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 正文 ⒈帝王后妃宫廷风云人物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太祖赵匡胤 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涿州（今河北）人，公元960年发动兵变，即皇帝位，建国号位宋，定都开封，公元963年开始统一全国，同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治中原运河，以利南北交通并增加财政收入。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将政权，兵权，财权和司法权均集中于皇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形成弊病，他在位时间为17年，庙号太祖。 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太祖赵匡胤，21岁时，离家外出游历，23岁投奔后周太祖郭威帐下，开始征战沙场。世宗柴荣即位后，赵匡胤典领禁军，随世宗征北汉、南唐，战功卓越。30岁时，拜定国军节度使，31岁迁义成军节度使。周世宗去世后，33岁的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再迁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34岁的赵匡胤代周建宋，在位17年，50岁去世。 军旅生涯 太祖最主要的成就是恢复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他平定二李之乱，吞并荆湖，攻取后蜀，灭南汉，亡南唐，迫使吴越和漳泉称臣，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林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太祖又是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制定者，其实行的许多政策对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损于赵匡胤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太祖一生，从流浪汉到普通士兵，又从士兵到将军，最终成为宋朝的开国君主，其经历富有传色彩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在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前蜀建立者王建石雕像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盛唐逐渐走向衰弱。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迫唐哀帝逊位，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50余年里，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惨剧。普通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社会稳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宋史·太祖本纪》中记载赵匡胤先世为涿州人，后人遂以为赵匡胤祖籍涿州。但是，咸平三年（1000年）赵匡胤的侄子真宗赵恒曾下诏封其祖父宣祖赵弘殷的远房赵氏宗族为官，却在诏中明确指出保州（河北保定）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为赵氏故里。真宗开此先例后，其后的历代皇帝直至南宋高宗都对保州赵氏予以照顾。真宗此时距北宋建国不过40年，似乎不会将祖父籍贯弄错。然而，由于史记载的差异，赵匡胤家族祖籍究竟在何处，尚需作进一步探究。 赵匡胤的祖辈均做过官，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爱将。由于出身将门，赵匡胤自幼便学习骑射，表现出极强的恒心和毅力。他曾找了一匹没有驯服的烈马来练骑术。赵匡胤才坐上马，那马却不甘人骑，使起性子来，直朝城门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楼上摔了下来。在场的人大惊失色，都以为他必受重伤。哪知赵匡胤却猛地从地上跃起，迅速追上烈马，纵身跃上，将烈马驯服，自己却毫发无损。 赵匡胤出生后十几年，朝代两度更迭。其父赵弘殷也在唐庄宗被杀后备受冷落，赵家逐渐衰落。到了赵匡胤21岁时，就连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赵匡胤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他眼见不能依靠父亲谋取前程，便辞别父母和成婚三年的妻子，离家外出闯荡。 赵匡胤离家后，一路南下，穷困潦倒，受了许多白眼和冷遇。他曾投奔父亲昔日的同僚王彦超，希望能谋一官半职。王彦超看到赵匡胤落魄的样子，竟像打发乞丐一样，给了他几贯钱，便把他赶走了。赵匡胤无奈中拿着这几贯钱去赌博，哪知手气竟是出地好，盘盘皆赢。后周周元通宝当他满心欢喜地拿钱离开时，那些红了眼的赌徒却欺负赵匡胤是外地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抢了他的钱财之后扬长而去。 两年的流浪生活颇为艰辛，但却磨练了赵匡胤的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一日，赵匡胤到了襄阳一所寺庙里。院中住持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方面大耳，虽风尘仆仆，却难掩富贵之相，一身不起眼的装束，却透出英伟之气，又见赵匡胤谈吐不凡，胸中自有一番天地，便劝赵匡胤北上。南方地区相对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赵匡胤接受了住持的建议，便骑着住持送给他的驴北上。 赵匡胤到了邺都后，投奔了后汉枢密使郭威。乾祐三年（951年），郭威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是为周太祖。赵匡胤因战功被升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周太祖的养子、开封府尹柴荣时常出入皇宫，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让他做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周太祖无子，柴荣是皇位继承人。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陈桥兵变 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 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 30 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病死，柴荣继位，是为世宗。这时，北汉刘崇联合辽朝大举进攻后周，世宗调兵遣将，御驾亲征，赵匡胤随同出征。双方在山西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怯场，自乱阵脚，周军呈现溃败之势，而世宗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另一个将军张永德所率领的亲兵4000人。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建议世宗兵分两路夹击辽军，得到同意。赵匡胤和张永德领兵直扑敌军，赵匡胤高喊为主效忠的口号，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世宗终于打败汉辽联军。班师回京后，赵匡胤因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还被周世宗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使后周军队的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士兵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赵匡胤在整顿军队过程中，逐渐在禁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结交禁军其他高级将领，其中，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赟（yūn）与赵匡胤结为“义社十兄弟”。此后几年里，赵匡胤又陆续将自己的心腹罗彦环、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和王彦升等人安排到禁军中担任各级将领，进而从上而下控制了禁军。此外，赵匡胤还罗人才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帐下有大批谋士，如赵普、吕余庆、沈义伦、李处耘和楚昭辅等人，后来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 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在他为统一进行的战争中，赵匡胤战功赫赫，官位一步步上升，被封为节度使，逐渐成为周世宗的左膀右臂，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赵匡胤要做皇帝，眼前还有两个大障碍，这就是周太祖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重进。 张永德和李重进都握有兵权，但李重进的地位比张永德高，张永德心中很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大。周世宗为此设立了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让张永德担任，这样，张、李二人便平起平坐。张永德与赵匡胤交情深厚，赵匡胤的第一位夫人贺氏去世后，续娶将军王饶的女儿，张永德赠给赵匡胤大量钱财，让他办了个风光的婚礼。但张永德毕竟是赵匡胤当皇帝的阻碍，因而赵不得不除掉他。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北征，无意中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但周世宗还是起了疑心。北征途中，周世宗染病，只得回京。病危时，他又想到了那块神秘的木牌，心想张永德手握重兵，又与李重进争权夺利，格外担心张永德发动兵变。于是，世宗解除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换上了自认为很可靠的赵匡胤。赵匡胤一箭双雕，既除去了一只拦路虎，还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除去张永德后，便轮到李重进。李重进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他虽手握兵权，却没有形成自己牢固的政治势力。周世宗去世后，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年幼，大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便设计轻而易举地将李重进名升实贬到扬州做节度使，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不久，在赵匡胤和他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当时后周的局面是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一场早已策划好的兵变便迅速上演了。 显德七年春节，人们正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边境却传来了辽朝与北汉联合入侵的紧急军情。宰相范质和王溥并未核查消息是否属实，便急令赵匡胤率领军队北上御敌。然而，人们却依然记得，10年前，河北边境入报，契丹犯边，当时身为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率大军北征。当军队抵达澶州（河南濮阳）时，郭威忽然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再加上此前早就流传“点检做天子”之说，人们只觉得眼前之事宛如当年的翻版。因此，当位高权重的赵匡胤奉命北上时，京城中流言四起，到处都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陈桥东岳庙（传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时的驻跸之地）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军从京城开封出发，当晚抵达距京城四十里的陈桥驿。当大军刚出城门时，有个号称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这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场煞有其事的谈话迅速在军中传开，军中将士议论纷纷：“当今皇上年幼，不懂朝政。我们冒死为国家抵抗外敌，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赵匡胤早已知道军中将士们议论之事，他暗中部署，派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与心腹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约为内应，一旦大军返京，便由他们打开城门。 当日夜里，赵匡胤喝得醉意朦胧，拥被大睡。到了清晨时分，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守在帐外的赵匡义和赵普见状，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一见赵匡胤出来，便大声高喊道：“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来不及回答，一件黄袍已披在他身上。众将士一齐跪拜在地，三呼“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答允。 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回京，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 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悔恨不该仓促出兵，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只有大臣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所杀。将士们冲进朝堂，逼迫范质、王溥等人来到都点检衙门。赵匡胤见到他们，假装伤心不已，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哪知，翰林学士陶穀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8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正式起兵。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珣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太祖让翟守珣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李筠之乱平定后，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wò）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50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太祖处死。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太祖便表示已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场夺兵权的酒宴。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遣走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太祖答道：“其中原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往日鲜有隔阂的义社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兄弟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太祖指点明路。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便一齐叩头谢恩。 第二日，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之后，太祖又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年）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龙天）出降。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年）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开宝元年（968年）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 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年）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 50 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 家室及后裔 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年）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年）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顯、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太宗赵光义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太宗赵光义(976年～997年)，太宗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岁，比秦王太宗像赵廷美大8岁。22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22年，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编纂大型类，设考课院、审官院，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59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君主。庙号太宗。 继位之谜汴京午门石狮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宋朝的缔造者太祖忽然驾崩，年仅50岁。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太宗。太祖英年而逝，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 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太祖之死，蹊跷离，但太宗抢在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太宗毒死太祖之说。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太祖是猝死的，而光义似乎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藏于金匮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据说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太祖不听，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太祖改变主意。光义曾患病，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光义若觉疼痛，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汴京繁塔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难以经得住推敲，无非是后人的臆测而已。因此，太宗继位后首先要采取系列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帝位。 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60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太宗关系密切，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过，太宗改变太祖朝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当是扩大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科举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况且太宗朝取士多，而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青云直上，这些“天子门生”出任各种职务，无疑对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了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晋阳城被毁灭了，但太原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没有改变，宋辽高梁河战役不久，北宋名将潘美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肩负起了抵御契丹的职责，而刚刚归宋的杨业，因为老于边事而被任命为潘美的副将。当年潘美与杨业驻屯的三交寨，就在今天太原城北五里的古城村。公元982年，也就是火烧晋阳三年之后，出于国防的需要，宋太宗命潘美在晋阳故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城池。当年仅有一条小街的唐明镇，位于今天太原市西羊市街的大关帝庙一带，大南门的唐明饭店即得名于此。宋代太原城的大体位置，南到今迎泽大街北侧，北到今后小河一带，西到今新建路东侧，东到今柳巷一带，这座没有包砖的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当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晋阳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城池建成后，心有余悸的统治者不愿再看到“太原”、“晋阳”这样的名称，而代之以“紧州军事”，直到七十七年之后，才恢复了太原府的建制。在太原恢复旧称之前，并州州治和阳曲县治先后迁入了这座新城，民间因此有“宋前太原、晋阳一座城，宋后太原、阳曲一座城”的说法。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太原城，则是一千年河西，一千年河东。潘美在建设新城的时候，为了破坏太原风水，消除太原王气，取谐音以“钉”死太原龙脉，只修丁字街而不修十字街。对此，有人也做过善意的解释，说丁字街对阻遏契丹骑兵的驰骋极为有效，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是抵御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城防有失，守军的斗志与士气也随之崩溃，激烈的巷战只能是殉道者为壮烈结局而尽的最后努力，相对于战局已经毫无意义，所以，丁字街，只能是赵宋王朝愚昧与狭隘的表现。到1948年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军队在城中修筑巷战工事时，统计市区内仍有大小丁字街三百六十四条。直到今天，太原旧城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在城建规划中难以修复的错误，而近年来为了消除丁字街实施的交通改造工程，也因此都被冠以“打通”工程。赵光义处心积虑地防备着太原，但他不曾想到，太原却在此后的战争中坚强地护卫着宋室江山，更令赵光义的后代们痛悔的是，如果没有毁掉晋阳，靖康之耻完全可能避免，北宋的历史也将随之改写。 传位难题 不管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太祖的地位，但终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太祖的阴影。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所谓的金匮之盟可能是太宗、赵普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太宗传子的愿望。这还得靠太宗和赵普自己解开这道难题。在此过程中，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一生读不多，但好读《论语》，并从中学到一些治国之道。他曾对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指《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因此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 赵普在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10年之久，与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太祖传位晋王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 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太宗向他询问传任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太宗赏识，坚定了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太宗继位之初，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太宗征辽时，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赵德昭像，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德昭死时年仅29岁。两年以后，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23岁。于是，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 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廷美了。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赵普的政敌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太祖喜欢读，经常到史馆来取，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太祖所取何，于是赵廷美像通宵阅读此。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太祖问起大臣们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廷美阴谋造反。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廷美的结局。 没多久，赵普就查到了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廷美之事。赵普毫不客气地捅给皇帝，说卢多逊盼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廷美，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借题发挥，严惩卢多逊及其同党。大臣王溥等74人联名上奏卢多逊及廷美怨望诅咒，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其同党不少被处死；廷美勒归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借卢多逊交通秦王案，既打击了政敌卢多逊，又讨好了太宗，一箭双雕。但廷美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更进一步，他挑唆开封知府李符落井下石，上言说廷美不思改过，反多怨望。于是，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太宗命人严加监管。廷美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38岁。顺便提及的是，李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赵普怕他泄漏秘密，后来找了一个别的茬儿，将他贬到地方做了一个小官。廷美死后，太宗对外称廷美乃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所生，这样就彻底地将廷美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杜太后早已去世，太宗兄弟也只剩下他一人，太宗所言无人能够反驳。因此，廷美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也只有太宗自己最清楚了。 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挑选却并非一帆风顺，也颇多曲折。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太宗，颇为太宗喜欢。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 太宗迫害廷美时，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廷美死于房州，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然而，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设宴饮酒作乐，因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元佑去看望元佐。元佐得知设宴一事，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忿气难平，一个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元佐所为，便命人查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欲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元佐被废为庶人。有人说元佐是在装狂，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 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但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元佐死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享年62岁。在真宗即位后，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30年之久，真是幸运。 在元佐焚宫这件事中，有一特殊人物，即陈王元佑。宴会后，元佑去元佐府中，不知说了什么竟惹得元佐纵火焚宫，而后太宗认为元佐宫中起火并非偶然，决意废元佐为庶人，元佑是否对太宗说过什么，也难以查明。雍熙三年七月，元佑改名元僖，并封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 同年，雍熙北伐失利。赵普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太宗嘉赏。后来，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太宗采纳。太宗、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的共识。元僖见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端拱元年(988年)，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元僖也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毒杀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　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随着病情加重，太宗又开始设法保住太子皇位。在此情况下，大臣吕端被推到了风浪之颠。吕端为相时已61岁，担任宰相前，他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信奉黄老思想，这与太宗晚年所持清静无为的政治信仰相符合，因此，吕端颇得太宗赏识。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太宗曾写过《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是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做姜太公。当时，曾有人反对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果然不负所托。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元佐为帝，幸得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刘娥 刘娥约生于北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时任右骁卫大将军（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兵于太原南，而后汉则建都太原）。后汉只有短短不到四年的寿命，便于公元951年正月初五“禅”给了重臣郭威，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便将“禅让”又依葫芦画了一次瓢，建立了宋朝。进入宋王朝之后，刘延庆去世了，他的儿子刘通则做了禁军军官，并随后以军功升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刘家迁到了四川，做了成都华阳人。 据说当年刘通的妻子庞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轮明月入怀，不久便发现怀上了身孕，生下了次女刘娥。然而这个梦月而生的女孩命运似乎并不好，出生不久刘通便奉命出征，谁料就此一去不还，阵亡了。刘通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家道中落，庞氏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幼女寄居娘家。 按说庞氏作为刺史夫人，怎么也该带些财产回娘家才是。然而不知是刘通生前未曾敛财，还是庞家本身穷困，把寡妇女儿当成冤大头将财产弄了个干净，总之，刘娥在外祖父家过得并不好，虽然读识字却不曾享受过千金小姐的生活，倒是学会了一手击鼗的谋生技艺，善说鼓儿词。 庞家对这个寄居的外孙女儿的态度，不过是吃碗饭养条命而已，刘娥刚刚长成，庞家便迫不及待地甩包袱，将年仅十三四岁的刘娥嫁给了一个名叫龚美的青年银匠。龚美有心想要外出谋生，不久又带着刘娥离开了四川，来到了京城开封。龚美的银匠手艺和为人处世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到开封后不久，他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张耆的，这张耆在襄王府里当差，是俗话说的“豪仆”一类人物，龚美格外用心与他结交，关系尤其亲密。襄王正是未来的宋真宗赵桓，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年仅16岁。 赵桓当时尚未婚配，还是懵懂少年，不知从哪里听人说蜀地女子才貌双全，自己也不禁胡思乱想起来，便向自己的随从暗授机宜，让他们帮自己暗暗物色一名蜀姬。 此时的刘娥，既为银匠之妻，为谋生计，自然也要抛头露面击鼗挣钱，美色广为人所知。很快就被赵桓的随从们打听到了。听说是王府选姬，龚美自然不愿放弃，为了能让刘娥入王府，他自称是刘娥的表哥。于是刘娥便在15岁这年来到了赵桓的身边。刘娥不但天生丽质，而且聪明伶俐，与少年王爷正是年貌相当，很快就如胶似漆。然而这对少年男女的痴情看在赵桓乳母秦国夫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秦国夫人秉性严谨，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对出身十分看重，这也肯定要影响秦国夫人的审美观。对于少年赵桓来说，刘娥找不出一处缺点，可是看在中年妇女秦国夫人眼里，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她肯定不反对赵桓纳妾宠姬，但刘娥可不符合她的要求。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来历不明。 秦国夫人用自己的理解能力将刘娥反反复复地打量考究之后，自然不免向自己一手抱大的养子发些牢骚。谁知平常对乳母千依百顺的小王爷这次却一反常态，对乳母的话置若罔闻，于是秦国夫人终于忍无可忍，一家伙就把状告到了皇帝那里。宋太宗听说儿子年纪小小便“溺于女色”，立即大怒，将赵桓召到面前来训了一顿，让他立即把来历不明的刘娥逐出王府。 不久，17岁的赵桓被封为韩王，依父命迎娶了他的第一个正式妻子：忠武军节度潘美的八女儿。16岁的潘氏受封为莒国夫人。刘娥被赶出了王府，赵桓娶了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嫡妻。这两桩事体足以令秦国夫人心花怒放。然而大出她和宋太宗预料的是，刘娥并没有离开赵桓。赵桓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把心爱的刘娥送出王府，但是他可不愿让刘娥改嫁，而是偷偷地将她藏在了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往后的日子里，赵桓的王爵以次升迁，所负担的职务也越来越繁冗，然而只有要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地要去张耆家里和刘娥相聚。 这样的偷偷摸摸备受折磨的日子，赵桓和刘娥一共过了十五年。当终于能够再见天日的时候，刘娥已经30岁了。 宋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59岁的宋太宗赵光义病逝，遗诏传位于已立为太子两年的赵桓。在宫闱变幻一系列的意外中，赵桓当上了皇帝，他总算可以明正言顺地把自己至爱的刘娥接到自己身边来了。不过，宋真宗并不是一个惑于儿女私情的糊涂皇帝。总的来说，他算是一个重情更重义的男人。此时他已30岁，对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明了。当初赵桓和刘娥被迫分居两地之后，奉父母之命迎娶了潘氏。潘氏作为韩王妃受封为莒国夫人。可惜的是潘氏命不好，结婚才六年就早逝了，死时她年仅22岁，也没有为赵桓留下孩子。　　潘氏去世两年后，太宗又为已升为襄王的赵桓选择了继弦妻子：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时年17岁的郭氏受封为鲁国夫人，不久又晋封秦国夫人。虽然潘氏和郭氏都不是赵桓自己选择的妻子，但是她们都克尽了为妻内助之责，而常言道日久生情，赵桓这个多情种子也对与她们的夫妻情份难以忘怀。赵桓是三月即位为帝的，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册立继室郭氏为皇后，一个月后又追封已去世八年的潘氏为“庄怀皇后”。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守侯了十五年之久的蜀姬刘娥，很快也将刘娥接回了皇宫，封为“美人”，总算一偿多年宿愿。做这样一个多情皇帝的女人，到底是喜是愁？无论如何，这对于在张耆家苦熬十五年的刘娥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自从到张府，刘娥和赵桓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对于赵桓来说，虽然相思难耐，却好歹是个王爷，而且娇妻美妾成群；而对于刘娥来说，咫尺千里地揣想赵桓的几度新婚之喜，面对自己年华渐老妾身未明的畏惧，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折磨。她只能寄希望于赵桓不会欺骗自己。而她总算等到了这一天。而更大的安慰是，虽然离最初相见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赵桓对刘娥依然一如既往，虽然做为皇帝后宫美女无数，他仍然给予人到中年的刘娥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待遇。 此时的刘娥，已经完全长成。住在张府时，为了排遣内心孤寂忧愁，（也不排除是为了让赵桓觉得自己并不输给出身名门的正式妻妾），刘娥博览群、研习画棋乐，早已是才华出众。走进开封皇宫的“刘美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敲小鼓的川妹子了。入宫后，刘娥眼看其它宫妃都有父母兄弟，自己却是孤身一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于是她便向真宗提出请求，让自己的“表兄”龚美改姓刘，做自己的兄长，传继刘家的烟火。实际上，早在刘娥初遇赵桓的时候，龚美便跟着“表妹”也进了王府，并以谨慎勤力成为赵桓的亲信。因此刘娥一提这个要求，真宗就立刻答应了，并且给“刘美”安排了正式的官职。当年的小银匠龚美，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有成为皇亲国戚的一天。而宋真宗对于龚美和刘娥之间的关系，真的从来都没有过一点猜测吗？毕竟一个20多岁的“表哥”带着15岁的“表妹”离乡千里，在古代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想不通这一对君臣之间，是个什么光景。然而刘美对宋真宗赵桓，确实是忠心耿耿的，甚至可以说，他只对真宗效忠。刘美任官，既不阿附于权臣，对部属也关心备至，出任在外时他的随从兵卒，都按省籍定时轮换，从不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相比某些牛叉哄哄的士大夫官员，出身卑贱身份微妙的刘美更无愧于宋真宗的信任。 景德元年（1004年）的正月，36岁的刘娥正式得到了“美人”的封号，就在同一天，真宗另一名出于藩邸的姬妾杨氏受封为“才人”。然而这段时间真宗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头一年，郭皇后为他生的皇子赵祐夭折了，他是真宗最心爱的儿子。更令真宗伤心的事接踵而至——九岁的赵祐刚死半个月，出生刚两个月的另一名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后妃前后为他生的五个儿子居然一个也没能活过十岁，宋真宗年将四旬，忽然间膝下荒凉，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聊以自慰，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31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神梦”中不能自拨。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 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天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这一场天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李侍女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14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16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传至中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44岁了。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的起于宰相寇准。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廉洁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身为太子太傅，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更称得起忧国忧民，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她们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的确不少 。 副宰相王曾对此事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越发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甲寅，54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11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到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夷简的正确主张，将“天”做为随葬品一起埋入永定陵，总算终结了虚耗大宋国力十余年的“天谈”，还了政治与社会环境一个清静。 天圣元年开始，皇太后刘娥成了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如此，刘娥也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宋王朝又是士大夫为尊的大环境，因此她需要大力抬高母家的地位。刘娥首先一而再地为自己的祖宗追加封赠——加到最后，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令兼尚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成了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成了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饶是如此，她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右谏议大夫刘综攀亲戚，刘综硬邦邦地回答：“我家没人在宫里。”刘娥只得罢休。如今刘娥当了皇太后，想要为家族攀高的想法又再一次冒了出来。她派人将满朝刘姓官员的家世都逐一调查，最后发现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家的族谱不但齐全而且家世显赫，整整十二代祖宗都是出仕为官的。刘娥立即召见刘烨，主动向他套关系，说：“咱们都姓刘，把你的家谱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跟你还是亲戚呢！”刘烨是谁呀？他可是“宋朝的士大夫”，清高得很，根本没有和当朝太后拉关系的兴趣，连连摇头，不愿把家谱拿出来。谁知刘娥一心想攀亲，根本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下不来的，一个劲地凑上去问。刘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心急之下只得假装突发急病，当场晕倒，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被抬着逃出了宫，事后坚决要求出京当地方官，刘娥只得由他去，再不提认亲一事。认亲不成，刘娥便专心栽培“哥哥”刘美的子侄亲友。刘美本人早在真宗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已经去世了，真宗对他的死非常伤心，废朝三日，并追赠他为太尉、昭德军节度使，他早死的前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刘美的长子刘从德当时年仅14岁，升为供备库副使，次子刘从广才刚出世也封了个内殿崇班。 真宗去世之后，刘娥待刘美的儿子女婿也如同待自己的亲生孩子，百般照顾。刘美的女婿马季良，原本是个茶商，靠岳父的荫庇在真宗时入仕为官。这倒也罢了，偏偏刘娥敢想敢干，非要让他当史官。这可是个非才子不能入的地方，是一定要经过考试的。刘娥当然知道女婿的才干有几升，马季良才入考场，她就派内侍去赐食。太后有所赐，那是得要立即拜领开吃的，否则大不敬。几位考官没得办法，商量之下只好让马季良去大吃特吃，哥几个自认倒霉，分头帮这位考生答卷子。考官们答出来的卷子，水平哪有不高的道理！于是马季良才名远扬，不但进了史馆，还一直干到了龙图阁直学士。 刘从德则历任地方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刘娥很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比如他在卫州知州任上，有一个叫李熙辅的县吏很会拍他马屁，他便向朝廷推荐其“才”。刘娥立即将这员小吏提拨做了京官，还喜上眉梢地表扬刘从德：“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 偏偏刘从德福浅，正在前途似锦的时候，却在一次返京的路上病死了，才24岁。刘娥对“侄子”的死悲痛至极，干脆将刘从德生前的姻亲朋友门人以至奴仆数十人都一古脑儿地提拨做了官儿。员外郎戴融曾经是刘从德任卫州知州时的助手，马屁也拍得很叫响，这次就升任三司度支判官。这一出“升官记”引得众人侧目，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偕同推直官段少连一起，纷纷上疏反对。刘娥正是悲伤头上，大怒之下将他们统统贬官。当然，刘娥并不是靠这样的任性来治理国家的，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刘娥协助真宗理政多年，对朝臣结党吏治不靖深有感触，她知道自己年长皇帝年少，这样的状况是很容易被有所图谋的大臣钻空子的，于是她用了一个计策。真宗下葬之后，刘娥挑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做出非常恳切的模样对大臣们说道：“如今国事变动，我和皇帝多亏诸公匡助，才能有今日，实在感激。诸位可以将亲眷的姓名都呈报给我，也好一律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听了都高兴不已，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汇报了上去。衮衮诸公们这可算是睁着眼跳坑——刘太后将这些名字都记录下来，此后凡遇到有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拿去核对一下，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从而避免了朝臣编织权力的可能。除了对外理政，刘娥对内也一样将皇宫治理得平平整整。 邓国大长公主姐妹入宫拜见刘娥，刘娥见她们年老发落，叹道：“姑老矣。”赐给她们贵重的珠玑帕首，以遮挡日益稀疏的头发。消息传出，润王妃李氏也想向刘娥索取一份，刘娥婉转回绝，说：“大长公主她们是太宗皇帝的女儿、先帝真宗的妹妹，照顾她们是应该的，我们这些赵家的媳妇就不用太讲究了。” 从前赐大臣喝茶，所用的茶具上有龙凤图样，刘娥认为这不是人臣所能用的器具，下令全部更换。她偏袒娘家人是出了名的，但是每逢赏赐食物给刘家人的时候，她也仍然不忘将金银龙凤器皿换成铅器，说：“不能让皇家器物进我家里，他们不能使用。”当初刘娥做皇后时服饰简朴，如今做了太后仍然不改初衷。仁宗完婚之后，身边嫔妃宫娥争妍斗丽，太后宫中的侍女们见皇帝侍女的服饰如此华贵，都觉得自己身为太后宫人，怎么能被皇帝的宫娥给比下去呢？然而无论她们怎么说，刘娥都不为所动，告戒说：“那是皇帝嫔御才能享用的，你们哪有这样的资格。”随着掌权日久，刘娥越来越不愿将权柄交到仁宗手里，然而做为母亲的职责她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仁宗小时候体弱多病，刘娥又忙于理政，便将照顾之责交给杨淑妃代行。赵桢因此称刘娥为“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 刘娥对儿子管束严格，杨淑妃则对儿子宠溺备至。赵桢体弱，刘娥不让他吃虾蟹等寒凉之物。可越是不让吃就越是想吃，把赵桢馋得够呛。杨淑妃心疼儿子，常常会背着刘娥给赵桢弄些来解馋。 刘娥虽然不是赵桢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心里已经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自己生活节俭，却时常将自己的私蓄拿出来，派使者四处施舍、拜佛问道。从前是为真宗祈福，后来则是为赵桢，夫妻母子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赵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他认为刘娥就是自己的母亲。对这一切，赵桢的生母李氏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任何怨言，更不曾提起自己是皇帝生母的事实，始终默默无语。刘娥虽然将赵桢从她怀中抱走，但是与史上所记载的其它“夺宫人子”的皇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对李氏心怀歉疚。 正因为如此，刘娥不但没有将李氏置诸死地，反而早在真宗年间就派刘美、张怀德在民间为李氏寻访失散多年的亲属。最后找到了李氏的弟弟李用和，征得真宗的同意后封了他一个三班奉职的官儿。难得的是刘娥并不是在真宗那里做表面文章，真宗去世后，她仍然对李用和渐次升迁，对李氏也并未下杀手，而是按照制度将李氏升为九嫔之一“顺容”，迁往真宗永定陵，成为守陵的“先帝诸妃”之一。 明道元年（1032年）二月，46岁的李氏患了重病，刘娥连忙派太医前去诊治，并晋封她为“宸妃”。然而薄命的李氏却没有活着享受一天宸妃的待遇，就在封妃的当天离开了人世。为了避免众人关注，最初的时候刘娥不愿意为李宸妃举办丧礼，只想以普通宫嫔的身份殓葬了事。然而宰相吕夷简却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角色，趁着议政的机会，他当着刘娥和赵桢的面询问：“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闻听大惊，连忙宣布退朝，将赵桢送进宫之后，她单独召见吕夷简并责问道：“死了一个宫人，与宰相有什么关系？”吕夷简回答道：“我既然身为宰相，自然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被他顶撞得怒上心头：“宰相是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之情吗？”吕夷简答道：“太后如果不顾念刘家，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还对刘家有一丝香火情谊的话，就应该厚葬那名宫人。”刘娥有所醒悟，也懒得遮掩了：“对李宸妃的丧事，宰相有什么主张？”吕夷简便提出，要以一品的礼仪将李宸妃殡殓，并在皇仪殿治丧。刘娥答应了吕夷简的要求，但是心里终归有些不情愿。承办此事的人便想趁机讨刘娥的欢心，借口说时辰不利丧葬，不能让棺木从宫门通过，只能从宫墙上凿个洞运送。吕夷简听到这个消息后据理力争：“凿墙不合礼制，一定要让棺木从西华门正大光明地送出。”来回说了三次，刘娥仍然心有不甘，不愿答应。吕夷简于是冒火了，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太后，正言厉色地道：“李宸妃乃是皇帝的生身之母，如今居然丧不成礼，将来一定有人要因此而受罪，到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吕夷简事先没给你们说明白！” 刘娥虽然有些自私，但还是个明理之人。她没有动怒，并最终接受了吕夷简的劝诫，按一品礼仪安葬了李宸妃，还给李氏穿上了皇后的冠服、在棺中灌满水银养护李氏遗体，李宸妃的父母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刘娥也越发恋栈权力，不愿意还政于仁宗，群臣眼看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刘娥一律装聋作哑。而一个一个叫林献可的人是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则被她流放。而一些想要通过刘娥捞取好处的马屁精，则抓住刘娥这一心理，鼓动她称帝。刘娥虽然有些动心，但是她并不心狠手辣，不愿为当皇帝而大动干戈，于是她决定试探一下朝臣的看法再做打算。　　于是她向参知政事鲁宗道发问：“武则天这人怎么样？”鲁宗道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唐之罪人！”刘娥明白了朝臣的心思，放弃了称帝的念头。但是不死心的大有人在。方仲弓向刘娥上，请她依武则天立武氏宗庙的例子，也给刘氏建立宗庙；还有个程琳也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刘娥断然将这些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样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刘娥的表态使群臣如释重负，对赵桢更是一种抚慰，他打心里对母亲感服。此后他恪尽孝道，每逢新年或刘娥生辰，他都要率百官跪拜恭贺，并在天圣七年（1029）九月颁布诏，将太后生辰“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皇帝生辰“乾元节”相同的程度。范仲淹表示反对，赵桢压根不听。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王朝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也许是自觉天命已不久，想要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便提出自己要着衮冕祭祀太庙。主意一出，朝臣哗然。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拗不过这位老太太，只得将皇帝衮衣上的饰物稍减了几样，呈了上去。二月乙巳这天，皇太后刘娥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近侍引导下步入太庙行祭典初献之礼。为了将这场典礼搞得功德圆满，亚献者为皇太妃杨氏、终献者为仁宗皇后郭氏。仪式结束后，刘娥在太庙文德殿接受了群臣给自己上的尊号：“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一个月后，65岁的刘娥的病情渐趋沉重。为了祈求刘娥病愈，赵桢召回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赦天下，还四处征召名医，自己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然而回天无力，刘娥仍然在几天后病逝于宝慈殿。刘娥去世的第二天，赵桢在皇仪殿召见宰辅重臣，号啕大哭地向众人询问：“太后临终时几次扯动身上的衣服，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却已经是口不能言。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心愿未了？” 参知政事薛奎立即明白了原由，对仁宗说：“太后是不愿穿着天子冠服入葬，不想被先帝看见她这个样子。”仁宗恍然大悟，遂下令给太后换上皇后的服饰，以完她回侍真宗的心愿。正当仁宗为刘娥辞世悲痛欲绝的时候，群臣却纷纷向他进言，说他完全不必如此伤感，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燕王更说仁宗生母李宸妃是被刘太后毒死的。仁宗闻讯极度震惊，立即派人召来李用和，让他亲自去查看李宸妃的棺木。开棺之后，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宸妃遗体面色如生，而且穿戴着皇后的服饰。随葬器物也是一品夫人的档次。李用和性情与他姐姐一样厚道谨慎，何况他也为刘娥让自己姐弟团聚不施辣手而心存感激，因此他如实向仁宗汇报了开棺验看的结果。亲舅舅的一番话打消了仁宗的惊疑，他叹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来到刘娥牌位前焚香拜谢、自责轻信谣言为不孝，哭着说：“从此后大娘娘的生平可清白分明了。”或许是为了赔罪，他为刘娥上谥号为“章献明肃”，而生母李宸妃的谥号则仍为两个字：“庄懿”。 九月，赵桢下诏，刘娥和李宸妃同时迁葬真宗的安息之地永定陵。灵柩起驾这天，赵桢首先为刘娥发引，他不但执孝子礼，还不顾宰相们的劝阻亲自行执绋之礼（牵引棺材的绳索），一直步行送出皇仪殿。随后他才再去往李宸妃下葬的洪福院为生母起灵，伏在棺木上痛哭说：“劬劳之恩，终身何所报乎！”——作为儿子，赵桢等于同时并丧生养二母，确实够惨的。　　此后，在刘娥当权时被贬谪的官员纷纷还朝，他们都向仁宗控诉刘娥的失当举措。赵桢虽然一一予以昭雪抚慰，仍然忍不住说：“我不忍心听人讲母亲的坏话。”时间长了不胜其烦，他干脆下诏要求众人都不得再说刘娥的是非。刘娥死后，刘氏家族受尊崇的程度比刘娥在世时还要加厚。刘美的幼子刘从广17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荆王赵元俨的郡主为妻，交结士大夫为友。死后追赠昭庆军节度使，谥良惠。刘从德的儿子刘永年智勇过人，应对寻衅的外国使臣态度刚毅，契丹人目之为神，他在英宗年间去世，追赠崇信军节度使，谥庄恪。刘娥曾经留下遗诏，要赵桢尊自己的姐妹、一同承担抚养之职的杨淑妃为皇太后。赵桢遵照刘娥的旨意，封杨氏为“保庆皇太后”，虽然不再让杨氏临朝垂帘，但也克尽了儿子的孝道。杨氏做了三年皇太后之后，以52岁的年龄无疾而终，谥章惠太后。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真宗赵恒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真宗名恒(998年～1022年)，曾名德昌、元休、元侃。太宗第三子。淳化五年(995年)被立为太子。至道二年真宗像(997年)太宗去世，真宗登皇帝位。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轮到了他继位。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分全国为15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蠲免五代以来的欠税。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55岁，在位26年，葬于永定陵。 澶渊之盟建于真宗时期的定州敌塔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999年)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是华州下邽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其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太宗时，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太宗的心意，太宗愤而离去，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扯着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使太宗比较信任他，在立太子等敏感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太宗立时为襄王的元侃为太子，又打消太宗立太子后的疑虑，所以说起来真宗能顺利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这样，真宗也很信任寇准，后任命他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围攻定州，来势汹汹。此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真宗急召群臣商量对策，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则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真宗北上亲征，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宰相毕士安、大将高琼等人也反对南迁，原想一逃了之的真宗极不情愿地把南迁计划压了下来。为了防止王钦若再向真宗进言，寇准便把王钦若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懦弱的真宗也只得决定亲征，却迟迟不肯出发。为了催促真宗早日启程，寇准颇费了一番心思。前线战事日趋紧急，急报一封接着一封发到朝廷，他故意都扣留下来，先不让真宗知道，等积多了一并呈给真宗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就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道，只要陛下御驾亲征，此事五日之内就能解决。无奈之下，真宗只得同意立即出征。此后，朝廷确定了亲征的相关事宜，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真宗于十一月二十日出发亲征。 两天之后，真宗一行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不明，王超的部队又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真宗开始犹豫，是否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些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若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辽军的俘虏。”真宗听后大惊失色，加之有其父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与此同时，辽军继续南下，其主力早于真宗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宋朝大军行动迟缓，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澶州南城。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真宗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真宗：“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琼也劝真宗过河，不等真宗同意，他就催促卫兵们护送真宗前进。真宗勉强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 巡视完毕，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他相信寇准的能力，但生性懦弱的真宗内心还是颇为忐忑，生怕出现意外。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决不亚于真宗，只是不能表露出来而已。为了稳住真宗，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真宗得到密探关于寇准动静的汇报后，以为寇准胸有成竹，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宋、辽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余日，形势对宋军相当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辽军大将萧挞凛，使辽军士气一落千丈。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秘密派人前来求和。真宗生性优柔寡断，并没有与辽军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亲征之前，他就曾经暗中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只是因为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这时辽朝主动提出议和，正中真宗下怀，于是急忙催促曹利用前去议和。 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因该盟约在澶州签订，其西有湖泊曰澶渊，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为澶渊之盟。曹利用在议和之前曾面见真宗，询问给辽朝财物的数量限度。真宗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底线为100万。寇准知道后警告曹利用：“皇上虽然说可以给100万，但是若超过30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最后果真以30万代价谈判成功。曹利用回来之后，真宗派宦官去问他答应给辽多少钱物。曹利用没有回答，只伸出三个手指。来人回去告诉真宗，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估计是300万吧。真宗惊叫：“太多了！”想了一会，真宗又居然认可了如此巨大的赔付数额：“能了结此事，300万就300万吧。”等到召见之时，曹利用只是一味谢罪，问他到底许给辽朝多少财物，曹利用说许了30万。真宗大喜，重重奖赏了曹利用。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真宗放心不下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真宗这才稍稍安心。二十日，真宗死于延庆殿，享年55岁。 刘后 刘氏是四川成都人，生于开宝二年(969年)。她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龚美带着刘氏到京城做生意。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氏卖掉。 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第一位妻子潘氏是名将潘美第八个女儿，在真宗即位之前就去世了，后追封为皇后。郭氏是真宗第二任妻子，真宗即位后封为皇后，景德三年(1006年)去世。真宗第三位皇后，就是著名的刘皇后。真宗去世之后，刘皇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10余年之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一生颇具传色彩。 真宗(当时还是襄王)的幕僚张旻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真宗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真宗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真宗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太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真宗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真宗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真宗即位后，没有忘记刘氏，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氏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氏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氏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真宗批阅文件，刘氏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氏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真宗信任。在郭皇后去世之后，真宗有意立刘氏为后，但他也知道刘氏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正因刘氏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真宗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氏为后。但刘氏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氏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氏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氏被册立为皇后。