门学问，叫做谶学，或者谶纬学，他的朝廷里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篡位前，王莽一直以外戚身份掌控着大权，对外说自个儿要做汉朝的周公，其实挖空心思就是想当皇帝。但是，辅政和当皇帝是两码事，当皇帝必须得有借口，名正言顺的借口，而这个借口谶语正好可以提供。于是就有人在挖井时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我们闭着眼也能猜出来这块石头肯定是王莽派人埋的，但是，有了石头上的谶语，王莽就“名正言顺”了，所以，他对谶语很推崇。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一手抢夺来的帝国最终也毁在了一句谶语上。 这句谶语是王莽的首席大国师刘歆通过一本叫《赤伏符》的奇书推算出来的，当然王莽不知道，他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刘歆的野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 刘歆的父亲刘向是个杰出的学者，编辑过著名的史书《战国策》，刘歆本人在学术上也是颇有建树的，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c天文历法学c史学c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 刘歆是王莽的老同事c老朋友，早在汉哀帝时，王莽就推荐刘歆当上了侍中，后来又升为光禄大夫，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之一。公元9年，王莽去掉汉朝名号，正式当皇帝，在任命辅政大臣时，让老朋友兼死党刘歆当上了国师，赐封嘉新公，与太师c太傅c国将并列为四辅，位列“上公”。 刘歆推算出的那句谶语是这样的：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炎际火为主。这句谶语最关键的意思就是未来要做皇帝的是一个叫刘秀的人，这就是历史上最牛的谶语，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完整而明确的人名，而不是像其他谶语那样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而且这条谶语绝对不是刘秀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别人在刘秀出人头地之前研究出来的。 刘歆这个人的确很有才，但是他的人品有问题，在他推断出这句意义重大的谶语后，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己改名为刘秀。 这个刘秀可以说是典型山寨版的。刘歆改名的时候，找了个理由，说自己的名字和汉哀帝刘欣同音，为了避讳，所以才改名字，这当然也是一个借口。他不但改了名，而且后来果然在宫中谋反，准备杀了王莽自己当皇帝，结果事情败露，这个山寨版刘秀只好自杀了，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刘歆的皇帝梦虽然看似一场闹剧，他却也有着自己的铁杆粉丝，道士西门君惠就是其中的一个。刘歆自杀后，西门君惠作为余党被绑缚刑场，但他依旧死心塌地地相信刘歆推算出的谶语，非常虔诚地对围观的群众说：“预言书的话没错，刘秀确实是你们的皇上！” 历史在戏耍了刘歆之后，好像又给了他一个面子，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他推算出的谶语的魔力——仅仅在他死亡两年以后，一个叫刘秀的人真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人就是后来使汉朝得以中兴的光武帝刘秀。 那么，刘秀当上皇帝是不是完全靠刘歆的这条神秘的谶语呢？ 刘歆这条谶语的流传的确给了刘秀足够的勇气c力量和激励，正是这条最牛的谶语把他推上了千万人之上的皇位，这从他后来极为重视谶语的做法上可以得到验证，但如果因此认定刘秀当上皇帝就是靠了刘歆这条谶语，那就未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而且太小看刘秀的内在素质了。 刘秀当皇帝，归根结底是靠了自己深厚的威望c出色的能力和坚韧的意志，最终还是靠实力说话。 然而，当上皇帝以后的刘秀却又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一切都是上天的眷顾，简直就是“谶语里面出政权”啊。于是，东汉一朝，谶学更加兴盛。而东汉末年，董卓也摊上这事儿了。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记得，里面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意思是你看那连绵天涯的春草，是何等的青翠？而才播下十余天的萝卜，看上去是和青草一样碧绿青翠，但它却活不长久了。其实，这个段话可不是罗贯中先生杜撰的，它原本出自《后汉书》。这段童谣颇有《诗经》的味儿，但意思却让人伤感，高兴不起来。而且把“千里草”，“十日卜”两句合起来，居然暗合了当时汉王朝权力的实际掌控者董卓的姓名。史书有云，当时，不知道哪个小孩带头唱起了这首歌谣，紧接着，传播到长安城内外。有一天晚上，有十几个小儿在郊外唱歌，歌声随着风，传入了董卓的军帐，声调极为悲切。董卓是个大老粗，听不懂这首歌谣的含义，但是越听心里越毛，于是问起身边的智囊李肃：“这儿歌啥意思，主何吉凶？”也不知李肃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笑眯眯地回答道：“这首歌谣，说的刘氏将灭，董氏将兴。”董卓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然而没过多久，王允巧妙地联合了吕布，成功刺杀了董卓，除掉了一个恶霸。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首童谣，实际上兆示着董卓不得好死。 其实，谶语都是结合政治斗争形式杜撰出来的。从诸葛亮的“夜观星象”体，到民间跳大神，都是此类，通过故弄玄虚，以神的名义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不说中国有一种农民式狡猾，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有很多深谙其中三昧者，也经常用这个法子号召起义，可以说屡试不爽。刘秀之前的陈胜吴广起义不就是用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吗？不过那个谶语更像陈吴二人的双簧。而元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则是河工挖河时挖出了一个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独眼石人点燃的，这是典型的谶，石人是韩山童c刘福通二人半夜里埋在河滩上的，这跟王莽篡位的招数如出一辙。统治者会愚民政策，但老百姓里的聪明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之，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两汉魏晋时期是谶纬盛行的期。后来犯上作乱的人都用这招。 隋炀帝时期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 隋朝末年流传这样一条谣谶：“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它的版本也有很多，除了上面的说法之外，还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桃李子，鸿鹄绕阳山，宛转花林里。莫浪语，谁道许”和“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洪水绕杨山”出自《旧唐书》，另外两个一出自《隋书》，一出自《资治通鉴》。 这条谣谶的来历，是可以考证的。《资治通鉴》记载，当初隋文帝总是做噩梦，梦见洪水淹了都城，于是“意恶之，故迁都大兴”。后来到了炀帝时，又出现了一个方士，告诉了炀帝一条谶谣：“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并且建议炀帝杀光天下姓李的，——看来这个也不过是个妄人。炀帝自然不会听从这么荒唐的意见，于是就对姓李的人进行了一番排查筛选，最后看上了郕国公李浑，因为李浑不但姓李，名字中又有三点水，恰好应验了先皇的梦，而且李浑侄儿李敏小名恰好叫洪儿。此时大臣宇文述正好与之不和，乘机诬告李浑谋反，就把他灭了族。至此，“李”c“洪水”c“天子”几个关键词就串联起来了，最终形成了“桃李子，洪水绕杨山”的谣谶，并且传遍天下。 炀帝杀了李浑，可对姓李的却并没有放下心来，于是朝廷中的李姓大臣们就个个倒了霉，比如李渊，这时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了。可也有姓李的却从这条谣谶中看到了灿烂的未来，因此活跃了起来，——比如李密。大业 9 年杨玄感反，李密是其谋主，杨玄感失败后，李密逃亡天下，估计就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产生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念头。不是说“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吗？李密字法主，也是个有三点水的主，这天下自然也要争上一争。于是开始在中原一带各路义军中奔走游说，至于手段，那还是老一套——谣谶。 具体办法，就是把那条“桃李子，洪水绕杨山”的谣谶进行修改，改成了“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居然是以词的形式。然后让一个叫李玄英的人去一个山寨一个山寨走访，要找一个叫李密的人，说这个人是真命天子，要取代隋朝的。那些草莽英雄们问起理由，李玄英就把这谣谶搬出来，并向大家解释：“‘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解释得严丝合缝，不由人不信。就这样，李密的名气被炒作出去了，豪杰尽皆归心，最终做出了好大的事业。 不过还是那句话，冒牌就是冒牌，李密那么辛辛苦苦，到头来依旧一场空。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的李渊爷仨笑到了最后。李渊也姓李，也是三点水，正好应了“桃李子，洪水绕杨山”之谶。到了隋朝那个时代，谶已经有了更加广泛的用途，这条谶即便不是后人杜撰的，也不能说它神奇，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政敌间借刀杀人的手段。 总之，“谶”这玩意儿，到最后也就是闹剧一场，天下人都知道了，这都是纯粹扯淡。 纬书由来及种类 再说说“纬”，“纬”是与“经”相配的。所以谶纬就是与经相配的谶语，是一种专门的谶。过去认为谶c纬是不一样的，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附录《易纬》下说:“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所以，有人就为它们分类，把《七经纬》称为“纬”，把《河图》c《洛书》c《论语谶》以及一些预言之书称为“谶”。但是，根据古籍传c注所引的情况看，《春秋纬》也可以称《春秋谶》，《孝经纬》也可称《孝经谶》，《论语谶》也可以称《论语纬》，可见汉代谶纬根本就不分家，或单称“谶”，或单称“纬”，或合称“谶纬”，“谶”是起“纬”作用的“谶”，“纬”是“谶”性质的“纬”，本无所分别，不得强分之。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又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谶纬在后汉时代，号为“内学”，尊为“秘经”，盛极一时。“谶纬”不仅与经平起平坐，甚至一度有取代经学的趋势。 汉代《乐经》已经失传，所以只有“五经”，而因为“乐”是孔子传习的“六艺”之一，也具有“经”的地位，所以为之制作的纬书就直接称为《乐纬》;《孝经》和《论语》本来属于传记，但汉代重视“孝”，非常认可《孝经》里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可以感天动地，故予大力推崇，甚至帝王名号里也加个“孝”，如汉文帝称“孝文”，汉武帝称“孝武”。在纬书中，常把《孝经》与《春秋》并举，如《孝经纬钩命决》里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说:“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孝经》是是孔子所著，和作为经的《春秋》地位相同;《论语》则是记孔子记其门人言行之书，故也受到追捧和重视，也都为之制作了纬书。但是“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既然不是经，就不能称为纬，所以起初称《孝经谶》和《论语谶》。自东汉以降，谶与纬实无分别，所以《春秋纬》c《诗纬》也可以称为《春秋谶》c《诗谶》，《孝经谶》c《论语谶》也可以称为《孝经纬》c《论语纬》。后人把《书纬》c《易纬》c《诗纬》c《礼纬》c《春秋纬》c《乐纬》c《孝经纬》统称为“七经纬”或“七纬”，里面不包含《论语谶》。就现在所知，《论语谶》只有八篇，而《孝经纬》或《孝经谶》却有几十种，可见汉代尊崇《孝经》远远超过《论语》。 汉代人认为纬书都是解说经义的，所以“纬”也被称为“说”，《困学纪闻》八言:“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c《书说》c《乐说》c《春秋说》c《礼说》c《孝经说》，皆纬候也。” 自魏晋以降，历代禁毁图谶，“七纬”除《易纬》八种之外皆佚，自元末以迄于清代，有众多学者作了辑佚。日本学者安居香山c中村璋八在综合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校勘，著成《纬书集成》一书，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详备的谶纬之书辑本。 其实，纬书里的内容大部分都与经义无关。一部分是记录或编造一些古代帝王c圣人的符瑞故事，以说明“圣人感天而生”的道理，里面也夹杂着一些历史记载c神话传说。一部分是预言c占验的内容，如《易纬》是讲卦气占验的，《春秋潜潭巴》c《河图帝览嬉》等是专门讲天文占验的，里面包含了大量古代天文历法的内容，这样的书最多。一部分如《河图括地象》c《河图绛象》等则是专言地理的，里面有不少古代地理资料和古人对地理的认识。 纬书包含种类主要有: 1c《尚书中候》，十八篇。这是产生比较早c造得质量比较高的纬书，所以影响也较大。它原不属于七经纬之列，所以汉代把它和其它纬书并称的“纬候”，“候”就是指该书。 2c七经纬，即《易纬》c《尚书纬》c《诗纬》c《礼纬》c《春秋纬》c《乐纬》c《孝经纬》的统称，篇目极多。 3c《论语谶》，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本属于“传记”类，地位低于“五经”，所以不列入经典。但是它记录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儒家的书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也为它造了纬书，因为它不是“经”，所以不能称“纬”，而称“谶”。共有八篇。 4c河图纬c洛书纬，古书称引一般只称《河图》c《洛书》，如《河图稽耀钩》c《洛书灵准听》等。汉代人认为古代的河图c洛书是一种有图c有文的图书，如《春秋纬说题辞》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汉代的观念是河图c洛书和《易经》c《尚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十五篇被视为“经”，那么它也可以有“纬”，于是衍生出很多篇目。其中《河图》的篇目很多，《纬书集成》中所辑得的篇目有40多种;而《洛书》的篇目则较少，只有14种(其中《孔子河洛谶》一种当属于杂谶书，不当列入《洛书》内)。 5c杂谶书，如《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黄帝谶》c《老子谶》c《庄子谶》c《孔老谶》c《老子河洛谶》c《尹公谶》c《刘向谶》等。严格地说这些书不能算作“纬”，因为它无“经”可比附，但因汉人谶纬不分家，所以也可以视为纬书类。 纬书发展史 由上文可知，谶纬西汉末已经流行，王莽尤其好图谶，他曾经召集大批通“天文图谶”的人“记说廷中”，这是谶纬之书的一次大的结集，大部分谶纬之书都是这时开始编订的。 汉光武帝刘秀就是靠图谶兴起，他得了天下即位之后，尤其崇信谶纬，并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但是也有些人自己造作图谶来和他对抗，如公孙述据蜀与刘秀对立，就曾自造谶语来同刘秀斗争。为此，刘秀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图谶书的定本公诸于世，同时下令不许再私造和妄改图谶，犯禁者死。由于他的提倡，东汉时期谶纬之学大兴，凡是博学的人都必须通晓谶纬之学，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甚至用图谶来正《五经》，故谶纬之学如日中天，盛极一时。 汉代以后，图谶摇身一变，成了历代野心家c阴谋家利用来篡夺政权c改朝换代的工具。曹魏代汉就造谶纬语说“代汉者当途高”，“当途高”就是古代宫殿的两观，名叫“象魏”，象征魏当代汉而兴。此后宋刘裕代晋c南齐萧道成代宋c粱萧衍代齐等等，都利用图谶来蒙骗世人。正因为图谶成为窃国篡权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夺权正位之后，都深知其中的弊病，他玩弄过的花招，别人也会玩弄，为了防止再有人搞这一套，故自汉代以后，历代就严禁图谶。如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九年(485年)就下诏，认为图谶“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c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魏书·高祖纪上》)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也利用了图谶，可他在政权稍稍稳固后，立刻下令禁图谶，不许私家收藏;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更派使者“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唐朝也禁止私家收藏图谶，并悬为禁令，著于法律。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曾经大规模查抄谶纬之书，把查到的书都烧毁。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下诏禁谶和天文占验的书，“民间天象器物c谶候，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宋史·真宗纪》)元世祖在至元十年(1273年)和二十一年(1284)年先后下令禁谶。 由于历代的禁毁，到了明代除了还有《易纬》八种被收入《永乐大典》幸存之外(也有残缺和佚失)，其它的谶纬之书基本上佚失殆尽，谶纬之学也基本成为了“绝学”。直到清代的学者因为推崇汉学，对谶纬又开始重视，对纬书做了大量辑佚工作，使得后人能从中窥得崖略。《红楼梦》就是一部谶语大全。在《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章里，读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看到了许多所谓“正册”“副册”“又副册”，里边把书中所有女主的命运都提前定下了，这让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似缺实全，魅力值也随之大增。那都是一些诗谶。此外书中还有很多其它形式的谶，比如灯谜谶，比如贾元春省亲时制的那首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就预示了她自己刚刚得势即死去的结局。我们现在研究《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其中的谶语。 “纬书”不仅指一类书，也可以指一本书。《纬书》是清殷元正辑的，一名《集纬》，陆明睿增订。殷元正生平不详，据任道镕《纬攟》序云，殷氏字立卿，“名元正，华亭老布衣，其书凡十二卷，旧惟写本，兵燹后不可复得。”陆明睿字文玉，号“无闻生”c“若璿”，与殷氏同里。从他们引述《渊鉴类函》c《佩文韵府》及朱彝尊《经义考》来看，该书纂成时间的上限不早于康熙后期。此书未曾刊行，今国内唯有上海图书馆藏观我生斋抄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平江苏氏抄本(未见)。根据任道镕所言，此书当有十二卷，然观我生斋抄本不分卷，而且所辑内容均少于所列篇目，当有残缺。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谶纬丛书《纬书集成》，即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影印。 当然，历代对于纬书的禁毁，也是有进步意义的。至少这让中国人的迷信思想一直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孔子若知道他的后人为了宣扬他的学说居然比卫生纸都能扯，也会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因为他就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因此在孔子眼中纬书肯定都属于“子不语”系列。 总之，在古代科学文化落后的状态下，老百姓是经常蒙圈的状态，谶纬这类把戏才会大有市场。但所谓久病成医，经历的蒙骗多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一代代提高，这把戏就被戳穿了。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认识，那就是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要么残酷镇压，如秦始皇；要么坑蒙拐骗，如王莽刘秀。因为他们根本上是对立的，矛盾只能缓和，不能消除，骗得一时算一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纬书里的话没有几句不是谎言，真的比卫生纸都能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熹平石经》：古人规范的书籍文字的创举 很多读者会纳闷：古代没有印刷术，所有书籍都是抄写在竹木简牍和丝帛上，没有标准的本子对照，书籍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很容易走样跑偏，然后会以讹传讹，最后面目全非，以致真伪混淆，难以分辨，这样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难道这个问题就成了无解的癌症吗？当然不是，古人还是有古人的办法的。东汉汉灵帝时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人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c蔡文姬的老爹——蔡邕。 话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东汉时，朝廷对各种经文都有一部标准读本，用漆书写藏于兰台，称为“兰台漆书”。当时儒生应博士试，名列前茅者可以做官。但他们手中的经书在文字上时有误差，为了便于应试，常有人贿赂兰台掌管漆书的官吏，暗改漆书文字，以与自己的本子相符，以致学者们莫辨真伪。所以，订正本文，存真去伪，已经成为东汉学人治经的重要课题。经学界出现了各种争论，除学派纠纷和意气用事外，也大多与经文有关，如篇目多少，文字异同，解说分歧等。虽然经过石渠阁c白虎观等会议，有时最高统治者还亲临裁决，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真可谓“尬临”。 蔡邕这时正在东观（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校书，后迁为议郎。他深感“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他联合棠谿典c杨赐等，奏求订正“六经文字”，并书之于石，结果获汉灵帝批准。加上宦官李巡等五人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并极力赞助。于是蔡邕自书经文于石碑，招募工匠镌刻，竖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六经的标准本。“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时前往观看和模写的人非常踊跃，车马多时达千余辆，“填塞街陌”（见《汉书蔡邕传》等），实一时之盛。 由于是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5年）所立，刻在石上的六经被称为熹平石经。共四十六碑，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c《尚书》c《鲁诗》c《仪礼》c《春秋》和《公羊传》c《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c《书》c《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c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c毛c包c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c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其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是蔡邕的首创。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c唐开成石经c宋石经c清石经。同时，佛c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最有意思的是宋高宗赵构于1143年缮写《六经》及《论语》《孟子》，经秦桧等人请求，刻石，立于国子监内。后又在太学内建立阁楼，碑刻石经，列于阁下；墨本则安放阁上。国势危难之际，大量书写六经和《论语》《孟子》，又刻石，却是为何？原来，国子监和太学都是岳飞的宅子改成的。岳飞死于1142年。 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抄写太麻烦，于是有人想出了做拓片的方法——先在碑上涂墨，再把绢帛蒙在上面，然后用木槌轻轻捶打，使绢帛与碑面贴合。得到的黑绢白字速度快，内容又不失真，这就是捶拓法。而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c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c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c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c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论衡》：东汉时代的“焦点访谈”集 那英有一首歌叫做《雾里看花》，歌中唱道：“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内心迷茫者的呼喊。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需要解开的谜团，也都渴望一双慧眼看破那些纷纷扰扰。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能幸运地借到一双慧眼，但东汉时的人们就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得到一部奇书，这部书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惑，让他们的内心开始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了。这部书就是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 《论衡》用王充自己的话说，就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用事实说话，“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相当于东汉的“焦点访谈”。有了这样一双火眼金睛c照妖镜，人们如拨云见日，世事洞明，心里敞亮多了。 王充是会稽郡上虞人，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史学家班彪为师。《后汉书》描述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流百家之言。”就是说他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做家教，呵呵）。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著有《讥俗》c《政务》c《养性》和《论衡》等著作，约于永元八年在贫困中病逝。王充遗著达数十万字，其中《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作为一介平民，在当时条件下要想流播如此长篇巨著，难度可想而知。在他去世后的近百年里，《论衡》虽在江南一带转抄传读，但没有传到“中土”，即中原一带，因而一直未被学界所关注，更未得到重视。至于其他著作，传阅的范围就更小了。 就在王充著作处于民间自生自灭，有可能在漂零中失传时，蔡邕来到了越地。蔡邕因治“熹平石经”而名满天下，成为当时学界领袖，但由于得罪权贵，“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越地，他读到王充的《论衡》后极为惊喜，与友人“恒秘玩以为谈助”。在反复研读中，使他的学识水平得到升华。 汉献帝初，蔡邕在高压下被征辟入京，初平元年拜中郎将。他离开越地时，特地带回了一套《论衡》。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也啧啧称赞《论衡》“真乃奇书也”。于是，这套《论衡》开始在儒林中传读。此时纸张的使用范围已扩大，《论衡》不胫而走，被传抄开去，从此官方与民间都有收藏。 千百年来，战火纷飞，天灾，多少书籍在动乱中散佚消失，就是王充的《讥俗》c《政务》c《养性》这几部书，也早已见不到了。而《论衡》能保存到今天，实不应忘了当初蔡邕的传播之功。 章太炎说：“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称赞王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论衡集解》c《论衡注释》c《论衡校释》c《论衡全译》等原著以及大量研究论著。《论衡》所具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 《论衡》的理念就一个字“实”，实到什么程度？后人用“诋訾孔子”c“厚辱其先”概括之。一句话，圣人和爹都敢骂。 先说骂孔子。《论衡》里的第九第十两篇的篇名分别是《问孔》和《刺孟》。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隔着一千五百多年给他判了死刑。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东汉时，儒家思想进一步被神化，孔子被捧为圣人c神人。社会上“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王充虽认为孔子博学多识，道德高尚，却又认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并不是无可非议之处，于是不顾朝野上下盲目崇孔的风气，对孔子进行问难。“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提出在学习中要善于追根问底的主张。认为为弄清问题要敢于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敢于“距（拒）师”，敢于说出圣人没有说过的话，“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 文中王充所举事例和非议，虽有不尽妥之处，其精神是很宝贵的。 接着，王充以记载孟子言行的《孟子》为靶子，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答非所问，阴阳两面，无理狡辩的地方，逐一进行揭露和驳斥。例如针对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故（有意）生圣人”的天命论说法，作者用历史事实证明完全是“浮淫之语”，也就是骂孟子“放你娘的骚臭屁！”对于自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的孟子，则指出他不是什么“贤人”，而是个“俗儒”。这斗争的锋芒何人能及？ 再说“厚辱其先”。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c宰相c下有列侯c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养c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呼啦啦大厦倾，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成了彻头彻尾的强盗地痞加流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的祖先是老炮c无赖c混蛋c恶棍c人渣。把自己祖宗十八代都骂了。结果他这种实话实说却让众人大呼受不了，超越了他们的言论底线，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因为古人是讲究“为尊者讳”的。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王充是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目无尊长，是个“异端”。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c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由于史料缺乏，王充的生平还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乡里称孝问题c师事班彪问题c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才学问题等等。根据《后汉书王充传》与《论衡自纪》，比较可靠的是：王充是会稽上虞人，祖先原籍魏郡元城（与王莽同籍）。他出身出身于“细族孤门“，“贫无一庙庇身”，“贱无斗米之秩”，幼年“以贾贩为事”。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c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c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亲眼目睹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c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当时的人评价王充为人与言论都很奇特，不同流俗。他不安于当时的“世书俗说”，而是“甘闻异言”，“考论虚实”。他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晚年又任州治中职，后来可能因为老病而“自免还家”。七十岁左右，有感于年老衰病，故习练道家养气服药之术，著《养性》一书，为的是追求养生延年。晚年更是“仕路隔远，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愉快”，穷困潦倒。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具有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上虞乌石山（今上虞章镇滨笕枪山）有王充墓。 王充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历来评价两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贬重于褒，认为：“其言多激，露才扬己，好为物先，然大抵订伪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但最终认为《论衡》只是个谈助之书。二十世纪后半以来，由于王充的批判性文风与唯物色彩特别受到青睐，正面的评价几已呈一面倒的局势。 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精神，相当于东汉的鲁迅。在这种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的著作很多，有《讥俗》c《政务》c《养性书》和《论衡》等。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从董仲舒一直到《白虎通义》的“儒学精神“都进行了正面的抨击，对当时的教育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 王充对正宗儒学的叛逆精神以及不完全受孔孟支配的批判精神，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种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他是继杨雄c桓谭之后，在我国政治c哲学和教育领域内给予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以致命抨击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 《论衡》问世之初，就跟他的人一样不为人重视，直到王充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得以流传。 汉朝是个谶纬符录盛行的朝代，王充由于看到了世传儒书充斥着荒谬，民间言谈充斥着迷信，像《淮南子》就记载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等荒诞的故事。而这等书籍传说，在民间可谓比比皆是。所以王充感到“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而论述的方法则是：“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所以，《论衡》一书的方法可说是讲求理性逻辑思辨以检验的方法。〈薄葬〉篇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又说：“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所以，不但考之以心，考的还得是圣心贤意；效之以事。和西方或者讲实验c或者讲上帝的观点相比，王允继承了中国文化中这种源远流长的先进的方法论。强调了实践检验，而不只是实验检验。他还强调了类推c类比，通过类推c类比等方法比单纯的实验能更有效的找到能符合实践的答案。 总体上看，不管王充是为著什么样的目的来写《论衡》这本书，也不管这本书在方法上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都不能抹灭王充在《论衡》中所展现的思考的深度c逻辑论述方式，以及勇于批判之精神。这也是王充思想得以超越时代的可贵之处。 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绿林c赤眉大起义刚刚被镇压，东汉王朝统治者在精神上大力提倡宗教唯心主义，大宣扬谶纬神学，光武帝即位即“宣布图谶于天下”，为自己的政权制造神化根据，章帝时更召开了全国性的神学会议——白虎观会议，编篡了神学法典《白虎通》。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谶纬迷信c宗教神学“虚妄之言”笼罩了东汉思想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充高举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大旗，“疾虚妄”，对盛极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论衡》就是这样把批判神学谬误与正面阐述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结合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富有战斗性的思想体系。 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了“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天地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重要问题。先秦唯物主义者曾提出了天地万物由物质性的“气”和“五行”构成的学说。后来董仲舒对此加以歪曲，将“气”神秘化，更以五行配五德使其演变成了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白虎通》和谶纬迷信都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王充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对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斗争。他继承发展先秦唯物主义关于“气”的学说，指出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也”，“万物自生，皆禀元气”，也就是“元气”构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是宇宙的本原。而“气”的属性是“自然”，无生无死无始无终。 针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他吸收当时天文学的新成果，详细论证了“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他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夫天者，体也，与地同。”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他明确地批驳了“天地故生人c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他指出：“人，物也，而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王充肯定了人和其他物体一样都是元气构成的，“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因此，“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为天的副本，天人之间交互感应的神秘关系，是对神学目的论的有力批判。 王充依据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尖锐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和旨在神化帝王将相的谶纬神话。如，汉代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便说刘邦的母亲梦与蛟龙交而生刘邦。王充尖锐指出这完全是“虚妄之言”，一派胡言，因为天地之间，异类之物是不能交配的，“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况且人是万物中最高贵的，蛟龙是动物，怎么能用禀受比人低贱的动植物之精而生来说明帝王的高贵呢。 王充还根据“子性类父”的自然常识指出，如果刘邦真的是龙的儿子，那么传说中的“龙能乘云”，刘邦也应当能乘云，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纯属“虚妄言也”。刘邦是汉朝统治者的祖先，正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王充敢于对他们祖先出身的神话作这样尖锐的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王充还运用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充分揭露了所谓“天谴”c“善恶报应”的虚妄和欺骗性。天人感应论者说：“人君喜则温，怒则寒”，王充指出：“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 战国秦汉之际，诸侯攻伐，天下并未常寒，唐虞之时，天下太平，人君常喜，天下也并未常温。“寒温之至”是自然规律，“殆非政治所致”，与人君喜怒无关。他还尖锐指出，如果真的有恶善报应的话，那么“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殇子”，但事实并不如此，说天是没有意志的，既不能扬善，也不能惩恶。什么“天谴”c“天罚”都是虚妄和欺骗。 王充汲取和发扬了《新论》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对精神与形体的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论证，批判了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他把形体和精神看成是由不同的气构成的，“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但是阳气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精神感知作用，只有与形体结合而形成人，才有精神感知作用。他把精神存在于形体比作粟米在囊橐之中，离开形体，精神便随之散亡。形体决定精神，精神依附形体。人的形体五脏健康，精神就饱满；形体五脏出了毛病，精神就会“荒忽”，如果形体死亡了，五脏腐朽，精神也就随之消失。 他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著名命题，否定了认为形体死灭，精神仍独立存在的灵魂不死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王充坚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他又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他认为人是由无意识的物质的元气生成的，死后复归为无意识的元气，既不能有知，更不会为鬼。所谓鬼只不过是人们在疾病或恐惧时，造成的主观幻觉而已。 王充的这种无神论观点是对弥漫一时的神学迷信的有力驳斥，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的无神论在论证上还存有一定缺陷，留待后来的无神论者，特别是南朝范缜时才解决。 王充批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充认为，人们认识的本源，首先是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耳闻目见是认识的根本条件，没有感觉经验，是不可能得到认识的。即使圣人也不能隔墙知道人的相貌c姓名c高矮。“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他强调：“从农论田，则农胜，从商讲贾，贾人贤”。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 王充还认为；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耳闻目见的经验水平上，还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要在耳闻目见的基础上，用心思考，“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也就是要究其因果，分析比较，弄清其原由，预见其未来，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 针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王充提出“知物由学”的观点。 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他承认人的才智有高低差别，但无论才智高下，都必须经过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知识。据此，他反对神化古人的做法，大胆地“问孔”c“刺孟”，对圣人的言论坚持分析c质问的态度。 他特别注重效验，反对“好信师而是古”，以圣人之言为是非的风气，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这就是说，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验证，不经验证的不足为信。他这种以实际效果来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观点，在认识史上是一大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王充坚持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反对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他指出：古代人饮血茹毛，后世人则饮井食粟，古代人岩居穴处，后世人有宫室居住，所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的说法，实质上是推崇古代的落后状态，而菲薄后世的精神文明。因此，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落后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不是汉不如周，而是汉胜于周。看来，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导出来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点，早在东汉就有了。 至于社会的治乱c王朝的更替就象春夏秋冬四季一样，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的转移的客观过程，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王充看到了历史昌衰兴废的交替现象，并认识到治乱兴衰与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联系，指出：“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他批判孔孟只讲仁义不讲利是虚假的。 王充反对复古主义，认识到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客观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注意到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物质生活联系着，这对于崇古非今的历史倒退论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都是有力的驳斥，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他用自然现象解释历史发展，陷入了命定论泥潭，他的“昌衰兴废”观也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的圈子。 王充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解释人事，提出了三等人性说和命定论思想。他认为人生之初所禀受的“元气”有厚薄多少之分，因此人性也就有喜恶贤愚不同。上等人生来就善，下等人生来就恶，中人则无善无恶，或是善恶混的人。王充认为人有天生不同之性，这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又承认并强调后天学习c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人的作用。他认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好比染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好比矿石锻炼为铁，能铸成龙泉c太阿等宝剑。人性虽恶，总比木石易化。王充肯定教育对改造人性作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王充认为人的贵贱贫富c生死寿夭等不同命运也是由元气厚薄决定的。他说：“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他否定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代之以“自然之气”决定论，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不存在什么天意和鬼神的主使。但是这种“禀气受命”的命定论仍然是将人的富贵寿夭等现象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这实际是背离了天道自然无为的主张，其结果仍然陷入了唯心主义。 王充看到了了“时”c“遇”c“幸”c“偶”等偶然因素，机遇对人的地位c升降c财产多寡的决定作用，指出同为贤人，伊尹遇成汤而为宰相，箕子遇商纣则为奴隶；同为贤人，太公受封，而伯夷则饿死。这些都是不同机遇造成的。这种认识是客观的，但是王充根据命定论的观点认为这种偶然遭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主张“信命者则幽居俟时。不须劳神苦形求索之也”，这实际上是要人们听天由命，坐等机遇，放弃主观努力。在这一点上命定论与天命论的作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王充的命定论毕竟不同于天命论。他否认富贵贫贱与道德品行的联系。他认为“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他看到有些卑鄙小人靠投机钻营而发迹，而很多正直的好人怀才不遇而处于贫贱地位，因此富贵者不一定是好人，贫贱者未必是坏人，他评击那些“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 王充的这些观点，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具有反对豪强地主官僚贵族的政治意义。但是他根据命定论的解释，要人们听从命运安排，有其消极的一面。 王充是东汉时期最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对谶纬神学c天人感应及各种迷信思想的系统批判，他提出和论述的元气自然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充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的主张，是以他的社会政治观和人性论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是可以变化的，善可以变恶，恶亦可以变善，“久居单处，性必变易”。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和环境，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只要得到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之性，无不可教之人，关键的是“教导”c“锻炼”和“渐渍”。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他说：“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他的这种思想，是对荀子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纱在涅，与之俱黑”思想的继承，强调教育的环境对人性善恶的影响作用。 王充强调教育环境的作用，不只是“反性治性”，还要求达到“尽材成德”，就是通过教育培养出“多闻博识”c“深知道术”的人。这种人“能知大圣之事”，又能“晓细民之情”。他批评当时文吏教育“无篇章之诵，不间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而已，勉赴权利”，看不起什么学问也没有的文吏，说他们“空胸无仁义之学，居位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 王充将人才分为四种，“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第一类是“鸿儒”，能著书立说；第二类是文人，掌握知识者；第三类是通人；第四类是儒生。儒生做教师，却只能“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而不能应用，于社会是毫无用处的。王充认为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因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看来，在王充看来，“鸿儒”才是封建社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王充提出这种培养目标，也是他对于当时教育不满的一种表现，他反对当时只守一经讲授章句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章句之生”，于社会是无益的。王充提出的培养“深知道术”c“多闻博识”的能“知大圣”c“晓民性”的鸿儒，反映了其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为了培养“尽材成德”的鸿儒等人才，王充非常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强调“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可见，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见闻，来源于经验。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只凭耳目的感性认识，认为要获得真知，必须借助心意，“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要分析c研究c思考，这样才能获得真知。如果只凭耳目，人们常会得到虚假的知识。他说，“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他反对知识的先验主义，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强调必须学习。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强调的学习内容，主要仍是礼c乐，他认为“性情者，人之本也，礼乐所由生也，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c恶c喜c怒c哀c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可见，王充将礼c乐作为陶冶性情的手段。 然而，他认为“礼乐”必须以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也就是说，礼义与饮食相比，礼乐是次要的，在人们饮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礼和乐的教育，即使进行教育，也很难达到效果。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 在专一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精益求精和切磋琢磨的精神，他说：“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之切磋琢磨也。” 另外，王充也重视练习和实践。要“日是之，日为之”，才能“狎习”，即达到熟练的程度。要是学到的知识不能应用，虽博览群书，也只是“匿生书主人”，对社会是毫无用处的。 王充的学习论，强调“见问”c“开心意”c“有效”c“有证”，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对“正宗”的神学化儒学思想作了批判。虽然他屈居乡曲，但他的批判精神及他在教育上贡献，在汉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c王符c仲长统。王符（公元85一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一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的《论衡》一书，则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c力c热c静电c磁c雷电c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后汉书王充传》载，王充“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三十年一部书，“不唯上c不唯书c只唯实”，奇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石渠议奏》：儒家学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会议记录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c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后，带来了经学的空前繁荣，儒家弟子从此站起来了，说经者与日俱增，所谓注家蜂起。这虽然是好事，但经被解说得越来越细碎繁琐，最后碎了一地，无法收拾，异说也越来越分歧不堪，无法定于一尊。 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二十余位儒生讲论“五经”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石渠阁是汉初萧何为收藏汉高祖入关后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所建，阁四周有石渠，把水引入其中，以备火灾，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参加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c戴圣，学《诗》的张生c薛广德c韦玄成，学《书》的周堪c林尊c欧阳长宾c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c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穀梁春秋》的尹更始c刘向等。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学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简称“儒一大”）。会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裁决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c齐c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会议。 从石渠阁会议的结果来看，表明《穀梁春秋》的地位上升，《公羊春秋》的地位下降。《公羊春秋》是汉武帝以来一直如日中天的，对大一统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宣帝重视《谷梁》，是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从宣帝时期经学发展的情况看，正是石渠阁会议前后，《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即儒家学派全国一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使皇帝不仅是政治的最高权威，也成了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的权威变成了经学c思想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政治的最高法典，其结果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然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本书了，只在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白虎通》：一次涉及“性教育”的御前会议记录 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在未央宫里一处叫做白虎观的建筑里组织了一次全国儒家经典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距“石渠阁会议”整整130年，可以称为儒家学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儒二大”），相同之处是，会议依然由皇帝亲自主持，且也将会议记录出书。此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与会者有魏应c淳于恭c贾逵c班固c杨终等，都是大学者，真是“谈笑有鸿儒”。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裁。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会议的记录由笔杆子班固整理编辑成一部书――《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白虎通义》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体现出东汉统治思想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特点。 “儒二大”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呢？我们要从头捋一捋。 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从而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最重要的，皇帝成了名正言顺的天子。 与此同时，肇始于西汉末年的今文古文之争经历了王莽新朝后愈演愈烈，到东汉初年，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导致章句歧异。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把西汉宣帝c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章帝依据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开会就开会吧，但这次会议却有个显著特色。那就是在这样一次严肃的御前会议上，君臣却一本正经地讨论和记录起了性问题！简直是令人大跌眼镜！君臣们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五十岁的妾几次这样的细节。这不是有辱斯文吗？ 在《白虎通》嫁娶篇里赫然写着：“男子六十闭房何？所以辅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施。为乱长幼之序也。”《礼内则》曰：“妾虽老，未满五十，必预五日之御，满五十不御，俱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饱，寝非人不暖；七十复开房也。”大意是妾五十之前要五天嘿咻一次，五十岁就别嘿咻了，那样双方都会衰弱。七十岁的男人身体衰弱很厉害，必须吃肉才能饱，睡觉必须抱着人才能觉得暖和，所以七十岁又有必要和妾嘿咻了。总之，强调的是上了年纪的男人需要通过以获取女人阴气，补充自己衰退的阳气。 《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例如礼仪c音乐c舞蹈c诵诗c写作c射箭c骑马c驾车等，令人惊奇的是，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白虎通》“辟雍”篇是关于教育的，其中说，贵族子弟从十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十五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十岁“出就外傅”至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十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看来“寄宿式学校”最迟在东汉时就有了，但我们万万想不到，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居然是在家不便进行性教育。当然根据“有来学者，无往教者”的礼制，天子太子，诸侯世子均“就师于外”，这也是为了“尊师重先生之道也”。那么，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呢？从《白虎通》看来，解释是：“你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亵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这段话里所说的“夫妻变化之事”就是性方面的事；“极说”这两个字说明在东汉就把这个内容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了，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性教育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那时的贵族子弟，十五岁进“辟雍”，二十岁毕业，五年的学校生活中有性教育，这似乎可以和今日的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相媲美，不过前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后者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如此而已。其实，古人很重视性教育是因为性有三大功能，即快乐的功能c健康的功能和生育功能，而且古人是十分重视性的生育功能，因为他们把繁衍后代看成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的目的也是为了“广继嗣，事宗庙”，而生孩子必须通过要进行，所以必须对嘿咻加以指导，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这也让《白虎通》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史上第一”——在中国历史上，关于性教育的正式记载始于汉代，始于《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也是颇有意思的。 1c巨能编 从《白虎通义》所引的经传来看，它是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c《诗》c《书》c《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c《礼》c《乐》c《论语》c《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谶纬混合搅拌在一起。也就是说，汉章帝和一群儒家饱学之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用儒家经典之经和谶纬之纬集体编织了这么一部书。这次会议的一大“历史功绩”是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且对“父为子纲c夫为妻纲”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当然是胡扯）。 2c制定教学大纲 《白虎通》还是一部东汉的教育大纲，对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予以极大的期望。它认为“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c溷渴”（《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汉初，兴教化以克服“败政之乱，靡弊之废，溷渴之状”为当务之急。因而《白虎通》指出:教育何谓也？教育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对于如何促使百姓及其子弟能知人伦，以别于禽兽，《白虎通》中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案:第一，要立庠序以导之，立庠序的目的在于“行礼乐，宣德化”(《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第二，强调师德。要用“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为右师，教导里中子弟”(《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 第三，以“忠c敬c文”作为向百姓教化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教人以忠”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忠于一切，行为之本”，忠诚是一切的根本。 很明显，这里所提出c倡导的内容，不过是孔子行忠信的儒家教育学说。 关于学校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内容，《白虎通》中有具体的要求:以“五常之道”训化人的德性，以“五经六艺”培养人的才术。 所谓五常之道的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其二，正六纪，即诸父c兄弟c族人c诸舅c师长c朋友。做到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我们看到，汉朝统治者实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道德教育正式进入了全国的课堂。历史证明，自汉以后的中国教育史，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一直占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影响到近代。 五经六艺包括智育c美育等。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诗教，培养人温柔宽厚的性格;乐教，培养人广博易良的情操;礼教，培养人恭俭庄敬的品质;书教，培养人属辞比事的志趣。 《白虎通》关于教师的作用也有明确的阐述，认为人要懂得道理，获取知识，就必须向老师学习。“是以人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教师应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尊师重先，生之道也”(《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这是尊师重教的提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辟雍》篇中提出建立“辟雍（天子之学）――泮宫（诸侯之学）――庠序（乡里之学）”的教育体系。好比今天的小学――中学――大学。“辟雍”的作用是行礼乐c宣德化，使教化流行于天下。“泮宫”的建筑相当于半个辟雍，意即只能教化一方。“庠序”是乡里教导民众的场所，跟以前的识字班差不多。冬闲时均入学受教，立春后则就农事。教师对“出入不时，早晏不节，有过”者要进行告诫，并及时发现“有贤才美质”者予以选拔深造。如能这样的话，则“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结论是：“无不教民也。”即没有不受教育的人。总之，《白虎通》对教育的社会作用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3c强调依法治国 《白虎通》遵循儒家重礼教的治国纲领，但并不贬斥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刑罚可以“佐德助治”。《五刑》篇中指出：“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只有通过教化才能知礼。“礼不下庶人”也是为了鼓励民众上进，“使至于士”，就可以享受礼遇了。设刑罚是为了使人“有所惧”，也带有教告的含义。这样，刑与礼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4c那些荒唐到你想笑的推理 《白虎通》是运用儒家经学理论为封建统治的神圣化c合理化作论证的一部经典著作，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清代周广业遍考晋宋至唐诸史c志c传及释经集类之书，援引《白虎通》不下数百条，可见其影响之大。《白虎通》对教化与刑法的不同作用及相互关系的阐发，以及对教育的意义c目的和方式的论述中有一些合理因素，有可供借鉴之处。它在经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显著位置。但《白虎通》强调纲纪伦常，其理论依据是天人相应c阴阳五行，科技含量基本为零，应予否弃。而且该书行文多为条文式的判断句或简单比附，只是依赖经籍的论点和统治者权势下结论，扯淡之处比比皆是，这也严重拉低了它的学术价值。至于其中很多男尊女卑的观点，就更是糟粕。 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爵”篇论为何妇人无爵位：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礼》曰：“生无爵，死无谥。”女人属阴，地位低，在家以外没什么事，所有的事情都是服从为主，没嫁人前听爹的，嫁人后听丈夫的，丈夫死了听儿子的。所以，要爵位何用？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妇女参与政治的权利。 再比如“子顺父c臣顺君c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儿子要顺从父亲，大臣要顺从君主，妻子要顺从丈夫，为什么呢？这是效法大地顺从天空啊！纯扯淡吧？当然，在先秦，只有韩非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在哲学上，还强调“天尊地卑，阳尊阴卑”，韩非的“三顺”才是“三纲”的始俑而并非儒家所创。但是，汉以后百家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走向融合，这种糟粕却又被儒家吸收进来，不得不说后世儒家又难辞其咎！ 嫁娶篇里则这样说： 礼男娶女嫁何？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倡阴和，男行女随。”礼仪上规定男人娶女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女人属阴，地位低，就要靠阳来成就。所以《谷梁传》说，阳倡导阴附和，男人做女人跟。就这么胡说一通然后就“夫唱妇随”了。 又比如关于离婚――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义绝乃得去也。――即使男人行为恶劣，女人也不得离开他。为什么呢？因为地离不开天。那么就要像《礼郊特牲》里说的，一旦和他结婚，终身不得改嫁。也就是从一而终。要离婚除非男人杀了女人的父母。照这样女人想离个婚比登天还难。只要自己丈夫干不出杀岳父岳母这类事儿，女人就永远不能提出离婚。 然后又把皇帝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看！这就是辜鸿铭那死老头关于一夫多妻如“一个茶壶要配多个茶碗”理论的源头，因为天下有九州，所以皇帝便要娶九妻。 不过，今天的我们拿它当段子书读倒也很有意思，或者好比看小孩儿耍鬼心眼儿： 如日月： 天左旋，日c月c五星右行何？日c月c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犹臣对君也。 天向左转，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星向右运行，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相对而言，天是阳，日月五大行星是阴，所以它们向右运行，就好像大臣遇到君主一样。 日行迟，月行疾何？君舒臣劳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所以悬昼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太阳走得慢，月亮走得快，是为什么呢？君主悠闲大臣忙碌啊。太阳就是君，月亮就是臣。他们悬在天空中，照亮大地，帮助天空对万物实行教化，让他们成长。 商贾篇： 商c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商其远近c度其有亡c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 商的意思是商量，商量距离的远近，考虑货物的有无，让四面八方的物品流通起来。贾的意思是固。有很多的货物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人来，用来谋求利润。走来走去交换东西叫做商人，坐在固定的地方等待人来交换叫贾。 四时篇： 所以名为岁何？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死，故为一岁也。――这篇也涨姿势。 衣裳篇： 所以必有佩者，《论语》曰：“去丧，无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士佩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农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妇人佩其钅咸镂，何以知妇人亦佩玉？《诗》云：“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刑罚篇： 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故悬爵赏者，示有劝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宫者，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势也。大辟者，谓死也。 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 五经篇：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c《书》义c《礼》礼c《易》智c《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嫁娶篇：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妇。《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称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c广继嗣也。 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不读不知道，古代的婚姻制度还有这好处！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故《礼内则》曰：“男五十壮有室，女二十壮而嫁。”――原来老夫少妻也是一种制度，这条得让多少当时的男人乐死？ 七岁之阳也，八岁阴也，七八十五阴阳之数备，有相偶之志。故《礼记》曰：“女子十五许嫁，笄而字。”礼之称字，阴系于阳，所以专一之节也。阳尊无所系，二十五系者，就阴节也。阳舒而阴促。三十数三终，奇，阳节也。二十数再终，偶，阴节也。阳小成于阴，大成于阳，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阴小成于阳，大成于阴，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 一说《春秋谷梁传》曰：“男二十五系，女十五许嫁，感阴阳也。”阳数七，阴数八，男八岁毁齿，女七岁毁齿。阳数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为五而系心也；阴数偶，再成十四，四加一为五，故十五许嫁也。各加一者，明专一系心。所以系心者何？防其淫佚也。――小学数学学得不错！简单做几道加法题就决定了婚龄。 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似乎很有道理啊。 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万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为其弃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无再娶之义也。――亏他们想得出吧？ 妻者，何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涨姿势加diss吧？ 嫁娶者，何谓也？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人为家。娶者，取也。男女谓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别有用心地解释了一些名词。 天地篇： 男女总名为人，天地所以无总名何？曰：天圆地方，不相类，故无总名也。――男女的总名是人，天地为什么没有总名呢？答：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相似，所以没有总名。牵强吧？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拿天来比喻男人，拿地来比喻女人呢？ 巡狩篇： 岳者何谓也？岳之为言桶，桶功德。东方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南方为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言万物护也，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西方为华山者？华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北方为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为嵩山，言其后大之也。故《尚书大传》曰：“五岳谓岱山c霍山c华山c恒山c嵩山也。”谓之渎何？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功着大，故称渎也。《尔雅》云：“江c河c淮c济，为四渎也。”――这条可知原来南岳衡山叫霍山。 “崩薨篇”里有很多关于古代丧葬制度的有趣知识： 尸柩者，何谓也？尸之为言失也，陈也，失气亡神，形体独陈；柩之为言究也，久也，不复章也。《曲礼》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尸柩者，何谓也？尸之为言失也，陈也，失气亡神，形体独陈；柩之为言究也，久也，不复章也。《曲礼》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为言，崩伏强天下，抚击，失神明，黎庶殒涕，海内悲凉。诸侯曰薨，国失阳。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耀终卒。卒之为言终于国也。士曰不禄，失其忠节，不忠终君之绿。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为言澌，精气穷也。 葬于城郭外何？死生别处，终始异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绝孝子之思慕也。《传》曰：“作乐于庙，不闻于墓；哭泣于墓，不闻于庙。”所以于北方何？就阴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鲁君之璜玉葬鲁城北。”又曰“于邑北北首，三代之达礼也。” 封c树者，所以为识。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坟，今邱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识也。于是封之，崇曰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看吧，大部分都是些思维简单到堪称“五毛钱思维”c低级幼稚到不值一哂的东东，但也很讲究，很精致，很有趣，有些看了会涨姿势！ 总之，除了性教育的部分字句，其它内容读起来也是颇为引人入胜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本无毒无害的书来读，因为它的毒性早已失效啦！我们也可以脑补一下，白虎观会议以后，东汉大于十五岁的学生会在屁用（辟雍）里学到《白虎通》里这些有趣或狗屁不通的知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公羊春秋》：大一统的领头羊 《公羊春秋》，又称《春秋公羊传》c《公羊传》，是我们无法绕过的一部奇书。 起先，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部言简义丰的编年史显示了它巨大的能量，周王室没有做到的事被孔丘一介教师做到了。可见孔丘也是用文房四宝打仗的好手。话说《春秋》面世以后，儒家学派为解读本门的这部经典（或曰课本），就群起而注之。可以说，孔子不经意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话题作文竞赛。《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被后学尽情发挥，其“微言”里包含的“大义”被充分发掘。因此，为《春秋》做传的书字数往往是原文的几十倍。其实它们都是历史教学参考书。但不同版本的参考书侧重点不同，风格也迥异。最著名的三个版本是以传者姓氏名之的《左传》（《春秋左氏传》）c《公羊传》（《春秋公羊传》）c《谷梁传》（《春秋谷梁传》），这个顺序其实是按照它们成名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左传》文学性最强，脑补了很多历史场景，包括战争画面，将孔夫子的每一句话都做了极为具体生动的展开，引人入胜，因此是史书，相当于把《春秋》泡发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则不然，它们以阐述经文的大义为主，可谓“大义凛然”，是两本正经的经书，被列入儒家“十三经”。这样的书你我是不怎么愿意去读的，但它们本身的“宦海沉浮”却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公羊春秋》启发了西汉“群儒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武帝开创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先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公羊春秋》在西汉王朝的地位便扶摇直上。 “大一统”是《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及其后代从《春秋》里读出的最强烈的信号。在解释《春秋》首句时就明确地体现了出来。 《春秋》首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就这六个字，《公羊传》做出了详尽的解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条分缕析，非常繁琐。这是儒家经文的所有传文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古人对于经典都是死记硬背c不求甚解的。相反，他们是非常注重钻研和理解的。 《春秋》本来就是孔子站在周王室的角度，用周王室的标准作为尺子衡量一切的。这儿量量，那儿量量，量出了一大波乱臣贼子。所以《春秋》开篇的记时就出手不凡，使用的是周天子的正朔。历法的划一，意味着其它制度也应划一，这就是所谓“大一统”。这种观念在《公羊传》中有多处反映，说明《公羊传》的作者是孔子肚里的蛔虫，读出了孔子的意思。 其实，法家思想也帮助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由于其严刑酷法，王朝很快倾覆，这就使得人们认为质疑法家思想保持大一统的能力。汉初的60多年实行的黄老学说，倡导“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然而战国以来留存下来的各个学派人士仍在积极活动，偏激一些的，做出帮助诸侯王反抗朝廷的事情，比如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就受到一些道家学派人士的辅助。有鉴于此，汉武帝决心加强中央集权，重视思想统治。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令“举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候专门研究《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c举贤良对策深得武帝之心。董仲舒的对策都是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有效地争取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以至于汉武帝连亲叔叔刘安编写的《淮南子》都pass了。董仲舒是这样说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巴拉巴拉 这段话与秦丞相李斯关于焚书坑儒的建议相映成趣，也正中汉武帝下怀。在阅读完董仲舒的对策后，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把研究《公羊传》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推为参加举荐者的首列（第一）。这相当于后来科举考试的殿试中的状元了。从此，儒学成为“显学”，成为西汉王朝执政乃至一千多年来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这次对话的意义极为深远，就算著名的隆中对跟它一比也是弱爆了。因为其格局颇大，立意高远，影响深远。对话以后，不仅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董仲舒本人也被尊为国师，有生之年都受到汉武帝的特别尊重。而一起参加对策c同样专治《公羊传》的公孙弘，本来只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在对策之后不久，便被汉武帝提拔做了丞相！须知，以前做丞相的人都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哪轮得到他这样一介穷酸呢？汉武帝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提高了公羊学的地位，使之成了最时新的学问和入仕的敲门砖。 公羊学从此与封建王朝同呼吸共命运，直到清朝末年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时，康有为还把它的“三世说”理论搬出来为百日维新张目。《公羊春秋》真是一只合格的领头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代识字课本系列：从《史籀篇》到“秦三苍”再到“汉三苍” 古人用什么办法识字？那时有没有识字课本？ 有。而且自西周时就有了，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且字体从繁到简，字数从少到多，不断完善c发展c壮大。 我国最早的识字课本是西周宣王时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收录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大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林立，言语异声，文字异体。到了战国末期，籀文大篆已通行500多年，书写繁难，多有不便，已经不能适应日益繁复的社会活动了，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就有求简取便的自然需求。秦国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自然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而其他东方六国所使用的文字则与周秦系文字颇有不同，王国维先生谓之“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到秦统一六国之时，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础上，颇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这种比大篆简易省改的秦国文字就是小篆。大篆c小篆等名称，都是后世学者所拟定的，当时人并不这样称名，小是相对于大而言的。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着手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在全国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为了顺应这一“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国策，丞相李斯作《苍颉篇》，共7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共6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共7章。三人所作共计3篇20章，世称“秦三苍”。这三篇读物的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即小篆字体。可惜秦国亨祚日短，二世而亡，李斯等人的《苍颉篇》在“正文字”和“教小学”诸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汉初，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 60字为一章，凡 55章，共3300字，并称《苍颉篇》。其后扬雄采摭众家之说，辑成《训纂篇》，顺续《苍颉篇》，凡34章，章60字，共2040字。东汉的班固在扬雄续作的基础上又续作了13章，章60字，则为1380字。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在班固续作的基础上扩充为34章，章60字，则为2040字。这样，《苍颉篇》包括它的续作，就达到了123章7380字，俨然是一部煌煌大典了。班固《汉志》记载:“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其“小学家”小序又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班固又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郎中贾鲂承班固所续而广之，扩充为34章，名为《滂喜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三苍》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唐人张怀瓘《书断》也说:“和帝永元中，贾鲂又撰《异字》，取(班)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苍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北史·江式传》也存类似记载。梁庾元威《论书表》:“李斯造《苍颉》七章，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毋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为五十五章，为《三苍》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扬子云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和帝永元中，贾升卿更续记《彦均》，为下卷，故后人称为《三苍》也。”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汉三苍”，即原本“秦三苍”为上卷，扬雄所续《训纂篇》为中卷，班c贾所更续者《滂喜篇》为下卷。 就目前材料来看，汉初改编的55章本流传范围很广，影响也最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代识字课本系列：古人怎样教孩子识字 我国古代的小学教育主要是私塾教育，私塾老师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能让儿童过了识字关。学习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儿童背诵认读《三字经》c《百家姓》c《千字文》等识字课本，便能识两千多字。识字之后便开始进行诵读训练，即大量诵读经典之作，熟练之后再由老师讲义，古代叫“开讲”。 为什么古代的识字教育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古代所采用的识字教材，就能发现其中奥秘所在。 从周朝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c《爰历篇》c《博学篇》，西汉的《凡将篇》c《急就篇》，南北朝的《千字文》，唐朝的《蒙学》，宋代的《三字经》c《百家姓》，明代的《龙文鞭影》，清代的《小学韵语》等，中国的识字教材有十几种，上下约2600年的历史，都是遵循了以下几个规律： 1c音韵定位：以上教材全部都是韵语成文。古人早就认识到汉字在声音方面的特点就是一字一音，每个音都有一个韵。正因为汉字有韵，决定了汉字能够排列整齐，平仄押韵。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开始，再到汉赋c唐诗c宋词c元曲，中国语言文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这里面汉字的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韵几乎无法开启中国古文化教育的大门。用韵语编识字教材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一，培养儿童对韵的语感。这也是是学习汉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二，便于记忆。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韵语是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记忆方法，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就是靠诗歌这种韵语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2c四字一句：识字教材一般都是四字，个别也有三字，上面提到的10种权威的识字教材，有9种都是四字一句，如《苍颉篇》的开头四句：“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只有《三字经》是三字一句。为什么用四字一句？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儿童学语的过程是个训练发声的过程，因其控制声音的肌肉不发达，所以一次读的音节一般不超过四个。实验证明六七岁儿童读五个以上的音节和读四个以下的音节，其语句的完整性大不一样，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且四字一句符合汉字组词的习惯。受平仄押韵的影响，汉字组词大多按几何级数增长。早期汉字一字一词，随着语言的发展，两字一词的复合词越来越多，如上下c左右c黑白c前进c后退c道理c光明，再发展下去则是以四字一词的复合词为多。《中国成语大词典》收录的都是这一类的词，这也是中国语言的精华。 3c文涵百科：翻开古代的识字教材，都是按儿童应当掌握的知识来编写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主要是天文c地理c人伦c道德c历史c农耕c祭祀c教育等，让儿童在学字的过程中就能学到终生受益的知识。学字有三个境界，其一是就字学字，这就好比用字典学字；其二是既学字又学句，这就好比用文章学字；其三是学字c学句又学知，这是古人学字的最高境界。 从形式上可以看出古人识字也是随课文识字，但是古人的随文识字和我们今天的随文分散识字截然不同，这就是古代识字教材的第四个规律，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一个规律。 4c集中识字c字不重复：现代语言教材无效重复占90以上，古人恰恰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独辟蹊径。前面提到的“三百千”，其中《三字经》共1616字，《百家姓》共576个字，《千字文》共1000个字，“三百千”合起来共有汉字3192个，但不重复使用的字约2200个，生字占全部字数的70，这么大密度的生字量，现代语言教材是望尘莫及的。 当我们用现代生理学c心理学c语言文字学c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去研究以上的古代识字教材和古人的识字教学方法时，会发现它们是非常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 首先是教材。古人早就发现汉字像一盘散乱的珍珠，一个字一个词学习是非常笨拙的，必须用义理这根线将散乱的珍珠穿成串才好学。在形式上必须做到八字成韵，四字组词，两字分节，单字定声。这样每个汉字就会在特有的音流c形流和义流中固定下来。心理学证明，当无意义的识记材料按音节韵律排列后，记忆效率至少能提高10倍以上，如果再加上义理，记忆效率就更高。这就是古代识字教材的诀窍。 再看教法。儿童识记的特点是先整体输入，后逐步细化。古人很早就悟出了这一点，他们先利用儿童形象记忆强的特点，把几千字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这时儿童对字形的感知已有了六七成，稍加训读，即可分句组词，单个指认。这种文—句—词—字的顺序显然是从整体走向分散，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的特点。现代识字教学中的字—词—句—文的顺序则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符合成人抽象思维的特点。 实践证明，古人的识字方法有独到之处，相当高明，也非常合理，儿童学起来轻松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所以历代识字教学大多主张先集中识字，然后再读书。 编写识字课本《文字蒙求》的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可读书。”崔学古在《幼训》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 当代著名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集中识字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前人在识字教学中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才渐渐教他们读书。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这期间也开始教儿童写字，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一致，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 林成滔先生在《字里乾坤》中也说：“汉语的主要特点是实行以单音词为基础的二次构词法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识字教育没必要像拼音文字那样，分散开来用较长的时间去进行，而最好在短期内集中突击完成。” 所以古人让儿童集中学习约2000汉字，然后再教读书，这里面是含有深刻的教育思想的。无论古代哪一部识字课本，都是古人的良心制作，智慧之作。这一点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前一阶段创建文明城市，大家都在背诵24字核心价值观，幼儿园的娃娃们都不例外，而且他们背得比大人们都好。这是因为价值观的排列很像四字韵语，很适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记诵。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一场聚讼两千年 儒家经书因用两种不同字体书写居然就能够产生两大派别，而且一斗就是两千年，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且更令孔夫子匪夷所思！但这又确确实实地发生过了。这就是发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漫长的超级马拉松式的较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向的儿子，也就是那位想通过改名当皇帝的奇葩刘歆在校勘天禄阁藏书时发现了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曾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传》c《谷梁传》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公布了《尚书》《逸礼》等古文书的发现，攻击今文学派“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于是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书一出，舆论大哗，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攻击今文学派无异于砸人家饭碗动人家奶酪。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一致反对，最终落得个铩羽而归。但从此，有了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c经说和经师的。许多我们熟知的大家分属于今文经派或古文经派。比如司马迁属于今文经派，而班固属于古文经派。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今古文经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注释经文兼采今古经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风云再起，以皮锡瑞c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c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c文字c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c制度c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比如，今文经学者董仲舒c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者班固则将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对孔子的评价不同:今文学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古文学则认为孔子是“先师”;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今文经学家认为伏胜们记忆力足够好，汉代五经均为全本;古文家则抓住先天不足的硬伤，认为五经是秦火残余，其传述多不可靠。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c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今古文学经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c学派体系c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列一下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大事年表： 西汉前期，文景之际确立齐c鲁c韩三家《诗》为博士均为今文，至武帝立五经七博士c兴太学后，今文经成为官学。读今文经出身的官员成为封建政权主体，其影响难以估量。 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引自《汉书·楚元王传》)，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遭诸儒博士反对，未能成功。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刘歆有功，古文经派崛起。 东汉光武帝时初仍设今文经十四博士，后力排众议，增设《左氏春秋传》。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义》，极大削弱了今文经的势力，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 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清末，以皮锡瑞c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c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说文解字》：古文经派的“乾坤大挪移”之作 都知道我国第一部字典是《说文解字》，也都知道其作者是东汉许慎。但许慎著作此书的背景和目的大家却未必了解。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人，师从古文经派大师贾逵。马融（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常推敬之。当时的人都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也就是说，他是研究古文经的翘楚，古文经学泰斗级大师。建初八年(83年)，许慎补为太尉南阁祭酒，后任五经博士c校书东观。 许慎所处的时代，正是古文经与今文经激烈互掐之时，鸡血喷溅，鸡毛乱飞。今文经的儒生大多认为当时通行的用隶书书写的经典，都是父子相传，不可怀疑，不可更改的。但他们解说字义不严肃，谬语较多，被今文学派揪住痛打。古文经的儒生认为从孔壁中发掘出来的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经典是最靠谱的，言之凿凿，得理不让，但比不上今文学派势力强大，无理声却高。这场斗争对经学和文字学的兴旺发展是有益的，至少是提高了儒家学派的知名度，引起了一众围观看热闹。处于这个时代的许慎，“性淳笃”，且“博学经籍”也就是低调c实干，并注意研究周秦时的西土文字籀书及“孔壁古文“(又称东土文字)，尤其着力于小篆和六书，诸如《仓颉》c《博学》c《凡将》c《急救》c《训纂》等字书，这给他后来撰写《说文解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要厚积薄发，不声不响搞个大动静。 许慎认为，有文字而后有五经，今文经学随意解说文字，是“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要纠正今文经的妄说，提高古文经的信度，“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必须弄懂文字的结构c读音及其意义。他强调，“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并说“本立而道生”。(以上引文见《说文解字后续》)根据六书条例，许慎在从贾逵受古学之时，即着手编写《说文解字》，历时10年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这部巨著。 许慎在校书过程中，涉猎的典籍广而精深。当时《说文解字》的初稿虽已完成，但为了利用此机会将它补充得更加完善，迟迟不作定稿。这种慎重的行为也真对得起他的名字（名慎字重）了。安帝元年初六，即公元119年，全国四十二处地震，灾情极为严重。皇帝下诏三府，选属下有能力的官员，出补令长，安抚百姓。许慎朴实忠厚，又“能惠利牧养”，故被选受诏到沛国洨县(今安徽固镇)任县令。许慎致力儒学，淡于仕官，在就任县令之前，即称病回故乡万岁里，专心审定《说文解字》。三年后，即公元121年，《说文解字》定稿，遂让其子许冲将稿奉献皇帝。 在对文字长期的研究中，许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仓颉开始造文字时，大概是按照万物的形状临摹，所以这种图画似的符号叫做“文”，这以后，那形与形，形与声结合的符号便叫“字”。“文”，就是描绘事物本来的形状，“字”的含义是说滋生，繁衍。“字”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屋子（“宀”）里有一个“子”，在屋子里生孩子。字者，滋也。滋生繁衍之意。这就是说，象形字叫“文”，会意字和形声字才叫“字”。 因此，他的《说文解字》之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文”，一是“解字”，“文”与“字”不是同一概念，“字”是后起的，秦代以前，文字只称“文”或“书”，不叫“字”，“文”和“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图画符号阶段和标音符号阶段，古文字学家称独体的字为“文”，称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文”因为不能再分解，故说明之，即“说文”之义;合体的“字”由两三个不同的“文”构成，故剖解之，即“解字”之义，上述两层意思合在一起，可作《说文解字》之名的含义。 许慎是古文经派的得力干将，《说文解字》作为古文经派的一件弹级核的武器，一经出世，便给了今文学派致命一击，他们再也不敢信口开河了。许慎细致地分析了上万个汉字形体，创立了以“六书”来分析小篆构形的理论，从根本上反驳了今文经学家随意根据隶书字体解析汉字形体c说解字义的弊端。许慎认为圣人创作经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依据可循的，因此，他坚持从实际材料出发，以历代传承下来的文献和通人之说来证明文字的形c音c义，以此来解释经义，从根本上反驳了今文经学家随意解释经义，阐发微言大义，标新立异的做法。 《说文解字》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解字》。如:郑玄注三礼，应劭c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解字》以证字义。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解字》已经有了比较完整c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中《说文解字》还是规定的考试科目。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c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书，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辞书。 《说文解字》对后人的影响，第一，《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重字1163个，共10506字。从上万个汉字中区别其偏旁和部首，分类归纳成五百四十个部类，开启了汉字按部首编排的汉字字典编排方法。直至当今使用的汉语字典c词典，仍然使用部首检字法编排。 《说文解字》在说解内容中首次阐发了“六书”的内容，贯穿了六书的原则，许慎还对六书分别下了定义，举了例字，后世讲六书都沿用其名称和定义。 《说文解字》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的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这些字体大都为象形体。这就为研究汉字提供了宝贵的古文字资料，也给推究上古文字的本意带来极大的方便。后世发现的甲骨文c金文c陶文c简帛文字这些汉朝以前的文字，都是依据《说文解字》所收录的这些古文字字形作依据，才得以考证和认读。所以《说文解字》是语言文字学的宝库，在文字c训诂和音韵等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价值。直至现代，《说文解字》学仍然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说文学。 训释本义是《说文解字》的一大特色。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c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正是这一特色使《说文解字》超出了今古文之争的范畴，而具有了普遍的文字学意义：不仅揭露了今文学派的大师们的砖家面目，也给所有人提供了一部形式新颖独创c质量上乘的字典。 由于许慎对文字学做出了不朽贡献，后人尊称他为“字圣”。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书》：完美的“四乘一接力”式著书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西汉史也就写了一半。具体来说建汉的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01年是101年，而西汉是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9年，共211年。所以《史记》里的210多年西汉史只记了100多年。剩下110年西汉史缺了没写。后来褚少孙c刘向c刘歆c冯商c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患了强迫症，他们“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而且也称《史记》。这些作品内容虽可靠，史料也丰富，但可惜质量太次，无法跟司马迁的文笔形成统一风格。不客气地说，是貂屁股后面续了一堆狗尾巴。这样又引来了新一波的强迫症患者。 《汉书》是这一堆狗尾巴的终结者。这部史书的出奇之处不仅在于完成质量高，更在于这它是四个人前后相续完成的，堪比四乘一接力赛，然而不知道的人却几乎看不出来，如出于一人之手！就是，其成书过程也相当曲折，在写书的过程中，班家人全部出场，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彪哥奋笔疾书写《后传》 《史记》后继无“书”的情况到了东汉，史学家班彪非常diss那十几位续《史记》者，认为他们的续书文笔鄙俗，也就是说l一爆了，根本做《史记》的后续之作。有人说这位彪哥眼光真的很高，其实他不光敢diss那十几位续貂者，就连司马迁本人他也敢diss。他写了一篇《前略史论》，把之前写史书的人都骂了一遍，但主要是评价司马迁《史记》的体例c体裁c内容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意思是，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c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总之，彪哥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统观点，这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这篇《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彪哥还有位学生也是相当的才高八斗目中无人，那就是《论衡》的作者王充，王充在《论衡》里问孔刺孟，那气场也不是盖的，甚至被称为“三千年一人而已”。这其实跟他的老师彪哥不无关系。而且彪哥本人眼虽高手也不低，他才华横溢，酷爱历治史，尤其是汉朝史。要说班家人还真是有文学基因的。班彪的姑姑就是前汉著名才女班婕妤。班婕妤是西汉成帝嫔妃，班彪的姑母c班固c班超c班昭的祖姑。她的作品很多，保存到现在得有《自悼赋》c《捣素赋》c《怨歌行（亦称团扇歌）》三篇。大家可以百度。总之彪哥采集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了一些异闻，一口气写了65篇文采飞扬的后传。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 可惜，天不假年，没等他著完这后半截西汉史，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班固，当时只有22岁――按现在年龄大学本科还没毕业――决心接棒完成这部巨著。 “班长”如椽大笔著《汉书》 “班长”就是班固的长子班固。不过在写《汉书》的“三班”中，他也确实是相当于班长。责任最大，出力最多，成就最著。班固比其父更加厉害，堪称“东汉第一支笔”。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文学上，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另外三位是司马相如c扬雄c张衡）。他写的《两京赋》开创了京都赋范例，列入萧统《文选》第一篇。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大败匈奴后在燕然山勒石刻功，而当时班固就随窦宪大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那刻在石头上的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就是他的手笔。这可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呀。千年后范仲淹还因功业未成c边患未平在自己的词作里写下无限伤感与遗憾：燕然未勒归无计！不仅如此，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纬神学理论化c法典化。以这样的资历撰写《汉书》是绰绰有余的，更何况东汉跟已经结束了的西汉在时间上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很多历史事件的评判会更加清楚客观。 建武三十(公元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然而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工作刚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这时候，班家出了一个超人（叫超的人）――班固的弟弟班超，这位班超确实是个超人，不仅因为他超乎常人的抱负，也因为他超乎常人的勇气。“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两个成语都是他口头创作的。大家可百度。因为与《汉书》关系不大，这里就不详说了。此时，大哥身陷囹圄，他又像一个超人一样出现了。他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汉明帝的谥号是“明”，确实是个明君，他看了班固写的《汉书》后，对其文才颇为欣赏，不仅将班固无罪开释，还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为进一步改善其修史条件，他还召班固为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后来又转迁为郎。兰台是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对于修史当然是极有帮助的。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傅毅的字）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写文章不会结尾）。”这就是“文人相轻”典故的由来，看来“文人相轻”也是一种病，班彪把这病遗传给了班固。 班固是个大才子，大学问家，大史学家，但却不是个好父亲。由于他“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种竞曾经被班固的家奴醉骂，因此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这相当于班固的后台倒了，他也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了班固，每天施以鞭刑和侮辱。班固因此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班固在狱中，诸子不孝且无能，让他感到十分绝望，于是赋五言诗一首：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c商汤和周之文王c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c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鸡鸣”c“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c《晨风》之诗”。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c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c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列女传》)。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其实是班固因无人救援，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班固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实际是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c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c累及其父的凄怆。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 综观班固一生，文学上与司马相如c扬雄c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史学上，其《汉书》与《史记》c《后汉书》c《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其成就足以令人艳羡了。更不用说其《白虎通》c燕山铭，其绝命诗还开了咏史诗的先河，其成就可谓大矣！班固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十分了得。班超投币很从容（投笔从戎），效仿张骞出使西域立了奇功，一生创造了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昭则是天底下少有的才女。女辞赋家c女史学家c女政治家，历史上第一位女老师，甚至还有人称她是数学家。而且有关她的事情都是在正史上记载的，这对于一个处在封建王朝的女性来说绝无仅有的。 班昭天衣无缝续《汉书》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在班昭四十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汉书。 我们史学上极为辉煌的巨著终于在班昭手中完成了，使之没有像《红楼梦》一样成为一部残缺之作。女子修史，在二十四史中之前固然没有过，后来从未再有女子参与过史书的编写。称之为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是当之无愧的。后人对《汉书》评价极高，宋朝有个苏舜钦的诗人，豪放不羁，好饮酒。边读汉书边喝酒，读到高兴的地方就喝一杯，有时读得高兴了一晚上居然能喝一斗酒。所以“汉书下酒”成为一个风雅的典故。按史记载，《汉书》的作者一共是四个人：班彪c班固c班昭c马续。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后先媲美，如出一手”，续写的部分与整个《汉书》十分和谐协调。这是《汉书》创造的一个奇迹，也说明班昭在才学上与班固不相上下，同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汉书》刚面世时，许多人读不懂，同郡马融便拜伏在藏书阁下，跟随班昭学习《汉书》。汉和帝还多次召她进宫，让皇后妃嫔，都拜她为老师。每当外邦前来进贡，和帝总要让她即席为赋作颂。从此，班昭被人尊称为“曹大家（gu）”。 名门之后马续终结《汉书》 马续是班昭的学生。伏波将军马援侄孙，将作大匠马严第七子，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东汉将领。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曾受命补写《汉书·天文志》。马续所做的《汉书》内容篇幅都是最少的，但他是《汉书》著作的最后一棒，也作为《汉书》的作者之一载入史册。真是成功地蹭了热度，占了一个大便宜。 《汉书》特色很鲜明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也不是图省事儿完全照抄，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武帝以后的史事，吸收了班彪遗书，把当时十几“狗尾”也物尽其用地“化腐朽为神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c奏议c诗赋c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c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显得比《史记》更有史料价值。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c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可以称得上“炫酷拽”，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文豪苏轼的文章被时人誉为“苏文烂，秀才半”，那么苏轼的好文采从哪里来？他的秘诀之一就是“抄《汉书》”。75万字的《汉书》，苏轼竟然抄写过三遍！苏轼的眼光当然值得信赖，此书若不够好，他怎么舍得花时间抄三遍？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c八“表”c十“志”c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c下卷或上c中c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c固”，“史风汉”c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c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女四书：一套“女人偏要为难女人”的书 《红楼梦》的《林黛玉进贾府》是经典章节，里面除了迷宫式的建筑格局c人与人之间的繁文缛节c错综的人物关系之外，写的基本上是一群女人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里藏着关于封建社会女性的大量信息，社会地位c家庭地位和文化教育水平，也隐含了贾府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贾母和林黛玉的对话就很有意思。贾母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贾母关于贾氏姊妹读书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要知道，贾家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这样的家族当然很重视教育，但那只限于男孩子的教育。至于女孩子读书也就是为了“认得两个字”。这话使黛玉深受触动，她为自己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而后悔，所以之后宝玉问同样的话时，她就不着痕迹地改了答案：“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这是把自己的话改成了“贾母版”，直接降到小学一年级水平。因为这一改就符合了古代妇女的“读书观”，三观很正了。然而黛玉不知道21世纪初叶流行的一句话：“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学历可以信口改之，才学终究是掩不住的，鹤立鸡群的女学霸，树大招风c“风流灵巧招人怨”是在所难免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她们的文化程度也普遍不高，已经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更不用说教育深造。林黛玉这样的情况属于极端个例，《红楼梦》里说得明白至极：林如海“夫妻无子”，黛玉是独生女，“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黛玉之所以读书不少，完全是因为父母拿她当男孩子养，若当女孩子养呢？那就跟贾母的说法一样一样的了。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像贾母，大家把贾母的语言风格和黛玉一比就不难发现，这位贾府的宝塔尖儿其实没什么文化，贾母跟王熙凤能合得来，跟王熙凤的文化程度低是分不开的。同样是把女孩当男孩子养，王熙凤真就成了个假小子一般的存在，泼辣而又干练。她是性格像男孩子，文化程度却不像。而宝钗之所以最后能被选作宝玉的妻子，跟她虽有文化却善于隐藏有关系，因为大家的观点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便只表现自己无才，对于女工针幣颇用功，大家看了便觉得她有妇德。黛玉虽然也注意掩饰，但一开口就暴露了，加之后来又屡次忍不住大展才华，她的爱情悲剧也就早已注定了。贾母c王夫人c王熙凤在贾府上上下下那么多女性的价值体系里，黛玉这个另类得票怎么会高呢？ 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定位只是附属品c牺牲品。关于“妇女”的“妇”的造字和解释，就别出心裁：妇的繁体字是女字旁一个扫帚的帚。也就是说只有在“扫除力”上，女性才能显出专家学者的风范。她们的一生是要跟家务劳动绑在一起的。而许慎《说文解字》里关于妇的解释是：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东汉章帝召开的“儒二大”，做出了各种有利于男性的规定，导致了妇女社会家庭地位的陡然下降。比如全体女性被这次会议缺席判决为无离婚的权力——“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故《礼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义绝乃得去也。”地不能离开天，所以，妻不能离开夫。只有丈夫出现杀女方父母这样的行为时，女方才可以合理合法地离开男方。这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的官方版吗？ 这些都是男人提出的要求，也就罢了。因为说到底，多妻主义的男人并没有对古代的妇女提出过多要求的底气和资格。然而，一些女人却迎合男权对女人提出了一系列“恶毒”的要求，而且还令人匪夷所思地模仿“四书五经”组成了一套丛书，称为“女四书”。真是应了那句歌词——“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咱们逐一地领略一下。 女四书包括四本书：东汉班昭的《女诫》c唐朝宋若莘的《女论语》c明朝徐皇后的《内训》c明朝刘氏的《女范》。 《女诫》：小姑子都反对，然并卵！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那么东汉的班昭就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女教师。班昭还是中国史上唯一一位参与过修史的女史学家c东汉女政治家，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国之干城。然而这样的一个班昭却做了一件最让人想不通的事情，那就是她以绝世才华写了一部臭名昭著的《女诫》！ 这种行为要从她的成长环境和婚姻生活中寻找答案。班昭生于一个儒学氛围浓厚的家庭，其父班彪c其兄班固都是著名的大儒。换言之，他们读了很多圣贤书，因此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生长于这种环境的班昭既有满腹诗书，又满脑男尊女卑。她十四岁嫁了一个叫曹世叔的人。此人是连度娘都不知道的无名之辈，他之所以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大概只是因为他是班昭的老公——妻并没有因夫贵，夫却以妻名。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后曹世叔就一命归西了，于是班昭就开始了漫长的守寡生涯，所以她的婚姻生活写满了孤独寂寞痛苦，没什么浪漫可言。守寡之后，她做出了一个自残的举动——弄坏了自己的鼻子，这是主动降低颜值，以示自己不改嫁的决心。这大概是因为她长得太美。她的姑姑就是西汉成帝的宠妃c才貌双全的班婕妤，想来班昭的模样也不会太差。从自残鼻子来看，更可印证。因为如果本就长得很丑，又何须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弄丑呢？实在可惜！然而，对自己都这么狠，写出《女诫》这样的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班昭有一个儿子几个女儿，晚年时，为了教育曹家的女性后辈，班昭写了《女诫》，总结了“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即“三从四德”。这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培养大家闺秀气质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书成之后却不胫而走，先是班昭的学生c大学者马融抄了去让妻女学习，后来一十百千地传出去，京城世家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估计那时洛阳乃至全国的竹子都卖疯了。朝庭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推崇倍至。因为，班昭说出了多少男人想说又不好意思说，或者说不好的心里话！这话由从一个女子嘴里说出来，是多么有说服力啊！总之，班昭成了把女性推入深渊的有力推手。从此，中国的女人们明白了事夫如事天，男子可以再娶，女人不能改嫁，还要逆来顺受班昭没有想到《女诫》会受到统治阶级和男权思想的热烈追捧，给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命运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她应该明白自己是被利用了，但书已发表，只能徒唤奈何。 《女诫》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对女子实施柔顺之道的教材，影响深远。但它应该不是第一部，因为她在《女诫》中两次引用一部书里的话作为理论支撑，这部书就是《女宪》。然而这部书目前已失传，作者年代均不可考。只有只言片语残存于《女诫》和后边将要提到的《内训》里。在《女诫》中，班昭提倡妇女要有“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其女性观主要包括“两个强调”:强调男尊女卑和强调顺从。班昭认为女人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处于卑微的地位，清醒自己的性别角色，由此出发，主张妇女应承担在家辛勤劳作，操持家务，侍奉丈夫等由性别角色而决定的社会责任。并对妇德c妇言c妇容c妇工等作了具体解释。班昭强调男尊女卑的思想，由此认为女人的天地在于家庭，不必有才，如有也是“治内之才“，把妇女纳入了儒家设计的有助于维系家庭人伦关系的体系。儒家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女人就是要当男人治家的最重要同盟，要以身示范。班昭又由男尊女卑思想衍生出女子对于男子绝对顺从的思想，并强调妻子除了要对丈夫顺从外，还要对婆婆顺从。一言以蔽之，女人就是要做“贤内助”，把顺从做到极致。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c言c容c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c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班昭倡导的女性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女诫》作为“女四书“之一，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影响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 但就在这部书风头正劲之时，就有人挺身反对。反对的还不是别人，正是班昭的丈夫曹世叔之妹也就是班昭的小姑曹丰生，此女也有才惠，对《女诫》观点不同意，也写书反驳，文辞也很可观。然而并没什么卵用。我们现在看不到这部书，即便书名也不知。我想原因大家稍微脑补一下即可明白吧。 《女论语》：贤妻良母的生动图示 这部书口气非常大，竟敢称“论语”，其治理“半边天”的雌心昭然若揭。据说原作者是唐朝的女学士宋若莘。然而目前所存的《女论语》托名曹大家撰。有12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语句均为四言韵文，也不是问答体。应该不是原著。 然而细读之后诸君会发现，这部书除了观念陈腐之外，还是很有可读性的。形式上，它采取的是四言诗的形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内容上大体跟《女诫》相似，但更注重用艺术手法表达观点。诗中对贤妻良母进行了图画式演绎，一幅幅文字描述的画面把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非常有感染力。为了突出贤妻良母的形象，作者还特意把懒妇c笨妇c蠢妇c泼妇等与之对照，通过鲜明对比，作者的观点和态度表达得深刻而有力。我们在读诗时，脑海里会自动生成我们很熟悉的那些画面，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作者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都是很常见的。私以为，凡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中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形象的作者，最好都先读读这部《女论语》。从内容来看，确实像出自班昭的手笔。 原来的《女论语》体例仿效《论语》。书中也有孔子及其著名弟子，不过是“女孔子”和“女颜回”等。具体说来，以前秦太常韦逞之母宋氏代孔子，以曹大家(即班昭)等代颜c闵(此据《旧唐书》。而《新唐书》作颜﹑冉)，彼此问答，阐述封建妇道。宋若莘的妹妹宋若昭对这部书进行了引申解释。然而这部书现在已经亡轶了。不过抱着研究的心态，我们倒是很想看看它的真容，也想测试一下其毒性，并掂量掂量它是否当得起《女论语》之名。 《内训》：母仪天下者的训示 《内训》是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采辑“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封建品德的教诲。于永乐二年(1404)所编著。流传至今的版本共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20章。 仁孝皇后（仁孝文皇后）徐氏，明成祖朱棣嫡后即正牌皇后（1362年一 1407年），濠州人，是明开国功臣徐达的嫡长女，母谢氏（谢再兴次女），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册封为燕王妃，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册立为皇后，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崩于南京，寿46。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葬于长陵。作者为明朝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明成祖朱棣之妻，仁孝文皇后徐氏，博学好文，知书达理。 徐皇后从小性情贞静，喜好读书，堪称女秀才。明太祖朱元璋听说了她的贤淑，召来徐达，说：“我和你是贫贱时的知交。古代君臣关系好的，都结为亲家。你的爱女，配给我的儿子朱棣吧。”徐达磕头谢恩。 徐皇后待人处事，体贴谨慎，深受太祖及马皇后赞许。永乐元年被册封为皇后，为成祖治国安邦献记献策。这位皇后的确贤淑，可以母仪天下。所以，她编的书应该很有说服力。历史上有名的贤皇后很多，各有特点。这位徐皇后的主要特点就是喜欢编书出书。除了这部《内训》之外，她还辑录儒c道c释三家经典中有关奖善惩恶的言论与事例，另著成《劝善书》，给人以鉴戒。总之，她的《内训》毒性还没那么强，主要因为作者的母仪天下的气场。 《女范捷录》：变态的虐 这部书为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毒性最强，最变态，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到了最严厉的阶段。估计作者是容嬷嬷闺蜜。此书分有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11篇。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的女学。作为女四书的压卷之作，它的“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c“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等观点，跟《女诫》是遥相呼应的。此书采取骈体文的形式，举了大量女子中的变态的“先进典型”，既是给史上那些“感动丈夫及家庭以至中国”的女子的颁奖词，又是号召所有女性向她们学习的倡议书。煽动性和号召力都很强。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明末，先后相继问世和传播，明朝翰林院编修王相对其一一加以笺注。于明天启四年(1624)，由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之所以称为女四书，两重意思。一是教育女子的书，二是女人写的书。其实历朝历代，男人编写的此类书也有不少，比如明朝吕叔简的《闺范》c吕得胜的《女小儿语》，清朝陈弘谋的《教女遗规》，还有历朝历代篡改刘向的《列女传》为《烈女传》者，但都没有女四书的戕害大。因为女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女人。但这些书里也不都是毒素，其中教人持家和睦﹑勤俭﹑慈幼等项，以及用道德榜样感染人的教育和运用便於诵读的韵语编写教材等，尚有一定的意义。 《女四书》不仅在国内毒害妇女，还流传到国外，殃及汉语文化圈内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妇女同胞。明永乐六年(1408)﹐中国政府曾以《内训》等书赠给日本使者。以后，日本于明历二年(1656)传有一种《女四书》，其中没有《女范捷录》而有《女孝经》(唐朝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后又流传一种有《女范捷录》而以《女孝经》代《内训》的版本。所以，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女孝经》这部书。 《女孝经》是唐朝郑氏撰。郑氏是唐朝散郎侯莫陈邈之妻。侯莫陈，是三字复姓（奇葩吧？）。郑氏的侄女被策为永王妃，于是写了这部书作为训诫。《唐书·艺文志》里没有这部书的名字，《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记载。宣和《书谱》也记载了，五代十国的蜀国孟昶时有位画家石恪画了《女孝经》八张画像，才开始盛行于世。这部书仿的是《孝经》，分十八章，每一章的开头都假借班大家（班昭）立言。陈振孙《书录解题》一直以为就是班昭所撰，错得有点儿离谱。 很奇怪的是，班昭的影子总是阴魂不散。可见，在封建社会，班昭还真是一杆大旗，是迫害女性的急先锋。我们看鲁迅先生的《祝福》时觉得祥林嫂太不幸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有鲁四老爷为首的封建卫道士的迫害，但另一方面，同样作为女人的祥林嫂的婆婆c四婶c卫老婆子c柳妈们对她的迫害却是更令人发指和致命的。当然，已经将封建礼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祥林嫂自己才是杀死祥林嫂的直接凶手！从某种角度看，班昭是成功奉行了节烈观的祥林嫂，而祥林嫂只是奉行节烈观失败的班昭。两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剧。 班昭是毁了自己的鼻子，一千多年后，四书形成一套丛书，而天下女人为了能做到男外女内便足不出户，为了足不出户便自裹其足，一个女人的悲剧终于演变成了无数——非也，是所有——女人的悲剧！ 节烈两个字，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里是这样总结的：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他深刻分析道：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鲁迅说：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鲁迅说：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鲁迅最后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太好，我只能大段照抄并毫无保留地奉上一万个赞！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三国志》：不只是《三国演义》的标准答案 说起《三国志》，其知名度相当高。高的原因很多，比如它是“前四史”之一，与之比肩的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它们一起组成中国史书中的最豪华阵容。再比如后来的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它胎孕而成的。 很多读者都是先读了原著或听了评书或看了影视剧后才开始对《三国志》有兴趣的。他们的兴趣点也大都在于求证：《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是真的还是仅仅是一种演绎？真有这么奇？所以大家读《三国志》的心情类似于学生做完试题对答案。《三国志》便成了标准答案般的存在。其实《三国志》作为一部极为出色的史书，也是有很多自己的传奇需要我们了解的。且听我细细道来。 说到《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关系就不可避免谈到史书的繁简及影响。我们可以仿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来总结一下史书的特点：“话说天下史书，简极必繁，繁极必简。《春秋》大义微言，用笔极简，谓之笔法，乃有三传；《史记》50万字，首创体例，三千余载，一家之言；至于《汉书》，一朝之书，万象包罗，材料赅备，80万言，繁之极矣；而至《三国志》，体例简省，仅存纪传，文辞简约，史料阙如，又简之极矣。”跩这么一番，意思无非是说《三国志》又是一部简略至极的史书。前者孔子编《春秋》，以至后世注家蜂起，成就了“春秋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之名。大概史书简略相当于国画中的留白，越是简略的史书，越能为后世穿凿脑补提供空间。《三国志》之简也不例外。可以说没有《三国志》的简要叙事，就不会有后世《三国演义》的传奇。也不会给裴松之的注提供成名的机会。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也因此成为《三国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文要当正文读，读《三国志》离不开裴注这根“拐棍”，这也是《三国志》的奇异之处。 说到《三国志》的成书，大家或许以为是作者陈寿一人写成。其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前已有别人打的“草稿”。当时魏c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c鱼豢的《魏略》c韦昭的《吴书》，这三部书当是陈寿写《三国志》依据的基本材料，有了草稿，再润色增删调序深化中心，就容易多了。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说到《魏书》的作者王沈这个人，很有意思。王沈是司马氏死党。公元260年，曹魏第四皇帝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于是带领冗从仆射数人，授予铠甲兵器，率领僮仆数百余人讨伐，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心腹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那个将高贵乡公曹髦的计划告诉司马昭的人就是王沈，由于他的这种小人行径，他“甚为众论所非”。他的《魏书》也“多为时讳”，就是说王沈的政治品格和为人忒差，导致他的《魏书》也没人信，所谓文以人传，《魏书》最后也就被历史淹没了。而鱼豢的《魏略》就很厉害了。鱼豢是曹魏末期至晋朝初期的著名学者c史学家，撰写有著名的纪传体史书《魏略》。《魏略》为部八十余卷，每部皆有数十篇，约合八百余万字，是魏c晋时期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八百万字！这字数真是空前绝后令人咋舌。问题是这么一部断代国别史人家还低调地叫“略”！是不应该叫“魏详”更合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如今《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其内容还是相当严谨的。再看韦昭的《吴书》。韦昭字弘嗣，史家避晋司马昭讳，改称“韦曜”。三国时吴国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市）人。少好学，能属文。因昭生性精确刚正，不好言嘉应，又不欲为废太子孙和作纪，为孙皓所怒，遂因他事捕其下狱并诛死。韦昭遗著甚多，留传至今而又影响甚大者为《国语注》。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是关于三国时吴国的官方史书，陈寿著《三国志》时曾多有采录。 再就是《三国志》开始并不叫《三国志》，它最早是以《魏志》c《蜀志》c《吴志》三书单独流传，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有学者发现三书已合为一书，遂有《三国志》之名。估计是哪位不知名的书商搞的事情。笔者以为此书叫做“三国简史”是最恰当的。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特殊的一部。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纪传体史书的体裁有“本纪”“世家”“列传”“书”“表”，《汉书》没有世家，但多了一种新的体裁——“志”。到了《三国志》这里，五六种体裁就只有纪和传，这节奏简直是“裸奔”。或许陈寿理解的纪传体就是只要有纪和传这两种体裁就算纪传体。再就是，《三国志》这书名也名不副实，因为它名为志其实无志。总之，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c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c地理c职官c礼乐c律历等的“志”，并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显得有点儿特立独行。然而，谁又能想到，正是陈寿史料的不足和文笔的简略，才成就了裴松之和罗贯中呢？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尊刘贬曹”，然而《三国志》却是以曹魏为正统的。这是因为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要尊魏。东晋有位史学家叫洗澡池，不对，是习凿齿，就批评陈寿，说他“三观不正”，他在自己写的《汉晋春秋》里就以刘备为正统。但在这一点上，陈寿明显是对的，他尊的不是魏，是历史。《三国志》为曹操c曹丕c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c文帝纪c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c刘禅为先主传c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c孙休c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前边似乎说了很多《三国志》的坏话，其实《三国志》能晋级“前四史”绝非浪得虚名。否则你无法解释，它如何以区区3万多字打败了800万字的《魏略》而流传。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c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可读性极高。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这让《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优点。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陈寿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刺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的伟大还在于它诞生了《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c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 一部史书，一部小说，其实是母子关系。基因相同，但思想性格却不一定相同。 相同点：两本书都是围绕三国时期真实历史而作的都以魏国，蜀国，吴国政治和军事为记叙重点。 不同点： 1作者不同。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的陈寿，三国演义的作者为明代的罗贯中。 2可信性不同。《三国志》既为史书，可信性较高，而《三国演义》是演义，当然有许多虚构与夸张。 3就语言的精炼程度而言，演义详而志略。 4思想不同。《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则明显有尊刘贬曹的倾向。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c《汉书》等相媲美。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c《魏略》之属，《江表》c《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c张（华）比之（司马）迁c（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我们把《三国志》中《关张马黄赵传》的部分内容放在这里，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陈寿的叙述给了后人哪些发挥想象的空间，并能迅速联想到相关的情节，如桃园三结义c斩颜良诛文丑c千里走单骑c华容道捉放曹c刮骨疗毒c水淹七军c大意失荆州c长坂坡智退曹军c义释严颜等。你会很惊奇：《三国演义》里这些故事大部分居然都是真的，只不过正史中没有加以浓墨重彩地渲染罢了。还有少数情节虽然陈寿没写，但也是后人根据上下文合理想象出来的，比如华容道c单刀赴会等。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c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桃园三结义）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先主之袭杀徐州剌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还小沛。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土山约三事c降汉不降操c夜读春秋等）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斩颜良c诛文丑）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挂印封金c千里走单骑c过五关斩六将等）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c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c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与马超争风吃醋）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刮骨疗毒）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水淹七军）梁c郏c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c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自己。羽之出军，芳c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c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c仁，芳c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大意失荆州c走麦城）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c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以上是关羽的，下边看看张飞传的部分内容。 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当阳桥前一声吼） 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张飞义释严颜） 所以读完《三国演义》再来看看《三国志》，我们就知道，这是《三国演义》的蓝本c故事梗概。当然，也是那段历史传奇的原貌。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c蜀c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c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国志》行文简明c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c谋士的方略c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还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c孙权是英杰，诸葛亮c周瑜c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c郭嘉c董昭是奇士，董和c刘巴是令士，和洽c常林是美士，徐邈c胡质是彦士，王粲c秦宓是才士，关羽c张飞c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c董允c薛综是良臣，张辽c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c《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c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人物争议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c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c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c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c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c景开基之始，曹c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c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c司马懿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c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c齐c梁c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c《魏氏春秋》以及《世语》c《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c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c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c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陈寿的《三国志》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对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简略。这不是陈寿故意维护魏晋，不顾历史事实，因为当时王隐的《魏书》是记载魏国历史为主，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是不愿与王隐的著作重复，他没有过多记录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晋书》的创作，正为年限起始争论，但是已经着手准备了，张华c杜预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晋书》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不过多写司马氏是不愿与当时《晋书》的创作准备工作冲突，在陈寿书中虽然没有记述司马氏的隐讳，但是也没有记载司马氏的很多历史功绩c言行，不能说他是故意为司马氏回护。陈寿的《三国志》以东汉末到三国的中期为主，总体上是真实可以相信的。 个人简介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c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c《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失传了。 再来了解一下《三国志》这部书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c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注成，宋文帝叹为“不朽”！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而他所做的正是“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他“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对于“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的，他“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而对于“纰缪显然，言不附理”明显错误观点，他还能“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比如关羽喜欢读《左传》的材料（“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对于考证《三国演义》里关羽夜读春秋的情节是否真实，有多大差距提供了重要依据。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c“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c翻车c连弩c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c《举贤无拘品行令》c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c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c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c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c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c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c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c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c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c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c《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说说《三国志》原文与裴注的字数孰多孰少的问题。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字，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看来最新的统计都能得出一个结论：《三国志》原文36万多字，裴注32万多字。本书字数多于注文。但，裴注字数的确不算少。 明以前人若王通c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c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c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c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志何简？注何繁？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c韦昭《吴书》，鱼豢《魏略》c《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c谢承的《后汉书》c王粲的《汉末英雄记》c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著有《帝王世纪》c《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c《魏略》一百七十九条c《典略》四十九条c《吴书》一百一十九条c《三辅决录》九条c《后汉书》十二条c《英雄记》六十九条c《九州春秋》二十六条c《帝王世纪》一条c《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c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笔者的一个观点是，陈寿自己搜集编写的蜀史部分字数太少，而魏和吴的部分字数太多，这样放在一起，结构不够匀称，风格也不统一，且蜀史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故一并简之。即便如此，蜀史仍是其中最简的。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主要肯定其成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后汉书》：范爷的半头砖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名字很霸气。我总是联想到“范爷”，当然此范爷不是范冰冰。但是晔和爷谐音，而且是正宗爷们儿，再而且，他的字叫“蔚宗”，宗者，祖也；祖者，爷也。所以他叫“范爷”逻辑严丝合缝，更有说服力。最关键的是范晔身上确实有爷的范儿。 《后汉书》是范爷的代表作，这部史书是东汉断代史，但其成书时间却是在《三国志》之后。因为这位范爷是三国两晋之后的南朝刘宋时的人，跟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是同时代人。作为一部东汉的史书为什么会出在三国之后呢？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在范爷《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并非是零，而是已有十部，这十部东汉的史书都是在《三国志》之前的。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c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c晋司马彪的《续汉书》c华峤的《后汉书》c谢沈的《后汉书》c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c张璠的《后汉记》c袁宏的《后汉记》。其中《东观汉记》是班固c贾奎c蔡邕c卢植等众多东汉名家接力完成的重量级作品，是东汉人写东汉史，史学价值价值巨大，因此能和《史记》《汉书》并称为“前三史”。 范爷遂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的《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也就是说他是隔代著史，而且隔了好几代。而《三国志》是当代著史。所以到了唐代，范爷版《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c《汉书》并称“三史”，逆袭成功，盛行于世。这说明范版《后汉书》还是先于陈寿的《三国志》而晋级的，因为当时只有“前三史”。这样看来，陈寿很尴尬，他的《三国志》似乎是为凑数而列入“前四史”的。好比打麻将三缺一，就把他的《三国志》拉进来了。当然《东观汉记》也很尴尬，那么多名家干不过范爷一个人！由此看来范爷的《后汉书》功力是极为深厚的。 范版《后汉书》成书后，史学界如横空飞来一块板砖，砸倒一片东汉史学专家。人家抛砖是为了引玉，范爷拍砖却是为了砸专家。于是乎，惨遭拍砖的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纷纷作鸟兽散，在古书界销声匿迹。这是史学界“良币驱逐劣币”的又一胜利。范版《后汉书》遂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看来，所谓“立德c立功c立言”是“三不朽”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对于“立言”而言，也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质量不过硬，也未必立得住。即便暂时立得住，也未必立得久。 说范版《后汉书》是“板砖”是有根据的，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很硬，还因为范爷的小名儿就叫“砖”。 据《宋史·范晔传》载，范晔出生时，其“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看来范大妈这人也挺有趣。后来范爷被过继给他的伯父范弘之，袭封了武兴县五等侯，成了范侯爷。范爷此人，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他很有才学也很“任性”，并不是东晋的一块砖，天南海北任朝廷搬。时间到了南朝刘宋时代，范晔才开始出来做官。他当过宋武帝相国掾c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后来外放为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被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他的父亲范泰去世，他就“去官守制”，守了三年孝。后来又出来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可谓官运亨通。然而最后他却谋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们常说家学渊源。很多人不懂什么是家学渊源，仔细看看范晔你就懂了。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老老爷爷，即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老爷爷，即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c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c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c南郡太守c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c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他又被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宋少帝时又加位特进。总之，加官进爵成了范家的家常便饭。光这些官职我们都眼花缭乱了。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从他老爷爷范汪到他爹地，人人都出过书。我们可以列个表，就一目了然了。 曾祖父范汪《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 祖父范宁《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父亲范泰《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看到没有，没有数代的文化积累，很难在某一方面产生大师级的人物和作品。某种程度上说，范爷的前几代祖祖辈辈的著述都是在为范爷这部《后汉书》搭建“抛砖机”。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开始潜心修史，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注意！范爷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那就是说，范爷拍的这块板砖只是块半头砖！ 为什么会“未及完成”呢？说来话有点长，也有点令人费解。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宋武帝刘裕第四子）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c左西属王等人深夜宿在义康府范广渊（当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是义康府祭酒）处，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这重口味，也没谁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彭城王刘义康听说这事儿怒了，于是范爷被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宣城太守可是个有名的官职。大家都记得唐朝白居易《红线毯》里的那几句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那位宣城太守因此一炮而黑。但范爷这位宣城太守在宣城著《后汉书》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贬官期间，范爷深感郁闷不得志，宣城太守就是他仕途的终点，短期内上调无望。在苦闷和绝望中，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c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c《舆服志》c《五行志》c《天文志》c《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这位叫谢俨的朋友俨然是个人渣！现在的《后汉书》作者一栏范爷后边跟着的经常是司马彪，哪有姓谢的什么事儿？ 说到这里，足可以解释范爷的板砖为什么是块半头砖了。但是又有很多问题来了。著书便著书，又谋的什么反呢？是真的吗？而且是跟着刘义康谋反。刘义康不是贬他的那位彭城王吗？ 原来范爷一生狂狷不羁，不拘小节，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仕宦不甘人后，声名也不甘人后，“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不顾一切滴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之所以出现这戏剧般的变化大概是范爷也不计较被刘义康贬黜那事儿，或许他也觉得自己做得确实过分，纯属活该吧。 谋反便谋反，没想到中间又出了岔子。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c其子范蔼等。这下鸡飞蛋打了。 坐牢便坐牢，范爷也没啥可申辩的，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但他跟司马迁“私意有所不尽”一样，还有放不下的事情。于是他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c史学c音乐c书法的研究心得。在这封信中，他坦陈心迹，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自己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一个人借死的机会给自己的书打广告，效果是不会错的。果然，书信问世后，大家由于好奇，纷纷围观。这一围观还真就被他成功圈粉。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好吧，范爷威武。 那么，范爷的《后汉书》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c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c《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c《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c《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c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c经济c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c党锢之祸c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c《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爷在《后汉书》中也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c“传”c“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采用独传c合传c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c《酷吏》c《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c《宦者》c《文苑》c《独行》c《逸民》c《方术》c《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c《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c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c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c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范爷是个善于宏大叙事的不折不扣的大手笔。 范爷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c写作的甘苦感受c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爷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范爷就是爷，个性鲜明，气场强大，胸有丘壑，善于布局谋篇，且有奇气，他的《后汉书》也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 范爷的《后汉书》是以华峤的《汉后书》为主要蓝本的，十部书中为什么偏要选这部书呢？ 《汉后书》作者华峤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爷爷就是三国时任曹魏太尉的华歆。司马昭时，华峤做过车侍从事中郎;晋武帝时，北赐爵关内侯，任太子中庶子，又以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晋惠帝初年，封东乡侯，迁尚书。可见华峤是个终身为官的人。 然而他真正的志向却在从事史学著述。华峤学识精深广博，年少时便已小有名气。在研读史籍过程中，华峤发现东汉官修记载东汉史事的《东观汉记》有“烦秽“之处，早就有改作之意。 晋惠帝时，有人推荐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于是惠帝命华峤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当时中书c散骑c著作及治礼音律c天文数术c南省文章c门下撰集，华峤“皆典统之“。这个职务使华峤得以便览深藏于秘府的书籍，这无疑为华峤从事史学著述创造了条件。从这时起，华峤开始着手搜集资料，从事著述，最终写成了记载东汉历史的《汉后书》。 《汉后书》就是西汉以后的史书。共97卷，为纪传体。记载了从光武帝到汉献帝195年的历史，其中帝纪12卷，皇后纪2卷，典10卷，传70卷及3谱c序传c目录各1卷。华峤认为皇后与皇帝相配，为“天作之合“，而前史载皇后于外戚传，实属不当，于是创立了《皇后纪》;又因为《尚书》中有《尧典》1篇，于是一律改“志“为“典“。但“10典“未成，华峤便去世了，华峤的儿子华彻c华畅先后继承父业，最后终于完成了此书。 书成之后，晋惠帝曾“诏朝臣会议“。当时的中书监荀勖c令和峤c太常张华c侍中王济都认为该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命“藏之秘府“。可惜该书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即遭遗没，余下的30余卷以后也逐渐散佚。 清人对华峤的《汉后书》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清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黄奭的《汉学堂丛书》，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均有辑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东观汉记》：古书界的贾宝玉 苍天饶过谁？跟人类社会各行各业“同行是冤家”的现象一样，在古书界，同一题材的书肯定也是冤家路窄。大家都吃同一碗饭，那就得看谁有真本事。有的书大卖热销洛阳纸贵，有的则会门庭冷落终至被下架，最后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书海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观汉记》的经历可谓大起大落，丰富曲折。曾经红得发紫，忽然躺枪过气，后来不知所踪，最后重出江湖，然而早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这经历是否颇像《红楼梦》里贾宝玉那一介纨绔子弟经历富贵繁华后来却不知所往最终却又身穿袈裟飘过读者视野的命运？ 让我们细说从头。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100多年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史书，之所以叫“东观汉记”，是因为它首先是一部官修史书，且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史书，修史的地点是东观，即东汉的国家图书馆。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图书作者有班固c陈宗c尹敏c孟异c刘珍c李尤c刘騊駼（估计这俩字您都不认识，不重要，念半边吧）等，都是东汉史学界翘楚c文学界泰斗级的人物。班固是领衔主演，大学者贾逵也曾加入其中，大书法家蔡邕也曾很认真地友情客串。如此豪华的创作团队可谓高大上，出身之高贵自不待言。国家开始重视由官方来修史，这与司马迁的《史记》产生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受班固的直接影响。想当初，班固在家私修《汉书》被告发，班固的弟弟班超替兄申冤，一封奏疏直达天听，当时的汉明帝是位爱才的皇帝，看了班超所奏，又拿来《汉书》相对照，就十分欣赏班固之才，不仅不治其罪，还加官进爵赏银子，创造条件让他g一 一n。班固因祸得福。这之后，明帝对班固仍念念不忘，后来他决定让班固领衔，修一修当朝的史书。当朝史当朝写，这类事只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不过那时候是一些散碎的国家的零星记录。大一统后官方修当代史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意义重大。说明政府开始有了官修史书的意识。所以，《东观汉记》一开始就是“敕造”的，血统高贵。 《东观汉记》大体上经历了初具规模c艰难成书c位列名史c躺枪中招c行尸走肉c魂飞魄散c魂兮归来c重新集结几个阶段。 初具规模阶段 汉明帝刘庄命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c长陵令尹敏c司隶从事孟异以及杜抚c马严c刘复c贾逵共同编撰本朝史，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c平林c新市c公孙述事迹，作列传c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c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这些人都是蔡伦的同时代人，那时候蔡伦已经成功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否大规模生产尚未可知。我觉得应该还没有。也就是说，大家写书还都继续用竹简木牍。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兰台当时也是国家图书馆，班固等人肯定有一间专属的史志办公室，班固是史志办主任，他分配好写作任务，大家就开始工作。地上桌边竹简木牍一大堆，写完了有人负责搬走，需要查资料有人帮着找。夏天有人在一边扇扇子，冬天有人负责生炉子。皇帝或许还会不时地来慰问一下，嘘寒问暖，有什么需要等等。总之待遇是很高的。 安帝永宁年间，继续这项光辉的事业，邓太后又诏令谒者仆射刘珍以及谏议大夫李尤c刘騊駼c刘毅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而刘珍等人所撰不止于此，还包括了从建武至永初时期的纪和表，这就使《东观汉记》具备了国史的规模。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随着刘珍等人的去世，侍中伏无忌c谏议大夫黄景继续撰写了诸王c王子c功臣c恩泽侯表和南单于c西羌传以及地理志。 桓帝元嘉元年，桓帝令太中大夫边韶c大将军司马崔寔c议郎朱穆c曹寿作《孝穆皇传》c《孝崇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又增安思皇后等入《外戚传》，崔篆等人入《儒林传》。崔寔c曹寿又与议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功臣孙程c郭镇以及郑众c蔡伦等人的传。这次续补，主要增加了人物传记，而《百官表》为崔寔c曹寿新创。 小作保证大家光看人名都看花了，有木没有数星星的赶脚？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来都是当朝的天皇巨星。 艰难成书阶段 《东观汉记》的最后一次续修是在东汉灵帝c献帝时期。《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c议郎蔡邕c杨彪c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蔡邕别作朝会c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明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蔡邕等人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至今只能通过《后汉书·蔡邕传》知其撰补了《灵帝纪》和列传四十二篇c以及“十志”。 关于最后这个阶段，大家也能理解，就像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人忙乱得焦头烂额没时间记日记一样，当朝修当朝史，当然是这个王朝都要崩盘了，就什么也顾不上了，更不用说修史这样的闲事了。 总之，几任领导关注，几波人接力，这部书算是完成了。但当时是叫做《汉记》。而“东观汉记”这个书名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编撰之初，图籍盛于兰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于此。班固等虽作《世祖本纪》及《列传》二十八篇，但并未汇成一编，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式的书名。汉章帝c汉和帝时期起，国家藏书之地由兰台徙至南宫东观，《东观汉记》的撰修地点也从兰台移到了东观，直至东汉末年。但是既便如此，《东观汉记》在当时也未见“东观”命名，只以《汉记》为名，至东汉末年，从应劭《风俗通义》等书的引用来看，依然以《汉记》相称，直至三国两晋时期，包括《三国志》中的记载亦未见《东观》之称。究竟何时开始使用《东观》之名，史籍未见记载，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传篇》中，已经把《东观汉记》简称为《东观》;此外，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做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是三次引征《东观汉记》，一次引征《东观记》。刘勰c刘孝标和郦道元三人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六纪上半期，所以《东观汉记》的得名当在此之前。《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位列名史阶段 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c《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这是它最辉煌的时期，经历三国两晋数代繁华。抄写它的竹子都是好竹子，后来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抄写它的麻纸也都是好麻纸。晚出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作，如三国吴谢承c晋薛莹c华峤c谢沈c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晔c梁萧子显的七家《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c张莹的《后汉南记》，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所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它们虽优长各有，但撼动不了《东观汉记》“后汉书一哥”的地位。 躺枪中招阶段 正所谓“人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书好像也没有几天舒坦的好日子。南朝刘宋时，范晔看了十部后汉书，发现其中有空子可钻。比如，《东观汉记》所记虽然详尽可信，但出于众手，风格不统一，是其硬伤。于是在一段不得志的日子里，他以华峤《后汉书》为蓝本，以《东观汉记》为素材库，吸众家之长，成一人之书。站在巨人肩膀上，当然比巨人要高。加之范晔颇加之早就把十部书读透，胸中有一部东汉史，布局谋篇显得从容自如，结果就把十部书融为一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修成了一部书。加上他出色的论赞，书其更是浑然一体难以匹敌。 范版《后汉书》大行其道，而原来的十部东汉史书，包括《东观汉记》在内，都像被吸干了血液的空壳，成了行尸走肉，忽忽若亡，飘忽不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了过气明星。长江后浪推前浪，《东观汉记》们被《后汉书》结结实实地拍在了沙滩上了。 魂飞魄散阶段 正所谓此消彼长，范晔的《后汉书》集诸家之大成，加之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如太阳光芒万丈；《东观汉记》则昔日风光不再，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散佚，逐渐浸微，如白矮星黯然失色黯淡无光。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志》全书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可见唐代官方收藏本已减少十六卷。而到了《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为八卷，已散佚殆尽。具体说来。 唐贞观年间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录得的一百四十三卷是东汉末年杨彪整理的版本。东汉末年，经历董卓之乱，《东观汉记》书稿已经开始散佚。至杨彪在许都续补《汉记》之时，蔡邕等人的原稿已经无法补齐，而经历魏晋南北朝《东观汉记》未有散佚，这是它最好的一段时期。《旧唐书·经籍志》将《东观汉记》录为一百二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抄自毋煚的《古今书录》，作成于唐玄宗开元九年以后，为集贤书院官本。由此看来，至唐开元年间，官本《东观汉记》已经散佚了十六卷。 传至两宋，《东观汉记》散佚更多。《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文源》曰:'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雠校，删著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弘《后汉纪》c范晔《后汉书》，粗为完具'。”罗愿为南宋初年人，说明到北宋末至南宋初年，《东观汉记》已亡佚至四十三卷，缺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便是这一版本，不久也便“渡江亡去”，后又有蜀本，但错误很多，经校雠后仅存八篇。 至元代，《东观汉记》完全散佚。 魂兮归来阶段 虽然《东观汉记》逐渐散佚失传，但直至唐宋时期，《东观汉记》仍然流传不绝，人们记述东汉史事仍然经常引用其中文字，因此，在传世文献中，还是保存了《东观汉记》的许多片段。 不过，清代之前，长期无人进行辑集，直至康熙年间，钱塘姚之骃编成《后汉书补逸》，辑集了有关东汉的八种史书，其中第一种即为《东观汉记》八卷。终于开始了《东观汉记》的招魂之旅。但姚之骃所据之书只限于《续汉书》十志刘昭注c《后汉书》李贤注c《北堂书钞》c《艺文类聚》c《初学记》五书，遗漏很多。 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以姚辑本为基础，参以《永乐大典》诸韵所载，又旁考其他各书，补其阙失，所增达十分之六，厘订为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纪三卷c年表一卷c志一卷c列传十七卷c载记一卷c佚文一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该辑本比姚辑本完备，但仍有一些脱漏，如《稽瑞》c《开元占经》c《事类赋》c《记纂渊海》等书所引的某些条目没有采入。由于辑者使用的《北堂书钞》是陈禹谟的窜改本，所以被陈禹谟删去的《东观汉记》条目，该辑本也没有收录。 由于《四库全书》馆辑本的以上缺陷，因此，到了现代，依然有对《东观汉记》辑本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一九二八年，由吴树平先生与中华书局的赵明先生开始了对《东观汉记》重新辑录的工作。 由吴树平先生确定需要翻检的古籍，赵明先生负责检索和辑录。此后，检索辑录遗文的工作又由吴树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中瑜先生分担。 辑遗完成后的《东观汉记校注》第一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中华书局2009年再版。 重新集结阶段 《东观汉记校注》对《东观汉记》进行了重新的辑录，凡姚之骃和《四库全书》馆馆臣所采用过的各种书籍又都全部做了检查;前书所谓采用的书籍，如《风俗通义》《世说新语》《隋书》《史略》《证类本草》《太平寰宇记》《事类赋》《事物纪原》《书叙指南》《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记纂渊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玉海》《翰苑新书》《急就篇补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等，也都进行了检索。同时，吴树平先生在对《东观汉记》进行辑遗和校注的过程中，对前人辑遗过程中采用底本版本的问题也进行了特别的注意。例如姚之骃和《四库全书》馆馆臣所参考的《北堂书钞》所用的是陈禹谟刻本，又参用唐类函中所录《北堂书钞》的部分，此本增删篡改比比皆是，因此也导致了《东观汉记》的辑本出现了诸多错误。吴树平先生辑校《东观汉记》采用的是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又参用了明抄本和活字本，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他各书也皆类此，尽量选用善本进行辑录。 全书共二十二卷，体例遵从了从《史通》c范晔《后汉书》李贤注c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刘昭注c《北堂书钞》等书所载的体例，分为纪c表c志c传几个部分，分为纪三卷c表一卷c志一卷c传十五卷c载记一卷c散句一卷。 全书纪传的排列多参考了范晔《后汉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但遇到同属一族或者同类型c有关联的人物，则打破时间的界限，前后归在一处。少数人物时代不明，一律记载在传的最后一篇。志的排列主要参考了《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所注的《东观汉记》诸志的次序，同时也参考了《续汉书》八志的次序。纪传中文字的次序，参考《后汉书》，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逐条进行排列，个别条目文字简略，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一律缀于篇末。 《东观汉记校注》中各篇正文所蔡邕的文字，文末皆注明出处，未被采用的各条文字，一律作为校勘的资助，在校注中做出说明。 重新辑集之意义 有范版《后汉书》不就够了么？存在即合理呀！不存在说明被淘汰了，说明无存在之必要了，为毛还要重新吹响集结号？这不是翻来覆去的折腾吗？这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吗？这些疑问相信存在于每位读者心中。好吧，存在即合理。小作勉为其难解答一下。 作为编撰时间最早的东汉史料，《东观汉记》有着其他资料难以企及的优势，也是其他各家东汉史作最重要的底本。《东观汉记》的逐渐散佚，对东汉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之姚之骃c《四库全书》馆馆臣以及吴树平先生对《东观汉记》的辑遗c恢复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就芥末简单。还有。 《东观汉记》与《后汉书》《后汉纪》《八家后汉书》《资治通鉴》一起，作为记载东汉历史最基本c最全面的史料，在东汉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很重要c很必要。所以，《东观汉记校注》作为一个不完整的《东观汉记》，就千疮百孔，遗憾众多了。 遗憾n多，兹列如下： 首先，《东观汉记》作为一个辑遗本，脱漏处很多，且内容很不连贯，在研读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读者必须在读过《后汉书》，理清人物事件线索的基础上，方能对《东观汉记》加以使用。 其次，《东观汉记校注》在辑遗过程中，一些材料在多处都有记载，在选择时不可避免的会和原文产生一定的误差。吴树平先生在《叙例》中也说道:“一条文字往往有几处引征，详略不一，文字正误情况也不尽相同，凡遇到这种情况，则取其详者。如果详略相同，则取其文字无错讹或错讹较少者。如果几处引征的文字有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则把几条文字汇为一条“，这样终究是离原文有了一定的距离。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多，但总会造成一些史料的损失。 第三，中国古代学者在引用书籍章句的时候往往只取其义，不在意文字的一致，因此《东观汉记》辑本中的文字大多与原文不同，很多时候甚至影响到文意的理解，所以在使用材料的时候还要与《后汉书》c《后汉纪》等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方能保证文字的准确性。 因此，在使用《东观汉记》时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在充分掌握《后汉书》c《后汉纪》等保存较为完备的史料的基础上，《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能够用以补充《后汉书》c《后汉纪》等史料中的很多不足，纠正很多错误。 《东观汉记校注》作为《东观汉记》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辑本，将各处零散的资料汇集到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东观汉记》的很多珍贵的史料，也为东汉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是东汉时研究必备的资料。 但是 但是——相信大家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最好是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东观汉记》的原本，这样就啥遗憾也木有了。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集结了众多大腕心血的《东观汉记》，这部度过了自己辉煌的青春岁月后，一路走低，终至消亡，又因考古查证的需要被重新发现价值，于是如哪吒一般“莲体再生”的古书，是否让我们颇多感慨？有人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书犹人也，命运一般坎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战国策》：渔翁们的辉煌战绩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战国时代，几百年诸侯国之间号称“春秋无义战”的反复pk之后，留下的齐楚燕韩赵魏秦都是一些战争巨兽。他们对内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发动战争，扩大地盘。春秋无义战，战国更升级。诸侯国君主们的帐下是一群能争惯战的将军和善于出谋划策的策士谋臣。不过，这些将军和策士谋臣却不一定非要效忠于诸侯国的君主。他们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早晨还在秦国献计献策，傍晚就可能到了楚国，为其霸业打call。就连廉颇这样的将军都如此，在赵国呆得不如意，就跑到魏国去。至于那些谋臣们就更是如此。如果你要跟他们聊忠诚，他们一定会这样回复你：“别跟哥谈忠诚，哥戒了。”儒家那套“为人谋而不忠乎？”的每日三省在这里显得一文不值。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一群战争经纪人。不是他们为某国所用，而是国为他们所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的就是他们，国与国是掐架掐得不可开交的鹬和蚌，而他们则是渔翁。而这个成语和他们的辉煌战绩甚至战国这个历史时期的命名都与一部书有关。这部书就是《战国策》。 话说秦国通过改革实力空前强大，并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攻打吞并其他国家。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各诸侯国对秦是又惧又怒。纵横捭阖者应运而生，张仪c苏秦通过对世态的分析，以及权衡利益心理战术的运用，凭高超的言语辞令或“连横”或“合纵”，支持秦国连拉带打各个击破统一六国或联合六国攥成拳头形成合力对付强秦。华夏大地被这两根舌头搅得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起云涌，最终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人于是取“合纵”的“纵”与“连横”的“横”，称这类动辄就炒东家鱿鱼c只为自己获利的策士谋臣叫做“纵横家”。为“纵横家”。纵横家们都很为自己的高智商和杰出口才自豪，每一场战争都是他们的杰作。每挑起一场战争，他们都获利颇丰，这种成就感都洋溢在《战国策》的字里行间。比如，苏秦就很为自己“身佩六国相印”而倍感自豪。 关于《战国策》的作者是谁，有一个传奇的说法，说这是那位把将兵多多益善的大将韩信说得蠢蠢欲动最终成了齐王韩信c跟刘邦公开叫板最终被吕后除掉的谋士蒯通所著。果真如此，那这部书里岂不都是一些坑死人不偿命的馊点子？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战国策》确实是一部奇书。 《战国策》一书就思想而言，是纯粹的纵横家之书。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纵横家们自认为的“游刃有余”被儒家骂作“朝秦暮楚”“不忠不义”，《战国策》被儒家斥之为“邪说”c“畔经离道之书”。其实，当时的战场是“兵不厌诈”，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也会受战争风格的影响，成为战争的延伸，让搞政治的也学会了玩政治手腕儿。更何况战国这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成了一座军营，每天做的事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上演的都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活剧。某种程度上，纵横家们是人才自由流动的先驱。 《战国策》不被儒家看好，却为后世读者喜闻乐道。书中名篇众多，都是著名演说家们的生动记录，如： 苏秦以连横说秦(成语前倨后恭的出处) 冯谖客孟尝君(成语狡兔三窟c高枕无忧的来源) 赵且伐燕(成语鹬蚌相争c鹬蚌相争，渔翁得利c渔翁之利的来源) 邹忌讽齐王纳谏(成语门庭若市的来源)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 唐雎不辱使命 此书的人物刻画非常生动，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的刻画了一个长于论辩c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绘一群势力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样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 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以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而苏秦的“读书欲睡，头悬梁，锥刺股”也是为了高官厚禄，客观上揭露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的策士的丑态。 《战国策》还善于讽喻。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一种道理，生动幽默c耐人寻味。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以邹忌借其妻c妾c朋友出于不同目的，赞美其“美于徐公”，说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劝戒齐王不应偏任宫妇近臣的话，而应广开言路，鼓励人民进谏。 《战国策》语言风格独特。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战国策》独特的语言风格。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c“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为习用的成语。 《战国策》在记录策士们的言行时，对其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功名富贵c朝秦暮楚的行为，及其在外交上挑拨是非，玩弄手段的种种阴谋，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赏的态度加以描绘，是不足取的地方，有点“三观不正”。 编者刘向为《战国策》做了一篇序，序里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这番话可谓知者之言。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如跳梁小丑，鼓唇摇舌，兴风作浪，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因此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集，其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以下是一些关于此书的著名评论。 汉·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宋·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 《鬼谷子·捭阖》：“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捭阖就是开合，是说话和闭嘴的技巧。 《战国策》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战国策》的成书也有一段传奇，与秦汉两朝对待书籍的态度和做法息息相关。 《汉书·艺文志》里有一段话，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日:“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的时候，秦始皇李斯觉得不胜其烦，采取的是一把火烧之（燔灭）的武断做法，给文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到了汉朝，则“改秦之败”，“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则第二次“求遗书于天下”。而且汉成帝不是简单地重复汉武帝的做法，而是令大学者刘向刘歆父子二人“校书”，即系统整理所收古籍。父子二人连续干了几十年，成果颇丰。刘向根据丰富的资料编写了很多书，如《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楚辞》等书，《山海经》是他与刘歆共同编订的。总之，可谓硕果累累。这是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全国图书，文化意义深远而重大。 刘向父子对所有图书编了目造了册，天下古书的事儿总算整明白了。 有一天，刘向又在天禄阁（国家档案馆）校录群书，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刘向如获至宝，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是这些写本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将其按照国别进行编订，最后得33卷，约12万字。他又给它起了个很霸气的名字叫《战国策》。之所以叫《战国策》，是因为书里所记录的多是东周后期，即战国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制定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这些文章本来也有名字，比如《国策》c《国事》c《短长》c《事语》c《长书》c《修书》等，刘向很喜欢“国策”这个名字，于是在“国策”前加了一个“战”字，巧妙地表明了此书相关的历史时期，非常贴切，堪称神来之笔。 这样，《战国策》就诞生了。 诞生地是西汉国家档案馆天禄阁。究其“血统”，《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只能算混血儿，刘向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是其助产医生。 《战国策》原文章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罗根泽疑出于蒯通，此人本名蒯彻，范阳人，即今河北徐水北固镇人，因为避汉武帝之讳而改为通。蒯通辩才无双，善于陈说利害，曾为韩信谋士，先后献灭齐之策和三分天下之计――这点很可能启发过诸葛亮。韩信死后他被刘邦捉拿后释放，后来又成为相国曹参的宾客，这样一个人在其晚年著述一本总结几百年来纵横家活动的书籍，是可信的。即便著书的人不是他，或不仅仅是他，那么六本纵横家写本由他搜集起来，并认真研习，最后通过其后人献书到了天禄阁又被刘向最终发现，也在情理之中。 《战国策》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c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是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记载的策士们游说诸侯国的言论资料，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收在此书。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都在此一一展现。《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司马迁一定先于刘向见过这部书，只是那时还没有命名。 《战国策》一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堪称先秦时代的“我是演说家”。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c《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司马迁在《苏秦传》后也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于采用了文学虚构手法，虚虚实实，不可完全当信史，又不可完全否定，而又如此精彩，《战国策》其实是可以当做《三国演义》一类的书来看的。《三国演义》c《东周列国志》里策士谋臣斗智的一场场好戏都受其影响。战国有七雄，后人完全可以根据《战国策》写一部《七国演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国语》：疑似中国版的《荷马史诗》 我一直不愿意提及这部书，觉得它无足轻重。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让我轻视。“国语”？不伦不类啊。啥叫国语？我只知《论语》。后来才知道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国语》其实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 史书中，国字号的，如《战国策》c《三国志》等，是国别体；表明时间特征的，《春秋》c《吴越春秋》c《楚汉春秋》c《竹书纪年》等，是编年体；还有以朝代名之的，《汉书》c《后汉书》c《宋史》等，是断代史。所以，《国语》也是国别体史书。最特殊的是这个“语”字。为什么叫“语”呢？ 《国语》是关于西周和春秋时周c鲁c齐c晋c郑c楚c吴c越八国的人物c事迹c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原来传说是春秋末期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的著作。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位盲史官，专门记诵c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讲的历史得到过孔子的赞赏。盲史官讲述的史事被后人集录成书，叫做《语》，“语”表明是记言类的书，如《论语》。 再按照国别区分，就是《周语》c《鲁语》等，总称《国语》。原来如此！这不是中国版的《荷马史诗》吗？《荷马史诗》不就是古希腊一位叫荷马的盲人以诗歌的形式讲述的历史吗？ 西晋时曾在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就有《国语》三篇，谈到了楚和晋的历史，这说明战国时此书就开始流传了。现版本的《国语》大概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汇。因为是口耳相传的零星记录，内容主要是口语，国别和年代的区分c排列没有严格标准。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只有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属于西周早期。《郑语》只记载了桓公商讨东迁的史实，也还在春秋以前。《晋语》记录到智伯灭亡，到了战国初期。所以《国语》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实记载了很多西周c春秋的重要事件。从传授渊源来看，可以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国语》的记录，是一种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就从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c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国语》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c崔鸿的《十六国春秋》c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c生动c精炼c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跟很多古书一样，围绕《国语》也是疑云重重。首先是作者的问题。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c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意思是既然《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写的，那么对于同一件事，两书的观点为什么会截然相反呢？宋人刘世安c吕大光c朱熹，直至清人尤侗c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时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国语》对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齐桓公的论证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c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c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时间。《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疑云之二：是历史吗？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c长于记言，二c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还是比较牵强的。柳宗元也表示过怀疑，他写过一篇《非〈国语〉》，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c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c深刻。 总之，《国语》一书，是记言类国别体史书，且疑似有虚构的内容，作者也不太确定，是否能称得上中国版《荷马史诗》还不敢确定。古书经常留下这样的疑云，让后人言说不尽。这一点我们虽然习以为常，却仍有点小遗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纪》《后汉纪》：编年体与纪传体始终不离不弃如影随形 说起中国古代史，似乎大家的印象就是二十四史，是纪传体一家独大。编年体也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而已。其实并非如此。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很丰富的，并且自成一脉，与纪传体不离不弃如影随形。就拿《汉书》《后汉书》来说吧，与它们一直并行的就分别有《汉纪》和《后汉纪》。这两部书都是编年体。而其成书的原因也非常有意思。 《汉纪》的作者是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c政论家，思想家。荀悦十二岁便能讲解《春秋》。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荀悦最先被推举在镇东将军曹操手下为官，后升黄门侍郎。汉献帝爱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宫中，早晚谈论，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沙龙。后来荀悦累升秘书监c侍中。汉献帝是个喜欢读书的人，认为班固《汉书》篇幅太繁，不好看，于是命令荀悦依《左传》体裁作《汉纪》三十篇。荀悦于是奉命著书，完成了《汉纪》，可见此书撰著的主要目的是给汉献帝看的。这部书记载了西汉一代二百余年事迹，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一不小心拿了个第一。它将《汉书》传c志c表部分的资料，按时间先后适当剪裁，编排到各帝纪之内。取材范围不出《汉书》。篇幅约占原书四分之一，而于西汉一朝重要人物c事件及典章制度等，均已述及，向有“词约事详”之誉。辞句简要，事实写得详细，议论精美。东晋袁宏《后汉纪·序》给予好评，称:“荀悦才智经论，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更是把《汉纪》列为“左传家”之首。宋代王铚《两汉纪后序》亦称《汉纪》“于朝廷纪纲，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之际，指陈论著，每致意焉。故其词纵横放肆，反复辩达，明白条畅，既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可见《汉纪》把历史规律总结出来了，于史事c史识均有可与《汉书》相互印证处。 不过也有人认为荀悦的工作太简陋应付，不过是用编年史的写法，将《汉书》表c志c传中的材料，按照年月顺序，简约“通比”，归总为帝纪而已。就连史论，也有不少是抄自《汉书》。历代学界，也认为《汉纪》仅仅是对“班固旧文，剪裁联络”而成。有的甚至断言《汉纪》“无《汉书》外事”，梁启超也说，荀悦乃一“善抄书者”。既是如此，《汉纪》应无史学价值可言。然而，它却受到了历代史学家c思想家c政治家般读书人乃至封建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事实说明《汉纪》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即存在价值。 说到生命力，《后汉纪》更是“小强”。经历了范晔《后汉书》拍砖的浩劫，它居然还是挺过来了。其实《后汉纪》是编年体东汉史。它的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作者袁宏(328一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c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幕僚，后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著名文学家。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看到了编年体史书的市场需求。《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比荀悦更多。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c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c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样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c新市c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c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c群雄混战c曹操得势c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c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c严先c周党c王霸c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c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其实，纪传体和编年体各有优点。前者以人物为中心，可以把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形象生动，非常有可读性。而编年体则以社会为中心，能够把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展现出来，便于读者历史地看问题，把握历史大势。前者侧重微观，后者侧重宏观，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也就是二十四史之外，总有一条编年体史书的链条始终与之同行的原因。 平心而论，纪传体属于中国特色史书体例，其操作是有难度的。根据史书作者水平不同，记录历史难免有搞不掂的时候。编年体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例，虽无才思却便于操作。我国的编年体史书还担负着“板凳队员”或“备胎”的角色，为纪传体史书保驾护航。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问世前后，不如它们的纪传体史书都被湮灭，毫不留情，独于体裁不同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汉级》网开一面。我想它们的幸运大多是来自于它们物以稀为贵的体裁。这虽然有赖于它们本身的水平和质量，但也是历史刻意的选择。 写到这里，会有读者问，你说的也只有目前这几个朝代，往后那些朝代都有编年史吗？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修史的国家，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十几部甚至几十部史书供历史选择，有官修的，但大部分是私修的。历史会用择优录取的办法留下最好的几部。这些史书虽以纪传体史书为主，但也总是能看到编年体史书的影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穆天子传》：我国最早的“西游记”和“驴友日记” 说到“西游”，大家都知道唐玄奘曾经西游，到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去学习佛学，带回佛经。然后其事迹被民间神化，最后由吴承恩加工成神话小说《西游记》。这是最著名的“西游”。其实在他之前，西游的人也有，西汉的张骞历尽艰险出使西域，为打通西域与西汉的关系立下奇功，带回苜蓿胡萝卜西瓜葡萄种子，是古来美谈。东汉班超虽出身文人家庭，却是张骞的铁粉，投笔从戎再度出使西域，后来派手下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为东汉王朝保持与西域的关系再立新功，其事迹被广为传颂。除此之外，就要数道家的驾鹤西游比较出名了。似乎只要说到“西游”都会有神话或传奇色彩。而在上述所有人之前，我国还有一个人曾经西游，其经历之传奇，丝毫不逊于他们。他就是今天这部书的主人公穆天子。 这位穆天子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的西游也确有其事。穆天子就是周穆王，是西周第五任帝王，他前边四任是文王c武王c成王c康王。他西游的事被很多权威的书记录过，如《左传》《竹书纪年》《史记》《列子》等。而他的西游，最远到达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这真是莫到君行远，更有远行人。莫到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周穆王的神奇之旅都详细地记录在《穆天子传》这部书里，现在加标点符号有8121字。他的前任都叫周什么王，到他却被称为“天子”，这称谓就有神奇意味。大概是古人以为去过西方的人都是通天的人吧。《穆天子传》这部书的发现过程同样传奇。 西晋太康二年，在河南汲县发现一处魏国墓葬魏襄王墓，其中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文字统称为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来被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这些竹书的发现并不是考古学家的功劳，而要归功于一个叫不准（音否标）的盗墓贼。此贼盗墓不成却立下奇功，“发现”了一座战国时魏国的大型“地下图书馆”，此墓出土了大量竹简。但是他刚入墓时由于墓道黑暗，曾顺手捡起地上的竹简点着照明，发现此墓除了一些竹片别无所有时又把手里火把一扔走人。没想到，火把把其余竹简引燃，魏墓冒出滚滚浓烟，这才被当地政府发现，急忙上报朝廷。晋帝司马炎高度重视此事，他也是史上第一位重视考古工作的皇帝，他让学者束皙等几十位学者将这批烬竹残简整理出来，用当时的规范字体汉隶书写成一大批古文献。那位不准盗墓后不久落网，留下姓名，成为史上最有名的盗墓贼。 周穆王姬满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探险活动。姬满是中国最早的旅行家（驴友），《穆天子传》则是我国最早的游记。六卷《穆天子传》，前4卷记述姬满的西方远游，他率领着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八匹骏马，由老司机造父赶车，资深导游伯夭作向导，“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自宗周出发，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经祁连山，走天山北路至西王母之邦(乌鲁木齐);又北行二千余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哈萨克斯坦;回国时又走天山南路。看这条路线就知道这是我国东西陆路交通史上的大事，穆天子是我国旅游的开拓者。5c6两卷，则叙述姬满两次向东的旅游经历。穆天子西游时，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如: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物资交换的规模c方式c品种。 穆天子的西游跟后边几位不同，他是带着军队去的，所以有点耀武扬威的意思。所以可以叫西巡。我们知道秦始皇几次东巡，泰山封禅祭天，汉武帝也曾效仿之。后来就是隋炀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但西巡的皇帝除了后来的成吉思汗也就只有周穆王了。而且，成吉思汗并非自己亲自征伐到最西处，这位穆天子却是自己率兵抵达这些地方，可谓独一无二。 穆天子这位超级驴友出巡的方向可不仅只是向西，他是四面出击。传说他“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这范围之广，恐怕不仅前无古人，甚至还是后无来者。动不动上亿，穆天子就差上天了。 《穆天子传》有日月可寻，哪天到哪儿，一清二楚。名为传，实际上属于编年，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相同。所以，《隋书·经籍志》c《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类。其实有虚构夸张的成分，我们不如叫它神迹。 《列子·周穆王》记载：“穆王不恤国是，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所谓“肆意远游”不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吗？穆天子的任性洒脱可见一斑。穆天子一路征讨，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抵达了昆仑之丘。西王母出来阻止他，请他观黄帝之宫，迎他上瑶池，设宴款待，两人诗歌相和。这是穆天子西游中的艳遇，最令后人津津乐道。《史记》则说穆天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西王母回访，穆王在昭宫款待西王母。这位西王母跟王母娘娘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得而知。我觉得她就是西方某小国国王的母亲，即太后。或许当时国王尚小，她在主政，或垂帘听政。遇到穆天子西征，人家披坚执锐，威武之师，她是被迫打开国门，陪聊陪喝酒陪着作诗，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弹丸小国罢了。 除了与西王母宴饮和诗之外，穆天子还遇到过一个奇人，留下一则成语。这位奇人叫偃师。 偃师是古代传奇中最神奇的机械工程师，他曾献给周穆王一个比起现代机械人还要出色的偶人。 偃师造出的偶人和常人的外貌极为酷肖，周穆王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偃师的随行之人，经过偃师的解说，才让这位神性极强的名王也惊奇万分。那偶人前进c后退c前俯c后仰，动作和真人无一不像，掰动下巴，则能够曼声而歌，调动手臂便会摇摆起舞，让旁观者惊奇万分，周穆王看得有趣过瘾，还让宠姬一起出来观看。表演将毕，那偶人却向周穆王的宠姬抛了抛媚眼，让周穆王勃然大怒，一心认定这个灵活宛似活人的家伙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真人，便要将偃师当场处决。偃师却将偶人立刻折开，发现它只是由皮革c木头c胶漆c黑白红蓝颜料组成的死物。周穆王趋前细看，偶人的内部器官俱有，外边则是筋骨c关节c皮毛c牙齿c头发一应俱全，但却都是假物，一经组合，却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偶人，将偶人的心拆走，偶人便无法说话，拆走肝则眼目皆盲，将它的肾拆走，就无法走路。最后，才让周穆王心悦诚服，大叹偃师技法的高超。这儿产生了一个典故，“偃师造人，唯难于心”。就是说技艺再好，人心难造。 穆天子通过他的东征西讨，使周王朝疆土顺利扩大，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加强，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是在文武成康四代统治者积累的强国之本基础上，得以展现的大邦周威信的强势证明。他没怎么打仗，只是走一走，看一看，相当于跑马圈地。然而，常年征讨，天子不在朝堂，导致朝政松弛，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最后，周朝的最后三代国君：厉王c宣王c幽王，除了宣王有所成就（宣王中兴）外，另两位国君把周朝弄的礼崩乐坏，整个国家十分混乱，百姓们民不聊生，十分痛苦。可见，他这么巡游，是很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的。巡了一圈，国家几乎垮掉了。 不过人们是如此渴望交流，穆天子把国家都弄垮了，他的烧钱行为还是被人们大加歌颂，所以说他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所有人。后来的张骞班超甘英，下西洋的郑和，环球航行的麦哲伦之所以一直被人们赞颂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至于我们对外星球的探索，对外星人的执着寻找，亦属此类。 有人认为，穆天子之所以西游，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祭祀黄帝，因为黄帝的家在西面的昆仑之山；二是为了寻找玉石矿宝藏，因为书中多次提及群玉之山。而群玉之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以盛产美玉著称。 无论如何，穆天子是我国西游第一人，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穆天子传》是我国最早的“西游记”的观点也是可以成立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搜神记》：搜集鬼神存在的证据 东晋初年，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江苏丹阳有一位县丞死了。他生前有一位宠爱的侍婢，令他的妻子非常妒忌，等丈夫下葬的时候，其妻就在宠婢背后猛推一掌把她推到了墓里。搁现在这就是故意杀人，但当时却还有侍妾陪葬的陋习，因此这位县丞太太的行为也就合理合法，无人过问。后来过了十几年，这位县丞太太也一ver了，两个儿子打开坟墓给他们父母合葬，却发现那个宠婢还趴在父亲棺材上，居然面目如生，跟活的一样。于是用车把她拉回家，过了一天就苏醒过来了。这位宠婢讲述了坟墓里的生活，说他们的父亲经常拿吃的喝的给她，两人恩爱一如生前。此后的她成了神一般的存在，经常预言家里事情的吉凶，竟然一件件都能验证不爽。后来她改嫁，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位县丞叫干莹，他的两个儿子老大叫干庆，老二叫干宝。家里发生了如此诡异之事，真不知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可是后来这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一年老大干庆得了病，气绝身亡，但是他的身体几天都没变冷。后来又活了，然后就跟人说了一些天地间鬼神之事，好像他只是睡了一觉一样，对于自己死过一次的事竟一无所知。难道通鬼神这样的事也能传染？ 这两件“灵异事件”对于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过的老二干宝的刺激太大了，直接把他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但他受刺激的反应不是疯了，而是写书！他开始搜集自古以来民间传说的鬼神故事，又加上自己的耳闻目见的事情，著成了一部书。这部书就叫《搜神记》。总共有三十卷，里面有六七百个他搜集或亲自动笔写成的鬼神故事。他把这部书拿给当时著名的清谈家c魏晋八君子之一的刘惔（音同谈）看，刘惔看完后留言：“卿可谓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著名史官，记载历史以秉笔直书刚正不阿闻名。所以刘惔的意思是，干宝在记录鬼神故事方面堪比记录历史的董狐，有一说一，值得信服。 这部《搜神记》是中国第一部笔记体志怪短篇小说，因此被称为志怪小说的鼻祖。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它当做小说看，干宝本人却认为其中的故事绝大部分是真事，并深信不疑，他做此书的目的就是搜集鬼神存在的证据，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鬼神是真实存在的。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他很负责任地说，自己搜集千年以前的故事，或许有失实之处，但只要自己书中所记录的跟以前的书没有明显不同，那就不是自己的责任了，但“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就是说，当代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保证是是真的，如果错了，愿承担一切责任。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写鬼怪，他是严肃认真的。 尽管如此，我们读《搜神记》感觉并不是在读恐怖的鬼故事。《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谶纬神学c有神仙变幻，有精灵物怪，有妖祥卜梦，还有人神c人鬼的交通恋爱等。原撰《搜神记》有30卷，流传至今只有20卷，故事多达454篇。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c“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c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c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c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历代长传而不衰。 那么这位干宝是何许人也？ 干宝死于336年，生年不详。字令升，祖籍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后迁居海宁盐官之灵泉乡，东晋文学家c史学家。他自小博览群书，晋元帝时担任佐著作郎的史官职务，奉命领修国史。后经王导提拔为司徒右长史，升任散骑常侍。除精通史学，干宝还好易学，著述颇丰，主要有《周易注》c《五气变化论》c《论妖怪》c《论山徙》c《司徒仪》c《周官礼注》c《晋纪》c《干子》c《春秋序论》c《百志诗》c《搜神记》等。横跨经c史c子c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另计，《封神榜》曾有新疆版本署名为干宝所著，比明朝早。所以，他不仅记录鬼神的历史，也记录了晋朝的历史。可谓“人鬼兼录”。他写的《晋纪》20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 干宝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干统是三国时期东吴官员，官至奋武将军，封都亭侯;父亲干莹亦是东吴官员，就是那位丹阳县丞。 作为“官三代”的干宝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建兴三年(315年)，干宝因参与平定荆湘流民之乱立下战功，朝廷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 干宝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虽然他会拼死拒绝这个称号。他学识渊博，著述宏丰，他的《搜神记》志怪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此书为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古代民间的传说，如《干将莫邪》c《相思树》c《董永卖身》c《李寄斩蛇》等，给后世文学艺术以深远影响。在著名的《聊斋志异》c《三国演义》c《水浒传》c《西游记》c《红楼梦》等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情景和描述都是从《搜神记》中汲取营养和精华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这表明蒲松龄非常谦虚，他说自己只是有点小才，并不敢和干宝比较，只是爱好和他一样喜欢搜集神奇怪异的事情，也非常喜欢别人谈论这样的事情，听到了就记下来，于是就成了一本书了。这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蒲松龄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在跟干宝一样“搜神”c“命笔”。鲁迅的《铸剑》故事就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凡此举不胜举。 干宝的《搜神记》名气太大，除了历代辗转传抄之外，连袭用书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同样叫做“搜神”的至少就有陶潜《搜神后记》c北魏昙永《搜神论》c唐代句道兴《搜神记》c宋代的《搜神总记》c元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c明代罗懋登六卷本《搜神记》c焦璐《搜神录》(即《穷神秘苑》)，明代还有一个八卷本《搜神记》干宝的《搜神记》原书似乎在宋元间就已散佚了。看来，干宝开设了一个课题，后人就在这个课题下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工作。然而似乎最好的一批传说已经被干宝先行搜去，所以后来的质量差一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此之外，《搜神记》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在戏剧方面，家喻户晓的《天仙配》c《相思树》，就与《搜神记》中的《董永》c《韩凭妻》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元杂剧《窦娥冤》，其脉络可直接上溯到《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在诗歌方面，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及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日夜思念，让道士施展法力求见贵妃魂魄，其情节就取自《搜神记》中的《李少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世说新语》：刘义庆的免死金牌 你绝不会想到，这样一部描写魏晋名士风流标榜超然物外的书，居然是以一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速度赶制出来当免死金牌用的。 一部好书 公元439年，即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江州来了一位新任刺史。这位刺史居然是位亲王，而且来当这个刺史还是这位亲王苦苦哀求当时的皇帝――宋文帝刘义隆恩准的。更奇的是，这位亲王刺史来到江州不干别的，先把一群文人学士聚拢起来，分别委以重任，看着是唯才是举礼贤下士的意思。很多人是怀才不遇的主儿，比如那位写出千古名篇《行路难》的鲍照，对于亲王的重视和任命他们自然是感激涕零唯马首是瞻效犬马之劳。新刺史也就趁热打铁开始组织这些人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写书。说清要求，分工协作，各负其责，马上开始！一切都是那样急火流星的节奏。而据说，写的书却是关于魏晋名士们置身事外不问国事的内容。很快，仅仅一年多时间，这部书就新鲜出炉了，定名为《世说新书》。然后，马上，署上新刺史大名，组织人手抄写，又带着新书到都城建康（今南京）搞了几次大型签售活动，一时建康纸贵。建康城的达官显贵们则每人一套，免费送。声势之大，无人不知，直达御前。这样一系列动作搞完后，这位亲王新刺史紧绷的神经才舒展开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气定神闲了。 以如此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完成一部闲云野鹤为主题的书？这到底是肿么回事呢？ 先看看他们写了什么书。这部《世说新书》又称《世说》c《世说新语》。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c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问世后，刘孝标为其作注。书和注涉及的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c将相，或者隐士c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c活灵活现c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可谓确评。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c拾人牙慧c咄咄怪事往情深c卿卿我我，等等。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c比喻c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鲁迅曾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c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c引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影响尤其大。《唐语林》c《续世说》c《何氏语林》c《今世说》c《明语林》等都是仿《世说新语》之作，称之“世说体”。《世说新语》成书以后，敬胤c刘孝标等人皆为之作注，今仅存刘孝标的注本。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c“言语”c“政事”c“文学”c“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在《世说新语》的3卷36门中，上卷4门一一德行c言语c政事c文学，中卷9门一一方正c雅量c识鉴c赏誉c品藻c规箴c捷悟c夙惠c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总之，一部主旨是务虚的小说。里面的人无一例外地不问政治，只扯闲篇，只顾自己潇洒快活。想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时政要闻？他们会说：“闹太套！” 著书真相 这部书上署着的大名是刘义庆，就是那位亲王新刺史，这可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他主编了很多书，《世说新语》是他的代表作。此书一经发行便大行于世，且流传至今，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一方面，那时候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情有独钟，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也是如痴如醉。那时候人们都是这些名士的脑残粉死忠粉。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表现出特殊兴趣并花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这位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刘裕的三儿子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他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c傅亮c谢晦等拥立他称帝的功臣。因为正是他们杀了自己的大哥宋少帝，虽然自己的那位大哥的确太爱玩儿，不理政事，算不得一个合格的国君。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罹祸。刘义庆本传里说他“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因为他的才干非常突出，8年的荆州刺史任上他政绩卓然，但也再度引起宋文帝的猜忌和怀疑。宋文帝现在是“防火防盗防亲王”，要把觊觎他皇位的一切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担任荆州刺史8年后，刘义庆又转任江州刺史，为了全身远祸，他才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他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c东海何长瑜c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意外收获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照冯友兰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c洞见c妙赏c深情。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c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c任诞c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鲁迅先生称它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c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c宋王谠的《唐语林》c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c“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这些意外的收获，应该是举着《世说新语》这块免死金牌成功避祸额手称庆的刘义庆当初未曾想到的。他一心想的只是借此消除刘义隆的猜忌，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而已。没想到，居然因此名垂古代文学史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志怪小说：一份长长长长的书单 说到志怪小说，我们或许觉得这名字怪：这是神马东东？其实志者记也，“志怪”就是记录怪异的事情。这个词出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c曹毗的《志怪》c孔约的《孔氏志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就专门列了《六朝之鬼神志怪》上下篇。神话小说也属于志怪，比如《西游记》c《封神演义》等，《聊斋志异》的书名是“志异”，“异”和“怪”是同义词，所以志异也是志怪。 那么我们印象中的志怪小说有哪些呢？估计大家能说上来的也就这么几部，除了我上文列举的，还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c唐朝的传奇小说c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其它的可能就知之甚少了。或者大家会认为也就这些吧。这可是大错特错了。我国的志怪小说要说它多如牛毛，那也算不上夸张。如果列出一份书单，即便不是完整的，估计大家也都会看晕。对，不是晕车晕船晕飞机，是晕书单。 下面我们就专门列一份志怪小说的书单，感受一下： 战国时代的鬼怪书主要有: 《归藏》 《黄帝说》(40篇) 《汲家琐语》 《穆天子传》 《山海经》(郭璞注) 《禹本纪》 《伊尹说》(27篇) 两汉时期的鬼怪书主要有: 《汉武洞冥记》(郭宪著，四卷六十则) 《汉武故事》(班固著，存一卷) 《汉武内传》(班固著，存一卷) 《括地志》 《列仙传》 《神仙记》 《神异经》(东方朔著，一卷) 《十洲记》(东方朔著，一卷) 《蜀王本纪》 《徐偃王志》 《玄黄经》 《虞初周说》(943篇) 《异闻记》 六朝时期的鬼怪书日益增多，主要有: 《博物志》(张华著，400卷) 《集灵记》(颜之推著) 《旌异记》(侯白著) 《列异传》(魏文帝著，3卷) 《灵鬼志》(荀氏著) 《灵异记》 《冥祥记》(王琰著，10卷) 《齐谐记》(东阳无疑著，7卷) 《神仙传》 《神异记》(王浮著) 《拾遗记》(王嘉著，10卷) 《述异记》(祖冲之著，2卷) 《搜神后记》(陶潜著，10卷) 《搜神记》(干宝著，20卷) 《续齐谐记》(吴均著，1卷) 《宣验记》(刘义庆著) 《研神记》 《异林》(陆氏著) 《异苑》(刘敬叔著，存10卷) 《幽明录》(刘义庆著，30卷) 《冤魂志》 《甄异传》(戴祚著) 《志怪》(祖台之著) 唐代的鬼怪小说得以发展，主要有: 《博异志》 《补江总白猿传》(1卷) 《传奇》(裴铏著) 《独异志》 《古镜记》(王度著) 《河东记》 《集异记》 《秦梦记》(沈亚之著) 《湘中怨》(沈亚之著) 《续玄怪录》(李复言著，10卷) 《宣室志》 《玄怪录》(牛僧孺著，10卷) 《异梦录》(沈亚之著) 《游仙窟》(张文成著，1卷) 《酉阳杂俎》(段成式著，20卷) 《酉阳杂俎续集》(段成式著，10卷) 《枕中记》(沈既济著，1篇) 《周泰行记》(韦瓘著) 宋代的鬼怪故事主要有: 《太平广记》(344种，含鬼40卷) 《稽神录》(徐铉著，6卷150事) 《江淮异人录》(吴淑著，3卷) 《乘异记》(张君房著) 《括异志》(张师正著) 《洛中纪异》(秦再思著) 《幕府燕闲录》(毕仲询著) 《睽车志》(郭彖著，5卷) 《夷坚志》(洪迈著，420卷) 《唐太宗入冥记》 金元时期的鬼怪作品有: 《潮海新闻夷坚续志》 《诚斋杂记》 《续夷坚志》 《子不语》 明代神魔小说等作品盛行，主要有: 《汴京勼异记》 《封神传》(许仲琳著，100回) 《后西游记》(6卷40回) 《剪灯新语》 《剪灯余话》 《三宝太监西洋记》(罗懋登著，100回) 《涉异志》 《四游记》(吴元泰《上洞八仙东游记传》c余象斗《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c《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c杨志和《西游记传》) 《松窗梦话》 《西游补》(董说著，16回) 《西游记》(吴承恩著，100回) 《续西游记》 《庚巳编》 《语林》 清代鬼怪小说则主要有: 《幽冥夜谈》余问天 《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著，24卷) 《遁窟谰言》(王韬著，12卷) 《耳食录》(乐均著，12卷，《二录》8卷) 《耳邮》(俞樾著，4卷) 《后聊斋志》(王韬著) 《蕉轩摭录》 《客窗偶笔》(金捧阊著，4卷) 《聊斋志异》(蒲松龄著，8卷431篇) 《里乘》(许奉恩著，10卷) 《内外琐言》(黍食余裔孙，20卷) 《觅灯因话》 《平妖记》 《三异笔谈》(许元仲著，4卷) 《淞滨琐话》(王韬著，12卷) 《淞隐漫录》(王韬著，12卷) 《挑灯新录》 《闻见异辞》(许秋垞著，2卷) 《昔柳摭谈》(冯起凤著，8卷) 《洗愁集》(邹弢著，8卷) 《谐铎》(沈起凤著，10卷) 《新齐谐》(袁枚著，24卷，续10卷) 《夜谭随录》(和邦额著，12卷) 《夜雨秋灯录》(宣鼎著，16卷) 《翼驹稗编》(汤用中著，8卷) 《蟫史》(屠绅著) 《印雪轩随笔》(俞鸿渐著，4卷) 《萤窗异草》(浩歌子著，3编12卷) 《影谈》(管世灏著，4卷) 《右合仙馆笔记》(俞樾著，16卷) 《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纪昀著，《滦阳消夏录》6卷c《如是我闻》4卷c《槐西杂志》4卷c《姑妄听之》4卷c《滦阳续录》6卷) 是不是很晕？我们所知道的那几部是不是都被淹没其中了？你会惊讶，原来我国古代有这么多的志怪小说！你还会惊奇，班固c东方朔c魏文帝曹丕c陶潜c祖冲之c刘义庆c洪迈c袁枚c俞樾作者的阵容（当然有的是假托）好华丽！你也会感叹，我们所熟知的那几部要从这么多的同类中脱颖而出，流传不朽，是多么不容易！作者若不呕点心沥点血，又怎能被一代代的读者记住呢？大家一定注意到书单后的省略号了，是的，这些并不是全部！ 那么，古代的志怪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c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 汉代以后，儒教c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所以志怪的书特别多。套用“无巧不成书”，我们可以说：“无怪不成书。” 所以，我们得谦虚地说一句：“我读书少。”不过，除了专门研究志怪小说或对此有浓厚兴趣的读者以及有志于创作此类小说的作者，我们也没必要都去读个遍，择其优秀者读之即可。 本作者之所以写这么一篇水文，其实目的也是为了以面代点，图省事儿。若一部部写去，恐怕到下个世纪也介绍不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博物志》：读书破万卷，著书如有神 藏书也能成名成家，您听说过吗？西晋《博物志》的作者张华，就是一位藏书家，而《博物志》的著成也大有赖于他丰富的藏书。 张华(232年一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时期政治家c文学家c藏书家，他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也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十四世祖。张华写了一篇《女史箴》，文字内容是关于女子的德行操守，以教化训诫为目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将文中故事以图画的形式加以描绘，使之通俗易懂。这就是著名的《女史箴图》。 张华年轻时便多才多艺，受到时人赞赏。在曹魏时历任太常博士c河南尹丞c佐著作郎c中书郎等职，西晋建立后，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他学识渊博c工于书法c记忆力极强，被比作子产。后拜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与杜预坚决支持建晋武帝司马炎伐吴，战时任度支尚书。这些都与其爱藏书且喜读书有关。 吴国灭亡后，张华进封广武县侯，因声名太盛而出镇幽州，政绩卓然。真是“丈夫拥万卷书，何惧南面百城？”。后入朝任太常。晋惠帝继位，任太子少傅，因功拜右光禄大夫，累官开府仪同三司c侍中c中书监，被皇后贾南风委以朝政，张华尽忠辅佐，使天下仍然保持相对安宁。后封壮武郡公，又迁司空。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张华被杀害，享年六十九岁。 《博物志》中记有山川地理c飞禽走兽c人物传记c奇异的草木虫鱼以及奇特怪诞的神仙故事，包括神话c古史c博物等内容。其中关于“八月槎”的神话，充满了美妙的神思遐想。说有人八月乘浮槎至天河见织女，展示了天上的星宫景象，这是后来牛郎织女神话的雏形。博物类中“蜀南多山，猕猴盗妇人”的故事亦写得完整生动有趣，称猕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颇通人性。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有唐传奇的《补江总白猿传》c《剪灯新话》和《申阳洞记》等承此衍传下来。卷十中“千日酒”的故事很有韵味，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埋葬三年后始醒，因有“玄石饮酒，一醉千日”的佳话。 《博物志》所记山川地理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实为继《山海经》后，我国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如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c异人c异俗c异产c异兽c异鸟c异虫c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其中既有五岳，又叙“海外各国”，称五岳为“华c岱c恒c衡c嵩”。张华还精通方术，《博物志》除记有神人c神宫c神像c不死树外，还讲到了方士的活动，宣扬服食导引之法。 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因原书已佚，故今本《博物志》由后人搜辑而成。 张华雅爱书籍。精通目录学，曾与荀勖等人依照刘向《别录》整理典籍。家中藏书甚多，曾经搬家，光书就拉了三十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只有文史书籍满架盈箱，且多珍善之本。他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当世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秘书监挚虞撰写官史时，都要借阅张华家藏图籍，以资取正勘对和参考。《册府元龟·聚书》称其“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张华学识渊博，辞藻和顺而华丽，他聪敏而多才，图卦谶纬方技之类的书没有不详细阅览过的。少年时即注意修养身心，言行谨慎，举止一定要合乎礼度。见义勇为，周济危难。他对汉代典章制度，知其源流，武帝和群臣无不感到叹服。他器量宽阔，胆识弘大，当时的人大多都不能测出他的学识程度。 张华能编撰出《博物志》这样的奇书，与他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总结：“读书破万卷，著书如有神。”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列某传：司马迁捅了灵感的马蜂窝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里创造了列传这种体裁，那可真是捅了灵感的马蜂窝。后人不断丰富这种体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题材上，后世的史学家不断创造性地增加前人没有写过的内容。而且不断有人用“列某传”的形式来为某一类人甚至神仙鬼怪著书。 关于“列传”的定义，司马迁本人在《史记》索隐里是这样说的:“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其人行迎可序列，故云列传。”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总之，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迹。对于能世袭的侯王，《史记》原来列入“世家”，后代的纪传体史书则取消了“世家”一类，统称为“列传”。不仅如此，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前者如《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后者如《明史》的《外国·日本列传》。 简而言之，“列传”是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在列传的类传中，班固发挥了创造性，有《儒林传》c《循吏传》c《游侠传》c《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c《元后传》c《宗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四夷方面，有《匈奴传》c《西南夷两粤朝鲜传》c《西域传》等三传。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c编纂c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范晔在《后汉书》中保留“纪”c“传”c“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c合传c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除承袭《汉书》的《循吏》c《酷吏》c《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c《宦者》c《文苑》c《独行》c《逸民》c《方术》c《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c《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 其实，所谓的纪传体，其实也可以叫做传记体，因为纪也可以看成是帝王的传，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一记录历史的方式被后人深深认同，以至于出现了所有朝代均有相应的一部c十几部甚至几十部纪传体史书的局面。最著名的则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四史”，那简直就是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人物画廊。司马迁的灵感对于后世著书的影响，就是直接产生了一类书名为“列某传”的书，它们中的几乎每一种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影响深远。可以说，它们分别是为女人c为神仙c为鬼怪做传的鼻祖。 《列女传》：作者刘向。第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全书共七卷。共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西汉时期，外戚势力强大，宫廷动荡多有外戚影子。刘向认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即王教应当从皇帝周边的人开始教育，因此写成此书，以劝谏皇帝c嫔妃及外戚。《列女传》选取的故事体现了儒家对妇女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所赞扬的内容在如今的多数人看来是对妇女的不公平的待遇。 《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即出自该书。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先例。 《列仙传》：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神仙的传记。记述了上古及三代c秦c汉之间的70多位神仙的重要事迹及成仙过程，据传也是由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仙传》共两卷，记载了自三皇五帝时至汉代的神仙人物。卷上记载了41位，卷下记载了30位。《列仙传》记述了每位神仙的形迹，所述之事多与长生c变化方术相关，大致讲述了修道成仙的方法，一是通过服食丹药可以成仙:如服食神果仙花，灵丹妙药就可以成仙，如秦穆公时的赤须子c黄帝时期的赤将子舆等便是通过服食一些果实和药物得以成仙。二是通过服气养气可以成仙。《列仙传》认为神仙是以气为形，所以食气也被视为修养的方法，服气就是吐纳之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彭祖，从夏代至商代末年，活了800余岁，他“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三通过行善积德也可以成仙，《列仙传》记载木羽母亲常做善事帮助人们接产，木羽十五岁便成仙，就是上天为了报答其母的善行。四是得到高人的相助，也可以成仙。 有意思的是，刘向的《列仙传》又捅了灵感马蜂窝，东晋葛洪又写了一部《神仙传》，书中一口气写了92位神仙，真是吹了神仙集结号。《神仙传》中故事众多，故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大多复杂c奇特c生动。如《栾巴传》写仙人栾巴为民除害的故事，中间说一庙鬼化作书生，骗太守许以女儿。栾巴见之，遂做法驱之，使庙鬼现形为老狸。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刻画了道教的法力，笔墨虽少，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正面形象。类似的故事还有《王远传》c《刘根传》c《吕恭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后世以《列仙传》为开端，还陆续出现了《晋仙传》c《续仙传》c《墉城集仙录》c《洞仙传》c《后仙传》等，神仙传记蔚为大观。 《列异传》：现存最早的一部描写鬼类故事的志怪小说。是魏文帝曹丕所写，属于文学艺术，作为描写鬼魅的小说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多为鬼神妖怪故事。如《谈生》写冥婚，《宋定伯》写宋定伯捉鬼卖鬼。其中许多情节为后世志怪小说所采用。《列异传》记述上至皇帝下到甘露(高贵乡公曹髦)年间的事，有人说据下限的时间这部书不可能是魏文帝所写，但后来学者认定，魏文帝以后的内容应该是后人续补的。皇帝著书虽然离奇，但对于魏文帝曹丕来说实属正常。因为他在自己的著名的《典论论文》里说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他对著书作文的重视。《列异传》内容正如鲁迅所说:“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记述的都是神仙鬼怪。书中写得最多的是鼓吹神仙和道术:鲁少千能凭道术治蛇妖;费长房能降神c使神c缩地脉;道人能使活人与死人相见;神仙能令死人复生等。其次写妖魅害人:如金银为妖害人，获草作鼠为妖，狐狸精c鲤鱼精c蛇精害人等。第三方面是宣扬人死精神不死c死后有灵c阴曹地府确实存在等方面的内容:《公孙达》中，公孙达死后通过儿子的嘴与家人对话;高士鲍宣积德行善，死后显灵。是的鲍宣一家三代高官厚禄。蒋济亡儿在阴曹地府托梦父母，谋求美差。其他的诸如树木为怪，玉石变美女，人变白鹿，不一而足。《列异传》引发了一系列志怪小说的写作灵感，《搜神记》c《幽明录》c《聊斋志异》都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做出的新成就。 为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立传，这是司马迁记录历史的独家发明，也让后人灵感喷涌，而且出现了灵感的串烧现象。这是古书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晋春秋》：半人著史谏桓温，三国故事气象新 人是由和精神组成的。和精神都有，要有获得感和满足感。需要饱暖繁衍，需要健康长寿。而精神需要尊重愉悦充实，除此之外，它还总想在身后留下点什么，或声音，或痕迹，或气味。比如不知哪位古人曾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再比如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朝于谦说：“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元朝大画家王冕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总之各种“留”。而东晋名将桓温就比较厉害了，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雷人名言：“不能留香，亦当留臭。”意思是，反正得留下点气味，强烈就可以。不能白来一趟。 这位桓温就是东晋时期曾带兵开疆拓土灭掉蜀地的成汉，又三次北伐度收复长安和洛阳，后来权倾朝野c欲篡晋自立但被谢安等人成功迟滞不久病死的那位曹操式人物。不过他不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主人公是与之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先了解一下习凿齿。习凿齿(328~412)字彦威，襄阳人，跟诸葛亮是老乡，后者的隆中茅庐就在襄阳城西。习凿齿是东晋著名史学家c文学家;是魏晋精神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其家世代为荆楚豪族，因为其祖习郁曾因功被光武帝刘秀封为襄阳侯。老习家从东汉开国之初到东晋，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一直是襄阳的名门大族。所以，在习家人尤其是习凿齿眼里，从东汉到东晋就是一个朝代。这也是他把东汉至东晋的历史整合在一起著作《汉晋春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关键原因是他的正统观。 习凿齿少有志气，且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一开始担任东晋大将c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位列诸参佐之首。桓温北伐时，也随从参与机要。桓温对习凿齿评价极高，他曾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凿齿。”话说桓温因两次北伐军功任大司马后，就比较膨胀了，开始图谋篡夺帝位，其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也难怪，从曹操曹丕到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不也成功了吗？大家也没说什么。成王败寇嘛！ 在这种背景下，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目的是重拾正统观念，端正社会舆论，抑制桓温的狼子野心。 这个书名太有深意。首先，把汉和晋连在一起，意思是晋朝是承汉而来，汉朝是其正统。这个汉是东汉和刘备的蜀汉，汉晋一脉相承。大家都知道，晋朝政权是司马氏从曹魏手里抢过来的。而曹魏政权是曹丕从汉献帝手里抢来的。习凿齿在史书里直接把曹魏和司马氏略过，就是要告诉桓温，这种篡位行为不是正当行为，其政权历史也不会予以承认。如果你桓温效法他们，那你也是乱臣贼子，不会被名正言顺地载入史册。你谋朝篡位还想青史留美名？做梦！再就是“春秋”二字，大家都知道，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春秋就是用来吓阻乱臣贼子的。所以，习凿齿的书也以春秋名之，《汉晋春秋》就是专门刺激桓温的。这种用意一定激发了后人的灵感从而丰满了关羽义薄云天的形象。《三国演义》里，和现在的桓温一样镇守荆州的关羽的手里总有一本书，那就是《春秋》。似乎自从他被曹操捉住后他就开始读《春秋》了，我觉得他这是为了表明自己是“降汉不降操”，故意拿着《春秋》这本书刺激曹操这个“乱臣贼子”的。因为谁都知道《春秋》这部书最是枯燥无味，被骂做“断烂朝报”。说关公一个大老爷们“喜读春秋”，鬼才信。他只不过装装样子罢了。这个细节在《三国演义》里一直保持到最后，背后有扛刀之周仓，手中有不释之《春秋》，简直就是他出场的标配。而在《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里的关羽部分，只字未提他喜读春秋的事。裴松之的注里倒是提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左传》又叫《春秋左氏传》，当然跟《春秋》很有关系，但还不是《春秋》。后人把关公手中的书掉包为《春秋》真是堪称妙笔，既使基本史实得到尊重，也使用意更加鲜明。不能不说这是受了习凿齿的影响。虽然我国古代很多书都叫“某某春秋”，但习凿齿《汉晋春秋》这个书名真是好得不要不要的。 东晋的“曹丞相”，现在又想做野心勃勃的司马昭的颇有文学修养c动辄满口金句的桓温，当然一下子就读懂了这个书名的含义，再看其中内容就更是字字句句“扎心了，老铁”。他简直被气成了表情包，没想到自己如此敬重和重用的人居然不为自己的帝王梦打call，还用写书的方式将自己的美梦打得粉碎！桓大将军生气的后果很严重。那就是把习凿齿迁为荥阳太守，一边站！但没想到不久，习凿齿即辞职回到故乡襄阳。这对桓温又是啪啪打脸。这时候，桓温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放不下称帝的野心，才爆出了那句雷人的名言。因为，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让他知道，他的行为一定会遗臭万年的。但他此时已权欲熏心，对唾手可得的人生巅峰无论如何也难以放手。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曹丕和司马炎就是榜样。 《汉晋春秋》是一部大书。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将陈寿的《三国志》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作对比，直斥前者对司马懿父子屡战屡败c公然篡位弑主等丑行多所回护，而将忠实记录这一切的《汉晋春秋》奉为“直书”典范。其实，习凿齿直书这些史实，都是在对桓温旁敲侧击。桓温虽三次北伐，有所斩获，但都是以失败告终，现在又要篡位，其行为跟司马懿父子如出一辙，只不过尚未走这最后一步。 过了两年，晋简文帝病重，留下遗诏由太子司马曜继承皇位。这就是晋孝武帝。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桓温到达建康那天，随身带的将士，都是全副盔甲，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朝廷官员到路边去迎接时，看到这个情景，以为他要搞“建康大屠杀”，吓得都变了脸色。桓温请两个最有名望的士族大臣王坦之c谢安到他官邸去会见，王c谢两人早已听说桓温事前在客厅的背后埋伏一批武士，想杀掉他们。所以，王坦之到了相府，“流汗沾衣，倒执手版(板)”谢安却十分镇静。进了厅堂坐定之后，他对桓温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在边境去防备外兵入侵。桓公为什么却把兵士藏在壁后呢？”（“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也是不能不防备点儿。”说着，就命令左右把后面埋伏好的兵撤去。桓温看到建康的士族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不久，桓温患病，返回姑孰，前后在京不过十四天。桓温回到姑孰后，病渐沉重，但仍逼朝廷加其九锡之礼，并多次派人催促。谢安c王坦之见桓温病重，以袁宏所撰锡文不好为由命其修改，借此拖延。同年七月，桓温姑孰病逝，终年六十二，至此锡文仍未完成。 总之，在习凿齿c谢安和死神的前后努力下，桓温遇到了重重阻力，最终也没有完成其野心。这里面自然也有《汉晋春秋》的一份功劳。 《汉晋春秋》是一部五十四卷的宏篇巨著。书中，上起东汉光武帝，下至西晋晋愍帝，语语谓晋承汉为正统，纵贯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篇幅之浩繁c内容之丰富c涉猎之广泛，为史学上所罕见，其历史和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他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曹为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晋的政权是从魏的手中接过来的，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否则晋朝国统不正。因此，习凿齿曾这样评价刘备:“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避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故，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诚然，今天的我们看这段历史，并不在意谁是正统，而且我们大多数会认为陈寿的史观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谓正统和忠君只是糟粕：皇帝宝座，有能者居之，这是历史的进步，本无所谓篡位与否。但陈寿是对的，习凿齿却是妙的。这一点大家同样认可。 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还专程去襄阳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有功国家，造福人民。在cd武侯祠殿上，近代钟瀚为此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应该溯源于《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因其直承东汉。但正如前面所说，在晋南渡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则改尊蜀汉为正统。虽然北宋一统中华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扶曹魏为正统。后来到南宋朱熹，又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似乎江山半壁之时，尊蜀汉为正统的声音就成为时代最强音。总之，朱夫子以后，尊蜀汉为正统的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这位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因此，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实不为过。 习凿齿这种辨证和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三国演义》成书，而且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榜眼张春则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由此可以看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在历史和史学上的价值与分量。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习凿齿虽为“半人”，却“名高两晋”，以致桓温和苻坚这些知名政治家c军事家都慕其名而争相“征辟”他，把他当做诸葛亮一样的人物。而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优秀知识分子，习凿齿却又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前秦王苻坚因慕习凿齿的才学与名望，屡屡致书“征辟”习凿齿，并派车马将他请去，许以高官厚禄，欲利用习凿齿为其实现政治野心服务。但面对大兵压境，习凿齿却以脚病为由，始终不肯从召，“鄙之”而“不仕”，并不辞而去。从而，他不计长途跋涉之苦，以老弱之躯，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远觅避秦之所，最终隐居江西新余白梅。相传白梅这个地名是习凿齿见到此处有一株盛放的白梅而取的 习凿齿的人品也正如那株白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当然，他还留下了一部史学巨著——《汉晋春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甲乙针经》：资深患者久病成医著医书 我国民间有一个“久病成医”的说法，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经常得病，自然而然对所患之病有深入了解和体会，知道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能够对症下药。所以久病确实可以成医。但成医后又著医书的人却不多。今天要讲的这部书很有意思，它是由一位久病成医者编写的。而且这部医书还填补了我国中医学的一项空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部书就是《甲乙针经》。 《甲乙针经》也叫《针灸甲乙经》，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该书集《素问》c《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然而这部书却并非业内人士所著，而是一位资深患者久病成医而写成的。这个人就是西晋皇甫谧。 皇甫谧（215一282年）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也就是久病成医。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c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c《灵枢》等虽有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c腧穴c主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 可见，世事洞明皆学问，带兵多了会写兵书，得病多了也能写医书。一个人长久地沉浸于一件事当中，汇集前人经验，钻通吃透，就能写出很有料的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神灭论》：生活绝非眼前的苟且 这是一本皇帝非常想列为却又最终没敢列为的书。每每翻开，总令人想见南朝范缜草鞋布衣绝不苟且绝不退缩舌战群“佛系”的动人风采。 事情得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讲起。 先秦以来，思想领域一直有一个热点论题，那就是关于人的形体死亡后，精神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便是现在也还被人屡屡提出，比如有一句甚为流行的话叫做“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量子理论取得实践上的突破以后，这种理论就更加盛行，现在有的网文开始宣传一种人死后精神会到另一个宇宙去继续存在的论调。这样的论调在我国古代就属于“神不灭论”。后来佛教传入，遍地“佛系”，这个问题又与三世轮回c因果报应c法身c佛性等佛教教义相融合，神灭神不灭的辩论更加激烈。最早阐述“神不灭”说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牟融的《理惑论》。该论云︰“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意思是，魂和神本来就是不灭的，只有身体自己会腐朽烂掉。身体就像五谷的根和叶子，神魂就像五谷的种子和果实，根和叶子一定会死，种子和果实哪里会有结束和灭亡呢？东晋的佛教净土宗之始祖慧远在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也提倡“形尽神不灭”说。其文云︰“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他认为精神能感知物质而非物质，故即使物质消失它却不会消失，而且能自今世的有情个体转移至来世的有情个体。其弟子刘宋宗炳又著《明佛论》(一称《神不灭论》)，提出“精神不灭，人可成佛”之说。谓“形质至粗，神明实妙”，并非神从于形，而是形从于神。 当时著名的思想家何承天撰《达性论》，批判宗炳之说，认为生死乃自然现象，形灭则神散，精神不可能从一个体移至另一个体，故主张“神灭”，从此遂展开一段往返论争。 到了齐梁两代，神灭不灭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这是由范缜引起的。 范缜字子真，年轻时死了父亲，家中贫困，侍奉母亲孝顺恭谨。他不满二十岁时，跟随沛国学者刘献学习，刘献特别看重他，亲自为他行加冠礼。范缜在刘献门下好多年，始终草鞋布衣极简主义，出门也总是绿色低碳――步行。刘献门下大多是乘车骑马的王公贵族子弟，范缜生活在他们中间，毫无愧色。范缜成年后，博通经学，尤其精通三礼（《周礼》c《仪礼》c《礼记》）。他生性质朴坦率，喜欢发表标新立异的宏论，友人都认为不合适。他只有跟表弟萧琛最合得来，萧琛的口才是有名的，可也每每钦佩范缜言简意赅。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而范缜则不同，他在生活中是绝不苟且的，尤其对于满眼的佞佛，满耳的诵经。范缜挺身而斗，与诸佛系发生了三场精彩绝伦的舌战，三战三捷，遂有《神灭论》传世。 舌战第一季 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广延宾客，草鞋布衣的范缜也受邀赴宴。萧子良以佞佛闻名，邸内除聚集了信佛的文人学士外，还招致名僧，讲论佛法。范缜却在这场宴会上盛称“无佛”，否认佛教的灵魂不灭c轮回转世c因果报应之说，这简直是“砸场子”的节奏，于是宾主群起而攻之，一场论战不可避免。 主人萧子良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意思是，您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世上怎么会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回答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意思是，人生在世如同一棵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轻拂帘幌落到了茵席上面，有的受篱墙阻隔落到粪坑里面。落到茵席上的，像是殿下你；掉入粪坑的，就好比是下官我。富贵贫贱虽然也是途径不同，而所谓因果报应究竟在哪里呢？也就是说，范缜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一番应对，真是有礼有力有节！因了这个唯美的比喻，现在就有一个成语叫做“坠茵落溷”。当然，范缜在那时候不可能看到贫富穷通的阶级根源，只得用偶然说来反对命定论，这也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萧子良不满意范的回答，但也觉得无法反驳，而从此范缜即开始了《神灭论》的酝酿。 舌战第二季 范缜回来后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见解，写作了《神灭论》。《神灭论》传到社会上，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萧子良召集僧人“围剿”，组团诘难范缜，却不能使他屈服。王琰讥讽他说：“呜乎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可悲呀范缜，竟不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范缜针锋相对地回答：“呜乎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可怜呀王先生！知道他的祖先神灵存在的地方，却不肯舍弃生命去追随他们。”）萧子良又想用中书郎官位来拉拢他，派王融对范缜说：“神灭论当然不是正理，而你顽固地坚持这种理论，恐怕有害教化。凭你的出众才华，还怕做不到中书郎？可是你故意跟大家唱反调，应当马上丢掉它。”范缜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假使我范缜肯出卖真理换取官职的话，早就做到尚书令c仆射了，哪里只是个中书郎啊！”）范缜的惊人言论都是这种风格。萧子良的僧侣团都折戟沉沙，铩羽而归。 齐明帝建武中，范缜出任宜都太守，所辖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内有许多神庙，范缜下令禁毁，不许奉祀，后来西邸他的一位老朋友c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夺权，范缜于是参加了萧衍的军队。 舌战第三季 到了梁朝，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其生动写照。此时，梁武帝，也就是范缜的老朋友萧衍，居然也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年)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把佛教当做“不二法门”，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发表了充实完善后的《神灭论》。 《神灭论》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神(精神)和形(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把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的关系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范缜的新版《神灭论》一发表，朝野为之哗然c震惊。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将《神灭论》扼杀在萌芽状态。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范缜当时正因替王亮说话而被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还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作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面对论敌如此精心的组织，范缜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再次改版，写成有宾有主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重新发行。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c文笔c思辨能力与范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c“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让他位居国子博士。 《神灭论》论文很有逻辑性，对驳斥佛家神不灭说非常有力，成了“打不死的小强”。范缜的表弟萧琛不同意范的说法，也写了一篇《难神灭论》，把三十一条逐段引来加以驳难，如前所述，萧表弟不是表哥的对手，但正因了这场“后院起火”，范缜的《神灭论》才歪打正着地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后世人看到。 范论运用了朴素唯物论的观点，远胜于从前辩神灭的许多议论，特别是一反过去分离神形为二的看法，而认为神形相即，又用了恰切的刃利比喻，甚为生动，能说服人。这是本论的一大贡献。中国的传统说法神形分离，佛教加以利用，影响很大。范缜从神形相即立论，就基本上推翻了这一理论的基础。其次，他对一向所说的鬼神，认为是与轮回报应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又过去宗法社会提倡孝道，重视祭祀，以为有鬼来飨等等，范缜也逐一予以驳斥。总之，凡是论敌可能用来作为论证有神论的，他都周密地予以杜塞了。 直到范缜去世，朝廷都不敢将《神灭论》禁止发行，只能讳莫如深。《神灭论》成为许多古代著作中的一朵奇葩，它为后世的中国无神论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典籍。 范缜撰写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厉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他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千百年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范缜的《神灭论》，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之一。《神灭论》有力的斥责了魏晋时期盛行的宗教佛学思想，让人们认识到了神的本质，有助于人们反对愚昧的迷信思潮。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被抬高为神学，谶纬迷信盛行；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有神论甚嚣尘上。但一批优秀而杰出的无神论者纷纷著书立说，予以迎头痛击，成为乌烟瘴气的乱象中的一股清流。从桓譚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再到范缜的《神灭论》，像一个个威力惊人炸药包，炸得这些谬论邪说体无完肤粉身碎骨。中国人“不信邪”的优良传统得以维系。酷到没朋友的范缜单枪匹马应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睥睨王侯，三季舌战横扫诸佛，三易其稿，《神灭论》存世，其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光照千秋，激励后人，永垂史册。这才叫“神不灭”！笔者这段论述才配叫做“神不灭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青囊书》：移花接木一火烧 华佗是我国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确实存在的一位神医。他与张仲景c董奉同为“建安三神医”。《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有《华佗传》，内容大同小异。而作为“神医”，他的知名度又是最高的。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音敷）。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经书。沛国相陈珪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任职，他都不就任。他“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即懂得养生之道，当时的人们认为他年龄将近一百岁，可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又精通医方药物，他治病时，配制汤药不过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c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热，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等到华佗一离开，病人也就好了。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每个穴位不过烧灸七c八根艾条，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需要针疗，也不过扎一两个穴位，下针时对病人说：“针刺感应应当延伸到某处，如果到了，请告诉我。”当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当须刳割者，”就“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 原来的甘陵（诸侯国名）相的夫人有孕六个月了，腹痛不安，华佗察看脉搏，说：“胎儿死了。”派人用手摸知道所在位置，在左边则为男婴，在右边则为女婴。人说“在左边”，于是喂汤药流产它，果然产下男婴形状，随即痊愈。 县吏尹世苦手和脚燥热，口中干燥，不想听到人声，小便不顺畅。华佗说：“试着做吃热食，出汗则痊愈；不出汗，此后三日内死亡。”立即做吃热食而不出汗，华佗说：“五脏的元气已断绝在体内，当呼叫哭泣而死亡。”果然如华佗所言。 府中官吏倪寻c李延同时来就诊，都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驱病。”有人对这两种不同疗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病好起床了。 一天，华佗走在路上，看见有个人患咽喉堵塞的病，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里人用车载着他去求医。华佗听到病人的呻吟声，就停车去诊视，告诉他们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家卖饼的，有蒜泥和大醋，你向店主买三升来吃，病痛自然会好。”他们马上照华佗的话去做，病人吃下后立即吐出一条蛇一样的虫，他们把虫悬挂在车边，到华佗家去拜谢。华佗还没有回家，他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他们，小孩相互告诉说：“象是遇到咱们的父亲了，车边挂着的‘病’就是证明。”病人上前进屋坐下，看到华佗屋里北面墙上悬挂着这类寄生虫的标本大约有十几条。 广陵郡太守陈登得了病，心中烦躁郁闷，脸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切脉说：“您胃中有好几升虫，将在腹内形成毒疮，是吃生腥鱼c肉造成的。”马上做了二升药汤，先喝一升，一会儿把药全部喝了，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陈登吐出了约摸三升小虫，小虫赤红色的头都会动，一半身体还是生鱼脍，病痛也就好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该会复发，碰到良医才以救活。”按照预计的时间果然旧病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正如华佗预言的那样，陈登终于死了。 曹操听说华佗善治病，就把他召去，让他常守在身边。曹操被脑神经痛所苦，每当发作，就精神烦乱，眼睛昏花。华佗只要针刺膈俞穴，应手而愈。 华佗卓绝的医技，大都象以上所说的那样。用“妙手回春，手到病除”来形容，丝毫不算过分。因此被人们称为“神医”。然而他本是读书人，却被人看成是以医术为职业的，心里常感懊悔。后来曹操亲自处理国事，病情更加严重，就让华佗专门为他个人看病。华佗说：“这病近乎难以治好，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华佗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看看，就对曹操说：“刚才收到家中来信，正想短时回家一趟呢。”到家后，用妻子有病为借口来推托，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肯回来。曹操几次用书信召他，又命令郡县派人遣送华佗返回。华佗自恃有才能，厌恶吃侍候人的饭，还是不上路。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虚假欺骗，就逮捕押送他回来。因此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拷问要他服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赦免他。”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终于判决了华佗死罪。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讨火来把书烧掉了。华佗死了以后，曹操脑神经痛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这小子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即那位称象的曹冲）病危，曹操才感叹地说：“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儿子活活地死去了。”（“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看来曹操是想让华佗当自己的“侍医”，即私人医生c健康顾问，而华佗不愿意，终于被杀。 以上这些“神迹”，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反复复证明了华佗医术的神奇，证明了他“神医”称号的得来不是浪得虚名。然而他的实事求是，治不好就告诉人家治不好，又说明他之所以神，是因为他行医经验丰富，十分了解疾病的发病规律。有关他“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的记述更表明他只是个有血有肉有烦恼的普通的读书人，并不是什么“神”。而曹操屡召不至，还找借口说妻子病了，最后因此被杀，一方面说明曹操的专横残忍，但也说明了华佗的清高任性情商低，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样的记述反而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陈寿和范晔都是有一说一的。 情商那样低，智商也一般——连个谎都撒不圆，跟同时代的司马懿的善于伪装一比，高下立判。但同样，医术就是那么神。 医书真相 《华佗传》是信史，里面提到他确实是被曹操所杀，但原因是是他不受曹操征召，还以自己妻子病为借口骗曹操，才招致了杀身之祸。《三国演义》里华佗被杀则是因为他要劈开曹操的脑袋做手术，致使曹操怀疑他是借手术之名行刺。《三国演义》里有曹操行刺董卓未遂的情节，又有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情节，所以曹操很警惕被人刺杀，又猜疑华佗是受关羽指使来杀他，加之不相信手术这种技术，于是杀了华佗。这样的情节设计顺理成章，可谓巧妙至极，突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曹操一以贯之的狡诈多疑的奸雄性格。但实际上，为关羽刮骨疗毒的人并不是华佗。华佗死于建安十三年，即208年。关羽“刮骨疗毒”事件，则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此时，华佗早已经死了十一年了，是不可能为关羽做“刮骨疗毒”手术的。如果华佗死后十一年还能为关羽刮骨疗毒，那才是真的神！至于为关公刮骨疗毒的人到底是谁，下文要讲，请继续往下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华佗死前，的确曾给了狱卒一卷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写成的一卷医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华佗传》对此都有记载。《三国志》是这样写：“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后汉书》这样写：“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内容只有一两个字不同。而《三国演义》则对这个细节做了很大的发挥。狱吏有了姓氏，叫做“吴押狱”，吴押狱对华佗很好，每日以酒食供奉。而那卷书也有了具体的名字，叫《青囊书》。在《三国演义》里，《青囊书》是被吴押狱的妻子当柴火烧了，而在《华佗传》中，烧书的人是华佗自己。 看来，华佗所著医书是否叫《青囊书》，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华佗确实写过一卷医书，又亲手烧掉了它，这部书应该是华佗自己写的，一是他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二是如果他拿以前的别人写的医书来托付狱吏，那没有必要这么郑重其事，也没有必要烧掉。但是这卷书的名字和内容随着一把火都成为不解之谜。 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华佗传》前半部分内容推测书里应该有什么内容。比如他所擅长的汤剂配制方法，针灸方法，麻沸散的配方，寄生虫病的治疗方法，死胎诊疗方法，各种手术的做法，头部中风的治疗，等等。最可惜的是唯一一位能够做手术的医生在历史上出现了，却又被曹操杀害，而且其医书又不存于世。如果华佗没有被杀，或其医书流传下来，中国的医学水平或许早已是世界领先水平。他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十八世纪初，比华佗晚一千六百余年。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那么，有没有《青囊书》这样一部书？它到底是什么书？巧了，历史上确实有一部《青囊书》。《晋书》卷72《郭璞传》说，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c天文c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c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这是晋代，郭璞曾有九卷《青囊书》，是他师父郭公从青囊，即青布做的口袋里拿出来的书，书名也不一定是“青囊书”，里面讲了一些五行c天文c算卦等内容，郭璞因此精通了这些方面的知识，技能大增，比肩前辈。结果他的徒弟赵载曾经偷窃这些青囊书，还没来得及读，就被火烧了。虽然这不是一部医书，但相同的是，这部《青囊书》跟《三国演义》里的《青囊书》一样，也是被烧掉的。这到底是惊人的巧合，还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张冠李戴？小作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可能作者知道郭璞《青囊书》和华佗的医书都是被烧掉的，所以便移花接木，在小说里用烧掉的《青囊书》代替了华佗那原本无名的医书。更有意思的是，让郭璞版《青囊书》烧掉的那位徒弟的名字叫赵载，谐音“招灾”。是否三国演义作者从这个名字得到灵感才有此移花接木？华佗之死不也是因为自己的清高任性而“招灾”导致的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题。至于这位脑洞大开的作者是不是罗贯中，这个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情节是在《三国演义》的哪一版开始出现的，也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题，值得考证。另外，在唐c宋时期的志书上，也提到一些《青囊书》的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书亦非华佗医书。《新唐书》志49·艺文三：窦蒙《青囊书》十卷国子司业。《宋史》志160·艺文六：陆贽《青囊书》十卷。综上：《青囊书》在历史上是有留名的，但是有很多人用这个书名，而书的内容基本上与医学无关。 华佗总评 总之，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c方药c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c外c妇c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c《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c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c“断肠滴洗”）。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到处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c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c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c全当归c香白芷c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c鹿c熊c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 华佗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华佗创编了一种锻炼方法，叫做“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也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同时可使腿脚轻便利索，用来当作“气功”。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他的学生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c鹿的伸转头颈c熊的伏倒站起c猿的脚尖纵跳c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遗产清单 华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c内脏病c精神病c肥胖病c寄生虫病，属于外c儿c妇科的疾病有外伤c肠痈c肿瘤c骨折c针误c忌乳c死胎c小儿泻痢等等。《世界药学史》指出阿拉伯人使用麻药可能是由中国传去，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最精此术”。《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不知是否确为华佗所作。《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从现存佚文看，《华佗针灸经》所载腧穴名称及定位均与《黄帝明堂经》有较大不同。 华佗的那卷医书虽然烧了，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我们从《华佗传》中看到，他还有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医术和秘方，毫不保留的传给了徒弟们。其中广陵的吴普和彭城的樊阿，是华佗弟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名医。两位弟子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各有建树。吴普主要学习了华佗的养生学，预防疾病，强身健体；而樊阿则向华佗学习了针灸之术和外科手术，深得华佗真传，并且很有成绩。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那个曾经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的治疗手法，和建议手术前采用“麻沸散”方案来看，确系深得华佗真传，当为华佗的弟子樊阿无疑。可惜，由于华佗的医术焚毁，梵阿也没有在著作里留下只言片语，我国中医里外科手术这一宝贵的支脉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以至逐渐消亡。 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 华佗是哪国人 按《华佗传》，华佗是沛国谯郡人，跟曹操是老乡。只不过老乡见老乡，给了他一枪。国学大师陈寅恪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题，即华佗并非中国人，而是印度人。为此他写了一篇题为《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的论文，指出华佗本身就是个神话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印度佛教传说。这个故事与“曹冲称象”一样，都是印度的舶来品。他有几个根据：一是华佗医术太神奇。二是天竺语（即印度梵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适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陈寅恪的意思很明显，“华佗”这个字和音的来源，来自印度神话，是当时中国的好事者将印度神话在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三是佛教文献有与曹冲称象和华佗治病类似记述。其实小作也觉得这怀疑真有几分道理，甚至还可以举出一些怀疑，比如麻沸散的配方里有曼陀罗花，而这种东西产自印度；华佗的名字里有个佗字，这个字中国不常见，而在印度语里很常见，比如印度的奴隶叫“吠佗”；三是佛教传入中国恰是东汉明帝时期，华佗作为一个印度人，边传教边以高超医术为百姓治病，很合乎情理。四是，大印度象在中国的北方并不常见，而在却很常见。 然而，这些只能说是巧合而已。即便这些都确实跟印度文化有关，也仅能证明了汉明帝以来的佛教文化的传播已经开始对东汉文化发生具体而微的影响以至华佗的名字和行医，以至曹冲见到了大象，也模仿佛教故事中类似情节称一称，何必非要成为印度人而后已？如果华佗是印度人，那他身上的那些中国文化基因将更加无法解释，比如精通儒家经典——“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和有读书人角色意识的——“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等，而且华佗的行医事迹散见于《三国志》的各列传（如《吴登传》）中，他给当时很多名人看过病。如果他真的是印度人，难道这些名人都看不出来？但并无任何人指出，裴松之的注里也没有任何体现。我们总不能因为华佗身上有这两方面的因素就说他是个中印混血儿吧？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相信我国的中医在东汉末年的确有一个质的飞跃，比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成书于这个时期；又比如董奉看病不要钱，只要患者在其宅周围栽五棵杏树，后世遂以“杏林”作为中医的代名词。等等。包括华佗在内的建安三神医，都是我国医学史上泰斗级的人物，个个都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这很难说是偶然现象。 所以，华佗是真人，真正的中国人，且其医术高超。其亲手烧掉的那卷医书也确实可惜，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三国演义》中华佗医书《青囊书》被烧的情节，更加剧了大家的这种遗憾之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孟德新书》：曹操自烧兵书为哪般？ 央视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张松在杨修面前背出了一部分《孟德新书》，现录之: 昔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地变化，不可先传。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然则兵非所乐，胜非所利，是故乐兵者必亡，利胜者必辱也。 夫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得三者而能全胜，吾所未闻也。治国以信，治军以诈，其容各殊。故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 兵之利在于信，兵之德在于道。德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气不激则拙，拙则不及，不及则失利;气不厉则慑，慑则无勇，无勇则必溃也。昔吾之战张绣，胜一败一，皆以气也。 这里的《孟德新书》一字一句，言之凿凿，但却百分之百是电视剧编剧编的。 在《三国演义》中是这样说的，“松(张松)笑曰:‘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c孟之道，武不达孙c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修(杨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胆量魁西蜀，文章贯太虚。百家并诸子，一览更无余。’当下张松欲辞回。修曰:‘公且暂居馆舍，容某再禀丞相，令公面君。’松谢而退。修入见操曰:‘适来丞相何慢张松乎’操曰:‘言语不逊，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祢衡，何不纳张松’操曰:‘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吾故不忍杀之。松有何能’修曰:‘且无论其口似悬河，辩才无碍。适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书》示之，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如此博闻强记，世所罕有。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皆能熟记。’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 需要注意的是，《孟德新书》在这里只是出现了一个书名，至于内容，并无只言片语，更不用说长篇大论。因为《三国演义》原著是文字艺术，书的内容也不是表现重点，所以完全可以一语带过，但电视剧是视觉艺术，必须有画面，创作者为了再现这个精彩画面，总不能让张松巴拉巴拉说一堆乱码。所以，很可能是导演逼着编剧硬是无中生有地编了这么一段。那位编剧的确很有才，有很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深厚的古文功底，把这段假的《孟德新书》变成了一处亮点，非常出彩。那么，真的呢？是否真有这部书？ 有相当多的读者认为所谓曹操烧掉《孟德新书》只是《三国演义》的虚构。在正史中，应该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个名字多半是后世杜撰的。 这种想法属于臆想，历史上确实存在此书。 现实中的《孟德新书》 裴松之为《三国志武帝纪一》做的注文中，引用《魏书》中的语句︰“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c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在裴松之的这段引文中明明白白地把“新书”，即《孟德新书》的作用说清楚了：“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正说明《孟德新书》是一本接地气c很实用c高水平的兵书。 那么，《孟德新书》是在张松出使后就不见了吗？不是！因为在盛唐时，有另外两位大军事家还在讨论《孟德新书》，这两位大军事家不是旁人，正是太宗李世民与卫公李靖（哪吒的父亲，托塔天王的原型）。《唐李问对》中太宗曰︰“奇正素分之与，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这说明三国至唐朝这段时间里，《孟德新书》都还“健在”。 《孟德新书》是曹操总结半生军事生涯c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并创新军事理论的成果，共十四篇，其中十三篇是兵法韬略，而最后一篇是政略。在《孟德新书》之后，整整几百年都没有出现新的名作，直到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军事理论的新高峰。 以曹操的水平创作一部兵书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曹操广泛涉猎前代兵书，唯独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并为《孙子兵法》作注。他在《孙子注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又说︰“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孙子注》正文也分为十三篇，前引《孙子兵法》原文，继而以“曹操（公）曰”作注。北宋时期，神宗元丰年间颁布的《武经七书》，其中《孙子兵法》下只收录了曹操注，可见，曹操的注还是很有水平的。 罗贯中笔下的刻意安排？ 曹公焚书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的，如果是一整部《孟德新书》，张松怎么可能倒背如流？还说什么“蜀中小儿能做到暗诵如流”。这话哄小孩儿还行，杨修一眼就看出来了，只赞他“过目不忘，天下奇才”，并认为是曹操轻慢了张松，张松才展示了绝活儿报复他，而张松在被赞“过目不忘”后也并没有任何辩解。那罗贯中为何要在《三国演义》中安排这一情节呢？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罗贯中其实就是借这段戏说和张松之口，大概是想讽刺足智多谋的曹操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顺便批判一下社会上那些以貌取人者和文抄公们罢了。 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孟德新书》 关于孟德烧书的情节，毛宗岗评点说：“今之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又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对此很是赞赏。《孟德新书》没能流传至今，只能说是历史的缺憾了。此书没有流传下来，可能是被后来统治中原的晋朝所禁止（原因可能是避讳忌惮），从下层老百姓来看，是受了尊刘抑曹的思潮影响，在民间不受欢迎，导致最后失传。若真如此，罗贯中安排此情节倒是反映了民意，因为古代的读者会对此拍手称快，觉得大快人心。小时候听评书，支持刘皇叔厌恶曹操的我听到这一情节时确实有这样的感受。但稍大一些，再看央视拍的《三国演义》里这个桥段，对曹操往火盆里扔自己的新书，已经是心疼不已了。 也有人认为，所谓《孟德新书》或许是曹操所做两部兵书的别称。这也是一种误解。曹操确实写了《孙子略解》和《兵法接要》。前者又称“孙子注”，是注解《孙子兵法》的。而《三国志》里说得清楚，曹操“自作兵书十余万言”，即是自己创作的。注解是不能算作创作的。至于《兵法接要》就更不可能是这部“新书”。因为“接要”的意思是“摘要”，这部书只是曹操的学习历代兵书的札记。在遍读了古人的兵书战策，并做了大量学习札记，还特别为自己最欣赏的《孙子兵法》做了注解后，结合自己南征北战的作战实践经验，创作出一部“新书”，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史书中已经明确说明了。因此，《孟德新书》是铁定存在的，这个怀疑可以打消了。但是，除了《唐李问对》中引用了一下，其它书则引用很少，说明此书知道的人委实不多。唐以后它的消失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原因，目前只能靠猜。 曹公最初由孝廉起家，官至一国宰辅。大小数百战，他所闻所见所得所失汇聚的经验应该是笔不小的财富，在三国这个精彩纷呈的年代，他的失败他的成功，他的猜忌他的用人相信都会在书中有所体现。所以，无论是曹操自己烧了，还是被罗氏代表的民意烧了，对于研究曹操这个颇有魅力的历史人物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将苑》：谁给诸葛亮当枪手？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寿的《诸葛亮传》说他早年随叔父诸葛玄从山东老家迁居荆州，后隐居襄阳隆中(今襄阳市襄州区)，人称“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向刘备提出了夺取荆(今湖南c湖北)c益(今四川)，外结好孙权，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建议，此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第一谋士。他辅佐刘备c刘禅创建了蜀国，自任丞相。刘禅继位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掌管蜀汉军政大权。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c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积极推行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但困力不从心，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死于五丈原军中。他足智多谋，善于治军，革新连驽(革新后能同时发十箭)c创“八阵图”c造“木牛流马”(一种有利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受到后人的崇敬。 以上这些都记载在《三国志》里，是信史，实有其事。加之后世《三国演义》对他的宣传，尤其是种种神奇之功几乎都“被”他包了饺子――比如赤壁之战诸葛亮几乎独占全功――更使得他的军事才华突出，形象光彩照人。 从前后《出师表》和《诫子书》里，我们已经充分领略到其文字的魅力。我们不禁疑惑，如此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加上杰出口才，卓越文才，难道就没有留下一部书？这个应该有吧？可是我们的答案却是：这个真没有。至于为什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时间。他不是不能写，而是因为忙于军国大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根本没有大块时间来写书。诸葛亮写了很多表章奏议，发布了军令军规，但那是他非写不可的。书则未必。他唯一的书《诸葛亮集》也是后人把他生前写的这些散碎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的。 不过，许多诸葛亮没有做过的事，罗贯中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在《三国演义》这部书里给他安上了，为的是集中笔力塑造诸葛亮的形象。而在书外，也有人帮诸葛亮弥补“没有留下一部书”的缺憾，自己写了书，放在诸葛亮名下。书名则是《将苑》。诸葛亮真是不花钱就雇了一个枪手。 《将苑》又称《心书》，是中国古代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宋代叫《将苑》，明代开始叫《心书》，但无论《将苑》还是《心书》，在陈寿写的《诸葛亮传》里的诸葛亮集目录中都没有出现过。我们看陈寿列的诸葛亮集目录就能明白。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里面有一些与军队有关的章节，但《将苑》这本书，的确没有。 隋唐史志中也没有此书。《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所以在清初学者姚继恒开展的古书打假专项行动中，这部《将苑》被列为重要对象。他的《古今伪书考》及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认定《将苑》是后人伪托之作。清朝学者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进一步说：“《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权》以迄《北狄》，凡五十篇，篇幅均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点出了此书与诸葛丞相不相配的地方――“窘于才”。 《将苑》虽然不象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看来这位志大才疏的枪手还是很了解诸葛亮的。 自陈寿编《诸葛亮集》后，明清又编辑多种，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c杨时伟编《诸葛忠武全书》十卷c清朱编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c张澍编《诸葛亮集》等。中国兵书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伪托之作多托于先圣先贤。由于诸葛亮被后人当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的“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各种书目著录诸葛亮撰的兵书就有二十余种。枪手还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其实该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它非常系统的论证了将领在军队中的地位c作用c品格和领兵作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因此颇受后人重视。 如果读者诸君有兴趣读一读《将苑》，你会发现，其不仅切入角度很独特，军事思想很深刻，文字也是很生动的。这里只把第一章拿来，做个例子： ○兵权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看，“猛虎”c“鱼龙”的比喻多么生动！两相对比，将执权的效果失权的后果说得明白晓畅，形象可感，有力地突出了兵权的重要性。 其实，不管是甘心为诸葛亮当枪手也好，蹭诸葛亮的热度也罢，只要书确实有料，还是能够被读者接受的。《将苑》居然曾“混”入明人编的《诸葛亮集》，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传说明朝的刘伯温辅助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很膨胀，先是自拟了一幅对联“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自我标榜，后来居然去挖诸葛亮墓，结果挖到一块石碑，吓出一身冷汗。那石碑上写着两句话：“吾知后世有你，你知后世何人？”可见诸葛亮料事如神。 不过笔者想问的是，诸葛亮是否知道后世何人给他当枪手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扬雄“握笔携绢”著《方言》 公元前13年，汉都城长安人群熙来攘往的街道上，走着一位衣着素朴c40来岁的中年男子，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就是一手执笔，一手执一幅白绢。白绢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字。他自己操着川普（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在当时也就是四川口音的长安话），但是听到非长安口音的人在说话，他就会赶紧凑上去，认真地听，然后问人家，你刚才说的话是哪里话，刚才那个词语怎么写呢？ 这位中年人是谁呢？他又在做什么呢？ 他就是有汉一代最受推崇的经学家c象数哲学家c文学家c天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辞赋成就媲美于司马相如的扬雄（与前者并称“扬马”），并且他跟司马相如还是老乡，都是蜀郡cd人。他就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里提到的“西蜀子云亭”的主人。因为扬雄字子云。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可见他是一个渊博的人。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他对各地方言产生了浓厚兴趣。上文描述的是他在街头进行各地方言实际调查的画面，每天晚上回家之后他还要对白天收集到的方言进行整理排比。这样的工作他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做这些是为了完成他的一部书――《方言》。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不然刘禹锡也不会把他的子云亭跟自己的陋室相提并论。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 说到方言，你肯定认为是指现在所说的各地南腔北调的话。大体不错，但情况更复杂些。“方言”一词首见于文献且以此命名书名都始于应劭。后世传本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方言之“方”，并不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方”之“方”。“方”者，邦也。商周有称周边为“土方”c“鬼方”。“方言”即邦言，“别国方言”即指不同邦国之特色语词。刘歆《遗扬雄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c异国殊语”。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书为《殊言》，“知绝遐异俗之语”。“殊”亦“别”也，“殊言”与刘歆称其“异国殊语”意思相。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据研究，《方言》中几乎每卷都有见于现代南方民族语的非汉词语。可见，那时的方言即使写在书面上，也是五花八门，而不像现在，都是汉字。 公元前后，虽然大汉帝国已经建立，但在汉语使用区域仍是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北边河套草原是胡狄即阿尔泰语，南边江淮湖海是夷越一苗蛮即南亚一南岛语，西边甘川地带是氐羌即藏缅语。因此记录着汉语及其周边民族“汉字记音式”词语的《方言》，不是一本西方或现代方言学意义上的dialect一l一gy专著，而是一部搜罗并比较多种语言的同义词语的历史比较词汇学或“中国古典方言学”著作。郭璞赞其:“考九服之逸语，标六代之绝语”，像扬雄这样恣意汪洋c肆心广意的学者，撰著《方言》的旨趣正于此。《方言》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西汉宣帝时直臣c名臣张敞之孙)就盛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輶輶(y一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c习俗c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cd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悬之日月而不刊”的意思是不刊之作。我国古代有个成语叫不刊之论。刊，古代指消除刻错了的字；不刊，不可消除c修改。意为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借以形容文章或言辞精准得当，无懈可击。这简直是要上天的节奏。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c二c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c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c家具c农具等;卷六c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c船c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c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1跌:蹷也。(卷13) 2焬c烈:暴也。(同上) 3怃c怜c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4嫁c逝c徂c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1c2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c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3c4大体是全书的通例。所谓“通语”c“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锐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5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6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1) 例5倯(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6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奇怪的是，作为西汉图书总目录的《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都没有提及《方言》这部书，所以后代便有人对《方言》的作者发生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经“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现代学者王国维c罗常培等主张《方言》为扬雄所撰。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 总之，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c闽本和赣本，现存宋本是南宋庆元六年(1200)浔阳(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传的刻本。《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c晓c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c“某地语”c“某地某地之间语”c“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可以说是古代的普通话。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c《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方言》一书所涉及的方言区域，东起齐鲁，西至秦c陇c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c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c越c东瓯，西南至梁c益c蜀c汉，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由此可以考见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绘制出大致的方言地图。《方言》还为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但由于它在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以检索，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c汉语方言史c汉语词汇史c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伤寒杂病论》：不想当医生的太守，不是好厨子 我国人民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但大家知道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大多数人只知道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吃饺子也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作者c我国古代医圣c东汉末年长沙太守张仲景。不仅如此，饺子就是他发明的。真是“不想当医生（圣）的太守，不是好厨子”啊！ 乱世炼良医，五年成奇书 前段时间热播的《急诊科医生》，让大家看到了一批当代杰出的医生形象。他们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一例例性命攸关的急诊练就了他们的处变不惊c冷静果断c妙手回春。所谓熟能生巧，经历的病例多了，医生的技术才会有质的提升。我国历史上有很多乱世，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疾病流行，众多的病例捧红了一个个经典的药方，也造就了一批批名医。医圣张仲景就是这样炼成的。 东汉末年，战乱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大规模的瘟疫一波又一波，前后达5次之多，很多人因此丧生，正如曹操诗中所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为最。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却趁将其看做商机，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草菅人命。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c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开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积极进行临床实践，热心为百姓治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刻苦研读《素问》c《灵枢》c《八十一难》c《阴阳大论》c《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c灸烙c温熨c药摩c坐药c洗浴c润导c浸足c灌耳c吹耳c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他还像优秀的民间同行学习，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c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与此同时，他还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 他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汉献帝时任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高官。他一面做官，一面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另一方面，张仲景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此时的他是厚积薄发，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公元210）年，他潜心著书，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十六卷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它“为众方之宗c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c症状c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c法c方c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精炼，主治明确。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主张看病的依据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仲景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堪称中医学发展中的“点睛之笔”。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选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病人吃错药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书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c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c丸剂c散剂c膏剂c酒剂c洗剂c浴剂c熏剂c滴耳剂c灌鼻剂c吹鼻剂c灌肠剂c栓剂c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c服法也交代颇细。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伤寒杂病论》对针刺c灸烙c温熨c药摩c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c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历代有关注释c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c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c朝鲜c越南c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冬至吃饺子，纪念张仲景 这位医圣在民间有很多美好的传说。比如，张仲景在为百姓治病过程中发明了饺子，而我国自古以来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就是为了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象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 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c下棺c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c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 《伤寒杂病论》的世间旅行 公元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当时，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不久，原书亡失。 时间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他利用太医令的身份，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c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c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c《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c《难经》c《伤寒杂病论》c《神农本草经》)。 最后，要透露一个小秘密：张仲景和华佗是同时代人。而且，华佗也看到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他在读到此书第十卷时高兴地点赞并评论：“此真活人书也！”所谓“活人书”就是说当世之人写的医学经典。可见此书对华佗的影响很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文心雕龙》：一块雕琢精美的敲门砖 公元五六世纪之交出现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中国人永远引为自豪的杰作。鲁迅把它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称之“为世楷式”。但《文心雕龙》却是作者刘勰在穷困当中写成的。 刘勰在文心里雕了一条龙。他的一生跟这条龙密不可分，而他的命运也可以用龙来描述。 潜龙在渊，潜心著书 王安石有一首众口流传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本人非常喜欢这首诗，甚至还取第三句前三个字做了自己的笔名。这首诗里的几个地名所形成的地理范围，却正是今天的主人公刘勰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早孤”，“家贫不婚娶”，一个孤儿，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纯正的穷丝。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京口是南朝重镇，人文荟萃之区，常有些著名经学家c史学家在此讲学，对刘勰可能有过某种影响，因而他“笃志好学”。二十六七岁时，笃志好学的刘勰，到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定林寺依靠了寺中方丈僧祐。南朝四百八十寺，钟山定林寺名列前茅，地位显赫。自公元435 年建寺以来，高僧辈出，“士庶钦风，奉献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资财饶足，藏书丰富，是个风光优美而又无喧嚣的读书胜地。僧祐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师，门徒达一万多人，遍及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说起刘勰为什么到这里来，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刘勰的老家在山东东莞（此东莞非彼东莞，而是山东莒县）。他自幼父母双亡，留下的财产只有一堆书籍。刘勰十分珍爱这些书籍，每天从山上砍柴回家，总要苦读到半夜。家里没钱买灯油，他就跑到十几里外的金华寺，借着佛灯读书。金华寺的主持和尚叫僧祐，很有学问，千卷佛经背得滚瓜烂熟。他住的禅房里收藏着不少古代名著。这天，僧祐刚念完早经。忽然，夜里值更的小和尚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说大殿里佛爷显灵，他亲眼看见佛身摆动，亲耳听到朗朗的诵经声。那僧祐长老半信半疑，决计亲自察看个明白。第二天天刚黑，僧祐就暗暗藏在大殿等候。初更过后，仍没有动静，大殿里阴风飒飒，烛光摇曳，好不祐人。僧祐正在纳闷，猛地发现有个瘦小的身影从墙外跳进来，轻手轻脚走进了大殿。定睛细看，原来是个孩子。“你夜晚翻墙入寺，想干什么？”僧祐从佛像后走出来，厉声问道。“我我是来借灯读书的。”刘勰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结结巴巴地说。待等刘勰把真情全讲清楚以后，僧祐很受感动。他亲切地抚摸着刘勰的肩膀说：“有志气！如你不嫌，就跟我读书吧！”从此，刘勰就师从僧佑，博览群籍，终有所成。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所谓东莞即山东莒县，只是刘勰的祖籍，刘勰却是在京口即江苏镇江长大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在东莞的金华寺跟僧佑相遇，而僧佑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金华寺，他是在建初寺出家，后来到了钟山的定林寺。两寺都在当时的建业即今南京城内。第二，刘勰是成年后到定林寺投靠僧佑。故事是编的，但有一点是真的，酷爱读书的穷丝刘勰确实在僧佑的护佑下，获得了一个无比优越的环境，让他能如饥似渴博览群书，最终成为一个颇有才学的人。 刘勰与僧佑处十多年，为他整理了大批佛教经论。唐太宗时修成的《梁书·刘勰传》中还说：“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刘勰精通佛教经论，但他住定林寺十多年，却没有落发为僧，当然是在期待着什么。他所理想的人生，是文质彬彬，德才兼备，堪负军国重任，“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是说，仕途不顺就坚持德操，著书立说，传于后世；仕途顺利就驰骋才能，建立功绩，奉献于时代。 但是，自两晋到南朝，是门阀统治时代，豪门士族在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出身寒门庶族，不管有多大才能，除非特殊机遇，难于登上高位，充其量只能干些低层的劳苦差事。对于出身寒素的刘勰，“奉时骋绩”的可能是太渺茫了，只能选择“独善垂文”的艰苦路子。 于是他就开始了对文章问题的研究。公元501 或502 年，刘勰在黄卷青灯之下完成了永垂千古的名著《文心雕龙》，前后大约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这时他约三十七八岁。刘勰期望因此而成名，受到赏识。然而却不那么容易，正像他所感慨的那样：“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所以《文心雕龙》写成后，当时不被称道。但刘勰心中有数，是很自信的。现代人写了书，为了提高知名度，会请名人写序，古人也有类似的招数。刘勰也是无师自通。有一天，他打扮成一个货郎的样子，挡住沈约的车子，把书献给了沈约。沈约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一代辞宗”，官散骑常侍c吏部尚书，地位高，名气大，乐于奖掖后进。他读了以后，认为“深通文理”，经常放在案头。第二年，刚刚改朝换代登上皇帝宝座的梁武帝萧衍，为了缓解地主阶级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主张“唯才是务”。这给刘勰带来了转机。大约也还是由于沈约的赏识和推举，这一年刘勰当上了奉朝请。奉朝请，是奉朝会请召的意思，不是官职，没有定员，是给有些名望或影响的人的一种衔号。但对刘勰，却是由布衣迈进了仕宦门槛。所以，《文心雕龙》于刘勰而言，确实是一块改变命运的敲门砖。 南梁天监年间，刘勰做过记室c参军等小官，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赏识。 亢龙有悔，落发为僧 但刘勰是个很有远大志向的人，这类没有作为的小官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他也曾做过能有点作为的小小县令，本想小试锋芒，施展一下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好的父母官，但又被调去任些闲差。 梁天监十七年，定林寺住持僧佑圆寂，他长年搜集的许多佛经放在那里无人整理。由于刘勰曾在定林寺隐居多年，对经典十分精通，梁武帝就派他重返定林寺，和另外几名高僧一同去整理僧佑留下的经藏。 刘勰徒怀鸿鹄之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能，就又回到了佛门，胸中也难免有些惆怅，但经过了多年的官场生活之后，他对官场上的勾心斗角c你争我夺的互相倾轧也已开始厌恶，他觉得重回佛寺倒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他决定剃去头发和胡须，向梁武帝请求正式皈依佛门，出家为僧。一向崇尚佛教的梁武帝欣然同意，还为他赐名慧地。从此，刘勰不再过问政治，一头钻进了研究c整理佛教经典的工作之中。后来，刘勰回到了老家，在家乡修建了一座佛寺，仍取名为定林寺。在那里，他整日埋头研修佛学，最终圆寂在家乡的土地上。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虽在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他死后，渐渐地为人们所注意，尤其到了唐代，更是大放异彩，被后人誊为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 《文心雕龙》所以能够“为世楷式”，除了它“弥纶群言”以外，还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而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前无古人c后无来者的。在它以后的众多文学理论著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或问题上有更加精辟独到的研究，但就体系的宏大c完整c严密而言，都不能与它相比拟。 《文心雕龙》全书包括50篇文章，共三万七千余字，分上c下两编，各25篇。受当时文风影响，全文都是用骈体文的形式写成的。即每两句都是上下对仗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章本来是很容易陷入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但刘勰的《文心雕龙》却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思想深刻，逻辑严密，见解独到，语言精美，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这部巨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箕子宪法》：韩国人为什么说孔子是他们的 前几年韩国人将“端午祭”申遗成功，之后又说孔子是他们的，现在又要将汉字印刷术据为己有，好像中国没有什么不是他们的。这引起了我国网友一的怒喷。郭德纲在相声里替大家出气，说我们发明了韩国人，大家都轰然叫好，觉得出气c痛快c爽！其实，以这种方式发泄毕竟还是比较l一，没有文化含量，所以也就没有力量。顶多算是文字游戏。今天小作给大家介绍一本书，相信通过对这本书的了解，您会对“棒子们”种种所谓文化强盗的举动疑云顿消，转怒为喜，也会找到克制他们的有效方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朝鲜。 古朝鲜被世人赞誉为“君子之国”，“有类中国，以卿淳儒”，的确曾是孔子向往的理想国。此事见于《论语》和各种史书。《论语·子罕》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汉书》记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孔子悼道不行，欲居九夷。”《后汉书·东夷传》序文记:“东方曰夷。夷有九种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在哀悼儒道不行的时候，想到儒道大行的君子之国朝鲜，愿意乘桴浮海，到“君子居之”的东夷朝鲜居住。 那么，古朝鲜这种谦谦君子之风又是从何而来呢？ 古朝鲜的千年盛世源于箕子宪法“禁设八条，文宣礼乐”。箕子是人名，他是殷朝末年的中国人。箕子在古朝鲜执政得时代叫做“箕子朝鲜”时代。古朝鲜的历史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其中箕子朝鲜（历时1120年）和李氏朝鲜（历时519年）都是很长且很重要的阶段。箕子朝鲜的宪法和宪政对于今天的韩国人c朝鲜人和中国人来说，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李氏朝鲜（1388年5月年王氏高丽将领李成桂发动兵变，背元投明，经几度废立，自掌大权，1392年改国号朝鲜。是为李氏朝鲜。1910年被日本吞并，李氏朝鲜结束）时期大儒李栗谷对于朝鲜人忘记箕子的历史贡献的状况感到担忧。他希望朝鲜人对于箕子的贡献能够做到“家诵而人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今天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已经忘记了箕子的贡献。甚至还有人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这种忘记历史的可悲状况在中国同样严重。研究古朝鲜的箕子宪法和宪政，可能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宪政法治与儒教文化的关系。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话说三千一百年前周武王灭殷时，纣王的叔叔箕子带人避难抵达朝鲜，建立了箕子朝鲜，制定了宪法。其四十八代后孙韩奇鲜于等人创立了三氏姓。 李栗谷先生曰:“箕子诞位朝鲜，不鄙其民，养之厚而教之勤，变椎结之俗（头发盘成椎形的风俗），成齐鲁之邦，民到于今，受其赐。礼乐之习，济济不替，至于夫子有浮海欲居之志。”在栗谷看来，古朝鲜之盛名来自箕子的宪法宪政。箕子在朝鲜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82年，在位40年，寿93岁。箕子到达朝鲜后按照商朝宪法洪范九筹制定了宪法，禁设八条，文宣礼乐，开辟了古代朝鲜儒家宪政的治理方式。 那么，箕子为什么要去朝鲜呢？ 众所周知，殷纣王荒淫无度，被周武王推翻。当时在殷朝内部反对纣王暴政的人很多，纣王自己的亲属中就有三位，分别是微子c比干和箕子。微子，名启，殷纣王的同母兄弟，纣王的亲哥哥;箕子，名胥馀，曾任殷代的太师，他和比干均是殷纣王的叔父。微子屡次劝诫弟弟纣王，纣王不听，微子于是到荒野隐居，练习荒野求生去了。比干拼命进谏只是唤起了纣王对他心脏结构的兴趣。箕子也曾多次劝告，纣王置之不理，且有加害之意，于是箕子披发装疯，结果纣王要验证真假，于是贬他为奴。后来周武王克商，命召公释放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述商朝宪法洪范九筹后乃避中国，东入朝鲜。武王闻之，因封以朝鲜，都平壤。箕子在朝鲜制定的宪法大纲，创立八禁之法，推行法治和礼教。以农业技术指导人们耕作田地，形成了具有中国儒家之风的朝鲜宪政文化。 微子c箕子c比干三人被孔子称为“殷末三仁”，即殷朝末年三位仁人。而孔子就是微子的后裔（《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对子贡说：“予始殷人也。”意思是，我的祖先是殷人）。所以，孔子和箕子都是殷商的后裔，“乱邦不居”的他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又知道儒家思想在朝鲜得到很好的推行，以致形成了君子之国时，才由衷地表达了对朝鲜（也就是当时的九夷）的向往之情。这就是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的根本原因。不过，孔子只是向往，始终没有真去。即使真去了，他的出生地也是鲁国曲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只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他们的种种谬论就不攻自破。现在韩国人把八十杆子都打不着的血缘关系拿出来说事儿，只说孔子是韩国的，不承认箕子朝鲜，只想抢东西却不想认祖归宗，有利的津津乐道c大肆炒作，甚至生拉硬扯，不利的三缄其口c讳莫如深，究其本质，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文化流氓主义。 关于箕子去朝鲜以后的情况，中国史籍没有准确的记载。至于《箕子宪法》，中国学术界更少关注。在这一方面，李栗谷先生有重要贡献。他在45 岁时，曾撰写《箕子实记》记录了箕子到达朝鲜前后的经过c箕子在朝鲜推行的八禁之法以及箕子后代的情况。 栗谷说：“箕子商宗室也，或曰名胥馀，学明九畴，身传圣道，以畿内诸侯仕为太师帝九嫡子。箕子谏纣不听，囚箕子以为奴人。周武王克商，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既为武王传道，不肯仕，武王亦不敢强，箕子乃避中国，东入朝鲜。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武王闻之，因封以朝鲜，都平壤。初至言语不通，其略译而知之。教其民以礼仪c农桑c织作c经书c井田之制。”关于箕子究竟带了多少人去朝鲜的问题，过去没有准确的说法。栗谷明确地指出是五千人，并且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从箕子所携人员的规模和结构看，简直是一个诺亚方舟式的种子团，在当时足以发展出新的国家。但是，遗憾的是，随同箕子去朝鲜的人员的具体姓名c身份等问题在栗谷的记载中没有说明。根据朝鲜的其他资料记载，随同箕子到达朝鲜的还有康侯c景如松c琴应c南宫修c鲁启等。他们后来各自成为朝鲜的抗氏c经氏c秦氏c南宫c鲁氏的始祖。 关于箕子在朝鲜推行的宪法即八禁之法，中国法史学界过去也不甚明了。栗谷说:“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其家奴，女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浮。辟其田野都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可惜栗谷先生采取省略方式介绍八禁宪法，读者难以知道其全部内容。 根据《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大概为以下内容： 其一，“相杀，以当时偿杀”。 其二，“相伤，以谷偿”。 其三，“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其四，“妇人贞信”。 其五，“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其六，“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c牛c马，名之为‘责祸’”。 其七，“同姓不婚”。 其八，“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 箕子为古代朝鲜人民制定的八禁宪法内容是以儒家仁爱思想为基础的。其中有的内容直到今天还在影响韩国的法律原则。比如同姓不婚的原则，今天韩国和朝鲜的民法和婚姻法还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坚持。因为近亲结婚容易造成孩子弱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此外，八禁宪法中以山川界限作为行政区划的划界原则一直影响了历代朝鲜的行政区划的调整。今天中国行政区划中不重视自然山川的界限，往往人为的主观因素过多，结果造成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源产生纠纷的问题难以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箕子为古代朝鲜人民制定的八禁宪法要比古代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早一千多年。 根据栗谷的记载，箕子在朝鲜推行的八禁宪法的效果很好。乃至形成“中国之风”，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朝鲜被仁贤所化，成为诗书礼乐之邦，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人民以大同江比黄河，作歌以颂其德。这说明宪政和礼教需要并行，硬法和软法不可偏废。八禁宪法和儒教在朝鲜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箕子后人的情况，栗谷描述了箕氏世君管理东土的过程。“自箕子传四十一代，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国。”栗谷对箕子的后代世君的名字只提及最后两代君王：箕否和箕准。公元前194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代后裔c也是箕氏朝鲜的最后一任国王箕准被燕人卫满驱逐，燕人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准被逐后，“率领左右宫人入居韩地金马郡，号马韩王。统小国五十余。亦传累世。其后，新罗c高句丽c百济三国渐大，马韩寝衰，百济始祖温祚王二十六年袭马韩，并其国。箕氏主马韩又二百年而亡。传祚前后凡一千一百二十余年。”箕氏马韩最后被百济所灭。从箕子移居朝鲜开始，箕氏朝鲜和箕氏马韩的箕氏统治历史长达112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情况。也就是说，当中原地区已经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时，当孔子为恢复周礼到处奔波时，古代朝鲜还在《箕子宪法》的统领下呈现着一派诗书礼仪之邦安定繁荣的盛世景象。如此长时期的君主统治的王朝历史可以说空前的，在后来的朝鲜半岛再也没有出现过。故栗谷说:“我东人受箕子罔极之恩，其于实迹宜家诵而人熟也。”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c玄菟郡c真番郡c临屯郡。卫满朝鲜王都王险城被降为乐浪郡治朝鲜县。公元前37 年，中国辽东的扶馀国王子高建立高氏王朝，称高句丽。公元427 年，高句丽国向半岛扩充势力，定都平壤。高句丽与半岛的新罗国和百济国并立，形成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直到1392年李氏朝鲜建立才结束结束这种局面。 话说孔子当年没有实现其到“君子之国居之”的意愿，但他的后裔却最终到达了朝鲜并繁衍起来。 孔氏后裔如何远走韩国，则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 话说当年，经过耗时三十年的六次战争，蒙古攻占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及至元顺帝时代，开始采取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在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 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元朝将高丽王子遣送回国登基即位。在陪同公主去高丽的队伍中，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姓孔，名昭，为孔子第五十四代孙。 第一次迁徙海外 孔昭至高丽，入选国学，位列八学士之一，因避讳，改名孔绍，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蔚为望族。 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孔氏家族的优待上即可见一斑：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学校，平民百姓免除杂役，凡孔氏族人做奴做婢者，一律解除奴婢身份，甚至罪犯也不在杖囚之列，并且仿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爵。 由于这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到如今，这一支孔氏族人，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且名人辈出。近代以降，原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c韩国外务高官官孔鲁明c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植c前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 虽然远在异邦，在祭祀方面，韩国的孔氏族人一点也不含糊。在韩国，大大小小的孔庙c祠堂有三百多处，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和灵位，每年孔子的诞辰，都有重大的活动举行。 孔昭迁移高丽，是曲阜孔氏家族第一支迁居海外的孔氏后裔。自此之后的清朝道光c咸丰年间，又有大批孔氏后裔下南洋，之后又有一批移居欧美，形成现在世界各地均有孔氏后裔的情形。 民国期间，朝鲜孔氏虽然与衍圣公府有书信往来，但是并不见面。韩国孔氏的第一次寻根，是在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韩国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寻根归宗。 他们想知道，故乡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支异国的子孙。他们担心，一切痕迹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荡然无存。 但是在孔树泳到曲阜的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的记载。 自此之后，韩国孔氏后裔和国内的联系多了起来。韩国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植访问曲阜，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代表孔府为族亲接风，在宴会上，孔正植把脸靠近孔德懋的脸，要大家仔细看像不像，孔正植夫人左看右看：“像，太像了。”宴会上，根据族谱，排了辈分，定了称呼。七百年聚散，但是骨血相连。 可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朝鲜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同文同种，不分你我，非要搞什么“你的我的”的幺蛾子，只能被目为不懂历史c阉割历史的愚蠢行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宋书》：写了那么多，侥幸留一部 众所周知，律诗是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中国诗歌体裁，属于近体诗的一种，因格律要求非常严格而得名。这个“非常严格”当然是相对于之前古体诗的宽松自由而言的。古体诗——从诗经到楚辞，到古诗十九首c乐府诗——的写法都相当自由，一首诗除了要用韵的要求之外，其它如每首诗的句数c每句的字数c每个字的声调c修辞方法等都不做要求。即便是用韵，也不必一韵到底，可以自由转韵。律诗就比较厉害了，每首诗只能有八句，每句只能是五个字或七个字，三四句和五六句必须两两对偶，每两句相同位置的字在声调上必须符合平仄相对的要求，而且每首诗限用一个韵脚，单数句可以不用，偶数句必须要用。唐朝是律诗和绝句大兴的朝代，离开那些出色的律诗和绝句唐诗的辉煌会顿然失色。而所谓绝句跟律诗的要求一样，只不过每首诗相当于律诗的一半：前一半和后一半都可以，中间一半也可以，但至少要有一联是对偶句就可以了。那么，这种“要求到牙齿”的诗是怎么炼成的呢？ 这个突变的过程基本是以魏晋南北朝的沈约为节点的。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沈约和周颙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汉字从此开始有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四声可能在上古汉语中已经存在，但作为概念的提出则始于南朝梁的沈约;《梁书》记载他写了一本《四声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同书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史实，南北朝时，梁武帝曾经问周舍什么是“四声”，周舍回答那就是“天(tiān)子(zi)圣(shèng)哲(zhé)”。 沈约是齐c梁文坛的领袖，在齐梁间的文坛上负有重望。奖掖过后学刘勰c王筠等人。他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为当时韵文的创作开辟了新境界。他诗文兼备，当时的许多重要诏诰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c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c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拜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曾任南朝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和他写的很多书命运一样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沈约是“神不灭”论阵营的一员干将，曾参加与范缜的辩论，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c《形神论》c《神不灭论》c《难范缜神灭论》c《六道相生作佛义》c《因缘义》等文。是不是很能写沈约用寿c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他的“神不灭论“还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c《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沈约不仅能写文章，还非常能写书。他极富史学才能，其史书除一百卷的《宋书》外，还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史书之外，又曾著《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然而，写了这么多书，流传下来的只有《宋书》一部。 我们来看看这硕果仅存的一部《宋书》。 1c创作经历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c传和《天文》c《律历》c《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c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c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在八志中，《宋书·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宋书·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宋书·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了。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2c传体特点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c孙之传附父c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c“虑之子邕”c“穆之中子式之”c“式之子瑀c穆之少子贞之”c“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c“庆之弟劭之”c“庆之见子僧荣c“僧荣子怀明c“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c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 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 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c“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3c志的特色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 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 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c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但是，沈约在南朝的刘宋c萧齐和萧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为齐武帝撰《宋书》时，曾经因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职而避讳了很多从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时期的史实。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曾认为《宋书》讳莫如深。 4史料价值 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c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c政治c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c卷六十范泰传c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于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c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cd达数月之久(文帝纪c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c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c雍c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c张邵传c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c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c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c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于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关于沈约的《宋书》，最有意思的是那么多人写刘宋史书，唯有它留存下来。何其幸运！但从沈约本人看来，一生写了那么多书，每一部都是呕心沥血，令其衣带渐宽沈腰瘦，最后却只留下这一部，又何其不幸！不过，书没有留下来，影响却还在，比如关于四声，沈约的贡献早已经融在在千万首唐诗宋词里不可磨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文选》：文青们普通年间“不普通”的谈资 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的五年，在文学史上是极不普通的五年。前一个“普通”是个年号，是的，居然有这样一个年号；后一个“普通”是一个很普通的形容词。其时，有一座建于齐c改建于梁的“古玄圃”，是梁太子萧统的私园。太子于园中建亭馆c开凿善泉池。每日邀集文人学士泛舟湖上，游咏其间。是的，你没看错，是“游咏”不是“游泳”。一般俗人在这园中最高兴的事儿或许确实是游泳，但萧太子和他的朋友们却是在此雅集，畅游咏诗，谈论文学，激扬文字，是一个很高级的文学沙龙。这位萧统太子格调不同一般，他从小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五岁就读遍儒家的“五经”，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也就是能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所以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文学中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这就是上文“游咏”的内容。《南史》本传称“于时东宫有书籍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c宋以来未之有也。”这里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又坐拥书城，一帮热爱文学的人一起，谈诗论文，真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日日是好日。 东晋兰亭雅集产生了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书法史上极有名的一次雅集。萧太子的雅集也不是盖的，它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书，那就是《文选》。别人的party都是吃吃喝喝，很油腻。萧太子则不同，他们在一起品评的是文章，研讨的是文学，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每一类文章投票，选出每类中最优者。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雅集一般人还真玩不了。有些文章之美是公认的，很好决定。但有一些难分伯仲，文青们也因此经常吵得脸红脖粗，不可开交。总之，如此阳春白雪c毫不油腻的雅集最后形成的《文选》这本书，可以完全无愧于“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光荣称号。 《文选》是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诗文选集，它是诗文分类的典范及其开先河者，是以一本书而成为一门学问（文选学）的少有著作之一（另一本文学作品也就是《红楼梦》了吧？），它是南北朝以后的历代士人学习诗赋的范本，诗赋考试的标准用书。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百年间c100多个作者c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太子萧统(501一531)主持编选的，而萧统的谥号叫“昭明”，所以《文选》全称《昭明文选》。 作为太子，萧统的品德和能力在史书中得到的评价都很高，但他最后却干了一件蠢事，他听信一个道士的建议，在其生母丁贵嫔的墓侧埋了些蜡鹅，以为“厌伏”，结果于无意中得罪了父皇。埋鹅事件促进梁武帝萧衍重新考虑继承人问题，也促进了萧统的早逝。萧统一生的最后两三年是在惭慨恐惧中度过的，没有精神搞什么《文选》了。《文选》中留下了若干编辑工作的漏洞，原因或即在此。《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中大通三年（531）“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大意是，神思恍惚不慎落水，伤及大腿隐瞒病情，耽误治疗一命呜呼。“动股”大约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萧统隐瞒病情无非是担心此事可能危及自己的太子地位，结果耽误了治疗，以至于一病不起。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匆匆去世，年仅三十一岁。只会“游咏”而不会游泳的萧太子的生命就此终结。《昭明文选》遂成为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萧统主持的《昭明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c史c子书。究竟有哪些人参加，已很难确考，但有一点是可以加以肯定的，那就是它受到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文选》选诗文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c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由魏c晋到齐c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c玄c文c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c道c文c史c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c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c隋，总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c李充的《翰林论》c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关于《文选》编选初衷，萧统在《文选序》中说：“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c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萧统是当时文坛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名为统，也确实能一统文坛。六朝的绮靡文风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却持重折中，内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华丽，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他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要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书》)，同时还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陶渊明集序》)，可谓陶渊明难得的知音。所以《文选》所选的作品，其实并没有过分忽视内容。除了选录陶渊明的8首诗以外，还选录了《古诗十九首》和鲍照的作品18篇。同时，对那些质木无文的玄言诗和放荡c空虚的艳体诗和咏物诗则摒而不取。至于入选的作品是否值得选录，应该选录的又是否有所遗漏，后代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总的来说，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c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隋c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c训诂c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c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c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c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c刘良c张铣c吕向c李周翰 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渐湮没不彰。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c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c《文选钞》c《文选音决》，今皆不存。 虽然《文选》也不是完美无瑕，比如有些文章的编选很随意，居然出现了文不对题的现象，但瑕不掩瑜，《文选》的编选，立意高远，分类科学，其影响深远不是偶然的。每当我们翻开《文选》阅读那些文质兼美的诗文，我们不能不怀想照明太子与他的文学青年朋友们在普通年间探讨文学的难能可贵的热情。 这个太子太爱美，选诗文如选美。这个太子太爱美，因为一朵荷花他举身赴清池，丢了卿卿性命和伸手可即的皇位。然而，值得告慰的是，主编的《文选》却流传下来，有着不可磨灭的美！ 有意思的是，太子萧统去世，其同母弟萧纲被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梁简文帝。这位简文帝喜欢写艳诗，即宫体诗。在他的授意下，当时著名作家徐陵编选了一部专供宫内妇女阅读的诗歌选本——《玉台新咏》。《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部篇幅很大c影响深远的文学选本，一同大放异彩，照耀古今。关于后者，笔者将另辟专章介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南齐书》：最孝顺的儿孙，最牛掰的作者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朝齐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这部史书最传奇之处有二：一是爷爷是开国皇帝，孙子已经属于另一个朝代，然后这位皇孙居然还获得了为爷爷开创的朝代著史的资格；二是这位皇孙的确爱他爷爷和亲爹，逮着机会在史书中对其祖其父大加赞扬，以表隔（朝）代之亲情。当然，还有一个传奇之处，那就是这样一部书居然也流传至今，被称为“良史”，且位列廿四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齐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齐是南北朝时期继宋以后在南方割据的又一个封建王朝。公元四七九年，萧道成(南齐高帝)逼迫刘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顺帝刘准禅位于他建立南齐，传了三代。四九四年，萧道成的侄子萧鸾(南齐明帝)夺取了帝位，传了两代。五○二年是一个粘性特强的年份，同样姓萧的萧衍(梁武帝)灭了南齐，另建了梁朝。这样南齐的统治只有短短二十三年，成为南北朝时期最短促的一个朝代。它建都在建康(今南京)，统治的地区西到四川，北到淮河c汉水，萧鸾时期又在淮河以南失去一些地方。当时同南齐对立的，是割据北方的北魏封建政权(公元三八六到五三四)，北魏的军事力量要比南齐强些。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约公元四到五三七)，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他父亲豫章王萧嶷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萧子显本人在梁做到吏部尚书。他虽然还是梁朝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但这时他家的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下来。而进入梁朝后，他又以前朝帝王子孙的身份而修前朝史书，这在二十四史中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位前朝开国皇帝的亲孙子入梁以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不适应，而是积极地为巩固梁朝政权效力。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曾当面向萧子显兄弟表示，希望他们作梁朝的“忠臣”。萧子显对此精神完全领会，并且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他特别利用了自己的文史才能为梁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他还奏请编纂萧衍的文集，赞美萧衍挂名主编的通史，并在国学里讲解由萧衍题名的五经义！他还编写了五卷普通北伐记，这书虽已不可见，但顾名思义，应是颂扬萧衍在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到五二六)的军事活动的！读者诸君读至此，会不会以为这孙子的孙子装得也忒没下限了？至于他编写南齐书，也当然是经过奏请的，梁武帝萧衍批准后他才奉命著史。这些其实都是误解。过会儿还要讲到。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c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c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于南齐的最早只有这部《南齐书》，或许是萧子显皇孙的身份起到了作用，后人都想看看这孙子怎么写他爷爷。有了这看点，这部史书才一直流传下来。 《南齐书》六十卷，这个数字见于《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这序录。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关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c竟陵文宣王子良传c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c思想史c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 萧齐皇朝被萧衍推翻时，萧子显年方十三，还是个少年。那时，南齐王朝刚满十年。南齐二十三年国祚，后半截稀里哗啦的过程都被小萧子显看在眼里。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萧姓，而且同族，但毕竟从他们的高祖父时候就分支了。萧衍建立了梁朝，成了史上著名的梁武帝。而萧子显凭着他出众的才华c风度c谈吐，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 萧子显是一个“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又是一个“颇负才气”的人，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扇子，一挥而已，这种牛叉行为让有些士族地主内心很不满。萧子显死后，当代人给他取了一个谥号叫“骄”，我想如果允许两个字，那肯定是“牛掰”无疑。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终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实上，他的文才的确是有社会影响的。萧子显的同时代人c《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是属于东汉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这个评价当然是过誉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约对他的文才的赏识。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这份热爱让他愿意在梁朝低下高贵而骄傲的头委曲求全，但更重要的却是南齐最后的几位君主极其残暴荒淫昏庸，这让他对南齐这个王朝热爱不起来。想必梁武帝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才放心让他写南齐史。《南齐书》里记载着，齐明帝萧鸾以旁宗夺位而立，心又猜狠，因而对高帝萧道成与武帝萧赜还在世的儿子们的存在颇为忌惮。在任命典签监视之余，更是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其在位五年间，便陆续将鄱阳王萧锵c庐陵王萧子卿等高c武子孙二三十人几乎全部诛灭。其中最幼者被杀时不过六c七岁而已。唯高帝次子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显兄弟幸存。明帝对宗室的手段之狠，千载之下仍令读史者不寒而栗。