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氏已经40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真宗以帮助。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氏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氏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真宗之后，也留在真宗身边为其效力。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氏以兄妹相称。由于刘氏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氏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真宗统治晚期，刘氏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刘氏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正巧，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当时刘氏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氏可能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真宗很宠爱刘氏，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氏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氏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氏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氏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氏去世后，才知道真相。真宗先后有5个儿子，但都陆续夭折。赵受益的降生，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从小就十分疼爱他。等到受益年纪稍大一点，真宗就细心为他挑选老师，关注他的学业，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真宗正式下诏册立8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太子赵祯即位。遗诏规定：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真宗时代结束之后，开始了长达12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仁宗赵祯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年)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狸猫换太子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10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国母之争 安排了生母后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zì)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内忧外患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祐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祐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年)，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花蕊夫人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四川自古为天府之国，自秦国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这里的经济更是发达。成都古称益州，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塞险，沃野千里。”成都平原实为天府之国的精华，自古号称锦城，李白曾有诗形容成都的富庶和秀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由于有这优越的地理环境，一到分裂时期，这里就出现独立政权，五代十国时这里也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青史留名，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是形容女子生很美，“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花蕊夫人得名于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他本排行十一，是最小的，却由于母亲、阿姨的关系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当他陪母亲和阿姨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王衍少不更事，一天到晚陪侍两位徐妃游宴贵臣之家，或周览蜀中名山寺观。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弄得不成体统，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位花蕊夫人是不值得称道的。现在要讲的是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一个歌妓出身的贵妃。 前蜀亡后，后唐庄宗以孟知祥为两川节度使，孟知祥到蜀后，后唐内乱，庄宗被杀，孟知祥野心膨胀，训练甲兵，到唐明宗死后，孟知祥就僭称帝号，但不数月而死，孟昶继位。孟知祥处心积虑，昼夜辛劳所创下的局面，传到孟昶的手上，十年不见峰火，不闻干戈，五各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採兰赠芬，买笑寻乐，宫廷之中更是日日笙歌，夜夜美酒，教坊歌妓，词臣狎客，装点出一幅升平和乐的景象。 孟昶是个非常懂得享乐的人，据传宋太祖灭后蜀后，侍卫们领了宋太祖的旨意前去收拾东西，这些人居然连他的小便器也收来了。那溺器是最污秽的东西，侍卫们怎么还要取来呈给太祖呢？只因孟昶的溺器与众不同，乃是七宝装成，精美无比。侍卫们见了，十分诧异，不敢隐瞒，取回呈览。太祖见孟昶的溺器，也是这样装饰，不觉叹道：溺器要用七宝装成，却用什么东西贮食呢？奢靡至此，安得不亡！命侍卫将它打得粉碎。孟昶是个非常懂得享乐的人，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其中最宠爱的是“花蕊夫人”费贵妃。孟昶天天颠倒在宫女队里，每逢宴余歌后，略有闲暇，便同着花蕊夫人，将后宫侍丽召至御前，亲自点选，拣那身材婀娜，资容俊秀的，加封位号，轮流进御，其品秩比于公卿士大夫，每月香粉之资，皆由内监专司，谓之月头。到了支给俸金之时，孟昶亲自监视，那宫人竟有数千之多，唱名发给，每人于御床之前走将过去，亲手领取，名为支给买花钱。花蕊夫人最爱牡丹花和红桅子花，于是孟昶命官民人家大量种植牡丹，并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今后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阳。不借派人前往各地选购优良品种，在宫中开辟“牡丹苑”，孟昶除与花蕊夫人日夜盘桓花下之外，更召集群臣，开筵大赏牡丹。那红桅子花据说是道士申天师所献，只有种子两粒，它开起花来，其色斑红，其瓣六出，清香袭人。由于难得，便有人模仿那花的样式画在团扇上，竟相习成风。每当芙蓉盛开，沿城四十里远近，都如铺了锦绣一般，时近中秋，后主命驾往游浣花溪，罗列水嬉，一片莺莺燕燕，口呼万岁，真个是风流天子，千古盛事。孟昶日日饮宴，觉得肴馔都是陈旧之物，端将上来，便生厌恶，不能下箸。花蕊夫人便别出心裁，用净白羊头，以红姜煮之，紧紧卷起，用石头镇压，以酒淹之，使酒味入骨，然后切如纸薄，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号称“绯羊首”，又叫“酒骨糟”。孟昶遇着月旦，必用素食，且喜薯药，花蕊便将薯药切片，莲粉拌匀，加用五味，清香扑鼻，味酥而脆，又洁白如银，望之如月，宫中称为“月一盘”。孟昶最是怕热，每遇炎暑天气，便觉喘息不定，难于就枕，于是在摩河池上，建筑水晶宫殿，作为避暑的地方。其中三间大殿都用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尽用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内外通明，毫无隔阂，再将后宫中的明月珠移来，夜间也光明透澈。四周更是青翠飘扬，红桥隐隐。从此，盛夏夜晚水晶宫里备下鲛绡帐、青玉枕，铺着冰簟，叠着罗衾，孟昶与花蕊夫人夜夜在此逍遥。这晚还有雪藕、冰李，孟昶又一次喝醉了，但觉四肢无力，身体摇摆不定，伏在花蕊夫人香肩上，慢慢地行到水晶殿前，在紫檀椅上坐下。此时倚阁星回，玉绳低转，孟昶与花蕊夫人并肩坐在一起，孟昶携着夫人的素手，凉风升起，那岸旁的柳丝花影，映在摩河池中，被水波荡着，忽而横斜，忽而摇曳。孟昶回头看夫人，见穿着一件淡青色蝉翼纱衫，里面隐约地围着盘金绣花抹胸，乳峰微微突起，映在纱衫里面，愈觉得冰肌玉骨，粉面樱唇，格外娇艳动人。孟昶情不自禁，把夫人揽在身旁。夫人低着云鬟，微微含笑道：“如此良夜，风景宜人，陛下精擅词翰，何不填一首词，以写这幽雅的景色呢？]孟昶说：“卿若肯按谱而咏，朕当即刻填来！”夫人说：“陛下有此清兴，臣妾安敢有违？”孟昶大喜，取过纸笔，一挥而就，递与夫人，夫人捧着词笺，娇声诵道：冰肌玉骨，正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绳低转。但屋指西风儿时来，文只恐爱年暗中偷换！最后一句或为：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然而就在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不道流年挟弹骑射，游宴寻诗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检点赵匡胤效法郭威，演一幕“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后周而君临天下，国号宋，改元建隆整军经武，南征北伐，目标逐渐指向后蜀。花蕊夫人屡次劝孟昶砺精图治，孟昶总认为蜀地山川险阻，不足为虑。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六万向蜀地进攻，并命工匠在汴梁为蜀主孟昶起造住宅，谕令将士：“行军所至，不得焚荡庐舍，驱逐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朽，凡克城寨，不可滥杀俘虏，乱抢财物。”这月汴梁大雪，宋太祖在讲武堂设坛帐，衣紫貂裘帽视事，忽对左右说：“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士，冲犯霜霰，何以堪此？”即解下紫貂裘帽，遣太监飞骑赶往蜀地赐给王全斌，且传谕全军，以不能遍赏为憾事。于是宋军人人奋勇，十四万守成都的蜀兵竟不战而溃。孟昶对花蕊夫人说：“我父子以丰衣足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竟不能东向发一矢！”乾德三年元宵刚过，司空平章事李昊草表，孟昶自缚出城请降，自王全斌出兵之日算起，才六十六天后蜀灭亡，比起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还快，而两次草拟降表的都是李昊，于是有心情忠愤不平的人晚上在李昊的家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绿柳才黄的时侯，孟昶，花蕊夫人与李昊一行三十三人被押赴汴梁，杜宇声声：“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实在叫人心碎。到汴梁后，孟昶被封为秦国公，封检校太师、兼中令。宋太祖赵匡胤如此优待孟昶，只因他久闻花蕊夫人艳绝尘寰，欲思一见颜色，以慰渴怀，又不便特行召见，恐人议论，便想出这个主意，重赏孟昶，连他的侍从家眷也—一赏赐，料定他们必定进宫谢恩，就可见到花蕊夫人。果然如此，那天谢恩，孟昶的母亲李夫人之后就是花蕊夫人。太祖格外留神，觉得她才至座前，便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令人心醉，仔细端详，只觉得千娇百媚，难以言喻，等到花蕊夫人口称臣妾费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时，那一片娇音，如莺簧百啭，呖呖可听，方才把太祖的魂灵唤了回来，但两道眼光，仍射住在花蕊夫人身上，一眨不眨。花蕊夫人也有些觉得，便瞧了太祖一眼，低头敛鬟而退。这临去时的秋波一转，更是勾魂摄魄，直把宋太祖弄得心猿意马。七天后孟昶暴疾而终，年47岁，史家多认为是太祖毒死的。 太祖听到孟昶已死，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追封为楚王。孟昶死后，他的母亲并不哭泣，但举酒酹地，说道：“你不能以一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也因你而苟活在人间，不忍就死，现在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绝食数天而死。孟昶葬在洛阳，他的家属仍留汴京，少不得入宫谢恩。太祖见花蕊夫人全身缟素，愈显得明眸皓齿，玉骨珊珊，便乘此机会，把她留在宫中，通令侍宴。花蕊夫人在这时候，身不由己，只得宛转从命，饮酒中间，太祖知道花蕊夫人能诗，在蜀中时，曾作宫词百首，要她即席吟诗，以显才华，花蕊夫人吟道：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髻学朝天，今日谁知是谶言。吟罢，说道这词是当日离开蜀国，途经葭萌关时写的，写在驿站的墙壁上。还说：“当年在成都宫内，蜀主孟昶亲谱‘万里朝天曲’，令我按拍而歌，以为是万里来朝的佳谶，因此百官竞执长鞭，自马至地，妇人竟戴高冠，皆呼为‘朝天’。及李艳娘入宫，好梳高髻，宫人皆学她以邀宠幸，也唤作‘朝天髻’，那知道却是万里崎岖，前往汴京，来见你宋主，万里朝天的谶言，却是降宋的应验，岂不可叹么？”宋太祖赵匡胤听罢长久不语，连饮三杯，说道你再做一首新的。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再启朱唇：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宋太祖本也是个英雄人物：当年千里送京娘，当年以一条棍棒打遍十八座军州。此时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更加深了对花蕊夫人的爱慕之心。饮了几杯酒后的花蕊夫人，红云上颊，更觉妩媚动人，太祖携着花蕊夫人的手，同入寝宫，不久封花蕊夫人为贵妃。自此太祖每日退朝必到花蕊夫人那里，饮酒听曲。 这日退朝略早，径向花蕊夫人那里而来，步入宫内，见花蕊夫人正在那里悬着画像，点上香烛，叩头礼拜。太祖不知她供的是什么画像，即向那画像细看去，只见一个人端坐在上，眉目之间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般，急切之间，又想不起来，只好问花蕊夫人。夫人不意太祖突如其来，被他瞧见自己秘事，心下本就惊慌，见太祖问起，连忙镇定心神，慢慢回答道：“这就是俗传的张仙像，虔诚供奉可得子嗣。”太祖听如此说，笑道：“妃子如此虔诚，朕料张仙必定要送子嗣来的。但张仙虽掌管送生的事，究竟是个神灵，宜在静室中，香花宝柜供养，若供在寝宫里面，未免亵读仙灵，反干罪戾。”夫人听了太祖的话，连忙拜谢。实际上花蕊夫人所供的并不是张仙，而是蜀主孟昶。她本与孟昶相处十分恩爱，自从孟昶暴病身亡，她被太祖威逼人宫，因为贪生怕死，勉承雨露，虽承太祖宠冠六宫，心里总抛不下孟昶昔日的恩情，所以亲手画了她的像，背着人，私自礼拜，不料被太祖撞见，只得谎称是张仙。可怜那些宫里的妃嫔，听说供奉张仙可以得子，便都到夫人宫中照样画一幅，供奉起来，希望生个皇子，从此富贵。不久，这张仙送子的画像，竟从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如此，孟昶九泉有知，也一定会十分感念花蕊夫人了，后人有人咏此事：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花蕊夫人后来因介于宋廷权力之争，触犯了太祖弟弟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被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乱中一箭射死。太祖虽然英明，也无从追究。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狄青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狄青（1008年～1048年）字汉臣。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武。本领高强，有远见，擅长骑马射箭。他刚到陕西，还是一个低级军官。当时，将士大多胆小怕死，只有狄青艺高胆大，因此经常担任先锋。在朝廷上，他从不借势干预同僚，受到了众人的钦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都享有盛名。狄青从军不是主动从军，宋朝军人地位低下，士兵被百姓们称为“赤老”，远没有唐朝军人“宁为百夫长，胜做一生”的豪迈，为了防止士兵潜逃，宋军还有在士兵脸上或身上刺字的习惯。狄青就是因为兄长与他人斗殴，造成严重后果，为兄顶罪被迫充军的，“逮罪入京，窜名赤籍”，所以他脸上刺有黥文，伴随了他一生的荣辱沉浮。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在重文轻武的宋代，创造了一个不小的迹。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不怕出身低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狄青开始隶属骑御马直，身份是京城卫士，赵元昊（拓跋元昊）起兵反宋，宋仁宗下令挑选善于骑射的卫士从军，狄青来到了西北前线，开始了血战沙场的边塞生涯，“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他的军功是真刀真枪换来的，是流血流汗换来的，“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他得到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待遇甚厚，进士出身的范仲淹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才子，他对狄青说道，“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将《左氏春秋》赠予狄青，鼓励他多读史兵法，狄青听从了他的建议，折节读，“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战功累累，升至经略招讨副使，西夏党项人十分畏惧这个戴着铜面具的宋朝武将，把他称做“狄天使”。比起好水川战役中宋军的表现，狄青训练的士兵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好手，能拉强弓，能骑烈马，能使刀枪。公元1052年(皇佑四年)狄青升为枢密副使，带着精锐的西北军来到平定侬智高叛乱的前线，打出了兵上传诵千古的精彩战役——昆仑关（今广西邕宁县与宾阳县交界）之战。 北宋皇佑四年，西南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并在邕州（今南宁）建立了大南国。史上记载侬智高为了摆脱交趾（今越南北部）的控制，多次向宋朝恳求内附，宋仁宗赵祯担心因此得罪交趾，多次拒绝了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忍无可忍，向大宋发动了一场风云变色的战争。侬智高精通汉文诗，是当时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少有的中举的读人，侬智高的母亲却是一个喜欢吃人肉的女魔头，而且口味颇为挑剔，爱吃幼儿，每天都要杀死一名小儿供她大快朵颐，如此可怕的蛮族，难怪宋朝君臣头皮发麻，敬而远之。侬智高在汉族奸细的帮助下，很快形成了雷霆之势，宋仁宗害怕了，一反往日文人为正、武人为副、宦官监军的带兵惯例，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总领平南的一切事宜。 狄青打仗的时候，有个特点。他每次上阵，都披头散发，脸上罩着一个铜面具。他在敌阵中往来冲杀，勇猛异常，西夏军没有一个抵挡得住，以为是天神天将下凡，因此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称他“狄天使”。狄青打仗，也很有智谋。有一次，狄青率领少量军队，在泾原和西夏军作战。西夏军人数很多，狄青想，敌众我寡，如不采用计，无法取胜。于是，他下令军中，出战时不用弓箭，都拿刀枪，以钲（古代军队中所用的打击乐器，用铜制成）声作为号气，第一次敲钲，全军停止不动；第二次敲钲，全军退却，但仍排好阵势；钲声一停，全军转身向前，大喊大叫，向敌军冲杀过去。宋军士兵还都按照这一办法，作了演习。第二天，宋军出战。他们还没有跟西夏军接战，军中第一次钲声就响了，宋军士兵全部停下来不动。第一次钲声刚过，第二次钲声又响了，宋军士兵又突然退却了。西夏士兵一向惧怕狄青，这次看了宋军的出战情况，不觉大笑说：“哪有这样的打法，谁说狄天使勇猛善战！”就在这时候，宋军的钲声突然停止了，宋军将士顿时转过身来，大声喊杀，冲入西夏军阵中。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团，吓得四散逃奔，很多人都自相践踏而死。这一仗，狄青以计制敌，取得了大胜。他在西北的四年当中，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二十五次，身上受了八次箭伤，也为宋朝立了不少功劳。 后来，北宋和西夏订立了和议，宋仁宗才把他调回京城，让他担任了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出身士兵。宋代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在他们脸上刺上字，再涂上墨做记号，皮肤上留下青黑色的字迹，称做面涅。狄青当过小兵，脸上也留有面涅。韩琦、范仲淹刚到陕西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当地军官中有个狄青，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范仲淹正需要将才，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要部下把狄青的事迹详细说一下。原来，狄青本是京城禁军里的一个普通兵士。他从小练得一身武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加上胆壮力大，后来被选拔做了小军官。 西夏的元昊称帝以后，宋仁宗派禁军到边境去防守，狄青被派到陕西保安（今陕西志丹）。不久，西夏兵进攻保安。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兵士们一听说打仗都有点害怕。守将卢守勤为了这件事正在发愁。狄青主动要求让他担任先锋，抗击西夏军。卢守勤见狄青愿意当先锋，自然高兴，就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他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杀。西夏兵士自从进犯宋境以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他们看到狄青这副打扮，已经胆寒了。经狄青和宋军猛冲了一阵，西夏军的阵脚大乱，纷纷败退。狄青带领宋军冲杀过去，打了一个大胜仗。 捷报传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兴，把卢守勤提升了官职，狄青提升四级。宋仁宗还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因为西夏兵又进犯渭州，调狄青去抵抗，不得不取消了召见的打算，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朝廷去。 以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在边境各地进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宁。狄青前后参加了二十五次大小战斗，受了八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士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兵士开小差，在兵士的脸上刺上字。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 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以后，认为当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很不体面，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除掉。狄青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让兵士们见了，知道该怎样上进！”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更加器重他。后来，因为狄青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枢密使，这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劝仁宗不该把狄青提到这么高的职位，但是宋仁宗这时候正在重用将才，没有听这些意见。 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的出身和地位太不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说：“您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狄青谦虚地笑了笑说：“我本来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英勇善战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西夏战事平息后不多几年，南方又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广源州酋长侬智高起兵反宋，他攻占邕（ｙōｎｇ）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随后又一连攻下了九个州，还进犯广州。宋朝的许多守城官吏，吓得丢掉城池逃跑了。有些地方的百姓逃到山谷中避难，侬智高追到山谷中，放一把火，把避难者一齐烧死。宋仁宗非常忧虑。狄青就上朝廷，请求前去作战。第二天，狄青上朝，对宋仁宗说：“臣出身行伍，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国家。我只要带领一支精锐骑兵，再调拨一些禁军，就可以平定侬智高。”宋仁宗马上任命狄青为宣抚使，率领三万人马前去。第二年，狄青攻破了邕州。侬智高逃到大理，被杀死了。狄青平定侬智高割据政权，又立了大功。宋仁宗拜他为枢密使，让他掌管军权，还赏赐他一所住宅。 宋仁宗宝元初（1038年），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 25 战，计中流矢 8 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庆历元年（1041年），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年），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 8000 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 32 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狄青率军到达昆仑关附近的宾州时，已是皇佑五年（1053年）的正月，正月十五上元节是宋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有悬花灯、踩高跷、演百戏的习俗，狄青眼见昆仑关易守难攻，想到了智取昆仑关的妙计。他传出命令，让地方为大军备下五天粮草，在军中安排三个晚上的酒宴，分别宴请高级军官、中级军官和低级军官，让手下官兵过个开怀畅饮的上元节。奸细们给侬智高送去了最新消息，侬智高放下心里一块大石头，居然也让手下摆开宴席，好好过个上元节。 第一天晚上，狄青和高级军官们喝到天明，第二天晚上，刮风下雨，宴会如期举行，喝到半路，狄青让孙沔代替自己在宴会上张罗，自己点齐数万精兵，趁着风雨大作进攻昆仑关，天明时分，帐中宴会上传来捷报，让众人“过关吃食”，大军越过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开了阵势。归仁铺地势开阔，对骑兵极为有利，宋军骑兵从左右冲击，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追击五十里，斩首数千级，狗头军师黄师宓和侬智高的弟弟侬建中、侬智中都死于此役，七千二百名俘虏被狄青遣散回家。当时，敌军的尸体中有一个穿龙袍的男人，将士们认为这就是侬智高，想要上报请功，狄青言道，“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宋人笔记中记载侬智高逃到了大理，后来死在了那里。 南方平定了，宋仁宗欣喜万分，将狄青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宋开国以来，为了避免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极力压制武人的地位，士兵地位低下，那些判了刑的小混混，都被送去充军，连同样地位低下的妓女都看不起当兵的人。狄青有一次赴韩琦的宴会，妓女白牡丹为狄青斟酒，当场出言不逊，“劝斑儿一杯（狄青脸上有刺字）”，韩琦脸上挂不住，下令将白牡丹打了一顿。还有一次，狄青宴客的时候，邀请了一位文臣刘易，宴会上“优人以儒为戏”，刘易认为这是狄青授意的，勃然而起，摔碎了盘子，破口大骂，“黥卒敢尔？”闹到狄青还要给他陪不是的田地。在“文德致治”的宋代，武人是心照不宣的二等人，没有资格充当统治集团的宰辅，当年韩琦要杀狄青的部下焦用，狄青极力为部下求情，言说焦用是个好男儿，韩琦讥讽道，“状元及第的才是好男儿，焦用一介武夫哪有这个资格”，硬是当着狄青的面杀掉了焦用，难怪狄青叹息自己比起韩琦这样的文人来，少了进士及第，但是，在宋代没有进士及第，就如同今天一个年轻人没有大学文凭，想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肯定是困难重重、希望渺渺。而狄青偏偏不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内，自然会让众多进士及第的文人心中忐忑不安。士兵是“赤老”，枢密院的人说，“迎一赤老，屡日不来”，狄青当上了枢密使，就变成了文人眼中的“赤枢”。宋仁宗曾劝狄青用药物除去脸上的黥文，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狄青十分坦然，“（狄）青若无此两行字，何由致身於此？断不敢去，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宋仁宗十分感佩，认定狄青是个忠心耿耿的好臣子，但是，文人出身的大臣如欧阳修等人轮番上，一定要罢免狄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皇帝置身在文人的喧嚣当中，左右为难。说一千道一万，文人们其实找不到狄青的什么罪证，狄青一向深受军士们的爱戴，史上记载，狄青“尤喜推功与将佐”，但是文人们的借题发挥却是耸人听闻，他们说，狄青家中夜里出现光怪，其实这是狄家祭祖烧纸钱的火光，但管家忘了事先通知京城的有关部门。还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长角，是个怪物。京城突发大水，狄青避洪水于相国寺中，他穿过浅黄色的衣衫，正好犯了民间忌穿黄色的大忌，被视为企图谋逆的证据，众口烁金，宋仁宗再三为他辩护，说他是个忠臣，文彦博立马反驳，“本朝太祖也是周世宗的忠臣”。欧阳修上说道，“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把京师发大水的天灾解释为上天对狄青担任枢密使的警示。宋仁宗大病刚愈，一位刘姓官员就大放厥词，“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大疑者”就是狄青。终于，朝廷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在狄青担任了四年枢密使之后，“乃罢青为同中门下平章事”，外放陈州。去陈州之前，狄青黯然说到，“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此去狄青必死无疑”。去陈州之后，朝廷每半个月都要遣使探问，狄青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明年二月，疽发髭，卒”，享年49岁。宋仁宗得知他的死讯，非常悲痛，“赠中令，谥武襄”，陪葬皇陵，极尽哀荣，后来的宋主思慕狄青这样的将才而不可得，平添无限惆怅。狄青的墓葬，与包文正等人的墓葬一起，永远成为北宋皇陵中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它使人们想起了范仲淹笔下的意境，“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皇祐五年（1053年）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年），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令，谥武襄。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安石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年轻时就爱好读。他读很认真，读过的终身不忘。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儒门新秀 天禧五年十一月，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等地)判官王益官署的后院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贺客盈门，人们沉浸在添丁之喜的氛围中，谁也不会料到这个男婴在数十年后，会成为咤叱风云、左右北宋朝政的显赫人物，他就是王安石。临江镇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王安石这位宦家子弟就读于这里，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孔盂之道的薰陶。稍长以后，虽然也博览诸子百家、医、农、艺、文一类籍，但在小小的心灵里，先入为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毕竟是影响深远的。在经过长期蕴育以后，终究要升华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投身实践的精神。王安石中年以后跃登执政舞台，主持翻天覆地的熙宁变法运动，虽有接受历史经验的一面，但就其指导思想和追求的理想境界来说，就是从小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儒家伦理和政治学说的产物。 天圣八年(1030年)王益调任韶州，随父南下的王安石，进一步开阔了风土人情、民生状况的视野，也增长了官宦生涯、社会问题的识见。但岭南的居留不过三载，就随父守孝而回到了原籍江西临川(今抚州)。16岁那年又随父至京师候命。第二年王益被任命为江宁(今南京)通判，这是他一生中担任最高的地方官职务。在江宁继续进学的王安石，正在为自己的锦绣前程编织金榜梦，父亲的官职在他眼里算得什么呢？后来他撰写《忆昨涛》，回忆江宁的岁月时写下了“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等诗句，他以商、周的始祖相比，竟至视父亲为没有出息的“穷老”，慨然表鹏飞万里的青云之志，孔夫子、盂夫子的得志泽加于民的思想，已经在起膨胀的作用了。可是正当王安石踏着籍堆砌成的天阶想通往月宫折桂的时候，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降临到他的面前，王益病死于任上．19岁的王安石，突然从春风奉迎，锦上添花的顺境，转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逆境。人生啊！向他展示了另一幅画面．葬父于牛首山下结庐守孝，遂以江宁为第二故乡。经历了“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钟山薇”的布衣素食的困顿生涯以后，他一刻也不能忍受了，急于往京师赶考。 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应试汴梁，本来可以名列进士第一名的。但枢密使晏殊之婿杨察之弟亦应试，遂由杨绘取得了状元，王安石列为第四名进士。晏殊还对他说了要他度量大些能容人，人亦能容自己的话，王安石很不满身为大臣而如此教人，但他还是考虑到小不忍，则乱大谋而隐忍下采了．这件事对于触发他改革科举重在选拔真才实学的志向是有影响的。按宋代的制度，中选的进士立即任命为官员，王安石就走马上任到扬州知州韩琦的官署去当佥判官事，即负责审理案件的职司。到职后的王安石还是勤奋好学，通宵不寐，常常稍作假寐，来不及梳洗就去官府上班。韩琦疑心王安石夜来饮酒冶游，训诫他年轻时应多读，甚至不分配公事给他。王安石并不辩白，但对韩琦之官僚作风很不满，影响到后来他们的关系。 庆历四年(1044年)王安石居官的第三年，曾回到过家乡，他事母弟还是严格遵循孝悌的原则。这一年，24岁的王安石添了个儿子，取名王芳，这是从《诗经·邶风·北风》中借取的，芳是大雪纷纷之貌。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依恃“六艺”之深。次年，三年的签淮南判官的任期满了，他又来到京师听候新的任命。正当王安石高中进士与签判扬州之际，范仲淹正好担任副相，在仁宗的动员下，上了“陈十事疏”，发动庆历新政、锐意改革，刷新吏治之际，但新政很快就失败了。此番王安石重临皇城，看到的依然是敝政处处，不象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政通人和，百废待举的样子。王安石对时政很失望，他不想按一般官场惯例在京谋求翰林院等接近中枢、易受赏识的馆职，翼求得到较快升迁的机会。而是立志到地方上去考察时弊，寻求改革之道，充实他的治国良策。庆历七年(1047年)，他又离开京师，仆仆风尘，来到东海之滨的鄞县(今浙江宁波)充当知县去了。正如他写下的《读诏》诗说的：“去年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虽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那样，王安石看到旱灾严重，民生艰维和朝政黯淡。他自认为已有救民于水火的良策，但条件不成熟，还难自献．因此，他要到地方去开创业绩和政治声望，以便更上一层楼。 浙东鄞县 初展抱负 庆历七年(1047年)，一个年轻的县官采到鄞县，他看到这块滨海的地方，虽然环境很好，但是，百姓同样穷困．一种父母官的责任心驱使他不暇休息，立即考察农田水利生产受到破坏的情况，并且马上向上级官员条陈东南百姓饥馑的状况，指出其原因是官员豪绅但知鱼肉乡民，而从不问民疾苦和关心生产的问题．他要从改变这种县官脱离民生实际的弊病做起，因此，组织和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队，历时十三日，查访万灵乡，育王山、东海滨，芦江、洪水湾、桃源、青道等十四乡，行程数百里，摸清了基本情况后立即着手兴惠除弊．动员百姓不分老少投入水利工程的修治，川渠河港的疏导，堤坝坡堰的兴筑，蓄水泄洪的兼顾，以谋求旱涝两利，有利农业生产的收益．考虑到当地渔农春汛出海捕鱼而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以常平储粮，低惠贷与农民，秋收还粮付息，这就为渔农解决了春荒的困难．与劝课农桑的同时，还兴办学校，劝民入学．三年治鄞取得了缓解灾情：修复农田水利，生产与生活的面貌有所改观的业绩．这是王安石跨出社会改革第一步的尝试。直到明代，还有鄞县籍的史家记述鄞县人民祟念王安石的德玫，这个初期的改革尝试，虽对熙宁变法是有影响的，不过业绩效果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鄞县时的王安石的这些措施，确实是惠民为国，并没有后来的为理财开源；屈从于为国家聚敛的意图。王安石亲抓一个县的整顿也不允许奸吏从中渔利的情形公开发生。所以说，对于知鄞三年的政纪及由此而获得的政治声望，应予充分的肯定评价。 皇祜元年(1049年)，任满的王安石怀着“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皇沙万里行”的惜别和迎接新任务的情怀离开鄞县，再度作京师之行的。等到次年夏天，一度解官回籍，不知出于何故，在题诗陈祁兄弟屋壁之际，突然兴起“千里归来倦宦舟，欲求田宅预求邻。能将孝友传家业，乡邑如君有几人”的归耕退隐的情思。这当然是以法家人物视王安石所难以解释的，这可能是由于在三年知县的任期内，感受到某些宦海之险恶和改革之不易．它与王 安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所以屡屡萌露退志和二次罢相前早萌急 流勇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皇祜三年(105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中部)通判．31岁就媲美其父的职位，这是鄞县政绩和朝中欧阳修、曾 巩为之称道其贤的缘故。北宋官场的风气之一是京官、外任相互 吹嘘，王安石虽自诩清高也未能免俗，曾写下了“江之南，有贤 人焉，宇子固”这类的文字，二是朝中大员主动举荐有前途的外 任年轻官员，结成某种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是年四月，两朝元老文彦博向朝廷举荐王安石，诏命进京面试，以便进 入馆阁任职．这是一次跃进的有利机会．但是，王安石以祖母年 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重难住京师等四方面的理由而 拒绝应试．这样做是王安石故意借尽孝以自重声誉呢还是真正 因为看到了社会的病根，贫穷是由于兼并，贡粮给朝廷的居然可以位列公卿，我实在不忍看到这种情形，而希望能实现井田旧制， 作为父母官，我是负有责任的啊，而需要进一步在地方上谋求济世良方呢这个问题，看来两者的成分均是存在的，在王安石看来，时机尚未成熟而宁愿在下面继续摸索改革之道．诗中反映他 为了抑止兼并、稍宽民力以固国本而设想过当年王莽设想的恢复井田制，这当然是幻想，但也说明王安石执着探求改革良策．在 皇祜六年(1054年)他再次拒绝任命他为集贤校理，而回到临川。 至和三年(1056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开封群牧司判官。群牧司是全国马政的管理机构，由包公孝肃为制置使，与司马光 同领判官。但王安石对社会弊病的改革兴趣浓厚，而当时对马政 改革至少兴趣还不大，因此，闷闷不乐．有次，包公借官署牡丹 盛开而置酒赏花，司马光、邵伯温均在座，而王安石终席不饮， 《邵氏闻见录》记述了这件事，它反映王安石志不在此而要签调外任。第二年改任常州知州，到任以后，他又锐意改革．他亲自说 服富绅出钱集资，为子孙万年计而开挖运河，兴修水利．富绅迫 于太守督促而勉强出了些钱，但在背后向上级告讦而调走王安石。王安石临被调走尚不知内情，犹在督导水利，结果，他刚离开，水 利工程就停了。 嘉祜三年(1058年)三月，王安石自常州移提典江东刑狱．这是个刑审、监察兼事劝农的职使，王安石却主要关心民生经济。第 二年上皇帝“为民请命”，极言茶叶专卖制度与先王之法相违， 与民不便。指出那些以搜刮为能事的官员，会从一切细小环节上来剥掠民财，而茶叶又是开门七件事的民生必需晶．而现在公家专卖之茶不堪饮用，老百姓不得不从私贩手中买高价茶叶。这份奏章起了一定的作用，茶叶专卖在东南取消了．然而，就是这位王安石在几年以后的熙宁变法中，在制订均输、市易法的同时，却加强了对茶、盐的专卖制度，完全转到替国家聚敛民财的立场上去了。 三司度支 万言上 嘉祜四年(1059年)四月，宋朝任命王安石为直集贤院，几经辞谢，最后还是赴任了。他是年39岁，距离22岁担任地方官到现在，已是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至此开始了京官生涯。次 年，朝廷以其善于理财，改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个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要缺。王安石在《上富弼相公》中说，以前 因为养家之累，不能来京师工作。现在得到厚恩、厚禄，怎么能 够再强调养家的问题呢由此可以窥见王安石为官品、利禄考虑 进退得失的思想规迹，不过经常用冠冕之词加以掩饰而已。王安 石自进士及第以来，已有二十年的宦海沉浮的历史了，虽然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在此期间，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 会阅历，现在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抒展政治抱负，推行变法，他懂得首先要打动仁宗皇帝。 嘉祜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简称《万言》)，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任务作了一个总的考察论析，对于形成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个重要的前导，这里约而言其要者。《万言》的主要内容：(一)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是事势要求；(二)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所以失败，在于人才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这里含有毛遂自荐之意；(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四)当今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五)善于治理财政的，从未以开支不足为问题，主要应通其变，治财要有正确方法；(六)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关键在于得到优秀人才放手使用。《万言》中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奸吏充斥、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是作了相当深刻的论析的。在王安石看来，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赏识自己的才能识见而支持自己变法。然而，这种估计错了。《万言》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仁宗只是在嘉祜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的知制诰等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他很难抒展改革的抱负。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他警告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急于今日，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有这样的卓异的识见，清醒的头脑、敢于犯颜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佼佼不群、忧国忧君的政治家。然而，仁宗老矣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他已不能拔擢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当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的这一年，他已41岁，他的母亲吴太夫人为他买了一名美貌的侍妾照料生活。王安石骤然发现 身边多了一名女子，惊问她何以来到这里回答是一名军将的妻子，因为负责漕运贡输京师的米粮，中途船只沉没而以家资、妻子赔偿公粮。那时一些奸吏常常吞掠公粮而凿沉船只，致使军将受罪。这件事在熙宁均输法实施中得到了一些改革。王安石面对的是法制不善而带来的国家财产的受损和家庭的悲剧。他哪里有心思得别人韵美妇而自娱的心情，立即使他们夫妻团叙，而宁肯损失九十万身价钱．这件事也是见之于反对变法的邵雍的《邵氏闻见录》一，似非虚构，它从侧面反映了任知制诰时的王安石犹能以身守德，与身任宰相主持变法后的情形有所不同。但是，这件事也反映一年多前还在以家计为虑，而现在地位毕竟突变．能够拿得出九十万文，即相当于二百石白米的代价来购买侍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江宁守孝 冤诬杜鹃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侄赵曙继位，是为英宗。不久，朝臣中以拥护英宗尊其父为皇父与否，而发生了所谓“濮议之争”，分成不同派别，影响到对熙宁变法的态度与王安石的处境。同年八月，母吴太夫人病故于京师，王安石辞官扶灵柩归葬江宁，结庐守孝。三年中，一度虽有旨见召入京，但韩琦、文彦博先后当政，是以王安石不为英宗见重而不就。在此期间，他仍在考察时弊而蕴育一个大有为于当世的改革方略。 在王安石居宁的日子里，反对改革的声浪却在针对他给仁宗的两次上，而在朝廷内外推波助澜．这是因为他针砭时弊，揭露当朝大臣中软弱者不敢为皇帝捍卫法度，而一些强悍的大臣则是挟天子的命令来做坏事，一些监察御史却不敢与之抗礼，奉命起草诏的不能提出存在的问题。王安石的这些揭露，探深地刺痛了执政者和一些同类的佞臣，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众矢之的”了。有的人预见到王安石会走上执政舞台，所以拚命造谣中伤以阻止他的上台，其时就出了一件杜鹃先知天下将乱的怪事．据属有一天，邵伯沮过洛阳的天津桥，听到杜鹃的啼声而闷闷不乐，同行者问他何故，他则回答说，洛阳从来没有杜鹃鸟的，现在杜鹃哀鸣，是预告人们不用两午时间，皇帝就要重用南人为相，天下将要大乱了；问他有何根据呢？回答是北鸟南飞天下太平，现在杜鹃自南而北，所以天下将乱．这种利用候鸟南北飞鸣而和所谓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编造政治谣育的目的，是企图用谣言来左右皇帝旨意，阻止改革者上台和改革的进行，为北人掌握相权鸣锣，动员群众的舆论来扼杀变法．其用心是极为阴险的，这在当时是富有欺骗性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假托，就缺乏生命力。而一切改革，不论是为历史开道的洪流或是逆流，总不是谣言所能遏止的．造谣者的直接靶子当然是对准王安石，一计未成就另生一计．于是，假托苏洵之名而撰写《辨好论》的文章，又公开攻击王安石为“大奸惹”．后人考证又是邵氏手笔，反映在熙宁改革前北宋朝廷上下的政治斗争已经极度尖锐，改革正是这种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内部矛盾的产物，咒骂倒是促成了新皇帝的注视王安石而加速其上台。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赵顼即位，是为神宗。他在太子时已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上时政疏》等政论文章，感到这是个人才。因此，即位不久，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以病辞；乃以知制诰知江宁府再命，王安石就重返政治舞台了。第二年(神宗熙宁元年)，授以翰林学士称号，召其越级入见皇帝对策。这次谈话深得神宗皇帝的赏识，事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条陈目前政治形势、内外矛盾、朝政失修、社会弊病，对之作了深刻论析，其要点是：批评累朝君主因循弊政，脱离政事，不与智能之士议政，一切制度、官职名实不符，任官不分清浊，正确的识见不为见重，各路监司不通察检之道，吏部无考勤之法，裙带关系位列显职，真才实学反受捧斥，守边御敌无有为将士，科举不取经世济时之才，学校缺乏培养有为人才之法；农田水利失修、赋役苛重而不知救济，边兵垂老而不知更新训练；宫卫尽市井二流之徒，宗室升迁唯亲，治理财政无方。他指出累朝皇帝但知畏天命、畏议论，苟安于对外的妥协忍让，而现在应当认识天命是不会长久的，那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道奏札确实比两次上仁宗要广泛、深入、具体、切中要害碍多。实际上这是熙宁变法的总论纲和设计蓝图．对策时王安石要求神宗以尧、舜、文王、唐太宗为榜样，表示自己愿如周公旦、魏征一样辅助明君开创大业与励精图治．这一席谈话和一道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百年无事”札子，深深地震动了居安不知危的神宗的心灵，坚定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改革图新信念，奠定了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也奠定了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精诚合作推行变法的政治基础。北宋的历史即将展开新的一页了。 熙宁变法 功乎过乎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事，标志着熙宁变法的开始．二十多年来的地方官员开始的社会改革的实践，使王安石日益深刻地感受到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与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更是与国运兴衰，民生顺逆联系在一起。他现在既不能逃避现实，回到耕读和孝梯的领域里去，也不能瞻前顾后，走走停停，他现在已是如过河卒子那样，在计谋与胆略的凭恃下拼命向前了．在受命之前，他还可以从容思虑、纸上议政，而一旦相权在握，他只有夙夜匪懈去制订一项一项新法，去一步一步实施新法，将变法进行到底了。 早在提出“百年无事”等几个札子里，就早巳提到累朝因循旧制、理财无方而得出改革必须以理财为先的结论．在执相以后 颁布三司条例的奏议中，更是明确指出要通过理财采达到节省均 输劳费、去除重敛、宽裕农民、民财不匮乏和国用丰足为理财主要目的．因为这与整个变法要改变“积贫积弱”面貌、实现“富 国强兵尸总方针，总目标联结在一起，与改革其它领域的旧的体制、旧的面貌联结在一起。因此，纵观熙宁改革过程中，无可否认经济领域的推行改革，改变旧制居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了解这点，对于深入了解王安石的改革方略租变法实际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他表明在历代任何一次社会改革中，联结于上层建筑一切领域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总是居于第一位的。 均输六路 贸利八方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宋廷颁布第一项改革法令，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命条例司拟定章程，并任命薛向为总管六 路均输和平准的发运使．均输原来是转输各地贡品、调节四时丰 歉的一种制度．汉代桑弘羊和唐代刘晏掌管财政，把均输与理财 贸利联结起来，开辟丰足的财源．王安石看到贡物盲目集中京师， 造成积压过多，物价下跌不敷运费，而有的物资则供应不足的情形．他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治理财政不可以没有一定原则，方针与方法，不可以放任商品自由流转，不可以不讲策略来控制商品、货币的流通量，来调节市场价格，这些就是条例中说的义、均，通、制、术的含义．当时，朝臣中有人责问他，你不是要使皇帝成为施行尧舜之道的贤君吗？怎么能以利为先，作为理财的原则呢王 安石的回答是：为国家谋利，就是圣贤之道，就是最大的原则．均输法和其它新法中正是渗透了为国家谋利是圣贤之道的指导思想．而当时反对言利而变法的一些元老大臣，正是在变法宗旨与内容上不能苟同王安石的这种主张．其中司马光虽与王安石私交很好，但在变法的一切方面，他公开向神宗表明：臣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他决不同意变法以敛钱为最高原则。 从“议政”到跨开新法的第一步时，人们对于王安石标榜的为国 为民而效法先王圣贤之道的内在的含义，才算透过字面的“圣贤”的光环，而看到了“官利”的实质．随着改革进程而愈来愈 看清为国家言利后面隐藏着的东西是什么。 神宗给予均输、平准大权独揽的薛向以自己组织班子、了解六路财政物资底细并进行调配的权利，给予了解朝廷从不公开的库存状况与国家年度预决算计划的权利，并且从内库拨出五百万缗（缗是一两银，一石米、一匹布、一贯钱的混称的计数单位）和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王安石在制订的均输法章程中明确规定“徒贵就贱”为均输宗旨．这句话的意思是避开物价贵的甲地而到物价贱的乙地去采购京城需用的商品物资，同时要贯彻避远就近的原则，以减少劳费支出。这看起来很正确的宗旨，但在实施新法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弊病：一是奸吏借徒贵就贱而变成贱买贵卖，运至高价之地从中营私舞弊：二是在打击大商人的名义下，巨贾勾结奸吏，从事囤积居，哄抬物价，操纵流通购销渠道，中小商贩最受其害，三是东南六路百姓最受均输统购之害．王安石一次就令六路六百万石贡粮中之一半改纳现钱，农民被迫出祟二石之米以交一石之货币钱粮给国家，民怨沸腾，莫此人为之钱贵谷贱为甚．这就是王安石说的货币与商品流通量不可以不用权术的写照，四是薛向派遣耳目刺探州官隐私，然后勒索钱财物资，使人人自危，五是在国家垄断商品流通渠道的情况下，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矿产品得不到正常流通，严重阻碍商品，货币经济之发展。均输法就在朝野反对声中告终。原来立法的“良图”，结果变成了奸商贪吏侵吞民财的渊薮。当然，实施中的弄奸问题薛向首先应负罪责的．薛向在雇募私船承包运粮方面减少了损耗。这一点应该看到，另外还应看到包庇薛向罪责的还大有人在。 夏秋两税 熙宁改革前广大农村小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高利贷正吞噬着小农，成为势家豪族地主摧残兼并自耕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久任地方官的王安石是完全了解的。所以，他早就制定了理财以农事为先，农事以去民疾苦，使之不误农时的论见。而农村高利贷与兼并的结合，正是把小农的手脚捆绑起来，使之动弹不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制订与颁布的青苗法，就其原先的本意来说，就是要使农民从私人高利贷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困难，使之不误农时而又减少兼并的威胁．就这个变法意图来说，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青苗法不同于陕西李参的买青苗，也不同于鄞县时的低息农贷解决渔农出海捕鱼苗青黄不接的口粮困难，更不同于唐代刘晏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增加一笔青苗税以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它是包含着貌似农贷而实际上主要是理财聚敛的内容。 青苗法的具体内容包含着资金来源，结保借贷与按户等定额的原则，具体发放与收回贷款日期，贷款实际年利率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弊端与客观社会效果等几方面，兹约而言之。 北宋原来在地方设有常平仓，供灾年放赈、借贷和调节粮价年久失去作用，熙宁变法即移作青苗给资本钱．规定农村五等主户结保申请借贷，五等户一千五百文，以上分级为三千、六千、一万、一万五千文，一年分夏秋两次借还：夏料正月三十日前发放，秋料五月三十日发放并回收夏贷，从名义年串定为二分，实际按借还两次，实际使用期九个月计算年利率为五分四，殷实户多借之贷款三分起息，实计八分一厘，加上陈米借出，新麦偿外，折计现钱等手法，实际利息高达二至三倍之巨，城镇坊郭户结保申请抵押借款，由于青苗法采取普遍摊派贷款和吏胥，豪富与奸商相勾结，控制青苗钱借还过程中的谷物市价而使农户深受其害．不少农户不能如期还债，或受追比监禁，或举新债还旧欠而积欠愈多永无尽期，或落入私家高利贷之手而被兼并田屋，破产流离失所，时人指责青苗法不过是增加在农民头上的夏秋两笔税而巳．新法实行才半年，副相张方平被贬官前，极育青苗之害，元老韩琦两次上言青苗扰民，司马光说青苗法名曰便民，实质害民。神宗为之忧蹙，欲大用司马光．王安石说：光所说都是损害新政的话，所往来的都是反对新政的人，如欲用他，岂非鼓励别人反对新法吗？司马光也力辞军事副首脑之任命，劝神宗如能裁撤新法机构，废新法官员，不行青苗等法，即使不用我，我也受赐多了。不能不看到，王安石制订的青苗法，不过是用国家普遍摊派的高利贷去取代私人的局部的高利贷，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就势必摧残小农，而所聚财富不仅无益再生产，反而使农民破产失地．这就是“民不加赋面国用足”和“散惠兴利”、“公家无所利其入”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新法一开始就始终处在不断捧斥旧官员，任用新官员的党争逐步激化的过程中．王安石迫于竞争与国富压力而以退为巩固权位，年轻的皇帝不能不依靠他。 农田水利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提出建议的官民，清查荒地，制定整治河道规划和鼓励农民出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新法主要内容为：实行“垦户责任相保”制度，鼓励垦荒，五年免税，兴修沟渠陂塘以提高捧洪蓄水灌溉之能力，引河水淤泥溉田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实行对水利官民考绩奖惩制度，建立淤田司，浚河司拨给经费以管理。 在官民结合共同努力之下，新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唐、邓、妆，襄诸州荒田得到开发，安置了大量流民，金州县民葛德出私财修成长乐堰受封赏，都水丞俞充提倡淤泥法改造良田八万顷，治理黄河方面也取得了开二股河分洪，使用李公义、黄怀信献制之“铁龙爪”，“浚川耙”新工具而使疏导黄河淤泥的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贯彻这项新法实施中也积累了一些历史经验，主要为：一是引潦入海，排涝夺得良田四千二百余顷，二是以工代赈，淮东转运副使蒋于雇民工百万，修扬之三十六陂，溉田九万顷，活民八万四千，三是石门创口开渠至三限口与白渠会合，溉田三万顷，还有其它许多具体成绩．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共兴修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这是熙宁变法中真正于民有利而取得较大业绩的一项新法．宋廷并未从中聚敛，相反的是拨出了一定的经费，而神宗出内库钱赞助铸造铁龙爪等大批当时来说是新式疏治黄河之工具，可为难得的封建君主．当然，新法更多是靠民力民财，而国家投资不多。 省兵置将 厉行保甲 在新法实行的第一年里，王安石还裁减禁军，归并军营，缩减编制，整编多余军官以及缩并殿前指挥等“省兵”措施。这次整军活动的结果，使熙宁年间的禁军总额从六十六万，缩减为五十六万左右．与此同时，精简军队也及于厢兵。 熙宁三年(1070年)是变法的第二年，发生了许多与王安石及新法关系重要的大事：首先是作为立法与新法实施的独立机构，皇帝命令建置的三司条例司被裁撤，将有关职能与人员划归中省及司农寺掌管．这个机构的兴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反对变法的朝臣旨在削弱王安石独掌变法的权力．但改革既要进行下去，就势必要给王安石以更大权力。是年十二月韩绛、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年七月，经略使蔡挺以所辖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名分为五部，置将统率。神宗准予在各路推广，这项新法是后来形成“置将法”的开始，改变了百年采将不知兵的旧法。十二月，宋廷下令废止军队长年不断调防的“更戌法”，使军队在将领统率下相对稳定地驻防地方，有利于训练和提高战斗力。 是年十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主要内容为，一是确定十家为保，五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选择殷实上户担任保长的组织法和阶级厩剐，二是确定保甲承担值夜，捕盗义务及连坐法，三是定期轮训保丁和大保长，四是定期考绩，选拔奖励有功人员．熙宁五年部分保丁取代厢兵之巡检职务．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保甲由司农寺改隶兵部，归枢密院统一指挥。 熙宁九年(1076年)，京畿及各路在编的保丁约计六百九十三万余人，正规受训者约五十六万人，说明保甲法是得到切实施行的．由于保丁是无偿义务兵役，劳役和经济上负担很重，因此，类似断指自残以避役者并非虚构之事，更由于王安石创保甲法的根本目的是以民防民、以民铡农。以民制兵、以民代兵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一切正义之人民反对这个压迫人民之工具，但一切执政者总是强调其维护治安，防御外敌的作用，而美化并发晨其职能，使之成为摧残民主，残害志士，压迫人民之工具。王安石成为这项新法的始作俑者。 免役法兴 十二月宋廷颁布免役法条例．旧差役法按农村五等主户分别承担州县衙门及乡里之职役与力役，从事管理府库、粮仓，运输贡品、征收赋税、充任弓臂手。壮丁及一应劳役之事。由于衙前、里正，誊长等职役事属基层政权职能，向由上户轮充，以赔累破产危及农村之阶级基础．故王安石制订免役法，按五等户尉出钱免役(或募役)；并规定愿不服差役之官户；单丁、女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实施过程中又改以重定资产等级或以田税、籽种敷定缓纳免役钱外，加纳二分免役宽剩钱，又增收千文之五的头子钱．据熙宁九年收入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对照主户数的每户每年纳一贯，是年支出募役钱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实存宽剩钱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则宽剩率达百分之六十，远过二分之数．熙宁期间免役法弊端最多．侍御史周尹指出出钱未能真正免役，民间输役一切如旧，天下都说朝廷聚敛，不无疑怨．其实是民怨沸腾，这就揭露了王安石说的免役法均平如一，减轻了农民负担是欺骗。免役法的实质内容，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全体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国家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不难看出，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之无偿劳动力。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筹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颤，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颤(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盆就是所谓理财有其法。奖赏有其术、实际为国富，官富服务的免役法的本质和真相．这就在实践上无可避免地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悲剧后果，差役法时担任主要职役之上户，现在仅仅支付有限之免役钱颤而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社会市场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何来再生产之能力，社会阶级矛盾达于沸点。王安石对此归咎于吏缘为奸，他不肯承担这是他把免役法作为理财手段的必然结果之罪责，而说什么“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强调变法前亦有此现象．然而，他不敢承认差役法衙前役使少数上户破产，而现在则是大量下户流离失所的事实。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采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不能不看到，九百年前我国已有了从实际出发的科举、学校制度．当时也存在投于王安石名下营私附党的幸进之徒，最终破坏了变法。这年秋，王安石刊刻儿子王芳的策论文章出售于市，果然使神宗觉察而录用为祟政殿说的潜在目的．一向标榜狷介清高的王安石在革新科举制的同时，又小施权术杷儿子王芳安插于皇帝左右，以为耳目和影响神宗对新法视听，进而为王芳谋特进之机，这是王安石思想品格的另一个侧面写照。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决不会自己去获取私利．这个侧面说明王安石复杂的思想中，确实有此目的，不挥手段的刑名法术杂家思想的成分，使他标榜法圣贤而行动上却循名而不责实。 同年八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曾在熙宁初进《平戎三策》的原州治刑狱曹官的王韶．被任命为独挡西夏军事方面的洮河安抚司主管。此后，王安石与王韶之间一直保持着指导的特殊关系．这是王安石要为“强兵”找到可靠的执行者，同时，也把相权伸进了军权领域，不难看出他是有私心的。 同年十月颁布任子法，要求对官员子弟同样贯彻择优录用原则，以克服恩荫之滥的弊病；联系王安石为儿于王芳谋捷径的做法，又不能不看到其言行不符，这是变法一定要失败的先兆吧熙宁五年(1072年)，有几件重要事件之一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党争激化。王安石竟至采取在京城设立武装特务——逻卒一来察访“诽谤”或一般议论改革时政的反对者．目的是钳制舆论，走到与秦始皇惩办“偶语”与“腹诽”一样的武力镇压政治犯的道路上去了。 堂堂市易皇皇求利。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安石颁布市易法，这是他改革商业体制，继通过均输法确立商晶运销流通领域的国营商业体制以后，在京师及各路通商城镇建立国营销售与商贸的体制，把条条与块块组合戒商业．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易司，由吕嘉问为都提举，地方分设市易司、务，宋廷拨内库钱，地方盐钱、度僧牒钱为本钱，延聘私商掮客参加经营活动．上至内廷珍宝供奉、下至水果零售，均在统销之列。市易司名义上肖有对行贩，小商之抵押借款业务，但实际开展不多，此外，也开发边疆贸易，充实军需物资，市易活动最早就是由王韶倡办的。 市易法的实施带来的弊病板多，这种国营垄断商业机构，势必摧残商品货币经济中萌发的新因素，排挤商贩的正当活动，·面好吏与豪商勾结，使正常的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小商及居民深受其害．三司使曾布揭露吕嘉问重利盘剥行商，文彦博愤于果品专卖而指责“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的做法，关键仍是王安石将市易法列为理财聚敛之手段与目的，而失去积极意义。 保马方田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安石参照旧户马法而制订“保马法”，改革旧徒设马场而养成无几之马政．国家给马驹或马价，给以少量报酬，责成京嵌及五路义勇保甲户自愿承养一至二匹；建建立结保赔偿与定期交马制度，使战马养成于相宜环境之中，取得恩宠实效．由于王安石法意之主旨，在于利用养马户之廉价劳动力以减少财政开支，所以，一旦马匹伤亡，病民之弊就更为突出了。 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子京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等路施行．这是因为大土地兼并发展至争夺国家控制之土地，而官户富豪地主兼并土地，采取隐瞒逃税的办法，破产小农则失地而税存，这就使统治危机加深和统治内部矛盾突出．王安石制订的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夺回国家之权益和改善小农之处境。条例规定丁清丈办法，计算单位，土地等级，纳税等额、地权执照与登记账籍等一整套措施，选拔官员主持实施工作．但由于兼并之家充任大小甲头，勾结胥吏从中破坏，旧有弊端无法完全去除．在实行十四年之后才清丈二百四十八万余顷，不及耕地半数．神宗逝世前知方田均税法扰民而罢。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建立经义局，王安石主其事，子王芳与吕惠卿同为修撰。主要是变法中各方人士对“法先王”之认识各异，为统一思想，王安石就想从统一“诗、、礼”三经的认识入手，来改变旧的混乱矛盾的注解，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解．《三经新义》就是在取信神宗、反击反对派和统一变法队伍认识的需要下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王安石对经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不满足于旧学派的牵强附会，而要求臻于真知之境，因此，在注释《三经新义》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直至熙宁八年六月始进呈御览，神宗命颁行于学官，成为上至太学下至县学的钦定教科，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王安石也面临着经义本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常常受制于变法实用与理财实利而别作经解，这说明在思想言行上自己未统一于儒家经典的本义。所以欧阳修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收复河湟 同年的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54岁了。