萧子显虽然幸免于难，但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于幼小的心灵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灾难。所以，这样一个王朝被取代，萧子显是真心高兴的，尤其是他跟那皇位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是必然没有联系――已经被萧鸾抢走了。 在四十九年的生命中，他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然而，这些历史著作中，流传至今的只有《齐书》一部。这一点和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一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末《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如前所述，萧子显撰写《南齐书》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檀)超c(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主要内容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一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c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c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c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但是，谁也不能怀疑他是发自内心出于真心。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c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c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c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贡献影响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 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录了他创造指南车c千里船c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c恣意杀戮和奢侈，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c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c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c阴阳家c法家c墨家c纵横家c杂家c农家c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或许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祖父和父亲的怀念。但修史者必须冷静客观，不能感情用事。这是基本的史德。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萧子显以为南齐修史的方式缅怀那个时代，对于南齐前期的文治武功大加赞扬，后期的昏乱深切反思，痛定思痛，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情感，这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写法用来写小说倒是十分恰当。曹雪芹不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写自己家族的兴衰吗？可惜，那时长篇小说这种体裁并不是他所能梦见的。若有，则萧子显一定能写出一部极为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 所以，这孙子不是装孙子，而是感叹自己家族“呼啦啦大厦倾”却又“无才可去补苍天天”的真孙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魏书》： 槽点满满却笑到最后的“秽史” 现在有一档脱口秀节目很火，叫做《吐槽大会》。被吐槽的嘉宾叫做主咖，都要很知名且有糗事在身。这些糗事就是“槽点”。槽点越多，则吐槽效果会越好，由于吐槽的话语很幽默，反而会让主咖的糗事变成娱乐大众的笑料，提升主咖的人气。于是笔者突发奇想，要是在二十四史中寻找一部作为主咖，大家来吐槽一下如何呢？ 众所周知，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里每一部几乎都是从众多同类题材中被优中选优才脱颖而出的，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大多是信史c良史，优点一大堆，槽点莫须有。但检来索去，还真有这么一部史书，槽点丰富得不得了，自面世以来，它就被骂作“秽史”，意思是臭狗屎一样的“史”。带着这样如影随形的硬伤，它居然也流传千载，位列二十四史，真是刷新了人们对二十四史的认知。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呢？它的作者又是谁呢？ 《魏书》是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官修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整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时期160多年的历史。主要记述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这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从未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就有邓渊受诏所撰的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c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又名《国纪》）30卷，李彪c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c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c宣武帝c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多种版本的《晋书》和沈约写的《宋书》等。 正是利用了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短3年内就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了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魏书》其实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史书。 它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社会制度逐步改变的情况，对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c《百济传》c《勿吉传》c《契丹传》c《氐传》c《吐谷浑传》c《蛮传》c《僚传》c《西域传》c《蠕蠕传》c《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c沃沮c勿吉c室韦c契丹c库莫奚c柔然c高车c突厥c伊吾c龟兹c于阗c疏勒c乌孙以及吐谷浑c蛮c僚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c经济c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c经济c文化c军事c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c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因为北魏政权为了加快自身汉化过程，实行了改汉姓的基本国策，比如拓跋氏改姓元，北魏因此也称元魏。所以《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c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c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说了这么多，可见这部史书真的是优点多多。既然如此《魏书》又为何被称为“秽史”呢？ 因为《魏书》的槽点也是不少的。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比如《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我们知道，南北朝是并立的，没有谁高谁低c谁正统谁不正统之分，魏收却在书中为北魏c东魏c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南方各朝和西魏c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c后赵c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为其洗白。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则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c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击。这样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其史识的浅短。 然而，这些都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魏书》做出的评判。依然不是它被当时人骂为“秽史”的原因。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伤”。 在《魏书》中，魏收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往往根据他们的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不公正不客观有偏向很势利。所以，魏收其人的史德是有所欠缺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把历史当成了一个小姑娘来任意打扮。 那么，他是否有修史的资质呢？还真有点。 魏收(507年一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魏收从小机警敏捷，不拘小节。他十五岁时，已经熟悉了文章的写法，以文采扬名。魏收最初出仕时，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河阴之变时，权臣尔朱荣团灭满朝大臣2000人，他却凭借智慧逃脱，侥幸免于一死。吏部尚书李神隽很器重他的才学，奏请朝廷授他为司徒记室参军。节闵帝即位后，下诏测试群臣，让魏收起草封禅书，他提笔一挥而就，连草稿都没要。文章近千言，改动的地方寥寥无几。这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在天子旁边，他十分激赏魏收的才学，对节闵帝说:“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意谓“即便有七步成诗的才华，也不能超过魏收。”后来又升任散骑侍郎，不久，受命掌管天子的起居注的记录，并参与国史的编纂。很快，又兼任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岁。魏收历仕北魏c东魏c北齐三朝，与温子升c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掌诏诰，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 这样看来，他很有才，又亲身经历过北魏c西魏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曾是皇帝身边记录其一言一行的人，确实是写史书的不二人选。 但是，魏收虽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c好色c恃才傲物，时人称其“惊蛱蝶”，即风流浪子。天保八年(557)夏天，魏收任太子少傅，负责监修国史，还参与修改律令。这时国家建成了三台，文宣帝说：“台落成，须有词赋歌颂。”杨愔先把这消息告诉了魏收，他就写了《皇居新殿台赋》呈上，文章十分宏丽壮阔。当时的作者自邢邵以下，都无法与之相比。他在呈上赋作的前几天才告知邢邵，邢邵后来对别人说：“魏收真是个小人，不早点告知这个消息。”其为人如此。魏收曾兼任通直散骑常侍，作为王昕的副手出使南梁。王昕辞辩风流秀逸，魏收言词华美富赡，南梁天子及其朝臣对他们都很敬服。早先，南北刚刚通好，魏首次派李谐c卢元明出使南朝。二人的才能器识，都很受南梁佩服。这次出使，梁朝君主就称赞说：“卢c李著名于当世；王c魏继而兴起，不知后来的使者又会怎么样呢？”这说明魏收确实是北魏才子的出色代表，已经被方方面面认可。然而正是在这次出使中，魏收却在梁朝的馆舍买来吴地的婢女j玩；他的部下有买婢女的，他也把她们唤来，全都jy。梁朝的馆司都因此获罪。所以人们称赞他的才能，却鄙薄他的行为。这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人家的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他写史时常洋洋自得地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意思是，“你小子是个什么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北史·魏收传》）以他的为人，即便不说这些话，人家都会猜他说了。何况还经常挂在嘴边呢？果然，这话不胫而走，最后都被写进《北史》了。当时人肯定也是人尽皆知。于是人人都知道魏收主编的《魏书》是以这样仗“史”欺人的心态写出来的，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再看看魏收的编史团队是个什么样的团队。当初，被称为“英雄天子”的北齐文宣帝高洋让群臣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意思是“我愿在东观（西汉国家图书馆c档案馆，班固在东观著《汉书》，所以后世用东观代指著史的地方）秉笔直书，早日写出《魏书》。”于是文宣帝命他专任其职。又下诏命平原王高隆之负责监修史书，但只是挂名而已。文宣帝对魏收说：“好好地直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魏太武帝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就这样，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受命撰魏史，他与房延佑c辛元植c刁柔c裴昂之c高孝干等“博总斟酌”，魏收选拔的史官，因怕他们在学术上超过和威迫自己，因而，只选取那些在学术上依附自己的人。其中，房延c辛元植c眭仲让虽然早就官列朝班，但并不是史才；刁柔c裴昂之以儒学被天子知遇，却不能胜任编撰史书；高孝干靠旁门左道寻求进身之阶。在这样的团队里，魏收当然就能为所欲为了。参与修史的这些人也因此有“福利”，他们的祖宗亲戚，大多被收录入史，并粉饰溢美。 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一弹幕不绝如缕，基本都是谩骂。文宣帝便命魏收在尚书省与贵家的子弟儿孙们一起共同讨论。前后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有人说遗漏了他们家的世系职位;有的说他的家人没有被记载入史;有的说书中有随便诋毁的地方。魏收都根据情况一一解答。魏收是个小人，同时还是个性情急躁的人，这么多人气势汹汹攻击他，他仗势欺人的一面马上暴露出来。他启奏朝廷说他们诬告，想对自己加以迫害。文宣帝听说后也非常愤怒，亲自出面驳诘斥责那些攻击魏收的人。卢斐说：“我的父亲在北魏做官，位至仪同，功业卓著，名扬天下。因与魏收关系不密切，所以他不给立传。博陵的崔绰，官位仅至本郡的功曹，更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因为是魏收的亲戚，便为他立传，并且放在首位。”魏收说：“崔绰虽然没有官位，道德节操却值得称赞，所以为他立传。”这时文宣帝怼了魏收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说：“高允曾经为崔绰写过一篇赞，称颂他有道德。”文宣帝说：“高司空是一位才士，给别人写赞，正应该称颂表扬。也像你给别人写文章，说他好的地方，难道能都符合事实？”魏收无言以对，只是浑身打颤。但是，由于文宣帝早先就看中了魏收的才学，不想加罪于他。这时，太原的王松年也批评魏收，就和卢斐c李庶一起获罪，各被鞭打，流配在街巷市坊，有的因此死去。卢思道也被罪罚。然而，终因众口沸腾，议论纷纷，朝廷下令命《魏书》停止传播发行，让群臣们共同商议，允许史书中牵涉到家事的人进入史局，不真实的地方可以陈述吁请。于是，众口喧哗，称《魏书》为“秽史”，投递诉状的人一个接一个，魏收应接不暇，又无法抗拒。这时，左仆射杨愔c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倾朝野，与魏收关系密切。魏收也为他们家里的人作过传，这两个人不愿意说《魏书》不真实，便堵塞言路，终文宣帝一世，不再议论这件事。 孝昭帝即位，认为《魏书》没有刊行，命魏收进一步研讨审改，他奉诏后对《魏书》作了很多修改。朝廷这才下诏允许《魏书》继续传行，魏收认为书稿藏之秘阁，外人无法看见。于是，朝廷命送一本交付并省，一本放在邺城，任凭人们翻阅改易。 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司空c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但是因为他写史书得罪了一些人，在北齐灭亡之后，仇家还是掘了他的墓，把他的尸体抛出来以泄恨。 千百年来，对《魏书》的评价不一而足，大多以指责其为“秽史”为主，这主要是受《北齐书·魏收传》对魏收及其《魏书》评价的影响。 例如刘知几所说的“齐氏（北齐），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再加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这是批判《魏书》的一种代表性意见。而范祖禹评价的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与北齐当权者结党，毁谤魏政权，任意评价历史人物）也大体与此类似。 隋朝时期，隋文帝“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所以命魏澹“别成魏史”，就是另外再写一部魏史。魏澹是魏收的堂弟，才华突出，他所著的《魏书》非常简要，隋文帝看完后觉得很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c北齐c北周c隋c梁c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c陈c齐c周c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c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于是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魏澹这部被隋文帝“览而善之”的《魏书》并未流传下来。所以到最后，关于北魏和西魏的史书还是只有魏收的一部“秽史”。不过秽总胜于无，所以，它以自己的唯一性毫无悬念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那魏澹的《魏书》客观上只是起到了给他堂兄魏收的《魏书》挡子弹的作用。 当然，关于魏收的《魏书》，点赞力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唐初史学家，《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给予了魏收以及《魏书》很高的评价，称其“迫踪班c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评价《魏书》时说“愚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借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王鸣盛在此指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后世对《魏书》多以批评意见为主，也修改过很多次，但其他的都失传了，唯独魏收的流传了下来，至少能证明魏收的《魏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道理大约是“存在即合理”。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魏书》的看法说得更加明白——“魏c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c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c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远甚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意思是说，《魏书》虽小有瑕疵，但也还说得过去，那些攻击他的人也都是出于私情。通过和其它史书互相参照比对，发现魏收的《魏书》跟史实差距不大。“秽史”的说法有点过了。 总之，才高八斗又生性浮浪的魏收由于存心不正，且言行不慎，给自己的著作带来了不少麻烦和恶名。尽管他已经亡羊补牢，三易其稿，仍不能改变人们对其《魏书》“秽史”之印象，也未能改变其生前被骂“惊蛱蝶”c死后被掘墓抛尸的下场。相信如果当时有“吐槽大会”，他和他的《魏书》一定是最有资格做“主咖”的。然而，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魏收的《魏书》再不堪，后世也没有了别的选项，因此，尽管饱受吐槽，它还是顶着恶名很曲折而顽强地笑到了最后。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黄老道家：与春秋战国实际相结合的几部道家典籍 按：在经历战乱之后，国家重新归于大一统之初，英明的开国君主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与民休息，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这里的“生”，跟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是一个意思。我国古代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都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实现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繁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意图称霸的君主都要先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而富强之道也大都是要让本国国民能够休养生息。所以，道家思想在这些称霸的国家其实是很有市场的，至少比儒家要受欢迎得多。这种很实用的道家思想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分支，叫做黄老道家。 黄老道家是目前除老庄派之外道家的最大分支，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当时诸子百家龙头，道家正统一派，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因推崇黄帝和老子而得名，主张虚无为本c因循为用c采百家之长以经世致用治国安邦。 我国古代常称它为黄老术，今天学术界常称它为道法家，而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一sive ta一is)或“工具性的道家”(struntal ta一is)黄老道家尚阳与老庄尚阴相对，代表作有《道德经》c《黄老帛书》c《吕氏春秋》c《鹖冠子》c《管子》等。 黄老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这当然不能说黄老道家起源于黄帝时期或商周时期，但说黄帝c伊尹c辛甲c吕尚c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另外，有些学者注意到，商周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周文化直接肇启了儒家思想，那么殷商文化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末期，老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有的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庄学派;有的继承了他贵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杨朱学派;有的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就在《道德经》诞生前后，发生吴越争霸的事件，本来弱小的越国，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最后取得了全胜。在此基础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黄老帛书》出现，成为了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约十二万字，包括先秦著作多种。其中，《老子》有两种写本，被分别称为甲本c乙本。《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c《十六经》c《称》c《道原》四篇古佚书。学术界研究认为，它揭示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又同《老子》抄在一起，是研究“黄老之学”，特别是汉初“黄老之学”的入门向导，因此被学术界称为《黄老帛书》。该书融合儒c道c法诸家思想并自成一体，在政治思想上提倡文武并治，在法律思想上提倡德刑并用。其思想观念对西汉思想家陆贾c董仲舒c刘安等有较深影响。其阴阳刑德论对后世司法思想的影响更是深远，并经汉儒董仲舒之手完成了从理论形态到制度形态的过渡，这就是秋冬行刑制度的历代传承。令人惊奇的是，这部书的开头很像《圣经》，读起来辞晓理畅。 《黄老帛书》说，在最初时候，没有万物，一切都混同为一；也没有明暗，好像是一无所有的虚空。没有形状，也没有名称。但它有个统一而不变的东西，能适应各种各样的需要。鸟得了它会飞，鱼得了它会游，万物得到它就有了生命，无论什么事得到它就会成功。人们都用它，但不知它的名。看不见它的形，这就是道。万物都来取用，它并不减少；又复归于它，但并不增多。谁得了这个道，谁就能使天下服从，使天下整齐划一。 万物都有形状，也有名称，因而可以观察，可以度量。即使多如仓库里的粮食，有了升斗，就可以度量。所以凡事都可以查知，就像竖起直杆就有影子一样，可以验证。日月星辰可以计算，春夏秋冬有自己的长短。它们都有天然的秩序c条理。 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读—— 顺着它们天然的秩序c条理去办事，就能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有道的人治理天下，没有私心，没有主观的成见，只是随顺着事物的自然条理，这就是无为。他是宁静的，因为他不乱出主意，也不乱下命令。该生的东西，他帮助它生；该死的东西，他就促进它死。一切根据它天然的恰当不恰当。 这样来治理天下，就是最大的公正。最大的公正，就是有个法度，所以法度就是最大的公正。有了法度，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这样天下就不会乱。 事物的条理c法则，是道那里来的；因此，治国的法令，也是由道产生的。有了法令，是非曲直才有个标准。所以，有道的人，建立了法令就不要抛弃，而且不要违犯。以法令为标准，就能看清天下的事而不迷惑。 此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的关系。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c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c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c势力最强c著作最丰c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c慎到c田骈c捷子c环渊c宋钘c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c《蜎子》c《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c《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管子》，《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文章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对法律的作用分析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同时也揉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又如《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也有道家思想，例如在《内业章》中就有最古老道教修行的记载。《管子》也有经济学的观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此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c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c平天下的大经。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鹖冠子》是先秦道家著作，其说大抵本于黄老而杂以刑名。其中的道家易学与道家数术学等学术思想，体现了先秦时期道家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其所提“元气”思想，上承老子道气关系论，下启两汉“元气”论思潮，中与《列子》《吕氏春秋》互相印证，成为先秦黄老学派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大量早期自然科学c图学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图学的成就。《汉书艺文志》载“楚人”，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与《汉书》相合。该书《王铁篇》有柱国c令尹等楚官名，足见鹖冠子确为楚人。鹖冠子生于战国时期，终生不仕，以大隐著称。史评鹖冠绵绵，亟发深言。奇言奥旨，每每有也。《鹖冠》十九篇，其联属精绝，深为奇奥，为六国竞士先鞭。书多奥驳奇创，往往祖黄老c入刑名高异之旨，堪与《庄》c《骚》c《灵素》相颉颃。鹖冠子学派在战国晚期影响非常大。其弟子庞暖在仕途的辉煌令天下多少怀才不遇之能士心跳目眩。杜甫c陈子昂c刘勰等人不仅以鹖冠子自喻，而且对《鹖冠子》一书博辩宏肆的文辞c天下大同的政治主张也称道不已。《鹖冠子》行文古奥典雅，用辞古雅含蕴，字里行间中，处处表现出“道化腐朽为神奇，润物万物而无声“的神奇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唐代大儒韩愈赞叹道:“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阅读《鹖冠子》宛如在一阵阵仙风道雨中，静静聆听先哲圣贤娓娓道出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真谛。 鹖冠子是楚国人，曾经也是赵武灵王帐下红人，故赵武灵王表武士以鹖尾，竖左右为鹖冠。后来，鹖冠子c庞暖师徒俩就回到楚国，隐居深山，潜心修学。鹖冠子主张道家言，《汉书·艺文志》中有道家《鹖冠子》一篇，同时鹖冠子也比较关心政治c军事c人生等问题，在继承道家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有所发展，这与战国后期出现了很多兼收并蓄大家的趋势也是符合的。庞暖跟随鹖冠子修行，当然经常论对，所以后来鹖冠子c庞暖的门人完成《鹖冠子》一书时也就经常通过他们两人问答的形式来阐述。在此期间，庞暖可能也开始著书，《汉书·艺文志》中兵权谋家有《庞暖》三篇，纵横家中也有《庞暖》二篇。可见，庞暖应当是一个既通兵法c纵横之术，又通黄老之说的人，他比老师鹖冠子更接近于杂家。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c墨之善，撮名c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c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c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c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黄老道家的大多数著作逐渐佚失，黄老道家曾经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因为大量古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了解了战国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盛况。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c宋徽宗c朱元璋c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c“贞观之治”c“开元盛世”c“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c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等，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平经》：揭开三国序幕的一部神书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第二十九回中有个“小霸王屈杀道人于吉”的故事—— 小霸王孙策接了父亲孙坚的班，坐镇江东。有一年逢上了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们饮水都很困难。一天，孙策看到一个名叫于吉的道人在众人的簇拥下施展法术呼风唤雨。性情火爆c无神论者孙策认为这是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就命人将之逮捕，并且不顾百姓和自己母亲的反对，将这个道人杀掉了。然后，孙策的卧室开始闹鬼。他每天睡觉都做噩梦，看到浑身是血的于吉站在他的床头。这样的噩梦一直不散，孙策精神恍惚，不能理事，便听了劝告到玉清观烧香，不料，在殿堂门口又看到了于吉。孙策勃然大怒，挥剑斩杀，然而，杀掉的竟然是当时对于吉行刑的士卒，而于吉依旧端坐在屋顶上。孙策越发地生气，为了抓住于吉，就命人毁掉了道观的殿宇。回家后，孙策洗完脸照镜子，不想镜子生魔，里面映出的竟是于吉的脸。孙策大骇，跌倒在地，旧伤迸发，最后死掉了，年仅26岁。 这位叫做于吉的道士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青岛人，而且他也确实是被孙策所杀，只是情节没有这么诡异骇人复杂曲折。 《三国志·孙策传》的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东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把于吉杀死，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斗中被暗箭所伤，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可见，《三国演义》的相关情节就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跟于吉有关的还有一部叫做《太平经》的“神书”。 于吉(一200年，有的史书作“干吉”)，东汉道士，琅琊(今青岛市黄岛区)人。相传他曾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衍成一百七十卷，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部，每部17卷，因为这部书“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所以叫《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这部神书相传是从一位叫帛和的神人手中得到的，而这位帛和是东汉末年三神医之一的董奉的徒弟。汉顺帝时，于吉的徒弟c琅玡人宫崇到了朝廷上，又把于吉所得神书献给了汉顺帝。官府起初批评《太平经》是“妖妄不经”的书，即“妖书”，然而后来汉灵帝却赞同此经。《太平经》一度被视作谶书，太平道张角“颇有其书”，以其创立太平道，最终发动了黄巾大起义，对东汉政权予以致命一击，揭开了三国时代的序幕。 《太平经》的问世，标志着黄老道宗教化基本教义的初步形成，对汉代原始道教的创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太平道为早期黄老道（信奉黄帝和老子的道教）的一支，它的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太平经》，张角是太平道的创始人。 《太平青领书》脱胎于西汉时齐人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汉书·李寻传》说，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传授夏贺夏c丁广世c郭昌等人，但由于刘向反对，说他“假鬼神罔上惑众“，甘忠可因此死于狱中。看来，甘忠可在书中散布了谶语。其实，刘向的儿子刘歆也干了类似的事儿。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作《三统历谱》。这部世界上第一部历法从其父刘向的“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后来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之一。汉哀帝时，由于李寻赞助，此书一度大行;后来夏贺良等也终以左道乱政罪名伏诛，李寻亦获重罪。此书遂成为，秘密地流传在民间，从西汉到新莽再到东汉，日久年深，由于传经者递相增补，篇幅日繁，到了宫崇手中时，已变成一部一百七十卷的钜著了。 南朝陈宣帝则将其奉为“圣书”，藉以拥护王朝;一般士大夫则不太重视此书，范晔指《太平经》“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意即这是一部“巫书”。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呢？ 这部《太平经》以顺天地之法，治政修身，达于天下太平为主旨。因为书中有代表下层民众反对统治者恃强凌弱，主张自食其力，周穷救急的思想，所以被张角等早期民间道教领袖所利用，组织发动了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张陵创著名的五斗米道也利用了它。而东汉末年的军阀c张陵的孙子张鲁在汉中割据时，则以五斗米道创立了一个类似后来rgs式的政权，存在了20多年。后世道教各派的教义，也受到此书影响。 总之，《太平经》是中国第一部道教经典，是道家变为宗教的第一步。东汉时地位崇高，是汉末太平道信奉的经书。 它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就穷c自食其力。其思想其实并无新意，无创新之处，都是固有观念，但却能整合各种道教思想与神仙方术，开创一套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太平道治病，教人跪拜认罪“首过”，以符水和咒语治病，都本于《太平经》。经中许多观念，包括上章c首过c身神c承负等，亦为后世道教所承继;经文发展了“存思”与“守一”的冥想法，使道教的冥想法更有系统。最有意思的是，经中指出犯错神仙会被贬下凡，因此还成为后世谪仙传说的源头。所以，李白被称为“天上谪仙人”c《西游记》里猪八戒沙僧等被打入凡间为妖c《红楼梦》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之类真事或故事都能跟这部《太平经》扯上关系。 《太平经》的仙鬼之说 《太平经》构想了一个天界，其实是当时汉朝政府的翻版，仙界有官府组织，神仙之间有品级之分，臣属于天君，按天君旨意行事，各司其职，有考课制度，犯错要受处分，凡人升仙前，要受“保人”仙人的教导，升仙后若犯错，或无才无德，保人也会连带受罚。这种保人制度，相当于汉代政制中的察举制度。《太平经》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应是追求成仙，但又有精英主义色彩，指出只有极少数有“天命”的才能成仙。《太平经》亦有命定论色彩，能否成为神仙，主要视乎天命以及个人资质，有天命又有资质的才可以成仙;人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命的，只有努力学道和行善，这种观念与基督新教喀尔文派的上帝预选说相似。有天命的人，未出生前姓名就已著录于仙府的“录籍”中;升天时日来临时，会有天神和一位“保人”下降，教导他变形法术，授与仙药，传授天界的知识与戒条，年月已满后才带往天上。没有天命的人，如果行善积德，也有一丝机会成为神仙，得到上天的同情和恩赐;他可以先成为长寿之人，名字从“死籍”转移到“寿曹”，天界仙府中若有官职空缺，就能“补缺”成仙，因此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抉择也是重要的。 《太平经》指出世间鬼神会作祟，降祸于人，使人生病。不过，鬼神不会无缘无故害人，只是因为人有罪恶过失，上天才会派遣他们来惩罚世人。天地随时随地都有鬼神监视人的一举一动，人的体内也有鬼神常驻。其中最重要的是五脏神，如果人有邪念，行为失当，五脏神会向天廷禀告，上天使会派鬼物入侵人体。每个人都有多个“身神”，主要部位和器官如头腹c四肢c五脏，都有神驻守，如果神离开身体，人就会生病，例如肝神离去会使人“目不明”。人有恶念，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就会“神游于外”，六神无主，导致外邪入侵，使人中邪。 政治社会 《太平经》主张任用贤才，减轻刑罚，听取民意，反对剥削，多行救济，政治立场上，维护五行中属火德的汉朝，强调忠孝之道与尊卑贵贱的秩序，人民必须服从帝王，奴婢则要服从主人，天灾主要是臣民而非帝王的罪责。《太平经》所谓“太平”，是指阴阳和顺，国富民安，社会公平无私。书中多次提及“太平气”将来临，大德之君将出现，神人因而下降。经中反映了衣食不继c常有饥荒的民生困难，但没有实际的经济政策，只是主张遵从天师教令，上天就会降福，有大丰收。富人要救济穷人，若聚敛财富，会使天地愤怒，五谷失收;另一方面，又斥责穷人懒惰，平民百姓愚昩无知，要接受教晦。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平经》秉承道家思想，社会思想与《老子》相似，有学者认为《太平经》期望救世主与乌托邦;也有学者认为《太平经》不求救世主，只追求太平时代，对现存政权无所威胁，经中的“太平”并非革命性的平均主义，而是社会等级分明的制度，人人都有适当的出身和职业。马列主义史家曾认为《太平经》“揭露社会政治黑暗”，是“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代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总之，莫衷一是。 道德伦理 《太平经》在传统的报应思想之上，提出“承负”之说，解释为什么做恶不须受恶报，为善反而会遭恶报。它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的善恶承负和社会的治乱承负。个人的善恶承负取决于先人的功过。先人有功，人行恶还可得善，但人的行恶会流及子孙;而先人有过，人行善反得恶，是躲不掉的，但子孙会得善报。同时，人即使承负先人之过，但只要努力行善，“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把个人的善恶承负扩大到社会运行的治乱承负，就可将衰乱之世的造成分析成两个原因:一是中古以来政纲之失的余殃;二是当世一君臣民失计'，不能并力同心，来断灭承负而致太平，从而使衰乱愈演愈烈。这即是说东汉王朝若只认识到是前期政纲之失导致了衰乱，而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现状的话，就只会更加衰乱。 《太平经》谴责的恶行，包括不孝顺c侵害好人c诬告他人c劫掠财物c不敬老人c不敬鬼神c厚葬c随意动土建筑。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受佛教因果观念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建立在民间信仰之上，并非外来观念。《太平经》或受佛教影响，认为天道仁慈好生，但反对佛教的行乞，批评僧人舍弃父母，不娶妻而绝后。男女交合意义重大，可以使天地传承不绝，使宇宙永恒，是圣人治理国家的要事。 综上所述，别管这到底是一部什么书，笔者觉得它倒是符合四个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部奇书！不过，这部170卷的卷帙浩繁的大书，到现在只剩下57卷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老子想尔注》：老子变身太上老君 《老子》缔造“世外桃源” 老子是如何变为神话中的太上老君的？《道德经》这部哲学著作是否有能力将人间变为“世外桃源”？细读本文，你一定有明确的答案。 陶渊明在其代表作《桃花源记》里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c人人平等安乐c家家富足的世外桃源，论者常将其与国外的乌托邦相提并论，认为美则美矣，只是一种幻想，不可能存在或实现。而其实，在陶渊明出生前不久的西晋末年以及更早的东汉末年，我国的汉中和巴蜀地区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已经实现了平等c安定c富裕，政治清明，百姓赋税很低，而其存在时间也都不短。这些世外桃源是以宗教组织的形式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有牢固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就是经过改造的《道德经》――《老子想尔注》。 《老子想尔注》是一部通过注解的方式对《道德经》进行“革命性”改造的著作。所以，它虽然是“注”，却不能等闲视之。它充分证明道家思想完全能够与下层民众相结合，在适当改造后成为指导穷苦人建立一个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的理论武器，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 《老子想尔注》的作者是祖天师张道陵，初名陵，后名道陵，字辅汉，民间称张天师。此人系张良(子房)八世孙，后汉沛国丰县人。他本来是太学书生，生性好学，博采五经，对黄老之道有深入研究，七岁时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皆极其奥”。长大后成了博学之士。后来他弃官学道，创立了“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因奉其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俗称“五斗米道”，张道陵被道众称为“祖天师”。张陵除造作符书，即创作《老子想尔注》以外，在巴蜀地区建立起二十四个宗教活动中心，即二十四治。道民定期赴治学道，祭祷。利用《道德经》创教，然后利用道教建立宗教组织，为他的孙子张鲁建立的政权打下了思想c组织基础。五斗米道尊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道民所习之典。《老子想尔注》即当时讲习《老子》的注本。 《老子想尔注》这部书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c旧《唐书》里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老子想尔注》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为一种六朝(公元222一 589年)时的写本，也就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提到的道士王圆箓发现的那一批敦煌写卷，其中就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文与经文写在一起，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也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但原件已于一九零五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窃走，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从《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开始，到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结束，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教授据《河上公注本》，进行了分章排列。关于《老子想尔注》的作者，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外传》与五代杜光庭《道德真经广义》列历代诠疏笺注《老子》各家，其中有《想尔》二卷，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广弘明集·辩证论》也说张陵曾注五千文。而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说，《老子想尔注》二卷，原注不详何人，一云张鲁，或云刘表。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c增c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道。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很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著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c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c“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c遣使c诫禁c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老子从一个哲学家到太上老君的华丽转身，就是在这部书里实现的。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认为“道”是专一c真诚c清静自然c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处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c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c无为无名c不贪荣求宠c不争强好胜c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 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实现，民众安顺。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静寡欲，乐善好生之道；而战争是杀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应守生道，少起战事。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权的施政纲领。天师道宗教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推行这些施政纲领，遵行诚信c廉明c乐善重生c归朴等教义，在当时动荡不守c军阀草菅人命的社会形势下，这些教义c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故“民c夷信向之”。 与其他道经比较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虽然与《道德经》不尽相同c甚至有所违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学如何转变为道教神学的重要的材料。 《想尔注》与其他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受禁。以后，《想尔注》长期失传被埋没，这大概与它夹杂房中术有关，也与它“注语颇浅鄙，复多异解，辄与老子本旨乖违”有关。 《想尔注》做为道家历史上的重要的文化符号显示了道家的思想主旨是倾向于对学派重要人物思想的探讨性的阐释。和中国哲学和社会史中的论古之习气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哲学以古为大的内存和追求。是中国哲学从秦到当今缺乏创新的重要的体现和延伸。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当时五斗米道的道民听讲的内容。我们再看看五斗米道在《老子想尔注》这部书的指导下，干了哪些惊天伟业。 五斗米道的社会实践 五斗米道可以说是我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最早的教派。 自战国中期起，神仙思想便在楚地及燕齐地区流行。西汉中期以后，方仙道由于方术少验，受到社会舆论攻击，仅靠阴阳五行说也显得理论色彩单薄，同时黄老在政治上日益失势萎缩，从被统治阶级上层青睐到流落民间，加之确有可供方仙道依附和发挥的神秘主义内涵，黄老学与神仙术遂逐渐结合在了一起。《后汉书·逸民列传·矫慎》记:“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c乔导引之术”，其友人吴苍不满矫慎把黄老全然视为仙道，指出“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矫慎不予理会，“年七十余，竞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这个关于矫慎修仙的传说，明确地指出黄老带有行导引术c长生成仙的色彩。 《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襄楷上桓帝书提到“或言老子人夷而化胡”。人们已经把老子说成是体现自然c支配自然的伟大神力和修炼得道c不断变化的救世主，并作为祖师予以崇拜。 对黄老的祭祀早在东汉明帝时就已经在黄老学盛行的楚地出现了。《后汉书·楚王英》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应诏奉送缣帛赎罪。明帝下诏勉之日:“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袁宏《后汉纪》卷十亦谓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对黄老偶像进行膜拜与祭祀，将黄老与浮屠相提并论，已透出黄老的宗教气味。楚王英建武十五年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其晚年崇信黄老，固属个人信仰，然而与其受地方思想熏染不无关联。楚王英初辖彭城(今徐州)等八城，后明帝特为其益以取虑c昌阳二县，地在淮河南北，正是战国后期楚国都城东迁后着力经营之处。《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陈敬王羡》载陈相魏情和陈王刘宠“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汉桓帝“好神仙事”，对老子礼拜尤勤。《后汉书·襄楷列传》载:“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王涣列传》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祠。”《桓帝纪》也记载桓帝曾于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第二年又“亲祠黄老于濯龙宫”。从一般的信奉黄老微言，到崇拜祠祀黄老偶像，这已经是近乎宗教了。 早期道教直接继承了汉代道家和黄老崇拜的传统，东汉末年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黄老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资治通鉴·灵帝纪》光和六年载:“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后汉书·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从宗教上解释，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仑”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太平道开始可能只是黄老道的异端集团。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由其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可知张陵在汉安帝时学道，当是奉黄老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明确指出五斗米道“大都与黄巾相似”，注引《典略》也说五斗米道教主张修“使人为监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历代道教徒都称张陵之道为“天师道”，《太平经》经文是以真人c神人c天师之间问答形式撰写的。而天师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其略云:黄帝至于襄城之野，适遇牧马童子，遂问“为天下”之道，答以无事，“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于是“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东汉顺帝(126一144年)年间，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张陵背井离乡，来到了民风纯厚c山川秀丽的蜀地，入居鹤鸣山(在今四川省cd市大邑县)修炼，以求长生之道。张道陵本博通五经，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c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乃据此声称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并吸收了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某些成分，创立了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名)。它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因从其受道者须纳五斗米而得名。其召神劾鬼c符箓禁咒等道术，均直接继承了汉代方士的方术。 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百姓师从者甚多。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其子张鲁仍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c“嗣师”张衡c“系师”张鲁。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正一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c仪式c方术及组织制度。按《正一经》云: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有二百七十卷，推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为宗，太上所说。《正一经》云:正一徧陈三乘。又云:天师自云，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长虑后世改易师法，故撰传录文，名为正一，新出之仪，四十二卷。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率众起义，攻占汉中部分地区，以配合东方太平道策动的黄巾军大起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委张修为别部司马，又委张鲁为督义司马，兵合一处，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张鲁又杀张修，吞并其部众。刘焉死，其子刘璋继位，以张鲁不听调遣，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自立。东汉王朝因忙于在东方剿杀黄巾余部，无力西讨，乃采取怀柔策略，委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借机在巴c汉地区推行正一道，并建立起的政权。 张鲁号称“师君”，为天师道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初入道者称“道民”;入道已久，并信道入精深则任“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c军事c宗教等事项。祭酒则为一治道民之本师，并要定期聚会参访。 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正一道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而且，即使处罚，那处罚也是罚修一段路之类。他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他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使汉中成为下层民众心中的一方乐土，仅关西民众从子午谷投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汉中的天，是晴朗的天！汉中人民好喜欢！在当时天下大乱c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张鲁派人截断子午谷，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以五斗米道据险自治20多年，在政治c思想c军事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我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尝试。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在阳平关防线被破后，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张鲁的降曹，五斗米道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这一点，或许是受了老子“上善若水”思想的影响，其柔弱如水，灵动亦如水。真正做到了与世无争。怪不得刘备看不起张鲁，说：“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 西晋武帝泰始(265一274年)时，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徒众以千百数”。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五斗米道首范长生的支持下，率领天水c略阳c扶风c始平c武都c阴平六郡流民数万人，在益州绵竹(今四川省德阳东北)起义。起义军大败西晋官军及地主武装，进围cd。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阵亡，其子李雄继起，于次年攻下cd，自称“cd王”，又次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据蜀中凡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可谓又一块安乐太平之域，其业绩可与张鲁时代的汉中五斗米道政权媲美。只可惜，这样一个美好的政权最后被那位以“不能留香，亦当留臭”为人生座右铭的东晋大将桓温所灭，成了他的一件完美战功。 与此同时，随着张鲁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迁长安c洛阳c邺城三辅之地，五斗米道也由巴蜀c汉中一带向北方及江南广大地域流传，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晋时，五斗米道不仅拥有广大下层民众，而且得到了上层豪门士族的崇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五斗米道世家，如琅琊王氏c孙氏，陈郡谢氏c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c葛氏c陶氏，东海鲍氏等，并将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共尊钱塘人杜子恭为首。 杜子恭死后，其弟子琅琊人孙泰继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孙泰的侄子孙恩利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八郡骚动之机，率众起义。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战败，与其部下数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卢循率领义军余部，转战浙江c福建c广东c广西等地，坚持斗争近10年。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亦投水而死。这是五斗米道策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参加的群众有数十万，历时13年，纵横千里，给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 鉴于此，继起的封建统治集团意识正一道对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故而决定对其进行正统化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谦之和陆修静c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 到了东晋，天师道又分成了北天师道与南天师道。 此时的五斗米道早已悄然变质，《老子想尔注》苦心经营的世外桃源已荡然无存，好景难再，令人痛惜。但我们确实看到了经过改造后的《道德经》――《老子想尔注》焕发出的巨大力量。陶渊明的桃花源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而以《老子想尔注》为理论基础的世外桃源却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给千千万万的巴蜀人民带来过实实在在的福祉。尽管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依然实行世袭制，这些政权还不是那么完美，但已经使当时的百姓对于世外桃源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我想，这或许就是巴蜀地区被称为“天府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想，如果陶渊明早生几十年，或许他依然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但要让他捐献五斗米加入五斗米道，或许他会欣然接受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易参同契》：“炼丹鼻祖”教你造火药 “炼丹鼻祖”教你造火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这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原子弹专家教你造核武器！ 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炼丹著作，是古书界的“炼丹鼻祖”，抛开古书界不说――因为这是笔者自己发明的――它的炼丹鼻祖称号也是货真价实其来有自不容质疑。它是有明显的黄老道家特色的道家典籍。作者是东汉牛人魏伯阳，被称为“万古丹中王”。本书最大的猛料是，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之――“火药”――的原理即从此书而来！所以，厉不厉害？ 罢特！这本书即便在通晓文言文的古人那里，也被称为“天书”！通俗点讲就是：其学说以黄老融周易c丹火之功于一体，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阐述炼丹c内养之道，不仅继承了道家养生学的理论，亦是中国古代化学c药物学c天文历算等学科的发轫之作，因其涉及诸多学科知识，艰深晦涩。能看懂几句？ 《参同契》全书分上c中c下三篇，还有一首《周易参同契鼎器歌》，共计六千余字，主要是用四字一句c五字一句的韵文以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的。汗！由于文辞艰深难懂，故历来为之作注者甚多。可见很多人都将其视为秘笈，希望解开火药制造及得道成仙c长生不老的秘密！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中载有《参同契》及注本十九部三十一卷，可惜大多已佚失。唐宋以后的《参同契》注本，《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收入六部十六卷，明正统《道藏》收入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以及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注虫们真是辛苦到吐血！ 书名很神秘！佩服作者。历来有不同解释――宋陈显微《参同契解》认为，大易c黄老c炉火三者相通，合乎于道。俞琰却认为：“参，三也；同，相也；契，类也。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三者之阴阳造化殆无异也。”而对《参同契》主旨的理解，也是说法不一。这是因为《参同契》把周易卦爻c黄老养性c炉火炼丹三者掺杂，融为一体，以说明炼丹c养性之理，并常用譬喻来表达其意，故使得文意晦涩，难以确切理解。以至有的注家认为本书主旨是炼服金丹，也有的注家认为魏伯阳主张调和阴阳。前者就是烧炼金丹以求仙药的外丹说，后者指靠自身修炼精气神的内养术，即内丹说。玄之又玄嘛！故弄玄虚是道家筒子们的一贯风格。事实上，《参同契》中，二者兼而有之，是对以往炼丹术c养生术的综合性概括，并有所发展。总之，人家玄来玄去，真搞出了大动静，你还真不得不佩服人家确实有两把刷子！ 《参同契》中用《周易》来说明炼丹的鼎器c方位c药物c火候c时辰c变化等，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属一理，易道与丹道可以相通，故能用天地造化的《易》理来阐述炼丹c内养之道。以下从炼丹的鼎器c药物c火候c效果等四个方面来看《参同契》如何利用《周易》的理论来解说炼丹内养的问题。读不懂的可以直接看最后几句。 一c关于鼎器。简单说就是锅。《参同契》以乾坤两卦喻鼎器，“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讲的是，乾坤二卦所取象的天地好似一个大炉鼎，阴阳万物变化尽在其中，人身则是个小炉鼎，阴阳变化亦在其间。炼丹的鼎器是炉在上c鼎在下。犹如天在上c地在下一样，符合乾坤之象。这比喻倒形象易懂，佛教也说“佛法如炉”。 二c关于药物。药物是炼丹的原料，以“坎离为药”，就外丹说而言，炼丹药物主要指铅和汞。《参同契》要求药物必须是同一种类，才能修炼成功，不同类的只会遭致失败，“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剂参差，失其纪纲，虽黄帝临炉，太乙降坐，八公捣炼，淮南执火”，也会失败的。就内养而言，“药物”坎离，指人身一元之气的阴阳变化。《参同契》强调修炼精气神，“将欲养性，延命却期，审思后末，当虑其先，人所禀躯，体本一无，元精云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讲的是协调阴阳可以养性延年。就是说，外丹是铅汞，内丹是人。 三c关于火候。《参同契》运用《易》纳甲法和十二辟卦法，来说明炼丹火候。所谓纳甲法，是以《周易》的八个经卦分别与十天干相配合，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千以概其余，故称之为纳甲。魏伯据月亮的运行变化规律，给合纳甲卦象阴阳消长，把一月三十日分成六节，每五日为一节，每一节分属一卦，由乾坤往复，阴阳升降，以表明一月火候进退情形。《参同契》又以十二消息卦与十二地支相配合，代表一年十二月，或指一日十二辰。根据其中阴阳的爻变，象征火候的退进。这样，《参同契》运用《周易》纳甲c十二辟卦法，象征性地说明一年十二月月三十日日十二时中阴阳消长变化，以及如何相应地掌握炼丹火候的进退情况。《西游记》里有太上老君想把孙悟空炼成灵丹的情节，按照所谓定数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结果炼出了猴王的火眼金睛。其实这所谓的火候，就是岁月的熬煎。从这个角度说，此书有哲理意味。 四c关于道术的效果。《参同契》认为：存思食气的内养法c讲究的房中术c昼夜运动不息的疲劳战，祭祀鬼神以祈福等等，这些都是旁门左道之术，违背黄老养生之道，故不可能达到长生久视之境界。而服食还丹，才是延年益寿c返老还童的正道。即如书中所述：“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种长生不老之药，指是炼丹家修炼服食用的外丹。《参同契》还讲内养方面问题，“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代迹隐论，含精养神，通德三元，凑理，筋骨致坚。众邪辟除，正气常存，积累长久，变形而仙。”这里强调含养体内之精气神c充沛浑身，可使循环和谐c筋强骨壮，从而强健人身体；避除邪门左道，存养正气，积累久了，便可羽化登仙了。 总之，大家读完了一无所获，也是完全正常的；一头雾水怀疑人生，也毫不意外~~我们大概有个印象，它是在讲炼丹那些事儿，就可以了。但其脑洞对现在的玄幻小说不无裨益。若谁说他真的懂了，你会怀疑他的别有用心。 所以，《参同契》在北周武帝时c元代先后被禁。 然鹅，佛教的石头希迁和尚又曾模仿《周易参同契》一书撰写了佛教的《参同契》一书，以调和禅宗南北两宗的思想！ 《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牛人。其事在正史中均未记载。据宋曾慥《道枢》记载，其名翱，字伯阳，汉人，自号云牙子，是东汉炼丹道士，吴（今苏州）人。另据晋葛洪的《神仙传》记载，魏伯阳是高门之子，性好道术，不肯入朝当官，宁愿闲居养性，时人不知他从哪儿来的。他曾带三个弟子进山修炼神丹，知道其中两个弟子心地不诚，于是设计考验他们。伯阳用一种可令人暂死的毒丹喂进山时所带的白犬，白犬死，自己接着服用，也死了。其中的一位弟子知道师父伯阳并非凡人，亦服毒丹，随之死去。另两位弟子贪生怕死，就不服毒丹，出山去找棺材殡具以葬伯阳及死去的弟子。等这两位弟子走后，伯阳就起来，带服丹弟子和白犬而去。后来遇见进山砍柴的人，伯阳手书一封，让砍柴人带去致谢二弟子。二位弟子见信后，懊悔不迭。除《参同契》外，魏伯阳还著有《五相类》一卷。牛不牛掰？ 好吧，我们到最后只能说一句――奇人奇书！膜拜吧。丹估计没什么人炼成，后人们根据其所说的配方c步骤c化学方程式，锲而不舍地炼啊炼，却误打误撞不约而同地造出了火药，好比酿酒不成却酿出了醋。轰隆一声，炸得一脸懵逼，却没有像诺贝尔那么兴奋。因为完全是意外。呵呵。难道这就是魏伯阳先生送给我们的养生大礼？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可是，中国古代若没有这些奇人奇书的“瞎鼓捣”，又怎么可能成为许多方面的先驱呢？ 《参同契》只是提供了火药制作原理，指出了一条路径。具体的造出来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是唐朝药王孙思邈，他老人家有一天不晓得抓了些什么硫c硝c炭的东西就爆炸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了火药。当然，孙思邈也是一位道士。 三国以后，这些方士逐渐托身于应时而兴的道教行列，大批的道士开始学习与尝试炼丹的工作，于是炼丹术与新兴的道教结合了起来。随着道教的在我国日益盛行，炼丹术也随之日渐发达。奠定了我国火药与养生医学发展的基础。 炼丹家始终认为：如果在适当条件配合下一种物质经过若干程序处理后，若与另一种物质相结合，则可以自动的将其原有的特质转换到另一种物质身上，而凡人也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可能。因此，他们利用烧炼的方法，企图将一些不易腐坏的物质，特别是如黄金c白银等矿石制造成易于吞食的丹丸，经由人吞食后将其中“不腐不坏”的特质为人所吸取，以达到长生不死之效。上述理论今日看来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自秦汉至隋唐之间的炼丹家却深信不疑，许多企盼长享荣华富贵的帝王贵族们亦颇以为是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烧炼矿石设法使其体积变小硬度变软，并去除其中原有的毒性，使其成为可吞食的丹丸，遂成为方士炼丹的主要内容，而矿石中的硫黄为炼丹家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因硫黄可改变其它矿石的形态外貌。 硝石（其成分为硝酸钾）则为古代制溶解金属溶液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在利用燃烧方式制造丹丸时，可能由于偶然不慎将硫黄与硝石同时掉到炭火上，引发了产生火焰甚至爆炸声响。炼丹家们从实际的经验或有意的实验中了解到，将适量的硫黄与硝石混合再加上木炭会着火甚至爆炸。晋代著名的道士葛洪在他撰写的《抱朴子·仙药篇》里有用雄黄c硝石c猪大肠油和松脂共炼丹药的记载。雄黄含有大量的硫，硝石是强化剂。猪大肠油和松脂含有炭，硫c硝c炭是火药的基本成份。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火药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抱朴子》：可贵的“瞎琢磨”与“瞎鼓捣”记录 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不仅是秦始皇的梦想，也是孙悟空的渴望，《西游记》里的妖怪们之所以要吃唐僧肉，为的也是能长生不老。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实现？有没有天梯直达仙界？在古代，人们一直对这个问题难以释怀。东晋道士c炼丹家c医药学家葛洪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特别认真的思考和研究。阅读c思考c炼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把自己这些“瞎琢磨”和“瞎鼓捣”的成果记下来，写成了一部奇书，用自己的号命名，叫《抱朴子》。从而以其非凡的脑洞大开和炼丹实践对古代文学c化学和医学做出了意想不到的贡献。 碎用《庄子》筑天梯 “人，能不能成神仙，这是一个问题。”葛洪对此进行了相当走心的思考，最后他通过《庄子》找到了答案。这答案就记录在《抱朴子》里。《抱朴子》与之前的道家典籍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对《庄子》进行改造，而之前的典籍是对《老子》加以改造。《抱朴子》表明道家的道教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改造也是道教一贯采取的“碎用”之法。 所谓“碎用”，也就是切碎了为己所用，《庄子》就是葛洪的菜，《抱朴子》就是用《庄子》做成的菜。这跟采摘花朵装点自己的房间也差不多。这种做法并非葛洪的独家发明。在葛洪之前，初期的道教著作往往依附于道家的著作及其理论。东汉末期的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就是通过对《老子》注疏的方式来阐释道教的基本理论。汉代的另一部道教著作《太平经》也同样有化用老庄之言来阐释教义的作法，可见此法沿袭已久。葛洪在创作《抱朴子内篇》的过程中沿袭了这一做法。葛洪《释滞》篇谓:“文子c庄子c关令尹喜之徒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他认为《庄子》寓言多有可取之处，因而在系统阐述其道教思想时，往往化用《庄子》中特定的文本以使得语言的表达更加丰富形象，易于为人所接受，此即所谓“碎用”。 举几个栗子。葛洪《论仙》篇论及死生问题时谓:“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其中“蟪蛄”与“朝菌”的形象，即来自于《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句，用以形容生命短暂。又如，葛洪在批驳反对神仙信仰之人时谓:“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輷磕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葛氏以聋盲之人不知震雷三光来比拟心识不明者因自身领悟力有限而不能理解神仙之术的真实存在。此譬喻借用了《庄子·逍遥游》篇“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论说方式，说明不能理解神仙之术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因此否定神仙之术的真实存在。搞得我们一般人有点自惭形秽灰头土脸的意思。可见葛洪论述重要的道教理论时，常以“碎用”的形式，承袭《庄子》言辞与其论说方式，只是稍加敷演铺陈而已。 此外，葛洪在塑造道教理想人物时，亦采用“碎用”的方式，使其更具形象性和感染力。葛洪在描述本飘渺无迹的神仙时，承袭了庄子对“神人”等理想人格的形象化描写。比如葛氏认为上乘得道者“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佛之表。”此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正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待逍遥之“至人”“神人”“圣人”。葛氏所谓次等得道者“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此种居蓬荜之中，而能不改其乐的形象，与《庄子》中衣大布过魏王的庄子c环堵蓬户的原宪等得道者的形象也极为神似。 神仙方术自秦汉以来延绵不绝，到了东汉末年又为原始道教所汲纳，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的理论诉求不断加强，而此类方术往往存在术则有余c理论不足的缺点。葛洪《抱朴子内篇》在东晋时期对《庄子》的接受，正是从对《庄子》文本的“碎用”及其论说方式的承袭出发对道教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完善。 葛氏的妙论 关于服用仙丹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道理，葛洪论述道:“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反正就是东西越好吃了就应该对人身体越好，于是就吃金子，吃银子（不过是水银）！嘿嘿！ 葛洪《抱朴子内篇》还对人生命永恒之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他关于死生问题的论述很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勤求》篇里他论述道:里语有之: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此譬虽丑，而实理也。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于事。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盖诡道强达，阳作违抑之言，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而庄周贵于摇尾涂中，不为被网之龟，被绣之牛，饿而求粟于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晚学不能考校虚实，偏据一句，不亦谬乎在这里，葛洪借用《庄子》“向死而生”的典故，指出人从出生就受到死亡恐惧的折磨。俗人所认为的庄子不以死生为意，其实只是庄子为说明齐物之道而进行的说理策略，同时也是其不得长生之术无可奈何的放达之态，并非真的意欲“齐死生”。葛洪指出老庄都有保命全身的远害之举，《庄子》“曳尾泥涂”的典故正说明庄子的“贵生”之意。葛洪特地指出:所谓庄子“齐死生”论，只是不明大理的俗人，“偏据一句”者的浅陋之见。那些伪为通达，张“齐死生之论”的俗人，惑乱视听，葛洪认为他们都当处以极刑。葛洪通过分开讨论，把庄子为文之意与俗人的理解区分开来，调和了庄子思想与道教理论在“齐死生”问题上的分歧。 葛洪在《抱朴子》中十分重视长生问题。他认为精神赖以存在的，认为的存在对修神仙术极其重要，因而采取了诸多法门以保存:“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葛洪认为凭借丹药和神仙术，可长生久视，肉身成仙。 葛洪很明确地指出: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昔安期先生c龙眉宁公c修羊公c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其止世间，或近千年，然后去耳。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葛洪认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且绝不“以飞腾为胜于地上”，说明达到神仙境界的修道者留恋世俗生活，以继续享受世俗生活为乐。安期生等人得道之后皆长时间羁留于世间，尽享世俗生活之乐后，对世俗生活再无留恋才飞升而去，这才是道教神仙信仰的终级追求。 通过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接受，结合具体的道教方术，葛洪构建了一条由“人”到“神”通道，在此基础上，由人而神成为可能，最终构建了基本完备的道教理论和信仰体系，促进了道教在后世的大发展。总之，无论什么道理，只要能被当世之人接受，那就是好理论了。葛洪之前，还没有人如此重视人们这些妄想并给予认真的回答。 《抱朴子》是我国古代化学的里程碑 这纯属于歪打正着，但炼丹家们的实践真正的价值正在于此。 只需对《抱》篇稍加阅读和理解，就不难发现，作者认为只要心诚并创造适当的条件，一切物质都可以改变。人们是可以炼得仙丹和黄金的。根据这一理论，葛洪在收集c研究众多的药物和物质c行医治病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丹药实验。正是通过这些实验，他熟悉了许多无机物质的组成和一些比较简单的化学反应。接下来便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典型例子。 例一c“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通过查阅资料和理论推断，我们发现了其中的错误。丹砂即红色的hgs，它在空气中与一2反应，生成了hg单质和2气体，这就是所说的丹砂烧之成水银。后一句则错了，事实上是hg和一2加热反应生成hg一。由于hg一也是红色的，便有了“积便又还成丹砂”之说。可见作者对各种事物的认知很多就集中在外表上。但按照当时的化学发展技术，能有如此成就已属难能可贵。 例二c葛洪曾宣扬，“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曾青指含c一4的胆矾。曾青涂铁是c一4与fe发生反应，故表面附了一层红色的铜，这也应验了葛洪关于“外变而内不变”的理论。 例三c葛洪对于铅的化学变化做了许多实验。例“铅性白而赤之以为丹”c“丹性白也，而白之以为铅”。葛洪发现铅可以变成铅白即碱式碳酸铅，铅白加热，又可以变成赤色的铅丹即四氧化三铅，铅丹还可以变成铅白，最后还原为铅。 例四c我们都知道碘能够升华，而葛洪早在1700多年前就进行了雌黄和雄黄的升华实验。《抱》篇中有记载“取雄黄c雌黄c烧下，其中铜铸以为器覆之。百日之后此器皆生赤乳，长数分”。 其实，葛洪研究物质的变化就是两个目的，炼制金银和制造长生不老丹。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如此荒谬，可就是有许多人乐此不疲。古时人们认为黄金能够在自然界长存，如果人能够吸取其精华，那么人的寿命或许也能延长。抱着这种思想，许多人吞食金豆，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能延年益寿，反而送了性命。晋哀帝就是因为沉迷于服金丹，在25岁就中毒而死。人们认为是因为服用不当，所以开始探寻各种服用方法。《抱》篇中就有“以豕负革肪及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以雄黄c雌黄合耳之，可引之张之如皮”的记载。 然而，在寻求长生不老c炼制金丹的道路上，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因为很多物质如汞化物，砷化物都是巨毒物品。 葛洪是个很认真的炼丹家，在他隐居的方山，有一口炼丹井。那是他的祖先葛玄留给他的。葛玄也是位道长，人称“葛仙”，曾在方山炼丹。但葛洪炼丹更认真。对，他是在很认真地“瞎鼓捣”。他对自己的炼丹过程和结果都有忠实客观的记录，正是这些“炼丹笔记”让我国古代化学开始萌芽发展。在古代化学史上，《抱朴子》的地位堪比古代物理史上的《墨子》。 首次披露“奇门遁甲”术 葛洪在《抱朴子》中首次提到“奇门遁甲”术。葛洪在《抱朴子》里对遁甲术的记载要比《后汉书》所记早了近一个世纪，结合《隋书·经籍志》记录的遁甲书的各种署名，可以确定历史上葛洪是将奇门遁甲术公布于社会的第一人，《抱朴子》对奇门遁甲术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是道教永恒的主题。葛洪不仅构建了一条由人到神的通道，还撰写了一部《神仙传》，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历史上出现过的92位神仙。 《神仙传》是东晋道教学者葛洪所著的一部古代中国志怪小说集，共十卷。书中收录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92位仙人的事迹，其中很多人物并不是道士但都均被葛洪“请入”传中。总之他看谁顺眼就“请君入传”。《神仙传》写得很不错，想象丰富，记叙生动。 《神仙传》中故事众多，故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大多复杂c奇特c生动。如《栾巴传》写仙人栾巴为民除害的故事，中间说一庙鬼化作书生，骗太守许以女儿。栾巴见之，遂做法驱之，使庙鬼现形为老狸。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刻画了道教的法力，笔墨虽少，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正面形象。类似的故事还有《王远传》c《刘根传》c《吕恭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其中不少人常为后世养生文献所引用；有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养生学术也不无参考意义。 不过，千万不要片面地以为葛洪只是搞些虚无缥缈的东东。他不仅对道教和古代化学做出了贡献，还是一位医药学家，他所著的医书《肘后方》里的一个治疗疟疾的小药方直接启发了当代药学家屠呦呦，使其用现代技术从中草药中分离出了青蒿素，并因之获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这事儿可就大了是不是？此事将另辟专章予以隆重介绍。 所以，我们应该对葛洪的思考和研究毫无保留地点赞。虽然它看起来荒唐可笑蠢萌，但却是可贵的探索。哲学和科学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起步的，即使现在，面对无限的未知，人类依然要如此，继续地锲而不舍滴“瞎琢磨”c“瞎鼓捣”。即便错了，也会有惊人的发现和意外的收获。而葛洪超乎寻常的勤奋c认真和丰硕成果是可圈可点和值得大书特书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肘后方》：诺奖颁奖词提及的古书 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位85岁的药学家，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在宣布获奖名单之后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肘后备急方》里边有个记载，“取鲜蒿，清水渍，尽绞之，绞取汁，尽服之”，就是这段记载触发了屠老师的灵感。 在发言里，齐拉特主席提到了中国古代的一部医书——《肘后备急方》。这是截至目前诺贝尔奖颁奖词提及的我国唯一一部古书。 这部医书是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 《肘后备急方》是治疗学专著。简称《肘后方》。原名《肘后救卒方》。东晋葛洪著，后经梁代陶弘景增订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道再次增补方成今本《肘后备急方》。这部医书收录了直至 4世纪时民间验方验法多种。全书共8卷70篇。该书所介绍的小夹板固定伤骨法以及捏脊手法等至今仍在使用，而角法则为拔罐法之原型。 在葛洪的生活年代，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验法，结合个人经验，辑成此书。所载方药价廉效著，治法简便易行。 真正奠定葛洪医药学家地位的，则是他所撰写的《肘后救卒方》3卷。所谓“肘后”，是指可以挂于臂肘，以比喻其携带方便，“救卒”二字，则指救治突然发生的疾病。卒通猝。因为是救急使用，因此该书主要记载一些常见病症的简便疗法和急救疗法，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临床实用手册”，就性质而言，颇有些类似现在所说的“急救手册”之类。《肘后救卒方》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医药文献，不少都是首次记录，其中尤其以对急性传染病的记述最为后世所重视。 《肘后方》中首次详细描述了在古代肆虐一时的“天花”的症状c传入中国的途径以及流行情况。当然，《肘后方》中并无“天花”一词，而是名其为“虏疮”，之所以叫“虏疮”，是因为这种病最早在作战被俘获的俘虏中发现。据《肘后方》所述：这种疾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很快传遍了全国，该病发作时，自头面开始，全身皆长疮，形状像火疮，疮头上有白浆，流出后很快又产生，如果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多死，即便是治疗好以后，留下的紫黑色的瘢痕，要一年之后才会慢慢消退。对于这种外来疾病，此前的医学典籍尚未记载，《肘后方》的描述，对于认识这种疾病的由来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医家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不断积累经验奠定了基础。 《肘后方》中还首次详细记录了一种“沙虱病”（恙虫病）。据葛洪描述：岭南地区的山水间多有沙虱，人在洗浴之时，或者阴天下雨时在草中行走，都会沾上此虫，这种虫子会钻入人的皮肤之中。开始时，皮肤上会有小红点，以手碰触，会有刺痛感。其后越来越严重，逐渐发疮，渐入至骨，甚至能够致人死亡。治疗的时候要用针挑出虫子，用灸疗法灸三四次，则虫死病除。按：这种病是由恙虫的幼虫作为媒介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沙虱极为幼小，用葛洪的话来说，“其细略不可见”，肉眼几乎看不到。直到20世纪上半叶，国外学者才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而葛洪在没有任何放大设备的情况下，却能够将这种病的病原c症状c发病地点c感染途径c治疗方法等描述得清清楚楚，这种细致的观察与严谨的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赞叹。 除此之外，《肘后方》中所记录的各种医学上的创新处还有很多。比如对于狂犬病的治疗，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被狂犬咬伤之后，杀掉该狂犬，然后取其脑敷在患者的伤口之上。虽然这种具体的方法未必有效，但是这种治疗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的物质。后来，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也正是在狂犬的脑组织中成功培养出了狂犬病疫苗。又比如《肘后方》中还收录了不少有效的急症治疗技术，包括扩人工呼吸法c腹穿放水法c导尿术c灌肠术等等，象其中所记录的人工呼吸法，要求塞住患者鼻孔，用芦管深入口中吹气来抢救患者，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无疑是一种创新。 其实，《肘后方》并非葛洪唯一的医药著作，据记载，他曾编著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方》只不过是葛洪考虑到原著卷帙浩繁，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c实用有效的部分验方及简要治疗法汇编而成。可惜的是，《肘后方》虽然最终得以保留，而《金匮药方》则已散佚，否则，单以如此宏大的篇幅，不难想象其中必定会有更多珍贵的医药宝藏。 对于给人类带来莫大痛苦的疟疾，《肘后方》的相关记载也很详细，不但有明确的分类，而且收录了方剂30余首，其中14个方子中都用到了一味药物——常山，现代研究也证明常山的确是抗疟的特效药。除了常山之外，《肘后方》中还收录了“青蒿方”以治疟，用法极为简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简单说就是，一把青蒿两升水，洗净绞汁喝光它。我国的中医药研究者屠呦呦领导课题组，根据《肘后方》的记载与提示，成功地从青蒿中提取出了抗疟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的一次突破。 现在如你所知，最终登顶诺贝尔奖，与传统医学，尤其是道教医学密不可分。期待后人，继承前人的学识与品格态度，青出于蓝而胜于之。 葛洪博学精识，在江东无人可比。著述篇章丰富，超过班固c司马迁。他的离世也很具有传奇色彩。有一天，他忽然写信给邓岳说:“当远行去寻找仙师，即刻就要启程。”邓岳收到书柬，慌慌张张地赶去道别。而葛洪端坐到中午，竟像熟睡一样去世了。邓岳赶来，已来不及见他一面。葛洪卒年八十一岁。视其面色和生前一样，身体柔软而不僵硬，将尸体殓入棺材，只觉得棺材很轻，好像只装有衣服没有尸体一般，人们都说他已尸解升仙而去了。 屠呦呦所获诺奖，也有这位东晋老神仙的一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道教“神仙书”《抱朴子》:日本忍术口诀的来源 作为“南京传世名著”50部备选作品之一，看似“神神叨叨”的《抱朴子》，不仅是“确立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神仙之书”，也是研究化学史c医药学史乃至养生学的重要资料来源，被誉为“中国为世界科技史贡献的一颗璀璨明珠”呢。 神秘日本忍术口诀，源起中国 看过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人一定对“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这句“咒语”有所印象，片中忍者通过默念这9个字，外加快速变换的手势，便释放出惊人力量。其实，这“九字真言”出自我国东晋时期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登涉》。书中这样叙述：“祝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凡九字，常当密祝之，无所不辟。要道不烦，此之谓也。”意思是说，常默念这9个字，就可以辟除一切邪恶。这是道家进入山林时的护身辟邪之术。传入日本后，这句话被误抄为“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并发展成了一种忍术口诀。 说到这部《抱朴子》(内篇c外篇各一书)，在一些人的概念中，它就是本“神神叨叨的书”。的确，如果你对手拿拂尘的道士c对那些神秘的方术感到好奇的话，这部书堪称“入门书籍”，可以帮你了解道教。其《内篇》的核心内容就是论述修道成仙之路，可谓魏晋时期神仙方术的集大成者。书中十分接地气地向人们讲述各种“修仙”之法，并大量引用古籍事例和形象的比喻，使这本“高大上”的书十分亲民。如今用科学的眼光看来，修道成仙是无稽之谈，可在1000多年前，这样的信仰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依托。 作者葛洪本人也颇有些神秘色彩。首先他有个可以瞻仰的叔祖父——葛玄。这位道教祖师级人物，常年隐居在南京江宁方山，传说晚年身穿道袍，手拿“仙草”，白须垂拂胸前，行踪飘忽，来去丛林间，当地百姓称他为“葛仙”。作为从孙，葛洪拜了他的徒弟郑隐为师，学习炼丹术。后来，葛洪也曾到方山，用葛玄亲建的洗药池c炼丹井等物继续炼丹修道。 《抱朴子》这部代表作，葛洪是于东晋建武元年(317)在建康(今南京)完稿的。因为书中有许多“神仙家言”，这部书自传世以来，深受历代学者的关注，而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明人朱健在嘉靖鲁藩本《抱朴子》序中写道：“抱朴子者，内精玄学，外谙时政，汉魏以来，无其伦也。若泥而论之，则千载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 这部书名用的是葛洪给自己取的号。“抱朴”二字最早出于《老子》，指内心淳朴，不为外物所诱惑。关于自号“抱朴子”的原因，葛洪是这样解释的：“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 葛洪看重率实淳朴的品格，在写书时也并不都玩虚的。《抱朴子》一书记载神仙理论c仙道方术和法术的同时，也详细记载了他与“天命”抗争的研究成果——长生修炼术和养生术。古人炼丹的过程，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催生了古代化学，同时也丰富了古代医药学的宝库。因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葛洪的这部书也被视为“中国为世界科技史贡献的一颗璀璨明珠”。 详细记载炼丹术，提供诸多可靠史料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可惜大部分亡佚，幸亏《抱朴子》留存下来了。书中关于古代炼丹实验及成就，主要集中在《金丹卷》和《黄白卷》中。 据南京文史专家杨永泉介绍，其中《金丹卷》所涉及的药物有铜青c丹砂c水银c礬石c牡蛎c雄黄c雌黄c滑石c赤石脂c胡粉c赤盐c慈石c曾青c石硫黄c太乙c余粮c珊瑚c云母c黄铜c铅丹c丹阳铜c淳苦海等22种。同时，不仅提及了《太清丹经》c《九鼎丹经》c《金液丹经》外，还具体介绍岷山丹法c务成子丹法c羡门子丹法等。 古代道教的炼丹术是现代化学实验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抱朴子内篇》对炼丹术提供的可靠史料，有些记载内容是前人从未提及的。如《黄白卷》中“金楼先生所以青林子受作黄金法”的成分c方法及过程就相当详密，十分难得。 书中还具体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过程中的多方面化学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他发现了汞的氧化还原反应：“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这个试验的描述说明古人已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 “治未病之疾”，强调预防的重要性 道教的核心是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故此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c祛病延年c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法。作为道教学者，葛洪同时也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在《抱朴子》中，葛洪对东晋以前神仙家养生之法进行了总结。他强调“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这可是十分超前地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呢，为后世中医学“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思想雏形。虽然书中不乏夸大成分，但葛洪提倡的一些养生观念对现今社会仍有深远影响，为现代人对养生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 在《抱朴子》的《极言卷》中：葛洪从细节入手，列出日常生活注意事项，作为起居座右铭： “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甚逸。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 四字为句，朗朗上口，所述观念和现在社会推崇的健康生活方式不谋而合。 在葛洪写的医书中，不少方子中都用到了酒，但他对于过量饮酒是非常反感的。在《抱朴子·酒诫》中，他写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这是在劝导世人，少量饮酒有益于身心，但饮酒过量就可能会妨碍大事。 《抱朴子》的《仙药卷》中还详细记载了大量中草药名和单方，包括许多草木药的形态特征c生长习性c主要产地，以及入药分量和医治作用等，成为中国古代医药学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四十二章经》：唐僧为何骑白马 看过金庸《鹿鼎记》的读者都知道，小说中提到一本书，即《四十二章经》。这是一本佛经。在小说中，《四十二章经》只是起一个线索作用。那么，金庸为什么偏要选这本书作为线索呢？主要是因为佛教是清朝的国教，而《四十二章经》是比较常见的佛教典籍，具有隐蔽性。 其实，真要探究起来，《四十二章经》还真不是一本简单的佛经。在佛系著作中，它身份显赫。它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第一本佛经，是佛教东传的先锋官。资格老得很，意义大得很。 说来话长，佛教最早正式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东汉明帝刘庄的杰作。据说有一晚，刘庄做了个梦。梦中看到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像朝霞一样闪闪发光，身上有日光环绕，飘飘荡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大殿前。正要问他话，他却飞走了。醒来尚觉惊悸，早朝时便把梦境讲述给群臣听。博士傅毅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昔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贡金佛像一尊，置诸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即是佛的幻影。”刘庄听了，十分好奇，于是便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c蔡愔c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蔡愔和秦景跋山涉水，到达了天竺国。天竺国的人听到中国派来使者求佛经，表示欢迎。天竺有两位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位叫摄摩腾，另一位叫竺法兰，帮助蔡愔和秦景得到了一些佛教的义理。后来在蔡愔和秦景的邀请下决定前来中国。三年后，他们一同来到洛阳，带回经书四十二卷和佛像，开始翻译一部分佛经，译出的第一部就是《四十二章经》。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这一寺院据说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成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这是最早的“西天取经”。网上有个俏皮话，说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有可能是唐僧。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唐僧骑的偏偏是白马呢？现在你知道了，这与第一次西天取经的白马驮经有关。白马是取经的重要符号。连翻译佛经的寺庙都以白马命名。 经是取回来了，然而中国儒家的士大夫们首先提出反对，认为佛教是“夷狄乱言，无父无君，不耻一顾，或应该废除。” 《四十二章经》由42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迁，劝人们抛弃世俗，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儒家苦心经营，把人们的世俗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佛家一句话却要抛弃世俗，儒家当然不干。 但是，《四十二章经》文字简炼，形象生动，而又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和其他佛经相比，《四十二章经》简明扼要。比如男女的五条戒律，就是不杀生c不偷盗c不邪淫c不妄语c不饮酒。如果违反了佛门条例，就像仰天吐唾沫，迎风扬尘土，迎风持火炬，舔刀刃之蜜糖，害人终害己。如果修炼调心，犹如火炬照亮黑暗，莲花出于污泥，调弦缓急得中，河流顺流入海。佛经如蜜，中边皆甜，最后第四十二章，达到“达世知幻”，看王侯贵族如微小尘埃，看黄金美玉如同砾石，看上好细绢如同粗布，看大千世界如同微粒，但是，看待一切法门如同幻化的宝藏，看待妙法如同梦里华贵金衣，看待诸佛的觉悟之道，如同疮眼病人眼前的空花，看待禅定如同须弥山的柱子，看待不生不灭的涅槃如同昼夜清醒，看待平等如同一片真实的大地，看待佛法的兴盛与教化，如同生命之树经历春夏秋冬。作为一种深入浅出的通俗读本，《四十二章经》让人们迅速了解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在宣传佛教方面的历史功绩的确是功不可没。 不过，以上说法只是一种通行说法，连佛教徒都深信不疑。经史学家考证，《四十二章经》只是中国人自己编的一本佛经钞，其年代最早不过三国的孙吴。那又是谁编了这么一本影响巨大的佛经钞呢？目前还无从知晓。 总而言之，佛法东渐，犹如吹进汉风的妙香，直抵人心的偈语，呈现法华无边的烂漫。《四十二章经》正是佛法较早的一缕妙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化胡经》：佛道二教都认可的胡说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出对联，上联是“骑青牛出函谷，老子姓李”，要求对下联。大家都感到这是个很巧妙的上联。 这个上联说的是一个关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传说，老子晚年感到自己的学说得不到推行，于是就骑青牛出函谷向西而去，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这跟孔子有所不同，孔子也表达过类似愿望，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在学说得不到推行时是想要到海上去，来一曲《沧海笑》也未可知，实则他是想乘船去当时的九夷之地c君子之国――古朝鲜。但他最终也并没有去。而老子似乎是真的走了，还是函谷关的关令尹喜亲自送他离开的。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记载。但是老子最终去了哪儿，却成为历史之谜。这个历史缺口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出现了关于老子去向的种种猜想假说。“老子化胡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 化胡说的形成及其作者 老子化胡说简称“化胡说”。老子化胡说是巧妙利用《史记》老子传中西出函谷关“而去，莫知其所终”之句编造出来的。它说，中华大圣人老子写了五千余言后去胡，即印度，教化胡人，成为释迦牟尼――或召释迦为弟子――教化胡人，因而佛教是老子提倡的。换言之，佛道两教同源。揭人老底的《化胡经》 其实，老子化胡的故事，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胡这个词，古代本是西北部民族的统称，秦汉时多指匈奴，后来大而化之，泛指一切外国。佛教起源于印度，当然属于“胡人”的宗教，是外来的文化，它的传入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中国本土文化的抵抗。佛教这边为了顺利传教，采取了混佛入道的策略，故意编了这个说法，表明佛教也是中国老子传入的，中国老子也是佛，所以，别把我们当“胡教”看，我们都是一家人，别有排异反应。但在后来，道教最喜欢提这档子事。不过，到了西晋末，五斗米道祭酒王浮专门编了《化胡经》，将旧事重提并大书特书的目的是借宣扬这个故事贬低佛教，他把佛教释迦牟尼说成老子的弟子，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意思是，你们佛教还是我们老祖宗传的，有什么了不起！ 堪称精彩（好玩儿）的佛道互怼 《化胡经》将“化胡说”变成了佛教头顶的癞疮疤，引燃了佛道论战的导火线。佛教虽然主张“佛头着粪”c“唾面自干”c“八风吹不动”，而且“化胡说”还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但当时的自甘低人一等是为了成功逆袭，扮猪吃虎，现在已经处于绝对优势，没必要再装孙子。于是他们觉得“叔可忍，婶不可忍”，开始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他们的方法跟道教编《化胡经》一样，伪造经书，有一位名叫支遁的和尚，写了一篇伪经《释迦文佛像赞序》说得更狠，他编出佛祖派遣儒童菩萨孔子c光净菩萨颜渊c摩诃迦叶老子到中国传教的故事。把中国人敬奉的孔子c颜渊以及老子都说成是佛的弟子。这种和“老子化胡说”针锋相对的说法叫做“三圣东来”说。道教于是又攻击佛教剃度出家，不结婚，不要后代，说老子之所以给胡人立下这些不合乎中国礼教人伦的教规教法，是看到胡人太野蛮，不开化，想让他们绝种，才叫他们男不娶，女不嫁，要是一国都信佛教，它自然就灭亡了。哈哈哈，不得不说这也是本人对佛教的看法。只不过不知道这是老子的阴谋罢了。这说法太有才了！佛教见对方这样粗暴无礼，也恶言相对，极力贬斥道教的修炼方术和做法事等装神弄鬼那一套。――这倒也是事实。总之，二教相互攻击，目的都是为了压倒对方，争取办教经费和国家政策，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不过，吵来吵去也只是在争辈分而已，谁也不提分家的事。 一场论战两败俱伤 北魏初年，笃信道教，代表汉族官僚势力的崔浩，鼓动太武帝下诏灭佛，说佛教是危害儒家礼教和封建王法的“胡神鬼道”。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齐文宣帝高洋(公元550~559年在位)让佛道二教辩论，结果道教辩不过，输了。高洋下诏废道，命令道士都剃光头发改当和尚，不听从的，一律杀头，弄得整个齐国几乎没有一个道士。是不是很冷（狗）血？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周武帝召集当时儒c道c佛三家的头面人物，还有文武百官2000余人举行公开辩论，要“亲量三教优劣废立”，据说结果不了了之。事隔三年，武帝又到玄都观，再次主持辩论，仍无结果。第二年，又召集文武百官和佛道二教人士，定下“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次序。佛教方面不服气，二教仍然争斗激烈。终于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导致武帝下诏“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和尚)c道士，并令还俗”(《广弘明集》卷八)，结果据说共有200余万人还俗，这裁员规模可谓空前绝后，佛道二教落了个两败俱伤。因此化胡说应该是某位佛教徒提出的，作为顺利布教是一种权宜之计。 “老子化胡”历史评价 从历史角度看，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时，为了站稳脚在传教时自己说了“老子化胡”，教化胡人。道士们也认为这属实，于是道士写了《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成为当时道佛的共识，之后由于佛教做大不甘于做当陪衬，于是便引起了历时几百年的道佛二教谁高谁低的争执，之后三武一宗灭佛，导致大量佛徒死伤，佛经被毁。 双方如此“论战”，无异于以脏话对骂。但从主观上看，双方仅仅围绕“谁教化谁”来辩论高低，恰恰表明其见识的低下。试想，即使道佛两家的创始人真的有什么师徒关系或祖孙关系，那只能证明双方都是同一个品种，同一个物类，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谁先谁后，为此而辩论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双方不拿哲学思想和信仰水平来比，只知道抓住“辈份”问题做文章，可见他们连儒家所说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道理都不懂。 事实上，这类辩论越是持久，“老子化胡”越是被世人的关注，。从北魏时(386一534年)的道教“楼观派”到元宪宗时(1251一1259年)的道士李志常，其间不少人还在坚持“老子化胡”。李志常在刊行该书的同时，还印发《老子八十一化图》，意思是说老子神通广大，他能“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为各种形象。元世祖忽必烈(1260一1294年在位)，由于道教失宠，忽必烈下令烧毁《老子化胡经》，不准再刊印，这桩“公案”才告终止，但这也不意味着化胡就不存在。 重现江湖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人们在偶然间发现了一座文化宝库，那就是闻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书库。从遗物中发现了670多年前已被销毁的《老子化胡经》，只存一c二c八c十等卷，各卷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有的作《老子西升化胡经》(伯2007)，有的作《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斯2081)，系同书异名。今英c法等国所藏敦煌《化胡经》残卷，当系十卷本，非王浮原书。 结语 有意思的是，在《老子想尔注》里，老子的结果是华丽转身变为太上老君，而在《老子化胡经》里却又到印度成了佛祖。在《西游记》里，太上老君和佛祖又是截然不同的两尊神。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能逮住孙悟空：太上老君用自己的金刚圈偷袭了孙悟空，而佛祖则用五指山压住了齐天大圣。共同对付妖猴孙悟空，这也是“佛道一家”的生动体现吧？别管老子化没化胡，佛家与道教已经水乳交融难解难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西京杂记》：戏说长安那些事儿 杜甫有句诗颇有名，叫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诗一直被后人称道引用，以为是杜甫原创。其实，这是杜甫化用的。原句是关于西汉辞赋家扬雄的：“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我想没有人质疑这个出处。那么这句话又源出何处呢？它出自《西京杂记》这部古书。 《西京杂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西京”指的就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书中所写既有历史也有西汉的许多遗闻轶事。时间上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它所讲述的西汉之事，怪诞不经，跟《史记》《汉书》等信史一比就原形毕露，大多不足取信。所以这部书一般被归为野史和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部书就是八卦“长安那些事儿”。是戏说，趣说，有趣放在第一位，真实放在第二位。 书中有人们喜闻乐道c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即宫女王嫱不肯贿赂画工致远嫁匈奴；“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卓文君为阻止司马相如纳妾作《白头吟》”；戚夫人每年八月四日陪刘邦下围棋，等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皆首出此书，现在则为我们熟知的典故。还有一句成语“凿壁借光”，也是从该书的匡衡的故事中流传出来的。所以，本书怎么也算古书界的一小咖吧。 虽然大部分荒诞不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真事儿。有关南越赵佗向汉朝献宝c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们的事迹c刘邦筑新丰迎刘太公c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就溺死或扔掉）c邓通得蜀山铸铜钱c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c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c刘子骏作《汉书》等事，均可开阔思路，对于历史研究很有裨益。 《汉书》下脚料成书 关于本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未曾著录，而新旧唐书均著录为东晋葛洪著。这是因为六卷本末有葛洪跋文一篇。跋文言“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小有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大意是，姓洪的一家有一部家传的刘歆的书，内容散乱，共一百卷，按照天干顺序简单分了类别。拿这些内容跟班固的《汉书》一对照，发现班固写《汉书》都是取材于此。葛洪不过将班固写《汉书》不用的二万余言抄录出来，给它起个名字而已。这意思就是说葛洪发现了班固《汉书》的素材库，他从班固写《汉书》不用的下脚料中抄出了两万多字编成此书并命名为《西京杂记》。 作者之谜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中国史学入门》书中曾明确指出:《西京杂记》这本书，“讲了汉朝的许多故事。书的作者是谁没有定论。有的说是刘歆，有的说是晋朝的葛洪”，甚至还有吴均撰书之说。总之，是一本没定论的糊涂账。 清朝的考证工作是很给力的。但对《西京杂记》一书真正作者考证者也并没有考证出名堂，作补的也未补出个头绪来。这真是“望西都，意踟蹰”了。 《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对此书有评论。鲁迅认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眩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但鲁迅对该书之文学性，给予肯定：“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开卷礼包多 《西京杂记》中的确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除了上文所举的那些，还可以举出很多。 比如，武帝欲杀乳母的故事。 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巳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遂舍之。 我们从中可以侧面了解汉武帝的性格和东方朔的智慧。 再如，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 寥寥几句，讲了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事例。 再如文帝的九匹良马，名字很美，可广见闻。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 扬雄著书的故事则有神话色彩。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之而灭。 高帝斩白蛇那把剑是这样的：剑上有七朵珠九华玉以为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明镜高悬的来历：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进入秦都咸阳宫，看到无数珍宝中有一块方镜，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胃肠五脏；人有疾病在内，则知病之所在；如宫人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杀之。因此镜出自秦地，故又称为“秦镜”。又因此镜功能奇特，故人们又用它比喻那些明辨是非c判案公正的官员。后来，官员们为了标榜自己“清正廉洁”，全都在公堂上挂起了“秦镜高悬”的匾额。再后来逐渐变成更为通俗的“明镜高悬”，作为摆饰悬挂于大堂前。（“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硋。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关于卓文君的描写：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这段曹雪芹一定看过，我们能从黛玉身上找到她的影子。 再比如七夕乞巧，《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再如，“至诚则金石为开”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出处。 《西京杂记》的笔记体小说篇幅大多十分短小，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句话，所以，虽然是文言文，读起来却毫不费力，而且可以时感找到文化源头的惊喜，比读一些当代的口水文强之百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续齐谐志》：玉碎不改其白 南朝梁吴均(469~520)是一个让我们颇有好感的才子。他写的《与朱元思书》选入高中课本，是小品文的典型代表，“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等句，文笔清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他还写过一部书，影响很大。这部书叫《续齐谐志》。也就是《齐谐志》的续书。《齐谐志》是庄子在其名篇《逍遥游》中打过广告的一本书，他说“齐谐，志怪者也。”就是说，《齐谐志》，是一本志怪类的书。不过此书原书已亡轶，只有吴均的《续齐谐志》流传下来，但也不完整，只有17条。 这仅有的17条也延续了吴均文章一贯的文辞优美的风格，书中不少故事曾广为流传。如田庆兄弟三人分荆故事，张华识别斑狸精故事，九月九日桓景插茱萸c饮菊花茶登高避灾故事，七月七日织女渡河会牛郎故事，五月五日作粽祭屈原故事等等，常被引作典故。阳羡书生寄居鹅笼一条，徐子光《蒙求注》引刘晨﹑阮肇入山遇仙女的故事，《太平御览》引吴龛故事，《乐府诗集》引王敬伯故事，也都说是引自此书，不过今本中均不见，这正说明原书已散佚。 领略一下鹅笼书生的故事：阳羡许彦负鹅笼而行，遇一书生以脚痛求寄笼中。至一树下书生，口吐器具肴馔，与彦共饮，并吐一女子共坐。书生醉卧，女子吐一男子。女子醉卧，男子复吐一女子共酌。书生欲觉，女子又吐锦帐遮掩书生，即入内共眠。男子另吐一女子酌戏。后次第各吞所吐，书生以铜盘一赠彦而去。这小故事构思真是新奇可喜。 再看看我们熟知的端午节包粽子的来历：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简贮米，投水以祭之。 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日：“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 翻译: 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纷纷哀悼他。到了这一天，人们用竹筒装米，扔进水里来祭奠他。 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三闾大夫。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全被蛟龙偷去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以塞些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最害怕的呵！”区曲照他说的这样去做了。现在，老百姓们在五月初五包粽子时，还要包上楝树叶c缠上五彩线，这便是汨罗河的遗风呵。 多么好的一本书，文采故事俱佳，可惜已经是残璧了，不过“玉碎不改其白”，仅存的这些条目，依然能感受到吴均文笔之优美清丽。古书里这样的碎玉似的残本还有很多，都是流传中种种历史因素造成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四大名注：别人著书我注书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有四大名著，指的是明清以来长篇章回小说的四部代表作。但除此之外，在学术领域，我国还有“四大名注”，这就鲜为人知了。 “注”是注释体例之一。一般来讲，一部好的古书面世若干年，总会引得注家蜂起，这是一部古书要成为经典的节奏。做注一般是蹭名书的热度，其名气一般是难以盖过原书的。但也有的学者会独具慧眼c另辟蹊径，选择一些冷僻的书来注，经他们的翻天妙手注过的书会脱胎换骨，大放异彩。这些注也因其不俗的含金量，成为“名注”。古往今来，在我国学术领域，有四部“注作”颇有名气，不论从文学史还是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号称“四大名注”。不过，这说法也有几种不同版本。最普遍的说法是: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善《文选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段玉裁注《说文》c郦道元注《水经》c刘孝标注《世说新语》c李善注《文选》。把裴注换成了段注。此外，还有把裴松之注《三国志》c刘孝标注《世说新语》c郦道元注《水经》放在一起叫做“三大名注”的说法。 四大名注的说法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先生的发明，出自他的《中国史学名著》，流传最广。段注换掉裴注的那个版本不知具体是谁的发明。 “三大名注”的说法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发明。他在《寒柳堂集》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文中，指出“裴松之c刘孝标c郦道元网罗群书以注书，不独保存大量已佚古籍，且其注能较原作更具史料价值”。 裴松之注《三国志》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有些地方过于简略，有些地方甚至是故意地歪曲历史。晋以下一百三十余年，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的宋文帝已经发觉了这个不足，于是命中书侍郎裴松之进行增补c注解c纠错。裴松之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最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武断地进行取舍，而是把存疑c矛盾的地方“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裴《上三国志注表》)。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 刘孝标名峻，南朝梁时人。他的注为《世说新语》漫画式的描写补充了很多翔实的背景资料。以德行第一的第一段为例: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府君先入廨。陈曰:武五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煗。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注1:《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豪横，乃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 注2:《海内先贤传》曰: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迁豫章太守。 注3:谢承《后汉书》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豫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曝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 注4:许叔重曰: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车上跽曰式。 注5:袁宏《汉纪》曰:蕃在豫章，为穉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郦道元《水经注》 现在我们能找到的《水经》和《水经注》注的那本《水经》并不是同一部著作。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就清楚了: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有《山海经》这本书吧其中在《海内东经》的篇末纪录了26条河道的情况，约500余字，后人把这一段摘出来，称为《水经》，这就是较早的一部——秦《水经》。 后来汉代涌现了一批水利专家，终于在汉末形成了一部专著——汉《水经》，也就是郦道元作注的那一本了。汉《水经》纪录的河流有一百三十七条之多，为郦注奠定了基础。不过汉《水经》已经散佚，找不到原书了，而且郦注中没有提及作者，只能从《水经注》里看到其中的一百二十三篇了。 不论秦《水经》还是汉《水经》，记述都极为简略，而且以水文地理为主。而郦注中则涉及了更为广泛的知识，例如土壤矿藏c农业水利c地理变迁c历史故事c碑刻题记等等。 李善注《文选》 李善是唐高宗时人，为了注《文选》他引用了大量古籍，虽然《文选》并非赖李注而流传至今，但李注《文选》对于保存其他古籍贡献非小。 总之，这些“注”书，或与原书并驾齐驱c分庭抗礼c珠联璧合，或借壳上市c点铁成金c反客为主，或烂尾重建c貂尾续狗c成功逆袭，或纠偏勘误c扩量增容c具体而微，都是一注成名，使原书的知名度和质量华丽丽地高了一大截，它们是注书界杰出的代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水经注》：河山只在我梦萦 一片丹心注《水经》 一部地理著作，居然很有爱国情怀，它是怎么做到的？ 反客为主靠走量？ 《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书名来看，此书是为另一种被称为《水经》的书作《注》。事情确实如此，三国时期的一位已经不知姓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名叫《水经》的书，内容非常简略，全书只有八千二百多字，每一条写于此书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c简单的流程c入海，或在何处汇入另一条大河。举条大河的例子，就说中国历史上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吧，从发源c流程到结束，《水经》只写了一百九十多个字。再举条小河的例子，黄河中游古代有一条叫清水的小支流，对于此河的发源，《水经》只说：“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但郦道元为这十二个字写了约一千八百字的《注》文。全书《注》文超过《经》文二十多倍。《水经注》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构，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 非也，颜值也很重要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c人物掌故c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c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语言决定书的颜值。《水经注》文笔绚烂，语言清丽，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地理著作中的“颜值担当”，是化妆成地理书的散文集。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无意中为后世保存了许多资料。由于其多方面的价值，竟因此形成了一门学问――郦学。对，是郦学，而不是力学。 有一种情怀叫“国破山河在” 杜甫有首诗叫《春望》，劈头一句“国破山河在”，简直是郦道元的隔代知音。国虽破，山河仍在。划江而治的政治版图改变不了心中那承载着几千年共同的文化的版图。郦道元为何要为《水经》作注？他在自己序文中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c《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c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欲言。《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c城市兴衰c河道变迁c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为高大上的理由是爱国心，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由此说明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爱国主义著作。这样的胸怀格局c巧妙构思是《水经注》这部奇书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该书的灵魂。我们熟悉张明敏所唱的《我的中国心》里的歌词“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几句歌词恰可做郦道元一片丹心注《水经》的准确注脚。 一部立体的地理书 《水经注》是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唐六典》注中称《水经》共载水道137条，而《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c淀c陂c泽c泉c渠c池c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 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c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真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c支流c河谷宽度c河床深度c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c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c瀑布c急流c滩濑c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c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c岳c峰c岭c坂c冈c丘c阜c崮c障c峰c矶c原等，低地有川c野c沃野c平川c平原c原隰等，仅山岳c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c旱灾c风灾c蝗灾c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c乡c亭c里c聚c村c墟c戍c坞c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c巴连弗邑c王舍新城c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c堤c塘c堰c堨c覩c墱c坨c水门c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c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c冶金c机器c纺织c造币c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c银c铜c铁c锡c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c硫黄c盐c石墨c云母c石英c玉c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c石油c天然气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c考古学c地名学c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c宗教学c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c洪c悬流c悬水c悬涛c悬泉c悬涧c悬波c颓波c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c地下水开发c海岸变迁c城市规划c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谜之原书 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但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今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作者很用功 《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c谚语方言c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末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因遗憾而完美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但书中的缺点也有：因为他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我们不难想象出郦道元因山河割裂不能亲自到南朝去实测自己所记述的河流的绵绵心痛。有些表面上失之于简单的记录正反映了这种历史的遗憾。当读者也感受到这种遗憾的时候，他才真正读懂了郦道元，他是化妆成地理学家的爱国主义者。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编绘了古今对照c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c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c音声c算数c天文c地理c制度c名物c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c气化c道德c性命，莫不究乎其实。”（《戴震全书》） 《水经注》与南朝宋裴松之写的《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写的《世说新语注》，唐李善写的《文选注》，并称“四大名注”。看来，注写好了，也可以著名，也可以成为经典名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颜氏家训》：这个“颜值”拼得很另类 很多人都说，当下是个拼颜值的时代，颜值即正义，要有钱有颜。一句话，一俊遮百丑。有人为了提高颜值去整容，有人为了修改颜值要上溯到祖宗十九代讨说法，等等。殊不知，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人也是拼颜值的，不过他们拼的颜值很另类。这种颜值来源于一部书，书的名字叫《颜氏家训》。凡是《颜氏家训》学得好的人，“颜值”就高，就有好的修养，好的气质，好的家风，家中就会人才辈出。 《颜氏家训》是一部奇书，跟《洛阳伽蓝记》c《水经注》一起，被称为北朝三部杰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c教育家。 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c思想c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c教子第二c兄弟第三c后娶第四c治家第五c风操第六c慕贤第七c勉学第八c文章第九c名实第十c涉务第十一c省事第十二c止足第十三c诫兵第十四c养心第十五c归心第十六c书证第十七c音辞第十八c杂艺第十九c终制第二十。 此书成书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人人诵读，家家学习。全国人民一时进入拼“颜值”时代。一部“家本位”的书缘何如此大卖热销呢？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度，在一个重视“修身c齐家c治国c平天下”的教育氛围里，齐家这一环一直是最薄弱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史也一直在呼唤这部书，它的出现早就是势在必然。《颜氏家训》对这种阅读期待的满足又是如此堪当其任。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可是令人尴尬的是，“父之教，无教材”。《颜氏家训》的问世一举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从此中国人的“父之教”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爆红，成了一位最合格的父亲，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陈振孙誉其为“古今家训之祖”。《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前边孔子最欣赏的得意门生颜回就不说了，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c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c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这足以证明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不过到此时，对于老颜家来说，这部书已经不是家训，而是祖训了。 颜家这位老祖宗颜之推(531年~591以后)，字介。之所以名推字介，是因为我国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人叫介子推。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颜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颜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 颜之推这辈子很坎坷，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人，饱尝离乱苦，深怀忐忑之虑。他曾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自己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以及“予一生而三化”的无可奈何情状，作了痛苦流涕的陈述，且悔恨道:“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在这部书中，他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教育思想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c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正由于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他对南北社会风俗c政治得失c学风特点有透彻的了解。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c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这才叫“不忘初心”。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c治家c处世c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不能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表diss。这充分证明了《颜氏家训》是讲操守c有追求的一部书。 文学价值 颜氏家训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c道德修养方面对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自成书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经久不衰。究其原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c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c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c正心c修身c齐家c治国c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正由于此，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被后世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 历史地位 《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c佛教之流行c鲜卑之传播c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在它的《文章》篇中，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c口辩c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c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后世影响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 首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c慎言c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c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深表diss，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 再次，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杜绝迷信，绝对不谈“巫觋祷请”之事，“勿为妖妄之费”。 总之，一个人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此书说得相当明白透彻，正能量满满。这样的家训人们只觉得相见恨晚，所以，一问世就毫无悬念地窜红，被当作家教宝典。这在当时，是个绝不亚于《傅雷家书》一般的存在。 只不过，当今的我们大多把这部书甚至这类书当作了封建糟粕，也就不拼这类颜值了。而且，家庭的责任担当也被弱化，唯一有关系的是是否有个有钱的爹。有钱有颜的潜台词基本上就是拼谁爹有钱，拼谁基因好，这样的拼真的太肤浅。当前离异家庭比比皆是，修齐治平各环节都处于断裂状态，人们物质生活很充实，精神却极为空虚，这实在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齐民要术》：北魏版“舌尖上的中国” 现在的西方人都喜欢吃“中国菜”。可是你知道“中国菜”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茹毛饮血的，吃个饭血乎呲拉的，应该不会有炒菜这码事儿。黄帝时期，有巢氏教人们造房子，燧人氏教人们用火，神农氏教人们种植农作物，轩辕氏教人们造车子，胡曹发明了衣服帽子，此外还有仓颉造字，容成子做历法，等等。这些都跟我们的祖先生活息息相关，但其中并没有个“炒菜氏”教人们炒菜，更不用说什么八大菜系c满汉全席。所以中国炒菜史的源头还不能追溯到那时候。虽然孔夫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但“脍”指的是切得很细的肉，“脍炙人口”的“炙”则是指烤肉，至于炒菜是何时才有的，也语焉不详。《史记》里有个“鸿门宴”的故事，刘邦手下的勇士樊哙为救刘邦孤身闯进项羽的大帐，被项羽赞为“壮士”，赐给他一条猪腿，可是项羽手下的人不买账，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那樊哙果然勇猛，生生地把一条生猪腿用剑在盾牌上切着吃掉了。可见，直到秦朝末年，人们还赞赏吃生食。估计那时即便做菜，也不会太讲究。假设我们得到一本鸿门宴菜谱，那上面可能也只有一些酒和肉，并没有炒菜。但我们知道，至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炒菜这回事儿。因为那时有一部书明确记载了炒菜的方法。如果你说，我不想吃炒菜，我想吃面条。呵呵，做面条的方法这部书里也有！什么书这么神奇？这部书就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 关于菜肴的烹任方法，《齐民要术》里记载了多达二十多种，有酱c腌c糟c醉c蒸c煮c煎c炸c炙c烩c熘等。特别是“炒”，这种旺火速成的方法已明确在做菜中应用，其意义十分重大。书里还记载了制盐c做酱c造醋的方法，所以那时候，油盐酱醋都已经有了，炒个醋溜白菜是不成问题的。人们的酒席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有荤有素。至于酸辣土豆丝和西红柿炒蛋就勉为其难，因为那时候人们还不知土豆和西红柿为何物。但是，像豆豉c咸菜c酱菜c腊肉c点心c奶酪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吃到了，因为书中对这些食品的做法都有介绍。书中详细记录的两种面点发酵法，在中国面点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不仅如此，大家想摆上一桌，喝点儿好酒，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书里还载有造曲c酿酒的方法。书中记载由曹操所献的“九酝酒法”，其连续投料的酿造方法，开创了霉菌深层培养法之先河，它可以提高酒的酒精浓度，在中国酿酒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的是，书中记载了细如韭叶的面食“水引”的详细制法，日本等国的学者认为，这“水引”正是全世界面条的肇始。这样酒后主食也有了着落。 《齐民要术》共九十二篇，其中涉及饮食烹任的内容占二十五篇，列举的食品c菜点品种约达三百种，反映了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c少数民族人民的饮食习惯。如黄河流域的人喜食鲤鱼;沿海地区的人喜食“炙蜊”;少数民族人喜食“胡炮肉”c“羌煮”(一种煮鹿头肉)c“灌肠”;吴地人喜食腌鸭蛋c莼羹;四川人喜食腌芹菜等等。此外，夏至食粽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习俗;而素食也已独树一帜，在《齐民要术》中有专节记述。在汉魏南北朝时期的饮食烹任著作基本亡佚的情况下，《齐民要术》中的这些食品c菜点资料就更加珍贵了。食品史学家认为《齐民要术》在农产品加工c酿造c烹调c果蔬贮藏等方面也给出了很好的技巧，为这方面的工作者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中国古代的烹任百科全书”。 如此看来，《齐民要术》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奇书。 那当然了，这部书里记录的内容绝对会令我们眼界大开。 别的不说，还是先就着刚才的话题说。书中阐述了酒c醋c酱甚至糖稀等的制作过程，以及食品保存等。从所记载的工艺过程看，当时的人对微生物在生物酿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有所认识，并掌握了很多实际经验和制作技巧。书中记载的蔬菜贮藏技术，这些技术在现在我国北方仍被使用:9c10月间，于地上挖坑，深约一米或更多(视贮藏量而定)，然后把新鲜的蔬菜一层层摆在坑中，再摆一层放一层土，最上面留下一尺多全部用土盖好。这样，冬天取出来的蔬菜不失水分，和夏秋时的一样新鲜。在古代没有冰箱的情况下，这种土法保鲜术的效果令人赞叹。作者贾思勰是寿光人，现在寿光有个全国有名的蔬菜大棚，所产蔬菜行销全国。或许是当地人得了老贾的真传吧？ 所以，《齐民要术》虽属农书，但内容“起自耕农，终于醋酸”。就是说，农耕是手段，最终把农产品制造成食品送进人们的嘴里才是目的，这样方可以使“齐民”(平民)获得“资生”之术。大家都知道《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就其内容来说，它也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生产加工制作食物的链条。 《齐民要术》是综合性农书，前6 卷将广义农业全部包括在内，而卷7 和卷8 上半为农产品加工或农家副业，卷9 末两篇，可说是作为辅助收入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总之农c林c牧c渔c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都包括在内。 《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c河北中南部c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书中正文分成10卷，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书中援引古籍近200种，所引《泛胜之书》c《四民月令》等现已失传的汉晋重要农书，后人只能从此书了解当时的农业运作。 《齐民要术》书前有自序c杂说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c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贾思勰的用意很明显，当官的人，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当官的人，不要只会读什么四书五经，要是不懂农事，就算不得一名合格的官员。一个合格的官员，最起码得是半个农学家吧？熟读《齐民要术》并考试合格才能拿到从业资格证！所以《齐民要术》连孔夫子都敢嘲笑，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与天战斗，其乐无穷；与地战斗，其乐无穷。《齐民要术》不主张农民只是“靠天吃饭”，书中详尽探讨了抗旱保墒的问题。另外，他还论证了如何恢复c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主要是轮换作物品种，并出现了绿色植物的栽培及轮作套种的方式，明确提出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则应该是因时c因地c因作物品种而异，不能搞一刀切。这些方法，真是讲得不要太专业。干货满满。 《齐民要术》还提出了选育良种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贾思勰认为种子的优劣对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谷类为例，书搜集谷类80多个品种，并按照成熟期c植株高度c产量c质量c抗逆性等特性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说明了如何保持种子纯正c不相混杂，种子播种前应做哪些工作，以期播种下去的种子能够发育完好，长出的幼芽茁壮健康。 农民的家中都要饲养些牲畜鸡鸭，不仅要五谷丰登，还要六畜兴旺呀。《齐民要术》很贴心，书中叙述了养牛c养马c养鸡c养鹅等等的方法，共有6篇。书中还指出如何使用畜力，如何饲养家畜等，还提出如何搭配雌雄才恰到好处。书中又记载了兽医处方48例，涉及外科c内科c传染病c寄生病等，提出了及早发现c及早预防c发现后迅速隔离c讲究卫生并配合积极治疗的防病治病措施。 《齐民要术》也没有忘记果农，最为可贵的是栽树第三十二中所述果树开花期于园中堆置乱草c生粪c温烟防霜的经验。书中认为下雨晴后，若北风凄冷，则那天晚上一定有霜，根据这一方法，人们可以预防作物被冻坏，从而避免损失。另外还可采用放火产生烟，从而可以防霜。这经验值，真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此接地气的一部书，农民兄弟怎能不点赞说“一书在手，天下我有”呢？ 《齐民要术》成书的时间为公元6世纪三c四十年代，其作者贾思勰是一位父母官，生活于中国北魏末期和东魏(公元六世纪)。 北魏之前，中国北方处于一种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百多年以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秩序由此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随之从屡遭破坏的萧条景象中逐渐恢复过来，得到发展。北魏孝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待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贾思勰青年时代，正值北魏孝文帝所倡孝文汉化运动的高峰，朝廷议政以农为首，督办农业，违者免官。太和九年(485年)又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规定种植五谷和瓜果蔬菜，植树造林。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农业生产的蒸蒸日上，为贾思勰撰写农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魏晋时期，人字耙和无齿耙开始出现，形成“耕——耙——磨”结合的耕作技术，加强旱地防旱的技术，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的“耕——耙——磨”经验。贾思勰认为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是否富强，于是他便萌生了撰写农书的想法。 贾思勰做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期间，到过山东c河北c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曾经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进行各种实验，并亲自饲养过牲畜c栽种过粮食。贾思勰不但注重亲身实践，而且善于向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吸收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在此基础上，贾思勰结认真分析c系统整理c概括总结，最后完成了《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由于全心全意为农民兄弟服务，饱受后世赞誉。 农史学家称赞《齐民要术》使中国农学第一次形成精耕细作的完整的结构体系，它高度概括了农业耕种的精湛技艺，使农业有了更深的发展。经济史学家认为《齐民要术》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为其增加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利的途径。 明代王廷相(1474一1594年)称《齐民要术》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 该书自出版后，长期受中国历朝政府重视，传遍海外后亦被常成为研究古物种变化的经典。《齐民要术》的书名可解作平民谋生方法，也可解为治理民生的方法。北宋时期的官刊善本不易看到，有“非朝廷人不可得”之说。可见朝廷把此书当做“为官秘笈”，是密不外传的奇书。唐c宋以来出现不少农书，无不以它为范本。其中，元代《农桑辑要》c王祯《农书》c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c清《授时通考》均受其影响。 不仅如此，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都曾提及《齐民要术》。约19世纪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1809年一 1882年)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提及曾参阅了“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进化论的佐证，该书正是《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的学术价值巨大。由于《齐民要术》的引用，保存了北魏以前的重要农业科学技术资料。《齐民要术》实际征引的古书和当时著作(包括江南宋c齐人的书)，共计近160 种。此外，还记有30 多条当时流传的农谚与歌谣。西汉末的《汜胜之书》，大约在南c北宋之际就散失了，由于《齐民要术》引用，保存了一部分重要内容。到19 世纪前半期，即有人根据这些资料并参考其他书籍，编成了三种辑佚本。东汉的《四民月令》也主要依靠《齐民要术》所征引的资料，到近代才有了四种辑佚本。又由于《齐民要术》征引古文资料时，采取了严肃c认真c负责的态度，不任意加以删改剪裁，一般都较好地保持着原书的模样。因而给其他经书之类的校勘也提供了很好的考证资料;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家们就曾利用它来考订其他文献中的字句，并有不少新发现。 21世纪20 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它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关于研究《齐民要术》专著和文章发表达五六十种之多。在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对《齐民要术》的研究也很流行，并称之为“贾学”。 《齐民要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贾思勰“自序”所说:“花草之流盖不足存”，因而在书中没有一句关于花色花香的记述。后来的许多综合性农书也接受了这个成规，对于花卉不作记述。 花卉庭园布置，是中国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之一，一直到宋末c元时才有人打破这个戒规，把花卉栽培技术收录进农书里，而中国花卉栽培技术史因此缺少了1000 多年的资料。 所以，你可能会说：太朴素了吧？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本色啊！但是《齐民要术》就是一本为农民写的c农民立场c农民经验c农民特色的一部书啊！ 从农田到餐桌，环环相扣，展示了平民百姓生活的那一份妥帖和惬意，处处有学问，真可算得上是北魏版的“舌尖上的中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梁武帝：一位爱写书的皇帝的旷世传奇 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算得上一个传奇皇帝。他有几个特别：特别能打仗，特别能勤政，特别能写书。最后一个特别是，下场特别惨。 论执政时间，48年，在中国古代408位最高统治者里排第九。要知道他可是位开国皇帝，当皇帝时年龄已经很大了。或许你要说执政时间长只代表数量，不代表质量。可问题是他当皇帝的质量也相当不错。首先他的勤政精神是很罕见的。一说勤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每天看几十斤竹简，雍正帝每天批阅大量奏章，但他们跟梁武帝还是没法比。这位梁武帝每天五更起床，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萧皇帝批阅奏章时。春夏秋冬从不间断，而且冬天他常常因为批阅奏章把手冻裂！ 你能想象堂堂一国之君如此勤奋吗？问题是他还很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试问这些哪位皇帝能做到？ 这位皇帝的帝位之得来也很传奇，明明是谋朝篡位，却偏偏又号称“禅让”而来，并且有正规的仪式。而那位禅让他皇位的齐和帝萧宝融在把皇帝让给他不久就被他逼着吞生金自尽了。 他被称为梁武帝，谥号里有个“武”字，能称得上“武”字，军事才能想必不弱吧？这话不假，这位萧皇帝曾担任南朝齐代的雍州刺史，在对抗北魏的军事斗争中决策正确，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后来一来二去成为董卓一样权倾朝野的权臣，但是他在齐代后期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料事如神，稳如泰山，威信素著。齐末的皇帝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都不成器，皇帝的位子才顺理成章又众望所归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而他的出身竟然是个官二代。他出身门阀士族，一入官场，起步就是齐高帝的重臣卫将军王俭手下的侍中。他很快得到王俭赏识和提拔，无灾无难到公卿。 当上皇帝的萧衍前半截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明君，拿他在宫门前设谤木函和肺石函来说，就颇有创意且难能可贵。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这样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国家哪有治不好的道理？他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狠抓廉政建设，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他经常亲自召见他们，给他们上政治课，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总之政绩是升迁的唯一标准。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的统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然而，如果这样一路走下去就不是萧皇帝了，也算不上传奇。前期的梁武帝出奇地优秀c开明c勤政，是少有的有为之君，而后期的他却又特立独行到令人咋舌。作为一国之君，他竟然能够先后四次跑到寺庙里，体验亲自当和尚的感觉。大臣为了请他还俗理政，就要向寺庙捐钱，起步价是一个亿，每次把他“赎”出来都很伤国库。这都是因为他老人家笃信佛教。对了，佛教徒本来是不吃素的，吃素还是因为他的提倡。而且即使祭祀神佛也不能用猪牛羊，只能用面捏的猪牛羊。萧衍不仅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直线下滑。又由于他重用了从北朝背叛而来的侯景，终于自己挖坑埋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那猴精的侯景果然没有狗一样的忠诚，又背叛了他。这次叛乱很成功，开始叛乱的人只有千把人，到攻打建康时竟已达到十万。 建康陷落，侯景来到梁武帝面前，而梁武帝超乎寻常的镇定却让侯景心里直发毛。后来侯景都不敢跟梁武帝见面，只好把他囚禁到台城，最后饿死了他。为什么最后的梁武帝这么淡定？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梁武帝本来也干过这样逼宫的事儿，侯景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也不算什么新花样，他深知侯景跟他见面时的心理状态；二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久经沙场的武将，什么样凶险的场面没见过呢？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三是笃信佛教已经让他把得失成败c荣华富贵都当成了浮云，所谓得失寸心间，只要自己看透，谁又能奈我何？ 然而，说了这么多，也只是个引子而已，还没有触及正题。 这样一位先平步青云后叱咤风云，先勤政爱民后看破红尘的传奇皇帝，居然还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就是说他不仅能武，还能文。然而这还不是正题，正题是，这位很有才华的皇帝还勤于写书，且著书之丰，堪称等身。 首先，他很有才，这也是他写书必备的基本功。 萧衍的诗赋文才，颇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脁c沈约c任眆c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而我们的主人公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大大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你看，魏武帝曹操为首的是建安七子，而萧皇帝为首的是什么？竟陵八友。比他们还多一个，当然，似乎不如七子名气大成就高。但其文学水平也绝不含糊。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其《子夜四时歌·冬歌》的前两句“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后来被唐代戴叔伦化为《除夜宿石头驿》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成为千古名句。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此外萧衍七言诗水平很高，推动了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唐朝的李白c杜甫c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他的《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首句后来还被王实甫化用为《西厢记》里的“伯劳东去燕西飞”。 一个有才华的皇帝，还喜欢研究各种学问，而且有着非同凡人的勤奋，那么他写书出书就不可避免了。 而萧衍确实是非常喜欢研究学问的。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c史学的研究最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c凶c军c宾c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这话颇像后来黄巢的一句诗“我花开后百花杀”。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作为皇帝而写史书的真不多。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有二百卷，赞c序c诏c诰c铭c诔c箴c颂c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如果你以为到这儿就算结束了，那还是远远低估了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古代善书的帝王中可以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却他的帝王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萧衍当时常与陶弘景探讨书法上的话题，陶弘景擅长行草书，师法钟繇c王羲之。二人的对话被整理为《与梁武帝论书启》流传于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典籍之一。同时萧衍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而在此之前王羲之的声名往往被其子王献之所掩。也因为他的推崇，从那时的梁朝起，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是的，不要以为第一个推崇王羲之的人是唐太宗，请记住，是这位梁武帝萧衍。萧衍还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c《草书状》c《答陶隐居论书》c《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都是历代书法理论典籍中的精品。厉害不？别急，还没完。 大家都知道《天龙八部》里有一位身负绝世武功后来却又遁入空门的一灯大师，这一点与萧衍颇为相似。萧衍武功虽不突出，只是武将出身，但他的佛学造诣却肯定超过一灯大师。萧衍曾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c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c“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这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也正因为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方面，痴迷笃信佛教，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才导致了国家的动乱和自己被饿死的悲惨结局。 从军事和政治走向文学c艺术c宗教和哲学，什么都经历了，于是看破，放下，谁能比梁武帝的人生更丰富呢？而在写书方面，梁武帝涉及之广，著述之丰，堪称惊人。即便是一个天天其它什么都不干的人也未必能写出这么多的书吧？何况他还是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加缪说，人生不在于活得最好，而在于活得最多。而梁武帝活得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多的，而且最后也是看得最开的。他的人生最值得羡慕，没有之一。 或许他自己未必这么想，但我们仍替他感到遗憾，替他的王朝遗憾，遗憾他的勤政而不终。 对于萧衍，一位网友说得很有意思，有代表性，引用如下，聊备一说：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大一统啊，没有大一统理想的君王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尤其是你，说的就是你，萧衍，你枉活八十有六，虽天纵奇才，然却恣意妄为，不求建功立业，一统河山，而沉溺求神拜佛，宠信奸佞，沦为饿殍，实乃报应不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徐娘老公：被写书耽误的皇帝，抑或被皇位耽误的学者？ 中国有个为大家熟知的成语叫“徐娘半老”，后边还有四个字――“风韵犹存”，很多人甚至拿这句成语当歇后语来用，一说前半句的“徐娘半老”，就知道意思是在说“风韵犹存”。但大家知道“风韵”这个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徐娘这个人又到底是谁呢？ 其实，徐娘是一位南北朝时梁朝的一位皇妃。而徐娘跟他的皇帝老公关系并不好，甚至可以说相当紧张，为了报复老公，徐娘竟采取了给老公的绿帽子的方式，戴了一顶又一顶，最后她的皇帝老公急了，直接用逼她跳井自尽的方式结果了这位风韵犹存c绯闻缠身的艳妃。这是个凄惨的悲剧故事（或者叫事故），其凄惨程度可以说惨绝人寰 徐娘的皇帝老公也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传奇人物（奇葩）。作为皇帝，他却酷爱藏书c读书和写书，在他的字典里，唯有书不可辜负，其它，如国家c美人连国家都是浮云。然而，当他即将失去江山的时候，他又似乎醒悟到自己是一个“被书耽误的皇帝”，于是在国之将亡时将毕生收集的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造成了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二次文化浩劫，成为千古文化罪人。最终结果，则是江山图书都被他辜负了。当然，一起被辜负的，还有风韵犹存的徐娘和家人。信息太密集，一时说不清。我们理理头绪，先从当时的流行的一种风气说起吧。 皇帝“出书热” 不知从何时，中国的皇帝开始流行写书，掀起一股“出书热”。此热尤以南北朝时的梁朝为盛。之前也有皇帝写书，比如《黄帝内经》，但那是后人假托的，是为了提高书的影响力的权宜之计，并非黄帝亲写。还有《列仙传》，据说是魏文帝曹丕所著，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梁代的两代皇帝梁武帝萧衍c梁元帝萧绎就厉害了，父子俩都很爱写书出书，而且写了好多大部头的书。按说皇帝爱读书，带着全国上下搞学问，建设书香梁国，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大好事。只可惜，皇帝读的书写的书都跟治国没有半毛钱关系，甚至南辕北辙。痴迷于做学问c出书的直接后果就是荒疏朝政，甚至引起国家动乱，直至给江山社稷和身家性命都画上了句号。 我们听说过宋徽宗痴迷于书画艺术丢了半壁江山，宋高宗爱书法不思恢复中原，但对梁代的这对父子皇帝因写书而误国的事却知之甚少。本文的主人公梁元帝萧绎对于著书的热情，比其父更甚，江山和美人都不爱，只有写书最重要。而关于其父梁武帝萧衍写书误国的事也要简单一提。因为没有他写书误国引起的国家动乱，也就不会有他儿子继续写书导致国家停摆这回事。 父写书，王朝伤元气 话说梁武帝萧衍这位梁代的开国君主执政后期，因为痴迷研究佛系的学问，不仅先后四次出家为僧，把大臣们折腾了一溜够，又著作了佛教理论书籍几百卷，终于荒疏了朝政，以至朝臣中出现了奸佞。此时梁武帝又重用了背叛了东魏投奔他而来的侯景。这侯景脑后有反骨，跟谁也长不了。萧衍发现这个人的品性后想除掉他，业已来不及。那侯景率领千余人作乱，最后竟壮大到十万人，一直杀进京城建康，囚禁了梁武帝，最后将梁武帝饿死台城皇宫净居殿。 腹黑皇子的逆袭之路 这之后，梁武帝的儿子，历任会稽太守c江州刺史c荆州刺史的萧绎于大宝三年(552)起兵平乱，击败了侯景，称帝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史称梁元帝。乍一看，这是一个替父报仇c忠孝双全的人。但仔细一看，绝对不如乍一看。 在侯景围攻建康，他的父皇梁武帝危在旦夕时，他却以“俟四方援兵”（等待四方援兵）为借口，在上游拥兵自重，甚至杀了劝阻他退兵的下属萧贲，就这样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活活死去；在建康陷落后，他又忙于骨肉残杀：逼死亲生儿子萧方，杀了侄子萧誉，赶走了侄子萧詧；其弟武陵王c益州刺史萧纪发兵东下后，他不仅让方士画了萧纪的像，亲自在上面打钉子，咒他早死，还请北周出兵，让北周抄袭其后路占了蜀地。萧纪兵败时，他又密令部将樊猛不许将萧纪活捉回来（不要活的，不留活口）。萧纪的两个儿子被他关着绝食，以致咬自己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后才死去。借力打力铲除了所有他登上皇帝宝座的威胁后，他才登高一呼，为父报仇，借民愤消灭了侯景。真是“无毒不丈夫”。 站在历史风口上的心狠手辣的腹黑男萧绎如愿当了皇帝，然而经历侯景之乱的梁已大伤元气。 这位皇帝很弱智 看他登上王位的过程绝对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狠角色，但他又是个如假包换的文人皇帝，享有爱才的美名，这当然是虚伪的。有个人叫王伟，是侯景的头号帮凶c第一主谋，从发动叛乱起的一切行动几乎都出于他的策划。但此人才思敏捷，诗写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后，在狱中写了一首五十韵的长诗献给梁元帝。王伟的罪行早够死刑了，梁元帝爱他的文才，准备赦免。但是忌妒王伟的人得知了此事，于是对梁元帝说：“以前王伟写的檄文也很好呀。”梁元帝找来檄文一看，原来上面写道：“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项羽的眼睛有两层眼珠，还会有乌江之败；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难道天下会归他吗？）元帝顿时勃然大怒，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上，开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因为梁元帝就是湘东王，他天生残疾，是个独眼龙。才子只是曾挖苦过元帝，爱才的元帝就要残酷地将他杀死，这是什么样的爱才啊？真是前不及曹孟德之于陈琳，后不及武则天之于骆宾王。 另外，梁元帝治国理政毫无章法。两年前他错误地作出了定都江陵的决策，就已经注定了他必然覆灭的命运。因为猜忌岳阳王萧詧，打算消灭之，而萧詧不堪坐以待毙，于是招引西魏势力与其抗衡，梁因此失掉了襄阳。襄阳丢失，西魏的势力范围已经到了江陵鼻子底下。等到武陵王萧纪在cd称帝的时候，梁元帝又请求西魏宇文泰袭击萧纪，于是cd又被北周乘机吞并。要知道从四川出兵消灭江陵，只需要顺流而下，简直是易如反掌。我们读李白《早发白帝城》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势，魏国同意时就是按照先蜀后吴的顺序。所以，江陵头上悬着一把随时斩落的利剑。梁朝屡屡损失疆土，这并不是因为西魏宇文氏能够造成的，而是纯粹的自取灭亡。而在军事部署上，梁元帝对西魏却丝毫不加防范，对这种危如累卵的形势视而不见，还一厢情愿地把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当做自己的战略盟友，却把兄弟和宗族c潜在的敌对力量当作头号敌人，处处部署军队严加防范。作为一国之君，在政治上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都能搞反，他面前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了。 失败的命运终于来了。公元554年11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c宇文护c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梁在西魏的内鬼）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元帝居然还一万个不相信。 当时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c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于谨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得出结论，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而以后战事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11月20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辩和谋臣黄罗汉竟然分析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去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的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于是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戒严。但脑残的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谋臣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真是猪一样的皇帝偏偏又碰上猪一样的大臣。元帝接到消息将信将疑，直到11月28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c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作为一国之主的堂堂皇帝，却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12月1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也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要出兵勤王救江陵，他却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一支最近的援军就这样被元帝拒绝了。元帝真的“能够破敌”吗？当然不能。在这场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的战争中，元帝根本无法组织梁军进行一丁点有效的抵抗。 12月10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东南），截断了江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还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下令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14日进抵木栅下。15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栅内竟然起了大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这时候梁元帝才想起向四方征召援兵，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c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日夜兼程才赶到长沙。555年1月4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辩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此时才如梦初醒，然而他的结论是：那些古书辜负了我！――“读万卷书，犹有今日！”这是梁元帝版的“读书无用论”。于是他一声令下：“焚书！”然后他向着书海兼火海冲去，想跟他的书一起同归于“烬”，结果被左右阻止。死而不成，于是准备投降。其实即便到了这时，元帝还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还有一条路可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时有大臣谢答仁劝元帝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仅仅因为不习惯骑马，就想当然地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拨下，不明是非的元帝竟然怀疑起了谢答仁的忠诚，在谢答仁提出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的建议后，索性就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元帝这时又自以为能屈能伸，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真不知这位皇帝把自己毕生最爱的书烧掉以后还有没有灵魂，不过他的余生里除了屈辱和空虚还能剩下什么呢？在对其百般凌辱后，1月27日，魏军毫不留情地将梁元帝杀掉了。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受到魏军的血腥屠戮，惨绝人寰，让人潸然泪下，不过在古代战争中往往如此；最无辜的是那十四万卷图书，也包括梁元帝自己写的书，都被其一把火烧作了他的殉葬品。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对父子。他爹老来糊涂，酿成了“侯景之乱”，他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他爹饿死台城；他残酷对待自己的兄弟子侄，不惜与北方强邻内外勾结，借外援翦除政敌，终于登上帝位。然而他目光短浅，将川蜀c襄阳拱手让出后，自己的大本营江陵也便无险可守；他又不修防务，只顾猜忌内臣，终迎来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最有意思的是，在强敌围城之时，他为了显示其文人本色，卖弄儒雅，居然还有闲情与臣下一起讲解《老子》。百官只能身着戎装静听。这样的“百家讲坛”你见过吗？登城御敌时，他居然还有闲工夫吟诗作赋，臣子中居然还有唱和的如此极品君臣，焉得不败？ 痛哉千古，图书一厄 梁元帝把亡国的原因归咎于读书，对此王船山（王夫之）说得很好:“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元帝哉。”是的，表面上看，他确实是被读书写书耽误的一位皇帝，但根本上则是他的昏庸无能造成的。书哪里有负于他呢？ 那么，14万多卷图书到底是什么概念？ 秦始皇以后，禁止收藏图书。连儒家经典也没保存下来。靠口头传播。汉朝取消秦法令，汉武帝设置了机构收藏图书，司马谈c司马迁按史书写成《史记》。到汉成帝，图书又流失不少，于是派陈农收集图书，令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终于将3万3千90卷图书分为7类，编成《七略》。王莽覆灭时，图书大部被毁，东汉时各地纷纷献书，藏书又相当充足了，将新书集中在仁寿阁，令人编成《汉书》。东汉末，董卓之乱，有70车藏书毁于战火。东晋时只有三千零一十四卷，刘裕攻占长安时，从后秦收到4000卷古书，后共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书。后来到梁朝，梁元帝令人攻打建康，攻占后将书籍七万卷与自己的七万卷集中起来，数量达十四万卷。然而，江陵陷落时这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十四万卷图书就这样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江陵焚书”之后，隋朝藏书鼎盛时也不过3万余卷，唐初才到8万余卷。那时候没有印刷术，书主要是用手抄的，所以如此多的书卷收藏着实着实不易！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江陵焚书”以后数十年间的新书，所以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所以，梁元帝烧掉的这14万卷书，从数量上说，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毁掉了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悲催的一大浩劫，史称“魏师入郢”或“周师入郢”，因为西魏不久就就被权臣宇文觉篡位，改称北周，而江陵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都郢的旧址。此次焚书还有两个比较直白的名字――“江陵焚书”和“图书一厄”。要知道，侯景作乱率兵逼宫，曾烧掉“东宫图籍数百厨”。梁元帝平乱后非常痛心，为再避祸乱，他才将文德殿藏书等运至江陵。那时的他要出兵平乱当皇帝，很有可能也只是为了国家图书馆这些藏书。但绝不会想到自己这样做客观上只是起到了把书集中起来烧得更方便c更彻底的效果 一个生活的惨败者 生活中的梁元帝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人，作为普通人的他，因从小一只眼睛瞎掉，生理上的缺陷令他相当自卑，屡屡因为独眼猜忌别人，与人发生不快。这也是为什么号称爱才的他会因为王伟曾在檄文中挖苦他“一目”便将其凌迟残杀。 作为人子，他躬行孝道，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著《忠臣传》和《孝德传》阐明自己的忠孝观念，极力向后世的人们摆明自己忠的嘴脸，他本人死后也被赠与“孝元”皇帝的谥号。但他在侯景之乱中做出的种种“大逆不道”之举，却使他不忠不孝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作为人父，因为夫妻不和，他还迁怒于他们的儿子，伦常紊乱给他带来的是家庭悲剧。到了晚年他先后丧失了五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令其悲痛欲绝。 作为别人的亲兄弟亲骨肉，他以文人彬彬之外表，做出极端残忍之举动，将对他登极皇位可能构成威胁的兄弟子侄一一诛杀。古往今来为了皇位争夺而骨肉相残者或许并不鲜见，但像他这般身份与手段之不般配，言语与做法之不一致者，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父子兄弟之恩”，到他这边，“可谓绝矣”(大儒王夫之语)! 失意徐娘秀风韵 而最著名的，还是他跟自己的结发妻子徐娘之间的恩怨情仇。 《南史·列传第二》生动记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尖锐矛盾：“（徐）妃以帝眇（瞎）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还房，必吐衣中。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酷妒忌。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这两口子的关系已经可以用势不两立c水火不容来形容了。尤其是徐娘，画了半面妆讥笑独眼的萧绎，可谓独出心裁。她又嗜酒，大醉后常常往萧绎的衣服上吐。几千年来的后宫妃子，如此疏狂的，她也算独一份了。 徐娘的全名是徐昭佩，她是梁朝侍中信武将军的女儿，还在萧绎是湘东王时就嫁给了他，是他的糟糠之妻。萧绎继位时，二人已生有一子一女。而萧绎即位后，皇后的位子却一直空着，梁元帝就是不立她做皇后。这让徐娘很尴尬。而且元帝对她很冷淡，“二三年一至其室”――两三年才与她同房一次。这要搁现在，按婚姻法也该自动离婚了。所以内心冷极的徐娘才常和宫内失宠的嫔妃一起喝酒，而发现谁怀了皇帝的种，便手刃杀之。后来她耐不住寂寞，温酒设词结识了词人贺徽，贺徽本来很有顾忌，但在美酒色相的诱惑之下，也就迷失了本性，与徐娘发生了“一夜情”。天亮以后贺徽写情诗，徐娘唱和，真正体验了夫娼妇随的美好生活。《南史》关于这一段的记载是：“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邀）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在出轨的道路上尝到甜头的徐娘一发不可收，后来又私通瑶光寺的智远和尚。但即便如此，梁元帝还是视而不见。于是，徐娘最后锁定了梁元帝萧绎身边“丰神楚楚c玉树临风”的侍卫暨季江。找小三直接找到了自己丈夫身边的人，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该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暨季江这小子也不厚道，泡了领导的妞就顿觉nb得不行，还到处宣传，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人问他有何感受的时候，这小子还一脸臭屁地说：“柏直的狗虽老仍能狩猎，萧溧阳的马虽老仍能驰骋，徐娘虽老仍尚多情。”于是“徐娘半老”这个成语横空出世。或许，暨季江的宣传也是徐娘逼着做的，她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梁元帝被自己绿了。终于，她等来了“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结局。忍耐已久的萧绎终于不再容忍她，借着爱姬王氏生子后去世，给她安了个投毒的罪名，逼她投井自尽，又将她的尸体送回娘家，曰“休妻”。意思是跟这个死人离婚。看来梁元帝也是愤怒到了极点。之后他还不解恨，又做《荡妇秋思赋》讽刺之，且在自己的书《金楼子》中“述其淫行”。大名鼎鼎的徐娘最后被以庶人礼葬于江陵瓦官寺，且不许子女服丧。跟她一起风流的那几个词人和尚侍卫当然也是一个都跑不掉。 当之无愧的才子皇帝 看似一无是处，被生活完败的一个人，却也有自己极为闪光的一面。萧绎一生勤奋读书，并辛苦聚书四十余载，收集起古代罕见的十四万卷图书。如果这些图书没有被他烧掉，那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之大估计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写文章著书方面，他也丝毫不亚于其老爹。《梁书·元帝本记》称赞他:“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 关于他用功读书，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因一只眼瞎不能亲自捧书观阅也要令书僮读给他听，彻夜不停。萧绎在登皇位之前作为皇子时，一直是身残志坚的励志楷模。在太平盛世时代，他并不贪慕醉生梦死的贵族生活，而是十分勤奋辛苦地读书c著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始终是他奋斗的理想。他出生在文学世家，文才十分了得，在历代取得文学地位的帝王之中，“四萧”(梁武帝萧衍与三个儿子萧统c萧纲c萧绎)堪比“三曹”(曹魏父子曹操c曹丕c曹植)，萧绎又是“四萧”之中的佼佼者，文学成就堪称翘楚，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出现的数百个帝王之中留下的著作之丰无出其右，其《金楼子》一书被列入“子部”，与诸子百家并列，在中华文化历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金楼子》一般是采用札记c随感的形式，或前引名言成句，后加自己的看法;或借题发挥以阐发自己的思想;或记述史实以劝诫子女;或追叙往事，聊以;或转志奇事，欲广闻见;或记录交游，以叙友情，等等。总之，与《吕氏春秋》c《淮南子》等著作相比，《金楼子》的最大特点是，它基本上是由萧绎一人撰写而成。萧绎很瞧不起吕不韦c刘安那种找一群文人攒论文编书的做法――“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萧绎从青年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写《金楼子》。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因此成为梁元帝留下来的唯一一部书。 艺术方面，他虽没有宋徽宗那样直到今日仍未被超越的“瘦金体”书法水准，但若论及绘画水平，漫漫五千年历史百来个帝王之中，也是无人可比。他所画的《职贡图》，记录了前来南梁朝贡的当时各个小国的人物形象，上面有金发碧眼的波斯胡人，也有浑身只披一块白布的黑人，因此，这不但是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更是研究中国古代朝贡史极为珍贵的一份资料。他还画了《宣尼像》，为之作赞并亲自题写，当时人称之为诗书画“三绝”。 他博学多才，从《隋书·经籍传》留下的资料来看，他研究的花样可谓五花八门，包容万象。除去作为文学家c诗人c学者c皇帝c画家c书法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音乐理论家，对中医的研究放到今天可拿博士头衔;他的围棋水平至少是九段高手，因为他也写了好几本棋谱研究方面的求;他还是姓氏学家，写了一本很有趣的《古今同姓名录》，书中记录了很多同名同姓的人，据他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在没有百度的年代，写这样的书靠的全是作者的博学。萧绎也是玄学研究高手，写有《周易注疏》，在众多研究周易专家之中仍可占据显赫的地位。生在重文轻武的南朝的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兵书――《玉韬》。更叫人吃惊的是，南朝士大夫们对骑马十分反感，认为那是野蛮人才做的事情，萧绎却不辞辛苦花费大量时间在养马的研究上面，并且写了一部研究马的专著，叫做《相马经》，里面的研究成果据说超出了相马专家伯乐的水准。他对一些为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旁门左道学问也十分感兴趣，甚至能够自己给自己算命，也能通过观察星相知道天下大势。《梁书元帝本纪》说“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他的才华以及学问简直无人能及c无所不包。即便是现在，能有这样成就的人也没有几个。 最后，再来温习一下这位特能写的皇帝写的书吧。梁元帝著有《孝德传》c《忠臣传》c《丹阳尹传》c《注汉传》c《内典博要》c《玉韬》c《补阙子》c《余德志》c《荆南志》c《职贡图》c《古今同姓名录》c《老子讲疏》c《金楼子》c《式赞》等数百卷，多已佚。仅存《金楼子》c《古今同姓名录》等数种。 看来，只会写书也不能叫成功啊！ 结语 一生写了这么多书，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位梁元帝的时间去哪儿了。想起因被他冷落而出轨最后被逼投井自尽的徐娘，想起这么多的书留下的也大多是一个空空的书名，再想起被他一把火烧掉的那十四万卷图书，我们只能为多灾多难的文化史痛惜悲叹，为他失败的人格叹息。文化史每过几百年就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文明积累归零，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真是辛辛苦苦几百年，一把火回到公元前！我们又设想，这位梁元帝哪怕只有他爹一半的军事政治才能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可惜他就是一个政治白痴。 其实，梁元帝对自己几斤几两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曾对人说自己“韬于文士，愧于武夫”。