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而实行“手实法”，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相位重临 事无可为，离开相位虽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变化太多，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暗中倾轧关系，标志着变法队伍的日趋分裂，虽然他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王安石已无能为力了．六月间，王安石进《三经新义》，想统一变法队伍，也巳不可能了．两天后，神宗晋升王安石为尚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为给事中、王雾为龙图阁直学士。后者是通往宰执的阶梯，故王方照例要谦辞一番。吕惠卿劝神宗准许辞去龙图阁直学士，以绝王氏进身之阶．至此，王、吕疑怨日深，已难共处．正值朝野积恨于“手实法”，于十月罢去此法。同时，因御史蔡承禧揭发“惠卿弟试国子监，而惠卿弟方通”主考的舞弊案，而罢吕惠卿副相。可见，变法派首脑已不能一道共处，时灾异又起，神宗减少饮食以求直言，而王安石劝以毋信迷售之言．神宗以民间苦新法而把灾异原因归于制法者，王安石卧病不出，至此，君臣疑怨日深，过去言听计从的亲密关系巳一去不复返了。时邓润甫上疏指出，近来朝臣之间相互告密非国家之好事，主张用忠厚之丞．而新任命的陈襄则建议更换朝臣，认为司马光、苏轼、郑侠等三十三人不应当长期在地方。至此，这种夺取中枢大权的政治斗争巳白热化．王安石用神宗向来不满意的门下士以巩固相位。于是，自己权益重而招疑愈深。 熙宁九年(1076年)，王芳唆使练亨甫、吕嘉问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置田地，而使吕惠卿去职之冤案，由于吕惠卿在陈州上疏自白无此事而揭开盖子．吕惠卿指责王安石一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完全抛弃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专门搞权术以捧斥异己。在神宗责询下，王安石虽不知此事，归询王芳，芳见事情败露，疮溃而死。至此，王安石悲痛自己绝后，上辞职。十月间，神宗亦厌王安石之所为，乃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第二次罢桐，前后在相位八年。第二次罢归江宁府，已只是副职了，王安石自然不愿再居地方官位，所以，第二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仅仅领集禧观使虚衔。 恩宠倍增 宋神宗自19岁即位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已28岁．这位年轻皇帝的早年作为，主要得力于王安石和新法，现在亲掌大权，而新法照旧实行下去．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恩宠也不断．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辅助他在变法的政治风浪中成长，新法虽然扰民，但为他挣得了一大份家产；在王安石当政期间，虽然后来在对辽的关系上割地七百里，但从西夏手中毕竟夺回了二千里故汉地，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目标虽然未完全实现，但积贫的局面，毕竟通过王安石的新法从广大农民手中夺取财富而有了改观：王安石后期虽然结竟营私，但对他本人则是忠心耿耿，没有谋叛之心，只是要求巩固相位而继续忠于他，这是使神宗眷念这个老臣的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政治上日趋成熟的神宗懂得对于王安石的恩宠，对群臣是一面臣忠君贤的闪光的旗帜，也是一袭带刺的锦袍．神宗为自己的圣明、为宋朝的基业是不肯丢弃这面旗帜的，不然岂非是鼓励臣下怙恶和不忠于他嘛。这就是对王安石恩宠不衰的真正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三年，又特进为“荆国公”，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以前，尚下诏特进为“司空”。 对于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王安石，虽然得到这些荣宠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没有这些保护伞，他的退休生涯在政治上将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对于一代权臣、名相、改革家王安石来说，他毕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余恩空誉不及半寸权力。因此，他虽然照例要上表谢恩，照例与同僚权贵作些文字酬酢，照例要将感激君恩的心情形之于诗文，以便传之于神宗，使之理解老臣的知遇之恩。但是王安石的十年退休生涯，并不真正是轻松的、无忧无虑的。他的内心不可能象诗歌那样歌颂圣德；宏恩和描绘变法换来的人间春色，而是充满着进也忧、退也忧、忧君忧国忧变法，也忧自己的老来失子，晚景空虚。他需要精神寄托，因而皈依起“我佛如来”来了，这不仅需要麻醉或者某种程度欺骗自己所主持的天翻地覆的变法运动是真正有益于百姓的：也需要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虽然，退休后的真实感受是冷酷的，依然是“官乱于上、民贫于下”．但王安石感到佛教能引导自己把这些众生相，视作如露亦如电的幻境，使他自己能从“三不足”的与天斗，与人斗、与祖宗之法斗的斗争哲学里得到解脱。 驱使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而做个在世出世或者出世在世的禅林居士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的、退休后的集禧观使的闲职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芳死于发背，而且是王芳自己用诬构吕惠卿罪状而败露的政治催命符催他死的。这就使王安石幻念到好象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把昔日的忠诚同僚推到了他的对立面，昔日受恩于他的郑侠，吕惠卿变成了仇人，昔日豪华的相府没有了继承人而如一推断垣．这种恩即是仇、有即是无、荣即是衰，把他很快地过渡到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四大皆空、万念俱灰的空灵境界。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已是56岁了。他携带全家老幼与儿子王芳的灵柩，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扛宁，葬子于蒋山．(即懂山)脚下，建祠于宝公塔院，并为超度亡魂而几次举行道场，也许是在超度自己痛楚的心灵吧！芳娶同乡庞氏之女，年后曾生一子，以不肖己而虐待致死．或云安石见芳夫妇反目，择婿遣嫁儿媳，或云芳死以后，安石之媳捐地千顷于寺庵而后遁入空门为尼，皆无确载。 王安石归江宁后，择居于锤山半坡，修筑宅院园苑甚简，自号曰半山老人。常骑驴出游，蹄声得得，懈叶萧萧，扛涛帆影，画图难足。因集句作．《桂枝香》．下阙云：“念往昔豪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对照当年初行新法时看到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向荣情景，毕竟已是物换星移了。若有所闻民间悲恨相续之声滚滚而来，若有所失于豪华竟逐之往昔富贵，若有所感于契丹来服，失地七百里而怕听商女犹唱后庭遗曲。 归隐岁月，长日漫漫。或信步松石之畔，或寻访耕樵于茅舍，或听掸于寺院，吊觉海之长逝。因作《白鹤吟》云：“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王安石用赋比兴的手法，抒发自怜之情和痛恶吕惠卿一类红鹤之恨如闻其声，溢于言表．然而，红鹤并未消失，恰恰飞到江宁来了，元丰三年(1080年)，当神宗特进王安石为左仆射荆国公(简称荆公)，之际，吕惠卿忽然知江宁府，成为荆公的父母官了，这也许是巧合。吕表示愿捐旧恶，而王安石也答以：与公同心，以往异意，皆为国事，岂有它哉。 也正是王、吕巧处一地，于是引出王安石的《后元丰行》来了。诗云：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鲥鱼出蔽洲堵……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逢人欢笑得无愁。只要对照熙宁七年的身披锁械、拆屋卖瓦的《流民图》的景状，那么今天是风调雨顾，载歌蓑舞、丰衣足食的极乐世界了．这不是圣上的英明和知府的贤德的体现吗《后元丰行》的写作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它是王安石歌颂元丰续行新法的成效；因而也是歌颂他自己的主持过的变法呢还是因为知府之侧，当然只能歌颂神宗亲自主持新法，比自己主持熙宁变法好呢总之，这里也许隐藏着诗人的苦衷．看来，王安石不致因为荆国公的一顶桂冠而高唱颂歌的。 荆公魂归 退休生涯中的离愁别恨仍然烦扰着荆公。有次收到二女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扛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照理，女儿的恋亲之情，将使荆公的铁石心肠化作片片思女泪，设法让凄凉痛苦中的女儿回到娘家来叙叙天伦之乐．然而，荆公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原来女儿所嫁是丞相吴充之于为长安县君。而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再亲密往来，岂非易启神宗之疑嘛。这就是荆公要使青春年华的女儿服从政治避嫌而了却尘缘的真正原因。于此可见荆公的恩宠岁月的实况．这就是《辨奸论》说的事有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的侧面的辨析．其实荆公并非真要出世。 在晚年使荆公引为快慰的莫过于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迁官过江宁来访问，与荆公同游蒋山，诗酒往还；留下了佳话。在变法问题上，苏轼是反对青苗、免役诸法的。但时过境迁，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六朝金粉胜地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恃情画童的精神境界里，以文会友，细论古今文学，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来。苏轼在江宁盘桓数日中，留下了不少佳作．其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句，寄托着一个被贬请官员的“障日”，“浮天”的超然出世的心情．而荆公以近作示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警句．这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故事来抒发自己从宰相高位，走到与李白一样的坎坷道路上来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千古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荆公答以，我自己评价也不低，不过不愿为庸俗的人去评论罢了。这次交往，使荆公感到这位苏东坡的确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才。而偏偏在最讲“人才为先”的自己手里，因为政见不同和吕惠卿的忌才挑拨而蔽掩了自己的眼睛，一直没有使贤才摆脱遭屈的命运，而现在自己已是下野之身，爱莫能助了．这种贻误人才的自省，不能不使荆公想到熙宁变法中的“台倾风久去，城踞虎争偏”的纷纭岁月，更加觉得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续青烟般消逝，而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 就在这年秋天，他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为寺院，表面上是为了“永祝圣寿”。又将自己俸禄与王芳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得到神宗御题为“报宁禅寺”。“报宁”的含意是微妙的，是荆公报熙宁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所以，后来改为“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自己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当年的宰相府的显赫是完全看不见了。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当荆公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而忧思如涌。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文学家就与世长逝了。 思想卓越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年）《上仁宗皇帝言事》，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崛峭拔，大都是、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包拯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包拯(999年～1062年)，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年），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年），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年），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 卷传世。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所以在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70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清官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 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 183 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包拯这个人很会审理案件，而且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在庐州府做官的时候，有个亲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处理，照样打他一顿板子。有些亲友本来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为。这一来，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后来，包拯调到京城里做官。京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这些人更是无法无天。有个张尧佐，他的侄女在宫内当贵妃。凭这点关系，他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等好几个重要官职。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员，包拯认为按照张尧佐的才能，不适宜担任三司使，更不适宜同时担任几个重要官职。于是，他一连写了五道奏疏，弹劾这个既有后台、又有权势的大人物。为了这件事，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当面争吵起来。在包拯的再三反对下，宋仁宗终于免去了张尧佐的两个官职。当时，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逵。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非常残暴凶狠，拼命剥削和压迫人民，逼得人民逃亡山中，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后来，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还是继续残害百姓。包拯访问到这些情况，气愤极了，立刻上了两道奏疏，弹劾说：“王逵残害百姓，逼得他们逃入山洞，造成大害，至今未息。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这两道奏疏上去了，朝廷并没有罢王逵的官，又调他做了淮南转运使。包拯坚决反对朝廷这种做法，又上第三道奏疏，进行弹劾。过了一些时候，包拯又了解到王逵的另一项重大罪行。原来，王逵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时候，疑心地方官卞咸告发他的罪行，就打击报复，暗中指使人诬告卞咸，一下子关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个大冤案。包拯又接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王逵。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朝廷说：“难道朝廷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听任王逵去残害吗？”在包拯的七次弹劾下，最后，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职。 因为包拯铁面无私，任何皇亲国戚、权贵大臣，都没有办法在包拯那里走门路，通关节，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已经把他和传说中阴间的阎罗相提并论了。包拯自己处处奉公守法。他曾在端州府（今广东肇庆）做过官。那里出产一种石砚，名叫端砚。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是名贵的工艺品。以前端州的地方官，借着向皇帝进贡的名义，乘机搜括端砚，奉承权贵大臣。他们搜括去的端砚，要比进贡的数量多几十倍。包拯到了端州，只收缴向皇帝进贡的数量，自己一块不拿。端州人民看到包拯这样清廉自守，敬佩极了。包拯做了大官，但家里的生活仍旧非常俭朴，跟平常百姓一样。他平生最痛恨贪官污吏，在一篇《家训》里说：后代子孙做官贪污的，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中。包拯的清廉刚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敬仰。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人物。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李继隆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在北宋朝百年的抗击外族战争史上，杰出将领犹如璀璨群星，但有资格被列入宋理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的北宋武将只有四人，李继隆位列其中，另三人是曹彬，潘美，曹玮。由此可见李将军在北宋武将群体中的地位以及显赫战功。李继隆字霸图祖籍上党。父亲是著名的北宋开国将领李处耘。李继隆的妹妹经赵匡胤撮合嫁与赵光义为妻，后来就是著名的明德皇后。李继隆之弟李继和后来是镇守西北边防的名将。因李处耘和赵匡胤的结拜大哥慕容延钧不和，李继隆虽有才华，却屡遭压制，少年时代的李继隆只好每天游猎练武等待机会。 南征北战开宝年间，宋太祖平定后蜀后由于叛军和盗贼猖獗，于是募兵剿匪。李继隆年方弱冠就毅然从军，校军场上他每射必中受到赏识，被任命为果、阆州监军。慈母见到年轻的爱子将要远征不免非常担心，找来一些当年丈夫的老部下辅佐李继隆。没想到李继隆一口回绝道：“是行儿自有立，岂须此辈，愿不以为虑”，就此踏上了漫长的征途。军人的生涯充了危险，蜀道更是艰难，在胜利归来的路上李继隆连人带马掉入了山沟，幸运的是给一棵树挂住了，人马无恙被救了上来。 随后李继隆和三百士兵被派到长沙去剿灭数千名当地的蛮族，武器只有刀和盾牌。但是年轻气盛的李继隆冒着蛮族不断施放的毒箭身先士卒，以伤亡100多人的代价打败了敌军。战斗中他的手臂被敌人的毒箭贯穿，危在旦夕，好在部下搞来了解药才得救治。这一战李继隆以勇猛传遍了全军。宋太祖听闻后对其赞赏有加，南征金陵后就派李继隆负责水路运输补给。唐军全力攻击宋军的水运，但李继隆屡屡击败南唐水军，并且斩杀了敌军一位高级将领，有力的保障了宋军补给。 宋太宗对北汉的战争开始后李继隆一如既往“奋以先登，勇常冠军”，在攻打太原西城时一次敌军投石机投出的石头，正好落在他身边，一位随从亲兵当场被击中身亡，但他仍然毫无惧色从容战斗在第一线。北汉在宋军的打击下终于投降。李继隆为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汉灭亡后，李继隆作为先锋参加了幽州战役，起初连连获胜，可惜高粱河之战，因为宋太宗失误导致宋军大败。战后李继隆因为战功被命为镇州都监。辽军随后转入反攻，契丹人派出耶律休哥和韩匡嗣带领大军直抵满城。宋军按照太宗皇帝的部署分为八阵对峙，宋军有人提出八阵的部署力量过于分散，应该改为二阵，但是宋军大将崔翰犹豫不决，恐怕违反了太宗的命令不好交待。当时身为监军的李继隆当场表示“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有了李继隆拍胸脯，宋军于是大胆的做了违背太宗意图的正确变阵。一场大战过后辽军惨败，被斩首万级俘三万。太平兴国七年辽人再次卷土重来，辽景宗亲率三路大军南下。李继隆跟随名将潘美迎战于雁门，潘美以曹光实为先锋击溃了辽军。李继隆和潘美乘胜追击，攻破了敌军二十五寨，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万人追击到辽境内的灵丘才返回。同时其他各路宋军也捷报传来，崔延进破敌于唐兴斩首数千级，斩杀辽军大将太尉奚瓦里，府州折家军也取得了胜利，辽军损失惨重入侵计划全面崩溃！ 雍熙二年党项人李继迁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攻陷河西三寨，银州等地进围抚宁。李继隆又赴西北讨伐党项，他和王诜等浊轮川一战杀敌五千，李继迁狼狈逃走。收复银州后宋军再破悉利族，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杏子坪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岌伽罗腻十四族不愿归顺，李继隆与尹宪发动攻击，俘斩七千余级。战后李继隆以辉煌战功被加封为环州团练使。 雍熙三年宋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幽州战役。李继隆作战勇猛攻克固安、新城，涿州，俘获契丹将领一名。可惜宋太宗和曹彬的错误，宋军遭到了惨败，各路人马伤亡惨重。但李继隆部队“军成列，虏不敢击”，有秩序的撤到了宋境，在定州驻扎。当时有数万败兵溃散到定州，形势混乱，李继隆按照太宗指示，从容的安置败兵，受到太宗的表彰，改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武州防御使。 同年冬辽军反击全线展开，宋辽战于河间君子馆，宋军刘廷让领兵数万迎战，以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一万精兵为援。由于天寒冰冻宋军弓箭无法张开，刘廷让受到辽军重创死者数万。李继隆和沧州副都部署王杲领兵赴援途中遭到辽军优势兵力袭击，虽然王李二人顽强抵抗杀死了大批辽军，但终究寡不敌众。李继隆考虑到气候等形势对宋方极为不利，果断下令退保乐寿。李继隆的撤退命令是完全正确的举动，但此却成为刘廷让推托责任的把柄。战后太宗震怒下令李继隆赴京对其进行调查，但事实很快大白天下，李继隆无罪释放。端拱元年李继隆终于被任命为宋军定州都部署，不过他面对的局面是险恶的，宋军精锐几乎在一年前的歧沟关和君子馆两战中丧失殆尽，《长编》记载“缘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河朔震恐”。 双雄争霸 端拱元年冬，辽军再次大举入侵，攻克涿州，陷长城口。李继隆领兵北上增援不敌耶律休哥，宋军退保北平寨。耶律休哥领八万精骑继续南下，陷满城，南下祁州。李继隆再次赴战，路上遇敌激战之后斩获不少，最后依据宋太宗指令退保唐河。耶律休哥的精锐铁骑也没闲着，如风雷一般迅速扑向了唐河。面对辽军凌厉攻势，李继隆一面招来镇州都部署郭守文增援，一面在北岸设下二千名伏兵准备背后偷袭。耶律休哥不愧为名将，很快发现了宋军伏兵，他首先对宋军伏兵实施攻击。李继隆见情况有变立即下令荆嗣出战救援，荆嗣杀入重围救出伏兵，迅速退到河边，把军队分为三阵，背水抵抗。辽将耶律休哥亲率骑兵主力登上烽火台求战，然后全力冲击。勇将荆嗣顽强抵抗，战斗拉锯了好几个回合后，荆嗣军抵敌不住且战且退撤到南岸和李继隆主力会合。辽军见势迅速杀过河桥。李继隆的部下袁继忠见此慷慨陈词道“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寇矣”。但黄门林延寿等却拿出太宗皇帝不许出战的诏。李继隆早已下定决心一战，他喝斥道“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他下令田敏带领其数百名静塞骑兵来到阵前，“静塞”这个番号是大宋精锐骑兵部队，史载：“近世边郡骑兵之勇者皆习干戈战斗而不畏懦者也，闻虏之至，或父母辔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进者。”田敏不负众望带着骑兵“摧锋先入”。李继隆，荆嗣，郭守文乘势掩杀，辽军大败，横尸遍野，宋军一直追击到满城，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战后辽军南下的势头被初步遏制。大将裴济本来和李继隆不和但此战摒弃前嫌奋力拼杀，和敌人短兵相接，战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端拱二年耶律休哥再率三万铁骑南侵，旨在切断威虏军的补给。宋朝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放弃威虏军。李继隆表示反对，他召集镇，定，高阳关精锐万人，毅然出发运粮，归途中渡过徐河后遭到耶律休哥追击。李继隆派麾下大将尹继伦偷偷进至辽军后背。到了凌晨尹继伦乘耶律休哥不备，突然从背后袭击辽军，辽军正在用餐不及防备，顿时陷入混乱。尹继伦杀入辽军指挥部，劈面一刀，耶律休哥手臂差点被砍断，狼狈逃窜，但辽军毕竟人多，很快组织反击，尹继伦渐渐支持不住，连连败退。此刻李继隆和大将王杲，范廷召领兵杀到增援。辽军败状据《宋史》记载“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宋军追击了几十里，辽军在曹河遭到宋军孔守正伏击，又死伤不少。徐河战后，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振，此后十年辽军没敢再次大举进攻！ 淳化年间西北党项李继捧反宋。李继隆再次出征，部下认为宋军兵少不如先在石堡城休整待情况而动，李继隆却说：“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宋军迅速行动开赴夏州，李继捧被擒拿。至道二年李继隆再次征讨李继迁，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因部署欠周密加之粮食不足，遗憾的未能彻底消灭李继迁。至道三年李继隆重建了镇戎军，这个要塞在以后的宋夏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真宗即位后，官至殿前都指挥使的李继隆因为卷入了拥立楚王的政治风波，被罢去实权。咸平四年望都之战宋军失利，朝野震动。李继隆雄心不已，多次上，阐述边境形势和对策，并且要求再次披挂出征。真宗虽然抚慰了一番，但还是有点猜忌，没有赋予军权。咸平五年西北战场局势恶化，李将军的挚友裴济在灵州战死，灵州陷落。景德元年，李将军其妹明德太后病倒，她希望能见李继隆一面，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李继隆只能忍住悲痛在妹妹的寝宫门口拜笺。当年九月明德太后病逝。正当遭受接二连三打击的李继隆还沉浸在悲痛中，契丹发动了宋辽历史上关键一战“澶渊战役” 。辽军二十多万人绕开唐河，天雄军等要塞后来到黄河北的澶州威胁汴梁。终于宋真宗决定征召李继隆出山，这时的他已经是50多岁的老将了。澶州背靠黄河说是个要塞但是城墙矮小，“亦无敌栅战格之具”。李继隆大军到达后因为城池太小无法守城，只好城外驻扎，他了解了地形后，马上挖深壕沟，然后方圆几十里埋下鹿角，将数千辆辎重车卸去一个轮子，“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 。辽国萧达赖到后以精锐骑兵从西北角攻击宋军，宋军石保吉部赶到增援李继隆，双方在澶州城下展开激战，辽军溃败，宋军追杀十多里才停下。一天夜里李继隆得到间牒情报次日辽军将要有所行动。李继隆据此设下了伏弩，次日果然萧达凛来到阵前视察准备进攻，宋军伏弩激发，萧达凛中箭身亡。萧大王一死辽军士气低落被迫停战和宋达成了盟约，终于长达20多年的宋辽战争宣布结束。战后李继隆也不居功自傲，谦虚的把功劳归于石保吉。 四十年的战争生涯使得李继隆已经伤病缠身，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谥号忠武。　　李继隆少年从军，参与了宋朝开国以后大多数重要战争，一直到宋辽战争结束，也就离开了人世。记得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段话：他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这句话也正是李将军一生的写照。李继隆勇敢，果断，为人刚直，机智多谋，宋太宗赞扬他有“七擒之智”。李继隆的业绩应当为世人所传颂！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司马光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司马光（1019年～1068年）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治平三年（1066年）撰写了《通志》奏呈，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西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未成，于是求外任，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 元佑元年（1086年）任尚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政。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 聪明机灵 在山西省夏县西北，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落，这就是司马光的故乡。在宋代，夏县不属河东即现在的山西省，而属陕西管辖。所以当时司马光和其他人，都称司马光为陕西陕州(今夏县)人。司马光的籍贯是山西夏县，但他却不是诞生在夏县。而是生在光州(今河南光由县)。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考中进士之后，便在光州等地作官。司马光在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出生于光州，所以单名“光”；后来，司马光又称“司马君实”，那是因为他一生忠诚老实，不作口是心非的事；又叫“涑水先生”，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叫涑川；不过，他自己则喜欢叫“迂叟”，意思 是他老实忠诚到近乎“迂”的地步。 学习刻苦 司马光6 岁始读，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至不知饮渴寒暑”。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司马光出生在一位做官人的家庭。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不论是大伏暑天，或者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的人听，讲起来头头是道，家里的人都很惊。这部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官。但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从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供读人学习，那该多好呀！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已有一千五百卷，读人读好多年，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左传》的作者）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体裁确定了，他先编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作了扼要的叙述，名叫《历年图》。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八卷，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幼年时代的司马光，随着父亲的到处作官而奔波南北，他到过浙江杭州，安徽寿县，四川广元等许多地方。这些南国风光，给他以美好的印象。成年之后，司马光还经常回忆幼年时代的南国春秋，留恋那里的风土人情。 司马光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曾是四品官；担任过北宋中央政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务，但并不是权臣贵戚，更不是奸邪之徒。而且，司马光的先辈，是普通农民。司马光曾经说过，他的祖辈在埋葬时，连棺材都置不起。这种家风，给司马光以很大影响。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而不贪不奢为荣，并且希望这种家风，能传至后代。他在给他唯一的儿子司马康的训示中，就曾严格要求儿子俭朴，要求儿子不作亏心事。 事实上，司马光的父亲，也是这样要求司马光的。年幼的司马光不会剥核桃，别人间他核桃是否是自己剥的，他说是；正好叫司马池听见了。大骂儿子说谎。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从此，司马光立志不说谎话，并且说到做到，终生不说假话，被入传为佳话和效法的榜样。不过，父亲要求司马光的主要方面，还在于读求知。六岁开始，司马光便在父亲指点下，熟读文史。司马光不是神，也不是天才。他缺乏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聪敏和才气。他的学识渊博，来自惊人的刻苦精神。他睡觉用的枕头，是一段圆木，叫“警枕”；圆木容易动。使人睡不稳。只要圆木一动而司马光惊醒，就立即起床挑灯夜读。正是这种精神，使司马光从小就博览群，学力超群，而且功夫扎实，甚至不惜死记硬背。这就为他后来的治学和参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步入仕途司马光15岁就被录取为官。不过这是根据北宋规定，由于司马池是四品官，所以可以录用自己的儿子。这种“恩荫”即赐官，当然只能是一些待遇，而不是真的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司马光不想靠父亲的官位来庇护和赐与，他有自己的抱负。为此，他在20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荣获进士甲科。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十分光彩的事。考中进士，才可以真正做官。司马光先后被任命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江苏苏州等地；作判官之类的小官吏。还曾在杭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地闲住。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池病逝，司马光将父亲安葬在夏县家乡？自己也在那里服丧。直到四年之后，他才丧满在河南重新任职。从宋代到近代，有一种看法，认为司马光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由于王安石是南方人，了解南方的社会情况：司马光是北方人，只了解北方的社会情况，所以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看法是表面的、片面的．司马光虽出身于北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多在南方生活或做事，并且多次到过东南沿海各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年），服除，授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年）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年）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 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转折，是在他27岁那年．他终于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先是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后来又担任了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了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籍等工作。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朝廷情况，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宰相庞籍被免职，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庞籍是司马光的知音，司马光的入朝为官，得力于庞籍的推荐。如今庞籍离京，而且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司马光思虑再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郓州(今山东东平)。司马光在那里，仅担任了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这是至和元年(1054年)。第二年，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山西太原)，任并州通判。 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遇到了第二次转机。他再次被调入京，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遗憾的是，当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意见，大多听而不闻，不置可否．这就使司马光失望、苦恼。他终于决定力辞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直气方刚的年轻皇帝，锐意改革。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本来，年富力强的司马光，在改革之风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攉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然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水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然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内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离开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阳，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这转折，对司马光来讲，是祸从天降．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致志地修成了．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司马光将与《资治通鉴》永存。 仁义礼信 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兴教化”，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即选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严明法纪等。 司马光的“养百姓”，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不但农民活不下去，国家也将贫穷衰亡。这种“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他极力劝谅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由于灾荒，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民多莱色”，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挥霍浪费，他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罢宴罢赐．而他自己，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大多，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司马光拍案而起，坚决要求皇帝“更下诏，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也就是说，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养民”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转灾为福。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当时并不多见。 “养百姓”是前提，“利万物”是目的。所谓“利万物”，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司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国强民富，不发展生产，不重视生产，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一句空话。因此，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明确地说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曾尖锐指出“害农者政也”，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他建议“为今之术，劝农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来，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劝告农民好好生产，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能够安居乐业．所谓“平籴”，宋初，旷常平仓”，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在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在灾害兼收之年，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甚至救济贫民，以免谷贵害农。这种措施，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常平仓”以促进农业生产。 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从时，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例如，在人才问题上，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主张精兵简政，主张打破门第出身，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以实际才德，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又如，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成为极大祸害，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张还兵于农，不要扩军，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下至县吏，应该节约为民。再如，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十分不满，指出这是不事进取，得过且过的坏风气。他强调“务实”，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他自己，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别人。卖马的暗自发笑：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还有一次，他为村民讲学，村民提出一个怪问题，司马光老实承认，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以后研究清楚了，再来回答你们。 反对变法 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俩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司马光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民没有钱，穷于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把司马光说成是站在豪强大地主立场上，顽固地反对限制豪强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还有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说了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与改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应该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他反对新法中不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他反对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须加以肯定．以王安石变法划线，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把反变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阶层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全盘肯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说成是从发展生产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搞乱了天下而又害国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应该是有利有节的，然而，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他也就越来越走向偏激，以至夸大了新法的错误和缺点，犯了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的错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实会变成谬误．象农田水利法与保马法等，司马光是可以不加反对的。然而他却盲目地反对了。今天，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与斗争，说成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史学大家 司马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著作方面。他的著述之多，使人为之倾倒。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滦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这就在宇数上超过了《鲁迅全集》。如果加上《资治通鉴》那么，可以说司马光著述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该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在和王安石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触、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便以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客观条件虽好，但决定于主观努力。司马光的修精神，可以和司马迁相比美。为了修，他常常拒不见客．为了修，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其助手的看之多，后人为之叹绝。他们实事求是的严肃治学精神，为人楷模。据说光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厂两间房子。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毅力，才使《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这时，司马光已经到了烈士暮年，虽然壮心未已，却精疲力竭了。不过，他并不后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尽于此”，反而欣慰自己“虽委骨九泉，志愿水毕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虽死而无憾了。 废除新法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要不是宋神宗病死，要不是王安石变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司马光本来会安居洛阳著立说，直到谢世．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总不大好吧！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帝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到了第二年（1086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废除了。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生气，不久就郁郁不乐地死去。而司马光的病也越来越重，在同年九月咽了气。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 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 120 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年），又扩大为 309 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元祐元年(1086年)秋，这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与世长逝。噩耗传出，人们为之罢市，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葬，争相购买他的画像。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石守信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石守信（928年～984年），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年），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 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陆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首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自焚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 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焚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年），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 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令”，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 57 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年），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039年），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年），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 咸平二年（999年），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小波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小波是宋朝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宋太宗征讨辽朝，落得个惨败的结果，又丧失了像杨业这样的勇将，没有勇气再跟辽朝作战。再说，国内局势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川蜀地区接二连三爆发农民起义，弄得宋王朝手忙脚乱，难以应付。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长期没遭战争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积贮得满满的，宋太祖灭了后蜀后，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到东京，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衙门，垄断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西南）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卖茶叶后，王小波断了生路，决心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均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官府、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王小波有了人马，先打下了青城。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今四川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派钦差到蜀地调查。齐元振听到钦差要来，先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富商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官员有贪污行为，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就下令嘉奖齐元振清白能干。齐元振骗过了朝廷，搜刮得更厉害。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振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响应下，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杀了大贪官齐元振，把他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分给那里的贫苦百姓。王小波又带兵北上，向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进攻。驻守江原的宋将张玘发兵反击，双方在江原城外展开一场大战。 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来。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凶恶的张玘杀了。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逃跑。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出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是起义军的势力。消息传到东京，宋太宗大吃一惊，赶快召集宰相商量，说：“没想到李顺这样厉害。一定要派遣人马，把他讨平。”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剑门是西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不幸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 王继恩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进攻成都。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经过英勇激战，战死了三万人。成都城终于被攻破，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 后来，民间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并没有死，他化装成一个和尚，秘密逃出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宋军进城时，抓到一个胡子很长的人，外貌很像李顺，就把他当李顺杀了。又过了四十年，在广州街上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是李顺，官府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秘密杀死了。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说明李顺在群众中，影响是很好的。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审琦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审琦（925年～974年），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年）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年），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次年死，终年 50 岁，追封琅琊郡王。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066年）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097年）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韩重赟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韩重赟（？～974年），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年）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年）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年）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发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年）死，子韩崇训、韩崇业。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韩崇训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韩崇训（955年～1010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 雍熙四年（987年），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年）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006年），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韩崇业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首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年）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李继勋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李继勋（916年～977年），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年）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赵匡胤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首。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国军（邢州）节度使。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国军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0年）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年）加同平章事为使相。 开宝元年（968年）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首 2000，获马 500 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辽贺北汉刘继元即位的使臣韩知璠也于此时到达太原，并协助北汉守卫太原，随即又向辽求援。赵匡胤在得知李继勋等已兵抵太原，遂从潞州到达太原城下，并下令征集附近民伕，筑连城围攻太原，又接受陈承昭建议，在汾河上筑坝蓄水准备以水灌城。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 62 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刘廷让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刘廷让（929年～987年），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年）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 2 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西上，在距夔州 30 里处舍舟登陆，先夺城东过江浮桥，然后乘舟而上，一举攻占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后蜀川东防御体系的枢纽。刘廷让军纪严明，后蜀万（今重庆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重庆开县）、忠（今忠县）四州刺史皆迎降，刘廷让军遂迅速占领峡中的所有州县。乾德三年正月，刘廷让率军西进至遂州（今四川遂宁），后蜀遂州知州迎降。此时，宋军北路王全斌军已进至成都附近，后蜀降。 同年三月，后蜀降将全师雄叛乱，迅速占领川西除成都以外的许多州县，全师雄叛军至成都西北新繁，刘光义率部击败全师雄，俘万余人。同年十二月宋军平定全师雄。次年正月，刘光义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年），刘光义被罢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皇弟赵光义夺位，是为宋太宗。刘光义因与赵光义同名，被赐名廷（一作庭）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一批节度使被授以环卫闲职，刘光义被罢节度使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五月，宋辽岐沟关（今河涿州西南）之战，宋军大败。六月，宋太宗又起用张永德等久处环卫闲职的宿将，任河北沿边诸州知州以抗辽，刘廷让被任为雄州（今雄县）知州，后移为瀛州（今河间）都部署。同年十二月，辽圣宗率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逊宁）等部入侵，刘廷让以精兵付沧州（今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殿后，以备紧急时进行救援，自率数万宋军北上抗击辽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南）南，刘廷让军被围于君子馆（今河间北），部将桑赞率部激战半天多，辽援军不断，而宋援军李继隆部不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南逃，桑赞遂率部先逃，先锋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部将、高阳关（今高阳东）部署杨重进力战阵亡，李“继隆退保乐寿（今献县），（刘）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仅以数骑获免”。因是李继隆率部南逃才导致战败，宋太宗没有责罚刘廷让。次年初，代张永德继任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此次战败的责任者李继隆虽被逮赴中推问，但也无罪释放，可能引起刘廷让的不满，同年秋刘廷让病，宋太宗派御医前往医治，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城，未等宋太宗批准即擅离治所南归，因而被下御史台按问，被削夺官爵配隶商州（今属陕西）。子永德、永和亦被贬官。刘廷让在贬途中绝食，行至华州（今华县）死，终年 59 岁，也许宋太宗觉得对刘廷让处分太重，“太宗念之，赠太师”。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高怀德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高怀德（926年～982年），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祖籍幽州，祖高思继，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中军都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所杀害。父高行周时年十余岁，补列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至节度使；后晋时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曾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使相衔进为兼侍中；后汉时使相衔进为兼中令，屡封至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令，广顺二年（952年）死。 高怀德青年时一直在其父高行周节度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其父高行周死后，后周太祖才召高怀德为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时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职位低于高怀德；后改铁骑指挥使，在此前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与赵匡胤父子的关系可能在此时建立的。 显德元年（954年），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升任殿前都虞候成为殿前司次长官，石守信升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成为赵匡胤、石守信的部属。因铁骑都指挥使在他后来升迁的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之上。后从世宗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显德六年，世宗攻辽，高怀德随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高怀德率部至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瓦桥关使向高怀德投降。后周改瓦桥关为雄州，以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合攻周，后周宰相范质仓促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抗击，高怀德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宋朝建立，在为“翊戴”功臣加官进爵中，仅次于石守信，位列第二，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由于殿前都点检已不设置，高怀德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后兼任关南副都部署。同年五月，宋太祖亲征讨伐潞州李筠，石守信任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于泽州南大败北汉军，俘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改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为了表示与开国功臣们共享富贵，先后与高怀德、张令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成亲家。同年八月，宋太祖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的第一个皇亲国戚。同年冬，宋太祖亲征讨伐扬州李重进，高怀德从行。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高怀德被罢殿前副都点检军职，移为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赴镇。殿前副都点检从此也废罢。开宝六年（973年），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使相衔升为兼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死，终年 57 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张令铎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张令铎（911年～970年），原名铎，后周赐名令铎，棣州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后唐时从军，后汉乾祐元年（949年）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白守贞反，后汉派枢密使郭威率军讨伐，张令铎从征，以功升奉国军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任控鹤指挥使，后升至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世宗攻南唐，张令铎从征，改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次年，世宗再次亲征淮南时，张令铎则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柴贵分任京城左、右厢巡检，负责京城治安。显德六年，世宗亲征辽，张令铎也从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世宗因病退兵，将占领的益津关改为霸州（今属河北），以韩令坤为兵马都部署，张令铎任副职。 显德六年六月，柴宗训即位后，张令铎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领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当时也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过程中，张令铎的“翊戴”功是什么，史无记载，依据他和高怀德在宋初近似的情况，推测其作用与高怀德相似，可能是随赵匡胤北上，并有可能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应略同于高怀德。“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酬其翊戴之勋也”。在宋太祖这次为开国功臣们加官 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张令铎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为了表示与张令铎“共富贵”，“帝（太祖）为皇弟、兴元尹光美（秦王赵廷美）娶其（张令铎）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二年（969年）入朝，因病留京，次年春死，终年 60 岁。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赵彦徽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赵彦徽（？～968年），“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属湖南，时属湖南割据政权辖区）防御使为武信（遂州，今四川遂宁，时属后蜀辖区）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史称：赵彦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推测赵彦徽年长于赵匡胤，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赵匡胤相近或稍高。虽拜他为兄，但他与宋太祖的关系也仅稍优于张光翰，他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五月首先被罢军职，他的军职为宋太祖的亲信罗彦瓌所接替。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立即罢免张光翰、赵彦徽二人的军职，而以自己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与亲信罗彦瓌接替，说明宋太祖急于直接掌握侍卫亲军司的兵权，这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时，别生枝节。赵彦徽在罢军职之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乾德元年（963年）十二月，宋太祖“遣内容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宋太祖虽知其事，但并没有对他有所惩戒。赵彦徽自镇来朝，宋太祖设宴款待，因饮酒过度而生病，遣送回镇，开宝元年（968年）五月病死。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罗彦瓌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罗彦瓌（923年～969年），北宋开国功臣的中级将领，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其父罗全德任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因而得以任皇帝的亲卫内殿直。开运元年（944年）春，后晋少帝（出帝）亲征抗击契丹，至澶州，其时河北到处有契丹骑兵，少帝想遣使前往大名府宣慰以安抚人心，挑选勇士十人随行，罗彦瓌入选，以功升兴顺指挥使。开运三年末，契丹灭后晋，次年（天福十二年，949）初，派罗彦瓌部送马千匹赴南京（今北京），行至 元氏（今属河北），得知后汉建立，遂将马送给后汉，后任护圣指挥使。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成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心腹。 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回至京城的殿前司公署，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被赵匡胤所派将士押至殿前司公署，范质当面质问赵匡胤忘恩负义，后周世宗刚死不久就兵变夺位，赵匡胤一时不知所措，事先受赵匡胤指使充当打手的罗彦瓌，即“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如不承认赵匡胤为帝，命运将如同韩通一样被杀死，范质被迫奉赵匡胤为帝，宋朝得以顺利建立。《宋史》称：罗彦瓌“于革命之日，首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在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确切地说明了罗彦瓌在兵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罗彦瓌只是对范质等进行恐吓，迫使范质等承认赵匡胤为帝，没有作出过分的越轨行为，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宋朝建立后，罗彦瓌立即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为殿前司马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宋太祖亲征李筠，罗彦瓌随石守信、高怀德大破北汉军。七月，罗彦瓌再次获得越级晋升，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以接替刚被罢军职的赵彦徽，罗彦瓌由中级军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越级提升成为高级将领并建节，这在宋初是少有的。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石守信等被出为节度使，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出为彰德军（今河南安阳）节度使。 乾德二年（964年）春，北汉与辽联军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率军，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城下；罗彦瓌又改任安国军（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乾德四年二月，率田钦祚等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次年，再改镇国军（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开宝二年（969年）死，终年47岁。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彦昇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彦昇（917年～974年），北宋开国功臣中的中级将领，字光烈，前蜀人。以善击剑，外号“王剑儿”。后唐于同光三年（925年）灭前蜀，次年前蜀后主王衍及宗族、官员、将佐奉诏迁往后唐首都洛阳，王彦昇时年 11 岁，应是随父迁至洛阳，其父可能是前蜀将领。王彦昇后事宦官孟汉琼，孟“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其时当在明宗后期长兴年间。后晋初，转内殿直，与罗彦瓌共事。开运元年，后晋少帝北征至澶州，王彦昇与罗彦瓌一起被选入十勇士，以功升护圣指挥使。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从向训（拱）破北汉军于亭（今山西襄垣西北）南，杀北汉将王璋，以功升龙捷右厢第九军都虞候，后升转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领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属后蜀）刺史。世宗时，从刘崇进、李重进等转战于淮南，显德三年（956年），南唐进攻“盛唐，铁骑都指挥使（似应为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王彦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显德五年四月，辽军攻占后周沿边州县，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奉诏北上抗击，王彦昇从征，收复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此后可能即成为赵匡胤的心腹之一。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当赵匡胤开始发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心腹、都押衙李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兵变后，赵匡胤又随即派王彦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首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据史记载：“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韩）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 不及罪彦昇”，又说“王彦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是奔命专杀还是奉命行事，今虽无从考实，从“其后上（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有（韩）橐驼（韩通之子）及（韩）通画像，遽令扫去之”，宋太祖对韩通的态度于此可见。王彦昇杀死韩通，消除了唯一可能发生的军事抗击，保障了赵匡胤兵变的成功，但韩通不是在抗击的战斗中战死，韩通全家更无任何罪名，却被王彦昇全部杀死，其行为实在太卑劣，有损于赵匡胤的形象，因而不得不暂时拘捕王彦昇，还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然而，事实是随后不仅无罪释放，而且照样升官，军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与罗彦瓌所升的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相当，加衔由合州刺史升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北，时属南汉）团练使，“后为京城巡检”，负责首都的治安，韩通在被杀前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兼任此职，可见京城巡检之亲要，说明宋太祖对王彦昇信任有加。但得意忘形的王彦昇在同年（建隆元年）三月，“中夜诣王溥第”，由于此前有过实际是奉命杀死韩通全家的先例，以致身为宰相的王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王彦昇的这次“专主”行为，与“专杀”韩通全家的罪行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只免去其京城巡检兼职，也可说是很重的处分。但是，当次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此事后，宋太祖不仅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刺史，惩罚之重是少见的，说明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可能是随后即升唐州刺史州为团练州，王彦昇又恢复为团练使，以对建国有功的王彦昇稍加抚慰。 开宝二年（969年）升为房州（今湖北房县）防御使，同年冬改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宋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②。开宝七年（974年）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岁。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范仲淹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范仲淹（96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圣三年（1025年）上朝廷要求革新政治，两年后又上相府，均未被采纳。庆历三年（1043年）向仁宗皇帝上奏，提出改革的十项措施，推行未及一年被罢斥。擅长诗，词，散文，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广为传颂。 勤学苦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范仲淹的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琥国中吴节度判官（苏州钱粮判官），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监。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 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 ，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 粥不充，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巳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1017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数次起落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缚。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150 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看到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即宋都，今河南开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故经常向皇帝进言。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宰相的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职至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 军中一范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且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骑兵中有的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宋军以如此弱的战斗力如何对付咄咄逼人的西夏军队？ 1039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个志短才疏的胆小鬼。他一听说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不料元昊早巳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紧接着一面包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36个寨堡全部荡平，最后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无策，只会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 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这时的范仲俺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 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俺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住院要夏银川市）。所以，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屡屡穷兵黩武，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范仲俺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就连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韩琦主张坚决进攻。他向朝廷提出：“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只守界濠，这么怯弱，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都要丧失光了。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故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记。”两种主张报到中央后，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令韩琦和范仲俺同时出兵。范仲俺感到这样做太危险，连上三表反对，但都无效。他只好请求留下 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坚持已见，不禁叹息道：“范公这就不如韩公了，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范仲俺一听，立即反驳道：“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金不敢苟同。”韩琦得知劝不动范仲俺，便贸然决定泾原一路自行出讨。他调集了镇戎军的全部人马，又临时召募了1800名壮士，全交给副将福率领，出兵后，任福及诸将轻敌贪功，被一小股佯装败退的夏军引诱，脱离了原定的行军路线，深入追击，当人困马乏的大军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突然鼓角声大作，伏兵四起，宋军陷入了元昊的埋伏圈内，经过一场血战，任福等诸将战死，死伤万余人，仅千余人力战逃脱。之后，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肃平凉），但不迅速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被对方切断后路，夏辣见西夏示弱，就命驻渭州的宋军主动进攻西夏军，结果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证明进攻方针难以收效，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改而采取范仲俺的守策。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俺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 等相应的措施。 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范仲俺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150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种世衡又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队练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在范仲俺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复了永平、承平等旧寨12处；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开辟营田数千顷，恢复了农业生产。考虑到当地百姓远路输纳赋课，过于劳苦，范仲俺还奏请将 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缴课税。在春夏季节，则调 延兵马来 城这里，就近购食军粮，可以节省3/10的买粮开支，还不算别的减省。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延州及周围附近的寨堡十分巩固。夏军私相告诫说：“别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了（指范仲俺）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 范仲俺的主张又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没过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应援，宋军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强了。 精练士卒，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俺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范仲俺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俺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俺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招抚属就是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民族－－ 族。在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着不少族部落，由于力量单薄，他们在宋、夏间持观望态度，有的曾投靠西夏，为元昊作过向导。范仲俺一方面筑堡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并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招抚他们， 族酋长来见，范仲俺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内室，推心置腹相谈。 族人亲热地唤他“龙图老子”（当时范仲俺的职衔是龙图阁直学士）。对受战争损害的 族人民则拨给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一政策更受到 族人民的拥护。这样， 族部落纷纷归附宋朝，担任宋军的向导，并出兵助战，有力地支持了宋军。通过实施以上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而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战争。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推行政治改革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后来他又经常上，分析民间利病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他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辣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忧国忧民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 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 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朱励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朱励生在苏州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朱冲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受雇于人，赚些钱养家糊口。朱冲是一个非常狡狯的人，虽然出身微贱，但生性“梗悍不驯”，曾因触犯刑律，遭鞭苔之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他结识了一位异人，赠给他银两及药，回来后他就开了一个药铺，行医卖药，家道逐渐富足起来。朱励长大时，朱家已是苏州城里有名的富庶之家了。朱冲不断修莳园圃，结交四方游客，但总隐隐约约感到一丝空荡与欠缺，他知道虽然朱家现今丰裕一时，毕竟出身卑微，属于宫而不贵那一流，因此必须以钱买权，走缙绅之路，再以权养钱，从而富贵两全。于是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朱励的身上。 偏是机缘巧合。元符年间，大奸臣蔡京被免翰林学士永旨之职，提举洞霄宫，滴居杭州。去杭州的途中经过苏州，他见苏州景色秀丽，风光旖旎，便想在苏州建一座规模盛大的藏经阁，预算耗资巨万。一些僧人对蔡京说：“要想集得此缘，非本城朱冲不可。”蔡京把众僧的建议告诉了郡守，郡守立刻召朱冲来见蔡京。蔡京把前后的经过一讲，朱冲心下大喜；象蔡京这样的人巴结还来不及，找上门来如何能拒绝，当即一拍胸脯满口应承。过了几天，朱冲请蔡京到寺里来考查。蔡京一进寺院，就看见数千棵大木堆积如山，不禁暗吃一惊，心中很器重朱冲的才能。 第二年，蔡京复职还朝。途经苏州，朱冲带着儿子朱励前去拜谒，并恳请蔡京带朱励进京侍候左右。蔡京很够意息，把朱励带到京城，又把他们父子的名字编入童贯的军籍中，又为其编造了边功，引入宦途，做了高官。这时宋徽宗颇垂意花石，每年都有数千匠人为其装画、糊抹、织绣、雕刻。蔡京一向善解人主之意，立刻告诉朱励密语朱冲选一些浙中珍异之物进献。第一次进的是“黄杨三本，徽宗十分赞许。以后逐年增加，大体上每年进贡三次，贡物五、七种。可到后来规模就不一般了，政和年间达到了极盛。 崇宗四年（1106年），朝廷在苏州置应奉局，由朱励任统领并领花石纲事。所谓花石纲，是指把拣来的花异石，由水路运往京城，每十船编成一组，称为一纲。朱励走马上任后便大展拳脚，与蔡京里应外合，沆瀣一气，大肆搜刮．还有徐铸、应安道、王仲閎等助纣为虐，巧取豪夺。士民之家凡有一石一本稍具可玩赏之处，他们立刻率健车闯入其家，用黄封打上标记，但并不立即取走，指令其家小心护视，稍有不谨，便被安上“大不恭”的罪名。等到起运时更是蛮横无理，“必撤屋抉墙以出”。为应此役，中产之家大多破产，更有人卖儿鬻女以供其需。而且“斸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朱励曾在太湖取一巨石，高达四丈余．他用巨船装载运到京城，挽行的役夫达数千人。所经过的州县为让巨石通过，有的拆掉水门、桥梁，有的凿断城垣。从苏州到汴梁，一路耗资三十万缗。徽宗为巨石赐名“神运昭功石”，进升朱励为宁远军节度使，正是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朱励的官袍，百姓的尸骨铺垫起他进升的阶梯。 朱励为皇帝掠取的花石可谓不计其数．相传用来运输花石的巨船达两千四百余艘，在淮水、汴水之上舳舻相衔，遮天蔽日。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经常截取各路的粮纲船只和过往商船。篙工、舵师也仗势欺人，巧取豪夺。全国上下死于花石纲之扰的兵民不止千万，连力倡“丰亨豫大”的蔡京也有些担忧，他进言徽宗“愿抑其太甚者”。于是徽宗下令，另置提举人船所，诏止监司、”郡守妄进，禁用粮纲船，不准挖坟，不准毁人家室，不得加黄封帕蒙人围囿花石。但他并没有罢免朱励的特权，仍命朱励、蔡攸等六人照常进献。 朱励不仅常以花石纲为名千方百计勒索东南百姓，还假借皇帝之名肆意为非作歹，中饱私囊。他家居苏州孙老桥，有一次忽然声称皇帝下诏，将孙老桥四周的土地、房屋都赐予朱家，并限令在此居住的数百家于五日内迁走。地方官吏趋炎附势，也赶来催逼。一霎时数千人无处栖身，嗟哭于路，朱励却置若罔闻。 宋徽宗崇尚道教，迷信方术，宠信方土。方士林灵素说徽宗是夭上的神霄玉清王，是玉皇大帝的长子，号为长生大帝君，其帝号青华帝君，二人共主东南。朱励赶快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在苏州建起一座神霄殿，供奉皇帝的像，让地方的监司、都邑吏等每月初一、十五来殿叩拜。过苏州的各位朝廷命官也要先朝拜神霄殿，然后再见朱励。 他还命赵霖建三十六座浦闸，“兴必不可成之功”。当时正赶上天气转冷，役人冻饥而死者尸相枕藉，惨不忍睹。许多下层官吏为谄媚朱励，益加苛虐百姓，甚至不惜竭府库之钱贿赂他，吴、越之地的百姓不胜其苦。他自己也视国库如己有，取内帑如探囊取物，而且一拿就是数十百万计。 朱励的园林花池与皇帝的上林苑不相上下，府第也是拟宫殿而建，服饰器用，“上僭乘舆”。他还借輓舟为名招募数千兵上拥以自卫。乡州官僚慑其权势，无不奔走听命。 “邪人秽夫，侯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 朱励利用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称霸一方，结怨于东南。百姓终于无法忍受。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以诛朱励为名在睦州起义。起义声势十分浩大，四方百姓争相呼应，迅速攻破六郡。徽宗命童贯领兵十五万出师东南，镇压起义。童贯领兵来到江浙，他知道方腊起义是因为百姓们无法忍受花石纲的搜刮劫掠，如果不停止花石纲，在舆论上无法取得主动权，也就无法镇压这次起义。因为童贯临行时徽宗曾许他如事关紧急，可用御处理。于是童贯以皇帝名义宣布罢免花石纲，撤销苏杭造作局，撤职一切有关人等。徽宗迫于形势危急，忍痛罢免了朱励父子弟侄的官，“吴民大悦”。停止花石纲，罢免朱励父子，使宋军在舆论上占有了一定优势，加之宋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方腊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起义的怒潮被平息之后，徽宗也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不久，又复了朱励父子的官，气焰更加嚣张。徽宗末年对朱励愈加亲任，他在朝中陈述诸事传达上旨，就仿佛是皇帝的内侍近臣，甚至出出进进都用不着避讳官女、妃嫔。一人得道，朱家一门也都鸡犬升天。因朱励而成了显贵。其子朱汝贤、朱汝功，侄儿朱汝揖、朱汝舟，皆擢承宣使、观察使，另一侄朱汝翼直龙图阁，就连他的随从、家奴也受其荫庇而作了高官。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赵普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赵普（922～992年），字则平，祖籍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唐末，其父赵迥举族迁居常山（镇州郡名，今河北正定）；后晋天福七年（942年），赵迥虽又举家迁居洛阳并长期定居，因原籍已属契丹境，以后便自称“今为常山人”。赵普的曾祖父，唐末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在唐末或五代初任澶州司马；父亲赵迥，五代时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都是六、七品官员，虽非“世胄”，亦非小吏。唐末、五代虽然战乱不断，而科举不废，除个别年份外，仍然每年举行，但赵普祖先入官似均非由科举，祖父、父亲都是藩镇僚属。赵普青少年时也曾读，但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因此走科举之路对于他来说希望不是很大，于是选择了父辈的路。从王勋所说赵普日后接替范质相位，则应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六月范质任宰相以后，赵普初任陇州巡官当在后汉时。 参知政事 显德元年（955年）七月，刘词任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赵普被辟为从事，与楚昭辅、王仁赡同事。次年十二月刘词死，虽然刘词在遗表中向朝廷推荐赵普，但没有被朝廷任用，此后行踪当是如王铚所说，在滁州教蒙童为生。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淮南时，滁州“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此次世宗亲征，除以向训、王朴、韩通等留守东京外，文武大臣们例皆从征，宰相范质亦在从征之列，“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赵）普为军事判官”，为州的幕职官。赵普与赵匡胤的初次相见在滁州，不论是赵普“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还是赵匡胤微服私访赵普于村中私塾，赵普从此与赵匡胤结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也领兵在淮南作战，生病于滁州，赵普不仅朝夕侍奉，又与赵匡胤父子攀附为同宗。不久，后周退兵，滁州复归南唐，赵普调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年，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后又兼领匡国军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辟赵普为节度推官，赵普从此投入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四年，赵匡胤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次年又改领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使，赵普一直留在赵匡胤的幕府，原刘词的幕僚楚昭辅、王仁赡也先后投入赵匡胤幕府，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显德六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同月，世宗死，年仅 7 岁的柴宗训即位，为赵匡胤篡夺帝位提供了良机。七月，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升为节度掌记。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元旦，在赵匡胤的精心策划下，指使人谎报辽军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仓卒命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抵御，于初三日当晚到达在当时黄河南的陈桥驿，次日清晨发动兵变，“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赵匡义“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记蓟人赵普”，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陈桥兵变”成功，“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家人”，在“义社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的内应下，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为稳定局势的需要，也由于赵匡胤幕僚们原来的官职太低，宋朝建立后只得仍留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吴廷祚为枢密使。在随后升迁的霸府幕僚中，位列第二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与掌握枢密院的军事大权。同年五月，从征平定潞州李筠。八月，即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在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第一个升为两府大臣的。宋太祖自建立宋朝以来，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继后周而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 对名望已高的石守信等军事将领，采取收其兵权的方针，以避免可能的“兵变”，都被宋太祖采纳而先后实施，并逐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赵普也日益。受到信任。建隆三年，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罢职出为节度使，赵普接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时，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任命赵普为新宰相时，敕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以皇弟、“使相”赵光（匡）义的同平章事衔署敕，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赵普任宰相后，虽尽心辅佐太祖，但赵普“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 赵普收礼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箱里取，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赵普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了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生决定的呢。”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宋太祖还是撤了赵普的宰相职位。 宰相李沆直接批评的虽是陶穀，实际上也批评了当时的宰相赵普之失。赵普虽“寡学术”，却很有权术，对可能与其相位相近的官员，不仅排挤，甚至进行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由于创设的副相（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将参知政事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学识远比赵普为高的窦仪任宰相，但“赵普忌窦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相，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赵“普言（冯瓒）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必欲处于死罪，冯瓒被流放登州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赵普从此日益擅权，“尝于视事阁坐屏后设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满则束缊（束以乱麻）焚之，以是人多怨者”。开宝六年（973年）六月，雷有邻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他们都得到宰相赵普的庇护，宋太祖在查实情况后，决定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八月，赵普罢相以“使相”出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十月，皇弟晋王赵光义在宦官王继恩的策应下，夜入皇宫，“斧声烛影”，杀死病中的宋太祖夺取帝位，是为宋太宗。也是武夫出身的宋太宗，可能对皇位在正常继承的情况下，新皇帝在即位的当年，仍使用去世皇帝的年号，到次年元旦才改用新年号的制度不了解，急于在十二月初一，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即使是竭力为宋太宗继承问题进行粉饰的南宋史学家李焘，也不得不说：“上（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次年三月，赵普自河阳入朝，升太子少保留京城奉朝请，后虽又升太子太保，但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适有原宋太宗幕僚如京使柴禹锡，告皇弟秦王赵廷美（匡美、光美）骄恣，可能有阴谋。太宗召问赵普，富于权术的赵普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临，立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随后又编造了“金匮之盟”，据说是建隆二年六月，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而且是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太祖）藏其金匮”。使宋太宗“大感悟”，赵普编造的故事，为他杀兄夺位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解决了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他立即对数年来没有重用赵普表示歉意，“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于是，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职衔，遂成为首相，后又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相后，积极迫害秦王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赵廷美罢开封尹，改授西京（今洛阳）留守。同年五月，又设计诬告秦王赵廷美与次相卢多逊勾结谋反，卢多逊全家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西北）；赵廷美“勒归私第”，秦王府幕僚、小吏 6 人被斩。赵普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赵廷美因而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在宋太宗、赵普的淫威下，当时没有人敢为赵廷美说话，只有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独申救之”，也无济于事。次年十月，赵普再次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后移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在宋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端拱元年（988年）二月，再以侍中为首相。淳化元年（990年）正月，赵普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淳化三年（992年）春，以病求退，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禄以养病。七月十四日，病死，终年71岁，追封真定王，谥忠献。 赵普有一子名承宗，羽林大将军，曾知潭、郓州，颇有政声。有女二人，皆已成年。赵普妻坚请准予出家为尼。诏授以智果、智园大师。赵普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五十年。作为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来说，是一个有一定远见的历史人物。他所佐治制定的巩固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方针、政策，对于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是有贡献的。对于深刻的消极后果来说，他同样是负有历史的责任．作为一代名相，他胸中缺少学问，而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妨碍他作出更积极的贡献。赵普以个人对君主的忠诚三次任相．在整个居相期间，看不到他造福人民的政绩，这是最大的缺憾。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李建中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李建中（945年～1013年），字得中，自号岩夫民伯，京兆（今河南西安）人，徙居入蜀，后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建中举进士。历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迁金部员外郎、工部郎中及西京留司御史台等职。李建中性简静，风神雅秀，恬于荣利，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人称“李西台”。苏轼《和靖林处士诗后》称其“留台”。建中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年69卒。 李建中性简静，爱好吟咏，善法，有集30卷。他的法，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皆妙，基本上沿绪唐代法的余风。从流传作品来看，主要师法颜真卿，并参以魏晋法的风神，有一种丰肌清秀、气宇轩朗的特点。唐人的法通过五代杨凝式、宋初李建中的继承和发展，慢慢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宋代法。李建中流传至今的法墨迹比较少，著名的有：《同年帖》，藏故宫博物院，白纸本，行，帖中有“略表西京之物”的话，应是景德至大中祥符初年所写。帖后又驸《怀湘南诗》。《宝宅帖》，藏故宫博物院，纸本，行，帖中有：“昨东封”等语，当是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赵恒封祀泰山事，可知此帖也是李建中晚年所写，法沉着朴厚，有唐人遗意。《土母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深牙色纸本，行，曾刻入清《三希堂法帖》中。其中以《土母帖》最为精美，集中地表现了李建中法艺术的造诣和风格，可以看出其法笔画丰腴肥厚，结字端庄稳健及与唐代法的继承关系。《三希堂法帖》还刻有李建中的《齐古帖》，据记载上述三帖和《齐古帖》、《贤郎帖》、《左右帖》，原合装在一起，名为《李西台六帖》，清初时被拆散，后三帖的墨迹已佚。 李建中善札，为北宋初期著名法家。真、行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从流传作品来看，气格遒劲淳厚，基本上沿绪唐代法的余风，主要得力于唐欧阳询、颜真卿，并糅合了魏晋法的风神，有一种丰肌清秀、气宇轩朗的特点。其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笠斗文字，有诏嘉奖。宋陈师道《后山丛谈》谓“李西台学张从申。”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西台本学王大令，而拘挛若此，犹韩非之学黄老、李斯之师荀卿也。然观笔势尚有先贤风气，固自佳。”赵构《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宋黄庭坚云：“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元赵孟頫云：“西台去唐未远，犹是唐人余风。”明王世贞《法苑》云：“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唯苏轼评云：“建中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 唐人的法通过五代的杨凝式、宋初李建中的继承和发展，慢慢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宋代法。流传至今的李建中法墨迹比较少，其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土母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帖》最为出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沈义伦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沈义伦（909年～987年），后因避太宗光义名讳而单名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今属河南）人。少习《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后汉乾祐元年（948年），白文珂以“使相”任永兴军（陕州，今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开始了节府幕僚生涯。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赵匡胤初领匡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经宣徽使昝居润推荐，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沈义伦任从事，掌管财政。 宋朝建立，沈义伦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自归德军（宋州，今商丘南）观察推官升为户部郎中。沈义伦较关心民间疾苦，次年出使吴越时，途中见到淮南扬州、泗州（今盱眙西北）发生饥荒，饥民饿死不少，在他归朝后的力请下，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三年十一月，升给事中。乾德元年（963年）改任陕西转运使。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正月，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转运使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乾德五年八月，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年）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沈义伦言行谨小慎微，当新贵们纷纷营造宏丽的新居，他的住房虽卑陋但不进行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宋太祖派官督工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还是要求建造较狭小的房屋。同年八月，连任十年宰相的赵普，因跋扈擅权被罢相出为节度使。九月，枢密副使沈义伦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同日升为宰相，沈义伦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赵光义（太宗）夺位后，沈义伦避宋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及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次相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太平兴国六年六月，首相薛居正死，沈伦升为首相。同年九月，赵普因编造“金匮之盟”被宋太宗任为首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一场迫害皇弟秦王赵廷美的活动在赵普的主持下紧张进行。次年初，沈伦开始生病，也许是他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以病告假静观发展，“清介醇谨”的沈伦既无力阻止，也不愿参与迫害秦王赵廷美、次相卢多逊，更不想被卷入其中而受牵连，在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沈伦“已上表求致仕”。但同年四月，沈伦仍以不能觉察卢多逊罪行而被罢相。沈伦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同年七月，以左仆射致任。雍熙四年（987年）病死，终年 79 岁，谥恭惠。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吕馀庆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吕馀庆（927年～976年），原名胤，字馀庆，宋初因避宋太祖名讳，以字行，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官宦世家。祖吕兖，唐末，任横海军（沧州，今沧州东南）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五月，横海军节度使刘守文攻其弟刘守光于幽州败死，刘守光反攻沧州，吕兖立刘守文子刘延祚为帅，并率军民守城。次年正月，刘延祚降，吕兖全家遇害，吕兖子吕琦，时年 15岁，门客赵玉诈以为弟而得脱。吕琦后投太原晋王李存勗霸府，后唐建立，历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学士。后晋时，任秘监、兵部侍郎。吕琦子吕胤（馀庆）、吕端。吕胤后晋时以父荫入仕，历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推官。后汉时，任濮州录事参军。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十月，赵匡胤领匡国军节度使，吕胤任掌记，遂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后周末，任宋、亳观察判官。 宋朝建立，吕胤以字行。吕馀庆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三，升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后任首都开封府知府。同年，宋太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叛乱，开封知府吕馀庆协助枢密使吴延祚及皇弟赵光义留守京城。后升户部侍郎。乾德元年（963年）三月，宋平荆湘，吕馀庆任新占领区潭州知州，同年移为襄州（今湖北襄樊）知州，后改为兵部侍郎、江陵知府。 乾德二年四月，创设副相参知政事，吕馀庆与薛居正成为首任参知政事。但当时虽名为副相，却“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实际上只是宰相赵普的助手。次年正月，宋灭后蜀。二月，吕馀庆以副相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当时后蜀刚亡，以宋军统帅王全斌为首的大部分将领日夜宴饮，“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军士们也进行抢掠，“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吕馀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秩序逐渐恢复。开宝元年（968年）正月，蜀地已平静，参知政事吕馀庆回朝，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实际是负责督运后蜀国库财物至京。开宝六年，宋太祖为抑制宰相赵普的擅权，决定提高副相参知政事的职权，“诏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都堂（政事堂、中）与宰相同议政事”，与宰相赵普“分（日）知印、押班奏事”，吕馀庆等才从宰相赵普的助手地位，提高至与其副相相称的地位。九月，吕馀庆以病求解职，罢为尚左丞。开宝九年（976年）死，终年50岁。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曾布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曾布(1036年～1107年) 北宋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字子宣。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加者，曾参与制定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法，并主持制定熙宁新常平□。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曾布上朝廷，建议修改刑统。他认为“刑统名（例）义理多所未安”，建议删去刑统疏议中一些“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的规定，并指出疏议的“乖谬舛错”100条。曾布的建议未被采纳，他写的意见也未留传下来，但从《宋史·刑法志》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见解。 中国古代法典，自秦、汉而下，对强盗、窃盗以及官吏的贪污、受贿、侵占等罪，都是根据赃物的多少定罪量刑，叫做“以赃论罪”。曾布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 “盗情有轻重，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他主张定罪量刑时应全面考虑犯罪的各种情节，如犯罪使用的工具、手段等。他任宰相时曾实行这种办法，后来废除了。 曾布主张恢复肉刑。他说：“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他非难汉文帝除肉刑和后世以流刑代替肉刑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他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因此流刑的威慑作用大；“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加上罪犯在流放地劳役1年后就可以得到当地一般人的待遇，因此这时流刑比古时要轻得多。至于徒刑，由于宋代实行折杖法（即以杖代徒），同古时的鞭扑刑差不多，也变得很轻。他认为，“刑轻不能止恶”，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还是要依靠杀人来办罪，结果成了“欲轻而反重”；当时死刑条款太多，如果有肉刑，就可以用来处理依法应处死刑而情有可原的犯罪，如军士开小差应斩，贼盗的赃物满一定限额应绞等，这样便可减少死刑的数目。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吕端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吕端（935年～1000年），字易直，吕馀庆弟，以荫入仕，后周时任至著作佐郎、直史馆。宋太祖时任至成都知府，开宝九年宋太宗即位后，皇弟赵廷美，封齐王，任开封府尹，吕端后被调任开封府判官，进入赵廷美幕府。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原拟以皇弟赵廷美主持留守事务，吕端为赵廷美出谋认为应该从征，赵廷美从征后进封秦王。次年，吕端因秦王府亲吏请托违诏市竹木而被贬官。雍熙三年（986年）太宗次子赵元僖任开封尹，吕端再次任开封府判官，成为许王赵元僖的幕僚。 淳化三年（992年）许王赵元僖暴病而死，因其嬖妾张氏专恣，吕端等王府幕僚以失职被降官，吕端不久复官，升枢密直学士。淳化四年（993年）六月，任参知政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吕蒙正罢相，吕端任宰相（独相）。副相参知政事自开宝六年提高职权后，可能在太宗初年地位又降低，吕端因与寇準同时升任参知政事，而自己先升为宰相，向太宗提出“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从此，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而且将原先上朝的砖位与宰相合而为一，遂成制度。 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恒）为太子，这是宋朝首次立太子。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危时，曾经帮助宋太宗夺位的大宦官王继恩，又想故伎重演，说动李皇后，并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吕端“知有变”，遂锁王继恩于阁内，并派人看守。吕端入宫后，李皇后提出“立嗣以长”问题与吕端商议，吕端认为太宗立太子正是为了日后帝位的继承，遂奉太子赵恒为帝，是为真宗。“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因恐宦官们以楚王赵元佐冒充赵恒，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并上殿查看无误后下殿，率领群臣拜呼万岁。宋朝皇位首次正常继承，也是第一次由宰相参与意见的皇位继承，在宰相吕端主持下顺利进行。太宗时跋扈一世的大宦官王继恩终于被贬官，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十堰东北），后死于贬所。咸平元年（998年）十月，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罢相，仍享受宰相俸禄的特殊礼遇。咸平三年（1000年）死，终年66岁，谥正惠。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刘熙古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刘熙古（903年～976年），字义淳，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少通经史，也精于骑射。后唐长兴中，因祖父名实进，因而避讳未考进士科而考《三传》，中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科举，召刘熙古参与进士科考试，中第，与后周宰相范质同时或先后成为和凝的门生，但刘熙古长期沉沦于县令及节镇幕僚。后唐末，入金州（今陕西安康）防御使孙铎幕下为从事。后晋初，随孙铎至汝州（今属河南），孙铎死后，改任下邑县（今夏邑）令，后任三司户部出使巡官等。后汉时，任卢氏（今属河南）县令。后周显德二年（955年）秋冬，后周平秦、凤，刘熙古出任秦州观察判官；显德六年七月，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刘熙古任节度判官。刘熙古虽是投入赵匡胤霸府的主要幕僚，但还来不及与赵匡胤建立密切的关系，次年正月赵匡胤即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在宋太祖为其主要幕僚们加官进职时，刘熙古虽名列第一，所进官衔为左谏议大夫，也略高于位列第二的赵普右谏议大夫，这可能是因为刘熙古在霸府幕僚中资历最高。但刘熙古并没有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出任州、府长官。自建隆元年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同年十一月宋太祖亲征扬州李重进，刘熙古被“追赴行在”从征。 建隆二年，又以左谏议大夫制置晋州（今山西临汾）矾务，当时矾实行禁榷制，由国家专卖，刘熙古“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是宋太祖霸府主要幕僚中唯一从事基层财务的官员。乾德元年（963年）前后，刘熙古升为刑部侍郎、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后改任权知秦州。秦州地近党项、吐蕃族居住区，多边患，刘熙古恩威并施，又“取其酋豪子弟为质”，边境地区日渐平静。开宝元年（968年）正月，以端明殿学士职名权知成都府，以接替回京复职的参知政事吕馀庆。开宝五年二月，刘熙古回京任参知政事，在原霸府主要幕僚中是最晚一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致仕。开宝九年（976年）死，终年74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卷、《切韵拾玉》5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杨业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杨业（？～986年），本名重贵，父杨信，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北宋抗辽名将，素以英勇善战闻名。所向无敌，屡立战功。公元986年，北征契丹，援军不至，杨业孤军李战，被俘后绝食而死。宋太宗痛惜万分，下诏悼念杨业，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杨业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候。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 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封好交给杨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宋开宝元年（968年），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宋太祖花了十三年工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就出兵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不久，宋太祖也得病死去，他的弟弟赵匡义继承皇位，这就是宋太宗。宋太宗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援兵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没法，只好投降。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杨业，也归附宋朝。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器重他，任命他做大将。 宋太宗灭了北汉，想乘胜攻打辽朝，收复北方失地。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宋军一直打到幽州（今北京市）。后来，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救援。双方在高梁河（今北京市城西）打上一仗，宋兵大败，宋太宗乘了一辆驴车，逃回东京。打那以后，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公元980年，辽朝派了十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力相差很大。杨业是个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后方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忽然，后面响起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乱砍猛杀。辽兵毫无防备，又弄不清后面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大批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杨”字旗号，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杨业立下大功，也引起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忌。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坏话。宋太宗正要依靠杨业，不理睬那些诬告，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感动。 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死去，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撤退到狼牙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兵势很猛。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并且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意见，说：“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害怕。”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王侁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这一句话把杨业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怕让兵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主将潘美也支持王侁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来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连宋军的影儿都没有。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侁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搏斗，兵士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兵士他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兵士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感动得都流下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侁革职查办。 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年～1014年），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杨延昭本名杨延郎，为了避讳，而改名杨延昭。 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必然带杨延昭同行。杨延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熏陶，成年以后，也成为一个职业军人。雍熙三年北伐，杨延昭与父兄一起出征，攻击朔州的时候，杨延昭作为前锋进攻，被流矢射穿了手臂，他却更为勇猛的作战。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有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辽国南下进犯。杨延昭正在遂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而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也无法继续，只好撤退了，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此功被授予莫州刺史。 辽国南下进犯，身为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的傅潜率领重兵驻扎在中山，屯兵不出，消极避战，不积极打击进犯的辽军。而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傅潜都不听从，龟缩在中山。即使部下的将领出击取胜，傅潜也掩盖他们的功绩。后来宋真宗得到报告，将傅潜削职流放。宋真宗召见杨延昭，向他询问边防策略。宋真宗对杨延昭的表现非常满意，称赞杨延昭行军作战大有父风，给他很优厚的赏赐。咸平四年，辽国又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交锋，将辽军引诱在伏击圈，与伏兵一起夹击，辽军大败，阵斩辽国大将。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他和当时另外一位边防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杨延昭等人卓著的战绩，也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对宰相说：“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至于此。”咸平五年，辽国进攻保州，杨延昭和杨嗣率领部队支援，还未列阵，就遭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以两人素以忠勇闻名，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杨延昭仍然担任莫州团练使。咸平六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景德元年，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如辽国进犯，就屯驻静戎军之东，并许他便宜行事，不听都部署王超的指挥。