那么既然如此，让徐娘陪伴着自己做个安安静静的大学者该多好！或许是那国藏的七万卷藏书诱惑力太大吧？ 纵观梁元帝一生，因书少年发奋，因书觊觎皇位，因书屠戮亲人，因书冷落发妻自己被绿，因书误尽苍生，因书丢了江山，最后又因江山毁尽图书。总之，他把一切都辜负了。他的人生价值也几近归零。 如果有机会对后世的皇帝说几句话，我想他应该说这么几句：“做皇帝就要专心做皇帝，对得起天下苍生，其他一切爱好都是副业，要靠边站。即使如读书写书这类高雅的正事儿，也不可沉迷。否则也会“玩书丧志”。大家别跟我们父子――尤其是我――学呀！” 凡事不可太过，过犹不及。梁元帝给后世留下的教训实在太深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尼传》：解开妙玉之谜的钥匙 《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之一妙玉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她的身份在大观园众女儿中极为独特，别人都是贵族小姐，彼此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属于“四大家族”，她则是与她们毫无瓜葛，空降到大观园。其二，空降得突兀也还罢了，令人称奇的是，她在大观园里居然有自己的一处宅院——栊翠庵。中秋之夜，湘云c黛玉在凹晶馆联诗，当联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警句，二人不知如何往下接时，妙玉现身，请她们到栊翠庵中，亲自提笔续足全诗。她续的是“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文学水平也比肩宝黛。其三，她的地位丝毫不比这些贵族公子小姐低，跟他们平起平坐。甚至他们还都入不了清高的妙玉的法眼。在最精彩的栊翠庵品茶一节中，连黛玉都被她说成“大俗人”。而她那些连宝玉黛玉等长着一双“富贵眼”的贵族子弟见了都觉得眼界大开的茶具更暗示了其不凡的身份。其四，她是一个佛系的尼姑，却总为道系的庄子点赞说“文是庄子的好”。 妙语的身上迷雾重重，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仅凭一个尼姑的身份又怎么能在大观园如此牛掰？ 其实妙玉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满满的传统文化信息，弄清楚妙玉之谜，也就学到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正如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因此，妙玉是一个高颜值的文化导引员，她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普及传统文化知识。 而要解开妙玉之谜，我们最好去读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尼传》。 《尼传》的全名叫《比丘尼传》。在古代，和尚叫比丘，而尼姑则叫比丘尼，尼姑是后来的通行叫法。《尼传》是一部专为尼姑做传的书。当然属于佛系著作。其作者是南朝梁的一位僧人，法号“宝唱”。在《尼传》这部书里，宝唱为晋c宋c齐c梁四朝著名的65位比丘尼做传，介绍了关于尼姑的丰富知识。 宝唱介绍的这些尼姑，可以分为几类。 比如，有善于讲某一部或某几部佛经的，可以列入法师类。如道馨c道仪善《小品》，道仪c净曜能讲《维摩》，智胜c净行c妙祎c惠晖通《涅盘》，妙祎讲《法华》c《十地》，净行学《成实》c《毗昙》c《华严》，昙晖解佛性常住义等。又如净检c慧果c僧果c僧敬c德乐等始受尼戒，道仪究律藏，净秀c僧述c妙祎c法宣学十诵。 有的擅长诵经，可以列入经师之类。如智贤c道仪c慧玉c道寿c玄藻c普照c僧念c惠晖俱诵《法华》，慧玉诵《楞严》，慧本诵《大品》，僧端c冯尼c惠晖诵《涅盘》，道贵诵《胜曼》及《无量寿经》。 有的可以列入禅师类，如光静c僧果c静称c法辩c僧盖c法全c慧绪c净秀c昙晖c僧述。 有的有一些异闻，可以列入神力类，如净检c道容c静称c冯尼等。 有的可以列入遗身类，如善妙c道综c惠曜c昙简c净珪c昙勇c冯尼等。 有的可以列入造经像苦节类，如如安令首c慧琼c慧浚c僧猛c净秀c昙晖的建寺，道瑗c慧木c智胜c僧述c法宣。 总之，这部书有点像个尼姑界方方面面的名人录。 中国第一个尼姑是谁这在《尼传》里也有记载。据《尼传》所记，中国第一个依戒律削发受戒的比丘尼是洛阳竹林寺的净检。而这位净检俗姓仲，名令仪，是彭城（今徐州）人。她的父亲叫仲诞，曾任甘肃威武太守。净检少时勤奋好学，稍长尤擅琴c书法和绘画，是位多才多艺的女子。 西晋建兴年间（313～317），净检拜西域沙门智山和尚为师，落发为尼，受十戒，成为中国第一位僧尼。净检与同其志者24人在洛阳宫城西门建立了第一座众尼寺庙——竹林寺。说起来很有意思，净检总共受了两回戒，第二次受戒是在一条船上。当时从斯里兰卡传入了专门给尼姑受戒的比丘尼戒，叫做“具足戒”，而斯里兰卡的沙门昙摩竭经常把经坛设在船上，在泗水“浮船传戒”，于是净检等四人又在船中登坛，从斯里兰卡的沙门昙摩羯这里受了“具足戒”，而此前中国尼众受戒只是跟和尚一样受戒，没有自己专门的出家仪式。经过这样两度受戒，净检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比丘尼第一人。 而净检所建的竹林寺也成为中国第一座供女性出家人修行的寺院，也就是第一座尼姑庵。净检是徐州人，所以后来徐州的青园寺邀请她去讲经驻锡，“驻锡”意为僧人出行，以锡杖自随，故称僧人住止为驻锡。这里“驻”即车马停住，或止住停留之意。“锡”是指僧人所用锡杖。像净检这样的师驻锡其实就是做道场，弘扬佛法，讲经布道。为纪念其功绩，徐州人将青园寺加以改建，后来经晋穆帝敕改寺名为竹林寺。所以竹林寺有两座。洛阳竹林寺是中国第一座供女性出家人修行的寺院，徐州竹林寺则是中国第一比丘尼道场。 从净检就可以看出，很多尼姑的出身是很不凡的。《尼传》所载这些比丘尼，大多都出身于士大夫的家庭。她们出家后多出入宫庭，为帝王后妃c诸王贵族所供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妙玉为什么能在属于社会上层的贾府大观园里有自己的一处院落，妙玉原来也是仕宦人家的小姐，自小在玄墓蟠香寺出家为尼。由于王夫人信佛，她才在大观园建成后入住栊翠庵。由于经常与达官贵人交往，宗教和政治交织，后来还出现了比丘尼有弄权乱法的事。如晋支妙音为殷仲堪谋荆州刺史，宋法净参与孔熙先的政变事件，也见于记载。 本书记录了当时尼众人才辈出和受到崇敬，也记载了当时妇女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而出家的事情。如令首c僧基c僧端c昙晖c法宣等尤为突出。 《尼传》作者宝唱约生於刘宋泰始元年(465)前后，吴郡人，十八岁从建初寺僧佑出家，住在庄严寺，遍学经律。天监四年(505)住新安寺，先后帮助过很多高僧编撰佛家典籍。比如帮僧旻编撰《众经要抄》，帮智藏编撰《义林》，帮僧朗编撰《大般涅盘经注》，又帮萧纲编撰《法宝联璧》等，他自己还撰写了《续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天监十一年(512)，他还参与了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等十一部经。十三年(514)他开始自撰《名僧传》三十一卷，十五年(516)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以博学多识见称，梁武帝因此令他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广搜遗逸经籍。同年，宝唱又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和本传四卷。此外又撰有《众经饭供圣僧法》等五种十七卷及《出要律仪》二十卷。可见宝唱著述之丰。然而现在只有本传和《经律异相》尚存，其余都佚失了。 统计本书所载诸比丘尼的寺庙，多在南朝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其中有三十七人都住在建康（南京，东晋和宋齐梁陈首都），有十三人散布在建康不远的各大城市，有五人在洛阳(西晋的首都)，有三人在江陵(后为梁元帝首都)。还有少数人分布到很远的地区，东北至渤海，东南至钱塘，南至广州，西北至高昌。这些比丘尼的乡贯，多属于江南或原系北人，侨寓南方。而《红楼梦》里说得清楚，妙玉是苏州人。而《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金陵也就是南朝时的四朝古都建康，今南京。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c祖父（曹寅）c父辈（曹頫c曹颙）三代袭官居住地和曹雪芹的出生地都是江宁，即南京。曹雪芹有条件了解丰富的尼姑历史知识，这是他成功塑造妙玉这个人物的基础。 至于妙玉老是为庄子点赞的事，那是因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自始至终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佛道一家。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红楼梦》里茫茫大士（癞头和尚）和渺渺真人（跛足道士）一僧一道常结伴而行，成对出现，妙玉一介佛家弟子却谈玄论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起居注：小鸟依人的耿直boy 陈凯歌斥资35亿巨资拍摄的《妖猫传》讲述了杨贵妃死亡之谜的凄婉故事。其中空海和尚和担任起居郎的白居易是这个故事的线索人物。起居郎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职务，一般人是担任不了的。因为起居郎的职责是常随皇帝左右记录其一言一行――包括饮食生活起居――的官员。他们记录的东西称为起居注，也可以称为皇帝生活侧记或全记录，是将来著作官修史书的最重要的素材之一。《三字经》里有一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是说五代时窦燕山的五个儿子都考中进士，担任高官，很有出息。世称“五子登科”c“窦氏五龙”。而他的五子窦僖，就曾任起居郎。可见，在古人眼里，担任起居郎属于很有出息之一种。 《隋书经籍志》论“经籍”，说“先圣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就说明了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况。明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也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意思是给皇帝言行做记录这个制度和相关的官职都是由来已久。春秋时晋国的赵穿杀了国君灵公，其太史董狐马上就记上一笔：赵盾（赵穿的主人）弑其君。齐国的崔杼杀齐庄公，齐太史也马上给他记账：崔杼弑其君。即便崔杼把太史的兄弟都杀了也抹不掉这个记录。搞得他灰头土脸，只得做罢。 可见，记录君主言行的史官制度自古就有，是个“硬规”。 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起居注有两种含义，既指皇帝的言行录，又是一种官职名。 1皇帝的言行录。两汉时由宫内修撰，传说汉武帝时宫中就有了起居注，此后各朝史官记注皇帝言行，称起居注，是官修史书主要来源之一。魏晋以后设官专修。唐宋时，凡是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赏罚除授﹑群臣进对﹑祭祀宴享﹑临幸引见﹑四时气候﹑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等事，都按日记载。元明以后趋于简单。 2职官名。魏晋及南北朝时期大多让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时开始设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职，掌管侍从皇帝c记录皇帝言行。隋代在内史省（即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时又在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别记皇帝言行。元代让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后来逐渐废弃。清代让翰林c詹事等日讲官（被送入宫中讲解经史者）兼任，称“日讲起居注官”。 《隋书·经籍志》里主要记载了从汉献帝到隋的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历代皇帝的起居注。另有一部是《穆天子传》，比较特殊，这部西周第五位君主周穆王的起居注是通过西晋时期的考古偶然发现的。《隋书·经籍志》对起居注下了一个定义，并简要梳理了隋以前历代起居注的存亡情况。 《隋书·经籍志》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已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后，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其中提到的《汉献帝起居注》和《汲冢竹书》里发现的《穆天子传》都是比较有名的起居注。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小鸟依人”。现在这个成语一般用以形容女人，殊不知，它一开始形容的却是个大老爷们儿。这个大老爷们儿就是唐太宗时期担任起居郎的褚遂良。 褚遂良是初唐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位是欧阳询c虞世南c薛稷），很有才华。唐太宗时任命褚遂良担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起居。下面，故事就开始发生了。有一次，唐太宗问褚遂良：“你每天记载我的言行起居，我可以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如今设立起居郎的职务，如同古代的史官，善行恶行都要记录在案，以督促皇帝不犯错。我从未听说皇帝本人要看这些内容的。”唐太宗又问道：“如果我有不好的言论c行为，你也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您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记下来。”褚遂良一定是连这件事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了，否则我们又怎能见到呢？ 接下来的事情，史书中也有记载，《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有这样一段史实：有一天，唐太宗召集群臣，品评当朝人物，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我今天要当面评论你们的功过得失，引以为鉴，使你们警惕。说者没有过错，听者自己改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说完他就看着长孙无忌说：“你善于避嫌c随机应变，但是领兵打仗不是你的长项。高士廉博览群书，悟性很高，临危受难不变节，做官也不拉帮结派，但是缺少直谏的勇气。”唐太宗将朝中大臣评论一番后，最后说到了褚遂良。唐太宗说：“褚遂良在学问方面大有长进，性格很刚直，对朝廷忠心，对我很有感情，平时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我很是怜爱他啊!”（禇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于是，“小鸟依人”这个成语就诞生了。 其实，这里的所谓“对我很有感情，平时一副飞鸟依人的模样”，是唐太宗对褚遂良的调侃。既然褚遂良担任起居郎，记录其一言一行，当然就要时刻不离皇帝左右，皇帝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这正是他尽职尽责的表现。一个起居郎不就应该这样吗？何况连皇帝要看起居注都敢拒绝，一点面子都不给，如此一个耿直b一y，哪来的小鸟依人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山阳公载记》：末代皇帝的天下趣事多多 《山阳公载记》，西晋乐资撰，是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可惜，已失传。但是，该书内容曾被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过，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裴注还可以部分领略到它的风采。 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c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c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山阳公是谁？说起来大名鼎鼎，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中国历史上末代皇帝很多，但知名度高的除了溥仪因为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而被人们记住之外，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汉献帝了。他被各路诸侯胁迫c欺负的屈辱史通过《三国演义》成为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东汉末年，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曹丕，然后就默默无闻了。不过曹丕也没有杀他，而是封他为山阳公，他死后葬于禅陵。 西晋陈寿写了《魏书》《蜀书》《吴书》，后人整理成《三国志》。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在即位初期便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书200余种，其中就包括乐资的《山阳公载记》。裴松之共引用《山阳公载记》20余处，遍及三国志魏蜀吴各书。虽然此书不是裴注所引数量最多者，但所用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很大的补正作用，而且多为信史。 比如这段： 山阳公载记曰：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后卓徵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怒。及为太师，嵩为御史中丞，拜於车下。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董卓与皇甫嵩这一对，可算是东汉末年的一对欢喜冤家。《山阳公载记》的这段描写，写得很生动。后来，董卓被杀，皇甫嵩任征西将军，后迁车骑将军，后官拜太尉，死后追赠骠骑将军印绶。不知道董卓身死之时，是否曾想到与皇甫嵩那段鸿鹄燕雀的对话。 再比如：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说：曹操战船被烧，率军从华容道步行而归。华容道上一片泥泞，根本无法通行，加之那天又刮大风，行走更加艰难。于是曹操下令，命羸弱之兵割草垫路，大军才得以通过，而羸兵被人马践踏，深陷泥中，死亡无数。眼看大军就要全部通过华容道，曹操不由哈哈大笑。诸将本已狼狈不堪，见曹操大笑，十分不解，问曹操为何发笑。曹操说道：“刘备的才智与我不相上下，但他的计谋总要晚我一步；假使他早派快马至华容道放火，我等必全军覆没了。”曹操话音刚落，接探马报刘备追兵在后面开始顺风点火。但曹操大军已通过华容道，奔江陵而去。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华容道“捉放曹”是三七开的，三分虚，七分实。 看来，汉献帝这位末代皇帝当政时，天下大乱，趣事还真不少。只可惜汉献帝本人的事儿只剩下了凄凄惨惨戚戚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文奇字》：一部字书的成名传奇 《古文奇字》只是一部普通的字书。这个书名被记载在《隋书·经籍志》里，作者是东汉的学者郭显卿。在唐代小学众多的字书中，它也就算个选修教材，必修课本是《字林》c《尔雅》，其中《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字林》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亦即字典。这两本书就像我们现在的什么词典c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唐代的儿童就是通过这两本书接触汉字c学习汉字的，从而知道字和词的意义。 《古文奇字》里收录的是秦以前的古文字。就其内容也并不出奇。但它却屡被引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来有趣，它之所以被引用是因为它的序言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关。 关于焚书坑儒，史学界其实是众说纷纭的。有人认为坑儒这件事只有一次，有的则认为有两次，也有的观点认为根本没有。 别管认为几次都得有证据。认为有两次的就必须拿出两次的证据。元代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中记载：“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这里就提供了两次坑儒的证据。第一次用株连（互相告发牵连）的办法坑了460余人，这个史学界大都认可。但第二次呢？《文献通考》里的文字只是个孤证，没有说服力。这时候就用到了《古文奇字》这部书。《古文奇字》的序里有这么一段话：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c诸生说之，人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 这条证据描述详细，由于《古文奇字》是东汉的书，距秦朝年代近，所以更为可信。 这则史料中，秦始皇为了坑杀这700名儒生可谓费尽心机，简直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先是把这700人封为郎，给了个甜枣吃。然后密令人冬天在骊山脚下的温泉旁边种黄瓜，等到黄瓜结出果实来就让人上奏说：“黄瓜在冬天结了果实。”然后下诏招集博士c儒生议论这件事。果然这些人又像以前一样遇到事情就各执一词地议论不休起来。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要眼见为实。于是700多人一起到骊山脚下来实地验看，而不知道这里面暗藏杀机。等到这帮人到了骊山脚下温泉边，亲眼见到了冬天的黄瓜，正在互相辩论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秦始皇手下的人就发动机关，从上往下填土，700人都被压死。 看完这短短的一段话，你肯定会觉得不寒而栗，认为秦始皇够黑够狠。但这是可信的。因为长平之战秦军曾一次性坑杀40万赵军，区区700多儒生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后世还注意到这则史料里秦始皇利用当地温泉水保温在冬季种植黄瓜的事情。园艺学因此经常把这条史料作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温室大棚实验的证据。 其实这段话并非作者郭显卿所写，而是东汉另一位学者卫宏所写。卫宏为郭显卿的书写序引用了这条史料。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叙述东汉以前文字演变的历史，作为给一部字书写的序言这当然不算跑题。从中可以看到秦始皇统一文字虽是历史的进步，但也阻力重重。而二次坑儒与第一次有所不同。第一次是为了统一思想，坑杀了460人。第二次则是为了统一文字，看来阻力更大，所以坑杀了700人。坑杀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阴险严密，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刷新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一是即便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事情也可能招致反对。二是历史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有可能以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古文奇字》的序言内容又是因为被《太平御览》引用而保存下来的。如果《太平御览》没有引用它，那就基本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部书了。 《古文奇字》这部书现在已经不存。我说的是东汉郭显卿的那部《古文奇字》。而同名的书还是有的，只不过是明朝人所著，基本属于“原址复建”。 这样的奇事在古书界是很多的。《古文奇字》能有幸屡被提及，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南朝的聚书与焚书 网上有一篇《德国是个极度无聊的国家》的文章里以极为赞叹的口吻谈到德国人的读书风气：数据调查显示：有91的德国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23的人年阅读量在9到18本之间；25的人年阅读量超过18本，大致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书也成为了朋友之间最受欢迎的礼品。70的德国人喜爱读书，一半以上的人定期买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每天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读书热情最高。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讲，读书就和他们的啤酒一样让人喜爱。14岁以上的德国人中，69％每周至少看书一次；36％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经常”看书；22％的人看“很多”书；16％的人则有每日阅读的习惯，属阅读频繁者。 文章还说：几乎每一个德国家庭，都有书架，或设在书房，或摆放于客厅，似乎成为了家里的一件装饰，但很多德国人的书架上的书，他们几乎全部都阅读过。德国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一百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文章又引用媒体报道，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在读书方面羡慕德国c日本c以色列，这是近几十年来的老生常谈，这篇网文也是老调重弹。但为什么不谈谈中国历史上那些读书风气极为浓厚的时代呢？这可真有点“数典忘祖”了。我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国人读书藏书著书的黄金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去而复来的刀光剑影，尽管身处山河破碎c生灵涂炭的离乱之世，作为一种精神的生命，喜好读书的依然大有人在，正是这些人延续着中国的人文血脉。 南朝算得上书痴的士大夫大有人在，如裴松之：“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c《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再如孔休源：“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裴松之可谓少年好学，孔休源则算得上工作读书两不误，读书之乐，恐更甚于军国大事。齐梁时，萧氏因夺得政权而成新贵，本非世袭贵族的新贵欲得到豪门尊重，权势并非唯一标准，家学深浅是必不可少的权衡条件，以武力上位的萧氏家族，最终却以文显，萧衍c萧纲c萧统c萧绎“四萧”之名丝毫不亚于曹操曹丕曹植的“三曹”。故萧家的书痴也不少。如萧琛：“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c书c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而这样的萧琛在萧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书虫而已。 徐勉在《报伏挺书》中如此抒写自己读书之乐境：“况以金商戒节，素秋御序，萧条林野，无人相乐，偃卧坟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宠辱谁滞？”天地悠悠，独卧草野，披览群籍，物我两忘，岂不逍遥？徐勉显然已臻读书胜境，南齐时荣绪与关康之二人世号“二隐”，关康之之隐，实则为自己赢来读书的时间，隐居京口期间，“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看来，读书的乐趣足以支撑一个人一生的精神空间。 出身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微亦如是：“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 王微还与弟弟僧谦一起读书c相互切磋为乐，在祭弟文中，王微回首兄弟间如此温暖而有情趣的场面：“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 书非借不能读也，而在那个图籍资源甚为稀缺的时代，像王微兄弟那样，奇书共玩赏c经典共研习的情形在友朋之间亦属常见，穷小伙靠富哥们儿的藏书而成才的故事并不新鲜。陆氏自孙吴时既已显贵，到南齐陆澄之时，已藏书甚富，《南齐书·陆澄传》便载其“家多坟籍，人所罕见。”陆澄的藏书到底有怎样的家底，《南史·张率传》透露了玄机：“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馀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看来，张率的成才，颇仰仗了朋友的家庭图书馆：陆家的万卷藏书。 南齐的崔慰祖与陆家藏书算得上不相上下：“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可见，崔家和陆家的藏书有一同样的功能：外借友朋。另一个例子是：萧循的家庭图书馆，造就了傅縡的人文积淀：“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 抄书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爱书者们如影随形的风习，书法上乘者，还能靠抄书挣生活费。王僧孺就曾这样讨生活：“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边抄书便吟讽，工钱到手时，学问也到了家，可谓一举二得。张缅则称得上是萧梁时的抄书狂：“缅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c《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皇皇巨著，一笔一划抄写，其间所付心血，所持毅力，可以想见。惜乎张缅带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热爱藏书的人生。有如此执着的抄书狂，“抄书俱乐部”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南史·庾肩吾传》：“雍州被命与刘孝威c江伯摇c孔敬通c申子悦c徐防c徐摛c王囿c孔铄c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好书者的进阶之举，自然就是校订图书了。前文叙及孔休源白天工作晚上读书，恐怕他晚上的雅兴，还包括校书：“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刘穆之则抄书c校书兼而治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 在这样的氛围下，南朝出现目录学大家也就在情理之中，如王俭：“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隋时牛弘上书建议开献书之路，其上表中就如此概括自宋至梁的目录学成就：“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 民间的图书整理与校治之风，熏染到皇室的深宫大院后，官方的类书c总集编撰在南朝盛行一时，自然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爱书c读书c抄书c校书c藏书，构成了南朝士大夫精神生活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好藏书者在那个时代可谓比比皆是。周朗《报羊希书》自称：“且室间轩左，幸有陈书十箧，席隅奥右，颇得宿酒数壶。”刘宋时周朗恐怕只是一个寻常的藏书人而已，比起齐梁时的沈约等人，他的“陈书十箧”，实在是l一爆了。 萧梁时的仕宦显贵中，以下三人可以说是当时的藏书三大家： 沈约：“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任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c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 沈约与任昉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号称“任笔沈诗”，他们的文采与诗情，恐怕和家中的藏书提供的精神营养不无关系吧。 达官显贵藏书如此丰富，王室成员自然要略胜一筹才能挣回脸面。萧劢就成功超越了前述三大家的藏书量：“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萧劢藏书之举与今天某些官员将书架当摆设还是大异其趣的：“时吴平侯萧劢c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看来，萧劢不仅藏书甚丰，还组织过读书会的。 当然，南朝时皇室成员排名前列的读书会的会长，一是齐竟陵王萧子良，一是梁昭明太子萧统。《南史》如此描写萧统的藏书成就与读书会盛况：“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c宋以来未之有也。” 读书c藏书成风，积淀的是齐梁时人文荟萃c文人辈出的文化盛世。仅仅简单地累加前文提及的私人藏书，即可想见当时藏书实乃一时之盛。 然而，中国的坟籍历来命运多舛。随着侯景之乱的到来，台城被困于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最终在一片硝烟中，萧衍亲见自己的政权被侯景的大军践踏得支离破碎，而南朝汇集于台城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皇室藏书，也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侯景叛军“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太宗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太宗当时还是太子，即宫体诗的力倡者兼领军人物萧纲。萧纲在台城大势已去的局面下，自己派人焚烧东宫，东宫中的藏书，自然难逃劫难。要知道，东宫的前主人，就是萧纲的兄长c《文选》主编萧统。于是，东宫图书就此遭遇一场浩劫： “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 梦到秦始皇，就要焚书，这也算一桩奇谈了。 不过，东宫的藏书在萧纲下令点燃的火炬中灰飞烟灭，梁室藏书在劫灰余烬中还有部分幸存。等到侯景之乱发生时，侯景叛军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损失也不是很大。当时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 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绎派遣王僧辩平定了侯景之乱，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延续梁室余脉，便命王僧辩将建康幸存的皇家典籍送往荆州，一则因传世经典是延续一国文化生命之所在，二则因为萧绎也是南朝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正史如此描写萧绎的嗜书之癖： 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檟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萧绎自述其爱书及读书情形如是：“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兹言是也。”在藏书成风的梁代，萧绎可谓超级大书虫，他的《金楼子》一书专有一篇文章《聚书》，详写自己一生藏书经历与所得。他说：“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萧绎所聚之书，加上建康送来的七万卷图书，共计十五万卷。可见，江陵已成为南梁最宝贵的藏书中心。 然而，萧绎几乎重演了萧纲宿命般的悲剧：竟然也将自己毕生搜罗到的传世坟籍付之一炬！ 当西魏的大军兵临城下，萧绎亲自临阵督战，然梁军溃败，叛军杀西门守关，开城门以纳魏师，江陵危在旦夕。 《资治通鉴》载，江陵陷落，“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萧绎想与自己所聚图书一起化为灰烬，结果书成灰，愿未成真。以下是西魏人与萧绎的对话： 或问：“何意焚书？” 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萧绎所收十五万卷图书，在大火中焚烧殆尽。牛弘说：“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从牛弘对隋c梁时期图书文献的对比，就可推知江陵书难的损失之巨了：“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 颜回的后人颜之推经历了这场文化大劫难，他在《观我生赋》中叙及，对于江陵的沦陷，最为痛心的是：“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而烟炀。史籍以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颜之推自注：“北于（疑为‘方’）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 颜之推痛心疾首于萧绎搜聚的十余万册图籍在战火中被毁于一旦，带来“斯文尽丧”的文化灾难。 颜之推“斯文尽丧”的沉痛判断，并非虚言，而是他面临的文化悲剧与灾难的现实。而这一灾难，至今带给读书人的，依然是难以排解的扼腕与浩叹。 呜呼！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装帧简史：形式之美令人醉 《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书契”是从结绳记事变化而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中国书籍史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初期书籍史和正规书籍史。也就是杂牌军和正规军两个阶段。但是，无论哪个阶段的书，都美得醉人。 书上写的是字。距今大约4000~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文字。商c周时期，文字逐渐定型。文字必须借载体才能得以表现，而文字与载体的结合，便是初期书籍的雏型。初期书籍有三大载体：甲骨c青铜器和石头，殷周时期是中国初期书籍发展的历史阶段。初期书籍的内容散见于那些我们熟知的甲骨c青铜器和石头上，或者说初期书籍就是那些铭刻着文字的甲骨c青桐和石头。 甲骨文字。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殷人乃至于西周人，都很重视占卜。在征伐c狩猎c畜牧c农事及灾害c疾病c祭祀时等，通常都要求神问卜。甲骨便是用于占卜的工具。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c卜人的姓名c问卜的事项c占卜的结果及事后应验的情况等，用文字记刻在卜兆的附近，启奏上天。用火烧一烧，烟雾飘上天，他们就认为“天知道”了。最后烧裂了，他们认为裂纹就是神对这件事儿的重要批示。这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也称甲骨刻辞或卜辞。严格地说，它只是记录性的档案材料，不能算是书籍。但能把占卜的事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旁人或后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它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也就是勉强称为书吧。因为这个缘故，商朝的国家图书馆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龟室”。 石刻文字。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在石头上刻字的记载方法，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墨子》中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记载，可见战国及战国以前，在石头上刻字相当流行。现存的早期石刻是唐代初年在宝鸡出土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歌颂c描绘秦国国君出猎的四言长诗，字体属于籀文。原有 600多字，但传世既久，字多漫漶。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批写有文字的经过整治的玉片和石片，内容是三家分晋前夕，赵鞅为了战胜守旧势力，与不同身份人所订的盟誓，称为“侯马盟书”。这些雕刻和书写在石鼓c玉c石片上的文字，虽不是现代意义的正规书籍，但不失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这样的书是不能捧读的，更难手不释卷。 青铜器铭文。中国青铜器出现很早，使用的时间从殷朝后期到西汉，大约1300余年。青铜器是当时贵族和统治阶级使用并极受珍重的器具。大体可分为礼器c乐器c兵器c食器及其他日用器物几类。尤其礼器是贵族们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盛大典礼或祭祀时才使用。如鼎，甚至被看成国家权力的象征，称为“重器”或“吉金”。 殷人已有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习惯，但文字较少。且多刻在器物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鼎的屁股上，偷偷摸摸跟个小抄似的。到了周代初期，文字多起来了。西周后半期到春秋中期，所刻文字更多，有的是多达几百字的长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铭就是名，名就是字。因为文字创作出来就是命名万事万物的。这个带了金字旁的“名”叫做“铭”，那是沾了青铜器的黄，所以铭文也称金文。严格地说，它也不是正规概念的书籍，但有些铭文确实是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载，也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总之，以上这些都是约等于书的书。 中国的正规书籍大约产生在春秋末年以前。后世尊为“六经”的《诗》c《书》c《易》c《礼》c《春秋》c《乐》，或尊为“五经”的《诗》c《书》c《易》c《礼》c《春秋》，相传就是经过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整理编定的。不过，孔子既不是著书第一人――因为他述而不作嘛――也不是编书第一人。例如《诗经》，在其成为儒家经典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据《左传》记载，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吴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国为他所歌的《诗》，其分类名目c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的《诗经》差不多。而这一年，孔子 8岁，足见在孔子删《诗》之前，早已有一部诗歌总集在流传了。孔子晚年喜读《易》致令“韦编三绝”，表明孔子之前《易》也早己成书。《论语》中记录孔子多次引用《诗经》和《书经》，表明《诗》c《书》确实早已成书，并为孔子尊崇和征引。至于《春秋》，亦非孔子所作，而是根据旧有的鲁国《春秋》编次而成。所有这些，可以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正规书籍早已产生。 进入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社会转化，在思想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争相游说和著书立说，如早期的儒c道c墨家之说。战国中期以后，儒家有孟子c荀子;道家有尹文子c慎子c庄子;法家有商鞅c吴起c申不害c韩非;名家有公孙龙c惠施;阴阳家有邹衍c邹爽等。都有他们自己的著作。此时，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医书《内经》c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出现了屈原的不朽名著《离骚》。在天文c历法c农业c畜牧c历史c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这些专著是我国古代公认的传统文化。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经典也陆续被翻译过来。自沙门静琬于隋末唐初在今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始将佛经刻于整治好的石块上以后，历经辽c金c元c明c清代的递刻，刊石 1万多块，形成了石刻大藏经，这也是典型的正规书籍。故石刻文字应当分为两期，早期的石刻文字，应当属于初期书籍的范畴;后世的石刻儒家经典和释家经藏，则属于名副其实的正规书，或者称为“石头书”。 竹木简书。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书籍的制作材料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广泛采用了竹木简c版牍和缣帛。竹木经过刮削整治，制成长条形的竹片c木片或方版。每简通常只写 1行，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或四c五行的，少则几个字，多的10~20余字。牍是写有文字的木板，1 尺见方的称为“方”，主要用来写短文c制籍簿c绘图和通信。但竹木简制作麻烦，使用笨重，阅读不便，汗牛充栋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故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帛书也开始流行。 帛书的出现是针对简策书的两个缺点而产生的，第一是简策书的承载物主要是竹片文章稍微长一点整卷书便会很重。第二个缺点是简很窄狭，无法绘画，而在锦帛上绘画可大可小，很是方便，于是帛书逐渐替代了简策。 帛书是用丝织品制作的书。生帛的 1种叫素，叫绢，双丝撒黄的细绢叫缣，所以又有“缣书”或“素书”之称。帛轻软，可根据文字长短随意裁截。为效仿竹木简书的条状，帛书上还绘或织有红c黑界行线，称为“朱丝栏”或“乌丝栏”。后世写c印本书的红c黑界线，仍称朱丝栏或乌丝栏，典出于此。帛书比竹木简书优越，但产量有限，故并未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书并行，直到为纸书所取代。 石头书。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刻石的流风仍然不断。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给天下人树立读经的范本，政府下令将《鲁诗》c《尚书》c《周易》c《春秋》c《公羊传》c《仪礼》c《论语》七经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前(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公社太学村)，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由于经文都是蔡邕等用当时通行的隶体字书写，故又称“一字经”。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又用古文c小篆c汉隶3种字体刊刻《尚书》c《春秋》c《左传》(未刊完)于石碑上，称为“魏石经”c“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立在一起。唐代大和七年(833)，又用楷书刊刻《周易》c《尚书》c《毛诗》c《周礼》c《仪礼》c《礼记》c《春秋左氏传》c《公羊传》c《縠梁传》c《孝经》c《论语》c《尔雅》12种经书于 227块石碑上，另附五经文字c九经字样。至开成二年(837)工竣，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史称“开成石经”。 纸书 何为书？《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书契”是从结绳记事变化而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中国西汉时期已发明造纸技术。西汉末年出现麻纸，纸质粗糙并不适合书写。到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尚方令蔡伦在原料和技术上加以改进，用树皮c麻头c破布c鱼网等造纸，并于元兴元年(105)后得以推广。东汉末年，山东人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纸的质量提高c品种增多，应用更加广泛。纸本书代替竹木简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有了网购，大街上的实体店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纸张刚刚出现时产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很多史书记载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东汉时，“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可见西晋纸张的缺乏还是个大问题。葛洪回忆青年时代的艰辛说：“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东晋初，王隐欲写《晋书》，但“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到东晋后期，纸张产量可能有增长。《初学记》卷二一《纸》引桓玄《伪事》：“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东晋是简c纸并用阶段，桓玄强调今后一律用黄纸，当时纸张生产的数量或许已能满足一般需要。人们仍然使用竹简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研究造纸史的专家也指出：“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了。”不过一直到刘宋时，对于穷人来说，纸张还是昂贵的。《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刘宋时“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因为纸张珍贵，只好在水井光滑的石栏杆上写字，在落满灰尘的窗纸上写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传》：“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c箬叶c甘蕉及地上学书。”《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看来纸张还不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梁代纸张的价格可能因产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书》卷四九《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袁峻“家贫无书”，但能抄书“日五十纸”，纸的来源似不成大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义阳朱詹“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朱氏吃不饱饭，但却可以“吞纸以实腹”，这个故事说明纸张不再昂贵。到东晋末年，桓玄帝下令废除竹木简，一律以纸代之。从此，纸书取代了以前各种材料制作的书。 纸的发明，不但促进了写本书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书籍制作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从初期书籍算起，有近2000年的时间采用刀刻和手写的方法。竹木简c帛书时代，特别是纸书盛行之后，主要是手写。7世纪初，雕版印书的技术发明使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唐代的雕版印刷多为佛经c佛画或日历c字书c阴阳c杂书，且多为民间私宅所刻。五代时，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术，由国子监主持校勘雕印了“九经”和《经典释文》。宋代，雕版印书的方法为政府c民间c私宅c坊肆广泛采用，书籍生产进入了极盛时期，并影响辽c金c西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广为刻书。宋代刻书，无论官刻私雕，一般版式大方c行格疏朗c字体端庄c纸墨精良，为后世书籍的楷模风范。直到明清时代，雕版印书经久不衰，而且越来越发达。特别是明代的套印c饾版和拱花技法，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高峰，出现许多蜚声中外的作品。 活字印书雕版印书使书籍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写本书时代，但它只能1种书雕1套版，1套版印1种书，不能在种数上生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书，其制字c排版c印刷的方法，已具备现代铅字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元代王祯据此创制了木活字。明代又发明了铜活字。宋代泥活字c元代木活字排印的书虽然失传，但明代铜活字，清代仿毕昇泥活字c仿王祯木活字所排印的书却留存了下来。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印书工程。乾隆年间(1736~1795)，用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再来聊聊书籍的装帧包括版面c插图c装帧形制等的设计与实施。 竹木简书时代，虽然难说有什么版面上的艺术构想，但条条竹木简及上1道下1道编简成册的编绳所形成的书状，却为后世帛书c手写纸书c版印纸书所继承和模仿，奠定了中国书籍版面设计的基本思想。帛书的朱丝栏c乌丝栏，手写纸书c版印纸书的边栏界行都是从竹木简书演化来的。尽管版印书籍在栏线c版式设计上不断花样翻新，诸如花栏c竹节栏c博古栏的出现，在版式上二截版的出现等，但基本格式仍保存着竹木简书的流风余韵，古朴典雅，端庄肃穆。正经正史，尤为如此。要不怎么说一个人很像那么回事儿是“一本正经”呢？ 中国书籍自古有书有图。雕版印书兴起之后，插图版画日益发展。插图的形式与位置随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而变化。卷轴装盛行时期的插图，多以卷首扉画的形式出现;册叶装盛行以后，则出现了卷首插画c卷内连续插画或上图下文c或左图右文等多种形式。至于插图的风格c镌绘的技巧c景物的布置c人物的勾勒c构图的思想，则依时代c地区c画家c刻手的不同而各异。纵观宋代以来所刻书中的数万幅插图版画，尤其是那些彩色套印和饾版拱花套印的版画，把中国书籍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随书籍制作材料c制作方法c检阅方便c利于图书保护的演化轨迹而演变。竹木简书，只能用麻绳c丝线绳等编连起来，称为简策。帛书柔软，则采取卷起或叠起的方法，称为卷子。纸书出现以后，特别是手写纸书，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从东汉末年直到终唐之世，主要还是卷子装，加轴则称为卷轴装。汉c唐代只有这种卷轴形式的书。今天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轴画c书法，仍是卷轴装的遗风。卷轴装翻检不便，于是在唐代又出现旋风装和经折装。 旋风装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它形同卷轴，由一长纸做底，首页全幅裱贴在底上，从第二页右侧无字处用一纸条粘连在底上，其馀书页逐页向左粘在上一页的底下。书页鳞次相积，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藏时从卷首向卷尾卷起。 这种装订形式卷起时从外表看与卷轴装无异，但内部的书页宛如自然界的旋风，故名旋风装；展开时，书页又如鳞状有序排列，故又称龙鳞装。 旋风装是我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现存故宫博物馆的唐朝吴彩鸾手写的《唐韵》，用的就是这种装订形式。 这中间还有一种梵筴装。 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带回一些印度的佛经，这些佛经采用贝叶的装订形式，称为梵筴装书。 筴同策，是取自印度贝叶经的一种装订形式。贝叶是一种叫贝叶棕（又名贝多罗树）的植物的叶片，“书写时是用一种针在页面上刺划，然后在书页表面涂以颜料，再用布擦去，颜料就渗入已书写好的划痕中，成为经久不褪的文字；将许多这样的书叶整齐叠放在一起，上下用木板夹起来，再在中间穿两个眼，用绳子穿扎起来，或不穿眼而直接从外面捆扎起来，就成为一部书。由于其内容大多为印度佛经，故称为贝叶经。中国的纸写佛经也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特别是现存的蒙文c藏文《大藏经》”（姚伯岳，《版本学》）在我国西藏c云南众多寺庙中保存了大量贝叶经文。 在梵筴装书的页面上，四周常有框线，有的框线是二方连续的图案，中间有文字。梵筴装书前后用木板夹起来，目的是保护书，实际上这两块木板就是封面和封底。上面的木板上粘有写着佛经作品名称的签条，这种最早出现的封面形式流传下来，形成中国古籍的传统封面形式。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封面是从梵筴装书开始的。有的藏文佛经的封面十分华丽，木板用绫或绸包裹起来，再贴上印刷的签条，很精美。 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如果看阅卷轴装书籍的中后部分时也要从头打开，看完后还要再卷起，十分麻烦。经折装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也便于取放。具体做法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的间隔中间，一反一正的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它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在书画c碑帖等装裱方面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在旧物市场上会偶见它的样子。 斯坦因《郭煌取书记》载：“又有一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可见经折装唐朝已经出现。特点在单面书写，收展便利。 雕版印书盛行之后，适应1版1叶的特点，宋c元时代又盛行蝴蝶装。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蝴蝶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人们在长期翻阅经折装书籍的过程中，经折装书籍的折缝处常常断裂，而断裂之后就出现了一版一页的情况，这给人以启示，逐渐出现了以书页成册的装订制度。而最先出现的册页书籍就是“蝴蝶装”。 蝴蝶装是将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中线为准，字面相对折叠；然后集数叶为一叠，排好顺序，以版口一方为准，逐叶用浆糊粘连；再选用一张厚硬结实的纸对折，粘于版口集中的一边，以为书脊。再将上c下c左三边切齐，一部蝴蝶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c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五代雕版印刷的监本经书，上呈时是一百三十策(册)。既然称策，必为书之方册，因卷轴装称“卷”，不称册，加之唐时唐人写经已有个别为蝶装，故五代之经书当为蝴蝶装。 蝴蝶装容易散裂，南宋时又出现了包背装，流行于元c明c清代。包背装也叫裱背装，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而且容易散裂，经不起经常翻阅，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文中的“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这无疑说的就是线装书。王洙为北宋仁宗嘉祐时名臣，可见至少在北宋仁宗时就已经出现了线装书。南宋罗璧在《罗氏识遗》中写道：“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可见线缝作册是当时宋代书籍较普遍的装订形式。 一书多本的线装书还用纸板青布糊制成“函”收装，配以象牙别子。这种装帧，便于翻阅，不易破散，在我国书籍传统装帧技术上是最进步的，它一直流行了几百年，是中国古书装帧史上最后流行的形式，也是较为完美的形式，既古朴典雅，又经久耐用。“线装书”也成了我国古籍的别称。 著名学者邓云乡在谈到线装书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首先在于它的载体线装书，没有线装书，无处看线装书，不会看线装书，那就差不多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由上可见，线装书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是历史的选择。我国古人在从甲骨青铜器石刻书籍走向线装书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少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多少“发明专利”啊。 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书籍史则与我国略有不同。比如埃及和中东。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开始使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对古代写在莎草纸上手稿的研究，或称为纸莎草学，是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的基本工具。“莎草纸”并不是现今概念的“纸”，它是对纸莎草这种植物做一定处理而做成的书写介质，类似于我国竹简的概念，但比竹简的制作过程复杂。 中东地区则发明了著名的羊皮书。用羊皮纸或羔皮纸作材料制成的最原始的一种图书。亦称羊皮文稿。由古代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羊皮书即由拉丁文“帕加马”转意而成。传说在帕加马帝国的欧迈尼斯二世(公元前197～前159)时期，帕加马人因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纸而被迫发明羊皮纸。羊皮纸取材于绵羊c山羊c羚羊之皮去薄制成。后出现的羔皮纸是用小牛或其他动物的皮精制而成，质地比羊皮纸好。西方学者认为羊皮书产生于公元前 8世纪左右。已知较早的羊皮书卷是公元前6 ～前4世纪成书的《波斯古经》。全书21卷，约35万字。羊皮书最初是书卷型。公元 2～4 世纪逐渐演变为书本型。由于它较纸草书卷更耐用和保存，在 4世纪时最终取代纸草书卷，成为手抄本的标准形式。从 15世纪中期起，被纸张制成的印本书取代。现代仍有极少量特殊用途的羊皮书。 我国从来没有用莎草纸和羊皮写过书，从竹木简到纸张的独特道路跟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有关，也是中国书籍的特色。 书籍总是美的，从内涵到形式，一美到底没商量。因为人就是一种具有精神之美的动物，书籍之美正是这种精神之美的外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龟室：商朝的藏书都是“硬骨头” 我国从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说明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书籍，并开始有意识地收藏c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 早期文献形式可谓丰富多彩：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c石器c玉器c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c缣帛等。 商朝储藏典籍的地方是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看来书籍跟祖宗一样神圣。 掌管早期图书档案的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c整理c加工c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c保存史实为重。 大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藏书的地方有个很好玩儿的名字——“龟室”，这是因为典籍大多刻在龟甲上。1899年，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王懿荣患了疟疾，去药店抓药时见药店所售的“龙骨”上的刻纹，由此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决定发掘殷墟，第一次由董作宾领导，至1937年，前后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地点，除了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以外，又扩大到后冈c和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c高井台子c大司空村等地。一共出土龟甲c兽骨有二万四千九百多片。抗战期间，这项工作被迫停止，大量的甲骨刚刚新鲜出炉就随同众多文物等被运往了日本，达一万二千多片。建国后，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805片甲骨文。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中又出土甲骨文689片。 甲骨文的最初研究者除王懿荣外，其他还有王襄c孟定生c刘鹗c端方c胡石查等人，他们都是最早的购藏研究者。 1903年，刘鹗《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 发掘甲骨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在古物中获利的人为垄断甲骨文，故意把出土地点说成是汤阴或卫辉，导致学者多受其误导。 目前，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及保存现状已基本摸清，约有16万片甲骨，共有单字4300多个，已释读字有1600多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王室藏书：老子工作过的地方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官方藏书有三多：藏书机构多，藏书种类多，管理藏书的官职多。看了西周的国家藏书情况，你只能膜拜：太专业，太精细。 周朝藏书的地方有龟室c图室c太史府c盟府c上庠等好几个。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c石器c玉器c陶器，及竹木简牍c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c档案c盟誓c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上庠是什么呢？庠是学校的意思，上庠就是高等学校c国办大学。这里与学习有关的藏书不用说是很丰富的。 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c小史c内史c外史c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c史c胥c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 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c八则c九职c九正c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 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c教育风化c礼仪形制c军事事务c法律条文c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 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 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c《世》c《诗》c《语》c《故志》c《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c私人藏书重点。 气象不凡的周王室藏书机构似乎预示着这里将会产生不平凡的人物，果然，春秋时期这里产生了一位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而老子就是周王室的一位“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春秋藏书趣事多 春秋（前770—前476年） 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c太史c小史c府c史c胥c徒等。 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 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c齐c郑c卫c赵c楚c魏c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纪》 春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也就是问他为什么姓籍，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看来没文化真的很尴尬。 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 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c教育家c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c《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怪不得有个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这真是： 周礼之书尽在鲁， 籍谈数典忘其祖。 老子一生管图书， 孔子藏书很丰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战国藏书：民间开始藏书，秦国开始焚书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c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c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令。 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c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 看来，秦始皇后来的焚书行为真的是其来有自，一点都不突然。 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 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有了这五车书的知识，他跟庄子辩论起来当然就平分秋色，不落下风了。 这正是： 民间多藏书，会说不会干。 秦皇焚书烈，原来有渊源。 苏秦藏书多，助东山他起， 惠施口才棒，全赖书五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秦代藏书：有意无意两把火，六国民间百家言 秦代（前221——前206年）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c《书》，故明堂c石室c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c石室c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 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c百家之言c秦国史记c典章律令c舆地户籍c兵家秘书，以及医药c卜筮c种树诸内容为主。 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c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c户籍c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c盟书由史官分掌，《诗》c《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c《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c《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因方士侯生c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c“贪于权势”c“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c《书》c百家语者，悉谐守c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c《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c卜筮c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 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c《尚书》c《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 前206年（秦二世三年） 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十月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正是： 有意无意两把火，六国民间百家言。 孔鲋藏书旧宅壁，一骑绝尘隐嵩山。 文化失民心，王朝倾废一瞬间。 萧相入关独收书，已定汉祚200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西汉藏书：三阁两征一助学 西汉（前206—25年） 高祖时（前206—前195年） 萧何督造三阁：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c太史c博士c太卜c理官等处也有藏书。 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c太史c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c广内c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太史，他们的太史府有大量藏书，为他们写《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前124年（元朔五年） 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 前93年（太始四年） 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c《礼记》c《论语》c《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 前73年（本始元年） 有个叫文不识的人，虽然名字叫文不识，但家里藏书颇富，曾经给那位“凿壁偷光”的匡衡图籍以助其学。这是个爱心助学的典型。葛洪《西京杂记》里记载：“（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前66年（地节四年） 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家人打算“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 前32—前7年（成帝时） 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 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结果成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或许是他借的书太敏感，尤其是《史记》。但也说明皇帝藏书时皇帝专用，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哪怕对方是个王爷。 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 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c诸子c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旨）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 经学家c目录学家刘向领衔校理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这是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 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 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刘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对国家所藏图书进行了分类，分六艺略c诸子略c诗赋略c兵书略c术数略c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 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 正是： 三阁两征一助学，国家藏书不外借。 刘向父子勤整理，王莽篡国全焚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兰台与东观：东汉藏书盛事多，奈何末年遇董卓 东汉（25—220年） 25—57年（光武帝时） 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c陈元c郑兴c杜林c卫宏c刘昆c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 58—75年（永平间） 贾逵为《左氏传》c《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命人抄写后藏入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一起校理秘馆藏书。 58—75年（明帝时） 建兰台c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c宣明c鸿都等藏书，命班固c傅毅等典掌。 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这是政府收藏佛经的最早记录。 62年（永平五年） 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c傅毅c孔僖c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西汉刘歆的《七略》基础上增删c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 67年（永平十年） 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c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c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 76—88年（章帝时） 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也就是国家向私人购买藏书。这在我国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 107—122年（安帝时） 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 159年（延熹二年） 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c校书郎。（《东观汉记》） 170年（建宁三年） 蔡邕这一年担任郎中，校书于东观。 175年（熹平四年） 蔡邕为使儒家经书有统一标准，奏请桓帝准许，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c《尚书》c《鲁诗》c《仪礼》c《春秋》c《公羊传》c《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190年（初平元年） 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c东观c兰台c石室c宣明c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 192年（初平三年） 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c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 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c秘书丞。其中秘书令充中书之任而兼管图书秘籍。 曹操搜采东汉官府遗书，藏于三阁，以建立魏国官藏体系。 蔡邕之女蔡文姬从小博闻强记，应曹操请求，将自己幼时背诵过的400本经典凭记忆写出，“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蔡文姬传》为东汉末年国家藏书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韩愈说：“中郎(蔡邕)有女能传业。” 总结如下： 草根皇帝爱聚书，贾逵献书能做官。 明帝派人取西经，白马驮经入兰台。 班固完成艺文志，古书从此有目录。 章帝征书肯花钱，邓后重书成果丰。 蔡邕刻石有奇功，盛事一桩熹平经。 董卓迁都最可恨，一朝藏书尽被毁。 曹操毕竟政治家，文姬归汉补三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三国藏书：曹魏崇文成绩大，吴蜀因循作为稀 三国（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 崇文馆设为魏国藏书处。魏兰台（即外台）所藏书籍由御史典掌。 郑默主管曹魏皇家藏书，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藏书目录《魏中经簿》，记载魏国一朝藏书情况，从此国家藏书朱紫（优劣）有别。 220年（黄初元年） 魏文帝曹丕即位，设中书令典尚书奏事；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中书与秘书分开。置秘书监c秘书左c右丞c秘书郎中官职。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c抄写事务；后又设秘书校书郎，专掌校勘残缺，正定脱误之事。 魏文帝曹丕诏令修葺因遭董卓之变而受损毁的熹平石经。又命秘书监王象等学者，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分门别类，重加排列，编成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庋藏于秘阁。并从此开官修大书之先河。 221—263年（蜀汉） 刘备称帝后，鸠合典籍，依汉制建“东观”以藏书。又设秘书令c秘书郎c秘书吏诸官掌管秘府藏书。任用王崇补东观，郤正为秘书郎 222—280年（孙吴） 孙权称王，建都南京。亦仿汉制设“东观”，为国家藏书之所。 240—248年（魏正始间） 洛阳太学刻立“正始石经”。所刻三体经书有《古文尚书》c《春秋》c《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石经分刻于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宽96厘米。 这正是： 《魏中经簿》又《皇览》，朱紫有别大书判。 熹平之后又正始，文帝曹丕真能干。 中书秘书分工细，藏书尽在崇文馆。 东吴西蜀因循多，国家藏书在“东观”。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西晋藏书：图书分四部，汲冢现竹书 西晋（265－316年） 265—275年（泰始间），国家此时有藏书29945卷。 晋沿袭汉魏旧制，以秘阁为内阁，以兰台为外台，加崇文院，同为政府藏书处所。 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书·职官志》）。并“遣秘书c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晋起居注》）。 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有凉州刺史张寔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 274年（泰始十年） 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晋官府藏书。历时数年，至太康间年间完成。荀勖先后复核c检对图籍10万余卷，据此编制出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全书正文14卷，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c20935卷。分甲（经）c乙（子）c丙（史）c丁（集）四部，仅录书名c卷数c撰人及简略说明，为我国第一部四部体系分类目录。今佚。 279年（咸宁五年） 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简出土。共计装载数10车，约10余万字。因全为竹书，地在汲郡，故史称“汲冢竹书”。晋武帝司马炎命将全部竹简运至京师，收于秘阁庋藏。武帝时下令整理“汲冢竹书”。著名学者荀勖c和峤c挚虞c卫恒c束晳等参与此事。后于晋惠帝时，再次进行整理，终得史料价值极高之《竹书纪年》。 280年（太康元年） 晋六路大军直取吴都建邺，王浚c司马伷入“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其后悉数运至洛阳庋藏。《晋书》 281年（太康二年） 置“石渠阁”，储藏官府藏书。 290—312年（惠帝c怀帝时） 惠怀之乱[惠帝时（290—306）有八王之乱；怀帝时（307—312）有刘聪陷洛阳之灾]使西晋秘阁所藏29000余卷尽毁无余。《隋书·经籍志》载：“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291年（元康元年） 惠帝“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唐六典·秘书省》）。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成一独立政府机构。 292年（元康二年） 惠帝下诏，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由是秘书省不仅典掌图书专籍，且从事著作之务。 311年（永嘉五年） 匈奴首领刘聪攻入洛阳，焚烧都城，魏晋官府藏书化为乌有。 此正是： 晋承魏制收藏书，诸郡响应送洛阳。 张华校书依《别录》，《晋中经簿》分四部。 不准盗取战国墓，惊世发现汲冢书。 六路大军取吴都，收取图籍入洛都。 刘聪作乱洛阳陷，毁书二万九千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东晋藏书：秘阁藏书数量稀，四部成型为永制 东晋（317—420年） 317年（建武元年） 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后，为兴学治国，诏令各地官民，征集图书。东晋国家藏书处为“秘阁”。因藏书量骤减，官府仅此一处庋藏典籍。 为积聚图籍，政府向私人藏书家借抄图书，充实秘阁所藏。张尚文c殷允c郗俭之c桓石秀等众多藏书，均被借去誊抄，故使秘阁藏书稍有增加。 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书，编纂出东晋国家藏书目录《四部书目》，又称《晋元帝书目》。著录图书仅3014卷。然其确定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即经c史c子c集四部，后世以为永制。 375年（宁康三年） 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坚禁老c庄c图谶之学，犯者弃市（押赴市场斩首示众）。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将士皆诵儒学。尚书郎王佩犯禁读谶，苻坚斩之，学谶者遂绝。 诗曰： 秘阁藏书数量稀，四部成型为永制。 苻坚强力兴儒学，读谶谈玄皆弃市。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魏藏书：平恒始建楼藏书，卢昶编《甲乙新录》 386—534年（北魏） 北魏辟秘阁c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c秘书丞c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 北魏有个叫平恒的人，“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说明此时开始出现专门的“建楼藏书”行为。 386年（太元十一年） 北魏登国元年道武帝问博士李先何以收集书籍，增益学问。李先答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魏书·李先传》）。于是道武帝颁制天下，经籍稍聚。 391年（太元十六年） 徐广奉孝武帝之命校书。其检校秘阁四部藏书，共计36000卷（包括复本）。 393年（太元十八年） 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c中书郎张敝c太子后率郄俭之c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 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 魏献文帝天安间，秘书郎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从之。“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 495年（太和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于是年诏求天下遗书。凡“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编制《魏缺书目录》至南朝借书，致使中国北方典籍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书郎，校理国家藏书。 500年（景明元年） 北魏秘书丞卢昶编成《甲乙新录》（此处“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统藏书目录。 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奏议，“求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获准后，由其统领进行了北魏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书整理工作。惠蔚见新旧典籍混杂，首尾不全，呈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并编出《缺书目录》1卷，以便收求补足。 510年（梁天监九年c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 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间） 北魏尔朱荣之乱，官府经籍大多散落民间。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孝庄帝诏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领儒学之士校理秘阁图书。是为北魏最后一次整理藏书。 这正是： 藏书秘阁与东观，徐广校书近四万。 建楼藏书自平恒，王谧采书向民间。 孝文借书向南朝，整理规模数宣武。 《甲乙新录》卢昶编，书目北朝第一部。 《缺书目录》开先河，无书有目待后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后唐前私人藏书故事：问世间谁人钟书？最有益官私互补 从文献记载看，此期的藏书家主要有三类人士，即贵族c官僚c学者，尽管他们的家世c经历c职业c性格等不同，藏书志趣各异，或为著述，以垂名后世；或为治学，以探研学术；或为苦读，以博取功名；或为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皆钟情于书，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同的藏书目地是推动私藏发展的动力。他们除了实现藏书c读书基本目的外，还注意在藏书的过程中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慰藉。如《晋书·陶潜传》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陶渊明的藏书情怀；《魏书·李谧传》：“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这是李谧的藏书情志；同书《常景传》载：常景“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这是常景的藏书情结。《梁书·王微传》载：“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这是王微的藏书情愫。由此可见藏书家怡情于书之一斑。他们藏书目的的多样性从不同途径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繁荣了私藏事业。 最有意义的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迭更，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卷五九，《晋书·王僧孺传》)；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卷二一，《齐书·王泰传》)；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手中。官藏流入藏书家之手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每次赏赐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为私家聚书c编目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朝代更替c新朝甫立之时。在我国古代，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后，总要搜求遗书，借鉴资治。如曹魏代汉，“采掇遗亡”(《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梁武践祚，诏求亡佚(《为梁武帝集坟籍令》)；陈文好史，“又更鸠集”(《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北魏道武，“大索书籍”(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等等。由于封建政府“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隋书》卷四九，《牛弘传》)，也就是“威逼利诱”，藏书家们不得不向政府献书。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c中书郎张敞c太子后率郗检之c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陈书·张讥传》亦载：张讥撰《周易义》等书合182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又《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c太子少傅魏收c吏部尚书辛术c司农少卿穆子容c前黄门郎司马子瑞c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遣阙。”官c私藏书的互补互动，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c流传至今的根源，正是这种自觉行为，才保存了众多古籍，传承了中华文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后唐前私家藏书故事：百家争鸣促之，造纸佣书助之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如此迅速，逐渐形成了私家藏书文化，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仅就当时能够大量生产图书，满足藏书家需要，使其有书可藏可用，谈谈我们的观点。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c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c极解放c最富于智慧c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痛苦产生思想；那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乱世造就英才；那确是一个“极自由c极解放”的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c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c史学家c文学家c高僧c道士各骋胸臆，著书立说，阐述对社会c人生的看法。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使佳作迭出，当时的学术界空前活跃，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图书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逐渐形成产业化规模，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而且也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c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c私人c书商c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随着雕印书籍的发明而逐渐衰落。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知识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三0，《艺文志》)，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管理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c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宫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记录。又《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内容上看，早期佣书仅局限于封建官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前面述过的藏书家张缵，其晚年雇人抄书“数万卷”便是例证。又《北齐书·祖珽传》所载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多集书人”，究竟是多少，史文未载，但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一些高官和贵族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魏书·刘芳传》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又《陈书·徐孝克传》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写佛经出资巨大。《云笈七签》卷107《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同时的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卷一五八，《人物志》)《南齐书·周山图传》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载：僧孺东海郯地(今山东c江苏交界处)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愫传》载：崇愫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如《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亦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此过程中，他们既获得了报酬，亦嘉惠了世人。 书佣们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信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纸张得到丰产。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逐渐代替了简帛图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c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私家藏书在魏晋南北朝能够蓬勃发展，政治宽松是保证，著述丰富是条件，佣书业是直接的推动者，它使不同目的的藏书者梦想成真，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反过来，私家藏书活动又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社会文明，使佣书业更加发达。通过这样的循环，带动了社会进步，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首先，私藏家利用所藏，培养出了大批的贫穷的士人，嘉惠了全民族，其功甚伟，其事宜书。其次，私藏家保存和繁衍了中华典籍，传承了华夏文明。流传至今的先唐古籍，肯定有一部分经历了他们的庋藏和整理，使我们今天得以研究c利用。最后，他们发展了诸多学科，如历史学c目录学c校勘学c家谱学c地理学等等，创立了新体制的书籍，如《三国志注》c《世说新语注》c《昭明文选》等等。私家藏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刘宋藏书：楚帝令黄纸代简，刘裕获赤轴四千 南北朝刘宋 403年（元兴二年） 桓玄代晋自立称楚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不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亦宣告结束，图书进入纸写本时期。 417年（义熙十三年） 刘裕入长安，平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隋书·牛弘传》） 420年（刘宋永初元年） 刘裕代晋自立为宋（史称刘宋），收东晋官府全部藏书。 因典籍有限，刘宋承袭东晋之制，将四部图书仍藏于秘阁之内。 423—479年（刘宋景平元年—刘宋末年） 刘宋置秘书监1人，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书处增置“玄”c“史”二馆。 殷淳为秘书郎，校理秘阁藏书。并撰写四部书目（《南史》作《四部书大目》），共40卷。后协助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淳出力最多。 426年（刘宋元嘉三年） 文帝命秘书监谢灵运统领，整理秘阁图书，补足阙文。其后于后废帝元徽年间，由王俭负责，再行整理秘阁藏书。 431年（刘宋元嘉八年） 秘书监谢灵运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是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共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近世姚名达认为谢灵运为殷淳误。） 470年（泰始六年） 刘宋朝廷设“总明馆”，移置部分官府藏书，并征学士以充之，下设儒c道c文c史c阴阳五学部。 473年（刘宋元徽元年） 后废帝命王俭等人，再行整理秘阁藏书。王俭由此主持撰成刘宋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4卷，共著录图书2020帙c15074卷。 478年（刘宋升明二年） 王俭撰成《七志》30卷，进呈皇帝。分为经典志c诸子志c文翰志c军书志c阴阳志c术艺志c图谱志c道经c佛经9大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南齐藏书：制承刘宋，书入俭家 479—502年（南齐） 南齐仍设置“秘阁”，以储藏四部图籍。管理书籍官员，也秉承刘宋体制。 483—493年（南齐武帝时） 秘书丞王亮c秘书监谢朏等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8010卷，较之刘宋时书目增加3000余卷。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c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武帝废除了总明观，并下诏“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在王俭家开设学士馆，然后秘阁所有藏书都拿去充实王俭家藏书。王俭于是奉旨从秘阁中选择善本，与总明观原藏四部书合为一处，同纳入家府。王俭家遂成为齐朝最高学府与学术典籍庋藏之地。 501—502年（南齐中兴年间） 南齐末年，秘阁经籍因兵火延烧，大都遗散。 在一位大臣家开学士馆，然后国家藏书都归入其家，国家藏书竟然成了私家藏书，这是南齐这个短促的王朝藏书最大的特点。 那么王俭何人？ 王俭（452年—489年），字仲宝。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齐名臣c文学家c目录学家，东晋丞相王导五世孙c刘宋侍中王僧绰之子。 王俭出身“琅邪王氏”，早年丧父，为叔父所养。自幼勤学，手不释卷。宋明帝时，娶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十八岁时任秘书郎，历秘书丞c义兴太守c太尉右长史等职。后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即位，礼仪诏策，皆出其手。南齐建立后，以佐命之功封南昌县公，升尚书左仆射，领吏部c兼丹阳尹。齐武帝时官至太子少傅c中书监。 一位前朝驸马，又成了后朝开国功臣。国家藏书又成了他的私家藏书，王俭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梁陈藏书：父子三人聚书，难敌三场大火 502—557年（梁朝时） 梁朝藏书处除“秘阁”之外，增设文德殿c华林园c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c丞各1人，秘书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撰起居注。此时梁东宫藏书已达3万卷。 502—519年（梁天监间） 梁武帝登基后，下诏向民间求书。“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梁书·王泰传》） 武帝为保存典籍，防止书厄，决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监初年，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其后，于天监二年（503）抄甲部书籍，天监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图书。 秘书监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图籍。曾在文德殿内列藏群书，共23106卷，又将佛教典籍专藏于“华林园”。 武帝应秘书丞王泰之请求，准其校定缮写官府藏书，进行典籍整理。 503年（梁天监二年） 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刘孝标c殷均c贺纵等人参与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阁藏书焕然一新。 505年（梁天监四年） 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于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c孔子祛c贺琛等学者赴馆讲学。武帝也曾亲临学馆讲经c听讲，大开建康学风，为一时佳话。 526年（梁普通七年） 阮孝绪约于是时编成《七录》12卷。此目体例仿《七略》c《七志》而自定法，分为内外2篇。内篇有经典录c纪传录c子兵录c文集录c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c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44521卷。阮孝绪所编《七录》，在外篇中专设“佛法录”一类，分为戒律c禅定c智慧c疑似c论记五部，共收录各类佛典2410种c2595帙c5400卷。 531年（梁中大通三年） 萧统卒。其为梁武帝萧衍之长子，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梁朝国家图书馆）。建藏书楼名“文选楼”，召诸名士讨论坟籍，获称“高斋十学士”。根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选》30卷，选秦至梁代诗文700余篇，分为37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 537年（梁大同三年） 侯景兵火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均遭损毁。 548年（梁太清二年） 侯景之乱，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 550—577年（北齐天保元年—承光元年） 秘府（即秘阁）c文林馆c麟趾殿为北齐政府藏书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馆主要储藏史部c集部图书，麟趾殿则为官藏校雠之地。 北齐秘书省典司经籍。设监c丞各1人，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又领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 552—554年（梁元帝时） 梁元帝萧绎于江陵校订图书，命学者周弘正c彭僧朗c颜之推c宗怀正c王孝纯c殷不害c王固c周确等详加整理校对，拟将藏书分为正御c副御c重杂3本。梁元帝喜聚书，曾于《金楼子·聚书篇》中记其藏书经过，其中一部分佛藏得自郢州头陀寺昙智法师c招提寺琰法师，亦曾于荆州长沙寺经藏中抄回4部。 552年（梁承圣元年） 梁元帝入金陵，将文德殿及其他公私藏书7万余卷运归江陵。加之40年所积藏7万卷，江陵官府藏书达14万余卷，超过历代前朝。 554年（梁承圣三年） 萧詧引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恐数十年积累典籍为敌所虏，乃“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问其故，曰：“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隋书·经籍志》）。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局，仅得书卷4000余。 557—589年（陈朝） 陈朝设秘阁c德教殿c承香殿c文德殿c寿安殿庋藏官府典籍。陈秘书省设置与梁相同。置监c丞各1人，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集注起居。所谓“陈承梁，皆循其制官”。 陈朝编撰国家书目有四：《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c《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c《陈德教殿四部目录》c《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 正是： 萧衍萧统萧绎，聚书十七万卷。 洛阳建康江陵，三处火灾现场。 文治愧于武功，旋聚旋失堪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周藏书：减掉佛道，加上北齐 557—581年（北周） 北周官府藏书之所仅麟趾殿一处。至保定初年（561），国家藏书约8000余卷。及灭亡之时，也不过15000卷。 与此同时，北周禁佛c道二教，经籍大多被焚，流传者甚少。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废斥佛教，毁佛经c佛像，罢沙门c道士，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577年（陈太建九年） 北周建德六年，周武帝灭北齐，收北齐图书加上旧本才至5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隋代藏书：复佛征书编目录，禁谶防厄写副本 隋（589—618年） 581年（陈太建十三年） 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c相州c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 581—600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二十年） 隋开皇间，有御书单本15000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书·牛弘传》） 583年（陈至德元年） 隋开皇三年三月，秘书监牛弘向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其中提出，图书典籍，代有兴废，一旦治平，必有兴集。明君应顺时际会，广开献书之路。 牛弘于《请开献书之路表》中，系统总结历代书籍散佚毁失，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即：秦灭六国蠹下焚书之令为第一厄；西汉重聚及王莽兵乱而失为第二厄；东汉复积及献帝迁都而散为第三厄；魏晋谨守及永嘉之乱又复散失为第四厄；南朝旋又收集及末年萧绎于外城为第五厄。 隋文帝采纳牛弘建议，下诏征求遗书，借书抄录。“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由此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 民间藏书纷纷呈献朝廷（隋），并获奖赏。 584年（陈至德二年）隋开皇四年 杨广（即后隋炀帝）于晋王王邸中设“宝台经藏”，储存佛教经典。史称经藏共分四藏，有经卷10万轴。正藏自藏，次藏以下，分送各大寺院庋藏。 牛弘整理皇家藏书，并编制《开皇四年四部目录》。 589—604（开皇九年—仁寿四年） 隋灭陈朝，“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书·经籍志》）。 命牛弘召集善书法者，在秘书省对陈朝官藏典籍补残续缺，分正c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充实隋初官藏秘书内外三阁，总数达3万余卷。由此为隋朝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隋官府藏书在秘阁，即秘书省。其沿袭前朝旧制，设有秘书监c丞各1人，秘书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录事2人，领著作c太史二曹。 文帝令于寺院与秘阁内庋藏佛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隋书·经籍志》 589年（开皇九年） 文帝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 593年（开皇十三年） 诏禁民间修撰国史。“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记》）。二月，隋文帝大禁谶纬，下诏称：“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二月，帝敕书，废像c遗经，悉令雕造。（陆深《河汾燕闲录》） 597年（开皇十七年） 秘书丞许善心主持隋政府藏书整理工作，是年“奏遣李文博c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对隋国家藏书进行第二次整理。仿阮孝绪《七录》，以家藏典籍为基础，更著新目为《七林》。是为一部较完备的私家目录，该目已佚。（《隋书·许善心传》） 605—617年（炀帝大业间） 史称“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恰。”（《旧唐书·经籍志》）此时官府藏书地除秘阁外，增加观文殿c修文殿c嘉则殿三处。 炀帝为发展官府典藏，倡导大肆抄书。“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且“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是时制成新书凡三十一部，总一万七千余卷，入观文殿宝厨”（《大业杂记》）。 炀帝于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体系。“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购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c佛经，别撰目录。”（《隋书·经籍志》） 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共计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期政府藏书最高记录。后炀帝令秘书监柳c校订c整理藏书，除去重复煨杂，得正御本37000余卷，均纳于东都修文殿。柳氏据此编成《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又另写50副本，分置西京东都宫c省官府。 炀帝设立官府专藏。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自魏以来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隋书·经籍志》）。 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成为我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与藏书机构。自此确立了以国子监藏书为主体的中央官学藏书体系。其沿袭1300余年，地位仅次于皇室藏书和中央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05年（大业元年） 隋炀帝加紧禁绝谶纬之书。“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许多纬书因此失传，所剩仅《易纬》而已。 607年（大业三年） 炀帝改制，设秘书省（五省之一）c国子监（五监之一）掌管藏c校c抄图书事宜。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改为正五品。又增设儒林郎10人c文林郎20人，校书郎由10名增至40名，楷书郎增至20人，专掌抄写御书。至此秘书省由原38人增至120人。其后改称秘书监c秘书少监为秘书令c秘书少令。 616年（大业十一年） 炀帝携大批官藏图书及珍贵文物逃向江都，途中损失惨重。 618年（义宁二年） 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禁宫，江都所藏图籍焚毁殆尽。 这正是： 恢复佛教写佛经，总结五厄编目录。 献书赏绢藏书多，杨广《宝台经藏》出。 禁私修史禁谶纬，五十副本分三品。 宇文化及兵变起，图书多毁江都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朝藏书：体系博大精微，盛事数不清；频遭厄运光顾，憾事亦连连。 唐（618—907年） 618—626年（武德间） 唐承隋制，以西京秘书省和东都秘书省二处掌管国家图籍，并收储官府藏书。秘书省设秘书监c丞各1人，秘书少监2人，分别管理日常事务。又下设秘书郎4人，掌四库图书；校书郎8人，掌校雠典籍，刊正文字；正字4人，掌订正文字讹谬。另有典书c主事c亭长c掌固c楷书手c熟纸匠c装潢匠c笔匠等职吏多人。秘书省所藏书有正c副本之别，正本专作保藏，亦称“镇库本”，副本供应官员等人使用。 618年（武德元年） “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8万卷，重复相糅。”（《新唐书·艺文志》） 621年（武德四年） 高祖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修文馆，掌校正图籍。 622年（武德五年） 高祖李渊平王世充后，将隋东都洛阳嘉则殿之图籍和古迹收为唐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沿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底（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隋书·经籍志》） 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高祖应允，数年之间，群书略备。 624年（武德七年） 唐“定令以太尉c司徒c司空为三公。尚书c门下c中书c秘书c殿中c内侍为六省”。其秘书省“掌邦国图书经籍之事”。（《旧唐书·职官志》）。 627—649年（贞观间） 魏征c虞世南c颜师古相继任职秘书监。《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627年（贞观元年）三月 太宗将修文馆改为“弘文馆”。置馆学士，掌校正图籍事宜；又设详正学士c校书郎等官职，负责校理图书，刊正谬误；立楷书手c拓书手c笔匠c熟纸匠c装潢匠等职，专事校订c缮写。 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杂有梁c陈c齐c周及隋代古本。”并于殿旁建立弘文馆，选虞世南c褚无量c姚思廉c欧阳询等充任学士，并于馆内设置检校馆务之馆主。（《唐会要》） 颜师古拜中书侍郎，晋秘书少监，分管国家藏书。受诏于秘书省考证文字，官藏中古书伪谬，多由其手写订正。 628年（贞观二年） 魏征出任秘书监，主掌国家藏书。又奏请学者校集四部群书，置雠正30员，书工百员整理典籍。于是，“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迁秘书监后，集中整理隋代遗书。“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629年（贞观三年）闰十二月 创立史馆。“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史馆之职，“掌修国史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职官志》）。后订立“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级官府须按时缴送相关典籍材料等。 635年（贞观九年） 四川遂宁县建“张九宗书院”。为唐代最早之私人创办的书院，比官府所设集贤殿书院还早90年。 636年（贞观十年） 魏征c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纪传部分，后于显庆元年（656）全书告成，合称《五代史志》。其中有《隋书·经籍志》4卷，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638年（贞观十二年） 颜师古继魏征c虞世南之后，任秘书监职。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 639年（贞观十三年） 太宗设太子学馆，名“崇贤馆”，隶属东宫。该馆“掌东宫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新唐书·百官志》）。 太子藏书所为“司经局”，亦为东宫属官。《唐六典》载，是局有洗马二人，“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 666年（乾封元年） 高宗下令，对秘书省藏书再次进行整理。诏曰“东台侍郎赵仁本，兰台侍郎李怀俨，东台舍人张文瓘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676—678年（仪凤间） 因崇贤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图书。又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 684年（嗣圣元年） 朝廷严令“两京四库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复，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旧唐书》） 702年（长安二年） 为避太子李贤讳，“崇贤馆”更名“崇文馆”。（《新唐书·百官志》） 709年（景龙三年）六月 中宗“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旧唐书·中宗本纪》），并“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括图籍”。（《唐会要》卷35） 710—711年（景云间） 睿宗李旦效仿中宗故事，继续搜括图籍。（《唐会要·经籍》） 713—741年（开元间） 据《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引《龙城录》称，玄宗时，“文籍最备，所藏至七万卷，学士张悦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 诏令征集民间图书。共收集到图书3600部，51852卷，尚不包括佛经c道经等，大大超过前代，充实了政府藏书。 715年（开元三年） 左散骑常侍褚无量c秘书监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旧唐书·经籍志》）。怀素建议；“愿下紫微c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著，续俭《七志》，以藏秘府”（《新唐书·马怀素传》）。玄宗欣然应允，由马怀素总其责，封为秘书监兼修图书使。召集国子监博士尹知章等20余人分部撰次，秘书丞殷承业等刊正文字，又借民间异本传录，藏书整理工作遂大规模开展。后经过近40年收集c校订c编目，唐代官藏达到极盛。 717—721年（开元五年—九年） 《开元群书四部录》修成。先是由马怀素与褚无量整理四部藏书。因马怀素不通目录之学，直至逝世尚无头绪，后由元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 717年（开元五年） 十二月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玄宗从之。于是专设搜访异书史一职，四处访求逸书，广收异本。 “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旧唐书·职官志》 718年（开元六年） 玄宗于京都创设“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c“丽正殿书院”。置学士等职，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后于开元十三年（725）改名为集贤殿书院。 719年（开元七年） 九月，玄宗下诏整理丽正院藏书。诏曰：“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唐会要·经籍》） 马怀素上书言称：“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玄宗采纳此建议，命马怀素任秘书监，总领此事。 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至四部书成，玄宗令百官到乾元殿东廊观看，无不骇其广。 723年（开元十一年） 是年于京师大明宫光顺门外，次年于东都明福门外，正式建成“丽正修书院”。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c乙c丙c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125960卷。其本有正有副，以益州麻纸书写，轴带帙签，以不同颜色区分。经库：镶白牙轴，黄缥（帛）带，红牙签；史库：镶青牙轴，白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 725年（开元十三年） 四月，诏张说等人宴于集仙殿，玄宗以贤才聚集一堂之意，遂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院事，设有学士知院事c学士c直学士c侍讲学士c修撰官c校理官c知书官c待制官c留院官c文学直c知检讨官等。后藏书增至8万余卷，所谓“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玉海》卷52）。 730年（开元十八年） 十月，集贤院清理所藏六朝时代旧本书和贞观至咸亨年间之写本书，置库珍藏。计四库书总数达80080卷，其中经库13752卷，史库26820卷，子库21548卷，集库17960卷。所藏除本朝新书外，还有梁c陈c齐c周及隋代遗书。后经开元二十四年（736）减省，到天宝三年（744）六月仅存54642卷。至天宝十四年（755），又续写16843卷。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 十月，玄宗幸东都，及还西京，命“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于东都。”（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谓，“凡三套复本者留下一套”）。其余则运往西京，贮于大明宫及兴庆宫两集贤院之分院。 744年（天宝三年） 六月，造《见在库书目》（即藏书登录簿）。计经库7776卷，史库14859卷，子库16277卷，集库15720卷，共54642卷。 748年（天宝七年） 玄宗诏求道书于天下。诏曰：“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传学，将弘至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闻政之余，亲加寻阅。既刊讹谬，爰正简编，必有阐扬，以崇劝道。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传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混元圣纪》卷9） 755—763年（天宝十四年—广德元年） 安史之乱使长安以及洛阳数次遭殃，官藏图籍受到空前损失，是为唐代官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旧唐书·经籍志》云：“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757年（至德二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列奏：“国史一百零六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指安禄山c史思明）焚烧。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收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委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尺。”（《唐会要·修国史》） 760—762年（上元间） 朝廷收道书6000余卷，至大历十四年（779），经道士申甫四处搜访，于京师缮写，增至7000卷。 827—836年（太和元年—开成元年） 文宗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修成《四库搜访图书目》1卷。开成初年，四部书稍备，至56476卷，分藏于12库。 827年（太和元年） 宰相领祭酒郑覃，奏请依“熹平石经”故事，镂石太学，为万世法。诏准。于是郑覃推选周墀c崔球c张次宗c孔温业等校正文字，至开成四年（839）刻成“唐石经”，亦称“开成石经”。839年（开成四年）冬，“唐石经”刻成，有《周易》c《尚书》c《毛诗》c《周礼》c《仪礼》c《礼记》c《春秋左氏传》c《公羊传》c《谷梁传》9经，加《孝经》c《论语》c《尔雅》为12经，附刻《五经文字》c《九经字样》两种，计114石，650252字。 833年（太和七年） 二月五日，敕唐玄度复定石经字体。同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加以《孝经》c《论语》c《尔雅》，共12经，199卷，字样40卷。 836年（开成元年） 政府藏书几经征访扩充，大为恢复，达56476卷。 因郑覃侍讲禁中，常言经籍丧失惨重，于是文宗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 846年(会昌六年) 大诗人兼藏书家白居易卒。曾任秘书省校书郎c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洛阳家中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尝以自藏为基础，编撰类书《白氏六帖》30卷，另辑《白氏长庆集》c《白氏文集》c《白香山集》。为妥善保存自己作品，结集多次，抄成复本，分藏多处，“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本付外孙谈阁童”（《白氏集后记》），遂使其文流传百世。 880—881年（广明元年—中和元年） 黄巢起义军先后占领洛阳c长安，唐宫庭c官府藏书多损于兵火。《旧唐书·经籍志》 888年（文德元年） 昭宗尝下令征集图书，但实力所限，难有成就。迁都洛阳时，原存18000卷藏书，又损其大半，几经战乱后，平时载籍，世莫能闻。《旧唐书·经籍志》 891年（大顺二年） 历经多年战乱，朝廷新旧道经所藏，只余3000卷。（杜光庭《太上黄录斋仪》卷52） 诗云： 唐初承隋制，管理分工细。 藏书分正副，正本称“镇库”。 洛阳嘉则殿，隋书8万卷。 船载送西京，说翻它就翻。 令狐德棻奏，钱帛购遗书。 六省有秘书，掌管邦国书。 魏征任书监，专设工书手。 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部。 玄宗号开元，创设集贤殿。 丽正院藏书，四库又《七志》。 借民异书抄，百官骇其广。 经史子集库，轴签颜色异。 两都各藏书，西京有两院。 安史乱洛阳，乾元藏书尽。 平乱后收书，购赏政策优。 郑覃刻石经，后有石九经。 白氏善藏书，其文流百世。 黄巢兵乱起，藏书剩零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五代十国藏书：时局虽乱山河破，雅兴不减聚书多 五代十国（907—960年）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 前蜀（永平元年）蜀主王建造新宫，集四部书于其中。王锴上《兴用教奏》书，劝导兴文聚书，蜀主遂建文思殿以藏书，选名儒专掌其事。 916—1125年（后梁贞明二年—北宋宣和七年） 辽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宜。秘书监下设秘书郎c秘书正字等。又置昭文馆，设昭文馆直学士。 916年（后梁贞明二年） 前蜀（通正元年）建“文思殿”，命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实之。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 二月庄宗下诏访书，并命所司立等第酬奖献书者。随后再次下诏云：“进纳四百卷已（以）下，三百卷已（以）上，皆成部佚，不至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 926—929年（后唐天成间） 遣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往蜀地收集图籍。 明宗诏令“精选通儒校订三馆图书”。（《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 926年（契丹天显元年） 耶律倍让皇位于弟耶律德光，被封“东丹王”。又于医巫闾山绝顶建“望海堂”以储藏书，其后，突欲徙居辽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命王继迅起书楼于西宫，号为“西楼”，藏书至万卷。继而回医巫闾山，将“西楼”藏书大部分移入“望海堂”。派人至中原购置新书，增至万余卷。复于“望海堂”不远处建筑“桃花洞”，置藏书用房数十间。其影响日隆，收藏丰富，成为北方藏书最富之所。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 是年三月，明宗遣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败阵，奔马回府，纵火焚烧府库，使平生所聚3万卷图籍书画，尽化为灰烬。 930年（后唐长兴元年） 辽天显五年后唐明宗遣人跨海持书秘召原辽太子耶律倍（耶律）。突欲遂“载书浮海而去”。后突欲被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所携图书散佚。 932年（后唐长兴三年） 后唐设专职进书官。据《册府元龟》载，是年诏进书官刘常为郑州荥阳令，单骧为唐州司法参军。“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 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明宗允之，委派宰相冯道主之事。 吴越王钱镠卒，亦为五代著名藏书家。其重视典籍收藏，统治期间使吴越官府藏书大增。钱镠后代子孙亦博雅诗文，爱好典籍，多为后世藏书家c文学家c书法家。如其子钱传瑛聚书数千卷；其孙钱惟治（字世和）c钱惟演（字希圣）亦各聚法帖图书万余卷，且多异本。 938—941（后晋天福三年—七年） 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金华子杂编》） 南唐高皇帝李昇命修建“礼贤院”，聚书万卷，致六经皆备，诸史条集。 938—965年（后晋天福三年—宋乾德三年） “蜀石经”刻成。为蜀相毋昭裔捐俸所成，共10经，立于cd学宫。其中《孝经》c《论语》c《尔雅》刻于广政七年，《周易》刻于十四年，《毛诗》c《尚书》c《仪礼》c《礼记》c《周礼》c《春秋左氏传》1至17卷均在蜀时刻成。以开成石经楷体字书写，并增入古注。 941年（后晋天福六年） 赵莹上奏云：“自李朝丧乱迄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复，今之书符，百无二三，请下敕命购求。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历朝纂述，卷帙实繁，若不统而论之，何彰文雅之盛！请下秘书省，自唐以来古今典籍，经史子集原撰人名氏，四部大数，报馆以凭撰述经籍志”。并建议凡有诣阙进纳者，量其文武才能，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946年（后晋开运三年） 辽会同九年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尽收后晋藏书北运。 948—950年（后汉乾祐间） 礼部侍郎司徒诩请开献书之路。谓曰：“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之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令下罕有应者。 据《续贞元释教录》载，此前南唐官藏佛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共1076部c5048卷c481帙。后又增入释恒安访得《贞元录》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它经典，均“写录施行，敕下所司永编藏”，计140部c413卷c43帙。总计达1216部c5461卷c524帙。 951—960年（后周） 崇文馆设为后周藏书处。 宋太祖赵匡胤初为周将时，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闻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尝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 955年（后周显德二年） 周世宗柴荣以史馆书籍尚少，诏求遗书，校勘典籍。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诏曰：“其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据见在书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误，仍于逐卷后署校勘官姓名，宜令馆司逐月具功课申中书门下。”聚而又校，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后周柴荣征献书，悉加优赐诱致之。 957年（显德五年） 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残军于紫金山，将破城时，皇帝李璟尽焚宫中万卷藏书。 诗曰： 前蜀命官购群书，后唐等第酬献书。 望海堂与桃花洞，大辽藏书事亦奇。 王都败阵焚藏书，突欲载书浮海去。 吴越之地有钱家，世代聚书多奇异。 南唐高皇足风流，折节聚书答谢厚。 后蜀刻成蜀石经，后晋纳书论资序。 后汉纳书计卷帙，少则优赏多入仕。 最爱书者赵匡胤，行军打仗载书随。 南唐兵败紫金山，李璟焚尽万卷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宋藏书：雕版印刷兴，盛事不胜记 宋c辽c夏c金（960—1279年） 北宋（960——1126年） 960—1021年（建隆—天禧间） 宋太祖c太宗c真宗三朝政府藏书达36280卷（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志》）。另据《宋史·艺文志》载，三朝崇文院三馆秘阁已有正副本藏书8万余卷，除去重复，计3327部c39142卷。 960—975年（太祖时） 三馆其时仅有藏书12000卷。 960年（建隆元年） 一月宋太祖赵匡胤沿袭前朝，置昭文c集贤c史馆三馆，有书万余卷。仍由秘书省掌管图籍。（《宋史·职官志》）。 秘书省藏书建立帐簿登记制度，人员入库须有牌照。省内还常置校勘官，以校理书籍。 二月为避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庙讳，将自唐沿袭而来之“弘文馆”改为“昭文馆”。 963年（乾德元年） 二月太祖平荆南，尽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昭文馆c史馆c集贤院）。 965年（乾德三年） 五月太祖赵匡胤遣右拾遗孙逢吉至cd收后蜀图书c法物。至开宝八年（975），收后蜀图书13000卷还，图籍付史馆收藏。 966年（乾德四年） 闰八月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年三礼涉弼c三传彭千c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赐科名。”（《资治通鉴长编》卷7） 968—976年（开宝间） 国家有藏书8万卷。（《玉海》） 968年（开宝元年） 史馆编成《史馆新定目录》4卷，后征书即以史馆之有无为标准。（《玉海》卷52） 971年（开宝四年） 二月南汉（大保十四年）刘鋹出降宋朝之前，其臣下龚澄枢等纵火焚宫殿府库，图籍皆尽。 太祖遣高品内侍张从信往益州（今cd）雕刻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是为我国第一部木刻官版大藏经，即《开宝藏》（亦称“《蜀藏》”）。全藏共13万块版片，运回汴京（今开封）后，贮于印经院，供印经颁赐之用。 975年（开宝八年） 十一月南唐后主李煜宫中图书万卷，钟繇c王羲之墨迹尤多。是时太祖赵匡胤平南唐，城将陷，后主对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及城陷，黄氏果将所有图籍烧毁。 十二月初三日太祖赵匡胤令太子洗马吕黾祥至金陵接收南唐图书。次年春，收其图书2万余卷，悉送史馆收藏。 976—997年（太宗时） 太宗赵光义命徐铉c王禹偁搜求校正道书。得3737卷，缮写成书，贮于大内后苑太清宫。（《宋三朝国史志》） 978年（太平兴国三年） 二月于左昇龙门东北车辂院旧址，建成三馆新址。太宗诏“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遂成北宋中央政府之藏书机构。院既成，尽迁西馆（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即后废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c史c子c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共8万卷，皆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此时三馆藏书分正c副二本，合计为4600余卷。 三月吴越王钱弘俶降宋。八月，其子钱惟治将所有图籍和财产交知杭州范旻，图书其后充入三馆。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 宋建太清楼，用以藏书。楼在禁中后花园内，所藏以御书墨迹，秘籍善本，及利用三馆秘阁藏书复制的四部图籍为主。皆以黄绫装裱，世称“太清本”。 五月太宗平定北汉，攻入太原。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后尽充官府藏书。 981年（太平兴国六年） 十二月诏求医书。诏曰：“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视卷数多少，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献医书，补翰林学士。以此得医书甚多。 十二月诏访钟繇墨迹。“镇节度使钱惟演（演当为“治”字之误）献钟繇c王羲之c唐明皇墨迹凡七轴；秘书监钱昱又献钟繇c羲之墨迹八轴。”（《会要辑稿·崇儒四》） 984年（太平兴国九年） 正月太宗谓侍臣云：“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乃诏求遗书曰：“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麟台故事·书籍》）。于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 986年（雍熙二年） 太宗为建藏搜访道经，命将天台山桐柏宫所藏道经调至余杭抄录。 988年（端拱元年） 五月诏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监c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分三馆（即昭文c史馆c集贤）藏书万余卷（其中真本书籍万余卷，天文c方术之书3012卷，图画140轴），藏于其中，与三馆合称四馆。 990年（淳化元年） 诏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文献通考》卷56） 992年（淳化三年） 五月诏增修秘阁，八月阁之建筑修成。此前秘阁藏书置于偏厅庑内。建成后，太宗亲题阁名，亲制赞文及篆额，立于阁前。后秘阁与崇文院三馆等统称为“馆阁”。 九月太宗幸新秘阁。登阁观群书齐整，赐随从及直馆阁酒。后又召诸将宴饮，纵观群书，意在使武臣知文儒之盛。 993年（淳化四年）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玉海》卷14） 994年（淳化五年） 六月帝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太宗草书5轴藏于秘阁，并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c秘阁学士前往观览。 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c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麟台故事·校雠》） 995年（至道元年） 六月诏命内品监c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于官者，价从优，如不愿进纳者，则遣能书吏就其所在借书抄写，即时归还，并赐给太宗皇帝手迹拓本。由是收集古书60余卷，名画45轴，古琴9张，王羲之c怀素等墨迹8本，皆藏于秘阁。 998—1022年（真宗时） 《宋史·艺文志》记载：“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而玉宸殿c四门殿各有藏书万余卷。” 真宗时多次向民间征集遗书，充实官府所藏。其尝对大臣言说：“国家搜图书，其数渐广。臣庶家有聚书者，朕皆令借其目录，以参校内府及馆阁所有，其阙少者，借本抄填之，迩来所得甚多。非时平无事，安能及此也。”（《麟台故事·书籍》） 998年（咸平元年） 诏朱昂c杜镐c刘承珪等整比三馆秘阁书籍，著为《三馆秘阁书目》。 1000年（咸平三年） 二月诏藏《太宗御集》30卷于秘阁，并录别本于三馆庋藏。 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c《晋书》c《唐书》”。至咸平五年（1002）“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麟台故事·校雠》） 《咸平馆阁书目》编制完成。 1001年（咸平四年） 九月命邢昺c李维等重校《周礼》c《仪礼》c《公羊》c《谷梁》传c《孝经》c《论语》c《尔雅》7经疏义，凡165卷，之后模印颁行。赐给全国各州c县学及书院各1部。 十月真宗阅太清楼书目，见其缺书甚多，于是下诏购馆阁逸书。（《麟台故事·书籍》） 1002年（咸平五年） 诏令刘均c聂震等对太清楼部分舛误之书进行校勘，并编制《太清楼书目》。 1004年（景德元年） 为纪念太宗而建龙图阁，取龙马负图之意。阁中藏太宗御书c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亦有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包括缮写三馆所藏四部书复本有3万卷之多，分为经典c史传c子书c文集c天文c图画六阁保管。又设学士c直学士c待制c直阁等官职管理藏书。龙图阁计有太宗御制御书及文集共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75卷，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 《太清楼书目》4卷编制完成。 1005年（景德三年） 五月真宗以天文c地理c阴阳c术数之书，大多错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重加编次，提取精要，依类分之，成《乾坤宝典》417卷。真宗作序藏于秘阁。 五月真宗阅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于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校对，经史未有印版者，皆令刊刻。 1007年（景德四年） 三月太清楼藏有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934卷轴，四部群书33725卷。 五月诏分内藏西库之地以广秘阁。 编成《龙图阁书目》7卷，《玉宸殿书目》4卷。 1008—1016年（大中祥符间） 先后有19人献书朝廷，得书10754卷。 《龙图阁书目》7卷撰成，录阁藏图书34575卷，瑞物347件。（《玉海》卷163） 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 真宗诏命司徒王钦若领校道经，编制道经目录。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编成新的道经目录，真宗亲为制序，赐名《宝文统录》。此经目用过去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共计4359卷，比之宋初《道藏》增加622卷。 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 真宗问书籍之事，向敏中答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c《三国志》c《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 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 九月馆臣请求将真宗皇帝诗文集藏于秘阁。次年四月，又以《新集御制文颂歌诗》15卷藏于秘阁。天禧初年，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120卷。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 四月二十三日夜间荣王元俨宫失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c崇文院c秘阁等处，使三馆秘阁藏书所剩无几。真宗遂诏令以重金求书，并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一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人领之，募笔工200人，借太清楼藏本补写重抄，复得书17600卷。 五月翰林院学士陈彭年建议，于右掖门外建崇文院（内院仍在宫中），别置三馆书库，缺误之书，借太清楼本补写。其抄写书籍c雕造印板c餐宿等均在外院。帝从之。 荣王宫失火之后，将崇文院临时迁入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秘阁作为内院原地保留，而三馆迁出，致使崇文院一分为二。（《麟台故事·省舍》） 十二月命枢密使王钦若为都大提举，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副，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于是出太清楼书，抄写校勘秘阁书籍12000卷。又募人以书籍卖于官。 “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c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玉海》卷164） 诏征集民间藏书，凡献书500卷以上者优其赐。“于是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麟台故事书籍》） 真宗因周式办学得力，赐书籍及“岳麓书院”匾额，书楼也因此改名“御书阁”以志纪念。 1017年（天禧元年） 八月提举校勘书籍所奏：“学究刘溥c俟帷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诏甄录”（《麟台故事·书籍》）。此时三馆秘阁及殿阁藏书，尤以太清楼最全。 1020年（天禧四年） 天章阁始建，位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次年落成。“中兴后，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于天章阁”（《宋史·职官志》）。该阁还收藏宋历代帝王画像等物。后天圣八年（1030）置待制，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c直学士，藏书也由直学士掌管。仁宗时，曾多次召群臣至天章阁观书c议事。 1021年（天禧五年） 辽太平元年，圣宗获得宋刻《开宝藏》，善加保管，并因此引发了辽圣宗补缀缺漏，雕刻《契丹藏》的壮举。 1023—1067年（仁宗c英宗时） 仁宗c英宗两朝增加藏书1472部，8446卷。加之原有藏书，合计为4799部，47588卷。 1025年（天圣三年） 四月诏将三馆补写17600卷图书藏于太清楼。 六月因所校勘太清楼藏书出现错误，馆阁校勘官陈从易c聂冠卿c李昭遘三人，分别受到降职或罢免处分。 1029年（天圣七年） 十二月，西夏太宗德明遣使献马70匹，乞赐《大藏经》1部。宋帝从之。建国之后，又多次向宋朝求得大藏经多部。 1031年（天圣九年） 十一月迁“三馆”（昭文馆c史馆c集贤院）于左昇龙门外，又增募书吏，专事补辑。 1034年(景祐元年) 西夏太宗德明向宋朝献马50匹，复求《大藏经》一部，宋帝赐之。 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命翰林学士张观c知制诰李淑c宋郊等人编四库书。后在此基础上，编出经c史c子c集图书共20791卷，修成《崇文总目》66卷c叙录1卷。 九月“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半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麟台故事·校雠》） 1036年（景祐三年） 五月诏谕购求馆阁遗书。 仁宗亲临崇文院，“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c集书，凡万二千余卷”（《麟台故事·校雠》）。于是在崇文院大宴群臣，以表庆贺，并授余靖为秘阁校理，王洙为史馆检讨，赐张观c李淑c宋郊等人器币有差。 仁宗重藏书，亲临崇文院。观馆阁藏书，因之设大宴。 1041—1061年（庆历元年—嘉祐六年） “嘉祐石经”刻成，立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子监内，史称“北宋国子监石经”。仿唐石经分为六列，每列34行，篆1行，隶1行，每行10字。 1041年（庆历元年） 诏将寿昌殿改为宝文阁，意为“宝书为训”，并开始贮藏图书。 十二月《崇文总目》修成。翰林学士王尧臣c史馆检讨王洙c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上新修崇文院（实为三馆及秘阁四处藏书）书目66卷，分书为四部45类，著录宋朝官府藏书3445种c30669卷。帝赐名《崇文总目》，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录。 1047年（庆历七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于兴庆府（今银川）内修建“高台寺”，以贮藏宋赐《大藏经》。此后，延请回鹘僧人，将大藏经译成西夏文字流传。 1051年（皇祐二年） 西夏垂圣元年，为贮藏宋《大藏经》，于都城兴庆府（今银川）修建“承天寺”。 1051年（皇祐三年） 仁宗诏令拓印青铜文字，存于秘阁。 1054年（至和元年） 十二月直秘阁司马光上《古文孝经》，诏送秘阁。 辽重熙二十三年，兴宗建“乾文阁”，为辽中央政府藏书之府。其官员设置，略同崇文馆建制。 1056—1063年（嘉祐间） 三馆秘阁收藏单本书达到39163卷，较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失火前最高藏量已略有增加。其抄本书16000卷，刻印本为4700卷，仅及抄本四分之一强。 1059年（嘉祐四年） 二月帝命置馆阁编定书籍馆，以秘阁校理蔡抗c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c昭文馆c集贤院c秘阁而编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c州县官四人参加编校，二年后升迁馆职。有缺随时递补。 迁崇文院于禁宫城中，以内藏库十三间为三馆馆舍。 1060年（嘉祐五年） 八月诏求遗书。曰：“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仅才万卷。祖c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书令，访募异本，补辑渐至。景祐中，尝召儒臣校定篇目，讹谬重复，并从删去。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以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一应中外士庶之家，并许上馆阁所阙书，每卷支绢壹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安排。”（《麟台故事·书籍》） 1061年（嘉祐六年） 十二月三馆c秘阁上所写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仍诏两制（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详阅所献遗书，择可取者，令编校官复校，写充定本。 朝廷编《嘉祐搜访阙书目》1卷，以便搜访遗书。 1062年（嘉祐七年） 西夏国王毅宗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以建书阁藏之。又进马50匹，求《九经》c《唐史》c《册府元龟》等。宋太宗诏赐《九经》，还其马。 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并设局办理。 1063年（嘉祐八年） 四月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c御集藏于“宝文阁”，并命宰臣王圭撰记立石以为纪念。 1064年（治平元年） 十月辽清宁十年，禁止民间私自刊印文字。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先是“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宋朝所辖之地）者，法皆死。”其后复行此禁。 十一月辽因乾文阁经籍多缺，道宗遂下诏求书c刻书，充实阁藏。又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遗书，命儒臣校仇整理。 1067年（治平四年） 正月神宗即位。始为宝文阁置学士c直学士c待制，与龙图阁同。将英宗御书藏于阁中。 1068—1126年（熙宁元年—靖康元年） 神宗c哲宗c徽宗c钦宗四朝增加藏书1906部，26289卷。合计为6705部，73877卷。 1068—1085年（神宗时）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收得官民献书共440部c6939卷。 1068年（熙宁元年） 神宗以英宗御书附于收藏仁宗御书c御集之“宝文阁“内。并开始设立学士c直学士c待制等官，恩赐如龙图阁。 1072年（熙宁五年） 西夏惠宗秉常最后一次向宋朝求书。此后西夏地区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再未向宋朝求书。 1082年（元丰五年） 诏将崇文院并入“秘书省”，掌藏书与编校之事，崇文院之名从此取消，三馆秘阁复在秘书省领导之下。 废置昭文馆c集贤院，并撤消直馆c直院之官；秘阁隶属于秘书省；成立著作局，将史馆并入著作局。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 改显谟阁为“熙明阁”，置学士c直学士c待制等官职。 1102年(崇宁元年) 徽宗诏命搜访道教遗经。就书艺局由道士校定，使原《道藏》增至5387卷，比之《大宋天宫宝藏》多出822卷。 1103年（崇宁二年） 四月诏“苏洵c苏轼c苏辙c黄庭坚c张耒c晁补之c秦观c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唐鉴》c范镇《东斋记事》c刘攽《诗话》c僧文莹《湖山野录》等印板，皆焚毁”。 五月秘阁写成图书2082部，未写1213部，及缺卷289部。徽宗令限期缮录完成。 1108年（大观二年） 建“徽猷阁”，收藏哲宗御集。置学士c直学士c待制等官。 1110年（大观四年） 朝廷令禁传小报。言称：“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1—1117年（政和间） 徽宗复诏天下搜访道书，设经局，命道士刘元道等重加校定道藏图书。其先后搜访道书5387卷，仍循《大宋天宫宝藏》例，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约于政和六c七年（1116—1117）间送往福州闽县九仙山之天宁万寿观。令福州黄裳鸠工镂版，印竣经版送京师（今开封），名为《万寿道藏》。是藏为我国最早刻印之道教经书总集。 皇城内新作明堂于城之东隅，迁左藏库于天汉桥之东北，又度地于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为秘书省。房舍未建成，再迁秘书省于西府之空地。 1114年（政和四年） 三馆秘阁所藏图书c古画共33149册（轴）。 秘书省奏：“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徽宗遂下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高官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麟台故事·书籍》）。且令书籍出入书库，设立检查制度。 八月三十日徽宗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蛊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5—1234年（金朝时） 金朝中央政府藏书机构仿照辽国c宋朝之制，设置秘书监，储藏和管理官府藏书。秘书监内，又设有著作局c笔砚局c书画局c司天台，分掌藏书等各项事务。 金朝藏书之绝大部分，来源于战灭辽国和北宋时，所收得两国累世庋藏的大量图书。少部分则为金各地刻印的图籍。 金朝弘文书院与集贤书院c礼部c詹事院司经局等机构也都各有藏书，并设官管理。国子监所属之太学亦辟藏书处。 1121年（宣和三年） 秘书省新舍建成，位在端门之东南c驰道之左c横街之南。“朱碧辉煌，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麟台故事·省舍》）。 金太祖天辅五年，金灭辽前夕，太祖完颜阿骨打训令部下：“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 1122年（宣和四年） 馆阁藏书已达6705部，73877卷。是为北宋国家藏书最高记录。 置“补辑校正文籍所”，对馆阁藏书进行整理，募工缮写。所抄之书，一式三本，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 徽宗从密州赵子昼奏，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王安石著作。并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宋会要辑稿》166册） 诏令郡县搜访遗书。诏曰：“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 1123年（宣和五年） 响应上年征访遗书诏令，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书221卷，李东进书162卷。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则补迪功郎。 1125年（宣和七年） 金天会三年，金兵全灭辽国（辽保大五年），尽收辽国家藏书。 官府收王阐c张宿等家藏书，用三馆秘阁书目核对所无者，共658部，2417卷。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 1126年（靖康元年） 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尽掳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后宋朝援军云集京师，金兵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 诗曰： 太祖置三馆，秘书掌图籍。 后蜀图籍至，计有13000。 诏求亡轶书，据目无则收。 献书得职官，得书1200。 南汉刘鋹降，其臣焚藏书。 木刻大藏经，版片13万。 南唐城将陷，嘱臣焚真迹。 图书2万余，尽归宋史馆。 三馆有新址，藏书崇文院。 钱弘俶降宋，子惟治献书。 又建太清楼，黄绫装裱之，世称太清本。 下诏访医书，视卷有优赐。 徐州张成象，献书补翰林。 访钟繇墨迹，二钱十五轴。 搜访道藏经，抄录桐柏宫。 秘阁与三馆，统称为馆阁。 真宗屡征书，所得亦甚多。 其后秘阁中，多收古墨迹。 诏画诸州图，用绢一百匹， 合称《天下图》，藏于秘阁中。 真宗问书版，因聚馆阁书。 精加校对之，无版则刻之。 《太清楼书目》，《乾坤宝典》成。 司徒王钦若，领诏校道经。 三洞四辅较，《宝文统录》成。 雕版印刷兴，实为千载盛。 元俨宫失火，馆阁藏书毁。 真宗重金求，副宰相领衔。 笔工200人，重抄太清本。 如此一番功，复得17000。 刘溥俟帷哲，各献五百卷。 各处藏书楼，太清楼最全。 校勘有错误，三官受处分。 又建天章阁，藏书亦颇丰。 辽获《开宝藏》，雕刻《契丹藏》。 校编馆阁书，成《崇文总目》。 西夏献骏马，乞赐《大藏经》。 《龙图阁书目》，《玉宸殿书目》。 “嘉祐石经”成，立于国子监。 又增宝文阁，原为寿昌殿。 周氏善办学，真宗赐其书。 书院名岳麓，书楼“御书阁”。 西夏上奏表，求太宗之诗。 又进50马，求赐《九经》等。 太宗赐《九经》，且还其马匹。 辽禁私印书，犯者法皆死。 仁宗重拓印，青铜拓片成。 雕版印刷兴，西夏不求书。 金兵陷汴京，尽掠北宋书。 及至援兵到，仓皇蹈泥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南宋藏书：宋金元虽乱，图籍有承传 南宋（1127——1279年） 1127—1162年（高宗时） 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书，致国家藏书达44486卷。 1127年（建炎元年） 四月金掳宋徽宗c钦宗及皇室大批图书文物北去之后，与南宋议和，又提出索取三馆秘阁图书以赎徽c钦二帝。南宋朝廷遣鸿胪卿康执权c少卿元当可c寺丞邓素押运佛经道经书版；校书郎刘才c邵博宿，国子监主簿叶将，博士熊彦诗c上官悟等人押监书印版及馆中书籍送至金廷。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版”（《靖康要录》卷15）。故北宋皇室c国子监c三馆秘阁累世所藏图书经籍书版，几乎全归金朝所有。 金灭辽国和北宋后，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大量刻印图书，使平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刻书中心。“金刊本，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尚书注疏》20卷）。金朝还设立“译经所”，大量翻译汉文书籍，并将之刻印行世。 1129年（建炎三年） 因战乱动荡，暂罢秘书省。 1131—1162年（绍兴间） 秘书省搜访所得图籍，有数可查者25000多卷。此外还有前代及当代书法家c画家墨迹c图画近30轴，碑刻近300本。 “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1131年（绍兴元年） 高宗复置秘书省，随后移跸临安。秘书省下仍设知杂案c经籍案c祝版案c太史案等诸案。其中经籍案掌行秘阁图籍，并朝廷检阅典故及御前取降图画c书籍等。 高宗下诏征集民间遗书，大开献书之路，称有献书者必予以重赏。可谓“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三月十八日，进士何克忠上《太祖皇帝实录》c《国朝宝训》c《名臣列传》。六月十六日，故金吾上将军张懋妻王氏以家藏六朝《实录》c《会要》c《国史志》等书来上。诏付秘书省。（《南宋馆阁录·储藏》） 七月秘书少监程俱撰成《麟台故事》呈进。是书系统记述北宋秘书省三馆秘阁藏书之历史沿革c建制c职能c藏书c馆职与编校图书等实况，分12门，约25000余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关于古代“图书馆”之专著。 1132年（绍兴二年） 秘书省迁至临安油车巷东法惠寺，藏书之所仅有房屋三间，内中藏书数量也很少。然南宋时期秘书省，在政府各机构中的地位较之北宋却更为显赫，不仅掌管邦国经籍职能，而且还兼掌管祭祀祝版职能， 诏令分经c史c子c集四库校勘整理馆阁藏书。并规定：“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内有损坏c脱落c大段错谬c不堪批凿者，许将别本参考，重行补写。”（《中兴馆阁录·储藏》） 诏平江府（今苏州）守臣购买贺铸家所鬻书，以充实三馆。贺铸聚书2万余卷，手自校仇过半，无一字误。藏书处名为“企鸿轩”c“升平地”。是年二月，其子贺廪又献书5000卷于朝廷，高宗尽收之，并诏吏部任贺廪临平江府粮料院。 1133年（绍兴三年） 劝谕天圣寺c报本寺c开元寺等处献纳祖宗御书。 1135—1177年（绍兴五年—淳熙四年） “绍兴御书石经”刻成。先后刻有《易》c《诗》c《书》c《春秋左氏传》c《论语》c《孟子》，《礼记》中之《中庸》c《大学》c《学记》c《儒行》c《经解》5篇。刻石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今存残石86块于杭州。（《玉海》） 1135年（绍兴五年） 兵部尚书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建议：“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行书板，不拘经c史c子c集，小说c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给纸墨工价偿之。”（《续资治通鉴》卷109）。 六月“大理评事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被加封官职；太常少卿曾旼也献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南宋馆阁录储藏》） 僧宝月是年献兵书39种。 1136年（绍兴六年） 史馆修撰范冲与秘书少监吴表臣共同参定图书校勘条例――校雠式，为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早确定的c较为完整的校勘条例。 1140年（绍兴十年） 建“敷文阁”，以藏徽宗圣制。 叶梦得尝于官署内西北隅建“紬书阁”，专藏公家之书，以便官员公余前去寻检c阅读，并备有目录，尤如今日公共图书馆。 1143年（绍兴十三年） 十二月高宗诏令由两浙转运司负责，在临安清河坊糯米仓巷西c怀庆坊北c通浙坊东之地重建秘书省。次年新省建成，于六月二十二日迁入。（《南宋馆阁录·省舍》） 重建秘阁之时，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会稽陆宰（陆游父，字元钧）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嘉泰会稽志陆宰传》）。 1144年（绍兴十四年） 五月诏令秘书省置补写所，专事补写朝廷缺书。且再次求书于州郡。 1174—1189年（淳熙间） 初，建“焕章阁”，藏高宗御制。 1177年（淳熙四年） 十月秘书监少监陈骙等编撰书目，次年六月九日奏上《中兴馆阁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录》）10卷，《序例》1卷。共九门，著录藏书44486卷，较《崇文总目》多1387卷。 陈骙等编《南宋馆阁录》时，仅藏于秘书省搜访库的诸州印版书即达6098卷。 1178年（淳熙五年） 七月秘书省上《孝宗皇帝会要》。“进册合缮写三本，其一本俟进呈毕，合于秘阁安奉；一本恭进德寿宫；一本留中，以备乙览。”（《南宋馆阁续录·修纂》） 1186年（淳熙十三年） 秘书监上奏，“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c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版，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与秘书初不相关。”于是孝宗下诏曰“诸路监司c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发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见得有未收之书，即复移文本处，取索印本，庶广秘府之储，以增文治之盛。”（《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188年（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偃武修文，崇尚道教。下诏将北宋原藏于汴梁（今开封）之《政和万寿道藏》旧板，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庋藏。 1190年（绍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以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之汴梁（今开封）《政和万寿道藏》旧板，经孙明道补缀后，印成道经1藏。 金章宗诏命孙明道遣道士搜访各地遗经，修纂《道藏》。共得《政和万寿道藏》未收道经与新出道书1074卷。孙明道等依三洞四辅之例，编纂成全藏，共计6455卷c602帙。章宗题曰《大金玄都宝藏》。 1193年（绍熙四年） 六月朝臣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于是帝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c婺州c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刻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宋会要辑稿》166册） 1194年（绍熙五年） 正月金明昌五年，金章宗下诏购求《崇文总目》中所缺书籍。 1195—1224年（宁宗时） 秘书省新增藏书14943卷，加之原有44486卷藏书，合计59429卷。 1196年（庆元二年） 建“华文阁”，藏孝宗御制。 六月十五日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c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奏闻。上从之。 1198年（庆元四年） 二月五日国子监上言，以“（福建）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事，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本监寻安籍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即不曾中选，亦不曾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似主张伪学，欺惑天下，深为不便。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板赴国子监缴纳。已印未卖，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上从之。（《宋会要辑稿》166册） 1200年（庆元六年） 三月秘书丞邵文炳建议，由秘书省每月委派官员一名，轮流检点秘阁所藏历代《日历》c《会要》c宝藏c皇帝观览图籍等。宁宗准予施行。 1201年（嘉泰元年） 十月金泰和元年，令有司高价访求，购置遗书。《金史》卷11《章宗本纪》载：章宗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其直之半。” 1202年（嘉泰二年） 置“宝谟阁”，藏光宗御制。 七月为防国事泄漏，朝廷令“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仰拘收，缴申国子监。所有板本，日下并行毁劈，不得稍有隐漏及凭借骚扰。仍仰沿边州军常切措置关防，或因事发露，即将兴贩经由地及印造州军不觉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帅c宪司严立赏榜，许人告捉，月具有无违戾。”后北伐失败议和，为免金人误会，朝臣又言：“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c边机文字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伐谠议》c《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c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c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 1204年（嘉泰四年） 宁宗重申，馆阁藏书“并不许借出。如辄借出，以违制论。”（《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08—1224年（嘉定间） 馆阁藏书约6万卷。 1213年（嘉定六年） 三馆年久失修，房舍破旧。于是重资修缮，使秘书省又中外一新。 1220年（嘉定十三年） 四月秘书丞张攀等编制《中兴馆阁续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续录》）10卷。著录1178年以后收入之新书14943卷，较之《中兴馆阁书目》多著录藏书845部c14943卷。尚不包括太常c太史博士之藏，以及各郡路所刻印而尚未来得及进献之书。 1226年（宝庆二年） 置“宝章阁”，藏宁宗御制。 1228年（绍定元年） 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南宋图籍损失惨重。 三月理宗诏曰：“书籍非省官毋得借书。许从监c少置簿，有欲关文籍为检阅c校正等用，即先批簿，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遇。”（《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31年（绍定四年） 秋临安禁中遭大火，秘书省只剩著作庭和后花园。馆阁藏书被火延烧，致书多阙。秘书省旋即奏请重修。朝廷虽有日薄西山之势，但仍拨三十五万贯重金复建馆阁。一年之后，秘书省又巍然矗立。 1233年（绍定六年） 蒙古太宗五年蒙古军攻破金都汴梁，太宗接受谋臣耶律楚材建议，掠取全部金之皇室藏书以归，极大地充实了元代图书库藏。 金末蒙古兵侵入金地，各处宫观所藏《道藏》，多毁于兵火之中，存者寥寥。 1236年（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随皇子库春征宋，收集大批宋儒所著书籍8000余卷，并为之建立燕京（今北京）“太极书院”，此为元代第一所书院。 耶律楚材建议在燕京（今北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任命原金朝儒士梁陟c王万庆c赵著三人负责其事。 1250年（淳祐十年） 六月诏求遗书。 1265年（咸淳元年） 诏置“显文阁”，藏理宗御制。 1266年（咸淳二年） 蒙古将“平阳经籍所”迁徙至京师。 蒙古至元三年七月世祖令：“道与中书省据随路军人匠等，应有天文图书及太乙雷公式c七曜历c推背图，圣旨到日，限一百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后限百日，收拾前项，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违限收藏，并私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告首到官，追问得实，并行断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1268年（咸淳四年） 元至元四年，设置“翰林国史院”。掌管拟写诏令c纂修国史及应答咨询诸项事务，元代知名儒臣多在此院任职。此院藏书甚多，主要为修史之需，现存元刻本《梦溪笔谈》，就钤有“翰林国史院”印章。 1272年（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元世祖设“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成为元代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藏书机构。及至平定宋c金，“典章图籍，皆归秘府。”《元史·百官志》（《元史·百官志》） 1276年（德祐二年） 二月元朝丞相伯颜统帅蒙古大军将入临安城，命取军民钱谷，充实仓库，收史馆c秘书省图书及百官诰命符印。严令申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c乐器c法服c乐工c卤簿c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c医c僧c道c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有司，具以名闻。”（《元史·世祖本纪》）。 元朝伯颜攻入临安，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宋国兖冕c圭壁c符玺及宫中图籍c宝玩c车辂c辇乘c卤薄c麾仗等物。旋又命元秘书监焦友直搜括宋秘书省图籍。后派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c景灵宫礼乐器c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c国子监c国史院c学士院c太常寺图书c祭器c乐器等物”（《元史·世祖本纪》）。十月两浙宣抚使焦友直将所获临安经籍c图书c阴阳秘书全部押送元大都（今北京），呈上朝廷。另有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收括江南各郡图籍，亦藏入秘府。 1278年（祥兴元年）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设置“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负责观测天象，编制历书。亦储藏有大量天文历法方面的图籍。 元世祖忽必列遣使至杭州等处，收取官藏书籍c书版，押送回大都（今北京）。 诗云： 金掳图籍及徽钦，又以徽钦换图籍。 北宋所藏世代书，全归金朝经籍所。 南宋虽临干戈际，不忘典籍之搜求。 《麟台故事》始著成，图书馆史第一部。 贺铸藏书二万卷，手自校雠无一错。 一并卖于平江守，其子又卖五千卷。 绍兴御书石经成，立于临安太学中。 叶梦得建紬书阁，似今公共图书馆。 金章宗诏孙明道，编成全藏道教经。 北方刻书数平阳，南宋虽精亦不如。 建置诸阁藏御制，南宋皇帝有意识。 蒙古攻陷汴梁城，金代藏书皆归元。 太极书院元朝建，书院在元数第一。 元建翰林国史院，藏书甚多有《梦溪》。 伯颜率军入长安，南宋图籍尽搜去。 元世祖建太史院，内藏大量天文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明朝藏书：与火灾斗多奇谋，大火熊熊更无情 明（1368—1644年） 1368年（洪武元年） 八月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今北京），收图籍c祭器c仪象c版籍等物。将所藏宋元雕版旧抄，及元奎章阁c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金陵（南京），归入南监（即南京国子监）。后南监据此类板片，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三朝本”，以《十七史》最著名。 十一月于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皇明典礼志》）。该堂为太子读书处，亦收储大量典籍，并藏有元明两朝案牍文书。命有司广求古今书籍。 1370年（洪武三年） 太祖仿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c秘书监，专司收藏c校理典籍，教授生徒。 三月明“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c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明史·志·职官二》） 1372年（洪武五年） 《洪武南藏》开雕，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名《初刻南藏》，为明太祖敕令，于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属南方系。收经1600余部c7000卷，分作678函，折装本。 1380年（洪武十三年） 七月太祖废除中书省c丞相等职，并罢秘书监。“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皆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波及所致，故使官府藏书统归于翰林院典籍执掌。 置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行人司亦有专门藏书，且编有行人司书目。 宋亡后，两宋监本书版多移入西湖书院，相继修补出版。是年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 1381年（洪武十四年） 太祖以国子学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 1382年（洪武十五年） 诏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继续藏书c刻书，贮存书版c石刻。监内设典籍厅，位于彝伦堂之东，占屋3间，专门用以储藏书籍。另有东c西书库楼各7间，也用于藏书。其中大量书版，为宋元朝所遗，后又将杭州西湖书院南宋国子监刻版及元代刻版运至南京收存。北监建立后，部分书版被运往北京。有《明南雍经籍考》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明英宗天顺年间官刻书140余种，不分类，有书名c册数c卷数及存佚情况等项；下卷为梓刻，著录监本书300余种，分制书c经c史c子c文集c类书c韵书c杂书c石刻九类。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诏校正南京国子监经书刻版，印行颁藏于天下。以历代正史c典制书籍及经史子集为主，此类版本书籍后来称为“南监本”；又历经宋c元c明三代修补，称为“三朝本”；而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籍也称“大花脸本”。 1399—1402年（惠帝时） 朝廷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进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之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对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者，则杀头问斩，以杜流弊。 1403年（永乐元年） 于北京设置国子监，亦称“北监”或“北雍”。与南京国子监遥相呼应，位于京城安定门内。 1405年（永乐三年） 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南京奉天门东，占屋五间，为中秘藏书之所。内置书柜若干以藏书，珍籍秘档c累朝御笔c《实录》c《宝训》c《玉牒》及其它重要书籍等，皆藏于此处。徐达从元大都取回的宋金元大量典籍，从全国征集的大量书籍，亦贮存文渊阁，《永乐大典》纂成后同样贮藏于此。 1406年（永乐四年） 朝廷购求图书。成祖视朝之暇，常于便殿阅览图书，问及文渊阁藏书，解缙答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耳”。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官员至各地购求典籍，凡需购之书，不较其价，唯其所欲与之。亦不再限于以前支绢c给钱c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需要书籍，悉数购回。由此征购各种图书达7000—8000种之多。 1407年（永乐五年） 十一月解缙等重修《永乐大典》成，呈进时改赐是名，成祖亲制序言。全书辑录古籍7000～8000种，几将文渊阁藏书全部收录，共22937卷（其中凡例和目录60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因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全部手工书写。编纂此书时，共动用人力凡2180人。正本贮南京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时正本运贮北京文楼（今故宫午门东角楼）。 1408年（永乐六年） 郑和曾于成祖永乐年间及宣宗宣德年间，陆续造藏十一藏。分别奉旨颁赐予南京灵谷寺c天界寺c静海寺c鸡鸣寺c弘觉寺c牛头山佛窟寺c北京皇后寺c镇江金山寺c福建南山三峰塔寺c云南五华寺等寺院。 1417年（永乐十五年） 成祖以《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为“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故颁赐于两京六部c国子监及天下府c州c县学。 1420年（永乐十八年） 九月北京新皇宫落成，诏自次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既定都北京，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遣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次年正月，太子遣修撰陈循如数送至京师100柜之多。先贮于左顺门外北廊，后移存北京文渊阁。新编成《永乐大典》原本亦一同运京，贮于奉天殿东庑正中之文楼（今太和殿体仁阁）内。 北京国子监（北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太学之东北角。设典籍官一人，掌管书籍和书版。以典籍厅存贮书籍与石刻，载道所储藏皇帝颁降之经c史c子c集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另有几处设置橱柜，盛装书籍与书版，如东厢c西厢c博士厅c彝伦堂c御书处等。北监所藏包括监内自刻书c中央政府刻行的典籍c作为教材的经史典籍等；北监刻书之书版，也就地存贮于监内。 诏命使臣外出购求图籍，充实皇室所藏。 1425年（洪熙元年） 朝廷先后扩建广寒殿c清暑殿c琼花岛c通集库c皇史宬等藏书处。 1426—1435年（宣宗时） 秘阁储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即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皆贮藏于文渊阁。宣宗亦好图籍，几次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并亲临文渊阁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议论，赐予杨士奇等诗文。 1433年（宣德八年） 四月宣宗命杨士奇c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c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副本，分贮广寒c清暑二殿及东c西琼岛，以便观览。 1441年（正统六年）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午门内东南一隅，文华殿之前。将列祖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入藏其中。后又运来南京文渊阁图书增贮之，并由专人勘点c编目c典守。至宣德c正统年间，阁中已藏宋元旧刻3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元本十七。后阁藏毁于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之时。杨士奇等奉敕撰成《文渊阁书目》20卷。共著录图书7200余部c42600册，约10万卷以上，其中十之八c九为宋刻精本。杨士奇并奏：“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此书目体例不依四部分类，而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橱。然只著录书名和册数，不著撰人及卷帙数，乃至于“往”字3橱之新志，大半册数亦未注。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编次草率，愧对《七略》c《中经》。 钱溥撰《秘阁书目》1卷。钱氏尝为东阁史官，以所阅秘中之书，致仕归里后，著录成目。 1442年（正统七年） 正月南京文渊阁火灾，所贮之书全部化为灰烬。其宋元秘本c《永乐大典》，及大本堂所藏，俱遭焚毁。所幸的是，原文渊阁藏复本已移贮北京，使稍有存留。 1492年（弘治五年） 五月朝廷访求遗书。集完备者，存于内阁，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于两京国子监。“使一书而存数本，一本而藏三所”。 大学士邱浚为保护图籍文献，上表请于文渊阁附近，别建重楼，不用木植，而用砖石建造。“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帝甚以为是。40余年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由世宗下旨依其意建成“皇史宬”，储藏实录等秘籍于其中。 1509年（正德四年） 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簿俱焚。 1515年（正德十年） 因内阁及东阁藏书有阙残，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 1522—1566年（嘉靖间） 嘉靖年间禁内曾遇火灾，之后为防不测，世宗命将文渊阁所剩之书，转移至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 1534年（嘉靖十三年） 世宗命于重华殿西建“皇史宬”，以贮列朝《实录》c《宝训》。每一帝崩，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 1536年（嘉靖十五年） 七月“皇史宬”建成，位在文渊阁近地，禁城之西侧。内置雕龙鎏金铜皮大木柜，即所谓“金匮”。一月后，明世宗以前各朝《实录》c《宝训》之正本，庋藏就位。其后明各朝皇帝及清代皇帝《实录》c《宝训》等均藏储于此，皇史宬也成为中国古代藏储图书c档案最具代表性之建筑。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禁内奉天c华盖c谨身三殿火灾，世宗急命抢运《永乐大典》，才幸免于难。 1561年（嘉靖四十年） 鄞县（今宁波市）人范钦（字光卿）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藏书楼，取古意“天一生水”之说法，名为“天一阁”，嘉靖末年完成。其坐北向南，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内中藏有范氏积年所访购图书7万余卷。天一阁旁凿池蓄水，名“天一池”，使书楼四面临水，以为不测；建筑楼阁纯用砖瓦，不用木料，东西两旁筑封火墙；阁四周留有空地，并筑围墙，也是为防火而设计。范氏还规定：凡阁厨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弟集齐，不开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清乾隆间，诏建7阁以藏《四库全书》，均参考天一阁建筑结构。此阁现为中国现存最古之藏书楼。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前因三殿火灾，急命取出文楼所藏《永乐大典》，得不被烧毁。为备不虞，诏阁臣徐阶照式重录副本。于是礼部召集儒士程道南等180余人就史馆分录，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至明末，正本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出现残缺。至清雍正年间，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内。 1573—1619年（万历间） 张萱等重新整理文渊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8卷。编辑中复查，“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c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实录，采朝野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火灾化为灰烬。 1602年（万历三十年） 行人司正徐图编出《行人司书目》，反映京师行人司贮书最多。著录藏书1600余种，以六部分类，即典部（御制之书）c经部c史部c子部c文部c杂部。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内阁中书舍人孙能传c张萱等撰成《内阁书目》8卷。又名《内阁藏书目录》c《新定内阁藏书目录》c《文渊阁书目》，是为明代官书目录，现仍存世。全目分18类，收书凡2300余种。每书著录书名c作者c卷帙，有的还注明卷数，或作简略解题，于此可窥明代官府藏书大略。 1628—1644年（崇祯间） 司礼监为明初所设内府刻书中心，此时收储内版书有近200种。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诗曰： 徐达入大都，尽收元版籍。 携归金陵去，印行“三朝本”。 皇宫“大本堂”，名儒教诸王。 太子读书处，广有典籍藏。 南京蒋山寺，官版大藏经。 明太祖敕令，《洪武南藏》成。 国子书版残，太祖命儒修。 工部出工补，赵俊奉诏督。 南京国子监，多藏旧朝版。 旧版跨三朝，修补印行颁。 部分有漫漶，被讥“大花脸”。 分类治书令，控书正世风。 有补政治书，金币又进官。 道家炼丹书，统统被婉拒。 妖言惑众书，问斩杜流弊。 南京文渊阁，藏书何浩阔。 累朝御笔书，皇帝起居注。 三朝宋金元，全国征书籍。 《永乐大典》成，亦收藏于此。 成祖大征书，书价任所欲。 赏赐及补官，处处破前例。 得书8000种，皆充文渊阁。 永乐大典成，实为一代盛。 书种七八千，字数近四亿。 全用手工写，抄工二千余。 正本文渊阁，副本皇史宬。 郑和造藏经，奉旨赐佛寺。 全国十一寺，南京最稠密。 秘阁储图籍，计有二万余。 刻本十之三，抄本十之七。 文渊阁书目，作者杨士奇。 体例“千字文”，自天至于往。 分书20类，书橱整五十。 编次太草率，因被“四库”讥。 南京文渊阁，毁于一场火。 宋元之秘本，与《永乐大典》。 全部化灰烬，所幸复本多。 弘治访遗书，完者存内阁。 若有副本者，两京皆贮藏。 一书存数本，一本藏三所。 邱浚大学士，护书有卓识。 砖石建重楼，藏书铜铁柜。 此后四十年，建成“皇史宬”。 实录等秘籍，皆藏在其中。 北京文渊阁，又失一场火。 历代图籍簿，皆灰飞烟灭。 嘉靖卅六年，三殿有火灾。 世宗急下令，抢运永乐典。 嘉靖四十年，范钦建书楼。 命名为天一，纯用砖瓦建。 四面皆临水，东西封火墙。 阁周有空地，防火设计密。 清朝建七阁，防火皆师此。 至今存此阁，最古藏书楼。 李自成入京，草莽不识丁。 文渊阁藏书，尽丧一火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前清藏书：制度臻于完备，藏书达到精美 清（1644—1912年） 前清（1644—1840年）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c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c懋勤殿c昭德殿c南熏殿c养心殿c昭仁殿c紫光阁c南书房c皇史宬c内阁等处。 紫禁城内藏书处所繁多，凡皇帝处理政务c批阅奏章c举行筵宴c日常起居c读书c休憩c游乐等常至之所，几乎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c收藏之地。储书较富者如：外朝东路有内阁大库c文渊阁c国史馆c录馆c会典馆c皇史宬。外朝西路有：武英殿c方略馆。内廷中路有乾清宫c昭仁殿c五经萃室c上书房c懋勤殿c南书房c摛藻堂c位育斋；内廷东路：毓庆宫c景阳宫c古董房。内廷外东路有皇极殿c宁寿宫c景福宫。内廷西路有养心殿c长春宫c重华宫。内廷外西路有慈宁宫c寿康宫c寿安宫等等。因各殿堂用途不同，故收藏书籍的内容重点c版本c数量也有所不同。 紫禁城外皇家藏书楼主要集中于以下各处：北京翰林院c国子监c景山寿皇殿；盛京皇宫之文溯阁c翔凤阁与西七间楼c崇谟阁c敬典阁c凤凰楼等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之文津阁c烟波致爽c四知书屋等多处；盘山行宫之四面云山c智仁乐处等；汤泉行宫之惠泽阁c澜碧殿c瞻睇烟云殿c水镜秋霜殿c渊清玉洁殿等多处；北京圆明园内文源阁c味腴书室；以及清漪园（颐和园）c静明园（玉泉山）c静宜园（香山）等皇家苑囿c亭楼阁屋等建筑。所藏典籍主要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修身治学，日常浏览，摆设点缀之用。以清朝纂修书籍为主，尤其内府刻行“殿本”居多，还有少量画像c舆图c御笔卷轴c册页等。盛京皇宫c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另有《四库全书》c《实录》c《玉牒》等写本，皇家档案等，不一而足。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兵退出北京，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很多藏书于是时被毁。如慎质库藏书达百万卷，皆宣和时期所藏，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历元及明初而无恙，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至国破，皆失散不存，谓为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难。 