澶州之役，杨延昭反对议和。他上认为：契丹顿澶渊，去北境数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等数州。可袭而取。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景德二年，杨延昭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延昭在大中祥符七年，卒于任上，终年57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这落泪。北宋朝廷录用杨延昭的三个儿子为官，并且从杨延昭常从门客中选取有才能的人为官。杨延昭英勇善战，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公而忘私。他本人作风简朴，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继承了杨业的作风。杨延昭每战都身先士卒，获得功劳，与部下一起分享，所以部下也乐于为他效命。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杨延昭正好处在北宋对辽国进行防御的时期，他为保卫宋朝的边防而奋战，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延续了杨家将的威名。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他们还把宋代功臣潘美描绘成大奸臣做陪衬，使杨家将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家风更加高大和完美。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杨排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在世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以至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演义和传说。 对于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对于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既忠又勇的行为，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是杨家后代。 杨家祠堂始建于元代，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杨家祠宇。因杨业死后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他的后代以此题祠名为“杨忠武祠”，俗称“杨家祠堂”。祠堂大殿前，有一块鹿蹄石，形状特，雕刻秀美。传说是杨业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这只鹿带箭逃走，杨友紧追不放，追到现在的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出异的一方石头，上面雕刻着梅花鹿带箭图案，并有明显的鹿蹄印。后来，人们将这块异的石头搬回祠中存放，鹿蹄涧村由此得名。多少年以来，为缅怀先祖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怀，鹿蹄涧村年年都举行村祭，年年村祭必定唱戏，唱戏必唱杨家将戏。 “血战金沙滩”是杨家将传说故事中，杨家将打得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仗。在这场恶战中，杨家将的七郎八虎中，大郎、二郎、三郎、七郎战死，四郎、八郎被俘，五郎出家，整个一个杨家战死一大半。戏曲《金沙滩》演的就是这件英勇悲壮的事迹。但鹿跨涧村民什么戏都看，唯独不看《金沙滩》这出戏。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村里正唱戏，点戏人就点了《金沙滩》。说也怪，开戏前，天气晴朗，风尘不动。戏开后，契丹兵向杨家将猛烈进攻，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滚滚，搅得天昏地暗，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台上的“契丹兵”也只好鸣金收兵。风沙过后，观众稍稍坐定，台上又紧锣密鼓敲打起来，杨老令公披挂上阵，领兵迎敌。演到二郎、三郎惨死疆场时，突然从西北方向滚过一团乌云，刹那间，风云过后，就是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整个场子里成了风雨世界。风雨过后，人们说：这是祖宗对咱们的报应，老祖宗不想让咱们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咱们闹红火，别让他们不高兴，好吧，从今往后，演杨家喜庆的戏，咱再不演《金沙滩》了。后来换了别的戏，说也怪，一连几天全是风和日丽。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人们也没有必要追究它的真实性。不过鹿蹄涧村人从来不看《金沙滩》这出戏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回忆祖先悲伤的往事，更不愿让这惨烈的场面再去搅扰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们期望的是没有侵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与安宁的世界。凝聚在杨家将传说故事中的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族侵扰和西方列强欺凌，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杨老令公战死了，杨六郎、杨文广继承遗志继续战斗；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要继承遗志继续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仅在山西，还有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的薛家将和呼延赞、呼延灼的呼家将。这些家将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雁门关外杨家将征战过的那个叫做金沙滩的古战场，昔日的刀光剑影。硝烟烽火，早已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而荡然无存。今日的金沙滩，放眼望去，满滩皆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为十里飘香的果园。 杨家将以及薛家将、呼家将已远远走出历史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杨文广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杨文广（？～1074年），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年），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 杨文广是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在谈话中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狄青南征广西，杨文广随军从征，但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治平中，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以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提拔杨文广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在筚篥筑城，控制要道，防御西夏。杨文广先扬言要到喷珠筑城，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黄昏时赶到目的地，连夜抢修城寨，构筑好了防御工事，作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大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作好了准备，只能无奈的撤退，杨文广乘机遣将出击，斩获敌人很多。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知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十一月杨文广就病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杨文广并没有建立能与他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因为此时北宋已经与辽国议和，而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摇摆，只是防御。但是杨文广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心报国的传统，没有忘记收复幽燕，平定北方的理想，还在为这个奋斗了三代的目标努力。但是此时的宋朝积弊已深，而且修文偃武的风气已成，讳言用兵，杨文广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寇准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人，北宋的宰相。为人豪放正派，善断大事。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精通《春秋》三传。19 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太平兴国进士。淳化五年(994年)为参知政事。景德元年(1004年)拜相。辽兵进攻宋朝时，他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抵抗，促使真宗亲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不久被王钦若排挤罢相，出任陕州知州。晚年又被起用，天禧四年(1020年)又遭丁谓陷害，后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卒于贬所。他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名垂青史。 刚直多智 寇准出身于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很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9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次年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等官。寇准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年)，寇准曾奏事殿中，极利害。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宋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准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人禁中，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准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准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准了，寇准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准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光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寇准回答说：“我是被贬之人，不待召见是不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太宗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风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澶渊退敌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镇压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北宋政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 契丹是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契丹族耶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称辽。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契丹机迅速发展。923年，后梁灭亡后，河北一片混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骑南下，攻占了幽州和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援。石氏在辽兵帮助下建立了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辽，使中原失去北方屏藩。后周世宗柴荣曾为收复失地，重振国防而致力北伐。宋太祖时，辽朝正值穆宗耶律景在位，耶律景沉湎于酒色，不理国事，对宋采取保守战略。宋太祖乘机得以发展势力，平定了南方的割据政权。等到辽景宗耶律贤即位，辽的国力一时尚未恢复，因此还能与宋相安。开宝七年(974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遣使通好达五年之久。然而这个友好局面终因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兵援助北汉而破裂。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宋军都遭到严重失败。从此北宋朝“守内虚外”的倾向就更加严重，宋朝廷内消极妥协的情绪也因此而日益增长。契丹骑兵间岁南下，河北大平原经常遭受侵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敌骑南下侵犯。“急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３０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景德元年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敌骑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准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三寇准明确指出，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真宗车驾终于北行到达澶州。北宋时，黄河还是从澶州流过的，将澶州城一分为二。辽军已抵北城附近，真宗不敢过河，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准力请渡河，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对高琼说：“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榀答吗”高琼说：“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于是寇准与高琼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真宗。寇准对真宗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便说：“寇准的话不无道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意抛弃家中老小随您迁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请真宗立即动身渡河。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责高琼对真宗鲁莽。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渡过浮桥时高琼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当真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准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寇准与知制诰杨亿在城楼上喝酒下棋，十分镇定。寇准胸有成竹，使真宗不再恐慌。 自从契丹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契丹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契丹太后萧燕燕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的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叫住。寇准叮咛他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就不必再来见我，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寇准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也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功高名重 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准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准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人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准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准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准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准的—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准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准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准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准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准。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准结下怨仇。不料，寇准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准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准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准参与密谋。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准，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了谓之奸邪，力诉寇准之蒙冤。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寇准去世后，经他夫人宋氏请求并得到朝廷恩准，将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径公安(今湖北公安)等县时，当地老百姓沿路拜祭，据说哭丧的竹杖插在地上，后来都成活长青了，形成了一片竹林，后人称为“相公竹”。人们又在竹林旁建了“寇公祠”，纪念这位议论忠直，不顾身家的政治家。明代大文人戴嘉猷路过公安时，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不朽诗句，以歌颂寇准。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令、莱国公。皇祐四年（1052年），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墓前。寇准墓在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附近，墓前立有“宋寇莱公墓”的碑石。列入陕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庞籍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省成武县伯乐镇庞楼村）人，于北宋太宗端拱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庞籍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庞籍及进士第，被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辅佐知州审理刑事案件的专门职务）。庞籍莅任处事足智多谋，得心应手，很得上司的赏识。在后来的仕途生涯中，庞籍的能力屡屡得到上司的认可，所以他很快就被调任京城开封，成为在皇帝身边的朝臣。 社稷之臣 当时，北宋建国七十余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庞籍，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礼治、人才、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坚持原则，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被称为社稷之臣。 仁宗亲政后，庞籍在整肃朝纲等方面，屡献良策，他劝仁宗：“陛下躬掌万机，关键是如何用人。”提出要辨别邪正奸伪，任用贤正，防止朋党。选用大臣要采取众人公论，而不能听某些人的一面之词，让那些勇于进取、忠正刚直的人布列朝廷，襄治国事。当时，宰相张士逊为固相位，不惜采用排挤异己的手段，结私用人，还暗地派人到各地选美女入宫，皇室后苑制作珠玉宝器的工匠也倍增于前。为此，庞籍在奏疏中还提出要“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费”。张士逊此时正得仁宗皇帝的宠信，言事官们当时说话，都千方百计地迎合张士逊。庞籍敢于直斥其行径，因此深得同僚们的佩服，御史中丞孔道辅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 景佑元年（1034年），庞籍任开封府判官。当时，亲政后的仁宗亦开始放纵色欲，宠爱新选入宫的尚氏、杨氏等美人，尚氏等人则依恃仁宗的宠幸，毫无顾忌，有恃无恐，竟遣内侍随意以“教旨”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朝廷大臣对此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又是庞籍，上直言，痛切陈谏。他说：“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会影响圣上的圣德，请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并令有司：“今后凡是自内宫传出的命令，有司有权拒绝执行。”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此举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边关雄帅 自真宗景德初年，宋朝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北方的边患暂时得以缓解。但此后，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却迅速发展起来，党项族首领、宋封西平王赵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开始谋求摆脱宋朝的控制。元昊推行党项传统的秃发方式，禁用汉人风俗结发；废除唐宋两朝所赐李、赵姓氏，复用党项原姓“嵬名”；并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把十万军队部署于临宋边界地区。 景佑五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建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同时也成为宋朝强大的竞争对手，成为宋朝的一大边患。为了选任一位既有将才、又有智谋的人全力经营西边，对付元昊，仁宗斟酌再三，选中庞籍，遂任命他为陕西体量安抚使、都转运使，全权处理对西夏的军政事务。 庞籍到任陕西、充任封疆大吏后，认真落实朝廷整饬边备的诏令，亲自巡访各地。在战略上，他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和谋略，从边疆全局出发，考察分析了整个战争时局。一方面，庞籍全面考察了西夏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庞籍全面分析了北宋、西夏、辽和其他民族政权并存的情况，看到西夏连年不断对辽及吐蕃、回鹘等政权用兵，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伤亡，不仅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严重影响了西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再一方面，庞籍经过慎密侦察，全面掌握了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积极采用离间政策，逐步瓦解了元昊的统治。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西夏与辽等民族之间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而庞籍对少数民族采用招抚蕤和政策，稳定了大宋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一次，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对这一关系到民族间利益关系的重大事务，庞籍的部将知忻州郭逵，在庞籍的授意下，礼节俱全、稳妥地进行了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档案，发现有一封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信中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委婉予以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在战略战备方面，庞籍总结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变更宋军原来的东西阵法为方阵法，重点配备各军的兵甲器械，修葺战道，加强了永和、乌仁关等地的防御能力，使大宋军队一路有警、数路能援，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并数次挫败了夏军的入侵，使之不敢贸然侵犯鄜延地区，阻遏了夏军的攻势。 在戍边御敌中，庞籍堪称为古人所认可的良将：“良将者，不必亲披坚锐。上兵伐谋，运筹帷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他两为边帅，戍边数载，殚精竭虑，功勋卓著，得到仁宗皇帝嘉许诏奖、赐钱百万。因此他豪情满怀，挥笔写下了《渔家傲》（见《全宋词》）：儒将不须躬甲胄，指挥玉尘风云走。战罢挥毫飞捷奏，倾贺酒，三杯遥献南山寿。草软沙平春日透，萧萧下马长川逗。马上醉中山色秀，光一一，旌戈矛戟山前后。在宋夏关系中，庞籍尽展其知己知彼，运筹帷幄的儒雅风度。以正确的战略决策戍边，以不卑不亢、进退有度的策略议和，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大宋的尊严与利益，保全了国家疆域。在北宋一度委屈求和的屈辱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抹亮光。 独任宰相 因为庞籍在抗击西夏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和在宋夏议和中极力斡旋的佳绩及表现出的超人才智，深得仁宗信任，所以于皇佑三年（1051年），将他升任为宰相。当时，朝野上下独任庞籍为相（宋时一般以两人或三人同为宰相执政），且加其昭文馆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庞籍执掌朝廷枢政，尽职尽责，唯贤是举，不以官爵养私和邀取声誉；用人虑事，以国事为先，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为一度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维持承平时日，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庞籍受命之时，正是宋王朝积重难返之际，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政荒民疲。庞籍认为致使国用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兵多而不精。庞籍据实提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以补国用不足。他向仁宗皇帝献策“凡年五十以上及身体矮小者，一律免放为民。”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广南西路的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城略地，兵锋直指广西重镇邕州（今广西南宁），庞籍向仁宗推荐曾为其部将的枢密副使狄青帅兵平叛。 皇佑五年（1053年）正月，狄青抵达岭南，果然不辱君命，整饬军纪，一举收复邕州。捷报传至京城，仁宗喜不自胜，对庞籍说：“岭南平敌，如果不是当初你坚持专任狄青，是不能取得这样胜利的。广南之捷都是你的功劳啊！”便要授狄青为枢密使，庞籍认为不妥，他说：“狄青起于军中，任职枢密副使，朝臣们都议论纷纷，说自大宋建国以来，从没有人可与狄青相比的了。现在狄青有幸平定南方侬智高叛乱，立下战功，议论的声音才刚刚停止。假若现在对狄青再加封赏太过，又会使狄青成为众矢之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臣所言非徙便于国体，也是为狄青考虑。”但仁宗还是任命了狄青。岭南平定以后，两广推举因功受赏的六百九十余人，当时廷臣们都议论赏赐太过了。 庞籍长期任地方官，对农民的疾苦了解较多，他认为应当关心百姓疾苦，农民生活不好，就是当官的羞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庞籍在三年的宰相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贯穿在他所有的执政岁月里。 整顿吏治、实施礼制是庞籍的政治主张。庞籍为相伊始，即下诏曰：文武官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后又多次下诏整顿规范吏治，严格官吏举荐制度，并制定了对不称职官吏弹劾、惩罚措施。他提倡节俭，反对挥霍浪费。认为天下之财是农民之膏血，应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用。宋朝到仁宗时，国势日趋贫困。国家府库之财，十之七八被皇帝奉养赐予和贵臣饮宴之用。因而他极力举谏要皇帝、贵近之臣带头节俭，以期收到上行下效之功效。在一些具体事务上，他都积极上谏仁宗皇帝。比如：宫禁市物给实直，非所阙省毋市等。 庞籍为相三载，在宋王朝官场风气十分奢侈、腐败的氛围中，为官清廉，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一心期盼中兴的太平盛世！ 田园宰相 庞籍被仁宗皇帝称为“深谋远虑”的宰相。罢相以后，仁宗感到朝中再没有他那样有智谋而能断大事的官员了，有失左右手之感。有一次，辽朝遣使来宋，求索御器，仁宗问宰执大臣如何处理此事，大臣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没有一个人拿出良策，仁宗不由感叹道：“你们有谁能像庞籍那样能断大事啊！”颇悔当初罢免庞籍之举，于是特诏加庞籍观文殿大学士之衔，后又拜庞籍昭德军节度使，徙知永兴军，再改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仍不时垂询遣问。 至和二年（1055年），庞籍从郓州前往永兴军路过京城，时文彦博再次任宰相。仁宗特召见庞籍，在谈话中问道：“朕今用文彦博和富弼二人为相，你以为二人如何？”庞籍忠恳地回答说：“他们二人都是朝廷大臣中的最佳人选，陛下能任用他们，正是天下所希望的，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仁宗又说：“不过也有人说文彦博私心较多，朕倒没有听人说富弼有什么缺点。”庞籍态度更加坚定，凛然回答道：“文彦博曾与臣一起执政中枢，臣了解他，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私心，都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诬陷的。文彦博前被诽谤罢官，这次重新执政，必定会更加谨慎。富弼前任枢密副使，没执掌过大政，也没得罪过朝臣士大夫，故得众口称赞。陛下既知其二人贤而可用，就应当深信不疑，使之尽力辅佐朝廷。若陛下以一人之言而用他们，又以一人之言而怀疑他们，臣恐朝廷大业难以有所成就。” 庞籍居家以后，以写字、读、诗赋自娱，他对史学、理学亦颇有研究。其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他一生安邦治国、尽职守责、力求进取、功勋卓著，为官处事、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甘处清贫，正如他晚年所作诗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生。”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庞籍病逝于家，享年76岁，仁宗时病重，遣使吊赙其家，赠司空，加侍中，谥曰庄敏。著有《天圣编敕》、《清风集》范缜序、《清风集略》司马光序等。如今在山东潍坊市辖内沂山的峭壁重叠，垂立百仞，高耸云表的歪头崮南面，尚有庞籍题壁“郝崖映辉，云海飞霞”石刻，字体行草，径尺半许，直排两行，气韵豪放不拘，洒落大方，笔力苍劲老练。司马光称其“敏而好谋，果而不惑”。《宋史》曰：庞籍为政，通晓律令，长于吏事，随练习民事，皆能用其所长。庞籍戍边治民功绩赫赫，不愧为我国北宋时代一位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 历史上的北宋是一个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艰难时代，也是涌现大批人才的时代，庞籍便是其中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臣，曾经官至宰相。他在大宋处于被动地位的民族战争、民族关系中，留下了一抹亮光，延续了宋王朝的和平时日……在陕西延安城东北隔延河与宝塔山对峙的清凉山上、在山东青州松林院内，贤相庞籍的塑像、礼位赫然在目，他杰出的风范、传世的业绩，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祭奉和景仰。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毕士安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毕士安，字仁臾，西京大同人，宋朝著名宰相。其曾祖与祖父都在本州、本县做小官，父亲还任过观城县令。毕士安从小好学，曾专程到宋（今河南省商丘）、郑（河南省郑州市）等地求师。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毕士安中进士，十年后任大理寺丞、三门发运事。咸平元年，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 毕士安一生为人正直，勤于政务，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平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曾大力推举寇准，向宋真宗上说：“寇准忠义两全，善断大事，我以为是宰相之材。”于是宋真宗同意毕士安之奏请，同时任命毕、寇二人为平章事（宰相）。寇准任宰相后，小人申宗古诬告，毕深知寇之为人，极力为寇辩护，查清诬告案件，将申宗古斩首，寇准才得安心政务。以后寇准力主抗辽，政绩显著，均为毕士安荐贤之功。景泰二年，辽国统军挞览领兵南下侵宋，毕士安与寇准力主真宗皇帝御驾澶渊订盟，迫使辽邦不敢进犯，只好订立澶渊盟约，双方罢兵议和。景泰二年，毕士安病逝，享年68岁。宋真宗废朝五日，异常悲恸，赠太傅、中节令，谥文简。 毕士安去世之后，宋真宗对寇准等人说：“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殁，深可悼惜！”后来王旦为相，面奏真宗皇帝：“毕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闻之感叹，仕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莱，殁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贷为生，直有以周之者窃，调当示上恩，非臣敢为私惠。”真宗皇帝深表同情，赐白金五千两，子世长至卫尉卿，庆长至大府卿，孙从善至光禄寺少卿。 《宋史·毕士安》中对毕士安有很高的评价：“土安端方沉雅，有清识醒籍，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毛读不辍，手自雠校或亲善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邢恕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干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资反覆、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滑。 神宗熙宁年间（1069年～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夺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右仆射兼中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的心中一下变成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儿。偏是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进邢智为职方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了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合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正、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正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工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三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史部尚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作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抵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著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抬然自得。邢恕不仅会罗织莫虚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做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进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徒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徽宗继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泾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罗罪名还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连又徒永兴、疑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韩琦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 3 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 190 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 10 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 1．8 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 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 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保国利民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当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 1 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年）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力诋变法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年），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 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 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 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 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令。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 卷、《谏垣存稿》3 卷、《陕西奏议》50 卷、《河北奏议》30 卷、《杂奏议》30 卷、《安阳集》50 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侬智高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侬智高（1025年～1055年），北宋时期广源州人。广源州“在邕州（州治在今广西南宁）西南，郁江之源”，是邕州所属四十四个羁縻州之一，隶左江道。该州物产富庶，尤以金矿为最，其“地产金一两，直一缣。”自从宋初交趾（今越南）自立为国后，“广源虽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如1039年夏，广源州一次就被迫“献”给交趾一块重达一百一十二两的生金。 “交趾赋敛无厌，（广源）州人苦之。”原来，韦、黄、周、侬四大姓称雄于广源州，在相互争夺中，侬姓占了上风。宋初，侬氏家族与宋政权交往密切。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广源州的侬民富威望日高，被宋朝封为检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国。至侬智高之父辈， 其势力在兼并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侬智高的父亲侬全福原为傥犹州（今广西扶绥）知州。为了扩充地盘，他曾杀掉弟弟侬存禄、妻弟侬当道，并占有他们管辖的万涯州（今广西大新县境） 和武勒州（今广西扶绥）。大概是广源州实力较为雄厚的缘故，有云傥犹、万涯、武勒州“皆属广源州”。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宋朝的信任和支持，侬全福还自动归附宋朝。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宋朝授侬全福邕州卫职，但“转运使章戚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今广西扶绥），有之。”侬全福发挥自己的号召能力，利用当地的优越条件，“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众，”藉以开发金矿资源，并“由是富强”。此前，“田州（今广西田阳）酋长请往袭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许。”侬全福势力日长，自称“昭圣皇帝”，立其妻为“明德皇后”，封其子为“南衙王”，改其州为“长生国”，缮甲治兵，坚城自守，拒绝向交趾奉土称臣。于是“交趾恶之，遣兵袭虏之。”为了搭救被抓去当人质的侬全福等人，“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但交趾统治者竟刀下无情，太宗李德政下诏曰：“朕有天下，率土皆臣，诸藩奉贡。傥犹存福妄自尊大，建国僭号，骚扰边氓。朕龚行天讨，师广源，俘存福等五人，尽平其地，遂皆斩之于都市。”时在1039年，即交趾李太宗乾符有道元年。侬智高之母阿侬为武勒州人，后转至傥犹州，被侬全福娶为妻。当交趾举兵捕捉侬全福时，阿侬与年仅14岁的侬智高逸走幸生。 附宋被拒 侬智高“能属文，尝举进士，不第。”仕途不顺利与亲人被杀的怨恨集于一身。1041年（交趾李太宗乾符有道三年），侬智高母子出据傥犹州建立“大历国”。交趾统治者不容侬氏家族的后代东山再起，出兵讨伐，侬智高力不匹敌，被擒，并传至交趾京师。李德政见其父被诛，并未能征服侬氏势力，便把他释放回籍，又授以广源州知州衔，划雷、火、戚、婆四洞及思琅州（又作“思浪州”，今广西龙州金龙以西的越南境）归其管理。两年后又给他赐都印，拜为“太保”。但是，侬智高没有臣服交趾，反因屡受凌辱而“内怨交趾”，并在被释后四年占据安德州（今广西靖西县安德公社），建立“南天国”，改年“景瑞”。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侬智高逐渐占领、控制了右江地区田州一路的少数民族地区。同年，他以勿恶洞（今广西靖西东南）为根据地，开始同交趾决裂。交趾命太尉郭盛溢前往征讨，兵败而还。打退郭盛溢的军事进攻之后，侬智高于宋仁宗皇佑元年九月乙巳（1049年十月）首次试兵广南西路重镇邕州，宋仁宗赵祯诏江南、福建等路以备。是年十二月甲子（1050年）一月还派高怀政督捕进入邕州的侬智高部众。 次年二月丙戍（1050年）三月广南西路钤辖司请于邕州罗徊峒（今广西龙州西北）置一寨，作为阻扼侬智高的屏障，得到宋廷批准。不久，交趾又发兵攻打侬智高，侬智高寡不敌众，率部遁伏山林。当广南西路转运上报这一情况时，宋朝采取防范措施，“诏本路严备之”。 同年，广西转运使肖固命邕州指挥使亓赟前往“刺候”侬智高的情况。亓赟“欲邀功”，背地里自开兵衅，为侬智高所擒。亓赟深恐自己会在侬智高刀下丧命，撒谎道：“我来非战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误相与斗，遂至于此。”侬智高亲自为之释缚，引坐赐酒，席间用试探的口吻询问：“大丈夫何以郁郁久为人奴？方今交趾，经略失驭，边吏养安，孤欲北并衡湘，西荡瓯骆，然后乃策进取，即不能跨有南海，剖符通使，亦与国也。朝廷其许我平？”亓赟见其直言相告，便发表己见：“足下以弹丸之地，崛起逆命，天兵所加，譬犹灶上扫尘；且夫顺天者顺，昧时者蹶，何如卷甲束身，纳土请命，不失封侯之赏，孰与夫首领不保，妻子为戮乎？”听了此番述说，侬智高认为甚有见地，高兴地笑道：“吾固念之，事在公矣！”当即“遣其党数十人随赟至邕州”，奉表请求归属宋朝，但遭拒绝。宋廷还以亓赟战败偷生，妄许侬智高朝贡，为国生事为名，黜为全州（今广西全州）都指挥使。皇佑三年（1051年）二月，侬智高再向宋朝请求内属，宋廷“诏本路（广南西路）转运使、提点刑狱、钤辖司具利害以闻。”侬智高没因此气馁，又“以驯象、金银来献，朝廷以其役属交趾，拒之。”并令广西转运司、钤辖司以本司名义作复；“以广源州本属交趾，若于其国同贡，即许之。”翌年四月，侬智高继续向宋廷“贡方物，求内属”，宋廷还是没有接受。侬智高附宋之心未死，“后复贡金函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亦不报。”此外，侬智高还多次向宋廷求投官职，“以统摄诸部”。第一次，他求补田州刺史，宋廷没有答应；第二次，他又请当一个地位更低的教练使，仍然得不到批准。第三次，他官位不求了，只求北宋政府赐给袍笏官服，作为宋官的象征。宋朝还是没有同意；第四次，他索性只求每当宋朝举行南郊大典时，贡金千两，换取同邕管互市的待遇，宋朝照样没有允许。北宋朝廷这一系列行动，点燃了侬智高起兵反宋的导火线。 邕州建国 正当侬智高求附遇拒，万分觖望之时，他召集部众，语之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容，止有反耳！”于是频繁活动于左、右江一带，暗中探察宋朝官军的实力，又在邕州寻找充当内应的人，作好起兵反宋的准备。其间他“擅山泽之利，遂招纳亡命。”为了麻痹宋朝的地方官吏，他“数出弊衣易谷食”。传播“峒中饥，部落离散”之言，邕州的官老爷们认为侬智高力量微弱，不足为敌，故不防备。而侬智高却与广州进士黄玮（又作“黄纬”）、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侬志忠等日夜合谋，制定进攻邕州的计划。准备就绪，侬智高即于一天傍晚“焚其巢穴，给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焚，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兵死！”就这样，一场“五岭骚然”、“天子为之旰食”的反宋斗争在宋朝将官不知不觉之中爆发了。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五千响应者沿着郁江源头之一的右江东下，首先攻下了右江上游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为了激发斗志，取得下层群众的支持，侬智高就地劫富济贫，“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横山寨既破，邕州知州陈珙这为侬军的顺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年五月乙巳（1052年）五月三十一日，侬智高来到邕州城下，陈珙见事不妙，急忙布置防军，命通判王乾佑守来远门，代理都监李肃守大安门，指使武吉守朝天门。此外，广西都监张立还率部队从宾州（今广西宾阳北）来增援。援军一到，陈珙即在城上犒劳军士，正值他们兴高采烈饮酒之时，侬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城而入。这与侬智高事先在城内安插内应者配合行动有关，故时人云“城中之人为内应”， “城中皆应之”。其时，守卫南门的司户参军孔宗旦“为召邻兵，欲拒之；”史传被侬军“断其首，尸不仆，犹奔马而还”的传人物宋士尧也曾率兵与侬军作战，但终于无法挽救邕州的危局。一场恶战，宋朝官军战死一千多，陈珙等一批重要官员被俘虏。攻占了邕州城，侬智高阅军资库，发现他以前所上金函，便怒不可遏地质问陈珙为何不上呈他请求内属的函件，陈珙狡辩说已经上奏，但宋廷不同意。侬智高即命人搜寻奏草，终未见，于是将陈珙这个“病目”知州推出斩首。占邕州城后，侬智高在此建立“大南国”，自称 “仁慈皇帝”，年号“启历”，沿循宋朝制度封官建政，强化其统治权。同时大赦境内。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兵员顿增至一万多人。 兵下郁江 居邕不久，侬智高即离城辟地，沿着郁江大举挥师东下。由于当时“岭南州县无备，一旦兵起仓卒，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很快就占领了广西东部以及广东西部的大片地区：皇佑四年五月癸丑（1052年）六月八日，侬军进入邕州下游的横州（今广西横县）、知州、殿中丞张仲回，监押、东头供奉官王日用弃城而走。五月丙辰（1052年）六月十一日，侬军进占贵州（今广西贵县），知州、秘丞李琚不战而逃。 五月庚申（1052年）六月十五日，侬智高率军入龚州，知州、殿中丞张序弃城而遁。次日，侬军进藤州（今广西藤县），知州、太子中舍李植逃之夭夭。继之，侬军轻易地占领梧州（今广西梧州），知州、秘丞江镃不予抵抗，弃州城而逃生。当地有个“弃妻子，儒衣，常持一大翣，行坐独语”的潘盎，侬智高闻其异，召而问之，皆得恶言以复，侬智高怒而杀之。而自称“虎翼兵”的谢福被俘后，向城内官兵呼告侬军将火攻西门，要梧州守城将士备水以待；次日，侬军“果以硫黄聚草烧西门，赖水扑灭，贼（指侬军）方解去。”随后，侬智高踏进广南东路地界，猛攻封州（今广东封川），遇到都监陈晔的抵抗，封川县（今广东封川）县令还带乡兵、弓手迎击，但侬军以数百倍的绝对优势，胜利奋进，陈晔败走，乡兵溃退，知州曾觐从卒决战，不胜，被执，但有的记载说曹觐不予抵抗，改装民服，藏匿于老百姓家中，侬智高把他搜查出来后，认为可以利用，延坐与食，语之曰：“尔能事我，我以尔为龙图阁学士。 “从我得美官，以女妻汝，”遭到曹觐的痛骂，侬智高“犹惜不杀，徒置舟中，”企望他能回心转意，然未如愿，曹觐绝食两日，侬智高见其无降意，方才斩之。有的史籍则说侬军到后，曹觐“乃易服遁去，未十余里，为贼（指侬军）所擒。贼首谓曰：‘尔乃好骂我南人作蛮者也，今日犹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积薪燔死于江壖。”处决曹觐之后，侬智高继续向康州（今广东德庆）进军。此前，知州赵师旦派人刺探军情，他们还报诸州守将皆弃城逃亡的消息，赵师旦严厉质问：“汝亦欲吾走耶”？旋即大加搜索，“得谍三人，斩以徇。”而此时侬智高已经兵薄城下，赵师旦只好带领仅有的三百守兵，开门迎战，尚颇得力，侬军损折数十人，战至天黑，无法进城，被追稍加退却。赵师旦心里明白，他无法抵挡侬智高的上万大军，便让其妻携带州印和儿子外逃躲藏，自己领兵作战。 王安石为丁氏写墓志铭时说他曾“出战，能有所捕斩，然卒不胜，乃与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后人认为这不过是“饰说”罢了，不足置信。在短短的个多月里，侬智高“所过如破竹”，相继攻破沿江数州。时人论及州县官吏“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指出：“盖夫城郭之不设，甲兵之不戒，虽有智勇，犹不能以胜一日之变也。”当时确有这样的情况，侬智高起事之前，广西转运使肖固曾“请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但未能引起重视，奏“至六七皆不报”。侬智高发动军事进攻后，有些地方官员还对其行动作错误的估计，说他“止期得邕、贵而已，岂肯离巢穴远来耶？”这种错误判断的结果，遂有将帅解散守军之举。更重要的是侬军的英勇善战和宋朝官兵的昏庸腐败。史籍称侬军在战斗中“用蛮牌、捻枪，每人持牌以蔽身，二人持枪夹牌以杀人，众进如堵，弓矢莫能加。”他们“略地千里，弄兵安行，无一能拒，虫飞蝇营，拏而不散。此官滥束庸，招其所以侵也。” “官吏皆成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边事，乘扰攘中济其所欲，不问朝廷安危，谓之‘做边事’，涵养以至今日。” “南军不习斗，部校争长，连战辄北。”这就是侬智高发难前期顺利的主要原因。 围困广州 侬智高占领端州之后，继续督军东征，于皇佑四年五月丙寅（1052年） 六月二十一日抵达广州城下，开始了起事以来最艰苦、历时最长的围城作战。此前，知州仲简不相信侬智高会袭击广州，把前来告急报信的人囚禁起来，还“榜于衢行路，令民敢有相扇动欲逃窜者斩。”侬军临城下，仲简才开城门令民入城，来不及进城者全部加入侬军，使之军势更壮。广州城既被围，“性愚且狠”的仲简留兵自守，不敢出战，“又纵部兵馘平民以幸赏”。险些被激怒了的官吏斩首。仲简还“阴具舟欲与家属逃去，僚属以为不可。”贪生怕死的广东钤辖王锴更是畏惧重重，竟然杀了主战的海上巡检王世宁。以后还发生过疲极的守将诱士卒开城门投降侬军未遂案，为都监侍其渊制止之。六月甲申（1052年）七月九日，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尧在广州市船亭同侬智高进行了一次军力较量，为侬智高所败。六天而后，侬军又在广州城下击败出战的武日宣、魏承宪。但是，由于广州城坚防严，守军又得到外援，侬智高久攻坚城不下，给宋朝集中兵力南下以时间，面对着日益紧张的形势，侬智高只好解除长达五十余日的广州之围。侬军退出广州，遇上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苏缄在四十里长的路上布设槎木、巨石为碍，被迫绕道由沙头渡江，北上清远县，向连州（今广东连县）、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进军。攻贺州不下，在这一带转战一个多月，取得白田、路田、太平场三役之胜，打死宋军头目张忠、蒋偕等人。太平场战后，宋军溃走山林，劫掠地方。柳州司理参军陶弼深忧这些败卒会倒戈附侬，便取来白旗数面，大“招安”其上，遣人持徇，才收得一千多残兵。九月庚申（1052年）十月十三日，侬军西攻昭州（今广西平乐），知州柳应辰弃城逃走。这是离开广州后首次攻下的州城。该州有几座岩洞，可容纳数百人，老百姓避战于此，侬军误以为宋兵，焚死。原来，“智高所用为内应者”曾为他逾岭北伐作了情报方面的准备，后被查获，情报不得送达侬智高手中。侬智高自度北伐无望，遂班师西折。西陷宾州之后，侬智高于十月甲申（1052年）十一月六日再度进入他于此称帝建国的邕州。二驻邕城，侬智高仍以胜利者自居，对汹涌南来的宋军置若罔闻，既不在根据地建设上费心，又不做军队组训等巩固政权工作，而是把拿下广州作为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日夜伐木治舟楫，扬言更趋广州。”十二月壬申（105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广西钤辖陈曙发动金城驿（今广西南宁东北）之战，被侬军击败。为利用少数民族的力量，侬智高亲自写信给实力强大、地理条件优越的结洞酋长黄守陵，内容有：陈述自己“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的消息；认识了自己同宋朝派来的骑兵作战输赢未卜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若能战胜宋军即“长驱以取荆湖、 江南”的战略计划，并以授邕州地换取黄的支持；作出了战败的打算：即寓居结洞，“休息士卒，从特磨洞（今云南省境）借马教习骑战，候其可用，更图后举。”黄守陵对此十分赞赏，“运糯米以饷智高”。后因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余靖派邕州人石鉴前往结洞摇唇鼓舌，挑拨离间，黄守陵渐疏侬智高。余靖还招邕州各洞“侬、黄诸姓酋长，皆縻以职，使不与智高合。”溪洞联系断绝，宋朝又已兴师动众，加上侬智高在战略战术上的许多失误，最后给自己引来了惨败的结局。 归仁铺之役 自侬智高事起，“朝廷忧之，君臣为之旰食。”在一再调兵遣将，师久无功的情况下，宋仁宗赵祯接受了宰相庞籍的推荐，给时任枢密副使的狄青加了一大串官衔，派他统军南来镇压侬智高。狄青筛选精锐部队南下，同孙沔、余靖所部合并，从桂州开往宾州驻下，计官军、土丁共三万一千多人。为了统一军纪，狄青斩了擅自攻击侬智高的败将陈曙等三十二人，“诸将股栗，莫敢仰视。”接着，狄青始行疑兵之计，按兵不动，下令调集十天军粮，名为“休军”。侬智高据侦察兵报告，信以为真，懈怠不备。狄青却于次日发三军急速行进，来到天险昆仑关（今邕宾公路之邕宁、宾阳交界处）下，借上元节之机大张灯烛，分宴将校，侬智高仍未看出破绽。其实，狄青已经冒大风雨，夜度天险，派军候“传语诸官：请过关吃食。”并列阵于归仁铺。（今邕宾公路二、三塘之间），示意与侬智高决一雌雄。 皇佑五年正月戊午（1053年）二月八日，侬智高亲督全军排成三列锐阵，他们手执大盾、标枪，身穿绛衣，望之如火。当侬军掷镳杀死狄青所仗为先锋的王简子时，狄青“汗出如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宋军占了优势。侬智高的麻痹轻敌酿成了归仁铺之败，其军被斩首二千二百级，官属死者五十七人，还有五百余人被俘，侬智高不得不撤退。次日黎明，狄青按兵入邕州，砍下黄师宓等侬军首领的头颅，悬于州城，并把五千三百四十一具尸体筑京观于邕城北隅，狄青为之写了《京观志》，内含长达四十二句的四言铭文。又在露布中称：“元凶已絷于槛牢，余党合尸诸市肆”云云，这是出于某种目的之言，所谓“元凶”尚未抓到，狄青心里明白。他们开进邕城，有人发现尸堆中有一具穿金龙衣的尸首，认为就是侬智高，欲上奏报功，狄青阻止。事实是，侬智高撤到邕州城内，见大势已去，立刻弃城，直遁至少数民族居住的大理（辖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西南等地）作重整旗鼓，寻机再战的准备。 全家遇害 侬智高退出邕州后，狄青遣奋力追赶，但最后没有追上。侬智高在失败之前，作过长远打算；用厚赠、联姻等办法，同“西接大理、地多善马”的特磨寨酋长侬夏诚建立联系，并在该处筑宫备退。归仁铺战败后，侬智高即携其母、弟、妻、子落脚特磨。智高母阿侬到特磨寨后，在侬夏卿胁作之下，收余部三千多人，习骑练战，企图再同宋朝作战。但新任的邕州知州肖注“帅师往讨，获一裨将。引至卧内，与之语，具得贼（指侬智高）情。”军事机密泄露了，依附侬智高的西山六十族族人也被余靖派去的杨元卿间离了，侬智高留下亲人，“自将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侯。安道（即余靖）使元卿等十人发诸侯陈充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其时阿侬年高六旬有余，侬智高之弟侬智光28岁，长子侬继封14岁，另一儿子侬继明八岁。时为皇佑五年十二月。抓到阿侬等人后，余靖欲处以酷刑，烹杀解恨，然广西转运司怀疑当地少数民族妄执冒充领赏，于是余靖摒弃故欲，上奏请将阿侬等解往京师囚禁，待擒获侬智高后，再辨其母等真伪。宋廷批准了这个奏请。宋仁宗至和初年（1054年～1056年），侬智高的亲人们被槛至北宋京城。过了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仍智光身染神经疾，殴打守兵，企图越狱。有人认为“养之无用，请戮之，”宋仁宗愤怒地回答：“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专欲杀之耶？”此后大臣们再也不敢提及此事。而亲自缉获阿侬等人的杨元卿，本想入京分食阿侬之肉以泄忿，但宋廷却因阿侬通晓少数民族语言，要杨元卿“若孝子之养亲”般地侍候阿侬。气得他多次向上司“涕泣求归”，终未得到允许。侬智高后事如何？壮族民间传说大都以其身亡结束，但致死原因、时间、地点各异。不久前在云南大理五华楼发现的《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为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载，侬智高遇害时间为至和二年四月。推知其享年31岁。侬智高既已见诛， 以其母、弟、子诱降的对象不复存在，宋廷乃于至和二年六月乙巳（1055年）七月十五日并戮之。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富弼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司职谏院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 宝元二年（1039年）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年），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三封誓，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 20 万，否则 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词中称“纳”条件。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 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 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贬出朝。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 “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复旧典。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柴成务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柴成务（934年～1004年），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字宝臣。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戊辰科状元。柴成务中状元后，出任峡州军事推官，改曹州、单州观察，迁大理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转太常寺。从兴国八年起，历知果州、苏州，为两浙路转运使，户部员外郎，入值史馆，为户部判官。期间，曾奉命出使过高丽。 淳化二年（991年），柴成务为京东路转运使时，黄河在宋州决口。柴成务上表道：“河水所经之地肥沃，希望免除租税，鼓励百姓耕种。”太宗采纳其言，召为司封郎中，知制诰。吕蒙正为相，柴成务因与其有姻亲关系，自请辞职，太宗不准。淳化四年，柴成务与魏庠同为给事中。四川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柴成务曾去安抚，改左谏议大夫，知河中府。真宗即位（998年），迁给事中，知梓州。不久召回，又遣知青州，柴成务上疏请求待太宗永熙陵封土后再到任。旋奉诏与钱若水编辑《太宗实录》，成，知扬州。回京后，为刑部尚，因杖责部下的傲慢无礼，被弹劾，真宗诏令处理此事，柴成务道：“忝为长官，杖一小吏而遭劾，有何面目生在大堂上断案。”遂愤而辞职，居家数年后去世，享年71岁。 柴成务博学多才，擅长写词，每发议论，幽默成趣，时人推崇其文雅，但其为官缺乏清廉名声，故舆论对之非常惋惜。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杨砺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杨砺（93O年～999年），京兆鄠（今陕西户县）人，初名砺，字汝砺。宋太祖建隆元年（96O年）庚申科状元。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杨砺刚中状元，父亲就去世，其悲痛欲绝，竟数日水米不进。后以奉禄不足以养母为由，闲居不仕，直至官府、亲朋催促才始赴任。不久，又因母病辞官。 开宝九年（976年），诣阙献，杨砺被召试于学士院，授陇州防御推官。后入京，迁光禄寺丞。母亲病逝，服丧期满，转为秘丞，改任屯田员外郎后，任鄂州知州，因善于治理而名著于朝野。 端拱元年（988年），杨砺充记室参军，迁水部郎中。真宗曾问其何年及第，杨砺默而不答。后真宗知其为状元，后悔所问。从此，对其不以状元自傲的品德，极为敬重。淳化六年（995年），赵恒立为太子，杨砺兼右谕德，转度支郎中，赵恒登基后，拜杨砺为给事中，判吏部铨。负责铨选官吏，不久，召入翰林为学士，咸平初年（998年），杨砺知贡举，拜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第二年，因病离世，享年69岁。真宗十分悲痛，对宰相言：“杨砺耿直清苦，正欲重用之时去世。”遂冒雨前往吊唁，因车驾进不了胡同，真宗竟徒步至其灵前，悼念追忆良久。回朝后，诏令罢朝致哀，追赠兵部尚。 杨砺为文崇尚繁琐，无一定师法。在翰林院时，起草诏令迂怪，常被人哂笑，也不在意。著有文集二十卷。 杨砺是宋太祖建隆年间考取状元，也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他任光禄寺丞、屯田员外郎等职时，因施行善政而出名。端拱初年，杨砺被调往库部，任记室参军。有一次，他前去拜见节制澶州的周世宗柴荣，被安排在客舍中住了数天。一天，柴荣上朝去了，杨砺住到了一僧舍中。在睡梦中，有一穿戴古代衣冠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能跟我走吗？”杨砺便跟随此人走了出去，只见宫殿巍峨，守卫威严，好像并不是人间能有的气象，在大殿上，有一王者打扮的人正执珪面向南，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杨砺走上前去拜见，发现前面几案上有一本簿册，上面写满了人的名字。杨砺定睛一看，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于是请求那位王者能够开示自己的前途吉凶。王者说：“我并不是你的师父。”并指着另一人说：“这位是‘来和天尊’，日后会是你的主上，你应当问他。”被指的人笑着说：“此后四十年，你将建功立业，声名自然也就显赫了。”杨砺再三敬拜。醒来后，杨砺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他本来叫“杨励”，因发现籍册上写的是“砺”这个字，自此便改为了“杨砺”。后来，杨砺在藩王府见到了当时的襄王赵恒，他回家后吃惊的对儿子说：“我这次见到襄王的面貌，居然就是我先前在梦中见到的‘来和天尊’啊！”襄王赵恒后来任开封府尹，他把杨砺任为推官。有一次，赵恒问杨砺：“你是哪一年考中进士的？”杨砺支吾着没有作答。赵恒后来知道了杨砺居然是头名状元，后悔自己问的有些冒昧，更觉得杨砺科考第一却并不因此而自夸，所以非常敬重他。公元997年，身为皇太子的襄王赵恒即位，就是宋真宗，他先后拜杨砺为给事中、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要职。 杨砺在梦境中，透过神人的点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早有安排，以及宋真宗是“来和天尊”转世的真相。可见，这人世间的一切事皆由上天注定，岂能由人说得算。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长寿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长寿起义1005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 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官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陈进起义1007年，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则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则起义三年之后，贝州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领导者王则，本是涿州的农民，逃荒到贝州，给地主放羊，后来应募到宋军中当兵，起义前是宣毅军的小校。贝、冀等州本来有弥勒教在民间秘密流传。传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王则利用弥勒教的传说，传布着变革世道的舆论，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起义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义的经验，准备在庆历八年（1048年）新正元旦，乘官吏们庆贺新年时，各地同时起兵，攻取河北。由于这个计划事前被泄露，王则不得不在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冬至节，提前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领起义士兵打开兵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随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城内起义的居民，在面部刺上“义军破赵得胜”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统治的坚决意志。 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仁宗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参知政事文彦博请往镇压。庆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以明镐为副，领大军围攻贝州。宋军攻城，久不能下。最后在北城急攻，乘义军不备，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起义士兵仍依村舍作战，直到最后被焚牺牲。宋朝统治者把王则、张峦、卜吉等押解到开封，残暴地处死。起义领袖们英勇地牺牲了。 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六十五天，但给予宋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起义 利用宗教传播舆论，事前已有计划部署，发动后建置官属，有步骤地行动。比起前此的士兵起义来，显然又前进了一步。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⒊ 文化科技思想风云人物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苏舜钦 苏舜钦（1008年～1048年）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据说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 苏舜钦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他与梅尧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所谓“大物”，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因此，他批评“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而且如前所言，他还提出过“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颇为极端的意见。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并无道学家的气息，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他的《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吴越大旱》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死者道路积”，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仍无情搜括粮食，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后并以“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城南感怀呈永叔》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并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与之相对照，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 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城南感怀呈永叔》的末一节说：“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峵不能齐。”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便能够拯救百姓；无奈自顾不暇，所以格外愤懑。而在有些诗中，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如《对酒》：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略近于李白的风格，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不可一世。《宋史》本传说苏舜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在北宋诗人中，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诗歌却因情感袒露而显得颇有生气，不是一副道学面孔。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苏舜钦也同梅尧臣一样，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丽的意象。不过，由于两人的所长不同，诗风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前面的《对酒》就是一个例子，下面再以《松江长桥未明观渔》为例：曙光东向欲胧明，渔艇纵横映远汀。涛面白烟昏落月，岭头残烧混疏星。鸣根莫触蛟龙睡，举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这诗中某些特异的语汇、意象，在梅尧臣诗中也可找到类似的用法，全篇的奔放豪健，气象开阔，则是梅诗中难以找见的；反过来说，梅尧臣诗的精微、深沉、含蓄、细腻等特点，苏舜钦也比较缺乏。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但也有些小诗，苏舜钦写得相当精致，如《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第二句有些散文化，但用了一个“时”字，使视境动了起来，仿佛花树在一片青青草地中不时跳入眼帘。“幽”和“明”都是形容花，一重心理感受，一重视觉，配合得很别致。全诗的情韵近于唐诗，但更显得清幽细巧些，意脉也较为流动曲折。又如《夏意》：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也写得小巧别致，情趣盎然。它也不是以平行的意象呈现的，诗中的视线是在不断的流动转换中：先是幽深的小院，然后透过竹帘望见一树明艳的石榴，再是日在中天、树荫垂地的一片夏日景色，最后以一声流莺惊破主人的梦和午睡时的静寂。通过诗人内在体验的流程来构成诗的节奏，脉络肌理十分细密，这正是宋诗的一种特色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梅尧臣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诗人。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皇佑三年（1051年）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尚都官员外郎。早年诗作受西体影响，后诗风转变，提出与西派针锋相对的主张。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在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要求诗写景形象，意于言外。他的《田家四时》、《田家语》、《汝坟贫女》、《襄城对雪》、《鲁山山行》、《晚泊观鸡斗》、《东溪》、《梦后寄欧阳永叔》等诗都体现了这种造语平淡而意在言外的作诗主张。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苏梅”。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之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著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丛刊》本。 他生于农家，幼时家贫，酷爱读，16岁乡试未取之后，由于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攻读再考，就跟随叔父到河南洛阳谋得主簿(相当于现今的文)一职，后又在孟县、桐城县连续担任主簿职务。在连任三县主簿之后例升知县，召试，赐进士出身，累迁尚都官员外郎，故有梅都官之称。梅尧臣入仕之后，曾胸怀大志，抱有远大抱负，他原名“圣俞”，后改“尧臣”，意为立志要做个圣明君王的贤臣，然而他却没有遇到圣君。 梅尧臣任建德县令的五年间，为人诚厚，清高自持，颇能体察民间疾苦，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惠政于民的事情。他经常深入乡间百姓家微服私访，与农人、与烧瓦匠、与贫妇交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场，洪水泛滥的溪流进行实地察看；他革除弊政，事必躬亲，当时建德为山区小县，县署外有圆破旧的竹篱，常年需要修护，因此成了向民众勒索的借口，梅尧臣来后果断以土墙代替，并在院内植了一丛竹子。元吴师道在《梅公亭记》中赞颂他“以仁厚、乐易、温恭、谨质称其人”。对于这样一位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名人，且在建德为官时又为民爱民，用诗歌这一形式表达民间百姓的怨愤，人民自然崇敬他、热爱他。所以梅公的德政、仁政在时隔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东至人民中传诵。 梅公虽然在位途上极不得意，而在诗坛上却享有盛名，他怀着无限的悲愤、苦闷、渴望和痛苦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诗篇。在当时，他和苏舜钦齐名，在诗坛上声望很高，被称为“苏梅”，又和欧阳修是好朋友，都是诗歌革新运动的推动者，对宋诗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积极支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他的诗作分为古淡与刻画两种，为当时人所推崇。欧阳修曾自以为诗不及尧臣。陆游在《梅圣俞别集序》中，曾举欧阳修文、蔡襄、梅尧臣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他的诗能够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风格平淡朴素，而又含蓄深刻，他在建德写下的大量诗作中，其中写农民的有《田家语》，“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这首诗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农民遭受的苦难。在《小村》诗中曰：“寒鸦得食日呼伴，老奥无衣犹抱孙，磋哉生计一如此，廖入王民版籍论!”在《陶者》一诗中，他用白描的手法展现了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诗曰：“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住大厦。”尖锐明朗，读后使人强烈地感到不平。梅公在公务之余，还经常步出县衙，流连于建德、东流、池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写了不少咏景咏物咏友的诗，从梅尧臣在建德留下的百篇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梅尧臣的独特风格，它平易而深刻，细腻而贴切，凝炼而又有自由，新巧而又泼辣，他在一向被抒情诗用惯了的短小形式里，能够突破陈规，做到议论突出，谈吐不凡。在山水景物的描绘方面，也形成了刻划个性、摹写细节的特点，给人以新鲜细致的感受。 “南有山原兮，不凿不营乃产嘉茗兮……”这是北宋大诗人梅尧臣所作的《南有佳茗赋》的开篇语。梅尧臣于北宋景佑元年(1034年)调任建德(今东至县)县令，直到景佑五年(1038年)离任，在建德县为官5个年头，这首脸炙人口的《南有佳著赋》就是他在任时深入官港茶区亲自考察茶叶的生长气候、采摘、制作、出售的全过程后所作，他作罢掷笔，捋须含笑说：“我乃采茶官也!”“采茶官”这是一个多么亲切、谦和的自喻。封建时代的父母宫，能把自己与采茶农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可亲可敬啊! 东至是个老茶区，早在唐代官港的茶叶就火暴商邦，白居易笔下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指的就是当时隶属于浮梁地区的官港。 梅公对东至的茶叶推崇备至，不仅著有《南有佳著赋》，且又作诗曰：“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把茶叶与池莲并为建德之美。所以，北宋以后建德的茶叶就已负盛名，到了元代就成了十大名茶之一。 据《至德县志》记载：梅尧臣北宋景佑元年至五年(1034年～1038年)任建德县令，居官清廉正直。去官后，人民缅怀他，把县城改称梅城，并于其官舍西偏，为梅公堂以祀之，后又在梅城后面的白象山半山坡上建起了一座梅公亭以慰其景仰之思，又得以登临之美。梅公亭始建于宋嘉定年间，元至正二年(1342年)、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次重建，民国七年(1918年)县长王人鹏再次重修，并作文摹泐于亭基岩壁之上。亭，砖木结构，呈长方形，画栋雕梁，为楼阁式建筑，面筒形黑色陶瓦，四角飞翘，周植古松翠竹，景色宜人。“文革”时梅公亭被毁，今仅存遗址，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宛陵先生梅尧臣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似筛。 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阳修）、尹（洙）之下。”这是南宋刘克庄对梅尧臣的评价。确实，在英才辈出的北宋前期，梅尧臣在诗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其创作实绩与尹洙一起成为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的左臂右膀。但梅尧臣仕途一直不顺，以门荫做过几任主簿、知县。科场上屡屡失意，直到皇祐三年（1051年）50岁时，才得仁宗皇帝赐同进士出身。 不料朝廷竟要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去监守永济仓，这个任命大出他的意料，不免令他灰心丧气，带着“老之将至”的感觉和疾病缠身的状况，却又无可奈何，“强欲活妻子，勉焉事徂征”（《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只好强压心中的怨气与不满，走马上任。 一年后，嫡母束氏年九十而亡。由于经济的拮据，竟无力雇船护柩归故里，多亏一位朋友帮忙，“开后门”调了一只运粮的官船给他。《东溪》大约就作于这次守制将要结束的那年（1055年）春天。 为母服丧，既不能外出远游，交友也不多，日子过得很宽闲。故乡宣城又是个令迁客骚人咏叹不绝的地方，无论谢朓还是李白抑或别的一些到过宣城的人都留下了遗迹。城外有两条小河，句溪和宛溪。宛溪即东溪，自南向北蜿蜒而去。但日子一长，仍不免感到无聊、焦躁。看看还有几个月守制就结束了，心里却愈加不平静，贺知章的“近乡情更怯”是不是也有一种事到临头的激动呢？每天无事，信步而游，也不知为什么脚步总往东溪而去。 一个人选了个僻静处坐下，觉得自己身处孤岛，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亲朋老友，或存或亡，或升或降，只有自己的生活仍无变化。他看到水中行进的船只着实艰难，一如这寂寥的日子，不知向何处去，很无赖。原来不是看水而是看船！水往北流，船往北行，思绪也投向北方。江南地方，秋水照例没有春水大，对常假舟楫长途跋涉的梅尧臣而言，春天是最好的赶路季节。可是不行，还要耐心等待几个月。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向为人称颂。看似写景，其实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了作者激动澎湃、难以抉择的矛盾心绪。野鸭子在水中游累了，正在岸边打着盹，悠闲自在；岸边有一株年纪很老的树，冬天光秃秃的，衰老、丑陋，这时为春气所动，竟绽开朵朵鲜花，显示出勃勃生机。很愿意过一种闲适优雅，自由自在的生活，像鸭子那样；可那株老树更像自己。 春还不到最浓处。蒲草还只短短地长出一截，细绒绒的，很齐整，像被人剪过一般；沙滩经过河水的无数次冲洗，像筛过似的，很洁净。自然的造化偏偏很刻意，很雕琢。一“剪”一“筛”似乎在有意提醒自己是生活在人世间。身为凡夫俗子，是极难超凡脱俗的。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应该说“车马”是虚写，“疲”才是实写。这两句点出了情与理之间的矛盾，把内心的冲突外化了。为什么用“不厌”而不用“喜爱”或“不舍”？李白在宣城作过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两首诗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味道两样，差别全在两人观景时心境不同。李白面对敬亭山，会产生一种天地之间，唯我独存的幻觉，而梅尧臣是绝对不会有的。 从个人喜好上讲，眼前的景致确实令人百看不厌。可是梅尧臣不属于自己，他的缧绁太多。因此，明明对此情此景恋恋不舍，却压住心头的眷恋，用平淡无所谓的口吻道出句“情虽不厌住不得”。如一个玩童，虽十分贪恋野外趣味，天色将暝，家是一定要归的。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不回行不行？是很少想一想的。即便偶尔冒出这个念头，也很快自我湮灭了，因为潜意识中，这不回家的念头是要不得的。为什么要不得，照例也很少去想。梅尧臣已完全把自己融进那个社会集体，个人的喜好理所当然退避三舍，个人的取舍去留均应听命。所以他一开始就不敢让自己太贴近眼中景，生怕放纵了心中的感情，时时处处保持距离，把一件赏心乐事弄得别别扭扭，几近身心交瘁。几番反抗，几番挣扎，终挣不脱自身的社会意识织成的大。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石延年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石延年（994～1041年），字曼卿，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北宋文学家。石延年为文劲健，与诗最工，且善画，他一生致力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为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推重。今仅存他的诗词数十首，他写诗的风格俊爽，词意深美。官至太子中允，是宋代的文学家和法家。他性格豪放，饮酒过人。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酒渴成病，中年早卒。 后晋把幽州割让给契丹，其祖举族南迁，后定居于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南）。石延年屡举不中，宋·真宗选三举不中进士者授三班奉职，他先耻不就任。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张知白劝他就职，以大理评事召试，授馆阁校勘、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景祐二年（1035年），出知金乡县（今属山东省），又被举荐为乾宁军（今河北省青县）通判，徙永静军（今河北省东光）通判差遣。历官光禄寺、大理寺丞。因上章献太后，清还政天子仁宗事落职，改通判海州。后又迁秘阁校理，官至太子中允。石延年对契丹和西夏的威胁非常关心，曾建言“二边之备”，加强国防，但不为朝廷接受。当西夏元昊进犯时，他的言论才被朝廷重视。他为人以气自豪，读通大略，不专治章句，特别钦慕古的人的节伟行和非常之功。他与欧阳修友善，为文格调劲健，宗法韩（愈）、柳（宗元），近受柳开影响。他的诗俊爽，在天圣、宝元间称豪于一时。其《寄尹师鲁》一诗，“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换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比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汝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被称为“词意深美”，他自己也以此篇为最得意。梅尧臣称他的诗为“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可见其豪放飘逸的诗风。亦能词，有《扪虱庵长短句》，今不存。他性格豪放，而且不拘礼法，饮酒过人，喜欢剧饮。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酒渴成病，中年早卒，享年47岁。著有《石曼卿诗集》，今不见著录。傅增湘《藏园群经眼录》卷十三著录有《石学士集》1卷，清代石蕴玉辑，刻石于壁，道光二十年（1840年）始有刻本，存诗45首，词1首。又著《五胡十六国考镜》1卷，有《学海类编》本、《丛集成》本。 有一次，石延年乘马游览报宁寺，牵马人一时失控，马惊走，石延年不慎坠马落地，侍从人员连忙把他搀扶上马鞍。行人见此，都聚扰来围观，都以为他一定会大发雷霆，把牵马人痛骂一顿。不料，石延年却慢悠悠地扬起马鞭，半开玩笑地对牵马人说：“幸亏我是石学士，如果是瓦学士的话，岂不早被摔碎啦？” 北宋天圣年间，京师开封的闹市上新开了一家王氏酒楼。一天，来了两位气貌雄伟、不同流俗的客人。他们上得楼来便坐下饮酒，一句话也不说，一杯接着一杯，饮个没完。店主见多识广，看到过很多豪饮不醉的酒客，却为这二人的酒量暗暗吃惊，心想这二位一定不是平庸之辈。于是很殷勤地献上果品菜肴，并不时地送上名酒。只见这二人饮食自若，目不傍视，还是一言不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足足喝了一天，毫无醉意，直到天黑了才站起来互相施礼后扬长而去。第二天，京城里盛传王家酒楼来了二位仙人饮酒，一时间传得神乎其神。其实，这二人并不是什么仙人，而是诗人石延年与他的朋友刘潜。 石延年酒量过人，诗名也大。他磊落英才，豪放旷达，而且不拘礼法，不慕名利。早年，他经过考试，进士中第，这对一个读人来说可是一件事关终身的大事。可是偏偏这时有人告状，说是本科考试有人作弊。朝廷闻知下令复考。结果，有几个人因不及格而重新落第，这中间竟也有石延年。当时他们都已被朝廷认定为进士，勅牒、朝服也已拿到，大家正聚集在兴国寺欢庆。突然有命令下来，追回复试落第人的一切证件及官服等。那些落第者一时惊呆了，不禁失态，号啕大哭起来。只有石延年一人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脱下了靴袍交还给使者，然后穿着内衣、头带幞头，重新落座，与大家谈笑欢饮，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还以唐人成句，集成一首《下第》诗：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 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 后来，为安抚人心，朝廷授给那些落第者第三班借职的小官。大家不免有些庆幸。可是石延年却写了一首绝句：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直须走马东西南。在这首诗中，石延年巧妙地把各种官名嵌在句子中，竭尽讽刺、嘲笑之能事，表现了他对于科举制度与官职仕进的蔑视。 石延年死后，他的酒友苏舜钦写了一首《哭曼卿》，其诗曰：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胡瑗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胡瑗(993年～1059年)，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讲学处称做安定院。20岁起北上泰山，同孙复(992年～1057年)、石介(1005年～1045年)一起读，专心致志，各有成就。学者称做“三先生”，而以胡瑗的学生最盛。苦读十年后，胡瑗南归，私设讲坛，传授经学。从43岁起，先后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坚持教育工作20多年。44岁时，曾到开封参与更定雅乐。研究钟律，制成钟磬等乐器，一度充任秘省校郎。晚年曾任国子监直讲和主持太学。 十年苦读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等同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一心只读圣贤，十年不归。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讲学。 景祐元年（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传授经术。二年，苏州郡守范仲淹奏请创建苏州郡学，聘请胡瑗担任郡学教授。三年二月，朝廷诏人校定钟律，经范仲淹推荐，胡瑗赴京师开封，更定雅乐，撰写《景祐乐府奏议》。45岁～47岁，胡瑗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期间，严立学规，“苏学为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范仲淹守西北边陲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时年48岁的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荐任陕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谋划，并撰《武学规矩》，建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庆历元年（1041年），胡瑗父亲去世，遂辞密州（今山东诸城）观察推官，回家乡奔丧。二年，他又出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谅聘请，主持湖州州学。四年，朝廷在京师开封建立太学，派专人赴湖州总结胡瑗教学经验，后取先生“苏湖教法”为太学令。此时胡瑗被征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乐，仍诏胡瑗参与其事。他与阮逸等同心协力，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时间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在此期间，胡瑗又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坛。嘉祐元年（1056年），64岁的胡瑗晋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四年，胡瑗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刻苦读，勤奋教学。他不仅主持太学教务，兼任国子监直讲，还辅导皇上“日侍启沃万言”，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难以上朝，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 从事教育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㈠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 “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㈡力纠时弊，以体为本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㈢改革教育，分科教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 “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㈤探索新路，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 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㈥注意教育，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 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㈦提倡社会实践，开展游历考察活动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㈧实行太学“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思想倾向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胡瑗一生著作不少，有由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说》；有他同阮逸合著的《皇□新乐图记》，还有丁宝辑的《安定言行录》。其他著作如《尚全》、《春秋意义》、《中庸义》、《景□乐府奏议》、《皇□乐府奏议》等，都已散失。《学政条约》和《武学规矩》等两部教育专著，也都失传。（沈灌群）饮，醉倒不去眠君家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晏殊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晏殊，字同叔，北宋临川县文港乡（今属进贤县）人，著名词人。 晏殊自幼聪明，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 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 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 被贬为工部尚，接着又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 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的地方长官，后升任兵部尚。64岁病逝，宋仁宗亲临丧事，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号 元献。 晏殊知人善任，当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辅都出其门下，韩琦、 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被重用，他庭前“门前桃李重欧苏， 堂上葭莩推富范”的对联，是他选贤任能的真实写照。晏殊还很 注意培养人才，热心教育事业，1027年，他留守南京（今河南商 丘）时，“大兴学校，以教诸生”，使五代以来荒废了的教育事 业，很快由衰复兴，体现了他为国兴学，培养人才的战略眼光和 实干精神。晏殊善长诗词尤工小令，他的词，承袭南唐风格，追宗“西 昆体”，以情致胜。文词典丽，雍容华贵，妙语天成，韵味独特， 又不失清新雅淡，含蓄委婉，温润圆融，意趣横生的艺术风格。 有“导宋词之先路”，“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无可 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 淡淡风”等佳句，为千古传颂。作品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传世。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此为晏殊写闺思的名篇。词之上片运用移情于景的手法，选取眼前的景物，注入主人公的感情，点出离恨；下片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此词“昨夜西风”三句和欧阳修、辛弃疾的词句一起比作治学的三种境界，足见本词之负盛名。全词深婉中见含蓄，广远中有蕴涵。起句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在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象在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在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写新秋清晨，罗幕之间荡漾着一缕轻寒，燕子双双穿过帘幕飞走了。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因为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写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受，而且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凄而引起的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纯写客观物象，表情非常微婉含蓄。接下来两句“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在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一片无限广远寥廓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里固然有凭高望远的苍茫之感，也有不见所思的空虚怅惘，但这所向空阔、毫无窒碍的境界却又给主人公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从狭小的帘幕庭院的忧伤愁闷转向对广远境界的骋望，这是从“望尽”一词中可以体味出来的。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语言也洗净铅华，纯用白描。这三句是本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高楼骋望，不见所思，因而想到音寄远：“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彩笺，这里指题诗的诗笺；尺素，指信。两句一纵一收，将主人公音寄远的强烈愿望与音无寄的可悲现实对照起来写，更加突出了“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悲慨，词也就在这渺茫无着落的怅惘中结束。“山长水阔”和“望尽天涯”相应，再一次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而 “知何处”的慨叹则更增加摇曳不尽的情致。在婉约派词人许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寥阔高远的特色。它不离婉约词，却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婉约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居正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居正，生卒年不详，宋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王拙之子。人多称其小字而呼日憨哥。他自幼受到乃父的教晦熏染，喜爱人物画的创作，且风格颇肖王拙。但从绘画题材上来看，父子二人又有不同。王居正主要是描绘贵族士女一类形象，极少从事道释人物画的实践，也未见到有壁画创作的记载。 王居正绘士女，专师唐代周，同时十分注意在观察体验生活、忠实原形的基础上进行绘画创作。他经常到园林寺观等大众汇集之处，站在便于观察的角度，居高临下，仔细观察前来游玩的士女的仪表言行、衣饰步态。在获得完整印象后，又静心思虑，打好腹稿，然后下笔。所以，他能将绘画对象描绘得维妙维肖，成功地表达出封建贵族阶层闲适冶丽的形象特征。前人评论说：王居正士女“于形似为得”，“尽其闲冶之态，盖虑精意密，动切形似“。不过，王居正过于重视表现人物的外表特征。却忽略了对其内心世界的探索，虽然“得其艳冶之态，然精密有余而气韵不足”。他的传世作品有《调鹦鹉士女图》、《绿窗蕉雨图》等。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件重要作品，即王居正的《纺车图》。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达，形成了一个空前广大的市民阶层，随之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农村生活，适应其审美趣味的大批风俗画，王居正的《纺车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图为绢本，主题是表现丽日融融的春天，两位村妇一同纺绩。画面上纺车轧轧，一位年轻村妇怀抱着哺乳的婴儿，坐在纺车前操作，稍远处—位老年村妇站立为之牵线。画面右侧绘有一个嬉戏的儿童，两位村妇之间则点缀一只小犬正在撒欢。背景绘着随风披拂的柳丝及几段粗硬的树干。图中人物荆钗蓬鬓，鹑衣百结，曲尽情状，面目如生。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田家妇女辛苦劳作的场景，使观者完全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农家生活的劳苦与充实，而与贵族士女的闲适迥异其趣。 绘画技法则全仿五代周文矩，不以刻画衣饰，施朱傅粉为工，而着重表现其本色，以渲染特定的环境氛围见长。元代法家赵孟（左兆右页）为此图题跋，曰，“图虽尺许，而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采飞动，真可谓神品者矣。”明代画家吴宽亦于其上题诗并跋语，曰：“可爱河东王氏子，丹青施誉动祥符。不传罗绮游春态，只画茅檐纺绩图。”“王居正《纺车图》有补于风俗，而赵子昂学士题咏，词翰兼妙，可谓三绝矣。” 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纺车图》并非在技法或风格创新上有重大突破或建树，其可贵价值在于它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真实的劳动场面，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此外，画家个人在画面中所寄寓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态度也值得赞赏。该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郭熙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郭熙（1020年～1109年），河南温县（今属河南）人。北宋画家，字谆夫。宋神宗时画院学艺，后任翰林侍诏直长。工画山水，取法李成，山石用状如卷云的皴笔，画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势雄健，水墨明洁。早年风格较工巧，晚年转为雄壮，常于巨幛高壁，作长松乔木，曲溪断崖，峰峦秀拔，云烟变幻之景。后人把他与李成并称“李郭”，是一位山水画的大师。他反对因袭守旧，主张在“兼收众览”的同时师法自然，主张饱游饫看”，敢于独创。此外，他还对山水的表现技法作了深入研究，如提出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是对传统绘画经騐的总结。 郭熙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被诏入图画院，初为“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宋神宗赵顼深爱其画，曾“一殿专皆熙作”。王安石变法时新立中、门下两省和枢密院、玉堂等墙上壁画。皆为其所作。郭熙工画山水，无师承，早年风格较工巧，后取法李成，画艺大进，到晚年落笔益壮，能自放胸臆，炉火纯青。其画论有郭思纂集的《林泉高致》，提出高远、深远、平远“三远法”。画山石多用“卷云”或“鬼脸”皴；画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势雄健，水墨明洁。传世作品有《早春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窠石平远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树色干远图》、 《早春图》、 《关山春雪图》、 《山林图》、 《秋山行旅图》、 《幽谷图》等。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吕蒙正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吕蒙正（946年～1011年）字圣东，河南洛阳人，北宋名臣，三度为相。在对辽关系上主张“远人请和，弥兵省财” 宋朝宰相吕蒙正是个襟怀博大、度量如海的人。《宋史》说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凡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时皆服其量”。　　一天，吕蒙正听到几个儿子在家中私语，就问：“我在朝中做宰相，外边是不是有什么议论？”儿子答道：“你的口碑很好，只是有人说你无所作为，职权多被同僚分手。我们心中有些为你不平。父亲，你是当朝宰相，皇上把你提升到这个位置上，看中你的就是才能，为什么你总是让人三分呢？”吕蒙正笑着说：“我确实无能，哪有什么才能呀，皇上提拔我，只是因为我善于用人罢了，我作宰相，人若不尽其才，才是我真正的失职啊！” 吕蒙正作为一朝宰相，对下属是个宽厚的长者，并注重提拔奖掖后进之人，可对皇上，他从不拍马逢迎。有一次，正月十五的晚上赏灯，皇上大宴群臣。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宗说：“正当五代之际，天下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周太祖自邺城南归，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无不惨遭虏掠，城野大火漫燃，天上彗星划过，看者无不心惊肉跳，以为天下再无太平之日。朕自当政之后，日理万机，从不敢懈怠，常想天下百姓，以至才有今日之昌盛景象。由此来看，无论是大乱还是大治，无不是人之所为，并非是什么天意啊！”大臣们听后，纷纷赞美皇上英明，把太宗拍的得意忘形。这时吕蒙正走到太宗面前说：“皇上在此设宴，百姓莫不云集在此，放眼望去满城灯火辉煌，确实一片繁荣的景象。臣不久前曾到城外，离城不数里就看到有许多人面露饥色，甚至还看到一些因饥饿而死的人。由此可见天下并不都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样啊。愿陛下不但看到眼前的繁荣，而且也能看到远处的正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事啊！”太宗听到这话，一时黯然失色，群臣都不敢出声。过了好久，太宗才转怒为喜地说：“我得蒙正如唐太宗之得魏征，倘若做臣子的都能这样时时提醒朕不忘以天下苍生为念，国家哪里还会不富强，百姓不舒心啊。” 还有一次，太宗让吕蒙正选一个人出使辽国，吕蒙正觉得一个姓陈的官员最称职，就把名字呈上，太宗竟不同意。第二天，太宗问人选好了吗？吕蒙正又以此人呈上，太宗还是不同意。当第三次问及时，他仍以此人呈上，气得太宗把呈上的文掷到地上，愤愤地说：“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呢！”吕蒙正拾起文平静地说：“哪里是臣固执呢？明明是陛下对这个人有偏见吗。出使辽国，只有这个人最称职，其余的人都不如他，臣不敢为了讨好陛下而误了国家大事。”看到吕蒙正顶撞太宗，满朝大臣都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太宗气冲冲走下朝堂后，又回过头来说：“罢罢罢，吕蒙正的气量，我不如也，就依你的吧！”陈出使辽国，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吕蒙正初入朝堂为相参政的时候，朝中有一官员指着他嘲笑道：“此子也配参政啊？”吕蒙正佯装没听见，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过去了。其他官员看不上眼了，就说：“你想知道那官员的名字吗？”吕蒙正急忙止住说：“不，我不想知道！若一知道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却，这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不如不知为好。”知道这事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气量的。吕蒙正做了宰相还没多久，有人揭发蔡州知州张绅贪赃枉法，吕蒙正就把他免了取。朝中有人对太宗说：“张绅家里富足，有的是钱，哪里能把钱看在眼里呢？是当初吕蒙正在贫寒之时，曾向张绅要钱，张没给他，今天做了宰相就报复人家罢了。”这样的事怎能辩清，吕蒙正对此事什么也没说。太宗就恢复了张的官职。后来其他官员在审案时又得到张绅受贿的证据，又被免了职，太宗这才知道冤枉了吕蒙正，就对他说：“张绅果然是贪污受贿。”吕蒙正只说：“知道了。”不辩亦不谢，真是宠辱不惊啊！做宰相因手中有用人的大权，所以总有人想走他的后门，或是送礼或是托人情，他一概拒绝，从不许入官。有一次，有一个人自称有一宝镜，能照二百里，欲献给吕蒙正以求引荐。吕蒙正笑着说：“我脸不过碟子般的大小，哪里需要用能照二百里的镜子呢？”听说过此事的人，无不叹服他拒贿的智慧。 吕蒙正的同窗好友温仲舒，两人同年中举，在任上温仲舒因犯案被贬多年，吕蒙正当宰相后，怜惜他的才能，就向皇上举荐了他。后来温仲舒为了显示自己，竟常常在皇上面前贬低吕蒙正，甚至在吕蒙正触逆了“龙鳞”之时，他还落井下石，当时人们都非常看不起他。有一次，吕蒙正在夸赞温仲舒的才能时，太宗说：“你总是夸奖他，可他却常常把你说的一钱不值啊！”吕蒙正笑了笑说：“陛下把安置在这个职位上，就是深知我知道怎样欣赏别人的才能，并能让他才当其任。至于别人怎么说我，这哪里是我职权之内所管的事呢？”太宗听后大笑不止，从此更加敬重他的为人。 古人对历史可是惜字如金的，但《宋史》却不惜重墨记述吕蒙正的故事，足见人们对他做人的襟怀和气度是如何的推崇备至。就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不也一样启迪我们，感到做人就要有他能那份洒脱和宽容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吕蒙正襟怀宽广、度量如海，正好验证了一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刘安世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有一天，他请问终身奉行的要则。司马光说：“这个字大概就是“诚”吧！我平生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因此不管是站立在朝班之中，或是克己独行之际；不管是仰观于天或俯察于人，都不感到惭愧。” 刘安世问：“要做起来，先从哪里开始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荒诞不可信的话开始。”从此，刘安世便对“诚“”这个字拳拳服膺，终身奉行。 刘安世身为谏官，在朝中端庄严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次论述“分辨是非邪正是为政首要，任用贤臣、黜退小人是当务之急”。当他上疏时，义正严词，每当天子大发雷霆之怒，他便手执朝笏后退站立，等天子颜色稍为温和之后，他又上前争论。或向前、或后退，这样来来往往四、五次，在殿上旁观的人都吓得浑身冒出冷汗，他依然毫不退缩，所以有人称他为“殿上虎”。 他嫉恶如仇，所以得罪当权者，被贬到岭外，盛夏酷暑时节，刘安世和老母亲一起上路。当他们走到山上时，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忽然有一条大蛇慢慢地爬过来，草木都被压倒了，挑夫们也吓得惊慌逃走，刘安世仍端坐不动，大蛇伸头往刘安世这边望了许久，便调头爬走。村中之人围绕著刘安世，纷纷下跪，刘安世说：“做官的人自远方来，蛇是这座山的神灵，它来见做官的人，以表示欢迎，这是预示我此行无灾无殃。” 当权派十分痛恨刘安世，必欲致他于死地，因此刚贬往广东，又改贬广西；刚贬往广西，又改贬广东。凡两广最险恶之处，他都去过。人们都认为他会被折磨死，但是七年之间，他没有生过一次病。年近八十仍然健壮，有人问：“您的身体是如何锻鍊的？”他回答：“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诚’字。” 刘安世一生之中，屡次化险为夷，有人说，这绝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必是上苍保佑。有一次他被贬到梅州，有一土豪想藉著财物换取官职，于是拿了大批财物上京求见当权派。但是等了许久，当权者仍未接见，于是有人指点土豪，当权者最痛恨的是刘安世，只要他说能杀死刘安世，必可获得一官半爵。果然，土豪如愿当上转运判官。 土豪乘著车子飞快地从京城赴梅州，当地官员闻讯，派人嘱咐刘安世准备后事。刘安世不动声色，照样谈笑自若。不久有人通报转运判官已到离郡二十馀里地了，明天必定赶到。刘安世的家人听了，都放声大哭，但是刘安世仍像没事人一样，到了半夜，家人去观察动静，发现刘安世睡得正酣，鼾声如雷。 这天夜里忽然听见钟声响起，刘安世家人惊疑道：“半夜敲钟，岂不是太早了吗？” 黎明时，大家才获悉：原来转运判官昨晚忽然吐血暴毙了。 刘安世一生为人处世光明磊落，苏东坡说：刘安世是真正顶天立地的铁汉，不是寻常人所能企及的！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潘美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潘美(925年～991年)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北宋将领，宋朝初期跟随太祖讨伐李重进，率军灭南汉，南唐，北汉，其功居多，雍熙三年，（986年）进攻辽国，因指挥失当，导致著名的爱国将领杨业战死杀场，后来由于杨业的妻子佘太君的弹劾，被削职三等，后为同平章事。 潘美不仅是北宋开国元勋和名将，“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而且他的人品也是值得称道的。据丁传靖从《随手杂录》、《默记》等宋、元、明、清的方志、杂史等约五百余种著作中辑录而成的《宋人轶事汇编》所记，“太祖初自陈桥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世宗节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询之，乃世宗二子纪王、□王。顧诸将曰：‘此复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后以手揑殿柱，低头不语。太祖曰：‘汝以为不可耶？’美曰：‘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太祖即令追还，以其一人赐美，美即收之为子，而太祖后亦不复问。其后名惟正者，是也。……名夙者，乃其后也。夙有才，为名帅，其英明有自也。”惟正在《随手杂录》中称名惟吉，潘美收养柴荣的这个小儿子后，对他很好。后惟正为刺史。以上记载虽不见正史，但据祝治平卢苗安柴存才的《周世宗柴荣后裔今何在？》一文介绍，浙江省东阳市《寀卢村志》也有“事后潘美抱养纪王熙谨；卢琰抱养七皇子蕲王熙诲（柴炯）” 记载，可见潘美收养柴荣之子是属实的。 在北宋刚建立，面对前朝皇帝的后代，宋太祖不高兴，赵普等又说“去之”，潘美“劝……不杀，则……必致疑”的情况下，能以“于理未安”进行谏阻，使柴荣的这两个儿子幸免一死，并且还收养了其中一个，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对待，体现了潘美的胆识与勇气，也说明了他为人的厚道和仁善。 乾德元年（963年）八月，泰州团练使潘美调任潭州防御使。由于湖南刚平定，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南汉人数寇桂阳及江华，美击走之。溪洞蛮獠，自唐末之乱不供王赋，颇恣侵掠，为居民患。美帅兵深入，穷其巢穴，斩首百馀级，馀党散溃。美悉令招诱，贷其罪，以己俸市牛酒宴犒，赐金帛抚慰之，夷落遂定。”这里说得清楚，“溪洞蛮獠”部落首领首领聚众扰乱，对周边进行骚扰，民众深恶痛绝。潘美亲自率师深入，“穷其巢穴” “ 馀党散溃”后，潘美宽恕了那些人的罪过，还用自己的俸禄购买“牛酒”设宴犒劳他们，赐予金帛抚慰他们，使该地区得到了安宁，结束了200多年以来经常骚乱的局面。 潘美作为朝廷命官，是潭州防御使，也是第一长官，为了一方安宁，用的是自己的俸禄即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自己的工资购买“牛酒”、“金帛”去进行公务活动，在“人为才死”的封建社会里，如此廉政的朝廷命官历史上肯怕也是少有的。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任潭州防御使的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兵伐南汉。据徐光烈《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译》译录，“以前，南汉攻取桂州和连州以后，都把当地人民赶出来，不许住在城里”。潘美攻克两州时，“命令州县长官招抚人民，建立里门，给他们简易的房屋居住”。潘美率兵平定了广州后，他知广州。在知广州期间，根据朝廷诏令。“赦免了广南辖区内州县一般大赦所不赦免的人……没有正当理由的赋税和摊派全部免除。免除开宝三年以前的欠租。逃亡山林之人免罪，招引他们回来……发放粮仓的粮食救济饥民。……禁止岭南人买平民在脸上刺字为奴婢，让别人雇去以取得报酬”。根据朝廷诏命，“全部废除岭南各州在刘鋹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平民当兵的免除兵籍，招诱流亡的人回来生产……禁止岭南各州掳掠人中卖作奴婢”，严禁官吏和地主霸占欠税人之妻女作抵押。同时，还把从被南汉放火烧掉的刘鋹宫殿灰烬中拾到的玳瑁、珍宝等全部贡献上了朝廷。 虽然，以上措施有为维护北宋朝廷利益的成分，但也可看出潘美他的为官之道，他深入了解南汉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实地向朝廷反映情况，积极采取了有利于民的措施。他的为官仁慈、心系黎民，在历史上是不多见面的。《宋史·潘美传》等记载，赵匡胤陈桥兵变后，返回京城，先“命美先往见执政，谕旨中外。”北宋建立之初，一些后周的大臣不服，“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太祖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美单骑往谕，以天命既归，宜修臣职，彦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开宝七年（974年）十月，潘美为都监，与曹彬一同攻南唐。次年正月十七日庚寅，进次秦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译》记述，“江南的军队水陆十几万，背城列阵，而当时船舶还不够用，潘美下令说：‘我统率勇敢善战的几万人，战斗就一定会胜利，进攻就一定成功，难道被这样狭窄的河流挡住而不渡过去吗？’就率领部下先过河，朝廷军队继续前进，江南兵大败。” 潘美具有勇猛果敢作风和临危不惧、先身仕卒的品质。《宋史·李超》记载，李超“常从潘美军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杀人，超每潜缓之。美怒解，辄得释，以是全者甚众”。这段记录虽然字数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美好乘怒杀人”和“美怒解，辄得释”这段记录可以看出：潘美在行军作战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容易发脾气，对违犯军令者就要下令杀人。有些是罪不该死的，他的部下负责行刑的将官李超，暗中暂缓行刑。等到潘美怒气平息时再去进行解释，潘美认为有道理的就不再追究。由此看出，潘美虽然刚烈秉直，但又是个胸怀大度、不记前嫌、不施小计、不玩弄权术的人。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石恪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石恪，生卒年不详，五代末宋初画家。字子专，成都郫县(属四川省)人。幼无羁束，长有声名，虽博综儒学，志惟好画。初事张南本学画，后笔墨放逸，不专规矩。在蜀地余圣寿寺、龙兴观等作宗教壁画。宋灭后蜀(965年)，石恪至都城开封，奉旨绘相国寺壁画，后授以画院之职，坚辞还乡。《二祖调心图》传为他所写。 宋朝时候，石恪在四川成都成了一个有名的人物画家，在绘画上，他发挥水墨画的传统技法，提炼、简化线条，继承借鉴唐代吴道子以来的白描手法，达到笔法纵逸、得心应手的纯青地步。相传，皇帝曾令他画相国寺壁画，授画院之职。但石恪性情孤傲，未肯屈就。因此，一身清贫，两袖清风。 那年，他听说大足县在大规模刻佛造像。学者、名流、画家、雕塑家云集，也约了几个朋友来到大足。这天，他在韦君靖后代开的酒馆里喝了酒，一摸口袋，发现没有银子了，无法离店。同行者嚷着要他画一幅画作抵。石恪不愿，慨然道：“使不得的。我一幅画价值千金，怎能为几文酒钱随便抛洒笔墨？”韦家酒店的掌柜听说是名画家石恪驾临，忙迈步上前，高兴地说道：“这台水酒算小店为先生洗尘，恳请先生留点墨迹，以光门面。我愿另送一百两银子，算是润笔。”石恪依然不肯。朋友们说：“那如何是好，看来只有我等脱衣抵帐了。”石恪无奈，只得依从。掌柜先生捧来纸笔，只见石恪将一砚清墨哗地一声泼在纸上，然后挥舞紫毫，七上八下涂抹一阵，眨眼间一幅画成。题名“红日当空，青天湛蓝”。掌柜看过，赞不绝口，随即付了一百两银子，送石恪一行出店。 当晚，老板关门扎帐，见一天进项所剩无几，问掌柜的是怎么回事。掌柜说：“银子都买了石恪先生的画了。”老板将画取来一看，只见黑乎乎的一片，未见太阳，只有半边月亮隐隐约约在云缝里，不知道妙在何处。于是很生气地说：“如此一团漆黑，也值一百两银子么？明天你快去找石恪，将画给我退了！”掌柜的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来找石恪求情。 石恪来到酒馆，取出银子，就要退画。可老板展开画卷一看，太阳、月亮都不见了，只见满纸灰蒙蒙一片阴云。石恪对照帐本，念道：“购石恪‘红日当空，青天湛蓝’画一幅，价银一百两。”反问老板：“你怎敢将我的画换了？”老板一见，无话可答。心想：掌柜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不会玩他。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疑团难解，抬头看天，只见满天阴云密布，不觉心中恍然：莫非石恪先生墨宝，是一幅阴晴变幻图么？如此神，以前只听人传过，没想到今日果真得见。这等神笔宝画，岂能退他？想到这里，不觉喜笑颜开。说道：“小人有眼不识稀世珍宝，先生神笔，可以卖天！银两定请先生收下，小人这里有礼了。”说着便向石恪施礼赔情，一时把围观者弄得莫名其妙。 石恪见这小城老板，竟是一位识画之人，心中又惊又喜。忙将柜上银子，推向老板说：“人之相知，贵相知音。今日外乡逢知音，实属难得。这幅画理当奉送。岂有收取画金之理！”说完嘱咐老板应将此画挂在看得见日月升降之处。不然变成一片漆黑。就难知其妙了。老板照办。将画悬挂中堂明亮透光之处，但见那画果真能随气候、时辰的变化而变化，变幻不定地显示红日、阴雨、繁星……石恪真把天画活了，消息传出，一时惊动了朝廷。 这一年，恰逢赵家皇帝生病，传旨下来，命石恪作一幅画驱鬼邪。石恪被逼得没法，只得提笔草草画了一幅《维摩问疾图》交差。这幅图，虽是单线草图，人物却画得神情毕肖，栩栩如生，衣裙飘逸，线条流畅，颇有“曹衣出水，吴带飘风”的意趣，表现了画家深厚的功底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在皇宫挂出后，博得了皇家丹青妙手一片赞叹。事有凑巧，宋王得画后，终日观赏，不久病果真好了。皇帝要赏赐石恪，石恪坚持不受。宋王佩服画家清高，传旨将此画镌刻在佛像集中的大足县北山，以此表示对神佛和画家的谢意。这幅《维摩问疾图》现仍保存在大足县北山石刻长廓之中。高三丈，阔二丈，刻工精良，临摹准确，是北山组雕中唯一的一幅线描石刻。风格独特，别具一格。《维摩问疾图》所画维摩，法力无边，智慧过人，神色自如地依床凭几而坐。其实他并没有生病，只不过以装病吸引探望者和他辩论。文殊受如来佛派遣，从毗郁离城前来探病，一坐下就和他辩论开了。一旁许多人正在洗耳恭听，神情专注。从画面上，仿佛能听见二人法辩的声音。 据说，石恪后来还画了《二祖调心图》，流传到日本京都为皇室所收藏。难怪至今人们还在传说：“石恪作画卖天，皇帝老倌也不敢怠慢。”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柳永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柳永(987年～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父亲柳宜饱读诗，而且官做得很大。家庭教育的影响，使柳永把读做官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目标。 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大约在柳永30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乡到京城追求功名。谁知第一次考试就落榜了；隔了几年，第二次考试又没被录取，这回他忍不住发牢骚了，便写了一首词《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的主要意思是：考不上进士，做不成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能，我就是一个不穿朝服的官吏。那些虚浮的名声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成喝酒、唱歌、作词的生活吧! 这话本是一个失意读人在背后发的小小牢骚，但这首牢骚词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也传到宋仁宗的耳朵里。仁宗一听大为恼火，牢牢记住了这首词和他的作者。隔了几年，柳三变又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等录取的名单放到了皇上面前，宋仁宗看着看着，觉得其中一个名字很熟，他问身边的太监：“这个柳三变是谁”太监回答：“这个柳三变就是所谓的‘白衣卿相’呀!陛下不知道呵，连西夏国的人都在说呢，有人居住、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三变的词呢!”这话提醒了宋仁宗，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是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吗那就让他去喝他的酒、填他的词吧!还要功名干什么”说着，就把柳永的名字一笔勾掉了。柳永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多年来在首都繁华的环境里所受到的薰陶，再加上官场向他关上了大门，使得出生优裕的柳三变从此流连往返于社会最底层，交了许多民间的朋友，包括歌妓在内。从此，柳三变就经常自嘲是“奉旨填词”，意思是遵循皇帝的旨意在写词填曲!写词填曲还真的成了他全部生活和生命呢!柳三变的许多词，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下层女子受压迫遭蹂躏的痛苦生活，从而得到了她们的友谊和资助；她们也因为唱了他的词而迅速走红，对他倍加爱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词作所受欢迎的程度。词是被人唱的，而唱它的人多是社会地位很低、被人瞧不起的歌妓，过去没人专门从事词的创作。是柳三变开拓了词的领域，并使词获得了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内容上，他大胆引进了市井百姓的情调和情绪；在形式上，他创新并发展了一百多字的长调。他一生写了二百多首词，声情并茂，脍灸人口，如《醉蓬莱》、《望海潮》、《雨霖铃》、《八声甘州》等，为词的通俗性、民间性、音乐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柳永的名字是他后来改的。在做了许多风流词人以后，柳三变又回到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中。他先是将名字改为“柳永”，使得统治者再也想不起昔日的柳三变。47岁那年他中了进士，走上了当官的道路。以后他做过县令等。他的政绩不错，民声也好，为国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柳永的词风从此以后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写的词开始脱“俗”变“雅”起来，也有了不少歌颂皇恩和粉饰太平的词作。这时的柳永才真的“奉旨填词”了。景祐元年（1034年）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年）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 312 首。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 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欲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欧阳修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朝廷重臣，北宋著名文学家，宋代散文改革运动的首要人物，他的文章畅达平易，曾巩，王安石，苏轼等深受其影响，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史学成就亦很突出。 欧阳修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景祐元年（1034年）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 10 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年），移知颍州。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年），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嘉祐二年（1057年），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 嘉祐三年（1057年），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068年）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 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年）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 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欧阳修在这封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 “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与高司谏》。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 此君子之贼也！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 “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相对抗。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 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博古通今 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予所信也；经所不， 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窃有善善恶恶之志。”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其为君；其实篡也，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人而不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著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③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 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 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这一首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 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首《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发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见刘大杰：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 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发”，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反对“好为新以自异。”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关仝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关仝，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师从荆浩，而将荆浩开创的全景山水及钩、皴、擦、染、点的山水画技法推向成熟。工画山水，刻意力学，遂自成一家，时人种“关家山水”所作山水笔简气壮，景广意长，与李成，范宽齐名，在北宋号“三家山水”。富有生活气息。布境兼“高远”与“平远”两法，树木有技无干 ，用笔简劲老辣，有粗细断续之分；落墨则渍染生动，饶于墨韵。 其画特别擅于展现关陕一带山川的雄伟壮阔、苍茫荒疏，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村山驿，刻画极其精细：石体坚凝，山峰峭拔，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使观者仿佛身临其境。画树则有枝无干，或谓此法出于毕宏。惟不善画人物，需时每邀画家胡翼代笔。“下笔甚辣”，往往一笔而成，“其辣擢之状，突入涌出”，《宣和画谱》称其“脱略毫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尤善作秋山寒林，与其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泽，使见者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市朝抗尘走俗状。” 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画的美之所在。关仝这种狠辣的笔墨，使观者不禁叹为观止，因为在极大地提高了画的观赏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画的难度。因其美，后继者不穷，成功者如李成、郭熙；但也因其难，若不下深厚功夫，很难掌握。史载关仝在拜荆浩为师前，已以“能画”立名，既拜之后，又“刻意力学，寝食都废，意欲逾浩。”经过刻苦努力，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史对此多有记载，甚至认为“晚年笔力过浩远甚”。中国传统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其强调历史的积累和传承创新，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应该有超越前人的壮志。关仝拜师后奋发努力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超过老师。这实在可以给我们以很多的启迪。 《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续编》等画著录，可以认为是代表关仝画风之作。 关仝生卒年不详，据史料推测，他曾在后梁时期的开封生活过。《五代名画补遗》上记述：“初师荆浩学山水，刻意力学，寝食都废，意欲逾浩。后俗谚曰‘关家山水’。时四方辐凑，争求笔迹。其山中人物，惟求安定胡氏（或曰胡翼）添画耳。”从这些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关仝自青少年时已从故乡陕西长安来到后梁的首都开封，拜荆浩为师，经过刻苦钻研而获得青出于蓝的美名，形成了个人的风格。然而他只能画山水，不擅作人物，凡山中点景人物，都要请胡翼代笔。关于胡翼，据历史记载，字鹏云，工画佛道人物、车马楼台。后梁驸马都尉赵岩酷爱绘事，善画人马，喜爱收藏，珍藏多达五千余件。赵岩对胡翼十分器重，经常请他到府中，品第秘藏图画的优劣，中品以下者即加以修改。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后梁被后唐所灭，赵岩被杀。这段史实可以证明，关仝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与胡翼同在开封，而且彼此有着友好的画交往，才会请他添画人物。 《宣和画谱》上写道：“当时有关仝，号能画，犹师事浩为门弟子。”说明关仝是在有了“能画”的名气之后，才去拜荆浩为师的。从师的时间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后梁时期，也即荆浩隐居之前；二是荆浩隐居之后，关仝去洪谷拜师。根据推断，荆浩的生活年代大致在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世纪四十年代之间，那么关仝所生活的年代则大致在九世纪九十年代至10世纪70年代之间，关仝比荆浩要年轻30岁左右。 北宋的史中都认为关仝师法荆浩而又青出于蓝，甚至说“晚年笔力过浩远甚”。在宋徽宗御府中收藏了他九十四幅作品：关仝的山水画在构图上继承了荆浩全景式大山大水的格局：“坐突巍峰，下瞰穷谷，卓尔峭拔，……而又峰谷苍翠，林麓土石，加以地理平远，磴道邈绝，桥彴村堡，杳漠皆备。”从北宋《五代名画补遗》上所描述，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北方山水的雄伟气势，其间又不乏细节安排的丰富性。关仝山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长于创造意境。他尤其喜作秋山寒林，时而渗入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这些景观所造成的荒疏气氛，使观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市朝抗尘走俗之状”，故当时人称赞他的画“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对关仝的画风特色概括得最准确的是北宋的《图画见闻志》，其中有“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等句。 现存的《山溪待渡图》、《关山行旅图》两幅，可以多少让人具体感受到关仝的艺术特色。　　《山溪待渡图》（图1）是一幅大山堂堂、气势雄伟的全景画。当中主峰耸立，山势崔鬼，其下分布冈阜、峦岭，盘礴而上，丛木簇聚于山头。主峰右崖间有飞瀑倾泻而下，主峰左侧则一片空旷，远林映蔽，楼观显现；主峰之下为杂树丛林，村居掩映。坡岸小舟半露，对岸有行人策驴而来。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北方山水境界。 《关山行旅图》（图5）同样是主峰高耸，气势夺人。山中云气缭绕，中间有古寺隐现，谷中流水潺湲，板桥山道，村落茅店，旅客往来，杂以寒林鸡犬，极富生活气息。大地山川是自然造化的产物，也是人们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的环境。楼观、村舍、舟渡、道路、桥梁等人工建筑物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人们将自然世界巧妙地化为人的世界，将严峻无情的自然生态化为活生生的感情世界，这是古人世代劳作中对大自然的美的天趣加工。五代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正是抓住自然山水这一特质，创造了大地山川雄伟壮丽而又富于人情味的景象，这种伟大的记录，正是古代山水画史的一个进步。在这类画面上，它不仅包含了对于人的劳动创造的赞美，还形象地印记着人的活动所发挥的不可缺少的组织结构作用。