1650年（顺治七年） 皇帝赐建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之教堂“东堂”，其图籍收藏十分丰富。汤若望c南怀仁等人，也居于东堂，所出著作和使用参考书也藏在其中。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区区数册。 1653年（顺治十年） 重修慈宁宫，位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为皇太后所居之正宫。此殿区藏有书籍c档案若干，如《清字内范衍义》c《清字内政要览》c《大元史》c《会试乡试录》c《清字小说》c《慈宁宫宣统档案》，以及《莲华经》c《御书华严经》等佛经c佛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兴工改建，藏书亦逐渐增多。 1658年（顺治十五年） 翰林院更名为内阁。《清史稿·职官》载：“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为：中和殿c保和殿c文华殿c武英殿c文渊阁c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检阅八人，内务府司员c笔帖各四人。”其实为国家典藏图籍之机构和官员。 1662—1722年（康熙时） 康熙一朝开始扶持书院，一度消沉的书院又呈兴盛之势。 1669年（康熙八年） 圣祖康熙曾赐佛藏予峨眉山伏虎寺。 康熙帝颁赐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道藏1部。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开雕。属官刻本，雕造精良，装帧豪华，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系依西藏霞卢寺写本为底本，雕于北京嵩祝寺，故又名“嵩祝寺版”。有藏c蒙c满c汉四种文字总目，并将《宗喀巴全集》c《二世章嘉全集》续刻补于丹珠尔中，这是其他版藏文大藏经所未见的。后版片毁于1900年庚子之役，现有印本传世。 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元《蒙文大藏经》，重雕甘珠尔部分。此前，该藏于明万历c崇祯年间曾加入部分典籍，刊校印行。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闰四月康熙帝下诏，命广求典籍。其诏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此外，命各省出示晓谕，如得遗书酌价购买，亦可雇觅书手缮写进呈，藏书家有自愿进献者，也一并汇缴京师，用充秘府。还规定各督抚征集后书籍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于是，宫中藏书日渐增多，共得文献2万余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静明园行宫（即今玉泉山）修建完成。园中景点很多，各房也多有图籍收藏，供皇帝及皇室成员取阅研读。典型者20余处，如竹垆山房c圣因综绘c溪田课耕c峡雪琴音c华滋馆c含晖堂c空翠岩c碧云深处c无尽意轩c界湖楼等储书较多。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帝拨地给银，同意建立隶属于法国耶稣会之教堂“北堂”。其藏书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与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过书籍。嘉庆后北堂逐渐衰落，有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移至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西湾子收藏。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几经周折复被运回北京，藏于西什库堂（即北堂），但大部分已毁坏或流失。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初建。后经乾隆时扩建c改建，成为清代最大的离宫型苑囿。内中除文津阁外，其他宫殿也多有藏书陈设，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如正宫的澹泊敬诚殿c四知书屋（依清旷）c烟波致爽，以及坦坦荡荡各殿c松鹤清樾各殿c绥成殿c有真意轩各殿c梨花伴月各殿c碧静堂各殿c含青斋各殿c宜照斋各殿c霞标各殿c清溪远流各殿c旃檀林各殿c山近轩各殿c广元宫各殿c永佑寺各殿c春好轩各殿c千尺雪各殿c西峪各殿c慧迪吉各殿c环碧各殿c瀑布各殿等等。所藏大到《四库全书》c《古今图书集成》c《渊鉴类函》c《佩文韵府》c《全唐诗》c《承德府志》，小到《千字文》c《三字经》c《论语》c《大学》；从丛书c类书c通志c会典c二十一史，到字书c诗文c佛经c手卷c图册，几乎无所不包，然其使用者却只有天子及皇室主要成员廖廖几十人而已。此外，这些图书除康熙c乾隆几个皇帝曾经涉猎研读，起到藏书使用目的外，绝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稽古好文之陈设品了。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帝于承德县头沟镇汤泉村兴建汤泉行宫。内中建筑多有书籍储存，以便皇帝研读，主要分布在澜碧殿c东暖阁c西暖阁c开襟楼c石髓苓芬殿c对时育物殿c渊清玉洁殿c水镜秋霜殿c瞻睇烟云殿c惠泽阁等处。储存图籍较之其他禁外藏书之地，算是丰富的，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130种c《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部16函c《御定墨刻十三经》c《文献通考》c《热河志》c《皇舆图》c《康熙字典》c《渊鉴类函》等书。行宫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裁撤，书籍运回北京和避暑山庄等处。 1733年（雍正十一年） 谕旨要求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北京贤良寺校阅编排《龙藏》，为两年后正式刻藏做先期准备。 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c题咏c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c范懋柱c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c黄登贤c励守谦c周厚堉c汪如藻c吴玉墀c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c浙江c江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c《后汉书》c《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c“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c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c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c书楼c御书阁c御书楼c经正阁c万卷楼c藏书楼c藏书阁c藏经阁c尊经阁c冠冕楼c芸香楼c云章阁c稽古阁c书接廨c藏书馆c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c《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c《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c书院，及府c州c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c《御纂性理精义》c《钦定书经传说汇纂》c《钦定诗经传说汇纂》c《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颁康熙《御制文集》c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c察院c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c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c辽c金c元c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c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c史c子c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c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c紫光阁c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c四面云山c智仁乐处c池上居c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c清音斋c澹怀堂c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c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c嘉庆c道光c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c栖云楼c凭襟致爽c多云亭c洒兰书屋c学古堂c太虚室c烟霏林秀c怀风楼c情赏为美殿c敷翠轩c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c史c子c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c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c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c玉澜堂c夕佳楼c宜芸馆c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c东暖阁c竹所c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c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c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c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c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c西间c圆朗斋c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c就云楼c岑华室c月濑c饮绿殿c曙新楼c云淙殿c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c西三间c南间c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c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c《大清会典》c《万寿盛典》c《开国方略》c《御批历代通鉴辑览》c《渊鉴类函》c《艺文类聚》c《文苑》c《诗经》c《钦定全唐文》c《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c《御制全韵诗》c《康熙字典》c《钦定皇舆表》c《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c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c目录c朝代c作者c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c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c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c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c《永乐序》c《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c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c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c藏c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c2535卷c180函，而大乘律c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c范懋柱c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c范懋柱c汪启淑c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c蒋曾莹，浙江吴玉墀c孙仰曾c汪汝c以及朝绅中黄登贤c纪昀c励守谦c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c布局c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c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c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c《文源阁记》c《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c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c金c元c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c函册c提要c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c爵里c印记c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c文源阁c“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c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c史c子c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c圆明园文源阁c盛京文溯阁c避暑山庄文津阁c镇江文宗阁c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c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c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c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c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c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c《考证》等，是年入藏圆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c史部红色c子部蓝色c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c扬州大观堂文汇阁c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c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c文汇c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c册数c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c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c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c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c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c《圣训》c《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c辽c金c元c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c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c亳州c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c《十三经》c《通典》c《通志》c《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c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c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c满c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c《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月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小说。 诗云： 一介莽夫李自成，清军入关他出京。 回手一番火炮轰，诸宫图籍为一空。 紫禁城里藏书多，皇帝所至皆有书。 顺治七年建东堂，葡国圣经其中藏。 “嵩祝寺版”大藏经，藏蒙满汉四种目。 康熙大帝重宗教，佛藏道藏赐僧道。 征集好书送礼部，共得文献2万余。 静明园里多美景，图籍收藏20处。 又建北堂藏书籍，隶属法国耶稣会。 欧洲各国皆赠书，嘉庆之后渐衰落。 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书与物。 移书运往张家口，同治五年回北堂。 此时名叫西什库，书毁及失已大部。 承德避暑山庄建，藏书遍布各宫殿。 书类亦堪称浩瀚，用者皇室诸成员。 康乾二帝研读外，无人问津成摆设。 乾隆征书历代最，措施有效聚书丰。 奖励题咏兼记名，天下图书聚京城。 浙江四家500种，赐《古今图书集成》。 各代版本均出现，四部图书皆不空。 诏建四库全书馆，抽删毁书亦无数。 乾隆嘉庆书院兴，御赐藏书供讲诵。 乾隆严查版，执行不力会降官。 官员罚俸民流放，刻印市卖都不行。 龙藏佛经印本少，版片唯一幸存者。 检阅秘府之善本，阅毕列于昭仁殿。 善本均经重装帧，华美典重又整齐。 经史子集封面异，首末皆有皇帝印。 御题“天禄琳琅”额，善本专藏开先河。 《四库全书》七部成，藏于各地建文阁。 后又缮写成三部，放于江南藏书阁。 四库又有荟要版，入藏皇家圆明园。 味腴书屋珍藏本，总共历时80年。 七部四库历百年，分贮各地光文治。 三部被毁三部全，另有一部残存世。 “五经萃室”藏五经，岳珂所刻清室重。 蒋衡楷体十三经，乾隆石经据此成。 文津阁里“四库书”，晓岚复勘签舛误。 经部即签千余条，四库权威尽扫地。 太监不慎酿火灾，《永乐大典》正本毁。 天禄琳琅善本殃，重建征书留原名。 善本又得600部，比前稍增成奇事。 嘉庆五年南京火，烧尽宋明精书版。 嘉庆十年南京火，毁尽明版及碑石。 乾清宫里东西阁，十帝实录分收藏。 道光十四年二月，刊印售赁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晚清藏书：自上而下意识强，存古开新鉴西方 晚清（1840─1912年）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c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c何震川c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c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c《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纪c教规c政令c条文c韵文和洪秀全c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c《太平礼制》c《天朝田亩制度》c《太平军目》c《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c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c576函。二者合计115架c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c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c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腴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此书是于敏中c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c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有关丁氏兄弟的传奇故事，晚清名士俞樾在《春在堂杂文六编》中曾经详为记叙。 《四库全书》成书后，分藏于“北四阁”与“江浙三阁”。然而，乾隆皇帝没有想到，仅仅过了70多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江浙三阁”中的最后一座，杭州文澜阁，在李秀成破杭州后亦遭焚毁，《四库全书》散佚殆尽。 当时，丁丙与兄长丁申正在杭州西郊留下镇避难。一日丁丙上街买早点，不经意瞥了下手上包裹早点的纸，大惊失色：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丁丙忙问摊主，摊主拿出手边那本随手撕扯的书本，正是文澜阁藏。震惊之下的丁丙开始追索书的来源，丁氏兄弟于是开始了从摊市c废墟中寻觅收购c抄补的历程。 一面，丁丙不动声色地以收废纸为名，骗过太平军，搜集镇子里散失的《四库全书》，另一面，据记载，他招呼几位胆大的壮士，借着夜色潜入文澜阁，搜集幸存的书册加以集中，运到上海c定海等地寄存。最终，丁氏兄弟收集到8000余册文澜阁《四库全书》，计3396种，大约是全书的1/4。直到同治三年战后重建，书才被运回杭州。 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重建文澜阁，次年落成。丁氏兄弟极力搜访残籍，出其家藏图书，又抄“天一阁”c“抱经楼”c“振绮堂”c“寿松堂”等藏家之书，“两丈弃车服之荣，乐琅嬛之业，恶衣恶食”，奔复于书肆及断垣残烁之中，历时七年之久，得书籍每捆高二尺一束，共得800束，3396种，抄补残缺者891种。使“文澜阁”之《四库全书》，恢复十得七八。由此获光绪帝颁旨表彰，褒奖其“购求藏庋，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丁申因此而官封四品，“嘉惠堂“亦因此得名。至光绪十四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 2006年，在庆春路整治工程中，为了纪念丁氏兄弟，在菜市桥桥头，立了丁氏兄弟的铜像，并留下一方铭牌：“乱世救书，功德常存。” 著书立说，献身公益 除藏书外，丁氏兄弟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 编有《八千卷楼书籍》20卷，依《四库总目》体例分类，是丁氏藏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是善本书总目，每书有解题，多有考证之语，学术价值较高。此外，对目录学c版本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跋》里提出的四条善本的标准，本文略去不提。 他们也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印刊。光绪年间，编刊《武林往哲遗著》前编50种，后编10种，共96册。光绪九年起，编刊《武林掌故丛编》26集c208册，将存世的杭州掌故典籍多数包罗列入。光绪十一年（1885）著有《武林藏书录》5卷，记载自晋而后杭州藏书家史略及唐宋至清杭州官c私家藏书c刻书的概况，详记浙江地方藏书史实，叙述文澜阁《四库全书》收藏始末，记录74人私人藏书家，是藏书家文献故实研究的较早的文献之一，对中国藏书史和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均有较高参考价值。俞樾为其题词称：“丁君好古承遗绪，上溯六朝范与褚。遥遥书藏访钱家，下逮瓶花兼玉雨”。 丁氏兄弟后半生的心力，尚不止于《四库全书》。他们积极投入大量的智力c精力c财力c物力，始终奋发并且持之以恒地倡议和推进各类社会公共事业。 他们先后或协同c或参与c或主持c或监理c或分管西湖疏浚工程c临平湖疏浚工程c海昌堤坝重修扩建工程；断桥c岳庙c钱王祠c苏公祠c白公祠c柳浪闻莺亭c于公祠c郭孝童墓c龙井胡公墓c吴山阮公祠c孤山六一泉c湖心亭等西湖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重建修复工程；诂经精舍c崇文书院c敷文书院等民办文化教育机构重修扩建工程；庆春桥c宝善桥c横河桥等市政基础设施重建修复工程。 他们还创办或扩大牛痘局c粥厂c栖流所c接婴所c恤灾所等公共慈善组织和实体。他既与杭州首富c红顶商人胡雪岩共同创办10多条船舶的钱江义渡局，无偿提供钱塘江摆渡服务，又与时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共同创办医药局。医药局每天治疗患者1000多人，无偿为社会公众提供防疫服务，向贫病交迫的患者施医施药施米施钱。其声名和功绩，绝不亚于胡雪岩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 一个也许是题外c但颇有意思的细节是，丁丙的实业家身份。晚年他在拱宸桥筹创通益公纱厂，引入意大利缫丝机，并自备发电机，成为浙江有电之始。 百年玉兰有余香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丁丙去世第八年。这年，丁氏后人经商失败，亏欠巨额官债，不得已将八千卷楼藏书低价出售。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奏请清政府创设江南图书馆。时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的第二年，为防止古籍再次外流，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收购，并入藏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日后成为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又成为中国图书馆藏书第三的图书馆，压箱底之一的正是八千卷楼藏书。 到了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杭州，丁家人和许多杭州人一样仓促逃难。当时丁家人以为只是暂避几个月，不久就会回到田家园。谁知这一走，丁家人就再也没有回到田家园。田家园的宅院被日本军队占用了。这年冬天，天异常得冷，住在这里的日军烤火取暖作乐，竟然连房子都烧着了，园子里大多是木结构房子，一时间火烧连营。可是驻扎在这里的日本军队把周围小营巷c马市街c直大方伯一带全部封锁了，不让救火，结果“八千卷楼”c“后八千卷楼”c以及大部分民宅焚毁殆尽。只有“小八千卷楼”和楼旁的那棵丁丙当年亲手种下的广玉兰侥幸躲过这场劫难。 这家人收废纸买到《四库全书》，家中楼阁藏8000卷古书 小八千卷楼 如今，在浙一医院，有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名曰“小八千卷楼”。楼旁植有一棵古广玉兰，树龄：117年。“小八千卷楼”楼前有铭牌，上记：“小八千卷楼，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建筑面积217平方米，为二层木结构小楼。此楼是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在田家园内所建的三幢藏书楼之一。曾是西泠印社创办人丁仁的书屋‘鹤庐’。1947年，小八千卷楼成为浙大一院首任院长王季午教授的办公之所。2007年，正式辟为院史陈列馆。”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c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c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c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c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c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c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c抚于各厅c州c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c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c设立学堂c定学会c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c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c《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c中c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c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c字画c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c《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c法c日c俄c德c意c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c苏州c杭州c湖北c扬州c广东c江西c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c广东c湖北c湖南c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c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c“十万卷楼”c“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煌煌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c美c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c请赐书c开民间献书之路c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c置写官c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陆氏“皕宋楼”c“十万卷楼”c“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c奉天市立图书馆c奉天省立图书馆c辽宁省立图书馆c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c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c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c职责c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c经正c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c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c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c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c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c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c江苏省立图书馆c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c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c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c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ary elizabeth 一一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c读书会c故事会c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 其间奇事，大略如下： 太平天国战清军，两部四库毁兵火。 建都南京设二营，删书镌刻儒家经。 天国律例领袖书，15年间30种。 招募刻工400余，刊印四书与五经。 英法联军进北京，圆明园里大火生。 四库全书毁一部，四库荟要毁一部。 荟要至今存一部，存于当时摛藻堂。 阁圮书散文澜阁，丁氏兄弟护四库。 夜潜阁中得万册，800捆书出杭州。 同治八年武英殿，监守自盗放大火。 康熙以来200年，书版尽毁珍本多。 郑观应著《藏书》文，引进西方制度新。 一时激起千层浪，藏书楼变图书馆。 强学会改官书局，洋人教习助选书。 叶昌炽做藏书诗，藏书史诗影响深。 光绪二十五年事，京师学堂建书楼。 中药店里识甲骨，《懿荣藏龟》始著成。 八国联军进北京，翰林院火图籍焚。 永乐古今四库书，毁掠散落不可闻。 永乐仅余300册，辛亥后余64 美国专家韦棣华，创设早期图书馆。 松花江市图书馆，帝俄殖民者所建。 京师学堂藏书楼，各方征书七万八。 江南第一藏书楼，浙江私人藏书楼。 绍兴城里有书楼，存古开新宗旨明。 对牌借书很方便，近代图书馆先河。 最大私立图书馆，馆长名曰张元济。 搜求不辍20年，图书馆名涵芬楼。 两湖省立图书馆，建于1905年。 我国文化史惨祸，陆树藩卖皕宋楼。 宋元珍本200种，10万白银遂东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官府藏书：兴废系于国运，运用存乎帝心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古代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c楚c鲁c宋c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籍谈，人名）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即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了征书c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c下诏征书c经费来源c优惠政策c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c圈定流通范围，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的。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c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33）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并且规定，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有似“胡萝卜加大棒”，一笑）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朝廷征书大都采用在普遍诏谕，施加压力的同时，优赐c赏官予以酬谢的双管齐下原则，并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c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筚路蓝缕，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和国家书目。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路愈发清晰。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人才储备库），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担当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五是藏书纸墨精良，装帧豪华，建筑富丽堂皇，体现皇家气派。历代官藏要在全国范围内招集工书之士抄补秘书。写书用的各种材料也都由全国最著名产地提供。隋唐两代用不同颜色的琉璃c玛瑙c象牙制作书轴c书签，以区分书的上c中c下三品及经c史c子c集四库。至于藏书楼的建筑，更是地方私家藏书楼不可比及，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载，隋代观文殿不仅陈设珍丽，还设计有自启机器人，极为精巧。 四c官府藏书的缺陷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汉代对藏书就控制很严，除太常c太史c博士官外，其它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c抄录，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c地形要塞也不宜诸候王熟悉掌握。为防诸候王谋反，汉朝皇帝才严格控制其藏书的流通，至于中下层官吏以及布衣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利用官家藏书了，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藏书功能的发挥。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c总体的封闭性c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c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c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重视文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c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聚聚散散，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一句话：兴废系于国运，运用存乎帝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后唐前私家藏书故事：孔子是开山祖师，魏晋南北朝为黄金时代 一 藏书是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藏书始于商周时期的官藏，春秋之后，“学在官府”被打破，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隋书·牛弘传》，p 1298)，开始有了私家藏书。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书籍在不断地繁衍增多，由藏书而衍生的与之相关的内容愈加丰富，久之逐渐形成藏书文化。所谓藏书文化是指在图书文献极其繁富情势下，以逐渐完善的藏书处所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构建与藏书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人文精神为理念，围绕“藏”c“用”关系的演化，不断溉泽着全民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皇焚坑政策，沉重打击了私家藏书。两汉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安定，文教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囿于当时诸种条件，书籍难以大量生产，因此制约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藏书家寥若晨星，藏书量也很有限，其中可圈点者屈指可数。这说明整个汉代，私家藏书并不普遍，藏书群体仅局限于王公贵族c士大夫阶层。 到了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有了长足进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而且开始有了广泛的文化意义。据范凤书同志在《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一书中统计，此期藏书家共有102人(按：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除史籍中有漏收的外，未将佛典c道籍c墓志中记录的藏书家统计在内。)这只是见诸史书记载，实际人数恐怕还多。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几三万卷”(卷八，《梁书·昭明太子传》，p 167)，梁宗室萧劢，“聚书至三万卷”(卷五一，《梁书·萧劢传》，p 1263)，沈约“聚书至二万卷”(卷一三，《梁书·沈约传》，p 242)，萧纶有“书二万卷”(卷一九，《梁书·马枢传》，p 264)，张缵有“书二万卷”(卷五六，《梁书·张缵传》，p 1388)，其他如崔慰祖c陆澄c任昉c王僧孺c张缅c许亨c元延明c辛术c穆子容等人的藏书均逾万卷(见正史本传或他传)，如果将梁元帝算在内，他藏书14万卷(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p 5121)居是时之冠。还有王弼藏书“几将万卷”(卷二八，《梁书·锺会传集解》，p 656上)，李业兴“垂将万卷”(卷八四，《梁书·李业兴传》，p 1865)，司马道子c崔祖思c刘善明有书“八千卷”(《续晋阳秋》，p 263cp 291)(卷二八，《梁书·刘善明传》，p 527)，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卷九一，《梁书·范平传附范蔚传》p 2347)，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卷三六，《梁书·孔休源传》，p 522)，宋世良“有书五千卷”(卷八一，《梁书·刘昼传》，p 2729)，李谧“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卷九0，《梁书·李谧传》，p 1938)，葛洪c皇甫谧c萧子良c褚湛之c谢弘微c沈亮c陶弘景c阮孝绪c萧秀c王泰c柳世隆c沈麟士c刘慧斐c张盾c徐伯阳c江总c宋繇c李顺c江强c阳尼c元顺c陈元康c贺拔胜c陆爽c黎景熙c杨愔等人咸有上千卷藏书。有很多藏书家藏量很大，由于记载不明确，使我们无法知其准数，如三国蜀汉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卷四一，《三国志·向朗传》，p 1010)，西晋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卷三六，《晋书·张华传》，p 1074)，北魏宗室元晏“家书多秘阁”(卷一五，《魏书·元晏传》，p 565)，高闾“家富典籍”(卷六二，《李彪传》，p 1381)，李冲“家饶书”(卷六六，《崔亮传》，p 1476)，齐王俭“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卷二三，《王俭传》，p 436)，梁萧机“家既多书，博学强记。”(卷二二，《梁书·萧机传》，p 345)，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卷二二，《萧静传》，p 350)，萧循“广集坟籍”(卷三0，《梁书·傅縡传》，p 400)，东晋殷允c张敞c郗俭之c桓石秀c北齐邢邵c魏收c辛术c穆子容c司马子瑞c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续晋阳秋》，p 276)(卷四五，《晋书·樊逊传》，p 614)等等。另外，在魏晋南北朝人物传记中屡见这样的记述，云某人“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c“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c“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这些文字背后透出了他们藏书的情况，那些经学大师c私人教育家肯定也有一定的藏书。时风以藏书多c读书夥为荣耀，受人尊敬。《隋书·经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家家藏书不可能，但总的感觉是，此期藏书家很多，痴迷于书者灿若繁星，确实是一个藏书c著书c教书c读书的时代。 此时的藏书群体已由汉代的王公贵族c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了平民百姓，完全打破了封建贵族垄断图书的局面，图书走进了百姓人家。在11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正史中，记载了许多贫穷学子刻苦读书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得书较为容易。这些藏书家的藏书来源主要有六：一是购买所得。当时在一些大城市中有很多书肆，另有沿街贩书者，藏书家们或亲购，或遣人代购。《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魏书·崔玄伯传》载：“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南史·萧锋传》载：“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又《北史·阳俊之传》：“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二是雇人抄写。《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不可能亲自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当时，雇人抄书极其普遍(按：雇人抄书，后有所述)，由此而成为藏书家的不乏其人。三是祖上所传。《晋书·范平传》载：“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宋书·谢弘微传》载：弘微“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陈书·陆从典传》载：“从父(陆)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四是躬亲抄录。《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南史·王泰传》载：“手所抄写二千许卷。”《南齐书·沈驎士传》载：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将旧纸翻转使用。故，故纸，旧纸。“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记:“今按近年敦煌发现之北朝及唐代写经，往往利用旧官文书及户籍册之反面以书佛经，即所谓'反故'也。“）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又《梁书·刘惠斐传》载：“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五是皇帝赏赐。《宋书·自序》载：沈家有“赐书二千卷。”《梁书·王暕传》载：“居无尘杂，家有赐书。”又《陈书·江总传》：“家传赐书数千卷。”5六是亲朋馈赠。《周书·蔡大宝传》载：大宝“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陈书·马枢传》载：“寻遇侯景之乱，(萧)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以付枢。”此外，还有于战争中所获。如《晋书·应詹传》载：“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又《北齐书·辛术传》载：“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周书·唐瑾传》载：“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当然，他们大多是靠持续购买c抄录得来，其它途径所获，毕竟极具偶然性和局限性。 此时还出现了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六世家传书法c文字之学，故其家多藏“古篆八体之法。”《南齐书·贾渊传》载：“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其家专藏谱系之书。又《陈书·徐伯阳传》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只有在书籍种类繁多c学术不断发展的世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令人惊奇的是，虽是写本时代，当时书籍竟也已有版本之分。北齐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就提到过江南本c河北本c古本c今本等多种版本。斯时由于抄书人的素养c文化水平不同，书籍内容深浅各异，所以抄出的书籍有高下优劣之分。藏书家们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有些藏书家专门收集一些“异本”c“佳本”，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如《梁书·任昉传》载：任昉“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同书《王僧孺传》亦载：“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又《北齐书·辛术传》载：“唯大收典籍，多是宋c齐c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这些“异本”c“佳本”对校勘c学习颇有用途。《晋书·张华传》载：“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北史·卢思道传》载：思道“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好玩的是，有的藏书家为了便于检寻和使用，还将自己常用书籍抄成袖珍本。《南史·萧钧传》载：“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由于这项活动对于学习大有裨益，遂被众人仿效，“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广泛的私藏基础，所以才于此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精舍。据《魏书·平恒传》记载：平恒燕郡蓟(今北京西南)人，“博通经籍”，暮年，“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这是在正史中首次明确记录的比较正式的私家藏书建筑，它独立于居室之外，专供藏书c阅览c研究使用。既称“精庐”，定然精美别致，与普通房舍不同，很可能有简单的防火c防蛀措施。它是私家藏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私藏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后唐前私家藏书故事：校勘与目录同步，讲学与著述齐飞 随着私家藏书的普及和藏书量的增多，私藏活动内容也愈加丰富。首先，藏书家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校勘。藏书家们不畏辛劳，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魏书·李谧传》载：李谧羸弱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终致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c萧梁的孔休源c萧静c元魏的张兖等人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通过他们的整理，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优质书籍，而且也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发展了校勘学。为便于寻检，许多藏书家编有藏书目录，其中王俭《七志》c阮孝绪《七录》最具代表，一再被后世推崇。 王俭(452一489年)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人，是宋c齐间政治家和学者。宋明帝时官太子舍人c秘书丞。入齐，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撰有《古今丧服集记》，主编了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编撰了私藏目录《七志》。《七志》将其藏书分为7大类，有《经典志》c《诸子志》c《文翰志》c《军书志》c《阴阳志》c《术艺志》和《图谱志》，附录了佛c道书籍和晋《中经新簿》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目录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都是前人所无。而收录前此缺书及佛c道书，扩大了收录范围，成为一部收录较全的私家目录。”《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这也是私藏量增多的必然结果。 阮孝绪(479一536年)字士宗，陈留尉氏(今河南)人，梁朝处士，博学多识，贫困自守，坚不出仕。著有《正史削繁》等7种书和收一代藏书的《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c《纪传录》c《子兵录》c《文集录》c《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c《仙道录》。《隋书·经籍志序》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来新夏先生评论道：“《七录》是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一个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七录》在分类c解题c增补私藏c序后胪列古代目录等方面多有开创，诚宜在私家藏书史上特书一笔。 其次，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讲学和著述，将藏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私学极其发达，许多士人开门纳徒，传学授业。《晋书·刘兆传》载：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载：高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又《北齐书·张买奴传》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这些私学大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藏书，培育了大批的贫穷学子。此外，藏书家们还耕耘书圃，潜心著述，硕果累累，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c人生的看法，或总结c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c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c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c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c萧子良的《四部要略》c陆澄的《地理书》c崔慰祖的《海岱志》c王俭的《百家集谱》c萧秀的《寿光类苑》c沈约的《宋世文章志》c任昉的《地记》c王僧孺的《百家谱》c萧统的《文选》c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c徐勉的《流别起居注》c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c明山宾的《吉礼仪注》c元晖的《科录》c元延明的《器准》c阳尼的《字释》c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自编或他编了许多个人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方便了检索利用，而且推动了学术发展，提高了民族文化素质，传播了典籍与文化。 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藏书家颇具人文精神，他们未将自己的藏书秘而不宣，而是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元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见称。”《魏书·李彪传》亦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借书与人。《南史·张率传》又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诹之传》亦载称：“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更有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c范蔚c元晏c宋世良c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润泽他人之举，实在可钦可赞。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另有藏书家以己所藏襄助他人完成学术著作，受到时人赞许，展示了文人宽广的胸怀。如阮孝绪在编著《七录》之际，告知另一藏书家刘杳，“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p322)，使得阮孝绪著成学术精品《七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私修史籍和著名的《三国志注》c《世说新语注》c《水经注》的问世，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私家藏书。私藏外借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推进了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献利用c传播c复制的提高，而且也促进了私藏家数量的增加和藏书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对典籍的散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弥补了官藏开放有限的不足(p199)，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汉后唐前私家藏书故事：无私借书感人肺腑，精心护书颇多美谈 书是文化的载体。与书有关的故事总是那样动人。 很多藏书家未把自己的藏书当作私有财产，狭隘地传与子孙，而是遇到可传之人，便毫不犹豫，将多年辛勤积蓄相赠，使书逢其人，免遭散佚，充分发挥作用，前面提过的蔡大保和马枢便是例证，这样的事例当时多有，如沈约也曾赠书王筠[2](卷三三，《王筠传》，p 484一485)c刘显赠书孔奂[4](卷二一，《孔奂传》，p 728)。在当时政治c经济c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慷慨相赠，常人难以做到，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们重视图书文化的崇高精神。 纸质卷轴时代，书籍反复开闭，极易损坏，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爱护图书的思考。于是，有的藏书家率先提出要保爱书籍，并身体力行。《太平御览》卷619引王隐《晋书》载：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魏书·刘昞传》载：“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一同书《李业兴传》载：“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南史·刘苞传》亦载：刘苞“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此外，还有以它种形式护书者。如《南史·虞龢传》载：“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其情其景，令人赞叹。前面述过的沈驎士，其藏书遇火焚后，他年逾八旬，仍然孜孜矻矻地抄录，实为爱书楷模。当然，整理所藏也是爱护图书的一种形式。当时，人们已把爱护书籍看作是一种美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古籍赖这些藏书家整理c保护而得以传承，他们对书籍的珍爱，体现了仁者爱物的精神。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书籍从卷轴到册装的演变趣谈 隋唐时期我国图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由卷子发展到册子；印刷术的发明使图书由写本变为印本。在公元4世纪至9世纪中叶之间，中国图书主要是卷轴式的写本。这种写本用棒作轴，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卷成一束，称为卷轴。每张纸上都画有边栏和界行，以便于书写。卷子在书架上放置的时候，轴头往外以便于抽出与插入。轴头上有一根签子系在上面，写着书名与卷数。 (1)雕版印本的出现 雕版印刷的最早出现时间不迟于唐朝中期。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由王玠〔jie 介〕出资刻印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实物。柳玭〔p频〕在其《柳氏家训》序里也提到雕版印刷： 中和三年癸卯(公元883年)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c杂记c占梦c相宅c九宫c五纬之流，又有字书c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印刷术最先是在民间产生和流行起来的，首先刊刻的大都是人民经常要用的c需要量较多的图书，因此群众生活的必需书――历书，识字用的工具――字书c小学，人们喜闻乐见的诗集以及占卜和风水之书，最先被雕版印刷出来。为了宣传佛教，隋唐两朝抄写佛经的风气达到惊人的地步，寺院和个人都有从事抄写佛经的。由于需要数量大，因此佛经成为最先被刊印的图书的一种。 在民间印刷事业的推动之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由政府雕版印刷《易经》c《尚书》c《诗经》c《春秋左氏传》c《春秋公羊传》c《春秋穀梁传》及《仪礼》c《周礼》c《礼经》等九种经书。《五代会要》记载了这件事： 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 “九经”的雕印主要依据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立于长安国子监内的12种儒家经典，即所谓《开成石经》，前后费时20多年时间，雕印而成。在此之后，政府刊刻书籍的工作开始了。 五代以后，图书手抄本逐渐被印刷本所替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并为世界文明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2)册装形式的流行 雕版印刷的出现，引起了书籍形式的变化，出现了从卷轴向书册的过渡。原来卷轴阅读起来费时费事，十分不便。所以明代学者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指出“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c难毁c节费c便藏，四善具焉。” 英国人斯坦因( a ste，公元1862—1943)从我国敦煌盗走的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雕印的佛经一册，即是我国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册装形式的本子。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中称“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形转变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 由此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是我国图书由卷轴变为册装的转折时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隋唐私人藏书故事：杜暹教子孙借书为不孝，藏书家人始刻藏书印 隋朝私人藏书不普遍，藏书最多者当属文帝时的秘书丞许善心c炀帝时秘书监柳[上巧下吉]以及刘焯[zhu一桌]c刘炫等人。 唐代由于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特别是纸张的普遍使用和雕版印刷的出现，使唐代的私家藏书有了极大的发展，藏书超过万卷的藏书家就有10余名。这些藏书家多为官宦，当然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唐初校雠学家颜师古，“多藏古图画c器物c书帖”。著名史学家c《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家藏书13400余卷。目录学及史学家韦述藏书二万卷，文学家柳宗元家藏赐书就达3000卷之多。唐初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c古迹，多得异本”(《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唐代中期藏书最多的当属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其藏书多达三万余卷，且多较精美。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赞曰： 邺侯家书多，插架三万轴。 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 唐代后期，以苏弁藏书最多，共聚书达二万卷，俗有“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c秘阁焉”的说法。当时的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都非常珍视，一则因为得书不易，特别在雕版印本未盛行时，每书皆需抄缮，耗资费力；二则读书好的可以求官――“学而优则仕”，这点在唐初任江南道巡察大使的李袭誉对其子孙的教诲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他说：“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旧唐书·李袭誉传》)。正因如此，所以当时十分注意图书保藏，不轻易借人。如唐玄宗开元时任监察御史的杜暹教育子孙爱惜图书，他在藏书上都题字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yu预〕及借人为不孝。”(周煇〔hui辉〕《清波杂志》) 从唐代开始，藏书者一般在自己所藏图书上打上印记，以示珍惜。唐太宗自书“贞观”命人刻成二小印“贞”c“观”二字，唐玄宗自书“开元”二字，刻成开元印，还有集贤院印c秘阁印c弘文馆印，均为图书专用印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江州(为现江西德安县)陈氏办的藏书机构――东佳书院，这是我国最早的藏书书院，据说有图书4000卷。书院图书可以借阅。当时国家藏书不许借阅，私人对其藏书十分爱惜，东佳书院如此慷慨，实属难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宋元私人藏书故事：宋氏父子令周边租贵，李清照十五车藏书皆散失 宋代因雕版c活字印刷的兴盛，图书印制较易，图书数量大增，使宋代成为我国私人藏书的极盛时期，出现了许多藏书家。 曾任参知政事(副相)的宋绶(公元991—1040年)及其子宋敏求(公元1019—1079年)藏书多达三万卷。不少士大夫为便于去宋家借阅图书，往往在他家住的汴京春明坊一带租房住下，由于租房人多，致使这一带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出一倍。 曾任秘书监少监(秘书省副长官)的王钦臣，藏书43000卷。江陵人田伟的博古堂藏书37000余卷，宋徽宗下诏求书时，他就献了三馆所缺图书1000卷。宋英宗的兄弟荣王宗绰，藏书多达七万余卷。 著名学者李昉(公元925—996年)c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c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1151年)与其丈夫赵明诚(公元1081—1129年)亦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赵明诚c李清照二人省吃俭用，搜集图书，将许多亡书逸史与少见之书借来，自己抄写下来，妥加收藏。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为避金人骚扰，李清照夫妇南下时只将精萃金石c古籍15车南迁。以后，李清照多次逃难，南迁的文物c古籍相继散失。 著名藏书家有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字少蕴，江苏吴县人，20岁中进士，历任尚书右丞等官，生平喜好藏书。宋代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南渡后，唯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 南宋绍兴初年，枢密院编修官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zhi至]与他的两个儿子王廉清c王明清共同收藏图书几万卷。王铚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的后裔，其父王萃，也是个藏书家。后来王明清利用其父留下的资料写成笔记《挥麈录》，记载了宋代政事与制度。 著名学者晁公武c尤袤c郑樵c陈振孙藏书都很多，他们不仅收藏图书，而且根据自己的藏书分别编成《郡斋读书志》c《遂初堂书目》c《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为我国藏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私人藏书大多为汉人，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c元好问c张思明c汪惟正以及契丹族学者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等人。 庄肃，字恭叔，原为南宋秘书小吏，宋亡后乡居不仕，聚书八万卷。元惠宗于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诏求遗书，曾派学士危素前往选书，这时庄肃已死，他的后人怕藏有，于是将书焚毁，危素只得图书500卷。 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 史载，张思明藏书亦达37000余卷。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c金石和遗文数千卷。 私家藏书目录 宋代私人藏书盛行，因此不少藏书家编制自家的藏书目录，这种目录有书可考的约在30种以上。现在仍然流传的c最为重要的当属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的辑佚本。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公元1105—1180年)，山东巨野人，晁氏世居汴京昭德坊，又称昭德先生。因避靖康之难，随父晁冲之入蜀。后中进士并任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井度晚年将50箧图书交晁公武，加上晁公武的个人收藏，除去重复，共有24500卷。晁公武在荥州(今四川乐山)做官，写书于郡斋，所以书名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采取四部分类法，即经部10类，史部13类c子部17类，集部3类，总计45类。每部之前有大序，亦称总论。每类有小序，写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解题当中。每书有提要，多所考订。它所著录的图书不少为《宋史·艺文志》所未见。另外还著录了500多种现在已佚亡的图书，对于今天古典文献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郡斋读书志》的目录体系与考订论辨有较高的水平，它是历代目录学著作中体例最为完善的一种。 《郡斋读书志》在南宋时就有衢本和袁本两个本子，清代学者王先谦依衢本分卷又将两个本子合刊校勘，并附上赵希弁的《附志》所列的《郡斋读书志》问世后100年间编写的480种图书书目，成为记载宋代图书最完整的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卒年不详。陈氏20多岁开始做官，50多岁升任国子监司业。他为官30多年，积累了51180卷图书。据周密《齐东野语》称：“近年唯直斋陈氏书最多”。他的这个藏书数目比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目》所载书目之和59429卷只少800来卷，收书数目十分接近，可见《直斋书录解题》收藏之多。而且它所著录的许多珍本善本藏书质量很高，是国家书目没有的。 陈振孙收集图书常冒犯时忌，辗转追踪，不遗余力。例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的《周益公集》中《奉诏集》c《恩陵录》等卷，官方禁印，很难寻到，陈振孙几经周折借到私刻本，全数抄录。唐人所撰《造化权舆》不见著录，陈振孙访求多年，终于在别人收藏的《天庆道藏》一书中发现，遂立即辑抄，成为单行本。 《直斋书录解题》是以经c史c子c集四部分类，二级类目为53个：经部10类，史部16类，子部20类，集部7类。没有总序与大部类序。在53类中仅七个类目有小序，这七个序是在类目设置上需要做特别说明时才增加的。每类之下，著录书名c卷帙c撰者c版本以及品评等项。它介绍图书内容，评介人物，记述了选材范围，标示编纂时间及版本，开创解题目录之先河，为以后目录学家所沿用。 《直斋书录解题》原书56卷，早已佚亡。现在通行本是清《四库全书》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22卷本。 北宋时国家藏书与私人藏书，多对读者开放。宫廷内府藏书对皇室宗族开放，政府藏书对官吏开放。在科举考试殿试时，集贤书库负责提供图书。至于大臣子弟与官吏因工作需要在政府藏书的馆阁查阅图书资料，已属常见。《宋史·沈括传》记载，沈括在与辽国萧禧交涉黄蒐山(今山西浑源县)归属问题，曾去查阅不少图书档案，谈判中“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馆阁图书为了应付外借，如现在一些大图书馆一样，设有外借书库，其他书库所藏图书不得外借。《中兴典故汇记》卷三记载，负责借书的人称“库子”，借书手续有“单子”，在“监门”处检查后放行。《天禄琳琅后编》卷二载，宋版《大易粹言》卷末纸背有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必须爱护。损坏缺损，典掌者不许收也。”由此可见国子监崇文阁的图书是可以借阅的。 既然国家藏书可以借阅，那么缮抄官书也必然产生，这就使得图书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人们可以通过私借辗转相传，流通渠道大开。但馆阁藏书因此也遗失严重。所以沈括《梦溪笔谈》称：“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 至于宋代私人藏书家的图书流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元代秘书监所藏图书是可以供大臣与部属阅读的。元代每逢夏天，皇帝要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一带)避暑，丞相率百官相随，秘书监还要带一批图书跟随以备阅览。元代私人藏书也是可以借阅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明清私人藏书：数量质量均超官藏，藏书名家奇事多 随着经济c文化的发展，明清私人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他们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勘c鉴别古籍。二是保存古籍。 (1)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明初的私人藏书，以一些藩王为多。他们的藏书既有皇帝赐予的宋元善本，又有他们依仗权势大量搜购与翻刻的图书。像明太祖的儿子周王朱橚[su速]和宁王朱权都有大量珍籍秘本，宁王朱橚的五世孙朱睦[木挈][jie接]，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遗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宗室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就全国来讲，私人藏书最集中的地区是以江浙为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明代藏书家，据统计不下数百人。对后来影响较大的约10余家，其中以下几个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最为著名。 宋濂和他的青萝山房：宋濂(公元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金华人。他是朱元璋的重臣，明代著名的学者。宋濂藏书始于青年时代，元末避战乱迁居浦萝山(今浙江浦江县东)，筑室读书，藏书楼称“青萝山房”。战乱中因宋濂藏书置于青萝山中，未受到损失。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道，少时因家贫，无力购书，因此，常借书缮抄，计日以还。寒冬酷暑，仍不懈怠，从不超过借期，故人多将书借他，他得遍观群书。宋濂的藏书达八万卷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自缮抄之书。宋濂晚年因长孙宋慎被列入胡惟庸党，全家被贬往四川茂州，宋濂于途中病死。他的“青萝山房”藏书也散失了。 叶盛与菉〔 录〕竹堂：叶盛(公元1420—1474年)，字与中，号蜕庵，江苏昆山人。成年后便访求占书，28岁步入仕途，公务之余，访求c抄录c整理c校勘图书，“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他的官邸十分简单，但总雇有几个抄书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有迁徙，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载书的马车和跟随他的抄书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访求与抄写，到了晚年，他拥有图书4600多册，22700多卷，成为江苏一带最大的藏书家。他曾计划建造一座藏书楼保存其书，并亲自定名为“菉竹堂”，但在他生前未能如愿，死后才由其孙叶恭焕主持建成。叶盛根据自家藏书编成《菉竹堂书目》六卷，著录家藏书二万多卷。叶盛非常珍惜图书，他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菉竹堂书目序》)由于有了这个认识，他教育子孙对于图书“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斅〔xia一效〕，借非其人，亦不孝。”他希望子孙爱护藏书，并不是只藏不用不借，而是要求借得其人，否则图书就容易散失。 范钦与天一阁：范钦(公元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y寅]县(今宁波)人。范钦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他在家乡鄞县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多达七万多卷，为浙东第一。 范钦一生嗜好收藏图书。为了搜求图书，他遍访浙江藏书家与书坊，收购异本。他在江西c广西c福建c陕西c河南等地做官时，广搜图书，抄录善本。使他因书藏丰富而远近闻名。 范钦针对历来对藏书的两大危害天灾(水c火c虫灾)与(管理不严c易遭散佚)，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叮嘱子孙严格执行。从建筑设计上看，天一阁的修建是相当科学的。“天一”名称取自“天一生水”与“地六成水”之说。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喻天，天一生水，不分间，通为一厅；下层喻地，地六成水，所以下层分为六间。为了防潮，图书全部置于上层。楼上前后都有窗户，书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通风。书橱中还放有防虫芸草。为了防止书楼遭火，楼前挖有一池塘，用以贮水，并定名“天一池”。这样“天一阁”把防水c防火c防虫，都考虑到了。范钦为保护天一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守阁之约，规定：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每房子孙各掌一把，要开库门，必须是各房子孙全到方可；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就阁读之；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这样就防止了散失之患，且“永无火厄”。这个规定直到1949年，还坚守不渝。故使天一阁藏书保存了400多年，可谓私家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避免了天灾，但无法完全避免。明末战乱c乾隆帝敕修撰《四库全书》时调书c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c以及中外文化奸商的盗窃，使天一阁遭受不少损失。至1949年初，天一阁藏书只剩下13000多卷了。现在，国家十分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维修了藏书楼，还陆续收回散失的旧藏3000多卷，并在阁后修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书库，收藏近年漏贮和征集的古籍。 王世贞与小酉馆：王世贞(公元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yan眼〕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说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19岁中举，22岁中进士，后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嗜书成癖，每遇好书，总想法弄到手。一次，他碰到一部宋刻本《两汉书》，版刻精美，装帧考究，他爱不释手。由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便用一座庄园来换了这部书。他的同窗好友朱太史藏有《六臣注文选》，极为珍贵，他因无力买进，“每每念及，常以为恨”。王世贞的庄园名为弇州园，园中建有他的藏书楼，名曰“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除此之外，他另建“尔雅楼”，专藏宋版书；“九友斋”，专藏善本书。 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字元瑞(或明瑞)，号石羊生，又称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应麟25岁中举，其后科场不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藏书c校书和写作上。他10多岁时，随父亲在北京居住，从那时起，就访遍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兰溪，经常典卖家产以购图书，致使父亲留下的家产被他卖光。为了买书，不惜花钱，常常弄得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自己“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城，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他建造“二酉藏书山房”，共收藏图书42384卷。 黄居中c黄虞稷父子与千顷斋：黄居中(公元1562—1644年)，字明立，又称海鹤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子黄虞稷(公元1629—1691年)，字俞邰〔tai台〕，又字楮〔chu处〕园，16岁中秀才，后一心埋头书事，不求功名。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du赌〕”，收集图书六万多卷，在南京建“千顷斋”用以藏书。黄居中做官的俸禄，除吃穿外，全都用在购书上，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虞稷根据家藏图书编成《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图书极全，后来黄虞稷参加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工作，他编的书目，事实上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草本。 祁承爜〔ran 染〕与澹生堂：祁承爜(公元1565—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祁承爜从小就喜欢图书，早年仕途坎坷，屡试不中，但他爱书之情与藏书之心矢志不渝。每次去杭州或京城，总是遍访书肆。初期藏书逾万卷，其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因火灾而毁。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在42岁时中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由于经济上的宽裕与活动面的扩展，他的藏书迅速增长，终于藏书10万余卷，并在故乡绍兴梅里建了旷园，在园中建了“澹生堂”作为藏书楼。他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写出了《澹生堂藏书约》。分为《聚书训》c《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篇，分别对图书采访c编目c典藏和阅读进行了论述。《聚书训》c《读书训》主要是记述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c精神欲注c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c辨真伪c核名实c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以及“因c益c通c互”四个分类要点，为我国古代图书建设作出了贡献。 毛晋与汲古阁：毛晋(公元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毛子晋墓志铭》)，从小喜欢读书，抄书，编书。二十四五岁以后，他开始收藏与刻印图书。他收集图书是采取高价购买的办法，据说他家门口贴一告示，申明本户主人购书计页付钱：宋刻本每页200；旧抄本每页40；时下善本，别家出1000，主人出1200。因此远近书商纷纷上门，他家居的常熟迎春门外的七星桥一带湖州书舶云集。因而使毛晋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善本。杭嘉湖一带是藏书丰富的地区，有许多藏书家。凡买不到的善本，毛晋就寻访借抄。他发明了“影抄”的办法，所谓“影抄”，就是用纸蒙在底本上摹写原书，照原书点画行款，所抄之本与原书无异，保留了原书的面貌。毛晋雇用了很多人为他抄书，清人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写道： 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 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 毛晋藏有大量的影抄本，提高了毛氏藏书的价值。经过近30年的收集，毛晋藏书多达84000余册，分别收藏于他的藏书楼――汲古阁与目耕楼中。毛晋一遇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所以《汲古阁歌》说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汲古阁不但是藏书楼名，也是他刻书的书坊名称。为了刻印《十三经》c《十七史》，在崇祯十四五年(公元1641—1642年)，他就卖掉了良田300亩。毛晋刻印的经c史，多为宋元善本，书版几次校正。没有确凿证据者，从不轻易改动。加之所用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故当时有“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之说。汲古阁藏书后来散失，刻坊10万多块书版后来也损失殆尽，这是非常可惜的。 钱谦益与绛云楼：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c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代进士，官居礼部侍郎，降清后不久便隐居乡间。 钱谦益的诗词c文章“声华炟赫，莫与为比”。他最初求书是为了读书，所以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一般不轻易借人。钱氏购得刘子威等四个藏书家的遗书，又重金收买了赵琦美的脉望馆的全部藏书。到了晚年，他在家乡红豆山庄建造了绛云楼，把平生收藏的书籍，重新整理c编目，装满了73个大书柜，藏于楼中。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绛云楼不慎起火，焚毁了钱氏全部藏书，钱谦益痛不欲生，说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宋本汉书跋》)。后来钱谦益将余书赠给族孙钱曾，钱曾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述古堂藏书室，并出版了《述古堂藏书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清末民国私人藏书：可歌可泣藏书家，保护文献事迹奇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c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c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c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c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c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c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c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 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c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李盛铎及其木犀轩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c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c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c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c《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c《通典》c《说苑》c《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c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c翁方纲c焦循c丁晏c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c黄丕烈c顾广圻c周锡瓒c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淋〕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c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及其双鉴楼和藏园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c藏园居士c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c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c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c安徽c江苏c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c张元济c董康c章钰c叶德辉c袁克文c陶湘c周叔弢c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c收书c印书c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c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篇篇题跋妙钩玄， 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 书魂永不散藏园。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c《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c《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c购书c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一生爱书c购书c藏书c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c金c元c明c清精刻c名抄c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郑振铎及其西谛藏书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c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c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c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c平津c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c梁鸿志（陈群，汪伪政府内政部长；梁鸿志，汪伪政府行政院长。二人都有大批藏书，当时全力搜集善本据为己有）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c钱曾c季振宜c何煌c顾珊c黄丕烈c汪士钟c赵宗建c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不少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十分珍惜中国典籍。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强盗，念念不忘想把中国典籍文物弄到日本。历史上，中国是个世界大国c强国，这种觊觎往往不能得逞。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朝政府的，日本文化强盗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掠夺中国古代的典籍。窃取敦煌经卷，购买皕宋楼善本古籍就是这一行动的发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常常采取了三种作法，以达目的。 首先，在日军占领区，以查封没收方式，疯狂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日军对沦陷区的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检查，凡见到好书，就以种种借口加以没收，如1941年在商务印书馆检查时，一次就没收图书213万册。当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进行令全世界震惊和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外，日本政府还派出各类科学家和版本学家对南京中央图书馆c中央研究院等70多处地方进行搜查，动用卡车310辆次，将88万册图书劫往日本。这次抢劫的书刊当中，有1938年以前完整的中国各级政府的公报，当时中国产业调查和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文献。不少正直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起“文化大屠杀”。 对于私人藏书楼，日军照样抢掠。日军命令中国藏书者“自动缴呈”，并以帮助缴呈为名进入私人藏书楼，按目索书，大肆掠夺。吴兴嘉业堂c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楼，经常受到日本文化特务的骚扰，不少图籍被抄去。 其次，对于数量很多一时难以搬运的图书文献，尽力焚毁。 江苏国学图书馆多藏宋元以来历代珍本书，抗战中为防日寇掠夺，该馆将这批图书寄存在苏北兴化县，被日寇发现，结果使这批木刻图书与方志6803册全被敌人焚毁。另外，该馆保存的清朝咸丰c同治c光绪c宣统四代江南各官署的档案，已清理好的6486宗，未清理的60个大篓，全部被毁，片字不留。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的20万册图书全数被焚毁。 最后，日军在战争中还专门针对图书馆进行炮击c轰炸，焚毁图书典籍。“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中不得对文化设施c学校c医院和平民采用武力的规定，放肆地狂轰滥炸学校。南开大学图书馆于1937年7月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1937年8月松沪战役中暨南大学图书馆在日军炮火下化为灰烬。1938年11月日军飞机对湖南大学连续投弹50枚，半个小时内有八万余册的图书馆和整个学校变成废墟。最令人痛心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被焚，藏书达50万册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于1932年1月28日晚遭日军海军陆战队炮火攻击，29日飞机密集轰炸，日机在商务印书馆投下六枚炸弹，在得知东方图书馆没受到根本性破坏时，又派浪人潜入该馆纵火，一座设备现代化c馆藏十分丰富c且有许多稀世珍藏的东方图书馆毁于一旦。 当日寇侵略意图已经十分露骨的时候，我国图书馆界为了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开始了图书的内迁c疏散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军指使汉奸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眼看华北将陷入敌人魔爪当中。1934年政府当局决定北京国宝南运，当时南迁的除有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外，还有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南迁的北图善本书籍，有原属甲乙两个库藏的善本书约5000余种，六万余册，另外还有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在运抵上海后，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的租界日军尚未占领，成了孤岛。当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与驻美大使胡适联系，欲将此批善本运往美国，托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以避战乱损失。1941年初，袁同礼秘密赴沪布置安排，由徐森玉和王有三两人选出部分最为珍贵的古籍善本精华，计2954种20970册，分装成102箱。其中有宋刻本72种，金刻本12种，元刻本120种，交由北图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办理。为了躲避日人耳目，安全通过海关，箱子分成10批，每隔几日，便报关运走一批。最后一批运走的时间是1941年12月5日，事隔两天，即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日宣战。多次启运一事虽引起日本华北兴亚院方面的注意，无奈书已运走，只有望洋兴叹了。抗日胜利后，北图曾有把书运回的动议，因国内战争又起，遂议暂缓。1965年2月，前北图馆长袁同礼在美病故，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ng聪〕建议将这批图书运往台湾，由该馆代为保存。取得美国国务院c国会图书馆同意后，这批珍贵图书于1965年11月运抵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发布消息，声明代北京图书馆保存，一俟条件成熟将返还北京图书馆。 抗战当中，许多图书馆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将重要珍贵的典籍内迁。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7年8月15日，在日机袭击南京后，立即停止阅览，将重要图书装成263箱封存疏散。11月奉命西迁，由南京迁武汉，再迁长沙，最后迁至重庆。“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向华北进攻，7月30日，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在城内，图书全部陷于敌人手中，清华图书馆抢运出来的图书文献，中途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图书馆已被日寇炮火焚烧殆尽。所以三校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时，仅有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与此同时，山东大学c唐山工学院c中央大学c复旦大学c上海医学院c武汉大学等校的图书馆都辗转迁徙。迁移当中有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如中央大学图书馆40万册图书，1937年迁往重庆，途中民船沉没，损失不少，后遭敌机轰炸扫射，又焚毁了一部分。直至1948年该校藏书只有18万册，一直未能恢复原有数量。广东c安徽c湖北c湖南等8个省图书馆都进行了迁移，途中，由于雨淋c日晒c风吹c虫鼠为害，都损失了大批藏书。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们的国土，枪杀了我们的人民，还焚毁了记录中国文明的典籍，然而华夏儿女胸膛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始终为反对侵略战争和繁荣中华文化而奋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那些被考古洗冤昭雪的古书 在古书界，有相当一部分书籍，由于种种原因，被后世当作“伪书”。所谓“伪书”，就是指那些虽然署有作者之名，却是他人冒名伪造的古代文献。它们一旦被打上伪书的标签，就被打入另册，价值大打折扣。除非有证据表明它们确实是真的，近代以来考古的诸多重大发现让它们洗冤昭雪，重新归于经典行列。下边这些古书的遭遇都堪称戏剧。 （一）《孙子》（或称《孙子兵法》）。历来怀疑此书为“伪”者比比皆是。清人全祖望作《孙武子论》说：“（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近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孙子》）是战国人依托”，“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现代学者中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钱穆c齐思和等。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古书竹简。此次出土的这两部兵法竹简，从涉及的事例c攻城的策略c作战的兵种c战争宜速决还是持久等观点来看，可以明晰地分辨：前者为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后者为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杨善群《变混沌为清晰的重大发现》对此作了详细的辨析。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疑古辨伪论者不得不偃旗息鼓。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孙子》是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的兵法著作。 （二）《老子》（或称《道德经》）。老子是春秋后期人，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记有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然而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老子》成了一部作者和撰写时间不明的书。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说：“道德五千言（即《老子》）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梁启超在学术讲演时云：“《老子》一书或身分甚晚，究在庄周前或在其后，尚有商量余地。”顾颉刚则在《古史辨》中认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亦即秦汉之间。看了这些论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撰著时代更应在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春秋晚期老聃的著作。 （三）《孔子家语》。此书历来被判为“伪”。王柏《家语考》云：“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崔述《洙泗考信录》谓：“今之《家语》乃（王）肃之徒所撰以助肃攻康成者”，“《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这些言论，一直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1973年，河北定县的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定名为《儒家者言》的一种，内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许多竹简c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四十六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令学者们奇怪的是，王肃是三国魏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怎么会在几百年前的汉初墓葬中就已经出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分析考古发现后指出：“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最近杨朝明等著《孔子家语通解》，书中称：“《孔子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非“伪”，是真古文献，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风大叔:家语，可能是假假真真掺一起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四）《鶡冠子》。此书定为“伪”也由来已久。唐柳宗元说：“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明胡应麟又说：“后世伪《鶡冠》者剽（贾）谊赋中语以文饰其陋。”近人钱穆作《鶡冠子辨》，称其“明为伪书”，“盖后人见《汉志》有鶡冠楚人之说而妄托者耳”。1973年冬，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经法》等大量帛书，与《鶡冠子》的文字c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唐兰经过考证论定，《鶡冠子》与《经法》等都是战国晚期“黄老派”的著作。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鶡冠子〉》进一步就《歇冠子》书作者的活动年代c思想倾向c师承关系等问题作了考证。谭家健《〈鶡冠子〉试论》对《鶡冠子》是“伪书”的言论进行驳斥，并对其书的价值作了细致评述。黄怀信《〈鶡冠子〉源流诸问题》对该书作者c篇卷c时代c版本作了更详细的阐述。甚为有趣的是，杨宽著《战国史》在1980年修订出第二版时对《鶡冠子》还只字不提，到1998年修订出第三版时，不但在“战国史料”中加进“《鶡冠子》”一书，并补写《鶡冠子实现“大同”的道家学说》一节。《鶡冠子》是真古文献，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五）《文子》。这部古籍是老子弟子的著作，其为“伪书”早有定论。梁启超谓：“此书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钱穆则说：“老子弟子文子，亦乌有先生也。”上世纪30年代，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论《文子》说：“唐柳宗元谓其多窃取他书以成之，当系唐以前伪作。”故弃之不收。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文子》相同的文字，而少数地方有所改动。这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这样，所谓《文子》的“依托”说c“乌有”说c“窃取”说，在出土竹简面前都不攻自破。接着，江世荣作《先秦道家言论集c《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论证《文子》“不是伪书”。随后，李定生c徐慧君著《文子要诠》，卷首《论文子》以大量事实证明“《淮南子》抄袭《文子》”，从而判定《文子》是“先秦古籍”。本世纪初孙以楷作《文子与墨子》，论证“文子是一位重要的道家学者，起着重要的学术津梁作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文子》吸收了儒家c法家c兵家的精华，把道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一部早有定论的“伪书”，又成了有珍贵价值的重要典籍。 （六）《尉缭子》。此书在北宋神宗时还被尊为“武经七书”之一，当作古代军事学的瑰宝。但自南宋以后，特别是到清代c近代，逐渐被定为“伪书”。清人姚际恒称：“其伪昭然，必焚其书然后可。”姚鼐认为：“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更直斥其为“伪物”。鄙视之意，溢于言表。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大批书写古代文献的竹简，其中有多篇与今传本《尉缭子》相合。据学者们分析，其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以前，则今传本《尉缭子》为先秦古籍当无问题。所谓“其伪昭然”c“后人杂取”等说法，不过是疑古者的主观想像罢了。《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两事相隔有80多年。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通过精深功力的考证，确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当为一人。这样，《尉缭子》不但摘掉了“伪书”的帽子，而且其作者生平也得到精确考证，其卓越精深的军事思想更为学者们所阐扬，此乃学术事业的一大进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震惊一时的古书大发现 近现代以来，考古带给古书界无数惊喜。历史上，我国因战乱等原因发生过多次文化浩劫，致使多少古书销声匿迹，或成为断简残编。或因为传抄错误，以讹传讹导致古书面目全非。而考古的大发现极大地弥补了这样的缺憾，不仅让大批古书失而复得，而且很多原本的出现让校勘学有了最有力的根据。许多古书的发现用“石破天惊”来形容毫不为过。 （一）居延汉简数量：一万余枚价值：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枚。这批汉简现藏台湾，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戌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c功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c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二）银雀山汉简数量：4974枚价值：证明《孙子兵法》和孙武的真实存在 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为手写早期隶书，写于公元前140~前118年，共计有完整简c残简4942简，还有数千残片，内容无一儒家经典，而道家和兵法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孙膑兵法》早已失传，这次与《孙子兵法》同时发现，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公案，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c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 （三）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数量：20余万字价值：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c军事c思想c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比如所出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四）双古堆汉简数量：6000余枚价值：现存最早的《诗经》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6000余枚竹简，内有《仓颉篇》《诗经》《周易》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古籍十余种。《诗经》是现存最早的古本，《仓颉篇》中包括李斯所作《仓颉》c赵高所作《爰历》c胡毋敬所作《博学》，现存541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发现，也是现存《仓颉》的最古本。 （五）云梦秦简数量：1000余枚价值：详实记录大秦帝国 又称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自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共1155枚，残片80枚，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c法律c经济c文化c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六）清华简数量：约2500枚价值：还原先秦古籍的原貌 清华大学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其来源出处不可考，但经检测其为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清华简未受“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2010年12月至2017年4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续出版至第七辑。其中，2016年4月所出第六辑，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c齐国c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七）北大简数量：3300多枚价值：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 北大简是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书，共有3300多枚，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包括近20种文献。这些古书或是亡佚已久，或是独具特色，它们保存了汉代贵族阅读典籍的原始面貌，对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每一次考古大发现，其实都像打开了一座古代的图书馆，而且大都是皇家图书馆。里面珍藏的大量文化典籍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银雀山汉墓竹书的惊世发现 古书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有一连串的疑案，可谓积案如山。聚讼纷纭，无有定论。破解它们的唯有证据。这些证据很多都深埋于神州的不知哪一块地下，不知哪一天因为什么原因才得见天日。可遇而不可求。而这些证据一旦出现，都能令古书界风云激荡。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就是古书界的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发现。 发掘过程再现 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这座山被批给了卫生局。由于是坚硬的山石，打地基不容易，卫生局本来是打算先建一个地下室。没有现代化的工具，人们只能用简陋的锹镐进行开凿挖掘土石。这时有人惊奇地发现了一处软土。 顺着软土继续向下挖掘了两米左右，开始出现一个墓葬形制的东西。工人孟季华向卫生局领导报告，发现了古墓。 卫生局于是报告临沂县文化馆。文化馆派刘心健和74岁的张鸣雪及临沂县图书馆馆员杨殿旭三人到现场进行考古发掘。并请求临沂驻军派军队维持现场秩序。临沂当地驻军立即派一个班解放军荷枪实弹赶往现场。 这是一处古墓葬。墓是竖穴。就是说棺材是竖着放下去的。此处墓穴里有一棺一椁。这样的棺椁结构说明墓主是一位地位不很高的士。因为西汉当时墓制，天子五棺五椁，诸侯四棺四椁，卿三棺三椁，大夫二棺二椁，最低等的士阶层，是一棺一椁。 刘心健和杨殿旭负责开棺。他们在棺材板上开了一个洞，从里往外掏东西。此时的墓穴早已被淤泥和地下水灌满。二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只是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的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他们开始时只注意一些器形物件，直到后来杨殿旭看到了在淤泥里有一些类似烂席子的散碎篾片一样的东西。起初不注意，直到后来又有一大片很显眼的“篾片”漂上来。他捞起来一看，是栗子皮色，在水里涮了涮，发现上边有字。于是对刘心健说，看这是什么，上边还有字。刘心健拿过来一看，非常震惊，感到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这很可能是古代的竹简。于是拿着问张鸣雪。张鸣雪是文物考古专业院校毕业的，一看便知这是古代竹简。于是三人向正在临沂考察的省博物馆的吴九龙等人报告，发现了古代竹简。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精神大振，吴九龙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竹简上的内容竟是《孙子兵法》吗？吴九龙大胆地推测着。 吴九龙感到这是考古重大发现，于是立即决定，暂停挖掘，向省博物馆请示汇报。省博物馆派蒋英炬等来主持挖掘工作。在棺椁的边箱放置随葬品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竹简。 几天后，在距此墓穴不到半米远处居然又发现一处墓穴。两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分。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边箱内，出土陶器c漆器及铜镜c钱币等。二号墓同样出土一批竹简。 工作人员一边清理一边拍照，从而清理出大量竹简。省博物馆迅速将情况上报中央。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竹简，迅速释读出来，以便刊印。由于山东省博物馆条件有限，省博物馆决定由吴九龙带竹简进京。为保护好这批竹简，不使其因天气原因而腐烂，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措施。一是派人对竹简拍照，用故宫的大型相机，以1:1的比例拍照；二是找书法高手临摹；三是将每一片已经软化的竹简用两片玻璃条夹住，两头中间用三道丝线捆住，然后装进一个长玻璃管内，管内灌上防腐剂，其实就是毒药。然后用塞子塞住玻璃管，封口处涂上蜡油，做到完全密封。 年代断定 从两墓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c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墓主人的姓氏。2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视为2号墓主人的姓氏。[4]西汉时期避讳不严，竹简有时似避“邦”讳，有时又不避（《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有“晋邦之将”语）。“盈”（惠帝名）c“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雉”（吕后名）c“启”（景帝名）二字虽不常用，但也出现过。 竹简形制 这批竹简以长度分为三类，主要为长69厘米c长276厘米c长18厘米三种。 1c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经缀联共32简。 2c长276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约5000简。 3c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尺八寸，此类简仅10简。 汉简的不同长度，反映了汉代礼制。编联竹简的丝绳早已朽断，从简上留下的编痕可知有2道和3道的编联方式。从编痕处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简是先编联成册，然后再书写的。 惊世大发现 银雀山汉墓的发掘相当于发现了一座西汉的私人地下图书馆。而其内容对于古书界更是久旱逢甘霖。许多千年悬案终赖此墓发现告破。 银雀山1号墓出土竹简中有传本书籍和古佚书，古佚书占大部分。由于简本与传本的篇章分合不尽相同，故两类有交错的现象。 有传本的书籍包括： 《孙子兵法》（即《孙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简本除《地形》篇外，其余12篇文字均有发现。但与简同出的篇题木牍残片上，在《九地》篇题前书有《口形》。传本《孙子·九地》前一篇为《地形》，木牍的《口形》当即《地形》，由此看来，简本《孙子兵法》应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吴问》篇记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c政治制度的问答。《黄帝伐赤帝》c《四变》c《地形二》3篇是分别对《行军》c《九变》和《九地》部分内容的解释与发挥。 《尉缭子》共5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的《兵谈》c《政权》c《守权》c《将理》c《原官》5篇文字相合。 《太公》共14组，可分3类。《汉书·艺文志》道家下著录。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c《通典》c《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c字体与第1c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太公》残简。 《晏子》共16章，散见于传本8篇之中。其中第10c第11两章传本都分别析为两章。 佚书类包括： 《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简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记孙子与齐威王c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书。第16《强兵》篇也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的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其文体c风格与《孙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类。这些篇中的“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为大，因此，亦定为孙膑书。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是以篇题木牍为线索整理出来的。其中《守法》c《守令》两篇不易划分，暂合为一篇。《上篇》c《下篇》疑即简本《六韬》，因无直接证据，这两篇暂缺。《守法》篇的内容与《墨子》论守城之法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韵语，为格言之汇集。《库法》c《市法》c《田法》c《委积》等篇记述土地c市廛c库藏c赋税的法制。《王兵》篇内容散见于《管子》的《参患》c《七法》c《兵法》c《地图》等篇。《李法》记处罚官吏之事。《王法》记王者之道。《兵令》篇简式与《守法》篇同，与《尉缭子》各篇简式不合，其内容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合。 此外还有：《地典》，《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著录。《唐勒》，为唐勒c宋玉论驭赋。《定心固气》c《相狗》c《作酱》等杂书。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如《十官》c《五议》c《务过》c《为国之过》c《起师》等40余篇。阴阳c时令c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10余篇，等。 银雀山2号墓边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简册基本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c厚02厘米。《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迄至二十世纪发现的中国最早c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c《尉缭子》c《晏子》等书，自唐宋以来就被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此次发掘证实了以上书籍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已不见于著录。唐宋以来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而成书的，或以为是后人伪托的，或以为世无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被发掘出来，使这个长期存在的疑问得到解决。 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除以上所论之外，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临沂银雀山汉墓整理的大批先秦竹简，无一儒家经典，而道家和兵法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 考释研究 1972至1974年，罗福颐c顾铁符c吴九龙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考释研究，为以后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4年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首先进行《孙子兵法》c《孙膑兵法》二书的整理，参加这两部书初稿本编辑工作的有中华书局的杨伯峻c魏连科c刘起釪，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中山大学的商承祚c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c顾铁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北京大学的朱德熙c孙贯文c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的吴九龙c湖北省沙市文化馆的李家浩等人。其中部分专家还参加了《孙膑兵法》普及本的注释工作。 整理组将全部竹简整理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朱德熙c裘锡圭c李家浩c吴九龙参加了第一c二两辑整理工作的始终，参加过《孙子兵法》和《尉缭子》整理注释工作的有曾宪通，参加过《六韬》和《晏子》整理注释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实习生李均明c骈宇骞。第三辑的全部整理考释工作是由吴九龙担任的。此外，傅熹年为第一c二辑摹写简文，张守中摹写了第二辑的一部分；周祖谟书写释文，商承祚担任摹本的校字工作。 著作出版 文物出版社先后于1975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线装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订本。《银雀山汉墓竹简·贰》2010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前半部分为竹简图版，后半部分为释文注释，共321页。根据内容分编为“论政论兵之类”c“阴阳c时令c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 墓主身份 墓穴里有一棺一椁。这样的棺椁结构说明墓主是一位地位不很高的士。因为西汉当时墓制，天子五棺五椁，诸侯四棺四椁，卿三棺三椁，大夫二棺二椁，最低等的士阶层，是一棺一椁。一个社会地位如此低的士，却有如此丰厚的藏书，那么他的身份有可能是一位喜欢专门收集历代兵书的藏书家，也可能是一位将军的谋士或幕僚。因证据单一，也仅能做此猜想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葬书》：白事宝典，风水之祖 近年来热播的盗墓题材的影视剧《盗墓笔记》c《鬼吹灯》等收获了一众“盗墓迷”。而这些影视作品中屡被提及的一部书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部书就是《葬经》。 《葬经》是我国古代的“白事宝典，风水之祖”。说起为死者选风水，这可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大学问。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选择“风水宝地”作为自己死后下葬之地的习俗。所谓“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然而，这种习俗并非一开始就有。据历史记载，我国夏商周三代以上是实行“族葬”，因而“葬不择地”的。那么，选风水宝地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为宫室坟墓选址，这类事战国时就有了。逐渐成为一门学问，一种文化。《风俗通》称：“汉有青乌子善葬术。”《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青乌子是汉代相地家，著有《青乌子》三卷流行于世。此书常被后人引用。如南北朝学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用《青乌子相冢书》一句话：“葬龙之角暴富贵，后当灭门”；唐李善等注《文选》引《青乌子相冢书》说：“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冈”；唐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卷7引《青乌子相冢书》云：“青乌子称山望之如却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吹楼，葬之连州二千石。”说明《青乌子相冢书》在汉以后流传甚广。到东晋时有了一部为选择葬址专门而作的“经”。这部书里包含了“风水理论”的精华，对后世影响极大。作者郭璞因之成为风水理论的开山鼻祖，相当于风水界的孔圣人。 其实，对风和水的重视和论述也是早已有之，郭璞只是把这两个字提炼出来作为相地术的代称并形成了系统理论而被大家广泛接受。《庄子》云：列子御风而行。《老子》云：上善若水。 风水术又称为堪舆学c相地术c地理c相宅术c青乌c青囊术c形法等。是中国古代方术重要的组成部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其中青乌得名于汉代相地家青乌子，又称为青乌先生，他曾有《青乌子葬经》，又名《青乌子》，流传于世。盗墓题材的电视剧《老九门》中曾提到过他。郭璞为青乌子的这部《葬经》作注，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很可能注压倒了原著，大家把注者当成了著者。 不过《葬经》这本书字数并不多，只有2000多字。放到现在就算是一篇论文也嫌其字数少。而且在古书界比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还少。但其影响并不因此而稍有减少。《葬经》又名《葬书》。《葬经》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还介绍相地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清代编《四库全书》也收入此书，并为它撰写了一段很考究的“提要”，叙述了我国古代从葬不择地，到择地而葬的过程中，《葬经》所起的作用。并就此书的作者c演变c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证辨析梳理，兹录于下： 旧本题晋郭璞撰。璞有《雅注》，已著录。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周官冢人c墓大夫之职称皆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始以宫宅地形与相人c相物之书并列，则其术自汉始萌，然尚未专言葬法也。《后汉书·袁安传》，载安父没，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当世为上公，安从之，故累世贵盛。是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其特以是擅名者，则璞为最著。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芜杂，为删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吴澄又病蔡氏未尽蕴奥，择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新喻刘则章亲受之吴氏，为之注释。今此本所分内篇c外篇c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至注之出於刘氏与否，则不可考矣。书中词意简质，犹术士通文义者所作。必以为出自璞手，则无可征信。或世见璞葬母暨阳，卒远永患，故以是书归之欤。其中遗体受荫之说，使后世惑于祸福，或稽留而不葬，或迁徙而不恒，已深为通儒所辟。然如乘生气一言，其义颇精。又所云葬者原其起，乘其止，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诸条，亦多明白简当。王祎《青岩丛录》曰：择地以葬，其术本于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多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中传之，而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c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二宗之说虽不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云云。是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为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者改名《葬经》。毛晋汲古阁刻本亦承其讹，殊为失考。今仍题旧名，以从其朔云。 据此而言，说作者是郭璞，很可能是一种伪托。但后人为了利用郭璞的知名度，也就将错就错，不复辨其虚实。其书成后影响很大，后世之人竞相粉饰，然后有20篇之多。后又被蔡元定去粗取精，删掉12篇。吴澄又认为他远没有通晓精义，在所留8篇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精者为内篇，精粗驳杂者为外篇，纯为驳杂本应去掉而姑且留存者为杂篇。新喻的刘则章跟着吴澄学习此书，并为之作注。这基本上就是本书现在的面貌。后世为了表示对《葬书》的尊重推崇，称其为“葬经”，作者是郭璞的说法也一直沿用不改。这似乎是给足了郭璞面子，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葬经》却应该的确是郭璞所写。那四字一句的《青乌子葬经》仍可以查到，现在叫《青乌子相冢书》。真相应该是郭璞的注最终以实力挤占了《葬经》这个书名。 古代的风水书中把生者住的宅子叫做阳宅，死人的坟墓则叫阴宅。就阴宅来说，《葬经》堪称代表之作，此书对后世风水术的影响很大，故尊称为“经”。明代缪希雍高度评价《葬经》，说：“其文全，其义备，虽圣人复起，不可改矣。”与他同时代的地学大师徐试可，也说《葬经》“语简而精，辞古而劲，地理包括殆尽，大非泛滥成文者比，览者须细玩，方知其味。” 《葬书》的内容大体如下： 一c《葬书》首先提出了风水乘“生气”论：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即在土壤中有一股“生气”存在，风水大师要给人们指出找到这股“生气”，把死者安葬于“气脉”之中。 二c《葬书》提出了藏风得水论：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之盛而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经曰：外气横行，内气止生，盖言此也。经曰：浅深得乘，风水自成。 即所谓风水宝地，首要是得水，不被风所伤为次要。 三c《葬书》提出了风水“形势”论。 四c《葬书》提出了风水“四神”砂论。 五c《葬书》提出风水土质标准论。 基本意思就是，人死后，要给他选择一处能够滋养他的骸骨的地方，让他的骸骨有生气。他的骸骨有了生气，就能与他的子孙形成良性的感应互动，有利于家族兴旺。这就是为什么家里不顺时，风水大师会建议子孙为其先人“移坟”。《儒林外史》第四四回：“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发大房，不发二房，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终日商议迁坟。”那么什么样的地方是好地方（宝地），能够滋养先人骸骨呢？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背风面水。别被风吹着，而又能借到水之灵气。那基本上就是背靠山，面对水的意思。要有靠山，要有活水滚滚而来。而符合这样条件的一般都是山明水秀的地方。我想，即便没有风水理论，后代出于对先人的尊敬和爱戴也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安葬他们吧？而爱自己的先人的后代有几个是没有出息的呢？ 《葬经》里还提到不同阶层的人所葬之处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就像地位不同人们的服装c车马仪仗c礼仪都会不同一样，《葬经》认为地位不同的人应该葬在不同的地方。意思是，低等人若葬在高等人本该下葬之处，恐怕还h一ld不住。比如“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势如巨浪，重岭叠嶂，千乘之葬。势如降龙，水绕云从，爵禄三公。势如重屋，茂草乔木，开府建国。”意思是，远方的势如万马的奔腾，而从很高如从天上降下来，就可以葬帝王。势如巨大的波浪，一起一伏好象重重的山岭，叠叠的嶂，就是千乘（公侯）之葬。势如龙从高处而奔下来，（似从天而降）又山环水绕，是国老三公的葬地。势如重屋，起伏不大，而草木都茂盛，就是开府建国的京都。这当然反映了风水学实际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 风水大师郭璞 那么，此书为何要假托郭璞所著呢？因为郭璞在风水方面确实是个奇人。 郭璞之所以被视为一代风水宗师，并不是炒作出来的。正是他从之前流行的相地术中单独提取出了“风水”二字，“风水术”才从此深入人心，大行其道。可以说，与孔子的儒家文化一样，郭璞的风水理论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甚至左右了中国古人的思想。及至今天，风水术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据《晋书·郭璞传》（卷七十二）载，郭璞是山西闻喜县人。一个山西人是怎么成名于南京的？原来，西晋末年，晋室南渡，郭璞为避战乱和个人发展，也与一大批官宦c大族一样，随晋室到了江东，在建康（南京）落了脚。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衣冠渡江”。 当时权臣王导对郭璞很赏识，招其为幕僚。后他又被晋元帝司马睿青睐，任用为著作左郎。再后丧母辞官守孝期满归来，又被王导做大将军的堂兄c后来谋逆反晋的王敦征用。 山西郭璞在南京出名，就是这么回事儿。也是因为其才能出类拔萃才能脱颖而出。 南京玄武湖公园内有个“郭仙墩”，后人说此墩即是郭璞墓。 然而，郭璞并不是在南京死的，他的墓又怎么会出现在南京？这背后就有一段故事。郭璞在江苏的另有一座著名墓穴——镇江郭璞墓。 据清刘名芳编《金山志》，“郭公墓，在山之西石簰山（云根山）。郭璞墓地怎么又在镇江出现，而且现在成了当地旅游看点？曾在镇江府任职的元代诗人萨都刺，对此也感到疑惑，在其《金山》一诗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当年郭璞因何事，来葬江心作浪传？” 原来，此处是郭璞生前相中的。 郭璞生前曾游历至京口（今镇江），站在江边山顶，抬眼远眺，山峦起伏，连绵相接。背山而立，面临大江，江风拂面，西来之水闯过金山，势如游龙。耳边林涛阵阵，鸟语花香，郭璞顿觉神清气爽，驻足流连，当即把此当成百年后归宿之宝地。 因为图慕镇江金山脚下这条“大水龙”，郭璞便给儿子郭骜预留了话，“我卒，可葬于金山脚下。” 风水大师的神奇“水葬” 郭璞东渡后，早先本在今南京城北下关区幕府山的“金城”，为王敦做事。后来随王敦去了武昌的幕府，最后就是在那儿被杀的。 郭璞是在山西为母亲守丧期满回宁后，被王敦征招到武昌幕府的，之前一直是王导的人。郭璞随征前，就预测此去凶多吉少，便给儿子作了交代，除了指明身后葬地，还告诉了死后下葬的办法：将尸体装殓进棺后，用船运棺至金山寺西南处的江面上，直接把棺材放入江里，其他事别管。还特别嘱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要回头看，否则要坏大事。 郭璞死后，郭骜等家人前去收尸，一一照办。 但棺材刚一入水，突然有惊涛骇浪，冲天而起。郭骜立即背过身去，接着又是如炸雷般的一声巨响，郭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恐之下，忍不住扭头看了一下。 刚才放棺的位置，原来还是一片江水，此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山头，正在往上长。但郭骜这么一回头，山头立即不长了。此小山，即是今镇江金山塔影湖之侧的云根岛。因为这个意外，现在游人看到的云根岛才很矮，离江面只有几米高。 现代有人借此故事，把郭璞下葬方式发扬光大，称他是中国古代正式实行“水葬”的第一人。 郭璞葬处又称“龙门”，紧靠江边，连站人祭拜的地方都没有。明代有一位名叫中心叟的日本使者，曾到金山祭拜郭璞。中心叟在《吊郭璞墓》诗中称，“遗音寂寂锁龙门，此日青囊竟不闻，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无地拜儿孙。” 历代都有名士前来金山凭吊郭璞。明万历三十三年巡按御史c曾任顺天府尹的黄吉士，为郭璞立了块墓碑，上刻“晋赠弘农太守郭璞之墓”，此碑至今尚存。 郭璞虽然葬在水边，但其墓过去却从未被水淹没过，这真是一大奇事。清刘名芳编《金山志》因此有这样的文字记载，“相传郭璞葬此，有石碣，虽江水泛滥，不没。” 宋张蕴《金山诗》中亦称，“江心台殿渺空云，夜月鱼龙影不分，八十老僧相引说，潮痕不上郭公坟。” 风水大师之死 行文至此，或许有读者要提问了，郭璞到底怎么被杀的啊？这里又有故事了，而且是中国古代名人之死中的经典段子。 王敦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女婿，有功于晋室，但却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一直有意纂逆自立。但他对起事的信心又显不足，所以在病重快死时，才匆忙发兵打京城。 王敦即将动手逆乱前，问郭璞结果会怎么样。郭璞装模作样一通，得到答案是“无成”。王敦之前就怀疑郭璞与自己不一心，这回又见他算出了“凶卦”，心里很不高兴，带着一脸怒气说，“郭璞你再给我算算，我的年寿几何？” 郭璞说，“联系前一卦，如果你起兵，就会有祸过，如果呆在武昌，寿命则长不可测。”这话说得很明白，潜台词是警告王敦不要与朝廷作对。王敦这下更生气，怒问郭璞，“你知道你能活多大？” 郭璞很从容地说，“我的命，就在今天正午时结束。”旋即，王敦真的将郭璞逮捕，送到一个叫南冈的地方砍了头。 郭璞占卜本领确实神奇。他在被王敦手下带出时，郭璞问行刑的地点，得知在南冈后，郭璞说，一定是在双柏树下。到那后，郭璞又说，这树上还有一个大喜鹊窝。前来的人不信，找了半天，果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找到了。 更出奇的是，行刑的刽子手都是郭璞之前算到的，连自己的送老衣裤，都早托给了此人。 当年，郭璞刚到建康时，曾路过位于今南京城南长干里的越城。时碰到了一个人，郭璞喊出了他的姓名，并把一身衣裤送给了他。但这人却不认识郭璞，当时推辞不收。郭璞说，你收下就是了，以后你会明白的。 这个刽子手，原来就是当年郭璞在越城碰到的人。你说奇不奇？ 郭璞之前还算出，将来在背后害他的人，是“山宗”。后来，果真是一个姓崇的人到王敦那里诬陷他。 预言三百年后中国统一 郭璞死时年仅49岁。或许，能准确地算出自己的死法c死期，这是郭璞一生最准确的一次占卜，但后世人却不能喝彩，此事留下的是一串惋惜！ 《晋书》所记郭璞之死的真实性，还是受到现代人怀疑的。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知道，反对王敦造反，郭璞是早有准备的。 大将温峤c中书监庾亮，之前都曾请郭璞占卜过，如果讨伐王敦结果会怎么样。郭璞当时毕竟还在王敦手下做事，说得含糊其词。温c庾二人又让郭璞算自己的吉凶，郭璞这回说得很干脆，“大吉”。这是郭璞换个方式回答前一个占卜结果，间接劝朝廷讨伐逆臣。 郭璞不只算出自己的被害日期，还预言出，东晋之后中国还要分裂，江东有三百年“王气”，此后将会重新统一。 郭璞的预言一直为后世记着。据《资治通鉴·陈纪十》（卷第一百七十六）载，公元581年，隋军进攻南陈，兵临江边，随晋王杨广南征的宰相高颎（ji一ng，古同“烔”）与内史侍郎薛道衡有这样的问题 高：“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 薛：“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 从东晋元帝司马睿于公元314年据江东（南京）另立起，经宋c齐c梁c陈四朝，到隋于公元589年灭掉南陈，统一全国，期间历275年。中国长期分裂状态未到三百年就统一了，比郭璞的预言还提前了25年。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郭璞占卜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摸准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其实，我们都觉得，郭璞只是一位有节操有正义感懂历史规律的术士罢了。至于他那些装神弄鬼的言行只是为了利用当权者而已。 郭璞为正一道教徒，除家传易学外，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他好古文c奇字，精天文c历算c卜筮，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曾为《尔雅》c《方言》c《山海经》c《穆天子传》c《葬经》作注，传于世，明人有辑本《郭弘农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宅经》：一部非常“宅”的经 当今社会，宅是城市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乃至工作方式。尤其有了电脑手机，有了网购快递宅急送，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加根深蒂固。人们的大部分时间宅在自己的住宅里，可曾想过住宅这种事物也是有学问的吗？是的，古人早就有关于住宅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堪称博大精深。比如“接地气”一词就是来源于住宅风水学。风水学家认为：气藏于地中，人不可见，唯循地之理以求之；天以气资地，地以气载生；在十二地支中，子是兹的意思，指万物兹荫于既动之阳气下；故接地气，要注意乘生气c避死气。我们以《黄帝宅经》为标本领略一下宅的学问。 《宅经》（亦称《黄帝宅经》），是郭璞继《葬书》之后关于阳宅学说的又一经典（相传黄帝所作）。该书是中国阳宅风水第一书，其认为宅是阴阳之枢纽，首次将住宅分为“阴宅”和“阳宅”，强调修建住宅要先选择好方位c方向c破土动工的时间，以求阴阳相得。该书为历代研究风水者必读之书，被历代地理人子奉为正宗宝典，学习风水必须从《宅经》开始。它讲述了人与住宅的和谐，人与天地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宇宙的和谐。它的学说是以太极c阴阳c三才c四象c五行c六神c七政c八卦理论为主，强调“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因此，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此书是与《永乐大典》c《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文化巨著之一）将其收入丛书之中。 风水学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门学问。其内容涵盖了物理学c水文地质学c环境景观学c生态建筑学c宇宙星体学c地球磁场方位学c气象学和人体信息学等，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避凶趋吉c去祸求福是人们不变的追求，风水学则以《易经》为理论依据，为人们选择建造阴阳宅而对地形c地貌c景观c气候c生态等各要素进行综合评判。正确运用风水，可以打造和谐健康的人居环境，改变生活中的不利因素，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千百年来，人们认为风水的好坏可以影响家族c子孙的盛衰吉凶。尽管这一观念有偏颇之处并掺杂着迷信色彩，比较扯淡，但应蕴含着人们由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合理因素。风水学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流传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明精髓，仍然值得我们透过现代文明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和了解，以去伪存真，汲取古人的智慧。 我们作为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思维的当代人，对这些说法虽可一笑置之，但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消遣，一种曾经存在过并很有市场的文化来了解。《宅经》里有些说法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在选宅时有很多的“讲究”。 一c以形势为身体 1相形如土，稳坐厚土 2相形如金，福地生金 3相形如水，财富如水 4相形如木，正直如树 5相形如火，事业受挫 6南北狭长，富裕吉祥 7前窄后宽，富裕无边 8前宽后窄，越过越矮 二c以泉水为血脉 1明堂有水，财富如水 2左水右路，越过越富 3左路右水，越过越美 4左水右水，越过越美 三c以土地为皮肉 1宅后有靠，家运美好 2南水北山，幸福无边 3明堂有山，不好发展 4左路右路，家业难富 四c以草木为毛发 1宅院植桑，家人遭殃 2宅院植松，财运稀松 3宅院植柏，运气被踩 4宅院植梨，夫妻分离 5宅院植槐，家无宁宅 6宅院植兰，子孙德贤 7宅院植枣，子孙德好 8宅院植椿，家运长春 9宅院植棠，富贵满堂 10宅院石榴，多子福佑 11宅对翠竹，贵人得助 12宅植柿地，万事如意 13宅种银杏，家运吉庆 五c以舍屋为衣服 1明堂有冲，财路稀松 2明堂被剪，历尽艰险 3明堂外弓，财路稀松 4明堂缠腰，吉祥美好 5住宅抬轿，子孙不孝 六c以门户为冠带 1宅前被压，发展不大 2宅后有门，主人丢魂 3宅见丁房，必遭祸殃 4宅对泥塘，家运不祥 5宅对哭塘，家中遭殃 6宅对枯藤，疾病常生 7宅对大树，小人挡路 8宅对乱石，好运来迟 9宅对茅房，臭名远扬 10宅对坟墓，心里发怵 11宅对寺庙，越过越少 12宅对沙丘，烦事不休 13宅对烟囱，财路稀松 第3章《黄帝宅经》居室 一c花开富贵（门c客厅和阳台） 1进门见厕，病号出没 2进门见镜，小心魔症 3进门见厨，小心胃堵 4门窗穿气，财来财去 5主位放差，夫妻吵架 二c百年好合（卧室） 1卧门双开，夫妻分开 2床位放反，夫妻反感 3床柜耍单，夫妻耍单 4床位照镜，虚惊之命 5床头向西，心里着急 6卧室挂画，不能乱挂 三c宁静致远（书房） 1书房思想，指导飞翔 2书房藏书，决定赢输 3藏书摆法，也有造化 4书房必现，笔墨纸砚 5书房必挂，书法字画 四c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子女房） 1孔子文昌，学习榜样 2魁星踢斗，文才富有 3独占鳌头，文才富有 五c万寿无疆（老人房） 1室有寿星，寿比寿星 2室有福星，福比福星 3室有禄星，禄比禄星 4灵芝仙鹤，长寿芝鹤 5室挂百寿，寿比百寿 六c心想事成（神位） 1家有高堂，就有佛堂 2心中有佛，看人如佛 3文财神坐，财运不错 4武财神坐，财运不错 5金蟾吐钱，丰收之年 七c为腹不为目（厨房） 1问吃为养，为腹非目 2厨房如胃，身体就贵 3水火相克，食禄不多 4灶口反宅，很难发财 5门灶直冲，安全稀松 6阳光射灶，安全太少 7厨卫相向，身体够戗 八c清雅洁净（卫生间） 1卫生清雅，夫妻和恰 2卫生清洁，夫妻和谐 3卫生如肾，夫妻和顺 4卫生污染，身体危险 5卫生开放，夫妻开放 6卫厨相对，肾胃开会 九c吉祥如意（家具c器物c药品c饰品c花卉等） 1家具吉祥，居家吉祥 2器物如意，居家如意 3药品有藏，居家吉祥 4饰品吉祥，居家吉祥 5花卉如意，居家如意 再怎么样，卫生间和厨房不能相对，那会导致“肾胃开会”，吃不下饭，“身体够呛”。卫生要讲究，不能污染。风水学还是讲了一点正确的废话的。呵呵。至于其它的说法有的是惊悚乱谈，如“床位照镜，虚惊之命”。有些是牵强附会，比如“宅院种梨，夫妻分离”，有人想离婚种了满院子梨树也没见效，而徒见笑。而“进门见镜，小心魔症”，确实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但一些小房子为了营造空间大的感受，还偏偏就弄得到处都是镜子，你说气人不气人？ 总之，所谓《宅经》，只能说是一些唯心主义的迷信的胡说八道，当段子和笑料看着玩儿说着玩儿都是可以的，相信的话只能说太弱智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处世悬镜》：乱世中的一碗鸡汤 现在各种刊物上，心灵鸡汤文章很多。那么古代有没有类似的文章或书籍呢？当然也有。像处世宝典，处世箴言一类的书其实是很多的。南北朝时傅昭写的《处世悬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与儒家道家佛家的处世哲学书籍不同，它是将各家处世智慧融会贯通，化成一条条格言，很直接地告诉人们怎么做。可谓明白易懂，简便易行。人们的言行是非对错在此一目了然，所以才叫“处世悬镜”，是为人处世的指路明灯。 《处世悬镜全集》是一本短小精悍，却汇集人生百态，囊括人生的是是非非的著作。 它教人如何为人处世，主张行为上，识为先；藏者盛，舍者得；曲为聪，止为智；忍为要，厚者成；信者无敌。世事无常，先求退安而后致荣达。 傅昭，字茂远，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皆源于其本人的人生经历。年仅6岁时，傅昭的父亲因受牵连被杀，这使幼小的他深受震动，对他养成内敛谦谨的性格和预知祸福的洞察力，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一生潜心研究为人处世之法，使其身处纷繁乱世而保有地位与名声。他乱世善终的传奇经历与留下的处世“九字箴言’，常使后来者由衷叹服。 此书虽是古书，但其中的保身箴言对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仍是行之有效的珍贵遗产。看着这部书，犹如一位慈祥而睿智的老者，在一点一滴地向我们讲授人生的甘苦c做人的学问c处世的真经。其中很多句子相信大家看了都会觉得十分熟悉，足见此书流传广，影响大。而不熟悉的那些句子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又会让我们深受启发，无愧于其“乱世鸡汤”的称号。也是乱世中的“智慧背囊”。 由于书的内容并不太多，兹录于下： 识之卷一 天地载道，道存则万物生，道失则万物灭。 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炎炎之火，灭期近矣。 自知者智，自胜者勇，自暴者贱，自强者成。 不矜细行，终毁大德。 夫用人之道，疑则生怨，信则共举。 有胆无识，匹夫之勇；有识无胆，述而无功；有胆有识，大业可成。 柔舌存而坚齿亡，何也？以柔胜刚。 见一落叶，而知秋临；睹洼中之冰，而晓天寒。 用人者，取人之长，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 岁寒乃见松柏本色，事险方显朋友伪贤。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草木春秋，亦枯亦荣。 智莫难于知人，痛莫苦于去私。 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 胆劲心方，虽弱亦强。 以势友者，势倾则断；以利友者，利穷则散。 谄谀逢迎之辈，君子鄙之。何以货利而少舛？上之需也。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 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 金玉满堂，久而不知其贵；兰蕙满庭，久而不闻其香。故，鲜生喜，熟生厌也，君子戒之。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一贵一贱，乃知世态；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纵欲者，众恶之本；寡欲者，众善之基。 行之卷二 欲成事必先自信，欲胜人必先胜己。 君子受言以明智，骄横孤行祸必自生。 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时者，机遇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君子得道，小人求利。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非知之实难；惟行之，艰也。 令行生威，威而有信，信则服众。 蓄不久则著不盛，积不深则发不茂。 学贵有恒，勤能补拙。 宁忍胯下之辱，不失丈夫之志。 当断不断，必有祸乱；当断则断，不留祸患。 精于理者，其言易而名，粗于事者，其言浮而狂。故，言浮者亲行之，其形可见矣。 五岳之外，尚有山尊；至上之人，亦有圣人。 止之卷三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养心；靡俗不交，恶党不入，可以立身；小利不争，小忿不发，可以和众。 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逆道者，患之将至。 恩不可过，过施则不继，不继则怨生；情不可密，密交则难久，中断则疏薄之嫌。 不贪权，敞户无险；不贪杯，心静身安。 直木先伐，全壁受疑；知止能退，平静其心。 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廉莫善于止贪。 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潭之鱼，亡于芳饵。 外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骄戒奢，惟恭惟俭。 钱字拆开，乃两戈争金，世人应晓其险也。 廉于小者易，廉于大者难；廉于始者易，廉于终者难。 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改过宜勇，迁善宜速。迷途知返，得道未远。 藏之卷四 有大而能谦者豫；有才而恃显者辱。 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恭则物服，骄则必挫。 蝼蚁之穴，能毁千里之堤；三寸之舌，可害身家性命。 德行昭著而守以恭者荣，功高不骄而严以正者安。 聪明过露者德薄，才华太盛者福浅。 自高者处危，自大者势孤，自满者必溢。 人情警于抑而放于顺，肆于誉而敕于毁。君子宁抑而济，毋顺而溺；宁毁而周，毋誉而缺。 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此中有无穷意味。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不显。 持盈履满，君子兢兢；位不宜显，过显则危。 柔之戒，弱也；刚之戒，强也。 忍之卷五 和者无仇，恕者无怨，忍者无辱，仁者无敌。 忍一言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 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也；百里之林，鸟兽群聚者，众木威济也。故，贤者聚众而成事，恕众而收心。 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亏己，勿使我亏人。此君子之为也。 与人当宽，自处当严。 不制怒，无以纳谏；不从善，无以改过。 不期而遇，时也；无利而助，诚也。助而无怨，是为君子之德。 容人者容，治人者治。 狭路行人，让一步为高；酒至酣处，留三分最妙。 信之卷六 宽则得众，恭者宜人，信则信人，敏者功成。 厚德可载物，拙诚可信人。 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诡谲，此乱道之根也。 践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践言而人信之者。 巧伪似虹霓，易聚易散；拙诚似厚土，地久天长。 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 修学不以诚，则学浅；务事不以诚，则事败。 友者，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富不忘旧，历夷险而益固。 坚石碎身，共性不易，君子素诚，其色不改。 夫信天地之诚，四时生焉，春华秋实；夫信人之诚，同尔趋之，霸业兴焉。 君子不失信于人，不失色于人。 君子行法，公而忘私；小人行贪，囊私弃公。 曲之卷七 水曲流长，路曲通天，人曲顺达。 豪夺不如智取，己争不如借力。 山势崇峻，则草木不茂；水势湍急，则鱼鳖不生。观山水可以观人矣。 属己者和众，宽人者得人。 自重者生威，自畏者免祸。 用心而志大，智圆而行方，才显而练达，成事之基。 渊深鱼聚，林茂鸟栖。 处大事贵乎明尔能断，处难事贵乎通而能变。 择路宜直，助人宜曲；谋事宜秘，处人宜宽。 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山，水绕之；林，鸟栖之，曲径可通幽也。 处君子宜淡，处小人当隙，处贼徒当方圆并用。 厚之卷八 兵不厌诈，击敌无情。 在上者，患下之骄；在下者，患上之疑，故，下骄，上必削之；上疑，下必惧之。 人心叵测，私欲惑尔，去私则仁生。 縻情羁足，疑事无功。 毒来毒往，毒可见矣。 蜂虿之毒，可伤肌肤；人心之黑，可弥日月。 无欲则生仁，欲盛则怀毒。 君子怀德养人，小人趋利害人。怀德者德彰，趋利奢利显。 行事审己，旨在利弊。 有奇思方有奇行，有奇举必有奇事。成大事者，鲜有循规蹈矩之行。 舍之卷九 伐欲以炼情，绝俗以达志。 大勇无惧，命之不惜，何足惧哉 穷思变，思变则通；贵处尊，处尊则怠。 逐利而行多怨，割爱适众身安。 将欲扬之，必先抑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君子不为轩冕失节，不为穷约趋俗。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富贵生淫逸，沉溺致愚疾。 溺财伤身，散财聚人。 退以求进，舍以求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周灭佛：这次焚书没毛病 大家都知道的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到底是怎样统一的？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是通过变法自强，国力大增后扫灭了六国实现了统一。那么，南北朝也是分裂局面，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先后存在。北朝有北魏c东魏c西魏c北齐c北周五个朝代先后存在。到北周开始统一全国时，北方有北齐与之并立，南方有南朝陈与之对峙。这样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实力都在伯仲之间，为什么北周能够有实力统一全国呢？ 其实，除了北周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外，其在文化方面的尊儒灭佛之举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南北朝政权都支持弘扬过佛教。尤以南朝为盛。弘扬发展佛教的节奏从未中断。对于文化事业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国家的国力因此大为削弱。因为很多人为了逃避徭役c兵役c赋税都出家为僧尼。寺院广占田产，享受香火供奉之外，还不纳税，纯消费。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拖累。一个国家放任佛教发展，跟一个人患上了癌症失去劳动能力是一样的结果，必然日益衰弱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谁有勇气有魄力向佛教开刀，谁就摆脱了颓势，占得了先机。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搁在了北周政权的肩上。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c僧侣c百官再次讨论佛c道c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僧侣的讥讽c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c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c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将灭佛进行到底，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也就是说，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c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c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历史上，曾出现多次皇帝焚书事件，给文化事业带来浩劫。但北周武帝这次灭佛焚经却很少有人诟病。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没毛病！更何况，北朝佛经烧了，南朝还有得是，影响不大。所以，周武帝的灭佛只相当于摘掉了门口一个碍事又不产蜜的马蜂窝而已。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孔子家语》：最著名的“伪书”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是曲阜师范大学杨朝明教授与宋立林教授合著。由此，这两部纯学术的书大卖，成了畅销书。 然而，有谁知道，历史上《孔子家语》这部书曾一度被目为“伪书”呢。 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乃三国时魏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王肃，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遍注儒家经典，是郑玄之后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主张微言大意，综合治经，反对郑玄不谈内容的文字训诂学派。在他所注的儒家经典中就有《孔子家语》。有人说这部书是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c《左传》c《国语》c《荀子》c《小戴礼》c《大戴礼》c《礼记》c《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c丧葬c郊禘c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而后编成的。说他这是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学。 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宋王柏《家语考》c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c范家相《家语证伪》c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c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然而一千多年来，该书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直至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学界对于“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之说一直深信不疑。比如很多文章是这样描述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当时，东汉末年的一代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不可逾越一座高峰。王肃对郑玄的观点不甚感冒又想要成一家之言，只能另辟蹊径，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便伪造出了一部《孔子家语》。”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c改动c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孔子家语》较好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隋炀帝：完美的藏书帝 在史书特别是小说里，隋炀帝是一个典型的坏皇帝——虚伪矫饰c杀父篡位c劳民伤财c凶残暴戾c骄奢淫逸。但是，凡事总有ab面，政治人物更是复杂的。暴君，是隋炀帝留给世人的a面，同样，他还有自己的b面，做了许多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开创科举c开通运河等浩大工程已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隋炀帝对图书事业也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一点人们关注还不多。 广泛征集民间图书一匹绢换一书副本 我国素有藏书的传统，同时也有若干次大的书籍厄运。史称“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隋朝虽然短暂，但却是藏书事业十分发达的一个时期。而这又是与隋朝两代皇帝特别是隋炀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隋朝统一，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战乱，图书损失十分惨重。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四处征战的岁月里，很注意从当时各割据势力手中收缴图书。隋朝建立之后，为了保存文化，也出于统一思想的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图书收集整理工作。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提出“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向民间广泛征集图书。当时规定，献书者每献出一本书，就可以得到一匹绢的赏赐。而且，他献出的这本书并不充为国有，政府拿到书后，只是用以校勘并抄录副本，用完之后，原本仍完璧归赵。这极大调动了民间献书积极性，朝廷也由此获得了大量图书。 收集陈朝典籍审读校订3万多卷 话说隋炀帝也曾是个文艺青年，还在做晋王的时候，他就对收罗图书很感兴趣。开皇八年(588年)，杨广奉命率大军伐陈，攻破丹阳(今南京)之后，他特意派人收集陈朝的图书典籍。把南方几百年来积攒的藏书尽数运回长安，隋政府的图书收藏也因此大为丰富。登基做了皇帝之后，隋炀帝延续了文帝时期的图书事业，到了隋大业年间，长安嘉则殿藏书已有37万卷之多。 为了保存这批图书，隋炀帝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甄别挑选。派人对这一数量庞大的图书进行审读校订，整理出正本图书37万多卷，收藏于修文殿。二是抄录副本。“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收藏在观文殿，按内容分类管理，经书和史书藏于东厢房，子书和集书藏于西厢房。对于佛教和道教的经卷，隋炀帝另外撰著目录，加以收藏。三是按质分类。上品用红琉璃做轴，中品用黑色紫琉璃做轴，下品用黑漆圆木做轴。 增加秘书省编制主持图书整理工作 隋朝时有专门主持图书整理工作的职能部门，这就是秘书省。这个机构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存在，负责执掌国家的典籍图书。隋朝延续下来，在隋文帝时秘书省的工作人员是28人，炀帝即位后，作了机构调整，大大充实了人员，编制增加到了120人。而且，这个图书收藏管理机构规格升高，与殿内省c尚书省c门下省c内史省平起平坐，合称“五省”。秘书省的行政长官秘书监也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官员，其他各级官员的官阶也普遍提高。不仅如此，先后担任秘书高官官的柳顾言c虞世南既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又是隋炀帝的亲信，足见隋炀帝对秘书省之重视。 以广泛收集图书典籍为基础，隋炀帝组织了浩大的图书编纂工程。要说编书也算是隋炀帝的一大爱好，在他做皇子的时候，就组织官员学者编纂图书，在他做皇帝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编书大业始终没有停顿。隋炀帝倡导修撰的图书包括经术c文章c兵c农c地理c医c卜c释c道等等，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长洲玉镜》和《区宇图志》。《长洲玉镜》是以南朝梁武帝时编纂的《华林遍略》为底本增删而成的，共400卷，可惜的是，这本书在宋代就失传了。《区宇图志》共129卷，是在全国各郡，统计各地风俗c物产c地理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这本书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隋炀帝还倡导编写过关于音乐c车马c舟楫等内容的大型工具书，不过好多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至今的《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类书。北堂指的就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纂者正是虞世南。唐代刘禹锡在《嘉言录》中说：“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 发明“飞仙”机器人修建“自动化”书库 隋炀帝还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为数不多的“技术控”之一。他对工程技术c天文历算c医学等科技知识抱有很大兴趣，还把这种对工艺的兴趣与藏书的爱好结合起来，修建了一所“自动化”书库。 史籍中是这样描写他的书库的：“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所谓“飞仙”，大概是一种机械开关装置。隋炀帝去书库时，由宫女拿着香炉在前面引导，当踩到开关时，“飞仙”就降下来，把幔帘卷上去，书库的门以及书柜的门也随之自动开启。等隋炀帝看完书离开的时候，“则垂闭复故”。 在今天这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代，绝对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自动化”设备了。更绝的是，在隋炀帝的宫殿中，这种“飞仙”机器人似乎还不止书库一处。隋炀帝有个宠臣叫柳顾言，两人感情很好，恨不得时时刻刻呆在一起讲文论诗。为了弥补见不到柳顾言时的遗憾，隋炀帝让工匠制作了一个木头机器人，“施机关，能坐起拜服，以像于”，经常陪伴自己左右。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c《区宇图志》129卷c《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尤为可贵的是，即便在预感末日将至之时，在锐意尽失c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之时，他也没有以毁坏图书的行为泄愤。这比南朝梁元帝为泄私愤将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对此，《旧唐书·经籍志》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此评价可谓客观公正。 好皇帝典型代表唐太宗李世民在读了隋炀帝的文章后曾感慨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c舜而非桀c纣，然行事何其反也！”确实，如果不是做皇帝，隋炀帝或许会成为颇有成就的诗人或藏书家。正如一首诗所说：“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只不过，历史不容假设。 “千古一帝”杨广以十恶不赦的a面出现在世人面前，其b面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浪莎中，我们不得不说是命运无常的历史的悲哀。而在历史剧中，杨广也展现出了自己“铁骨柔情”的一面：对陈慧儿的痴情，让我们看到了帝王也是人的平凡一面。对杨广的误解，我想用戴娆的“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来解释在合适不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堂书钞》：书法家做学问之作 书法家最后写的都是学问，这句话被书法界作为共识。唐朝书法家虞世南为了做学问，在不经意间通过摘抄编了一部书，流传至今竟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名作，此事也算传奇。 《北堂书钞》，现存最早的类书名作。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c征引的一种工具书。类书之作，始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敕刘劭c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魏c晋之后，历代王朝取其分门排比，便于检阅的优点，屡屡组织人力c物力c搜检政府藏书，辑成鸿篇巨制，但时及今日，多已佚失无存了。《北堂书钞》素以成书较早，收录资料亦较为宏富著称于世，并与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c白居易辑c宋人孔传续辑的《白氏六帖》c徐坚等撰集的《初学记》合称为唐代的“四大类书”。 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c文学家c诗人c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c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世南少时与兄世基从学于顾野王，有文名，善书，师沙门智永，妙得其体，与欧阳询齐名，世称“欧虞”。南北朝时仕陈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陈亡入隋，官秘书郎，十年不迁。炀帝于江都被弑后，一度陷于窦建德，后归唐，历任秘书监c弘文馆学士c银青光禄大夫。与太宗论治要，敢于规谏，太宗嘉其德行c忠直c博学c文词c书翰五绝兼具。卒谥文懿。新c旧唐书有传。 《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其编辑此书，盖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无所用事，故借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世制。 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这部书也遭到篡改。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录《北堂书钞》，是内府所藏明朝常熟陈禹谟的校刊本。陈氏曾对此书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所以，《北堂书钞》已尽失原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刘炫：造伪书是因为穷疯了 刘炫，隋经学家。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 刘炫是一个奇人。他自幼聪明机巧，具有多种特异功能。他的眼睛特明亮，可以直观日头而不眩晕。读书一览十行，过目不忘。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郭靖学习“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的情节，其实这个典故来源于《韩非子·功名》，“功名”篇里有“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的话。而刘炫才是这个绝技的高手高手高高手，而且是真人版。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对于刘炫只是小儿科。因为他可以同时做好五件事――“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见《隋书·刘炫传》） 他跟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刘焯是同窗好友。刘焯，（544—610）也是隋朝著名经学家，二人先后向同郡人刘轨思学《毛诗》，向广平人郭懋当学《左传》，向阜城人熊安生学《礼》。二人又“闭户读书，十年不出”，“虽衣食不济，晏如也”。（《隋书·刘焯传》）如此追求“内涵”的人，实属古今罕见，当然也就学识非凡。所以当隋朝吏部尚书问刘炫有什么才学时，他毫不谦虚地说：“周礼c礼记c毛诗c尚书c公羊c左传c孝经c论语，孔c郑c王c何c服c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c仪礼c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究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刘炫传》）一句话，是个通儒大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隋文帝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隋开皇年间，刘炫入朝参与撰写国史和修订天文律历。当时，大臣牛弘奏请购求逸书。此时的刘炫居然运用自己的才华技能，伪造书籍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c《鲁史记》等，卖给官府。后来被人揭发。刘炫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刚刚得到的一个官职也被撤掉，打起铺盖回老家去了。 一个大学问家 刘炫向吏部尚书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嘘，他的确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大学问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隋代能称得起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焯时称“二刘”。《北史·儒林传》称：“惟信都刘士元（焯）c河间刘光伯（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宗之。”又称：“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 刘炫对《毛诗》的研究，有很大贡献。《毛诗》之传，发轫于西汉河间国，当时不显于朝。直到东汉郑玄为其作笺，《毛诗》才盛行于世。南北朝魏朝饶阳人刘献之，精通《毛诗》。其弟子刘轨思，“说《诗》甚精”。刘炫和刘焯就从刘轨思学《诗》。刘炫著有《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这些著作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后人吸收。唐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即以刘炫的《毛诗述义》和刘焯的《毛诗义疏》为稿本，因为孔颖达是他们的学生。 刘炫对《左传》有独到见解。《春秋》之传，晋代《公羊》c《谷梁》c《左传》俱立国学。隋代《左传》盛行起来。刘炫治《春秋》相当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其中《规过》一书，是专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杜预是西晋大臣，文武全才，曾因军功封“当阳县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学”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 纪晓岚有《过景城忆刘光伯》一诗赞曰： 故宅今何在？遗书亦尽亡。 谁知冯道里，曾似郑公乡。 三传分坚垒，诸儒各瓣香。 多君真北士，敢议杜当阳。 那么，他为什么要伪造经典呢？难道是为了炫耀学问？ 刘炫在他才华初露时，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廷做事。修过国史，订过律历，兼于内史考订群言。他先后值班于尚书c门下c内史三省，但却没有一官半职，以致于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税赋。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内史令诉苦。内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考察他，见他口说大话，不予信任。后来经众人举荐，好容易得到一个“殿内将军”的职衔，却又因“造假书案”而丢掉了，而且还背上了一个鄙俗的恶名。 造书骗赏，完全是穷困造成的，整天饿着肚子，还讲什么斯文道德？按《隋书·儒林传》记载，当时的巨儒在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道人，学多鄙俗者也”。可以说，刘炫生不逢时，他的遭遇正是当时儒生共同命运的缩影。 刘炫丢了官差，回老家教书。后又被太子杨勇召至京师，要他去侍奉蜀王杨秀。刘炫拖延不愿从命，结果惹恼了蜀王，将其“枷送益州”。一介书生，披枷带锁，千里跋涉，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帐内“持仗为门卫”，当了门童。斯文扫地啊，多么令人尴尬汗颜的差事？ 正如大家所知，这位蜀王，杨广的哥哥蜀王杨勇被废了，与杨勇的这段过节反而成了他时来运转的最大资本。授旅骑尉，与诸儒修《五礼》。又被命修律令，后升为太学博士。 在朝期间，刘炫提出过很多正确的建议，他认为事繁政弊，公文繁琐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乱局面。主张简化办事程序。对外，他反对出兵高丽，作《抚夷论》指陈利弊。他有许多为政治国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是，这人性格躁竞，自恃才高，目中无人，经常轻慢当局，上司不喜欢，同僚也忌妒。他讲古文《孝经》，“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说那书是他自己假造的。其实他所讲的《孝经》正是孔子传人藏之于鲁壁的真本，刘炫曾作《稽疑》一篇，欲兴坠起废，但是他造假书的前科，成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常被人提及，不能见容于世人，结果太学博士当了一年多，即被以品行卑下而辞退了。 隋末，这位当朝巨儒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最后竟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 不过，他造假的事迹却载入史册，他造的伪书虽然《隋书》的《艺文志》里不予收录，却也继续流传，到了唐朝开元间，还是被列为皇家藏书！《北史·刘炫传》说：“隋文搜访图籍，炫因造《连山》c《鲁史记》上之。马端临据此以为炫作，或有然者。盖炫后事发除名，故《隋志》不录，而其书尚传于后，开元中盛集群书，仍入禁中尔。” 而关于这两部伪书――《连山易》和《鲁史记》――的故事还有更为传奇的故事。未完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连山易》：造假者连绵不绝 《易经》是我国古代的“众经之祖，大道之源”，其内容博大精深。孔子喜欢读《易》，为了搞懂它的思想内涵，他反复翻阅这本书，以致把穿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若干次，留下了“韦编三绝”的苦读佳话。而《易经》也被一直列为儒家重要教材之一。 其实远古的《易经》有三种，即“三易”，《周礼》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三易中的《连山易》，古时多只称《连山》，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据传为盘古开天地后第一代君主天皇氏所创。之所以叫“连山”这个名字，是因为连山易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其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连山易和归藏易，两千年来历代典籍都很少有记载，学术界无不认为其已失传，几成定论。此二易也成为中华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千古之谜。有意思的是，归藏易确实是归藏了，一点踪迹也没有。而跟在“连山易”这个书名后面的却是连绵不绝的伪书。 东汉时期有过《连山》c《归藏》 东汉思想家c王充的崇拜者桓谭在其《新论正经》中记载：“《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桓谭是东汉人，其言之凿凿，说有《连山》c《归藏》，其中《连山》有“八万言”，在古代的书籍里，可算是鸿篇巨制。另一个力证就是去东汉未远的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都引有《连山易》的文字，可证桓谭之说并非无据，说明东汉时代的确有一部《连山易》。 是不是刘歆等的伪作？ 那么这部《连山》是怎么来的呢？由于文献无记，难以确断，后人只能作一下推测和猜想。 有的认为：这部《连山》与桓谭说的《归藏》都是出于刘歆或其同道文人的伪作。刘歆利用整理国家图书之便，篡改伪作了一整套“古文经”与“今文经”派抗衡，从而挑起了两派的争斗。他为了给自己的学说提供口实，在这些经书里杜造了不少所谓的古书名目，如《左传》中的《三坟》c《五典》c《八索》c《九丘》之类，也包括《周礼》中的《连山》和《归藏》。这些书在现实里自然是看不到的，但刘歆等人可以说它们是经过“秦火”而失传了。然而众所周知，秦火不焚卜筮之书，《周易》完整地保存下来便是明证，那么要说《连山》c《归藏》是经过秦火失传了，是不能取信于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伪造出这两部易书来。这对刘歆等人来说是最方便不过了，他掌管着中秘的图书，而这些书中就有好多从先秦流传下来的无名古易书，从中选取两种作底本，再参以其它的易书，要作成两部新易书是不难的。自然，这也需要付出劳动，我们看看桓谭所记，《连山》有八万言，《归藏》却只有四千三百言，可推知刘歆等人是先作了《连山》，用力甚勤，故卷帙巨大，到了造《归藏》时，心力已尽，仓促成书，故仅及《连山》的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当然，这些也只是推测。 《连山》作成后，藏于兰台（汉代宫中藏书之处），并在社会上流传。为了使人相信这的确是古传的易书，作伪者自然不敢吐露实情，后来刘歆被诛，其事就更无人知晓了，故桓谭见到了《连山》c《归藏》，也相信它是“古易”而写入了《新论》。这属于标准的“以讹传讹”。此书北魏时尚行于世，故郦道元尚得见而引之，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则其时已经失传。所以，别管真还是伪，都已经不见了。 南北朝梁元帝作《连山》 东汉的《连山》失传之后，到了南北朝时期，梁元帝又作了一部《连山》。 梁元帝萧绎，字世诚，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兰陵萧氏皆明于易理，盖本自家学。据《南史》，梁武帝萧衍撰《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c《二系》c《文言》c《序卦》等义；梁简文帝萧纲（萧绎之兄）也撰有《易林》十七卷。梁元帝萧绎亦著《周易讲疏》十卷，又著《连山》三十卷，他写的《金楼子·著书篇》说：“《连山》三秩三十卷”，注：“金楼年在弱冠著此书，至于立年其功始就。躬亲笔削，极有其劳。”可见这是萧绎早期的作品，但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写完定稿，从弱冠（十五岁）到而立之年（三十岁），前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隋书·经籍志·五行类》c《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都著录梁元帝《连山》三十卷，而《宋史·艺文志》不著录，大概当时已经亡佚了，今已不可考。唯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的一些语句 可知此书乃杂采易学类诸书编纂而成，故卷帙浩大。可惜今天已经只字不存。 隋代刘炫又造《连山》 继梁元帝《连山》之后，隋代的刘炫又造了一部《连山》。 据《北史·儒林传》，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学识渊博，但宦途不遂，做过几任小官。著书多种，而《连山》乃其所造的伪书。《儒林传》云：“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c《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 有意思的是，刘炫的这部《连山》虽然被发现为伪书，但并没有遭毁，《隋志》和《旧唐志》里虽然不著录，在《新唐书·艺文志·经部·易类》里却著录了《连山》十卷，不著撰人名，而写着是司马膺注。这书肯定不是梁元帝的《连山》，因为在同一本书的《五行类》里著录了梁元帝《连山》三十卷，所以这只能是刘炫伪造的那部《连山》。 清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连山·附诸家论说》中说：“自唐以前并无其书，则唐之《连山》似隋世伪书。” 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不载，但宋代黄裳说：“《连山易》，长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纵。”邵博亦曰：“《连山易》意义浅甚，其刘炫之伪书乎？”（上皆见马国翰辑引），则宋代尚存于世。 北宋时出了三坟易的连山 北宋时又出了一部《古三坟》，一卷，分为《山坟》c《气坟》c《形坟》三篇。其中《山坟》又被称为《连山》，其书“名皆怪异，辞意浅陋”，后人已经辨其为宋人所伪撰。《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经部·易类存目》，《提要》曰：“案《三坟》之名见于《左传》，然周秦以来，经c传c子c史从无一引其说者，不但汉代至唐不著录也。此本晁公武《读书志》认为张商英得于比阳民舍；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毛渐得于唐州，盖北宋人所为。其书分《山坟》c《气坟》c《形坟》，以《连山》为伏羲之《易》，《归藏》为神农之《易》，《乾坤》为黄帝之《易》，各衍为六十四卦，而系之以《传》，其名皆不可训诂，又杂以《河图代姓纪》及策辞政典之类，浅陋尤甚。至以燧人氏为有巢氏子c伏羲氏为燧人氏子，古来伪书之拙，莫过于是，故宋元以来，自郑樵外，无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镗刻入《汉魏丛书》，又题为晋阮咸注，伪中之伪，益不足辨矣。” 此书之大略于兹可见。然其虽为宋人所伪作，但作者颇费心力，其《河图代姓纪》一篇，盖本自谶纬之书，多存汉魏遗说；其推演之理，虽然朴陋，亦可自成一家之言，从中亦可窥见宋人易学得某些方面，故不可一笔抹煞。 清代马国翰玉函山辑佚书 《连山》虽然经历代学者探讨并产生了许多作品，但自元明以后，除了《古三坟》以外，其它皆佚，若想见到一鳞半爪，只能看辑本了。《连山》的辑本不多，就今所能见到的，有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c王谟《汉魏遗书钞》本和观沫道人《闰竹居丛书》本，而以马国翰的辑本为最完备。 真书早已失传，而在这个名目下，伪书却因为种种由头连绵不断地出现又消失，这种现象在古书界也十分罕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历书》：书是好书，作者不正经 《历书》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部天文专著，在中华古代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于该书的作者，史册上记述的很少，曾经一度，人们还认为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部书的作者其实是隋朝的刘焯。 刘焯字士元，隋朝经学家c天文学家。信都昌亭(今冀州市)人，生于公元544年。他天资非常聪明。据说，少年时代，先后跟从多位老师学习《诗经》c《左传》c《周礼》c《仪礼》和《礼记》时，他的天资就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些老师们的讲课水平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每次他都未等学业结束就离开了。后来，他帮一位藏书家刘智海整理典籍，埋头十年，以致穷困潦倒，连吃饭穿衣都发生困难。但这个时候的刘焯，却已是精神上的富人，并因深通儒家学说而远近闻名，与他的同窗好友c隋代大学者刘炫当时并称“二刘”。不久后刘焯当了州博士，充分沾了知识分子的光。 随后，刘焯开始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成了员外将军，有机会参加编纂国史c议定乐律和历法。在与京城各大学子研究古今贤达之士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他那满肚子的学问更是厚积薄发。每次他一落座，辩论诘问之声四起，却没一个人能把他驳倒，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隋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隋文帝便诏刘焯c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辨清。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两次遭遇挫折的刘焯对仕途已经心灰意冷，转而以教书著述为主。这期间他对《九章算术》c《周髀算经》c《七曜历书》等十几部涉及日月运行c山川地理的著作悉心研究，著出了《稽极》c《历书》和《五经述议》，这些都成为当时的天文名著。当读到这些观点新颖c见解独到的著作时，不计其数的儒者和年轻学生纷纷以他为偶像，不远千里前来当面求教。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c刘炫二人。”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c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他的门生弟子很多，成名的也不少，其中衡水县的孔颖达和盖文达，就是他的得意门生，这二人后来都成为唐初的经学大师。 可以说，刘焯如果能乘势而上，广收门徒，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也许又会再现一个“孔子第二”了。 然而，刘焯虽学富五车c才高八斗，为人却心胸狭窄，贪财吝啬。眼见得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当即念头一转，就做起学问生意了。不向他送见面礼c或者送少了礼的，根本就得不到他的真正教诲。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所做所为由崇拜转为失望，并开始看不起他。等到他满腹经纶化作不菲的财富后，他的门庭也开始冷落。 后来隋炀帝即位，刘焯又被重新启用，任太学博士。当时，历法多存谬误，刘焯多次建议修改。公元600年，他呕心沥血，造出了《皇极历》，但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c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因为处世失当的副作用，刘焯后来又卷入一次朝廷冲突，再一次充了“炮灰”，被流放到边关充军。最后去世时，好友刘炫为他请赐谥号，却得不到一个大臣的拥护。 直到多年以后，他的学术观点逐渐被世人所识。然而，由于做人方面的缺陷，他的作品始终不能与一些划时代的东西相提并论，哪怕它本身已含很高的科学价值。刘焯的才华，即便与他的为人处世有不相协调的出入，但尊重知识的后人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甚至超常的评价。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记起c说起的只有《历书》，而没有刘焯这个人，真是吃水忘了挖井人。 刘焯的《皇极历》创立的定气法直到1645年才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采用，从而完成了中国历法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 刘焯的创见和一些论断，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却在后世被接受，或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c改进。因而他对科学的贡献是不容磨灭的。但对照其人其书，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书是好书，可惜人‘不正经’。以致如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续六经》：王勃，原来你有一个这样的爷爷 王勃是初唐著名诗人，其诗文《登鹳雀楼》c《滕王阁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因为要去看望在交趾（今越南）做县令的父亲，归途中船只失事，28岁的他落水惊悸而死。后人深以为憾，认为天妒英才。 而王勃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爷爷王通也是一个奇人。王通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他居然模仿孔子编的儒家教材“六经”，自己也编了一套“六经”，史称《王氏六经”》，或《续六经》。这真是太有意思的一件事。 王通（584—617），字仲淹（这字也很厉害吧？比范仲淹早好几百年呢），道号文中子，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朝著名儒家c教育家c思想家。 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中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夫子指的是他自己。要知道，孔夫子十五岁时刚刚“有志于学”，而他这个岁数已经“为人师表了”！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c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c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 经过潜心研究后，王通觉得学问有成，便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包括《礼论》c《乐论》c《续诗》c《续书》c《元经》c《赞易》。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c南阳程元c中山贾琼c河东薛收c太山姚义c太原温彦博c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他的弟子姚义是个慷慨之士，相当于孔子的弟子仲由；薛收在哲学方面很出色，相当于庄周。哎呀，居然有模有样的真像那么回事！尤其看看他的这些弟子，你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要知道，那个他没有特意表扬的弟子温彦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那是唐朝的一代名相啊！ 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c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但据考证并不是事实。 明代之后，南学兴盛，尤其信奉阳明学者出于对北学的偏见，对王通开创的“河汾道统”肆意加以贬抑。后世妄人语结无词之处，颇多泼妇长舌之言，评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其著作《续六经》，约于唐代散佚。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前人考证后，认作伪造。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也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c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相当于孔子之后有其弟子所编的孔子语录《论语》。“中”即“文中子”，是王通死后他的弟子给他取的谥号。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畤（王勃之父）手里后，福畤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c发展现c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c达c典c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总之，王勃的爷爷是一个有趣的爷爷，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王勃的爷爷”！不过，且住！事情到此为止还不算奇。更奇的是，王勃作为王通的孙子，深受其影响，他不仅继承祖父遗志完成了王通“续六经”之一的《续书》所阙十六篇的补阙，刊成二十五卷，而且自己也编了一部书，叫做《次论语》！这部书是收集孔子《论语》以外散见于其它典籍史料中的言论，有十卷之多，很有学术价值。只可惜，也已经亡轶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修八史：君臣黄金搭档，官修史书的一道盛宴 唐朝最牛的一点是，修了六部史书，批准颁行了两部私修史书，全部列入正史。八部史书都被列入“二十四史”，占了三分之一。为人们呈现了一道史书盛宴。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隋书·令狐德棻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 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c陈c齐c周c隋）。其中不包括魏史，是因为魏史已经有两部《魏书》。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而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理念成为唐朝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 唐朝修官史，参与修史的人都是很恰当的。很多人的父亲在隋朝时就已经着手修相关史书，只是尚未完成。朝廷选他们修史实际上是给了他们子承父业，完成乃父遗志的机会。 《梁书》c《陈书》：姚思廉一人独任，写史书全用古文 《梁书》c《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c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 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c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c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c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十年（636）奏上。 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c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鈩锤，直欲远追班c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北齐书》：李百药俗语入史，陆游点赞 《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 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c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 《南史》c《北史》：李延年昼夜抄史料私修通史获颁行，其父九泉当无恨 《南史》c《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c齐c梁c陈c魏c齐c周c隋南北分隔，南书骂北为“索虏”，北书骂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 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c《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c梁c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卷c《北史》100卷的撰写。 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c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c《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南史》c《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c《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官修史书长处多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c《陈书》c《齐书》c《周书》c《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c李百药c令狐德棻和魏征，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征。魏征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c陈c周c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c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c《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唐版《晋书》成，废尽十八家 有意思的是，在魏征和长孙无忌先后主持五代史的编撰之外，唐太宗还亲自主持了《晋书》的编撰。 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c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c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c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c中书令褚遂良c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c陆元仕c刘子翼c卢承基c李淳风c李义府c薛元超c辛玄驭c刘裔之c杨仁卿c李延寿c张文恭等。这些人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官修史书中是很罕见的。 唐廷重撰晋书，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10帝纪c10志c70列传c30载记，共130卷。 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c律历c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c武二帝及陆机c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干宝写《搜神记》的动机，明显是迷信，却进入正史记载。读者可参阅《搜神记》章节。 《隋书》：魏征c孔颖达c许敬宗铁三角保证史书质量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c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贞观十年（636），《隋书》纪c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c《北齐书》c《梁书》c《陈书》合称为《五代史》。 《五代史志》：完美的收官之战 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c李淳风c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c传部分合为一书。 《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c史c子c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c《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总之，《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李延寿私人编修但获得政府批准而列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共八部史书，是唐初修史的伟大工程，唐太宗c魏征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黄金搭档，在史学领域的配合也是可圈可点。他们组建的修史团队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知人善任，秉笔直书，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史书组团问世，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做出了史学界应有的贡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中国史书之奇：盛世修史，乱世著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未尝中断，环环相扣到今天，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传统，那就是盛世修史，乱世著史。这就使得无论治世还是乱世，总有记载历史进程和演变的史书。而且每个历史时期的史书往往不止一部。传奇的二十四史的大多数都是从众多的同题材史书中被时间筛选出来的出类拔萃之作。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史书的质量。下面，就“盛世修史”和“乱世著史”进行具体介绍。 盛世修史 汉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司马迁，正是于西汉国力极盛的武帝时期完成《史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史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东汉“光武中兴”，班彪续司马迁之业，作《太史公书》“后篇”数十篇，为其子班固作《汉书》奠定基础。班固深得明帝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积二十余年心力，终成《汉书》。《汉书》被史学史家认为是中国史学“正史格局形成的标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常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辉煌盛世。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c魏征等人主持修前代史，并对修史机构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书（《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同时修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下诏重修《晋书》，房玄龄c褚遂良为监修，两年后，《晋书》修成。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唐朝设立史馆及完善史馆制度，为后世沿袭，对保存正史起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清朝统治者在入关第二年（1645年）即设立明史馆，但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史馆才开始修《明史》的工作。历经数十载，《明史》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成。梁启超认为“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c班c范c陈四书外，最为精善”。 以上只是盛世修史活动的荦荦大者。其他如元朝，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盛世，但中国疆域于此时达极盛，有史家称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元朝并修《宋史》c《辽史》c《金史》，体现出开放包容的思想特色，也属别具一格。因此，说盛世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并不为过。 当然，中国史学传统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乱世著史。 乱世著史 春秋战国时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一书被认为中国史学开始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动荡不已的时代。这个时代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急剧增多。除去官修史书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5]陈寿c沈约c范晔c鱼豢c王荃c吴均c崔鸿等都是一时的名家。后世学者认为中国成为史学之泱泱大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唐代安史之乱，整个社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三年（766），杜佑开始写《通典》。自称“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两宋立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时困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产生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c《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环志略》，何秋涛编《朔方备剩》，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国初年，天下纷扰，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新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声。 综合评述 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代表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共同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历史意识，也形成了古史学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者在指导思想c承载着的历史内容等方面又有着较大差异。盛世修史多为朝廷组织，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端：一，保存历史的轨迹。太史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也，汝甚念哉！”司马迁秉承父意，修成《史记》。这种历史意识为后世继承。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便建议：“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且恐岁久渐至遗忘。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矣”。元世祖甚重其言，遂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三，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班氏父子表现出太多为本朝辩护的意识，他们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指导思想。以上出发点决定了正史常有诸多不足。 梁启超谓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之家谱”，所言极是。但绝不能因此认为正史就缺少历史价值。二十四史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受到过或此或彼的指责，仍然是其他史书所无法取代的。以颇遭非议的《元史》为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迅速下诏修史，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元史》体裁内容上也多有重复混乱之处，但仍旧是我们研究元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黑格尔曾经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倘若没有朝廷的组织，这种历史纪录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是不可以想象的。 与盛世修史相比较，乱世著史多为个人从事，也是我国史书从不中断的根本。当乱世的朝廷自顾不暇，无心力去劳师动众修纂史书，也没有能力去禁止私修史书时。常怀治平使命的的知识分子此时开始发力。血性一点的，慷慨悲歌，投笔从戎。文弱一些的，则穷究经史，探寻摆脱困境的办法。所以乱世所著史书更多地表现出探求历史治乱之道的色彩，包含着更为浓郁的经世致用思想。因较少朝廷约束之故，这类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历史之立脚点”，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强，更富于历史批判精神。试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黄宗羲何能发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者”的黄钟大吕之声？如果不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何能向旧史学猛烈开火？ 其实，无论治世还是乱世，修史的重任都是不偏不倚地落在一代知识分子肩上。让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信史。有区别的只是有无政府组织。有组织他们会修史，没有组织，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受到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依然会拿起史笔。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责任感自古至今一以贯之。中国的“士”阶层也是举世独有。读者诸君不难揣测到“士”与“史”的微妙对应关系。君不见，只有朝廷逼迫他们放下史笔，禁止私修官史之时，他们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史笔。有的史书虽曰官修，实则只是对已有的私修史书的官方认定。如班固的《汉书》，唐朝李延年的《南史》和《北史》。 总之，一个有担当的士阶层，一个优秀的史学传统让中国成为一个史的国度。中国人不信宗教，不信鬼神，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表现为最大限度的实录现实的史学精神，家国天下的历史情怀，二十四史就是这种精神和情怀为古书界增添的一道无比靓丽的风景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目录：古书界的指南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分类理论应用于目录制作的国家。《七略》创立的六分法分类体系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魏晋时期，一种新的分类法——四分法应运而生。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唐朝学者已经痛感目录学不发达给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不便。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刘昫（xu)说道：“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通志·校雠略》着重探讨了图书分类理论，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专著。清代乾嘉年间，章学诚总结了前人的成果，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编纂思想，对目录的分类方法c著录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是两千年前汉代刘歆以他父亲刘向的《别录》为基础，按书的内容性质和先后次序，编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分类目录，叫《七略》。他把当时的古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c诸子略c诗赋略c兵书略c术数略c方技略六大类。《七略》中的首略辑略，是六的总序及总目。每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即各“略”之下所分的“种”，如六艺略分易c书c诗c礼c乐c春秋c论语c孝经c小学九种。六略共分三十五种。公元一世纪，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就沿袭了这一分类方法。《七略》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专著。公元三世纪，西晋荀勖因三国时魏郑默的《中经》。而编成《中经簿》，把各种书籍总括为甲c乙c丙c丁四部。甲为五经，乙为诸子，丙为史记，丁为诗赋。东晋时，李充沿用荀勖四部之法，而换其乙c丙之书，将乙改为史记，丙改为诸子。后来唐代编修《隋书·经籍志》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方法，正式确定了经c史c子c集的名称和顺序。唐朝初年设立的集贤书院，就是按经c史c子c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这便是“四库”名称的由来。后来历代的公私藏书目录均采用这种四部分类法。到清代修《四库全书》，仍沿用经c史c子c集的名称和顺序，只是对子目进行一些调整。由于纂修《四库全书》出自“钦定”，《四库总目》成书后，四部分类法便占据了分类界的统治地位。此后，一般称四部分类法为四库分类法。四库分类法的体系排比是： 经部：收录的书为五经c四书c春秋c小学等十四类。 史部：收录的书为各种体裁的史书c地理及典章制度c书目等十五类。 子部：收录的书为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历代编辑的类书c丛书等十四类。 集部：收录的书为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著作的诗文集c楚辞c词曲文学评论等五类。 清代的《四库全书》，便是按四部分类法编纂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清高宗弘历即位之后，为效法汉唐各代帝王，以“稽古右文”的名义，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及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两次下诏征集图书。乾隆三十八年，成立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机构，名“四库馆”。当时征集图书规模之大和任用人员之多，都是空前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共征集了三万三千多种书，遍及当时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份。在这三万多种书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3470余种；另有6790多种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仅保留书名，列入《四库存目》；尚有650余种被认为是违反清王朝政治利益的，被禁毁。参加纂修工作的官员，前后共达三百六十人。编纂工作名义上是由永容等三位皇子领衔，实际上则是由纪昀c陆锡熊等人总其事的。而参加缮写工作的人员，更多达三千八百余人。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历时十年。总计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三百余卷，三万六千三百余册。为了收藏这部书，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建筑式样，在北京皇宫内修建了文渊阁；同年十一月第二部完成，藏之于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故宫的文溯阁；次年冬天完成第三部，藏之于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乾隆五十年（1785年）第四部竣工，藏之于热河（今河北承德市）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北四阁，也叫内廷四阁。其后，因“念江c浙人文渊薮，其间好古力学之士，愿读中秘书者必众”，随又诏命四库馆续缮全书三份，分贮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今浙内）。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南三阁，也叫江浙三阁。北四阁用的是上等开花榜纸；南三阁用的是白太史连纸，而书品也比北四阁略小些。书页都是直行红格，名为“朱丝栏”，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字体为清初流行的馆阁体，清秀悦目。书的装帧是绢面包背装。绢面的颜色，标志着书的类别。经部为黄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棕色。北四阁每册的首页均盖阁印，如文渊阁书盖的玺印为“文渊阁宝”，文津阁书盖的为“文津阁宝”。南三阁每册的首页均盖“古稀天子之宝”，因为续缮南三阁书时，乾隆帝弘历已年近七十，俗称为“古稀”之年。南北七阁的每册末页，均盖“乾隆御览之宝”玺印。至此，我国的古书完成了目录与书合二为一的一项大工程。四库全书不仅缮写c装帧十分考究，就是保管方面也设置得甚为周全。每若干册贮存在一个楸木制的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书名，函内用香楠木作书夹板，用绸带束住。函面字c绸带和书的绢面c颜色都是相同的。为了取书的方便，每种书籍的在架上的陈列，都有一定的位置，并对每架陈列书籍的位置画出了图样，名为《四库全书排架图》。国家藏书达到了目录与藏书的高度统一c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c收集与防毁的高度统一。 这七阁藏书存毁情况如何呢？北四阁藏本中的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侵略军焚掠圆明园时与阁俱毁。文渊阁本现存台湾省。文溯阁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南三阁藏本中文宗阁和文汇阁本均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时毁于战火。文澜阁本曾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时阁毁书散，后由杭州藏书家丁丙c丁申兄弟自力收集购回八千余册，并将部分缺书重加补抄。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重建，丁氏兄弟将书交回文澜阁。此书后经两次补抄，已全部补齐，现藏浙江图书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另类“论语”：孔子说在《论语》外的那些话 2011年3月27日，时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的叶选平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四届二次常任理事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夫子和他的一些学生的思想，反映在《论语》当中，但孔夫子的思想是不是就是《论语》中的那些东西？恐怕还有散见在其他历史典籍中的。可不可以把凡是‘子曰’的东西，不管是在《论语》中还是在其他典籍中的，都把它们搜集起来，也编成一个‘全集’，姑且叫它《子曰全集》，可行不可行呢？如果可以编出来，我想对于儒学工作的推进也是有益处的。” 确实，孔子的言行史料也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各种历史典籍中。近代以来，学者们多认为这些史料属后人假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近年来出土的竹简c帛书材料却证明，其中有许多记载是可靠的，应该纳入孔子文献的范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孔子家语》。这部一度被认为是东汉学者王肃伪作的书已经被考古发掘反复证明并非伪书，而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书，贴近孔子生活的时代，很有可能是对他言行的真实记录，因此具有研究价值。想来也是，孔子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其言行不应该只在课堂上，他一生到处奔波，求学问道，宣扬学说，言行多矣。《论语》所记，不可能是全部。 其实，在历史上，早已有人辑录《论语》以外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孔子言行资料了。根据有关记载，这项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梁武帝的《孔子正言》和唐代诗人王勃的《次论语》，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据记载，《孔子正言》有二百卷之多，是梁武帝凭借自己手中十四万卷精华藏书搜集起来的。王勃的《次论语》也有十卷之多。 现存此类文献有宋代杨简的《先圣大训》和薛据的《孔子集语》，明代蔡复赏的《孔圣全书》和潘士达的《论语外篇》，清代马骕的《绎史·孔子类记》c曹庭栋的《孔子逸语》和孙星衍的《孔子集语》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有一些当代学者从事这项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姜义华等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c李启谦等的《孔子资料汇编》和郭沂的《孔子集语校补》。 目前在这方面最新的成果是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郭沂编著的《子曰全集》。 这部书从230多种春秋至明代的典籍搜集原始史料，可以说收集之全是空前的。它参考啦多种版本，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全面校勘。为了便于阅读，他对疑难字句做了注释。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各种原始文献的情况，他还为每一种文献做了题解。暂未收录出土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孔子言行的史料，因为目前有关研究尚不成熟。这些史料为数也不少。所以《子曰全集》仍算不得收集孔子言论的全本。 这部书根据文献性质和可靠程度分为十二卷，即论语精义c孝经古今c孔子家语c孔丛家学c儒书存录c三传纪实c孔门承训c马迁立传c史海钩沉c传注杂引c诸子载言c两汉谶纬。应该算得上一部集大成之作。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鹖冠子》：一部“打脸柳宗元”的千古奇书 《鹖冠子》是先秦道家著作，其说大抵本于黄老而杂以刑名。其中的道家易学与道家数术学等学术思想，体现了先秦时期道家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其所提“元气”思想，上承老子道气关系论，下启两汉“元气”论思潮，中与《列子》《吕氏春秋》互相印证，成为先秦黄老学派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书中有大量早期自然科学c图学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图学的成就。 《鹖冠子》的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载“楚人”所作，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这段佚文与《汉书》相合。该书《王铁篇》有柱国﹑令尹等楚官名﹐足见鹖冠子确为楚人。根据这些史料及书的内容，可以推知鹖冠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终生不仕，以大隐著称，是战国著名的哲学家c教育家c文学家，因为他平常总爱戴着一顶用鶡的羽毛装饰着的帽子，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鹖冠子。史评“鹖冠绵绵，亟发深言。奇言奥旨，每每有也”。 《鶡冠》十九篇，其联属精绝，深为奇奥，为六国竞士先鞭。书多奥驳奇创，往往祖黄老c入刑名高异之旨，堪与《庄》c《骚》c《灵素》相颉颃。鹖冠子学派在战国晚期影响非常大。其弟子庞煖在仕途的辉煌令天下多少怀才不遇之能士心跳目眩。杜甫c陈子昂c刘勰等人不仅以鹖冠子自喻，而且对《鹖冠子》一书博辩宏肆的文辞c天下大同的政治主张也称道不已。《鹖冠子》行文古奥典雅，用辞古雅含蕴，字里行间中，处处表现出“道化腐朽为神奇，润物万物而无声”的神奇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唐代大儒韩愈赞叹道：“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阅读《鹖冠子》宛如在一阵阵仙风道雨中，静静聆听先哲圣贤娓娓道出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真谛。 然而，这样一部千古奇书，却蒙冤受屈，一直被目为“伪书”。而将其钉在“伪书”的耻辱柱上的，是唐朝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柳宗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了唐朝，虽然很多名家，如杜甫c韩愈等都对《鹖冠子》这部奇书极口称赞，但柳宗元却作《辩鹖冠子》一文，认为此书“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遂论断它是伪书。自是以来，《鹖冠子》是伪书几成定论。由于柳宗元的影响力，敢于发声为其翻案的几乎没有，于是后世多认同此为伪书。这一定论维持了自柳之后一千多年。 这期间，仍有不少大家对其称道不已。比如宋朝的文学家陆佃，明朝的文学家杨慎，李贽等，都给予《鹖冠子》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由于他的书思想进步，文笔雄健，瑰丽多采。但其“伪书”之名，一直未得洗雪。 直到近代，学者吕思勉指出：“此书词古意茂，决非后世所能伪为，全书多道c法二家论，与《管子》最相似。” 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有学者研究发现，《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有里不见于别书而与《鹖冠子》相合的内容，证实了《鹖冠子》是战国时著作。证明此书并非伪书。确属黄老一派道家著作。这样《鹖冠子》终于去掉了“伪书”之名，重新列入经典之林。但因这个恶名，《鹖冠子》长久以来得不到经典的待遇，很少有人为它作注。其重要注疏有（近）方勇《子藏·道家部·鹖冠子卷》。 记得柳宗元因不懂“肘生柳”里“柳”是“瘤”的通假字，于是在其诗《老将行》里写了一句“今日垂杨生左肘”闹出了千古笑话，而其断《鹖冠子》为伪书的笑话更成为古书界一大笑柄。真是打脸了。 古书的真伪岂能随意臆测呢？必须有真凭实据方可断定，否则只能表示怀疑。一口咬定是要崩了牙齿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奇案：躺枪最是寻常事 《红楼梦》里，曹雪芹借宝玉之口揭开了古书界的一个重要的秘密。 在《红楼梦》第三回宝黛初次见面，宝玉得知黛玉没有表字时，要送她一个字，为了显得有根有据，他顺口杜撰了一个书名――：《古今人物通考》。当被探春揭露是他杜撰时，他又为自己辩护：“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这句话揭示了古书界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古书造假，无处不在。 《红楼梦》里还有一副对联：“假是真时真是假，无为有处有为无”。这何尝不是古书界的真实写照呢？ 的确，在古书界，有一种很令人惊骇却又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古书中“伪书”很多！ “伪”当然是相对于真而言，所谓伪书，即指非真的书。具体地说，伪书是指那些虽署有作者，但却不是书的真正作者，或不是该书全部内容的真正作者，而是由他人冒名伪造部分或全部内容的书籍。 中国古代伪书是随着书的出现而出现的，可以说如影随形。若就张之洞所言“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輶轩语》)而论，中国书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伪书的历史。那么，这么多的伪书从何而来呢？ 要准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过于困难，揣摩古人心境更不是件容易的事。通晓某一种伪书出现的背景及其具体造作过程更非等闲，因为这实在太纷繁复杂。我们仅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一综合，今扼要举其大者如下: 1出于厚古薄今。 好古本为人类通性，只是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太久，好古尊古的倾向更为明显，可以说是“笃古”。孔夫子语录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等教诲，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影响至深至巨，以致后人每看到一部古书，都倍加珍视，并产生了“书愈古愈宝贵”这样一种观念。若非古人所作，反觉没有价值。于是乎，许多年代不确的书，有人为了提高它的价值，便往上推其著作年代，许多分明是后人所撰的书，也因此冠上了古人的名字。 这种情况，在四部图书中，以子部类图书和道藏c佛经类最为明显。如《阴符经》c《老子化胡经》c《太上墨子枕中记)c《周易参同契考异》c《法社经》c《瑜伽法镜经》c《神农本草经》等。《神农本草经》，旧题神农撰。神农氏乃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斯时尚无文字。至战国时期，值诸子托古自尊之时，有所谓神农尝百草之说，但其时，尚无“本草”之名。“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及《楼护传》，至梁阮孝绪《七录》始著录《神农本草》五卷。故而该书为两晋或南北朝时人托古伪撰无疑。需要说明的是该书由于收载了大量药物之名及其疗效，因而是研究我国医药学史的重要文献。原书已佚，现存有明卢复和清过孟起c孙星衍及日本森立之等人的辑佚本。 2出于托名争胜。 因自感名声不大，为了使己作得以流传，遂借重名人而作伪的人，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少。从动机而言，它不同于托古。托古比它要好得多，托古毕竟只是引古人以自重，并藉此发表自己的主张，却绝不诬陷古人，诋毁旁人。托名争胜者则不然，往往累及别人。 为争胜而托名造假书，始自西汉末刘歆。其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争。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都是学问渊博之人，属一时大师之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歆整理古籍之功。只是刘歆也颇有私心。他推崇古文，《诗》宗毛诗，《春秋》宗左氏，出于己好，居然擅自附益窜改古书。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经刘歆窜改，比附为解孔子《春秋》的经传，于是有《春秋左氏传》一书的出现。他的理由是《公羊》c《谷梁》皆晚出，伪漏百出，只有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即《论语》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样，他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春秋左氏传》最可靠。出于对今文家的反感，他用《春秋左氏传》以打倒《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用“毛诗”以打倒齐鲁韩三家《诗经》;以《周礼》排斥《仪礼》，《周礼》一书就是经他窜改后伪托为记载周官制的书。汉魏以后，托名作伪的也有不少，如《文选》中曹冏的《六代论》问世时托名曹植。后来的《杜解》托名苏轼，亦系借重其名。 3出于邀功取赏。 中国古代社会，内乱太多，而藏书的人却太少。大部分书籍，聚在京城，藏于天府。古书的收藏和传播，颇赖皇室之力。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书的劫难委实太多，尤其是兵燹为劫，据隋牛弘所云隋以前即有五次这样的大厄运: 秦皇驭宇，始下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毁，二厄也;孝献移都，西京大乱，一时燔荡，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四厄也;萧绎据有江陵，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也，及周师入郢，萧绎焚之于外城，五厄也。 (牛弘:(请开献书表》) 隋以后呢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隋炀帝在江都，把内府藏书携之同往，炀帝死，书亦散失殆尽。这可算是一劫。唐代安史之乱，长安残破，皇室藏书，焚毁一空，也是一次劫难。唐末藩镇混战，天下文献丧失大半，更是一次书的大劫难。以下宋c元c明c清代有战乱，“天府”藏书劫运不断。而每遭一次劫难，便会使费了许多工夫搜罗而得的抄本c孤本，损失大半。 使书籍亡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的。自秦始皇起至清代雍乾年间，许多封建君主出于维护统治或个人好恶的需要，不止一次地。如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西晋东晋之禁天文图谶，北齐北周之禁老庄c佛经c道书，宋代之禁兵书及私家文集评议朝政者，元代之焚毁“伪道经”等等。明清两代，封建统治日益加强，也愈趋严酷。明代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c“妖术”色彩的“妖书”以外，思想上不符合当时规范的书也遭到查禁。到了清代，屡兴文字狱，许多著作因之亡佚。更有甚者，清代统治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几乎对当时流传的所有图书进行了全面审查，对不少图书进行了删改或禁毁。的结果，使中国古代图书的流传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少书籍，因而亡佚。 然而，中国古代皇帝中不少人为了粉饰太平，常标“偃武修文”。于是在历史上的书荒之年，又常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设法恢复补充“天府”之藏书。翻开历史，屡有记载。如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并置写书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写;汉成帝时，派陈农广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年间，杨坚因宰相牛弘的条陈，分头遣人访求异本，献书一本，赏绸一匹;唐贞观中，魏征及令弧德棻，曾请购募亡供书籍，酬报从厚；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王朝为编簽《四库全书》，下诏访求遗失之典籍;等等，不胜枚举。历代王朝重视典籍的搜求与整理，无疑对中华民族文献典籍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是大乱之后，书籍亡佚太多，官府急于补充，往往疏于严审。从重赏赐，从宽取录，实给一些人提供了制作伪书的机会。有的改头换面，有的伪造重抄，有的割裂杂凑，几乎是是各显神通。中国伪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即由此而来。如汉成帝时，《尚书》百篇，自经秦火后，十丧其七，只余二十八篇。汉成帝因酷好这部书，重赏求购，以求得足本为快。当时有个叫张霸的人，心窃喜之，赶紧造出了一本一百零二篇的《尚书》，比足本还多两篇。其实里面除了二十八篇外，其余都是张霸先生所著。可谓为邀赏不择手段。 4出于打击异己。 中国古代有官场险恶c人心难测之说。为了攻击政敌，打击异己，有些人无所不用其极。而采用制作伪书来诬谄攻击对手的方法，可以说是既隐蔽又巧妙，让人防不胜防。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个“高招”。唐代后期，牛李党争甚剧，李德裕门人因作《周秦纪行》，以诬害异党牛僧。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每有不合，一主变法，一主守旧，这一点自是事实。但后代欲攻击王安石之人，便借司马光之名，将其所作《涑水纪闻》加以增剧窜改，用来痛诋王安石，可谓太过。又如，北宋魏泰对梅尧臣不满，但梅尧臣权大势重，想推倒他实不容易，魏泰思之良久后，便假梅尧臣之名作《碧云騢》一书。碧云騢者，谓马旋毛，品格虽贵，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书一卷，所载皆厉诋当时朝王及名臣范仲淹的话。魏泰欲藉此引起人们对梅尧臣的公愤。又清代有《幸存录)一书，署名为夏允彝所作。夏允彝根本未作此书。当时人假他之名作此书毁谤东林党，也不知为了什么。 这种伪书不管效果如何，仅就其制作伪书的动机而论，恐怕是最卑下的一种，良心实应受到谴责。 5出于好事妄补。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极难分辨，仅介绍几种主要情况于下。一是帝王下旨求书时，常有以卷数之多寡来出资求购的。贪财小人为了邀赏，致有割裂他书篇幅充数以供者。于是古代典籍中，周秦诸子的著作中，同一篇文章往往彼此互见。如《韩非子》第一篇就与《战国策》内一篇相同;《管子》中的“弟子职”与全书体例大不一致，想也是献书之人随意窜入的。二是后人续作而又不署名，便使原作与续作相混，于是生出许多破绽。最典型的例子是《史记》。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不少并非出自司马迁的笔下，因为这当中记载了太多司马迁死后十几年乃至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个中缘由，刘知几曾言之甚详: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厥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冯商c卫衡c扬雄c史岑c梁审c肆仁c晋冯c段肃c全丹c冯衍c韦融c萧奋c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史通·正史》) 自汉武帝太初至汉平帝的百余年间，续《史记》的人竟有十八人之多。因此，《史记》一书破绽甚多。其中只有褚少孙所续之文标明“褚先生曰”，尚可识别，其余十七人的手笔，大都无法辨认，不知者还以为我们的太史公竟活了近二百年。续作古书就其出发点而言，不是存心造伪，但此种做法，于古籍益多害少，还是益少害多，实难公论。三是编辑典籍的人无识贪多，妄为填补。这种情形，汉唐时就有，只是越到后来越多。如《李太白集》c《苏东坡集》皆非其在世时编定，而是死后由门生弟子或他人陆续编成。编者抱着“愈多愈好”的观念，于是不管署名李白c苏轼的作品的真假，一古脑儿收了进去，其实当中有不少非李白c苏东坡之作。 伪书分类 为了研究和介绍上的方便，实有必要对伪书作一分类。前人就此做过许多工作，但各人都依着自己的准则，分类方法不尽一致。有的按门类分，或分为经c史c子c集四个部类，或分为哲学c历史c文学c宗教等数类;有的按性质分，即是根据伪的程度c伪的方式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易于做比较研究。从 辨伪学的角度出发，这一方法较为科学。近人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即采用此法。 1全部伪。此种伪书系指从内容到书名c作者皆伪。主要出现在古代子部(诸子类)和道藏类著作中，如《关尹子》c《孔丛子》之类;经部中也有一些，如《尚书孔氏传》c《子贡诗传》等。 2部分伪。这类伪书在伪书中占有的比重最大，从上面介绍的伪书由来中，我们也可略知个中缘由。我们今天常当作文献看待的许多重要典籍，包括一些极重要的古代作品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史记》c《论语》中都有部分是后人续作或编造;《墨子》c《庄子》c《韩非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窜附进去的;《左传》c《李太白集》等也有非其真作的内容，使用时不可不鉴。 3本无其书而后人伪造的作品。这一般指后代之人附会某种传说而“替古人制作”，如《亢仓子》c《子华子》之类。《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皆不曾著录其目，仅因《史记·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而无事实，后世好事之人遂据以作假。《子华子》也是如此，只因《孔子家语》载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之事，《庄子也载子华子见昭信侯事，后人因此作伪。古人若是泉下有知，当真哭笑不得! 4曾有其书，散佚后，后人托名伪造的作品。中国历代内乱频繁，书的劫运太多，后人为补厥或邀赏制作了大量伪书。如《列子》，最早系列御寇撰，西汉刘向曾校定此书，共有八篇。《汉书·艺文志》著有书目，只是不久即亡佚。今本《列子》乃魏晋间张湛的手笔，实非刘向c班固所见书的原貌。又《竹书纪年)系西晋武帝时代在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宋时亡佚，其后有人杂采各书，撰成今本《竹书纪年》，自然是面目全，所幸近人王国维在清代学者朱右曾研究的基础上，攒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一卷，可证当时通行本之伪。 5内容不尽伪(或不伪)而书名c作者伪。此类伪书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c《晏子春秋》体例相同。今本出自《春秋左氏传》，体例与《公羊传》《谷梁传》相同，不过《春秋》三种注解之一而已，其书本真，只是经刘歆妄为增窜，毁书名c体例改动不少，内容也有变化。二是内容c书名皆不伪而作者伪。对于此种情况，只要详加考核，回复其本来面目，相对而言，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如《孙子》三篇，乃战国时期作品，汉代人撰，《史记》称孙武c孙膑皆作此书。此书也许为孙膑所作，或另一姓孙的人所作，而今本称孙武所作，非是。又《西京杂记)，署名刘歆作，若以此肯认，则大谬，该书其实是晋代葛洪所作，内中述东晋时事甚详。三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c作者肾伪。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如《管子》及《商君书》系先秦作品无疑，非后人伪造者可比，只是两书皆非原名原作者。《管子》是无名氏的丛抄，《商君书》则是战国时的法家杂著，其中记管仲c商鞅死后之事甚多，自然便非管仲c商鞅所作。 6盗袭割裂它书而伪。郭象的《庄子注》，实非己作，其内容十之偷自向秀。王鸿绪的《明史稿》实藉万斯同之功。万斯同一代博学鸿儒，以布衣参史局，修《明史稿》，不署衔，不受俸，书稿皆由其审定，竟有不知廉耻者王鸿绪，对万稿大加改窜，厚颜题曰:“横云山人所著书”。治学术史者不可不深鉴于此。 7在伪书基础上再造伪。这种情况一般是由沽名钓誉之辈或好事之徒故意为之。如今文《尚书》本只二十八篇属真，汉武帝时，孔壁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后人已疑其伪，不久即佚。东晋时，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古文《尚书》之面目。《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载有十一篇，内篇七，外篇四。汉武帝时，赵歧作《孟子经》，判定“外篇”为伪，旋即亡佚，此事本寝。不料到了明代姚士粦偏又造出《孟子》外篇四篇，自非汉武帝时外篇的面目，可谓画蛇添足。再如《慎子》，《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后佚，“百子全书”本乃宋以后人杂凑而成，部分内容系从古书中辑出。而《四部丛刊》又有所谓足本《慎子》，说是明人慎懋赏传下，慎懋赏缘何而得“足本”显系在“百子全书”本的基础上造作而成。 8伪中出伪。此类伪书多是魏晋间的谶纬书。如《乾凿度》，本战国阴阳家及西汉方士所作，恐时人不置信，遂伪托说是孔子在删定群经之后所作。然而今本《乾凿度》又非汉时旧物，每有后人陆续增加而成的痕迹，实是不伦不类。 别管出于什么动机，古书界已是伪书横行，面目全非，一片乱象。怎样还古书界本来面目，谁来做这些工作，伪书们该当何罪，何去何从，这都是摆在古书界极为现实而迫切的难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们第一季 从孟子到柳宗元 中国历代伪书既多，为伪书所累的，恐怕就更多。毕竟著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因而中国历史上代有忠实卓识之士，在整理古代典籍c还古书以真面目方面不遗余力，在校勘c辨伪方面做出了良多贡献，他们堪称古书界的福尔摩斯。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那必须是学养深厚，读书万卷，明目如炬，心细如发且耐得住寂寞者。因此，他们一般都是学问淹通的大学者，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证据，考古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由于伪书的作案现场极为复杂，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出严重现误判，造成冤假错案。此中教训何止一桩。 从孟子到班固 伪书与古书几乎同时产生，所以从战国秦汉时期，古书界的破案活动即已开始。 最早对典籍提出怀疑的，恐怕要算孟子。他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虽很难说是科学的辨伪，也没有实际的破案行为，却可以算是为古书界破案定了调子，确定了指导思想。是破除古书迷信论的黄钟大吕，对后世敢于怀疑古书，并细心寻找证据揭露伪书者是莫大的精神鼓舞，影响至巨。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c屈原在思想认识上则比孟夫子又进了一步。韩非子曾说:“孔子c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c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c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篇》）大胆怀疑的矛头直指孔孟。屈原，则在《天问》中仰天长叹:“桀伐崇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汤何殛焉”表现出一派怀疑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们也只能见其非，而尚无能力辨斥其非，因此也只能算古书界破案的理论家，其怀疑精神光芒万丈。 古书界破案的鼻祖要推司马迁，虽然他主要是位历史学家c文学家。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跋山涉水，翻经究典，搂草打兔子，顺便考证了许多不易弄清的史实。其《史记·五帝本纪》为后世留下了怀疑古史古书的胚芽。对于一种史实的多种互相抵牾的版本他采取并录存疑的态度，鲜明地表达了怀疑精神。 汉末刘向c刘歆父子在奉旨辑校古书c编辑图书目录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地遇到古书辨伪任务，他们首次指出了典籍中多有伪托古人以自重的情况。刘向尝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必托之于神农c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淮南子·修务》) 又言:“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c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 可谓大胆，目光可谓敏锐。 到了东汉，班固撰《汉书》。书中《儒林外传》和《艺文志》两篇，有其正式辨斥伪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之《文子》九篇下有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他还认为《力牧》二十二篇c《孔甲盘盂》二十六篇c《神农》二十篇c《伊尹说》二十七篇c《天乙》三篇等实非真书，并断定其为依托。古书界破案史至此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有了实际的案例。所以班固实现了古书界破案的零的突破，是古书界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破案专家，福尔摩斯。 魏晋时期，世乱靡极，玄学盛行，门阀兴起，士人多沉湎于“昏沉”，学者本少，于古书破案一途，鲜有人问津。相反，由于八王之乱，元嘉丧乱，典籍大量佚散，后起征集者却凭添了不少的书。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道宣，他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曾为古书破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当时佛入中土，佛经翻译量甚大，如同其它各色新东西一样，内中少不了鱼目混珠。有鉴于此，道宣在编定《佛经目录》时，又把可疑的佛经编入《疑经录，开了后代编辑佛经目录时的疑伪先河。 柳宗元：李唐盛世的古书界破案高手 李唐之世，古书破案专家寥若晨星，而且主要出现在唐中叶以后。初唐时期，崇尚军功，文人多愿“立功边疆”。盛唐之世，气象恢宏，歌舞升平，文人吟诗作画，豪纵又潇洒，这时的文人大都不愿去从事古书破案，即辨伪这等极艰辛枯燥的事业。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如武则天时著名史家刘知己不特于史学理论有一种独立的见解――撰就《史通》一书，即在辨伪方面也给予后代学者诸多启发。他曾怀疑《春秋》c《尚书》记载的内容，还曾指出《论语》c《孟子》对于古史的谬误，揭露冯商c卫衡c扬雄c梁审c刘恂等冒名“撰续”《史记》之事实。中唐以后，风气渐渐转移。先是啖助辨《山海经》c《春秋左氏传》c《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之为伪，继之又有赵匡之辨《春秋》，并称“《左传》c《国语》非一人所为，丘明以授曾申，申传吴起，其伪可知”。接着又有柳宗元，他无疑是李唐一代古书界破案的代表人物。他曾辨《列子》c《文子》c《鬼谷子》c《亢仓子》c《鹖冠子》c《论语》等为伪书或为后人杂作。对于《晏子春秋》，他指称:“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柳宗元可谓第一个对伪书进行了比较系统辨斥的学者，案例众多。唐代的辨伪学在他身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然而，破案成就如此之大的柳宗元，却也有千古遗憾。如《鹖冠子》，即已被最新考古发现证明，并非伪书。破案高手柳宗元因此折戟沉沙走麦城。事实胜于雄辩，古书辨伪这件事儿，最终还得靠真凭实据，跟着感觉走毕竟不太靠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们第二季 从欧阳修到朱熹：宋代辨伪学的发展 辨伪学在经过了上千年的历程之后，终于在宋代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宋代的学风甚有别于汉唐，汉代强调的是宗经，而宋代佛学c儒学并盛，学者们同时又吸入了印度佛学的新空气。表现在辨伪学方面，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跳出圈外，古书的问题就看得比较明白了。于是疑古斥古之风大盛，辨伪学者层出不穷。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南宋时有郑樵c程大昌c朱熹c洪迈c张仲友c赵汝楳c高似孙c晁公武c黄震等是一众破案高手。这里仅就其卓有贡献者作一介绍。 欧阳修为文治学，向称一丝不苟。作为一名大史学家，他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修《新五代史》。在目录学上，他的成就也斐然可观，曾主修《崇文总目》，多有创见。在辨伪学上他曾辨《易·系辞》和《童子问》之为伪。《易·系辞》c《文言》c《说卦》c《序卦》c《杂卦》向称孔子所撰，欧阳修一一指斥其非。此外，他对于《左传》c《周礼》所载内容也曾提出过怀疑和批评。除欧阳修外，北宋可称为辨伪学家的还有司马光和王安石等人。司马光对《孟子》一书做过研究，提出了许多怀疑;王安石则怀疑过《春秋》;苏轼撰有《书传》，他们的成就都比较明显。 南宋辨伪学成就较北宋为多。首有郑樵，著有《诗辨妄》，攻《诗序》不遗余力，并曾怀疑过《左传》，继之有汪应辰之不信《孝经》，叶适之不信《管子》c《晏子》c《孙子〉c《司马法》c《六韬》c《老子》等。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c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及黄震的《黄氏日抄》中，都有怀疑古书的言论。另外，赵汝楳著了一部《周易·辑闻》，专辨《十翼》不是孔子所作，在这一点上，近人梁启超说他比欧阳修还要彻底。而在这种辨伪风气的熏育下，一代大师朱熹也投身于辨伪这一途来了。 朱熹是南宋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他辨的书差不多达六十种”。(白寿彝:《朱子辨伪书语序》)从白寿彝先生所料之《书语》中，不难发现朱熹论伪书的精辟与卓见。如朱熹论《归藏》时言道: 有归藏否有，即借来，校此间所藏者，似恶只是伪书也。(《古籍考辨丛刊》第一卷) 论《易龙图》曰: 龙图是假书，无所用，廉节之《易》自两仪c四象c八卦 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处。(同上) 论《省心录》曰: 《省心录》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静也。(同上) 论《握奇经》曰: 《提奇经》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为之。圣贤言语自平止，却无许多峣崎。(同上) 又论《管子》曰: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c老。又有说得也卑，真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说，载之却详。(同上) 较之前人，朱熹的见解新颖而精当。他论《孔丛子》一书为伪，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颇中肯綮: 《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丘语者。但《孝经》相传已久，盖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孔丛子》叙事至东汉，然其词气甚卑近，亦非东汉人作。所载孔藏兄弟往还书疏，正类《西京杂记》中伪造汉人文章，皆甚可笑;所言不肯为三公等事，以前书考之，亦无其实。（同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曾深入研究《古文尚书》和《诗传序》两部书，定其为伪有较详细的论述，实开后代吴澄c阎若璩全面辨斥《古文尚书》的先河。 还有必要提到的一点是朱熹曾对自己辨别伪书的方法做过一番总结: 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以臆度悬断之者也。(同上) 否弃主观臆断，从思想内容和横向比较入手进行辨伪，这是“朱尔摩斯”的一大发明，传之于后者，受益颇大。这是朱熹对辨伪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敢于怀疑古书的真伪，这是一种勇敢的学术精神。然而，勇敢并不等于莽撞，否则，只凭着匹夫之勇，势必如大象闯进瓷器店，造成惨不忍睹的巨大损失。比如《管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里就有与之非常相似的内容，而《晏子》也已经被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明确为真书无疑。古书界在大发展的同时，也在呼吁着更科学的破案方法和手段。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们第三季 明代古书的破案传奇 自宋至明，中有元代。元代拥有天下的时间不长，在古书界破的案不多，影响较小，只是有个叫吴澄的人，曾著《书纂言》一书，对《古文尚书)有所辨斥而已。迄至明初，海内一统，学术繁盛，辨伪学迎来了它的发展时期。于是在明初和明末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古书破案专家:宋濂和胡应麟。这两位大师都有破案经典专著问世。 宋濂：屡破奇案的大师 宋濂( 1310一1381)，是明朝的一位开国功臣，又是个大学问家，主修过《元史》。他曾撰《诸子辨》一书，对子部类四十四种书籍进行了讨论。虽然它并不是一部辨伪专书，但其内容却大部分是讨论伪书的。这在此以前是无先例的。宋濂论伪书时，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其成就也就远远超出前人之上。今列举数则于下。其论《亢仓子)日: 《亢仓子》，凡九篇，相传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不得，及得之，终夜疾读，读毕叹曰:“是伪书也!勦老c庄c文c列及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及以文章取七，且剪巧绮缆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夫文章取七，战国之时无有矣！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讳也，伪之者其唐士乎予犹存疑未决矣。后读他书，果谓天宝初，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其说颇与予所见合。(《古籍考辨丛刊》798一799页) 这里，宋濂不仅指出了《亢桑子》是伪书，而且分析了它是何时何人又缘何而伪，论述指证非常彻底，信为大家。又其论《淮南子》曰:《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c墨c名c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者而乖事实者。既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两楹以候远方”。三代时无印，周官所掌之玺节，郑氏虽谓如今之印章，其实与玉c角c虎c人c龙c符c旌诸节并用，不过手执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鲁国君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如是之类，不能尽举也。(前引书，第814一815页) 这里，宋濂凭其渊博之学识，锐利之眼光，以书之所载，验之当日之事实，然后指出其矛盾荒谬之处，断其为伪，可说判断正确!我们再看看他辨(子华子》的一段话: 予尝考其书，有云:“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于秦。”又稽庄周所载子华子事则云:“见韩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后，前后相去二百余年。子华子寿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语》言:“孔子遇齐程子于郯。”程子盖齐人。今子华子自谓“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后十一世并于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南当为截内小国。温者，周司寇苏忿生之所封。周襄王所举河内温，原以赐晋文公，温固晋邑。孰谓西周之程而顾并于温乎地之远迩，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后序称子华子为鬼谷子师。鬼谷，战国纵横家也。今书绝不似之，乃反类道家言，又颇勦浮屠c老子c庄周c列御寇c孟轲等书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刘向校定诸书咸有序，皆渊慤明整，而此文独不类，其不可知者四。由此观之，其为伪书无疑。 (前引书，800一801页) 这里，宋濂从时间c地点c文义c体例等基本事实入手，剥茧抽丝，细为参校，而后辨斥其为非，逻辑严密，证据确凿，可谓的论。 然而宋濂撰著《诸子辨》一书时，“第以家当屡徙之余，书无片牍可以究质，不能必其无矛盾也”。（顾劼刚《诸子辨·跋》)该书因此也存在不少失检之处，有时前后文义矛盾，有时感情用事，态度失于中允。又由于他重于卫道，偏见也不少。他在书中简直恨不得庄子受孟子的教训，恨不得葛洪改《六艺》。甚至还恨不得把《公孙龙子》之类全烧了!他的卫道者心态，于此可以窥见，从而严重干扰了他的判断。 胡应麟：古书界破案我们是专业的 宋濂之后，著名的方孝孺克继其绪，著有《逊学斋集》，其中定《古三坟〉c《周书》c《夏小正》为伪书，大都比较确当。明中叶梅鷟著《尚书考异》，结论虽不甚正确，但对清代考据大师阎若璩影响甚大。迄至晚明，辨伪学史迎来了它灿烂的一页:胡应麟之撰《四部正讹》，辨伪学界若是要推选大宗师的话，胡应麟应是第一人选。 胡应麟(1551一1618)，字元瑞，自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代浙江兰溪人。《四部正讹》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如果说在此以前，辨伪学家大都是非“职业侦探”――业余的――辨伪成就大多是他们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可以说胡应麟是的的确确的，古书界第一位“职业”侦探。 《四部正讹》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晚于《诸子辨》一书约一百三十年。两者相校，后者比前者有诸多的超越。其一，宋氏专论诸子，胡应麟则扩充义例，遍及四部，所论伪书达一百余种，比宋氏多出一倍有余;其二，《诸子辨》所谓“辨”乃是辨其“各奋私知或戾大道”的殊说，其目的是欲使“道术咸出于一轨”，这是求善，非是求真，虽然里面确有许多辨伪的话。而《四部正讹》一书则较客观，是一部辨伪专书;其三，胡应麟对中国伪书的来历与种类做过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辨伪方法。前两点这里不作细论，下面仅对第三点作一介绍。 《四部正讹》卷上论伪书种类曰: 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 有伪作于前代而后世率之者，风后之《握奇》c歧伯之《素问》是也。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卜商之《易传》c毛渐之《连山》是也。 有缀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鵩而有《鹖冠》是也。 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家发而《师春》补，祷机纪而《楚史》传是也。 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 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枉解》之类是也。 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 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阳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 又有伪而非伪者，《洞录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庄注本向秀所作，郭子玄取而点定之类是也。 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司马潜虚之类是也。 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佚误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转引自《古籍考辨丛刊》第一卷) 于此可见胡应麟的伪书分类法是何等的细密，并可晓知其阅览的广博及观察问题的细致。这一分类法对近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影响甚大。即如今天，为学之人仍多宗其说，本书对伪书的分类也颇采其说。 就四部而言，伪书的情况又各有些什么特点呢胡应麟对此也有论述: 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好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璅（su一古同“琐”）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别什借名窄匿甚众。(前引书，251页) 这对于我们阅读古书时谨防受伪书的影响做了重要提示。 胡应麟在校勒c辨伪的实践过程中还总结出了八条辨伪方法: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此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清矣!（前引书，251页） 这段见诸于《四部正讹》卷末的话并不长，但却非常精要c系统地向人们提示了一套辨别伪书的完整方法。胡应麟从目录著作c文体特征c诸书关系c史实年代c作者撰著目的诸端入手，探源究绪，寻其本来面目，对后世辨伪学影响甚巨。这在今天也不失为一套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方法。 总之，《四部正讹》无愧是辨伪学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胡应麟也确实一位有着专业素养的古书界破案高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们第四季 文字狱助力古书界破案 ――清代辨伪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明代的学风是以“广而疏”为特征的话，那么清代的学风则可用“窄而密”来形容。但是具体到清代，它又有个变化过程。清初的学术界是以奔放c务实和反对空谈为主要特征，而清雍正乾隆期间的学术界则主要是以朴实c实证为主要特点，清初的奔放已不复再见。正是在清中叶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形成了拘守繁琐的清代汉学或清代考据学，当然这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不无关联。清朝统一中国后，较之前朝，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愈形狭窄，文字狱屡兴，学者动辄得祸。这极大地窒息了学术界那种勃发的生机，使大部分学者变得谨小慎微。他们不敢接触现实，甚至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愈趋狭窄。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无可奈何地引向对古代文献的整理c诠释一途。然而，这也形成了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的考据学在这时进入了它登峰造极的时期，以阎若璩c胡渭c万斯同c崔述等为代表的一批朴学大师，更因此把辨伪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代学者因此对古书界疑案的侦破贡献甚巨。 1阎若璩c胡渭的辨伪成就 阎若璩和胡渭是清代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阎若璩( 1636一1704)，字百诗，山西太原人，生长于淮安。他曾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以辨孔壁所出《古文尚书》之伪。 《尚书》自秦火后，西汉初伏生所传为二十八篇，加上《泰誓》为二十九篇，是为“今文本”。后来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得古文《尚书》，比“今文本”还多十六篇。东晋梅颐又献伪《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唐代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时，包括这二十五篇在内。以后历代虽然有人对此《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表示怀疑，但少全面系统的辨斥之文。有鉴于此，阎若璩承袭宋以来吴棫c朱熹c吴澄c梅鷟之相关研究成果，详考历代有关之典籍，从《尚书》的篇数c篇名c子旬c字法c体例等诸多方面入手，大量引用《孟子》c《史记》c《说文解字》等书作为旁证，论证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所谓《古文尚书孔安国传》都是伪书。由于他论证缜密，《古文尚书》为伪书一案，至此成为铁案，不可动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之称赞其书曰: 引经据典，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书类》) 需要附加说明的是，阎氏之证古文尚书为伪，不独具有学，术上的意义，面且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被理学家视为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謨》，现既证《古文尚书》为伪，所谓“孔门心传”那套虚妄的话自然被戳穿了，理学家们为之进退失据，非常狼狈。《古文尚书确证》在某种程度上已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所以，它在思想史上也是件极有意义的盛事。梁启超先生因之称阎若璩为“天下之勇者”实是无愧。 胡渭( 1633一1714)，字朏明，浙江德清人。营著《易图明辨》c《禹贡锥指》c《洪范正论》等书，尤以辨伪著作《易图明辨》最有名。 《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并没有图像。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传给李之才c邵雍c周敦颐，说是由龙马神龟负驮而出，还有所谓太极c无极c先天c后天之说，附会增益，都和《易经》混在一起，并还说出于伏羲c文王c周公c孔子之手。《易经》的诠释因此被弄得神秘玄妙，乌烟瘴气。朱熹著《易本义》时，沿用了这些说法，流布更形广泛，道士们的“易说”因此流行了好几百年。 胡渭对此深不以为然，发愤要辨其伪。终于，胡渭在“引据旧文，互相参证”的基础上，撰就《易图明辨》一书。宣称“诗c书c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c二体c六爻之画，即其图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指证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宋代臆造之说。胡渭这一考证，对宋明理学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述: 须知所谓无极c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重要根核，宋儒言理c言气c言数c言命c言心c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c文c周c孔，以图归诸陈c邵，并不过程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 胡渭以易还之羲c文c周c孔，虽仍然步入了歧途，而以图还之陈(抟)c邵(雍)则是很正确的。不管怎样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易经研究中附加的神秘观点。 与阎若璩c胡渭并世的大学者还有万斯同。万斯同的功绩主要在《明史稿》，但他所著《群书疑辨》一书，对不少古书进行了辨证，于《周礼》一书辨析尤详。 2，姚际恒及其《九经通考》c《古今伪书考》 姚际恒(1647一1715)，字立方，浙江杭州人。其所著《经通考》c《古今伪书考》，实为清代辨伪学界增一大光芒。《古今伪书考》尤堪与《诸子辨》c《四部正讹》鼎足而立，为辨伪史上三大杰作之一。遗憾的是，《九经通考》一书除《诗经论》外，余皆散佚。 《古今伪书考》，一卷。所辨伪书凡八十余种。姚际恒将它分为六类:一是全部伪者，凡六十八;二是真书杂以伪者，凡八;三是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名者，凡六;四是两人共定一书而无从识其主名者，凡二;五是未定著书之人者，凡四。内中又分经c史c子三大部类，所涉极博。姚氏是第一个提出“古今伪书”这一名称者，其勇气和精神，殊堪表彰;然而姚氏治学，恣肆而欠严谨，于辨证考据方面，多有欠允，发挥义理方法远不及阎若璩c胡渭。这一点时人c今人都有讥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者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困c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c赵汝楳之说;以《周易》c《十翼》为伪书，则尤横也。其论学也，谓周c张c程c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c朱之学不息，孔c孟之道不著，则益悍也。 所论确有合于事实者。但因主旨之不同，讥评不免过激。姚际恒博采当时各家之说而著书，可说是出于他的从善服众的公心，以“剽”论，究有未当。更主要的是他乘着求真之目的，戮力将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一扫而空。他生于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下，与黄宗羲c阎若琼c万斯同c毛奇龄等作了同方向的努力，是顺应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这样一种思想与当道者所倡导的自有相乖之处，《九经通论》因之也被排斥在《四库书目》之外，这很大程度上是四库馆诸臣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而加以贬斥的结果。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被唤起来了，清初实事求是的学风一变而为信守汉人师说的学风。姚际恒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受四库馆诸臣的排斥是极自然的。 但姚氏之书确有失检欠允之处，此点，今人顾劼刚先生曾对它做过一番较合实际的批评:姚书之失，厥有二端: 一c学力未充，故间有以不伪为伪，殊失中允; 二c此书有数条仅曰:“分别有通论若干卷。”而对是条即别无论辨者，致《通论》失散，而此条毫无价值。此二失也，实为全书减色不少! 姚氏既从《后汉书》证《诗序》为卫宏所作，是《诗伪》实为宏著，非《伪书》矣;即以为不可，亦可列入“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者”一项，何必曰:“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其说不允。又如《竹书纪年》，本真书也，虽经后人窜改，亦未可速以为全伪;故姚氏于此书曰:“子于纪年以为增加。”然既知为后人增加，而非全伪者，何遽列入全伪类。又如《金匮玉丞经》尽后人推托之辞，伪书也!故氏于是书曰:“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依托者。”夫既知之，何以仍列为真书。(《古籍考辨丛刊》卷一) 然而，瑕不掩瑜，姚际恒对古书的大胆置评，引导着后人沿着他走过的路做更深入的探讨。今人顾实因之著《重考古今伤书考》，黄云眉著《古今伪书考补正》对姚氏之书做了不少的订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象征着学术的不断推陈出新。 3，崔述与《考信录》 乾嘉之世，学术风气愈益沉闷。治学之人，多不敢率性。如有之，则必以崔述为第一人。崔述(1740一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人。其学专于治经，以怀疑c辨伪c考信三者为事。名为治经，实则理董中国之古史。凡诸子百家以及秦汉后传注所言，为群经所不具者，皆不轻信，与乾嘉考据以明音训c究名物者迥异其趣，因之成为乾嘉之世辨伪学界之集大成者。其重要著作有《考信录》三十卷;相关者尚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古文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诗经余论》二卷等，合称为“考信翼录”。《考信录》又分《前录》和《正录》c《后录》。《前录》包括《考信录》提要补上古考信录;《正录》包括《唐虞考信录》c《夏考信录》c《商考信录》c《丰镐考信录》c《洙泗考信录);《后录》则指《孟子事实录》c《考古续说》c《附录》。崔述对古史的辨斥堪称直肆c率性，但多有所据。下面是其辟《诗序》之伪的一段话： 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古文于所刺者!夫诗生于情，情生于境，境有安危享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殊。岂除刺时刺君之外，递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四凶。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之后，更无一人可免于刺者矣!况《北风》之《雄》，《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c宣公，抑何其锻炼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诽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后，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失，吾不知其何故也!(转引自《古史辨》第二册404页) 又如其论《仪礼》一段说: 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盛，而聘食之礼，笾豆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后进之礼而诽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候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后，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在春秋后也!春秋之末，家臣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谮称为诸侯，而仍朝于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诸公，若非战国之时，安有是称!由是言也，《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同前引书) 可谓“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敲细究，当能令人信服。 然而《考信录》中，“自信太过，持其博辨，任情毁誉”，(近人曹养吾语)致论断失其是非者，也所在多有。另外，崔述在辨伪过程中往往站在卫道的立场上，不少论断因之背离了学术的轨道，对此，今人也应有所鉴戒。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福尔摩斯们第五季 从康有为到顾劼刚:近代辨伪学的发达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内忧，沸沸攘攘，学者们要想像以前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研“圣贤”书，已是不可能了。他们必须睁开双眼面对那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努力尝试着反观自己祖先留下的那些“汗牛充栋”的典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漫卷中土，华夏学子深受其浸染。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传统的辨伪学也随着出现了许 多新气象，走上了它新的发展历程。 1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1858一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初从本籍朱次琦问学，好《周礼》，著《政学通论》，后受廖平影响，致力于今文经学。起先，廖平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内有《今古学考》)，主《尚书》今文家言，认为古文《尚书》系刘歆伪造。但终因怯懦不克大成。康有为以此为基础，张扬其说，于1891年撰成《新学伪经考》一书。全书主旨约六端: 一c西汉无所谓古文，凡古文皆刘歆伪造。 二c秦始皇焚书，六经并未受灾，西汉今文十四博士的张本，并无残缺。 三c篆隶之说不可信，孔子时所用字体就是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就字体说，无所谓今古文。 四c刘歆想遮掩作伪的痕迹，所以在校中秘书时，对所传古书多加淆乱。 五c刘歆作伪的动机，是想拥莽篡汉，所以崇奉周公而毁灭孔子的微言大义。 六c古文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东汉的“通学”及郑玄的“淆乱家法”。 在这本书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c《逸礼》c《春秋左传》等，统统说成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而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康有为也无有充足的论据来支持他的论断。但重要的是他在这部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书”，公然宣布为“伪经”，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领域里的沉寂局面，并使学术界得以打破传统思想之藩篱，此意义不可谓不大。为此，他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开一代学风的学者而受到后人的景慕。崔适之著《春秋复始》与《史记探源》自是受到他的影响，近代学术史上的几位大师如梁启超c胡适c顾劼刚等也曾受他的影响，更是很显然的事实。 2王国维的辨伪学成就 王国维(1877一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研究哲学与美学，继而研究词曲;中年以后，专究经学c史学c古文字学c考古学c辨伪学，在这些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对于殷周史的研究，解决了古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成为新史学的开山。 如果说辨伪学进入近代以后有什么新气象的话，那么有两点是必须予以注意的:一是外来学术的激荡，这当中可分观点与方法二途;一是新材料之发现，主要指甲骨文c汉晋简牍c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整理四大宗。此二者之结合，为近世沉闷已久的学术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首先是史学界迎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辨伪学史也因之揭开了它崭新的一页，而以国学为基础综合二者有大成就者，我们实可以王国维为第一人。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言之甚详: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著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严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219页) 诚然，王国维先生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学c文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然于辨伪一项，他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且他不独能辨斥伪书，重要的是他能考订补正古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他对古史建设不遗余力，创获颇丰，今人对此多有申论。兹从三个方面说明于下: 其一，运用新资料补证古史。王国维是我国最早重视用甲骨文字研究古史的学者之一。他以其经史小学的基础和特有的敏锐眼光，很快地对甲骨文字有所发明，据此，相继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c《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c《殷周制度论》等重要文章，证明了《世本》c《史记·殷本纪》之为实录，凿开了古史的浑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与此同时，王国维在研究和利用汉晋简牍和教煌石室及唐人写本藏书过程中，推倒了不少古书中的不实之辞，取得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 其二，辑校古书成绩斐然，使后之学者受惠不浅。王国维精通目录学c版本学，在广研群书的基础上，校勘c重辑了不少古书，使其得返本来面目。如他曾以《续古逸丛书》影内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校《古石盦丛书》日本复宋音注本;以影宋李孟传本《方言》，校卢氏之本，并因此知卢氏所谓李本，实与所见之本不同。卢氏所引者非李氏原刊，可知也。又《竹书纪年》是本重要古书，所记多可纠正《史记》之非，惜至宋时，失佚，后人杂采各书假造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为追复古本，广辑群籍，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价值甚大。 其三，辨斥伪书，允。关于这点，谨移录近人罗振玉先生的一段叙述: 吾友王忠慤公曩撰《南宋所传蒙古史料考》，斥王大观《行程录》，李大谅《征蒙记》及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为伪书，谓所记孟古事多虚妄不实。复申论之曰:“凡研究史学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据他民族之记载，如中国基外民族，若匈奴c若鲜卑c若西域诸国，除中国正史之列传载记外，殆无所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近，记述也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谓信史也!“子深韪其言，益征公所言之确当不易。 (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王国维的具体辨伪成就所在甚多，兹不赘引。 3梁启超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 1873一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以才思敏捷，目光锐利，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著作内容甚为广泛，举凡政治学c经济学c哲学c历史学c法学c社会学c经学c伦理学c佛学c文字学等诸领域，都有涉猎，时之学人无出其右。而于辨伪学，他也有重要的建树，代表著作即是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二书。 《中国历史研究法》著于1921年，是由其在南开大学的讲课稿整理而成，于次年2月付梓刊行。《说史料》c《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二篇即系论述如何以科学之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搜集c整理史料，不乏卓识。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系由梁启超之弟子周传儒c姚明达c吴其昌据乃师演讲，整理所录笔记而刊行。该书凡十余万言，是近代系统论述辨伪的集大成著作。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组成。总论分别论述了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c伪书的种类及伪书的来历c辨伪学的发展c辨别伪书及考证其年代的方法;分论部分就《易》c《尚书》c《诗》c《三礼》c《春秋及其三传》c《论语》c《孝经》c《尔雅》c《孟子)c《本草》c《素问》c《灵枢》c《阳符经》等等中国古代重要典籍进行了辨证。 梁启超认为伪书为害甚巨，如不加辨别，势必导致淆乱历史事实，从而使进化系统紊乱，社会背景混淆;思想方面将导致时代思想紊乱，学术源流混淆，个人主张矛盾。关于伪书的分类，梁氏颇采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之分类说。于辨伪方法一项，梁启超提出应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从内容文义上辨别，后者又具体包括从字句脱漏处辨别，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从佚文上辨别c从文章上辨别和从思想上辨别诸端。 梁启超论述伪书时，眼界开阔，方法缜密，在详采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常能有己之发明。为说明问题起见，谨摘录其辨《孝经》的一段文字: 《孝经》是《十三经》的一部，古人最重通经。若缘这经，通起来最易，解绎意义，读一年书的人就行。列为一经，本极可笑。若论它的文章，和《礼记》相同，倒很像是《礼记》的一部分。因为汉儒重谶纬，《孝经》有元神契，说了什么“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极力推尊《孝经》的就说是孔子所作了。其实那上面证的都是孔子和曾子问答之辞，不惟不是孔子做的，而且不是曾子做的，最早也不过是曾子门人做的。以文体论，若放进《礼记》，倒非常像。他的年代不能很古，在战国末至汉初才有。“经”的名词，从前没有，汉志(《汉书·艺文志》)还不称经而附六艺之末。西汉中叶才叫他经。庄子有“孔子繙十二经”之句，《墨子》有经上c经下篇。以经名书最早在墨c庄时代，不能阑入孔子时代;以六艺名六经，起自西汉。孔子并不以经名书，纵使跟汉人称呼，也只可以之称诗c书c礼c乐，不可以之称《论语》c《孝经》。《孝经》c《论语》只是传记，不配称经。这个书名实在很糟。只有孝字，又不成名词。在汉以前，易c书c诗都可独称，《孝经》可不能。所以可推定也许不是战国的书，最早亦不是孔子做的，只可放入《礼记》，作为孔门后学推行孝字的一部分。 梁启超的论辨条理明晰c通达流畅，剥茧抽丝，逻辑缜密，议论中还带着些许诙谐，这是他的特长，所谓“笔锋常带感情”。经此一辨，《孝经》非孔子乃至非孔子弟子所作及该书必出于战国以后这一结论，应是无疑义的了。至于该书的具体撰著人，及书名演变情况则还有待于今之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4胡适“整理国故”之指导思想及其关于辨伪之论述。胡适(1891一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撰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c《白话文学史》c《胡适文存》等，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其“整理国故”及如何对待伪书之论述，在近代学术史和辨伪学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1919年8月，胡适在写给毛子水论国故学的一封信中，要毛子水等人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尖锐地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人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同年11月，胡适为倡明新学潮的意义，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程，整理国，再造文明”的主张，遂把整理国故和思想启蒙的工作联系起米。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时，作为编辑部主任的胡适又热情洋溢地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把几年来就整理国故而殚精竭虑的思想系统地提了出来。胡适认为，研究国故学当向三个方面去努力: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故研究的范围;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之后，他还提出了整治国故的总原则和基本方针: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一) 这里，胡适之先生再三提到了“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这也正是辨伪工作的第一要务。所以这段话也可视作胡适辨别伪书的指导思想。 具体到辨别伪书，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曾就辨伪方法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凡审订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信服。这种证据，大概可分五种: (一)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 (二)文字一时代有一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 (三)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后人尽管仿古，古人决不仿今。 (四)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 (五)旁证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 这些方法简明而又科学，对今之辨伪学者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胡适治学兼及文史哲诸领域，但囿于精力，他一生中所做的具体辨伪工作并不多。然而，他“整治国故”的思想及其方法对辨伪学界的影响，则不可谓不大。二三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尤其是以顾劼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很大程度上就受到胡适的直接指导和影响。1921年1月，胡适在给其学生顾劼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c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适:《自述古史观书》c《古史辨》第一册)胡适另外还有句“名言”:“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正是在胡适的启发下，顾颜刚为“古史辨学派”的建立确定了基本观念: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以此为中心，古史辨学派在辨伪学史上建立了赫赫功绩。 近代新史学在其建立过程中与疑古是分不开的。疑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史学传统。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疑古已近似“疑古主义”，这与他受近代西方赫胥黎等怀疑精神影响不无关联。这种几近“疑古主义”的疑古，由古史辨学派发扬光大后，对整个旧史传统作了大胆的怀疑。从积极方面看，它自是有助于现代信史的建立;但从消极方面看，不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史学上的虚无主义，甚至破坏史学传统，如寻问根由，胡适的影响不可低估。 5，顾劼刚及《古史辨》学派的辨伪成就 1926年6月，近代著名学者顾劼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它以大无畏的精神，大胆地揭露了我国先秦至西汉古书上的有关古代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此举轰动了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往后十五年，即到1941年，《古史辨》又陆续出版了第二至第七册。后来学术界因之便把20年代至40年代那些以疑古为出发点来研究我国古代史的人称为“《古史辨》派”。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史辨》是一部资料书，不能因某人有文章被收入，便视之为《古史辨》派，而主要应从学术旨趣上来加以判断。 《古史辨》派颇得益于20世纪初年“欧风美雨”的吹拂，使他们能掌握一些前人不曾知晓的知识――社会学c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并由此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c秦汉以来许多古书中记载的古史实，却和这些知识相扦格。因此他们之中有人便用考证的方式来推翻“经书”中的伪古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精神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且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尤其在辨伪学史上，他们无愧是“总其大成者”，其业绩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作考察。 其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考辨古史材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 这一观念的完整提出，是在1923年顾劼刚所撰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他在详考古书之后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又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点上，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为了能在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劼刚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史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古史辨》第一册)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提出，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它标志着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此有很高评价: 顾劼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知道破了的。其二，突破“考信于六艺”的藩篱，由儒者的辨伪发展到史家的辨伪。 古书所记唐c虞以前的古史，前人早就指出是荒谬无稽的传闻和后人伪撰的史迹，而不是可信的史实。但对尧c舜c禹时代的古史，则认为有《尚书》和《虞夏书》可据，多半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前代辨伪学者对此少有问津，胆大者如崔述也尚且不敢违反道统，怕因此有悖于孔子之意。顾劼刚等适途“五四”反封建浪潮的推拥，因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怀疑老c舜c周，怀疑经书。但是，这在当时仍是要有勇气的，如当时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对此就深不以为然，他说，所谓“疑古之过，乃并尧c舜c禹之人物而亦疑之，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一章) 《古史辨》派突破司马迁以来“考信于六艺”的框框，拓宽了辨伪学的领域，这标志着辨伪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其三，考订古书真实之著作年代，回复古书本来面目。 考订古书著作年代，恢复古书本来面目，是辨伪学的主要内容。《古史辨》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指导，就此做了大量工作。《古史辨》七册中，就有三册是“古书辨”，其中第三册辨《周易》和《诗经》，第四和第六册辨诸子。所证各书的著作年代，虽尚不能成为定论，但已较前人进了一步。其中，《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多数人认为作于西周初。《易传》的著作年代，各家虽说法不一，但其年限大都同意定在战国与秦汉。对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的认定可分三类:《盘庚》c《大诰》c《康诰》c《酒诰》c《梓材》c《召诰》c《洛诰》c《多士》c《多方》c《吕刑》c《文侯之命》c《费誓》c《秦誓》在思想文字上都可信以为真;《甘暂〉c《汤誓》c《高宗肜日》c《西伯戡黎》c《微子》c《牧誓》c《洪范》c《金滕》c《大谐》c《天逸》c《君奭》c《立政》c《顾命》，文体平顺，或为后世假作，或出于史官追记，是东周的作品;《尧典》c《皋陶读》c《禹贡》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又证，《诗经》的辑集在孔子以后c孟子以前，等等，兹不详引。 需要说明的是《古史辨》派在辨斥古书时，也多有恣肆任性c议论欠公允之处。近人绍来在《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劼刚《古史辨》》一文中，对此多有批评。(《古史辨》二册416一422页)就这一点而言，前引王国维之议论也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更多地看到《古史辨》派在破除伪古史过程中的重要建树及其对科学的史学研究所做的贡献。 纵观古书界，真伪混杂，其情况之复杂，简直令人一声浩叹双鬓白。所谓“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要算明白这笔糊涂账，整理国故之任务极其艰巨。因为由于破案者眼界狭窄，破案手段落后，证据缺乏，诸多破案高手虽战功赫赫，却也又创造了一连串冤案。一片雄心搞成了一团乱麻。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考古学陆续的大发现，很多悬疑之案最终都有了定论。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加科学而先进的侦破手段能让古书界迅速海晏河清，让古书们统统现出原形，各归其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为“伪书”立案的必要性 书而有伪，书而作伪，让在古书界探幽揽胜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茫然无所适从，不胜头疼之至，只恨无一古书界的司南。 伪书种类既多，伪书则更多，今人张心澂（音chéng）《伪书通考》一书列举的伪书数达一千一百零四部。如对照一下《四库全书总目》，伪书是所在皆有。不少学者为其所误，走了无数的弯路。梁启超博学通古，从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伪书的不良影响，并因此肯定了为古书界的“伪书”立案的必要性。 1伪书淆乱史实，导致进化系统紊乱，社会背景混淆，从而影响对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描绘。 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马骕《绎史》一书，讲远古的事很多，材料也搜集得异常丰富。读罢该书，你会发现中国在盘古时代，业已有相当程度的文明存在，乃至天皇c地皇c伏羲c神农c轩辕之时，已经是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衣胙器物，应有尽有。照此一推算，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七千年。但是您切不可为此而自豪，否则您就会对殷商甲骨文所反映的商周文明的简朴感到迷惑c不解。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这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为何在这里会出现愈到后来，文明愈是退化呢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驿史》一书实是清初马骕博采各书而成。所记春秋以前事，取材极为芜杂，很多假托春秋以前所著的伪书中的材料被采用，才导致有了这种现象。这不是社会发展规律有问题，而是《绎史》一书所记史实有问题。这种情况在《汉书·艺文志》所载之神农c黄帝的著作甚或《周礼》等书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使用前必须予以辨明。 社会背景混乱的作品，在托前人之名而作的伪书中甚多。《杂事秘辛》一书，托名为汉人之作，实是明代杨慎所造。书中记汉代风俗c典礼c衣胙c文字甚多;又有所谓梁冀家事，说是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家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保姆去检查小姐的身体，文章优美，绘声绘色，还有所谓缠脚的资料(而缠脚五代时才出现)，等等。这些记载全然没有事实之根据，断不可以用来研究汉代历史和风物。杨慎的文章写得很不错，若径直标明为杨慎撰，我们当可以把它当作明人所撰的一部有价值的神史小说来看待。 伪书史迹之不辨，不独会造成以上两种不良影响，还会使人错认事实是非，并因而妨碍人们对历史与人物做出正确之评价。伪书中出于诬善和争胜而撰作的那部分，这种情况更是明显。《涑水纪闻》和《幸存录》二书，前已述及其中杂有他人假冒司马光和夏允彝的伪作。若不加以辨明，或贸然轻信，势必导致事实是非颠倒，并进而影响对司马光c夏允彝的人格品行乃至思想做出公正的评价。又如《孔子家语》一书，言孔子诛少正卯之事甚详，后代的儒家学者对此津津乐道，以为孔子不仅尚仁义，而且有手段，通权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从《孔子家语》所记孔子诛少正卯的所谓罪行中便可得知，即“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润泽而非，记丑而博”，这分明是战国末年“刻薄寡恩”的法家言论。他们力倡制度，为此，竟替孔子捏造事实，让人以为儒家的老祖宗孔子便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代代相传的结果便是:崇拜孔子的人认为他通权变，攻击孔子的人则认为他太，这真是一场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意义的官司!孔子也何其不幸哉! 总而言之，不辨伪书则难以建立真正的信史。 2伪书不辨，将导致时代思想紊乱，学术源流混淆，个人主张矛盾，从而影响对中国思想发展史做出正确的描绘。 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而《管子》一书则多是战国时代的品。《管子》中那些批评兼爱c非攻c息兵的言论，绝不是春时期的思想家所能提出，而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们的主张。径认为《管子》乃管仲所作，撰著春秋初期的思想史时恐怕因此要增写对“兼爱”与“非攻”的论述。《老子》一书，有很多批评“仁”与“仁义”的话，如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c“大道废，有仁义”等言论“仁”和“义”是孔子的口号，“仁义”并称是孟子所发明，以前无人道及，若认为《老子》一书完全是老聃所撰，势必也将导致前后思想混乱，因为老聃是孔丘和孟轲的先辈。这一点有悖于黑格尔论思想进步的轨迹的一段话，即认为哲学的发达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后进步 因伪导致学术源流混淆的书也不少，典型者如张湛所作伪《列子》。 由于伪书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同一个学者，思想往往会前后矛盾，但这绝对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教外别传”。如《易经·系辞》一书，何人所著，已不可详考。若认为全系孔子所著，则必导致孔子之思想前后矛盾。因为书中所记“精气好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之类言论，与《论语》中所记孔子“未能事人，爲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之类的话，实相矛盾。又如《墨子》一书，我们自可信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真的，然而起首七篇，多是反对儒家学说之论，这不符合事实。所以治学之人对真伪混杂之书，也必须细致地加以辨明。 研究中国思想史c中国学术史者，必须重视辨伪这一工作。 3不辨伪书，必导致文学渊源混淆，作者作品难以判断，从而影响对中国文学史的科学描绘。 伪《古文尚书》中有一篇《五子之歌》，说的是太康有五弟，太康被灭，其五个弟弟想起大禹的告诫，有感而作。词曰: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全文风格大体如此，可谓文从字顺，意显义明，极易通晓。而我们在读《周诰》c《殷盘》时，总觉得佶屈謷牙，异常难懂，岂不是文章愈往后写得愈“古”了。这一点，太让人困惑。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伪《古文尚书》为汉以后人所作。又《古诗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记载有八首为西汉景帝c武帝时期枚乘所作。但是要写出“行行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人不愿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样优美典雅的诗句，绝不是枚乘及那个时代其他的人所能做到的。否则，我们就绝不会去称赞东汉时大文学家班固的“五言诗”的华璨，而要讥笑它的“平庸”了!于此，足见辨别古书之作者及年代，对研究文学史是何等重要。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人怕出名。“名人效应”，不只今天很普遍，古代也屡见不鲜。在考察伪书时，我们会发现伪书往往与名人有莫大的关联，而于文学一类，表现尤为显著。文人出名后，托他名撰文的实在不少，后来编文集的人又不慎于此，把伪托之文一古脑儿的全编了进去，结果自然是真假混杂，作品价值良莠不齐。唐代李白是诗仙，又是酒仙，名气够大，时人或后人托其名撰诗者很多，后来编《李太白集》的人又不鉴于此，致使书中“攀龙附凤”的作品屡有发现。其中有一首题目叫做《笑矣乎》，内容浅薄，文词也卑下，显非太白所作，“若不辨正，真令人‘笑矣乎’”(梁启超语)。苏东坡是宋代大文豪c大诗人c大词人，《东坡集》中自然也就少不了赝品，据清代学者纪昀考订，仅诗词一项，即达几十首之多。在古画界也有类似现象，今之藏本假的太多，署名清初石涛c朱耷的作品，伪造的比真迹还多。真所谓“书画同源”也。念此令人呵呵。回复到正题而言即是:若是研究古代文学家的作品价值，切不可忽视辨伪这一工作，否则，将是指鹿为马，劳而无功，亦且不尊重古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照妖镜 从孟子到顾劼刚，古书界一代代的破案高手们，以高度的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感，为整理国故，倾注心血，披荆斩棘，摸爬滚打，提出了一系列辨伪灼见，写出了大量辨伪文章和书籍，总结出了一整套古书界“破案秘笈”。这些秘笈是古书界的“照妖镜”。 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代万斯同的《群书质疑》，崔述的《考信录》，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近人张心澂的《伪书通考)，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曾提示过他们辨别伪书的方法。 关于辨伪方法，比较而言，明人胡应麟c近人梁启超和胡适总结得比较全面而系统，对现今我们辨别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仍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介绍的辨伪方法，颇采其说。 1查目录（历代书目） 目录学在我国古代向称发达，西汉刘向c刘歆父子所撰《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著作。此后，各代都有官修书目c史志目录与私编书目。官修目录著作重要者有《汉书·艺文志》c《隋书·经籍志》c《旧唐书·经籍志》c《新唐书·艺文志》c《宋史·艺文志》c《明史·艺文志》以及《通志·艺文略》c《文献通考·经籍考》c《崇文总目》c《文渊阁书目》c《四库全书总目》等;私人所编图书目录重要者有南朝宋王俭的《七志》c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c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c尤袤的《遂初堂书目》c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c徐（火勃）的《红雨楼书目》c祁承邺的《澹生堂藏书目〉，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c《述古堂书目》等。目录书籍与辨伪的关系极为密切。通常一些提要性目录书常有关于古籍的考辨记载。鉴别古书真伪时，首先应查检最早的公私书目著录情况，再检查某书出现以后的史志目录和其它书目，弄清其版本特点，传授源流。如果某书前代公私书目均未著录，后来突然出现，那么它就很可疑，极有可能就是伪书。如题名岳珂所作的《索湖诗稿》，本为鲍廷博知不足斋所列，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该书“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不知其所自来。珂序亦无年月”，追踪查考其源流，并在分析其书的内容史实和文字风格的基础上，定其为伪。 2找旁证 寻求某书问世后是否有人征引，后世有无阐发，也是辨伪过程中应加注意者。如无前人征引，或征引与今本文字出入太大，则今本某书极可能是后人伪作或窜作。如今文《尚书》，不少篇章就有此情况。伏生所传《尚书》本只二十八篇，而《史记c《汉书》皆载二十九篇，实是将河内某氏所得之《泰誓》一篇，并入伏生所传《尚书》之故。东汉马融曾考辨其为伪作。清代学者孙星衍《尚书·泰誓序疏》云: 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胁朕卜，袭于休洋，戎商必克。”《玉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本《泰誓》皆无此语。(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可见《泰誓》一篇本来是有的，惜亡佚，今文本《泰誓》篇系后人窜作。又如题名吴琯所作的《蕉窗息隐词》，《四库全书总目》亦从“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选本亦绝不及之”而生疑伪之心，后来又考辨出其词皆系明刘基之作。 3审内容 审核作品内容，主要是看作品内容和作者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是否相符。按社会发展的观点去审核中国古书的内容，我们极易发现《绎史》c《周易》c《老子化胡经》等为伪书，因为其所载内容与署名作者所处之时代太不相符。这种情况，古书中实在不少。如《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开篇居然有“孝武皇帝”字样。要知道司马相如是死于汉武帝之前的，绝不能知道汉武帝死后的谧号为“孝武”。据此，便可定其为伪。又如《斜川集》十卷，题宋苏过撰。苏过，北宋文学家，生熙宁五年(1072年)，卒于宣和五年(1123年)，而《斜川集》所载多有与作者时代经历不相符者。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斜川集》云: 考晁说之所作苏过墓志，过卒于宣和五年。此集中所称，乃嘉泰c开禧诸年号，以及周必大c姜尧章c韩侂胄诸人，过何从见之其中所指时事，亦皆在南渡之后，尤为乖剌。 嘉泰c开禧都是南宋宁宗的年号，系指公元1201一1207年，那时苏过早已魂游九天了;至于周c韩诸人，也俱是南宋时人。足见此《斜川集》定是误署苏过之名。四库馆诸臣在详考该书的基础上，发现其内容与南宋刘过之《龙州集》内容大同，因此认定苏过乃刘过之误题。即所谓“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而抄出冒题《斜川集》”。 审核作品内容，还要考察该书内容与作者的思想有无相悖。关尹子之《关尹子》c孔子之《易经·系辞》就属此类情况。 4析风格 不管哪一种作品，都必然受到它出现的那个时代的语言风格c文体笔调的限制和影响。它不可能是天外飞来，不着一丝时代气息，就像先秦文学作品不可能有汉赋的韵致和南北朝骈体文的对仗和声律。所以分析作品的语言风格c语法习惯c文体笔调是否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相符，也是辨别伪书的一项重要方法。 《文选》所录李陵《答苏武书》，系后人伪作，这可从文体上看出。书中云: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问清时，荣向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西汉时的书信，开头是没有什么客套话的，多属直言坦陈，而不像这里那么琐细。魏晋以后才有此风尚。如曹丕的《与吴质书》，起首部分极为简练，所谓“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从此可见东汉书信状况之一斑。李陵《答苏武书》的结尾又云:“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清音。李陵顿首。”这种希祈的语气亦类于六朝后期书信的特点。因此我们极可怀疑李陵之《答苏武书》乃六朝人的伪作。但究系何时何人作伪，尚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察。(参《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又《庄子》和《列子》中内容相同之处不少，前代有人说是《庄子》抄《列子》，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理由是庄周不是一个抄书的人，但少证据。为此，聚讼不已。欲澄清此事真伪，可从其文体c句法上来考察。《庄子·应帝王篇》记壶子说: 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鯢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有九名，此处三焉。 这里可能是衡之气机很难形容，遂举三渊做象征。而《列子》因为《尔雅》有“九渊”之名，便在《黄帝篇》中载: 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鯢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氿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湃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焉。（指神话传说中的九个神泉。先秦时期黄老道家的代表列子列子以九泉比喻达到终极圆满的九种人生境界与修道方法。犹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欲显博学，反弄巧成拙，实类画蛇添足，《列子》系伪无疑。 以上介绍的四种辨伪方法，为今之辨伪学者所常用。但要辨明一种古书之真伪，并非单靠上述之一种方法即可，而是要从各方面入手，细为辨证，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界的那些“冤假错案” 辨别伪书应乘持之科学态度 辨别古书的真伪，考证古书准确的著作年代，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辨伪者在这里俨然成为古书的“审判官”。而“审判官”的工作应是神圣而庄严的。“审判官”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秉持公正的立场，做到“持肃中正”，决不允许“循法枉私”，“曲为论断”。只有这样，持论立说，才能让人信服。为此，今之辨伪学者，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辨伪这一工作。 第一，不可别有目的。所谓辨伪，系以求真为目的，即为辨伪而辨伪，历史学c文献学工作者都应抱此态度。然而，辨伪学史上却有辨伪学者出于其它目的来辨斥伪书的个案。清代崔述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辨伪学者，但其所著《考信录》一书，中，也存在为“卫圣道”而辨伪的倾向，即将不合于其所谓“圣道”之书，断言为伪。但这样一来，其所谓伪的，其实并非伪。崔述是以尧舜为圣人的，于是他便武断地将那些说尧舜不好的书，一概斥之为伪，实诬妄过甚。又近代以来，有人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态度，以破坏为目的，务求多发现伪书，以推翻古人之说或炫耀自己之才能。这有违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其结果或能辨明一二伪书，然而破坏也甚大。这实非对待辨伪之科学态度。 第二，不可存有成见。社会科学界很久以来就有“以论带史”者，学者多以其为非。然而这一观点因受某种时代思潮的影响，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影响，学术已难保持相对之独立，科学研究工作往往遭到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古书，结论往往背离事实。又有人受门派之囿，存畛域之见，辨伪时虽不抱有打倒彼派之目的，但因心存成见，便对那些不合自己观点之书，过分挑剔，甚至以真为伪，有时还大加挞伐;而对于那些与自己见解相同之书，则多曲解附会以为真。一个严肃的辨伪学者实应以此为戒! 第三，不可以点带面。如果说前二者是对辨伪学者的学术道德要求，那么这里我们将对辨伪学者提出科学方法的要求。今之法院审判官断不可以证据不足而定人之罪，也不可“重罪轻判”，“轻罪重判”。这里引出的是一个“适度”的概念。辨伪学者一书之“审判官”，在辨伪时也应掌握“适度”这一原则，切不可因书中部分有伪，或存在一句数句不当之言，或所用之名词与著作时代不合，便贸然断定此书为全伪。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大胆怀疑古书的态度固然令人钦佩，但其武断地宣布《竹书纪年》等书为全伪，后之学者多不以为然。其实，古书中，部分内容有后人窜入，或字句间有历代传写之误，或后人疑其为伪而又乏证据，决不可轻断全书为伪。古代之印刷术毕竟还比较简陋，何况传写过程中还要受各朝各代避讳制度之影响。如清代所刻之书，“玄”c“弘”都会缺最后一笔，以避清朝康熙帝玄烨和乾隆帝弘历之名讳。遇此情况时，自不可轻断此书为清代之伪作。汉唐所刊之书，亦多有因避讳而改字者，如遽然断为伪书，往往失之片面。 所以，今之辨伪学者鉴定古书之真伪，实应本求真之态度，实事求是，虽不能以法律为准绳，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在详考细核的基础上，努力追复古书之真面目，方为正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伪书：古书中的“宝贝”一种 伪书即假书，但不同于劣书。伪书中自然有劣书和毫无价值的书，但是伪书中自也有极可宝贵者，即好书。并非“鱼目混珠”者。某种程度上，这些伪书只是想调皮地“穿越”一下，乱入一下，就其内容，很多都是有真材实料的。试问，古往今来，纯真的书有几本？须知，很多真知灼见都是不为世所容的。不耍点小手段，书很可能遭遇夭折，作者也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司马迁写《史记》后，为防不测，让女儿抄一副本。正本则藏之名山。汉武帝在位时《史记》并未问世，是几十年后其外孙杨恽在这政治清平时才将书献于朝廷并获得颁行的。可谓一波三折。 又如哥白尼写完《天体运行论》却不敢发表。直到死后才由其朋友发表。这是因为他有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前车之鉴”。 又如《红楼梦》，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然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有争论。因为作者为自保故意将这一点弄得扑朔迷离。如果我们将作者不详的书都一棒子打死，那《红楼梦》也不能幸免。 可见，伪书之伪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一刀切解决问题。何况，古时候出一本书，即使署了真名，作者也大多赚不到钱啊！ 怎么看待它们，需要有识之士。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伪书的价值问题，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话: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者年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的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家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辨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 “一种学术之丛书”，“一宗传灯之语录”，这一揭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肯认了伪书的重要价值，又以纵贯的眼光，阐述了其价值之所在。也基于此，陈寅恪先生对本世纪初的那种否定一切的“疑古主义”倾向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建立信史的过程中，应该要有疑古的精神，但积极的方法是征信，而不是笼统的排斥，对待伪书，也应该如此。 我们只要简单地对中国历史上的伪书作一巡视，即不难发现，许多伪书，诸如《管子》c《列子》c《韩非子》c《史记》c《竹书纪年》c《抱朴子》等等，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认为，伪书尤其是唐以前的伪书，一旦辨明之后，乃是了解散佚古书真面目和研究古代神话c古代历史c古代哲学思想史c文学史，一句话，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伪书必出于人手，而人绝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c环境凭空造书，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c所涉猎之书籍的影响，于是，假书中常常含有真实的内容。战国时代的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某种真实的历史纪录;汉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东汉末年兵燹以前的资料;西晋时人伪造的书必定保存了不少八王之乱以前的资料原因是那些伪造书的人处于焚书之前，有条件比后人能多看到些古书，而这种知识又往往在他们著书时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所以，我们实可把它当类书来看待，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即是视为“ 一种学术之丛书”。如伪《古文尚书》，采辑甚博，它的出处大半已被后人弄清，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出自那些亡佚的古书！又如《列子》是伪书，里面的《杨朱篇》至今仍是桩公案。但张湛伪造《列子》时，不能排除当时有它书记载杨朱学说的可能，张湛也就极可能是凭藉它书撰成《杨朱》篇，如同时人剽窃《穆天子传》以造《周穆王》一样。现今述说杨朱学说的除了《列子·杨朱篇》以外，已无任何其它资料可考，《列子·杨朱篇》的极可珍贵不言而明。它即或不能被视为存古史，但视为存古书则是可以的。 伪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古代神话和传说，其于保存古代神话传说功莫大焉。把神话和传说视为历史，极有悖于文化进化论观点，自是不可。但它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代民众的心理，确实值得我们去做深入地研究。而且有许多古代文化，因已别无史料可考，我们也可从神话传说中得到许多暗示。今之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者，颇得益于此，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治文学者，将它视为一种小说，也可从其一个侧面了解古代的文化和民族的心理，也是很显然的。《列子》c《梼杌》c《穆天子传》c《山海经》及古代谶纬书中的相当一部分伪书，均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神话和传说，即是明证。 重要者如《山海经》一书，说是禹c伯益所作，系伪无疑。但它真实的著书及成书年代已无法究考。其内容亦极驳杂，有的明显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有的则明显是西汉初年的作品，所记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c道里c民族c物产c药物c祭祀c巫医等。它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对古代历史c地理c文化c中外交通c民俗尤其是神话研究，无疑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又如《穆天子传》，乃晋代时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汲冢书》)之一，相传是周穆王史官所记，今本实汉以后人作。全书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及与西王母宴会酬答，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丧仪。故事优美，文词质朴，是研究古代传说c中西交通及古代“小说”的重要资料。 伪中征信，是我们辨析古书的重要目的。于此，我们总结出古书的第三种价值:保存古代制度。《周礼》一书，虽然不是周公所作，而是战国时人伪托的书。书中既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制度，又添附儒家政治思想，然后增减排比而成。书中那种精密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春秋以前的人是设计不出来的，所以书中保存的实系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制度的记载，从而成了古人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又如《韩非子》一书，乃韩非死后，由后人搜集其遗著，增以新编，并附增他人论述韩非学术的文字若干而编成，成为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的代表作。所以，完全靠此书来研究韩非及同时代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是万万不可的，而应区别对待，将它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c“一宗传灯之语录“，正确看待和使用它的价值。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分外注意那些托古而制作的伪书，它们大都伪中杂真。我们应从建设信史的角度出发，以征信为职志，务求还其本来面目。这样，将使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面大为拓展。一味地疑古和斥古的那种疑古主义，并不是一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 前引陈寅恪先生关于“伪书”“真书”相对问题的一段话，既指出了今人对于伪书应采取之科学态度，又具体阐明了“伪书”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因陈寅恪先生这番言论发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故他特别强调伪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此种“伪书”主要以托古c托名c妄题撰者之类居多，下面略举几部书以说明之: 主要以托古c托名c妄题撰者之类居多，下面略举《列子》一书，如用来研究列御寇的思想，必定误入歧途，若是拿来研究晋代张湛的思想，则比较恰当;又或因列御寇是春秋末期人，将“他的著作”《列子》拿来与《老子〉c《庄子》放在一起做同时代比较研究，结论势必乖谬，而把它与王弼的《庄子注》c何晏的《论语注》放在一起做参照，倒是能发现许多问题。又如《抱朴子》一书，托名西汉刘歆作，实为东晋葛洪所撰。《内篇》记神仙方药c鬼怪变化c养生延年c禧凶祛祸之事殊多，为现存最完整的“神仙家言”;其中还有不少“炼丹”c“炼银”及用植物治疗疾病的记载。《外篇》详论“人间得失，世事藏否”，反映了作者内神仙而外儒术的根本立场。所以，若将它拿来研究刘散和汉代的思想史c医药史，则大谬，拿来研究葛洪及东晋时期的“神仙”思想和中国科技史c医药史，可谓得当!又如，中国古代儒c道c释三教并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最初的传布颇赖于信徒对佛经的翻译。自六朝至隋唐，中土翻译了大量佛经。然而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对经典原文予以删减，并不时增写自己的意见，致使有些译经已大非本来面目。如汉译《大乘起信论》c《楞严经》等，我们用来研究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难有所创获，但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化了的佛教的思想和主张，它便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料。 伪书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却如璞玉，掩藏在伪的外衣之下，而要清除伪的外衣，我们首先得认真分辨伪书的“真”和“伪”，寻找可靠的根据，弄清它的真实作者和成书年代。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丧服类书：读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今天在开始正题之前，先要聊聊经典的话题。啥叫经典嘞？经典就是要经得起咀嚼品味的典型啊。后人咀嚼完了还要写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有的都成为新的经典。所以经典著作身后大多都会形成一个研究系列，或者叫作家族。有的家族还会形成很多支系，好像一个大家族的族谱，人丁兴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又像一棵倒着生长的大树，主干，分支，再分支。枝繁叶茂。基本上，一部经典就会形成一门学问，让后人研究不尽。今天说的就是一门学问的支系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生老病死都有相应的礼仪制度。这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礼仪文化不断发展，国人一直生活在浓浓的礼仪文化氛围里。不懂礼仪文化，就不懂中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不懂礼仪文化的读者也难以真正读懂《红楼梦》。比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就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的有关知识。 我国古代丧服自周代已用素服（素衣﹑素裳﹑素冠等）﹐均取白色﹐并有五服制度﹐即按服丧重轻﹑做工粗细﹑周期长短﹐分为5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其中斩衰最上﹐用于重丧﹐取最粗的生麻布制作﹐不缉边缝﹐出殡时披在胸前﹔女子还须加用丧髻（髻系丧带）﹐俗称披麻戴孝。 到唐代，总结唐以前的书籍时，在《隋书·经籍志》中，就已经有大量有关丧服制度的书籍了，列位看官齐来着眼： 《丧服经传》一卷马融注。 《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 《丧服经传》一卷王肃注。 《丧服经传》一卷晋给事中袁准注。 《集注丧服经传》一卷晋庐陵太守孔伦撰。 《丧服经传》一卷陈铨注。 《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略注丧服经传》一卷雷次宗注。 《集注丧服经传》二卷宋丞相谘议参军蔡超注。梁又有《丧服经传》一卷，宋徵士刘道拔注，亡。 《集解丧服经传》二卷齐东平太守田僧绍解。 《丧服义疏》二卷梁步兵校尉c五经博士贺瑒撰。梁又有《丧服经传义疏》五卷，齐散骑郎司马宪撰；《丧服经传义疏》二卷，齐给事中楼幼瑜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刘瓛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齐徵士沈麟士撰。 《丧服经传义疏》一卷梁尚书左丞何佟之撰，亡。 《丧服传》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丧服文句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皇侃撰。 《丧服义》十卷陈国子祭酒谢峤撰。 《丧服义钞》三卷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 《丧服要记》一卷王肃注。 《丧服要记》一卷蜀丞相蒋琬撰。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 《丧服要集》二卷晋征南将军杜预撰。又有《丧服要记》二卷，晋侍中刘逵撰，亡。 《丧服仪》一卷晋太保卫瓘撰。梁有《丧服要记》六卷，晋司空贺循撰；《丧服要问》六卷，刘德明撰；《丧服》三十一卷，宋员外郎散骑庾蔚之撰；《丧服要问》二卷，张耀撰；《丧服难问》六卷，崔凯撰；《丧服杂记》二十卷，伊氏撰；《丧服释疑》二十卷，刘智撰。亡。 《汉荆州刺史刘表新定礼》一卷 《丧服要略》一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 《丧服要略》二卷 《丧服制要》一卷徐氏撰。 《丧服谱》一卷郑玄注。 《丧服谱》一卷晋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 《丧服谱》一卷贺循撰。 《丧服变除》一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 《凶礼》一卷晋广陵相孔衍撰。 《丧服要记》十卷贺循撰。梁有《丧服要记》，宋员外常侍庾蔚之注；又《丧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丧服集议》十卷，宋抚军司马费沈撰。 《丧服古今集记》三卷齐太尉王俭撰。 《丧服世行要记》十卷齐光禄大夫王逡撰。 《丧服答要难》一卷袁祈撰。 《丧服记》十卷王氏撰。 《丧服五要》一卷严氏撰。 《驳丧服经传》一卷卜氏传。 《丧服疑问》一卷樊氏撰。 《丧服图》一卷王俭撰。 《丧服图》一卷贺游撰。 《丧服图》一卷崔逸撰。梁有《丧服祥禫杂议二十九卷，《丧服杂议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丧服五家要记图谱》五卷，《丧服君臣图仪》一卷，亡。 《五服图》一卷 《五服图仪》一卷 《丧服礼图》一卷 《五服略例》一卷 《丧服要问》一卷 《丧服问答目》十三卷皇侃撰。 《丧服假宁制》三卷 《丧礼五服》七卷大将军袁宪撰。 《论丧服决》一卷 《丧礼钞》三卷王隆伯撰。 相关书籍如此之多，可见我国古代丧服制度之细致入微，丧服文化之图文并茂c博大精深。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中有关内容。 秦可卿淫奔天香楼的主要情节是：宁国府一家之主贾珍与儿媳秦可卿的苟且之事被人撞破，秦可卿羞愤之下悬梁自尽。 曹雪芹原稿中是写了的，后经知情人劝说删去了这一节（脂砚斋批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c“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公公与儿媳扒灰的事情在曹家确实有。为尊者讳也罢，为生者隐也好，曹雪芹虽然删了这一节，还是忍耐不住，在书中留下了大量伏笔。 一是形容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却不写秦可卿的正经丈夫贾蓉的哭。二是尤氏也是个得力能干的女主人，偏偏在秦可卿丧礼期间整个的借病回避了。这些是一眼能看出的匪夷所思，还有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和清朝律法，难以发现的伏笔。 前已述中国的丧服服制，分为五个：斩衰c齐衰c大功c小功c缌麻，亲疏依次递减。若我们读过丧服类书籍，就会明白，即使丧礼中表现出的容貌c声音c言语c饮食等都有所不同。在秦氏丧礼中，曹雪芹竭力写贾珍伤心哀痛，拄杖而行，这属于齐衰中的“齐衰杖期”，一般是子为母c夫为妻服丧的礼仪，这其实是点明了秦氏与贾珍的夫妻关系。 而且，秦氏丧礼棺木用了上好的——这原本是给亲王级别的人用的。贾珍还专门给儿子捐官——为了让儿媳的丧礼风光。停灵停了七七四十九日——这已经是大富人家的极限。六十四名青衣请灵——根据清律，王c贝勒八十人起杠，一品大员才用六十四人。 总之从上面这些丧仪的重重渲染，对礼仪制度和清律熟悉的读者已能隐隐觉出作者的讥讽之意。但对秦氏与贾珍的关系作者在此尚暗着写c收着写，直到贾敬的丧礼，作者才放开手写贾珍c贾蓉父子（与尤氏姐妹）的荒淫无耻。两场丧礼，比较之下，就有了充足的意味和完整的逻辑。 由上可见，以《红楼梦》的情节入手中国古代文化，或以中国古代奇书齐来注《红楼梦》，都是一件皆无不可的趣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易新注本义》：白袍将军的传奇兵书 提到薛仁贵，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唐朝的一位著名将军。他出身于河东薛氏南祖房，于贞观末年投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留下了“良策息干戈”c“三箭定天山”c“神勇收辽东”c“仁政高丽国”c“爱民象州城”c“脱帽退万敌”等典故。唐高宗时，薛仁贵累官至瓜州长史c右领军卫将军c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跟他之前的传奇将军赵云c陈平之等人一样，他也喜欢穿白色盔甲。虽不是常胜将军，但一生打的败仗也仅有一次。他与妻子王宝钏的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总之他是一位传奇将军。不过今天要说的却是他写的一部书。 薛仁贵有一位很了不得的师傅，那就是是“托塔天王”c哪吒的老爹李靖，薛仁贵文武全才，年轻时就精通兵书，写得一手的好文，几十年东征西讨的历练，让他厚积薄发，写了一本《周易新注本义》。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一部哲学书籍，而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兵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带辩证思想的军事书。据说此书还有神奇的预言功能。 遗憾的是，这部书早已佚失。所以有关这部书的信息也就这么一点儿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那就是除了薛仁贵对《周易》感兴趣，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之外，还有三个人也对《周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个是诗人王勃，年纪轻轻的他写了《周易发挥》五卷。第二个是唐玄宗，他写了《周易大衍论》三卷。第三个是一位叫一行的僧人，写了一部《周易论》（亡佚）。这几个画风如此悬殊的人，都这么喜欢《周易》，也算古书界的一桩奇事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易：古代君主最喜欢注的一部书 自西汉建元五年(前136年)，司马迁的易学老师，太中大夫杨何被汉武帝立为《易》博士起，《周易》与其它四经（《尚书》c《诗经》c《礼记》c《春秋》）便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安邦治国c教化民众的指导思想，并在稍后迅速位列五经之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与主导。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周易》贯通中华两千零五十年，被视为“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始终成为封建王朝君主帝王和统治集团“经天地c纬阴阳c正纪纲c弘道德”的根本指导思想。 两千年间，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的君主们无不以自己为“真龙天子”的化身，同时也对以龙为话题的《周易》青眼有加。或授权官修经书典籍，或御制钦定读本教材，尤其是将其纳入官学科考，使《周易》的思想体系日臻丰满，学说义理日益普及，直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洁静精微”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骨髓。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亲自上阵，为《周易》作注。 西汉：汉武帝先后立杨何c田王孙为五经博士之易经博士；汉宣帝先后立施雠c孟喜c梁丘贺为易经博士；汉元帝立京房京氏易学。至此《周易》被汉朝确定为五经之首。 东汉：东汉末年，汉献帝征召委任郑玄为大司农（郑未到任）。郑玄是汉代经学大师，他贯通今古，晚年遍注群经，在经学史上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他所作的《周易注》，对后世影响极大。 南朝：宋明帝刘彧集群臣讲论周易并在此基础上编注《周易义疏》二十卷。南梁梁武帝萧衍亲自撰写《周易讲疏》三十五卷，《周易大义》二十卷，《周易系辞义疏》一卷。西梁皇帝萧岿著作《周易义记》。 唐朝：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十六卷。唐玄宗编撰《周易大衍论》三卷。 到了唐代末年，累计编纂刊印的周易著作共有78部，673卷。 宋朝：欧阳修c王安石c司马光c苏轼c程颐c张载c晁说之c杨万里c朱熹等名臣大家均积极研究周易并撰写了大量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易学著作。整个两宋共编撰刊印了213部1740卷易类经义图书。 元朝：元太宗始得中原，就采纳用耶律楚材建言，以科举选士。具体考试取士过程中，无论蒙古c色目人还是汉人c南人，首场都考经问，针对汉人c南人的《周易》出题范围即以程氏易c朱氏易为主。 明朝：太祖朱元璋与刘基创立八股文，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取士，《周易》的内容以程颐所注《易传》为主。永乐中，敕修《四书五经大全》，其中《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有明一代，钦定官修c名士撰著的易类著作222部，1570卷。 清朝：顺治十三年，傅以渐等奉敕撰《易经通注》九卷。康熙二十二年，牛钮等奉敕撰《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傅恒等奉敕撰《周易述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编辑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六卷等唐宋至元各代周易名家名作17部81卷。 此外还有重臣名士简亲王德沛撰《易图解》一卷，《周易补注》十一卷。李光地撰《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彖大指》二卷，《周易观彖》十二卷。王夫之撰《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外传》七卷。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六卷。纳兰性德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全祖望撰《读易别录》三卷。整个清朝，据《清史稿》所列，修纂易类书籍334部2081卷。 中华者，华夏大地c炎黄子孙c河洛文化是也。所谓河洛文化，即以河出图c洛出书的神话故事和神化方式推出的《易经》c《洪范》两大文化元典及其学说思想体系。前者立太极两仪三道四理，后者定皇极王道八政九筹，二者共同构建起卓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极为精致华丽的上层建筑。 而周易，以其“开物成务”c“弥纶天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成为“精义入神”c百姓“利用安身”c“日用而不知”的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其“能通天下之志”c“能成天下之务”，“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成为两千年来君主帝王安邦治国c建极绥猷，构建盛德大业c实现王化天下的根本指导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以龙为图腾，《周易》这部书可以说都是龙的思想。历代君主的高度重视，产生了有关《周易》研究诠释的大量著作，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龙的文化。这也是中国古书界一个特有的现象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罗织经》：一代渣男著邪书 请君入瓮的故事是来俊臣的名片。 来俊臣（651年—697年6月26日），雍州万年人。武则天执政时的著名酷吏。因告密获得武则天信任，先后任侍御史c左台御史中丞c司仆少卿，组织数百名无赖专事告密，又设推事院，大兴刑狱，制造各种残酷刑具，采取逼供等手段，任意捏造罪状致人死地，大臣c宗室被其枉杀灭族者达数千家。这样的混蛋玩意儿跟戴笠c毛人凤之流也算是隔代知音了。 令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一个渣男居然撰写了一部书――《罗织经》，在书中大谈其诬告经验。大概他也认为自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有必要把自己宝贵的经验传之后世吧。 《罗织经》是武周时期走狗酷吏混蛋渣男来俊臣所著的一部专讲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杀人的书。另一个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弗如，发自内心地赞道：算你狠！然后甘愿受死。两个一肚子坏水的人竟因此书上演英雄相惜的画面，真令人绝倒。而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此书，也是冷汗直冒;女皇武则天读罢此书也是细思恐极，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 时至今日，此书亦被看做阴谋学的扛鼎之作。 《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是由武则天时唐朝酷吏来俊臣c朱南山c万国俊等所著，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相发明了刑讯办法，名目繁多，可谓整人有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渣男来俊臣罗织罪状的方法其实并不高明。具体做法是，招集无赖数百人，让他们共同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在各地同时告发，造成证据互补，欺上瞒下。他还与同党一起对告密深入研究，这本《告密罗织经》，从原理到技术都有详细的介绍，就是一本很实用的“诬告学”教材。采用他们介绍的方法，诬告的成功率极高。一旦遇有无法落实的案件，人们都说:“只要交给来俊臣推勘，一定能查获实情。” 俗话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来俊臣这渣男依靠《罗织经》行事无往而不利，深受武则天重用，权势熏天，最后也不由得膨胀起来，以为自己这一套是万能的。他开始贪赃枉法，横行无忌，与侯思止c王弘义等结为朋党，最后甚至胆肥得企图陷害武氏诸王c太平公主c张易之等武则天最亲信的人物。又企图诬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谋反。恶贯满盈的他终于被卫遂忠告发，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等乘机揭露来俊臣种种罪恶，终被武则天下令处死。酷吏手册终究敌不过帝王心术。来俊臣被处死后，其酷吏党徒皆被流放岭南，延续十四年之久的恐怖“酷吏政治”才告落幕。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南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一部《罗织经》。”这臭名昭著的《罗织经》在中国可比《厚黑学》，在世界则可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人这样评价此书：“中国式黑暗哲学的巅峰之作！人类大脑所能想到的诡诈阴谋大全！年轻人读此书小心走火入魔！神秘的酷吏名著！大量言论一语中的，绝对是老谋深算的“恶棍”高手之作，极为精准凝练，“厚黑学”中的“黑”字被该书阐述得淋漓尽致，附带的140多个历史事例也很有教益。可以说是东方版的“君主论”。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就记载了一个与来俊臣等酷吏栽赃陷害有关的故事，故事名字叫《万回僧匙箸藏反书》。 故事主角是唐代高僧，法号叫万回。万回这名字有个由来：他从小状似痴呆，寡言少语。某一日突然想去看望镇守边关的哥哥，于是飞奔出门，其疾如风；傍晚回来了，还带着哥哥墨迹未干的回信。日行万里而回，因此被称为“万回”。简直就是《水浒》“神行太保”戴宗的原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大肆罗织罪名诬陷官员。满朝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官位稍高一些的，每天上朝之前都要和妻儿老小告别，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身为博陵王的崔玄晖就是其中一员。崔母出主意：“请万回高僧来一趟吧！据说他貌似痴呆，实际是菩萨转世。根据他的行为举止，就能知道吉凶祸福。”于是把万回请到了崔府，隆重接待，还送他一套精美的银制匙箸。全家老小可怜兮兮的看着万回。万回和尚一言不发，接过礼物，蹬蹬几步来到院里，使劲一扔，一套匙箸就上房了。然后转身就走，留下一家子在院里跺脚骂街。这岂止是不祥，简直是给人添堵啊。没办法，先到屋顶把匙箸取下来吧。崔玄晖派人到屋顶上一看，匙箸下面还压着一卷书。打开一看，竟然是谶讳书。（就是鼓动造反c煽动群众的一种预言书，简单来说就是反书。）可把崔玄晖吓坏了，这可是灭九族的罪过啊。赶紧烧掉。几天后，突然有酷吏带着一大批官兵闯进崔府，说是来查抄反书。结果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酷吏满脸困惑，只好撤了。崔玄晖逃过一劫，这才恍然大悟：“要不是万回高僧，我就被满门抄斩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酷吏诬陷栽赃的的一种手段：通常是派盗贼夜里把反书藏到官员家中，然后过几天就带官兵来抄家，一抄一个准。没想到这次被万回和尚识破，故而失了手。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定读过此书。在第十五回《王熙凤弄权铁槛寺》c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中，她把整人害人的本领使得炉火纯青c出神入化，可谓深得《罗织经》之精髓，令人不寒而栗。当然，其下场也跟来俊臣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然而，酷吏渣男虽死，其书却流传下来。中国历史上古书界多少劫难，好书毁残无数，这本邪书却毫发无损地足本传世，这“邪性”也得算比较的没天理了。 选文： 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上不容罪，无谕则待，有谕则逮。人辩乃常，审之勿悯，刑之非轻，无不招也。或以拒死，畏罪释耳。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供必无缺，善修之毋违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 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于人必须先确定对象。罪行不会自动暴露，密告并检举他就会让罪行显现。君主不会容忍犯罪，没有谕旨就耐心等待，有谕旨就马上逮捕。人们自辨无罪是正常的，审讯他们不要心存怜悯，刑罚他们不能出手轻微，这样做他们就没有不招认的。有的人因为拒不认罪被责打致死，这种情况可用畏罪自杀来解释说明。人没有不结党营私的，给一人定罪便可揭发出他的同伙；供状必须没有破绽，把被告供状编撰修补使之不违反真实。事情做到这样，罪案就可以成立了。 人异而心异，择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溃。 人不同他们的思想就有差异，选择他们的薄弱之处加以攻击，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 身同而惧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怜不可存，怜人者无证其忠。友宜重惩，援友者惟其害。 人的身体相同害怕责罚也相同，用他最畏惧的东西给他动刑，他就一定会屈服。不可以存有怜惜，怜惜别人的人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忠正。朋友应该从重惩处，帮助朋友的人只能给他自己招来祸害。 罪人或免人罪，难为亦为也。 加罪于人或许能避免被人加罪，此事虽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了。 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 让人达到死亡的境地，没有比构陷他谋反更能奏效的事了；诱导人们做到服从，不刑罚他们就达不到目的。刑讯是讲究方法的，责罚贵在有所变化，施行的手段没有限制，人们就都会伏法认罪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今书录》：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 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经籍志》，几乎全部照抄了一部目录书，那就是毋煚（ji一ng）的《古今书录》。 毋煚（～722年）河南洛阳人，唐玄宗朝大臣，著名目录学家c藏书家。 开元初，授右补阙c修书学士，累至右率府胄曹参军，位列开元含象亭十八学士。开元三年，受秘书监马怀素之聘，整理国家藏书。马怀素卒后，由元行冲继任秘书监，与韦述c殷践猷c余钦等编校国家总目录，专治子部图书。九年，历时三年完成《群书四部目录》。次年，病逝。 开元九年（721）十一月，毋煚历时三年成《群书四部目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群书四部目录》成后不久，他认为收录藏书不甚完备，分类c解题亦有错误，称其“事有为周，理有为宏c体有不通”之处有五，于是“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例”，改旧传之失者达300余条，加新书之目者达6 000余卷，凡经c史c子c集四部著录45家，著录图书3 060部，51 852卷。成《古今书录》40卷。《古今书录》是《群书四部录》得修订c补充和简化的新本，充分体现了毋煚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 此外，毋煚又撰有《开元内外经录》10卷，录佛家经书2 500余部，9 500余卷，具翻译姓氏，序述指归，并作小序和解题。他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有继承和发展。所作《古今目录序》，是现存的一篇古代目录学文献，对目录学的功用c职能阐述精辟，“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经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己。” 《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均已佚，今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可看出其概要。《古今书录·序》现存于《全唐文》中。另著有《古今诗录》48卷，早佚。《群书四部目录》为王湾向朝廷请撰。 有意思的是，毋煚如此精益求精地完成《古今书录》，然而利用此书撰写《旧唐书·经籍志》的后晋刘昫却太敷衍。一部唐朝的史书，其经籍志的内容怎么能到开元年间便戛然而止呢？这样的经籍志只能算完成了一半吧？无怪乎后人因此诟病于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大唐西域记》：唐代“宋喆”执笔现实版《西游记》 都知道《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跟《西游记》关系密切，它是现实版的《西游记》。但除此之外这部书还有诸多传奇之处。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这个书名已经与《西游记》相去不远），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实际是一部玄奘西行的实录。玄奘在西行求法的征程中，所到国家上百，山河城关成千上万，观礼佛寺宝塔成千上万，亲历事故和接触的人物不计其数，而《大唐西域记》将他每走一地所处方位c距离多少里c国体民情c风俗习惯c气候物产c文化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哪个寺院所奉某乘某宗，僧众多少，是何人讲什么经，多少卷等，都写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被后来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所佐证。 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记事谨严有据，文笔简洁流畅。《大唐西域记》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且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据该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由于当时大唐国力昌盛，民族自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毫不留情地批驳西域居民，尸弃尼国的人“形貌鄙陋”，朅盘陁国的人“容貌丑弊”，达摩悉铁帝国的人更惨，被描述为“人性犷暴。形貌鄙陋，眼多碧绿”。玄奘知书达礼，自幼“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自然看不惯蛮荒之地的人文风俗，一概斥之“俗无礼义”“不知礼义”“不知善恶”。别的不说，仅玄奘选的“尸弃尼”这三个字，已将他对当地的嫌弃暴露无遗。以玄奘对地理和自然描述之准确，想来对人的审美和观感也是忠实记录，其言辞之犀利，完全不加掩饰。 以上是关于此书的通俗简介，乍看没啥玄机，细按则深有趣味。 首先，这部书是奉唐太宗之命而作，是“敕造”的。奉旨著书，皇家血统。这体现了太宗皇帝高超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玄奘当初西游时，并未获得官方批准。然而，当他带着657部佛经回来时，却受到了太宗皇帝的热情接见。这是因为太宗发现了玄奘此行的巨大价值。我们知道两汉时期都有人出使西域，张骞班超甘英是也。但他们谁也没有玄奘走得远，而且，谁也没有留下一部书。太宗要经略西域，开疆拓土，当然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从这个角度看，《大唐西域记》是对于西域和吐蕃方向的政治军事行为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其次，这部书是玄奘口述的。执笔者是他的徒弟辩机。辩机才华出众，文采一流，是现实中唐僧最得意最倚重的徒弟。佛经的翻译，《大唐西域记》的成书和流传，都从辩机得力不少。从这个角度说，辩机相当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其实又不然。这个辩机才华虽出众，但却是个颇具色心色胆的“花和尚”，连公主都敢睡。这位高阳公主的老公叫房遗爱，其父是一代名相房玄龄。高阳与辩机通奸达8年之久，并生有一儿一女。这活脱脱就是个唐代的宋喆啊。二人的通奸的物证很多，都是高阳公主送给辩机的定情信物，但导火索是一个皇家之物――金宝神枕。东窗事发后，辩机被太宗处以腰斩之刑。自作孽，不可活。唐僧此时也保不了他的小命儿了。后世讥之为淫僧c恶僧。辩机名气太大，名列正史，千百年来受到正统封建士大夫的口诛笔伐。相当于现在的宋喆。但也有一些学者十分赞赏辩机的才华，对他因一女子之累而早死十分惋惜。所以在佛教史上，以及在中国古代史上，辩机是一位功罪难评，聚讼纷纭的人物。 第三，此书问世后，影响极大，致使一些同类著作相形见绌。如隋代吏部侍郎裴矩所撰《西域图记》c唐初出使西域的王玄策所撰《中天竺国行记》，唐高宗时史官奉诏撰成的《西域图志》，今皆不传，唯独《大唐西域记》流传下来，备受中外学者的珍重。这固然由其书内容丰富所决定，也与它的文采优美有关。 然而想到辩机的下场，又令人不免感慨唏嘘了。书是好书，执笔的人不正经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唐僧读过的那些书 玄奘是个“官四代” 真实的唐僧并不是个父亲被谋害c母亲被霸占的“江流儿”。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官四代”。 玄奘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河南洛阳）；父亲陈惠并不叫陈光蕊，但的确是位“男神”，身高体壮c美眉朗目，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之所景仰，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c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即老小儿，幺儿，俗名陈袆。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 由儒入佛，破格出家 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他“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便随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c《维摩经》等。 公元614年，隋炀帝号令度僧，通过考试选择27人出家为僧，但应试者必须年满18岁。在举行考试的那一天，刚进净土寺的小沙弥陈袆却早早地站在了公衙门外。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一句久存心底的话从陈袆嘴里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本来欣赏他的端丽的颜值，又惊佩他的浩壮志气，就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最终被破格录取。 郑善果向同僚表示：“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风骨，将来必能成为佛门伟大的人才。”就这样陈袆在净土寺出家了。从此他拥有了一个法号“玄奘”。可见玄奘是个既颇有“慧根”，也很有佛缘的人。公元622年，22岁的玄奘受具足戒，这个仪式意味着受戒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僧人，从此以后，要遵守多达250条的戒律。玄奘的这位伯乐是隋炀帝时一位著名的清官。 超级学霸 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一位法号叫景的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正所谓乐此不疲，一般人在这寂寞空门早就呆腻了，读经也读吐了，而玄奘好学不倦，越学越带劲儿。真是一位佛门的“超级学霸”。 转益多师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也是隋大业十二年，隋唐两朝交替，是隋朝的最后一年，也是唐朝的第一年。玄奘随其兄入汉川，北至益州，适逢空c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cd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cd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c“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624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 此时，玄奘已经把中土的佛经都研读完了，并且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立志西行，统一中土佛教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到玄奘时代，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c《成实经》c《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c《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c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 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c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奘思考解决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年），机缘巧合，适逢天竺僧波颇抵长安，玄奘得闻印度戒贤于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于是，玄奘的西游成为个人的c也是历史的必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老青年唐僧写的那些书 小偷逃犯一样的唐僧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治国理政的第一年。玄奘找了几个小伙伴，向唐太宗上表，请求允许西行求法。但并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去意已决”，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违法偷越国境，私自西游。所以，并不是《西游记》所说，唐太宗封他为“御弟”，亲自给他送行，还赠送化缘的紫金钵盂和宝贝袈裟c锡杖啥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对于他要取经的要求唐太宗连批准都不批准，或许还认为他“纯属搞事情”呢。 总之，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九岁的玄奘，为把佛教的瑜伽唯识学弄个究竟，一个人开始了一场长达五万里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当了一回最苦没有之一的“苦行僧”。 真实的取经之旅 真实的取经之旅是这样的――玄奘经兰州到凉州（姑藏），继昼伏夜行至瓜州，这跟一个逃犯没什么区别。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大漠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c凌山（耶木素尔岭）c碎叶城c迦毕试国c赤建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c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c葱岭c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c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c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c大雪山c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c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c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行程13800余里。《西游记》里有九九八十一难，真实的唐僧所经历的困难，绝不比这个数少。 唐僧的留学干货满满 唐僧的“留学”既不是公派的，也不是为了“镀金”。 在迎湿弥罗国，玄奘学习梵文经典，后又到达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年里亲历四国，所到之处，都停留学习佛法。在31岁那年，玄奘边走边学，始进入中印度。此后，玄奘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先后经历翠禄勒那c袜底补罗c揭若鞠阁等十多个国家，始至那烂陀寺留学，所以后人称玄奘为我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留学生。 《西游记》里，唐僧有一套逢人就说一字不改的开场白：“贫僧唐三藏，是由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其实真实的唐僧在到天竺之前根本不是三藏法师。玄奘是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后才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那时才被称为“唐三藏”。玄奘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c《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c《对法论》c《集量论》c《中论》c《百论》以及因明c声明等学，同时又学习婆罗门教经典c各类梵书。 贞观十年（公元637年），三十七岁的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c萨罗国c安达罗国c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c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c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c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c《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 随机生发著“三论” 不久，玄奘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部三藏及因明c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c意义理c成无畏c无住涅槃c十二因缘c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c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c《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以调和大乘中观c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这样玄奘就已经写了三部书。感觉很轻松，动不动就写出一部书，实际上是他的厚积薄发，举重若轻。不过最为遗憾的是，他回国后翻译的75部1335卷上千万字的梵文佛经中，并不包括他自己用梵文写的这三部书。 佛祖一样的唐僧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42岁，已经是一位标准的中年人了。他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c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可谓风头“一时无两”。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c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僧取回的那些经 公元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150粒舍利，7尊佛像，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这时，唐太宗为了辽东战役，已驻跸洛阳。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玄奘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太宗接见。所以，唐僧取经回国后受到唐太宗接见的事确实有，但地点却是在东都洛阳。 唐太宗深感欣慰，与玄奘有一段温馨的对话。他与玄奘并坐，问道：“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什么不报道朝廷得知？”，玄奘说：“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朝廷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这里面有请罪道歉的意思，也说明了自己西行是因为“慕道之至”。当然，他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太宗说：“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了断，所以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这话表达了对玄奘的深深理解。“委命”是舍命的意思。置生死于度外，求取真经，救民于苦海。这是唐太宗对玄奘西游行为的高度评价。 玄奘从印度及中亚地区带回国的梵筴佛典非常丰富，共526筴c657部，对佛教原典文献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玄奘本身在当时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学贯中西”，他带回的佛经一定是中土所需要的，且一定是他精挑细选过的佛经中的精华。在挑选佛经方面，他可是火眼金睛，而绝不是“肉眼凡胎”。 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宗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一座五层砖塔落成，玄奘千辛万苦从天竺带回的佛像c舍利和梵文经典有了一个理想的安身之地。这就是著名的大雁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僧译经：不仅仅是佛经 我们只知道唐僧取经，取经后成佛。而真实的唐僧取经回国之后可并不清闲。相反，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取经只是手段，译经才是他毕生工作的重头戏。唐僧其实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译经是玄奘人生的第二阶段。回国当年，他婉拒了唐太宗让他还俗从政的邀请，就不舍寸阴地投身到翻译佛经的伟大事业中去了，直至公元664年生命终止。天机巧合的是，这两个阶段几乎各用去了他生命的19年时光。 唐僧最爱是少林 玄奘家乡东南的少林寺是洛州的一所名刹，远离市廛，环境清幽，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译经，但未获太宗允许。这次玄奘不能再“任性”了，只得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 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并上言曰：“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山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鄽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 帝诏弃缁，妙喻婉拒 玄奘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十分赏识器重，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正因为如此，太宗要求他弃缁还俗，史书载：“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玄奘言道：“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婉拒了太宗的要求。 太宗劝玄奘弃佛还俗的要求与他翻译佛经c弘扬佛法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玄奘的拒绝。唐太宗仍不放弃，常常“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就是想让他做自己的左膀右臂，真是求贤若渴。如贞观十九年，唐朝进军辽东，太宗要求玄奘观战，再次提出还俗的要求。二十二年，太宗又一次令他还俗，但玄奘不改初衷，上疏陈明再三，表示“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此其愿也”。 不仅太宗赏识，唐高宗李治上台以后，也多次提出令玄奘弃缁还俗的要求。 其实，唐初统治者尤其太宗时期，屡次规劝玄奘弃佛还俗，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有关，他们是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收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唐初统治者对佛教并不支持，甚至有时排斥佛教。史载，唐太宗讨伐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僧兵，但他攻占洛阳后，废除隋朝寺院，大肆裁汰僧人。另外，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天下。贞观二年，唐太宗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c舜之道，周孔之教。”所以，以玄奘的影响力，如果他还了俗，那会带动一大批僧人。 再就是，贞观年间，唐太宗积极经略西域。为了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他先后多次发动战争，如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打垮西突厥，建置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建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唐太宗需要精通西域c中亚各国地理交通c民俗风情c政治文化的人才，而玄奘西行印度，沿途经历西域c中亚c南亚多个国家，时间长达18年，对这些地区的自然c气候c交通c民族和政治文化了如指掌，无疑是唐太宗经略西域最好的顾问。有了玄奘，唐朝也不必再像汉朝时那样派专人出使西域了。因此，太宗多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官，担当起经略西域的重任。但是很可惜，玄奘“志不在此”，高官厚禄根本不是他想要的菜。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谁也不能勉强的事。 潜心译经，寸阴是竞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其后地址屡换，先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c玉华宫等处举行。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 玄奘自幼学识渊博，文学功底自不待言，西行求法游学印度十七年，甚至取得了无遮大会辩论的胜利，可见他的梵文水平也是非凡的。但是，玄奘并不是单枪匹马地一人单干，他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组织译场，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经“海选”产生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对，还有歪果仁参与此事，都是精通佛学c汉语造诣高的高僧。其设置之完备，远非前代可比。 玄奘入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一切财物所需。当年三月，由梁国公房玄龄发文征召全国上下所有寺院中擅梵文通佛法c持戒无损的高僧大德同集长安助玄奘译经，在严格的筛选之后，组成了阵容极为强大的译经团队。其中包括道宣c神昉c嘉尚c普光c神泰c玄应等名垂千古之法门龙象，玄奘译经实可谓佛门千载盛事。 由于缺少兼通梵c汉的人才，玄奘以前所译佛经存在着有的直译却缺少文采，有的意译却失去教义本真的缺憾。而玄奘有着良好的国学基础，又学贯中西，能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自创新风。玄奘的翻译非常忠实原本，行文流畅，同时他凭借对佛典的透彻理解，并不拘泥于原典。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五月，高宗下敕，对唐僧译经提出指导性意见，要求“其所欲翻经c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 显庆三年（658年）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 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 据记载，玄奘的弟子在翻译一部佛经时，对经文产生了疑问，就去请教他，玄奘看后往经文里加上了16个字。弟子奇怪一向严谨的师父为何这样，就问：这几句话梵本中没有吧？玄奘回答：我根据佛经的意思酌情添加的。弟子又说：您怎么可以把凡人的话加入圣人之言呢？玄奘回答：这段经文有错，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生动说明了玄奘译经的特点。玄奘译经水平极高，比如曾参与玄奘译场的道宣法师在《续高僧传》记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但是玄奘并不赞成采取过分看中文采的意译方式，曾批评鸠摩罗什等先前的译师不完全一板一眼落实原文而只求“达意”的译法，强调译文的忠实c精准。 玄奘法师还曾提出“五不翻”的翻译标准： 第一c“秘密故不翻”：比如“陀罗尼”一类的秘密咒语。 第二c“多含故不翻”：比如“薄伽梵”一词意义丰富，有自在c炽盛c端严c名称c吉祥c尊贵六种层次不同的意思，而其中任意一个意思，都无法全面地表达“薄伽梵”的词义，因而不翻。 第三c“此无故不翻”：比如阎浮树，中国没有，因而保留原词。 第四c“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虽然这个音译词实际上可以进行翻译，但是古来的译师一直如此使用，读者已经习惯，翻译的话反而容易引起歧义。 第五c“生善故不翻”：比如“般若”一词内含敬意，而如果直翻为“智慧”，则失去了这一层尊重，因而不翻。 什么该翻，什么不该翻，这其中的尺度玄奘拿捏得非常恰当。 译完《大般若经》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 玄奘之译经成为了我国佛典翻译史上的一大分水岭，后人称玄奘之前历代所译之经典为旧译，称玄奘开始之译作为新译。历代的译经师大都有自己的翻译理念，或强调忠于原文的直译，或强调富于文采的意译，或努力追求“文”与“质”的平衡，每人的风格不同，对“文”c“质”的比例控制各有自己的标准。至于玄奘c鸠摩罗什c真谛等人之间的高下，“文无第一”，也并不是非得要有一个确切的排行的。 玄奘共翻译了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绝对的“良业界良心出品”。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千百年来持诵者甚众的《心经》就是玄奘大师所译。 