正如画理上所述的一种美的创造性再现，无不具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胜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绘画特色在关仝之后的一位山水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一中，已说得十分具体：“山之楼观，以标胜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远近；山之溪谷断续，以分浅深；水之津渡桥梁，以足人事；水之渔艇钓竿，以足人意。”由于关仝与同时代其他山水画高手对山水审美内涵的开拓，他们亲临踏勘，通过艰苦跋涉，面对自然的写生和加工后的概括提炼，才使这种类型的全景山水画风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 这两幅作品在风格上完全代表了关仝石体坚凝、杂木丰茂的特色。在山石皴法上，以钉头笔型参以点子和短线条，硬勾密斫，笔法谨严，中锋和侧锋并用，反复皴擦，最后用淡墨渍染，被形容为“刮铁”式效果，山体凹凸分明，而又和谐统一。如米芾所说“关仝粗山”，“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这是一种粗壮之美。画树喜以夹叶、墨树相间，以浓衬淡，层次分明。树木多是有枝无干，笔迹劲利。米芾认为这是吸收了唐代毕宏的画法。山头则多以墨点代树，形成杂木丰茂的效果。 关仝也画过《仙游图》，但对物象的描绘却完全是人间式的，是关中陕西一带山峦形势的真实写照。来人李德隅斋画品》对此画曾有细致的描述：“大石丛立，矻然万仞，色若精铁，……而深岩委涧，有楼观洞府、鸾鹤花竹之胜。”尤其对山石的描绘十分逼真：“石之并者，左右视之，各见其圆锐长短远近之势；石之坐卧者，上下视之，各见其方圆广狭厚薄之形。”因而令人感慨：“笔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见其能也。” 关仝的画风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北宋著名画家郭忠恕，早年就师事关仝，不仅气势宏伟，其笔法也不落俗套。此外，关仝的弟子还有王士元、刘永、王端等。王士元是汝南宛丘人，古人说他无一笔无来处，画精微，只是缺乏深山大谷烟霞之气。刘永是开封人，曾习诸家山水，一日见到关仝的画，大为感叹：“此乃得名至艺者乎？向所谓登泰山而小鲁。”于是专法关氏，果然登堂入室。王端字子正，山东人。山水得关氏之要，曾在大相国寺画过壁画，又善写肖像，宋真宗很欣赏他。刘永、王端皆有四时山水传于宋世。元代无锡画家倪云林，本属江南山水画派，但也从关画中吸收了皴笔横竖交接、层层相叠的画法，并将关画的中锋为主改为侧锋为主，成为一种新的皴法——折带皴，用于表现太湖沿岸的坡石，从而完成了倪氏的典型风格特征。 北宋高僧惠洪极喜关画。一日，友人清侍者从长沙到天亭山来拜见他，求他踢偈语。惠洪冥思良久，想象着清侍者策杖登山、回视群峰的情景，居然想到好似一幅关全作品《庐山夕阳图》，于是偈语四句信口而出：“到天亭下开春晓，丛摺万峰螺髻青；瘦策缘云上峰顶，为谁妆点夕阳屏。” 南宋文士刘克庄观赏关仝《骤雨图》时，被画中骤雨降临山村时的混沌景象和各种人物的紧张惊慌之态所深深吸引，一口气写下长诗一首。由此可知关仝画中的感人气氛：“四山昏昏如泼墨，行人对面不相觌。凄乎太阳布肃杀，暗然混饨未开辟。”就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展开了生动的细节描绘：烟罪变态中，山川墟市依稀可辨；瓢泼大雨中，老叟提鱼掩面而归，童子叱牛泥巴没膝；疲惫的仆人赶着瘦驴，卸笠的僧人窘然回步，抛碇的商人忧形于色，就连池中的凫雁也萧瑟畏缩。诗人不由大为感慨：“乃知画妙与天通，模写万殊由寸笔；大而海岳既尽包，细如针粟皆可识。向来关生何似人，想见丘壑横胸臆。”从这些描写文字中，不难想见关仝驾驭复杂的山川景物、布局构图以及刻画生动的艺术表现能力。 元代黄公望观赏了关仝《层峦秋霭图》之后，认为此卷虽师法荆浩，却又间以王维的笔法，“融液秀润，正其中岁精进之作也”。黄公望题诗道：“群峰矗矗暮云连，萝磴逶迤鸟道悬。落叶深深门半掩，疏花历历客犹眠。岩端飞瀑为青雨，江上归舟溯碧烟。应识个中绝处，昔年洪谷属君传。”的确，关仝继承并发展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雄风，已成千年宗师，不愧同为划时代的杰出画家。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张去华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张去华，北宋人。建隆二年(961年)，他在科举考试中被宋太祖赵匡胤亲自点为头名状元。可是，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巴结奉承别人，一直得不到提拔。 他陪宋太祖赵匡胤出游，宋太祖问起他的父亲，得知张去华的父亲虽然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贬官，但是却始终教导张去华要正直做人，为国出力。宋太祖听了，有心提拔张去华。不久，张去华被任命为道州通判(负责办案的官)。 一天在道州履任期间，张去华偶然间看中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前后花木掩映，还有一个很大的莲花池，是一个饮酒吟诗的好地方，张去华有心把它买下来。仔细打听，得知房主正急需用钱，五百两纹银就卖，于是张去华就出钱把它买了下来。张去华在这座房子里宴请朋友，赏月吟诗，生活得非常舒心。一天夜里，他见月色很好，就又走到后院，在莲花池旁赏月。忽然，他听见院墙外有人在哭泣，像是一个妇人的哭声，而且声音非常悲切。张去华心想，一个妇人夜间悲泣，肯定是有什么伤心事，说不定自己可以帮帮她，于是便推开后院的便门走了出去。 这时，张去华看见一个老妇人正倚墙掩面哭泣。他走上前去询问道：“老婆婆，您有什么伤心的事，跟我说说，说不定我可以帮您想想办法。”老妇人伤心地说：“唉，都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然后擦擦眼泪继续说：“这房子原来是我家的祖宅，祖辈相传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我那混账儿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把我丈夫遗留下来的钱财都挥霍一空。前两天，他又赌输了五百两银子，不得不变卖祖宅还债。可是，我在这宅子里住了几十年，快到入土的时候了，却又搬了出去，心里难过，就从乡下回来看看。” 张去华想了想说：“这宅子是我买的，您不要再伤心了，以后我再把房子还给您。现在天色已晚，您今夜就在这里暂住一晚吧!”老太太以为张去华是在安慰她，没有把还房子的事当真，但是她很想在这里再住一夜，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张去华就派人把老太太的儿子叫来，命令他马上改掉吃喝玩乐的坏毛病，重新做人，靠劳动挣钱，好好奉养母亲；如果能够做到，就把买房子时签的契约烧掉，把房子还给他们母子。老太太的儿子对以前的恶行也很后悔，从那以后真的改掉了坏毛病，靠自己的劳动赡养母亲。于是，张去华就拿出契约，按照当初的约定，当着母子俩的面把契约烧了，自己搬出了那所宅子。张去华不仅诚信做人，而且清廉为官，在道州任职期间依自己的机智和才华处理了很多案子，深得百姓们的好评。诚实守信是做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张去华烧契约》的故事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里的一个诚实守信、亲民爱民的良臣形象。张去华是亲民爱民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大官”，不亲民爱民就不会去在意一个老妇人的哭泣，不亲民爱民就不会有对老妇人之子的“训诫”，不亲民爱民就不会有烧毁契约、归还宅院的约定；张去华是诚实守信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大官”，别说是在千余年前的古代，就是在法制健全的当代，他也有千条万条理由不退出自己心仪的宅院，他不需要承诺，更不需要兑现，但是，他承诺了，就要兑现。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苏洵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与梅圣俞》、《上欧阳内翰第四》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中说：“向者《权》、《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衡论》、《几策》三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可是，此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省校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远虑》同看。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之于上，此又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苏洵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周敦颐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 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 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 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年）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锐于求志》“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水，举著半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 这首诗是周敦颐50岁（1066年）在永州做通判官时寄给家乡族人的自况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做官多年，并未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儒士本性和对圣人之道的执着追求，一直过着亦官亦儒的生活。另外也可看出，周敦颐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 从26岁开始，周敦颐就进入仕途，做了30年的地方官，主要是做司法官，建立了一些政绩，受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扬。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除了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周敦颐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儒学的研究与传授之中。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下面概略介绍一下这位理学开山祖师的行事与为人。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谥号元，称元公。他曾建堂于庐山之麓，因堂前有一溪，乃以其家乡濂溪为之命名，又将其堂取名为濂溪堂，晚年定居于此，故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其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贺州县令，于周敦颐15岁时去世。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年少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到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郑的抚育下成长。24岁时，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到任后，该县有一疑案久不能决，周敦颐在解决此案中便初次显示了他的才能。 庆历四年（1044年）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一狱四，法不当死，而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的权势，不敢出面讲话，惟敦颐独能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便弃官而去，气忿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免于死刑。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敦颐为师受业。是年冬，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县）县令，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改任桂州桂阳（今湖南桂阳）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阳皆有治绩，得到了达官们的赏识和推荐，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到任时，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分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就高兴地说： “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熙宁五年（1072年）定居于庐山濂溪堂，次年六月病死于此，终年57岁。 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其官阶并不显达，始终是地方官吏，如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军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其政绩亦表现在司法工作之中，在当时算得是一位清官。后来黄庭坚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徽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同上）。又《年谱》记载说：“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择留美四十余亩，畀周兴耕之。”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濂溪先生墓志铭》）。《年谱》又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囗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这些评语，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不失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比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 “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 （《周子全》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看作是一位应当青史留名的儒学大师了。周敦颐在邵州还写了《邵州新迁学释祝文》，其中称颂孔子说：“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宫可忽欤！”（同上）。这说明他也认为自己是复兴儒学、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师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颐门下受业，为时不到一年，受其薰陶极深。《宋史·道学传》称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颢亦有自述云：“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学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所谓“寻颜学仲尼乐处”，就以追求学做圣人的乐趣，把学做圣人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后来，周敦颐又把自己著的《太极图说》传给二程。二程所学虽不完全出自周敦颐，但受周的启迪确实很深。南宋时期的胡宏也赞誉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这个说法是有其根据的。 在周敦颐的传道讲学活动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启人心智的高明导师。据《宋史》记述说：“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如此。”程颐的学生侯师圣听不懂老师所讲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颐请教，经周的开导与启发后，茅塞顿开，程颐知道后，立即猜测到，这个学生一定向周敦颐请教过了。这件事不仅说明周敦颐启发了侯师圣，同时也说明程颐当年受周的开发教导记忆犹新。另据周敦颐《年谱》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为提点江东刑狱时，闻周敦颐之名，特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由此可见，周敦颐不仅善于开导人，同时也说明他当时在学者中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 周敦颐的著作，流传于今的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爱莲说》、《拙赋》等。据考证，已佚亡的著作还有《娘说》、《同人说》各一篇。《垢说》和《同人说》都是对《周易》六十四卦中娠、同人两卦的解说，它们是独立于《易通》之外的两篇著作。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极图说》和《易通》之影响为最大，这两部集中体现了周敦颐所开创的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塑造了两宋理学的雏型，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核心的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 情志清高 周敦颐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其地位并不显赫，生活也比清苦，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他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不与世俗同污，在精神生活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格。他既是一个官吏，又是一位儒师，既自诩为儒学正宗，又兼有佛阁风骨和仙过气派。身虽在官，又常寄情怀于方外。诗人黄庭坚评论他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出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爱庐山之胜，乃有卜居之心，于是乃筑堂于其麓，堂前面有一溪流，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将其取名为濂溪，决定退休后定居于此，以遂其隐居山林之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他写了一篇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至今仍被人们爱慕和乐于欣赏的好文章《爱莲说》，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怀和道德品性。全文只有二百余字，不妨抄录于下：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连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称莲花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自己。以为自己身虽在官，但并不追求荣华富贵，只想做一位高尚的“君子”，希望象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清远溢香，亭亭静植”，既是一个高尚的“君子”，又是一个自性清净、佛性常住的方外之人。周敦颐的“濂溪堂”又名“爱莲堂”。据传，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的水中有莲。庐山也曾经是东晋高憎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故地，是个佛教胜地。周敦颐在这里写作《爱莲说》，与佛教颇有关系，据专家们考证分析，莲花本为佛教之花，佛经《华严探玄记》就用莲花来比喻真如佛性，如中说：“如莲花自性开发，譬如真如自引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又说：“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常乐我净。”《爱莲说》表现了周敦颐思想中，接受并溶汇了佛家的佛性说，他用莲花的特性比喻为天赋的人性至善和清净不染。以“出于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性，说明理想的圣人之性，说明圣人之性的至善至美。在周敦颐看来，淤泥好比那污染人性的人欲，为达到圣人的至善境界，就必须去污存净，去欲存诚。这种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太极图说》和《易通》之中，这是他巧妙地吸取了佛教思想，用以完善儒家人性道德论的一种表现。 周敦颐不仅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同时也接受了道教思想，他的《太极图说》，就把道教的世界观与修炼方法融和于儒家经典，是对儒家思想进行充实和再造的成果。他的新儒学思想，就是将佛、道思想中可为儒学容纳的东西汇通于儒家学说的产物。朱熹称周敦颐有仙风道骨：为周敦颐作《墓碣》的蒲宗孟说他“以仙翁隐者自诩”，“与高僧、僧人跨松梦，蹑雪岭，……弹琴吟诗，经夜不返”。他自己也常常作诗，寄情于仙道之境。如在《题丰都观三首》里写道：“山盘江上虬龙活，殿倚云中洞府深。钦想真风古何在，侣松乔柏共萧森。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久厌全全乐静元，俸微尤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上述史料，已经能够大致地说明周敦颐的精神风貌。后来蒲宗孟在墓碣中也说他是一个“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的人。 《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理学体系的主体框架，《图说》有图有文，以文解图，用图式和文字说明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对宇宙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在这篇著作中，概述了他从宇宙自然到人道性命的基本思想。这篇著作同他的《易通》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作为理学开山的儒家典籍。从宇宙观上来讲，以往的儒家学说，基本上还没有从哲学高度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宇宙发生发展模式，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周敦颐来实现的。 考前人研究，一般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他以儒家经典《周易》和《礼记·礼这篇》为根据，又吸取和融会了道家及道教的一些与之有关的思想资料，按照自己的构思设计而成的。 首先看看《图说》原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权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立人极焉。教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神鬼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乘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其次看看上图同道教经典《道藏》中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图》之《太极先天图》的关系。据历代学者考证，周敦颐的《太极图》，是他对《太极先天图》进行改造而成的。这在史的记载中是有据可查的。《宋史·儒林传》说：“震（即朱震）经学深醇，有《汉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愕昌；愕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又据清代学者毛龄说，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道教《参同契》作者彭晓在《参同契》中所绘制的《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也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太极图》的第二图，就取材于《参同契》的水火匡廓图，第三图取材于《参同契》的三五至精图。 黄宗炎和朱彝尊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本名《无极图》。原来陈抟在华山时，把《无极图》刻在石壁之上。《无极图》的最下边一圈为玄牝之门；稍上一圈名为“炼精化气”和“炼气化神”；中层左木火，右金水，与中土联络之构图称为“五气朝元”；其上圈黑白相间之圆称为“取坎填离”；最上一圈名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黄宗炎说： “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盖方土之诀，在过而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在顺而生人，故从上而下。……更最上圈炼神还虚、复归无极之名曰无极而太极。……更其次因取坎填离之名曰阳动阴静。…… 更第三圈五气朝元之名曰三行各一性。……更第四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更最下圈玄牝之门名曰万物化生。” 黄宗炎的考证和说明很使人信服，他揭示了周教颐是怎样把表示方士修炼之术的《太极先天图》改造为论说天地人物生成演化的《太极图》。然而，事情又不是如此简单，周敦颐是一位儒学功底很深、思想深邃的理论家，他的宇宙演化论，决不是简单地抄袭道教炼丹术。作为宋代理学开山，他除了具有坚实而丰富的儒学知识之外，更广泛和精要地吸收、融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资料，特别是对道家、道教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了解。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巧妙地将儒、道融为一体而建立起来的。 其次分析一下《太极图说》的内容。 （一）关于《太极图说》的思想来源首先应当指出，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是以《易传》为根据，是对《易传》的一种别出心裁的阐发。众所周知，《易传》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后来又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太极图说》的基本依据是《易传》。如《图说》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些话就是对《周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解释。《周易》强调“变易”，就是《图说》所讲的“动”，《周易》讲“阴阳”，就是《图说》的“阴阳”。《周易》讲阴阳互动，即是《图说》的“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中从上到下的第二圈（水火匡廓，取坎填离）所示的黑白相杂符号，就是把《周易》八卦中的坎、离二卦变成圆形并相互联结，其在中线的左边表示离（火），右边表示坎（水）。《图说》又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是对《系辞》“生生之谓易”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另外，《图说》的最后又引用了《易传·说卦》中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总之，《图说》从宇宙起源到人道的建立的整套宇宙模式的立论，可以说都是基于对《易传》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其次，《图说》也吸取了阴阳五行家关于宇宙起源论的一些思想资料。《图说》云：“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本金土。正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语都是从五行说中接过来的。 最后，《图说》还吸取了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无极”这一概念。如《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和“无极之真”等。其中的“无极”成了他的宇宙起源论的主要范畴。“无极”一词，出于《老子》第二十八章：“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这个“无极”早在道教的《无极先天图》中就被使用并使之成为方士修炼的归宿点。此外，《图说》有“主静”、“无欲”等语，“无欲”一词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我无欲而民自朴”，“主静”一词出自《老子》第二十六章的“静为躁君” 和第五十七章“不欲以静”。因此，《图说》中的“无极”这个概念和“无欲故静” 这一命题，都是从道家与道教那里接过来的。 （二）关于《太极图说》的宇宙生成发展理论《太极图说》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宇宙发生发展论纲。其全文仅二百余字，后来却被奉为“有宋理学之宗祖”，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对尔后儒家学说的更新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太极图说》的宇宙模式论是如何说明宇宙生成演化的。据前人考证，现存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周敦颐原著的全貌。这是因为，现存的图说是经过朱熹“校定”整理过的。在朱熹“校定”的《太极图说》出现以前，就有一个《太极图说》的旧本流行于世。据清初学者毛龄考证，这个旧本就是周敦颐的原本。朱熹“校定”此《图说》时，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它作了一些修改。他把旧本《图说》的第一句：“无极而生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无极而生太极”是说明“无极”为世界的总根源，“无极而太极”说明“太极”是世界的总根源。因为朱熹不承认“太极”之上还有“无极”，他按自己的观点把太极作为世界的总根源，同时又把太极解释为“理”，认为只有“理”才是世界的真正本源。经过他的修改，“无极”二字虽被保留下来，却变成了“太极”的修饰语，不再是生“太极”的宇宙最初根源了。朱熹解释说，“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这种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与周敦颐的原意不符。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理”字，他的《图说》对“无极而太极”本来就有明确的解释。如其中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本无极”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太极生于无极的观点。总之，在周敦颐看来，“无极”才是宇宙的最初根源，而朱熹却认为“太极”（理）就是宇宙的最初根源。朱熹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周敦颐，其目的是为自己的宇宙发生论张目。 以上说明了周敦颐主张宇宙最初根源为“无极”，下面探讨一下，这个“无极” 究竟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然后分析一下《图说》的宇宙演化过程说。 先说第一个问题。周敦颐认为，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无极”是宇宙的胚胎，是尚未分化成形的一种混沌状态的物质材料。前面讲过“无极”一词出自《老子》 “知其雄”章，在那里，老子把“无极”比作尚未散而为器的“朴”。后来的学者，如朱彝尊也认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无极”是具有物质性的、混沌状态的天地万物之胚胎既然明确了《太极图说》中，作为宇宙最初根源的“太极”是物质性的，这就可以确定周敦颐的宇宙论是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再看看《太极图说》的宇宙演化过程。《太极图说》认为，宇宙的生成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无极而生太极”前面讲过，“无极”不是绝对的“无”，它是宇宙最初的原始状态，是具有物质性的，处于混饨的天地未分的万物之胚胎。是老子所说的“朴”或“无”。老子的“无”也不是绝对的空无，它是未散为“器”的“朴”，是宇宙未分为具体物象时的混沌状态，“太极则是由不具任何物象的物质“无极”演化而来的，是一种有了最初时空界限和含有分化机能的、具有运动和静止性能的有形物质。这就是《图说》讲的“太极……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是说，所谓“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太极”，说明具有变化机能和初具物态的“太极”，是由“无极”演化而来的。 第二阶段：从“太极”到阴阳。宇宙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太极”到阴阳。“太极”之中蕴含的动静机能，使之分化为阴阳。《图说》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这就是说，在“太极”的运动中产生了阳气，静止中产生了阴气。宇宙的原初物质发展到阴阳的阶段，不但有动有静，而且动静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其根，于是便出现了天地之判分。这就是说，天地是在物质发展到分阴分阳的阶段上形成的。 第三阶段：从阴阳到五行。宇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演化为“五行”（指构成天地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元素，即水火本金土）。《图说》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周敦颐认为，“五行”就是五气，因为它们和阴阳一样，也是气的一种形态。但这是比阴阳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它们各自具有比阴阳更为具体的形态和性质，“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物质发展到“五行” 阶段，出现了四季的变化，《图说》中的“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阶段：从“五行”的运动到万物化生。《图说》云：“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是说，由“无极”之真髓同阴阳五行中的精细成分巧妙凝合，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男女、牝牡、雌雄，由阴阳二气的交感和五行的不同特性相互作用，才出现了天地万物，而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又是生生无穷的。 综上所述。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天地万物。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宇宙的生成到人类的产生，都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历史上许多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讲宇宙自然的时候，能坚持唯物论，当他们一涉及到人类社会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二元论或唯心论。周敦颐则不是这样，他认为人类的化生同万物化生一样，也是由“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成，人与万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所禀受的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中最精华部分。他说。“唯人也得其秀而为灵，形既生焉，神发知矣”人类具有高于万物的灵气和思维等特性，就是因为人得到了 “无极之真”和“二五之精”中的最精华部分。 总之，周敦颐的宇宙生成发展论，自始至终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论性命道德之本 周敦颐的重要著作除《太极图说》之外，还有《通》，《通》亦名《易通》。名为《易通》，说明它是一部讲《易》的著作。《易通》全40章，全文2601个字，文字十分简约，但其论及的问题却很广泛和深刻。虽然是一部解《易》的，它的风格却不同于当时其他易说著作。这部不对《周易》进行逐卦逐句的解说，只是有选择地引用了《周易》中的若干经文，进行阐述的发挥，用以表述自己的观点。《易通》所涉及的卦名只有乾、损、益、家人、睽、复、无妄、讼、噬嗑、蒙、良等部分。他认为，《易》集中体现了天地形成的奥秘和圣人之道的高深莫测。不过，《易通》又不仅仅是一部易学著作，其中还容纳和贯通了《中庸》中“诚”的思想，也涉及了《论语》、《春秋》、《大学》、《乐记》中的一些内容。《易通》也是对《太极图说》的具体补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周敦颐的理学思想。 《易通》除进一步阐述宇宙论之外，还着重阐述了人性和道德问题。 《易通》里的宇宙论，同《太极图说》基本一致，但其论述则更加详细。《易通》强调了“诚”的概念，“诚”在全中具有最高德性的含义。在作者看来， “诚”是宇宙的中心，又是圣人之大本。《易通》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这是说，诚源于世界的最初本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因此，”它就是圣人立身之德，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根本，又是“百行之原”；，是至善的道德的源泉。就人性道德论来说，《易通》认为“诚”是人的一种最高超、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如其曰：“圣，诚而已矣”。人们在道德修养上一旦达到了“诚”，那就达到了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变为最完善、最高尚的圣人。但是，一般人的本性不都是至善的，所以，《易通》把人性分为刚、柔、善、恶、中五品。它再把刚与善相结合的人性称为刚善，把刚与恶结合的人性叫做刚恶；把柔与善结合的人性称为柔善，把柔与恶相结合的人性叫做柔恶。所以，实际上他认为人性表现为刚善、剧恶、柔善、柔恶和中性五类，总括起来仍然表现为善、恶、中三品。《易通》认为，刚善、柔善都还不是最好的人性，只有合乎中的人性才是最完善的。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其他四种人性或全恶、或不完善。因此，最高理想的人生目标，应该是“日易其性，自至其中而止矣。” 这是《中庸》“致中和”思想同人性论相结合的表现。所谓“中”，就是中正仁义。怎样才会具有中正仁义的美德呢？《易通》提出了“无欲”、“主静”的修养方法。 “主静”的关键在于“寡欲”《通·圣学章》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虚静动直。虚静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周子全》卷9）为什么无欲则虚静动直？由于没有个人私欲作怪，心则虚静，虚静就能明通事理；在虚静中产生的行为是直起的行动。这就是所谓“静虚动直”。为什么动直则公？既能虚静，则其动机正直，公道无私。何谓“公则博”？《易通》说：“天地至公而已矣”，像天地那样至公无私，这就是“公则溥”。总之，要做到“无欲”，才能“静”、“明”、“通”、“直”、“公”，达于圣人的境界。周敦颐提倡的 “寡欲”、“无欲”，被后来的理学家发展成为“去人欲、存天地”的禁欲主义说教。 在《易通》的《礼乐》章中，周敦颐论述了礼乐问题。他第一次把维持封建制关系的“礼”提到了“理”的高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得其理然后和。”礼乐的作用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是把礼作为规范人的思想的工具，把乐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工具，从而达到使这个社会既有等级秩序，又能和谐统一。上述思想被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进行了继承发挥，又把“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天理人欲之辨”，应该说是由周敦颐开其端给的。 儒学新风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派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受了多次的严重考验，但它始终能够延绵不绝地发展下去。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顺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进行自我更新。儒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即强调交易。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仁二朝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承接了韩愈的“道统说”，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更新活动。黄百家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即胡瑗），泰州孙先生（即孙复），祖莱石先生（即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他们在学风上不重训诂而着重探讨义理，揭开了借用儒家经典来建造自己理论体系的序幕。 又《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有黄百家一段案语：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个案语指出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人，他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新昌盛起来，重放光明，这段评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周敦颐在其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太高，只是由于他开启了宋代新儒学的一代新风，故其影响越来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说他“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作用之大。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三位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的一段话，用以结束对他的论述：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对尔后七八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太极图 ·易说》、《易通》成了理学不刊经典，甚至比作《论语》、《孟子》。周敦颐在宇宙论、性论、道德论、教育论、政治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鬼神、生死、礼乐、诚、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为尔后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的地位，早已成为定论，其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邵雍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 《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邵雍 30 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 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省校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卒，终年67岁。 《皇极经世》 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计 12 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解》卷 6）。对此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 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 训解之学也哉。邵雍这部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 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 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张载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张载（1020年～1078年），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张载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 求学上进张载原藉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于真宗初携妻陆氏上任于陕西长安。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天圣元年（1023年）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县）知州。后赠尚督官郎中，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小官吏。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议归葬开封。15岁的张载和五岁的张戬与母亲，护送父柩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行至眉县横渠，因路资不足加之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故里开封，遂将父安葬于横渠南大振谷迷狐岭上，全家也就定居于此，以后张载就生活于此，人称他为横渠先生。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议和。朝庭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年仅21岁的张载刺激极大，他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已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彬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勉励他去读《中庸》，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而应从《中庸》学起，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回家刻苦功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觉得这些籍都不能实现自已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功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已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卞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已学的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行状）。于是撤席罢讲，但又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状），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张载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谓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是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在此时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说：“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三代即夏、商、周），神宗听了非常满意，高兴的说，你先到二府（中省枢密院）作些事，以后我还要重用你。张载认为自已刚调入京都，对朝庭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庭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今译）张载回答说：“朝庭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熟敢不尽！如教与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已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已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为了训戒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已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熙宁十年（1077年）秦风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为由，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意思是说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辞，借此机会可行施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便带病入京。神宗让他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庭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路经洛阳见到二程时说：“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当年农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年，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庭，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将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赐谥“明公”，淳佑元年（1241年），赐封眉伯，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儒张子。 求诸“六经” 张载的学术发展，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 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 之。横渠乃归陕西。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 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又说：“学者观，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他作诗说：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 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 “此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 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 年中华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 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蔡襄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宋代著名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齐名，并称“宋四家”。蔡襄先后任大理寺评事、福建路转运使、三司使等职，并曾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出任开封、泉州、杭州知府。故又称蔡密学、蔡端明；卒后谥忠惠，亦称茶忠惠。 以茶闻名 蔡襄是一位十分喜爱茶叶的朝廷大官，也称得上是一位茶学家，尤其对福建的茶业有过重要的贡献。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法史上论及宋代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的，还是蔡襄。蔡襄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的、在福建任职期间，随时留意农桑，如在泉州当太守时亲笔写下《荔枝谱》，在任福建转运使时，著有《茶录》。《茶录》虽仅千言，却很有名。分两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并篇前有序，篇末有后序。在“茶论”中，对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作了精到而简洁的论述；在“论器”中，对制茶用器和烹茶用具的选择使用，均有独到的见解。 宋代的龙凤团茶，有“始于丁谓，成于蔡襄”之说。制小龙凤团茶是蔡襄在茶叶采造上物一个创举，当时赞美之声不绝。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到：“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群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可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试。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可见，当时小龙团茶朝廷视为珍品，达官显贵也不可多得。熊蕃有《御苑采茶歌》云：“外台庆历有仙官，龙凤才闻制小团。争得似金模雨璧，春风第一荐宸餐。”这位庆历年间的“仙官”即指蔡襄。不过，欧阳修、苏轼对蔡襄这一“创举”有过一些议论。明人赵在《 林子》中说：“蔡君谟著茶录，造大小龙团，欧公闻而叹曰：君谟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饮食，细事也，君子处世，岂不能随时表见，乃于茶铛水瓮中立名。”欧公认为像蔡襄这样学有道艺的人，何必从“茶铛水瓮”这些饮食细事中去立名。苏轼在《荔枝叹》中有句：“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他认为“贡茶”与“贡荔枝”一样，都是争新买宠，给老百姓带来困扰。可是，无论欧阳修或是苏轼，对龙团凤饼又都是十分喜爱的，同样有过不少赞美之词。 蔡襄喜爱斗茶。宋人江休复《嘉 杂志》记有蔡襄与苏舜元斗茶的一段故事：蔡斗试的茶精，水选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枣惠山泉；苏所取茶劣于蔡，邓是选用了竹沥水煎茶，结果苏舜元胜了蔡襄。 蔡襄还善于茶的鉴别。他在《茶录》中说：“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他神鉴建安名茶石岩白，一直为茶界传为美谈。彭乘《墨客挥犀》记：“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内翰禹玉。岁余，群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作为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君原君谟嗜茶爱茶，在请群谟为他《集古录目序》刻石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群谟得而大为喜悦，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老病中他万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谓“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学者 北宋著名学者蔡襄生活于历经战乱、分裂之后又重新统一的北宋前期。此时北宋立国不及百年，传统的经典儒学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官方与学界迫切需要创新学术理念以阐释与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因而促进了“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自从汉儒将儒学推向学术顶峰，随着汉魏之际佛学东渐、玄学兴盛，儒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由汉迄唐，儒学只能守成而无发展。在此情况下，“宋学”应运而生，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传统文化对佛学所代表的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吸收。宋学以义理为武器，以“道学”和“理学”为载体，强调实践与国家的大一统。蔡襄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严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国家，并提出积极的财经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员），力主加强边防，抵御外族侵扰。蔡襄总结作物的栽培与加工、修建桥梁等勇于实践的论著也丰富了宋学的内涵。 蔡襄是北宋时期福建著名学者，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工于法，而且广泛涉猎文、史、哲各学科，理论根基深厚；且注重实践精神，诸如修桥铺路，提倡植树，研究并总结茶叶、荔枝的栽培等，解决了许多当时的技术难题。有关蔡襄的论著很多，但基本未论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本文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宋学”的形成。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期，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而重新统一之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即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转运使制度等措施，几朝皇帝均忠实执行并有所发展。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并迎来了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宋学”的创立。 一“宋学”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学”的勃兴。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用儒学来统一自战国以来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而且还包含逐渐形成的“经学”。至于“宋学”，则应当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宋学原有两种涵义，一等同于广义上的儒学，即赵宋一代之学术文化，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宗教、文艺、史学、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来与训诂之学相对立的经学流派。“宋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两宋学术时，也以为是宋代经学之专用名词。在“宋学”形成初期热衷于振兴儒学、倡率节义之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种意见，他们耻言功利且深恶痛绝之。如蔡襄在《废贪赃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证明，他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同时蔡公还猛烈抨击了那些靠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而大发横财的无耻小人，并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史。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加之以“玄学”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宋学”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在“宋学”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这门新学科的体系与架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其“毕路蓝缕”之功彪炳辉煌。 二 蔡襄对“宋学”的的开山之功。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愤，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对蔡公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朝政的“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说明对庆历新政起了促进作用。欧阳修著《祭蔡端明文》对蔡公的功绩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同情：“自公之奋起徒步，而名动京师；遂登朝廷，列侍从。其年壮志锐，而意气横出，材宏业茂，而誉望伟然。……而公以荣名显仕为之养，彩衣而戏。昔以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绶悦其颜。使天下为子者，莫不欲其亲如公之亲。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为子也，其荣且乐。可谓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丧犹在殡，而公已卧病于苫块之间；而爱子长而贤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为二丧之主。呜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并没有被巨大的打击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陈词：“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并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浩然刚正之气，跃乎纸上。所谓“刚气”，从本质上说即“宋学”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改革时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必须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无病呻吟。 蔡公十分强调“宋学”中理论的先导作用，他在“国论要目、明礼”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应当强化礼制与儒学教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制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足，认为应当引以为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干戈，礼典残缺，至于亡隋尽矣。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他认为法治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应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罗过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一文中对宋代儒学的博大精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脉络也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强调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绵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言词法令，进修之假。唯州有学，邦君实谋。驱汝闽民，来处来游。象图严严，记整整。衣冠肃雍，室庐谧静。孰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问闻，弗往攸耻。孰为人师，启率其徒。”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 宋学精神的提倡和发扬。 概括起来说，“宋学”主要包含有议论和怀疑精神、创造和开拓精神以及实用和批判精神。蔡襄树立、鼓吹并发扬了这些宋学的精髓所在。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学”的议论和怀疑精神。表现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是论文，蔡襄在众多的文章中强调学者应当发扬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实行科举改革，将论文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有力工具。蔡公的议论，如同欧阳修、石介等人一样，有时虽然不以辩论或驳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努力建树个人的独立见解。如蔡公《上仁宗论用韩琦范仲淹不宜使后有谗间不尽所长》疏曰：“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这是在庆历党争期间，作为新政一方的蔡襄关于朋党问题的议论，强烈批判某些官宦为图蝇头小利而结党营私，损公肥己的卑鄙伎俩，以达到激浊扬清，议论风发，惩恶扬善的效果。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进黼戾箴状”也从正面阐述为国君者必须善于听取反对者意见的道理：“臣智识蒙陋不敢广引古记，多属空文，辄求于今要急之务。而陛下所欲知者，谨撰成黼戾箴一首，于两轴。每句之下，条陈事实，别疏一通，各随状上进。臣闻唐太宗凡言事有益于政者，之屋壁，以为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弃之。幸置臣箴词于户牖，间时赐省览。原其所条事实终始，则今安危之势可见矣。昔汉贾谊论及时事，以谓可为恸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学”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学术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学术以新的生命，否则，学术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乡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来比喻宋学先驱们在学术境界的奋力攀登。他说：“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曰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无惊触。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况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本诗不仅表达了蔡公“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慨，更集中体现了蔡公追求宋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的“宋学”正有如“云深翳路”、“树暗迷谷”，但不论有多大困难，只要不墨守旧学而敢于创新，在学术上总可以闯出一条新路。而宋学的理想境界则是“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诚如挚友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的中肯评价：元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公为政精明，而于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而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由于以往福建学人擅长词赋而轻视经世之学，因而造成学问钻研愈深则背离现实政治愈远，以致出现了“束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倾向。针对学术界的浮华之风，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强调不仅要读通经学专著，而且要以经学理论来联系实际，治理社会，革除时弊。为了宋学的发扬光大，蔡公不遗余力，罗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闽籍学者为核心的宋学梯队。比如陈襄，侯官人，工于经学，神宗时为侍御史，与王安石、曾巩、吕惠卿交往颇深。