译经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c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c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是唐僧译经的千古佳话，也是我国古代的书法瑰宝。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ju，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翻译道家经典 唐皇室姓李，所以自称是老子后裔，三教之中尊道为首。李世民要求玄奘将《老子》翻译为梵文，玄奘很认真地对待此事，“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他还邀请道士成玄英c蔡晃等人参预译场，但成c蔡等人与玄奘产生了很大的争执，核心问题有两点。第一：成玄英c蔡晃认为《老子》和大乘佛教是相通的，“道”应翻译为“菩提”，而玄奘则认为“佛道两教，其致天殊”，“道”没有达到“菩提”的境界，应翻译为“末伽”。第二：成玄英等人认为《老子》思想深邃，要翻译后期道教诸家的注序才能便于理解。玄奘敏锐的观察到了道教和早期道家的分别，认为后世道教用导引练气c扣齿津咽注释《老子》有违本意，拒绝翻译。玄奘说：“观《老》治身c治国之文，文词具矣，扣齿津咽之序，其言鄙陋，恐将西闻异国，有丑乡邦。”在这场翻译之争中，玄奘始终保持严谨学风，既没有因为李唐王朝的推崇和道教学者的争辩而混同佛道，也没有将贬低《老子》思想的注序加以翻译，客观的维护了原著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严谨求实c忠实原着是玄奘一贯的风格。 此外，玄奘又奉敕将天竺本土已经亡佚的佛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于天竺。 玄奘一生都被荣誉包围，少年时期就享誉一方，游学印度又获得国君和僧众的爱戴，回国之后唐太宗c高宗c武则天也对他非常敬重。但玄奘对于这些荣誉没有任何牵挂，他只是很恰当的运用王室的支持来传播他的信仰和理念。道宣赞扬玄奘：“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在归国后到去世的近二十年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他都没有停止译经工作，以平均每年50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着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印度原典，但独独没有翻译自己用梵文所作的三大论（《制恶见论》《会宗论》《三身论》），这显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正是这种“言无名利，行绝虚浮”的崇高精神支持着玄奘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经工作，开创了翻译史和中印文明交流史的奇迹。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所以，鲁迅先生关于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评语并非虚下。 玄奘的心中是“少林少林”，太宗高宗则是“还俗还俗”。谁都没得逞，像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一场掰腕子比赛。不过他们最后都能相忍为国，各退一步，互相成全。唐太宗和唐高宗为玄奘译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为他搭建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玄奘的能量，让他为唐王朝疆域的扩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佛教四大译经家，三个不是中国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就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并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和提倡。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和其后的隋唐时代翻译完成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有名姓记载的佛教翻译家有二百余名，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c6000余卷，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称作“四大译经家”的鸠摩罗什c真谛c玄奘和不空。由于他们突出的贡献，佛教典籍被系统地译介到中国，从而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这四位大翻译家，其中鸠摩罗什c真谛c不空，是东来弘传佛法的外国佛学大师。玄奘则是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他们虽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译经事业，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分别是鸠摩罗什c真谛c玄奘c不空。四大译经家精通佛教义理，娴熟中c印两国语言文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鸠摩罗什译经：文采飞扬 鸠摩罗什（344~413），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人。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父亲原是国相，鸠摩罗什7岁时随母亲出家，长大后精通大小乘佛法，成为一代宗师，声名远播。前秦君主苻坚征服龟兹，想把他接到长安，但因后来亡国，使鸠摩罗什在后凉滞留达16年之久。之后，后秦君主姚兴把鸠摩罗什接到长安，让他安心从事译经工作，最后圆寂于长安，终年69岁。 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性质的译经场。鸠摩罗什与弟子共译出佛典74部584卷。鸠摩罗什译经既充分照顾到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原意，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他所译的经文以意译为主，而且注意修辞，译文流畅，很有文采，特别为中国教徒乐诵，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也有影响。主要有《摩诃般若》c《妙法莲华经》c《维摩诘经》c《金刚经》c《阿弥陀经》c《中论》c《十二门论》c《大智度论》c《成实论》等，系统介绍了大乘中观派的思想体系。 真谛：乱世译经 真谛（499~569），印度优禅尼国人，精通大乘佛教。 真谛在南北朝梁武帝时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正准备开始译经之时，发生“侯景之乱”，真谛于是辗转来到富春，才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辗转各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始终坚持译经。 真谛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49部142卷，著名的有《无上依经》c《十七地论》c《摄大乘论》c《俱舍释论》等。 玄奘译经：一个顶仨 玄奘（602~ 664），中国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玄奘12岁出家，遍读佛典。因觉得当时佛典多有出入之处，令人迷惑，玄奘于是决定去印度取经。 玄奘在贞观三年时，一人从长安出发，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玄奘拜住持戒贤为师，后升至该寺副主讲。玄奘在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共带回佛舍利150粒c佛像7尊c经论657部。其后，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场，与弟子等人专心翻译所带回的佛典。 玄奘回国后与其弟子潜心译经，19年译出佛典75部，1335卷。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c《心经》c《解深密经》c《瑜伽师地论》c《成唯实论》等。 不空译经引入密宗 不空（705~ 774），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 不空唐朝时来华，是“开元三大士”之一，对中国密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空随其师金刚智先来到洛阳，后又到长安，然后不空在长安大兴寺设立道场，翻译密宗经典，度僧受戒，使密宗在中国的影响大增。 不空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100多部，主要有《金刚顶经》c《般若》c《华严》c《大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佛经翻译传奇：译经引发“造字狂潮”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字多形c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对汉语c汉字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而佛经的翻译在当时得到了高度重视。 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译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c7046卷。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佛经的传抄。佛经一经译出即辗转传抄，广为流布。人们把翻译出来的佛经写在纸上c刻在石上，以此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由于抄写的佛经数量众多，加之当时使用汉字缺乏统一规范，篆c隶c行c草c楷各种字体交杂使用，人们抄写出来的佛经字体风格各异，讹字c俗字c别字众多。许多佛经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传抄后，变得面目迥然c异文林立。但这些变化与差异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存在形态与使用面貌，对汉字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如佛教的传入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样，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也为汉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影响深远，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c致使汉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说文》收字9353个，《字林》收字12824个，《原本玉篇》收字16917个，《龙龛手镜》收字26430个，《宋本玉篇》收字22726个，《广韵》收字26194个，《类篇》收字31319个，《集韵》收字53525个，《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收字35189个，《字汇》收字33179个，《字汇补》收字12371个，《正字通》收字33549个，《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中国古代字韵书不断在增加字，这些新增的字从哪里来呢？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汉文佛典。从《说文》到《原本玉篇》，汉字增加了近8000个；从《原本玉篇》到《龙龛手镜》，汉字增加了近1万个；从《龙龛手镜》到《集韵》，汉字增加了27万个；从《集韵》到《康熙字典》，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些。这表明，古代字韵书中汉字数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至宋代。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献翻译传抄十分频繁的时期，字韵书恰好在这一段时期增字较多，从《字林》12824个到《集韵》53525个，增加的字多达4万个。此后，到清代《康熙字典》，字书中的汉字数量反倒没有增加。东汉末年至宋代，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的字，这些字不断被字韵书收录，从而使得字韵书的字数大增。如“伞”c“咒”c“萨”c“塔”c“魔”c“柺”c“僧”c“唵”c“吽”c“伽”c“梵”等字都是在翻译或传抄佛经时创造的，后为字书收录。宋代之后，佛经的翻译基本停滞，佛经的传抄也不盛行了，加之印刷术的发展，刻本文献增多，写本文献减少，汉字的数量也就没有大的变化了。可以这么说，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改变了汉字数量在上古时期形成的基本格局，使得汉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数量上有了飞跃式发展，奠定了后世汉字在数量上的新格局。 二c致使汉字的类型更加多样。汉字的类型可以从多个角度归纳。从汉字的使用角度看，佛经翻译与传抄致使汉字的类型丰富多样，不仅有一般意义上新造的汉字，如“凹”c“凸”c“寨”c“痶”等，也有为了对音梵文c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译音字c特殊译音字c咒语字c真言字c切身字，如“嘛”c“唎”c“呢”c“袈”c“裟”等。在汉字发展史上，大规模地出现译音字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而“切身字”c“真言字”c“咒语字”则是翻译佛经时的独创。 三c丰富了汉字的构造理论。从古到今，人们从理论上对汉字的构造作了许多探索，在《说文》中许慎提出“六书说”，后来又有了唐兰的“三书说”（象形c象意c形声）c陈梦家的“三书说”（象形c假借c形声）c裘锡圭的“三书说”（表音c假借c形声）等。佛经翻译与传播时创造出来的字绝大部分是可以用现有汉字理论解释的。根据“六书说”，佛经中新造的“凹”c“凸”c“伞”等为象形字，新造的“挊（弄）”c“甭（弃）”等为会意字，新造的“塔”c“魔”c“疱”c“炷”等为形声字。但是也有一些字无法用上述理论分析。佛典中有两声字，还有大量的类化字，这些字的结构独特，无法很好地用现有汉字构造理论解释，这将促使人们对汉字构造理论作进一步的思考，完善相关论述。 四c促进了汉字字样学的发展。一字多形现象在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个字有多个形体，哪个形体是常见的，哪个形体是标准的，哪个形体是后来新造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字样之学得以兴起，辨别字样的术语也逐渐丰富起来。《说文》用“正”c“或体”c“古文”c“籀文”c“俗”等来辨别字样。《玉篇》用“正作”c“俗作”c“或作”c“亦作”c“古文”c“籀文”等辨别字样。到了隋唐，出现了颜师古《字样》c颜元孙《干禄字书》c张参《五经文字》c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专门辨别汉字字体的字样学著作。这些著作对规范定形字体，促进文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俗文字学c字样学c《说文》学c古文字学c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与古文字学c《说文》学c俗文字学c六书学等相比较，字样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字多形c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c慧琳《一切经音义》c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有大量辨别字样的术语，到了辽代行均《龙龛手镜》，字样的辨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龙龛手镜》辨别字样的术语十分繁杂，有正字c俗字c通字c或体c今字c误字c讹字c变体c俗通字c省字c今通字c籀文c古文等，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本字韵中辨别字样的术语比它收录得多。弄清这些术语的内涵，可探查当时的正字观，对当下汉字的整理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极大地促进了汉字的发展，汉字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在类型c构造上日益丰富。汉字的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辞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字学的内涵，为当今汉字的溯源c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语料和值得借鉴的内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拾遗记》：诗礼簪缨之族教子弟勤学的教科书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这样的“贵族之家”对于子弟的读书应举是很重视的，正如贾雨村所言：“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贾府对于孩子的教育，在书中有多处体现。贾府有专门的学堂。迎春探春惜春也等女孩上学，只不过不跟男孩子在一起。至于男孩子，贾宝玉虽不喜读书，实际上只是不喜欢读那些有关仕途经济的书，不喜欢八股文。这之外的书他可是杂学旁搜，堪称渊博。正因为他自己读了不少杂书，所以一见到自己感兴趣的人，都要问人家“读何书”。 贾家教育子弟读书上进也是有一套方法的，甚至有教材。这教材不是《颜氏家训》之类的书，而是东晋时期的一本奇书――《拾遗记》。当然，《红楼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书名，但我们根据相关情节和内容不难得出这个推论。 《红楼梦》第五回提到一幅《燃藜图》和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里一画一联，画的题材出自《拾遗记》载：“刘向於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而这副对联说，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学问，有一套应付人情世故的本领也就是文章。画与对联相辅相成，实为劝学“仕途经济”的楷模和格言，个中哲理，颇令人读后玩味不已。贾府是寄希望于贾宝玉荣宗耀祖的，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强迫他读书，盼望他在仕途上能飞黄腾达，而他却偏偏“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以贾宝玉对于劝人勤学的《燃藜图》和劝人学“仕途经济”的格言对联不屑一顾，连叫“快出去！快出去！”这就十分突出地勾勒了贾宝玉所处环境的特点，以及贾宝玉对所处的典型的环境的态度，从而更为形象地凸现了贾宝玉的思想情操，充分显示了这个封建叛逆者的性格特点。 宝玉一看此图就如此反感，一则说明他对其中故事十分熟悉，二则说明这个故事让他有严重的心理阴影。我们不难推测出他的父亲贾政在教训他时引用过甚至时常引用这个故事。与之相连的，或许还有几顿皮带炒肉丝儿的“美妙”体验，宝玉因此形成了对此图此联的逆反心理。 《拾遗记》这部书中除了这个励志故事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贾逵年5岁﹐隔篱闻邻人读书后遂能暗诵六经”的故事，就很有名。 贾逵年五岁，明惠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逵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逵曰：“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文通遍。于闾里每有观者，称云振古无伦。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授经文，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 翻译一下：贾逵五岁的时候，就聪明过人。他的姐姐是韩瑶的妻子，嫁韩瑶以后没有孩子，便（被休）回来居住在娘家，她也以贞节和聪明被人称道。听到邻家读书，一早一晚就抱着贾逵隔着篱笆来听。贾逵安静地听着不说话，姐姐也因此感到高兴。到贾逵十岁时，就能背诵“六经”了。姐姐问贾逵说：“我们家贫困，不曾有教书先生之类的人进门，你怎么知道天下有三坟五典这类古书而又能背诵得一句不漏呢？”贾逵说：“回想以前姐姐抱我在篱笆间听邻家读书，如今差不多一句不漏地全记得。”（后来）他就剥下院中桑树的皮当作牒来写字，有时又把字写在门扇c屏风上，边念边记，一年的工夫，经书的文字便全部通晓了。在他家住的街巷里，经常有看到他刻苦勤学的人，都称赞说从古以来没有能和他相比的。学生来向他求学的，不以万里为远，有的用襁褓背着孩子，就在他家门旁住下，贾逵都亲口教授他们经书。学生捐赠贡献粮食（以作学费）积累起来装满了粮仓。有人说：“贾逵的粮食不是靠体力耕种得到的，（而是靠）讲经书讲得口舌疲倦，就是世人所说的用舌头来‘耕种’（得到的）啊。” 还有任末苦学的故事―― 任末年十四，学无常师，负笈从师，不惧险阻。每言：“人若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刻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月而读，暗则缚麻蒿以自照。观书有会意处，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常以净衣易之。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意思是，任末十四岁，没有固定的老师，背着书籍去拜师，不怕（一路上的）危险困阻。常常说：“人如果不学习，那么凭什么取得成就呢？“有时靠在树下，编白茅为茅草小屋，削荆条制成笔，刻划树汁作为墨水。晚上就在星月下读书，遇上没有月亮的黑夜，他便点燃麻秆c蒿草之类取光。他看书有领悟到的地方，就写在衣服上，用来记住这件事。学生们钦佩他的勤学精神，常用洗净的衣服换取他写满字的衣服。任末临终前告诫说：“人喜欢学习，即使死了也好像活着；不学习的人，即便是活着，也只是行尸走肉罢了。” 有这么多好学的故事，贾府将其作为励志教育的教材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拾遗记》之所以是一部奇书，不仅仅因为这几篇励志故事，还因为里面记载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拾遗记》卷四一：“有宛渠之民，乘螺旋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论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衫开之时，了如亲睹”。除此之外，他们那些人还掌握着惊人的能量，上面说只需“状如粟”一颗，就可以达到“辉映一堂”的效果。（这难道不是现在的手电筒吗？）。“舟形似螺”和现在认为的潜水艇或uf一差不多了。秦始皇认为：“此神人也”。 类似的故事还很多，让现在的读者读了都惊奇于古人的神奇的想象力。 据说这部书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王嘉从被毁的图书里找出很多材料，又加上后世很多自己搜集的奇闻凑成的。所以叫做《拾遗记》，意思是捡漏而得。 《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作者东晋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第95卷有传。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 《拾遗记》共10卷。前9卷记自上古庖牺氏c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其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诞的神话。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尤其宣扬神仙方术，多诞谩无实，为正史所不载。末1卷则记昆仑等8个仙山。 《拾遗记》的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书中尤著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但其中某些幻想，如“贯月槎”﹑“沦波舟”等，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文字绮丽，所叙之事类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后人多引为故实。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以杂学旁搜闻名的。这一点探春c宝钗都曾点出过。探春曾托宝玉买东西，酬劳是给宝玉做鞋袜穿。买的东西里就有书画。这是暗点。而宝钗则近乎明点。“比通金莺微露意”一回故事，贾宝玉与林黛玉在薛宝钗家里，薛姨妈请宝玉喝酒，酒是冷的，宝玉等不及暖酒就想喝，宝钗劝宝玉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借着吃酒一事，作者通过宝钗之口把宝玉平日“杂学旁收”的行径点了出来。 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曹雪芹是看过《拾遗记》这部书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酉阳杂俎》：宰相的儿子是个超级段子手 《酉阳杂俎》是唐朝段成式编写的一部笔记小说集。那时的小说篇幅都很短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所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特别像一本唐朝段子的精华集。 段成式，字柯古，晚唐邹平人。跟孔子孟子是老乡。段成式是个标准官二代。他老爹是唐朝的宰相段文昌。他本人也很有诗才，和当时的李商隐c温庭筠齐名。但段成式有专著《酉阳杂俎》，他们俩没有。 《酉阳杂俎》这部书的书名很有来历。“酉阳”是指重庆市酉阳县。相传山下有个石穴，石穴中藏书千卷。秦时有人避乱隐居学习于此。梁朝大书痴梁元帝为湘东王时，镇守荆州，喜欢搜集收藏书籍，赋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也是个喜欢聚书的书痴，因而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加之此书内容又广泛驳杂，所以叫《酉阳杂俎》。 书中所记有仙佛鬼怪c人事以至动物c植物c酒食c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似。其所记述，有的是采辑旧闻，有的是自己撰写的，清代纪昀等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c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后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 说《酉阳杂俎》是一部奇书，还因为它记载了一些奇事。 如写唐高祖李渊的精奇悍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寇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唐高祖率领十二个人居然打败了一个叫无端儿率领的几万贼寇，龙门一战，射中八十个人。这是正史所不存的。 又“忠志”篇，写武则天临朝称制，徐敬业（开国名将徐世勣之孙）起兵造反。诗人骆宾王官场失意，便加入了徐敬业的阵营，并为其写了一篇《讨武瞾檄》，声讨武则天。檄文的宣传效果非常好，慷慨激昂，把武则天骂了个狗血淋头。没多久，檄文也传到了武则天手上。金銮殿上，则天一言不发，观看檄文。文武百官噤若寒蝉。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当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她微微一笑。百官面面相觑，不知所以。最后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则天面色阴沉下来。百官两腿战战，呼啦一声全跪下了。则天指着宰相，骂道：“骆宾王这么有才，你这当宰相的怎么没发现呢！”堪称神来之笔。《三国演义》里曹操看袁绍手下陈琳写的那篇檄文时的表现与武则天何其相似乃尔，不知他们谁抄袭谁。也或许是曹操和武则天同为政治家的撞车。 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酉阳杂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说。鲁迅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到了明末清初，淄川人蒲松龄写下了著名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把这种文体推向了高峰。应该说，《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宋c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酉阳杂俎·天咫》中有一段情节生动曲折c颇有文学色彩，酷似《聊斋志异》中的故事：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襁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忍。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的：“马小踠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当获遣矣！”布方作礼，举首而失。 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写得简练c有趣，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形象鲜明，比起其他著名的唐人传奇小说来也毫不逊色。正是《酉阳杂俎》奠定了段成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有唐一代的著名作家。 《贬误·捏蝇》记载了段成式小时候听家中长辈讲过的同僚间的一件趣闻：韦皋韦大人手下有个御史中丞，叫张芬。颇有些绝技。某次张芬宴请同僚。时值盛夏，蚊蝇乱飞。席间藏龙卧虎，有位身怀绝技的客人就展示了一回：这人拿了些绿豆；以手指弹射绿豆，击杀苍蝇。百发百中，一只只苍蝇应声而落。这一手太绝了，赢了个满堂彩。四座里惊叫声c喝彩声c大笑声连成一片。张芬眉头一皱，淡淡地说：“别浪费我家绿豆了。”说着，伸出右手两根手指，捉起苍蝇来。手法奇快无比，每一次出手都捏住苍蝇的后腿，捉住后放在左手中；眨眼之间，手中握满了苍蝇。席间一只苍蝇都没有了。这种“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故事《聊斋志异》里也有，那也是受了《酉阳杂俎》的影响。 《忠志》卷所记的是大唐宫廷秘闻。其中有一篇《瑞龙脑》，从一个侧面记载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话说天宝末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交趾国（今越南）向大唐进贡龙脑。这龙脑是一种名贵香料，宫中也称其为瑞龙脑，形似蝉蚕。瑞龙脑数量有限，玄宗只赏赐了杨贵妃十枚。使用效果很显著，贵妃周围几十米香气扑鼻。时值盛夏，玄宗与亲王对弈，让贺怀智在一旁弹琵琶以助雅兴。（这贺怀智是名满天下的音乐家，也是首席御用琴师。）杨贵妃怀抱一只小狗，也站在贺怀智旁边观看棋局。皇上棋艺不精，局势一面倒，眼瞅就要输，急得满脸通红。杨贵妃灵机一动，松开胳膊。小狗窜了出去，跳上棋盘左蹬右踢。棋局大乱。皇上高兴了：“算啦算啦，就当平局好了！”当时吹着微风，贵妃的领巾随风倾斜，正搭在贺怀智的头巾上。谁都没有察觉。贺怀智回家后，发现自己满身香气。试想，技术宅的头巾，沾到了国民女神的香气。这头巾还舍得戴吗？于是他把头巾珍藏在锦囊之中。后来安史之乱，杨贵妃死在马嵬驿。“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几年后，动乱终于平息。玄宗回到长安，仍对杨贵妃思念不已。贺怀智很同情皇上。于是他入宫觐见，献上锦囊。玄宗打开锦囊，瞬间老泪纵横：“这是瑞龙脑的香气啊！”这段故事很感人。尤其是在冷酷c血腥的古籍中，十分难得。 《贝编》卷记载的是佛教传闻。《万回僧匙箸藏反书》的故事主角是唐代高僧，法号叫万回。万回这名字有个由来：他从小状似痴呆，寡言少语。某一日突然想去看望镇守边关的哥哥，于是飞奔出门，其疾如风；傍晚回来了，还带着哥哥墨迹未干的回信。日行万里而回，因此被称为“万回”。简直就是《水浒》“神行太保”戴宗的原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大肆罗织罪名诬陷官员。满朝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官位稍高一些的，每天上朝之前都要和妻儿老小告别，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身为博陵王的崔玄晖就是其中一员。崔母出主意：“请万回高僧来一趟吧！据说他貌似痴呆，实际是菩萨转世。根据他的行为举止，就能知道吉凶祸福。”于是把万回请到了崔府，隆重接待，还送他一套精美的银制匙箸。全家老小可怜兮兮的看着万回。万回和尚一言不发，接过礼物，蹬蹬几步来到院里，使劲一扔，一套匙箸就上房了。然后转身就走，留下一家子在院里跺脚骂街。这岂止是不祥，简直是给人添堵啊。没办法，先到屋顶把匙箸取下来吧。崔玄晖派人到屋顶上一看，匙箸下面还压着一卷书。打开一看，竟然是谶讳书。（就是鼓动造反c煽动群众的一种预言书，简单来说就是反书。）可把崔玄晖吓坏了，这可是灭九族的罪过啊。赶紧烧掉。几天后，突然有酷吏带着一大批官兵闯进崔府，说是来查抄反书。结果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酷吏满脸困惑，只好撤了。崔玄晖逃过一劫，这才恍然大悟：“要不是万回高僧，我就被满门抄斩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酷吏诬陷栽赃的的一种手段：通常是派盗贼夜里把反书藏到官员家中，然后过几天就带官兵来抄家，一抄一个准。没想到这次被万回和尚识破，故而失了手。 最奇的就是“飞头”这一篇：在岭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很多居民的头都能飞。头将要飞的前一天，颈上会出现一圈明显的痕迹，看起来就像系了一根红线。一旦发现这个先兆，他的老婆孩子就甭睡了，得整夜守着他。守着他干嘛呢？这是由于等脑袋飞回来，落回脖子上时需要有人帮忙扶着，以免脑袋跑偏。当晚，这个飞头者就像生病一样昏昏沉沉，头上生出翅膀，离开脖子就飞走了。这颗头通常会飞到岸边去，在泥地里找些螃蟹c蚯蚓之类的东西吃掉。天亮之前再飞回来。脑袋安全归位之后，这人就醒了，跟睡醒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感觉肚子撑得慌。 此类人又称“落头民”c“虫落”c“飞头撩”等，在《搜神记》《西京杂记》《三才图会》等很多古籍都有记载。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了一个具体事例：三国东吴的名将朱桓，他有一个婢女，夜里脑袋经常消失不见，很瘆人。于是朱桓暗中观察数日，只见婢女睡下后，脑袋缓缓离开身体，用耳朵当翅膀，扑棱扑棱地在屋子里飞，或是从窗户飞出去，或是从狗洞轱辘出去。天不亮就飞回来。某天夜里，朱桓打算恶搞她一下。等她脑袋飞走，朱桓拿被子往上一盖，把脖子给盖上了。天将破晓，头飞了回来，碍着被子落不到颈上，折腾了几次，脑袋堕地。面色惨白，急得咬牙切齿；身上也变得冰冷。貌似是快死了。朱桓赶紧扯掉被子，头挣扎着飞起来，落回颈上。差点闹出人命，朱桓也吓得不轻。于是把婢女辞退了。 东晋王嘉的《拾遗录》还写了个搞笑的事，一并附上：汉武帝时，因墀国有一批人能把自己身体拆分开。有个人为了显摆，就给大家表演：分别让头飞向南海，左手飞向东海，右手飞向西海。结果到了傍晚，脑袋回来了，落在肩上。旁人就问：“厉害是厉害，两只手哪去了？”“哎！都被大风吹到海外去了。手上也没眼睛，迷路了” 《黥》卷记载的是刺青艺术。里面记载了一个跟白居易有关的趣事。说是荆州街头有个人叫葛清，是白居易的脑残粉。脑残到什么程度呢？脖子以下，全身纹满了白居易的诗。段成式就亲眼见过葛清：他自己脱光了给人看，简直是体无完肤，上上下下纹了三十多首诗。最关键的是，每句诗旁边都有配图。他如数家珍地给人讲解：“我连背上的刺青都记得。你们看这一句，”说着反手指着背上的一棵树，“这句是‘黄夹缬林寒有叶’，你看树上挂着一条黄丝绦，丝绦上还有花纹呢。”然后又指指屁股：“这句是‘不是此花偏爱菊’。”屁股上果然纹着白居易端着酒杯观赏菊花。后来他得了个绰号叫“白舍人行诗图”，也就是会行走的白居易诗配图。 《黥·恶少》也很有意思。京城的市井中有一群恶少，走街串巷，打砸抢无恶不作。他们个个都有纹身。其中有个王力奴，纹身就花了不少钱，浑身上下纹满了亭台楼阁c假山池塘c花鸟鱼虫。往街头一站，竟然把一老头吓晕了。后来一打听，这老头患有严重的密集恐惧症。还有个肌肉男叫张幹，左膊上刺着“生不怕京兆尹”，右膊上刺着“死不畏阎罗王”。这两句话由于太过霸气，竟成了名句。结果新上任的京兆尹，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打死了。 《诺皋记·妒妇津》则告诉我们女人的嫉妒心究竟有多可怕。说晋朝人刘伯玉，其妻段氏心胸狭隘，嫉妒心极强。刘伯玉是个文化人，不好意思明说，就故意在她面前朗诵《洛神赋》，还大发感慨：“谁要是能娶洛神当老婆，简直能活活美死！”段氏就火了：“你啥意思，我还不如个水神？我要是死了，也能成水神！”于是当晚就跳河自杀了。段氏死后第七天夜里，她托梦给刘伯玉：“你不是想娶水神吗？我现在就当上水神了！”刘伯玉顿时被吓醒，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渡河了。段氏当上河神，嫉妒心却丝毫没有减弱：若有美女渡河，她便兴风作浪，把美女害死。这样就渐渐地引发了一些现象：1美女渡河时都换上破衣服，再往自己脸上乱画一通，怎么丑怎么来。为了保命，也顾不上漂亮了。2丑女倒是安全，但同时有些尴尬：“我一渡河就风平浪静，这不是告诉大家我长得丑吗？”3有的丑女不甘心，擦胭脂抹粉的一通捯饬，拼了性命也要证明自己貌美。结果到海上一看，碧波万里，水面平静如同镜面。这就更尴尬了。当地人发现这河竟然有辨别美丑的神奇功效，于是编了个顺口溜：“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这条河的渡口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妒妇津”。 《尸穸》卷述丧葬之事。《刘备墓》中说，最近（对作者而言），有一伙盗墓贼进了蜀先主刘备的陵墓。在墓室内，只见两人在灯下对弈，左右还有十余名侍卫。盗墓贼又惊又恐，一齐跪倒谢罪；对弈者没什么表情，其中一人侧脸问：“你们喝酒吗？”随即命人赐盗墓贼每人一杯酒，又赐了数条玉腰带，命其速速离开。盗墓贼跌跌撞撞地逃出陵墓，发现自己的嘴都不知被什么封住了，张不开口；再看手中的玉带，已变成了数条巨蛇；刘备的陵墓也恢复如初，仿佛从来没人进过。 《广知》卷记载的是民俗。有一则故事叫《人影卦》。唐敬宗宝历年间，有位姓王的山人给段成式讲述了一个特殊的算命技巧——观人影，知祸福：在此人本命日那天，于五更天点灯照之，观察人影。影子越深，代表此人的魂魄越浓，未来就越富贵c越长寿；反之，影子越浅，代表此人越“魂淡”。所以，自古以来的人在海边c井边乃至浴盆边都特别小心，就是因为水中照出的影子必然较浅，故而忌讳影子映在水中。另外，如果人影被蠼螋c短狐c踏影蛊等（皆为罕见且不祥的动物）踩到，则此人必有横祸。郭德纲说相声也用过段成式的这个段子 《语资》卷，记名人轶事。王勃打腹稿的故事就出于此。“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位少年天才，他每次写作之前，必先磨墨数升，然后用被子盖住脸，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思考人生。不一会有了灵感，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提起笔一挥而就，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时人称之为“腹稿”。 《语资》里有篇《忽雷驳》。说的是开国名将秦叔宝，所乘之马名为“忽雷驳”。这匹马很奇特，要经常喝酒，且雄武有力；每至月明之夜试练，此马奋力一跃，能越过三顶黑毡房。秦叔宝去世后，它嘶鸣不已，不吃不喝而死。在后世的演义和民间传说中，这马名字变成了“呼雷豹”，马颔下有一肉瘤，肉瘤上有三根毛；主人一拉此毛，呼雷豹叫声如雷鸣c似虎吼，凡马闻之屁滚尿流。 《诺皋记》里的《悟空》跟《西游记》有关。它里面很多桥段的原型，都借鉴了《酉阳杂俎》。例如，盘丝洞蜘蛛精借鉴了“苏湛遇蜘蛛”之事；车迟国斗法借鉴了“罗公远与不空斗法”；另外《酉阳杂俎》中有数条关于玄奘去西土取经之事；又有数条关于异境猿猴之事。而“孙悟空”这个名字，则出自下面这个故事:唐穆宗长庆年间。湖南衡岳西有个朱陵洞，山高涧深，树木繁茂，巨蛇猛兽甚多。常人到此，不是迷了路就是被野兽所害。偏偏有一个喜欢探险的行脚僧来到了这里。行脚僧名叫悟空。悟空天不怕地不怕，仗着一身功夫到处闯荡，口头禅是“我是要成为和尚王的男人！”其狂气颇有齐天大圣的神韵。这一次，他夜入衡岳大山，披荆斩棘c降蛇伏虎。历经数日，来到朱陵原一带，比之前更加瑰丽c深幽，杳无人迹。悟空又饿又渴，暂且在岩下休息，长叹一声：“哎，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去找吃的啊。”四处观瞧，发现前面不远处两棵大树之间系着一根绳子；一个老道正躺在绳子上打瞌睡。显然不是一般人。悟空又惊又喜，上前拜见，并讨要些斋饭。老道懒洋洋地睁开眼，一指地上的石砖：“这里有米，我拿点给你吧。”说着，也不知从哪变出一把镢头，在石砖上敲出洞来，洞里果然装满了米。老道取出一升米，又从瀑布接了点水，都放进锅中；在锅上敲击数下，便告诉悟空：“饭已熟了，吃吧。”悟空满腹疑虑，刚吃一口就吐了出来：“你管这叫熟啊？太硬了，我要吃软饭！”道士笑了：“别嚷了，也不嫌丢人。这是你福分不够，只吃了几粒米，实在可惜。我把剩下的吃完吧。”几口就把剩下的硬米饭吃掉。闲聊了几句，道士说：“给你表演个小把戏。”说罢，纵身一跃就上了树；在林间闪转腾挪，迅捷如猿，轻灵似鸟。悟空看得眼花缭乱。只见老道渐渐绕着树转起圈来，越转越快，灰色的道袍成了一圈灰影。不一会儿，连影子都没了。老道就此消失不见。悟空惊异无比，只好寻路下山。回到寺庙，数日之内都没再饥饿或口渴过。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卷，还有介绍民间奇技淫巧的《诡习》卷c《怪术》卷；记载各种礼仪的《礼异》卷；记载奇异的自然现象c物品器具的《物革》卷c《器奇》卷；关于佛寺c佛经的《寺塔记》卷c《金刚经鸠异》卷，等等。总之，《酉阳杂俎》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唐奇书，为我们展示了大唐盛世不为人知的一面，诡秘c奇谲，而又妙趣横生。包括《酉阳杂俎》在内，唐朝诞生出大量的志怪笔记，如《广异记》《独异志》《玄怪录》等等，使光怪陆离的民间故事达到一个巅峰。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并具。以至于宋代的《太平广记》c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甚至文学名著《西游记》《水浒传》等，都深受唐朝志怪笔记的影响。 如嫌不过瘾，再赠送大家三则小故事： 1瓜灾 唐文宗大和初年，郑注曾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是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他去上任的时候，领着100多名妻妾，这些妻妾浓妆艳抹“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据说，地里的瓜是忌香气的，因此一场巨大的瓜灾发生了：因为路边两岸的瓜地里的甜瓜怕异香，这一百多个女人身上散发的香气，竟将路两边的瓜都熏死了。 2人筋 大历年间，李公佐是主管庐州的官吏，他手下有一个名叫王庚的书吏，给他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王庚有一次夜晚回家，遇到了一个乘车而行的紫衣人。 这个紫衣人应该是一名地府的官吏，王庚急忙躲到了树后，就见那辆车在河边停住，赶车的马夫道：“车索断了，没法渡河！” 那位紫衣人取来生死簿，道：“去取庐州某里张某妻脊筋！” 张某妻就是王庚的亲姨，那位赶车的马夫，片刻而回，他是手中多了两根数尺长的白筋，两根白筋接到了车索上之后，马车踏水而去，王庚回家后，发现自己的亲姨连呼背痛，半日之后就死了！ 3韩滉断案 晋公韩滉是一位大画家，他画的《五牛图》虽然是五头老牛，可是不管从神态，还是体态之上，都是不同的，他能在细微处，画出五头老牛的不同处，可见韩滉就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 韩滉在润州的时候，夜半与手下一起到万岁楼饮酒，忽然听到远处的深巷子里，传来了女子的哭声，韩滉听罢哭声道：“这个哭啼的女子有问题，可以抓来审问！” 经过审问，发现这女子果然有奸情，他用长钉钉死了自己的丈夫，韩滉在女子的哭声，没有听到悲哀，却听到了恐惧，可见画家断案，也是非常厉害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尸子》：尸而不僵的一部奇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旷日持久的乱世，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暗渡陈仓”的历史阶段。明面上分崩离析c战乱频仍，实际上各“细胞”内部都在通过变法自强，自内而外发生着巨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成了各诸侯国的座右铭。等到秦始皇统一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华丽转身。不过秦始皇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拿着农民当奴隶使，结果自己的王朝很快又呼啦啦大厦倾倒。 不过这里说的不是这个主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为当时的社会开出药方，各成一家之言。这让后世的司马迁极为羡慕。他也想效法先贤通过写史书“成一家之言”，可惜后世把他列入“史家”。否则，照诸子百家的惯例，他应该被称为“司马子”，而我们现在习惯称他为“史迁”，这应该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司马子的叫法是有些别扭，诸子百家里被称为“子”的，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等等，复姓是很少见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如容成子等。老子就有点占人便宜的赶脚了，而孙子又被人占了几千年的便宜。这些倒都还无所谓，都还比较顺口。司马子却是咋叫都感觉别扭的。不过倘若真有人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收集在一起，分门别类编成一书，理出头绪，相信这部《司马子》的质量也一定是很棒的。 这些都是作者的闲话。今天要谈的这部书的作者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位，不过名字比老子孙子甚至我们臆想中的“司马子”都要奇葩，人家叫“尸子”。 这名字似乎散发着尸气，但确有其人，他写的书以其称号命名，就是《尸子》。不过，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名取书。《尸子》这部书还是相当有料的。 说起《尸子》这部书，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但说起其中的一个观点，却是人尽皆知。那就是“宇宙”的概念。我们现在说的“宇宙”就源于这部书。所谓“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这个说法后来被《淮南子》吸收，表述为“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发明了“宇宙”的尸子确非凡人。他本名叫尸佼，曾是商鞅的得力助手c黄金搭档。西汉刘向在其《别录》中叙述了尸佼的生平简史，他说：“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 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从前360年到秦，执政选20年，尸佼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见，为秦国富强，统一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后来，商鞅不是倒了吗？树倒猢狲散，他这位左膀右臂也只好逃命去也。 尸佼逃到哪里去了？他到了李冰修都江堰的蜀中。在蜀中，他以闭门著书的生活方式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写出了光芒四射的《尸子》二十篇。可见，尸佼姓尸，脑筋却一点也不僵，而是一具颇识时务的“尸”。他是深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道理并能灵活运用的。不仅如此，他在《尸子》中表现出的“尸体”风格也风靡后世，影响深远。 除了对于空间观c时间观有杰出的论述，尸佼对“学积有生”c“从道必吉”c“重民”的观点也作过重要的阐述。都是很出彩的观点，可以说金句频出。对道家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 学积有生的意思是，一个人做学问，要注重积累，但最后要落实到有所创造，或有创见才行。这意思是说不要死读书，不要做“两脚书橱”。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他说：“生积成岳，则楩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尸佼—连用了三个“生”宇，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代学人的座右铭，被辗转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重视。最先引用这段话的是荀子的《劝学篇》。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选》c《说苑》c《太平御览》中，就使用了这句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也。“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宇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必须顺动，他认为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则没有前途。故而说：“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用贤使能。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c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并将“从道”与用贤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这是有识之见，值得重视。 尸佼还提出了极为可贵的“重民”观点。尸佼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欲保王位，绝不能忘民。这种“保民为王”的政治理论，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 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他说：“民者，水也。”又说：“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日犹水也”。他认为民之犹如水，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决诸西流而西流。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怒涛滚滚而往的。这也是他的“忘民则亡”的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之为君”之理，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水与鱼c水与盂c马与御等，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现了时代的进步。这真是“尸而不僵”啊。 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自然晋入韩非c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便说明了这一切。 总而言之，这位尸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尸子》二十篇在诸子百家中也是允为佳构，其收儒墨道法诸家思想为己用，多有创见，不可因其名不佳而废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手托一摞兵书的李天王 话说到了有唐一代，《西游记》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梗概都算集齐了。唐僧的原型是玄奘，他的《大唐西域记》为《西游记》提供了基本路线和故事梗概。悟空也有了，出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这部书的“诺皋记”卷里有个“要成为和尚之王”叫“悟空”的和尚，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至于白龙马，则出自东汉时“白马驮经”的历史史实，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游取经，由白马驮回佛像经卷，并在洛阳建了白马寺。而八戒是由凡人都有的幻化而成，他也应该随玄奘西游，因为玄奘毕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没有七情六欲。沙僧呢？玄奘背着行李只身向西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路苦行，他本身就是一个行走于沙海的僧人，也就是沙僧了。 这还不算完。《西游记》里的托塔李天王的原型是李靖，李靖也是唐朝人，且是唐朝的开国第一名将。 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唐朝杰出的军事家。生无败迹，被称为“军神”。 真实的李靖善于用兵，长于谋略，原为隋将。后效力李唐，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南平萧铣c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尤其是灭东突厥一战，真是举重若轻，显示了李靖作为军事天才的极为杰出的才能。 话说唐统一前东突厥多次侵略，唐将也多次和突厥短兵相接，除了李靖其他将领也都吃了亏，虽然当时唐军多是步兵，但突厥的攻击力可见一斑。就在登基前，太宗还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在唐出兵前，突厥确实刚刚遭受了双重打击，但国内依然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但那也相当于三十万成熟的骑兵啊，而唐出征突厥总兵力貌似只有十万，如果按照正常战争进程，两军正面对杠，胜负实未可知。就算唐军能胜，也是小胜，如果打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唐朝的国力可不比汉武帝时可以吃祖辈的老本，唐朝的发展轨迹可就不好说了。而李靖三千铁骑奇袭定襄，打得颉利可汗抱头鼠窜，并以三千铁骑一直追击，也为这一战定下了基调，之后就顺理成章得打败了东突厥。然后李靖在唐使出使接受颉利可汗求和的时候，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直接出兵生擒了颉利可汗，一举灭了东突厥国。唐灭东突厥之战，是唐开国对外第一战，东突厥也是唐面对的最强大的外患，如果失败或者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唐帝国的命运将难以预料。但李靖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变成了碾压性的胜利，不仅击败了东突厥，而且灭其国，擒其王。这一战打出了大唐铁骑的赫赫威名，为大唐以后的对外之战定了基调，从此周边诸国面对大唐军队未战先怯，为以后大唐将领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埋下了胜利的种子。 此后李靖历任检校中书令c兵部尚书c尚书右仆射等职，封卫国公，所以世称李卫公。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年七十九，陪葬昭陵，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玄宗时配享武成王庙，位列十哲。 这位托塔天王李靖还善于著书，他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多部兵书。他的治军c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所以真实的李靖手里托着的最有分量的应该不是那座宝塔，而应该是他所著的一摞兵书。只是可惜，其兵书现在多已失传。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兵学的代表著作。 李靖能写出多部兵书不是偶然的，他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目为军事天才。 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和时代，应当建立功业求取富贵，何必做一个读书人。”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之讨论孙吴（孙武c吴起）之术的人，只有你啊。”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c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就是那位向隋文帝陈述古今图书五厄的大臣）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军事家c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你终当坐到这个位置！” 说起李靖跟唐王朝的关系也颇有戏剧性。他本是隋朝的忠臣。大业（605年—617年）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在李渊帐下和突厥作战。这时，反隋暴政的叛乱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c李密，江淮杜伏威c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朝的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即唐高祖）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于是李靖把自己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准备向隋炀帝密告。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您兴起义兵，本是为了天下，除去暴乱，怎么不欲完成大事，而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即唐太宗）赞赏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用做三卫。 后来，李靖屡立战功，得到李渊和李世民的信任，李渊把“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李靖西定巴蜀，而后让人顺流而东取江陵，定岭南。愣是做到了当年曹操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你说他厉害不厉害？李渊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古代名将韩信c白起c卫青c霍去病，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李靖！” 李靖善于用兵，长于谋略，原为隋将。后效力李唐，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南平萧铣c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历任检校中书令c兵部尚书c尚书右仆射等职，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年七十九。册赠司徒c并州都督，赐谥“景武”，陪葬昭陵。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玄宗时配享武成王庙，位列十哲。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此书对“奇正”c“虚实”等军事概念的论述极为精彩。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 它又对天c地c风c云c龙c虎c鸟c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c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c云阵的名称来自旛名；龙c虎c鸟c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 它还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虚实的思想。虚通常指劣势和弱点，实则指优势和强点。要识别虚实，必须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就不会了解虚是实，实又是虚。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动，用这一方法来调动敌军，从而摸透敌军的虚实，然后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人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达到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的目的，并最终战胜敌人。作者在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虚实与奇正c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对如何争取用兵的主动权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它又指出，为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和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的方法，来取得作战的胜利。 它还对李靖创制的六花阵作了详细c朴实的阐述，指出该阵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介绍了方c圆c曲c直c锐等阵形和阵名。这在阵法研究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穿凿附会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宰相职务刚干够一个任期（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李世民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纵观从古至今的历史，身处富贵而能知足的人很少。他们不论愚智，都不能有自知之明，才能即使不能胜任，也竭力想要任职，纵然有疾病，还自己勉强为官，不肯放弃职权。您能够识大体，见识深远够得上是可嘉的了，朕现在不仅成全您的美德，还想让您成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c门下平章政事。 贞观九年（635年）正月，李世民又赐给李靖灵寿木手杖，用这帮助他脚不方便时使用。 据传，李靖死后经常显灵，为百姓救危解厄，百姓因而为其建庙供奉，于是到晚唐时候，李靖渐渐被神化了。到后晋时，高祖石敬瑭还追封李靖为灵显王。 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他将治军c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c《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可能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c行军作战c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话说李靖著了很多部兵书后，头衔里又多了一个军事理论家。树大招风，他还为此惹出一堆事儿。 唐太宗看了他的书后，觉得不错，于是要他教给后来也成为李世民宰相（内阁总理）的侯君集兵法。然而李靖对这个御赐的徒弟很不认真敬业，每到兵法的精微关键之处，李靖就不教了，敷衍过去，似乎要留一手。这让侯君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不透，并大为恼火，于是上奏李世民，诬告李靖要造反。 李世民听后，忍不住也大声责备李靖故意刁难人，李靖并不在意，从容回道：“此君集反耳。今中夏z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意思是说侯君集这厮学兵法这么认真是有问题的，日后一定像魏延一样有二心，他脑后有反骨。因为我教给他的已经足够安定边境，他居然人心不足蛇吞象，要学尽老夫的看家本领，这就有点太那个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他是在为他以后造反作准备，而不是纯粹为了保家卫国学本领。 但那时侯君集尚未有任何造反的迹象，说了也白说，聪明过人的李世民这回不但不相信，还训责李靖胡说八道，是在造谣中伤，李靖也只能苦笑。 至贞观十七年四月（公元643年），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侯君集被杀，李承乾被废为平民，这证明了李靖有多么非同一般的预见力啊，简直与三国名相诸葛亮看出魏延后脑有反骨一样神。 不过，对于另一位徒弟李靖就不一样了。这位徒弟就是唐朝另一位名将薛仁贵。李靖对他倾囊相授，为大唐又培养了一位文武全才的将军，薛仁贵也写了一部军事著作――《周易新注本义》。当然，也有人认为二人没有师徒关系。 看来，这位托塔天王，真不是盖的。有人说他是个老狐狸，的确，论用兵论军功，他一个人就可以顶卫青c霍去病曹操c诸葛亮c司马懿c钟会等人加起来的总和，而其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又堪比张良。古代将相中，像李靖这样的“完人”实不多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茶经》：寺院里培养出的茶圣 中国人民喝茶的习惯，始于唐朝，始于陆羽，始于他写的《茶经》。 能让这么大一个民族爱上喝茶，能让整个民族在茶香氤氲中高雅淡泊起来，陆羽的功劳比可口可乐的发明者c美国的药剂师彭伯顿还要伟大，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陆羽是一个一生淡泊名利的人，在已经实行科举制度，可以通过读书应举做官的时代，他却隐居浙江苕溪（今湖州），甘守林泉。也许你要说“问君何能尔？”，这其实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陆羽，名疾，字鸿渐c季疵，号桑苎翁c竟陵子，唐代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733年出生，三岁时就被禅师收养。陆羽自幼好学用功，学问渊博，诗文亦佳。这些都颇像南朝《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但陆羽且人清高，淡泊功名。朝廷听说他的美名，曾一度招拜他为太子太学c太常寺太祝，他都不去。最后趁着躲避安史之乱的机会跑到浙江苕溪隐居去了。他的这种隐居跟当时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可不一样，他是真的志不在此。 隐居期间，陆羽在亲自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c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了创始之作《茶经》。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 《茶经》这部书只有约7000字，却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c最完整c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 此书是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c源流c现状c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c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划时代的茶学专著，精辟的农学著作，阐述茶文化的书。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茶经》分三卷十节，约7000字。卷上：一之源，讲茶的起源c形状c功用c名称c品质；二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如 采茶篮c蒸茶灶c焙茶棚等；三之造，论述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叙述煮茶c饮茶的器皿，即24种饮茶用具，如风炉c茶釜c纸囊c木碾c茶碗等。卷下：五之煮，讲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六之饮，讲饮茶的风俗，即陈述唐代以前的饮茶历史；七之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c产地和药效等；八之出，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山南（荆州之南）c浙南c浙西c剑南c浙东c黔中c江西c岭南等八区，并谈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九之略，分析采茶c制茶用具可依当时环境，省略某些用具；十之图，教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击而存。《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c生产c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茶道的先河。且《茶经》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茶书，除茶法外，凡与茶有关的各种内容，都有叙述。是以后历代茶书的老祖宗。 陆羽二十一岁时决心写《茶经》，为此开始了对茶的游历考察，他一路风尘，饥食干粮，渴饮茶水，经义阳c襄阳，往南漳，直到四川巫山，每到一处，即与当地村老讨论茶事，将各种茶叶制成各种标本，将途中所了解的茶的见闻轶事记下，做了大量的“茶记”。 经过十余年，实地考察三十二个州，陆羽最后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开始对茶的研究著述，历时五年写成《茶经》初稿。以后五年又增补修订，这才正式定稿。此时陆羽已四十七岁，前后总共历时二十六年，才最终完成这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的巨作《茶经》。这种写作经历很像司马迁写《史记》c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凝聚了作者大量心血。 陆羽声名远扬，朝廷有意留他在京为官，但他陈辞不就，仍周游各地，推广茶艺，影响所及，茶事大盛。 要知道，唐朝以前，茶的用途多在药用，仅少数地区以茶做饮料。自陆羽后，茶才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饮料，茶盛于唐，饮茶之风普及于大江南北，饮茶品茗遂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陆羽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茶圣。 《茶经》是陆羽在各大茶区观察了茶叶的生长规律c观察了茶农对茶叶的加工，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的品质的优劣，并学习了民间烹茶的良好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规律，此外陆羽还留心于民间茶具和茶器的制作，且制作出自己独特的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如果现在还有，那一定是超级国宝了。陆羽用自己的一生研究茶事，他的脚步遍及全国各大茶区。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c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c顾元庆校《茶谱》c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中国茶经从一开始就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茶为僧人提供不可替代的原料，而僧人和寺院促进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就有著不少对佛教的颂扬和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禅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禅茶一味，说的就是这种关系。 唐代南禅宗系统禅僧注重饮茶。唐末五代，河北赵州禅师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据《景德传灯录》卷十记载，1000多年以前，有两位僧人从远方来到赵州，向赵州禅师请教如何是禅。赵州禅师问其中的一个，“你以前来过吗？”那个人回答：“没有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赵州禅师转向另一个僧人，问：“你来过吗？”这个僧人说：“我曾经来过。”赵州禅师说：“吃茶去！”这时，引领那两个僧人到赵州禅师身边来的监院就好奇地问：“禅师，怎么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未曾来过的你也让他吃茶去呢？”赵州禅师称呼了监院的名字，监院答应了一声，赵州禅师说：“吃茶去！”对“吃茶去”这三个字历来也是见仁见智的，这三字禅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也从而奠定了赵州柏林禅寺是“禅茶一味”的故乡的基础。 对于这段公案，柏林禅寺里“禅茶一味”碑记中以“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是吃茶”的十六字加以概论。 对于新到c曾到和院主三个人，赵州禅师一概奉上一杯茶，让他们统统吃茶去。这三声颇有回味的“吃茶去”道出了赵州以茶接人的一片禅心，这杯茶是赵州禅师的心印传法受用，并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杯茶，禅林中人誉为“赵州茶”，千年以来开化了无数学人。 禅在哪里？佛又在哪里？就在当下，我们的生活中，生活中的一切无不是道，无不真实，禅心如同一盏灯把生活照亮，赋予事物崭新的意义，如同“吃茶去”。院主的疑问，是心念有执，赵州禅师以一杯茶把他救回来，在一问一答的瞬间将迷失的心唤醒。 在赵州禅师这里只有一杯茶，生活与信仰，形而上与形而下，最超越的精神境界与最物化的日常生活，就这样水乳交融，一味无别。 赵州“吃茶去”公案，其实就是引导学人走向生活实践的一种体验方式，也是赵州作为禅宗直指人心的一种开示，“吃茶去”三字已非字面内涵所在，其深刻意蕴在于使人即事而真，即俗超凡。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之师一休对之给予高度评价道：“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至此，陆羽未曾至此。” “吃茶去”是禅茶一味的真谛，是茶道的精神源头，是东方智慧奉献给人类文化最珍贵c最璀璨的瑰宝。茶文化作家丁文说：“赵州茶是‘禅茶一味’肇始标志。赵州茶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大唐茶道’及‘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陆羽自小就生长在寺庙里，对僧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饮茶习惯――极为熟悉，从小练得一手采制c煮茶的高超技艺，又深受佛文化影响，淡泊名利，他才能写出《茶经》这样一部奇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推背图》：“第一预言奇书”还是“马后炮”？ 不好好写写这部真正的奇书就感觉很愧对它，于是做了很多准备，找了很多资料，在一个精力相对充沛时间比较宽裕的上午开工了。 先从大家都喜欢的《西游记》开始吧。 《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颇有意思，也是“唐僧取经”情节的缘起。 话说唐贞观十三年，长安城里有位课卦的先生，名叫袁守诚，专为人算命，据称能知阴阳，断生死。 袁守诚在长安西门繁华大街上卖卦，生意自是十分兴隆，泾河龙王寻到卦摊前，本想当场发作，却被袁守诚先生清奇不凡的相貌所震慑，于是收了轻视之心，向袁守诚问上一卦。 先生问曰：“公来问何事？”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龙王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戏。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断的时辰数目，我送课金五十两奉谢。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我与你实说，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时赶出长安，不许在此惑众！”先生欣然而答：“这个一定任你。请了，请了，明朝雨后来会。” 泾河龙王自认身为司雨龙神，那凡人袁守诚怎么可能比自己还先知道天上下雨的时辰，这场赌赛，自己定是赢了。谁知刚回到泾河水府，天上便下令明日雨降长安，降雨的时辰与水量和袁守诚所言不差分毫。龙王虽然大惊失色，叹这世间竟有如此通天晓地的能人，但它性情极刚烈，怎也不肯轻易服输，那争强好胜之心让它晕了头，竟然决定私下更改降雨的时辰，又克扣了雨量。次日，龙王挨到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共降雨三尺零四十点，改了一个时辰，克了三寸八点。雨后，龙王化为人形，径直去那袁守诚的卦摊前，一口气将卦摊砸了个稀烂，还要袁守诚立即滚出长安城。可袁守诚只是安静地看着龙王打砸，末了冷笑一声，说道：“我小小卦摊不值钱，只怕有人犯了死罪尚不自知，我认得你，你不是什么白衣秀士，你是那泾河龙王，你私改时辰，克扣雨量，犯了天条，明日恐难免一刀！”泾河龙王这才慌了手脚，后悔自己一时冲动，连忙跪倒在地，求袁守诚救命。袁守诚叹道：“求我无用，明日午时三刻，你该被魏征处斩，那魏征是当朝丞相，你若能在唐王处讨个人情，尚有生路一条。”泾河龙王拜谢袁守诚后，匆匆赶到皇宫，直待到子时，唐王李世民入梦之后，它才潜入李世民梦中，口中直叫：“陛下，救我！”唐王吃了一惊：“你是何人？朕当救你？”龙王道：“臣乃长安城外泾河龙王，陛下是真龙，臣是业龙，臣因犯下天条，当被陛下贤臣魏征处斩，故来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唐王见它苦苦哀求，心生恻隐，便答应了它：“既是魏征处斩，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龙王这才放心，叩谢隐去。唐王李世民从梦中醒转，思量龙王所托，想来想去，决定明日将魏征留在身边一日，不放他出宫门半步，应可救下那龙王。翌日，唐王退朝之后，独留下魏征一人，宣上金銮，召入便殿，先议安邦之策，再论定国之谋，拖到巳末午初时候，见魏征有些坐立不安，唐王暗笑，又命宫人取过棋枰，要与魏征纹枰论道，魏征不敢不应，只能谢了恩，与唐王对弈。 魏征棋力高强，唐王本意却只是拖延时辰，厮杀至中盘，唐王已呈败象，不由低头陷入长考，待到唐王拈子落枰，再抬头望向魏征，魏丞相却已伏在案头，呼呼酣睡。唐王笑曰：“贤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劳，创立江山之力倦。”唐王任其盹睡，更不呼唤，眼见午时三刻已至，想那泾河龙王，应已逃过一劫。忽而伏案之魏征，额前汗珠密布，神情微有焦躁，唐王恐因天热，心疼贤臣，便亲自为魏征打扇，凉风徐来，魏征密汗顿收，睡得甚是沉稳。突闻朝门外有人大呼小叫，唐王起身观看，却是徐茂功，秦叔宝等人，秦叔宝手中提有一物，见唐王在此，便将那东西掷在地上，那东西滚到唐王脚边，竟是一个血淋淋的龙头！那龙头须发戟张，一双眼还未闭合，正正瞪着唐王。唐王吓得后退，惊问：“此乃何物？”秦叔宝答道：“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微臣不敢不奏！”魏征被喧闹声惊醒，步至唐王身边，俯伏在地道：“臣该万死！适才晕困，不知所为，望陛下恕臣慢君之罪。”唐王道：“卿有何慢罪？且起来，但看这龙头，却是何说？”魏征仍伏在地，并未起身，说道：“此龙是臣适才梦中所斩！”唐王闻言大惊：“贤卿困睡，并未见动身，更无刀兵，如何斩却此龙？”魏征答道：“此龙犯下天条，当被臣于今日处斩，臣虽身在君前对局，却梦离陛下驾云提剑追斩此龙，谁知孽龙仓皇逃窜，一时竟追不上，臣正心中焦躁，幸有陛下为臣打扇，借那三扇凉风，臣撩衣进步追上孽龙，手执霜锋一举斩下龙头，那龙头就此滚落虚空。”唐王心中一时悲喜不一，喜者，有魏征如此能人豪杰相助，江山岂有不稳之理。悲者，梦中曾许救龙，岂知竟致遭诛，魏征更是借自己三扇凉风之力才斩了龙王。无奈，唐王强打精神赏了魏征，众人散去。 入夜二更时分，唐王竟听闻宫门外有凄惨号泣之声，惊恐之余，唐王朦胧睡去，谁知梦中那无头的泾河龙王，提着血淋淋的首级，扑到唐王身边，擒住其手直呼其名：“李世民！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亏你允诺救我，不救也罢，怎还助那魏征追斩我？快快出来！与我到阎王处说理！”唐王有口难言，惊的汗流遍体，怎也挣不脱龙王纠缠，大叫一声有鬼，方从梦中醒转。至此连续几日，唐王夜夜被龙王鬼魂惊扰，竟落下脉弱体虚之症。唐王病重，鄂国公尉迟恭与护国公秦叔宝入宫探视，得知寝宫门外，入夜就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二将军劝慰唐王，秦叔宝道：“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甚么鬼祟。”唐王准奏，二人谢恩而出。当日晚，两位将军各取披挂穿戴整齐，金盔银甲，威风凛凛，持剑举斧在宫门外把守。一夜间，竟再无半点响动，唐王因此安寝无事。虽有二位将军把守，皇宫清静了几日，但唐王终究不忍二将辛苦，为难两人夜夜守候，便寻那丹青妙手，将尉迟恭秦叔宝披挂在身的真容绘于宫门之上，前宫门从此夜间无事。而两位将军的威风仪容，就成了民间流传至今的门神。因为先有泾河龙王向唐太宗求情，不要让魏征斩了自己，但唐太宗和魏征下棋的时候魏征在梦中把泾河龙王斩了，所以后来泾河龙王向唐太宗托梦，结果导致了唐太宗被吓得魂入阴间，但阳寿未到所以又还魂了，后来就大兴佛法，但佛经不全，后来才有了去西天取经。 说得这么精彩，毕竟也只是戏说。而且颇有点三纸无驴，离题万里。不急，马上扯到正题了。 上文要注意的是那位算命先生袁守诚。《西游记》有个“书中暗表”，说是这人的来头倒也不简单，是那当朝钦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而袁天罡则是唐朝有名的星相家，曾经发明了流传至今的称骨算命法。对，我们要说的其实是袁守诚的侄子袁天罡。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而在文学作品里，则常常是有其子必有其父。这里则是“有其侄必有其叔”。因为侄子很厉害，他这位叔叔才变得很厉害。 真实的袁天罡其实叫袁天纲，“罡”是“纲”的俗写，生年不详，卒于635年，即唐贞观八年。而上文引用的故事是发生在贞观十三年，侄子都死了五年，叔叔还健在，这就有虚构的嫌疑。袁天罡是火井县人，隋末唐初玄学家c天文学家c数学家。传说他善“风鉴”，即凭风声风向，可断吉凶，累验不爽。又精通面相c六壬及五行等。隋时为资官令，唐武德年间为蜀郡火井县县令。贞观六年，唐太宗听闻其名声，诏入朝收纳为智囊。贞观八年，在其请求下，唐太宗复任他为火井县县令，以让他返回家乡，同年袁天纲卒亡。 袁天纲写过很多书，有相书c天文书c风水书多种，其中有《九天玄女六壬课》c《五行相书》c《易镜玄要》c《三世相法》c《袁天罡称骨歌》c《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等，但大多已亡佚不可见。袁天纲还与弟子李淳风合作完成了《晋书》中的《天文志》c《律历志》和《五行志》。 而他受唐太宗诏命，与弟子李淳风合著的推探唐朝国运的《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这或许就是盛传的《推背图》的不同版本。是的，我们终于说到正题了。今天的主角――《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第一预言奇书，唐太宗李世民为推算大唐国运，下令两位著名道士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融合了易学c天文c诗词c谜语c图画为一体。 《推背图》构建了一个中国和世界历史是按照：“帝制时代—共和时代—大同时代”这一历史观而命定式发展的理论体系，向后人诏示了人类历史最终将走向人不分黑白c地不分南北c无城无府c无尔无我c天下一家，万教归一。 《推背图》共有六十幅图像，每一幅图像下面附有谶语和“颂曰”律诗一首，预言了从唐朝开始一直到未来紫微圣人建立大同世界，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 《推背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未来学巨著。其创作之严谨c思维之缜密c应验之神奇均大大超越西方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诸世纪》。 说明 1c《推背图》不是出自后人杜撰，而是一部了不起的易学著作。 2c《推背图》中所有的图像谶语和颂诗都是根据易经八卦演绎出来的，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依据。而周易本身就是一本“卜筮”之书，千年前的古人借它预测未来，因为古人认为未来是可知的。 3c《推背图》无一字一句一图一画不源于周易，《推背图》是象数易学的经典和图书易学的里程碑。 4c《推背图》不仅是两汉象数易学的终极，也是两宋图书易学的开端。 5c《推背图》是中国历史宿命论集大成者，它以天道推人道，演历史宿命论。 6c《推背图》作为中国历史宿命论的集大成者，作为传统的神学体系和国家学说，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杰出代表作，理应成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篇章。 7c《推背图》充分肯定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意识，认为人在历史宿命论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8c《推背图》从盘古—唐—大同—永远这一发展模式来言说历史和推演历史，从而构筑了其宏大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体系。 9c《推背图》的预言以道家阴阳为开始，以儒家大同为结束，通过易学完美的塑造了其理论体系。 10c《推背图》是一部探索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的政治预言书，它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进程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 11c《推背图》非常看好21世纪的中国，在《推背图》看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拥有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下个世纪的人们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就如同我们经常追忆唐朝一样，那样令人神往，那样辉煌灿烂，那样的一个有着包容世界气度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脱茧而出的中国，是各阶层各民族和解的中国，是公平正义的中国，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 12c《推背图》中所描述的无城无府c无尔无我c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 14c《推背图》对人类的历史大结局的描述是世界大同，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大结局，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15c《推背图》最后一象第六十象所蕴含的寓意是极其深远的，因为作者将世界大同推向了永恒。 《推背图》的书名得来也很有意思。相传李淳风越算越有劲头，竟从唐高宗龙朔年间推算到之后三千多年的国运，直到袁天罡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回去休息吧”，方写下这样的结语：“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推背图”也由此得名。 《推背图》一类的谶纬言论，对历史的进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过自古以来就不乏谶纬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尤其是秦汉时期。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这从秦始皇年代的谣言“今年祖龙死”开始可以得知，谶纬之说历来是主宰国运的导火索。陈胜吴广起义时制造了“大楚兴c陈胜王”的谣言；汉末民间有诅咒董卓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等等。这些活生生的史料，不是明白告诉我们，阴阳相随，人事与流言，可以灭国兴民，江山易主？《易经》是六经之首，具备预测功能，历代善于占卜的文人谋士如过江之鲫，预测国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过要说影响最 广泛的，莫过于《推背图》一书。 《推背图》在唐以后影响的最早记载是北宋前期。北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说，范仲淹的外甥李逢参与谋反被逮捕，而李逢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有过节，于是就污蔑说他是因为读了范家藏的《推背图》才滋生反意的。王安石当时执政，想趁机加害范家，于是报告宋神宗。然而神宗却不同意，还说了一句“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谶纬之书，隋以后皆为官家禁止之列。然由此可见，至少在北宋，《推背图》这部书已经流传甚广了。 岳飞的孙子岳珂写的《桯史》里，记载了一条当时的传闻，说自从这个《推背图》出现后，五代割据混乱，人人萌生侥幸心理，个个都参与《推背图》的研究，妄想从中得到好处。这样必定对国家的安定繁荣不利，于是赵普执政时，为打击这种不良的风气，治了很多人的罪，但也没有解决。 宋太祖历来是解决难题的高手，它深知此等事当以柔克刚，“掺沙子”无疑是最佳方法。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姜还是老的辣，宋太祖命人将伪造《推背图》等书混到民间，时人莫以辨别，此风遂息。但是《推背图》的影响还是不断发酵。 袁世凯称帝之前，筹安会诸多马屁精，就拿出《推背图》的第四十三象里的“君非君，臣非臣，始艰危，终克定”来鼓励袁克定大公子，为老袁政治生涯的结束加了一块砖。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赵匡胤c袁世凯等当时之人，在为子女和自己取名时，是不是也会按照谶纬的导向来博取侥幸呢？古人把这个叫“应谶”，比如西汉刘向的儿子刘歆就曾为了“应谶”做皇帝而改名“刘秀”。 《推背图》的神奇不是浪得虚名。据说它曾推测出唐代李姓王朝覆灭，武则天执政。 由于该书预测历史十分准确，比如，书中的二十一象，准确推算出“靖康耻”（此象主金兵南下，徽宗禅位。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师陷）事件，据说正是这一卦象引起北宋统治者恐慌。宋太祖急命“打乱c颠倒书中“象”的顺序，印刷出100多个版本的假《推背图》”。使得“应验”准确率大大降低，导致后来不被人们关注。 明末清初，金圣叹根据发生的历史时间以及原作者的思路，将打乱的《推背图》进行了成功复原。复原后的《推背图》一直深藏皇宫大内圆明园之中。 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将《推背图》抢到法国，从此流传于海外。直到民国年间，此书被一位旅法富商购回，后在上海刊发重印。不知《推背图》是否预测到自己有此一劫。 鲁迅对《推背图》也很有研究，1933年他还曾以《推背图》为题发表文章(后收录于《伪自由书》中)。鲁迅看的是《推背图》第三十九象，“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认为这是日本侵华的预言。 当时国人并不相信日本会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而鲁迅可以说是看懂《推背图》上这一预言的第一人，多年后，刘伯承还多次提到鲁迅的这篇文章，佩服鲁迅的敏感。鲁迅是1933年看的《推背图》第三十九象，但当时还没有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遗憾的是，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辞世，他也没能亲自验证自己的“推测”。 不过，有人指出，如今披露出来的《推背图》版本，有七八个以上之多。这些版本，越是时间早的，就越简单，准确率也越低。今天网上热炒的台北故宫馆藏版，已经被揭露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且从所谓的馆藏版的内容和笔迹来看，显然是前人伪作。 宋朝建立前，推背图有“张弓”之预言。但是现在的版本中，北宋建立这一象里“张弓”内容就找不到了。这给人一种印象，推背图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人为修饰篡改的，很多图谶是根据史实造出来的“马后炮”。 《推背图》目前至少有六个版本： 1c彩绘明抄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藏； 2c明钞本（无图），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3c明钞本，芝加哥大学藏； 4c清初潘氏八喜楼钞本； 5c清末石印本，芝加哥大学藏； 6c流行本（即金圣叹批注版），据称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由圆明园流出，网络上流传的多为此版本，但此版本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或学术机构收藏。 所以，《推背图》到底是易学还是谶纬学，又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起来。中国古代谶纬之学很发达，一度被列为官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出现《推背图》这样一部谶纬奇书，也不算稀罕事儿。谶纬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红楼梦》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回，就充分运用了这种图加诗文的谶纬形式，预示书中人物的命运，可谓深得《推背图》精髓。 看来，《推背图》不仅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谜一样的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群书治要》：唐太宗怎样落实“以史为镜”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金句很多。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恐怕是他的“三镜说”了。“三镜说”是太宗在魏征去世后思念之极时对身边侍臣说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的“三镜”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项项有落实的。铜镜当然好找，一国之君更不愁有一面好的铜镜。魏征则是唐太宗的“人镜”，人镜虽可贵，但人毕竟是“年寿有时而尽”，一旦失去，谁也无力回天。那么史镜呢？那就得勤读史书，从史书中梳理出治国理政的有用经验。这面镜子太宗也找到了！那就是唐太宗主编的一套丛书――《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c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c“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人镜”领衔造“史镜”，这也是古书界的千古佳话。然而事实或许没有这么美。据阮元考证，《群书治要》第一编者，应为萧德言，《四库未收书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二（揅音研））《群书治要五十卷提要》曰：《唐书·萧德言传》云（按：《唐书》者，《新唐书》也）：“德言赍赐尤渥”，然则书实成于德言之手，故《唐书》于魏徵c虞世南c褚亮传，皆不及也。其实，读者不必求全责备。魏征或许没有亲自主笔，只是在指导并负责。但这部书也因此受益良多。因为魏征事务太多，毕竟他还受命领衔修了唐以前的《隋书》等八部史书，那也是在落实唐太宗的“以史为镜”。我们从《群书治要》里也确实没看到从这些史书里总结出的“治要”经验。所以，这部书或许是与修史互不掺和同时进行的。当然，《治要》里有《晋书》里总结出来的经验。但这并不能肯定与唐版《晋书》有关。因为唐版《晋书》前已经有十八种《晋书》存在了。 《治要》取材于六经c四史c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c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经c史c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c“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徵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唐朝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的叛军一度攻占大唐的首都长安，城中的宫殿c藏书全部被焚烧一空。《群书治要》自此在中国失传，到后来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已经只存目录，而没有内容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唐朝时期，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日本人发现这本千古奇书之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回日本。日本遣唐使煞费苦心，他们先从中国皇室花费巨资，租出来一部《群书治要》，再组织遣唐使c僧人吧（学问僧）抄写，才将《群书治要》欢天喜地地送回日本去了。此后，天明本《群书治要》一直在日本皇室收藏。 经过多代人共同努力，终于使这本书重见天日，实乃：“不幸之万幸”。 唐末亡佚中土失传近千年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c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c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c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清代复出 《宛委别藏》系嘉庆皇帝（1795一1820在位）在故宫养心殿的藏书总称。《四库全书》修纂结束后，阮元巡抚浙江时，发现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精本善本书籍。遂留心搜访，先后求得175种（《群书治要》即其中之一种），并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随书奏进皇帝。嘉庆帝十分高兴，遂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中华民国《丛书集成初编》之《群书治要》 《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于1935－1937年陆续印出，已出3467册，由于战乱，未出者533册。《群书治要》是其中之一种。1985年起中华书局用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影印，未出者亦补齐，共4000册。 《群书治要》再回东土两岸高层齐关注 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c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 书籍地位 《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c理念c方法c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为君c择人c施政c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c治国c平天下的教科书。 《群书治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也可以说是唐朝时期的《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 当代佛门的一位高僧大德如此说道：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疑难杂症，只有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应该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去学习。所以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中国人拯救全世界，不是政治c军事c科技c经济贸易，而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念之所以能够得到承传，最重要的是祖先留给我们无比智慧的符号，中国文字文以载道的载体文言文。《群书治要》正是汇集先贤智慧的文言宝典，从八万九千多卷书中选出来的。《群书治要》是千百年来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和经验，它的思想是历久弥新的，应该也必将成为解决当代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良方。 我们不妨看看这部书的目录，领略一下这部书的价值。 目录 第一册 卷一周易治要/1 卷二尚书治要/37 卷三毛诗治要/79 卷四春秋左氏传治要（上）/127 卷五春秋左氏传治要（中）/129 卷六春秋左氏传治要（下）/169 卷七礼记治要/209 卷八周礼治要/253 周书治要/267 国语治要/273 韩诗外传治要/285 卷九孝经治要/301 论语治要/317 卷十孔子家语治要/359 卷十一史记治要（上）/405 卷十二史记治要（下）/447 第二册 卷十二吴越春秋治要/1 卷十三汉书治要（一）/5 卷十四汉书治要（二）/7 卷十五汉书治要（三）/43 卷十六汉书治要（四）/79 卷十七汉书治要（五）/117 卷十八汉书治要（六）/157 卷十九汉书治要（七）/189 卷二十汉书治要（八） 卷二十一后汉书治要（一）/225 卷二十二后汉书治要（二）/265 卷二十三后汉书治要（三）/307 卷二十四后汉书治要（四）/345 卷二十五魏志治要（上）/383 卷二十六魏志治要（下）/433 卷二十七蜀志治要/481 第三册 卷二十七吴志治要（上）/1 卷二十八吴志治要（下）/21 卷二十九晋书治要（上）/57 卷三十晋书治要（下）/99 卷三十一六韬治要/143 阴谋治要/173 鬻子治要/177 卷三十二管子治要/181 卷三十三晏子治要/221 司马法治要/257 孙子兵法治要/263 卷三十四老子治要/209 鹖冠子治要/293 列子治要/297 墨子治要/305 卷三十五文子治要/321 曾子治要/359 卷三十六吴子治要/367 商君子治要/375 尸子治要/383 申子治要/409 卷三十七孟子治要/415 慎子治要/425 尹文子治要/437 庄子治要/449 尉缭子治要/459 卷三十八孙卿子治要/467 第四册 卷三十九吕氏春秋治要/1 卷四十韩子治要/41 三略治要/57 新语治要/65 贾子治要/81 卷四十一淮南子治要/97 卷四十二盐铁论治要/135 新序治要/149 卷四十三说苑治要/177 卷四十四桓子新论治要/209 潜夫论治要/229 卷四十五崔寔政论治要/247 昌言治要/267 卷四十六申鉴治要/285 中论治要/301 典论治要/323 卷四十七刘廙政论治要/331 蒋子万机论治要/345 政要论治要/351 卷四十八体论治要/375 典语治要/403 卷四十九傅子治要/417 卷五十袁子正书治要/457 抱朴子治要/489 这样一部书，是唐太宗时代治国理政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以史为镜”的具体落实，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宝贵总结，实为文化瑰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宋玉册：泰山封禅祭天绝宝传奇 封禅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盛大的典礼，据说只有具有极大功绩的皇帝才能到泰山上去封禅，历史上到泰山封禅的皇帝前要古人，后有来者。最有名的是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后来还有汉光武帝刘秀c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等。 根据典籍的记载，皇帝在封禅的时候，要宣读玉册上面所刻写的向上天祷告的文书，并亲自跪取玉册放入金匮，用金绳和金泥封好，而后用刻有“受命”二字的玉玺盖在金泥之上。金匮被置于神案之上，皇帝面向神案再拜之后引降下坛，以五色土封存。最后金匮被置于柴上焚烧，皇帝认为玉册上的祭文会因此上达天庭。 玉册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也是天子受命于天的任命书，材质虽然是玉，但模仿汉代以前竹简和木简的形制制作。 20世纪30年代在泰山出土了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的封禅泰山玉册，是我国古代玉册的代表作。 唐玄宗封禅泰山玉册为粉白色阶玉，共15简，每一简长295厘米左右，宽3厘米，厚1厘米。玉册上共135个字，为隶书，末尾有两字楷书“隆基”，书法精湛，结构庄重。在简的上下两端，横穿一孔用以穿绳连接各简。 唐玄宗玉册祭文从撰文到书写均由唐玄宗本人完成，宋真宗玉册祭文是由大臣冯拯撰写，书写则是由宋真宗本人完成。 宋真宗封禅泰山玉册为白色闪玉，共16简，每简长295厘米，宽2厘米，厚075厘米。玉册上共227个字，为楷书，书法自然洒脱而又有天真拙趣。 很有意思的是，唐玄宗封禅玉册曾被宋真宗得到，随后宋真宗也进行了封禅泰山大典，并且仿照唐玉册制作了新的玉册，然后又将两件玉册封在一个紫檀木做的金匮里一同掩埋。 明代两件玉册曾出土过一次，但被朱元璋再次掩埋。 1931年两件玉册再次出土，为当时的军阀马鸿逵在泰安盗宝时所得。这件事跟1928年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一样，也引起了一时轰动。而马鸿逵跟孙殿英居然还是拜把子的兄弟，真是一对“盗兄盗弟”啊。 马鸿逵，甘肃临夏人，自幼随其父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13岁时就捐了一个“兰领知县”的虚缺，甘肃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黎元洪的侍从武官，是西北军阀的“四马”（马步青c马步芳c马鸿宾c马鸿逵）之一。 1924年投靠冯玉祥，1929年与韩复榘c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在山东泰安。马鸿逵虽得高官，但并非蒋的嫡系，仍属杂牌军之列，军饷往往要就地自筹。当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筹饷极为困难。于是马鸿逵就想效法义兄孙殿英，盗墓寻宝。 马鸿逵的总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对面就是嵩里山，此山虽然不高（200米），但气势雄伟，他打听到这一地区地下确实埋有宝物，于是派兵封锁了路口，命传令班长马子周带人去挖，因没有明确地点，胡乱挖了三天，除了层层黄土，结果毫无所见。 马鸿逵仍不死心，命令副官处长马如龙继续寻挖，他对马如龙说：“根据可靠消息，山下肯定有宝，你务必完成任务。”马如龙认为人少不好办，最少需要一个团。马鸿逵作贼心虚，唯恐人多目标大，容易走露风声，万一传扬出去，名声不好。马如龙献计说：“这件事干得越快越好，结束得越早越好。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声，假借为十五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点头称妙，并叮嘱他千万不可走露半点风声。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日以继夜地连挖了8天，几乎把嵩里山挖平，果然挖出了碾盘那么大的一块石板，上面还钉有10 几个铁把子。马鸿逵亲自来到现场。石板揭开后，露出一个石槽，槽内刻有一行篆字，石槽下面有一黑色小木匣，长约一尺有余，宽数寸。马鸿逵仔细看了看，已经知道挖到了东西，却故作姿态地说：“我以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 马如龙立刻心领神会，当夜就把匣子送到了马鸿逵手上。这个匣子外面捆着金缕，里面盛着两卷c共31块玉片，每一片的字迹都清晰可见。 马鸿逵当即找了位老先来辨认，上面写得居然是：“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马鸿逵觉得事关重大，又亲自到北京找了两位专家鉴定。 这两卷玉册正是明朝时被挖出来又被朱元璋给埋回去的唐宋玉册。 马鸿逵显然没有朱元璋的觉悟，知道宝贝价值连城后，再也不肯将玉册示人，对于盗宝之事也是绝口否认。不过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没多久《大公报》就将马鸿逵的罪行给曝了出来。但慑于马鸿逵权势，谁也不敢去问罪。时间一长，加之国家兵连祸结，此事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西北解放前，马鸿逵自知罪孽深重，提前逃亡台湾，后又携家人定居美国。子孙们一个个入籍美国，而马鸿逵仍坚持认为自己生是中国人，死后一定要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能叶落归根，1971年，马鸿逵向台湾捐出了这两卷国宝级玉册，死后得以葬在台北三张犁回民墓地。马鸿逵一辈子作恶多端，临了也算为国家做了件好事。 两卷玉册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千金方》、《千金翼方》：百岁药王著医书 《千金方》这部医书的知名度很高。其奇点一是书名。作者认为人命重于千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取“千金”为书名。是感于当时的方药本草部秩浩繁，仓卒间求检不易，乃博采群经，删繁去复，并结合个人经验而撰成。是唐以前中药药方的精华本，集萃本。作为一位药王，他精选的药方当然含金量很高。 另一个奇点是作者著此书时的年龄。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孙思邈作《千金前方》时已一百多岁，其书“妙尽古今方书之要”。“后三十年，作《千金翼方》”。这种记载当然不确切，因为照此说法，他应该活到130多岁。而实际上他的生卒年代是581――682，总共活了101岁。这在古代当然也是极为罕见了。史载《千金方》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此时的孙思邈71岁，也已是古稀之年。照叶梦得的说法，三十年后，孙思邈又出“续集”《千金翼方》，那时应该是一百零一岁了。叶梦得说的孙思邈百余岁著书应该就是《千金翼方》，而非《千金前方》。一百零一岁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如此高龄还在写书，实在令人敬佩！而在他生命的后期，自71岁至101岁，他不是写医书，就是在准备写医书，要把宝贵的经验传之后世。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真是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 《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c《千金方》，30卷。总计233门，合方论5300首。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综合性临床医著。这部书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千金翼方》全书也是30卷，计189门。合方c论c法共2900余首。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编撰的一部中医典籍，以补其早期巨著《千金要方》之不足，约成书于永淳二年，书中记载了孙思邈晚年近三十年所收集的药方。作者集晚年近三十年之经验，以补早期巨著《千金要方》之不足，故名翼方。万历年王肯堂纂刻的宋版《千金翼方》经历数次战火，现已流落民间不知所踪。后来中医界又从日本把日本翻刻的《千金翼方》中的部分方剂引进到中国，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50年代影印的《千金翼方》，它是从日本引进来的，由于与原本差距较大，其中缺失了很多内容。日本珍藏有中国《千金翼方》的六种刊本，但都有缺失，没有一套是齐全的，其中以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肯堂刻本最佳。现今中医界使用的《千金翼方》以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江户医学本出转的影印本较为常见，书中所缺失的内容由当代中医专家自行研制的药方填补空缺。 孙思邈一生创立了多个第一： 1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 2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c儿科的人； 3第一个麻风病专家； 4第一个发明手指比量取穴法； 5第一个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 6第一个将美容药推向民间； 7第一个创立“阿是穴”； 8第一个扩大奇穴，选编针灸验方； 9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 10第一个提出多样化用药外治牙病； 11第一个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 12第一个提出“针灸会用，针药兼用”和预防“保健灸法”； 13系统c全面c具体论述药物种植c采集c收藏的第一人； 14第一个提出并试验成功野生药物变家种； 15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 16首用胎盘粉治病； 17最早使用动物肝治眼病，动物肝富含维生素a 18第一个治疗脚气病并最早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早一千年，彀树皮富含维生素b1； 19首创以砷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 20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21首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 22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民间，向群众和同行虚心学习c收集校验秘方的医生； 23第一个发明导尿术。 以上这些“第一”，都收在《千金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医书中。 孙思邈其实是一个著名的道士，他在终南山隐居，唐太宗想授予他爵位，都被他拒绝了。他把硫磺c硝石c木炭混合制成粉，用来发火炼丹，这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关于火药的配方。他在所著《丹经内伏硫黄法》一文中，记述了伏火硫黄法的制作方法。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c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代字书小史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3300字）c《爱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c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庸人颜师古作注c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9353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c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牛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c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22726字），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c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c辽释行均的《龙龛手鉴》c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31319字），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c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c天文c地理c人c动物c植物c工事c杂c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c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33179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47035个，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c清阮元的《经籍籑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c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c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贞观政要》：与《史记》问世经历相似的一部奇书 短命的王朝都是相似的，君主奉行享乐主义c纵欲主义，所以江山在他们这里只是过过手。长寿的王朝却各有各的长寿秘诀，君主或吸取前朝教训，或看到人民的力量，或兼而有之，因此，他们的王祚才能延续几百年。 《贞观政要》是一本政论类史书作者是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主要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c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 《贞观政要》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c房玄龄c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c劝谏c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c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c《新唐书》c《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c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c与民休息c重视农业c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c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c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c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c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c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c“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c根本利益。 然而，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著作，却给吴兢带来了人生灾难。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为荆州司马。这只能说明，他的马屁拍马腿上了。啥叫“书事不当”？就是说你小子不会说话！伤了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唐玄宗的自尊。在玄宗朝拍太宗的马屁，这实际上等于向玄宗进谏说：“请陛下跟您的曾祖父好好学学！”这话再深一点，就成了“你是个不肖子孙”了。拿老爷爷压孙子，玄宗岂能不生气？幸运的是，《贞观政要》这部书并没有被禁毁。这样，在玄宗之世有三个本子同时并存：一是正式进本，没有朝廷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不著录”的范围。二是进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后二种，在吴兢家中。总之，《贞观政要》算是一个不尴不尬的存在。 唐代官方关于《贞观政要》的流传情况，自玄宗至顺宗四帝，均不见记载。《玉海》这部书的卷49引《会要》“元和二年十二月（宪宗）谓宰臣曰：近读《贞观政要》六年三月帝曰：尝读《贞观政要》”，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说明《贞观政要》一直都在。而宪宗读《贞观政要》，则不能不使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宪宗时的著名史官蒋z（武）。 蒋z（747－821），是吴兢的外孙。其父蒋明，集贤院学士，安史之乱后，图籍淆乱，奏引蒋z入院助其整理。蒋z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德宗贞元九年（793）累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史称蒋z“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c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z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c《凌烟阁功臣c秦府十八学士c史臣等传》四十卷。” 蒋z出生时，吴兢尚在世，吴兢的藏书及《西斋书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的。《郡斋读书志》著录《吴氏西斋书目》：“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书，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续钞书列于后。”吴兢故去后不几年，幼年的蒋z便“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蒋z“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无疑继承了吴兢藏书“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以及吴兢自己著的“兢自撰书”，所以蒋z必然能够得见《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即便他著《凌烟阁功臣c秦府十八学士传》不参考《贞观政要》，他写的《史臣传》则也不会不为自己的外祖父吴兢立传。然而两《唐书·吴兢传》却都没有谈编录《贞观政要》之事。玄宗一朝《实录》及代宗以前《国史》等官方史籍也没有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旧唐书》沿用唐代《实录》c《国史》旧本，所以也没有记载。而《新唐书》广采杂史等官方记载以外的史料，蒋z的《史臣传》在采录之列，仍然不见吴兢编录《贞观政要》之事，这的确是个难解之“谜”。《贞观政要》是怎样成功地躲过了这一遍遍的“粗过筛子细过箩”，成了一条漏网之鱼的呢？ 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地方，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增旧传《上中宗皇帝疏》c《上玄宗皇帝纳谏疏》c《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以及直笔记录“张昌宗诱张说诬魏元忠”等事，均见于《唐会要》c《册府元龟》，惟有吴兢“座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一事，“座书事不当”五字不见于官史，这似乎是出自蒋z的《史臣传》，是蒋z写书时故意为外祖父删掉的一段“不光彩”。这或许正是蒋z留给后人考察《贞观政要》成书c进呈的一个伏笔！ 宪宗读《贞观政要》，跟“每有大政事c大议论”，必召蒋z“咨访”，蒋z“征引典故”，趁机推荐外祖父的《贞观政要》相关。这样的情节与杨恽向汉宣帝推荐外祖父司马迁的《史记》何其相似乃尔。叹叹。 宪宗所读《贞观政要》，当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的吴兢正式进本，但这个本子也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而待整理。蒋z入集贤院助其父“于乱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贞观政要》，而整理《贞观政要》又不能不参考家中所存《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连蒋z都弄不清《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和版本c文字的淆乱，恐怕其他人就更难有发言权了。《贞观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视为定本的本子，即是经蒋z整理的本子。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在唐宪宗时，恰好证明是蒋z使其外祖父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的。经蒋z整理过后，唐文宗c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c所见，均属这一系统。宋刊本《贞观政要》，无疑亦属这一版本系统。《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的《贞观政要》，也是这个版本系统。 蒋z的四子中，系c伸c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继为史官。史称：蒋氏“父子相继修《国史》c《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蒋氏家藏《贞观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随之而流向社会，各本杂相抄录，所以出现淆乱。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c唐文宗李昂c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c六c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c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 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则天实录》：唐朝“吴京”功夫高 当下有位最红最火的打星，自导自演了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大片《战狼2》，刷新了国产大片的票房记录，大家都知道他叫吴京。殊不知，在唐朝也有一位与他同名同姓的人，也是一位惊天伟男。只不过此人跟吴京是音同字不同。他叫吴兢。 话说武则天晚年有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昌宗，一个叫张易之。因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他俩又是女皇的男“宠妃”，这种身份也是史上独一份。后人专门为他俩造了一个名次――面首。他们俩是面首的代名词。这二张堂堂七尺之躯却以色事人，已经把男人的脸面丢尽了，居然还恃宠骄横，鼻孔朝天。这种行径令当时的宰相魏元忠很气愤，就对武则天说他们是小人，不该把他们留在身边。 估计武则天背地里把他俩训了一顿，但也未实质性处理。老魏虽出于公心，却犯了“疏不间亲”的大忌。后来二张知道了这件事，担心武则天死后，魏元忠要处置他们，因而对魏元忠怀恨在心，便先下手为强，诬陷魏元忠不忠于武则天，有阴谋。武则天这次倒是毫不犹豫，立即下令逮捕了魏元忠。 为了置魏元忠于死地，张昌宗暗地里诱逼凤阁舍人张说，让他出面作证，就说自己亲耳听到过魏元忠的言论，事成之后，报以“美官”（好的官衔）。张说为权所诱，当时就答应了。 一天，武则天果然传召张说。这当然是二张做的一个局。在他进宫之前，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劝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可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张说还是有良知的，就听从了宋璨的话。 在武则天问及此事时，张说如实禀告，说自己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过不忠于武则天的话，是张昌宗逼迫他让他诬陷魏大人的。结果，魏元忠得以免死，张说被流放岭南。 后来本文的主人公著作郎，即文馆学士吴兢就出场了。作为一名史官他在撰写《则天实录》时，他把这段历史事实清清楚楚c明明白白地写了进去。 武则天死后，张说又回到朝中。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起，张说一直担任宰相等要职，并兼修国史，可谓好人有好报，否极泰来。由于兼修国史，他看到了吴兢《则天实录》的这段记载，觉得尽管符合事实，但毕竟有损自己的形象，所以就动了改史的念头。 张说知道这是吴兢写的，却故意说：“刘五(即史学家刘知几)太不相容了！”（“刘五殊不相借！”）这是在给吴兢台阶下，并暗示他“宰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就坡下驴，改掉这段史实。其用心可谓巧妙。 没想到，面对这种教科书式的转弯抹角，这位著作郎吴兢居然马上站起来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冤死者。”）他说这话时，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得面如土色，心想，真是个耿直b一y，跟宰相对着干，你小子有几个脑袋啊？ 不过后来这位身为宰相又是吴兢顶头上司的张说又低声下气地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而吴兢也延续了他耿直b一y的一贯作风，就是不答应。他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笔法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为了一部书，得罪权倾朝野的宰相及顶头上司，吴兢这胆魄也是没谁了。 在我国历史上的史官界，这样的耿直b一y是虽不能说代不乏人，却也有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叫“良史精神”。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基本上就是这条红线的线头儿。他说过，作为一个史官，最重要的就是诚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代人的欺骗。他认为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真实的历史，决不能为了个人私利改写史书，否则就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吴兢同董狐一样，也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诚实正直的史官，与“富贵能淫”c摇摆不定的张说划清了界限。 这位吴兢的能量不仅如此。上述史事于他也只是一个小插曲。 吴兢还写过一本《贞观政要》。这是一本系统而翔实地记录并分析贞观之治的书。这部书写于开元c天宝之际，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c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是他作为唐玄宗的谏议大夫的“以书为谏”之作。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但并没有得到唐玄宗的肯定。因为他此时已经从奋发有为之君变质为寻欢作乐之君，已经听不进任何正确意见。所以《贞观政要》这部书对于唐玄宗就像惊雷之于聋子，流水之于顽石，一毫进入不得。真是惜哉痛哉！不仅如此，仕途一直一帆风顺的吴兢本人居然还因此被贬。玄宗降旨，吴兢“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一片好心被打上了“驴肝肺”的戳子。一人之命运成了大唐命运的缩影。 不过，吴兢的这番苦心唐玄宗不懂，后世的皇帝却是他的知音。唐宪宗就曾对这部书手不释卷，视为宝典。可惜，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是江河日下，《贞观政要》这剂药方似乎也过了期，失了效用。真是“失意盛唐，得意晚唐。无材补天，唯叹茫茫”。 今天的吴京是巨能打的武星，唐朝的吴兢是巨能写的史坛骁将。 作为史官的吴兢曾认为唐太宗时魏征领衔主编的梁c陈c齐c周c隋五代史繁杂，于是自己另起炉灶，一个人编撰了《梁史》c《齐史》c《陈史》各10卷c《隋史》20卷。不仅如此，吴兢还用了二十几年时间，个人撰修国史两种，死前已写成128卷。这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其中《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他死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 开元中，唐玄宗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c齐翰c吴兢c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 吴兢还是一位私人藏书家。家收藏图书甚富，他还给自己的藏书编目录，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z。 吴兢的一生，是写书的一生。根据《旧唐书·经籍志》c《新唐书·艺文志》c两《唐书》中《吴兢传》c《唐会要》c《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10卷，《齐史》10卷，《周史》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唐书》1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1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10卷，《太宗勋史》1卷，《开元升平源》1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1卷，《乐府古题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1卷。 合撰有《唐书》130卷（与韦述c柳芳c令狐垣c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卷，《唐高宗实录》1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c徐坚c魏知古c刘知几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c元行冲c韦述等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帝范》：唐太宗写的“皇帝教科书” 纵观古今中外，写皇帝的书不少，写书的皇帝也很多。据说三国魏文帝曹丕编过一本志怪小说集《列异传》，还写过十卷《兵书要略》c三卷《海内士品略》卷《士操》。南朝梁武帝萧衍著经史c佛学c书法等书2000多卷。梁元帝萧绎也是著述甚富，凡二十种，400余卷。末代皇帝溥仪也写过自传《我的前半生》。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著过一部十二卷的《沉思录》，是一部哲学书。等等。这些书当然气场强大，满满的皇帝范儿。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唐朝的皇帝，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垂拱集》《金轮集》c唐玄宗的《开元训诫》都是教人怎样做皇帝的。但除《帝范》外，后边这几部书都已亡佚了。今天要谈的，就是唐太宗写的最有皇帝范儿的《帝范》。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这话简直是千年历史的神总结。也只有唐太宗能这么轻松地说出封建君主制度的症结要害。 说出症结是为了治疗。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c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这就是《帝范》。 《帝范》这部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书名的意思是“皇帝要遵守的规范”。这在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皇帝终于认识到他会受到很多无形的制约，而不是为所欲为的了。这是李世民一生执政经验的高度浓缩，他是通过此书向后代现身说法。作为贞观之治的开创者，他的话自然是极有说服力的。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看来，《帝范》这部书是唐太宗作为遗训和遗书来写的，至于后世子孙“谁解其中味”，就不得而知了。 《帝范》是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沉思录。此书共十二篇：君体c建亲c求贤c审官c纳谏c去谗c诫盈c崇俭c赏罚c务农c阅武c崇文。为文虽短，但文辞有力而优美，展现出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c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其充满哲理性的语言，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不但闪露着看问题的高瞻远瞩，也隐含着论理的深邃透彻。《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帝范》12篇均为唐朝史学家吴兢的千古名著《贞观政要》“照单全收”。 《帝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管理和统御之道。 一位伟人曾说，“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即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对这位古代领袖俊杰的为政能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唐太宗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c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还是化为泡影：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 就像一个人吃了长寿丹，即便不能长生不老，总能益寿延年。《帝范》就是李世民为唐王朝精心配制的一丸长寿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遣唐使与唐朝书籍传奇 这是7世纪中叶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难波港（今日本大阪）一派热闹的景象，停泊在港口的四艘巨大的木制帆船正准备远航，港口聚集着欢送的人群，日本天皇也亲自举行宴会送行。船队在人们的祝愿声中，驶向茫茫的大海。船上的乘客就是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 遣唐使横渡大海，甘冒鲸波之险来到中国，除了学习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记载中华文明的书籍带回日本。在唐朝的学习时间再长，总有结束的时候，要想长期学习大唐文明，将书籍带回日本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于是，在唐代的中外交流史上，就形成了一条向东的书籍之路。 当时，唐朝给来中国的日本僧侣及使者c留学生等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条件，只要这些人得到官方的批准留学唐朝，他们的主要生活费用就都由唐朝提供，5年之内免费供给衣粮。邀请鉴真东渡日本的僧人荣睿来到中国后，唐朝每年供给他25匹绢，一年四季还给予补贴。另外，很多遣唐使来中国前，日本也会赐给他们比较可观的费用，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将资助用来购买书籍，一些学生甚至把生活费都拿来买书，后来连回国的路费都拿不出来。不过，他们把书籍带回日本后，很受日本政府重视，像第二次遣唐使归国，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c晋位c赐姓。 唐朝时，从官方到民间都大量赠书给日本。武则天就曾将大量经书赠与遣唐使带回日本，而在日本僧人空海学法的礼泉寺，在空海回国时就送其600多卷经典。毫无疑问，相比于购买来说，抄写更为划算。遣唐使不仅自己抄写，还经常雇人抄写重要典籍。像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法期间，就曾找来20名学生抄写金刚经等经书。 通过书籍之路流向日本的文献典籍种类繁多，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有佛典c儒家经典，还有社会制度c文学艺术c医药c星卜c建筑等书籍。唐代当时经书总共有5048卷，而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的学问僧回国时携带的经书就达5000余卷。 当时中日之间隔着大海，来回风大浪急，几多艰险，因此遣唐使在选择书籍时，都煞费苦心，精挑细选，很多书籍都是当时最新思想和社会普遍流行的作品。像《大唐吉凶书仪》是当时流行最广的尺牍c礼节书籍；《百司举要》是当时官场应酬的必备手册；至于《服内气诀》和《梅略方》，则是当时学道的必备之书；《养性方》c《按摩法》则是当时通用的医学书籍。 当时遣唐使带回书籍几近“疯狂”，后来一些书籍由于朝代更迭在中国失传，在日本反而得以发现，书籍之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中国文化典藏的作用。唐代张行成著的《游仙窟》曾在中国失传，后来在日本发现，才得以重新传回中国。 通过书籍之路，唐代文明在日本开始生根发芽，日本的文学c宗教c典章制度都带有极强的唐朝风格。日本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来源于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大宝律令》参照的隋唐律令；中央到地方的官制也是仿照隋唐；日本在8世纪以前直接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后来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都是从汉字脱胎而来。至于艺术，唐乐和唐绘在日本占据着统治地位；诗歌方面，形象鲜明c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在日本风靡一时，深受日本人喜爱。日本7c8世纪新修的都城都是完全仿照唐长安城，就连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都与唐代略同。 除此之外，日本的生活习惯也日益唐化，日本人不仅嗜好马球c围棋，而且还热衷茶道。每年的端午节，日本人也喝菖蒲酒，九月九日也登高过重阳。可以说，当时的日本简直就是一个缩微版的唐代中国。 每一个王朝的图籍都有自己保存下来的独特方式。汉朝人有厚葬的习俗，事死如事生，他们的陪葬品都是生前用品的原物c拷贝或缩微版，包括大量简帛书籍。唐朝的图书，除了在我国本土流传下来的，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量手写佛经被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直至一百年前被文盲道士王圆录偶然发现，然后以极低价格卖给了英国人斯坦因，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文化浩劫。这件事已经被余秋雨写进成名作《道士塔》里，广为人知。本来这件事跟欧洲发现死海古卷的意义是不相上下的，然而时代原因加一个无知道士，让这一发现变成了一个悲剧色彩浓厚的文化事件。 另一种就是借助遣唐使带回日本的那些书。这和玄奘西游取经保存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不叫墙里开花墙外香，而是失于本土，收于海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游仙窟》：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 还记得茅以升写的《中国石拱桥》这篇课文吗？文中为了说明赵州桥的优美造型引用了唐朝的一位文学家的话。这位文学家叫张鷟。他曾称赞赵州桥如“初月出云，长虹引涧”。 这位叫张鷟的文学家还曾写过一部奇书，这部奇书是中国自古以来第一部小说，书名是《游仙窟》。 《游仙窟》是唐代传奇小说，张鷟所著，采用自叙体的形式，描写作者奉使河源，夜宿大宅，大宅即神仙窟，与两女子调笑戏谑，宴饮歌舞，无所不至。把唐初文人放荡c轻佻的狎妓生活，第一次写入传奇小说。这篇小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与变文韵散夹杂c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写得生动活泼，文辞华艳浅俗，有人称之为“新体小说”。 《游仙窟》用第一人称单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五嫂c十娘都是美丽而善解风情的女子，她们热情招待“下官”，三人相互用诗歌酬答，那些诗歌都是提示c咏叹恋情和的。接着那“下官”就逐渐提出要求：先是要求牵十娘的素手，说是“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十娘假意推拒，但五嫂却劝她同意。“下官”牵手之后，又向十娘要求“暂借可怜腰”（搂住可爱的腰肢）；搂住纤腰之后，又要索吻，“若为得口子，余事不承望”。而接吻之后，那浪子“下官”当然就要得陇望蜀，提出进一步的请求，但是未等他明说，十娘已经用“素手曾经捉，纤腰又被将，即今输口子，余事可平章”之句，暗示既已经接过吻，别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作者张鷟，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当时颇负文名，而且他的文章销路很好，很受日本留学生的青睐。《唐书·张荐传》记载；“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手法，用一万余字的骈文详细铺陈了一场华丽的艳遇。在唐传奇中字数是数一数二的。他在书中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十娘五嫂柔情款待，宿夜而去。题为“游仙”，实则是写风流艳遇式的庸俗生活，其中夹杂不少色情描写。鲁迅说它“文近骈丽而时杂鄙语”，郑振铎说：“它只写得一次的，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但它一脱志怪小说的怪诞色彩，转向描写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散c骈并用，还采用了许多民间谚语，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此书于当时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坛颇有影响。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称之为日本第一。它代表了唐代传奇的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水平。 《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文辞浮华艳丽，结构谨严完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与变文韵散夹杂c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是最早以骈体文作传奇，标志着自六朝志怪向唐传奇的转变，内容亦自志怪转为叙人世之悲欢离合，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人们早先所熟知的唐代传奇大都是开元天宝以后的作品，是用比较整洁的古文写成的。而《游仙窟》出现时，骈文还在盛行，因此，它的叙述语言大量使用骈偶句式，颇有汉魏六朝辞赋的韵味，而且人物对话，亦大量以诗歌代之。这种特殊的体制为中国小说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化石”标本。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游仙窟》一书为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 这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直接描写男女性行为的最早段落，时间约在公元700年稍前一点。若与明代那些色情小说中对的描写相比，《游仙窟》这一段已是含蓄之至了，它主要是将男女的过程详细描绘渲染，造成很大的煽情效果。 为这样一篇色情文艺中的精品，三位文化史上的大人物次第出场，堪称化色情为学术策略中的著名个案。 最初的版本《游仙窟》一书大约是唐朝文人张鷟年轻时所作。然而书成后不久即流传到了日本，此后，由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气候有所变化，经历了宋c元c明c清，这本书就彻底在中国失传了。 日本有《游仙窟》的多种钞本和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游仙窟》 京都醍醐寺三宝院藏康永三年（1344）钞本，后有日本古典保存会1926年影印本； 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藏文和二年（1353）钞本，后有日本贵重古籍刊行会1954年影印本；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无刊记刊本，后有日本和泉书院1983年影印本； 庆安五年（1652）刊本； 元禄三年（1690）刊本，称《游仙窟钞》，分作五卷，有插图。此本最为通行，后有多种翻刻本。 清朝末年，学者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本土，但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五四”运动后，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国人重新引进，先后出版了多种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1928年海宁陈氏慎初堂校印本，收入《古佚小说丛刊》； 1929年，章矛尘（廷谦，笔名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刻本整理标点出来，由鲁迅校阅并作序，交由北新书局公开出版，此书始成为中国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后有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为“鲁迅作序跋的著作专辑”之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传奇小说集：大唐之脑洞大开 传奇小史 传奇小说是古代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产生和流行于唐代，又称唐传奇。传奇小说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实际上是已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部分高水平的传奇且成为后代著名小说戏剧的蓝本。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民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了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也让唐人非凡的脑洞得以充分展现。唐人小说渊源于魏晋六朝的搜奇志怪，故被称为传奇。 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代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唐代传奇选》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于成熟。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他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代传奇的繁荣，有一定的历史c社会原因。唐朝统一中国以后，长期来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如长安c洛阳c扬州d等一些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这类大城市中，民间的“说话”(讲故事)艺术应运而生。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或其他故事，以招徕听众c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从民间到上层，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生活寂寞，高力士经常让他听“转变说话”即说变文和小说以解闷取乐。王建《观蛮妓》c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都说到了女妓演唱王昭君的故事。《目连救母变文》的故事则为白居易c张祜所熟悉和引用(孟棨《本事诗》c王定保《唐摭言》)。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记他于太和年间观杂戏，中有“市人小说”，讲名医扁鹊的故事。所谓“市人小说”，即指街坊艺人讲说的故事。当时文人聚会时，也有以“说话”消遣的。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讲的就是白行简《李娃传》所记的故事，历四个时辰，即今八个小时尚未讲完，可见叙述非常细致。在某些唐传奇篇末，往往述及本文的写作是由于朋友间的“说话”，如“昼宴夜话”(《任氏传》)c“宵话征异”(《庐江冯媪传》)c“话及此事”(《长恨传》)c“因话奇事”(《续玄怪录·尼妙寂》)等。文士间流行“说话”风气，其“说话”艺术又很细致，是促使唐传奇大量产生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科举取士，重视文学。在各科中，考试诗赋杂文的进士科最受重视。士人应试之前，常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用作“行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c《传奇》等皆是也”。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c“温卷”风尚有关。但赵彦卫的说法，在唐宋文献资料中缺乏有力佐证，因而有的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 魏晋南北朝作者把小说作为记录异闻奇事的野史一类看待，略叙梗概，不讲究语言的藻饰。《文心雕龙》详述各种文体，下及谐辞隐语，于小说一类却只字不提。说明在当时区分文笔，注意藻绘的风气中，志怪记人之类的小说，因缺乏文采而不为论者所重视。唐传奇情况则大不相同。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认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这就指出了唐传奇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虚构曲折情节，注意语言华美，富于文采与意想，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继南北朝之后，佛道两教在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两教的经典和文艺作品，如变文c壁画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情节离奇曲折c想象丰富奇特的故事。它们对一部分唐传奇(主要是神怪一类作品)的题材c构思以至细致的描绘有一定影响，同时也给它们羼入了大量宗教迷信的杂质。 起初传奇并未与小说连在一起。传奇起于唐，唐传奇即唐代流行的文言笔记，作者大多以记c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笔记乃是作者所见c所闻而纪录下来的故事，类似轶事掌故，颇有参考价值。“传奇”之名，起于晚唐裴铏小说集《传奇》，发展到后来，传奇才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的体裁。于是，传奇作为唐人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 作家对各种传说闻见除艺术加工外，还在其基础上进行杜撰，亦即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从而使小说所传之“奇”，成为有意为之之奇c大加渲染发挥后之奇。现存的大部分唐传奇作品都收在宋初编的《太平广记》一书里。 初c盛唐时代为传奇的发轫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唐传奇的过渡阶段，作品数量少。主要有王度的《古镜记》，以古镜为线，将12个小故事连缀在一起，记此镜伏妖等灵异事迹。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之妻被白猿掠去，纥入山历险，杀死白猿，救回妻子，后其妻生子类猿，长大后“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有以为这是影射唐书法家欧阳询的。从故事内容看，这两篇作品还明显残存着搜奇志怪的倾向，但在人物刻划和结构有了较大提高。 《游仙窟》是唐人传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也是此期传奇作品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作者张鷟，该文以第一人称自述奉使河源，途中投宿神仙窟，与女主人十娘c五嫂宴饮欢乐的情事，所谓“神仙窟”不过是妓院的代称而已。这篇小说在作者生前即已传入日本，后在国内失传，直至近代学者从日本抄回，国内始有传本。 中唐时代是传奇发展的兴盛期，名家名作蔚起，唐传奇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元稹c白居易c白行简c陈鸿c李绅等人更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将歌行与传奇配合起来，用不同体裁不同方式来描写同一事件（如元稹的《莺莺传》c白行简的《李娃传》c陈鸿的《长恨歌传》，都有与之相配的长篇歌行），从而既提高了传奇的地位和扩大了影响。同时，不少传奇作家本身就是享有盛名的古文大家，韩愈写过《毛颖传》c《石鼎联句诗序》，柳宗元写过《河间传》c《李赤传》，这些在构思和技巧上已近于传奇小说的作品均具有古文笔法和风格。 中唐传奇所存完整作品约近四十种，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涉及爱情c历史c政治c豪侠c梦幻c神仙等诸多方面，其中以爱情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 陈玄佑的《离魂记》是传奇步入兴盛的标志性作品。写张倩娘为追求自由爱情，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灵魂离躯体而去，终得与情人结合，后返归故里，与在闺房病卧数年的倩娘的身躯“翕然而合为一体”。小说运用浪漫手法，幻设奇妙情节，赞扬婚姻自主，谴责背信负约，对自由爱情的主题作了突出的渲染。 沈既济的《任氏传》是继之出现的又一爱情佳作。写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相爱，郑六妻族的富家公子韦崟知此事后，白日登门，强施暴力，任氏坚拒不从，并责以大义，表现了对爱情忠贞。后郑六携任氏赴外地就职，任氏在途中为猎犬所害。小说情节曲折丰富，对任氏形象的刻划尤为出色，在使异类人性化c人情化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李朝威的《柳毅传》写人神相恋故事“风华悲壮”而别具特色。柳毅于泾阳邂逅洞庭龙女，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毅然为之千里传书。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时，柳毅严辞拒绝。在几经曲折后，最终与龙女成婚。《柳毅传》通过形神兼具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波澜起伏的情节描写，将灵怪c侠义c爱情三者成功的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奇异浪漫的色彩和清新峻逸的风神。 对比以上，后来的三位传奇大家白行简c元稹c蒋防创作的《李娃传》c《莺莺传》c《霍小玉传》完全摆脱了神怪之事，而以生动的笔墨c动人的情感来全力表现人世间的男女之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白行简，白居易之弟，在诗歌领域默默无闻，在传奇领域却光芒四射。《李娃传》写荥阳生赴京应试，与名妓李娃相恋，资财耗尽后，被鸨母设计逐出，流浪街头，做了丧葬店唱挽歌的歌手。一次他与其父荥阳公相遇，痛遭鞭笞，几至于死；后沦为乞丐，风雪之时为李娃所救，二人同居。在李娃的护理和勉励下，荥阳生身体恢复，发愤读书，终于登第为官，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这是一篇以大团圆方式结局的作品，小说的精华尤其表现在对李娃形象的塑造上对其过人的清醒c明智c坚强和练达，构成李娃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闪光点。 元稹，诗歌不及白居易，传奇《莺莺传》则让白居易难望其项背。这篇传奇有一个悲剧结尾。写张生时游蒲州，居普救寺，巧遇暂寓于此的表亲崔家母女。其时蒲州发生兵变，张生设法保护了崔家。崔夫人设宴答谢，并命女儿出拜张生。张生惊其美艳，转托婢女红娘送去两首《春词》逗其心性。莺莺当晚即作《明月夜》一诗相答，暗约张生在西厢见面。张生赴京应考，滞留不归，莺莺虽给张生寄去长书和信物，但张生终与之决绝，并在与友朋谈及此事时斥莺莺为“必妖于人”的“尤物”，自诩为“善补过者”。写这篇小说时元稹26岁，很多人认为这是元稹的自传。 《霍小玉传》是继《莺莺传》之后的又一部爱情悲剧，也是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作者蒋防，霍小玉原为霍王之女，因其母是侍婢，地位低下，小玉终被众兄弟赶出王府，沦为妓女。她与出身名门的陇西才子李益欢会，只求与李益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任他“妙选高门，以谐秦晋”，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曾发誓要与小玉“死生以之”的李益一回到家就背信弃约，小玉相思成疾，一黄衫豪士将李益强拉到小玉处，小玉悲愤交集：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小玉说完“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一个多情女子的香销玉殒，这是悲剧的终点，也是悲剧的。 除了上述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外，中唐传奇还有一些借寓言c梦幻以讽刺社会的佳作，其中《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最具代表性。 《枕中记》与前述《任氏传》同出沈既济之手，写自叹贫困而又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道上遇道士吕翁，并在吕翁授予的青瓷枕上入梦，梦中娶高门女，又中进士，出将入相，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醒来方知是大梦一场，而店主所蒸黄粱犹自未熟。 《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曾撰有《庐江冯媪传》c《古岳渎经》c《谢小娥传》等传奇，《南柯太守传》写游侠淳于棼梦游“槐安国”，做了驸马，又任南柯太守，因有政绩而位居台辅。公主死后，遂失宠遭谗，被遣返故里。一梦醒来，才发现适才所游之处原为屋旁古槐下一蚁穴。 这两篇作品借梦境凝缩了唐代士子的情志，又借梦境的破灭说明功名富贵的虚幻，由此对汲汲于名利富贵的士子予以讽刺，对官场的黑暗予以揭露。“黄粱美梦”c“南柯一梦”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典实。 此期还有不少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如《长恨歌传》c《开元升平源》c《东城老父传》c《高力士外传》c《上清传》c《安禄山事迹》等，其中以陈鸿的《长恨歌传》较为突出。 晚唐传奇涌现出一批描写豪侠之士的传奇作品，内容涉及扶危济困c除暴安良c快意恩仇c安邦定国等方面，由此展现出一种高蹈不羁奔腾流走的生命情调。前述传奇集中《甘泽谣》之《红线》，《传奇》之《聂隐娘》c《昆仑奴》，《集异记》之《贾人妻》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传为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更是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最著的一篇。 《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二人在赴太原途中与隋末豪侠虬髯客相逢，结为至交。虬髯客志向甚大，欲谋帝位，但见到李世民后，为其英气所折服，遂与李靖c红拂慨然辞别，退避海上，另谋出路。在作品中，作者通过人物的对话c行动和精湛的细节描写，对他们的性格作了突出的刻划，李靖的沉着冷静和才智c红拂慧眼识英雄而敢于奔就的胆识，尤其是虬髯客的雄大气魄和爽直慷慨，无不鲜活生动，光彩照人。后世把他们誉为“风尘三侠”，实在是很贴切的。金庸将其称为“武侠小说鼻祖”。 唐代传奇为后代小说奠下了基础，可说是代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从传奇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习俗c生活方式与流行思想，所以如果想研究唐代社会史，必不可忽略了传奇。 传奇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实际上是已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部分高水平的传奇且成为后代著名小说戏剧的蓝本。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传奇结集成书 唐前期产生过一些小说专集，如唐临《冥报记》c赵自勤《定命录》c戴孚《广异记》等(顾况《戴氏广异记序》)。这些专集原书已佚，部分保存在《太平广记》中。内容大抵记述神怪和因果报应之事，沿袭六朝志怪传统，缺少创造性c文字一般也颇简质，仅少数篇章叙述较为宛曲。又有牛肃的《纪闻》。记述内容稍广泛，有些篇章颇有文采。例如《吴保安》写吴保安c郭仲翔两人生死不渝的友谊，描叙细致动人，《新唐书》曾采其事入《忠义传》。它和《虬髯客传》虽一写实事，一为虚构，但都是表现侠义一类人物，突破了志怪的传统。 唐传奇在晚唐时代退潮。此期出现了不少传奇专集，如袁郊的《甘泽谣》c皇甫枚的《三水小牍》c裴铏的《传奇》c薛用弱的《集异记》c牛僧儒的《玄怪录》c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 《甘泽谣》：撰传奇以济世 《甘泽谣》，唐朝袁郊撰写的传奇小说集，共一卷。袁郊，字子乾（一作之仪），蔡州朗山（今河南确山北）人。生卒年不详。唐懿宗咸通间曾官祠部郎中，又为虢州刺史。与温庭筠有交往。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录有袁郊的《月》c《霜》c《露》c《云》诗四首，借自然界的反常现象来表达自己对时政的不满，发挥诗歌的贬刺功能，与《甘泽谣》的寓意是一致的。袁郊还著有《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和《服饰变古元录》等。 《三水小牍》：晚唐轶事奇谈 《三水小牍》，传奇小说集。撰者唐末皇甫枚。皇甫枚（文献通考作牧）字遵美，安定三水(今陕西旬邑)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僖宗广明中（公元八八0年前后在世）前后在世。唐懿宗咸通末（873）曾为汝州鲁山令。是年，由汝入秦。光启中（886）僖宗在梁州，赴调行在。后梁开平四年（910）皇甫枚旅食汾晋，手纪咸通中事，为《三水小牍》三卷。《太平广记》还引有他的《玉匣记》1篇。此书原三卷，今本二卷。《三水小牍》记载晚唐的异闻轶事，一部分带有神怪色彩。著名的篇章如《飞烟传》，故事悲惨动人，曾独立单行。其他如《王知古》从一个侧面描写藩镇武将张直方的骄横残暴；《却要》写女奴的机智泼辣和贵家子弟的荒淫无耻；《鱼玄机》写女道士鱼玄机的凶悍狂暴，人物颇具个性。文中偶尔穿插一些诗歌骈语，文辞华丽，在晚唐时期小说中较有特色。 《博异志》：仙鬼亦具人情 三卷。唐谷神子撰，谷神子其人，历来有郑怀古c冯廓c裴铏三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皆认为是郑怀古。怀古，元和间进士，家居洛阳，曾任太学博士c河中从事c吉州掾等。 《博异志》是中唐的一部传奇志怪小说集，在选取题材c思想内涵c表现手法c情节设置以及文学语言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此书故事想象奇特，隽永动人，虽多记仙鬼之事，但颇具人情味。文中常常穿插诗歌韵文，故每每可见情景交融秩境界，其故事亦常为后世戏曲c小说所取材。它在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集异记》：中唐世相心声 《集异记》，古代中国传奇小说集，唐薛用弱著。又题《古异记》。原书共三卷。 薛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生卒年不详。有人考证其生活年代在唐德宗贞元以后，历顺c宪c穆c敬c文c武c宣宗诸朝。据《新唐书·艺文志》和《三水小牍》等资料，知道他在穆宗长庆间任光州刺史，文宗大和年间曾以仪曹郎出守弋阳郡，“为政严而不残，尚称爱民之官”从《集异记》中所记载的恶吏贪残而遭报应的情节来看，说薛用弱为官清正严明当不是过誉之词。集中代表作如王维演奏《郁轮袍》﹐王之涣旗亭画壁﹐蔡少霞书写山玄卿《苍龙溪新官铭》﹐裴越客虎为媒﹑崔韬遇虎女等故事﹐都曾为人引作典故﹐或编成戏曲小说。 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唐穆宗长庆年间。体制上六朝志怪的笔记体形式，但目的已不是张皇鬼神，以“明神道之不诬”，它虽载有大量佛道灵验c神仙鬼怪故事，但立足的是现世生活，是从当代人物奇闻异事这个角度来处理鬼神情节的。小说所反映的是中唐动荡的社会现实和险恶的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人们心理上对宗教的皈依，当时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如《进士张生》就借虞舜之口，指出君主应消弭灾害，放逐侵夺百姓的贪官污吏，使得百姓“熙熙而化”，而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这实际上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唐士大夫对当时官场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心声。《集异记》中的八十多篇中有五十多篇涉及各类官吏施政事迹，其品评标准也与作者“为政严而不残，尚称爱民之官”相埒。 《集异记》中还有一类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民生的关怀，直接反映了唐代后期百姓的苦难，如《李佐文》中的村妇遭遇就很类似杜荀鹤诗中的《山中寡妇》，“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与其主题相近的还有《奚乐山》c《王安国》c《贾人妻》等。 《传奇》：书名括尽唐小说 唐代小说之所以称为传奇，便是《传奇》一书命名的。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其书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文学水准所决定的。《裴航》是《传奇》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小说写唐长庆年间，秀才裴航于蓝桥驿遇一织麻老妪的孙女，名云英，欲娶之，妪告以须用玉杵臼为聘。后航果求得玉杵臼，遂娶云英，两人并于婚后入玉峰洞为仙。这个故事据传说虚构而成的。后人诗文中常用此为典故。明杨之炯传奇剧本《玉杵记》即由此故事敷衍而成。 著者裴铏，唐末文学家。唐咸通九年(868)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从事。乾符五年(878)以御史大夫为cd节度副使。一生以文学名世，为唐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裴铏的作品很多，题材也不拘一格，非常宽广。《聂隐娘》一书深刻地揭露了唐代藩镇割据c争权夺利c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昆仑奴》是描写了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他帮助少主窃取豪门姬妾，成全了他们的爱情。另外，裴铏还写了一些含有教育意义的神话小说，如《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被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c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最后被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教育人们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总之，在晚唐，裴铏是一个多产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了中国小说的迅猛发展。 《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其次，它创造了一种骈散结合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骈文c诗赋描写人物和场景，以散文叙述故事，如《裴航》描写云英之姐樊夫人的外貌就是用大量比喻组成韵语，在形象上c音节上皆构成和谐的美感。成为后来古典小说叙事方式的滥觞。最后，《传奇》也和《甘泽谣》一样在叙事结构c视觉转换和叙议结合上均有新的创新。 《传奇》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宋元以后，很多戏剧c话本c拟话本小说皆取材于此：《孙恪》被元人郑廷玉改编为《孙恪遇猿》杂剧；明代戏曲家沈璟根据《郑德璘》创作出传奇《红蕖记》；取材与《薛昭》的有金院本《兰昌宫》，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薛昭误入兰昌宫》以及市人小说《兰昌幽会》。《昆仑奴》和《聂隐娘》更成为后来武侠小说c戏曲的滥觞：元代杨景言杂剧《磨勒盗红绡》，佚名的南戏《磨勒盗红绡》，明代梅鼎祚的传奇《昆仑奴剑侠成仙》，梁辰鱼的传奇《红绡伎手语传情》，宋人话本小说《西山聂隐娘》，清人尤侗的传奇《黑白卫》等。取材于《裴航》者有：宋人杂剧《裴航相遇乐》，元代戏曲家庾天锡的《裴航遇云英》，明代龙膺的《蓝桥记》，杨之炯的《玉杵记》，清代黄兆森的《裴航遇仙》杂剧，以及《裴航遇云英》c《蓝桥记》等宋人话本小说。《新唐书·艺文志》裴铏著有《传奇》三卷，原书久佚，仅《太平广记》所录四则，得传于今。 《玄怪录》：最轰动的传奇选本 《玄怪录》，唐代传奇小说集，牛僧孺撰。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元和三年（808）应贤良方正科对策第一。累官至户部侍郎c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成三年（838）拜左仆射。会昌二年（842）贬循州员外长史。大中元年（847）召还，为太子少师。他是中唐以后“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牛僧孺工于文笔，当时有“太牢笔，少牢口”之称（太牢指牛僧孺，少牢指杨虞卿）。可惜牛氏文集不传于后，《全唐文》仅辑其文1卷，19篇；《全唐诗》辑其遗诗4首。 此书原十卷，今本一卷。宋代因避赵匡胤始祖玄朗之讳，改名《幽怪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其中所收作品，多托言隋唐以前事。记唐代之事，亦以德宗贞元以前者为多。此书可能结集于贞元至元和年间。因长庆年间以后，作者已为高官显宦，又热衷党争，恐无闲情再作此等小说。至于个别作于文宗大和年间，可能是辑录者不慎由他书窜入。此书旨趣大都涉及神仙道术c定命再生c鬼怪妖物等内容，这与作者笃信道术c嗜好志怪有关。在艺术上集中故事新奇，文字委婉，篇幅漫长，逐渐增多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比之以前的志怪小说，显然有所发展。如《刘讽》篇中写几个女郎一起饮酒行令，互相嘲弄，语言十分生动；《元无有》写四个物怪吟诗唱和，在主人公的名字上有意表示故事出于虚构；《古元之》写理想世界和神国，比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描写更为细致，都很有特色。此外，《郭代公》写郭元振发迹以前，仗义杀掉托名乌将军的猪怪，为民除害，情节曲折生动，颇为后人称引。在写作技巧上，作者已不再遵循原先传奇小说那种严整史传体式，而采取一种更自由c更适合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其中不少篇目已打破以时间c经历为序的叙事结构，运用转换叙述视角c运用时空交错c顺序与逆叙相结合的方法；有的只摄取主人公生活的几个断面，就展示了人物全部内涵；有的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在揭示矛盾后，迅速将故事推入。与之相适应，《玄怪录》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多着眼于动态描述，使人物更加鲜活，更有层次感。这都反映了《玄怪录》在艺术上的创新。 牛僧孺凭借自己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顺应了征异尚怪的时代风尚，用传奇法来写志怪，开创了传奇创作一条新路，为后来许多文言小说家所仿效，如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以牛僧孺续书自居；薛渔思的《河东记》，也自称是续牛僧孺之书。至于其外孙张读的《宣室志》，其承传关系更为明显。 《续玄怪录》：续名书流传广 撰者李复言。生卒年﹑籍贯均不详。据《南部新书》记载﹐他曾于开成五年(840)投省卷于李景让﹐当为大和﹑开成间人。一说李复言即李谅(775～833)﹐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官至岭南节度使﹐曾与白居易﹑元稹唱和﹐有《杭越寄和诗集》﹐但与《续幽怪录》中所记作者行事多有不合﹐存疑待考。集中《辛公平上仙》﹐似是影射宫廷政变﹐情节离奇﹐文字瑰丽﹔《薛伟》写人化鱼﹔《张逢》写人化虎﹔《定婚店》写韦固赤绳系足﹐婚姻前定﹔《李卫公靖行雨》写李靖代龙神降雨﹐好心办了坏事﹕都是流传较广的故事。此书影响颇借力于牛僧儒的《玄怪录》，可谓一续成名。 《河东记》：美好妇女形象多 薛渔思，生平不详，书中不少故事发生在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故知此书当写成于大和之后。此书内容虽然以谲异怪诞为特点，但与那些单纯宣扬物妖神怪的志怪小说不同，而常常是通过神异故事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了唐代有意为小说的特征。书中既大胆讽刺了皇帝和官僚们的昏聩无知以及政治的，也批判了图财害命c自私残忍等恶劣行径，还塑造了一些美好的妇女形象。总之，此书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唐人传奇小说集。原书不传，辑本有《绀珠集》本c《说郛》本（1卷）。 《宣室志》：祖孙共撰传奇的传奇 中唐志怪小说，张读撰。张读的外祖父牛僧孺撰有《玄怪录》，祖父张荐亦有小说《灵怪集》（今佚）。张读撰《宣室志》，盖受其祖辈影响。西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张读将小说取名《宣室志》，题旨也是张皇鬼神。集中所记皆为唐朝佛道神仙c鬼怪灵异c因果报应之事。《宣室志》中载有大量有关僧人c寺庙c夜叉c佛经故事，并宣扬佛教不杀生。这说明佛教在中唐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精神风貌，可为韩愈的《谏佛骨表》重要性做一佐证。从另一角度来说，佛教的普及也为《宣室志》提供了大量素材。 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宣室志》有明显的发展，书中有许多结构完整c情节曲折c注意到人物性格心理状态刻划的作品。同时，语言洗炼c明快，很有特色。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人物与故事写的很生动很感人。《谏佛骨表》c《裴少尹》等篇或曲折离奇，或细腻情浓，深得传奇手法之精髓。较六朝志怪有明显的发展，本书又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神仙鬼怪形象，描写的绘声绘色，对后世文学如《聊斋志异》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臣轨》：我国古代唯一女皇武则天写的书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那么，她写过书吗？如果她写过，那这本书或这些书的价值可是非常独特的。笔者查了好几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还真有这么一部！ 这部书就是《臣轨》。我们知道，唐太宗写过一部书叫《帝范》，那是教人怎么做皇帝的。《臣轨》则像跟这部书对对联，或者要跟《帝范》形成一个系列。所谓“君君臣臣”是也。不过没想到的是教皇帝做皇帝的书是皇帝写的，而教大臣做大臣的书却不是大臣写的。 武则天原为唐太宗的才人，后来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她乘唐高宗体弱多病之机，参预朝政，并逐步专权。高宗去世后，她继续把持朝政，先后废除了两个儿子的皇位。在公元690年她67岁时，终于以武代李称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造了一个“曌”（音照）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唐上元二年（675）三月，女皇武则天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c左史刘祎之等人，修撰此书，作为臣僚借鉴之书。 《臣轨》共二卷，唐朝武则天撰。 此书2卷10篇（分同体c至忠c守道c公正c匡谏c诚信c慎密c廉洁c良将c利人十章。轨，是规矩，是标准。十篇标题二十字，算是武则天为臣子制定的“二十字价值观”。 该书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为臣者正心c诚意c爱国c忠君之道，作为臣僚的座右铭与士人贡举习业的读本，永远维持封建统治地位。原书久佚，现有《粤雅堂丛书》本，据日本《佚存丛书》本刊行。 《臣轨》与唐太宗的《帝范》一直并行。虽然二者出自唐代两位皇帝笔下，但一个是约束臣子，一个是规范皇帝，其中所反映的气度与胸襟是绝不相同的。思想上，《帝范》也要胜《臣轨》一筹。新旧《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但《宋史·艺文志》已无记载。至清代修《四库全书》，《帝范》自《永乐大典》中完整辑出，但《臣轨》仍未收入，可见当时未有见本。现在所见各本，基本均出自日本宽政至文年间出版的《佚存丛书》。此本首尾完整，前有“序”，后有“论”，卷末题“垂拱元年撰”，文中有注，但不知注者姓氏c年代。据书后天瀑山人(〔日〕林衡)题识，此本系据家旧藏抄本；其中有一些武后制字，因此断为当时原本。不过此本尚存一些疑点。比如“垂拱元年撰”与《通典》等“长寿二年”的记载不合，清人阮元指为日人妄增。又如书中武后制字与史籍所载及碑志所见颇有不同。 别管怎样，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写的唯一一部书，《臣轨》在古书界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存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史通》：著史者的座右铭 说起《史通》这部书，说起刘知几这个人，学术界的人都不陌生。他在《史通》中的那些话经常被引用，“出镜率”相当高。其实，刘知几就是史学界的刘勰，他的《史通》就是史学界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评论各类文体，研讨文章创作的，《史通》在史学界的作用与之相埒。 《史通》这部书很厉害，它是中国也是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这是一部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的理论书，也论述了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刘知己凭借这部书实现了他“鲤鱼跃龙门”的人生梦想。 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c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c研讨史籍得失c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作者九年时间。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c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c《纰缪》c《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c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c史料采集c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c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实为真知灼见。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c世家c列传c表历c书志c论赞c序例c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c《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c《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c《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c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c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c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c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c史学c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我们现在对于史书的认识，很多都是从这部书来的。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c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也就是著史者的座右铭。明c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c释c评c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c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记》的“太史公曰”c《汉书》的“赞”c《汉记》的“论”c《东观汉记》的“序”c《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c体例源流c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c《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c评论史学体例c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一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c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震，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c《则天实录》c《中宗实录》c《睿宗实录》c《玄宗实录》等撰修。 刘知几师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但其中以《左传》c《论衡》c《文心》三部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是实录史学原理的实存典范，《史通》字里行间都能见到其影响。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刘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又继承了孔子c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c桓谭c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唐朝笔记小说：关于大唐盛世的“课堂笔记” 笔记体小说，实际上相当于当朝或稍后的笔杆子们以他们的慧眼慧心c生花妙笔为时代为社会传神写照，做笔录。世风所染，他们笔下的文字自然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要感谢大唐的那些笔杆子们，是他们把大唐这样一个盛世，留在了自己的书里，让我们一打开这些奇书，大唐的生动气息便扑面而来！ 唐代笔记小说甚多，所谓笔记小说乃是作者所见c所闻而纪录下来的故事，类似轶事掌故，颇有参考价值，如刘餗的《隋唐嘉话》c李绰的《尚书故实》c张鷟的《朝野敛载》c王定保的《唐摭言》c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c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c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c李肇的《唐国史补等》，所记多有根据，并非尽属虚构，可以作为史料参考，又有记载地理c风俗掌故的笔记，如柳宗元的《龙城录》c孙棨的《北里志》c刘恂的《岭表录异》等，虽内中偶有怪诞之事，但所记地理c风俗c习惯，则多可信。 《隋唐嘉话》：隋唐版“趣多多” 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唐代刘，字鼎卿（这名字源于《易经·鼎》：“鼎折足，覆公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官右补阙c集贤殿学士。《隋唐嘉话》记载南北朝至唐开元年间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以唐太宗和武后两朝为多。新c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某些史实，即取材于此书。书中也记录了一些有关文学艺术的材料，如薛道衡作《人日》诗，宋之问赋诗夺东方虬锦袍等事，常为后人称引。又如高齐代面舞c隋末踏摇娘等事。 此书记隋炀帝因唐高祖面皱，呼为阿婆；又记唐朝开始规定“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唐太宗谓房玄龄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朕常宝此三镜。”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等故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多取材于此书。总之，价值不菲，趣事多多。 《尚书故实》：尚书肚，杂货铺 《尚书故实》一卷，唐李绰撰。他的仕途履历不详。查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赵郡李氏，南祖之后，有名绰字肩孟者，为吏部侍郎舒之曾孙”的记载。书中自称赵郡人，或许就是此人吧。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总共记载了两次，一次见于史部传记类，一次见于子部小说类。下边有注，说“绰，一作纬”。 《尚书故实》的序言里透露了此书材料的来源是地地道道的“拾人牙慧”：“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咠臣。缚避难圃田，寓居佛庙，秩有同于锥印，迹更甚于酒佣。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云耳。”作者李绰在一座寺庙里遇到了一位落魄的宾河尚书，这位尚书颇博学多闻，李绰将他的言论收集起来成为《尚书故实》一书。这里的“尚书”，与四书五经里的尚书没有一毛钱关系，是个官职名。 《尚书故实》，它内容庞杂，包括轶事c异闻c志怪c辩疑等部分，而关于书画碑帖方面的轶事c考证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真是“尚书肚，杂货铺”啊。但是这部书确实很好看。作者的书虽然编得乱，材料却都是良心之选，没意思的不选。 原文选载 1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关于《兰亭序》的一则珍贵记录，“玉匣”二字齐来着眼） 2天册府弧矢尺度，盖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刘黑闼，为突厥所窘，遂亲发箭射退贼骑。突厥中得此箭传观，皆叹伏神异。 后余弓一张，箭五只，藏在武库。历代（一作朝）。郊丘重礼，必陈于仪卫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与法物同为煨烬矣。然此即刘氏斩蛇剑之比也，岂不有所归乎？（汉高祖刘邦斩蛇剑，唐太宗的箭，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可见古人也重视此类文物） 3司马天师名承祯，字紫微，形状类陶隐居。玄宗谓人曰：“承祯，弘景后身也。”天降车，上有字曰“赐司马承祯”。尸解去日，自鹤（一作云）。满庭，异香郁烈。承祯号白云先生，故人谓车为白云车。至文宗朝，并张骞海槎同取入内。（有关火化的一则记录） 4有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此君所念诗也。” 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写录。（古人崇尚记忆力的又一生动记录） 《朝野佥载》：武则天时代的社会札记 《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内容十分广泛，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c典章制度c社会风尚c传闻逸事，也站在反对派的角度对武后朝的政治黑暗c吏治c酷吏横暴c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贿货纵横，赃物狼藉“的现实世相。因属时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c《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但因作者纪事好追求谐谑，致使书中所载失之荒怪c琐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人所诟病，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曾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也就是不够严肃，追求当个段子手，笑果比真实重要。 此书《新唐书》c《宋史》均著录为20卷，另有《补遗》3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疑《补遗》乃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推测《佥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此书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说郛》c《历代小史》c《古今说海》c《畿辅丛书》等本为1卷本系统；《宝颜堂秘笈》c《丛书集成》等本为6卷本系统。1979年中华书局赵守俨校点本，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又从《太平广记》c《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较胜于旧本。 据《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卷，今传六卷。主要记隋唐两代朝野逸闻，尤以武则天当政时的事迹为多。《资治通鉴》亦曾取材于此。间有鬼神怪异，琐语琐闻。作者死于开元年间，书中载开元以后唐敬宗c宣宗时事，当为后人增入。 笔者读关于武周时著名三酷吏的记载，不寒而栗，以飨读者： 监察御史李嵩c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 嵩为赤黧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狼戾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踝，碎瓦搘膝，遣仙人献果c玉女登梯c犊子悬驹c驴儿拔橛c凤凰晒翅c猕猴钻火c上麦索c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傅空为实。周公c孔子，请伏杀人；伯夷c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鞫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牛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友朋长辞。“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又有北齐南阳王用蝎子将活人活活螫死一段文字：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 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螫死，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 又有“告密三代”的奇闻： 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流。可谓“积恶之家殃有余”也。 还有吃人肉的记载：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之。县令诘，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要把人家一家人都吃掉的节奏，简直是魔鬼啊！ 我们看完这些记录后，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关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一场“人肉宴席”的话非虚，统治阶级对于下层劳动人民视同猪狗，为所欲为，变态的压榨残害令人发指，比之今天的德州电锯杀人狂毫不逊色。 作者张鷟，字文成，号浮休子，史称“青钱学士”；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生卒年不详，大致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朝前期，以词章知名，下笔神速，当时连新罗c日本等国也颇闻其名。今存著述除此书外，张氏尚有《龙筋凤髓判》和《游仙窟》等。 《唐摭言》：唐人的登科记c文学圈侧记 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是五代时期的王定保(870～940)，吴融之婿。南昌（今属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为容管巡官，后遭乱不能北返，入仕南汉。大有十三年(940)，由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此书15卷，详记唐代贡举制度，其中多为史志所未详。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缦堂读书记》）书中还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可以窥见当时文人风貌之一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 《开元天宝遗事》：盛世之戏说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唐末为秦州节度判官，後仕蜀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复以为秦州节度判断。