尽管其政治上偏于保守，但是对于宋学造诣甚为深厚。陈襄著《古灵集》，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对“宋学”的文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襄本人也成为以蔡襄为首的早期宋学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还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杨亿、仁宗朝的同安人苏颂、其后神宗朝的将乐人杨时、建阳人游酢、顺昌人廖刚以及此后的建瓯人韩元吉，漳州人陈淳等，均是宋学之骄骄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学的创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科举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改革主要应以“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又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以三场皆善者为优。……其策仍请一道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一道问古令沿革，以观其学；一道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而对“明经”一科的考试，则只对考生考问“所习经异同大义，所对之义只合注疏大意，不须文字尽同”；甚至还鼓励考生“自有意见，即依注疏解释外，任自陈述，可以明其识虑。”反之，“若以经科文人所习已久，未能变革，即艰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对大义者颇优奖之”。说明蔡襄主张在科举的试题和考试方式上均要进行改革，题目应当更灵活，能让应试者尽量阐述自己的经世理论，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应变能力，用以适应从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开创“宋学”的实用和批判精神。针对六朝至唐学术界所盛行的空谈恶习，蔡公以“经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千百年来学术游离于现实之外，学问做得越玄越好，现实脱离得越远越好，这些原则与标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改变了。然而我们打开《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从数十上百篇的“箴”、“奏议”及代拟的“诏诰”，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谓“超凡脱俗”的做法，采取了积极入世的论断。以下试举几例。其一，针对东南沿海防务松懈的实际情况，蔡襄提出奏议“乞相度淞海防备盗贼”。他说：“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约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今来见作点检商税量差兵级，在彼淞海路平静难以宿兵。如有盗贼逐州军可以随宜应付。”并指出四州军“各是海边，今来逐州兵士并不会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盐如遇贼人斗敌，多被贼船惯习水势立见伤损。臣体问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还批评泉州、兴化、漳州巡检设置远离海口，兴化军巡检甚至设在百里之外的兴化山中。漳州黄淡头巡检更设到龙岩大池驿中，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发现沿海州军士兵多数不谙舟船，请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军海上防务的过程中，深入港口、岛屿调查，树立了宋学务实的良好学风。 其二，蔡襄敢于直言犯上，批评时政，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在“别疏、恩赏无私”一文中慷慨陈词：“圣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则赏，过则罚，无私焉，万民服矣。朝廷于赏罚之柄有无功而赏者，有过而失罚者。然罚不行而赏太过，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并以唐中宗为例严厉抨击当时的不正之风：“今侥幸内降者，苟非亲戚必因货赂，然后乃请。若陛下从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对于朝廷赏罚不当恩赐无序，加官进爵全凭贿赂请托，以至官风败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如史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襄下令禁止。”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其义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陈襄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陈襄（1017年～1080年）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中进士，为官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做过枢密直学士（充皇帝侍从，备顾问应对）、太常卿（掌有关礼乐、郊庙、社稷等）、侍读（为皇帝讲解经史）等官职。学者称古灵先生。高祖檄，唐末自光州固始从王氏入闽，家于福州，仕闽为太尉，推诚奉国功臣。曾祖令图，为客省使，居侯官之古灵（今闽侯县南通镇古城村）。祖希颍，果州司户参军。父象，台州黄岩县尉。古灵陈氏今为名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举进士第，授建州浦城县主簿，历知台州仙居县、孟州河阳县、彭州濛阳县。嘉祐二年（1057年），以富弼之荐召试秘阁校理，判尚祠部，编定昭文馆籍。六年（1061年）出知常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召为开封府推官，除三司盐铁判官。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以谏议大夫奉使北辽。熙宁二年（1069年）迁修起居注，寻兼侍御史知杂事。论青苗法不便，罢言责，留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1071年）为王安石所忌，出知陈州，改知杭州，时苏轼、苏辙兄弟为杭州通判、陈州教授，多所酬唱。八年（1075年）召还，迁尚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兼侍讲。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人伦之鉴，可谓罕与等夷。元丰二年（1079年）坐苏轼乌台诗案，罚铜二十斤。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十一日，薨于京师，年64岁。赠给事中，阶累升为朝散大夫，勋累升为护军，爵累升为上党郡开国侯。其后累赠少师，谥忠文。 陈襄为宋世硕学名臣，早年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倡道海滨，人称四先生。襄"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先后于浦城、河阳、常州、杭州、陈州兴办学宫，为诸生讲学，弟子逾千人，著名者如孙觉、章衡、傅楫等。襄为学以诚明为宗，倡"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著有《易义》、《中庸义》、《古灵集》。全祖望称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亚，较之程（程颢、程颐）、张（载），为前茅焉。"《宋元学案》于安定、泰山、高平（范仲淹）、庐陵（欧阳修）之后立《古灵四先生学案》，《宋史》并有传。 陈襄任建州浦城县主簿时，适逢该县缺少县令，他便独自总揽全县之事。该县地域辽阔，许多地方是由某一大家族统治，历任的县令都管不了，蒙蔽上司、请托权贵，是习以为常的事。陈襄起早贪黑，决心纠正那些年深日久的弊端。当地颇有一些案情复杂、积压日久的诉讼，陈襄下工夫分析案情，穷本溯源理出头绪，然后―一加以判决。为了秉公断案，防止有人来说情，每次断案时，便让数人环列于前，使那些说情的人无法开口。从此，浦城县的百姓知道其不徇私情，不受贿赂，是一个公正无私的清官。 陈襄当上浦城知县不久，有一个农民跑到县衙报案，说他家饲养的耕牛被人偷走。耕牛在当时既是很值钱的牲口，又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如不及时破案，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就会影响本县农村的安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陈襄窃窃私语，这个案子非破不可。他立即跟几个捕头一起到案发地点去调查取证。捕头捕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陈襄逐一进行审讯，但没有一个肯认罪伏法、陈襄想对其用刑，又怕伤害无辜。他连续好几天，茶饭不思，整天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叫官差将嫌犯全部集中到审案大堂，便骗他们说：“本县土地庙有一口大钟，能够分辨强盗，非常灵验。”于是派人把钟抬到后案供奉起来，又命这些嫌犯站立在钟前。陈襄提高了噪门，高声说：“没有偷耕牛的人摸钟时不响。偷耕牛的人摸钟时有响声。”陈襄又率领官吏们先烧香，然后很虔诚地向钟祈祷，命令那些嫌犯个个都把手放在胸口，闭上眼晴，嘴里念叨：“偷牛者，罪大恶极，罪有应得，该抓、该抓。”整个仪式进行了大约二个小时。仪式完毕后，陈襄命官差用黑色帷幕把钟围起来，又暗地里派人把墨汁涂在钟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命令那些嫌犯逐一把手伸进帷幕内摸钟，然后检验他们的手，众人手上都染有墨汁，只有一个人手上没有。 经过审讯，那人承认自己偷了耕牛。因为那人怕钟发出响声，不敢去摸钟，结果就露出破绽，中了陈襄的计、陈襄用计断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浦城县城内外，一段时期，犯罪分子都有所收敛，不敢轻举妄动。 陈襄在仙居县为官期间，发现该县是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老百姓浅陋无知，不知道教育子弟读。陈襄在一个春节大年初一的那天，乘当地父老前来贺岁的机会，写了一篇《劝学》，命门生管师复在大庭中宣读，并告诉他们说：“办学校，培养人才，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去年，我已上报朝庭，请求在本县办一所学校。目下，朝庭已正式批准。我准备拿出半年的俸禄用于资助办学。请你们有子弟的赶快将其送进学校读。”父老们感动得掉泪，都一一答应。开工砌学校的那天，陈襄很早就来到工地，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跟建筑工人一道参加搬运建筑材料。在他的影响下，帮助搬运建筑材料的人越来越多。官府虽然没有向老百姓求助砖瓦、木料等建筑材料，但老百姓也乐于奉送，甚至连织布、编席的人，收入不多的也愿意出钱资助办学。过了几年，陈襄离任时，县里的男女老幼堵塞道路，攀住车辕，都舍不得让他走。好多老百姓为他送来农副产品，他都婉言谢绝。拱手与老百姓作揖，过了好长时间，好容易才出了境。 陈襄出知常州时，郡学校舍狭小，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 经过陈襄的再三努力，不久便完成了学校的扩建工作。这座学校的规模和生气蓬勃的景象，在附近州郡的学校中是首屈一指的、陈襄经常早晨进入学校，坐着为学生们讲解经史，同时处理州内政务，从引毗陵一地学业有成的人，在江浙地区为数最多。 陈襄到常州为官的第二年夏季，老天爷发了脾气，连续阴雨一个多月。常州境内洪水泛滥，若干农田被淹，许多老百姓的房屋被洪水冲塌。好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扶老携幼 离乡背井，乞讨他乡、陈襄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写上奏折，派人上报朝庭，要求调拨救灾物资进行救灾。他立即率领州、县的官吏，组织百姓，进行抗洪自救。他亲临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亲自指挥抗洪救灾，多次深入到灾民中去进行慰问，派人及时把朝庭调拨的救灾款以及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抗洪救灾刚刚结束，他立即组织人员，排查洪水泛滥的原因，他还亲自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寻求彻底根治洪魔的对策。经过调查研究，终于找出了洪水泛滥的原因：原来常州的运渠横挡着震泽，连日下暴雨，游积的水不得向北注入长江中，因而震泽之水经常淹没常州、苏州几个县的农田，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代。陈襄连夜写奏折，上报朝庭，要求兴修水利，提出了疏浚运渠，导震泽之水入长江的治水之策、过了一段时问，朝庭批准了他上奏治水的奏折、陈襄立即派人丈量运渠的尺寸和对岸农田的亩数后，分别派人疏浚河道，深度、宽度都有规定。陈襄经常深入工地，察看工程进程，监督工程质量，跟民工们一起挖土挑泥，往往不是一身汗，就是一身泥、在陈襄的带动下，经常州数万民工三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完成了这一水利工程、接着，他又命人削平望平的拦河坝，震泽贮积的水终于得以北流长江之中。这样一来。不但危害百姓的洪水被解除了，而且旱田也可以灌溉了。苏、常一带自此，年年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个个欢庆有余。 陈襄系宋代三朝元老，为官几十载，到过很多地方，任过很多职位。他不论在何处任何职，都不畏权贵，正直不阿，严峻执法。他勤廉为民， 一心为老百姓造福的品行，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一生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数不胜数。弥留之际，妻子儿女环绕在他的病床前哭泣。问他还有什么话要交待、陈襄要来纸笔，写了“先圣先师” 四个字交给了儿子之后就逝世了。陈襄逝世的消息像刮风一样很快地传到他曾经为官过的地方。好多地方的老百姓失声痛哭，悲痛万分，许多老百姓家挂起了他的画像，设了灵堂，不少村镇还为他建成了祠堂，寄托对他的深切怀念。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毕昇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毕昇（？～1051年）北宋时代的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与其同时代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对其发明有详细记述，活字印刷在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庆历八年（1041年～1048年）间发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据沈括《梦溪笔谈》卷 18 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 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 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 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要印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 1193 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年）已用铸字印，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年）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年）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 16 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王惟一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 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 5 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 354 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 5 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 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 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 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 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李煜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李煜（937年～978年），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李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是南唐元宗（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由于李璟的第二子到第五子均早死，故李煜长兄李弘冀为皇太子时，其为事实上的第二子。李弘冀为人“为人猜忌严刻”时为安定公的李煜害怕李弘冀猜忌他，不敢参与政事，每天只是读为乐。959年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也死了。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李璟怒，找了个借口把钟谟贬为国子司业，流放到饶州。封李煜为吴王、尚令、知政事，令其住在东宫。 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并立李煜为太子监国，令其留在金陵。六月李璟死后，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971年宋军灭南汉后，李煜为了表示他不对抗宋，对宋称臣，将自己的称呼改为江南国主。973年，宋太祖命令李煜去开封时他托病不去。宋太祖就派曹彬领军队去攻打南唐。974年十二月，曹彬攻克金陵。975年，李煜被俘后，在开封被封为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史上说赵光义多次强奸小周后。每次小周后回去，都是又哭又骂，李煜在痛苦郁闷中，写下《望江南》、《子夜歌》、《虞美人》等名曲。古代画家还绘有《熙陵幸小周后图》，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中：“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元人冯海粟就在图上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南唐后主。据宋代王铚的《默记》记载，因其“故国不堪回首”“一江春水向东流”之词而被在978年被宋太宗用牵机毒杀。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全身抽搐，头脚缩在一起，状极痛苦。李煜死后，葬洛阳北邙山，小周后悲痛欲绝，不久也随之而死。 李煜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他能善画，对其法：陶谷《清异录》曾云：“后主善，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对其的画，宋代郭若虚的《图见闻志》曰：“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画兼精。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惜无画传世于后。 李煜的词的风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还有一类是在宋朝的压力下感受到无力摆脱的命运时所流露的沉重哀愁，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8]。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圣”。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 李煜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秋莺 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老舌百般倾耳听，深黄一点入烟流。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 病起题山舍壁 山舍初成病乍轻，杖藜巾褐称闲情。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余靖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余靖（1000年～1064年），字安道，号武溪。广东韶州人（今广东韶关），宋朝名臣。出身于仕宦之家。宋天圣二年（1024年）考取进士，曾任新建县知事，后迁秘丞。景佑三年（1036年），他因向皇帝上疏为被贬的礼部员外郎范仲淹辩护而遭降职为监筠州酒税。庆历三年（1043年），复起任为谏院右正言，专司向皇帝进谏奏事，余正直敢谏，曾多次为建言“轻徭薄赋”整顿户政，去除贪残之吏，抚疲困之民事而向皇帝抗声力争，以致唾液飞溅至皇帝的“龙颜”上仍意犹未尽。他的建议大多为仁宗所接受，并因而与欧阳修等同被誉为朝廷敢于进谏的“四谏”之一。庆历四年（1044年），受命为出使契丹的使者。他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折服了雄据一方的辽主，从而适时的在复杂的宋辽夏三角关系中维护了宋朝的利益。 自小勤奋好学，博览群。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以及佛道之，无所不通。以尤以文才拨萃，著称乡里。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中进士，初为赣县尉，后到京任秘监，负责掌管典籍文，入崇文馆主持校勘《史记》、《汉》、《后汉》，并写出了《三史勘误》四十卷。景右二年（1035年），余靖因谏留范仲淹，与尹洙、欧阳修一同被贬。他们被天下称为四贤。庆历三年（1043年）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一起被擢为谏官，时论重之。庆历四年（1044年），西夏向宋朝请和，辽国不许，余靖以谏议大夫的名义出使辽国，持正雄辩，挫败了辽国的外交恐吓，使宋北境消除了紧张气氛，西边也没有战事。余靖曾先后三次出使辽国，积极学习外国语言，写作外文诗，但被认为有失大国尊严，出贬吉州，又受中伤，返居故里。皇佑四年（1052年），由于侬智高造反，朝庭起用余靖，任广南四路（即今广西）经略安抚史负责镇压，并解决了交趾（今越南北部）入侵事件，授尚左丞知广州。余靖在南海做官十年，离任时不带走南海一物，因此以“风采清华”称颂于世。广州有八贤堂，余靖当其一，晚年官至工部尚。 余靖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病逝，享年65岁。英宗念其辅先皇有功，谥号“襄”，后人称他为余襄公，有《武溪集》二十卷遗世。他是岭南继张九龄之后的又一扬名之士，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后人建风采楼、以风采为路名纪念他。 在韶关市区建国路的余相巷内，有一座颇具规模古仆典雅的仿古建筑，那就是宋朝名朝余靖的纪念馆。这是1999年为纪念余靖诞辰1000周年而重建的。 据余氏族谱记载，余靖祖居在余相巷拨萃坊。宋治平年开始就将余靖故居建为余忠襄公祠，当地人称“余丞相祠”，历代均有修茸。清嘉庆六年，曲江知县余元焘重修，民国二十年改建。抗日战争时期，余祖祠大部分遭日寇轰炸毁坏，留下少部分屋宇。后来余氏子孙散居各地，无人管理，当地人见祠无主，将其改为平房居住，但“余相巷”这古地名一直保留至今。1999年为纪念余靖诞辰1000周年，在韶关市政府、市侨办以及香港余氏宗亲会的大力支持下、赞助下，在余相巷内修建“余靖纪念馆”（余忠襄公祠）。 新建的余相公祠，建筑风格是具有岭南古民居特色的重楼复式建筑，总建筑面积273平方米，为一堂五室，二进三门，重楼高阁。主楼高19.8米，拾级而上，层层递进，建于祠堂最高层“风采堂”，庄重风雅，别具特色。风采堂西侧立有精刻的大理石碑记；左侧是刻有宋朝欧阳修赠《余靖神碑铭记》；右侧是刻有《余忠襄公传略》。风采堂内有富丽堂皇的“风采流芳阁”，阁内端坐着栩栩如生的余靖木雕塑像。据说此雕像的设计是依据余氏族谱珍藏的名贤余忠襄公真像而塑，原像的真品用宫廷黄绢精绣，曾藏于韶关市风采楼上，六十年代由省文物工作队收藏。这座新建余忠襄公祠，恢复了余氏宗祠的古老牌坊建筑古朴、气势雅典。 余靖墓座落在韶关市西郊的龙归成家山处，园内有4座古墓：其一是余靖墓，墓状庄严，墓碑署“宋尚余襄公安道墓，北伐军总司令谭延题”，被列为韶关市重点保护文物；其二是余忠襄公之祖母王氏墓，位于忠襄公墓左山胍，相隔约300米，墓碑署“下邳余姓坟墓，道光三十年重修”；其三是余忠襄公之父庆公墓，位于余襄公墓与王氏太夫人墓之间；其四是余忠公襄公淑配林氏夫人墓，位于忠襄公与庆公墓之间，墓碑署有“余氏祖墓，道光十五年岁次乙未重修”。以上坟墓于嘉靖丁酉巡按陈大用参政詹汗奉诏重建；1982年香港余氏宗亲会又重修。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林逋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林逋(967年～1028年)，字君复，北宋著名诗人。大里黄贤村人（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善绘画，工行草，法瘦挺劲健。诗自写胸意，多句，风格澄澈淡远。《山园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何不录以示后世”答曰：“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有心人窃记之，得300余首传世。 当时杭州郡守薛映爱其诗敬其人，常至孤山与之唱和。宋真宗闻其名，赐与粟帛，诏告府县存恤之。逋虽感激，但不以此骄人。人多劝其出仕，亦被婉言谢绝。也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既老，自造墓于庐侧，作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 逋善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句，今所传尚有三百余篇。名句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又善，工行草，笔意类欧阳询、李建中。苏轼高度赞扬林逋之诗、及人品，并诗跋其：“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黄庭坚云：“君复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明沈周诗云：“我爱翁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绿。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俗。”天圣六年 (1028年)卒，年六十二。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宋仁宗赐溢“和靖先生”。著有《林和靖诗集》。 林逋生平思想研究 纵观林逋的一生，认为他的“隐”有家世的原因；有对宋朝世俗社会及对当时某些国策（如封禅等）的不满，也有自身的佛学哲学思想和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等多种原因。“恬淡好古”的性格因素固然重要，但主要是社会因素。至于林逋咏梅诗以外的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隐逸诗和山水诗的研究。在林逋传世的三百一十三首诗中，其与达官、僧侣抑或无名氏之酬唱作品有一百五十多首，占全部诗作的近二分之一，可惜我们的研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倘若我们梳理了这些诗作，我们的林逋生平研究定会取得基础性的突破。也许这样的难度很大，但作为作家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诗作。林逋有词三首，以《长相思惜别》和《点绛唇题草》最为著名。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孙光宪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人。为荆南高从诲记，历检校秘，兼御史大夫。其词以情景交融、婉约缠绵见长。代表作有《浣溪沙》、《菩萨蛮 》、《虞美人》、《酒泉子》、《清平乐》、《更漏子 》、《上行杯》、《南歌子》、《应天长》等。其中《清平乐》写一青春少女因为“连理分枝鸾失伴”而产生的春恨愁思，“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写得极其哀婉，令人同情。有集五十馀卷。 孙光宪唐时为陵州判官，有良好的声誉。后唐时（926年），避难到江陵，梁震推荐他到南平国武信王处任记。武信王大造战舰，准备与楚国开战。孙光宪谏议：“荆南遭遇战乱割据之后，国王实行休养生息，国民才有了安宁的生活。如果又与楚国断交，一旦别的国家乘机而来，是很值得忧虑的。”武信王才终止了这个念头。文献王接替王位，遇到梁震请求退休，因而都把政事委托给孙光宪。文献王一直羡慕马王豪华奢靡，对官员说：“如果像马王，可称大丈夫了。”孙光宪说：“天子与诸侯，按礼制应有等级差别。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只知道骄奢淫逸，僭越礼制，只求一时的快乐，不知何时危亡，又哪里值得羡慕呢？”文献王忽然醒悟了，说：“孙公的话是对的。”文献王很久一段时间一直悔恨自己的错误思想，感谢孙光宪的及时提醒。孙光宪在南平国侍奉了三位国王，都处在幕府中，分别任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少监、试御史中丞等官职，国王赠紫金鱼袋。 高继冲当国王时，宋太祖派慕容延钊等平定湖南，借道从荆州过，约定士兵从城外经过。大将李景威劝高继冲严密防备。孙光宪呵叱他说：“你是峡江的一平民罢了，怎么知道成与败！中国从周世宗以来，已有统一天下的志愿。何况宋太祖秉承天命，真主出现了！王师不是轻易能抵挡的。”因而叫高继冲去了解情况，封府库以待，将三州之地都献给宋朝廷。宋太祖嘉奖孙光宪统一的功勋，授任黄州刺史，赏赐礼品，增加待遇。孙光宪在黄州也治理有方。 孙光宪是一位著名的词人，是花间派中较有个性和成就的词人。毛泽东曾抄录他的《上行杯》：“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处荆南，怏怏不得志，认为在诸侯幕府中不能展示他的文学才能。他每次对知交说：“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他常吟刘禹锡诗：“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孙光宪好博物稽古，嗜经籍，藏数千卷，有时亲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他自号葆光子。他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等。孙光宪善词，蜀人编辑《花间集》，收录了他的六十余首词。孙光宪认为对文学应该守寒素之心，无躁竞之心，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他的词既有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的华丽香艳，又比其他“花间派”词题材广阔和充实。有不少词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开拓出了新的意境。如《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韔，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髇云外，晓鸿惊。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一记录了不少唐代的政坛、文坛和民间的掌故，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北梦琐言》中有一则《破天荒解》说：“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这是“破天荒”一词的最早记载。 公元968年（宋乾德六年），在黄州刺史任上的孙光宪被荐为学士，未及召见，去世。贵平村六组的村民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村民长期在一座称为“天官坟”的墓顶石板上磨碎颗粒肥料，石板终被磨穿，村民进入宽大的墓室中，抱出几个一尺高的彩色陶俑，因迷信怕惹晦气，便用锄头将陶俑一起击碎。生产队修建保管室，便将两三米长的坟墓的柱石和梁石截成几段，抬去安砌屋基。村民站在坟墓所在的一块面积一百平方米的土地上指着脚下诉说着。在原为生产队的保管室的阶沿边，还安放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石板，它就是“天官坟”墓碑的一部分。石板上面有“贵”、“林”、““孟”、“之坟墓”等字清晰可见，在“林”、“孟”的上边分别还有一个字不易辨认。村民俗称的“天官坟”是否为孙光宪的坟墓或衣冠冢，还有待对此坟墓进行考古发掘。 《风流子》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 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波荡绿。 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 这是一首较早地描写水乡农舍风光的词。作者以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典型的具有水乡特色的农舍图。春水绿波，曲溪澄碧在槿篱茅舍中传出了织布的声音。这首小词内容丰富，凡水乡农家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皆写入词中，有景有声，虽无一字描写人物，但从井然有序的庭院景物及织机声，可以想见男耕女织的勤劳情况及水乡农事繁忙的景象。全词朴实无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作者爱慕水乡的思想感情。《栩庄漫记》：《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盖词境至此，已扩放多矣。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四：词人藻，美人容，都在尺幅中矣。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潘阆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潘阆(～1009年)，字梦空，一说字逍遥，又说自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一说是扬州(今属江苏)人。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以卖药为生。王禹偁《寄潘阆处士》描写他说：“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至道元年(995)，潘阆因宦官王继恩的推荐，得到宋太宗的召见，赐进士及第，做国子助教。不久王继恩犯罪下狱，潘阆怕受牵连，逃进今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宋真宗曾过问逮捕审讯，不久获宽释，寓居皖南一带，任滁州(今属安徽)参军。晚年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山，有记载说他曾寓居钱塘(今浙江杭州)，最后死于泗上(今江苏省淮阴市一带)。 潘阆以性格疏狂闻名于时，宋代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掌故。其诗才也不俗，当时苏州才子许洞，恃才傲物，常把僧人、隐士一类不放在眼中，但《赠潘阆》一诗却说：“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太宗朝的翰林学士宋白写给潘阆的诗甚至说：“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简直视他为诗歌方面的国宝。潘阆有《叙吟》一诗，说自己：“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头念，人间万事轻。”表明了对诗歌的执着，对诗才的自负，同时也表明他的创作是遵循贾岛以来的“苦吟”传统的。不过在他身上似乎传统的影响远不若个性的力量，他的诗风不像贾岛等诗僧以清僻苦为主，而是倾向于自然真率，闲逸疏放。 潘阆为人狂放不羁，他自己作诗说：“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关于潘阆，最有趣的当属他与柳开之间的一件事。柳开，宋初文学大家，一惯尚气自任，常被潘阆所嘲笑。端拱年间，柳开出知全州，途经扬州，做为朋友的潘阆自然要迎送一番。二人来到馆驿，见一堂门窗严闭，十分诡秘。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无人居已数十年。柳开一听，来了精神，“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讋夷夏，有何畏哉？当下命人打扫，住了进去，潘阆见状暗笑不已，顿时心生一计。当夜，潘阆“以黛涂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披发执金箠，由外垣入，正据厅脊，俯视堂庑。”月明星朗，细微可见，那柳开正持剑四处游走，忽闻一声巨吼，如狮如虎，不禁心惊胆寒，担头却见一妖怪正居厅上！正欲仔细相看，又闻一声巨吼，柳开心胆皆碎，惶恐万分，只得道：“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忏，幸赐恕之。”潘阆把柳开平日胡做非为之事一一道来，厉声道：“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开急忙拜倒，“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傥垂恩庇，诚有厚报。”说完再拜，痛哭流涕。阆缓缓道：“汝识吾否？”柳开战战兢兢：“尘土下下，不识圣者。”阆大笑，曰：“只吾便是潘阆也！”柳开气急败坏，连呼阆下。潘阆知柳开生性暴躁，当夜远远逃遁去了。 潘逍遥既然名气这么大，自然词一定不错，可惜他大多数的词作，我们都见不到了。到如今，他的《逍遥集》中流传下来的只有10首半。那十首词牌都是《酒泉子》。先看这一首：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一首写得是他回忆钱塘江潮的情景。据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每到阴历八月十五六日时候，杭州人倾城而出，开着自家的私家车前去观看，到十八日时最为壮观，人也最众，二十日时方稍稀。“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这两句，气势豪纵，读之感觉鼓声如雷，响彻天外，颇有气势。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不谙旧事者，往往不一定知这“弄潮儿”说得是什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彩旗，争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万变，而旗略不沾湿，以此夸能”。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楼台簇簇疑蓬岛，野人只合其中老。别来已是二十年，东望眼将穿。　　　　　　　　　　　　　　　　　　　　　　 这一首仍是回忆，潘逍遥回忆的闸门一打开，为我们奉献了一千年前西湖的美景与美人。韦庄《菩萨蛮》词云：“游人只合江南老”，潘逍遥也说“野人只合江南老”，看来，江南之地，的确是人间天堂，美景、吴姬让人忘忧，也让人永远怀念。 长忆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芰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 这也是潘逍遥十首《酒泉子》中著名的一首。西湖，不止有水，还有山，有寺，有僧，有一种别样心情。“山在湖心如黛簇”，真恰如其份！“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此二句于隐隐中略有禅味。“芰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这样的白描，平心而论，只是凡笔而已，但接下来“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便让人一梦惊醒，直从虚幻的空中跌下来，顿生人生困苦之叹。除这三首，还有一首，也常为人称道：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如果说以上几首，感慨之情盛于回忆，那这首则是纯粹的白描式的回忆了。“三三两两钓鱼舟，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此三句于恬淡之中略有悲凉之意；“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一个“闲”字，当真用得极妙，“思入水云寒”，当真是淡得看不到人了。潘阆的这几首《酒泉子》极受人推崇，连大文豪苏轼都亲笔题他的这些词于玉堂屏风之上，石曼卿使画师为之绘图。 潘先生为人豪放，欲成大事，与参知政事卢多逊来往密切。卢多逊与重臣赵普交恶，被奏与秦王赵廷美密谋起事，潘阆亦受到牵连。是时，潘阆正如地下党一般，在京师讲堂巷开了家药铺做掩护，秘谋其事。只是潘阆不太懂得找掩护，他使刘少逸、鲍少卿做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为一时所瞩目。卢多逊事败后，潘阆闻之有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潘逍遥刚哀叹完，就听说朝廷派人来捕自己，忙跑到邻居家，说：吾谋逆事彰，吾如就诛，止一身，奈并邻皆知吾谋，编窜屠戮者，不下数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中，则脱汝辈数家之祸。然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吾出门则擒，汝辈自度宜如何？”一番威逼，街坊无奈，只能将他藏匿于壁。捕者无获，只得别处寻找去了。待到风声刚过，潘阆穿了件僧袍，剃了须发，手持佛磬，五更时分化妆出城，算是暂时脱离了虎口。此后，潘阆又化妆成箍桶匠，马不停蹄地逃到朋友阮思道家中。阮思道假装不识，只让下人领潘阆在庭中箍桶，自己拿了三锾钱放在桌案上，乘马出门去了。潘阆何等聪明，当时就明白了，看四下无人，拿了钱就跑。过不多时，阮思道归来，问仆人：案上三锾及桶匠何在？仆人答不知，被思道痛揍一顿，并命他四处寻找。如此一来，阮思道也算脱了干系。只是这下可苦了潘阆，他一路狂奔，直跑到中条山里，才放下心来。心想不如索性装到底，便重新穿带起僧袍，找了个寺庙，藏了起来。他的好友许洞听闻，为他写了首诗：“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补投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妖。”阮思道找机会向曹彬进言：“闻阆亦豪迈之士，窜伏既久，欲逭死地。稍裂他逸，则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宽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羁縻之一端也。”曹彬信之，向上进言，上赦免其罪，以“四门助教”招之，潘阆听闻当然乐得坦白自首去了。此后，赦送信州安置，所谓“安置”实际上是宋代朝廷对于政治犯的一种手段，类似于软禁。潘阆生活得归安逸，遂旧病复发，在工作之余不忘作点药材生意什么的，生意谈成了，还来了首词：“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公元1009年，被士大夫们瞧不起的潘大药商兼诗人死在了安徽滁州参军的任上。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冯延巳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冯延巳（903年～960年），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作为词人，他虽受花间词影响，多写男女离别相思之情但词风不像花间词那样浓艳雕琢而以清丽多彩和委婉情深为其特色，有时感伤气息较浓，形成一种哀伤美。其词集名《阳春集》。 南唐开国时，因为多才艺，先主李昪任命他为秘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后来李璟为元帅，冯延巳在元帅府掌记。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即保大二年(944年)，就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到保大四年(946年)，冯延巳终于登上了宰相的宝座。第二年，陈觉、冯延鲁举兵进攻福州，结果死亡数万人，损失惨重。李璟大怒，准备将陈觉、冯延鲁军法处死。冯延巳为救两人性命，引咎辞职，改任太子太傅。保大六年(948年)，出任抚州节度使。在抚州呆了几年，也没有做出什么政绩。到了保大十年(952年)，他再次荣登相位。 延巳当政期间，先是进攻湖南，大败而归。后是淮南被后周攻陷，冯延鲁兵败被俘，另一宰相孙晟出使后周被杀。958年，冯延巳被迫再次罢相。当时朝廷里党争激烈，朝士分为两党，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巳等为一党，孙晟、常梦锡、韩熙载等人为一党。几次兵败，使得李璟痛下决心，铲除党争。于958年下诏，历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之罪。宋齐丘放归九华山，不久就饿死在家中，陈觉、李征古被逼自杀。至此，宋党覆没。而冯延巳属于宋党，居然安然无恙，表明李璟对冯延巳始终信任不疑，也可能是冯延巳作恶不多。罢相两年后，即公元960年，冯延巳因病去世，终年58岁。也就是这一年，赵匡胤夺取天下，建立起北宋王朝。再过一年(961年)，李璟去世，李煜即位。 冯延巳的人品，颇受非议，常常被政敌指责为“奸佞险诈”，“谄媚险诈”。他与魏岑、陈觉、查文徽、冯延鲁五人被称为“五鬼”。政敌的攻击，难免言过其实，但冯延巳一再被人指责，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冯延巳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才干确属平庸。比如他曾说：“先主李昪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叹息十天半月，一个地道的田舍翁，怎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当今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打仗，也不放在心上，照样不停地宴乐击鞠，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这番话，足见冯延巳政治上的平庸荒唐。跟李璟、李煜一样，冯延巳也多才多艺，这也是李璟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他的才艺文章，连政敌也很佩服。《钓矶立谈》记载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如君也，诙谐不如君也。”陆游《南唐·冯延巳传》记载孙晟的话是：“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两处记载，文字虽不一样，但意思相同。看来冯延巳为人确实多才艺，善文章，诙谐幽默。又据《钓矶立谈》记载，冯延巳特别能言善辩。他“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而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又工法，《佩文斋画谱》列举南唐十九位法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冯延巳的大名。他的诗也写得工致，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一首。不过冯延巳最著名最有成就的，还是词。 冯延巳词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因循出新。所谓“因循”，是说他的词继承花间词的传统，创作目的还是“娱宾遣兴”，题材内容上也没有超越“花间词”的相思恨别、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的范围。所谓“出新”，是说他的词在继承花间词传统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如冯延巳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时间意识和生命忧患意识。他在词中时常感叹人生短暂、生命有限、时光易逝。表现人生短暂的生命忧患意识，成为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但在词中，是冯延巳第一次在词中表现这种生命的忧患。人生本来就短暂，因此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充分享受爱情的幸福，在短暂的青春期及时享受爱情的欢乐，可偏偏“别离多，欢会少”。爱情失落的苦闷中又包含着一层生命短暂的忧患，这既强化了爱情失落的苦闷，也表现出了人生的悲剧，从而丰富了词作的思想内涵，提升了词的思想境界。 冯词写愁的最大特点，是忧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他词中的忧愁，具有一种超越时空和具体情事的特质，写来迷茫朦胧，含而不露。冯词中的忧愁“闲情”，常常很难确指是什么性质的忧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苦闷。比如前面例举过的《鹊踏枝》中的“闲情”，就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始终缠绕在心头。他的几首《采桑子》词，这个特点最为突出。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冯词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读冯词，也会被感动，但需要联想，需要深层的思考。 在艺术上，冯延巳词也有特色。一是空间境界比较阔大，常以大境写柔情，如“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楼上春寒山四面”等。阔大无限的空间境界，表现出愁思的深重。二是善于用层层递进的抒情手法，把苦闷相思表现得一层深似一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层深”之法，最典型的是“泪眼问花花不语。隔墙飞过秋千去”。其他词作也屡用此法。三是在情景的配置上，善于用逆向配置法。词中写情，最常见的是情与景交融互写，但情与景交融配置的方式有同向配置和逆向配置两种。所渭同向配置，是客观景物蕴含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的性质相同，逆向配置是客观景物的情感指向与主观情感性质正好相反。冯延巳词中，常常喜欢用明媚灿烂的春景来写悲哀的情绪。情景的逆向配置，加倍写出了主人公的愁情。面对欢乐之景，尚且苦闷，如果是悲哀之景，其忧愁苦闷更可想而知。 冯延巳的词集名《阳春录》，有的题作《阳春集》，北宋时就有传本，但宋代的本子早就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清代抄刻本也有不少。但各本收词不尽相同，有的收有伪作。中华局1999年出版的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冯延巳词112首。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张泌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张泌 字子澄，淮南人。生卒年不详。初官句容尉上陈治道，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累官至内史舍人。随后主归宋，仍入史馆，迁虞部郎中。后归家毗陵（今江苏常州）。现存词二十七首。其作大多为艳情词，风格介乎温庭筠、韦庄之间而倾禹于韦庄。用字工炼，章法巧妙，描绘细腻，用语流便。 七言绝句“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是与情人别后的寄怀诗。诗的首句写梦中重聚，难舍难离；二句写依旧当年环境，往日欢情；三句写明月有情，伊人无义；四句写落花有恨，慰藉无人。前二句是表明自己思念之深；后两句是埋怨伊人无情，鱼沉雁杳。以明月有情，寄希望于对方，含蓄深厚，曲折委婉，情真意真。以诗代柬，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是古代常有的事。这首题为《寄人》的诗，就是用来代替一封信的。从这诗深情宛转的内容看来，诗人曾与一女子相爱，后来却彼此分手了。然而诗人对她始终没有忘怀。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礼教”阻隔下，既不能直截痛快地倾吐衷肠，只好借用诗的形式，曲折而又隐约地加以表达，希望她到底能够了解自己。这是题为《寄人》的原因。诗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谢家”，代指女子的家，盖以东晋才女谢道韫借称其人。大概诗人曾经在女子家里待过，或者在她家里和她见过面。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旧游或定情的地方。因此，诗人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她的家里。这里的环境是这样熟悉：院子里四面走廊，那是两人曾经谈过心的地方；曲折的阑干，也象往常一样，似乎还留着自己抚摸过的手迹，可是，眼前廊阑依旧，独不见所思之人。他的梦魂绕遍回廊，倚尽阑干，他失望地徘徊着，追忆着，直到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脱出这种难堪的梦境。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周邦彦《玉楼春》词：“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一种物是人非的依恋心情，写得同样动人。然而，“别梦”两句却以梦境出之，则前此旧游，往日欢情，别后相思，都在不言之中，而在梦里也难寻觅所爱之人，那惆怅的情怀就加倍使人难堪了。人是再也找不到了，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这时候，一轮皎月，正好把它幽冷的清光洒在园子里，地上的片片落花，反射出惨淡的颜色。花是落了，然而曾经映照过枝上芳菲的明月，依然如此多情地临照着，似乎还没有忘记一对爱侣在这里结下的一段恋情呢！这后两句诗就是诗人要告诉她的话。正因为这首诗是“寄人”的。前两句写入梦之由与梦中所见之景，是向对方表明自己思忆之深；后两句写出多情的明月依旧照人，那就更是对这位女子的鱼沉雁杳，有点埋怨了。“花”固然已经落了，然而，春庭的明月还是多情的，诗人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彼此一通音问的。这首诗创造的艺术形象，鲜明准确，而又含蓄深厚。诗人善于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景物描写，来表达自己深沉曲折的思相感情，运用得十分成功。他只写小廊曲阑、庭前花月，不需要更多语言，却比作者自己直接诉说心头的千言万语更有动人心弦的力量。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张先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张先（990年～1078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佑二年（1050年），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以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年）以尚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张先其词内容大多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对都市社会生活也有所反映。语言工巧。他以登山临水、创作诗词自娱。词与柳永齐名，擅长小令，亦作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题材大多为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反映封建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一些清新深婉的小词写得很有情韵。诗歌在当代也享有盛名。 《菩萨蛮》“忆郎还上层楼曲。楼前芳草年年绿。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它在运思、谋篇方面自出机杼，别具一格，推陈出新。全词以颜色贯穿全篇，并用以巧妙运思、穿针引线。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今日所见与夕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今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这句词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维《山中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上片末两句，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时时都会重现在眼前，如今，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一幕幕又分明似在眼前了。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今日“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过片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在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在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今日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在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此词在谋篇方面句句相承、环环相扣。上片因 “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 “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 “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今日之袍；在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 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谢池春慢玉仙观道中逢谢媚卿缭墙重院，时闻有、啼莺到。绣被掩余寒，画阁明新晓。朱槛连空阔，飞絮知多少？径莎平，池水渺。日长风静，花影闲相照。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斗色鲜衣薄，碾玉双蝉小。欢难偶，春过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 此为艳遇词。全词结构井然，层次分明，先景后情：上片写贵家池馆春晓之景，下片写郊游艳遇相慕之情。夏敬观评此词云：“长调中纯用小令作法”，别具一种风味。起首一句，点出主人公的居处所在。“时闻有”，承上句，乃由于高墙缭绕、院宇深邃的缘故，而接下句则为人在春眼之中的缘故。这时而一闻的莺啼把人唤醒了。“绣被掩余寒”，可见被未折叠，而“画阁明新晓”，天已大亮了。“朱槛连空阔”句承“画阁”而写居处环境，与“缭墙重院”相应，虽富丽然而寂寥，其境过清。“飞絮知多少”暗点时令为暮春。这样，春晓、恬睡、闻鸟，与“飞絮知多少”之景相连，就构成一个现成思路，间接表现出浓厚的惜春情绪。“径莎平”句以下续写暮春景象，路上长满野草，池面渐广，风平浪静时，时有花影倒映。“日长风静”与“闲”字表现出落寞萧索的气氛。这几句暗示出词中人在小园芳径之上徘徊不定，百无聊赖的独特情绪。过片承上启下。“尘香拂马”，要去城南的玉仙现，一路上愁红惨绿，偏又不期然而然地，“逢谢女， 城南道” 。两人早已互相慕名的，而百闻不如一见，于是“一见慕悦”。她明艳绝伦，秀丽出于天然，“秀艳过施粉”，虽只微微一笑，便有无限妩媚而其衣色鲜艳夺目，日暖衣薄，更显示出其身段之窈窕，就连她随身佩带之玉饰，雕琢成双蝉样，也格外玲珑可爱。这里以工笔重彩，画出一个天生丽人，从中流露出一见倾心的愉悦。然而紧接六字“欢难偶，春过了”，是说有无穷后时之悔。从“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二句看，二人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用笔变化，有相得益彰之妙。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笔墨来写二人相遇如何的交谈或品乐，却通过相顾无言的描写将彼此的倾倒爱悦和相见恨晚的惆怅情绪表露得淋漓尽致。“春过了”三字兼挽上片，惜春之情与相见恨晚之悔打成一片，情景莫辩。关于此词的本事，《绿宿新话》卷上有一段引语，与此词词意大致相符：“张子野往玉仙观，中路逢谢媚卿，初未相识，但两相闻名。子野才韵既高，谢亦秀色出世，一见慕悦，目色相接。张领其意，缓辔久之而去。因作《谢池春慢》以叙一时之遇”。 《相思令》“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这是一首意境凄迷朦胧的送别词。全词以景语结情， 熔情入景。词中选取满溪之蘋绕堤之柳、低垂之月、霏霏之烟、凄凄之风、寂寒之鸥等景象，营造出一个朦胧的境界，有效地渲染、烘托出送者凄迷的心境。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本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送别词中别具一格。起首一句，写送行途中所见景象。“蘋满溪。柳绕堤。”青蘋满溪，其含意无异于芳草萋萋，亦是关别情。垂柳绕堤，则暗示沿曲曲溪柳送行之远。熔情入景，寓事于景，意蕴包孕很丰富，语言却极简练，只六个字。“相送行人溪水西”承上，点明送行之事，也点明全词的词旨。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溪水西”就是送者不得不止、行人终于别去之处。无限凄惘，见于言外，因为水西一别，行人已经渐行渐远，则送者不得不返。歇拍即写送者归来所见景象： “回时陇月低。”陇月即山月，山月低垂，则天将拂晓。可见，送行之时是在拂晓之前。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回时”二字，写送者沿送行原路折回。方才顺此路送行，此时逆此路返回，却是孤身一人，唯有低垂之陇月，照见形单影只而已。“陇月低”三字，妙在景物之特征与情感之特征相似。此句陇月之低垂，与送者心情之低沉，特征完全相同；低垂的陇月，正象征着低沉的心情。上片描写送别情境，下片则转写别后情境。过片两句，纯为景语，写的是：拂晓之后，山水原野，烟霭霏霏笼罩，寒风凄凄交加。而送者的心灵，同样笼罩在凄迷怅惘之中，这景语又正象喻着心情。这两句不但有景象吻合心情之妙，而且有声情吻合词情之妙。这两句共六字，字字皆阴平，构成凄凉之调，读来愈觉其凄楚。“重倚朱门听马嘶”写：送者已回到家门，可是仍不能平静，因为家门反而触动了伤心怀抱，所以送者转过身来，背靠朱门，面向远方，重新举目眺望行人所去的方向，可是，只听得路上过往的马嘶声，再也不见那人的影子，声声马嘶想必紧揪着送者的心。结句“寒鸥相对飞”将凄迷的词情推到极致：此时，天地间唯有那霏霏晓烟中飞来飞去的寒鸥，与孤独的送者相对。人鸥相对，只是一片静默而已；这静默之中，包含着无限的悲哀。此句还含蓄地点出送者为女性，行人为男性。温庭筠《河传》词云：“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可与此词参看。抒情主人公送行归家，闻路上马嘶声，犹倚门倾耳而听。一个“听”字，写出其心动神驰之状，而一个“重”字，则其念兹在兹之情亦可想。骑马去者必为情郎，则“倚朱门”者自是怨女。对此作者偏不于明处交代，只从“听马嘶”一幕曲折透出。此词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词调声情与词情妙合无间。全词用平声，其音低抑，如诉如泣，而且句句押韵，韵脚既极密，声情便紧促。特别是过片二句，全用阴平声，尤见低抑。低抑的韵脚、字声与急密的韵位构成一部声情悱恻的凄调，与词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魏芷 最快更新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最新章节！ “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徒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 脱装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栏，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 这一首写出闺阁少妇孤寂心意的《江城子》，风格极近李清照的早期词风格，说它是李清照写的，不明真相的人断然不会反对。这词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叫魏芷的女词人，她生活的时间比李清照只是略早一点，她本人在历史上虽然默默无名，但是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哥哥在历史上很有名气。这两人分别是曾布和曾巩，江西南丰人。 曾巩由于欧阳修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籍。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他自称迂阔，儒家正统气味较重。所以他写的文章被认为“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实际上他既没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态度，也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因此其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见称。他的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风格也和欧阳修相似。 曾布是由于王安石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途的。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旧党的激烈反对，于是援引新人，打击旧党。当时大臣韩琦上了一道奏疏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宋神宗稀里糊涂将原文交给王安石。王安石一看大怒，便将韩价的原奏交给曾布，令他逐句加以批驳，刻在石上，还印刷一万张颁行天下。使得韩琦一怒辞官还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当，出现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曾布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布初由王安石荐引，阿附王安石，胁制廷臣。宋神宗死，哲宗继位，废新政，起用旧人，他又阿附谆，接着又排挤章谆，自己爬上宰相的位子。后来他坐视章谆贬死，绝口不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曾布靠背叛新党而爬上宰相的位子，但他却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有着深仇大恨，韩忠彦是韩畸的儿子，他为了对付韩忠彦也起用一批新党人士，其中包括后来为祸天下的蔡京，蔡京入京不到两月就把曾布排挤，也算报应。《宋史》把曾布编入《奸臣传》与二谆二蔡并列。 曾布在政治上无德，在家庭生活上无情。魏芷和曾布是在宋仁宗嘉佑二年结为夫妇的，同年，曾布为了猎取功名，抛下新婚娇妻，与哥哥同赴京城赶考，双双考取进士，从此就黄鹤一去不复返。这年曾布也就23岁年纪，魏芷20岁不到。曾布呆在京城，繁华世界，一方面他积极钻营，在仕途上一级级往上爬；一方面出入茶楼酒馆，瓦肆妓院，连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带给家中，可怜魏芷茶不思，饭不想，举止懒散，形容憔怀，只得把一腔幽怨付与词章。除了前面所记的那首外，留下来的还有三首：　　其一：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斜阳起；隔岸两三家，玉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词里魏芷面对着家乡的柳树成荫，清溪浅唱，苦盼丈夫归来。其意就是唐诗中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忽见陌上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其二： 东风已绿瀛洲草，画楼帘卷清霜晓；清绝比湖梅，花开未满枝。长天音信断，又见南归雁；何处是离愁，长安明月楼。 词里表达出魏芷一颗芳心紧紧地系在汴梁城中的曾布身上，可说是就连做梦也希望随风万里，来到曾布的身边。 其三： 红楼斜倚连溪曲，楼前溪水凝寒玉；荡漾木兰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娇欲语，笑入鸳鸯浦；波白瞑烟底，菱歌月下归。 词里描写的虽然是少男少女，同划一舟，出入荷花丛里，更荡入鸳鸯浦中，彻夜消魂，月下方归。实际就是她自己与曾布生活情景的一种幻想。 在寂寞而空虚的生活中，魏芷除了填写词聊以遣忧外，便时常引来些小孩逗乐，其中有个叫张惠芝的小女孩，生得聪明伶俐，娇憨可爱，尤得魏芷的喜欢，视如己出，尽心尽力地教她读。 这时曾布已经做到户部尚，不好意思再把妻子丢在家中而在外面胡闹，于是把魏芷接进汴梁城。魏芷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宋皇朝最繁华的一段岁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边境虽然小有冲突，大体上称得上是太平盛世。汴梁城内人口达到一百多万，城里车马行人摩肩接踵，酒楼店铺百肆杂阵。正是“百家技艺向春售，千里农商喧日昼”。既有了通霄不绝的夜市，更有了专供娱乐的瓦肆。魏芷跟着丈夫住在城内，自然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一呼百诺，还因为丈夫的关系被封为嬴国夫人，可是这样的生活时间并不长。 原来被魏芷带过的小女孩张惠芝，二十年后出人意料地入了后宫，由于文辞很好，得到皇帝的宠爱，居然为皇帝掌理诏的出入，也帮助皇帝记载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人物，善于钻营的曾布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他先是利用妻子与她的关系千方百计地套近乎，接着就常常送给她些小礼物。宋代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就连宋太祖、宋太宗也能明目张胆地把花蕊夫人、小周后留在宫中过夜。哲宗的生母，也即神宗的皇后，她的生父姓崔，母亲改嫁姓朱的，她跟着姓朱，她本人又由养父任氏养育。哲宗接皇帝位后，就给她的生父、继父、养父一同赠官。达官贵人三妻四妾那是常事，范仲淹公开提倡支持妇女改嫁、宋徽宗偷偷地跑去嫖妓、大词人柳永公开地天天在妓女堆中打滚。张惠芝久处深宫，长期得不到皇帝的临幸，曾布施展于多年来在妓院中练就的一套本事，轻而易举地就把张惠芝拥入怀中。一来张惠芝年轻貌美；二来张惠芝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曾布渐渐地把魏芷冷落在一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魏芷与张惠芝是一如师生，又如母女的，听到这个消息时内疚、悲伤一齐涌上心头，她知道曾布的为人。劝，是没有用的。她郁郁寡欢，到宋哲宗绍兴年间，憔悴而死，死前她留下一首《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负？轻拆轻离，欲向谁公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吩咐！” 张惠芝，魏芷的女弟子听说老师死了特地赶来吊孝，曾有诗哭她：“香散帘幕寂，尘生翰墨闲；空传三壶誉，无复内朝班。”这多少使人想起诸葛亮气死周瑜又赶来为周瑜吊孝的历史往事。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