废帝时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为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周显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杂传》晁公武《读书志》曰：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分为四卷。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乃采集民间传说中的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3～756）遗事笔录而成，列一百四十六条，多为宫中琐闻。《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但其中豪支c传书燕等项含有一定的社会史料；索斗鸡c肉阵c肉腰刀c凤炭c楼车载乐等项内容，暴露了权臣杨国忠c李林甫等人的昏朽荒淫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不是严肃的历史书，一些记录存在明显讹误，因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它是浅妄之书，记载的重点往往是些奇闻异事，宫闱习俗，很多是底层人对上层社会出于酸葡萄心理的脑洞大开，可以看到古人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水平。至于“助娇花”c“助情花”c“眼色媚人”（念奴）c“香肌暖手”c“妓围”c“风流渊薮”c“肉阵”c“风流阵”c“被底鸳鸯”等等条目，还有些香艳，大抵时时风如此。但书中也记录了宋璟c姚崇c张九龄c李白等名人名臣的一些事迹，有些固然近于不可考的轶闻，但也有些可以和其他史书参考对证。 后世习用的不少成语c典故。如滔滔不绝c梦笔生花c解语花c有脚阳春等均出自该书。 《次柳氏旧闻》：党争失利后，海南写小说 《次柳氏旧闻》的作者是晚唐贤相李德裕。就是那位与牛僧儒展开“牛李党争”的“李”。李德裕（787—850），字文饶，真定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c《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c浙西观察使c西川节度使c兵部尚书c左仆射c并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8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巩固中央集权，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公元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c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因反对进士科举，主张“朝廷显官须是贵党子弟”，从而与牛僧儒c李宗闵为首的牛派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党争失利，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在贬崖州（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月卒于贬所，终年63岁，逝后被封太尉，赠卫国公。李德裕在琼期间，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左岸书城》《次柳氏旧闻》等。 经考证，这部笔记小说源于一个叫柳芳的史官。柳芳此人曾犯罪，因此逃到贵州中部，李德裕此书的素材都是从这位本该流放却私逃的柳芳口中得来。一个是正牌贬官，一个是在逃罪犯，他们合作的一部书，应该颇多看点。只可惜原书久已佚失，只有一篇“自记”独存，后人因据自记，杂采小说传闻以足成之，而伪称原本。 不过，在“自记”里，也有一段玄宗朝的故事颇有可观： 萧嵩为相，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陨涕。上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归，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也。“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终，贵全大义，亦国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柑子，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 这则小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古代朝臣那种“伴君如伴虎”c“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心理状态，令人感慨唏嘘。 《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的徒弟记恩师 此书据韦绚自序，为宣宗大中十年(856)在江陵时所作，内容追记穆宗长庆元年(821)刘禹锡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的谈话，故自名其书为《刘公嘉话录》。刘禹锡曾官太子宾客，故今本题为《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与韦绚父同为王叔文集团主要人物，关系亲近，所谈自然深广亲切。 韦绚，字文明，京兆人。属京兆韦氏龙门公房，是宰相韦执谊之子。韦绚的人生真的很绚丽，他于长庆元年（821年）至夔州白帝城从刘禹锡学习，又娶元稹女儿元保子为妻。历官江陵少尹c起居舍人。官至义武军节度使。另著《戎幕闲谈》一卷。 本书在艺术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很多故事除了表层的内容和认识作用外，往往还蕴含着某些生活哲理，近于寓言。 韦绚，字文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曾官江陵少尹c起居舍人c义武军节度使。 本书内容广泛，韦绚序称包括“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c卜祝，童谣c佳句”等。除部分讨论经传和评价文人及作品的内容外，其余多属小说。其中包括朝廷轶闻c文人轶事及民间传闻等几项内容。 本书在艺术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很多故事除了表层的内容和认识作用外，往往还蕴含着某些生活哲理，近于寓言。 其次，本书系作者回忆恩师语录之作，所以多数故事缺乏具有文学色彩的叙事和描写，但有些故事把传统散文的写景状物之法移入，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唐国史补》：唐朝辉煌跌落下坡路一百年 《唐国史补》又称《国史补》，为中唐人李肇所撰，是一部记载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c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等的重要轶事小说，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共三卷，凡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概括每条内容以五字标题。前二卷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了各类典故制度。此书上承刘餗所著《国朝传记》，并与之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少了许多怪异。 《北里志》：“长漂”图鉴 现在有“北漂”“海漂”，唐朝也有在长安漂泊以求功名利禄的男男女女，他们可以叫“长漂”。《北里志》，就是记录“长漂”的一幅长卷。这部小说集是孙棨所撰。共一卷，写成于中和四年(884)，记载中和以前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志》。书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条目也反映了歌妓们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文士和歌妓的诗歌作品，为后来编集唐诗者所采录。 唐朝是诗歌的王朝，那些有才的妓女们也擅长写诗。我们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妓女们的诗才，也是非常了得的。 1杨妙儿 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本亦为名辈，后老退为假母。居第最宽洁，宾甚翕集。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及应举，自以俊才，期于一战而取，莱儿亦谓之万全。是岁冬，大夸于宾客，指光远为一鸣先辈。及光远下第，京师小子弟。自南院径取道诣莱儿以快之。莱儿正盛饰立于门前以俟榜，小子弟辈马上念诗以谑之曰：“尽道莱儿口可凭，一冬夸婿好声名。适来安远门前见，光远何曾解一鸣？“莱儿尚未信，应声嘲答曰：“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其敏捷皆此类也。是春莱儿毷氉，久不痊于光远。光远尝以长句诗题莱儿室曰：“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莱儿酬之曰：“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莱儿乱离前，有阛阓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人颇思之，不得复睹。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杨氏未尝优恤莱儿，因大诟假母，拂衣而去，后假母尝泣诉于他宾。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今相国萧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时，每知闻间为之致宴，必约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儿，既乏丰姿，又拙戏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2王团儿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怪得清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应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风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肌，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无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刺蹙黄金线几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尚校数行未满，翼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予，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余因谢之曰：“甚识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未及答，因授予笔，请和其诗。予题其笺后曰：“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览之，因泣不复言，自是情意顿薄。其夏，予东之洛。或醵饮于家，酒酣，数相嘱曰：“此欢不知可继否？“因泣下，洎冬初还京，果为豪者主之，不可复见。至春上已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 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缞麻，北座者遍≈ap;lt;辶臿≈ap;gt;麻衣，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因于棚后候其女佣以询之。曰：“宣阳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主也。“时街使令坤为敬瑄，二缞盖在外艰耳。及下棚，复见女佣。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诘旦诣其里，见能之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能之团红巾掷予曰：“宜之诗也。“舒而题诗曰：“久赋恩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予览之，怅然驰回，且 不复及其门。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语予：“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犹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 每遇宾客，话及此，呜咽久之。 《岭表异录》：关于岭南的地理奇书 地理杂记，全书共三卷，唐刘恂撰。此书与《北户录》同系记述岭南异物异事，也是了解唐代岭南道物产c民情的有用文献。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岭南人的食物，尤其是各种鱼虾c海蟹c蚌蛤的形状c滋味和烹制方法，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c禽虫也有记述。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c文化的重要资料。 笔者选择书中几种常见水果及台风的精彩描写，使读者知所言不虚―― 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注：以其地蒸，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与南海产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鸡子，近蒂稍平，皮壳微红，肉莹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热，液甘，食之过度，即蜜浆制之。又有≈ap;lt;虫葛≈ap;gt;荔枝，黄色味稍劣于红者。 龙眼之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桨，其甘如蜜，一朵恒三二十颗。荔枝方过，龙眼即熟。南人谓之“荔枝奴”，以其常随于后也。 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尺，其子深秋方熟。闽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胜含鸡舌香。饮汁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但刻其根下方寸许，纳盐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汤，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著水益干耳。 椰子树，亦类海棕，结椰子大如瓯杯，外有粗皮如大腹，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如卵者，即截开一头，砂石磨之，去其皴皮，其斓斑锦文，以白金涂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冷而动气。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忽见有震雷，则飓风不能作矣。舟人常以为候，豫为备之。 恶风谓之飓。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或二三年不一风，或一年两三风，亦系连帅政德之否臧者。然发则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飘风不终朝之义也。 这些精彩的“大唐笔记”，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c异彩纷呈的书中大唐，值得我们好好品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古书版面设计的文化内涵：“天人合一”是一条红线，宋版书是一股清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一产生，自身就具备两种属性，一是精神属性；一是物质属性。 所谓精神属性是指书籍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所谓物质属性即指它的装帧形态。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c制作方式c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和需要而变化的。其中，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深层影响和潜移默化的。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故宫的建筑设计处处体现着“君权神授”的理念，体现皇家威严。而在古书的装帧设计里，“天人合一”思想也处处渗透。 一c“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版式 众所周知，能称之为现代汉字鼻祖的是甲骨文，甲骨文已经完全具备汉字“六书”的六大构成类别，点划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长短线互相配合构成，具有了我国汉字称为“方块字”的非常显著的特点。既然是方块字就有排列的方法。这种方法深受古人“天命”意识的影响。《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说：禹“致孝乎鬼神”，说明夏代奴隶主已假借宗教来欺骗压迫人民，进行统治，这时已有关于“天”的意识，只是比较朦胧。 到了殷商，形成了一种和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迷信，认为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上帝”有如父亲；“下帝”有如儿子，即所谓“天子”。做儿子的，一切都得服从父亲的命令。如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令其雨？”“帝其降堇（馑）？”等话。郭沫若说，只称一个“帝”字，可以表示出双重的意义：既有至上神的意义，又兼有宗祖神的意义。作为至上神则有从上到下的含义；作为宗祖神则有从远古到当时的连续的含义。这样，在刻写卜辞时，必然从上而下地连贯刻出，这种刻法既可秉承“天”的旨意，又可连续刻出，形成竖写直行的款式。中国古代崇尚以右为上，以左为下。从上到下，自然也就是先右而左了。这种书写款式一直沿续下来。青铜器上的铭文，帛书的文字，都是如此。连后来皇帝下的圣旨诏书都是这种款式，并且开头就要向接旨人说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说明，随着传统思想的形成，文字书写的款式逐渐固定下来。由于先右而左的读法，使后来的册页书形成从左往右的翻法，一直到现代书籍出现之前。 周代替了殷后，周人继承殷人“天”的思想。春秋末年战国时，孔子提出“天何言哉”的命题，意思是天是无言的c无形象的，把天作为一个自然物同神分离开来。这当然是唯物的。而到了汉代，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本质是人天合一，是对人的自身存在c构造c活动的深刻的认识，它形成的是以人为主强调“人参天地”的积极能动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董仲舒为了让皇帝感到自己不是至高无上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就造出了“天”，作为监督皇帝的一种神秘力量。他的学说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只要有天灾，那就是老天爷在批评警示皇帝，皇帝就要反省自己的施政有没有过失。老天爷也是把双刃剑，他既是皇帝权力的授予者，也是皇权的监督者。既是全国人大，又是国家监督委员会。所以几千年来，凡是有点责任心的皇帝都比较关注天气预报，事事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没有责任心的则都被说成“逆天而动”，其垮台也就成为顺天应人的事。 扯得似乎远了点，但其实跟书籍还是大有关系的。话说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书籍是已被认同的简策书，它已具备了书籍装帧的一些基本形态。简策书主要用于官方，当时“天”的思想仍是统治者极为推崇的，为了他们的统治，不会放弃和改变对“天”的看法。因为这让他们的权力显得合法。所以简册书仍沿袭甲骨文c金文的竖写直行c由右而左的款式。 帛书继承简策书的版式特点，把简策书中两根简所形成的自然隔线运用在帛书上，出现了朱砂或墨画的行格，后来称红色的为“朱丝栏”，称黑色的为“乌丝栏”。“朱丝栏”和“乌丝栏”行格的第一次出现，好像很自然地依简策书变化而来，实际上包含着美学和实用的因素。它虽然受到简策书的启发，却包含有“天人合一”的主观的意向。汉代，由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成熟，上下直行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不但有了行格，进而使天头c地脚的观念更加明确了。 帛书出现后又陆续出现了卷轴装书c旋风装书c梵夹装书和经折装书。这几种书籍的书写方法大体上相似（当然，装订方法不同），只是旋风装书中的页子是两面书写，其它都是单面书写，在版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知识对于见过古书的读者是一点即通的，并不艰深。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我国逐渐进入纸质书时代。隋末唐初雕版印刷出现，发展到宋代，便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印本书版面也有了比较固定的格式。 宋版书绝对是线装书里的一股清流，一朵奇葩。而其实，宋版书格式的形成和“天人合一”及其“同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天人合一”有几层含义：一是形体上的“天人合一”；二是感情上的“天人合一”；三是规律上的“天人合一”。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表达天下万理都集聚于人身上c人参天地。 人是主要的。所以，在人的各种行为中，人从“天人合一”中得到同构，形成“天人感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事事皆如此。宋朝雕版印刷中的版面设计也遵循这个原理，宋版书版式是一个非常完整和非常完美的版式设计，它的竖写直行保持了从甲骨文开始的书写方法；天头地脚的名文第一次出现，概括了“天”c“地”的传统观念，并且更加明确。天头地脚就是正文的上下空白处，正文的文字根据内容不同由人去书写c雕刻，这恰恰符合了“天人合一”思想：上有天，下有地，人居于中心，是主角c核心内容。版面中文字仍是由右而左，实行右上左下的传统习惯；帛书中出现的“乌丝栏”演变成界格，上下有界，左右有格。界格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来是简策书c帛书版式的自然演变，实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和深入。 版框即“边栏”，又称栏线，单栏的居多，即四边单线。它不只是实用和美学的需要，更包含哲学的内涵。也有外粗内细双线的，称“文武边栏”；还有上下单线左右双线的，称左右双边。 版面左面有耳子，有的书在版面右边有耳子，称书耳。在左面称左耳题，在右面称右耳题；还有的书两面都有耳子。耳子很像人的耳朵，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有了耳朵人也好看多了；耳子则是为查检方便而设，略记篇名。有了书耳，检查方便多了，版面也好看多了。耳朵获取信息；耳子保存信息，查耳子也可获取信息。所以耳子是美观和实用的统一。 版心分作三栏，像报纸的中缝儿，但非常精美典雅。以像鱼尾的图形为分界，上下鱼尾称双鱼尾，它的空白部分其实很像书名号，也很像人的嘴，所以称为“版口”。嘴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的；版口多记录书名，其意义也在“吞吐”书的内容。版心中上下各鱼尾到版框之间的部分称“象鼻”，称其为鼻是因为它在版面左右的中间，且有宽度；因为它长曰象鼻。鼻是用来呼吸的，没有鼻，人必死；象鼻为折叠书面页的标记，没有标记何以折页，不折页或乱折页不能成书。 书的眼就是孔，是用以穿线或插钉的。一般地讲人的眼睛越大越好看；书眼则孔越小越好，因为大则伤脑。人眼是为看东西的，书眼则为固定书的。书脑是各页钻孔线的长方形空白处，即书合闭时的右边。书是看的，书页是翻的，唯书脑藏于订线的孔和书脊之间，在内部不可动，故称其书脑。 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同构”下，在“天人感应”的影响下，用《易经》的思维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用近似于人头的形式创造出印版书的版面，这个版面包含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包含着“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的美学观，以及此种美学观所形成的“中和”创作手法。这是一种文化行为，也是传统文化发展到雕版印刷技术出现后的必然结果。大家看完后是不是觉得“事事洞明皆学问”呢？是的，这里面的文化内涵的确很丰富啊。 二c“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结构 ：细微处见精神 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这很像线装书中的书面或封面。如果这篇书是一部著作的一部分，在篇名下还可以加上这部著作的总名。之后再加上两根不写字的简，曰“赘简”，目的为保护书，有这样一个过渡空间，给人以舒畅之感，这与后来的“护页”起同样的作用。然后是正文，一般顶上部写到顶下部；有时空着一根简不写字；有时从中间部分开始写字，版面错落有致，巧妙古朴，很有特点。把一卷简策平铺在桌上，从第一根简到最后一根简，细细端详它的结构c顺序，会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在按照一种模式编排，这种模式到了线装书时会更清楚，它们所内涵的传统文化的脉络也会更加明显。 卷轴装书的结构c顺序比起简策书c帛书要复杂一些，出现了卷首的空白纸c小的字号c抄书人c校正人c抄书年月等等，这些内容的出现，必然使顺序有所变化，结构变得复杂了。但其在安排顺序c结构的思路上仍没有离开“天人合一”和“同构”，反而感觉更深入c更丰富了一些，有血有肉，更接近“近取诸身”的总的观念意识。 旋风装书的结构仍未脱离卷轴装书的特点，另外，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即旋风装书的页子的右边粘在底纸上，依次粘，看书时由右向左顺序看，看完后往右翻过页子继续读，旋风装书首次出现了“翻页子”的方法对后世的书籍影响很大，一直沿用。 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天人合一”思想分析一下雕版印刷的蝴蝶装书c包背装书c纸装书的结构。首先是封面或内封面（书名页），给它起名叫“面”，就好像人的脸面一样；封面的背面常刻有刊记或牌记，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版权，接着是序言c凡例c目录，这有如人的脖子一样，是一个过渡，然后是正文和插图，这是一本书的主要部分，有如人的五腹内脏；最后是附录和跋语，很像人的手和脚，书名页和跋语之外是书衣c书皮或护封，这三个名字都很确切。书名页c跋语页和书皮之间各加一至二张白纸为护页，亦称副页，这是从简策书中的“赘简”c帛书中的空行发展而来。另外，中国古籍上下直行书写，自右往左读，这就决定了书的翻法必须从左往右，亦即版口在左，订口在右，俗称“中式翻身”。 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书籍的结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巨大作用，这个结构的形成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c“天人合一”与书籍的装订 书籍的装订形式在书籍的装帧形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装订形式又首先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c文化传统及制作方法的影响，装订形式的不断变化仍是文化现象。 简册书是由竹子等材料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之后制成可用的竖长简片，在简片上1／3和2／3位置上用刀刻出小缺口，竖直写上字。一片一片写完后，从左向右将并列的各简片用丝绳在缺口处编连成册，这样装订就算结束了。“编”，在这里很重要，没有编就是断的，一根简片不能成书；有了编就能表达出“天人合一”中人副天数（即天下万理都集聚于人身）和人参天地（即人可以用万物）c以人为主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从形式上讲，“编”就是简策的装订，也是后世装订的基本概念。 帛书和卷轴装书的装订方法相似，只是用料不同。它们的“编”表现在帛或纸的粘接上，一册书就是一卷。帛书和卷轴装书虽然没有简策书显得古朴，却多了雅气，充满着文化气息，浸透了孔子的爱物（泛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显得更加“中和”c秀美，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也是“天人合一”和谐融洽关系的进一步体现。“粘”比“编”要进步，它们的哲学含义是很有区别的。 旋风装书的“编”仍是粘，比卷轴装书又增加了将写好的书页按先后顺序自右向左错落叠粘。 经折装书仍然受到卷轴装书的影响，它的“编”仍是粘，一张一张的纸粘接成长条，然后一正一反地反复折叠成长方形折子，前后分别粘接两块硬纸板或木板，作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经折装书中出现的“折”在中国书籍装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折”是个文化现象，却包含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它是“卷”发展到经折装时必然出现的划时代的突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没有“折”，不可能有后来书籍装订形式的逐步完善，难以有现代装订形式的形成。“折”使书籍装订形式不断进步，“折”推动了书籍装订史的发展。 蝴蝶装吸收了旋风装单页的特点，又吸收了经折装中正折的方法。蝴蝶装的“编”仍为粘，书口与书口之间用浆糊粘连。这完全不同于卷轴装c旋风装c经折装中的粘接成长纸，是单页的粘连，更接近于线装书的完整形式，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蝴蝶装书从装帧形态上讲，远不同于以前任何形态的书，它用折c粘等手段把零散的单页按顺序紧固在一起，有条不紊，白页c书衣c内文等等，变成一种和谐的关系，是相对完整的“天人合一”整体。蝴蝶装书所表现的和谐c秀雅的状态，是“异质同构”的典型。包背装书改变了蝴蝶装书内在的不和谐的缺点，翻开看时不再出现断开的现象，连续性增强，关系顺了，结构变得更趋合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行为再次得到更深一层的体现。包背装和蝴蝶装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书口内折还是外折之别，却在深层上显示出“小宇宙”内在关系的顺畅程度。线装书的“编”不再是浆糊粘，而是既结实又美观的穿线。线装书中把不和谐的因素均已淘汰，剩下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精华，穿线是最后的改进。线装书是传统文化的产品，就这一点讲它至高至雅；线装书也是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和完美的方式，因为，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化。 有趣的是：中国传统书籍中最后的装订方式———线装用线固定；中国古代书籍最初的形式“结绳记事”用绳来打结c固定；中国最早的正规书的装订方式———简册用绳编连，线之加粗即变为绳，绳之减细则变为线。转了一圈又回到相似的材料和材料的相似中来，古籍的装订也遵循了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因为是线装的，就决定了一册线装书不可能太厚重。《红楼梦》的手稿就有很多册，以至于后几十回被人借走不还，导致了《红楼梦》成了名著里的烂尾楼。不过有利必有弊，鲁迅先生就曾为线装书的轻便点赞，他在《病后杂谈》里说：“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活在每一个现实的人的无意识中，渗透在一言一行之中。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是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记录或产品，既要看到古代书籍装帧的外在形态，更要看到它的文化内涵。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喜新不厌旧，正史两唐书 作为国人熟知的二十四史，基本上每个朝代都只有一部史书。而有关唐朝这一盛世的史书居然有两部，分别是《旧唐书》和《新唐书》。这真是赢者通吃的节奏啊。难道因为唐朝是个盛世，就要用两部史书来详细记录吗？还是因为史学界“喜新不厌旧”。 论理，盛世的历史内容当然该丰富一些，盛世是其它各衰世的教科书，是样板工程嘛！比如西汉的历史其实也是有两部的，那就是《史记》和《汉书》。二者在西汉初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这一段的历史是重合的，只是表述略有不同罢了。对此，二十四史尽管只有二十四个名额，也还是默许了。新旧二部唐书也有类似情况，但又不尽然。 那么有了《旧唐书》，为何还要一部《新唐书》？这或许跟经典重拍是一个道理，君不见，有了旧的《白娘子传奇》，后来又拍了《新白娘子传奇》？而且新版超越了旧版，成为无法逾越的经典。《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也是这样，它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c《选举志》和《兵志》。 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c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c物产分布c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艺文志》也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c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c剪裁c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 《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嘚瑟）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完败《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c其主要作者是宋祁c欧阳修，这都是北宋一代文宗啊，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有名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欧阳修更是北宋文坛巨擘，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一个“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一个“醉翁”，他们强强联手，《新唐书》的文笔当然不一般。相信很多读者都读过欧阳修写的《伶官传序》，对醉翁先生的高明史笔有印象。 当然，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c王畴c宋敏求c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c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c志c表部分，撰稿六c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cd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c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c“本朝”c“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c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c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c增331传。《郡斋读书志》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 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c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c和籴c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c笔记c传状c碑志c家谱c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c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c文集c碑志c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c政书c逸史c文集c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c《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c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c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c表c志c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c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当然，《新唐书》也不是浑身都是优点。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遭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c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c“磨牙摇毒”c“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 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c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c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c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c《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c元c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把《旧唐书》列入二十四史，给它应有的名份，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必须点赞！只是打破了《新唐书》一直以来的迷之自信――那就没办法喽！人家赢得是格局啊！毕竟历史讲究的是真实，不是有文采（花言巧语）就能蒙混过关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妒记》：女人吃醋也动人 这本教材不象教材，笔记不象笔记的东西，实在太难找了，劳资没钱买（也不知道有没有）善本孤本，只能到处找免费和便宜的，但是！始终找不到！传说这是宋皇帝命令臣子虞通之（此人校尉，是一位赳赳武官！）编写的，专门发给那些官夫人看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教科书，里面有许多故事被宋以后文人笔记引用转载，当然一定是流传下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很难找到，或许经部它没资格进，子部又嫌它不够实用，史部当然看都懒得看它一眼，集部又只收列女传不收妒妇记，总而言之本人到目前为止只在唐《艺文聚类》里看到大概七八个小片段。《世说新语》里引用过，鲁迅在古小说钩沉里辑录过一些。 今人看古书，大抵掩卷长叹时候多，因古今价值观差异太大且一直在进步g，同样是写女人，《列女传》看得惊心动魄令人发指，《妒妇记》相反却让人看得偶尔会想发笑，果然悍妇也有可爱的一面，而所谓嫉妒的原罪，大多数其实是因为爱。 东西方的嫉妒观差异相当大，西方人的嫉妒多发生在男人之间，因此有决斗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东方人则更擅长在宫闱和豪门间不动声色的较量，不但没有绅士风度可言，反而充满了女人和小人式的阴险毒辣。不过西方人认为嫉妒是人类七宗原罪之一，东方人却要宽容地多，尤其是往往把善妒的女人当作笑话，所谓河东狮，所谓胭脂虎，这些典故的背后，其实是戏谑的心态多于谴责。《妒记》里最出名的一篇就是“我见尤怜，何况老奴”，讲的是东晋桓温破蜀，纳李势女为妾，结果原配夫人南郡主知道了，带人拔刀要来砍二奶，进门的时候正好李势女在梳头，她的美貌战胜了嫉妒，于是南郡主掷刀抱之曰：“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当然，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白居易这家伙还写过一首《和李势女》的诗（当然他一向对这类花边新闻感兴趣，后来还逼死了可怜的关盼盼）。这一篇我个人就觉得两位女主角都十分可爱，即使嫉妒也嫉妒地有利有节，颇有今人风采。说的是女人对同性的美也不会无动于衷。所谓同性相斥也不是绝对的。 另一个好玩的是关于周公周姥的笑话，晋宰相谢安怕老婆，又想纳妾，自己不敢说，安排几个熟人和后辈故意去他老婆那里用诗经里的“关睢”“螽斯”等辞来表达男人渴望爱的自由，结果他老婆刘夫人问道：“这些东西谁写的？”答“周公”，刘夫人冷笑道：“周公是男人，如果是周姥（音母），一定不会这么说了！”于是众无语。这故事颇有点女权意识的萌芽，而且刘夫人也有女人的强盗逻辑，不过善妒的女人通常不讲道理，讲起道理来能把文人噎死，可见老婆对抗二奶最重要的武器还是强势逻辑而非美色，既然男人去找二奶，明显在美色这一关是处于下风了（废话，不然找二奶干吗），那么加强自身理论修养和抓住钱粮大权才是老婆的王道，古今亦然。 当然象武历阳女这样的就不能以常理度之了，关于她的故事是这样的，她嫁给了叫阮宣子的男人，并以嫉妒出名，家里种了一棵桃树，某天桃花盛开，于是老公大赞其美丽动人，老婆大怒，令人取刀来喀碴把树砍倒，并且用脚用力把桃花都踩烂了。吃醋吃到死物身上，这就有点近乎变态了――话说回来，该男人不会讲话，换了我当大赞桃花，并补一句“亲爱的，桃花如此美，不过你站在旁边更胜它啊。”肉麻是肉麻了点，但是可以平息家庭矛盾兼环保，善莫大焉！ 总之想来《妒记》当比〈烈女传〉要可爱的多，可惜找不到全本，有机会一定找来看看，今天已被解放的女人明显更可怕，若不加强防范意识，恐怕总有一天受其累害，所以说多看书总是好的，书看得多了，泡妞的底气也相应更足――古人诚不欺我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耒耜经》：一本关于古代农具的经典 古人自孔子起就形成了轻视劳动的思想，孔夫子虽然是个干农活的好手，却称农活儿为“鄙事”，并且扩而大之，dis切体力劳动。到了孟子就更加有理有据了，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能够去关心农业生产的文人就显得十分珍贵（走俏）。而能为农具专门写一本书的唐朝诗人陆龟蒙就更加了不起了。陆龟蒙写的这本书叫《耒耜经》。 《耒耜经》是中国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一本古农具专志，是唐朝著名诗人陆龟蒙撰写的专门论述农具的古农书经典著作。《耒耜经》共记述农具四种，其中对被誉为我国犁耕史上里程碑的唐代曲辕犁记述得最准确最详细，是研究古代耕犁最基本最可靠的文献，历来受到国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或天随之，人称甫里先生，唐代江苏吴江人（今江苏吴县），平生事迹见《新唐书·隐逸传》。这本书是他晚年隐居松江甫里，从事农耕时所作。 我国古代有许多可以称之为农书的古籍文献，但多数是讲农艺的。王祯的《农书》中虽然有很大篇幅讲农具，但也还不是讲农具的专著。像《耒耜经》这样专门讲述农具的，确是古农书中少有的著作。 陆龟蒙写成《耒耜经》后，最初收在他的《笠泽丛书》中。开始流传于世的《笠泽丛书》可能是手抄本。据陆龟蒙十一世孙陆惠元说：最早“丛书版刻于元符间，然芜没久矣”。可能这种版本以后就失传了。后来宋朝叶茵汇《笠泽丛书》《松陵集》及陆龟蒙逸诗百余首，编成了《甫里文集》二十卷。宋朝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收录《笠泽丛书》两种版本的题解，即十七卷蜀本和四卷补遗本。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题录了《笠泽丛书》七卷本。顾楗碧筠草堂c陆钟辉水云渔屋c许连古韵阁等三家书舍，都曾刊行过手写版《笠泽丛书》，世称“写刻本”或“精刻本”。历代许多官修民撰的大型丛书c类书，如钦定《授时通考》《古今图书集成》《夷门广牍》《农政全书》《全唐文》等，都曾将《耒耜经》全文转引或影录。 《耒耜经》问世以后，曾得到很好的评价。《四库全书提要》说《耒耜经》“叙述古雅，其词有足观者”。元代陆深曾将《耒耜经》与《汜胜之书》《牛宫辞》并提，誉为“农家三宝”。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白馥兰说：“《耒耜经》是一本成为中国农学著作中的‘里程碑’的著作，欧洲一直到这本书出现六个世纪后才有类似著作。”（《中国壁犁的演讲》） 《耒耜经》全篇并不长，连序文在内，只有633字，但文章写得相当严谨，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述论有序。当然文字有些古奥，现在读起来是不太好懂的。 老陆首先在《耒耜经》的序文中，交待了自己的写作动机。他认为：人类学会种庄稼以后，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是不能离开农具的。这当然是广义的说法。他甚至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只会吃饭睡觉，而不了解怎样种庄稼，怎样用农具，就等于不懂人生的意义，就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他提倡上层人士向农民学习，学习农民的农业知识，学习农民的淳朴作风。陆龟蒙作为一个上层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能有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不仅学着“古圣人”的样子去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而且还将在劳动中对农具的考查研究，写成了专论，传给了后代。他说，他所以撰写《耒耜经》，就是为了使后人不忘掉这些在农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农具。 陆龟蒙在《耒耜经》正文的开头，首先解释“耒耜”的含义。他说，“耒耜”是农书中的用语，是“学名”；人民群众习惯上把“耒耜”叫做“犁”。这就是说，在《耒耜经》中所谓“耒耜”即“犁”的代名词，因而所谓“耒耜经”自然也就是“犁经”了。 当然在古书中，“耒耜”并不是一定指“犁”。在不同文献中“耒耜”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在许多文章中，“耒”“耜”和“耒耜”两词的含义是不甚分明的。也有一些古书把“耒耜”作为农具统称的代词，即泛指各种农具。把“犁”称为“耒耜”，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比较多见。 一篇连八百字都不够的文章居然也称为书，并且也敢叫“经”，而且还无人质疑它是一本书，是经典，这一点太令人匪夷所思！这大概是因为它的独特和它的珍贵，也或许是人们为陆龟蒙先生接地气的精神点赞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安禄山事迹》：大闹天宫的斗战神 《安禄山事迹》是一部唐代别史杂记，也是一部有关安禄山的奇书。我们从中居然能够看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和调戏嫦娥的猪八戒的影子。你说奇也不奇？ 此书共三卷，唐姚汝能撰。 本书每卷都题“华阴县尉姚妆能纂”。但作者是究竟是何时人，生平事迹若何，均不可考。全书记载了自安禄山出生到至德二年（757 年）被杀，以及安庆绪和史思明父子的事。 安史之乱是标志着唐代盛衰的转折点。《新唐书·安禄山传》比旧传增加了不少内容，通过查对，可知有不少是取材于姚汝能书，另有一些新增的史实，当采自现已佚失的其他有关史籍。但就《安禄山事迹》一书来说，其中尚有不少内容为正史所不载。如玄宗数次所赏给安禄山的各类物资名目，以及安禄山恃宠纵恶在河北潜谋作乱等等具体情节，都值得重视。此书所记无疑是研究安史乱事以及唐玄宗时期东北边防状况的重要资料。 据此书言，安禄山是个营州杂种胡。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种的胡人。我们知道孙悟空之所以姓孙是因为他的师傅说他“既然是个猢狲，那就姓孙。”他出生时那天夜晚“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原名叫轧荦山，而“轧荦山”在突厥语里是斗战神的意思。斗战神？大家是否又联想到了孙悟空，他不就是斗战胜佛吗？孙悟空曾因王母娘娘举办蟠桃会不请他而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安禄山也曾带领叛军打入长安，吓得唐玄宗赐死杨贵妃，逃到蜀地避难。 这安禄山名叫斗战神，也确实是一员骁将，能争惯战，曾经带着名骑兵俘虏契丹几十人。给他人马越多，他俘虏的人也越多。他的顶头上司张守珪觉得他是个奇才，于是对他提拔重用。安禄山又特别灵活乖巧，善于搞潜规则，让皇帝的使臣说自己的好话，朝廷里的人都被他买通了。于是乎此人一路升迁，官越做越大。后来又被李林甫推荐，唐玄宗越发倚重安禄山，哪想到有一天会“靠山山倒”。 安禄山中年发福体重飙升至三百五十斤，但唐玄宗让他跳《胡旋舞》时，他仍能做到“疾如风”。他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甚至被杨贵妃收为养子。一次玄宗夜宴安禄山，结果安禄山喝醉了睡觉现出了原形，“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赶紧将此事报告玄宗，玄宗却说：“猪龙者，无能为也。”读者诸君可曾记得《西游记》里猪八戒在高老庄喝醉酒睡觉时也曾现出原形？ 这么多的巧合真的很有意思，不知道《西游记》的创作者们在创作《西游记》系列故事时是否借鉴过此书。但《安禄山事迹》确实是一部叙事生动的奇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白氏六帖》：白居易编书有奇招 与李白杜甫齐名的唐代大诗人c人称“诗魔”的白居易，想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前不久《妖猫传》里作为线索人物的他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白居易一生文学成就卓著，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还是个编书高手。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此书分为1 367个门类。宋代黄鉴著的《杨文公谈苑》记载了白居易编著此书的趣事：“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找几千个陶瓶摆在七层木架上，在陶瓶上贴上门目，然后让自己的学生们从他的私人藏书中根据门目采集资料，然后把写有相关内容的字条投进陶瓶里。最后把陶瓶里的字条倒出来，逐条抄录，最后汇集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这种编书的方法可谓巧妙简洁，白居易的智商我给满分。书中暗表，白居易的私家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他建有藏书楼，名字叫做“池北书库”。他曾写一篇《池上篇》，说自己“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斗，书一车”。才一车书，怎么叫藏书颇丰呢？难道他说的车是火车？反正文章里是这么说的。 此书全书共三十卷。唐白居易撰。此书所收录唐代文献中最可贵的，是律c令c格c式的若干条文，律有擅兴律c贼盗律等，令有乐令c选举令c考课令c封爵令c丧葬令c户令c授田令c祠令c杂令等，格有仓部格c金部格c户部格c祠部格等，式有兵部式c祠部式c吏部式c考功式c户部式c主客式c水部式等。唐律尚存，而令c格c式则原书已佚，此书所引虽是片断，仍可据以考知性质内容，且可以此为线索勾稽其他令c格c式遗文。如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水部式残卷，即据此书卷二三所载水部式条文始得判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山水论》《山水诀》：王维教你画山水 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同一时期的殷璠在其著作《河岳英灵集》中评价王维之诗：“在泉成珠，著壁成绘。”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读过王维诗歌的人都知道他一定是个丹青妙手。因为有目共睹：他对绘画太带感了！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都有体物入微之作。如果王维能把自己关于绘画的心得写成书，那一定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啊！因为他的诗歌就是最佳广告。果然，王维没有令我们失望，他确实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和《山水诀》。 《山水论》是王维对自己青绿着色山水画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南朝宗炳《画山水序》c王微《叙画》c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以来的山水画理论的继承c进一步规范与发扬。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山水”，而“山水”，则由王维开创了新生命。王维首先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新意境，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破墨”是指一种用浓淡墨色相破c渗透掩映，以达到滋润鲜活效果的用墨技法，此法所作山水，叫做“破墨山水”（不是泼墨山水哦），最早见于南朝萧绎《山水石松格》。 王维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芭蕉的意喻得到后世的推崇，这种超越于生活常理之外的艺术处理，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深化了“意在笔先”的思维方式。王维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开创了诗情画意的境界，诗与画在意境上的交融，赋予了真正的气韵生动的美感，从此诗的情怀进入了绘画，逐渐成了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 然而，王维的画在唐朝的地位虽然很高，却高不过吴道子和张璪。唐人张彦远对王维的评价就不高，张彦远把画由低到高分为神c妙c能c逸四品，每品又列上c中c下三等，王维仅列妙品上。直至北宋，文人画兴起，王维才在画坛上备受推崇，其地位已经超过了“画圣”吴道子。 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至少可以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赞语，奠定了王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明朝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于王维，称王维是南宗画之祖。 王维的画风对后世的影响，更在于其中的思想。他虽是半官半隐，实则是隐士的思想。后世的文人画家大多如此，他们或者对国家和人民不抱有责任感，或者干脆屏弃功名利禄作画只为自娱，或者失意于官场而退居诗画共同的思想基础，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则是王维。 所以，我们读王维的《山水论》《山水诀》时，脑海中总是有许多的中国山水画给它做注脚，加之王维语言优美生动，丝毫不觉得抽象难解。 《山水论》c《山水决》～王维 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 凡画山水，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者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也，极目而平者名为坂也。依此者粗知之仿佛也。 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多则乱，少则慢，不多不少，要分远近。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断岸坂堤，小桥小置。有路处则林木，岸绝处则古渡，水断处则烟树，水阔处则征帆，林密处居舍。临岩古木，根断而缠藤；临流石岸，欹奇而水痕。 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有叶者枝嫩柔，无叶者枝硬劲。松皮如鳞，柏皮缠身。生土上者根长而茎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节多而半死，寒林扶疏而萧森。 有雨不分天地，不辨东西。有风无雨，只看树枝。有雨无风，树头低压，行人伞笠，渔父蓑衣。雨霁则云收天碧，薄雾霏微，山添翠润，日近斜晖。 早景则千山欲晓，雾霭微微，朦胧残月，气色昏迷。晚景则山衔红日，帆卷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 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渐清。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或曰烟笼雾锁，或曰楚岫云归，或曰秋天晓霁，或曰古冢断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类，谓之画题。 山头不得一样，树头不得一般。山籍树而为衣，树籍山而为骨。树不可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山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谓名手之画山水也。 《山水决》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 初铺水际，忌为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连绵之道。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回抱处僧舍可安，水陆边人家可置。 村庄著数树以成林，枝须抱体；山崖合一水而瀑泻，泉不乱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泛舟楫之桥梁，且宜高耸；著渔人之钓艇，低乃无妨。 悬崖险峻之间，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处，莫可通途。远岫与云容交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钩锁处，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时，栈道可安于此。 平地楼台，偏宜高柳人家；名山寺观，雅称奇杉衬楼阁。远景烟笼，深岩云锁。酒旗则当路高悬，客帆宜遇水低挂。远山须要低排，近树惟宜拔迸。 手亲笔砚之馀，有时游戏三昧。岁月遥永，颇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 塔顶参天，不须见殿，似有似无，或上或下。芳堆土埠，半露檐廒；草舍芦亭，略呈樯柠。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闲云切忌芝草样，人物不过一寸许，松柏上现二尺长。 这些理论是不是也很有画面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武则天太有才：编书助她登帝位，写书助她治天下 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出书，或编或著，都是为了晋升职称。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了晋升皇帝这个“职称”，也干过类似的事儿。 大家都知道，一代女皇武则天之所以登上皇帝宝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宗李治的身体很差，因此武则天就有机会帮助他处理政事，加之她当过唐太宗的“才人”，在太宗身边耳濡目染，“没吃过猪肉，却见过猪跑”，且又天资聪颖，所以很快度过了“实习期”，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皇帝型人才”，直到能和高宗李治共同临朝称制，大唐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夫妻店”，进入唐朝历史上的“二圣”时期。 表面上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高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来处理大量的国事。 这时的她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机器，还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当年曾为她争取皇后地位出过大力的亲信们，十多年来，大都被淘汰殆尽了，只剩下李绩c许敬宗两人，也已是风烛残年，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武则天准备重新建立一支新的力量，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工具。 公元666年，武则天从左c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组成了她的御用枪手团。这批文人学士被特许从玄武门（皇宫北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 武则天“以修撰为名”，把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之后，编写了一批署武则天之名的著作，如《玄览》c《古今内范》c《青宫纪要》c《少阳正范》c《维城典训》c《紫枢要录》c《凤楼新诫》c《孝子传》c《列女传》c《内范要略》c《乐书要录》c《百僚新诫》c《兆人本业记》c《臣轨》等书，共一千余卷。 武则天建立的“北门学士”，名义上是修撰著作，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抢班夺权的“智囊团”。 上元二年（675年），高宗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则天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奈何将高祖c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李治因而暂时停议。武则天得知后，就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可想而知，这批“北门学士”把当时的宰相郝处俊黑得多么惨。“北门学士”们一定在看着宰相暗自得意：“呵呵，抢戏，我们是专业的！”。 他们组成的智囊团，为武氏造舆论c定主意出了很大的力。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武则天不仅在皇后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高宗死后她又临朝称制，并逐步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些都是与“北门学士”分不开的。因此，武则天也没有忘记这些功臣，他们多数被擢升为三c四品高官，范履冰c刘祎之还做到宰相，长期受到重用。 “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减皇权和相权，而且在有关国家的经济c军事c文化c政治等方面为武则天出过不少良策。公元674年，唐高宗称天帝，武则天升为天后，四个月之后，她就在“北门学士”的协助下，提出了一个很有专业水准的治国理政政治纲领：《建言十二事》。其内容为：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c北中尚（政府手工工场）禁浮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丧服）三年（过去是一年）。 十：上元《年号）前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增加薪水）。 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提级）申滞。 天授元年（690年），高宗李治死后的第七年，武则天自立为帝，宣布改唐为周，定洛阳为都，称“神都”，建立武周。 武则天多智略，兼涉文史，颇有诗才，《全唐诗》收了她的四十六首诗，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比如她写的《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是她在感业寺为尼c思念李治时写的诗，“开箱验取石榴裙”的细节典型感人，读过的无不称赞。 看来她被唐太宗封为“才人”是实至名归的。正因如此，当了皇帝后，她也是一位喜欢写书的皇帝。不过跟南朝的梁武帝梁元帝写书误国不同，武则天写的书都是与自己的专业――治国理政密切相关的。 武则天著有《垂拱集》100卷c《金轮集》10卷，今已佚。“垂拱”是她主政期间用的一个年号，取“垂拱而治”之意。“金轮”则是她曾自封为“金轮圣神皇帝”和“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再来看武则天用她的媚眼，不是，是慧眼找枪手们编的那些书，虽然写书是组建“智囊团”的障眼法，但这些书也确实很有料，不然岂不显得武媚太l一了？ 《兆人本业记》是武则天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延揽农学家编撰的一部《农书》，此书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 《乐书要录》为唐代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因袭就说外，多富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今仅存第五c六c七卷。 至于《要览》，应该是《群书治要》一类的有助于治国理政的书。因为我们看到武则天无论在治国理政c重视人才c虚心纳谏c业余爱好，甚至于屠杀亲族c晚年荒疏朝政等一切方面，都是一个女版的唐太宗。 《臣轨》则是与唐太宗主 的《帝范》相对应。《帝范》讲为君之道，《臣轨》则讲为臣之道。 总之，这些书涉及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即便只是署她的名字，而非她亲自所写，她至少也是认真读过的，这说明武则天当皇帝是有备而来的。 《字海》这部字书也是武则天让人编的。应该是在她当皇帝之后的著作。它的最大特色是里收录了武则天自己造的所有字共18个（17个字，18种写法），照c天c地c日c月c星c君c臣c初c载c年c正c授c证c圣c国c人。 其中，有些能打出来，如：照(曌，瞾);月(囝);地(埊);国(圀);正(缶)。有一些字库里没有，打不出来，如“人”，是“上一下生”，估计武则天是想用造字的方式跟我们聊聊人生。 关于则天造字，也有21字的说法，在此并非重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研究一番。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为什么这么喜欢造字玩儿？其实，这些字都是大有深意的，是武则天基于政治理由及愚民政策等因素而创制的汉字，后世遂称“则天文字”。用造字来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效果杠杠好，是武则天的一大创造（高招）。比如，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字是曌[zhà一］;同“照”，是宗秦客在武则天称帝前一年多选的字，意指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因为武则天的名字叫“武照”。武周的子民们一看到那个日月当空的“曌”，不是马上就想到当朝女皇的光辉形象吗？这是用造字来给自己打广告啊！这样的广告植入谁能做到？武则天一人而已。 只不过，在历代皇帝中最热衷于造字的她，死后的墓碑上却一个字都没有。这也是太有才了。难道是任人笑骂评说？抑或是她意味深长的留白（她的书法最大特色是飞白）？再或者这是她写的最后一部书――无字天书？ 武则天在位前后，虽肆杀唐宗室，兴起“酷吏政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明察善断c善于治国c重视延揽人才，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首开武举，而且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c张柬之c桓彦范c敬晖c姚崇等中兴名臣。国家在武则天主政期间，政策稳当c兵略妥善c文化复兴c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亦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通典》：杜牧的爷爷36年完成大部头 众所周知，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与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一篇《阿房宫赋》c无数英发俊爽的咏古诗篇使他流芳千载。但大家却很少知道，杜牧的爷爷杜佑以一部《通典》，也是“横行”古书界一千多年。杜佑是一位杰出的大学者，且是一位唐朝的宰相。 话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每一朝代递嬗，就政治制度而言，自是有所因革损益。《论语》上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书籍对历朝历代的制度沿革有所记载呢？有，在史籍中有一种体例的书籍专门记载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政书”。唐代史学家c政治家，杜牧的爷爷杜佑就是这一体例的创造者，其撰写的《通典》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性的政书。 一 为什么这样一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辟性的著作成于杜佑之手呢？可以说这是杜佑个人主观努力所致，也是时代使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c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c肃c代c德c顺c宪六朝，仕宦60年（一个甲子啊），先后在刑c工c户c度支各部任官。 杜佑长期在地方任职，政绩颇有建树。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大力发现生产，整修雷陂，使淮南兵精粮足。不过看来他于军事并不擅长，他曾受命讨伐叛镇结果铩羽而归。 总之，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c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其实，作为一个一生从政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骨子里是一个好学深思c治学严谨的学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就是说，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他白天处理公务，接待宾客，晚上则在灯下读书，孜孜不倦。正因如此，宾客僚佐与他谈论时，都佩服他的辩才和渊博。他们的见解如有错误，杜佑也能帮助纠正。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杜佑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时代的动荡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旧唐书·杜佑传》引杜佑《进〈通典〉表》云：“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也粗研寻。”杜佑编纂史书的目的就是想从数千年来的礼法刑政中寻求出一套治国的方法来。 二 开元末年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仿照《周礼》六官的体例编成《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对此书十分重视，曾详加研摩，但又觉得此书不够详尽，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众书，扩充成二百卷c57万余字的《通典》。 杜佑著书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一天的朝政下来，他还要在灯下“焚膏油以继晷”，纂集资料，编著此书。总之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把别人喝酒打牌投壶泡妞的时间都用在写书上了。杜佑撰著《通典》用了前后三十六年时间，奏献朝廷后，“大传于世，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此书出版后，一直被历代学者视为不朽名著。 那么，《通典》体例内容又有哪些特点和价值，使这部书不仅为时人所称道且延誉后世，以至于至今仍为“读书人案头必备之经典著作”呢？ 《通典》的价值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在内容上贵在一“通”字。《通典》全书达五十七万余字，共二百卷。计有食货十二卷c选举六卷c职官二十二卷c礼一百卷c乐七卷c兵刑二十三卷c州郡十四卷c边防十六卷。全书记载了上自传说时代的唐尧c虞舜，下至唐肃宗c代宗时期的各朝制度，综合叙述历代沿革，追溯渊源，而对唐代的制度则叙述尤详。我们研究制度，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此须“通古今”。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须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此谓“通彼此”。总之，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同时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通典》内容的编纂上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精神。《通典》以通为名，自然“通”是杜佑所特别强调的。杜佑强调“酌古之要，通今之宜”。通观全书他基本上做到了从古到今的“通”。他对所用史料基本都能做到融会贯通。金毓黻先生对《通典》的“通”就大加赞赏。他将《通典》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他说：“《通鉴》穿贯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为一书，熔铸群史，如出一手，而《通典》亦熔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简而能备，蔚乎其文”（《中国史学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其渊海”。 一句话，简要清通且完备！ 其二，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中国的史书，最开始是《尚书》里的《西周书》，我们称之为“纪事体”，孔子的《春秋》，我们称之为“编年体”，再后的司马迁的《史记》，我们称之为“纪传体”。以后史学上只不过沿袭这三种体裁。到了杜佑的《通典》问世，才有了第四种体例，即典志体的政书。 《通典》的体裁是从传统正史中的《志》发展而来的。司马迁首先在《史记》中开创了“八书”，班固断代为史创立了《志》，以后的正史一般都有《志》，记述一代的典章制度。但是由于典章制度有著沿革的关系，而断代史的《志》对于前后的演变则多不详尽。正如梁启超所说：“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中国历史研究法》）。《通典》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它综合了历代关于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详叙原委，使读者对历代典制的沿革有清晰的了解。可补正史别史之不足。现代历史学家刘节先生说：“这种通史，比之一般的通史，其范围比较狭窄，作起來要比一般的纪传体与编年体的通史更加要深透”（《中国史学史稿》）。杜佑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不断有续作出现。首先是郑樵的《通志·二十略》，然后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它们与《通典》一起号称是“三通”。而后清代又设馆编修了《续通典》c《续通志》c《续文献通考》c《清通典》c《清通志》c《清文献通考》。所以不用担心读完了《通典》，唐以后的各项制度沿革没有了着落。近人刘锦藻以个人之力编撰了《清朝续文献通考》，与“三通”一起号称“十通”。不仅如此，《通典》为典章制度立专史的形式也为后代所仿效。北宋的王溥首先撰成了《唐会要》c《五代会要》，此后各代也都有“会要”。学者们还补编了前代的“会要”，清人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秦会要》，宋代徐天麟的《西汉会要》c《东汉会要》，清杨晨《三国会要》c朱名盘《西晋会要》c《宋会要》c《齐会要》c《梁會要》c《陳會要》，龙文彬《明会要》，明代董说的《七国考》等。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传统的史学编撰类别中的“政书类”。杜佑的《通典》可谓政书的开山鼻祖。 而这些书籍的出现也使我国自上古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都得到了连续的记载，我们也不愁《通典》以后无书可读。读完了《通典》，再读《续通典》，就可以把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沿革情况一网打尽了。可见《通典》一书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起到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其三，史家著述，意在立言寓志。《通典》一书爷处处体现着杜佑的政治理念和史学思想，今天看来对我们依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比如《通典》各门的排列顺序就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体现。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浇铸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通典自序》）。他认为食货c选举c职官对国家的治理最为重要，所以他把这三门放在前面，而不是将所谓的圣人之道理论纲常放在首位。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杜佑极其重视经济制度，他在《通典》总序中言：“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的，但从未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由此出发，他极力倡导“实学”，他总结自己的著书宗旨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上〈理道要诀〉表》）。所以他把徒尚空言的史家比作是能言会道而不干家务的家庭主妇。 杜佑也反对厚古非今之风。他认为上古也不是风俗完美的，在许多问题上是今胜于昔。在秦统一以后关于郡县和封建的争论一直存在，唐太宗甚至还曾准备恢复封建。杜佑就指出废封建行郡县是历史大势所趋。他肯定郡县制要远胜过封建制，他说：“汉c隋c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职官典》）。他还批评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表现出一定历史进化的观点。在中世纪里这样的思想是不多见的。后来朱熹就对此说过一些批评的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前人以“冥数素顶”来解释历史的观点给予了批评，他把这样的言论称为“终莫究详”（《职官典·王侯总叙》）。所以历代史志都念念不忘的五行志之类的，杜佑一概不取。 首先是深知制度对国家盛衰的重要性。 在唐代，经学占据学问之大宗地位，但杜佑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儒家经典中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得失。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这一点就是今天看来，仍然有其意义。 其次是著述为现实政治服务，即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重大问题相结合。《唐文粹》载，其友权德舆说他“博极书术，详观古今，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他自己也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十分明显，他著书目的，在于“经世”，在于“致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究心于现实政治。 其四，杜佑严谨的学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史料的考证上。他对前人的记载从不轻信，都认真地加以考证。比如在《华阳国志》中记载“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杜佑不仅博考众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了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的这一学风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自注就明显受杜佑的启发。 其五，《通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通典》引用前人著述非常多，仅书明者就有二百四十八种。他所征引的文献不少今天都已经失传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就依赖赖《通典》得以保留。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有不少是取之于《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从经学的角度对《通典》进行了肯定，“至其各门征引《尚书》c《周官》诸条，多存旧诂。似此之类，尤颇有补于经训”。 当然《通典》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指出了十余处。孙诒让也多有纠正。书中的议论也多有不当之处。但总体看这些都是玉之微瑕。 总之，我们知道了，杜牧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宰相兼学者的爷爷，他以超凡毅力几十年如一日著书的事迹正能量满满，必须得赞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射经》：一个书名，两部精彩的箭术经典 弓箭是古人一项非常有用的发明。开始用于打猎，后来用于射人。 1863年恩格斯说:“弓c弦c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而且弓箭的发明或许与音乐的起源也有某种关系。英国科技史家贝尔纳（jdberal)曾说：“弓弦弹出的汪汪粗音可能是弦乐器的起源。所以弓对于音乐的科学方面和音乐的艺术方面，都有贡献。” 关于弓箭的发明，中国古人有独特的理论，即“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指弹弓。在甲骨文中，弹字写作b ，为一张弓，弦中部有一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这种形状的弹弓，在中国一直广为流行。近代北京天桥的杂耍艺人中有打弹者，有的就使用这种弹弓，而西双版纳和缅c泰北就的傣族人，可能至今仍用这种的竹弹弓。也许，先民最初发明的只是发射小石子或泥弹丸的弹弓，之后进一步摸索，才将弓用于射箭，于是产生了弓箭。后人在战场上应用弓箭。弓箭的制作更加精良专业，并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经验总结。至于历代神箭手（养由基c飞将军李广等等）更是代不乏人。 根据考古发现，在夏c商和西周时期，各地考古遗址中青铜镞c石镞和骨镞被大量发现，表明射箭活动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孔子开办私学时，把射作为六艺（礼c乐c射c御c书c数）之一，地位仅次于礼c乐。但是，关于射箭技艺的教科书有没有却不知道。史书并无记载，想是孔子根据自己的经验，想怎么教便怎么教了。也亏了他射箭技术娴熟，可弥补没有教材的不足。 到了汉代，随着射箭活动的广为盛行和射箭技术的多样化，促使了射箭技术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为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射法，出现了一大批有关射箭技术的论著。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收录的射箭著作，就有《逢门射法》2篇c《阴通成射法》11 篇c《李将军射法》3 篇c《魏氏射法》6 篇c《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c《望远连弩射法具》15 篇c《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 篇c《蒲苴子弋法》4 篇等。这些射书，虽然都已亡佚，但仅从其书名判断，当时射箭技术已相当成熟，且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各家射法。 南北朝时期，射箭技术的广泛交流与普及，带来了射箭理论上的发展和提升，当时“梁有《骑马都格》一卷，《骑马变图》一卷，《马射谱》一卷”（《隋书·经籍志》）。可惜这些著述早已亡佚。南北朝时妇女就有步射和骑射活动。 由于统治阶级的鼓励和提倡，更由于射箭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唐代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射箭技术的理论著述。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王琚《射经》一卷c张守忠《射记》一卷c任权《弓箭论》一卷，但只有王琚《射经》存世，其余两种已亡佚。王琚的《射经》在中国古代射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宫廷中的妃嫔也经常参加骑射行猎。 《射经》，又称《教射经》，属“兵技巧”类兵书。 《射经》，又称《教射经》，属“兵技巧”类兵书。作者王琚，玄宗时人，怀州(今河南沁阳县)人，明天文象纬，曾参预过平太平公主之乱，进户部尚书，封赵国公，时号内宰相，为李林甫所忌，被诬自杀。看来作者还是个悲剧人物。只不知他自己射箭本领如何。 《通典兵典》中收录了《射经》中的《总诀》部分，名为《教射经》，很可能是当时军队中教习射箭用的教科书。《新唐书》及《宋史》c《艺文志》均著录。通行本有《说郛》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华杂经集成》第一卷收有此书。 明朝陶宗仪编《说郛》时把《射经》全文收录。 《射经》全书分总诀c步射总法c步射病色c前后手法c马射总法c持弓审固c举把按弦c抹羽取箭c当心入筈c铺膊牵弦c钦身开弓c极力遣箭c卷弦入鞘c弓有六善等14节。中心内容讲射箭的程序c要领相注意事项。如引弓时，要做到“端身如干，直臂如枝”，“引弓不得急”，“不得缓”，“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学射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后，逐寸增加，至于百步，亦能百发百中，然后练射活动靶，“或升其的于高山，或致其的于深谷，或曳之，或掷之，使其的纵横前却”。发射时，要“目以注之，手以驻之，心以趣之”等。此书对射箭技巧做了较系统的总结，多为后世教射者所遵奉。 到了明代，一个叫李呈芬的人也写了一部《射经》。名字撞车，且也都是关于射箭技术的书。但是后者继承了前者的精华，又增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非常精彩。 李呈芬的《射经》是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有效抗击剿灭倭寇的时代背景的产物。从他在书中所说的“余所交游善射之友，有能引满数十力弓者，其所常习无过九力之弓，所以养勇也”可以看出，他身边有很多善射的朋友，这些人的宝贵经验对他著作《射经》有巨大的帮助。李呈芬在《射经》序言中说：“射家手口相传，不立文字，岂谓挽二石不识一丁耶。盖秘之也。”意思是，很多神射手的经验只是手口相传，不写成书，所以，他写这部《射经》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用文字来解密神射手。李呈芬就直接提到自己善射的朋友邓钟c张一白c于一跃的名字。而且书中还有“戚将军曰”，说明他吸收了戚家军抗倭的实战经验。他还把倭寇和明军的弓箭做了对比，指出倭弓的奥妙：“故倭虏矢重弓劲，中之者必毙。彼近而始发，发必中人。乃华人徒畏之，而不知用其所长也。” 李呈芬很瞧不起那些武举人的箭术，嗤笑他们的箭术是“功名箭”，也就是花架子。他说“尝观时俗，嗤武举试围之箭曰功名箭，谓其徒能博第而不足以临敌也。於戏，士取功名何为哉。”认为他们的箭术到战场临敌时就会捉襟见肘了。 李呈芬的《射经》也分为十四节：总论c利器c辨的c明彀c正志c身法c手法c足法c眼法c审固c指机c马射c神奇c考工。几乎每一节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 如，总论射法：“射法虽多，大要不过审固满分四字耳。持弓欲固，开弓欲满，视的欲审，发矢欲分。（分者，两手齐分也。）；” 论射敌人与射靶子的不同：“至于射敌，又与射的不同。射的贵从容，射敌贵神速。” 论人的力量与弓箭调和的重要性：“荀子曰：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盖手强而弓弱，是谓手欺弓；弓强而手弱，是谓弓欺手。” 论平时训练所用弓箭与战时所用弓箭的不同：“闲习临敌，器不同用。（弓窄则美观，平时用之可矣；若御敌则宜宽弓重箭。箭重则贯扎深，弓宽则不滚。” “弓用轻，箭用长，搭箭得弦意怒强；开弓势，前后分阴阳；箭出门时一点功，平准狠去何用忙。（曰平，曰准，曰狠，三者射之方也。）” 论战场射箭要领：“盖弓矢长兵也，长兵短用焉。力百步者，五十步而后发；力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后发。” “故马战射敌，射其大者，不必的于射人。语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谕其要也。” 论射箭时的心理素质：“按《列女传》曰：怒气开弓，息气放箭。盖气怒则力雄而引满，气息则心定而虑周。” “长驱接战之期，旌旗蔽空，钲铙震地，倭锋耀日而来，胡马扬尘以进，惧心一动则手颤身寒。即平日能穿七札，亦必委而不振矣。故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誉之不喜，激之不怒，胜而不骄，败而不慑。若泰山之崩于前而不驚，若虎兕之出于后而不震。无动容，无作色，而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 论射箭手法：“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后直正。满开弓，紧放箭。” 论射箭身法：“凡射，前腿似橛，后退似瘸。随箭改移，只在后脚。” 论眼法：“昔，飞卫教纪昌射，以氂悬虱，著牖望之。三年若轮，贯虱心而悬不绝。盖视小如大，学不瞬而后能。此射家第一义也。” 论骑射：“王琚马射法曰：势如追风，目如逐电。满开弓，急放箭。” “马始骑时，左手挽弓，右手揽轡，马一纵时，身即左跨，便搭箭当弦。左手高张如鸟舒一翼，弓拽圆满，至把子与马相对，左手即落，与左膝相对，望把根射，百发百中。凡开弓，必至九分满乃发。即七八分，亦难中也。马多右开，人身左跨。左重，马不能右开。间有左开，身一右转，马即过矣。马行直否，尽在两腿。” 论神射手：“夫射，贵神c贵奇。凡射以目至，神射以意至。” 我们从他引用的内容可以看到，李呈芬为写这部书，遍寻古书，举凡《易经》c《荀子》c《列女传》c唐太宗言论c民间谚语c王琚《射经》等等，凡是与射箭有关的，都被他拿来熔于一炉，可谓旁征博引。他还向身边好友请教，注意总结戚家军实战经验，研究日本弓箭的优点，使这部《射经》得可读性c实用性都大为提升。 所以，李呈芬的这部《射经》既是一部当时的实战经验总结，更像一部射箭技术的秘笈，价值自然非同一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小说》：“小说”的化石 《殷芸小说》，志人小说集，梁殷芸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其成书和取材也与传统的小说观念相符。据《隋书·艺文志》顺此书为梁武帝作六百卷《通史》时，命殷芸将“正史所不取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录为一帙”。上起周秦，下迄宋齐，是一部艮贯千年的野史杂记。但据后世学者严密考证，殷芸撰《小说》是在513至515年间，而梁武帝作《通史》则到530年尚未完成，二书扯不上任何关系。所以，看上去很合理的一个创作理由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是纯粹的“小说”。《小说》的来源却被正史“小说”了一把，也算奇闻了。 什么是“小说”呢？或者说“小说”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殷芸小说》即给出了答案。 从这个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书中，我们可以探知六朝时的小说观念。此书既然名为“小说”，那其中收录的文字自然是为当时人视为“小说”的东西。仔细研究其文本可以发现，它的内容主要有地理c杂记c别传c琐言c逸事五类，而其中的主体则是琐言和逸事，这反映出六朝人对小说的理解，即主要将琐言c逸事而不是杂记（志怪）当作小说。 总之，《殷芸小说》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小说，是“小说”的最古老的“化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旌异记》：古代第一段子手侯白著书 侯白隋朝时人，字君素。此人敏而好学，机智过人，且诙谐幽默，反应奇快，与当时隋朝的权臣杨素私交甚好，而“脑子进水”就出自他与杨素之间的对话！ 据《太平广记》记载，一日，杨素与侯白在一块闲聊，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相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深坑？ 意思就是杨素问侯白：“现在这有一个深坑，有数百尺，如果你在里边，怎么出来？”侯白答道：“用一颗针即可！”杨素很奇怪，问：“用针怎么能出来？”侯白道：“用针扎头，脑子里有水冒出来，把坑灌满，我就浮出来。”杨素问：“你脑子里怎么会有水？”侯白笑着答道：“我脑子没进水，为何会进入你的深坑呢？”杨素大笑！ 这大概就是“脑袋进水”的最早出处吧！仅凭此一个段子，侯白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坐上段子手的头把交椅了。 有一次他与杨素并马骑行，看到路边有一棵槐树死了，杨素故意刁难侯白说：“侯秀才（侯白为州举秀才）才智过人，通晓古今，能令这棵树活过来吗？” 侯白干脆的答道：“能。” 杨素接着问：“你用什么办法呀？” 侯白笑着说：“把槐树子挂在树枝上就行了。”杨素好奇的问：“为什么？” 侯白笑着说：“论语有言：子在，回何敢死！”杨素听后，哈哈大笑！ “子”和“籽”同音，古代“回”和“槐”同音，侯白引经据典，利用谐音完成了一次脑筋急转弯。实在妙极！ 又有一回，侯白去吃席，溜达着玩，赴宴迟到了。于是众人罚他，要求他给大家出个谜语，要求谜底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于是侯白讲：“有一种动物，跟狗一样大，长相却是牛，请问是什么东西？”甲云：“獐子！”侯白：“不是！”乙：“鹿！”侯白：“不是！”众人猜了一圈，都没猜中，于是问：“尼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侯白：“很显然是牛犊子。” 这个段子俨然已经有了后世相声艺术家的意蕴与风采了。 第一段子手侯白的诸多轶事，大多记录在《太平广记》这部书里。 一般来说，情商这样高，能给周围人带来欢笑的人命都不会太差，侯白也是如此。他的名声被隋文帝杨坚听说后，好事来了。杨坚把他召来，命他编修国史。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侯白一个月后就死了，实在是可惜！他写过《旌异记》c《启颜录》c《杂语》等书，都已亡佚。但《旌异记》有不少被《太平广记》收录。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中枢龟镜》：“官二代”家教范本 当了官掌了权的人怎样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有远见卓识的人都对此极为重视。如诸葛亮写了名传千古得《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唐朝开元盛世时，有一位宰相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写了一部书，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很有出息的官二代，其中一个儿子还和他一样，也成了宰相，与当时的贤相宋璟齐名。这个故事被传为佳话。那么这位宰相父亲是谁，他写的书又叫什么呢？ 苏瓌（这个字也有的写作“瑰”）字昌容，台州刺史苏直之子，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他二十岁考中进士，曾任参军c长史等。唐中宗神龙年间，入朝为尚书右丞。景龙三年(709年)，迁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实际上就是朝廷宰相)。苏瓌对典章制度尤其熟悉，又明晓法令，故一朝典仪c文书格式等，均由他删订。他任职期间，革除弊政，惠民利国，多有政绩。他有儿子苏颋c苏诜，其中尤以苏颋最有名。 苏颋是唐代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字廷硕，自幼就聪明过人，读书一览千言，过目成诵，有着惊人的天赋。他也于弱冠时中进士，神龙年间担任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过了不久，又被任为中书舍人。后来，又和父亲苏瓌同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两个同时掌枢密，时人都认为极其荣耀。唐开元四年(716年)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与宋璟两人同为宰相，共理国政。苏颋十分有才，工于为文，受父亲教导，朝廷的许多文诰，都是他负责制定。唐玄宗时代，朝廷因遇安史之乱，文书极多，独苏颋在朝中负责起草制定。他在太极后阁中，忙于口授各种文书，由书吏记录抄写，各种文书，交错口授（同时口授数人），无一差错。而书吏们都赶不上，央求苏颋放慢速度口授，说道：“不然的话，我们的手腕都要脱臼了！”中书令李峤，十分赞赏他的文思，叹道：“舍人思如涌泉，峤所不及也！”可见苏颋的文才着实惊人。与苏颋同时的张说(封燕国公)两人，被时人称颂为“燕许大手笔”(苏颋被朝廷进封为许国公)。 因为儿子的天赋甚高，所以，苏瓌对儿子苏颋的要求也就很高，经常以自己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诫苏颋。他主张教育人要量才施训，因为认为儿子有宰相之才，所以平时也常以当宰相的准则，来严格要求儿子。为了很好地教育儿子，苏瓌据自己为相的经验和体会，特意撰成家训一篇，训导儿子如何做好朝廷之相。宋璟见到苏瓌的这篇家训，因其所说是为相之道，并且内容实切要道，故为其取名为《中枢龟镜》(“中枢”指权要部门，即指宰相，“龟镜”指可作借鉴之物)。这篇《中枢龟镜》，从大事到小事，都说得具体而微。 在这篇家训中，苏瓌要求儿子：“临大事，断大义，正道以当之。平心以应物，无生妄虑。似觉非正，则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而对于同事，应“随器以应之”，“贤者亲而狎之，无过狎而失敬，则事无不举矣。”对于用人之道，则说道：“举一官一职，一将一帅，须其材德者，听众议以命公之，是非既无爽矣。人不可尽贤尽愚，汝惟器之。”他教导儿子苏颋：“与正人言，则其道坚实而不渝。见小人也，抑之。”“毋太刚以临人，勤思虑，不以小事而忽机。管财无多蓄，计有三年之用外，散之亲族中之贫者。多蓄甚害义，令人心不宁，不宁则理事不当矣。清身检下，无使邪隙微开，而货流于外矣。”苏瓌要求儿子：“远妻族，无使扬私于外，仍须先自戒，谨检子弟，无令开户牖，毋以亲属挠有司。一挟私，则无以提纲在上矣。子弟c婿居官，随器自任，调之勿过其器而居人之右。子弟车马服用，无令越众，则保家，则能治国。居第在乎洁，不在华。无令稍过，以荒厥心。” 苏瓌为官，确实也能照自己要求儿子的去做。他对自己的儿子十分了解，故为官时向朝廷荐举儿子，并不避亲嫌，这恐怕也就是他所说的“子弟c婿居官，随器自任”吧。唐玄宗当时需要一位才学之士，草拟朝廷文诰等，问苏瓌道：“你为朕想一想，谁能当此重任？”苏瓌认为自己的儿子才思敏捷，可以当此重任，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唐玄宗任用了苏颋，苏颋果然极为胜任此职，他制诰往往援笔立成，而且词理典雅，才藻纵横。连唐玄宗也感叹地拍著苏颋的背，称赞道：“真是知子莫若父啊！” 苏颋为官很受父教。曾经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苏颋的弟弟苏诜，是以“贤良方正”而被朝廷任用的，官至秘书详正学士。后来，朝廷想任命苏诜为给事中。这时候，苏颋在朝任紫微侍郎，得知此事后，向朝廷提出不同意此事。唐玄宗问他道：“古时候有没有过内举不避亲的人？”苏颋答道：“有，春秋时晋国的祁奚，就曾举荐过自己的儿子。”唐玄宗笑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任用我的苏诜，爱卿的话，也并不公道啊！”苏诜还是得到了任用。 苏颋谨受父亲“管财无多蓄”c“多蓄甚害义”的教诲，为官廉洁而俭朴，有了财物，均散给亲族中之贫者，真可说是“储无长赀”(《新唐书苏颋传》中语)。苏瓌在世时，自己也生活俭朴，清廉自持。临终前，他还特意留下遗命，嘱咐亲属薄葬自己。到了他死后丧葬的那一天，除了官府给的仪仗以外，仅有布车一乘。见到的人，都啧啧称道其清素。 苏氏父子的俭朴之风，真是一脉相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酒书小史 我国自周代起便已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负责酿酒，且设有酒正c酒人c大酋等官职和专职酒匠，从管理到酿造技术均已相当发达。 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c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这也算秦始皇的一大功绩吧？惜乎历史课本无载。东汉许慎的《说文》记有“曲”（曲者，酒曲也）的名称达10种之多。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专卷记述造曲酿酒，其中介绍造曲方法已达12种。这时我国的酒曲无论是品种还是技术，均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 秦汉以后，我国酿酒技术不断进步，酿酒工艺理论得到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酒专著。如（汉）崔浩的《食经》c曹操的《上九酿法奏》c（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c（南朝宋）佚名的《酒录》，以及《酒令》c《酒诫》等。这时，新丰酒c兰陵美酒等名优酒开始出现；黄酒c果酒c药酒c葡萄酒等酒品种也都有了发展。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酒业大兴，酒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酒逐渐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产生了以酒为题的诗词歌赋。人们借酒抒发对人生的感悟c对社会的忧思c对历史的慨叹，从而大大拓展了酒文化的内涵。 唐朝时，新丰酒c剑南春酒c荔枝酒c金陵春酒的酒味醇浓c品质优异已名扬华夏。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酒乘·酒篇名》中收录的酿酒专著有：李琎的《甘露经》c《酒谱》，宋志的《酒录》c《白酒方》c《四时酒要方》c《秘修藏酿方》，王绩的《酒经》c《酒谱》，胡节还的《醉乡小略》c《白酒方》，刘炫的《酒孝经》c《贞元饮略》，侯台的《酒肆》等。唐代李白c杜甫c白居易c杜牧等酒文化名人辈出，使中国酒文化进入了灿烂的黄金时期。到了宋代，名酒品类增多。现今的江苏省境内当时就有金陵瓶酒c秦淮春酒c苏州小瓶酒c木兰堂酒c白云泉酒c百桃酒c清心堂酒c徐州寿泉酒c常州金斗泉酒c高邮五加皮酒c泗州酥酒等。张能臣的《名酒记》就很好地记载了这些名酒的特点，有的以酿法精致得名，有的以水质优美盛名于世。宋代酿酒技术文献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朱肱的《北山酒经》一书介绍酒的制法有13种之多，是我国古代酿酒历史上一部学术水平最高c最具权威性c最具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 在宋代处于萌芽时期的蒸馏烧酒从元代开始迅速发展，占领了北方大部分市场，成为人们的主要饮用酒。这时名酒品类更多。宫廷用酒有马乳酒c太禧白酒c石冻春等；还出现了许多以产地命名的名酒，宋柏仁的《酒小史》中列有高邮五加皮c处州金盘露c山西太原酒d剑南烧春c关中桑落酒等。忽思慧的《饮膳正要》c韩奕的《易牙遗意》c朱德润的《轧赖机酒赋》c周权的《葡萄酒》等就出自这一时代。 明清时期的酒文献主要有：元怀山人的《酒史》c佚名的《墨俄小录》c《调鼎集》c袁宏道的《觞政》c沈沈的《酒概》c周履靖的《青莲觞咏》c《狂夫酒语》c顾炎武的《日知录·酒禁》c田艺蘅的《醉乡律令》c黄周星的《酒部汇考》c俞敦培的《酒令丛抄》c周亮工的《闽小记》c梁章钜的《浪迹丛读c续读c三读》c徐炬的《酒谱》c冯时化的《酒史》c高濂的《遵生八笺》c方以智的《物理小知》c谢肇涮的《五杂俎》c夏树芳的《酒颠》c陈继儒的《酒颠补》c屠本峻的《文字饮》c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尤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为著名。该书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写成。书中对各种动植物食品，即食物本草和各种加工食品的来源c性味c疗效，以及烹饪和加工的方法都做了介绍。特别是对酒，可以说已把前人的成功经验集中在了一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浪说》、《漫记》：浪漫不起来的现实 只看书名的话，你首先会感到惊奇，古书里居然还有这样的书。而 “标题党”一定会以为其书内容必定很浪漫。其实这两部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内容很“现实”。 《浪说》《漫记》的作者是唐代的元结。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c聱叟c浪士c漫郎，唐代文学家，道家学者。看到这里你就恍然大悟了吧？原来元结的号里“浪漫”两个字是高频词，那么所谓的《浪说》《漫记》也就是元结所说c元结所记了。你一定会心中纳罕：这人得是多么喜欢“浪漫”这两个字，以至于它们在号里出现这么多次？可是看了他的文学作品之后，你又会替他感到悲哀：现实让他心事重重，他根本浪漫不起来。 元结原籍河南（今河南洛阳），后迁鲁山（今河南鲁山县），是鲜卑族后裔，原姓拓跋，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拓跋氏都改汉姓为元。其祖上居太原，父辈时迁居河南鲁山商余山。 元结有位从堂兄元德秀(名如其人，是唐朝一位德才出众的进士)，元结拜他为师10年，在治学和为人方面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天宝六年(747年)，元结到长安应举，因李林甫玩弄权术，应举者悉数落第，他便归隐商余山。天宝十二年，元结再次应进士举，登第。安禄山谋反时，他率族人南奔，避战乱于猗玗（音一于）洞(在今湖北大冶)。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元结从襄阳举家奔瀼溪(今江西瑞昌县)一年多。乾元二年冬，受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任山南东道参谋，招集人马抗击史思明叛军，因军功卓著，擢任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荆南节度判官。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元结以老母多病，上表辞官，代宗诏许，特授元结著作郎之职。元结遂移居武昌樊口，放情山水，以耕钓自娱，悉心著书。这段时光的生活应该是他最浪漫轻松的。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元结受任道州刺史，后调任容州刺史，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大历四年(769年)，他再次辞官，居浯溪(今湖南祁阳)。七年，元结入朝，病逝于长安，归葬于河南鲁山青条岭。 元结著作有《异录》c《元子》c《文编》c《猗玗子》c《浪说》c《漫记》等，均已亡佚。现存文集已非原编。其常见者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郭勋刻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附“拾遗”及“补”，不计卷；明陈继儒鉴定本《唐元次山文集》10卷，另“拾遗”及“拾遗补”各1卷。又有淮南黄氏刊本《元次山集》12卷(后2卷亦为“拾遗”及“拾遗补”)，原刻未见。今有石竹山房翻印孙望校点《元次山集》，即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所编诗选《箧中集》，尚存。 元结是一位富于正义感c关心国家安危与人民疾苦的政治家。他就任道州刺史之前，当地的少数民族“西原夷”曾举行暴动，攻破郡城。元结到任后，实行救困苏民之政，流亡的人闻风而归者万余家，“夷军”也为之感动，不再进攻道州。当时唐王朝因连年战乱，军费浩繁，征敛苛重，元结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赋税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惠及百姓，为民所爱，道州人曾为其立石颂德；他任容州都督时，也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元结作为诗人c散文家，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元结继承《诗经》c乐府传统，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起“救时劝俗”的作用。他的诗歌内容富有现实性，除少数四言c骚体与七古c七绝外，主要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体的散文，或直举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疾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c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他的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绘形图像，逼真生动，发人深省。元结其他散文如书c论c序c表c状之类，也都刻意求古，意气超拔，和当时文风不同。其后人把他看作韩愈c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 所谓风格即人，这样一位诗宗《诗经》，文效先秦的文学家，时逢乱世，满目疮痍，忧心黎元，一腔愤怒，他写的书又怎能浪漫得起来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千秋金镜录》：宰相张九龄的别致寿礼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唐代诗人宰相张九龄《望月怀远》里的名句。 张九龄自幼聪明敏洽，刚刚七岁就能下笔为文。13岁那年，他写信求教于广州刺史王方庆，其文采使这位朝廷命官深为折服。他感慨地对人讲：“这个小家伙前途远大，不可限量!”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张九龄就当上了乡学的教授。他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严格乡学的规章，教育劝导学子潜心学业。这段教读生活对张九龄后来的进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并担任了校书郎这样一种校勘书籍c订正讹误的文职官员。 开元十三年，担任司勋员外郎的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识受到当朝宰相张说的赏识。由于二人都姓张，于是就通了谱系，视为同宗。张九龄所表现出的文采，也使张说佩服不已，他经常对别人说：“张九龄必将成为以后词人之首。” 张九龄不仅以文学见长，就是当时朝廷中通用的各种文体，他也无所不能。每当遇上较难撰写的文牍和诏命，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他。一次玄宗准备给渤海国下诏书，但分管诏书起草工作的官员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就让张九龄担任这项工作。他受命以后，很快按玄宗的意思草拟了诏命。 张九龄以文学入仕，以其才识被擢为宰相。他温文尔雅，鉴识俱佳，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有别于一般朝臣的儒相风度，而且是一位正直敢谏的诤臣。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举朝上下都在为庆贺玄宗51大寿的“千秋节”而奔忙。有的大臣进献奇珍异货，有的官员贡献宝镜。但张九龄却与众不同，他认为奇珍异货不足贵，即使是宝镜也只能照看自己的面容而已（“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这一切对天子来说都不足称道。他发挥了自己贯通典籍的优势和特长，搜集整理了历代王朝兴废的事实，分析总结了各朝盛衰的根源，撰成《千秋金镜录》五卷，上献玄宗，作为庆贺玄宗生日的礼物。富有四海的唐玄宗对其他朝臣的贡献无动于衷，唯有对张九龄的《千秋金镜录》赞叹不已。为此颁诏嘉奖了张九龄这种雅而不俗c深明大义的举措。 然而，对这种婉转讽谏的方式，玄宗只是表面接受，三个月后，张九龄的相职便被无情地罢免了。由是谏诤之路绝，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两年后，在渔阳鼙鼓的激荡下，“安史之乱”席卷了中原地区。 《千秋金镜录》针对时弊而作，具有警示效应。如卷四《治府兵第七》和《选卫将第八》，直接针对当时府兵制度被废后边将权重的时弊而进行批评。卷五《齐家第九》则明确提出正妻妾c定父子c别内外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玄宗宠武惠妃c废皇后c废立太子之事而谈的。 一些朋友在得知张九龄要向玄宗呈递《千秋金镜录》之后，出于好意，纷纷劝阻张九龄，但被张九龄婉言谢绝。他执意要向玄宗呈献《千秋金镜录》，以表达自己对大唐的赤胆忠心。 另外，在玄宗起用牛仙客c赦免安禄山时，张九龄都坦直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和态度；在玄宗废立太子时，他也能从社稷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到仗义执言。这些行为都表明了张九龄的坦荡胸怀与铮铮铁骨。所以，当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到蜀地，回想起张九龄说过的话，不禁后悔不听张九龄之言，然而为时已晚。 可惜，《千秋金镜录》早已不存于世。所幸，考古发现的唐代“千秋万岁”铜镜，很有可能就是千秋节活动遗留下来的纪念物。 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一代“英君”的下台，千秋节的活动也寿终正寝。100年后，大诗人杜牧来到勤政务本楼前时，昔日的皇家豪华宫殿，已经凋零破败c杂草丛生，面对世事沧桑的巨变，他不由得感慨万分，写下了一首《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 承露丝囊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称意， 年年因雨上金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辨谤略》：君臣合著一书的奇缘 唐次，字文编，唐朝并州晋阳（今太原）人。建中（780年至783年）初进士，官至礼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 唐次为人正直，他曾无辜被贬到偏远的蛮夷所在之地，内心孤苦抑郁。于是收集自古以来忠臣贤士遭到流放，有的甚至招致杀身，而君王并没有醒悟的事例，写成了三篇文章，叫做《辨谤略》。唐次把《辨谤略》上奏给唐德宗，希望德宗看后，能够醒悟。但是，德宗看了以后，大怒，对群臣说：“唐次影射我像古代的昏君!”不予理会。 后来，唐宪宗李纯登基。 李纯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c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c“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在阅读前代书卷时，他也发现了唐次所奏的三篇文章，深为赞许。他对学士沈传师说：“唐次所奏的《辨谤略》，做人君的，应该时时翻看，以检查自己未做到的地方。我想，唐次并没有把这类的事例收集齐全。” 宪宗便命沈传师c令狐楚c杜元颖三人广泛收集此类事例，编成了十卷书，叫做《元和辨谤略》。这部书的序言说：“圣德的人，如果能预先辨别是非，怎么会招致诽谤呢” 唐宪宗可谓贤德的明君，唐次却没有遇到他。但是赏识唐次文章的唐宪宗却命人将他的《辨谤略》续成了一部书。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份――于人虽可惜，于书却是传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谏苑》《谏林》《谏事》：发达的唐朝“谏文化” 一个本来就的朝代，如果还不广开言路，什么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甚至皇帝也只顾吃喝荒淫，不理朝政，那么这个朝代的朝堂上就会长出一片荒草般的朝臣，朝政一片黑暗，一团乱麻，他们早晚会让整个国家一片荒芜。而那些芝兰玉树般的忠臣良将要么像屈原一样投了汨罗江，要么像梁山好汉一样逼上了梁山泊，要么像苏轼一样一生走在贬谪的路上，要么像岳飞一样屈死风波亭，甚至像袁崇焕一样被千刀万剐。一句话，政治生态已经不适合他们。适者生存，不适者死走逃亡。正如屈原在《九章·涉江》中描述的：“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朝堂被一帮“燕雀乌鹊”这样的俗鸟坏鸟占了，那些“鸾鸟凤凰”之类得好鸟就不得不飞走了。 唐朝作为一个强盛的王朝，虽然也是封建王朝，但由于统治者大多都能广开言路，相比而言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形成了一种大臣敢谏，君主从善如流的好风气，所以才能够出现较长时期的国家富强，疆域广阔，政通人和，文化发达，周边羡慕，万国来朝的喜人景象。 唐太宗时的宰相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新唐书》卷九十七载有魏征总结箴谏文化作用的一段名言。他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听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清楚指明纳谏会开启当权者的治国聪慧，开创盛世的新局面。他的总结是深刻的极富哲理的，也对后世治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据《贞观政要》的记载和统计，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其中包含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唐朝谏臣济济，史臣辈出，并非魏征一人霸屏。王珪c马周c褚遂良c岑文本c孙伏伽c皇甫德c张玄素等，都是有名的谏臣。谏臣的特点是“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皇帝说了都不算，一天就爱提意见”。当然，所谓“事难办”是皇帝们偷懒享乐之类的事儿难办，而不是有益于百姓的事儿难办。有了这帮大臣，皇帝当然很不爽。但英明的君主都知道，帝位本来就不是用来爽的。凡是爽的都已经爽死了。皇帝一人爽，天下百姓苦，这样的朝代必然短命。先苦后爽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唐玄宗不就是个最典型的case吗？ 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巅（尖）峰时刻，最大的特色就是朝堂上正能量满满，有一帮谏臣，而不是贱臣，更非奸臣。唐朝的谏文化也是相当发达，是唐朝留给后世的一笔文化财富。 苦谏反对唐太宗实行分封制的大臣于志宁曾著《谏苑》，武周时期宰相c著名藏书家王方庆著《谏林》，魏征也著过五卷本的《谏事》，只可惜，作为谏文化重要载体的这些书都已失传，这是大唐特色文化财富的重大损失。叹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唐太宗如何给“分封制”打补丁 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以来的王侯，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都是因为在富贵的环境中长大，喜欢骄奢淫逸，不懂得亲近君子c远离小人的缘故。我想让所有的子弟，都能记住前代王侯的经验教训，作为行动的规范。”因而让魏征辑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的成败事迹，取名《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成为唐朝诸侯王的专用教科书。 书编成后，太宗将这部书分别赐给诸王。此书的序言说：“历来受命登基的帝王，都分封自己的至亲做诸侯，让他们做王室的屏藩。这些情况都在史册中历历可考。自从轩辕黄帝分封二十五个儿子，虞舜推荐了十六位贤臣；历经周c汉，一直到陈c隋等朝代，各朝皇帝割裂国土，分封诸侯，作为拱卫王室的基础，为数算是很多了。有的诸侯王能够捍卫王室，与国家一起兴衰升降，而有的诸侯王却丢掉封国，亡族灭家。研究盛衰兴亡的规律，凡是成就功业c确立名声的，大都是最初所封的侯王；而国丧身亡的，大都是后嗣的侯王。这是什么原因呢？最初所封的侯王，曾在国家草创时期亲自经历了创建王业的艰难险阻，知道父兄的忧劳勤苦。所以他们身处上位而不骄奢，日夜操劳而不松懈。有的像汉代的楚元王设醴酒访求贤人，有的像周公旦一样，为了接待士人把嚼了一半的饭吐了出来。所以，他们能够听取逆耳的忠言，深得百姓的欢心，生前能树立高尚的品德，身后能为百姓所称颂爱戴。到了他们的子孙继位为侯王时，大多是太平年代，他们生长在深宫当中，在妇人的手里长大，他们身居高位而没有感觉到覆亡的危险，哪里知道稼穑的艰辛呢？他们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迷恋美色，轻视美德，违背礼义，荒淫无度，不遵守典章制度，逾越侯王的本分。倚恃国君一时的宠爱，便产生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自以为有一点功劳，便滋长无穷的贪心。不走忠诚正直的大道，误入歧途。刚愎自用，不听劝谏，坚持错误，迷途不返。即使有梁孝王c齐王冏那样的功勋，淮南王c东阿王那样的才华，也不免摧折凌云之翅，成为涸辙之鱼；抛弃了齐桓公c晋文公那样的功业，而得到梁冀c董卓那样被诛戮的下场。成为后世的鉴戒，能不可惜吗？皇上英明圣哲，拯救危亡的国运，秉持七德，扫清天下，总领万国，统御百姓，怀柔四邻，亲睦九族。看重兄弟手足的感情，封子弟为诸侯，拱卫王室。时时怀着爱惜诸侯王的心思，于是命令下臣臣考求史籍，广泛收集历史经验，作为借鉴，传给子孙。” 有人或许认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充分表现了唐太宗的烛微虑远，是为了唐朝能保持长久强盛。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唐太宗其实是一直试图开历史的倒车，实行分封制的。大概所有有着“家天下”思想的君主内心深处皆有此种想法。他即位不久就想分封诸位亲王去封藩建镇，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又考虑到这样做的历史教训，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才令魏征编书。 说来也有趣。是一个叫萧瑀的大臣提出的“分封固国”的建议点燃了唐太宗内心深处的念头。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问计于萧瑀，“朕欲始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贞观初年，萧瑀向太宗提了一个观点：提议效法夏商周，把大唐的疆土分封给各位皇子，认为那样才会长治久安。太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从此就象着迷了一样总想这么干。萧瑀的这个提议无疑是食古不化，明显会损害大唐的统治，自然会遭到房玄龄c杜如晦他们的反对。但李世民对这件事是如此感兴趣，以后的多年，还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虽然每次提出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但正是这个建议影响了萧瑀的一生。唐太宗每次想分封的时候，都会把萧瑀任命为宰相，想通过他来努力。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既然当事人都不赞成分封，唐太宗也不得不“诏停世封刺史”。这一年是贞观十三年，分封制风波历时十余载。 妄想用一部书对诸王正面引导，反面警示，对诸侯王“先培训，再上岗”，给分封制打补丁，让它变得“完美”起来，唐太宗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这也让唐太宗显得很可笑，其作用只能是然并卵。 当然，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平台百一寓言》：古书史上唯一一部以“寓言”命名的书 《平台百一寓言》的作者是张大素。这是一部史上唯一一部以“寓言”命名的书，只可惜此书早已失传，并不知其具体内容。 张大素是唐朝人，约唐高宗乾封末年（公元六六七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魏州繁水人。龙朔中，（公元六六二年左右）为东台舍人，兼修国史。卒于怀州长史任上。 大素还著有《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及文集十五卷（《旧唐志》作十卷，此从《新唐志》）并传于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中说》：影响后世文史哲的一部大作 隋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通《中说》一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说》中体现其文史哲的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部分是“贯道济义”的文道观，这是他文学思想的核心。本着儒家的正统观念，他继承了前人明道c征圣c宗经的文道观，辅之以“执中”c“通变”之说，主张“文章本乎道义”c“文以明道”在隋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韩柳古文运动c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主张有重要的启发。 第二个部分是“征圣宗经”的文史观。他对司马迁c班固为首的历代史家进行了评述，从正c反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文史观。他认为修史的目的在于为后代提供借鉴，因此他不满于前人过多地记人c过分追求文采和辞藻的述史方法，而更注重史传文章对社会历史c政治制度的记录，并进一步提出以道义为本c以儒家经典为宗的文史观，从而开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的先河。 第三个部分是对六朝文人及文风的评述。他欣赏“约以则c深以典”的文章风格。并以人品高下论文章之优劣。这暴露了他文学批评观的狭隘和片面。然而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其思想又有很强的批判意义。因此受到后人的关注和重视。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c发展现c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c达c典c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趋势，是诸子百家思想合流。而到了隋朝，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又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整合的重要事件。所以王通的《中说》提出的这一主张可谓发时代之先声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洛阳方志：一座名城，多少奇书 记载一方地域政治c经济c文化c军事等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地方志书的纂修，在古都洛阳也有着渊远流长的历史，它除与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联璧再现洛阳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外，还为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纂修和借鉴资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洛阳的方志纂修滥觞于魏晋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史学渐趋繁荣的时期，方志纂修得以孕育和发展，其标准之一就是常璩所撰著的记述巴蜀历史c地理和风土人情的《华阳国志》的问世。在洛阳，则有不以“志”为名的早期志书不断问世，可说是志书的雏形。该时期志书的一个明显特点，即是以专门志特别是记述洛阳城市的建筑布局c宫殿名称c方位形制的志书居多。西晋时陆机撰《洛阳记》，其主要内容就是记述东汉c曹魏c西晋洛阳城的宫殿方位c大小及功能。如该书云：东汉承风观“在南宫c高阁十二间”。太学“在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十丈，广三丈，灵帝召诸儒正定五经，刊石于是”。曹魏承明门为“后宫出入之门”。这一时期，除陆机《洛阳记》外，还有与之同时或稍后的杨龙骧c华延儁，杨佺期等人分别撰著的三部《洛阳记》行世。还有一些从书名即可反映出其记述内容的志书，如《洛阳宫殿名》c《洛阳宫殿簿》c《晋宫阁名》c《西晋洛阳图》等多种，显示出洛阳地方早期方志纂修者较为朦胧的方志意识，即分门类纂修志书的构想。这些早期志书现已佚失不存，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c《唐两京城坊考》等书中，清代学者王谟有诸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洛阳的方志纂修到北朝出现了一个大飞跃。其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问世。这是一部专门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寺院志。全书共分五卷，卷一城内，记述了当时京城的十大名寺，嗣后以城东c城南c城西c城南为经，将城门周围佛教寺院的方位c大小，收录无遗，实际上记述了当时的政治c人物c风俗以及掌故传闻，进而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兴衰，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北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隋唐是我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官修史书颇为盛行。洛阳城市志的纂修也进入了成熟时期。其中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是唐代韦述撰著《两京新记》并刊行于世。韦述是唐玄宗时的一位杰出历史学家，他的《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722 ），全书共有五卷，后来大都佚失。现仅存第三卷，流传于日本。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曹元忠有二卷本《两京新记》辑本问世，收入《南菁札记》。由曹氏辑本中的“东京”部分，我们得知《两京新记》记洛阳仍是以记述隋唐洛阳城的宫殿c里坊c市场为主要内容，对于研究该时期洛阳城的城市建设c经济文化生活颇有助益。《两京新记》在中国封建时代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开中国城市志编写体例的先河，此后《元河南志》的体例即是承其而来，甚而是补充韦述《两京新记》的东都部分而成的。此外，唐代韦机还撰有《东都记》二十卷，该书已佚，清代学者王漠有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宋元两朝，中国史学处于鼎盛时期，其标志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和宋代四大类书的问世。方志纂修与史学同步出现了繁荣景象。在洛阳地区则有《元河南志》问世，这部书已无完本，现存的本子是清末学者缪荃孙将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元河南志》进行校勘c整理后，收入《藕香零拾丛书》，故称藕香零拾丛书本。这部志书共分四卷，其卷一为“京城门坊街隅古迹”，这一部分主要叙述隋至宋时洛阳城的外郭城的范围，城门c坊的数量及方位和有关史迹等；卷二则记载了周c后汉c魏c晋等城阙古迹；卷三和卷四分别记述了后魏c隋和唐c宋城阙古迹。从全志的总体布局来看，其内容是详唐宋，追记先代，而略元代。之所以如此，与徐松辑录时专录宋敏求《河南志》不无关系，“唐韦述为《两京记》，宋敏求演之为《河南志》c《长安志》”（《玉海》卷15）。徐松辑录此书目的，是旨在恢复宋敏求《河南志》，因而形成今所存的《河南志》详唐宋而略元代的现象。《元河南志》自缪氏辑录后，解放后一直未能点校，今人高敏先生以《永乐大典》中《元河南志》为底本，对该书进行点校，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唐代洛阳城，又有情末学者徐松所著的《唐两京城坊考》的“东京”部分，而这一部分基本上是以《元河南志》为底本写成的。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正在纂辑《全唐文》，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河南志》，在此基础上，他还从两《唐书》c石刻c文集c杂集中收集资料，最终完成此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 徐松逝世后不久，《唐两京城坊考》刻印出版。“东京”卷共分宫城c皇城c东城c上阳宫c神都苑c外郭城c洛渠c通济渠c通津渠c运渠c漕渠c谷渠c瀍渠c泄城渠c写口渠等十五部分。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外郭城部分，从这一部分即可窥知唐代东都的坊里组织的分布，工商业市场的行c市c店等情况以及唐代达官显贵的侈 奢生活。是研究唐代洛阳的重要参考书。这部书目前有张穆先生校补c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行世，书前有唐两京城坊考图10幅，其中东京4 幅。书后附有3 幅现代考古实测图（洛阳1 幅），并附有清末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五卷。 这一时期的专门志还有宋李格非撰著的《洛阳名园记》。这是一部专门记述北宋洛阳园林的志书，全书共有十九篇，每园一篇。作者在书后论曰：“洛阳之盛衰，天下之乱之候也。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明清时期，中国的方志纂修进入了全盛时期；洛阳的志书编修也颇为盛行。明朝嘉靖七年（1528）c崇祯十一年（1638）路直和刘宏绪先后修过《洛阳县志》。清代修洛阳志者前后有过五次，顺治十五年（1658）c康熙十年（1671）c三十五年（1696）武攀龙c吴源起c钱肇修先后修纂过《洛阳县志》。这些志书的体例自武攀龙之后无多大更改，后二人仅起增纂和续修作用。全志共分天文c地理c人物c田赋c官师c选举c秩祀c祥异c古迹c陵墓c杂纪c艺文12卷，以图考冠于篇首，有河图c洛书c营洛c土圭与城池5 幅图。其文字体裁多沿袭明代，没有多少改进，对于古迹c人物c民俗也未进行考证鉴别，舛误甚多。其卷末列有洛阳古今艺文书目，颇有价值。这部县志有清康熙年间刊本留存于世。 乾隆七年（1742），龚松林任洛阳县令，主持纂修了新《洛阳县志》，经三年，于乾隆十年新志成书刊行，这部志书有24卷，分16门，即天文c地理c山川c田赋c学校c礼乐c选举c人物和流寓（附方伎c仙释c列女）c职官c宦绩c祥异c古迹c艺文c外纪等，约60余万字。此外在该志的前面还设图考，共有22幅图，即周 公营洛图c土圭测影图c城池山川全图c洛阳村庄道路图等。该志的体例较为完备，内容上较前有所充实，较多地反映了洛阳地方资料，奠定了洛阳县志的规模。但该志在人物及资料来源的某些考证上仍有许多不精当之处，为后人使用带来了不便。 嗣后较有影响的是洛阳县令魏襄主持重修的《洛阳县志》，这部志书是清代阳湖派文学家兼方志专家陆继恪具体执笔修纂的，完成于嘉庆十八年（1813）。全志共分66卷，析记c表c簿c志c传c录六大类。志中地图c地事c地俗皆备，表明中国方志事业至此已经完备起来。该志列传部分的16卷，除来自正史c碑记外，有很多第一手采访而来的资料。该志书除广泛收录金石文物外，并详录清代几部《洛阳县志》的序言，极有价值。 清朝时，洛阳还有不少专门志问世，其中颇富代表意义的是《洛阳龙门志》的编纂。这部志书是清朝同治九年（1870）路朝霖编，共3 万余字。该部志书没有严格的编写体例，材料基本来源于《太平御览》c《水经注》c《河南府志》c《文苑英华》c《全唐诗》c《全唐文》和其他几十种个人文集，没有经过编者的细致加工。其内容主要是汉魏至明清关于龙门的一些人物c碑刻题记c佛龛等，也有许多文人游龙门后的一些诗文，是研究洛阳佛教的宝贵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曾长期作为河南（郡）府的治所之地，（郡）府志的编写也呈长久不衰之势，给洛阳的方志纂修事业注入了无限活力和生气。现存河南（郡）府志6种，共341 卷，即明陈宣修c乔缙纂的《河南郡志》（42卷），明弘治年间刊本；清朱明魁修c何柏如纂的《河南府志》（27卷），顺治十八年（1661）刊本；清孙居湜修c董正纂的《河南府志》（28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本；清张汉纂修的《河南府续志》（4 卷），雍正六年（1728）刊本；清施诚修，董钰c张纯纂的《河南府志》（120 卷），乾隆四十四年（1779）刊本；清陈肇镛增校的《河南府志》（120 卷），同治六年（1867）刊本。其中以知府施诚修的《河南府志》最负盛名。该志120 卷，含圣制c舆图c沿革c星土c疆域c建制c山川c职官c田赋c户口c礼俗c物产c祠祀c学校c选举c帝纪c圣迹c人物c古迹c艺文c金石c经籍c祥异等。施诚学问渊博，不拘泥于旧志的体例，敢于创新，在内容上大致按性质进行分类，使志书的编写趋于科学化；不沿袭旧志传闻，注重实地调查，纠正了旧志中的一些舛误。从而使该志的编写独具特色，成为同类方志中的佼佼者。 星移斗转，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神州大地再度出现了修志热潮，以新的观点c新的方法c新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编纂在全国蔚然成风。洛阳市也不失时机地于1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随之开展了宣传及资料征集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全市已出版各类志书百余种，市属的15个县区中，西工c涧西c老城c瀍河c吉利5 个区和新安c嵩县c孟津c洛宁c偃师c伊川6 个县正式出版了各自的县区志，郊区志c宜阳县志正在作最后的修改，栾川县志c汝阳县志即将出版发行。一部多卷本c高水准c大规模的综合性资料著述——《洛阳市志》亦在加紧纂修之中，预计在2000年前可陆续出齐。洛阳的方志纂修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商君书》：秦国统一六国秘笈 商鞅奇人奇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c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来做了魏国宰相公叔痤（那时候的人取名都不讲究美感）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怎么样？是不是看到了钱学森故事的古代版？然鹅，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 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c王道c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商鞅担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职为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c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c“循礼”的复古主张，这场秦国版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c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用了刑。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虽然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但太过刻薄寡恩。他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c大辟，有凿顶c抽肋c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c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铁腕变法的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变法变到这份儿上，也真是没谁了。商鞅想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也不愿收留。看来商鞅做人也是如此失败。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击郑，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商鞅奇书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6篇，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c《开塞》c《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c排比c对比c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c《靳令》c《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作者争议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曾引起学界好一番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c黄云眉c顾实c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c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c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用公孙鞅的话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c《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的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c《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这部书里。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古书界的名书哪个的“血统”是纯正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c政治c军事c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说了归齐，这才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秘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北宋：文化盛世古书界争奇斗艳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这等于给宋朝文人集体颁发了一道免死金牌，所以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c“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这跟东汉班超“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c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的投笔从戎以及唐朝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价值取向已大异其趣了。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居然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文人地位之高可见一斑。有宋一代自始至终，文化界东风劲吹，历代君主，别管明君昏君，无不对有才华的文人青眼相加。而他们本身也大多才华横溢，文学艺术成就足堪流传千古，雄视百代。 在理学的兴起c宗教势力退潮c言论控制降低c市民文化兴起c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而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有宋一代，成为古代文人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如此文化盛世又怎能缺了古书界的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来共襄盛举呢？ 宋朝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c苏轼c苏辙外c还有王安石c曾巩c欧阳修。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c黄庭坚c米芾c蔡襄。 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c程颢。 南宋东南三贤：朱熹c张拭c吕祖谦。 南宋四大家：陆游c杨万里c范成大c尤袤。 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c欧阳修还都是“单亲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也穷得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c朝廷重臣c国之栋梁。范仲淹c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c苏洵c苏轼c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c秦观c晁补之c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c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c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c苏轼的《东坡乐府》c秦观的《淮海词》c周邦彦的《清真集》c辛弃疾的《稼轩词》c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在当时即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派，到宋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周敦颐等人的苦心经营，至朱熹集大成，形成了一个哲理化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主要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c道的思辨哲理，揉合三教而归一。后来元朝人在编辑《宋史》过程中，从维护封建正统立场出发，于“儒林传”之外把濂c洛c关c闽（即周敦颐c二程c张载和朱熹）四派哲人另行列入《道学传》，于是“道学”之名便成为一个学派的名称，而周c张c程c朱等24人便戴上了道学家的桂冠。 “濂学”指北宋周敦颐为首的学派，因其原居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濂溪而得名，也称“濂溪学派”。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c《通书》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引道教思想进入道学。周敦颐沿用五代末c宋代初著名道士陈抟所传的《先天图》，更易为《太极图》，给予新的解释，提出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理论，认为“无极”c“太极”为宇宙根本，为儒家的仁义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构架和依据。 “洛学”是以北宋程颢c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二程”为洛阳人而得名，又因程颐曾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洛之间，也称“伊洛之学”。二程的主要著作有《二程全书》c《二程遗书》c《二程外书》c《明道文集》c《伊川文集》c《伊川易传》c《程氏经说》等。此学派提出理学道统说，自命为继承孔孟儒学道统，明儒家之道于当世。他们发展了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世界本体论，以“理”或“天理”为哲学最高范畴，创立了“天理本体论”学说。 “关学”是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因张氏讲学于关中而得名，又因世称张载为“横渠先生”，也称“横渠学派”。张载的主要著作有《正蒙》c《横渠易说》c《经学理窟》c《西铭》等。横渠学派反对佛道两家关于“空”c“无”的观点，把传统的“元气”说和《周易》阴阳学说相结合，形成了以“气”为世界本体的宇宙观，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建立了“气本论”。 “闽学”是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朱熹曾侨寓并讲学于福建路的建阳（福建别称“闽”）而得名，又因朱熹号“晦庵”c在建阳考亭讲学，也分别称“晦庵学派”或“考亭学派”。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c《周易本义》c《易学启蒙》c《太极图说解》c《西铭解》c《通书解》c《伊洛渊源录》c《诗集传》c《朱子语类》c《朱文公文集》c《朱子全书》等。朱熹直接继承伊洛之学，并发展成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程朱学派”。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地主阶级的官方哲学，尤其是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c《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论语》c《孟子》合为“四书”。自汉武帝确定“五经”以来一千多年，至朱熹才又确定“四书”。他对“四书”的注释在公元1313年元仁宗后成为科举主科目“四书”的官方解释，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为止，影响极其深远。 在宋代理学学派中，还有“北宋五子”（周敦颐c程颢c程颐c张载c邵雍）的说法，这里还包括了引道教入道学的另一重要人物邵雍。邵雍的著主要有《皇极经世》c《观物内外篇》c《渔樵问对》c《伊川击壤集》等。其思想渊源于陈抟的道家思想，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邵雍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同时和道家的相关思想体系相关联，论述了《易经》中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易理中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 史学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c日历所c实录院c国史院c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c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c范成大《吴郡志》c孟元老《东京梦华录》c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c吕大临《考古图》c赵明诚《金石录》等”。 此外宋朝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c《册府元龟》c《文苑英华》c《太平广记》。 宋初，宋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宋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西姓”，把他发配沙门岛。宋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台山c峨眉山c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宋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宋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作佛经注释。宋真宗统治时期，成为宋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当时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佛教宗派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而禅宗之中又以临济c云门二宗最为繁茂。净土宗相对禅宗而言更为俗化。原先艰深的理论被阐释的更加简单化与口号化。 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宋朝的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c文化一样没有遗留下来。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宋人用各种漂亮的c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c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c“银兔毫”。宋代茶盏分黑釉c酱釉c青釉c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cd花，冰瓯雪碗建溪茶。”“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宋朝的诗歌里就时常渗透着茶文化。“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于霞。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也写出这么悠闲具有小资情节品味的品茶诗。宋徽宗《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是精英文化c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的文化。 数千年来，建筑智慧依靠口耳相传，子承父业相传下来，关于建筑的文献却早已存在。历史学家通过水墨画中所描绘的建筑物了解宋朝建筑的配搭。此外李诫所著之《营造法式》是宋朝建筑学的重要文献，它对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献更有组织，也对后世中国建筑设计，影响深远。 根据《石林燕语》，宋太宗更认为国内政局稳定，开始注意文艺娱乐方面。宋真宗时期，君臣的诗歌唱和日趋频繁。天禧二年，曾诏编群臣所创作的诗歌为《明良集》。 在民间，以勾栏瓦舍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勃兴。说书人说书用的底本称为“话本”。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c传奇c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c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活字印刷细史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活字印刷史实际上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c国内和国外两个地域。 活字印刷史国内版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c蜡c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二c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c“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涨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当然，这对一个公爵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c修字c选字c排字c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c《世庙识余录》c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公元15c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c苏州c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活字印刷史海外版 活字印刷在高丽和日本 13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 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通鉴纲目》。 1436年朝鲜用铅活字刊印《通鉴纲目》。 16世纪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经》c《劝学文》。 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与传播 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 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5]。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c英文c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意大利人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 法国汉学家儒莲，曾将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他是最早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 古腾堡所发明的铅字，实际上同时含有铅c锡与锑。因为活字合金含有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c使用麻烦以及工艺上的不足，在电脑排版流行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册府元龟》：另一部《资治通鉴》 《册府元龟》，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c杨亿c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 《册府元龟》与《太平广记》c《太平御览》c《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而《册府元龟》的规模，居四大书之首，数倍于其它各书。其中唐c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全书共1000卷，分帝王c闰位等31部，部下再分门，共有1100多门。《册府元龟》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至于五代，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采择了经c史c《国语》c《管子》c《孟子》c《韩非子》c《淮南子》c《晏子春秋》c《吕氏春秋》c《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c《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帝王c闰位c僭伪c列国君c储宫c宗室c外戚c宰辅c将帅c台省c邦计c宪官c谏诤c词臣c国史c掌礼c学校c刑法c卿监c环卫c铨选c贡举c奉使c内臣c牧守c令长c宫臣c幕府c陪臣c总录c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 其书流入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c条数c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该书取材，以正史为主，间及经书c子书，而小说c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c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专收上古至五代的君臣事迹，尤重唐c五代。 全书分帝王c将帅c学校c刑法等31部，每部下又分门，共1104门。每部前有“总序”c门前有“小序”，属概述性质，对于了解有关内容有所帮助。 所以，纵观这部大书，内容规模用意及得名方式皆是另类的《资治通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资治通鉴》：迂老头编的“国家使用说明书” 随着官修史书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利用史书治理国家意识的不断增强，修史为统治者服务的理念日益明晰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唐一代起的推动作用是最大的。而起作用最大的个人则是唐太宗和魏征。 我们知道，唐太宗为了汲取前朝灭亡教训，让魏征主持修史，一下子修了《晋书》《隋书》等6部史书，他又提出著名的“三镜说”，其中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所以，通过修史读史来为国家治理的把脉，也成为后世皇帝们的通行做法。此类书理念明确，目标明确，读者明确，内容也明确。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完全为了最高统治者提供政治服务的史书。这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它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有意思的是他的和终点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乱世起，到乱世终。二是开头是一个“周”，结尾也是一个“周”。开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终点则是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其实，这是一部比较纯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尽管司马光并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1362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c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c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c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通俗地说，此书就是用一千多年来历代君主们使用国家这个工具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宋朝的皇帝们对国家这台精密复杂的机器应该怎样进行正确操作。这就是一部生动的“国家使用说明书”。 可以说，自从有了这样一部“国家说明书”，《通鉴》高悬，后世的皇帝们治理起国家来，减少了许多误操作，从而比较得心应手了。中国封建王朝自宋朝后出现的基本都是统治稳固，历时较长，疆域广阔的王朝。无怪乎，司马光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孔子c孟子并称为“三圣”（连朱熹都没排上号），又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其实，这时的皇帝们已经是“《通鉴》在手，天下我有”了。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老黄历是大可以不翻的了。孔孟的理论再美，哪里抵得上千年以来历代皇帝的“实践出真知”呢？ 书名的由来，就是那位大神一样的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御笔一挥，钦赐“资治通鉴”的。这个书名可以说正合司马光之心。因为司马光的出发点是“为君亲政，贤明之道”。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c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c成败c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c帝纪c历法c天象c目录c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c文人骚客c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c贤臣c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c思想家c学者不胜枚举c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那个时代，就已经感觉到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这就跟现在各种“简史”层出不穷是一个道理。 司马光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的政治主张没有被宋神宗采纳，上疏请求外任。宁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而自己毅然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退而修史。这段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在如此衰老精力不济的情况下编写出写300万字的史书，也委实不易。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参阅了龙图阁c天章阁c史馆c昭文馆c集贤院c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可与《史记》c《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又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开始他写成《通志》8卷，起自战国终至秦二世，然后表进于朝，引起了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下诏，在崇文院设置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后，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是由司马光总其大成的，但作者并非只有他一人，协修者还有刘恕c刘攽c范祖禹3人。都是很厉害的史学家。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对于汉史c范祖禹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金毓黼先生说《资治通鉴》“冶于一炉，创为新作”，其实就是说司马编辑将零乱繁杂的材料熔为一个整体，然后进行再创造，形成新的文字产品，在编辑中显示出写作的功底来。因此，司马编辑是一位神一般的编辑，熔铸千年历史文字于一炉，铸造得流畅优美，借他人的笔，显示自己的写作功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好编辑应该也是好写手。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到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c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表现出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c《唐纪》c《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c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c占卜c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c司马康c黄庭坚c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多万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c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正统的有“纪”，非正统的无“纪”。这真是“加强‘纪’律性，统治无不胜”啊。在用词上，也体现强烈的正统观念。比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居然将诸葛亮北伐称为“入寇”。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看来朱熹对此书有点深恶痛绝。不过想想司马光也姓司马，跟司马懿五百年前是一家啊，也就释然了。呵呵。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c守成c陵夷c中兴c乱亡五类。这个分法真的是好精辟好经典！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c科技c经济c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c法名c阴阳c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c道教的起源c发展，以及儒c佛c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c地理学c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c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资治通鉴》很善于写战争，对战争的描述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c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在古代没有电影电视的时代，这些篇章也就相当于恢宏巨制c史诗大片了。 一部经典写出来，好评如潮，如《资治通鉴》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这些都是好词儿。读者那是真捧。但也有很多专门挑刺儿抹黑的。当然，只要挑得对，也该予以肯定。 首先有读者就说了，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此外，《资治通鉴》本身还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云台二十八将”知道了估计不会答应；关于唐朝历史的两部《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也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嘿嘿，看来百密一疏啊。300万字的著作，出点小错，真的是在所难免。 但是还有，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c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看来司马光同志也有一颗“八卦”心。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擦嘞，汗！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 又有史学家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更雷人的是，《资治通鉴》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其实，我以为这正是司马光的厚道之处。所谓“读史使人明智”，此书是一部千年“权谋史”，读了本来就能使君主们茅塞顿开，从此开挂，如果再刻意突出“权谋”“权术”，那岂不是教会了皇帝，玩坏了大臣？所以，为了后世大臣们不被玩坏，能删减些就删减些吧。否则，后世的臣子们真的没好日子过了。从这个角度，恰恰说明《资治通鉴》是一部“良心”之作。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c复c紊c杂c误c执c诬）。 近人岑仲勉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c庸c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c艺术c宗教谈得更少。 《通鉴》的选材也有硬伤。 比如项羽的垓下歌c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c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c《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c《罪言》c《原十六卫》c《战论》c《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c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就说了：“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资治通鉴》写得好，大家也读得细，都是为了让这部经典更经得起检验。 历代史学界对《通鉴》好评是主流。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c历数c天文c地理c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这本书，被康熙皇帝留下107条批注，zd精读17遍，曾国藩称其为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 zd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司马光（1019一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c史学家c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也就是说他自认为自己是个很迂腐的人，而且“一迂到底”。世人称他为涑水先生，是根据籍贯来的。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除了《资治通鉴》，司马光其它著述也是相当多的。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c《稽古录》二十卷c《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c经学c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了一个“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后来又得到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司马光很善于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后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c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c刘攽c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c邵雍c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司马光从小到老，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做官之后反而更加刻苦。他住的地方，除了图书和卧具，再没有其他珍贵的摆设。卧具很简单：一架木板床，一条粗布被子，一个圆木枕头。为什么要用圆木枕头呢？说来很有意思，当读书太困倦的时候，一睡就是一大觉。圆木枕头放到的木板床上，极容易滚动。只要稍微动一下，它就滚走了。头跌在木板床上，“咚”的一声，他惊醒了就会立刻爬起来读书。司马光给这个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这种用随时跑路c给后脑勺“撤椅子”的枕头来保证读书时间的方法跟苏秦头悬梁锥刺股有一拼，跟独眼龙梁元帝令仆人为日夜其读书不分轩桎。 能写出那么多书，跟他的珍爱书c勤读书当然是有直接关系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平广记》：文言小说大宝库，让你可以读到吐 太平广记》是宋朝李昉等十三人奉宋太宗的意旨而进行编纂撰写的。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命名为《太平广记》。 当时宋太宗在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同时认为“稗官小说或有可采”遂命《太平御览》的编纂班子（大致相同的人马）来编纂《太平广记》。这有点像古代春秋时期“公卿列士采诗献诗”，统治者从中体察民情。虽然当时《太平广记》编纂完后便束之高阁（《玉海》卷五四提到“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没有流传到社会中但宋太宗常常把《太平广记》放在自己的案几旁以供随时翻阅。像《太平御览》在当时也是专供皇帝一人阅览的，此所谓“御览”。现代的一些学者也基于此来批判类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可见，从《太平广记》的编纂背景和最初的编纂目的来看，它从成书之即便具有工具书的属性。 《太平广记》编纂工作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次年完成。全书500卷﹐光目录就有10卷。全书按题材分92门，名目有“神仙”c“女仙”c“异僧”c“鬼”c“精怪”c“狐”等，大多门下又共分为150小类。每类的个故事均标小题，照抄原文一段或数段，并标住原文的出处，还注明所摘书名。这样极便于读者查核。对每个大类，又视内容的多少，以定卷数之多寡。如“神仙”类共有55卷，“山类”c“石类”各一卷。这种编纂方法，使读者开卷之初，就对其内容多寡有一个整体认识。可见，《太平广记》是具有分门别类的属性。《太平广记》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引书约400种。原书每条都注明出处﹐但错误较多﹐已无法精确统计。明刻本书前所列引用书目343种﹐为后人所补编﹐不足为据。《太平广记》专门收录了先秦两汉至北宋初年期间的野史c笔记c传奇等作品，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巨大c内容丰赡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 书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c《东城老父传》c《柳氏传》c《长恨传》c《无双传》c《霍小玉传》c《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还有收在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在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在龙类的《柳毅传》，收在狐类的《任氏传》，收在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c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c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c曲艺c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c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 本书问世以来，曾对后世小说创作及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罗烨《醉翁谈录》载，当时说话人必须要“幼习《太平广记》”。 它不仅在当时就发挥着工具书这个价值的作用就是在现代它依然不可越过。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c鬼神c和尚c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平御览》：开创崇文盛世的实锤之作 话说宋朝号称“崇文盛世”，绝非虚言。小时候听的各种评书演义里，就有《赵匡胤演义》，知道宋朝的这位开国皇帝是位武将出身c能争惯战的将军。他最知道武将们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野心也都勃勃。他对南唐后主李煜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名言其实也适用于他手下的那些将军。于是乎，当他举起酒杯时，手下大将们也早已心知肚明，纷纷交出兵权，解甲归田，寻欢作乐去了。 对武将一百个不放心的宋太祖，对文人却是青眼有加，一百个放心。他立下一条基本国策，那就是不杀文臣。 宋太祖爱读史书。他甚至提出，要所有武将，全部大量读书，以学会治理国家的道理。这一点跟孙权很相似。他的弟弟宋太宗也是从小就喜欢读古书，即皇帝位之后，更是锐意文字，手不释卷。尽管有一种传说，说宋太宗为了当皇帝是通过“斧声烛影”的“实锤”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取得的，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但这些说法并不见于正史，而且宋太宗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还不能算是“实锤”，斧声烛影也只能算捕风捉影。但是，宋太祖，尤其是宋太宗开创崇文盛世的一系列举措却都是实打实的实锤。 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是打天下的武将出身，当了皇帝以后，转而攻读史书，是体现《史记》中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道理的鲜活事例。 宋初国家史馆藏书万余卷，后来削平诸国，把各国藏书集中到京师，宋太宗又下诏，百姓献书有赏，由此共有藏书八万卷，集中于史馆c昭文馆c集贤院，通称“三馆”。三馆早在梁代就已经建立，房屋卑陋，地近闹市。宋太宗即位之后，亲自到三馆看藏书，说“三馆如此简陋，如何接待天下贤俊之士啊！”于是下诏另修新馆，到太平兴国三年落成，赐名崇文院。院中有诏文书库c集贤书库c史馆书库等六库。“崇文盛世”这四个字有了实物上的着落。 早在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就下诏李昉c扈蒙c徐铉c张洎等儒臣，利用这些藏书，编类书一千卷，书名《太平总类》。其规模浩大：文章一千卷，书名《文苑英华》；小说一千卷，书名《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书名《神医普救》。各书因为多是编于太平兴国年间，所以大都冠以“太平”二字。这些书整理了宋初的皇家藏书，保存了宋以前的大量书籍资料。后来，这些藏书散失，许多历史典籍就靠他们编的这些资料保存下来。这真是一件有功后世的事情。 《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编成。成书以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你看看，不仅建馆藏书，还利用藏书编书，编完书也不是做做样子而已，还要把编的书都亲自看一遍！宰相宋琪担心这有伤龙体，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读书的人，要他读书也读不进。昨日我从巳时读书到申时，有鹳飞上殿彻，一直到朕读书完才飞走。”左右大臣说：“过去汉代大儒杨震讲学，有鹳鸟衔鳣鱼坠于堂下。陛下读书如此，有类古人了。” 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读满三卷，则一定在以后有空时补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宋朝开国的两位皇帝为开创崇文盛世，落的确实都是“实锤”。《太平御览》书名的得来也是没有丝毫水分的实锤。 《太平御览》纂辑时充分运用了皇家的藏书﹐并多用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订增删而成，所以《太宗实录》说它是以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编纂而成。《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各种书籍﹐未必都是宋初尚存﹑馆阁所储的。但《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已失传﹐《艺文类聚》只有百卷﹐《太平御览》就成为当时现存最大的类书。该书卷首载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详记引用诸书名称﹐共列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实尚未包括所引古诗﹑古赋﹑铭﹑箴等在内。此《纲目》是成书以后好事者所作﹐已载于南宋刻本。该书纂集宏富﹐所引用五代以前的文献﹑古籍﹐今十之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这部书里寻找些断篇残简。由于《御览》所据为宋代以前古本﹐故对现存先秦﹑汉﹑唐经史典籍﹐多能刊正其脱漏错讹。作为循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宝库﹐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当时参加编纂《御览》的大臣，由李昉c扈蒙领衔，其余有：李穆c汤悦c徐铉c张洎c李克勤c宋白c徐用宾c陈鄂c吴淑c舒雅c吕文仲和阮思道。其中李克勤c徐用宾c阮思道三人任命不久，就改任他职，另以赵邻几c王克贞和董淳补其缺，前后都是十四人。十四人中，十人《宋史》有传，大都是有文才的博学之士。其中八人，在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参与纂修《文苑英华》，也有预修《太祖实录》的，并各有文集c著作问世。十四人中吴淑c吕文仲c汤悦c王克贞四人在《御览》的编修中出力最多c用功最深。 中国古代类书自魏文帝曹丕诏命王象等编纂的《皇览》开始，到《御览》前已有多种出现。据《宋会要》记载，《御览》是以《修文殿御览》（北齐祖珽等编）c《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编）c《文思博要》（唐高士廉等编）等书为蓝本进行编撰的。修纂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皇家藏书，但也不全是从原书采摘，而是以前代类书为依据，修葺增删，分定门目编成。 《御览》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这是根据《周易·辞》说的“凡天地之五十有五”，是表明内容包罗万象的意思。今将各部名称列举如下：天部c时序部c地部c皇王部c偏霸部c皇亲部c州郡部c居处部c封建部c职官部c兵部c人事部c逸民部c宗亲部c礼仪部c乐部c文部c学部c治道部c刑法部c释部c道部c仪式部c服章部c服用部c方术部c疾病部c工艺部c器物部c杂物部c舟部c车部c奉使部c四夷部c珍宝部c布帛部c资产部c百谷部c饮食部c火部c休征部c咎征部c神鬼部c妖异部c兽部c羽族部c鳞介部c虫豸部c木部c竹部c果部c菜茹部c香部c药部c百卉部。共五十五部。 由于《御览》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以前文献c古籍最多的一部，而且引书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文字，后代学者虽看不到原书，但从《御览》中可找到一些可贵的文献资料。例如：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汜胜之书》原书早已不见，我们靠《御览》的引用才得以知道两书的一些内容，知道两千多年前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又如，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创制浑天仪和地震仪的原著早已亡佚，但在《御览》卷二天部浑仪目内，就有记载。又如，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记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史籍，据考证此书北宋时已失传，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已看不到原书，可是《御览》引用此书达480多条。 更为人称道的是，《御览》引用了大量的古地理书。清代辑佚家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时，利用《御览》颇多，曾说：“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它保留了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多种古地理书的片断就是例证。例如《吴时外国传》为三国孙吴时中郎康泰撰。《梁书·海南诸国传》载：泰与宣化从事朱应通海南诸国，经历传闻百数十国，因立纪传。按孙权既定江左之后，屡耀兵海外，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军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康泰的书大约写于公元227年左右。但此书早已不见，只散见于诸类书中，《御览》引用了十九条。由于《御览》保存古籍如此之多，因此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视作“宝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宗实录》：四部同名的塑料“实录” 唐c宋c明c清四代均编有《太宗实录》，其中唐代《太宗实录》记录唐太宗李世民一朝史实，可惜已经佚失；宋代《太宗实录》记录宋太宗赵炅（赵光义）一朝史实；明代《太宗实录》记录明惠宗朱允炆和明成祖朱棣两朝史实；清代《太宗实录》记录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一朝史实。此四部“实录”，名为“实录”，实为“录假”，“造假”手段一代更比一代强，富含水分，文过饰非。尤其是在继位的问题上，极尽涂抹掩盖之能事，达到了“假到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效果。一句话，都是些塑料“实录”。 第一部《太宗实录》是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正因如此，有人称李世民为“人造圣君”。我说，这是塑料圣君。 第二部《太宗实录》是关于宋太宗赵光义的。 宋太宗赵光义在掩饰宋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象，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第三部《太宗实录》是关于明惠宗（建文帝朱允文）和明成祖（即明太宗）朱棣的。 《明太宗实录》是明成祖朱棣的帝王专史。有读者问，朱棣不是明成祖吗？怎么又成了明太宗？其实朱棣当时并不叫明成祖，祖一般是指开国皇帝，如汉高祖c唐高祖c宋太祖等。但是由于朱棣这一任皇帝干得确实漂亮，功绩卓著，所以后人破例称他为“祖”。可见历史是“唯功绩论”的，干得好就行。 当时，明惠宗朱允炆——更多的时候他被称为建文帝——的存在是朱棣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的威胁。对于这位明选定的继承人，明太宗通过四年“奉天靖难之役”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但明惠宗的阴影伴随了整个永乐朝。明太宗在其二十二年的统治时期中都竭尽全力抹去这位侄子曾经存在的痕迹。虽然在南京城破后明惠宗的下落成谜，虽然明太宗一直在寻找自己这位侄子的下落，但在政治上，他不仅坚决地宣称明惠宗在南京城破时已经死亡，甚至革除了建文年号，不为明惠宗编写单独的实录。建文朝之事附于《明实录》后。而对于自己侄子的支持者，明太宗也进行极为血腥的报复。 不仅如此，《太宗实录》为了突出朱棣这个主角，不惜把建文帝塑造成为反派配角，有意对其进行弱化c矮化和丑化。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一个僭位者和昏君的形象，一个经常被朱棣感召的被动形象，一个任奸臣摆布的庸君形象。总之，这样写，才会让他的夺位变得顺理成章，合乎道义。一句话，成王败寇。 第四部《太宗实录》是关于清太宗即顺治皇帝的。 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八日，清廷命纂修《太宗实录》，以大学士范文程c刚林c祁充格c洪承畴c冯铨c宁完我c宋权为总裁官，学士王铎c查布海等人为副总裁官。 《太宗文皇帝实录》初修于顺治六年多尔衮摄政时，顺治九年福临下令重修；康熙十二年又修，康熙二十一年成书，六十五卷。雍乾时又校订，乾隆四年十二月成书，卷数不变。《太宗文皇帝实录》共有四个版本，现在可以看到的汉文写本只有雍乾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份手抄材料，用黑红两色笔校勘雍乾本和顺治本的异同，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雍乾本在内容上也有删改。 大家一定会有疑问，一部“实录”改来改去的做什么？据实而录就是了。呵呵，改来改去，就是为了不要那么“实”！为神马不要那么“实”？因为很多实事是不可告人的，改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实事求是”，而是为了“去真存伪”，把皇太极这位清朝的开国之君塑造成“完人”。 所以，你还相信你所看到的所谓“实录”吗？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政者看着漂亮就行了，管她是画皮还是老太婆呢？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三部奇书透视一桩谜案 公元九七六年，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驾崩，年仅五十岁。关于太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饮酒过度而暴死，有的说是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但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更普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太祖之死与宋太宗赵光义有很大的关系。太宗赵光义在掩饰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象，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按常理推论，似乎自然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杜太后降下钧旨以后，赵匡胤已命赵普拟了传位诏书，并“藏之金匮”，赵光义是笃定要继兄位登大宝的人，根本没有必要搞谋杀。但是“金匮之盟”的真伪也被人怀疑。因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大儿子德昭已经14岁了。如果赵匡胤六十岁去世，德昭就已经是40岁的人了，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会叫赵匡胤将皇位传给兄弟而不传给长子呢？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c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湘山野录》是北宋僧人文莹撰写于神宗熙宁年间(1067一1077年间)野史性质的书籍，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c宫闱秘事c将相轶闻，下及风俗风情，主要内容仍是朝廷高官显贵的趣闻轶事。虽属野史性质，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976年)10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到了地上。于是赵光义趁机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司马光著的《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太监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按说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c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c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 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是不是他心里有鬼？他还逼死赵匡胤的长子德昭（当时已30岁），赵匡胤幼子德芳（仅26岁）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 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南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斧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1162年把皇位传给了他(宋孝宗)。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6年了。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不过，正史上没有正式定论的事情，也只能是个悬案，让它继续“谜”下去吧！ 赵光义，原名赵匡义，赵匡胤登基后，改名赵光义。他自已做皇帝(宋太宗)后又改名赵炅。他在位21年(976一997年)，打败北汉，统一中原。但“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c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均不省”(评语)。宋太宗在内政上沿用太祖以文治国，重文轻武，执政方针宽松敦厚，选贤任能，严防贪污腐化，束缚宦官，不许他们干政。在他治理下，北宋前期出现繁荣景象。但是在伐辽失败后，宋太宗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宋朝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宋王朝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赵光义997年病逝，享年59岁，由他的第三个儿子赵元侃继位，即宋真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